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众人物，郑智化无疑挑战了中国公众对残障者的社会角色认知。“残障之声”作者“望星”写道，残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不便时，往往要用尽力气去解释、去证明、去忍耐，稍微语气重一点就容易被贴上“矫情”“情绪化”的标签，于是学会了压低声音、收敛情绪、努力成为“让人喜欢的受害者”；残障者被要求“值得被同情”、“励志”、但不能“愤怒“和“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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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仅仅25厘米的高度差，成了丈量文明社会的一道鸿沟，也显得国社“统一台湾红利”的宏大叙事，一时间暗淡无光。

10月25日，台湾知名歌手郑智化在微博炮轰深圳机场，“对残疾人的态度最没人性”。他当天搭乘回台湾的飞机，不巧停在远机位，机场虽派了升降机协助登机，但最终舱门仍比平台高出25厘米，导致轮椅无法推行。郑智化不满操纵升降机的司机，认为是他不愿抬高升降板，漠视其安全，“冷眼看着我连滚带爬进飞机”。

当晚，深圳机场官方解释称，为防止保障设备刮碰飞机，登机车和飞机舱门保持20厘米高度差，符合安全操作规范，并给出了立即整改措施，包括试点启用有坡度的登机连接装置。而当郑智化上机的监控视频从深圳地方官媒流出后，事态被指“反转”，一波网暴袭来，逼得郑智化不得不为“用词不当”道歉。

10月26日，郑智化登机监控片段被曝光，引发网友批评声浪，认为郑智化的说法言过其实。深圳机场随后回应视频并非官方发布，将核实视频流出情况。（图_网络）

视频显示，在僵持了一分半钟后，舱门内外，一位工作人员和一位空姐分别扶着郑智化起身，他借助拐杖撑地，两腿再被舱外工作人员先后抬进机舱。网暴者非但没有看出这份狼狈，反而抓住“连滚带爬”的字面意思，指责他“污蔑工作人员”甚至“故意抹黑大陆”。“4个工作人员围着他服务还要怎么样？”大量网民同情的对象立马转向“背锅的牛马”，而非一个愤怒直言的肢残人士。

郑智化使用的“连滚带爬”一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近期火遍两岸的那首《没出息》（改编自民进党立委王世坚的质询发言），“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用在这个语境里其实格外贴切。或许只有残障人士才最能理解郑智化的本意：丧失个人自主性的不体面和毫无尊严感。正如网友“左耳有一个耳洞”所言：残障人群需要的不是一群人围着转的“特权”，而是独自出行也可以不麻烦他人的“权利”。

残障的“社会模式”强调，障碍不是“个人的悲剧”、亦即身心损害的直接结果，障碍更多是由社会环境与制度安排的阻碍所造成的，它们排除了残障者平等参与社会的权利，令他们被迫成为“依赖者”。公众对残障者的态度，也是极重要的社会因素之一。在填平舱门的高度差之外，如何将中国普通公众认知抬高到现代文明的基准线，显得尤为迫切。

打通机场无障碍的

最后一个台阶

什么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呢？不妨看看连续七年在全球十大无障碍机场评选中排名第一的日本东京羽田机场。

根据全日航空的官网介绍，日本国内50个机场都配备有帮助乘客登机的坡道装置，可以顺利克服登机平台和飞机舱门的高度差。而2010年启用的羽田国际航站楼，是日本首个在整体规划阶段全面采用无障碍设计的国际航站楼，2014年扩建部分安装了16台无台阶登机桥，在世界范围内属于首例。

日本国内多数机场配备了无台阶登机桥及登机坡道装置。（图_全日航空官网）

此外，所有礼宾人员均持有由专业协会颁发的 Care-Fitter 认证，可为行动不便旅客提供需求定制化的专业协助服务，包括引导、轮椅服务、登机支持、信息沟通等，确保旅客从地面交通、候机大厅、安检、登机直至机舱或抵达处的“无障碍”体验。

羽田机场号称为行动不便的旅客打造“无缝衔接的旅行”。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消除所有类型的高低差和地板缝隙，因为这些都会给轮椅旅客造成压力，并阻碍他们获得“无缝的门到门旅行体验”。因此，航站楼设计有中央大厅，方便所有旅客换乘其他交通工具，而对接的两条轨交线路也考虑了轮椅使用者，均安装了可移动式踏板，连接车厢和站台。

反观国内，郑智化在深圳机场的这番遭遇可谓普遍。视频博主、无障碍测评师“大程子好妹妹”曾经分享过，有一次搭乘春秋航空，提前预定了用以到达或离开客舱座位的WCHC_（WHEELCHAIR-S FOR CABIN SEAT）_类型轮椅，但到了机舱门口才发现不提供机上轮椅，空少反问她“能走一点”吗，得到否定回答后“场面一度陷入尴尬”，最后只能靠大程子的随行男友抱她到了座位。而下机时连升降机也没了，还是男友抱她走下一串台阶。大程子忍不住吐槽，“又是传统项目，大力出奇迹。”

视频博主“大程子好妹妹”分享了国内多家航司的无障碍搭乘体验。（图_视频截图）

要做到真正的无障碍，硬件设施、服务流程、人员素养缺一不可，机场地勤和航司人员需要协调配合到位。大程子对国泰航空在香港机场的表现给予好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工作人员对行动不便乘客的各类需求非常清楚，服务十分熟练，如同“家常便饭”。而且他们不会主动推她的轮椅，而是可以让她自己来，自己则走到前面引路。全程“无障碍”体验让大程子感慨，“终于感到自己不那么特殊、不那么麻烦，提出的所有需求ta们都能听懂，也都能得到响应，这就是最好的体验。”

而机场之外更广阔的公共空间，出行障碍在国内更是无处不在：没有缓坡的人行道、全是台阶的商场大门、只有扶梯没有直梯的商场、还有各色间隔狭窄“添堵”的路障和石墩……近年随着无障碍理念的普及，人们越来越多地理解，为什么中国至少6000万轮椅使用者（包括8500万残障者中的肢残者以及行动不便的老年人），街上见到的却如此之少。

2019年，知名无障碍推行者、公益人文军47岁不幸去世，原因是通行坡道被车辆占用，绕道地下车库时，他掉进入口处一个两米多的深坑，而周围没有任何警示标识。2021年，类似的一桩悲剧甚至入选了最高检“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知名残疾公益人士陈某某乘坐电动轮椅车经过深圳宝安区某路口时，因人行道无障碍设施破损从轮椅摔落，经抢救无效死亡。

2019年7月7日，北京“截瘫者之家”创办人文军因无障碍通行坡道被占用，在绕道地下车库时，意外跌入深坑去世。（图_网络）

根据2023年通过实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建设无障碍环境的目的是“保障残疾人、老年人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国家需要采取措施，为残疾人自主安全地通行道路、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等提供便利。这里最重要也最容易被公众忽视的关键词就是“自主”。

与无障碍法规配套的是一系列标准体系。今年5月，中国民航局刚刚发布了《运输机场旅客航站区无障碍环境规划建设指南》，系行业内首个全方位指导文件，“确保旅客出行全链条无缝衔接”。其中提出，要实现无障碍设备与服务的有效衔接与贯通，消除服务断点。在“无障碍设施设备的规划要点”一节提到，“若不可避免存在高度差，则需要设置斜坡、自动扶梯、电梯等设施辅助通行。例如，飞机舱门与登机桥活动端接驳处要确保轮椅使用者顺畅通行。”

然而，正如《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所广为诟病的，这套“软法”体系充斥着“应当”、“鼓励”而非“必须”条款，缺乏强制约束力，而且以行政处罚为主，不具备“可诉讼性”。只有检察机关能够提起公益诉讼，普通公众和社会组织没有司法救济的渠道。在执法检查有限的情况下，法规执行效力堪忧。

在残障人士眼中，一个小小的坡道装置，用于机上餐车推行时习以为常，用于轮椅使用者通行便利，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原因就在于，前者属于生产运营环节，后者是附加的服务保障，在没有强制标准的情况下，“人工抬扶”始终是“可接受的替代方案”。这也是为什么，在深圳机场的整改措施中，对于无法靠接廊桥的航班，将现场保障人员数量从1名增加至2名的做法，甚至优先于研发测试的坡道装置被提出。

《障碍政治》一书的作者、两位亲身参与残障权利运动的英国社会学家麦克·奥利佛_（Michael Oliver）和柯林·巴恩斯（Colin Bames）_曾指出，对很多残障者来说，“照顾”这个概念既是恩赐也是压迫，必须反思使障碍者被迫成为“依赖者”的政策，从而构思让身心障碍者走向“自立生活”的政策。他们特别主张残障的“社会模式”，所有的残障友善设计并不是对身体损害的补偿，而是保证每个人被有尊严对待的基本权利。

台湾人何须唱《感恩的心》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_（CRPD）便深受残障权利运动影响，采用人权模式看待残障，要求国家确保残障人士在社会各领域平等参与，特别是通过“合理便利（reasonable accommodation）”与“无障碍（accessibility）_”双轨机制来实现。

2022年，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审议中国政府定期报告后，在结论性意见中提出，中国尚未从残疾的医学和福利模式转向人权模式，建议中国将提供合理便利纳入所有相关法律和政策，包括规定起诉和获得补救的途径；而拒绝提供合理便利应当被视作一种歧视残疾人的形式。

“合理便利”的意思是，政府、雇主、学校、交通系统、企业等都有责任根据具体需要，在可负担范围内内尽最大努力，调整规则、环境或服务方式，让残障人士能够平等地参与和使用。而判断“合理”的重要标准之一是和残障者本人充分协商。

针对郑智化的网暴者的态度，其实折射出“助残”意识在中国依旧深入人心。大部分人缺乏残障权利认知：将残障者自动放在需要“被帮助”和“被保护”的位置上，其实是在弱化残障者的主体性，同时固化了双方的不对等。这种潜意识也很容易走调，认为因残障身份获得“特殊照顾”必须心怀感恩，否则就是“得便宜卖乖”，仿佛提供帮助不是一种既定的法律义务，而是额外的道德馈赠。

这样的公众认知与国家意识形态一脉相承。每年五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是“全国助残日”，今年已是第三十五个年头。从2014年起，残障倡导组织“有人公益”每年都会发布倡议书，建议将其更名为“中国残障人日”，头号理由便是“促进公众逐渐从关注残障人的福利赐予，转向关注残障群体权益的保障，转变态度，尊重残障人的固有尊严。”

正因为社会环境的不友善，残障人士很少主动开口维权。比如，残障人士牛某某近期接受《红星新闻》采访称，工作人员一般会用机场轮椅把他送到飞机上，“都是空少和空姐把我抬上去的”，而有些机场会拒绝让独立出行的残障人士单独上飞机。深圳市民罗洪坚曾讲到，有次乘坐地铁，因为车厢底板与站台之间的宽缝隙，轮椅翻了。“地铁站是有踏板的，但是他们没有拿出来用，我摔倒不能说和地铁没有关系，但是我没有去找他们麻烦。”

作为公众人物，郑智化无疑挑战了中国公众对残障者的社会角色认知。“残障之声”作者“望星”写道，残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不便时，往往要用尽力气去解释、去证明、去忍耐，稍微语气重一点就容易被贴上“矫情”“情绪化”的标签，于是学会了压低声音、收敛情绪、努力成为“让人喜欢的受害者”；残障者被要求“值得被同情”、“励志”、但不能“愤怒“和“维权”。

而郑智化后续揭批南京、上海、甚至“政治敏感”的新疆机场安检，对其金属支架腿和拐杖的“刁难”“举世罕见”，很快被“有心”的爱国网友上升为“别有用心”地攻击政治制度，乃至反问他是不是“台独”。评论员“大V”项立刚从指责残障者“不懂感恩”进一步延伸到“台湾人毫无感恩之心”，批评郑智化作为知名统派人士“对大陆就是索取和轻视”，恰恰是“长期以来的惠台（政策）让很多台湾人内心非常扭曲……到了极为极端的程度”，连连感慨“这些年我们吃了大亏，以后还要吃大亏。”

“郑智化不是唱《感恩的心》长大的。”推广残障肯定疗法的心理咨询师余静直白地写道。在这背后，确实体现出社会政治文化的殊异。

有趣的是，就在事件同期，各大官媒纷纷转载《新华社重磅发布：两岸统一后有哪些利好》，以呼应10月24日中国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的“壮举”。该评论文章写道，“统一后，有强大祖国作后盾，台湾同胞民生福祉会更好，发展空间会更大，更加安全、更有尊严”，从后文来看，这里的“尊严”特指“作为大国公民的尊严”，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而只有统一后，台湾同胞才能“共享民族荣耀、共享大国尊严”。

这难免让人想起啼笑皆非的一幕：某年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一位乘坐轮椅的随行人员，在众目睽睽之下，由四个中方工作人员抬着，一步一步从漫长的台阶缓慢上移。而2019年，当天获颁国家勋章的袁隆平，也是被“三人大轿”抬进人民大会堂东门大厅。该网友犀利地指出，这条铺着红毯的石阶，即使空间再宽阔、预算再充足，也不会有一寸留给身障者体面行动的无障碍通道，“毕竟这可是通往权力之路。”

2019年9月29日，袁隆平由几名随行人员抬举进入人民大会堂东门大厅，准备参加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图_网络）

事实上，过往报道显示，残障人士进入大会堂有专门的入口和坡道。或许在“上位者”眼中，抬座反而是“无上尊荣”的体现。而官方泄露的郑智化上机监控视频也好，强求“感恩”的网暴言论也好，无非是对“权力的傲慢”又一个最微小的佐证。

眼见郑智化事件舆论风波愈演愈烈，28日央视网评论员文章试图“拨乱反正”，提出“郑智化的身份、言论风格乃至地域背景与无障碍出行这一普遍议题无关”，“健康的公共讨论应当‘对事不对人’”，“不苛求完美表达，而珍视问题的曝光”。显然，郑智化遭遇的舆论困境，也并非残障者特有的遭遇。

当我们回顾残障权利运动的目标，我们更能理解“郑智化事件”的意义所在：不只是重新定义障碍，更是要打造一个有潜力改变社会的政治运动，帮助重建一个适合所有人的、更公平正义的社会——不论损伤性质、损伤程度、年龄、性别、种族或性倾向为何。

撰文_陈竹沁

编辑_赵小鲁

平台编辑_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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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我的主业是读宋史，一般来说，我用这样的话作为开头，就是要单纯地讲一个宋代的历史小故事。

