原图：https://x.com/whyyoutouzhele/status/1978664697319866814

伊朗的未来将会怎样？ 或许几个有一定相似度国家的历史轨迹，可以提供一些镜鉴。

俄罗斯的镜鉴

如今的伊斯兰共和国与晚期苏联颇为相似：它依靠高压手段维系着疲态尽显的意识形态，僵化的领导层惧怕改革，而社会大众在很大程度上已与国家离心离德。伊朗与俄罗斯均为资源丰富的国家，拥有引以为傲的历史、享誉世界的文学文化，以及数世纪累积的积怨。两国均经历过意识形态革命的重塑——俄罗斯于1917年，伊朗于1979年——两场革命都试图割裂历史，构建全新的激进秩序。它们都曾试图为过往复仇，并在国内外推行自身的新愿景，不仅给本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对邻国造成了破坏。尽管两国意识形态针锋相对——一方是激进的无神论，另一方是神权政治——但二者的相似之处令人瞩目。与苏联一样，伊斯兰共和国无法与美国达成意识形态层面的妥协，其偏执具有自我应验的特质，而政权内部已孕育着衰败的种子。

苏联的解体因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而加速：改革放松了中央管控，释放出体系无法遏制的力量。20世纪90年代，无法无天的社会环境、寡头阶层的劫掠以及悬殊的贫富差距，滋生了民众的不满与幻灭感。在这场动荡中，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弗拉基米尔·普京崛起，他承诺带来稳定与尊严，以怨怼驱动的民族主义取代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总统，他将自己塑造为俄罗斯尊严与世界应有地位的恢复者。

伊朗也可能走上类似的道路。该政权在意识形态与财政上均已破产，对真正的改革无动于衷，在外来压力与内部不满的双重重压下，随时可能崩溃。政权崩溃可能引发权力真空，安全精英与寡头阶层将争相填补。一位伊朗“强人”——可能出身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或情报部门——或许会崛起，摒弃什叶派意识形态，转而以怨怼驱动的伊朗民族主义作为新威权秩序的核心信条。部分知名官员或许暗藏此类野心，包括现任伊朗议会议长、前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穆罕默德·巴盖尔·卡利巴夫。然而，他们与现有体制的长期绑定，使得这些熟面孔难以成为新秩序的旗手。未来更有可能属于如今尚不显眼的人物：年纪尚轻、无需为当前的灾难承担公众指责，却又足够老练、能从废墟中崛起的人。

诚然，这种类比并非完美无缺。苏联解体时，已进入第三代领导层，而伊朗如今才刚迈入第二代。此外，伊朗从未出现过“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哈梅内伊坚决阻挠改革，恰恰是因为他坚信改革会加速共和国的灭亡。

但更核心的事实不容忽视：当一种全盘意识形态崩塌时，留下的往往不是公民社会的复兴，而是犬儒主义与虚无主义。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并未呈现民主繁荣的景象，反而充斥着不择手段的逐利行为。后神权时代的伊朗可能也会出现类似局面：以消费主义与炫耀性消费，替代失落的信仰与集体目标。

一位“伊朗版普京”可能会借鉴伊斯兰共和国的部分策略：通过在邻国制造动荡来寻求自身稳定，威胁全球能源供应，以新的意识形态掩盖扩张行径，与其他精英阶层共同敛财，同时承诺恢复伊朗的尊严。对美国及伊朗的邻国而言，俄罗斯的教训历历在目：意识形态的消亡并非民主的保障。它同样可能催生一位新的强人——同样毫无道德顾忌，怀揣着新的积怨，被新的野心所驱使。

朝鲜化：另一种可能的未来

若伊斯兰共和国继续将意识形态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其未来可能会重蹈朝鲜的覆辙——一个并非依靠民众合法性，而是凭借高压统治与孤立状态维系的政权。哈梅内伊长期以来的偏好，是延续“最高领袖制”：由一位秉持反美反以原则、在国内坚守伊斯兰正统教义的严苛神职人员执掌政权。然而，1979年革命近半个世纪后，鲜有伊朗人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剥夺其经济尊严、政治及社会自由的体系之下。要维系此类政权，就必须实施极权管控——且可能需要拥有核武器以威慑外部压力。

在这种场景下，权力将仍由少数派系甚至单一家族掌控。尽管哈梅内伊可能试图操纵继任进程，扶持忠于革命原则的人选，但可行候选人寥寥无几：强硬派神职人员中，几乎无人拥有民众支持基础或合法性。曾被视为头号热门人选的易卜拉欣·莱希，于2024年5月担任伊朗总统期间，在一场直升机坠毁事故中丧生。这使得哈梅内伊56岁的儿子穆杰塔巴成为最显眼的竞争者。但世袭继承将直接违背革命的一项基本原则——霍梅尼曾坚称君主制是“非伊斯兰的”。

穆杰塔巴从未担任过民选职务，几乎毫无公众知名度，为人所知的主要是他与革命卫队的幕后联系。他的形象象征着对其父辈时代的延续，而非新时代的活力。其支持者做出的可笑尝试——包括在社交媒体发起波斯语标签“#穆杰塔巴·本·萨勒曼”，试图将他比作充满活力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这一现象本身就表明，即便是哈梅内伊的革命基本盘，也认可前瞻性愿景比复古倾向更具吸引力。

深度不信任已融入伊朗的政治血脉。

其他强硬派竞争者也难以赢得更多信任。69岁、神情阴郁的伊朗司法总监戈拉姆-侯赛因·穆赫辛尼·埃杰伊，不过是一名“死刑法官”，参与过数十起处决案件；他最令人难忘的公开举动，或许是咬伤了一名批评审查制度的记者。任何由这类人物主导的继任，都不会基于民众意愿，而是依赖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忠诚。但目前尚不清楚：革命卫队是否会继续听从“专家会议”中年迈神职人员的安排（该机构负责任命下一任最高领袖），还是会在关键时刻直接自行推选共和国的下一任最高指挥官。

朝鲜模式还将与伊朗社会产生冲突——后者渴望韩国式的开放与繁荣。很少有伊朗人会容忍一个比当前政权更加强调意识形态、轻视经济福祉与人身安全的体系。极权统治需要在国内大规模监禁异见者、导致专业人才大量外流，或许还需要打造核盾牌以威慑外部压力。但与朝鲜不同，伊朗无法完全封闭自身：以色列掌控着其领空，并多次证明有能力打击其核设施、导弹基地及高级指挥官。

若下一任最高领袖仍是强硬派，他很可能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能暂时维系体系，却无法构建稳定的新秩序。1946年遭伊斯兰主义者暗杀的世俗伊朗知识分子艾哈迈德·卡斯拉维曾写道，伊朗“欠”神职人员一次执政的机会，以便让他们的失败暴露无遗。经过近半个世纪神权统治的治理失当，这笔“债务”已然结清。若伊朗的下一个时代属于另一位强人，他大概率不会是神职人员。

伊朗：阿亚图拉的秋天

原文：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iran/autumn-ayatollahs

编译：温克坚

现在的舌头酸成这样，

难道真是领导的意思？

今年又有两名日本人得了诺奖，提前一半时间完成了30个诺奖的目标，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这个最热爱学习的群体学习《被取笑的日本人，又给我们上了一课》

结果就捅了公牛窝，被詈骂不止。

今天看到这几十年来棍法最好的京城一家日报宏论《拿没拿洋奖，都不是定义中国发展水平的指标》，忍不住又想说几句。

这个报纸的棍法，向来有乃祖之风。先朝你脸上啐一口，然后问大家一个人朝自己脸上吐还不洗脸对不对？

当然不对，于是他不是左拐就是右拐。

同理，谁拿诺奖定义中国的发展水平了？

我没看到。

当然，对着空气战斗他们最有经验，抛开事实不谈也是基本棍法，关键是站位。

文章毫不避讳这个意图：

• 有些人由此认为，中国的科研体制就是不行。
• 「诺奖焦虑」会在无形中催生妄自菲薄的社会心态。

他又一眼看穿了不可告人的人心、意图……

但奇怪的是，同样是这张嘴，屠呦呦获奖时却是另一个腔调：

那究竟好是不好呢？

看起来只要不是中国人获奖，诺贝尔奖就是错的。

但也不尽然。比如有两个中国人获了诺奖其他类别，就导致诺奖官网常年报错了。

总结一下，应该是中国官方推荐的人获奖了，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利用诺奖反华，是一大发明。

当然也有意外之喜，比如屠呦呦，连中国的院士都不是，结果还获奖了。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的院士水平远高于诺奖。

以此观之，中国人获不获诺奖，确实没有任何意义；日本人获了奖，只需要放出胡锡进就能解决：都发钱等于不发钱，多拿奖等于没拿奖。

而且，这也能证明，中国的科研体制，不但优于西方，也优于东方的日本。

为此，我们的媒体，现在已经很担心日本科研的未来了。

早在10年前的2015年，参考报就刊文称《日本诺奖惊人背后深藏危机》。担心日本人过于追求诺奖，反而丢了初心、忘了使命。

公公们操心君上的身体，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体现了对全人类命运的担当。

对于有人借机攻击中国的科技体制，我认同这篇文章的观点：一些别有用心者之所以热衷于用诺奖数量来「敲打」中国，只是为了通过这种简单对比，论证中国体制「不适合」创新，从而否定中国的发展道路，为「西方优越论」添加注脚。

完全认可，我国的体制，包括但不限于科技和整体道路，不但优于西方，也优于历史上任何时期，因此，要不要改革、怎么改、何时改，都要自己掌握节奏。

至于他们西方那一套做法，都是历史文件，不具备现实意义。

说到这里，我要严肃批评钱学森。

2005年，94岁的钱学森对温总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这个被称为「钱学森之问」的话题，我认为存在很大问题。

• 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这个前提就错了，完全无视遥遥领先的发展成就。
• 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这是攻击我国的教育体制。
• 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这是攻击我国的科技体制。
• 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攻击我国的人才制度。

这么一看，「钱学森之问」几乎完全符合这家媒体包藏祸心的定性。

可能要过问一下钱老所在的组织，此人平时表现怎么样。

2020年初冬，《照护》中译本出版，我买来看了，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凯博文的名字。此前，他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书已有《道德的重量》《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疾痛的故事》《重新想象全球健康：导论》，在他出版的四十多本英文著作和编著中，占比不到十分之一，有的署名是中文名凯博文，有的是英文名直译阿瑟·克莱曼。后来他告诉我，八十年代初期，他在上海的旧书摊看见自己那本研究台湾的书被译成了简体中文，封面上作者的名字是别人。

凯博文是国际医学人类学界和精神卫生领域的代表人物，作为精神病学与医学人类学教授，他在哈佛大学任教逾四十年，近十多年来，他更多地以一名家庭照护者的身份出现在公共视野，讲述他照护阿尔茨海默病妻子十年所遭遇的私人痛苦，以及一种普遍的越来越严峻的制度性困境。

2025年春天，在义乌，我无意中听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张乐天教授说起，他和人类学系的潘天舒教授主编了一套人类学丛书，其中有一本是凯博文的《道德的重量》。2007年，凯博文携病情较重的妻子琼来上海，在同道们的帮助下，不可思议地完成了十几场讲演和授课。张乐天教授的夫人沈老师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琼已经失明，也不能与人交流互动了，但凯博文会低声地给她解释来到面前的很多东西。沈老师见过一些轻视农村妻子的名教授，她问凯博文，你为什么要这样照顾她？凯博文说，妻子这样照顾了他36年，她生病了，他才有机会照顾她。

我还没有见过凯博文，但已经听人说起他的不少事情。那种赞许或敬重的语气，自然有智识上的成就和社会层面的影响力，但更多的，只能是出自人格层面的魅力。有两个星期，那本《道德的重量》（What Really Matters）作为睡前读物，我仔仔细细地读了两遍。我知道这里的“道德”不是离我们的脑子更近的鲁迅讲的“仁义道德”，而是更接近康德讲的“道德律”，是那种人必须严肃对待的东西，是决定一个人本质性存在的东西。读这本书的过程，是凝视不同的人的道德深海的过程。

两个月后，我有了随访凯博文的机会，他在深圳出席第九届亚洲医学人文菁英训练营，给医学人文领域的青年人才做培训。在深圳的一个星期，我基本上跟着他的车跑完每个疯狂的行程。他对任何问题有问必答，即使问题犀利，或者不吉利，他也是心平静气地给出从不敷衍的答案。

回看对谈录音、视频、讲演材料，以及能找到的他的书，这个过程持续了挺长时间。我听见自己那些天已经像他身边的学生们一样，习惯了称呼他为阿瑟，而不是凯博文教授。为了维护这种心理上的亲近感，等到写稿时，我也采用了阿瑟·克莱曼。

在琢磨和理解的过程中，我产生了这种感受：阿瑟·克莱曼是硬汉海明威所赞许的“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的那种人。至爱突然患上不治之症，这当然是人生的无常本质给予他的一记重拳。他一开始就知道，这场投入整个后半生的较量，没有任何胜利可言。这蕴含着人性光辉的照护精神，就是他十年反抗的拳法。越是深入了解这个人，我越是相信，不管无常的生存本质在他那儿幻化出何种残酷的外在表现，他都会调动自己的一切人性特质，积极而有为。他没有被打败，还走到了公共空间，勇敢地讲述私人痛苦，他每年自费来中国，通过言说和行动活跃在一个个公共空间，以此为契机，寻求制度性的改善，为身处同样困境的人群提供理性的认知和心灵的抚慰。我甚至想象过，如果他无常的危机不是阿尔兹海默病，而是失业，失独，是抚养自闭症子女，是在非洲工作时感染了艾滋病，是被驱逐出自己的国家……那么，他研究和写作的这本书就不会是《照护》，而是关于那些困境的。他面向讲演和对答的人群，大量访谈和联结的人群，也不会是目前这些人，而是在那些困境中挣扎的人。

阿瑟·克莱曼八十多年的生命是一片浩瀚的深海。我尝试舀出一瓢，从可能的逻辑的层面，回答他何以成为他。同时，我也希望提供些许改善人的境况的智慧闪光。

文|胡卉

无常的威胁

关于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阿瑟·克莱曼记得很清楚，那天是法定假日，美国独立日，2010年7月4号。他当时69岁，职业虽是哈佛教授，但每天花费最多心力的身份，是病妻琼·克莱曼的照护者。琼是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症患者。

居家照护坚持到第11年，这对夫妇进入了异常痛苦的病程的最后阶段。十八个月以来，镇静剂之类的精神药物完全失效了，病人一刻不歇地处在激越状态，极度兴奋，大喊大叫，拳打脚踢。高频次的暴力行为让照护她的人，几乎绝望。正如很多讲述照护极限的故事一样，阿瑟总会一次又一次地强撑着疲惫的身子，从绝望的谷底爬上来，重新投入到照护工作中。但这一天，他觉得自己再也撑不下去了。

晚上，他带着琼开车从缅因州回马萨诸塞州。一上车，病人就来回拨弄副驾驶的门把手，想要开门跳车。阿瑟只好用左手小心控制着方向盘，用右手安抚着随时可能失控的乘客。他握住妻子的双手，搁在她的大腿上，就这样高度紧张地开了三个半小时的车。深夜回到剑桥的家中，他精疲力竭，不剩一点体力去应付局面了。然而，一回家，病人就陷入了疯狂，先是把结婚46年的丈夫妄想成陌生的歹徒，高声呼救，然后在“逃命”的过程中，砸烂了墙上的装饰画和好几只古董碟子。直到发泄完所有的精力，她躺倒在地板上，睡着了。阿瑟重重地坐在地上，大脑一片空白。他想不到该如何平息妻子大脑深处的暴乱。他看见面前耸立着一堵无法翻越的高墙，感到自己已无路可走。

琼患病的时候，还不到六十岁。那时，这对夫妇正处在人生的好时刻，一双儿女已长大成人，刚离家独立。时间终于带走了束缚，把属于两个人的生活还了回来。他俩打算重振青年时期的生活艺术，一起旅行，去世界各地拜访朋友。琼还精打细算地攒够了钱。这时候，神秘可怕的阿尔茨海默病找上门来，接着，一切急转直下。无常的威胁，不确定的生存危机，从来没有真正解除，而是又一次出现在阿瑟的生命中。

年轻的凯博文和妻子琼

阿瑟的命运第一次与无常交手时，他刚满一岁。那时，他的名字还是阿瑟·施皮尔。施皮尔是生父的姓氏。生父是个德国犹太人，纽约房地产开发巨头。阿瑟出生不久，生父卷进了一宗行业丑闻，丑闻迅速发酵并成为一起报纸持续关注的公共事件。一名同伙，一位有名的大法官，顶不住压力自杀了，经济丑闻演变成一桩犯罪案件。母亲后来向阿瑟解释说，当时她情急绝望，急需从困境中逃脱，于是离婚。阿瑟从此再未见过生父。成长过程中，有关父亲的一切都是禁忌，蒙着一层阴霾与耻辱。

在布鲁克林的家中，外祖父是肩负着财务责任的一家之主。他是个俄罗斯犹太人，创办了一家成功的肥皂公司，给纽约市的公共厕所提供支持。为了保护财产，外祖父在曼哈顿中城买下了一片街区。

然而，历史的偶然摆弄着个人的生活。战后，纽约的公共厕所用洗手液取代了固体肥皂，造成肥皂公司的生意下滑。同时，城市转向郊区发展的行政规划，也让外祖父侧重市中心的投资大幅缩水。至于那块街区，被政客以欺骗手段征用了。倒霉事儿一件接一件，家庭笼罩在危机和焦虑之中。十二岁，阿瑟改了名字，克莱曼是继父的姓氏。祖父过世后，继父停止工作，与母亲一道花光了她继承的遗产。阿瑟体会到了失去经济支柱的苦痛，也为两个大人的不作为感到非常羞耻。他长成了一个冷漠暴戾的少年，在布鲁克林的街头打群架，被黑手党看中，眼看就要误入危险的歧途。

也许是为了换换风水，家庭迁移到长岛郊区。随之而来的，这位少年的精神世界也发生了一次迁移。一位好老师影响了阿瑟，帮助他变成了一个喜欢看书的少年。他花很多时间沉浸在传记、回忆录和私人日记中。他追寻着影响人生轨迹的线索，试图理解历史的偶然如何塑造了个体的命运。他想到不明的身世，中落的家道，以及读到的数不清的人类生活中的荒谬和失败，不免怨愤：难不成自己这一生也要成为荒谬存在的佐证？

在孜孜不倦的求索中，阿瑟树立了追求生命意义的信念。他认同精神病学家、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尔的观点：“我们无法撤销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但可以选择看待它的方式，正是这种选择，为我们的生命赋予意义。”

 “天生的医生，渴望为人们排忧解难”

光从专业来看，阿瑟一开始也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干什么。他先是去了塔夫茨大学，然后转去斯坦福大学，拿到历史系本科文凭。接着他在斯坦福医学院读完硕士。服完兵役后，他前往哈佛大学读人类学专业，之后，在麻省总医院完成精神科住院医师的培训。

他与生俱来的个性逐渐显露——如卡夫卡所说，“天生的医生，渴望为人们排忧解难。”他对病人保持着极浓的兴趣，不仅关心他们身体上的痛苦，而且在乎他们的心理感受和社会境遇。他不仅像中学老师那样上门家访，倾听人们怎样面对复杂的境况和混乱的自我，还像记者一样提着录音机，做口述的速记。最后，他变成作家，用写书来整理病人们的生命经验，同时提供他个人的理解和见地。

”《照护：哈佛医师和阿尔茨海默病妻子的十年》，[美

他接触的第一位病人，是七岁的小女孩安妮。安妮全身大面积严重烫伤。那还是阿瑟做实习医生时的事儿。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安妮每天重复的残酷境遇。当被问及一切开始于哪里，他会一遍一遍地讲述这个小女孩的故事：

每天她必须忍受极端痛苦的漩涡水疗法，把坏死的肉从绽开的伤口处清除。她尖叫着反抗医护人员，哀求我们不要伤害她。作为一个初次临床实践的学生，我的工作是握住她那只没受伤的手掌，使她安静下来，以便医生能在漩涡的水池中尽快将死组织扯下，完成清创。我笨拙地试图将她的注意力从每天面对的惨痛中转移开，尝试谈论她的家人和学校。我简直无法忍受这种天天上演的恐怖：尖叫、血水、挣扎和皮开肉绽的伤口。因为无法减轻她的痛苦，我也对自己的无知无能感到绝望。终于有一天，我好像开窍了。我请她告诉我，她是怎样忍受这种痛苦的，烧伤这么严重，日复一日经历这么可怕的外科疗程，她有什么感受。这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她停止挣扎，握紧我的手，用直接、简单的词汇讲述她的感受。从这天起，她对我有了信任，每天尽力向我传达她所经历的生活。当我离开这个康复病房到其他部门去接受训练时，这个幼小的烧伤患者，显然已经比较能够忍耐这种清创术了。然而，不管我对她有多少影响，她对我的影响更大。在对病人的治疗和照护上，她给我的教益匪浅：她让我懂得，与人交谈现实的疾痛经验是可能的，即使是与那些经历最惨痛的病人。见证并整理这些经验会有实用的价值。

安妮以她的苦痛，赠予阿瑟深远的启示，锚定了他医学人类学思想的方法论起点：保持在场，凝神倾听，积极回应。等到阿瑟晚年成为妻子的24小时照护者，这依然是他每天实践的方法，也是照护精神的体现。

同一时期，医学生阿瑟遇见了未来的妻子。琼比他大两岁，是一个睿智优雅的女性。她当时在斯坦福工作，是中国经济学家吴元黎的研究助理。她有一个中文名凯博艺，这也能解释为什么阿瑟的中文名是凯博文。琼出生于美国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她前往瑞士日内瓦大学读书。这一年原本是她的过渡年——她计划先回美国挣点钱，再重返欧洲深造。一天，在那条很多人匆匆忙忙去学校电影院的路上，两个年轻人相遇了。一年后，他们结婚了。此后，如果不能说他的人生大计全部取代了她的，至少她也都是以他为轴心来运转自己的。

凯博文和妻子琼结婚照

新婚不久，阿瑟因为服兵役，被派到台湾，在美国海军医学研究中心二部担任公共卫生服务临床研究员。他在城市和农村走访那些被严重污名化的传染病患者及其家庭，比如，麻风病人和结核病人。琼辞掉斯坦福的工作，陪同阿瑟到台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学习中国艺术史。她也帮阿瑟做访谈，做翻译，做研究助手。台湾研究花费三年，阿瑟以此出版了第一本著作《文化语境中的患病者与疗愈者》，这本书后来成为医学人类学的奠基性著作。四十年后的一个春天，在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举办的阿瑟·克莱曼学术庆生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和同事评价这本书是将他们引入医学人类学大门的“绿皮书”。

1980年，阿瑟访谈了100多个被诊断为“神经衰弱”的病人。据此，他写出了《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琼和阿瑟一起待在长沙做访谈，也是他书稿的编辑。“琼绝对是这本书的另一位作者，但她不愿意署名，因为她觉得这不是她的研究领域。”这本书让阿瑟在中国精神病学界出了名，因为他把抑郁症及其治疗的现代观念引入了中国。同时，因为这一研究建立起了政治创伤、地域文化与精神病学之间的联系，他在美国也出了名。

日常生活中，这对夫妻也形成了他们的婚姻模式：一如阿瑟把自己的衣食、薪水、房子、孩子、母亲和狗通通交付给妻子照护，在某些关键的职业选择上，他同样完全信服妻子，由她说了算。在《照护》一书中，他把那段有妻子照护的时光称为人生的“黄金时代”：

35岁那年，我拿到两份工作邀请。一份工作是留在哈佛大学，非终身教职的助理教授。另一份是华盛顿大学，终身教职的副教授。琼只花了两分钟时间，就为我们家做出了那个重大决定。我们决定举家迁往无亲无故的西雅图，去拿终身教职。这样我们的生活能更稳定，对于未来也更有掌控权。

疾病除了制造显而易见的毁坏，还能带来什么意义吗？

在西雅图，阿瑟开启了他狂飙突进的职业生涯，日程爆满，名声大噪。六年之后，哈佛授予他终身教职。他马不停蹄地撰文、出书，还在世界各地的董事会、委员会等机构任职。他仍旧每年去中国做研究。只要他人在剑桥市，他都会带着学生，在医院进行临床教学查房。到了晚上和周末，他会在大学的办公室和家里的书房，与私人患者见面。他的工作量极大，日常节奏快得出奇，但他仍然永不满足地追求着职业上的成就，想将顶峰状态维持得足够长久，渴望看见顶峰之上还有顶峰。

这是他的黄金时代，也是他看得见的白天。到了夜晚，他经常做一个噩梦。他梦见自己被挽具套着脖子，奋力拖着一辆双轮战车，在空中飞驰。战车的驾驶员死劲地鞭打他，让他跑得快点，再快点。直到最后，他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停了下来，怒吼道：“我没法儿更快了！”他怀着极大的怒火，转过身去面对那个无情的驾驶员。可令他感到震惊的是，那个手握着缰绳和鞭子的驾驶员，竟然是他自己。

这个梦让他感到情绪崩溃，呼吸不畅，由此引发严重的哮喘发作。一次，他好不容易缓过一口气，忍不住在妻子的怀里痛哭起来。事实就是，无节制地追求职业成功，毁坏了他的身体。可即使如此，每当一个新的白天来临，他还是不停地朝自己挥鞭子，迫切做完一件事，马上投入下一件。

如此疯狂工作十年，阿瑟遭遇了职业危机。行业竞争激烈，长期睡眠不足，健康和耐心都遭受了许多的打击，他开始怀疑工作的价值，产生虚无主义情绪，内心萌生出那种只求在现实中生存下来的精神状态。当时他在医院康复部照顾一群严重伤残的青少年。有的人双腿瘫痪，有的人颈部以下失去知觉，有的人不能自己完成呼吸。他们在每周阿瑟主持的团体治疗聚会上，阴郁而严肃地讨论自杀，完全无视医生让处境相似的病人抱团取暖、相互打气的意愿。一次，阿瑟出于担心，想用鼓励的话语，在正面的气氛中到点结束这次聚会。结果，他遭到一位因车祸折断脊椎的年轻人的一顿臭骂。他不屑地嘲讽阿瑟的治疗，说如果他沦落到他们一般的境况，也会想自杀。也许那些极其消沉的言语、表情和精神状态感染了阿瑟。有几个月时间，他深感彷徨，脑海中不断回放聚会的场景。他迫切地想明白一个问题：疾病除了制造显而易见的毁坏，还能带来什么意义吗？

在深圳一个阳光如瀑的房间里，他眯着眼睛俯瞰着落地窗外奇迹般崛起的城市，山脉如同绿色潮水滚滚而来，山边的公路上，蚂蚁般大小的人们沉默地奔忙着。他用手指轻敲玻璃窗，说我们关心宏大的事物，这是自然。然而，是那些普通的个人给予我们最多的启示。一直都是如此。当初，帮助他走出退避的职业倦怠和危险的虚无主义的，是一个叫帕迪的年轻人。

相识时，帕迪30岁，高个子，极瘦，气质沉静，善于言辞。他在医院做临终顾问，开导临终的病人及其家属。帕迪有严重的心肌炎，这最终导致他33岁去世。生病前，帕迪过度地关注着他的自我，他的野心，他的个人感受。一次，他患有癫痫的姐姐疾病发作，很多路人围着她看，而帕迪以她为耻，当作没看见，丢下在地上抽搐的姐姐，默默走开了。等到这一生时日无多，帕迪经常想起当时的情景，可见这件事一直是他道德上的困扰。他的行为看似是维护他自己，实则是对人性本身包含的悲悯心、责任感和勇气的一次破坏和打压。这实际上伤害了他自身，也在无形中损害了他的自我认同感。

二十岁确诊重疾后，帕迪被迫中断了学业，去印度待了三年。他不确定还能活多久，但确定了生活的目标是为他人操劳，给恐惧绝望中的人分享他找到的安宁和智慧。尽管他的身体持续恶化，但他说：“我变得更好了。”这话对阿瑟来说，是一句振聋发聩的妙语，给了他苦苦寻觅的东西一个恰如其分的回应。说到青少年团体治疗会的事，阿瑟请问帕迪，一方面，这些人遭受无常，落入毁灭性的困境，这就是他们身上的事实；另一方面，他该怎样面对他们的咆哮、诘问和人生的意义问题，帕迪听了，发出朗朗的笑声，说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话：有时恰恰是面临绝望和大限的境遇，才是创造真实意义的关键。然而，这就是美国的文化——人们拒绝面对人生的无常和死亡。那些孩子还太年轻，不谙世事。如果能教给他们一些人性的知识就好了。这样，即使他们摆脱不了身体的痛苦，也能避免一败涂地。人性本身携带着上行的力量，人如果不幸落到下沉的境遇，依然可以信任人性中美好上行的一面，力图过上一种有道德的生活。正是在作为之中，人会变成一个比过去更好的人，而这，会有效地改善人的境况、人的感受。

帕迪临终时，阿瑟和他有过一次长谈。当时没有录音，阿瑟只能转述帕迪留下的话。也许承载着思想救赎的意味，阿瑟把这番话分享给了很多的人：

你知道，康拉德写的《吉姆老爷》和《胜利》是关于普通人身陷困境，个人勇气面临考验的故事。两个主人公都和我一样，一开始就败下阵来。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不能看透对能力的肤浅恐惧，以及对自我认同的不足。这些问题总是困扰着年轻人。他们过分专注于自己，只看重自己对事物的反应。他们在重大考验中不及格，结果逃跑了，从此，他们为自己的懦弱深感羞耻。他们逃跑，是为了躲避那些将他们与别人绑在一起的责任。但这无法躲避，即使逃到南海。在他们每个人的生活中，一旦不可避免地与别人建立某种人际纽带时，考验就会重复出现。这些纽带，这些新关系会受到威胁，于是他们起来面对挑战。这就是对每个人的重大考验：为别人操劳，由此使自己变得更好。这，也就是我所经历的。我因自我中心而可耻地惨败过。但我也得到了第二次接受挑战的机会，一次把我的人生转向胜利的机会。也许这不是美国式的伟大胜利，称之为小小的胜利吧。嗯，不管你信不信，就是这该死的疾痛给了我第二次机会。

度过精神危机的阿瑟，重新拥抱了有目标、有热情的生活。从他接触第一个病人七岁的安妮算起，六十多年来，他照护、操劳、研究过的人难计其数。与此同时，也因为人类学家做田野调查的研究方式，他深入理解过的人们，跨越了极大的社会阶层。譬如，学生保罗·法默，是全球公共健康领域的先驱，因为拯救了无数感染艾滋病、肺结核等传染病的穷人，有“圣徒保罗”的美誉和感召力。另一学生金墉，被奥巴马总统任命为世界银行行长。阿瑟一共指导过60多位博士生和200位博士后，教授过数百名医学院学生和本科生。另一方面，他也深刻地关怀着普通人。拿中国社会的研究来说，他为之操劳的人群和议题，包括台湾山区的麻风病人、宁夏的癫痫病人、湖南的抑郁症患者，乃至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的健康问题和农村女性的自杀问题。

因为定期的门诊和私人会诊，他在美国接触了不同族裔的病人，以中产阶层居多。他极其重视医患关系的质量，总是为病人留出充足的时间，耐心倾听他们的生活史，家访了解病人蒙受的苦难郁结与生理疾病之间的关系。很多病人长久地萦绕在他的脑子里，成为他深入琢磨和理解的人。在一本讲慢性病的书中，他写了艾丽斯、豪伊、鲁道夫，等等几十个病人。他如同为普通人立传，常以万字篇幅细致叙述一个人的疾痛体验、生活经历和内心世界。每个故事最后有他的“诠释”，表现出他对琢磨人的境况和人性的维度怀着难以释怀的兴趣。

一位中国教授回忆他在哈佛求学时，导师阿瑟让他多读海德格尔的著作。存在主义的思想浪潮早已过去，如今，高度个人主义、极端自由主义在中美两国的年轻人当中变得非常流行，在阿瑟看来，这种危险的文化势力已经摧毁了原本该成为常识的生活智慧。譬如，他所认同并且一生践行的海德格尔的生命哲学：人非孤立主体，而是通过“操劳”（sorge）在与世界的互动中生成自我。

照护十年

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那天，克莱曼夫妇回到家里，流着苦涩的泪水，愤怒地哀叹命运无常。琼说，对于那美好的晚年时光，两个人已经做了那么多的准备，可到头来，他们要去面对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阿瑟抱紧她，向她承诺，他一定会为她倾其所有，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会照顾她，而且是在家里照顾她。

阿瑟把秩序视为改善境况的一种智慧。秩序是无形的盔甲，会阻挡混乱的侵扰，提供保护和庄严感。秩序让生活的轮子稳重地运转起来，让他觉得走好一条漫长的下坡路是可能的。他在湘雅医院访谈过的那些湖南病人告诉他，人逢厄运，首先，你要自觉地调动忍耐力。然后，你要在狗屎一样的生活上建立起井然的秩序。经过数月乃至数年的摸索，阿瑟建立起居家照护的日常秩序：

我每天早晨六点至六点半，喊琼起床，然后带她去卫生间，给她递厕纸，洗手，帮她穿上运动裤和运动文胸，带她去地下室的健身房锻炼身体。之后，我会带她泡澡或淋浴。我会帮她脱去衣服，然后扶着她进出浴缸。我用肥皂给她擦洗身子并洗头，用浴巾擦干她，吹干头发，给她梳头。然后，我带她回卧室，给她挑选衣服，连衣裙、半腰裙、裤子、衬衫、毛衣和外套，即使到了病症末期，她还是打扮得很体面，我一直尽力确保她看起来着装得体。穿好衣服后，我会带她去厨房，让她在旁边等待我为她准备健康早餐。接着，我给她喂饭，注意不让吃的喝的呛到她。清洁好她的嘴角、双手和餐盘以后，我会停下来想想这一天工作、购物和做晚饭的安排该怎么相互协调。

疾病毁坏了琼的身体健康和人格特质。她向来充满耐心，说话委婉，能准确地理解别人的处境，并慷慨地施以援手。然而，随着病情呈螺旋式恶化，她在处理简单的日常事务时处处碰壁，人变得苛刻，常常勃然大怒。要么，她干脆走向封闭，沉默不语。作为医生，阿瑟自然知道这些现象会发生在重疾缠身的人身上，也知道厄运会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可是，当儿子对他大发雷霆，指责他没有积极想办法让母亲参与家庭生活，他还是崩溃了，失声痛哭起来。

这场争吵过后，阿瑟反思自己作为一名照护者，初期表现的确称不上积极有为。他接受了无药可医的事实，也接受了妻子的消沉冷淡，试图用工作填补破碎的生活。他有着强烈的事业心，也充分认同其价值。他也需要收入来维持生计。当他增加工作的时间，而减少照护的时间，日子似乎变得容易了许多。这既是照护者会出现的典型防御机制，也是内在分裂的价值观的表现。后来，在写给哈佛本科生的教材中，他以自身为例，诚实地剖析了他分裂的自我——“对于照料他人的冲动和追求自我利益之间的冲击碰撞所产生的动态主体性过程”。

他被毕加索的《医学生头像》所吸引，认为这幅画表达了他的境况：一张嵌在非洲面具中的脸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睁眼是要看见他人的苦难疼痛，满足他人的照护需求；闭眼是要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如创建事业和经济收入等。如果把这幅画的寓意推而广之，它或许能成为指导我们怎样生活的启示。既要睁大一只眼睛，看清这世界的危机性和人类环境的无常性，却必须闭上另一只眼睛，不去看黑暗负面的本质，继续积极有为地过我们的日子。

照护进入了新的阶段，工作狂阿瑟减少工作时间，学会从做饭洗碗中获取认同感。不可思议的是，一种终于有机会回报照顾了自己36年的妻子的幸福感，偶尔浮现心头，成为照护的奖赏和补偿。琼坚持否认病情的严重程度，也让局面变得容易些。夫妻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能维持住以往的生活方式，依旧去高档餐厅聚餐，或者看看画展，不过频率低了点，看上去也并非彻头彻尾的改变。如《照护》封面照片上夫妇的相视一笑，生活依旧，似乎也说不上根本性的丧失。

年轻时的凯博文和妻子琼（摄影：托本·埃斯克洛德）

诊断过去第七年，休学术公假期间，阿瑟带着失明的、几乎失语的妻子，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同仁的帮助下，阿瑟带琼去博物馆看展览，去大剧院听歌剧，去苏州看邻居贝聿铭设计的建筑。每到一处，他会给妻子讲述眼前所见，希望这能在她的心里唤起一些对中国的记忆和美好的情感。这样的画面给同行的中国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离开上海后，阿瑟带妻子去了荷兰。每周三次，他俩坐火车从阿姆斯特丹出发去莱顿讲课。一次下车时，她差点从火车和月台之间的空隙掉下去，幸好他及时抓住了她。他已经养成了凝神看紧她的习惯。而她本人对一切都表现出无所谓，看着他惊魂未定的表情，她报以浅浅的一笑。疾病夺走了她的视力、语言，以及同情同理之心。他无法预料，在他竭力维持的、不断下滑的日常轨道上，下一刻会突然冒出何等可怕的变故。她从荷兰的酒店床上醒来，第一次没有认出自己的丈夫，尖叫着驱赶他。等回到美国，这样的情况又发生了几次。精神科医生阿瑟眼看着熟悉的专业名词迫害妄想症、替身综合症、强迫症，真实地演绎成了他的日常生活，令他感到眩晕和孤独：

“我能站在医学的角度去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可是从存在的角度看，这就好像是我们之间的纽带——那条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已经被锻造得牢不可破的纽带，一瞬间就这么崩断了。”

但这只是一时的挫败感，并非事实。他始终没有松开连接她的那根纽带，没有取消与她的关系的神圣性。他认同哲学家兼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的观点，并选择将其作为照护期间完成的涵盖数十年临床治疗经验和数百个经手病例的《疾痛的故事》一书的扉页引文：人生的真实意义永远是同一个永恒的主题——婚姻，也就是一些不同凡响的理想。然而，不管它们如何特别，都总是与男人与女人的某种忠诚、勇气和毅力有关，也都伴随着他们的痛苦。

某种程度上说，阿瑟所开创的医学人类学，是关于“人怎么活下去”的学问。他在田野调查中看见人的种种苦难，听见人的切肤渴望，为他人的生命经验征调自己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在他情感和记忆的深处，他召唤出那些教他认识了人的种种可能的旧交，邀请他们陪伴和照护他艰难漫长的“照护之路”。

譬如，他记得抑郁症病人、湖南小镇工人小黄。小黄始终走不出“文革”的创伤，性格大变，极其自闭，根本无法相信别人。小黄认为自己唯一的希望是写一本亲身经历的小说，公开表达他和同代人经历的损失和失败。可是他既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天赋，每当他拿起笔要写的时候，他内心没法信任自己能完成愿望。他感到头晕，心灰意冷，无所作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瘫痪”。阿瑟理解这种瘫痪并非生理性的，而是一种深度的精神困顿和行动意志的丧失。这让他联想到文学作品中描绘的个体在沉闷环境中普遍性的无力感，正如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人。

不过，这位年轻工人的认识很可能是对的。如果能像卡夫卡说的那样做——如果你应付不了生活，就可以用一只手挡住笼罩着你命运的绝望，同时，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这的确会改善人的境况，实现一定程度的救赎。而阿瑟正是这么做的。比他的病人幸运，他既受过教育，又有天赋。在24小时照护变得独力难支时，阿瑟接纳了一名护工做帮手。从这个阶段，他开始记日记。他一直手写，笔是精神的手杖，扶持他，伴他从混沌不明的情感与思想中辟出一条清晰可见的路径。

居家照护坚持到第11年，克莱曼夫妇进入到阿尔茨海默症病程的最后阶段，这也是琼生命中的最后阶段。美国独立日那天晚上，阿瑟一边用左手开车，一边用右手握住妻子的手，就这样开了三个半小时，回到家里。紧接着是病人掀起的一场失控的狂风暴雨。阿瑟感到穷途末路，打电话给一位哈佛的同事。同事带了一位晚期痴呆症患者精神科用药方面的专家朋友，一块儿过来。他们建议琼立即入院，去哈佛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全美精神科排名第一的麦克莱恩医院。那里会有一套药物治疗方案来控制她的激越和谵妄状态，这不仅是阿瑟需要的，更是琼需要的。他们的看法和很多人一样，阿瑟把妻子留在家里的时间太久，是时候找一家护理院来安置她了。

凯博文照顾病重的妻子琼

十年来，阿瑟把居家照护看作唯一的选择，觉得就算海枯石烂，也应该在家里由他亲自担当琼的主要照护者。这是他作为一个人，内在的道德义务。这是诊断那天，他向病妻许下的承诺，而她也希望他信守诺言。在他犹豫不决，想到为了自我保全而放弃对她的承诺时，他对自己的认同感动摇了：她照顾他36年，他给她带去了沉重的负担，但是她一直不离不弃；他才照顾她10年，就要离弃她了吗？这是做人失败了吗？他想到老朋友严仲舒医生。严医生在“文革”期间遭受一位同事的毒打，险些丧命。多年以后，他终于等到一个复仇的机会，但是，他没有使用这个机会去伤害仇人。他做不出来那样的事。他与生俱来的道德信念不会以外在的环境为转移。

虽然都是身处一项极致的道德实践，然而与严医生相比，阿瑟自觉“非常失败”。他对自己在道德层面勘探到的潜力，并不满意。虽说事实已不是十年前承诺时能够想象得到的，从理性和专业上看，他也清醒地知道护理院必须取代居家照护，成为唯一的选择。但是，内疚和苛责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

他这样回忆把妻子留在病房的第一个晚上：

到了晚上十一点，护士要我们离开病房，可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疯狂的念头：带上琼一块儿逃离病房。我实在不愿把她独自留下。……我吻别了琼，开车回家。半夜到家后，我给孩子们打去了电话，讲述那可怕的一天里发生的一切。当讲到要把琼留在病房，我的情绪彻底崩溃了，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我觉得自己非常失败，那么多年来，我都向琼许诺会永远在家里照顾她，可最后，我终究没能兑现这一诺言。

和临终顾问帕迪一样，一个残酷的机会毫无预兆地降临，迫使阿瑟审视自己在道德方面的潜力。疾病让他的婚姻和家庭遭受重创，且没有恢复的胜利可言，但照护的过程让他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他不仅改善了因追求个人成就而损毁的身体，也改变了火爆急躁的脾气。他愿意花时间关心亲友，加强与他们的联结。用他母亲的话说，“阿瑟变得有人情味了。”——照护另一个人的同时，他在身心和道德方面自我照护，这让他具备了更多的人性光辉。

最动人的是，他自觉变成了至爱的继承人：

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就是，我成了琼的某种镜像。我继承了许多她在罹患阿尔茨海默病之前所具有的关键特征，我继承了她性格中最好的那些特质——关爱、宁静以及对于细节的关注。

也许，只有继承至爱身上美好的人性特质，才是珍惜和保存她最好的方式，才能在无常的无可通融的命运面前，掰回一局。妻子离世以后，阿瑟体会到一种深沉而神秘的情感力量，如爱尔兰桂冠诗人谢默斯·希尼在母亲逝世后所说：“我们环立的空间已然空寂，她进入我们体内长存。”

从私人痛苦到公共关怀

妻子去世十五年后，也就是2025年夏天，84岁的阿瑟搭乘十四个小时的飞机，从波士顿洛根机场飞往中国。他将依次前往北京、长沙、广州、深圳和上海，以《照护》作者和哈佛教授的身份，以更为中国人所知的名字“凯博文”，出现在大学、剧场、医院、书店和企业，做分享和讲演。机票酒店等所有开支均自费，面向医生、医学生和大众的演讲与交流，分文不取。

如果你问他，为什么要这么舟车劳顿，这么疯狂地驱使自己？为什么还要像四十年前那样，把自己绑在那辆狂飙的战车上？

他会微微一笑，说因为喜欢。他喜欢讲演，喜欢传统的人类学方式，与真实的人面对面地交流。除了喜欢，更有价值观的驱动——他认为自己为之努力的这些事，是真正重要的事。表面上看，他的确还在那辆战车上，但与之前不同，他没有感到那种脖子上勒着套具的被动和恐惧，现在，他主动驾驶着缰绳，掌控着战车的节奏。

在中山大学深圳校区，六月的一个傍晚，他站着完成了两个半小时的讲演。梯形教室坐满了学生和老师，提问者以本科生居多。不管问题听起来多么稚嫩，不值一谈，或者英文不佳，引发误解，阿瑟都会凝神倾听，流露出渴望实现理解的意志，给予充分地回应。不管接收了什么问题，由他给出的答案总蕴含着启迪人心的智慧闪光。他的做法，一如他所认同的历史人物里弗斯，这位活跃于1920年代的人类学家和精神病专家会把资历最浅的人视为平等的研究者。“这正是里弗斯一贯的为人之道，也是他之所以能深刻影响他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关键所在。”

阿瑟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征是，人们在公共空间和社会生活中缺乏对陌生人的照护。他将其视为无法接受的“过于狭隘的道德观”。在阿瑟的学生、人类学家阎云翔看来，阿瑟的思想超越了启蒙运动对人性的理解和占据西方中心位置的个体主义范式，并借鉴了那种认为人格构建是通过终其一生在大的社会情境中与他人进行社会、道德和情感互动方能完成的思想。

即使怀着平等心，保持诚实，具备出色的表达能力，这并不意味着实现理解、传递价值观是容易的事。这里选取阿瑟在上海的最后一场分享中讲述的一个片段，关于“义务的不可选择性”：

我在十年照护中学到的一课，是我那本书的标题：对你真正重要的，是什么（What Really Matters，中译本名为《道德的重量》）。我想就此延伸一下。

有一位曾为《纽约客》撰稿的作家艾·斯·古德曼，他照顾了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妻子十年。他写下了一本畅销书，名叫《照护者》（The Caregiver），我为这本书写了序言。我和他一起去剑桥市的波特广场书店参加新书发布会，房间里挤满了人。他当时93岁，拄着助行器，身体非常虚弱，但脑子很清醒。他做了一场精彩的演讲，最后提问环节，一位年轻女士举起了手。他说，请讲。

她说，我想请您向我解释一下，您为什么要这么做？您为什么要照顾您的妻子？

他完全不能理解这个问题。他说，我想我没有听清楚，您能再说一遍吗？

于是她又重复一遍说，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照顾您的妻子，去经历所有这些困难。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看着她说，这从来不是一个选择。事情就在那里，等着我去做。那种认为你是在做选择的想法，不，不对。这是婚姻关系的一部分，她照顾过我，我照顾她，我这么做了。

我的一个观察是，阿瑟对很多事物的认识，早在几十年前就完成了拣选，形成了清晰的判断，乃至不容怀疑的信念。经过时间的培育，这些认识在他的头脑和灵魂深处，已经像参天大树一般显而易见。但年轻一代的读者有可能还没有在众多观点中完成自己的拣选，也没有树立起阿瑟和古德曼脑子里物理常识一般的观念。隔阂让老人们听不懂年轻人的提问——被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根本无法接收这种问题，当然也不免感到苦恼和担忧。

《照护》首版发布于2019年的纽约，一年后，中文版出版（四年来印刷了七次）。这本书在中美两国都颇有反响，因为它触及了一个全球化的老龄化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照护的负担该如何承担。到2045年，老龄化最严重的日本超过65岁的人口占比40%，中国则是30%。中国社会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将只有一点五个工作者对应一个退休者。美国的情况也类似。照护工作是防止老龄化社会崩溃的“黏合剂”，但绝大多数照护是由家庭中的女性无偿提供的。在很多国家，女性被社会化为“天生的照护者”，比如，菲律宾派遣了400万女性去别处做照护工作。在美国，如果10%的家庭女性不再提供照护，这将压垮整个社会体系。而这一代女性同时在建立她的事业，无偿照护在未来是难以为继的。在阿瑟看来，中美社会都不得尽快建立起完善的照护体系，给家庭提供制度性的补偿。

阿瑟的每场讲演、交流、回答提问，一般持续两个小时以上，持续地输出数万单词量，过程一般没有媒体、直播等见证，也只有零星的声音和文字记录。阿瑟非常关心人们脑子里的图景，关心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正与之搏斗的困境。他倾囊相授，直截了当。一如他的书，相比开口表达的内容，他对表达技巧之类的形式不太在意。你能感受到他的友善、平等和充分的耐心，但不要对美式幽默抱有期待。两个小时下来，他的表情语调也几乎没有变化。这是一个深刻的美国人，只在他认为重要的事情上面花费时间，坦言到了这个年纪，他是在“与死神赛跑”。

使私人痛苦成为公共关怀的起点，通过写作、讲演和全球的行走，最终实现制度性的公共善好，改善普通人的生存境况，这既是阿瑟·克莱曼心中描绘的图景，也是他价值观和道德经验的体现。

阿瑟每年都在努力。他说，这样的努力至少要再持续五年。他预估上天留给他的时间，是五年。每一天都很珍贵。在中国奔走一个月之后，他从上海独自飞回波士顿，回到他的日常秩序。他保留了很多照护时期形成的习惯：五点起床，先健身两个小时，然后开车去哈佛的办公室（他还没有退休）。他或许是剑桥市最高龄的司机之一。他吝惜时间，一段二十分钟的步行路程，开车仅需五分钟。工作到下午五点回家，给自己做晚餐，晚餐以后，他从七点工作到十点。如今他要求自己早睡，放弃了夜读——他曾经每天十点到凌晨两点，阅读其他专业的书籍，这一习惯保持了三十多年。

他目前的头等大事，是撰写一本关于“重振”（revitalization）的书。为此，他已经投入了十八个月做研究和准备。他想回答，人是怎样从失去中重振精神的。他预想不到，妻子离开十五年了，却像风和水，无处不在，他依然每天轻易地想起她。这趟在湖南省博物馆，他想起当年，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上的一个古隶汉字难倒了在场的所有人，是妻子一眼识别出来。在深圳美术馆，他看到当代中国艺术家借用《文心雕龙》的文学意象来表达历史与当代的关联，脸上泛起幸福的微笑，说妻子曾花费五年时间，苦心翻译这本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学理论著作。