北宋真宗年间，开封有百姓跟人争夺财产，纠缠不清，于是就给开封府写状纸，要求官府来定夺。

百姓可能在争夺财产的时候受了一些委屈和不公，所以情绪很激动，写状纸的时候既不讲规矩，也不讲政治，在文字里面把宋真宗比作桀纣这样的暴君。开封府接到状纸以后，吓了一跳，明明是一个很简单的经济纠纷的案子，该怎么判就怎么判，结果因为状纸上的这句话，就变成了一件“大不敬”的政治案件。

开封府不敢隐匿，只能上报给宋真宗，请他亲自来定夺。

宋真宗也是当过开封府尹的人，处理这种案子也算是得心应手，拿到之后很快就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让宫人把这起案件的核心诉求部分抄录下来交给相关部门判决，然后将百姓的原始状纸给藏了起来。

别人问他为什么，宋真宗解释说：“百姓的目的是争财产，并没有其他要造反、要指斥乘舆的意思在里面，这么写状纸，无非就是一时气愤情绪失控而已。我要是把这个状纸交给相关部门，不但他想要申诉的事情不会得到办理，相关部门反而还要去追查他大不敬的罪过。”【百姓意在争财，其实无他，若并其状付有司，非惟所诉之事不得而直，必先案其指斥乘舆之罪。——宋·俞德邻《佩韦斋辑闻》卷一】

这段话的闪光点在哪里呢？

就是宋真宗作为一个权力最大的人，他在自己遭受到最底层百姓责备的时候，依然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分得清什么是诉求，什么是情绪。

同时，他以皇帝的身份，选择收起情绪，为百姓解决最直接的诉求。

我为什么要写这么一个故事，就是我发现最近几年来，但凡遇到有维权的人，不管是郑智化这样的明星也好，还是其他一些普通人也罢，只要他们一维权，就有人在他们的措辞和行为里面挑刺，寻找那种可以“一击制胜”的大漏洞。

你哪个词用得不准确，你哪句话有夸张，统统给你找出来，然后集中火力攻击这个问题，直把你说得千疮百孔、不知道先回答哪个问题，最后只能以道歉来认输。

想解决的问题没解决，反而落得一身的指责。

还有一些深谙其道的人，更是知道怎么引火力，人家一个“指斥乘舆”的字都没说过，想方设法也要给人添上一个政治背景，然后硬生生把一个维权的事情搞成一个政治阴谋。

明明是一个改善无障碍通行的契机，硬生生地搞成了一个“不良艺人”批斗大会。

我公众号后台还有人给我分析，说郑智化这人看到了前几天的决议之后，故意要搞事的。朋友，你岁数小，很少听他的歌，你觉得能够写出这样歌词的人，会是要在这种时候搞事的人吗：

一九九七要解放香港

日不落帝国向中国投降

有人搞台独 没人来帮忙

放眼看大陆 遍地是台商

……

伟大的祖国挥挥手

中国中国一定强

我之所以会想起宋真宗说的这段话，就是觉得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在要求一个维权者做到百分百完美，但凡有一点小问题，都要对维权者发起攻击，质疑他们的行为，质疑他们的动机，甚至给人贴上一些万劫不复的标签。

维权的人，也就是受了委屈的人，情绪激动是难免的。我们身边绝大多数受了委屈的人都不能保证自己百分百情绪稳定、处理事务能够百分百标准，口不择言的情况比比皆是。

前不久那个被逆行者撞了，反而遭受对方网暴的男生，你们还记得吗？他在面对对方一个接一个陷阱提问的时候，一直面无表情地重复“我听交警的”，被很多人视为最标准的处理方式。

他为什么能够获得那么多赞，还不是因为他这样的人少之又少。绝大部分人在面对这些刁难的时候，都会忍不住掉进对方的陷阱。

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些“绝大部分人”，何必非要在人家的语句里面去挑刺、从而全盘否定对方的维权行为呢？

而且人家就是一个维权而已。

大家设身处地地想想，以你我的身份地位，今后是我们去维权的机会大，还是别人在我们身上维权的机会大。你把维权者的渠道给堵死了，对你自己的好处在哪里呢？

宋真宗作为一个皇帝，在自己面对百姓“污蔑”的时候，尚且能够如此淡定地直击问题核心，我们身边有些人啊，明明不是宋真宗，皇帝都不急的时候他急得火烧火燎的。

火苗子烧得老高，高得都可以点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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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客官，兄弟我的三本书《宋朝阐史官》《南渡之君》《靖康之败》都在下面的俩可爱小链接里，欢迎各位客官精准扶贫。

这是一场从起点就失控的司法进程。

当刑讯逼供的办案人员自己反被查处，当明知没有管辖权的公检法仍坚持将案件“办到底”，我们看到的已不仅是个别人员的违法，而是地方司法系统的全面失序。

程序正义与证据裁判双双失守，2000万移民款争议的背后，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司法黑洞。

一份因“程序违法”被二审撤销的判决，在发回重审后，竟在管辖权这一根本问题上再度陷入迷雾；

一句检察官“无新证则撤诉”的公开承诺，在数月等待后，等来的只有庭前会议上的“零证据”与程序空转。

一边是法治底线被不断洞穿，一边是司法权力在程序之外恣意狂奔。

当正义的守护者沦为秩序的破坏者，当法庭成为非法行为的延续，我们不得不追问：这起悬而未决的案件，究竟卡在证据不足的现实里，还是困于地方司法生态某种不愿言说的“潜规则”中？

湘乡，正以其司法沉疴，为我们呈现一个值得全国警醒的样本。

连续72小时不眠、被迫喝马桶水求生——在湘乡警方的刑讯下，张怡被迫签下一份她至今无法释怀的“认罪书”。而更令人震惊的是，这起本应归属深圳管辖的普通民事纠纷，竟在湘乡公检法的“通力合作”下，被强行扭曲为一起刑事诈骗案。

自从3年前遭遇刑讯逼供后，在北大研究生张怡（化名）的噩梦中，小黑屋的烟雾、淋浴间的冷水和禁闭室的强光，交织成一个无法醒来的混沌空间。

在那间三四平方米的房间里：地上爬满蟑螂和蚂蚁，马桶的恶臭充斥空气，房顶高倍探照灯24小时照射着她，室内温度达50多度，口渴了只能喝马桶里的水……

在这个禁闭室里，她被连续关了16天。

因卷入一起移民诈骗案，张怡于2022年7月28日14时被湖南湘乡民警从安徽合肥家中带走，最终被带至湘乡市公安局龙洞派出所，在“小黑屋”内被关押至30日14时。其间，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她不断遭受来自办案民警的刑讯逼供，整整72小时没合过眼。

随后，张怡被关押至湘乡市公安局执法大厅。经历连番审讯后，因她不愿认罪认罚，7月31日又被警方带到当地某宾馆内监视居住16天。其后，张怡“终于”被送到了湘潭市看守所，但等待她的却是另一场长达16天的禁闭。

近日，在湘乡市人民法院召开的庭前会议上，张怡不得不再次当众提起这段痛苦的回忆。与此同时，本案中存在的刑讯逼供、管辖权异议等问题也再度引发关注。庭前会议上，本案另一名被告人郑雄煜还当场举报，办案民警廖一鸣违法取走其银行卡内资金120万元。

湘乡市法院表示，将对非法证据和管辖权等关键问题继续审查。

此前，湘乡市法院曾于2024年4月24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被告人张怡有期徒刑11年6个月。8月8日，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原审审判程序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然而，该案因管辖问题迟迟未能开庭。

根据张怡的说法，湘乡公安、检察院、法院对本案并无司法管辖权，因为案发地均不在湘乡。而根据办案民警的透露，该案能立在湘乡完全是本案被害人肖某出钱策划的结果。

“办案过程中，公安机关存在欺诈勒索、收受贿赂、违法办案、刑讯逼供、虚设管辖权等问题。”为此，张怡的父亲张建设（化名）曾多次在网上实名举报湘乡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易伟强、龙洞派出所原所长万琪俊等人违法办案，致使其女儿蒙冤获刑。

其后，万琪俊因犯挪用公款罪、受贿罪、洗钱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45万元；其余多名参与违法办案的民警也均被调查处理。然而，易伟强仅被免职了事，未被追究任何刑事责任。

3天3夜没合过眼

3份笔录不翼而飞

那段刑讯逼供的经历，对于张怡来说至今历历在目。

2022年7月28日14时，张怡被湘乡警方从合肥家中带走，一路戴着手铐乘坐高铁到达湘乡，被关押至龙洞派出所的“小黑屋”里。办案和看守人员在里面不间断地抽烟，呛得人呼吸困难， 她在木板凳上坐了一整夜。次日8点左右，警方开始对她进行前后长达15个小时的审讯，并录了3份笔录。

根据张怡的描述：7月30日清早，让已连续两晚没有睡觉，整个人昏昏沉沉的，无法继续审讯。当时，龙洞派出所原副所长易清彪对她说，“我很不满意你的口供”，然后让人把她带到楼上一间淋浴室冲冷水澡。“该男警官全程都站在在门口，并将淋浴室的门半敞开着，看着我洗。”

冲完冷水澡后，张怡被带到二楼某房间。“办案民警厉汝城拿出有罪供述材料让我背诵，期间因身体发抖、精神涣散，无法完成背诵任务，被其殴打辱骂。”张怡说，在背了数小时后，当天下午2点，她被带到湘乡市公安局一楼执法大厅审讯室，录制提前背好的笔录。

张怡说：“审讯前，厉汝城多次威胁我，一会有同步录音录像，必须按照上午背诵的内容回答。审讯开始后，办案民警将提前准备好的U盘插入电脑。其实就是还没开始审讯，笔录都已经写好了。”

其后，张怡又被强制在审讯室的审讯椅上坐了一晚。至此，她连续3天3夜都没合过眼。

值得注意的是，7月30日这份“背诵”的笔录，在案卷里为张怡第一份笔录，此前她在龙洞派出所录的3份笔录均不见踪影。案卷显示，张怡于7月30日到案，当天16时收到刑事拘留证。

这意味着，从7月28日14时从家中被带走，至7月30日14时录笔录，张怡“消失”了整整3天。对此，王殿学在本次庭前会议上提出，办案人员此举构成非法拘禁。

7月31日，在把张怡送往看守所的路上，押送民警接到电话后迅速折返湘乡，并把张怡带到湘乡某宾馆内进行了长达16天的监视居住。后来根据警方的说法，是因为当天下午对其变更了羁押措施，由刑事拘留改为监视居住。

监视居住期间，万琪俊联合情妇肖凤英对其威胁，又将张建设“控制”在张怡监视居住旁的宾馆，强迫张怡和张建设退合同款1300余万至万琪俊个人账户，并手写给道歉信及认罪书。

直到8月16日，张怡才被万琪俊和肖凤英二人送往湘潭市看守所，开始了另一场16天的禁闭。

张怡称，当时和她一起被送进看守所的人有好几个，但只有她被无理由关押至禁闭室。其后，经过其不断向驻所检察官举报，于9月1日被调至女监区第11监室。

二审认定程序违法

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2023年11月20日至21日，张怡所涉的移民诈骗案在湘乡市法院公开审理。在此之前，该案曾因证据不足、事实不清被检察机关退回补充侦查。

湘乡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显示，这起移民诈骗案中，郑雄煜和张怡虚构马来西亚“王室成员”虚假身份、可以提供新加坡移民服务等事实，在深圳、杭州、湘乡骗得被害人信任后，与其签订移民服务协议，以收取咨询服务费、保证金的名义，骗取钱财合计2000万元。

庭审中，检方认为，此案郑雄煜是主犯，张怡是从犯，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诈骗罪追究二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张怡辩称，本案并非诈骗，而是合同纠纷，她只是代为收款，并且在双方发生争议时已及时处理退款事宜。张怡的辩护人、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殿学也认为，此事只是民事合同纠纷，在庭审中对张怡作无罪辩护。

最终，湘乡市法院于2024年4月24日作出（2022）湘0381刑初54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郑雄煜犯诈骗罪，获刑14年6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被告人张怡犯诈骗罪，获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张怡及其辩护人曾多次就管辖权问题提出质疑，认为本案发生地点与湘乡无任何刑事管辖连接点，且“该案属民事合同纠纷，不构成刑事案件”。

王殿学认为，案涉相关事实（包括汇款行为）均发生在广东深圳，两名犯罪嫌疑人分别住在合肥、北京，根据刑事案件地域管辖规定，湘乡市法院没有审判管辖权。

对此，湘乡市法院在一审判决书中予以驳回，理由是郑雄煜、张怡陪同被害人肖某在湘乡期间仍然实施了诈骗行为，湘乡市属于犯罪地。同时，湘潭中院已出具书面决定指定湘乡市法院审理该案。

一审后，郑雄煜和张怡均提出上诉。2024年8月2日上午，该案在湘潭中院二审开庭。

庭审中，王殿学再次提出管辖权异议，同时就警方办案过程中的程序问题提出系列质疑（包括张某的3份笔录缺失、办案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等），要求进行非法证据排除。

王殿学说，案卷中关于张怡的不利供述均是在刑讯逼供后违背意愿作出，系非法证据；张怡从合肥家中被带走以及进入看守所后，遭受了“用家人威胁、被书砸肩膀、推搡辱骂、无理由关禁闭室、喝马桶水”等刑讯逼供。

同时，王殿学还就湘潭中院指定湘乡市法院审理此案提出质疑。审判长当庭回复称，“湘潭中院仅对本案的级别管辖给予指定，从未对地域管辖进行指定”，关于地域管辖异议，庭审后会审查。

二审中，在辩护人提出案件办理过程中存在笔录缺失和刑讯逼供的情况并要求将非法证据排除后，合议庭在开庭半小时后，宣布休庭十分钟。继续开庭后，法院旋即宣布休庭。湘潭中院在庭上表示，将对非法证据和管辖权进行核查。

一周之后，湘潭中院于8月8日作出（2022）湘03刑终244号刑事裁定书：撤销一审判决，发回湘乡市法院重新审判。裁定书显示，湘潭中院认为“原审审判程序违法，可能影响公正审判”。

刑讯逼供收受贿赂

办案民警锒铛入狱

“这是一起花钱买通公安而制造出来的冤案，是典型的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纠纷。”

张怡的父亲张建设（化名）向有关部门递交的举报信称：2022年6月，肖某某通过妻子冯某等多人账户，拆分支付所谓的移民合同款，被发现涉嫌洗钱、偷逃税款，肖某某公司在境外多次违法被罚。此外，冯某参与非法代孕组织材料造假等也被举报。