现在，他还健康地活着，继承着妻子的人性之美，继承着夫妻青年时代的热望和远见，以及对智识真知的共同追求。当初，从缅因州开车回马萨诸塞州的高速公路上，他一只眼睛盯着她的险境，一只眼睛盯着前方的归途。那段惊心动魄的黑暗，如今已沉入时间的深海。尽管另一种黑暗终将到来，但此刻，他选择闭上绝望之眼，专注地驶向心中的目标。如果说“照护”是面向关系与外部世界的坚守，那么，“重振”便是向内寻求精神的可能，是采集绝望之中生机的微光，汇聚成一座不熄的灯塔。这是他想要留给世界的最后的礼物。

（来源：腾讯新闻）◦ 头图来自哈佛大学官网。

我就喜欢这种大报的文章。

特别大气。

拿没拿洋奖，都不是定义中国发展水平的指标

这是一篇力量批判诺贝尔奖的檄文，把诺贝尔奖的各种短处，全都给讲了个底掉。

尤其是你看下面这一段：

什么意思？

虽然我们没有诺贝尔奖，但是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了，别的地方我们很厉害。

这个话术，我们生活中一定要学。

比如你是一个学术青椒，大学说要让你非升即走，嫌你C刊发得少，你就可以拿起一张大报甩在他脸上：

“我这种工作方式，虽然与发C刊无缘，但毫无疑问，为学校食堂的伙食改善提供了长足动力啊！”

比如你是一个外卖员，把饭送错了，客户打电话批评你，你就可以拿起一张大报甩在他脸上：

“我这种工作方式，虽然没有让你吃上饭，但我在短期内送了更多单，为全国配送业的改进提供了长足动力了啊！”

比如你是一个高考考生，280分，家长暴怒，你就可以拿起一张大报甩在他脸上：

“我这种学习方式，虽然上不成985，但我集中力量办大事，去上大专可以早一年参加工作了啊！”

比如你是中国男足，小组赛垫底，球迷暴怒，你就拿起一张大报甩在他脸上：

“我们这种踢球方式，虽然看起来无缘大力神杯，但我们增加了亚洲球队的自信心了呀。”

你看，如果你有了这种“转进”的逻辑，你永远都不会输了。

诺贝尔奖奖的是什么？

1.基础科学的发现和突破，他奖的不是制造者，更不是模仿者。

2.对全人类有用的进步。

屠呦呦教授发现合成青蒿素，这东西能治疟疾，亚非拉的穷兄弟因此少死了很多人，符合以上两个条件，所以她能得诺贝尔奖。

合成牛胰岛素为什么不行？因为胰岛素不是你发现的，你只是合成了有体外活性的牛胰岛素而已。

造原子弹的人为什么不能得诺贝尔奖？因为制造一种在外国已经有了的东西，不是基础科学的突破。

诺贝尔奖是诺贝尔设立的，他遗嘱里说给谁就给谁，他自己造炸药，觉得罪孽深重，把钱都捐了，就希望这个奖是服务人类的奖，不想给造武器的人，后人遵循他的遗嘱，并没有错。

这就是为什么奥本海默没有拿奖，费米虽然有诺贝尔奖，但他是1938年获奖的，成果是量子力学方面的奖项，他拿奖也不是因为在奥本海默团队里工作拿的。

德国的海森堡得诺奖更早，也是量子力学方面的成就——没有人会因为研究那个大炸弹得诺贝尔奖。

想要颁奖给搞原子弹的功勋科学家，自己国家设立一个就可以了，不用去幻想国外的奖项，样人笑话。

《性爱狂想曲》里，北野武演一个发明了隐身人技术的科学家，想要得诺贝尔奖，但因为实验者格调低下，只想偷看女浴室，试验失败了。

但是，现在的自然科学界，诺奖就是金标准，国内各大学招人才，别管有没有，一定要给一个政策，诺奖得主来了，我们给出什么条件，大专、职业学院都会写上这一条。

诺奖的自然科学获奖者人数，代表的就是一个国家的科研实力，得奖者少，拼命赶上就可以了。

非要说“这东西没意思，不重要”，然后用一堆技术领域，甚至基建领域的成就去证明“我们其实也很厉害”。

这不还是“地大物博、勤劳勇敢、能歌善舞”那套嗑么，一无所长就说自己人好。

这就不是实事求是了。

诺贝尔奖重要不重要？

大报说不重要。

科学技术重要不重要？

数理化和外语，对你的孩子很重要。

抓紧了车，不要被甩下来。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媒体”栏目中长期记录这些被当局审查封禁的媒体或自媒体。

本期节目，我们将介绍遭到封禁的媒体、自媒体账号为：户晨风 、姜婵、麟阁经略。

一、户晨风｜“耐封王”再遭封

2025年9月底，博主户晨风在墙内遭到全网封禁，多个平台的账号内容均被清空。

2023年3月，户晨风拍摄并发布了一段“养老金购买力挑战”的视频。视频中，他遇到一位78岁的南充老人，老人每月只有107元的退休金。这段视频很快在中文互联网引起反响，中国底层百姓艰难的生活困境也被展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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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户晨风发布的系列视频均遭删除。

2023年9月，《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引争议之际，户晨风在BiliBili发布视频，公开反对这一修订草案。这一发声导致户晨风的多个视频再度遭审查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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蛰伏一段时间后，户晨风复出，他提出“放弃所有作品的版权”，并改为拍摄更温和的内容，例如随机给陌生人钱+采访、全球购买力挑战系列等，不再触碰敏感议题，并开始进入直播领域。

户晨风直播间最著名的一次事件便是网友在线“冲塔”事件。

2024年4月15日，户晨风在直播间与一名网友连线时遇到对方“冲塔”，连线的网友问户晨风：“你认为习他是一个独裁者吗？”

户晨风十分迅速地表示连线的网友“严重违反直播规范”，并试图与该网友撇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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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结束后，户晨风在其个人B站账号发布《停播通知》，称：“因身体不适，停播3天！望周知”。但在该通知下，有网民质疑他停播并不是自愿的，要求他“不要顾左右而言他，请直接表明观点”。稍后，他的账号就遭到封禁。

一段时间后，户晨风的账号恢复更新，因而有网友将他戏称为“耐封王”，认为他证明了“李佳琦悖论”，即清楚所有“辱点”，但始终能够避开红线。

的确，在户晨风之后的直播中，他始终严格“把控”红线。例如，在连线中听到工友没领到工资时，户晨风立刻挂断通话，从而规避“讨薪欠薪”这类敏感内容。

最新一次的封禁，起源于户晨风在一次直播节目中提出的“苹果安卓对立论”。

户晨风常常在直播中坦言自己反对中医、支持私有化，偏爱特斯拉、苹果、山姆等海外品牌。并用“苹果”象征高端、优质，用“安卓”指代低端、劣质。这个概念也被他用来形容他所看到的阶层差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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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苹果安卓对立”概念还扩展到了消费、学历、房产、手机等领域，构成了某种鄙视链，在墙外也有人借此攻击习近平是“苹果身份（红二代）、安卓认知”。

2025年9月27日，网信办宣布发起为期两个月的“整治恶意挑动负面情绪问题”专项行动，对恶意解读社会现象，炮制热门梗、语录段子等现象进行整治。

浙江宣传同期发表文章《硬扯“苹果人”“安卓人”，意欲何为》，指责户晨风崇洋媚外、给境外势力递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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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晨风的账号也在此时遭到再一次的全网封禁。

因评论户晨风遭封事件而遭到封禁的微信公众号“像光”则这样概括户遭封禁的“教训”：“这条赛道是一条单行道，拥挤得能容得下无数个张维为，但不能多一个不讲交通规则的户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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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麟阁经略｜在一个小地方，一个拘留就可以毁掉你这个人

微信公众号“麟阁经略”，作者为前财经记者仝麟阁，该号针对社会热点事件发布评论文章，其中多篇文章遭到微信平台删除。

目前，该号显示“涉嫌违反《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已被屏蔽。作者仝麟阁在“麟阁观察”上继续更新文章。

2025年8月14日，中国数字时代收录了来自该号的一篇遭删除的文章《曝光校服质量问题被拘留的那位，为什么人生也被毁了？》，文中作者以自己的现实经历，展示中国“非法拘留”的不公。

文中写道：

据澎湃新闻报道，2023年12月，因在网上发视频反映儿子学校校服存在质量问题（质疑标注成分与质地不符、有甲醛等有毒物质等），甘肃庆阳市宁县36岁男子邓建国在校服厂商报案后，被宁县公安局网络安全监察大队以寻衅滋事行政拘留七天。

被执行拘留后，邓建国精神抑郁，妻子受不了他的变化，双方于2024年1月离婚，两个孩子由女方抚养。

邓建国提起行政诉讼后，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宁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认定事实证据不足，依法应予以撤销。鉴于案涉拘留决定已经执行完毕，无撤销的必要，但警方要承担7天拘留的国家赔偿3237.08元。

嗯，搞出一个妻离子散、精神崩溃的结局，最后的结果就是3000来块钱…..

但今天我主要想和大家聊聊，为啥拘留几天能对一个普通人带来这么大影响？毕竟，拘留不是刑事责任，不会留下犯罪记录。

很多人对此事颇有争议，一是觉得一个人精神崩溃、被单位辞退、妻离子散，是不是不仅仅是被拘留这么简单，还有人觉得受害者是在通过卖惨获得更多关注和赔偿。

我想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各位，两种猜测都没必要，在一个小地方，一个拘留就可以毁掉你这个人，毫不夸张。

大约是2023年，我接到一个求助，来自北方某县的一位教培行业从业者，他是当地比较有名的企业家，经营着几家培训机构，收入还算可观。

在2022年7月，因为用公号转发了一则防疫信息，被当地派出所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传唤，但我后面了解来龙去脉，这则信息其实是当地部门先误发的，结果被他转发了一下。

就在他被释放后，其生意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很多家长并不了解情况，但知道了他被传唤的经历，都不愿意把孩子送去一个“犯罪分子”开办的学校。

曾经他作为当地优秀的青年企业家，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甚至经常上当地的报纸、电台，获得各种表彰。但在事情发生后，几乎所有往期的荣誉都被取消。

那些过去常和他打交道的朋友，也开始对他“敬而远之”，因为没人知道之后他后续会不会被拘留，继续被找麻烦。

三、中国召开全球妇女峰会在即，女权博主姜婵公众号遭404

9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召开记者会，发言人郭嘉昆表示，“在北京世妇会召开30周年之际，中方将于不久后在北京再次召开全球妇女峰会。中方愿与世界各国一道，携手共进，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谱写全球妇女事业发展新篇章。”

早在5年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倡议于2025年再次召开全球妇女峰会。

然而，不晚于9月22日当天，女权博主姜婵微信公众号却遭到404。

据悉，姜婵是一名女权博主，曾发表过多篇10万+文章（即阅读量超过10万次的文章），其微信公众号介绍为“我们没有沉默，我们参与了改变。”

今年8月9日，姜婵的文章就曾经遭到审核。

另一方面，姜婵的微博账号拥有4.1万名粉丝，其微博介绍为“妳是最好最强的第一性”。目前，其最后一条帖子发布时间为2023年5月3日，之后再未更新。

此外，女权博主女巫之夜也表示，近期自己的三篇稿子突然遭到删除。

以上，是本期节目所选取的被封禁的媒体、自媒体账号。本期节目所选读的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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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西藏日喀则市通报了蔡国强“升龙”烟花秀事件的调查和处理情况，认定该行为影响了高原生态环境，违反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和《草原法》相关条款，将对蔡国强工作室和赞助商始祖鸟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对烟花秀举办地江孜县领导班子的问责处理堪称“一窝端”，问责之重，处理范围之广，在近年来社会热点事件中较为罕见。

本文不再重复已知信息，只给读者们分享一些干货，回答几个通报没有明说的核心问题：

第一，为什么“升龙”烟花秀此前被江孜县审批通过，手续齐全，现在又被认定违法？

简单来说，是因为江孜县只考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他们清楚地知道，烟花秀选定的山头不属于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或缓冲区，通俗来说就是一座“野山头”，所以就按照一般区域举办烟花燃放活动的标准作出审批。

但是他们忽视了这座“野山头”的特殊性，没有考虑到这座山头身处更广泛的青藏高原生态区，归《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管辖，也没有考虑到这座山头上覆盖着生态脆弱区的高山草甸，归《草原法》管辖。

日喀则市通报认定烟花秀违法，正是依据这两部法律的相应条款：

青藏高原范围内，禁止破坏自然景观和草原植被、猎捕和采集野生动植物。

组织或者参加青藏高原旅游、山地户外运动等活动，应当自行带走产生的垃圾或者在指定地点投放；禁止随意倾倒、抛撒生活垃圾。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第四十六条

禁止在荒漠、半荒漠和严重退化、沙化、盐碱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的草原以及生态脆弱区的草原上采挖植物和从事破坏草原植被的其他活动。

《草原法》第四十九条

江孜县相关领导吃亏就吃亏在懂一点法律，但懂得不够多，不够全面。

第二，为什么一场烟花秀问责处理了这么多干部，几乎“一窝端”？

根据日喀则市的通报，明面上江孜县领导班子存在的问题是“未经集体研究同意的违规决策”，是“请示报告制度不落实”和“执法监管不到位”。但实际上，处理这么多人，处理这么重，主要是水面以下的原因。

首先，江孜县书记和县长两个人把事情给敲定了本身并不算什么重大政治错误，县里的事，绝大部分只要书记或县长其中一个人点头就给办了，这是常态。

重点在于，江孜县原本是把“升龙”烟花秀当作一个“在国际上出风头长脸”的事情来办的，合作的是国际知名的烟花艺术家，赞助的是国际知名户外品牌，对于名声不显的江孜县来说绝对是年度盛事，只怕县领导在批准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在年终报告里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可是，这么好的长脸的事情，江孜县并没有邀请日喀则市领导来参加，预期动静这么大的事情，也没有向日喀则市领导请示汇报。他们想吃独食……

有好事，能长脸的时候不想着把功劳进献给市领导，现在把事办砸了，露了屁股了，那市委市政府作为上级处理起来自然也不会留情面。

然后更关键的是，这场舆情危机赶上了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也就是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刚刚过去的当口。大领导讲话时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才刚过去一个月，就发生这种给青藏高原生态打脸的事情，破坏了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的良好氛围，给西藏抹了黑。自治区领导肯定非常不开心，日喀则市领导自然要从重处理江孜县以表明与自己无关。

所以，江孜县凡是跟这件事情沾上边的县领导，有一个算一个，全都被问责了。

第三，类似这样破坏高原生态、引发舆情危机的事情，有可能在事前避免吗？

理论上来说，如果各个部门都能发挥专业性，把自己分管的工作做好，那是可以避免的。但实际上，由于县域环境普遍存在的“一言堂”决策机制，类似事情几乎不可能避免。

我们逐一分析江孜县被问责处理的这些干部就能明白悲剧不可能避免的原因。

县委这边，除一把手县委书记外，还问责了三个人，分别是宣传部长仓木决、宣传部副部长李静，还有政法委书记桑布。

处理宣传口的领导，是因为他们没有预见到舆情危机的风险，对烟花秀这件盛事可能引发的破坏环境恶评估计不足，准备不足。但凡他们能力强一点，工作仔细一点，找几个熟悉互联网舆论的自媒体博主问问这事做出来大概会有怎样的网络反响，也不至于后面这么被动。

处理政法委的领导，是因为他分管公安系统，而江孜县这场烟花秀活动被当成普通的群众活动来举办，审批单位正是公安局。但凡公安系统在审批时多想一想，这事儿除了人员安全风险，还有自然生态风险，给县领导认真提醒一下，可能结果就不一样了。

县政府这边，除县长之外，问责了分管生态环境的副县长崔国禄、分管文旅工作的副县长黄红梅，兼任公安局长的副县长李积平，以及生态环境局局长次成江措，林草局书记达次。

生态环境条线上的副县长和局长被问责，是因为直属于他们管辖的环保工作他们没有发挥作用，不仅没有在事前及时制止，还代表环保部门在舆情危机发生后对媒体错误表态说活动合法合规。但凡他们发挥一些专业作用，或者找几位熟悉高原环境的专家咨询一下，也能知道办这个活动很不合适。

分管文旅工作的副县长黄红梅被问责，我猜大概率她是引进这一项目的第一责任人。在文旅部门看来，这样一件有话题性、能出片的活动在江孜县举办，会是江孜文旅极好的政绩。然而，她却没有搞清楚青藏高原全域最重要的旅游资源其实是生态环境，但凡她明白这一点，就不能引进这种自毁根基的项目。

最后再说县委书记和县长。其实在一个县里面，有蔡国强这种量级的艺术家来办活动，必定是由书记或县长出面牵头推进的。

这种县里一二把手亲身挂帅的项目，办或不办，办到多大，投入多少资源，都是由书记或县长直接决策的。现实中，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里的其他成员只有配合的义务，几乎没有提出意见的空间，更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整个项目。

公安系统、环保系统、文旅系统，宣传系统，都只会去积极论证县委书记和县长的英明决策，不可能提出质疑或反对。

一旦县委书记和县长两个人都没能意识到风险，或者意识到了风险但盲目相信问题不大可以解决，那最终就难免捅出篓子来。只是绝大部分时候，一个偏远的县里出了什么事也走不出这个县，办砸了也就办砸了，书记和县长当作事情没有发生就可以了。

极偶然的机会，像这次蔡国强的烟花秀，因为名声太大，过于离谱，就酿成了全民讨伐的舆论危机，县委书记和县长也就兜不住了。

一言堂决策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此。

作者：大何

我们总听人说“财政负担重”，一个县城要养多少“吃财政饭”的人。

但有没有想过，这个“财政供养人员”的队伍，到底有多庞大？

多少人算合理，多少人算多呢？

过去不少研究都觉得，咱们的公共部门人有点儿多，精简机构这事的空间还很大。

之前有学者发现，公共部门的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就像一个倒过来的“U”形：一开始，人多点能促进发展，但人再多下去，就成了拖累，甚至会抢了社会上其他工作的饭碗。

简单说，咱们庞大的人员规模，不仅让财政压力山大，而且似乎也没让整个国家的运转效率跟着提上去。

当然，也有人不这么看。

他们觉得，问题不在于人“绝对”多，而是“不该多的地方人挤人，该有人的地方没人干”，是结构出了问题。

可惜的是，想搞清楚具体数字太难了，因为2009年之后，官方就不再公布详细数据了。

这让后面的研究，总有点“盲人摸象”的意思，靠着零星的调查，很难拼出一幅完整的画像。

好在，最近复旦大学的三位学者（张军、马欣榕、刘志阔）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他们从各种官方统计的犄角旮旯里搜集数据，估算出了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的真实规模和结构，总算填补了这些年的数据空白。

今天，我就借着他们研究里的干货，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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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讨论之前，首先要知道财政供养人员包含了哪些，不要简单的将其等价于公务员。

财政供养人员，通俗来说就是由国家财政（也就是老百姓交的税）直接发工资或承担福利的人。

他们的工作单位属于政府部门或公立机构，相当于 “吃公家饭” 的群体。

不过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范围，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首先最核心的 “铁饭碗”——公务员和在编事业单位人员

这部分人是财政供养的 “主力”，特点是有正式编制、工资福利全由财政兜底。

首先是我们常说的公务员，比如政府里的科员、公安局的警察、法院的法官等，他们的工资、奖金、社保都来自财政预算。

关于全国公务员总数的问题，人社部仅对外公布了两次统计数据，即2015年和2016年。

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底，共有公务员719万人。

此后，人社部就没有继续再对外公布相关数据，显然这不是由于数据缺失或统计能力不足导致。

其次是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像公立学校的老师、公立医院的医生、图书馆的管理员等。

不过事业单位也分三种情况：

第一类是全额拨款的，工资全部由财政发。

比如县城的小学老师，不管学校学生多少，每月工资准时到账。

第二类的是差额拨款的，财政出一部分，单位自己挣一部分。

比如三甲医院的医生，基本工资由财政保障，但绩效奖金要看医院的诊疗收入，效益好时能拿高薪，差时可能打折。

第三类的是自收自支，财政不管，单位自己挣钱发工资，这类正在逐步转企，比如部分招待所，宾馆，设计院，报社等单位。

然后，是范围更广的“泛体制内”人员——离退休人员和编外人员。

这部分人虽然没有编制，但福利或工资仍由财政承担。

离退休人员不用多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的干部、职工，他们的养老金由财政统筹支付。

而编外辅助人员，比如辅警、环卫工人、社区网格员等。他们没有编制，但工资实际由财政负担。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很多人搞混的国企员工，像中石油、国家电网的职工，他们的钱是企业自己挣的，不算吃财政饭。

还有些政府部门通过第三方公司雇的临时工，比如食堂大厨，那也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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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那到底有多少财政供养人员呢？

这篇研究基于多个来源的官方统计数据，给出了三个统计口径。

最大口径的是包含了离退休人员和编外辅助人员的广义范畴，测算值为7606万人。

中间口径是编内外在职人员和离退休人员之和，加一起大概有6846万人。

最小口径就只统计了编内在职人员和离退休的，测算值为6385万人。

不过这个数据也只能统计到2020年，再往后的数据也因为不全，没办法统计了。

不过还是可以从这份研究报告中看到一些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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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趋势：人越来越多，而且结构越来越“怪”。

虽然嘴上说着编制“只减不增”，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要“严控财政供养人员规模”。

但实际上，这股增长的势头并没被真正刹住。

从2004年到2020年，财政供养人员（中间口径）从5212万增加到6846万，平均每年多出100多万人。

到2020年，每100个中国人里，差不多就有5个人是靠财政养着的。

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涌向了机关事业单位。

为什么会这样？

一方面是退休的人多了，另一方面，就是典型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先看退休的。

2020年，吃财政饭的人里，有近四成已经不在岗了。

离退休人员从2004年的1468万，暴增到2687万。而且，2022年机关事业单位的平均退休金接近6000块，是企业退休人员的两倍。

随着老龄化加剧，这块开销只会越来越重。

再看“对策”。

长期以来，改革的重点都是严控“编制”，可结果呢？

编制的“正门”是关小了，但编外的“后门”却越开越大。

2004年全国编外人员才215万，到2018年就飙升到442万，翻了一倍还多。这些人不占编制，但工资照样得财政出。

这种做法，实际上只是把问题从左口袋换到了右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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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趋势：人都在基层，形成一个巨大的“金字塔”。

这么多人，都在哪儿呢？

答案是——绝大部分都在基层。

研究显示，省、市、县三级供养人员的分布，越来越像个金字塔。

以财政和税务系统为例，超过70%的人员都挤在最底层的县级单位。

这说明，这些年机构改革“上紧下松”，越到基层，人越多。

这背后其实也暴露出几个问题。

首先是，越是穷的地方，吃财政饭的人越多。

很多人口小县，财政状况已经严重失衡。

去年《半月谈》报道的乌蒙山A县，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一年税收才4.14个亿，但光给体制内人员发工资，就要花掉26个亿，是税收的6倍多！

钱从哪来？靠中央“输血”。

2023年，中央给地方的“转移支付”首次突破了10万亿大关。

全国31个省，有22个一半以上的收入都靠中央补贴，西藏、青海这些省份甚至超过70%。

这又揭示了两个残酷的现实：

一方面是相当多经济欠发达地区，没有自己的财力，基本靠中央的输血来维持运转。

另外一方面，虽然大头还是在依靠财政转移支付来维持，但问题是，转移支付并不是说下面的缺口有多少，上面就给多少，也不是专门用来给基层体制内发薪的，中间的缺口还是需要由县城自己来填补。

在土地财政难以为继的当下，地方填补缺口的压力越来越大，上面维持现有转移支付规模的压力越来越大。

这又可以和前段时间国家审计署调查发现，66县个出现了挪用学生餐补的事情，很多地区正在琢磨着如何获得更多的收入，各种由地方财政“创收”引发的奇葩事情，也层出不穷。

这些其实都不是什么个例，而是普遍情况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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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好像不知道再说些什么了，

那就再给大家在科普一个基本常识：

那就是政府不会创造财富，财富都是老百姓自己创造的。

公务员其实不生产财富，他们的职责是分配财富，是维持机器的运转，打个比方就是他们可以是汽车的冷却剂、机油、刹车、变速箱，但唯独不是汽车的发动机和汽油。

对汽车来说当然这些部件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汽车要跑起来的话，还是要靠发动机和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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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29日，谢静静接到一通来自村大队会计的电话，对方发来一张照片，询问是否是她的父亲寇聚合。照片上的老人神情茫然，牙几乎掉光，灰白的胡茬参差不齐，“像八十多岁的人”，但谢静静一眼便认出是父亲，眼泪唰得流了下来。在寇聚合回家后时断时续的描述里，一个灰暗的世界一点点显露：多年来，他被不同的工头控制，辗转多个砖厂做工，以搬砖为主。谢静静和哥哥劝说父亲一起去追查黑砖厂，起初寇聚合不愿意，等到次日，他终于像下了决心一般：“走。你不是说去找砖厂吗？”

2025年6月以来，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接连举报，湖南、河南、广西多地乡镇砖厂强迫残障人士从事体力劳动，动辄打骂、扣发工资、封闭管理，仅给予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黑砖厂”由此重回公众视野。或许是受此余波影响，河南女孩谢静静失踪九年的父亲被工头“放生”，重回家人身边。听闻父亲遭遇的折磨，她决定找出背后的“黑砖厂”，为他讨一个公道。

2007年，“山西黑砖窑”事件曾引发全国关注和声讨，国务院成立联合工作组调查督办，截至当年8月解救被控制的农民工上千人，其中近三成是残障人士；2011年，河南记者崔松旺扮作智力障碍者卧底砖窑搜集线索，联合警方捣毁四个黑砖窑。此后残障人士被控制劳动现象也从未断绝，据裁判文书网显示，以“强迫劳动”“智障人士”为关键词，于2013年至2025年共检索到近100起同类案件，90%以上发生在砖窑厂。

为什么“黑砖厂”屡禁不绝？上官正义认为主要有四点原因，一是高强度劳动与恶劣的工作环境；二是砖厂多将搬砖等劳务承包给他人，对用工合法性视而不见，承包者可从中攫取巨额利润；三是落后的社会认知将“黑砖厂”视为正常现象；四是法律对拐卖成年男性罪名界定不清。

父亲，和他失去的九年

9月中旬，回到家人身边的第四个月，57岁的寇聚合逐渐回归闲暇和平静。他会在村口街头游荡一整个下午，一路捡拾烟头揣进兜里，回到家卷烟抽。他也会躺在床上发呆，在视频放映机中找爱看的战争电影。他居住的这栋二层自建房，之前还是砖墙毛坯，空置了七年，待他回来才修缮一新，添置上生活用品。家人还特意安装了三个监控摄像头，以防他再次走失。

起初，寇聚合总是闲不下来。院前的野草锄了又锄，青色瓦片整整齐齐地摞起，地上的砂土扫了又扫，堆在围墙的最角落。即使到了夜里，他也不休息。黑白的监控影像里，他总是不停地踱步，哪怕已经凌晨三四点钟。而白天，他又会继续“找活干”，仿佛一停下来，就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现在，眼见草又长了起来，寇聚合应和女儿道，等到冬天冷了，草就不长了。

谢静静暂时放下了北京的工作，回到河南老家照顾父亲，每天都来给他送吃的，陪他聊聊天，或者只是共处一室。父亲的眼神中时常闪过惊惶和畏惧，她明白，这与父亲失踪后的经历有关。重逢的日子，谢静静已期待太久，但如今她整夜睡不着觉，心疼、悲伤、愤怒与不满交织在心中。

寇聚合坐在地上抽烟，展示胳膊上的伤痕。（图_樟子松/摄）

2016年，谢静静22岁。那年6月，她送哥哥寇常安前往浙江打工的第三天，父亲寇聚合在老家莫名失踪了。他患有精神障碍，没有工作，会做简单的饭菜，平日兄妹俩每隔两三天会给他送去米面、蔬菜和换洗衣物。但接连几天，谢静静发现父亲家里的菜都没有动过，邻里也没见过父亲的身影，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此后八年，报警、贴印寻人启事、在网络平台求助、奔波各地寻人，兄妹俩没有一刻停止寻找，足迹遍布南阳、郑州、巩义多地。但凡听闻一点音讯，都会前往线索地走访，再把寻人启事贴在路灯、电线杆和墙上。

兄妹二人张贴的寻人启事。（图_受访者提供）

九年后，寇常安依旧远在浙江工作，妻儿托付在河南老家，谢静静也已成了家，在北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她不曾设想过，父亲会以怎样的方式回到他身边，直到2025年6月29日，一通来自村大队会计的电话打破了平静。他发来一张照片，询问是否是她的父亲寇聚合。

照片上的老人神情茫然，牙几乎掉光，灰白的胡茬参差不齐，“像八十多岁的人”，但谢静静一眼便认出是父亲，眼泪唰得流了下来。

照片来自两百公里外的开封市杞县阳堌派出所。当地民警称，有一天下了大雨，一位好心的路人发现了流浪的寇聚合，便将其送往派出所。

当务之急是接回父亲，她请村大队会计、嫂子和嫂子的弟弟三人先去，自己和哥哥则买最近的车票、机票回家。刚到派出所时，几人通视频电话，寇聚合看到女儿，激动地询问女儿的近况，“嗓门特别高”，谢静静噙着泪，注意到父亲上半身是一件旧得泛灰的蓝色短袖，下半身却是一条冬天才见得到的黑色厚棉裤。

九年的记忆，似乎都与砖厂有关。第二天晚上九点，谢静静终于赶回汝州见到父亲。在他时断时续的描述里，一个灰暗的世界一点点显露：多年来，寇聚合被不同的工头控制，辗转多个砖厂做工，以搬砖为主。他管每个工头都叫“老板”，说他们“比老日（侵华日军）还坏”；“没日没夜地干活……不干活、干得慢都会被砖夹子打”。

每天无数次弯腰、抓握、放砖，这让寇聚合走路时总是微微弓着背，步速很慢。他向水瓶纪元展示手掌的老茧、被砖窑的高温烟尘熏黑的手臂，和上半身难以数清的深深浅浅的疤痕，都是被砖夹的尖端割伤的，在阳光下清晰可见。

和他一样被“老板”控制搬砖的，还有许多精神障碍者和聋哑人。他们多数时候在户外工作，无论冬天还是夏天，无论下雨还是下雪。雪压在身上，“像雪人一样”，搬砖依旧不停。问起每天吃什么，寇聚合无法描述具体的食物，只形容为“喂猪，猪都不吃”。哪怕已经离开砖厂，他依旧保留了食物上的习惯。

客厅角落，一个蓝色的塑料洗脸盆盛满了黏糊糊的面，散发出酸味。这是他多天攒下的剩饭。谢静静说，他们今天中午没吃完的面条，也被父亲和进了盆。她多次提出要扔掉，反而被父亲呵斥，说这些面都还能吃。另一个表现是不知饥饱，给什么食物都一股脑地吃下去，速度很快，几乎不咀嚼，吃完一根香蕉的过程不到五秒。

这是父亲失去的九年，在他身上留下的磨痕。

谢静静和寇聚合的合影。（图_受访者提供）

“黑砖厂”举报余波未了

失踪多年的父亲与家人重逢，和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今年曝光的十余起乡镇砖厂非法用工案件有关。

2025年4月，上官正义收到一条来自网友的线索，称湖南省临湘市艳飞砖厂存在强迫残障人士从事体力劳动的情况。经过多方核实确认，他于6月3日赶赴临湘，打算现场举报。

第二天上午，他伪装成买砖的人进入砖厂，在搬砖区域参观时，他明显观察到几名工人存在神情呆滞的状态。他拿出手机准备拍照，却被一旁看管的女性工头大声呵斥。不久后，上官正义找到机会靠近其中几位工人，帮他们点烟，尝试进行简短的对话，但工人们几乎没有回应。他随即离开砖厂报警，在山下的路口等待警察时，比警察更早出现的是从砖厂方向驶离的面包车。但幸运的是，警车很快赶到将面包车截获。车上有五名疑似残障人员和两名工头，其辩称“就是出来走一走”。

当天，上官正义将拍摄的视频上传至社媒账号，迅速引发大规模的关注和讨论。当晚17:32，临湘市公安局发布通报称5名疑似智力障碍人员已被解救，该公司负责人等5人已被依法控制。案件正在抓紧侦办中。

此后，“强迫残障人士从事体力劳动”的线索不断涌来。

2025年6月4日以来上官正义公开举报的部分建材厂 整理自地方警方通报、上官正义社媒账号。（图_樟子松/制）

9月25日，上官正义抵达云南香格里拉辖区内永鑫页岩砖厂时，砖厂已处于停窑关闭状态，未见残障工人。但他走访周边村民后证实，一些残障人员还在村里干杂活，没有得到妥善安置。于是他联系了当地警方，对方出示了9月19日的出警记录，称当天处理砖厂内其他纠纷时，在该砖厂发现6名残障人员，当时未能在公安系统内查到其身份，便让工头自行将其送走，送去哪里不得而知。此外，他提及“报警再三强调匿名举报，但后来负责的同志依旧当着被举报工头的面，大声让我提供身份信息。”在上官正义公开曝光后，事件才出现转机：警方在砖厂周边找到了8位残障人员，确认身份后，联系家属接回，并表示将进一步开展调查。

10月8日，上官正义发文举报称，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九然砖厂内，有云南曲靖籍工头长期控制8名残障人员搬砖，其抵达现场举报后得知，几天前该工头已将残障人员分三辆车带离砖厂，去向不明。11日，当地警方反馈已解救残障人员9人，抓获涉案人员6人。

据上官正义透露，截至10月11日，经其举报、曝光获得解救的残障人员超过229人，涉及至少31家公司及个体户，绝大部分是砖厂，被举报工头均已涉嫌强迫劳动罪被立案批捕，被解救的残障人员失踪时间从六年至三十年不等，在全国各地掀起“余波”。

2025年6月曝光河南汝州德源伟业工人住所及食物。（图_微博@上官正义）

和谢静静一样，36岁的纪恒接到了来自村干部的电话，确认照片中人是否他失踪多年的父亲纪建国。纪建国出生于1964年，2003-2004年间在湖南洞口县老家失踪，此后杳无音讯，直到今年7月22日，被广西百色救助站救助。

“我爸基本没怎么变，就是老了一些，瘦了一些”。纪恒回忆，刚见面时，纪建国认得出纪恒和其他家人，但他的声音如蚊，很怕生的样子。纪恒问他这么多年去哪了，纪建国只能含糊不清地讲述，搬砖、扛树、下肥料；搬砖装车时，“老板”不时用鞭子抽打，“每天不停地干”，过着“奴隶社会”的生活。

纪恒原本对此不以为意。8月下旬，他从新闻中偶然得知，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曾在7月4日至7月22日多次举报“广西省百色市平果市辖区内砖厂强迫残障工人搬砖”未果，他突然意识到，父亲可能不是在说胡话。

纪恒偶尔会问父亲叫什么名字，纪建国总会说出一个陌生的人名“张名发”，反复跟他确认后，他才小心翼翼地说出自己的本名。8月25日，纪恒带父亲去办户口，工作人员问起名字，“张名发”还是脱口而出。“我看报道里说，黑砖厂的工头会逼迫工人改名字，我爸估计也是，他说自己有很多个名字。”

9月11日，纪恒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帖，感谢百色市救助站将父亲送回家，第二天接到了百色警方的电话，称纪建国很可能也曾被“黑砖厂”控制劳动，如果有线索可以及时反馈。

之后，纪恒多次致电百色警方，警方称已经查到涉事砖厂，控制了涉案工头并解救相关人员。社媒上疑似受害者家属给纪恒留言，称百色警方通知他们识认被解救的残障工人并做DNA鉴定，发现其中一人确为其失散的亲属。

纪建国被救助时的登记信息。（图_受访者提供）

“有的地方处理这类案件相对让人容易接受，但有的地方，人家家属问受害者是怎么找到的，他们都不愿意提及，怎么索要劳动赔偿也不说，**无形之中让别人很痛苦。**”上官正义期待国家有关部门能够重视残障人士强迫劳动现象，如由各地监管部门发起专项行动，在调查黑砖厂的同时，也做好后续的安置和赔偿工作，为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政策指引。

追责的决心

无独有偶，上官正义连续曝光位于河南的两家砖厂后不到一周，寇聚合出现在杞县街头。据寇聚合描述，他和工友先是被要求停工了几天，之后便被开车带离砖厂，工头称他们“老了，干不动了”，要送他们回家。车上载了三名工人，寇聚合是最先被放下车的，工头告诉他，“前面的路开不了了，再往前走就到家了”，之后驾车离开。

6月30日晚，一回到老家见到父亲，听他谈及在砖厂的遭遇后，谢静静果断决定报警。7月1日，她和哥哥先后前往陵头镇派出所和杞县阳堌派出所报案，均得到“非案发地，无法立案”的答复。谢静静没有丝毫动摇，决心自己追查。

“听我爸说砖厂里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残障工人，不能让这些‘老板’再祸害人了。再加上我爸被折磨这么多年，我必须得让他们受到惩罚，把其他人救回来。”谢静静说。

在交谈中，寇聚合提到了“兰考”“民权”“焦裕禄纪念园”等地点，还说砖厂里有红砖、青砖和用水泥抹面的灰砖。谢静静打算从这几个线索开始，带着父亲实地探访。

寇聚合不敢。“干这么多年一分钱没有，还欠别人钱呢”，工头曾威胁他们，一根中华烟七千万，一件衣服七十万，一个馒头一百块。兄妹两人从7月1日下午一直劝到第二天凌晨，寇聚合还是不愿意。

到了7月2日早上，他们去父亲家里吃早饭，寇聚合却只说了一句话。“走。你不是说去找砖厂吗？”

早在前一天晚上，谢静静在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关键词，已经找到了一家最接近父亲描述的砖厂，位于兰考县。这也是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但抵达后，寇聚合很快否认了这里。他们只好问工人哪里生产水泥砖，对方透露了一家名为“兴兰建材”的砖厂，并表示就在政府边上。谢静静将“兴兰”误听为“新兰”，以至于后来开车经过都浑然不觉。“那么大那么繁华，走到门口都没想着往里进”。

下午，走访的几家砖厂都被父亲否决后，谢静静一度求助警方。但焦裕禄纪念园辖区派出所接警民警坚称，需在涉事砖厂所在辖区派出所报警。在她反复劝说下，兰考县公安局派来了两个民警，也只是走个过场，“我们领导说了带你们转一圈就放回原位。”

他们继续一路打听，找到了一家砖市，拉砖师傅们提及附近有四家砖厂，“兴兰”的名字再次浮现。他们还提到，以前兰考县、商丘民权县、山东、安徽交界处的一片砖厂全都用残障人员拉砖，“每过段时间就换一批，不知道从哪拉的”。令人振奋的是，有师傅看到父亲后笃定地说，确实给他搬过砖，还不止一次。

得到明确线索后，陵头镇派出所和三义寨乡派出所民警才先后赶来。虽然寇家人此时已经预感兴兰建材的可能性最高，但警方还是把它排在了最后。来到兴兰，已是晚上八点左右。一进大门，便能看到若干栋紧挨着的灰色的四层高楼，顶部用明亮的红字贴着“讲宗旨，讲正气”。寇聚合抬起手指指点点，锁定了中间的那栋楼，“就是这栋，三楼。”

兴兰建材大楼上明亮的红字标有“讲宗旨”“讲正气”。（图_樟子松/摄）

“看着我爸激动的感觉，特别真实”,谢静静回忆。寇聚合带路，径直走上三楼。楼道里，一间屋挨着一间屋，几乎看不到尽头。他打开入口处第一间屋子的门，自然地坐在了最靠近门口的床上。屋里臭味扑鼻，被褥表面很干净，但掀开里层是“灰扑扑黏糊糊”的一层。几乎可以确定，这就是寇聚合曾经待过的砖厂。

谢静静拿出手机准备录像，三义寨乡民警便做出抢手机的架势。她又提出查监控，民警拒绝了，“我们会保存，不用你管”。民警也拒绝了他们去更多屋子的请求，很快便将他们带离了兴兰建材，回派出所等消息。寇常安勉强留了下来“保护现场”，和民警一起等待后续技术人员对宿舍的搜查。直到深夜十一点左右，也没能等来。民警表示，技术人员有别的案子在忙。

谢静静本以为非法用工的砖厂只有这一家，但在派出所录口供时，父亲表示自己是从民权县的一家砖厂被转移到兰考的，她意识到可能存在一个非法转卖的链条，但具体结果只能等待警方的调查。

与此同时，三义寨乡民警陆续带回了六个人，其中五位男性均为疑似残障工人，和寇聚合并不相识。

7月3日中午，他们动身离开，特意来到距离兰考县只有半小时车程的杞县，想感谢那个把父亲带到派出所的好心人，但民警称并未留存对方的联系方式。不久后，民警主动打来电话说：你们也得感谢警察，把你父亲找回来。

7月2日于兴兰建材解救的部分疑似残障工人。（图_受访者提供）

更多失语的人

回家后，谢静静将私下拍摄的照片、视频以及与警方通话的录音陆续上传到了短视频平台。7月到9月，兰考县公安局民警、兰考县人民政府、民权县公安局等单位共五次造访其住所，主要诉求就是删除视频，并多次提出可以赔偿寇聚合多年的劳动所得，让谢静静“说一个数”。谢静静全都拒绝了，她更希望能尽快查清父亲九年来的遭遇，将犯罪者绳之以法。

在第二次登门造访时，她从民权县公安局处得知，一名叫做李子茂（音）的人已被兰考县公安局拘留，其称2024年在郑州“捡”到寇聚合后，带至商丘市民权县某砖厂，做工不到半年。兰考县公安局告诉他们，兴兰建材法定代表人徐腾松已被拘留，手续正在办理。

8月14日，兰考县公安局民警称已经查到了2020-2025年间父亲被转卖的四家砖厂。录音资料显示，2020-2025年，寇聚合先后被转卖至郑州市管城区、平顶山市叶县、商丘市民权县与开封市兰考县的各个砖厂，2024年下半年开始在兴兰建材做工。具体时间还要继续调查。

兴兰建材全称为“河南兴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8月，经营范围包含透水砖、灰砂砖、水泥制品制造与销售，沙子、石子、钢材销售等。公司坐落在兰考县绿色建筑产业园内，距离三义寨乡人民政府、三义寨乡派出所不到一公里。该产业园被列为2023年开封市第一批212个重点项目之一，占地面积约37000㎡，投资金额约6亿。政府相关文件提到，重点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监管，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及时查处工程质量、合同履行、建设环境等方面发现的问题。

9月初，兰考县公安局曾向媒体表示涉事砖厂已关停，然而9月13日水瓶纪元实地走访后发现，兴兰建材仍处于营业状态，一小时内共有三辆车进出兴兰建材，扬起扑面的粉尘。此前大门口柱子上标着的“中共兰考县三义寨乡兴兰党支部”，则已被清空。次日，谢静静致电兰考县公安局，民警称行业部门已经下发关停手续文件，“开不了”；县政府工作人员则回应称，会再去落实，后匆匆挂断了电话。

兴兰建材仍在运营中。（图_樟子松/摄）

寇聚合家的客厅很空旷。谢静静说，现在没办法添置更多物件，因为父亲可能会弄坏。经济上的拮据也可想而知。父亲回来之后，他们的各类开销总计九万元。原本谢静静在北京做库房管理员，现在在家没有收入，母亲也没有工作，全家都靠在浙江做技术员的哥哥支撑，而哥哥家里有三个小孩。

七月初，谢静静给镇政府打电话，为父亲申请领残疾人补助。早在2016年5月，父亲失踪的半个月前，他的残疾证刚刚办好，还从未享受过补助。工作人员告诉她在网上进行申请，之后却杳无回音。直到八月中旬，她发布的维权视频几乎传遍了村里，政府主动和她联系，说要来确认父亲已经回来的情况，但至今没有下文。

寇聚合的卧室，床边放映机正在充电。（图_樟子松/摄）

父亲在和母亲结婚前摔伤，那时精神障碍还未见端倪，随着时间推移有了加重的趋势。那之后，他做过一年多的装卸工，后来又赋闲在家，全家的经济来源只剩下母亲，她卖过水果、摆过小摊，什么都卖。谢静静十二岁就出门打工了，一开始是在河南的电子厂，后来去了江苏，早年一个月工资不过八百，挣来的钱都寄回家里。哥哥年龄大一些时，也辍学离家打工了。

谢静静身上“天不怕地不怕”的气质，或许来源于此。她无法忍受目睹父亲的苦难却什么都不做。她质疑一切，认为警方都是砖厂的保护伞。面对警方让她不要再联系记者的请求，谢静静的回应很笃定，“我大小记者都欢迎。”

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她给兰考县公安局、三义寨乡派出所等单位打了数十通电话，询问调查进展。而随着谢静静将部分通话录音上传至短视频平台或发给记者，电话那边的回应也变得越来越模糊，“怕我发视频（公开通话内容）呗。”

9月13日深夜，谢静静创建了一个“全国失踪人员家属群”，截至10月9日，群内已有40人，有好几位家属在近日黑砖厂案件中寻回失踪多年的亲人。6月，小阳在上官正义曝光河南某砖厂的视频中发现了疑似失踪父亲的身影，从安徽赶赴河南，跑了四五个派出所才找到父亲。9月，小袁在湖南某砖厂被解救的工人中找到失踪七年的弟弟，政府称只能垫付在当地做工的八个月工资2.4万元。

还有许多没有寻回失踪家属的群友，有人给曝光的黑砖厂所在地警方打电话，咨询是否有可供识认的照片，“接警的人很不情愿的语气，说哪里救助的找哪里”，“做了个登记就没下文了”。小于的弟弟多年前失踪，家人在当时报警并采集了DNA，近日她们再次前往派出所确认，民警查询过后却发现DNA并未入库。

谈起建群的初衷，谢静静希望群友越多越好，一起分享线索、自发调查，抱团取暖，找到自己的家人。

（文中谢静静、寇常安、纪恒、纪建国、小阳、小袁、小于均为化名）

但，为什么？

各位好，连日更新长文，今天写累了，简单聊两句吧。

看到环球时报的胡锡进在微博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感慨说现在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发言越来越小心了，连明星都坚持只唠家常：

这里插说一句，我在标题里管胡锡进老师叫“老师”，纯粹是因为我们山东人的口癖，并没有什么特殊尊敬的意思，就是习惯了而已。

三国时代马超给人家写信，说“曹孟德杀我全家七十余口”——杀父之仇了还管曹操叫字，那也是汉代人的口癖，马超应该是觉得他如果对曹操直呼其名，显得自己很没素质，侮辱的不是曹操而是他自己。我觉得这个习惯可以沿用到这里。不仅为人还是很可以的胡锡进老师要尊称为老师。甭管话说的多浑的人，叫声老师，总没错，因为至少，他们教我们见识了人类的多样性，比如……不举例了。

不过胡老师发的这个帖子吧。倒是确实证实了我之前的一个想法——为什么我说自己今后尽量不写时评了呢？因为我担心自己写时评的口径和力度，会有一天连胡锡进老师都赶不上，你看这种情况如今就已经出现了，胡老师在他的微博上点出的一些社会现实问题，我现在在文章中都是不好写的，只能在他写以后截图或者原文引述给你看：

“很多人如今在社交媒体上发声越来越小心了，或者干脆不发了。明星们的账号过去经常唠家常，现在都是各种官宣了。体制内的人更是小心翼翼，很多人连朋友圈都不发了，发的话也是转发某个正规报道。大学老师们也成了“敏感群体”，多数人选择在互联网上能少说就少说。民企高管或者中层也是一样。总之，很多群体的个性化信息变得像秋收后的田野一样干干净净。”

我觉得胡老师说的好，点的大胆。当然我也并不以自己不再写这些事情为耻。人家胡锡进老师是什么人，好歹算是免死金牌的人，地位咱这等人比不了，也不好比。所以我觉得我是可以自我谅解的。

当然指出现象本身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就好比你观察到自然界里水会从下流、苹果会落地，这个现象东西方都发现了，可是咱们得出的只是阴阳和合、到了宋明还是“气之轻清者上浮而为天，气之重浊者下凝而为地”之类似是而非的浑话，人家牛顿牛爵爷就能总结出万有引力等一整套理论，还给出了可证伪的数学化公式，这就不是一个性质的东西。所以点出万马齐喑不算本事，多问一句为什么，方见其勇敢。

而这个为什么，人家胡锡进老师倒是也问了，并且给出了原因，在于“社会的宽容度降低”，我觉得胡老师这个总结把……还是非常有道理的，至少点出了该现象发生的一部分原因，现在互联网上以毁灭他人而不是以学习和改进自己思想为目的的人，确实比以前多多了。

就好比昨天我写《惨烈撞燃之后，他们为什么还愿意信任国产车》一文，回复中有两种，一种留言说“这文章以前你发过了”（发过了您也没打赏过啊），另一种则立刻义愤填膺，质问我是不是在内涵某国产电动车品牌，还说特斯拉也有问题，你为什么就不写文章揭批？

搞得我很哭笑不得，我这文章揭批的就是美国车企当年为了追求自身商业利益草菅人命的故事么，批判的就是美国你还要怎样？如果这样一个曝光美利坚阴暗面的历史故事，居然都有人能从这种嗅出“汉奸”“卖国贼”的味道，那我也真是无奈了，真不知道自己还能再写点什么好，或者干脆封笔，亲身实践一下胡老师说的“大家发言越来越小心”的感慨，也许这才是明哲保身之道。

我据这个例子，其实是意在为胡锡进老师说话，很多人觉得他这种“社会的宽容度降低”的归因是在避重就轻，柿子专拣软的捏，我觉得不全是。王小波先生说过，“当代知识分子最大的恶，就是打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我觉得先生这话说的有失偏颇，自己驯化自己、自己牢笼自己、自己愚笨自己的，又何止知识分子。你看那些在网上义愤填膺的敲键盘，要人家宁可烧死也要支持xx车、说一点不同观点就是汉奸卖国贼的人，他们显然是算不得知识分子的。而牢笼自己的力度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当然还有一帮明明自己开着高价洋车却忽悠粉丝“爱国网红”，这帮人倒是并不甘于自愚，他们是把胡老师“拍死在沙滩上”的后浪”，人家精着呢。