他认为，肖某某公司及家人违法行为被发现后，涉及合同违约责任，合同违约金额高达2000万元，为了不用承担违约责任，肖某某、冯某夫妇伙同唐某某（肖某某表哥）买通湘乡公检法，参与策划并实施了这起动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纠纷的案件。

相关媒体报道显示，冯某、肖某某、唐某某三人以办案经费为由向龙洞派出所原所长万琪俊行贿数十万元，唐某某通过当地律师李某疏通关系，向湘乡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和湘乡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易伟强等行贿。

“作为代收款方之所以被牵连，是因为冯某、肖某某怕移民事情败露，但为了要回已转出的移民款，于是通过精心设计陷害代收款人。”张建设说。案卷材料显示，2022年7月8日，本案被害人肖某某曾向深圳市公安局南山派出所报案，但未获立案。

万琪俊被调查前的录音也显示，易伟强指使他违法办案“吃完原告吃被告”“代收款人才是最大的受害者，但易伟强安排硬扯也要将代收款人扯进案子里，要搞回（移民合同款）2000万”。

2025年3月27日，张建设第三次公开实名举报易伟强，称其收受肖某某、冯某巨额贿赂，滥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纠纷，指挥下属策划管辖、制造冤案。

公开举报视频发出后，当地纪委的回应称：万琪俊等办案人员收受贿赂，是以办案经费名义收受的钱财，但易伟强收受的钱财是万琪俊从唐某某那里收到钱财中转手给他的，目前为止并没有构成犯罪，因为“这些钱财真实来历（他）并不知晓”！

其后，易伟强被免职；万琪俊因犯挪用公款罪、受贿罪、洗钱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45万元；其余多名参与违法办案的民警也均被调查处理。

管辖争议愈演愈烈

重审未出现新证据

2025年10月28日，在湘乡市法院召开的庭前会议中，管辖权争议、刑讯逼供、程序违法等问题再度成为本案争论的焦点。

最新消息显示：对于本案管辖权问题，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于5月29日作出（2025）湘刑辖74号指定管辖决定书，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决定指定湘乡市法院依照刑事第一审程序对该案进行审判。

根据这份决定书，湘乡市法院准备重新启动对该案的审理程序。

对此，张怡及其辩护人王殿学均认为，湖南高院适用“管辖不明”的法律规定并不合适，因为案涉的主要行为均发生在深圳，并非管辖不明。

王殿学律师还指出，至今未见到湖南省公安厅指定管辖的法律文书，之前湘乡市侦查机关在没有管辖权基础上取得的证据，均属于非法证据。

对此，庭前会议中湘乡市检察院临时回应：经刚刚核实，湖南省公安厅也作出了指定管辖的决定书。

“即使现在公安厅作出指定管辖，也无法弥补之前没有管辖权取证的非法性。而且，在本案的管辖问题上，存在侦查人员受贿、被害人行贿的犯罪行为，侦查人员之一万琪俊目前已被生效判决判处有期徒刑，湘乡也明显不宜管辖，也不应指定湘乡管辖。”王殿学说。

据介绍，湘乡市法院在庭前会议上也证实，二审裁定认定的“程序违法”主要是指管辖权存在问题，即湘乡市法院不具备地域管辖权。

“其实在原一审开庭之前，湘乡市法院也认为其不具有管辖权，并于2023年3月16日将案件依法退回检察院，但湘乡市检察院拒不接收。”王殿学认为，湘乡市检察院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

今年3月4日，熊楚文曾表示，案件将由公安机关再补充侦查，“看证据，如果证据不足就撤案”。然而，从二审裁定发回重审至今，已经过长达15个月的补充侦查，检方至今依然未能提供新的证据。

庭前会议上，王殿学再次提出因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要求进行非法证据排除。

据介绍，湘乡市纪委在回复实名举报时曾确认：在本案中，易伟强及多名办案民警存在收受钱财的行为，证人唐某某存在参与行贿办案人员的事实。此外，万琪俊的判决书也显示，办案民警廖一鸣、证人唐某某存在与本案有关的违法犯罪内容。

对此，湘乡市法院表示，将对非法证据和管辖权等关键问题继续审查。

当天，郑雄煜还现场举报廖一鸣侵吞其银行卡内的巨额资金，申请湘乡市检察院、法院对此进行调查。

郑雄煜反映称，2022年7月被刑事拘留后，他有一张被廖一鸣扣押的银行卡并未出现在扣押清单中。后来在配合湘乡市纪委调查万琪俊时，他发现那张银行卡内的120余万元已被全部取走。

张怡也提出，廖一鸣还曾扣押郑雄煜两名助理的工资卡，并在一周内分25次将卡内的13万元钱取走，其中有3万元转至万琪俊个人银行卡内。万琪俊判决书显示，这13万元均被万琪俊拿走，法院认定为贪污公款。

对此，熊楚文称会后将进行审查并追赃，追回后会赶紧将钱退还给受害者。

后记：

张怡的遭遇，不仅仅是个体的悲剧，更是一面映照司法生态的镜子。

从“消失的三日”到“禁闭的十六天”，从冷水澡逼供到背诵认罪剧本，这起案件暴露出的已不仅是个别人员的违法行为，而是从侦查到管辖的全面程序性失控。当“北大研究生”的身份都无法成为免于刑讯逼供的护身符时，我们不得不思考：普通公民的权利防线又该如何守护？

此案中，程序正义的失守与证据规则的架空，共同构成了一个危险的司法样本。它警示我们，一旦权力的运行脱离法治的轨道，任何身份的公民都可能沦为程序暴力下的受害者。

如今，案件虽已重回法庭，但对非法证据与管辖权的审查，不仅关乎张怡一人的清白，更关乎一地司法公信力的修复，以及公众对法治最基本的期待。

我们记录此案，是希望这样的“遭遇”终成历史的尘埃；我们追问真相，是相信正义的实现，绝不能以正义之名，行不义之事。

近日，刘女士（化姓）向红星新闻反映，在一次前往三亚的出差途中，她被时为某单位宣传处助理员的邵某某强奸。刘女士报案后，警方立案侦查。

案发10个月后，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下文简称“城郊检察院”）下达《不起诉决定书》，认为邵某某与刘女士发生关系时“并未违背刘女士的意愿，不构成强奸罪，邵某某没有犯罪事实。”刘女士申诉后，三亚市人民检察院（下文简称“三亚检察院”）复查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实邵某某违背刘女士意志强行与刘女士发生性关系，邵某某不构成强奸罪。

刘女士曾是上海宽娱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宽娱公司”）的一名项目经理。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府服务平台，宽娱公司为B站(bilibili.com)的主办单位。2024年6月，宽娱 公司以考勤问题将刘女士辞退。刘女士表示，她已申请了劳动仲裁，目前在调解阶段。

而与邵某某一案，刘女士称将继续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的立案告知书，受访者供图

男方饭局后称“酒醉”

对女方做出不雅举动

2023年8月，因合作项目工作对接，刘女士添加了邵某某微信。

2023年11月，刘女士得知双方合作的项目获奖，颁奖典礼将在三亚举办。刘女士询问邵某某是否前去领奖。聊天记录显示，邵某某回答“我们去！”12月1日，邵某某给刘女士发信息：“我们这边vvvip参加”。刘女士告诉记者，她的领导也对这次活动很重视，让她出差陪同接待。

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显示，邵某某当时为某单位宣传处三级助理员。

12月8日，刘女士乘飞机前往三亚，邵某某也于同一天到达。据《不起诉决定书》，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

12月9日上午，刘女士陪同邵某某去了免税店等地游览。20：30左右，邵某某打电话邀请刘女士参加夜宵饭局。

饭局上有邵某某和他的同事及活动接待方等人员。刘女士回忆，在座的女性只有她和韦某，两人前往三亚前经邵某某介绍互加了微信。饭局上，刘女士觉得韦某对她很友善。

刘女士告诉记者，饭局上她没有喝酒，饭后邵某某对刘女士说他不想去第二局，让刘女士帮他解围，打车带他走，刘女士同意了。

据三亚检察院的《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下文简称《通知书》），在车上，邵某某提出自己喝醉了。下车后，邵某某将手搭在刘女士肩膀上，刘女士将其送回邵某某自己的房间。

12月8日，刘女士乘飞机前往三亚，邵某某也于同一天到达。据《不起诉决定书》，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

12月9日上午，刘女士陪同邵某某去了免税店等地游览。20：30左右，邵某某打电话邀请刘女士参加夜宵饭局。

饭局上有邵某某和他的同事及活动接待方等人员。刘女士回忆，在座的女性只有她和韦某，两人前往三亚前经邵某某介绍互加了微信。饭局上，刘女士觉得韦某对她很友善。

刘女士告诉记者，饭局上她没有喝酒，饭后邵某某对刘女士说他不想去第二局，让刘女士帮他解围，打车带他走，刘女士同意了。

据三亚检察院的《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下文简称《通知书》），在车上，邵某某提出自己喝醉了。下车后，邵某某将手搭在刘女士肩膀上，刘女士将其送回邵某某自己的房间。

刘女士告诉记者，把邵某某送回房间时，她将房门开到了最大。

据《通知书》，进入房间后，邵某某亲吻刘女士的嘴唇，抚摸其隐私部位，欲与刘女士发生性关系。

刘女士说，当时她大喊“邵老师你醉了”想想你的妻子和孩子”，邵某某的手机一直在响。中途邵某某去关门，刘女士想趁机逃脱未果，直到她喊“我会报警！”邵某某才停下来，说他喝多了，一时冲动，向刘女士道歉。邵某某告诉她，是韦某一直在打电话。刘女士当时认为，韦某可能是意识到不对，想“救”刘女士。

刘女士表示，由于邵某某当时道歉了，考虑到当时没有实质性行为发生，且担心同为女性的韦某也陷入险境，于是她告诉邵某某，只要他不欺负韦某，她会当作这件事情没发生过。

进入女方房间两次发生性关系

男方涉嫌强奸被拘

《通知书》显示，韦某多次给邵某某打电话“闹酒疯”，刘女士和邵某某因此离开房间，邵某某下楼处理韦某的事。

刘女士告诉记者，她离开邵某某房间后，强撑着走进电梯前往自己房间所在的楼层，一出电梯就双腿一软倒坐在电梯门口，又踉跄着回到自己房间里。她想要报警，“但又顾虑对方身份、我的工作以及韦某的安全，犹豫不决。”

刘女士称，由于此前邵某某接触了她的内裤，12月10日凌晨1点40分，刘女士在外卖平台下单一次性内裤，将原先的内裤保存起来，想留作证据。随后，刘女士穿着自己的睡裤和T恤躺在床上等外卖。据《不起诉决定书》，经鉴定，刘女士的内裤上检测出了邵某某的体液。

过了一会儿，刘女士听到有人敲门，以为是韦某，开门却发现是邵某某。邵某某称他是来道歉和解释的，刘女士让邵某某进了门。

三亚检察院出具的《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受访者供图

《通知书》显示，12月10日凌晨1：56，邵某某来到刘女士房间门口，刘女士让其进入房间。二人闲聊后，邵某某与刘女士发生性关系。

据刘女士讲述，起初邵某某一直解释、道歉。中途外卖的一次性内裤到了，邵某某拿过刘女士的手机对外卖员说他去拿，随后帮刘女士拿回了外卖。回到刘女士的房间后，刘女士称性侵发生。刘女士说，过程中她挣扎着拽着裤子，指甲撕裂了。对方力气很大，她被吓懵了，哭着请求对方停止。

而据《通知书》，邵某某第一次与刘女士发生性关系后在刘女士房间内留宿。约2小时后，邵某某与刘女士发生第二次性关系，其间邵某某用手机拍摄了一段视频。事后，刘女士提出邵某某没有戴避孕套，让他去买避孕药。邵某某通过外卖平台买药给刘女士服用后，二人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随后邵某某返回自己的房间。

刘女士则表示，邵某某两次侵犯她的时间间隔并没有2个小时之久，邵某某看着她吃了药后便离开了，二人没有一起躺在床上。

检方认为在案证据无法证实存暴力胁迫

证人称认可结论，当事女方称还将维权

刘女士说，吃完药后她昏睡过去。早上七点左右，她被荨麻疹痒醒。刘女士表示，当时她很恐惧，想到邵某某的职位，而她独自出差在外，犹豫该在三亚报案还是返回上海再报案。

刘女士指甲盖撕裂、起荨麻疹，受访者供图

12月10日，刘女士照常出席了活动。

12月11日凌晨，刘女士向警方报案，并于11日下午接受了司法鉴定。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的《立案告知书》显示，刘女士被强奸一案，经查，警方认为符合立案标准，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落款日期为2023年12月12日。

三亚市人民医院的急诊病历显示，2023年12月12日凌晨1点，刘女士前往该院急诊科就诊，主诉被咬伤右乳腺疼痛2天，诊断为“右乳腺人咬伤”，建议“按时间表注射人用狂犬病疫苗”。

案发10个月后，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下达了《不起诉决定书》。

《不起诉决定书》显示，邵某某因涉强奸罪，于2023年12月12日被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刑事拘留，2023年12月17日被天涯分局取保候审，2024年2月9日被检察院取保候审。

根据《不起诉决定书》，城郊检察院认为，案发当晚邵某某确实与刘女士发生了两次性关系，但天亮后二人共同出席了活动，期间两人都为上台领奖的对方拍照并发送给对方。

城郊人民检察院认为，邵某某与刘女士发生性关系时并未违背刘女士的意愿，不构成强奸罪，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起诉。

对此，刘女士哭诉：“活动当日现场有多家媒体，我怕在我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这个事情闹大了，对我的工作有影响，也让公司牵连其中。我当时强压着不适完成了我的工作，我以为这是一种敬业的表现。没有想到，被当成自愿的表现，说我没有异常。”她指出，邵某某当时猛拽她的睡裤，裤子上应该有撕扯的痕迹，已将其作为证物提交给警方。

刘女士由于不服检察院的《决定》，向三亚市人民检察院提起申诉。2025年6月2日，三亚检察院下达了《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

据《通知书》，韦某作证称，她认为刘女士想“拿捏“邵某某。而邵某某提供的手机录像显示，在第二次性行为过程中，未出现明显异常情况，无法体现出刘女士存在不情愿的状态。

三亚检察院认为，在本案中，虽然刘女士的陈述及相应视频监控反映，刘女士曾表现过神情压抑的情况，但综合审视全过程，在案证据不能证实邵某某在与刘女士发生性关系时采用了胁迫或暴力手段。就目前证据而言，不能认定邵某某涉嫌强奸罪。