这里本来很想再劝一下那些鸡蛋里挑骨头的人——我没说不让您买什么车，您愿买什么车（如果你买的起的话）就去买，我想说的只是，您要尊重一下他人作为消费者也有知情权和选择权。

我发现很多人压根就不理解这种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选择自由的生活状态，琳达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显然，这种方式，确实是很多喷子完全无法理解的。

所以我最后只能说，如果你连这个道理也不懂、或者不认同，那也随您，反正每个人最终都要为他的选择和认知负责。

另外就是胡老师说的，你人在体制内，乱发个朋友圈，单位领导容易找你麻烦这种事。这个我是深有体会的，我当年有份还算铁饭碗的工作，后来自己写公众号，就辞职了，就是因为领导要求 不要给单位添麻烦，其实如你所见，我真的没写什么东西。但我也非常体谅单位领导的难处，因为我不仅有领导，还有同事，很多同事读我文章读的比很多读者都认真，觉悟也比领导还高，但见有只言片语苗头不好，他们立刻会去领导那里打小报告。而领导也不仅有领导，也有他的同事，他同事盯着他的言行也比他领导还紧（毕竟升迁名额有限么），稍微出点乱子，也会往领导的领导那里报告，就这样一级一级叠上去，上面一根针，底下千斤重，我们这些基层干活的小兵，当然聪明的也就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这就是体制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胡锡进老师能把话说到这个程度，非但不是某些人所说的“避重就轻”反而是点到了问题的要害，圣奥古斯丁说的么，“我们怎样，时代就怎样。”一个人，他所处的社会环境、舆论氛围乃至最终得到的结果，不是别人强加给他的，而是他所身处的社会的基本盘决定的，而一个社会的基本盘是宽容还是苛刻，是彼此友善还是互相举报，这归根结底，难道不是我们自己选的么？

所以胡老师说的有道理，当然，如果他能再有道理一点，追问一句，为什么现如今会有这么多大脑短路的严苛网民横行，就更好了。

当然，对这一点，我不强求，我觉得胡老师话说到这个份上，也算尽力了。

胡老师文章的最后，忧心忡忡的警告说：“我们的社会应当丰富多彩，社交媒体应是全体民众交流信息的平台。如果一些群体退出了，或者严重消极了，只剩下另一些群体在其中活跃表达，那样的情况一定不会太好，会导致新问题的出现。”

这话说的有点委婉，也比较抽象，我们举个现实一点的例子，生物进化学上有一个左墙定律，说的是假设一个醉汉，蹒跚的走在一条路上，左面有一堵墙，右面有一道沟，他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早晚会调到右边的沟里，因为这个进化模型中一个方向是被封死的，所以物种在随机进化过程中，早晚会走向相反的那个极端。

在人类历史上，一个社会因为屏蔽乃至消灭某种声音导致跌入这个“左墙定律”陷阱的例子并不罕见，我没有胡老师那么勇敢，就不举例说明了，但我觉得胡锡进老师确实说到了问题电子上，“如果一些群体退出了，或者严重消极了，只剩下另一些群体在其中活跃表达，那样的情况一定不会太好，会导致新问题的出现。”——又何止是不太好，又何止是会出问题。

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确实老了、至少老于世故了，本来还有很多想说的，却不愿甚至懒于诉诸笔端，乃至这篇文字，也成了给胡老师的那篇文章“作注”的蹩脚文字。

但也就是这样吧，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今天很忙，在为未来的生活奔走。

传统时评，讲究点到为止，就此搁笔吧。

最后，模仿一下胡老师的口吻——小西……啊不，老西觉得，胡锡进老师说的很对，社会的宽容度变低了。

但为什么？

最近，很多同行后台流量突然腰斩，推送阅读从几千跌到几百。

问客服？标准回答是：“系统检测到违规内容”。

但问题是，明明没擦边、没标题党、没造谣，怎么还违规？

其实你没错，是公众号的新规则变了。

过去能涨粉的内容，现在有些会直接“限流”处理。

下面这4类内容，是最近最容易被判违规、被限流的高危区。

01 带“诱导行为”的内容：包括点赞、转发、评论引导

很多人还在写这样的句子：

“看到这句话的都点个‘在看’吧”

“转发给三个朋友好运加倍”

“评论区留言，我发你模板”

以前这些句子没问题，现在一律算“诱导行为”。

系统判定你是在引导用户操作以博取互动，直接限流。

解决办法：

把“命令句”改成“共情句”。

比如：

“看到这句话的都点个赞！”

“你也有过这样的感受吧？我也是。”

这种方式既能激起互动，又不触碰规则。

02 带“夸大承诺”的标题：被系统判定为“误导性信息”

公众号现在的算法在“识别夸张语气”。

像这种：

“一天赚3000”

“普通人轻松月入10万”

“看完直接起号”

系统会直接降权，因为它判断为“误导读者”。

即便你说的是真实案例，也要避免绝对化表达。

标题中出现“稳赚、必火、轻松搞定、0成本月入”等字样，都容易触发规则。

保留吸引力，但降低承诺感。

“普通人也能轻松月入3万！”

“普通人是怎么靠公众号实现稳定副业收入的？”

你换个说法，既真实，又不违规。

03 搬运热点、转载类内容：容易触发“原创度过低”

现在系统会检测“内容相似度”，

如果你的文章与其他公号重复度高，会被标注为“低原创”，限流处理。

尤其是“热点搬运类内容”

比如你转发微博热搜、总结抖音热点、改写爆款文章，

系统会识别你是“二次传播”，不给流量池推荐。

热点可以蹭，但要“原创化”。

举个例子：

别写“张三离婚了”，而是写“张三离婚这件事，揭开了当代婚姻最真实的一面”。

系统识别你是原创观点，就能保住推荐权重。

04 输出“负能量、极端言论”的内容：容易触发内容安全机制

这类违规最隐蔽。

“现在社会全是骗局”

“没背景的人永远翻不了身”

“普通人干啥都没机会”

虽然是吐槽，但系统会标记为“负向内容”或“社会舆论风险”，直接降权。

很多人不知道，公众号的推荐机制正在强化“情绪正向化”。

不是不能讲真话，而是要“带出转折”。

“现在年轻人根本没有出路。”

“现在年轻人确实难，但也正因为难，机会都在边缘处。”

情绪要有出口，系统才会判你为“有价值内容”。

最后说几句真话

现在的公众号，不仅在看你写什么，更在看你怎么写。

平台越来越智能，它要的不是“极端表达”，而是“真实、有温度、有思考”的内容。

起号不再是靠标题党、靠热点搬运，而是靠稳定输出+高原创+共情力。

如果你最近流量下滑，不是你写得不好，而是规则变了。

理解规则、顺势调整，你的流量还会回来。

“社会的宽容度变低了”。

“有许多群体都不愿意在网上发声了，导致公共舆论的面貌变得不再完整”。

“大学老师们也成了敏感群体，多数人选择在互联网上能少说就少说。民企高管或者中层也是一样。”

“这种群体性噤声是互联网时代公共信息领域的一个损失…”

“当只剩一些群体在活跃表达，那样情况一定不会太好，会导致新问题的出现”。

说实话，看到这些言论，我只想笑。

笑什么呢？

笑岳不群偷了林家的辟邪剑谱，然后让林平之好好修炼华山剑法。

笑阿Q把自己的长辫子盘在帽子里，走上街头，到处吹嘘自己革命了。

笑蒋介石去妓院嫖完娼，回家就开始写日记：“哎呀呀，这实在是不应该啊！”

明星怎么不说话了，企业家怎么不说话了，教授怎么不说话了，这不是正和胡锡进每天的叽叽喳喳，形成鲜明对比吗？

作为意见领袖，胡锡进的话已经具备了隔三岔五登上热搜的能力。

很多海外媒体报道中国热点事件的时候，都要引用他的看法。

明星说的话不对，他要出来评评理。

企业家说话不好听，他要出来规劝几句。

大学教授上课讲几句超出教纲之外的话，都不用胡锡进出手，他的徒子徒孙就能直接举报了。

以至于现在的社交媒体，到处都是抓间谍的和抓汉奸的。

他们在每一条帖子下面盘问：

你是谁？你为什么要批评民族企业？

我们都那么强大了，为什么你还在说这不好那不好？

你是不是屁股坐歪了？举报你这狗汉奸！

而被盘问的人也早已熟悉这些二胡卵子一样的提问，刚开始还据理力争几句，后来干脆直接闭嘴离场。

没办法啊，你不跟着他赞美，你就是屁股歪了，是汉奸。

你不跟着他炮打佩罗西，虽远必诛，你就是心虚，还是汉奸。

横竖都是汉奸，不如不说话。

尤其是大学教授、学校教师，说错一句，工作没了，这谁受得了啊。

你说日本诺奖多，他说这是西方的奖，不具备参考意义。你说屠呦呦不容易，应该拿个院士，他说中国科学界有自己的考虑。你说大学校门要敞开，他说严防青年被渗透。

你说食品安全很重要，他说美国也吃死过人，你说社保福利要加强，他说我们的新能源全球第一，你说个别民族企业爱吹牛虚假宣传，他说特斯拉也有过车祸。

你说欧洲不内卷，他说都是抢来的，你说英国蓝领工资高，他说现在是产业争雄重要阶段，再苦几年我们也会提高，你说已经苦几年了怎么还不提高，他说你再说我举报你这个狗汉奸！

在澳洲的花园里，有中国的“爱国者”在挖呀挖呀挖金库，而揭露这一切的“汉奸”却被莫名删帖。

面对随时搞搞扬起的铁拳，越来越多的人只能吓得假装糊涂：

对对对！是是是！好好好！行行行！

爱因斯坦说，能量是守恒的。

当胡锡进们的能量与日俱增，那么被消灭的自然是那些多元的声音。

等那些多元的声音消失了，寂寞的老胡又感到一阵空虚哆嗦，偶尔出来唤几声：

“你们咋不说话呀，畅所欲言嘛！”

就像太监总管问小太监：你那话儿怎么只剩下排尿功能了？

无敌是一种寂寞，寂寞就会孤独。

而今天的老胡，已经在孤独求败。

从来没有事，竟出大天朝。

《环球时报》退休总编胡锡进最近觉得，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声越来越小心，或者干脆不发，明星过去的微博充满活人感，现在都是官宣，很多人连朋友圈都不发了。

他认为，根本原因是“社会的宽容度”变低了。

胡总编这个人啊，是人精中的人精。

我有个类似聪明的熟人，我们内部提到他，都说“某某是海鸡会的”，海淀区鸡贼委员会的。

有成就，是有关部门聪明，领导睿智，如果有点什么不足，就都算在全社会头上，如果你有了这种归纳总结的能力，也能像胡总编这样，退休前整个局级干干。

为什么公职人员、大学教授不愿意继续在媒体上继续分享自己的心得？

因为他们不像老胡一样，有一个免死金牌啊。

任何有公职身份的人，一旦言论形成了舆情，单位领导是绝对不会保你的，因为你的同事，尤其是跟你不对付的人，会利用这个机会把你往死里打，外面的大舆情不会直接伤人，单位里的小舆情才会摧毁我们，竞争对手、敌人趁机对领导施压，这才会把发声的人打躺下。

也没法责备领导不保护自己的下属，因为一旦领导敢护着引发舆情的你，领导的竞争对手和敌人，就会往大领导那里捅咕捅咕，制造小舆情。

领导愿意护你一次，是他仁义，或者是你还有用处，但你如果还有第二次，第三次，那神仙也救不了你的。

这不是一个两个单位的风气问题，而是从上而下推行的一种规矩。

胡总编为有编的朋友们发朋友圈鸣不平，其实如果你没有编而且爱发朋友圈，更麻烦，因为你没有单位，所以可能直接被拘留……

社会性动物，比如蜜蜂、蚂蚁，可能是没有个体的意志的，一窝蜜蜂、一窝蚂蚁，共享一个意志。

所以你觉得你的单位领导深谋远虑，睿智非凡，其实很多时候，哪怕是最优秀的人，只要坐在了单位领导的位置上，他就和所有这一窝蜜蜂、一窝蚂蚁一样，有了一个共享的脑子。

上面怎么做，他就去模仿，就像一个光屁股小孩学大人说话一样。

他会模仿上面的口吻，说你挑战权威，妄议单位，你当然是百口莫辩，自认倒霉。

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会说，有编的话你就不要开微博，抖音小红书最好也都注销掉，没有社交软件，你就会变得更安全。

胡总编所说，不能代表任何的趋势，他那里没有上意，他偶尔会做一些揣摩上意的事情，有时候也会猜错，而且随着他脱离一线，错得会越来越多。

所以，千万不要上了这种腔调的当。

家里有老人的都知道，什么时候有人说“大家尽请提意见吧”的时候，唯一正确的答案就是：

“领导！您真的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啦。”

它（胡）说舆论气氛要放宽容，目力所及是越来越严，捆绑越来越结实。但是，这其中有它的功劳。

一纸薄薄的国家赔偿决定书，捧在手里却沉重的让人想哭——

赔偿38万元，这是朱双喜坐了541天冤狱，以及未能在三位至亲至爱离世前见上最后一面的“价格”。

朱双喜，郑州市金水区庙李镇二十里铺村人，事情的源头，要从他在自己的祖传宅基地上建起的两栋楼房说起。

2000年，他拆掉老宅上的旧房子建成5层洋房，7年后又在洋房东侧建成一栋6层框架结构的标准间楼房，两栋楼房面积共计1500平方米。

****

2012年11月，城中村拆迁改造启动。按照补偿方案，他1500平方米的房产只能换取200平方米毛坯房和74万元补偿款。朱双喜认为这极不公平，遂不肯签字，成了“钉子户”。

就这样僵持到2017年7月17日，开发商河南圣鸿置业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朱家，在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见证下，双方签订了《搬迁补偿安置补充协议》。

协议签署一周后，也就是2017年7月24日，圣鸿公司出具了一份措辞明确的“承诺书”，上面盖有公司公章和两名负责人签名。

承诺书声明，与朱双喜签订的三份补充协议“全部属于公司自愿”，今后因此产生的任何法律纠纷，“全部责任由我和公司承担，均不影响朱双喜在此3个补充协议中应该享有的权利”。

紧接着两天，圣鸿公司履行协议，分两次支付了1300余万元拆迁补偿款。朱双喜悬着的心放下了，他以为，拆迁一事，到此已完美结束。

始料未及的是，拿到补偿款两年后，2019年8月7日，圣鸿公司突然向警方报案，声称当初与朱双喜签订的协议“不是自愿的”。

同月28日下午，正在旅游的朱双喜被警方带走。第二天，他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拘。同年12月17日，金水区检察院以朱双喜犯敲诈勒索罪起诉至金水区法院。

从拥有合法协议和承诺书的拆迁户，到被指控犯罪的嫌疑人，朱双喜的命运急转直下，司法历程也是一波三折。

2021年7月30日，金水区法院一审宣判，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朱双喜有期徒刑4年，并追缴涉案赃款1300余万元。

朱双喜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同年10月29日，郑州市中级法院以“原审判决事实不清”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2022年11月25日，金水区法院重审后，仍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朱双喜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涉案赃款84万元被依法追缴。朱双喜再次提起上诉。

2023年8月8日，郑州市中级法院终审判决朱双喜无罪。获知消息后，朱双喜喜极而泣，“我被错误羁押了541天，终于等到了昭雪这天”。

在被错误羁押期间，朱双喜的母亲、岳母和姐姐三位亲人相继去世。身在看守所的朱双喜，未能见到他们最后一面。

他的职业生涯也受到严重影响。他原本是一个省直事业单位的职工，正在申报高级职称，被抓后，前程尽毁。

2025年7月9日，朱双喜向郑州市金水区法院提起国家赔偿，包括因冤案错过高级职称评审造成的工资待遇损失、精神抚慰金、人身自由赔偿金等，总计约260万元。

2025年10月9日，金水区法院出具《国家赔偿决定书》，决定赔偿朱双喜38万余元。法院同时承诺向他“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这份38万元的赔偿决定书，或许能为案件画上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句号，但朱双喜失去的541天自由、三位临终未见的老人们、还有他错过的职业发展，都已无法用金钱衡量。

这份赔偿决定书背后，还有一个更沉重的问题等待回答：谁来为这起冤案承担责任？追究相关办案人员的责任，不只是朱双喜的个人诉求，更是每一个渴望公平正义的普通人的共同期待。

国家赔偿是对过去的补偿，而责任追究才是对未来的承诺。每一起冤案的纠正都不应止于经济赔偿，更应推动制度的完善，才能让“朱双喜式”的悲剧不再重演。

毕竟， 我们不能总是欢欣鼓舞自欺欺人地说：“正义，虽迟但到。”

而应满怀愧悔实事求是地承认：“正义，虽到却迟。”

刚才，上海干杯音乐节的组织方bilibili发了公告，宣称由于“不可抗力”，原定邀请的德国Kraftwerk乐队及音乐人左小祖咒，将无法按原计划参加18号的演出。

我在刚知道阵容的时候就马上预定了去上海看演出的行程，我希望能够去到发电站老爷子们首次中国大陆表演的现场，2019年曾经在香港看过，一转眼五年多过去了，沧海桑田、物是人非，我还想再看一次。

所以，上周听说演出阵容被举报，Kraftwerk乐队也许无法到来，我内心是紧张的，担忧他们的演出被取消，刚才终于石头落地，组织方官宣了早已知道的结局。

我除了手忙脚乱的退票退酒店，然后诅咒几句，又能怎样呢？

与此同时，今天下午，某个退休的人形生物，也在新浪微博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大概意思是：

“很多人如今在社交媒体上发声越来越小心了或者干脆不发了。这是互联网时代公共信息领域的一个损失，他认为根本原因是社会的宽容度变低了。一个人在网上个性化发声，给自己可能带来麻烦的风险越来越高，甚至会牵连他所在的机构，于是大家主动，或者在单位的“提醒”下极大减少了参与社交媒体信息和观点交流的意愿，这当中有两方面的因素，首先是互联网上的整体氛围越来越严厉，而且很可能上纲上线。另一个方面说，互联网过度解读一个人的几句话，或者将其发布的某张照片做过度引申、发挥，甚至还将批评的矛头指向该人员的所在机构，各种机构都怕事，不愿意惹上是非。无论是公有或者私有的单位，都不会保护你。

其主张要在党的领导下尽量宽松，认为应当有尊重个人权利的集体共识，不能对个性化信息进行上纲上线的引申，要有尊重个人权利并且给犯错者改正机会，不能太严厉了，社会应当丰富多彩。”

这个油腻猥琐的老家伙叽里咕噜了一大堆，像它往常一样，道貌岸然地说点“售货员不能打顾客老师不能强奸学生”之类的废话。然后收获一大堆评论嘲讽或赞许，其惯常描述的复杂中国看不出来，一个复杂的牲口倒是栩栩如生。

对此，我与朋友说 “不管它说了什么，都不要给这个畜生任何流量！”

（此图片由AI生成，不涉及任何版权）

我为什么这么说？主要是以下几点：

1.这种正反打的话术是其惯用伎俩，是其构建诡辩模型的重要手法。

这厮盘踞在互联网上这么多年，利用这种正反打的无底线言论牢牢占据舆论场眼球，这也是其诡辩话术模型的核心，在任何需要的场景下说出各种身份的话，一人饰演多重角色，自己对自己大打出手，任何话题在需要放它出来的时候，都能够找到下口角度，没有任何思想包袱及逻辑障碍。

它说这些话，难道真的是替广大民众呼吁更广阔的舆论空间和更宽松的言论尺度吗？难道是希望更自由的空气可以让人畅所欲言吗？不是的，这不过是一只年老力衰狐狸在向上撒娇，同时舆论场折腾点动静博取持续热度。

2.当下的严苛环境就是它所鼓吹维系的巨兽亲自塑造的。

它说舆论气氛要放宽容，目力所及是越来越严，捆绑越来越结实，这其中有它的功劳。一个乐队的演出因为举报而取消，这其中有它的功劳。各种细节被挑字眼和放大，抓各种把柄扣帽子，这种现实环境，有它的功劳。

因为它一直在努力替这类镣铐涂脂抹粉，狡辩成国家自信的必然之路，吹嘘权力的大手和全方面的管制是这个“复杂国家的必要手段”，用动荡吓唬人，用大国崛起忽悠人。仔细看它的发言，其所要求的“舆论场的宽容”不过是让一小部分自己人享有更多的胡说八道的权力，字里行间不过是想掌握这部分“自己人的解释定义权”，不让被它煽动起来的愚蠢浪潮反将它吞噬，给自己留出安全地带。

3.流量和话题度是吹鼓手的命脉所在。

相比较正统的脸谱型喇叭工具，它的存在是一个新数字时代异数，作为信息网络上的鬣狗秃鹫，流量就是它的腐肉。庞大的网民基数决定了无论黑或者红，有流量就能有收益，有响度就能有拥趸。另一个角度来说，它能够引发舆论关注，就能够在其主人脚下证明其价值，就能交易回来更多的好处和更广阔撒欢的舞台。骂它伤不了皮毛，它最怕的，是无视。

让这种人一直呆在互联网的中心，就是一坨大便永远摆在桌上。

4.严肃的命题不能被轻佻的笑话或者貌似诚恳的话语所消解。

公共话语空间的凋零，个人表达的萎缩，自由面临各种威胁及恐惧，放纵各类举报和山呼海啸的语言暴力，从不能反对到不能不跟着鼓掌，个体的言论空间在剧烈收缩……以上种种，都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当下生活的头等大事。这么严肃的话题，被其用诡辩逻辑消解，话语的组织及表达都被牵着跟随其节奏走，它今天说宽松大家跟着点头说宽松，它明天讲要有度和底线大家只能乖乖等它按指令画线，把话语中心交给这种无任何廉耻底线的谗臣奸吏，只会走向越来越窄小的牢笼。

5.与自由的仇敌不共戴天。

当然，我啰嗦这么多字，本质上也是对它的讨论及流量关注，我错了，这次演出的取消我实在是太生气了，气到不愿意过夜都要骂他一遍。

这是我的电子吧唧👇

我原本是打算戴在胸口，出现在18号晚上上海干杯音乐节 Kraftwerk 演出的现场。

现在不断有消息传来，因为被举报，Kraftwerk演不成了，所以我在吧唧图片末尾再加了一张图。

最后，再说一遍，举报者死全家。

前些天偶然看到一则新闻：

“湖南省第二女子监狱原党委书记、监狱长罗友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湖南省纪委监委驻省司法厅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主角级别不高，坊间有些兴趣的点，大概是猜想“落马后的监狱长如何在牢底与狱友相见”。

其实，严格来说，罗友田尚未进入司法程序，更没有法院判决，因此，我们现在不能说他是罪犯，不能说他一定会坐牢。万一“留校查看、以观后效”呢？万一保留退休待遇呢？万一嘛，都说不好。

但，不论最终结果如何，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官职不高的罗友田，对当下中国而言，早就具有了标本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2019年，湖南红网（省级地方党网）曾经发表了一篇报道《湖南省女子监狱监狱长罗友田：灵魂的救赎者》。

有了这篇报道，罗友田成为国内诸多获“灵魂救赎者”“灵魂拯救者”称号的干部的突出代表。 这篇报道的开头是这样的：

高墙里，罗友田投射着阳光：和风细雨的文化建设，直抵人心的活动关怀，倍感温暖的基础设施……

阳光下，他又亲手将良善的种子种入人心：面对面与人犯交流，拉扯掉队的狱警，为一线的警察鼓劲……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1月16日，湖南省女子监狱。监狱长罗友田总结他在监狱系统30年工作经验时，淡淡地说。末了，补充了一句：“家庭生活也该如此。”

总之，在报道中，罗友田是太阳，投射着阳光、播种着良善，在家庭里同样熨帖。

所谓伟光正、高大全，不外如是。

在某一范式的宣传语境中，这样的拔高是习惯使然，大家都不会觉得有问题。毕竟十年前、二十年前就有很多干警被称为“灵魂救赎者”，最近这些年也不少，这篇报道不过是承袭之作，也不算越轨。

但稍稍想一下就会发现这种称号的荒谬之处：

罗友田是体制内一名党委书记、监狱长，在他所在的国家和政府，一直以马克思主义为正式的官方意识形态。在我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之一，是唯物主义，而唯物主义，是不承认有灵魂的。甚至，“灵魂”因其非物质性，与唯物主义天然对立，所以，不仅是不承认，而且是不能承认、无法承认。

因此，一个单位主官、党委书记成为“灵魂救赎者”，可谓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了。尤其近些年来，全国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数量更是突飞猛进，飙升到了1400个以上，全国学术机构里，马克思主义相关专职研究者超过10万。万一这十来万专职研究者认真起来……

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灵魂救赎者”呢？

这是一个有宗教、文学、哲学色彩的概念。那些创建了宗教思想体系的人，比如耶稣、释迦牟尼、穆罕穆德等先知，为信徒提供了终极救赎承诺与道路，可以用这个称呼；那些社会改革和民权运动的领袖，比如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致力于现实社会中将被压迫者从制度性的不公和苦难中拯救出来，也可以用这个称呼；还有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家，比如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墨子，通过他们的思辨，努力将人类从蒙昧、偏见、虚假意识中唤醒，走向理性的自觉，也可以用这个称呼；以及，那些重要的文学家、艺术家，比如苏轼、李白、杜甫、贝多芬、索尔仁尼琴，因为作品触及人类灵魂深处，为读者提供慰藉、理解和超越痛苦的视角，也可以用这个称呼。