三亚检察院指出，经复查，刘女士提出的“城郊人民检察院程序违法未保障当事人知情权，未保障诉讼代理人阅卷权，未听取被害人意见”属实。对此，三亚检察院将通过反向审视程序，向城郊人民检察院提出整改意见。

刘女士告诉记者，在派出所，警方曾向其出示邵某某拍摄的视频。她看到视频画面漆黑，只有些许声音。她表示，她无法确认这段视频中录到的声音是否是其本人。就算是她，当时她因恐惧、精疲力竭，无法大声呼救。对于韦某的说法，刘女士称“感到震惊”。

10月27日，韦某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据其了解，

该案司法机关已经结案，当时的嫌疑人无罪。“我非常认可（公检法的结论），不想评价刘女士其人。”记者欲进一步向其求证更多细节时，韦某挂断电话，不再接听。同日，记者联系邵某某，表明来意后，其称“你找错人了”，随后挂断电话，不再接听。

27日，《不起诉决定书》所载邵某某案发时任职单位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目前该单位已没有“教育宣传处”，现在的名称“不方便透露”，记者所述的情况可通过官网所示途径向相关部门举报，具体情况以对外宣传科室口径为准，但无法提供宣传科室联系方式。10月30日，上述单位另一工作人员表示，“有（邵某某）这个人。”但该工作人员称不便接受采访。

红星新闻记者王语琤

谨以此片向《四月之声》致敬。本项目将持续更新，直到《四月之声》及同类影片在中国解禁。

2025年10月，中国数字时代搜集整理了过去一个月（2025.9.27—2025.10.28）期间反映国内热点事件的网络视频，以时间为序进行混剪制作了本月月度视频——《十月之声（2025）》。

在内容上，该片揭示了当局的言论审查、权利打压，也记录了民间疾苦、民众呐喊与抗争；在形式上，该片模仿了2022年4月22日发布、随即风行全网并遭到审查的抗议上海封城的短片《四月之声》。

我们谨以此片向这部匿名作品致敬。本项目也将持续更新，直到《四月之声》及同类影片在中国解禁。

同时，在中国数字空间更新有该作品的彩色版本。相关链接：https://youtu.be/sOOE_zbGQ9E

致谢：感谢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YesterdayBigcat 对中国相关事件素材的收集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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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胡国强的问题远不止这些。近期，胡国强又被知名法律人包龙军实名举报“涉黑”，称胡除贪腐事实外，还涉嫌寻衅滋事、非法拘禁、违法审讯等犯罪行为。一系列问题逐步解开了胡国强的权力腐败秘密。3480万北京买别墅，下面看不见的冰山一角。

01 万千宠爱背后的奢靡生活

现实中的胡国强，不像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赵德汉那般谨慎，他敢贪就敢花，敢花也敢作。胡国强先后在石家庄市地税局、乌鲁木齐市国资委及新疆能源集团等要职任职，长期与党纪金钱权力打交道，却在熟悉的规则里一步步沦陷，最终沦为了自己曾经要防范的那类人。

张爽，当时胡国强的婚外女友，自称“山东科技大学女博士”，在胡国强的宠爱下生活极度奢靡。知情人士透露，她买一个爱马仕包需20余万，香奈儿一次消费四十多万；出门需带5人随行，包括司机、助理、2名保姆。即便如此，保姆也可能因一句话被解雇。

张爽在北京的生活开销更是惊人：牛羊肉专门从新疆空运，孩子外出旅行亦随行保姆陪同，甚至坐头等舱。为其与胡国强的非婚生子举办模特专场秀时，孩子仅三四岁。这些普通人难以想象的事情，都在这位“厅官婚外女友”身上实现了。

用3480万元现金给婚外女友买别墅的新疆贪腐厅官胡国强。图据网络

胡国强在2022年离婚后，张爽终于与其结婚，也使自己摆脱“婚外女友”的头衔。天眼查显示，张爽在2017年至2023年间注册多家公司，包括驴业、珠宝、矿业公司，并可领取财政补贴。胡国强落马后，这些公司一夜间转让或注销。

根据知情人士讲述，胡国强与张爽在一个政商场合相识后，很快便“相恋”，张爽还为胡国强生了一个儿子，“并以此威胁胡国强离婚，否则便要检举揭发。这段关系本身也为日后贪腐曝光埋下伏笔。

02 3480万现金买别墅拉开反腐大戏

2021年2月，张爽通过中介介绍，准备购买北京女子刘某位于顺义区的一套别墅。刘某亲属介绍，张爽提出用3480万现金支付房款。因现金数额过大，直接被银行拒绝。后张爽提出分批存入银行，并说支付家具软装款400万元，把家具软装全部买下。

但事情变化出乎刘某意料。张爽在房屋合同成交后，张爽便出尔反尔，多次带人以看房为名骚扰当时别墅里的原租户，要求租户提前退租退房把房子提前给她，还拒不承认双方口头约定的“400万元家具和软装费”。这一连串反常举动，让原本的买卖关系迅速撕裂，一场原本简单的房产交易，迅速演变成一场充满威压与失衡的较量。

刘某（卖方）遂提出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700万元。张爽曾扬言：“我老公是胡书记，去哪儿告都没用！”张爽的违约霸道蛮横、对举报人刘某的蔑视，深深刺激了要强的刘某。自2022年1月6日开始，刘某等人向新疆纪委、中纪委等数十次持续举报胡国强、张爽贪腐之事。这让胡国强对刘某等恨之入骨。

特别是在2022年3月初，发生了胡国强公然指使他人殴打、污辱刘某等人事件（下文提及），以及在此事件之后胡多次扬言要通过司法判他们七年以上后，刘某非常清醒地知道胡是想置他们于死地，甚至还发生了胡派律师跟他们谈判，表面想出钱了事实际是胡设计陷害的把戏。为此，刘某天天处于不安和惊恐之中，一度出现了严重的抑郁症。

张爽出行时，保姆也坐头等舱，图系一名保姆拍摄并发布的朋友圈视频截图。受访者供图

2023年，新疆自治区政府免去胡国强新疆能源集团董事长职务；2024年1月，新疆纪委监委通报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审查调查；9月，胡国强被列为违反八项规定典型案例，并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至此，这名曾握有重权的厅官，终于走到了自己一手铺就的深渊。

笔者从知情人士获悉，胡国强涉嫌犯罪的案件尚未宣判，其最终命运仍待司法裁决。

03 举报者为何成“敲诈嫌疑人”

刘某等人举报胡国强后，遭到对方疯狂打击。根据刘某亲属的介绍，自被举报后，胡国强首先是向乌鲁木齐当地警方报案，“其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试图逼迫刘某放弃举报。”但乌鲁木齐警方未立案，后在胡国强的反复操作下，北京顺义警方于2023年11月27日成立专案，将赵瑞胜（刘某男友）刑拘，刘某被追逃。

检方指控刘某、赵瑞胜通过跟踪、安装GPS、偷拍等手段获取胡国强行动轨迹，致使胡国强、张爽心生恐惧。但根据受访者叙述，胡国强恐惧自己的贪腐行为会败露，于是利用自己手握重权的强势地位，采用跟踪、殴打等手段阻止举报人举报外，还多次扬言要动用司法力量“判他们七年起步”。这让当事人在两年之内直接处于惊慌、恐惧之中的。

胡国强因涉严重违纪违法而落马。图据中央纪委监委网站

检方还称，2022年3月至2023年，刘某、赵瑞胜利用对方恐惧心理，采取举报等要挟方式，在与对方谈判、讨价还价过程中，索取779.4万元未果。其实，这一数字正是刘某民事诉讼中索赔的金额，包括家具款、违约金、房租损失、精神损害及律师费。刘某亲属强调，这是依法索赔，绝非敲诈勒索。

刘某亲属强调，刘某以原告身份依法起诉索赔，恰恰证明她并非“敲诈勒索”，“依法起诉的索赔数字，竟然成了司法机关刑事指控的‘犯罪金额’，可谓开创恶法之先河。”原本属于法治的正当权利，却被硬生生扭曲成犯罪的证据，黑白在此刻被颠倒。

刘某亲属认为，此案缘起举报贪官而遭人构陷、打击报复，刘某等人依法索赔，既未敲诈勒索，又为反腐作出贡献，“在贪官胡国强落马后，举报人仍要面临刑事指控，于法于理，均极荒诞！”贪官伏法，举报人却蒙尘，法理与常识的错位，令人惊讶唏嘘。

目前案件久拖未审，凸显出举报贪官者可能遭司法困境，反映反腐过程中权力与法治的矛盾。整个事件在社会上引发广泛讨论：揭发贪腐是否应得到充分保护？司法如何避免因权势干扰而形成制度性不公？如果连举报者都得不到公正，谁还敢挺身而出？如果法治失去了最基本的公平，反腐的公信力又将从何谈起？”

04 落马厅官疑似“涉黑”

尽管胡国强因贪腐落马，其势力及余罪仍未彻底清查。笔者获取的举报材料显示，赵瑞胜及代理律师认为，他长期盘踞新疆，结交社会闲散人员及警务人员作为“打手”，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

“胡国强盘踞新疆长达20年，先后在自治区纪委、乌鲁木齐市、和田地区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势力庞大，关系网错综复杂。”举报材料中说，长期以来，胡国强利用强权称霸一方、大肆敛财、招揽小弟等。除此之外，材料还详细提及了胡国强等人对举报人刘某及其司机仝晓伟进行拦截、殴打、违法审讯等事。

仝晓伟被打伤后的就医记录。受访者供图

2022年3月，刘某及仝晓伟前往新疆纪委举报，仝晓伟驾车时遭到胡国强安排的四个人强行别停后殴打，伤势严重，一度昏迷；后被强行带至当地派出所，胡国强亲自上阵“审讯”，审问的内容并不是仝晓伟被打案，而是逼迫仝晓伟承认跟踪、监控过胡国强，并逼其指认刘某等人“敲诈勒索”胡国强。

相关材料还显示，胡国强还非法获取刘某的航班信息，安排2名人员，从乌鲁木齐同机跟踪刘某直至北京首都机场，并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刘某进行强行拦截、拖拽，以致刘某上衣脱露，仅剩内衣，造成了首都机场的秩序严重混乱。

陈海等人因寻衅滋事被北京警方行政拘留。受访者供图

知名法律人包龙军在接受赵瑞胜等人委托后，担任其控告代理人，向多个部门递交了针对胡国强“涉黑”的举报材料，同时亦在网络公开实名举报。包龙军呼吁相关部门，彻查胡国强余罪及涉黑团伙成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目前，新疆自治区纪委、乌鲁木齐扫黑办已受理相关材料。

05 司法如何保护举报者？

胡国强案，是权力腐败、奢靡生活与制度漏洞交织的真实缩影。3480万现金、豪车别墅、头等舱保姆，模特走秀等等，这些触目惊心的奢靡细节背后，是高级官员长期盘踞权力岗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冰冷事实。

刘某向法院起诉索赔779.4万元，该数字却成为检方指控的“犯罪金额”。受访者供图

更令人震惊的是，依法举报这一行为的刘某、赵瑞胜，却因所谓“敲诈勒索”被羁押、被追逃，相关案件久拖未审，呈现出司法保护举报者机制的严重缺失。这一荒诞现实提醒社会：反腐不仅要严惩贪官，更必须让揭发不义的公民免受威胁和报复。

一位资深法律人认为，保护举报者的合法权益，不只是法律义务，更是维护社会公正、巩固法治权威的必要前提。胡国强案的荒诞与严重性，是对制度、司法和公众的深刻警示——唯有让正义不畏权势，才能让法治真正守护公共利益，避免腐败再次侵蚀社会公平。也就是说，只有在法律、制度、司法和社会多层面同步保障举报者权益，中国才能建立可持续、有效社会监督体系，真正守护公共利益。

因为上面“高度重视”，一旦认定为校园欺凌，对学校领导以及学生都影响巨大，反而导致出现“能不认定为校园欺凌就不认定为校园欺凌”的倾向，即“不认定就没有校园欺凌”。这导致被欺凌学生维权难。

作者：熊丙奇

责任编辑 | 辛省志

“经过警方调查我才知道，一个来月时间，孩子先后被同学高某打了13次。如今她确诊精神分裂，打人者仅被处以15天的拘留还不予执行，校方、教科局认为不存在校园欺凌。”内蒙古王女士向华商报大风新闻反映。

据大风新闻报道，王女士家住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市，2022年，女儿小郝考入了额尔古纳市第二中学。额尔古纳市公安局2025年7月22日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2025年5月7日至6月20日期间，高某在额尔古纳市第二中学班级里与班级外的走廊上多次殴打小郝，经公安机关查明，高某共计殴打小郝13次。对高某以殴打他人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1000元。 因高某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一条（一）项之规定，不执行行政拘留。

而额尔古纳市第二中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小郝和高某在学校关系很好，经常一起上下学、一起吃饭等，两人发生过肢体冲突，但很快就会和好，“每次冲突的时间很短，所以很难界定是否发生冲突，或者说谁欺负谁”。事发后，他们成立了校园欺凌防治委员会，研判后认为这起事件不属于校园欺凌事件，因为高某不存在蓄意伤害的情况。小郝在学校出了事，校方有管理责任，也受到了教育部门给予的处分。

警方已经明确高某存在殴打伤害他人的行为，校方却称是“肢体冲突”，甚至称“很难界定是否发生”，还称经研判不属于校园欺凌。这一处理表明，即便事实已很清楚，但校方并不愿意将其认定为校园欺凌，而是尽可能淡化处理。这是为什么？

从媒体报道的信息看，高某殴打小郝13次，这显然不是“肢体冲突”，而属于“肢体欺凌”。校园暴力与校园欺凌，存在区别。认定校园欺凌，要看施暴者有无蓄意伤害的主观故意，暴力伤害行为是多次还是一次，是否造成伤害后果。一次暴力伤害，属于校园暴力，不属于校园欺凌。从这起事件看，殴打13次无疑是多次，被殴打的学生已经出现严重心理问题，足可以认定施暴者有主观恶意，对同学进行霸凌。

而校方以她们是“好朋友”为由，认为不属于校园欺凌，也是站不住脚的。校园欺凌行为并不只是存在于“关系不好”的同学之间，有的表面上看上去“关系不错”的同学之间，也存在欺凌行为。如众所周知的性侵犯，有很多就发生在熟人之间。有的人就是利用“朋友关系”实施侵犯、伤害。对于一些没有其他朋友的学生，即便被“好友”欺凌，但却无法挣脱，产生的伤害后果更大。

因此，“好朋友”不是认定不是校园欺凌的理由。值得注意的是，学校是通过校园欺凌防治委员会进行认定的。那么，该委员会都有谁？是怎么进行认定的？在认定过程中，有没有听取当事学生、家长的意见？这是校园欺凌防治委员会的独立认定，还是按校方的意见认定？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防治校园欺凌问题，并把是否发生校园欺凌纳入对学校的政绩考核，把校园欺凌行为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如山东省出重拳对学生欺凌问题进行综合治理，建立问责处理机制，对职责落实不到位、学生欺凌问题突出的市和单位通过通报、约谈、挂牌督办、实施一票否决等方式，进行综治领导责任追究。四川德阳将“校园欺凌”纳入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被认定为“校园欺凌”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不得评定为B等及以上等级，按照录取规则，此类学生将不能被录取到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因为上面“高度重视”，一旦认定为校园欺凌，对学校领导以及学生都影响巨大，反而导致出现“能不认定为校园欺凌就不认定为校园欺凌”的倾向，即“不认定就没有校园欺凌”。这导致被欺凌学生维权难。

就此事而言，家长报警由警方调查、处理，是正确的。但警方的处理，还有待完善，即便涉案学生因年龄原因不执行行政拘留，也应该依法将其送到专门学校接受矫治教育。这也是最近多起校园暴力、欺凌事件的处理方式，涉案的未成年人就算没有欺凌他人，只是暴力伤害，也应被送到专门教育学校接受矫治教育。

而在警方处理后，校方对学生的行为性质，应该根据警方调查结果进行认定。学校成立校园欺凌防治委员会是对的。这也是落实教育部的要求。但是，校园欺凌防治委员会（或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必须由校领导、教师代表、家长代表、学生代表（如果是高中学校）、教育专家、心理专家、法律专家共同组成，独立开展工作。校园欺凌防治委员会的家长代表、学生代表要选举产生，心理专家、法律专家、教育专家要公开遴选。不能由校方委派，否则，校园欺凌防治委员会就会变为摆设或工具。

防治校园欺凌，关系到学生的健康成长，对于校园欺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公开公正的认定与处理。这需要学校切实建立真正能发挥作用的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推进学校依法治教。对于发生学生欺凌的学校，要依法追责，要对校园欺凌事件进行客观、公正的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判定学校的责任，而对于涉嫌欺凌他人的学生，也要教育的归教育，法律的归法律，既对校园欺凌行为作出严肃处罚，又治病救人。看起来重视的“一票否决”，在实践中往往会适得其反，阻碍校园欺凌的认定。

网上的这则新闻：

河北一医院全体医护下班后跑操。我看到的时候这件事还没上热搜。但看完之后是无法评论的。因为现在的很多媒体报道，说实话完全没有了新闻人的基本素养。

就像下面这则报道。你在这个简短的报道上只能看到医院医护人员下班集体跑操，以及医院工作人员回应，此举是锻炼身体，全院都可以参加跑步，更好地为病人服务。

如此这个新闻看到了什么？

一是说不清道不明，这个集体跑操，你去采访了，一个重点便是，是不是医护人员下班之后必须要跑操？这一点在新闻上是没有透露的。

二是，如果是自愿参加，为何又是集体跑操？正常情况下的集体跑操都是有着规定的，譬如某个领导要求下班大家跑操哈，然后医护人员即便很累，也需要参加。但这个新闻上又说了一句，全院都可以参加。如此，这就给人一种也可以不参加的概念。

也正是因为这个简短的小报道，正常人无法理解，我就搁置没有写。

现在这件事上热搜了，很多网友评论：像下面这则帖子说了，想强健队伍的心意能懂，但医护本就高压连轴转，别让为病人好变隐形负担。

翻看了一下网络，大多的网友评论大多如此，医护人员本就工作忙不规律，没有必要这样折腾人家。

我的几个观点：

一是，这阵子我走街串巷，期间也是见了几位好友的，诸如在我喜欢的那座城市一家很好医院上班的小罗，因为我知道他很忙，我家里也有医生，我知道这个规律，就没打算打扰，但他看完文章知道我就在附近，说什么也要晚上吃一顿饭。

但一见面，下着小雨，破败的小饭馆，恹恹欲睡的小罗。再问一句，说好几个晚上没休息好了。问，什么原因？说，即便不上班，来了病人，领导一个电话你也过来的。无论白天黑夜。我说，你这是被当驴使唤了，他笑着说，驴不用填报表，不用这些人情世故，不用人前见人笑人后苦艾艾。活得还不如驴呢！

收入在现在几乎腰斩。我说，医生算是体面的职业的，现在也难啊。他说，医生不体面，少数资历深的还可以，像他这种工作才五六年的基本挣扎着，没有那么光鲜。

我心里默数着，才五六年的工作资历，加上学习的时间，等到混到资历高的时候，普通家庭出来的不是距离退休也不远了。

二是，抛开医护群体，一种气息。我发现越是靠北的地方，那些单位啊啥的，一些领导越是喜欢动辄搞一套什么“小玩意发明”，譬如我在山东的一位做老师的读友，几年前和我吐槽说，新来的校长真是个神经病，今天组织老师搞什么大合唱比赛，而且指定一些他那个年代的歌曲来比赛，自己的喜好是满足了，但不想想老师也是有家庭的，孩子需要照顾，忙活一天，也想休息一二，而非是他一天到晚背着手在学校转一圈，琢磨着搞点娱乐来折腾别人。

我记得当时回答说，折腾这个字很重要。

因为一些人的心理就是，在自己的一个指令下，诸多的人围绕着这个指令转起来，到最后自己在台下坐着，眯着眼睛端着保温杯看着台上的这些人因为自己而卖力的表演，它们就能获得快感。

讲到这里，我意识到自己有点偏颇，特意给这个老师说，当然，你们新校长不一定是这样的，我当年就遇到过这种领导，遇到这种活动我是从来不参加，狗腿子来叫我，我还会骂狗蹄子一句，瞎叫唤什么，滚！当然，我这个性格领导咋会喜欢，所以现在我靠写字靠打赏为生。

那个老师咿咿呀呀。我说，没得办法，忍着吧。毕竟你和我不一样。

我没和他说的是，折腾，很多时候就是一种服从性测试的艺术。这就是本质。但看透这个本质就有点残酷了。

三是，有时候我在想，很多的人其实从一开始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的，大家都是在这种折腾下，在这种一点点测试的侵蚀中慢慢变了样子，不信的话，回头看一眼你最初的模样，是不是和今天很不一样。

罗素有一句话说，人最怕的是你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加入了那个你讨厌的，在潜移默化下你已经变成了那个当初你讨厌的人，在风和日丽的午后你照一照镜子发现映照而出的早已不再是你。

嗯，大体就是这样。

一句感慨是，人有时候其实是需要保留出部分的精力来维护最初的自己。但我也知道太多的人无有能力这样做，像新闻里那几个白发苍苍，头顶秃秃的男医生，他们不跑起来，他们身后的父母妻儿就要为了生活陷入窘境。活着，很多时候，你已经就不是自己了。因为，你要为了活着而妥协。

PS：

这个号后面随笔会尽量不写了，因为影响号的属性，而随笔的也没有多少阅读，下面这个号，深度阅读木白随笔的朋友关注一下，等关注的朋友多了，这个号就开始写随笔！

相关阅读：新新新默存｜艾晓明：中科院反右中消失的一页——寻找青年物理研究者刘治平

作者按：1957年反右，在中国科学院这个国家级的科学殿堂，一批年轻的科学工作者被推上政治祭坛。我在《中科院反右中消失的一页——寻找青年物理研究者刘治平》近四万字长文中，讨论了这一历史现象。

有读者告诉我，文章太长不能吸引年轻人。为此，我写了这篇相对短一些的文章，将刘治平的故事独立出来；针对官方记录里刘治平“为父报仇”这种唯成分论的偏见，我从第三节开始，补充了新的分析。从更大范围来看，在镇反运动中，很多青年大学生的家庭受到冲击，有些人永远失去了父母；然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成为共和国的新生代，最终以党的儿女自居。这种阶级出身与政治认同对立关系，恰恰颠覆了批判中对他们的指控，也部分地解释了他们的悲剧命运。

附录包括三部分文字，都是我在写长文时遍查网络无觅处的重要记录：一 科技史研究学者熊卫民提供有关1957年中科院北京区人员统计的相关史料。二 中科院物理所杜钧福老师所写物理所女研究生朱砚磐简历，1957年朱砚磐被划右派后，忍辱负重，但在“文革”中不堪迫害而自尽。三 作家、科技史研究学者姚蜀平整理的《中国科学院京区单位右派名单》，其中列入了自然科学系所和部门的115位右派的名字和分类统计，还有中科院对“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统计。

附录中这些珍贵史料，为进一步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线索，衷心感谢三位专家老师！

1957-1967：一位青年物理研究者的生死劫 ——从中科院反右开始的追寻

文/ 艾晓明

一 谁是刘治平

我写那篇长文，前后几个月，篇幅将近四万字，为了搞清楚刘治平是谁，所涉何事，蹚入了中科院在自然科学家中反右的一潭浑水。

在修改长稿和写这篇短稿的这些日子，我也在“微信读书”上听书，这本书是盖伊·萨杰（Guy Sajer）《被遗忘的士兵：一个德国士兵的苏德战争回忆录》（Le Soldat Oublie），一个年轻的德国小兵，在二战的历史上原本如同炮灰，无足轻重。但他从血肉横飞的战争地狱中偶然地幸存了下来，并写下了他三年里的亲身经历。那些血腥、绝望和残忍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留下残影，其中浮现出另一个时空，这里没有炮火硝烟，却同样杀声雷鸣，无数的人如“文革”歌曲所唱道的：“拿起笔，做刀枪”，向自己的同胞冲刺过去。

关于反右，官方统计出来的右派是55万人，加上他们的家人，还有数倍于这个数字之外的“中右”“右倾”“反社会主义分子”等同类人物，这些人是不是炮灰一般的存在呢？这是一个残酷的比喻，细想一下，并不恰当——作为右派一类的受害人没有武器，完全谈不上两军对垒。唯一的关联在于，如同战场上被遗忘的士兵，除了赫赫有名的一些大右派，谁能记住那些永远沉默下来的小人物？

文章中的主角刘治平，1957年在中科院的学术圈里，也要算一个小人物了。他的职称级别也很低，是物理所的12级研究实习员。刘治平的同学李淑娴记得，他来自福建，1952年进入北大物理系时，是班上最年轻的一位。在两份1958年的官方记录里，他的年龄分别被标注为21岁、23岁。中国人有虚岁的算法，折中来算，我推测他可能出生于1936年。

尽管年轻，刘治平在物理研究中已崭露头角。大学三年级结束时，他在导师王竹溪（1911-1983）的指导下完成论文，发表在1956年第12卷第1期《物理学报》上。《物理学报》创刊于1933年，如今是中国唯一被SCI收录的中文物理类综合性学术期刊。王竹溪那时已经是中科院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委员，1957年获物理学诺奖的杨振宁是他在清华大学指导过的研究生。刘治平得名师指导，并在权威刊物上发表了论文，标志着这位尚未毕业的大学生，已经站在了一流学者的起跑线上。

杨振宁在“物理学家、教育家王竹溪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致辞（图片来自北京大学新闻网）

刘治平1956年夏毕业，进入中科院物理所工作。不到一年，反右开始了。1957年7-8月间，刘治平被定为物理所头号右派（“第一个点火人”），他的名字，一夜之间由中央媒体昭告天下。8月14日，《人民日报》刊载文章《中科院北京各单位 右派分子纷纷现形》，8月1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栏目里播报此文，对刘治平的点名批判，占了整整一个段落。

刘治平从鸣放到反右期间的言论，被详细辑录在《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的第二册中。他先在物理所内受到批判，接着在9月份，与中科院其他四位青年右派一起，成为中科院北京区四千人大会连续四天所谓“辩论”会上的批判对象。

1958年2月，在《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对106名右派分子处理的意见》一文中，21岁（文中标注）的刘治平名列前茅。在对右派的六类处理中，他得到的是最严重的一类处理——劳动教养，其中，又有开除公职和保留公职两个级别，刘治平属于后者。

有知情人告诉我，刘治平先是被发配到黑龙江兴凯湖的农场，那里本是劳改农场，1958年3月开始接收来自北京中央机关的右派，包括劳动教养人员和其他戴上右派帽子（从二类到六类不同级别的处分）的人员。其中，中科院右派（二类处理，即监督劳动）多数在853农场。大概在1960年10月，因为中苏交恶，幸存下来的劳教者被看作危险分子，迁回至天津境内的清河农场。这两处农场，都在北京市公安局的管辖之内。

相对于刘治平作为右派的高曝光度，关于他的死，我没有查到任何官方记载。他的死因，在北大校友中也有不同说法：一说是他吃了毒蘑菇而死，一说是吃了七个饺子而死——他原本因工伤住院，又发现被病毒感染，吃饺子引发胃穿孔、腹膜炎，病情迅速恶化。因他已瘫痪数月，农场的医生也没有抢救。

时值1967年春节，被划为右派将近十年，刘治平葬身于清河农场的盐碱地，死时不过30出头。

二 丧钟为谁而鸣？

中国1957年反右以后的十年，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在运动中被整死、自杀者不计其数。右派、劳教分子和就业人员的刘治平，没有遗言，没有遗物，死得无声无息，这种情形并非罕见。我奇怪的是，刘治平并没有被开除公职，但查不到1979年以后中科院为他的右派问题予以改正的消息，也没有物理所为他恢复名誉或开个追悼会的记录。如果不是他的北大同学和清河农场个别难友提及，这一切就像从没发生过一样。这是怎么回事？

当年，刘治平在北京受批判时，牵连过一位远在兰州大学的研究生，他的同学顾雁。仅因为和刘治平的通信，顾雁被划为右派，这改变了他的前半生——他被下放到天水劳动考察，后与张春元等人共同创办地下杂志《星火》，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

我追踪刘治平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最初只想弄清楚，刘治平是谁？为什么和他通信就落入陷阱？结果发现，他是这么年轻和优秀的科研人才，不仅如此，我还看到另一幅诡异的图景，即科学院以区别对待的政策保护了一批自己有成就、国家有需要的资深科学家，却将青年科研工作者推到了政治祭坛上。他们成为自然科学家中右派的主体，代表了自然科学界反右斗争的战果。