而罗友田，何德何能？我看这篇报道，其实也就是作为一个监狱管理者的正常工作而已。其中最“感人”的两个细节是：“女子监狱原有的热水系统年久失修，考虑到女犯的特殊情况，第一时间争取资金对热水系统进行重建。”“听说有一名被禁闭的顽危犯李某已绝食数日……他不顾李某身上散发的恶臭，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

可能是立场不同吧，我只觉得这些细节很一般。灵魂怎会如此容易救赎？如果这都算灵魂救赎者，那任何一个做好本职工作的人，都可以以此自称了。

其他类似的“灵魂救赎者”“灵魂拯救者”报道，也差不多，甚至，大多数还不如罗友田，更加干巴巴，更加没有细节。

监狱是一个特殊区域，在这里工作得力，确实有在精神上帮助犯人的效果。比如，我手边刚好有一本书《监狱里的图书馆》。作者是阿维.施泰因贝格，毕业于哈佛大学，曾担任美国波士顿监狱图书管理员。这本书记录得很散碎，作者没有自称“灵魂救赎者”，也没有人以此称呼他，但他在与犯人们互动时的体贴、默契、信任，恰恰是自称为“灵魂救赎者”的人所没有的，以开头前几页段落为例：

有时，我会收到一堆囚犯突如其来的请求，有的合理，有的无理。比如说，有人要我违反规定，给法院、假释委员会、“外面的兄弟”、老妈、孩子他妈、老婆和情人打电话，当然最后都被我一一拒绝了；也有人悄悄地向我打听艾滋病的信息，打听尿中带血是什么病，或者请我帮忙看一封信，这些我倒是答应了，白纸黑字地用小本本记下来。有的囚犯请求用我的电脑“上一会儿网”，我没有同意。有一个犯人指控我是以色列间谍，最后却被我四两拨千斤地转移了话题，变成问我“真的去哈佛念过书吗”，我言之凿凿地说去过；对方又问，如果真是哈佛毕业的，为什么会沦落到来监狱工作，这个问题被我跳过了。还有一个囚犯要我搜索他的饶舌唱片网站，身为监狱自封的“CGO”（首席谷歌搜索官），这个请求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视。

我还担任法律顾问。有人问我蓄意杀人和过失杀人在法律上有何区别，让我给他们找保释条例和刑期指南；甚至还有囚犯向我要绑架儿童、引渡和持手榴弹抢劫等相关的法律条文。监狱里不乏机灵的罪犯，有个耍小聪明的犯人想学马萨诸塞州有关古枪支和古军火的法律条文，希望这些条文不那么严谨，最好漏洞百出。透过眼角的余光，我注意到另一个囚犯正在炫耀他脸上那个用油性笔画的胡子—古代火枪手才会蓄的那种，他还一脸沾沾自喜地用英国人的口音说话。有人可能需要吃药了—像这种琐事我也会细心记下。

一个囚犯感谢我建议他去听“谢伯特”（他想说的其实是舒伯特）的音乐；有囚犯来找我借涅槃乐队 [涅槃乐队：20世纪90年代美国最流行的摇滚乐队。]的书，想从中参悟涅槃的境界；还有不少人来借瑜伽书、“如何做一名好爸爸”的自助书、关于“如何混合化学物”的书以及房地产指导书。想借“如何混合化学物”的那几个，我没有把书给他们，反而建议他们去看零门槛的“傻瓜书”，先入门再说。先前，有些囚犯很敏感，怕我喊他们傻瓜，所以我只好委婉点。有一个社工突然冒出来，想借一本关于老虎的书。她是一个疯婆子，总是捏造自己和欧洲王室约会的谣言，一讲就停不下来。在后面耐心等着的是甜哥，他是一个皮条客传记作家，头顶的毛发稀疏，为人机灵善变，想请我校对他改过的自传。尽管与骗子和流氓的谈话十分有趣，偶尔还能引发精彩的讨论，但我现在的重点是专心做好手头的工作，而不是和他们聊个没完。一次，我无意中听到一个年纪大点的皮条客对一个新来的囚犯说：“我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我是孵出来的……”我正心痒痒地想听下文，就看到泰挤到队伍前面来，礼貌地要求与我谈谈，并且立刻就谈。

泰是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长着一张婴儿脸，个子很高，下颚刚毅有力，仿佛一口就能咬开一颗核桃。但他今天像只彷徨的兔子，我刚把门关上—平时我很少关门，但今天却一反常态—他就哭了。他的母亲上个月去世了，葬礼在其他州举办，所以他参加不了。昨天，与他许久未见的父亲也被关进了监狱。这种状况很少见，虽然我以前也经历过几次，但今天却不知怎么安慰他。

正如霍桑在《红字》中描写波士顿第一座监狱旁边的野玫瑰：“这让人不禁想象，当囚犯走进监狱的大门或是出来受刑的时候，它会对他们轻轻地吐露出芬芳和娇媚，向他们表示胸襟广阔的大自然，对他们永远保有怜悯，永远保有柔软。”

这些细节，我在所有“灵魂救赎者”宣传中都没有见到过。

把一些常规本职工作拔高、升华，就像是在沙地里建摩天大厦却不打地基，最后总是避免不了塌方的结局。

徒增笑耳。

远不如真实、多角度、不做作的细节来得动人，来得有烟火气、有人味。

客观来说，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老一套的那种“伟光正”“高大全”的宣传，已经渐渐少了。但隐蔽在其后的思维定式却是藕断丝连，也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斩不断、理还乱。

上一个类似的人物，大约就是著名的直辖市副市长、“英雄”、“学术大师”王立军了吧。事发之前，他拥有几十所大学的教授称号，其中许多是中国最著名的一批大学。在他那张著名的名片上，罗列了国际刑侦专家、教授、博导、法学博士4个头衔，以及美国、中国、国际三类9个学术机构的职务。在他的简历上，这位副总警监熟悉和有造诣的领域包括刑侦、心理、法医、法学、颅面鉴定、人力资源、资本运营等，在各个场合，他也表明在哲学、书法、美学、服装设计、建筑学等诸领域有着较高造诣。他的即席讲话稿被整理为重达两公斤的书籍《视界》，书里，他被誉为“警中豪杰，师中楷模”、“他呕心沥血， 念兹在兹，为的就是安天下佑庶民”。一位总队政委的研读感受也写在书里：“似一位哲人对民众、国家、历史的贡献。”

实际上呢？根据后来《南都周刊》等媒体报道，29岁之前，王立军只有初中文化学历。他从部队转业后，当过司机，1984年被招至铁岭市下属铁法公安局，4年后，通过了辽宁省中专教育自学考试，成为一名相当于高中文化程度的派出所所长。1992年始，王立军成为铁岭市下属铁法公安局副局长，期间他在某大学管理干部学院学习二年，获得了成人高教大专文凭。他还获英国“世界剑桥国际名人中心”1997-1998年度世界名人称号，该中心各种头衔均在官网上明码标价出售。 2002年，王立军通过美国加州大学远程教育获得MBA文凭，而该所大学经方舟子等人考证是一所靠招收中国官员发财的“克莱登大学”。

一个如此底子的人，为何会拼命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横跨多领域的国际天才？我并不知道，如果猜的话，大约是那个年代成长的人难以摆脱“伟光正”“高大全”的心理定式吧。“安天下佑庶民”都出来了，甚至还要抢哲人、师者的帽子。

在重庆时，王立军手下有一个二十多人的文宣团队，称为“蓝精灵”，每日工作之一是用各种ID发帖赞美，然后再打印出来作为网络正面声音上报给他。一位团队成员对媒体记者说：“这三年我们每天都在提心吊胆地给他办一份《顺天时报》 。” 

大约，每个这类人物的心里，都有一个袁世凯吧，复辟后的那一版袁世凯，都需要一份《顺天时报》包装、吹捧、拔高自己，并抚慰自己空虚的内心。即便一个小小的监狱长，也自比太阳，高谈“救赎灵魂”。

这些人啊，真莽，也真是病得不轻。

希望他们早日康复。也希望本文之后，所有体制内的“正能量”们，杜绝“灵魂救赎者”“灵魂拯救者”这类称号。如此，善莫大焉。

20251014呦呦鹿鸣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YouTube频道三个水枪手：E87 三套理论，一个怨恨的中国人：苹果安卓×性压抑×力工梭哈 | B站 | 户晨风 | 峰哥 | 三体

一、民主期刊：中国正在变成人工智能驱动的超级监控国家

在全球为人工智能的无限潜力而欢呼之际，一堵由高科技筑成的“AI高墙”正在中国拔地而起。10 月 4 日，《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 发布了一篇名为《中国：人工智能驱动的监视国家》(China’s AI-Powered Surveillance State) 的论文，指出中国当局正在利用最顶尖的 AI 技术，实现“对人民的全景式控制”，将中国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利维坦”时代。

报告封面截图

这篇论文并非只是对现有监控现象的简单记录，它更揭示了一种全新的、由技术赋能的治理模式。作者指出，中国对 AI 的投入，其最终目标只有一个：“提升控制力，以维护政权安全。”他还认为，这种控制力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物理监视，进入了对社会行为、个人思想甚至潜在不稳定因素的“预测性”干预阶段。

文章首先指出，AI 技术帮助中国当局构建了无孔不入的“数字警网”。目前，中国已经部署数以亿计的摄像头，并将其升级为具备深度学习能力的“智能探头”。“这些 AI 摄像头集成人脸识别、步态识别、车辆识别和目标跟踪等功能，使得一个公民从踏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处于‘全息’追踪之下。”

文章引用了最令人震惊的新疆模式来佐证 AI 监控的强度。“在新疆，AI 系统与生物识别技术（包括虹膜扫描、DNA 样本采集）相结合，其强度已远超一般意义上的监控，构成了对整个维吾尔族群体的系统性压制。”这里的 AI 不仅是捕捉犯罪的工具，更成为了一道筛选和标记特定族群的“电子种族隔离墙”。

作者表示，更具奥威尔式 (Orwellian) 色彩的是，AI 技术正在为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注入灵魂”。这套系统通过整合公民在金融、交通、网络言论、甚至人际交往等各个领域的海量数据，为每个人生成一个“社会信用分”。

“低社会信用分的惩罚是显而易见的——限制购买高铁票和机票，阻止某些就业机会。但其更深层次的影响是，它制造了一种‘自我审查’的氛围，促使人们按照算法预设的‘符合规范’的脚本去生活。”

此外，作者也特别提到中国的“预测性警务系统”(Predictive Policing)，他表示这是中国 AI 监控中最可怕的未来趋势。这种系统可以通过对海量数据（如社交媒体讨论、集体投诉记录、实时人流模式）的分析，在不稳定事件爆发前，甚至在异议思想成形之初，就向中国当局提前发出预警。

“系统能够识别出在敏感事件发生前的‘异常聚集’或‘突增的负面评论’，并向安全部门发出指令。这实质上是让国家安全机构能够‘在犯罪发生前进行干预’，而这里所谓的‘犯罪’，往往是政治异议。”作者评价道，这种能力使中共能够高效、低成本地“将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扼杀在摇篮之中”，极大地提升了政权的“抗风险”能力。

最后，这篇论文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严峻的警报。作者指出，中国正在积极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威权或半威权国家出口其 AI 监视技术和一整套“技术威权主义”(Techno-Authoritarianism) 的治理蓝图。

作者称：“这种技术输出并非仅仅是摄像机和软件的交易，它是一种治理模式的‘捆绑销售’——即‘用效率换自由’。它让其他独裁者看到了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实现永久性、精细化控制的可能性。”

因此，作者呼吁，面对这种以 AI 为载体的“威权主义全球化”，民主国家必须联手建立有效的国际规范，以确保 AI 技术的未来，不至于成为压制人类自由的工具。

二、被连坐的童年：国家暴力下的人权捍卫者子女心理创伤研究报告

在人权研究与公共讨论中，国家暴力常被视为针对异议个体的直接打击。然而，中国情况特殊，国家暴力经常会连累受害者的家人。

10 月 10 日，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 HRIC) 发布了一份深度报告，揭示了一个在中国的残酷事实：“暴力的效应并不会止步于被针对的个体。它像涟漪一样向外扩散，渗入家庭结构，并以隐蔽却持久的方式波及到最脆弱的群体——儿童。”

报告封面截图

中国人权通过多个家庭的惨痛个案，集中呈现了国家权力如何通过“连坐”机制，系统性地剥夺了这些孩子受教育、健康成长和免于恐惧的权利，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复杂性心理创伤。

具体来说，中国人权捍卫者子女主要面临五个方面的问题：家庭结构频繁破碎；教育权受严重剥夺，被作为打压工具；心理健康危机普遍存在；跨代创伤延续并沉默化；海外流亡并非终点，而是新困境。

报告首先指出，中国人权捍卫者子女的童年从一开始就是不幸的。父母因维权、信仰或社会行动而遭遇监控、拘押或流亡，孩子们被迫卷入无休止的政治博弈。国家暴力以司法打压和隐蔽的日常侵扰两种形式显现，“深深嵌入儿童的生命经验之中，成为他们成长的底色。”

作者表示，家庭结构的破碎与亲子分离构成了这些孩子遭遇的共同脉络。报告指出，“大多数孩子在关键时期经历了依恋对象的缺失或动摇”。例如，人权律师余文生之子余镇洋的案例：他“在十八岁青春期时同时失去父母的陪伴，出现多次自杀行为”，在报告收录的案例中被标注为“两次自杀未遂，抑郁严重”，面临“高危自杀风险”。

另一典型案例是人权律师唐吉田之女唐正琪。她因父亲长期遭软禁而被迫赴日，孤身一人在异国。“唐正琪则长期陷入抑郁，多次尝试自杀，在身体上留下明显的自伤痕迹。”据悉，2024 年 2 月，唐正琪因罹患肺炎在日本东京去世。然而，中国当局却不允许唐吉田离境，导致他未能如愿出席女儿的遗体告别式。

此外，教育的中断与受限是所有案例的共同模式。报告总结道，对于他们而言，教育“不再是向上流动的通道，而成为国家施加惩罚的工具”。比如，人权律师王全璋之子泉泉长期与母亲遭到逼迁、监控，“多次中断学业”；谢燕益的孩子在课堂上被公开贴上“反革命子女”的标签，遭到师生霸凌。

更为惨烈的是何方美的四个孩子。母亲被捕入狱后，“他们被强制分散寄养，甚至被送入精神病院，失去了与家庭的基本连接”。报告直指这种命运：“这样的命运不仅剥夺了儿童的教育和康复权，更构成了一种制度化的忽视。”

报告从心理学视角分析，这些孩子所承受的是“复杂性创伤”。他们“被迫生活在对未知风险的持续警觉之中”，这种生活形态是“复杂性创伤的社会化再生产，它在代际之间延续”。

最后，报告提出，应当以儿童为中心，承认他们独立的权利和需求，并从社会、法律和国际层面推动保护，具体总结为“三大原则与六项行动呼吁”：

原则一：承认儿童独立权利。 未成年人不应因父母的维权行动而被连坐。所有涉及政治打压的行动都必须排除未成年群体。

原则二：建立有效社会支持网络。 在国内，应推动公益机构、教育工作者和民间社群为这些孩子提供补偿性支持，包括心理辅导、学业帮助、社会融入等。在海外，应由跨国公益组织和侨民社区共同承担接纳与帮助的责任。

原则三：强化国际监督机制。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儿童权利委员会等国际机制应将这些案例纳入议程，敦促中国履行《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义务。

在具体行动层面，报告提出六项呼吁：

教育保障： 立即停止基于父母身份剥夺儿童入学机会的做法，提供补偿性的教育资源。

心理健康支持： 为受创伤儿童提供专业心理辅导和长期干预，避免危机恶化。

家庭团聚权利： 停止强制性的亲子分离，保障儿童与父母团聚的权利。

反歧视保护： 学校和社区应建立反歧视机制，防止“政治犯子女”在日常生活中被污名化。

流亡援助： 为流亡中的儿童提供奖学金、临时住所和语言培训，减轻他们的生存压力。

国际倡议： 鼓励国际 NGO、学术机构与媒体持续记录和发声，防止这一群体的处境被掩盖。

三、北京的人口焦虑与女性的退步空间

“婚育不仅是关系个人幸福的家事，更是关乎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大事。”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在 2023 年的一份倡议书中如是写道。在德国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 (MERICS) 看来，这句话精准体现了今日中国当局对人口问题的重新定义：从家庭选择转为国家安全。

10 月 8 日，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生育问题的报告。结果指出，中国正经历“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危机，然而当局想要扭转这一趋势却困难重重。

报告封面

2022 年中国全国总和生育率降至 1.09，远低于 2.1 的更替水平；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15%，劳动人口比例持续下滑。“中国的人口自 2023 年开始负增长，警告早在二十年前已发出，如今的政策转向，只是太迟的觉醒。”报告写道。

报告表示，过去四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留下了沉重的阴影：被迫绝育与堕胎的记忆尚未消散，性别失衡与小家庭观念根深蒂固。报告形容，北京如今“必须逆转自己制造的社会结构”，而年轻一代“早已习惯于小家庭、不婚或丁克的生活方式”。

自 2015 年起，中国陆续放开二孩、三孩政策，但该报告指出，国家并未真正退出家庭领域。“计划生育体系依然健在，只是换上鼓励生育的外衣。”

2021 年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强调“家庭是社会细胞，女性在生育与养育中具有天然角色”，并规定“国家支持适龄婚育”。报告认为，这种“以生物学为依据的道德号召”使女性再次被固定为母职角色。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生育”已写入《国家安全白皮书》。在官方话语中，“人口安全”被视为维系经济、科技与军事竞争力的关键——一种“将生育纳入国家战略的安全化转向”。

在政策层面，中国推出了首个全国性育儿补贴：每名 0 至 3 岁儿童每年 3,600 元人民币。报告称这一金额“杯水车薪”，仅为平均养育成本的八分之一。地方政府动作更快：四川攀枝花与湖北天门率先实施现金补助、延长产假、购房优惠，被中央媒体誉为“可复制的成功样本”。然而，这些地区也显示出一个事实——鼓励政策往往带来短期反弹，难以改变长期趋势。

与此同时，宣传攻势不断升级。自习近平提出“积极培育婚育新风”以来，各地陆续举办集体婚礼、婚俗改革活动，并要求高校开设“婚恋教育课程”。一名地方官员被引述称，年轻人“结得少、生得更少”，必须“用新文化唤醒责任感”。但现实却讽刺地相反：2024 年全国结婚登记跌至历史最低，仅 610 万对。

此外，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特别指出，“人口安全”正在压倒女性权利。报告援引多项地方政策，显示对单身女性冻卵、非医疗性堕胎及男性绝育的限制愈发严格。2023 年成都法院甚至裁定“未经丈夫同意堕胎侵犯男性生育权”，引发舆论震动。“过去被迫堕胎，如今被逼怀孕。”一位网友在微博上的评论被报告引用，成为社会反感的象征。

在网络空间，年轻女性不断发问：谁能负担得起孩子？谁来承担职场歧视与育儿成本？《三联生活周刊》报道一位母亲说：“我从小镇考上名校，却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当留守儿童。”企业界同样怨声载道——全国妇联代表李承霞指出，“企业为产假埋单，直接导致不招 25 至 35 岁的女性，这是一种制度性歧视。”

最后，报告总结性评价中国的生育政策为“太晚、太少、太像命令”。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在结论中指出，北京在旧有社会工程与现代福利思维之间左右为难：“若将生育完全纳入国家安全范畴，强制与宣传的结合将侵蚀社会信任，并可能引发反弹。”

作者认为，这一轮“鼓励生育运动”行动过晚、投入过少、方式过于行政化，难以扭转人口下滑。随着中国筹备纪念《北京宣言》三十周年的全球性会议，政府或将高调宣扬妇女进步——但现实中的女性，仍被卷入一场以“国家未来”为名的身体政治。

• 一位年轻男子把胳膊伸进车内，尝试从里面开门，持续了两三秒钟，门始终没有反应。“拉不开，真的拉不开。”袁华楷听到他喊。
• 在消防员灭火时，那位年轻人的情绪彻底失控，“哭得稀里哗啦”。袁华楷猜测，可能是眼看着人在车里，却怎么也打不开门。

文｜南方周末记者 陈佳慧 吴小飞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李佳彤 李佳珩 潘奕忻

责任编辑｜何海宁

2025年10月13日凌晨3时18分，成都市天府大道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小米SU7追尾一辆轿车后，撞上道路中央花坛后，冲进对向车道，起火燃烧。

当天，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警情通报，31岁的涉事司机邓某某已死亡，涉事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经检测，邓某某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目前事故正在进一步调查。

事故发生后，现场多名路人加入救援，手拉车门、肘击、脚踹，均无法打开车门救援。10月13日下午，南方周末记者就事故中车门无法打开一事致电小米汽车客服。客服表示已如实记录问题，如有受访意向会另行回复。截至发稿，小米汽车尚未回应。

“真的拉不开”

30岁的李旭（化名）目击了全过程。那时他刚下夜班，驾车回家。这条路他每天都走，双向八车道，路面平直，没有弯道。他看到那辆车从前方驶过，速度很快。李旭后来在现场听到交警称，事故发生前，涉事车辆车速可能达到150公里/小时，而事发路段限速为80公里/小时。

数秒后，李旭听到两次撞击声：一次追尾，一次撞到花坛。同时，他看到那辆车飞过路中间的花坛，当他驶到事故地点时，涉事车辆已停在对向车道。

袁华楷正好行驶在对向车道。那时路上车辆不多，突然前方出现一个黑影，他仔细看是一辆失控的车。当时他距离事故车辆还有一两百米，尚未看到明显的火光。

袁华楷拿起手机，准备拍下这起车祸视频发给朋友，却没想到刚按下录制键，车辆就在他面前起火了。根据袁华楷拍摄的视频，火势凶猛，车辆右后方火势较大。因距离较近，袁华楷听到了他认为是“电磁起爆的声音”，“声音特别大，很吓人，我整个人都蒙了，反应不过来，很恐怖”。

向前行驶三十米左右，袁华楷把车停在路边，他的第一反应是报警。因为过于紧张，第一次拨号时只按了“11”，“0”还未按到就已拨出。根据他的手机记录，报警时间是凌晨3点20分。

报警后，袁华楷向起火车辆跑去。等他跑到跟前时，车窗边已经有人在施救。一位体型较壮的男子正用手敲玻璃，嘴里喊着“醒醒，醒醒”，另一位瘦高男子在用脚踹门。袁华楷对他们说：“这样打不开。”

他转身去喊人：“谁手上有扳手？什么工具拿过来。”几秒钟后，有人从对向车道递来一把扳手。

一位男子接过扳手，继续砸窗。两下之后，驾驶座一侧的车窗被砸开，但只碎了右半边的玻璃。随即，另一位年轻男子把胳膊伸进车内，尝试从里面开门，持续了两三秒钟，门始终没有反应。“拉不开，真的拉不开。”袁华楷听到他喊。

火势又大了，这次从驾驶座方向往外蹿。那位年轻男子连忙把胳膊抽出，动作太急，右手被碎裂的玻璃划伤了几处。袁华楷并不认识他，两人都是路过的司机。“他挺勇敢的。”袁华楷说，“那车的电池就在底下烧着。”

这时，有人从对向车道递来一罐绿色的泡沫灭火器。袁华楷上前接过，正好110和120的电话不断打来，灭火器被另一位男子接过去，对着车体喷射。“要是能把明火压一压，也许还能再试试开车门。”袁华楷说。

那罐灭火器可能来自李旭的车上。他平时随车携带，听到有人在找灭火器，便从车里取出递了过去。隔着花坛相距二三十米远，李旭看到那团从灭火器喷出的白雾融进火光，只觉得“作用不大”。

消防员切割破门

灭火器喷了数十秒，左侧车身的火势一度减弱。但很快，车底再次传出更激烈的爆炸声。爆炸瞬间，袁华楷感觉地面明显震动，一股气流冲过来。所有人几乎在同一时间后退，火势顺势向上蹿起，他们被迫撤离。

“那时候我们已经确认，司机救不了了，真的救不了了。”袁华楷感到手脚发麻，在破窗之前，他曾透过车窗看到车内浓烟翻滚，确认驾驶室里有人，但无法判断对方的状态。喊了几声，都没有回应。从开始救援，到无法靠近，袁华楷说“没到两分钟”。

两三分钟后，消防人员赶到。

消防员灭火时，袁华楷离开了。他说，现场焦糊味太重，空气里混着电池燃烧的气味，还有橡胶、塑料的味道，身上都沾满那种糊味。地面上也冲出很多碎屑，塑料的、金属的。“实在看不下去了。”他说。

那一夜，他几乎没睡，脑子里反复闪回救援画面。“那个伸手去开车门的小伙子更难受。”袁华楷说，在消防员灭火时，那位年轻人的情绪彻底失控，“哭得稀里哗啦”。袁华楷猜测，年轻人痛哭的原因可能是无力感，眼看着人在车里，却怎么也打不开门。

对消防员来说，这个车门也很难打开。李旭记得，包括消防指挥车在内，当晚一共来了七辆消防车。灭火持续了二十多分钟，火灭了又燃，燃了又灭。消防员一边扑火，一边尝试破门。李旭看到他们拿着撬棍去撬车门，撬了很久，却没能打开。随后消防员用切割机才把车门打开。那时，驾驶座的司机已无生命迹象。

火势被完全扑灭后，李旭发现，事故车的前半部分还算完整，车标依然清晰，但从前挡风玻璃到后座几乎被烧空，只剩车架。

直到现场处理完毕，李旭才离开，当时已是凌晨4点40分，他在现场待了接近一个半小时。

事故车辆灭火现场。

国标已在征求意见

近两年，多起电动车事故中出现“车门打不开”的情况。

2024年4月，山西省侯平高速路段一辆电动车追尾道路养护车，随后起火，造成司乘三人死亡，事故车辆车门打不开，引发关注。2024年5月，山东省淄博市一辆电动车撞上路中央防护栏后起火，被困人员随后由路人用撬棍和小刀救出。2025年3月，安徽省铜陵市也发生类似事故，三人身亡，同样车门打不开。

电动车在发生事故时，门把手打不开有多种原因。“比如一些电动车门把手被设计成电控开关，有电的时候才能打开，一旦断电车门就无法打开；再比如车辆边框或者核心零部件在撞击后发生重大损伤、机械锁止装置损坏等情况，都会打不开车门。”一家车企的资深汽车工程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一名小米SU7车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车型门把手是半隐藏式，电控开关，在车辆断电的情况下，驾驶舱可以通过内置的机械拉手打开车门，但是车外无法通过机械方式打开车门。

“一旦发生断电，在驾驶舱人员无法开锁自救的情况下，外部救援无法通过直接拉开车门施救。平时或许没啥大影响，但对于逃生救援来说会比较重要。”前述工程师分析。

这位工程师介绍，电动车的隐藏式门把手和传统门把手的区别，可以简单理解为家用门锁里的电子锁和机械锁，两者的锁芯都是机械锁，不过隐藏式门把手需要电子系统先把门把手推开才能开门，比传统门把手多了一个前序步骤。

电控门把手在救援方面的潜在隐患，已引发职能部门重视。2025年9月下旬，工业和信息化部就《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公开征求意见，对车门内外把手均提出明确要求，强调必须配备机械释放装置，以便应急开门；即便是电控车门，也需保留机械门把手以策安全。

具体要求为，每个车门应配置具备机械释放功能的车门外把手，系统的设计应满足在锁止装置处于锁止状态时，发生不可逆约束装置展开或动力电池热事件等事故后，非碰撞侧车门应能在不借助工具的情况下，通过车门外把手开启车门。

对于车门内把手方面，也要求每个车门应配置具备机械释放功能的车门内把手，应能在不借助外部工具的情况下，通过具备机械释放功能的车门内把手释放门锁并开启车门。若装备电动式车门内把手，应同时配备具有机械释放功能的车门内把手。

在互联网上，写关于雷军和小米的文章，你得格外小心。

你只要不把话说得百分百周圆，他们强大的法务部就有可能闻着味，千里迢迢地追到你，投诉你。

我之前在“亮哥读书”号上写的《雷军们的文字游戏，该歇歇了》，已经被“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投诉并删除了。

就连B站上抄袭我这篇文案的视频，都先被小米给投诉了。

早上我又看到，博主“朱文强”发了关于成都小米汽车车祸燃烧的视频，也被小米迅速投诉了。

甚至是，之前有厨子冒充小米高管炒作，博主“麦杰逊”写文章，帮小米“辟谣”，然后，也被小米投诉了。

细心的读者应该已经发现了，投诉我们的主体，都是“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我都怀疑这家公司是不是以投诉为主业的了。

所以，我决定以这篇文章为案例，努力写写小米，写写这次的成都车祸，看看能不能写一篇不被“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投诉成功的文章（我已经不期待小米不投诉了）。

首先，我得检查一下上面写的所有内容。

我们三个号都被小米投诉，这是事实；我的一些感想，基于我的亲身经验且并不构成诋毁。OK！

其次，我得把每一个信息都标注好权威来源。

就比如，据官方警情通报可知，事件发生在2025年10月13日凌晨3时18分左右，地点是成都市天府大道南段，驾驶员邓某某（31岁）涉嫌酒驾，追尾前车后，撞击绿化带翻滚起火身亡。

虽然通报没说出车祸的是什么车，但权威媒体《中国新闻周刊》其实已经报道，起火的车辆就是小米SU7。

参与救援的司机还说：“车里只有司机，我们叫不醒，人已经昏迷过去了，车门也挤压变形了。”

然后，又有其他多名过路司机参与救援，有位薛先生称：

“我们有的拿灭火器，用石头或用脚踢，打不开门，车门玻璃砸不破。因为火势太大、温度高，我们受不了就散开了，看着汽车被火吞噬。直到消防车来，我们根本靠近不了。”

而根据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的报道，救援者用扳手破窗时，发生两次爆炸，众人用灭火器灭火时，发生第三次爆炸，迫使大家撤离。

而据《三湘都市报》报道，消防人员到场后，先用水枪压制火势，随后用工具切割车身救援，现场方才逐步得到控制，但驾驶员已不幸遇难。

事故原因尚未可知，但这已经是我在网上能找到的、关于事故过程的最权威、最客观和最全面的报道了，我再检查一遍，这些都是客观经过的描述，没有任何损害小米品牌的信息。

再次，要让各种说法都有机会展示。

在南都做记者时，老师就教过我们，新闻事件的涉事双方，都有为自己说话的权利，不能只采访一边。

所以，既然已经涉及到小米了，而且很多网友都已经对车门为何打不开存在争议（不管这种争议是不是有着坚实的道理和依据，这种争议的存在本身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那做报道时，就该让小米站出来为自己辩解。

但问题是，从上面的截图中也能看出来，很多媒体致电小米客服，但大多未收到回复。

但我还是努力找到了小米一点点的回复，据《现代快报》报道，关于小米SU7门把手的问题，一位客服人员解释称：

当车辆发生碰撞或者接受到碰撞信号时，车外门把手会从电动解锁切换成机械解锁。

此外，车门内也有应急把手，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拉动解锁。

当记者提出若车辆出现断电情况，车门如何从外打开，对方并未明确作答。

但《现代快报》很严谨，还不忘提醒读者，如遇重大事故导致车门变形，不论传统机械门把手或是电子门把手，都可能打不开车门。

言下之意，这并非小米一家，甚至不仅仅是新能源汽车的问题。《现代快报》尽最大的努力保持了公平客观，所以我也照录在此。

这已经够意思了吧？

再再次，我批评其他对象，总可以了吧？

当然，爱投诉的，也不止是小米，光我收到的投诉，就来自但不限于：京东、百度、希音、美团。

当然也有其他类型企业的投诉，但互联网公司是最多的，能占90%以上。

大佬惹不起，我批评点别的，总可以了吧？

就比如，在这起事故的报道中，出现了一个诡异的现象：

虽然现场照片及多源信息都已经确认，起火的车子就是小米SU7，甚至都已经精确到是SU7 Ultra，但很多媒体在报道时，竟然不约而同地回避了涉事汽车的品牌。

“小型轿车”、“一辆小车”、“一小车”，代替了汽车品牌，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新闻里。

不是要把责任归罪于小米汽车身上，而是，全国的车祸每天那么多，这起事故之所以有新闻价值，值得大书特书去报道，就因为它是“小米SU7”。

宁愿冒着丢掉新闻点的风险，也不愿提及“小米”这个品牌，某些媒体的做法实在让人心寒。如果说是因为权力干预，我也理解；如果是自媒体怕了，不想惹火上身，我也理解。

可正儿八经的媒体啊，何至于此？怪不得有博主感慨：

小米已经强大到，成为一个媒体需要回避的敏感词的地步了吗？还是说，我们的媒体已经堕落到连一个汽车品牌都不敢提的境地？

此处艾特@小米法务部，如果你们看到这里，请知悉，我是在批判某些媒体，矛头没有指向你们，OK？

OK，OK，我终于快要小心翼翼地写完了这篇文章。文章里说的事实，都有权威官方和媒体来源，还替小米说了话，没有污蔑，没有甩锅，批评的狠话也指向了媒体。

我承认我带着情绪，但在事实上，我相信我已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直接转述媒体报道，尽力做到客观中正了。

如果这样，小米也要投诉我（只要投诉，就一定能够成功），那就说明，他们也只敢欺负欺负我这种小虾米了。

那还真是强大呢。

-完-

昨晚写的关于基孔肯雅热的文章，今早9点02分就没了。

相关阅读：【404文库】建设性意见｜基孔肯雅热确诊超2万例，一个重症都没有

很多没看到的读者后台求全文，我都没发。其实没啥，简单来说就是我做了个小小的统计，发现自今年7月爆发以来，广东省基孔肯雅热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万，但重症病例和死亡病例一个都没有。

事实就是这么简单而清晰。

当然我还多嘴评论了几句当下某些城市防控基孔肯雅热的做法，可能是这些评论让某些人不爽了，就让文章消失了。

如标题所言，大家都知道我总是瞎说大实话，文章消失什么的也是经历过很多很多次了，通常来说情绪都很稳定，心态也是很平和的：

好，不让讨论这个，知道啦。

但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心绪一直平静不下来，老想着这个话题，憋得慌。仔细回想，我大概是被这操作触动了一些还没消退的伤痛记忆吧。

之所以会有建设性意见这个备用账号，其实最早就是因为主号基本常识在新冠那几年里一直都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最难的时候，10篇文章发出去，能撑过一天的只有两三篇。写药物的文章，没了，写疫苗的文章，没了，写核酸的文章，没了，写转运写方舱的文章，也没了……

在最难的2022年，基本常识全年12个月营业时间不到5个月。于是才有了备用账号建设性意见，这里也要特别感谢读者们不离不弃订阅。

对于职业写作者，尤其是写时事评论的作者来说，其实都是有觉悟文章随时会消失，账号随时会消失的，完全估不到哪一天哪个话题突然就招惹了得罪不起的利益集团。

但新冠那段时间很不一样，尤其是在22年的时候，除了担心文章没了，账号没了，还会切切实实担心自己会不会突然就进去了。有一种无形无质却真实可感的压力一直笼罩在身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势不可挡地碾下来了。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管控放开了，各种话题或主动或被动地翻篇了，官方也好，民间也罢，大家都心照不宣把那段记忆模糊化处理，最好提都不要提。

但记忆其实并不会真的消失。

而曾经笼罩在每个人身上的压力，那种压倒一切不容讨论的氛围，其实也并没有真的远去。

基孔肯雅热的文章被消失，又唤醒了我的那段记忆。

内心颇不宁静。

10月13日，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微博发文感叹“（当前）社会的宽容度变低了”。如今，“有许多群体都不愿意在网上发声了，导致公共舆论的面貌变得不再完整”。胡锡进认为，“这种群体性噤声是互联网时代公共信息领域的一个损失….当只剩一些群体在活跃表达，那样情况一定不会太好，会导致新问题的出现”。胡锡进还主张，“我们的社会还是要在党领导的宪法秩序下尽量宽松些……整个社会应当丰富多彩，社交媒体也应是全体民众交流信息的平台。”

以下为胡锡进微博全文：

很多人如今在社交媒体上发声越来越小心了，或者干脆不发了。明星们的账号过去经常唠家常，现在都是各种官宣了。体制内的人更是小心翼翼，很多人连朋友圈都不发了，发的话也是转发某个正规报道。大学老师们也成了“敏感群体”，多数人选择在互联网上能少说就少说。民企高管或者中层也是一样。总之，很多群体的个性化信息变得像秋收后的田野一样干干净净。

这是互联网时代公共信息领域的一个损失，它也让公共舆论的面貌变得不再完整，这不是一个开放社会所应有的群体性“噤声”。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根本原因是社会的宽容度变低了。一个人在网上个性化发声，给自己可能带来麻烦的风险越来越高，甚至会牵连他所在的机构，于是大家主动，或者在单位的“提醒”下极大减少了参与社交媒体信息和观点交流的意愿，甚至基本停止了参与，只剩下浏览，偶尔点个赞。

再细看，这当中有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是，互联网上的整体氛围越来越严厉，对各种“瑕疵”的搜索非常频密、细致，一旦抓住一个靶子，迅速形成关注聚集，对焦点信息的挖掘和引申无边无际，而且很可能上纲上线。这样的风险落到谁的头上，都是很难承受的，比如如果他是一个体制内的公职人员，或者是一个民企的小头头，很容易牵连单位。

现在定义“公职人员”的门槛大为降低了，如今只要是在政府机构或者事业单位工作的人，乃至国有企业工作的许多人，都在互联网上被纳入这个范畴。“公职人员”的标签会生出很多网络上的额外敏感，和对同一个过错的区别对待。

大学老师、民企中高层也会在互联网上被区分出特殊的身份意义，从而使他们言行出事的几率大为增加。

为了防范这些风险，互联网上的各类敏感群体纷纷加入“低调”的行列，将少说、不说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以防万一。

从另一个方面说，互联网过度解读一个人的几句话，或者将其发布的某张照片做过度引申、发挥，甚至还将批评的矛头指向该人员的所在机构，这个时候，机构按理说应当挺得住，不对遭到网上围攻的员工进行与所涉问题不相称的惩罚。但现实是，如今各种机构都怕事，不愿意惹上是非。如果是体制内的机构，还会担心这样的是非会让上级主管部门不高兴，引来上级的批评性反应。如果是在民企，涉事人员很可能更不会被保护，一旦有助于平息舆论，民企开除一个人是很容易的事情。

老胡主张，我们的社会还是要在党领导的宪法秩序下尽量宽松些，而且我认为，这需要社会层面和治理链条上的双重努力。互联网在发挥舆论监督强大功能的同时，应当有尊重个人权利的集体共识，不能对个性化信息进行上纲上线的引申，不能有对个人实施以“社死”为目标的网暴。有些人情绪激动，或者出于流量目的，对焦点目标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是整个互联网要有尊重个人权利并且给犯错者改正机会的集体意识。我们的互联网不能太严厉了，逮住一个就搞死一个，如果有什么身份标识，罪加一等，我们不该那样。

作为机构，应当为维护宪法秩序下的宽松和自由做出引导和坚守，既接受舆论监督，有真问题要坚决整改，但是员工与履职无关的个人权利应当予以尊重。员工履职需要用高标准审视，但他们工作之余在正能量和公序良俗大框架下参与信息交流的空间应当得到保护，这对社会的整体好处一定会大于风险。他们在上述大框架下发布的个性化信息，即使引发网上的一定关注和非议，也应当在机构内部得到包容，不能只要遭到非议，引起舆情，没错也是错，也不能因为有些人骂了机构，就迁怒于把这些骂“引过来”的人。

当然了，如果机构和相关人员都存在严重问题，被互联网揪住了，那完全是另一回事。

无论如何，现在各种有身份标识的群体不愿意在网上发声了，这决非好事。在宪法秩序下推动社会宽松，这方面是一个有抓手也值得去改变的线索之一。我们的社会应当丰富多彩，社交媒体应是全体民众交流信息的平台。如果一些群体退出了，或者严重消极了，只剩下另一些群体在其中活跃表达，那样的情况一定不会太好，会导致新问题的出现。

胡锡进的这番言论引发了网民热议，不少网民批评胡锡进是“贼喊抓贼”，认为当今舆论的保守、封闭、倒退恰恰是胡锡进之流曾经活跃的结果，如今却连胡锡进的声音也显得有些激烈（在评论区有网民批评胡锡进为“公知”）。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网民感叹，到底要达到怎样的言论管制程度，才能让胡锡进也发出“不够自由”的感叹呢，属实是有些幽默。当然还有网友表示质疑，胡锡进这次到底是难得的“说了人话”，还是又在配合上演一场新的“大鸣大放”呢？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微博、推特网友的评论：

（粉红言论）

欧洲小吏：你们这种被时代淘汰的老殖殇，公知，公众人物可以在网上随意挑动情绪而不负责任的时代过去了。

DBL-miemie：舆论风向变了，忽悠不了人了，他就感觉“不自由”了。

甄孜言：直接说怀念十几年前公知横行乌烟瘴气的网络环境呗！

文明交流-要不哥哥怼你到破防：现在还不够宽容吗，网络上一撮人就差天天地上踩红旗了，还都没有事。

领事闲谈：呵呵，老一套。我一个公职人员每天发帖发得好好的。焦虑的往往是那些见不得阳光的人和话题，尤其是某些代理人。

景明同学111：不让你们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你们就不会说话了是吗？

（赞同言论）

ming-ustc：这点赞同老胡，多一些宽容，少一些对立。

L秋水孤鹜：胸怀宽广，营造宽松、包容的舆论环境，让人民群众依法享有“言论自由”权！反对制造“寒蝉”效应。

航行-RXG：我关注的大部分人都好几年不发微博了。

看看就好有啥好看的：没有包容，哪来共识，哪来社会进步？

十里坡剑神啊：中文互联网已死，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了。

崔曦文18：神经病越来越多，还成主流了。

叶辉姓贾：我连给您点个赞都考虑了半天。

-中医上工-：也只有老胡才敢把这个敏感的问题提出来。

椰子树上叶子01：我单位领导说，除了转发公众号，不许发私生活，以致人人都开始备小号了。

一蹴而就啊：这次我不和老胡抬杠了，坚决支持老胡的观点！

许了个仙2109：真想让大家畅所欲言，先把各大平台敏感词去掉吧。

心若向往必有所成：因为很多人不想说假话、不想说违心的话、不想说丧尽良心的话……真话又不敢说，就只好沉默不语了。

叨哥胡侃：可不敢瞎发，稍微不注意，放飞自我，啥都说两句，真会害了自己，有些真惹不起呀，而且还要吃饭呢。

（讽刺言论）

股海东方不败：大家不敢发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不信老胡真不知道。

一切为了大局：老胡，这是好事儿啊，负面情绪越来越少了。

Raytong0215：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开放社会。

buwangji8964：习近平要的不就是这个效果吗，短短10年天地骤变。

消化科倔老头：一边是噤若寒蝉，一边是信口开河… 真正的原因老胡肯定知道。

重在参与的过程：老胡其实是这种情况的受益者。

ChrisMu35642495：叼盘就别再抱怨了，有他一份功劳。

瀚瀚de幸运花骑士：老胡你在钓鱼吧，良心大大的坏。

rainstoneyun：连最乖的奴才都受不了了，可见包子。

zhenlinn：連御用文人都抱怨了，可見昏君是何其昏！

KofReadPoetry：老胡他一个始作俑者，属于是猫哭耗子了。

dunetucker：胡叼盘都不叼盘了还真不习惯。

willingl：呵呵。我都没想到胡锡进能变成公知。就是那句话。言论不自由到最后连鼓掌不积极都不行。

weddaazgvsy：笑死了，他是怕找不到可以批斗的公知，粉红内部要互相批斗了。

勤奋的男人使命：老胡从队尾巴变成了排头兵。那时顺风，老胡尿一丈，现在逆风，老胡经常湿一鞋。

jiamama0101：今天的网络局面，老胡功不可没！

Michael59206407：目前习近平对舆论的管控，已达到过去四十年来的最高强度。他正依托庞大的大数据体系，为全国每一个公民建立“数字化政治档案”，实现全方位监控。这种数字极权的控制，比毛时代依靠人际举报与网格化的控制更为严密。甚至连中共体制内著名的喉舌人物胡锡进，也在这种高压环境下发出“鸣冤”的声音。

SupremeLeaderXi：这就是中国～

上期周报：【CDT周报】第239期：先实现对内开放，再来谈对外开放

过去一周，中国数字时代【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2条，刊登读者投稿2篇，投稿请点此。

编者的话：

10月4日—12日，这一周。

据官方媒体消息，2025年“国庆+中秋”假期8天，全国国内出游8.88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8090.06亿元，再度“创下历史新高”，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更是高达24.33亿人次。同往年一样，假期刚一开始，多地的高速便提前进入了堵车模式，一些服务区的充电桩出现“排队叫号”情况。国家电网方面表示，全国有超三分之一的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假期期间可能处于满负荷工作状态。不过，与扎堆出行的人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不少地区的民宿、酒店出现了明显的遇冷现象，有分析认为是“配置越来越齐全的新能源车砸了民宿的生意”。也有观点指出，这反映了“人们出行观念的变化与普遍的消费降级趋势”。

另一方面，假期期间的电影市场也是有些惨淡，累计电影票房18.35亿元，同比下降13%，已经跌回至10年前水平。有网友吐槽说，票房不理想固然是没有热门电影的支撑，但看看票房第一、二位《志愿军：浴血和平》和《731》，都是主旋律正能量大片，爱国题材重复缺乏亮点，其中《731》更被大量观众批评“把严肃题材拍成了极致烂片”。当连进电影院都得被反复灌爱国鸡汤时，也许最好的选择那就是不看。就在两周前，澳大利亚影片《同甘共苦》原计划在中国上映，但影片里的一对同性伴侣却被AI换脸技术替换成了异性，这种奇葩的“技术性阉割”自然是引发了极大的争议。最终，该片的发行方发表声明，明确表示没有同意这样的修改，并要求中方停止放映，影片宣布延期。这大概也解释了电影市场上优质影片稀缺的重要原因——不大改就过不了审。

10月7日，有安徽媒体将“沪陕高速昊庄收费站迎来返程高峰”的画面拍下，并附上如此描述——“万千游子过境安徽汇聚璀璨星河”。这一文案堪称是与“洪水美学”如出一辙的“假期美学”。基本常识的作者项栋梁提出如此建议：全国人民一起放假的公众假期造成了严重的公共资源挤兑情况，如果各地区各行业的休假时间在一年中相对分散开来，能大大缓解这一情况。压缩全国统一的公共假期，增加自主安排的职工休假时间，保障职工的休假权利，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一建议得到了不少支持，当然也有网友指出，其实在很多企业主眼中公共假期才等于“法定假期”，而其他假期可以不遵守。另外，提倡灵活休假其实等同于给“管理者提高难度”，当局自然也是不愿意的。

长期以来，项栋梁坚持在中国温和地传播常识。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作者张三丰称他是“了不起的实践者”，并邀请他于10月9日现身成都有杏书店，分享对预制菜、转基因和食品安全的思考。然而，该活动却被有关部门要求取消，理由是“没有报备”，并要求书店“认真整改”。事实上据项栋梁称，他想要分享的内容都是一些常识性的，例如“预制菜的安全系数和营养成分不是问题”、“科技在食品领域的应用能保障食品卫生与安全”等。显然，这些“预制菜非洪水猛兽”的观点都能大大减少人们在西贝事件之后的食品问题焦虑，也能一定程度避免行业信任危机变成社会信任危机，是典型的“建设性意见”。然而，在当局看来，普及常识就是在动摇国本，“知识型户晨风”也是不允许的。有网友评论说，当科学讨论被拔掉麦克风，其结果就是谣言彻底占据舞台。

近日，日本科学家坂口志文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北川进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自21世纪以来，仅仅25年，日本已经诞生了22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其中3位是美籍日本人），算下来“平均每年产生一个”。日本的连夺诺奖也让整个中国舆论场陷入微妙而扭曲的心态，想避谈却又不得，想批判却又无力。部分官媒在报道中甚至开始刻意淡化国籍，在标题中使用诸如“三人获奖、平分奖金”之类的模糊表述。观察者网还发布了一篇名为《“日本人是拿了诺奖，但中国更有钱、更会挖人”》的文章，将“无奖但赢麻”的阿Q精神胜利法体现得淋漓尽致。正因为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所以2002年新华社那篇《日本政府口出狂言：“50年要拿30个诺贝尔奖”》至今受到群嘲。同样的，十年前那篇《中科院院士黄维：十年后，国人获诺奖成家常便饭》也是如此，谁吹牛逼一目了然。

有网友调侃说，诺贝尔奖有没有含金量要中国人自己说了算，如果没得奖那就是“西方垄断”，如果得了奖那就是“中国崛起”。当然，实际上官方宣传也并非死板站队，有时也相当灵活，例如四川观察就在报道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拉斯洛时强调“他不仅迷恋中国还是李白的粉丝”。还有网友拿出“无锡市人才认定标准”调侃，其中有一条写着“诺奖得主一般不超过75周岁”，而日本科学家坂口志文今年刚好74岁，再过一年多就要达不到无锡A类人才的标准了。在墙内，竟然有小粉红真诚建议习近平应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他带领中国实现了“全民脱贫”。墙外似乎也因此出现各种反讽，认为户晨风的“苹果安卓论”可能要更好。正如微信作者“黑噪音”所说，日本之所以能频频拿下诺奖，是社会结构、教育制度、文化心态和产业支持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才是顶尖科学家成长的根基。而对中国来说，要想走上这条路，恐怕得先学会拥抱世界文明，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至少，从能公开讨论诺奖、顺利访问诺奖官网开始。