60多年过去，有媒体在报道中科院反右时，重在赞美当时科学院领导和高层的沟通，强调对自然科学家采取了区别对待的保护政策；可是，像刘治平这样一批无辜受害的年轻科研人员，他们的生命代价被抹杀了。这种赞美，还催生了另一种更简单化的论断，仿佛科学院得到过一面盾牌，自然科学家可以自外于反右运动。

事实是，1957年反右，不仅在科学院掀起巨浪，而且造成了本应该成为科学共同体的科学家一次大分裂。当然，读者还可以问，在从肃反延伸过来的反胡风运动中，有艺术家共同体吗？有文化工作者共同体吗？有知识分子共同体吗？其实也是没有的。但1957年反右运动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它以空前的规模以言治罪，自然科学家不可能幸免。反右所针对的言论领域是如此广泛，从公开的鸣放意见到私人空间的个人交谈，从大字报、辩论会到日记书信记录等，我在那篇长文里有具体分析。从中可见，与基层鸣放中较少政治表达的情形不同，在国家级的科学殿堂，这些科学研究人员讨论了很多政治话题，包括肃反、反胡风运动的错误，苏联对斯大林独裁的批判等。他们呼吁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要求广开言路，加强法制，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他们还探讨了关于人事制度、干部政策、党员作风等许多问题……而反右开始后，这些言论全都成为罪证。

我也设想，刘治平，如果他不问政治，能不能躲过一劫？

我觉得，我们设想一位科学研究者要靠隐藏思想、莫谈国事的态度来求生存，这又怎么谈得上忠于真理、探求未知的科学精神呢？还有，尽管你不想过问政治，但政治还是会来过问你，因为1949年以后的政治运动不断，政治扫荡着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没有什么人可以自外于政治。

刘治平在1952年进入北大，现在来看，只是一时的幸运；因为那时大学录取还没有实行严格的政审。但他父亲在镇反中被处死，早已开始牵连到他——还是一个中学生时，他曾因此被开除团籍；北大肃反期间，他又受到审查。当他被中科院当作右派典型抛出时，在《人民日报》的报道和后来的官方文件里，一律把他父亲的“罪行”和下场当作他本人思想反动的根源。可见，无论他怎么努力，实际上逃不脱被划入另类的宿命。

是不是将刘治平这类人物清除出去，科学界就得到了纯洁忠诚的群体，受信任的科学家就能高枕无忧了？短期看来似乎如此，长远来看，却是无效的。1967年初，当刘治平在劳教农场的医院里奄奄一息时，“文革”浩劫已经到来，那些批判过他的人们，自己也陷入了灭顶之灾。

从1957年反右到“文革”浩劫，揭示出这样的教训——文明的堤坝不是突然塌陷的，之前每一次反文明、反人道的激流，都在击穿它的底座。而此时，那些先就被碾压的受难者，则成为更脆弱和易受伤害者。1957年中科院四千人批判大会上，有五位青年被抓出来当典型，其中之一徐刍，被划右派后送劳动教养，在“文革”中丧生。中科院被划为右派的二百多人，很多人失去专业前途。那些被调出原单位，在劳教农场或其他地方监督劳动的右派，那些被驱遣回家自谋出路的人，他们个人和家庭遭受的人格侮辱和人身伤害，可以查到的文字有限，但从其他人的回忆里可见一斑。有些人在“文革”后回到科研或教学岗位，还有一些人，没有在网上留下任何痕迹；即使他们幸存下来，显然已流失在社会底层。只有被送兴凯湖或清河农场的劳教人员和被监督劳动的右派，我在同样流放到这两个农场的幸存者如戴煌、巫宁坤、殷毅、杨崇道、冯志轩、从维熙、辛秋水、赵文韬、王书瑶等人的回忆录中，看到了一些名字。我能追述刘治平的故事，也是得益于他们回忆中的记录。

三 摒弃亲情与政治认同

前面我设想，如果刘治平不问政治，能否逃过一劫？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他被归之于“反动官僚”家庭所属的阶级，是需要清除的所谓“残渣余孽”者。然而这里还隐藏着另一个问题，限于篇幅，我在那篇长文中没有展开；要理解刘治平的冤案，却是绝不能回避的要点，那就是他的阶级出身与政治认同。刘治平在现实中所发表的言论证明，他的思想基础，与他父亲没有关系；这种思想的底色是20世纪50年代的红色主旋律——共产主义，这个现象又意味着什么？

从官方记录中我们读到，刘治平的父亲在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被处极刑，在《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对106名右派分子处理意见》一文中，这一事件，被归入刘治平“历史上的主要问题”之一，但对这位父亲，只有两句说明：“曾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中统特务”，以下没有列出他的任何具体罪行。我认为，如果刘父真的负有血债，这里列出来，才能说明罪大恶极。但此处没有列，那么也很有可能，他仅仅是因为所任职务被处决。

福建镇反运动中，对“反革命”处决比例较大，这在毛泽东转发福建省公安厅关于镇反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一年四月七日）中也承认的。而福建镇反中有错捕错杀，这方面也有研究予以确定。高绵在《解放初期福建镇压反革命运动述评》一文中写道：福建的镇反运动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的肯定，并获得毛泽东的赞扬。毛泽东并将“发动最广大群众参加镇反工作和派遣工作组下去巡视镇反工作”，作为最值得重视和推行的福建经验。这种“群众专政”的方式，如今我们看有关暴力土改的访谈，可以得到相关认识。

高绵在他的文章中，高度肯定了福建镇反的必要性和意义，但他毕竟也不能不承认，在轰轰烈烈的行动中，镇反也出现了偏差：“部分干部和群众滋长了‘左’的情绪，企图单纯以杀人解决问题。由于这些原因，逮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处决了一些可杀可不杀的反革命分子，甚至张冠李戴误伤好人。”（《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1期，第50页）。文中有一个统计数字，从1950年11月到1951年5月，福建全省逮捕各种反革命分子85293人，处决26129人。我根据这个数字来计算，处决比例高达百分之三十以上（30.634%） 。由于看不到这26129人的案情记录，因而无从得知究竟哪些人属于可捕可不捕、可杀可不杀者。如果这里的误捕误杀全都由“偏差”二字来笼统概括，而实际上没有进行过对每一个人的具体甄别，那么我们也无法知道，“偏差”究竟意味着什么？涉及到多少条人命？又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偏差？应有的法律程序在哪里？

再说刘治平，他父亲被“镇压”（镇反运动中对处决“反革命分子”的替代说法）时，他才十四五岁，尚未成年。少年丧父，自古以来便被看作是人生的至大不幸。但在1949年以后的新时代，中国的很多家庭，对亲人被“镇压”这般不幸，是存而不论的。因为那种疾风暴雨的群众运动和雷厉风行的处决过程，已经震慑了所有人。被处决者的家庭或已分崩离析，孤立无援，或为保护子女，只能噤声。而未成年子女势单力薄，不会也不敢去核查事实。我们如果阅读1951年的吴宓日记，可以看到与土改和镇反相关的多条记载，其中有很多残忍的暴力行为和家破人亡的惨剧，在校师生受到影响，以至于自杀和精神失常，都是他亲眼所见。吴宓的继任妻子邹兰芳两位兄长被镇压后，她本人，继而是吴宓不得不承担起养育、接济邹兰芳一家九口人生活的重负。当邹兰芳“泣谋葬兄”，吴宓亦函示“只可效光武痛縯遇害时泪湿枕席，庶能免祸而全身云云。”（《吴宓日记》续编第一册，1951年2月28日记）

像吴宓这样饱经世故、不忍看革命的暴力血腥者，毕竟也不敢公开表达。而年轻一代中，即使家庭遭受重创，由于追求进步，或为了争取个人前途，绝大多数人，除了拥护新社会，并无其他道路可走。吴宓从学生代表发言中得知，一位杜姓学生，兄被枪决，父服毒自尽，“而杜生怡然学习，毫不动心改容，认为父兄咎有应得，足征进步云云”，吴宓日记中按语：“杜生之真意如何，吾侪实未知。”但在公开场合，确实有很多证据表明，这些家庭的子女，无论情愿或不情愿，都必须表态与父母的罪恶切割。尔后，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党的教育下，产生了这样的共和国新生代，他们背弃家庭，与父母划清界限，最终以党的儿女自居。

我不知道少年刘治平怎样度过了父亲之死的心理关卡，可以看到的是，他凭自己优异的学习成绩，自尊自强地存活下来。而且，他努力加入共青团，将自己融入剥夺他父亲生命的政治力量之中，显示出共产革命中常能见到的“大义灭亲”之举。

然而，在官方文件里，我们看到的是，他要求进步的政治选择被彻底抹杀，他的丧父之痛被强化为“政治污点”，那种无法选择也无法改变的父子关系被妖魔化，小小少年成了这样的老谋深算者：“刘于1950年隐瞒其父反革命罪行混入青年团，1951年在三反运动中，因坚持反动立场、图谋报杀父之仇，被开除团籍。”所谓“坚持反动立场”，有可能他讲过同情父亲的话，但若他真的认定父亲被冤杀，若他真有为父报仇的志向，又何须入团，追求政治进步？如果他与父亲的血缘亲情高于他对政治立场的选择，他又怎会在1957年6月向党写出那样掏心掏肺的诗篇？诗中自称是党的“青年儿子”，他要把一颗心“献给您——党”/“因为这颗心里面，/含的是沸腾的爱，还有赤红的鲜血”。

我还可以举出另一个例子，以此说明这种子女背叛家庭的普遍性和时代意义。1958年，杨沫的《青春之歌》出版，杨沫本人和她笔下的女主角林道静，都是出身于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可是她们克服了种种思想感情的弱点，终于走上了革命道路。这种反宿命论的书写，彰显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光明前途，它在一定意义上颠覆了唯成分论，鼓舞了无数因家庭出身而“背包袱”的青年学生。在《青春之歌》里，阶级顺序是按照革命的逻辑固化的，工农阶级处于光明和优越的地位，剥削阶级则在道德和政治上一路溃败。那么像林道静这样在一个阶级混血的家庭里长大的小知识分子，其实也像所有被毛泽东论之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知识分子一样，何去何从呢？

《青春之歌》把这种阶级排序浪漫化，赋予工农阶级的革命者以人格魅力。出身于旧官僚家庭的林道静，通过和这些理想人物结缘而达成自己的政治认同，从而与革命环环相扣，以身相许。我认为，这一主题要素，正是《青春之歌》大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它满足了整整一代青年皈依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想象。革命的天生骄子，工农子弟可以在小说形象中找到自我的完美镜像，而被划入另册的年轻人也看到了自己的前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啊。否则，《青春之歌》怎么能达到这么高的发行量？短短半年时间，它发行了39万册，至1959年6月印刷13次，发行121万册。

同理，当刘治平听到党的鸣放号召；看到他的母校北大“五一九”运动开展起来，他势必敞开心胸，毫无戒惕地传递起北大的火炬。直到反右开始以后，他还试图为同道鲍诚光辩护。这就是“青春之歌”的基调所在，在新中国的颂歌声中，在共产党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不可能将个人前途寄托在已化为枯骨的父亲那里。正因为如此单纯和真诚，他也不可能料想到，这场最高领袖发动起来的鸣放将是一场“阳谋”，是引蛇出洞。

还有一个细节可以在这里得到解释，在1957年8月15日的新闻联播里，《中国科学院北京各单位 右派分子纷纷现形》涉及刘治平那一段，是这样结尾的：“这几天来在多次会上受到群众批判后，他表示愿意坦白交代，并且已初步交代了些材料。”

除了交代，还有“材料”，在反右的高压态势下，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人还能如何自保呢？他表示全身心地臣服，更紧密地向党靠拢，并且毫无保留。他所交出的与北大好友反右期间的通信，不久到了兰州大学；于是兰大的右派名单里，增加了顾雁的名字。

而以亲友间书信定罪，何止是在反右中。共产革命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它必须在现实中贯彻“大义灭亲”的情感逻辑。所谓“义”，即至高无上的阶级性、党性；在这些观念操纵下，亲可灭，任何人伦关系也可以灭，万般皆下品，万物皆可灭。

四 抵抗命运

不过，刘治平的故事没有到此结束。看起来，他对自己的命运几乎是无法选择的：党的阶级路线已经预先设定了他之为异类的属性。可是，在这种不公正的处境里，我看到了前所陈述的第一个挑战，这是对自我的挑战。很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在党的怀抱和家庭之间，选择了背叛家庭。刘治平所谓“隐瞒”出身，“混入”共青团，原本是一场自我革命；这与《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与作家杨沫没什么两样。他要证明，自己将成为“反动官僚”家庭的逆子，一个共产主义新人。

1957年刘治平成为鸣放先锋，他受到当时苏共批判斯大林独裁思潮的影响，相信社会主义可以加以改善，纳入民主自由的价值。这里有他对现实中缺乏民主的切身体验，更是受到党的激励。让我补充一句，苏共开始去斯大林化的过程，固然给国际共运带来了震撼，但那还是在体制内的调整，并非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也没有脱离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何况党正发出“百家争鸣”的召唤呢？刘治平在所里率先署名，支持同所也是北大物理系同学鲍诚光起草的文本：《一切为了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在这篇文章结尾，两位作者确信，他们的政治倡导，也是回应党中央毛主席对人民的信任：

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建设起来，只有这种政治制度才能和社会主义 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在我们这样一个没有对抗性阶级矛盾的社会里建立比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得多的自由民主是完全可能的，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表示党中央领导同志是相信人民的，在建设自由的社会主义大道上，人们久远是你们取之不竭的力量的源泉。

而党这一次回敬给他们的是右派帽子，刘治平更为不幸，他终于被推倒在他父亲一边，成为一个家庭里第二代政治殉难者。

如此，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了：既不能做所谓剥削阶级家庭的孝子贤孙，又做不成党的儿女；如果怎么做都不对的话，一个人如何与那个时代相处？

我在另一篇文章里写到过，这个问题本不应该向受害者提出。试想，对于纳粹时代的犹太人，应该问的不是个人如何被避免被送往灭绝营；而是应该追问，为什么会产生纳粹主义，如何在大屠杀之前阻止其发生？

从个人命运来讲，刘治平的生命故事的确是一曲悲歌，说起来一波三折：一个人被剥夺了平等权利，亦无法追踪父亲的死亡真相，尽管他选择汇入时代的主流，却依然不可避免被送上祭坛；但是，从他留给难友王书瑶最后的印象中，我看到了抵抗——即使是在那样屈辱的劳教环境里，在被科学界权威和同行排斥与遗忘的十年间，无论是饥饿还是劳役的痛苦，都没能中止他对科学问题的思考，没有磨灭他的知识追求。他以顽强的坚持，表达了对命运的不服从。这令我震撼，也为之痛惜。