一周荐读：

• 【CDT关注】维权网｜近日 锡安教会在全国各地的近 30 名牧者同工相继被拘留或失联
• 标枪33｜她的公义，是她的罪证

2025年，新一波的宗教逼迫正在中国各地兴起。今年5月，西安市广受尊重的高全福牧师被拘留，对他的刑事指控是“利用宗教迷信活动破坏法律实施”。6月，临汾市金灯台教会的多名教会同工以“诈骗罪”被判处多年徒刑，其中杨荣丽传道被判刑15年。此外，全国各地不同的教会正在经历日益加剧的打压和逼迫，尤其是针对锡安教会。

一周关注：

• 【网络民议】建设性意见｜祝你不用等到公共假期才能出门旅行探亲

实在是不知道某些人把高速收费站大堵车的场景称为璀璨星河是出于怎样的情感，反正我作为一名生活经验还算比较丰富的人类，看到这个场景的真实反应是头疼、腰疼加膀胱憋得难受。一丁点都骄傲不起来。假期结束，除了祝愿大家一路平安，更要祝愿大家以后不用等到端午、国庆这样的公共假期才能出门旅行、回家探亲。

• 【异闻观止】环球时报｜“强烈反对”美国AI公司反华言论，姚顺宇宣布跳槽

根据姚顺宇（Shunyu Yao）6日在个人博客发布的文章，他在大语言模型Claude的开发商Anthropic工作不到一年就离开。他说自己“强烈反对”该公司的“反华言论”。上个月，Anthropic公司宣布将停止向“中国实体控股的公司”提供人工智能服务，并在内部文件中将中国列为“敌对国家”。

• 工劳小报｜7省违发养老金超8千万，多地曝残障人员遭强迫劳动

6月以来，社交平台持续曝光各地砖厂非法强迫残障、智障人员劳动，有残障人员失踪超30年，这与媒体梳理的7省份违规向死亡人员、服刑人员发放养老金形成互文：在劳动者基础权益的监管上，政府部门总是“精准失灵”。与此同时，劳动者始终以自己的方式争取应得权益：过去两周，广东惠州耐克代工厂数百工人罢工，深圳上百高尔夫球童连日罢工争取倒闭赔偿，贵州、河南、辽宁等多地基层服务业从业者因工资拖欠集体罢工。

一周惊奇：

• 桃桃淘电影｜这个国庆档，也是凉透了
• 萌神木木｜国庆档大盘遇冷！流量演员难带动观影，预测票房几乎全亏

国庆档即将结束，不知道在今年的国庆档，大家有还有去电影院，看上那么一两部院线片吗？还是完全放弃了院线片，跑去外面看人山人海去了呢？不过呢，无论怎样，今年这个国庆档，也是有点凉。虽然国庆档还没完全结束，但从现在的整个国庆档的票房情况，基本大势已去，也没什么太大变化了。

• 新周刊｜“国庆也不敢涨价”，老牌五星酒店还在苦撑
• 罗Sir财话｜单月利润仅6000元，酒店行业已经卷成麻花了

国庆已至，酒店老板老白却感觉不到喜悦——往年节前一周，酒店订单应该早已塞满后台，但今年仅有假期前两日满房。为维持后续基本入住率，他不得不放弃原计划的涨价，转而以平常的周末价格吸引客源。事实上，2025年国庆期间的酒旅业，正呈现出冰火分化的两极。

• 风声OPINION｜三人微信群里聊八卦被拘留合法吗？

近日，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公安局的一则处罚决定书，引发媒体热议和公众关注。事情起因是杭州一名女教师在三人的微信聊天群中八卦他人，被警方以诽谤为由作出了行政拘留二日的处罚。最初媒体在刊载这则新闻时，标题就足以让人瞠目：“女教师在三人微信群聊八卦被行拘！”在微信群聊中调侃、八卦、戏谑，已是公众再日常不过的交流方式，如果熟人间的此类行为都可能违法或涉罪，那么法律惩罚当事人的边界又在哪里？

一周讽刺：

• 律侠普法｜诺贝尔化学奖举世瞩目：看着别人获奖，心里特别难受
• 黑噪音｜日本能够“每年获得一个诺贝尔奖”的四大原因

看到别人获奖，心里特别难受。它们难受的是获奖名单中有日本和美国，我所难受的是果然又没有我们。我们必须拥抱世界文明。如果我们的敌人都是发达国家，那么我们的朋友会是什么国家呢。五毛党和小粉红开始愤怒了，敲击键盘对我们出言不逊，汉奸、美狗、公知，它们认为的贬义词成为今天这个时代的褒义词，这是追求普世价值观心向文明的标签。

一周声音：

• 往事和随想｜“烟草局退休一万九”是因为利润多贡献大吗？

一位博主说：他的邻居从烟草局退休，退休金14200元，生活补贴1000多，年金2000多，还有年终奖，拿到手将近19000元。他还测算了一下：这样一个人需要30个年轻人交社保才能负担，他活到90岁问题不大，可以领30年，一共领684万。

• 城市的地得｜有时候，仅仅说出常识就了不起
• 城市的地得｜下次我会开着灯等你

接有关部门通知，今晚的活动临时取消。已经购票的朋友，请按原渠道进行退款。这个活动的主题，其实是告诉大家不要太焦虑，预制菜并不可怕，整体上讲，中国的餐饮和食品质量是不断进步的。所以，你知道讲点常识有时候并不容易了吧，哪怕是建设性的，对餐饮从业者、顾客都有益的常识。

• 啵啵得大全｜只要“国进民退”，校园餐就有“光明”的未来？

上海光明集团下有专门做校园餐的企业，这是好事情，接手上海绿捷不至于是行政命令下的“赶鸭子上架”。但光明校园餐业务市场占有率不高是个隐患：没有足够的供应链体系和人手，怎么在短期内就接下上海绿捷五百多所校园餐业务？

• 正面连接｜你应该知道的 731 历史真相

截至10月8日，电影《731》累计总票房已突破18.6亿元，暂列中国电影年度票房总榜第4位。此前该片还打破了国内影史首映日场次纪录。票房强劲，电影口碑却两极分化。电影《731》呈现的细节是否是真实的历史？在731细菌工厂，用做人体实验的人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有受害者曾逃离出细菌工厂吗？731部队和细菌战的历史真相是什么？

一周故事：

• 界面文化｜北京库布里克书店的最后一天

在北京开了将近16年的库布里克书店，选择了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十一假期与读者们告别。此后，书店将由新的资方接手，装修后于11月重新开张，转型为一家文化艺术空间。10月5日是书店宣布对外营业的最后一天，店里聚集了不少前来告别的人群。他们当中有闻讯第一次来的读者，有曾听过讲座的知识分子，有住在附近、常来店内买书喝咖啡的社区居民。

• 冷杉RECORD｜当一个「拆二代」开始送外卖

我们找到了五位这样的“拆二代”——张天力和赵戈苦等了若干年，安置房依然遥遥无期；刘森手握三本房产证，却不好租也不好卖，眼睁睁看着资产缩水百万；周磊被人设局，七套安置房如今只剩四套；王强手里攥着的，只是一张名为“房票”的白条。这个故事里，从来没有幸运儿，只有被时代列车裹挟的乘客。

• ELLEMEN睿士｜网球热三年后，一个北京中产妈妈决定放弃

北京东四环外一家网球馆里，十岁的轩轩拖着疲惫的步伐走进球场。刚换的成人网球拍比自己胳膊还长，100英寸的拍面与单薄身形极不协调。每次挥拍后，他都会下意识地抬头看向场外的母亲张岚。“儿子练网球的时候，我一般不看手机，就一直盯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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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蛮喜欢的德国导演布莱希特说过这样一句话，“最大的罪恶，不是犯规的人，而是制定荒谬规则的人。”

如果说之前没能深切的体会到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那么现在，很清晰了。

重庆有一所学校里，一名学生在道路上给两个穿着迷彩服的人不断磕头，连着磕了一分钟。事实上，他此前甚至还跟在两人后面“跪走”，就像电影里犯了什么大罪，极致恐惧，疯狂求饶那样。

电影里的画面复刻到现实之中，已然荒诞离谱至极。但如果我告诉你，穿着迷彩服的两个人也是学生呢？

根据该校发布的一份回应来看，穿迷彩服的两个学生是“纠察队”的，而下跪磕头的学生则“犯错”被他们抓到了。

原来是犯错，初看视频还以为是犯了什么死罪。要打入十八层地狱的那种。

那犯的是什么错呢？

答：带充电宝到教室去。

我真的越来越看不懂某个群体了。充电宝是炸弹吗？你非要用“充电宝会爆炸，存在安全隐患”的理由，去制定这种奇葩荒谬的规矩，说难听点就是意淫，就是被迫害妄想症，就是恶意制造“权力分级”。

要是充电宝进教室都有这么大危害了，那学校里的停车场是不是全都该砸掉？车总比充电宝的杀伤力更大吧。最好连教学楼也砸了，你说充电宝有爆炸的可能，我还说教学楼有坍塌的风险呢。

你就只是一间教室而已，搞得好像进机场的安检一样。是的，机场，地铁不配，因为充电宝可以带进地铁。

学校的回应也非常离谱，他们重点强调的是“不能带充电宝进教室”，反观学生下跪这个情况，居然是“其实也不是很大的事情”，安抚了一下就ok。

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真的看到这种画面就觉得很恶心。有的家长本能的把自己的孩子代入到那两个穿迷彩服的学生身上，然后自我感觉还良好，无所谓。可事实上，他们搞出来的“纠察队”人数肯定是少数，更多的只有普通学生，负责“被纠察”。

换句话说，如果真遇到这种情况，大部分人的孩子，应该是被管理的，而不是管理者。

下跪的这名学生本身当然也是有点偏激的，他不明白，有些地面，不该碰。扣分你就让他扣，开除你就让他开，没得念就不念，又能如何。

他是有点错。

可学校的纠察队又是什么组织？真就不看一点历史，连文革时期的红卫兵都忘了吗。“学生批学生”和“红卫兵打红卫兵”，都是从一个美名叫“监督同学”、“纯洁集体”的运动开始的。

换句话说，学校里搞个“纠察队”出来干什么？你让学生去管理学生，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是一种破坏学生尊严的操作。

想到一句谚语：凡是以秩序为名践踏人的尊严者，终会被秩序吞没。

这跟法国大革命前，贵族可以不纳税，还能骑马在街上撞穷人有什么区别？

我的理解是，现实生活中，只有成年人和成年人，所以在必要的部门机构上，比如警局、市场监督局里，也别无他选，毕竟我们无法在成年人上面再找出来一个“巨人”。

但是，在学校里却是有孩子和成年人，你都已经有校长、老师来管理秩序了，为什么还要把学生分门别类。而且现在是越分，越离谱。纠察队都出来了，还配了一套“制服”。

下次是什么，扫黑除恶队吗？

有网友一刀切，说这样的学校肯定不是什么好学校。很无奈，我居然跟他们看法一致。毕竟，只顾着让孩子演绎“纪律”，却不教他们什么叫尊严的学校，能好到哪里去。

一个孩子被逼到地上磕头的那一刻，不是他失去了教育，而是教育失去了自己的本质。

我一直认为，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教人跪下，而是让人能站着说话。

看来，是我误会了。

1，一场突发的“爱国冲突”

2025年10月9日，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森林公园，

一支韩国旅游团，其导游手持一个带有韩国国旗元素的小旗子，跟过团的都知道，这是防止走失。

我们看导游手上的旗子是红底的，其实就是一个引导手帕，并不是真正的韩国国旗。

结果，这个时候窜出来一个穿黑衣戴黑帽戴墨镜的中国男子，胸前还挂着个运动相机。拦着导游不让走，而且态度很强硬，甚至还报警了。

要求导游收起旗帜，并说“中国地界不能出现外国旗”。

最终，导游还有一团的游客要带，游客也觉得尴尬，跟这种人哪里耗得起，于是收旗离开。

2，当爱国变成一场表演

在国庆期间，五星红旗在全世界飘扬，很多人都感觉到自豪了骄傲了，可为何却容不下别人的一面旅游旗子？

这个黑衣男子胸前的运动相机，就说明他是有备而来，是故意找茬，刻意表演，打造爱国言论，然后好起号，进而直播带货。

这跟之前的战狼战马铁头U型锁有什么区别？

打着爱国的旗号，却行着碍国之实。所以说些货色就是纯粹的爱国贼。

用爱国来博流量，却对国家的发展造成阻碍。

3，张家界和韩国游客的双向奔赴

不扯太远，就他的这个举动对张家界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

因为韩国是张家界最大的客源国，2024年就贡献了28万人次，超过入境游客的三成。景区配套有韩语标志，韩元支付，韩语摄影师等服务。就是为了方便韩国游客。

为什么韩国人如此热衷张家界？

在2001年韩国观光社社长赵洪奎就说“人生不到张家界，百岁岂能称老翁”的名言，这颇有点“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感觉。

甚至旅行社还打出了“孝顺父母就送张家界旅游”的广告。把张家界旅游和孝顺父母绑架在一起。张家界成为韩国人眼中的孝道圣地。

这也是营销鬼才想的办法，效果出奇的好，在韩国形成社会风潮，互相攀比，于是越来越多的韩国人来张家界旅游。

4，一个爱国贼，毁掉了多少努力？

能形成这种社会风潮是何其难得，这么多韩国人来到张家界，吃住玩，会产生多少消费？带动多少餐饮、酒店、门票、导游、纪念品生意？

而且影响还不只是韩国游客，其他国家游客进来也要掂量掂量，面对这些U型锁，头够不够铁。

我国这两年来对很多国家都单方面免签了，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吸引外国人来中国旅游，带动消费。

而张家界吸引韩国游客，可以说是做的非常好。真正做到了双向奔赴。

但现在这件事，已经上了韩国的新闻了。 有这种爱国贼在，真膈应人，韩国人在做旅游决策的时候，也会参考一下当前的新闻热点，发现张家界冒出这么一个U型锁，即使背上不孝的骂名，也可以以安全和尊严为由，不来张家界。

即使损失10%的韩国游客，那有多少宾馆民宿将挣不到钱？有多少餐馆将减少营业额？又会损失多少门票？

从景区到餐馆住宿，都被这个U型锁、爱国贼坑惨了。

5，寻衅滋事的爱国

这个U型锁还想靠着这段表演起号，没想到，发到网上，基本都是骂他的，起自己的号，砸别人饭碗。

他大义凛然的样子，真的好像一个傻逼。他自己却觉得他是个英雄。

而他的这个动作，干扰了旅行团的正常工作，影响了张家界旅游的声誉，损害了旅游相关产业的收益。这算不算寻衅滋事呢？

为了挽回韩国游客的信心，要不给他搞一个寻衅滋事？

真正的爱国，不只是口号，而是大的格局。

让更多人到中国来旅游，喜欢中国，让更多的旅游从业者受益。

爱国不是表演，更不是为了流量。

当爱国变成生意，他们就只会想着怎么挣钱，而会忘了初衷。

**CDT编者按：截止发稿时，该文在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上已遭删除，在“基本常识”搜狐账号上仍可见。

因为下周要举办顺德美食之旅活动，有外省伙伴担忧基孔肯雅热疫情，所以我仔细查证了一番，得到一个惊掉下巴的数据：

自2025年7月20日至10月11日，广东省已累计确诊基孔肯雅热病例20006例，无重症或死亡病例。

划重点： 一个重症都没有。

在一种传染性疾病流行的初期，当我们对流行规模和健康危害还没那么有把握的时候，把警惕值拉满，从严从重防控，是非常合理的。

当它已经在密切监控下流行了一段时间（近3个月），累积了超过2万病例数据的时候，就有必要重新审视这种流行病，看看它对人体健康会有多大的威胁，会对社会秩序造成怎样的影响。

基孔肯雅热并不是一种新的传染病，1952年就在非洲被发现了，但在中国较大范围传播还是今年的事情。此前，疾控部门一直根据既往的国际数据来评估基孔肯雅热的威胁，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较大规模统计数据，是时候该更新对这种疾病的认知了。

广东省疾控中心发布的科普知识是这样描述基孔肯雅热危害的：

多数患者症状较轻，病程约1\~2周后可自行恢复，致死率极低（通常低于0.1%）。但少数人群（如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

咱也不知道国外这个致死率低于0.1%的统计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是不是和医疗条件薄弱有关，是不是和确诊能力有关，单就今年7月以来广东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

基孔肯雅热的重症率和致死率都是低于万分之一的。

如果再加上中国其他省市确诊的基孔肯雅热数据，同样也是没有出现任何一例重症和死亡病例，这个数据的分量还会进一步提升：

可以认为，基孔肯雅热感染基本上不会导致重症与死亡。

当然，上述数据并不能推导出“基孔肯雅热没必要防控”的结论，原因有二：

第一，虽然目前没有观察到基孔肯雅热重症或死亡的病例，但感染之后这一两周的发热、皮疹和关节痛是确切存在的。

感染基孔肯雅热的病痛，能避免还是应该尽量避免。蚊虫，能少一点还是应该尽量少一点。

第二，任何传染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其病原体都会随着大规模传播而发生变异。基孔肯雅热是一种病毒性传染病，需要密切监测其突变情况，适度控制其传播规模，防止出现传播力暴增或毒性更强的变异株。

简单来说，基孔肯雅热感染人数越多，复制次数越多，越容易产生新的变异毒株，为疾病防控带来新的变数。这是我们需要尽力避免的情况。

但是请注意！

以上两点论述是广泛适用于任何传染性疾病的，都是能不感染最好，都是应该尽量防控以降低其感染规模。

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同时需要应对流感、普通感冒、新冠、病毒性肺炎、乙肝、丙肝、艾滋病等很多很多种传染性疾病。为此，中国在每个省、市、区（县）都设立了疾控部门，就是用来日常应对这些问题的。

请注意，是日常应对。

几乎所有我们已经有较为充分了解和成熟防控方案的传染病，需要的都是日拱一卒、久久为功的常态化防控，而不是集中力量、压倒一切，追求毕其功于一役的运动式防控。

说得直白一点：

在今年7月佛山地区刚出现基孔肯雅热扩散的时候，由于对感染规模还不清楚，对疾病危害还没有足够多本地数据，在本地民众对基孔肯雅热这种疾病还比较陌生，有可能引发恐慌流言的情况下，政府部门严阵以待，集中清积水防蚊虫，争取尽快控制感染规模，是合理的做法，应有的态度。

但到了10月份，在我们已经有超过2万病例数据，对基孔肯雅热的“零重症零死亡”有充分了解的前提下，在公众经历了数月时间信息轰炸已经基本破除陌生恐慌情绪的基础上，在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再高压的防控也不可能完全扑灭基孔肯雅热，它注定已经成为华南地区常驻蚊媒传染病的情况下：

还有没有必要把防控基孔肯雅热作为一个流行地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

还有没有必要以牺牲公众正常生活和商业经营为代价来运动式“清积水防蚊虫”？

还有没有必要花费巨额人力物力财政资金在一个县级市设置33个核酸检测点？

最后分享一点建设性意见：

我支持清积水防蚊虫，支持常态化防控基孔肯雅热，对大家都有好处。

只是，没必要做到这个程度吧？

国庆长假期间，网曝湖南张家界发生了一起“不收旗子就不让走”的事件。

视频显示，一名黑衣男子认为一名绿衣男子手持的旗子是韩国旗帜，遂将其拦住并要求他收起来，并称“这旗子不收，我不可能让你走”“我报警了，我们等警察过来”。

据爆料，绿衣男子疑似是韩国旅游团领队，其解释称“这是手绢好不好，这是手绢”“你让大家评评理，这是国旗吗”。

最终，绿衣男子收起了涉事物品。

事发后，黑子男子的行为引起热议，其做法究竟有无法律依据？是否涉嫌违法？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邓千秋律师向“法度law”表示，从相关视频、图片来看，绿衣男子在张家界景区所展示的旗帜在尺寸上明显比韩国国旗小，至多只是以韩国国旗为主要设计元素的旗帜。导游在展示该旗帜时，只是在起引导、标识作用，明显不存在对张家界或者湖南“宣示主权”的意思，不违反中国《国旗法》及相关规定。

邓千秋律师认为，黑衣男子予以拦截、阻挠的行为，扰乱了景区内正在进行的旅游活动秩序，违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应当受到相应的治安处罚。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刘凯律师向“法度Law”分析认为，从现行法律看，我国并没有禁止外国游客在景区展示本国国旗或带有本国国旗元素旗帜的规定。若外国政府代表团、驻华机构在公共活动中正式悬挂、展示外国国旗，一般需依外交礼仪规定报备；但普通旅行团或游客为方便识别团队而使用带有国旗元素的导游旗帜，属于日常活动范畴，并不涉及国家主权象征意义。因此，从法律角度而言，该领队或导游的行为并不违法。

“反观黑衣男子一方，其并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非景区管理方或执法人员，无权以‘维护国家尊严’为由干预他人合法行为。普通公民并无执法权，要求他人放下旗帜或强行制止，均缺乏法律依据。”刘凯律师说，“如果黑衣男子仅以言语表达不满或劝阻，例如说‘你不该打外国国旗’，这属于公民的言论自由范畴，不构成违法；但如果行为升级——例如强行抢夺旗帜、推搡、辱骂甚至对他人实施人身攻击，则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若行为过激、造成身体伤害，甚至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或寻衅滋事罪等刑事犯罪。”

刘凯律师指出，“爱国”应当理性、有边界。国家尊严和国旗尊严的确受法律保护，但这种保护应当通过合法途径和程序实现。普通公民无权对外国人或他人采取“民间执法”式的干涉。任何“以爱国之名”实施的暴力、侮辱或抢夺行为，都可能构成违法。

10月11日，南方周末发了一篇名为《辅导员住进学生宿舍楼》的报道。

以一种很纯真的笔触，描绘了一幅高校管理温情脉脉的新场景。

我太疑惑了朋友们。

你们能懂我的疑惑吗？

高校推行的所谓“一站式”学生社区政策，其核心实践居然是要求辅导员全面下沉并入住宿舍区，以实现对学生的全天候、近距离的「服务」与管理。

这也能叫「教育革新」吗？

一个绝对权威、内心充满不安全感的「大家长」（高校管理层），要求一个在关系中处于弱势的「伴侣」（辅导员），以“爱”与“奉献”为名，一步步放弃个人边界，24小时全天候地对其指定对象（学生）进行情感、生活乃至精神的全方位照料。

最终目的，居然是抚平「大家长」深不见底的控制欲与风险焦虑。

这何尝不是一种娇妻文学？

那个掌控一切的“霸总”，拥有绝对的资源与权力，但内心深处却极度脆弱，无法容忍任何失控，所以为自己的妻子精心打造了一个自认为完美的金丝笼。

我真的很理解“上层的压力越来越多”这句话的重量。

自从各大自媒体平台飞速发展，任何一起学生事件都可能演变为一场公关危机，而当代大学生又是“个性化更强、集体意识更淡”、心智不够成熟的脆弱个体。（我个人对此存疑）

传统的、有距离的管理模式无法有效应对。

那怎么办？

学生不能出任何事，不能有心理问题，不能被诈骗，不能有安全事故，甚至不能有超出预期的思想波动。

那又怎么办？

给出的答案是，既然无法通过建立信任和培养学生自主性来获得安全感，只能诉诸最原始的手段，物理监控。

这到底是「革新」，还是「倒退」，恐怕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还有，某大学斥资千万打造的“一站式服务中心”，最终居然沦为自习室。

这种放在喜剧里都很好笑的剧情，不应该好好反省吗？

接着，我需要为广大的辅导员同志们喊一声冤。

「辅导员」，作为被推到前台，表演无私奉献的“娇妻”，TA们是最惨的。

1）要求辅导员100%入住学生楼栋，想要强行抹除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成为一个24小时在线的「机器人」。

2）辅导员被期望成为一个情绪稳定、有求必应的角色。不仅要处理行政事务，还要充当心理咨询师、职业规划师、纠纷调解员，甚至半夜陪同就医。

3）物理上的「在场」是很恐怖的。几乎等同于责任上的无限连带，一旦学生出事，入住宿舍的辅导员将成为第一问责对象，甚至是唯一的背锅侠。

那收获呢，朋友？这么累，担这么多责任，收获应该很多吧？

我们又需要回到娇妻文学里。

“家务”、“带孩子”作为无法量化的劳动，是没有报酬（或很少报酬）滴。

它只被视作「职业道德」的最高体现，正如“娇妻”的辛劳被视为“贤惠”的天然属性。

“为学生服务”，是一句很好用的口号。

如果我们的社会大多人坚信，大学生，这群通过了高考筛选的成年人，一旦离开视线，就会立刻崩溃、堕落或走向危险。

那大学也会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剥夺学生的试错权利，犯错空间。

我不知道有什么好沾沾自喜“打通了最后一公里”的。

我看是堵得死死的。

试问，一个没有机会在大事小事上犯错并自己承担后果的人，在未来该如何面对社会？

如何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祖国和社会？

如果，我们还认可，大学的使命不是管理，而是教育。

就应该再次去考虑「教育的本质」，即所谓启发心智、鼓励探索、独立思考并为自己行为负责之类的漂亮话是不是只能写在书上。

我上一次看到类似老师入住学生宿舍的新闻还是在某音上，幼稚园小孩午睡的时候吵着要老师陪着才能睡着。

我想。

一个社会的悲哀，莫过于社会的最高学府，也不再相信年轻人拥有独立思考和为自己负责的能力，开始用幼儿园的方式，去管理一群本应拥抱世界的成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