我由此想起了另一位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1957年他公开提出组建“劳动党”的主张，结果，不仅被打成右派，还因“反革命”罪被判了无期徒刑。他的狱友严昌在回忆中写道，1970年中国的第一颗卫星上天，管教干部专门带人去训斥他道：“徐璋本！没有你，中国的卫星照样上天！你现在有何感想？”片刻之后，徐璋本淡淡答道：“惭愧，惭愧！”

“惭愧”二字，在狱卒听来，或许是阶下囚的唾面自干，是无可奈何的折服；而我在这两个字里读到的，却是中国科学家的悲剧里，一句充满反讽意味的台词，令人回味无穷。

时间退回到1956年，在《物理学报》第12卷的第1期、第4期，刘治平和徐璋本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研究论文；

刘治平最后的科研记录，停留在1957反右的劫难到来之前他的毕业论文《玻色-爱因斯坦凝结的双气体解释》，在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57年第1期上发表。

这是分属两代的两位物理学人留在科学星空最后的高光时刻。在他们陨落之后，人民公社、大跃进的闹剧接踵而来，继而是几千万中国人在大饥馑里丧生。当年的青年五右派之一何犖（原中科院物理所）说过一句话：“不是知识分子脱离政治，而是搞政治的人脱离知识分子”，这是他被痛批的言论之一，却被历史的惨痛所证实。知识精英是怎样开始崩溃的，理性思考怎样全面让位于绝对权力的狂舞，而整个社会又怎样在鞭挞下被驯服，回顾刘治平的故事和中科院反右的历史图景，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2025年10月23日再改

附录：

一 1957年中科院研究人员的确切统计

我的长篇文章《中科院反右消失的一页——寻找青年物理研究者刘治平》在“新新新默存”微信公众号上发出以后，科学史研究学者熊卫民老师告诉我，有关1957年中科院的研究人员，有如下确切的统计数字：

“科学院研究人员已从1952年底的1292人，发展到目前的5500多人。研究机构已从1952年底的31个，发展到目前的68个。”

——《中国科学院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成就 1958年1月2日中国科学院负责人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见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编：中国科学院年报1957.第285-288页。

熊卫民：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说的是研究人员数量。据《中国科学院1957年工作人员比例统计表》（见《中国科学院年报1957》第448页），1957年研究人员占比是31.5%，当年中国科学院职工总数当在17460以上。

中科院还包括北京以外的机构，中科院在上海也有很多研究所，在南京、武汉、成都、东北、广州等地也有中科院的研究所。北京的研究所最多，我估计占到了研究所总数的接近50%。

熊卫民补充史料：“又如，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不久，出自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把握，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以极大的政治勇气，用个人名义上书毛泽东主席‘要保护国宝’,最终获准由中科院自己制订《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开展反右斗争的意见》。以这个意见指导的结果，中科院京区55个单位，划定的‘右派分子’人数，不及很多高校一所学校的几分之一，从而保护了一大批正直的学者。”——郭传杰

二 中科院物理所反右受难者朱砚磐简历

杜钧福老师是中科院物理所李荫远先生指导的研究生之一，退休前一直在物理所从事研究。他发来他所写的同事朱砚畔简介，这是又一位反右受难者的记录。看到这样的故事，朱砚磐，不再仅仅是一个名字，一个右派名单上的数字而已，而是让人无法忘怀的生命之痛。

朱砚磬简介

朱砚磬（1928-1968），女，江苏泰兴人，出身世家。祖父朱季鹰毕生从事教育工作。父亲朱茨申也从事教育工作。

朱砚磬1928年10月9日生，1948年7月毕业于扬州中学，学业优良，考取浙江大学化学系学习，一年后转入物理系。

朱砚磐，1947年于扬州中学。

1952年她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后改称物理研究所）工作。因其基础扎实、学习勤奋，曾被选派到苏联留学，后因家庭出身等问题未能成行。1956年，她被著名物理学家李荫远先生招收为研究生，从事磁学方面的研究。1958年初被打为右派分子，继续在物理所理论研究室工作。当年由于“大跃进”的缘故，该所所有研究生均被取消。

朱砚磬在逆境中仍努力工作，在《物理学报》《物理通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为我国磁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她的处境日益困难。1968年工宣队进所后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群众运动。斗争对象很快转到所内有历史问题的职工身上。因为曾参与议论江青，她在1968年11月初被审查。届时她在给她妹妹的一封信中说：“因我在宿舍里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最近可能有一些麻烦。暂时不必给我来信。”以后再也没有家信收到。直到1969年1月，家中才接到噩耗。

1968年11月6日，研究室的“革命小组”勒令她“交待问题”。在威逼之下，她于11月10日自杀身亡，届时她穿上她最喜爱的红毛衣，四肢缠上电线，拉电闸通电而亡。死后部分遗体烧焦，惨不忍睹。

朱砚磐，1960年代于物理所

“文革”结束后，她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文革”里的问题也被澄清，把罪恶都推给“四人帮”。

为纪念这位杰出的校友，扬州中学于2018年召开了朱砚磬诞生70周年、逝世30周年纪念会，1999年编印了《朱砚磬纪念集》。

参考文献：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

《朱砚磬纪念集》，扬州中学1948届普甲班编印，1999年6月

撰文者：杜钧福

三 中国科学院京区单位右派名单

来源：姚蜀平《崎岖科学路，逶迤人生行—姚蜀平自选文集续编》（CEI稷下智库书社），第44页-49页

姚蜀平：中国科学院京区单位右派名单实录分析

1957年反右运动，院属京区单位共划右派172名。因建制变动共调出59名，即原哲学社会科学部（现社会科学院）41名，原自动化所（现七机部502所）6名，科技情报所（现归国家科委）5名。调进2名，水工室2名。下列名单共计115名。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所属党派 入党年份 职务 处理结果 备注

1. 化冶所

1)戚继华 男 31 翻译 三类

2)夏永年 23 共青团研究实习员 三类

3)曾庆祥 23 见习员四类

4)壬康 25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四类

2.动物所

1)李思忠 37 助研 三类

2)王宗楷 21 共青团 见习员 六类(原昆虫所划)

3. 化学所

1)曹家桢 35 共产党 1949 研究实习员 三类

2)黄寿令 30 1947 四类

3)高葆元 27 共青团 三类

4)见百熙 35 民盟 助研 三类

5)邹清祥 21 见习员 四类

6)麦痒珍 31 助研一类 (不开除公职)

4.力学所

1)袁志辉 男 25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二类

2)欧阳峰 （应为欧阳绛）31 共产党 1950研究实习员 二类

3)樊蔚勋 28 1954 研究生 二类

4)范永章 22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五类 (原动力计划)

5)李道纯 22 共产党 1955 研究实习员 四类

5. 地球物理所

1)陈忠易 男 25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四类

2)郭覆灿 25 五类

3)瞿章 24 共产党 1951 五类

4)郑树蕃 24 共青团技术员 二类

5)陈育彦 24 见习员 二类

6)邬鸿勋 24 研究实习员 二类

7)程宏生 46 技佐 一类 （不开除公职)

8)毕文达 26 见习员 开除劳动教养

6. 电子所

1)李秀卿 男 32 研究实习员 四类

2)万家增 31 九三 四类

3)蔡德孚 21 共青团 五类

4)魏文瑞 25 共产党1954 五类

5)宣受之 36 开除 劳动教养

6)韩大钧 39

7)刘楚材 26 科员

7. 心理所

1)王忠义 男 26 研究实习员 开除 劳动教养

2)李宝仁 女 27 会计 三类

3)辛代高 男 33 共产党 1948 研究生 五类

4)黄仁发 29 民盟 二类

8. 植物所

1)钱冀 男 30 共产党 1948 办事员 五类

2)姚壁君 女 23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五类

3)胡昌序 男 23 共青团

4)马彦卿 31 技术员 四类

5)黄成就 36 助研 三类

6)张祝三 32 技术员 开除 劳动教养

9. 数学所

1)邵品踪 男 24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五类

2)陈龙玄 27 四类

3)徐㑇刍 （应为徐刍）27 助研 一类 开除公职

4)任宏硕 23 研究生开除 劳动教养

10.计算所

1)谢鸿男 27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三类

2)柳维长 24 四类

3)黄自宁 25 三类

4)吴乐之 22 五类

5)徐振之 22 翻译 一类 （开除)

6)赵隆邦 25 研究实习员二类

11. 遗传所

1)李云震 男 26 助研四类

2)黄季芳 37 农工 三类

3)李树藻 37 图书管理员 二类

12.地理所

1)罗开富 男 45 九三研究员四类

2)陈怡惶 28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四类

3)伉 33 编辑 三类

4)刘清民 31 资料员 二类

13.微生物所

1)吴雄中 男 26 共产党 1954 研究实习员 三类

2)陈硒用 30 研究生 三类

3)杜文亮 28 研究实习员 二类

4)王伯彦 45 图书管理员（开除 劳动教养)

14.高能所

1)吴哲 男 26 研究生 三类

2)陈芸 26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五类

3)马明燮 25

4)蔡莲珍 女 28

5)项志遴 男 26 三类

6)仇士华 25 研究实习员 四类

7)鲍成光 22 （应为鲍诚光）

8)鲁阳 23 共青团

9)葛远凌 25 (根据亲友回忆，应为葛运凌）

10)张家琨 27 助研 一类（不开除公职)

11)刘治平 21 研究实习员 一类 （不开除公职) (劳动教养）

12)蔡京艳 25 开除 劳动教养

13)华士龙 17 见习员 开除 劳动教养

15.图书馆

1)陆长旭 21 助理馆员四类

2)李申男 30 馆员 开除 劳动教养

3)王星南 50 副组长 五类 原器材局划

16.物理所

1)崔钦生 21 见习员 开除 劳动教养

2)陈秉玉 24 研究实习员

3)欧阳恒忠 28 共青团

4)沈鸿烈 26 技术员

5)周立中 24 研究实习员 五类

6)傅德中 27 三类

7)靳永涛 23 见习员

8)陈明华 23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六类

9)朱砚馨 女 28 研究生 三类

10)何茔 (应为何犖，这是印在《中科院北京区青年反右派斗争大会材料选编》中的名字，有些网页报道，写为何犖）男 30 助研 二类

11)胡康祥 23技术员 二类

17. 科学出版社

1)黄宗甄 男43 九三编辑室主任 五类

2)杨肇燫 60 副社长兼副总编

3)贾善群 32 助理编辑 四类

4)汪锡藻 37 校对员

18. 综考会

1)顾准 男 42 共产党 1935 副主任 二类

19. 办公厅

1)萧国基 男 22 翻译 五类

2)范岱年 32 共产党1948 资料室副主任

3)徐志国 22 共青团 翻译 二类

4)曾肯成 28 翻译 三类

5)苏承论 22 办事员 二类

20. 联络局

1)张绍声 男 36 科员 逮捕法办

21. 地质所

1)朱星 男 26 共产党 1946 科员 四类

2)崔克信 48 研究员 五类

3)劳秋元 23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四类

4)周翰中 25 见习员 开除 劳动教养

5)王士云 29 科员

22. 古脊椎所

1)李傅燮 男 23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三类

2)郑显荣 33 科员 二类

23.生物物理所

1)李华 男 20 共青团 见习员 四类

24. 自动化所

1)何善堉 男 27 共青团 助研 五类

25. 电工所

1)王诚厚 男 32 技术员 六类

2)朱其清 49 研究员 一类 开除

26. 土壤队

1)吕成宝男 23 见习员 三类

2)朱祥明 18

3)陶运长 19

小结

在上列统计收录的115位被划右派分子中，分类统计结果是：

1)按职务：研究员3人，含一位相当级别的副社长兼副总编，共4人，占3.4%；主任、副主任3人，占2.6%；助研9人，占7.8%；研究实习员43人，占37%；研究生8人，占7%；见习员13人，占11%；

2)按年龄：20岁以下4人（最年轻17岁），占3.4%， 21-30岁78人，占67%； 31-40岁24人，占21%； 41岁以上9人（最年长60岁），占7.8%；

3)按党派：共产党员13人，占11.3%，共青团员42人，占36.5%，民主党派7人，占6%，无党派53人，占46%；

4)处理结果：六类3人，占2.6%，五类20人，占17%，四类23人，占20%，三类25人，占21.7%，二类17人，占14.8%，一类不开除公职4人，占3.4%，一类开除公职3人，占2.6%，开除劳动教养11人，占9.6%，逮捕法办1人，占0.9%。

姚蜀平在该书第49页，写了《中国科学院“文革”中非正常死亡问题综合报告》 （京外地区），开头有这样的统计内容：

中国科学院在八十年代整党期间，曾经对“文革”中非正常死亡问题进行了调查。

京内外各单位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共229 名，其中，高级科学技术人员27名，中级科学技术人员31名，初级科学技术人员48名，司局及领导干部11名，处、科级干部40名，其他人员72名。按当时全院职工60，258人（其中科学技术人员25，934人)计算，非正常死亡人员占职工总数的0.38%，科学技术人员非正常死亡106名，占科学技术人员总数的0.41%。

京区各单位情况为非正常死亡74名，其中58名为被迫害致死。死因均已查明。对死者用酷刑折磨、刑讯逼供等手段的主要责任者，已查清37人，在整党前开除党籍3人，整党开始后定“严重错误”、给予留党察看两年、撤销职务1人。

（感谢武宜三先生录入，姚蜀平老师整理的右派名单中，在括号内加星号文字，是我根据熊卫民老师意见以及其他材料佐证后添加的。如有遗漏或需要补充，欢迎读者留言。艾晓明 敬上）

去年9月，铁流先生在成都青城山医院安详离世，享年92岁。这位本名黄泽荣、笔名晓枫的世纪老人，用一生诠释了何谓“坎坷与传奇”——从热血青年到反右囚徒，从劳改犯到文化老板，他的故事，是中国现代史中一粒微尘的史诗。

1933年，铁流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寒微之家，幼年失怙，饱经忧患。

17岁那年，“天下已定蜀未定”的成都，终于迎来了改弦更张的时刻，随着新旧政权的更迭，土改运动随即地在川西如火如荼地展开。读过几年私塾的铁流，能说会写，很快就被土改工作队看上，成为稚气未脱的革命者。

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大都怀有“时间开始了”的憧憬，青年得志的铁流，工作自然十分卖力，他先后担任过土改工作组组长、工作队队长、成都市委秘书等职。1956年，铁流被调入新创刊的《成都日报》任记者，倚重这一传媒平台，根正苗红的铁流很快就成为成为红色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工农作家”。

铁流那时英气勃发，笔耕不辍，出版过《生活在前进》《风水树》等作品集，总计近30万字，以文字书写新时代的理想。

文人风骨在于独立思考，上不媚权贵，下不欺弱小。事业原本顺风顺水的铁流，行在起伏不定的政治风浪中，虽说笔下有剑，心里有火，但他总是竭力遮掩自己的立场观点，力图在四平八稳中做个顺势而为的老好人。

这种“二元思维”，常常在铁流内心骚动难安。他十分清楚，自己原本就是一枝带刺的玫瑰，气候温和就静悄悄绽放，摇曳起来却能刺破时代和人心。

事发比铁流预料的还快，时代尘埃很快就成为压在他身上的大山——在那场“引蛇出洞”的反右运动中，思想上紧跟形势的铁流却意外地栽了大跟斗。

1957年注定是铁流滑铁卢的一年，他因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而走向命运的断崖。因文中“不合时宜”的批判性，成为他“含沙射影攻击这攻击那”的罪证。不久，这位浪漫主义文青就被重重按倒在地，头上还被扣了顶右派分子的高帽。

革命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铁流还没能为自己争来辩护的机会，人生就开启了长达23年的监禁与劳改，自由从此被铁丝网与高音喇叭撕成了碎片……

23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小青年变成中年大叔，也足以磨掉所有人的棱角，成为弯腰、低头、认命的顺民。可铁流咬着牙，在风雪里站着，像一棵老树，根扎在冻土里，枝头却向着天。他可以检讨，可以被批斗争，但就是不认错，不认罪，不认命。他总是唠叨：“我就是说了几句真话，真话不该有罪啊！”

1980年，铁流的冤案平反昭雪，他得以重回文化岗位。

那时的中国，政治小阳春下，思想冰封的河床开始解冻。已近天命之年的铁流意气风发，准备甩开膀子再大干一场。但时代的环境诱因已然嬗变，本来靠作品说话的文化行业，铁流却因着英语与计算机考试连续多年未达标，职称始终原地踏步。

他的遭遇引发了社会对职称评审制度的广泛质疑。

天上无雨地下旱，过不了日子另打算。那时全社会叫得最响的口号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铁流盘算下自己的人脉资源，老夫聊发少年狂，心想何不下海试试？

经过23年的牢狱之灾，虽说人老了、头发白了、背也开始驼了。但铁流心里那团火还在，眼睛也仍是亮的。像他这样脑壳打得转的文化人，把握商机的能力比普通人要强很多。

上世纪80年代初，铁流开始在成都春熙路练摊，主要卖牛仔裤，一条竟然可赚9块钱，有时一天收入就相当于普通公职人员一月的工资。钱的确是太好赚了，只是腰包稍鼓，铁流的文人情怀就重新流露出来。

倒底是“喝过墨水”的人，铁流那份天然的文化使命挥之不去。他从每条牛仔裤里取3块利润，汇总成一笔可观的经费后，就用“以文养文”的方式，自创了一份16开的油印小报——夜航船。小报只发三样东西：被删的报道、被关过的人和被遗忘的痛。

3年后，小报变成杂志，杂志又变成文化公司，文化公司又将众多文化资源孵化成文化资本。环环相扣，业务遍及全国……为了快速提升公司文化品牌，铁流还将公司总部迁往北京，并联合央媒，共同举办国内大型论坛并参与经济权威评选，铁流的名声随之享誉京圈。

铁流的观点是，钱是最实在也是最柔软的东西，正好给真话垫脚。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在做，铁流先后资助过20多位律师，进行了80多次公益诉讼；他还给许多被“远洋捕捞”的记者，及时送出最关键的支持。当然，还有很多初出茅庐的青年文化人，无论是生活接济还是书籍出版，铁流也从不吝啬。

四川有句俗话：人是三节草，不知哪截好。这对“说真话死不了人，不说话才是死人”的铁流来讲，倒像是命运节外生枝的箴言。本来早就财富自由的他，躺平就可以安享晚年，但秉笔直书的铁流偏偏是那性情中人，笔尖稍稍发叉，他就撞上了人生第二劫波。

2014年9月，81岁的铁流因撰写文章再次被拘。他的辩护律师刘晓原在“长辈的背影”一文中记述：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最令我难忘的是一次会见，因连续长时间提讯，他身体极度虚弱，甚至出现了晕厥与失禁。可当他望向我那一刻，目光依然清亮如炬……那瞬间，我仿佛触摸到了一个老知识分子最坚硬的灵魂内核，就是精神的绝不屈从。

好在经过各方努力，铁流最终被放马归乡。他先住在成都西城的清水河畔；后来又因养老+商务考量，租住到了“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街子古镇。他为此亲力亲为，内装外饰，清寂的民宅顿时就有了文人雅士们墨斋里的书卷气息。铁流落根于此，饶有兴趣地给这个水岸之家取了个响当当的名号：铁流水榭。

笔者就是在这一时期认识铁流先生的——因着教会的一项慈惠事工，我特地去探访了他。说实话，铁流先生好茶好饭招待我无数次，而我却谈不上为他做过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当然，福音是必传的，但像老爷子这样九死一生熬出来的文化人，他们更相信由自身文化个性派生出来的那些信念，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2024年3月20日，成都春光明媚，被癌症折磨得形容消瘦的铁流，拖着疲惫的身子，前来参加他所景仰的几位老哥的聚会。他说这次是特来与大家作生前告别的，如果人生有什么误会、歧见，请大家多多包涵，多多理解。那天他还拿出一个600元的大红包，笑眯眯地交给我2岁的小女……

前排右2为铁流先生，抱小孩为笔者

那次聚会后不到半年，安排好自己一切后事的铁流，像掠水而逝的白鹭，静静消失在广袤无垠的青天。

铁流逝矣！但他的生命轨迹仍如“铁流”之名，沉重而坚定地流淌在中国现代史的河床上。他的故事告诉我们：自由与思想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而个体的坚韧可以超越时代的苦难，去追寻我们所向往的理想！

最近书迷读到了一本《负动产时代》，作者为《朝日新闻》的记者。本书讲的是日本楼市在90年代初一泻千里之后所发生的暗黑故事：“不动产”逐渐变成有毒的“负动产”：

拒绝废话，总结如下：《负动产时代》这本书告诉我们，日本楼市泡沫破灭后，日本人掉进了三个大坑：1.大量公寓年久失修且停水停电。2.度假公寓跌幅远超大城市中心区域。3.被骗去做“长租公寓”房东，结果房子租不出去，沦为有毒资产(Toxic Asset)。窃以为日本人掉的坑国人恐怕一个都逃不掉，还得掉进去一遍，且情况更加惨烈。

详见此文:

第一大坑：【大量公寓年久失修且面临停水停电之窘境】

据《朝日新闻》记者报道，横滨市户塚区有一栋房龄34年的公寓，这里的56套房都是供家庭居住的户型。2016年10月，一位独自居住在这里的86岁老奶奶离世了。她没有子女，具有继承资格的13位亲戚全部表示放弃继承。老奶奶生前没有拖欠费用，但她去世之后，每个月都会有合计2.3万日元的物业费和维修基金欠费不断累积下去——这意味着物业公司迟早会垮掉，而这套公寓也迟早会面临断水断电，垃圾成堆的窘境。

在东京周边的埼玉县（相当于神州帝都天通苑周边），有一栋三层公寓，因为大部租客没有给维修费，已经断水断电、又破又旧、杂草丛生，有业主想拆掉房子重建，但因为一个人反对而搁浅。重建分售公寓需要4/5以上的业主同意，而要拆除建筑物出售土地的话须获得所有业主同意，具体见下图：

反对者是一位男士（65岁），他虽然住在别处，不过现在仍用这里的一套房当作办公室。这位自称是平面设计师的男士称：“如果我的工作能赚到很多钱的话，我当然也可以搬走。不过现在我好不容易还清了贷款，就相当于可以免费使用这个房子。从这搬出去，我还得找新的办公室，那当然是要花钱的。再说工作用的东西也很多，我还是想尽量在这里工作。”

日本大量出现公寓这种居住形式是在20世纪50年代。随着建筑物日趋老旧，再加上业主步入老龄，管理不善的房产也开始多了起来。预计2020年乃至2030年后，这种“濒危公寓”就会急剧增加。

更麻烦的其实是不少公寓想维修或者拆掉，但找不到业主——明治维新后人们开始自由买卖土地，急需证明土地的权利关系，于是就有了不动产登记制度。早在1886年（明治19年），日本就出台了不动产登记的相关法律，比《民法》的制定还要早。经过了100多年，一些房产拥有上百个继承人，这导致房屋的产权难以确认，最后房子成为危房，拆也拆不掉，还会影响到道路扩建和小区改造：

日本的一些有识人士成立了一个所有人不明土地问题研究会（由前总务大臣增田宽也担任主席），他们把名义所有人死亡后未办理继承过户，或由于地址变化无法找到名义所有人的土地定义为“所有人不明土地”，并估算出全日本找不到所有人的土地总面积在2016年已达约410万公顷，比整个九州岛还要大，具体见下图：

书迷想说的是，以上问题神州大概率也会出现——神州大量出现公寓楼是20世纪80年代，建筑物质量也要比日本差（日本建筑需要防地震，还是搞得很扎实的）——目测神州到了2040或者2050年后，就会有大量公寓出现年久失修、停水停电、无人收垃圾的窘境。

最麻烦的是【神州还有大量“塔楼”】——高层/超高层公寓建筑，这些动辄十几层/几十层的楼房，一旦电梯坏了住户又不肯出钱，就可能导致住在高层的住户不得不每天腿上腿下。再加上神州到时候也可能出现找不到业主这样的问题，“塔楼”很容易陷入年久失修之困境。在这种困境下，这类塔楼万一出现火警或者垮塌，恐怕会出现灾难性后果（各位别忘了，嵌入墙壁的管线的使用寿命远低于混凝土，而且还难以维修）。

第二大坑：【度假公寓跌幅远超大城市中心区域,大量公寓变危房】

在1990年前后的泡沫经济时期，日本人都被煽动也要像欧美人一样享受长假，全国各地都纷纷掀起了开发和分售别墅及公寓的热潮。1987年，日本政府出台了《综合疗养地建设法（度假法）》，从税收上对民间开发度假区提供优惠政策，助长了这一趋势。房地产公司的销售方式也结合着当时盛行的“土地神话”，鼓动人们不要错过房地产增值的大好时机。

如今，人们在那个时代买下的“梦幻般的别墅用地”已经成了不忍心留给孩子的“负动产”：

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土地在过去是只要买来就一定能增值的宝贵“资产”，而如今却成了税费和物业费不堪重负的“负担”。在将来可能举办奥运会的东京等大城市的繁华地带，不动产市场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但度假地和地方城市的地价却在不断下跌。如果把国土交通省2011年的公示地价看作100的话，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大都市圈的住宅用地价格一直居高不下，而地方的地价在2017年已经降至90.8，下跌了近10个百分点。

泡沫经济崩溃之后，人们纷纷抛售房产，导致度假公寓的价格大跌。现在，由于所有人不再来这边度假，收不到物业费的房子多了起来，还出现了一些通过拍卖被法院强制性卖掉的房产。新潟地方某套正在拍卖的度假公寓的报告描述了房屋内部的情况：“供电和供水已被切断，房间里还挂着2006年2月的挂历，可见这里已经有很长时间无人居住”“二楼客厅屋顶有破损”。

日本面临的这些问题，神州大概率也会遇到——山东乳山、广东惠州、湛江等地都有大片的“度假海景房”，比如惠州著名楼盘，碧桂园的“十里银滩”。这些地区的房价现在都离最高点下跌了至少50%，由于相关泡沫比日本当初更大，现在还未止跌。在未来，这些楼盘很可能和当初日本一样被抛弃，并成为危房。

第三大坑：【利用长租公寓骗你当房东，结果租不出去】

日本过去有一批经营长租公寓的人被称为“房东”，他们一般都亲自经营和管理公寓：

最近这些年，“房东”少了很多，大多改为由专门的管理公司统一负责招租房客乃至管理、维修楼房设施等。其中由不动产公司将土地所有人建造的楼房整个承租下来，再转租给房客的形式越来越多，乃至（某家大型建筑公司的推销人员说）“现在除了长租公寓，几乎没什么新房可盖了”。寻找租户和房屋管理等都由不动产公司负责，看起来似乎比较省心，房主也更喜欢这种方式，然而这背后也隐藏着一个可能带来“负动产”的陷阱。

从三重县县政府所在地津市的中心车站出发，开车15分钟左右，就会来到海边一片遍布稻田和菜地的地方，这里盖了很多低层楼房。

2006年，一位老人（71岁）在附近盖了一栋长租公寓，并与大型不动产公司LEOPALACE 21公司签订了长租合同。他告诉我们，附近共有约40栋长租公寓，大多由LEOPALACE 21公司管理，他把这里叫作“LEOPALACE银座”。

老人原本觉得这里远离闹市区，周围都是农田，并不适合经营长租公寓。然而推销人员锲而不舍地再三拜访，并说“可以保证30年之内的房租收入”，老人终于动了心。他以“咱们家的土地太多了，必须办贷款，才能少交一些遗产税，否则我就拒绝继承”为由，说服了持反对意见的父母，用自己和父母的名义盖起了长租公寓。

然而，就在他盖公寓的这段时间里，附近接二连三地建起了很多房子。他根据公寓的名字判断，其中以LEOPALACE公司建造的房产居多，不过也有其他不动产公司游说土地所有人，怂恿他们盖长租公寓。

老人十分气愤：“我的房子盖好之后的3年里，周围一直在不断地盖楼房。一下子多出这么多房子，肯定不能全租出去，楼房也会贬值。当初LEOPALACE公司的推销人员说房子建到一定数量他们就会退出，还告诉我不用担心，真不该听信他们的话……”

原本说好的保证30年之内的房租，可才过了10年，多方就要求降低20%的租金。老人与LEOPALACE公司再三交涉，最后才得以维持原来的水平，但他不禁担心，“以后租不出去的房子越来越多可怎么办呢”。

不动产调查公司TAS的调查数据显示，在首都圈一都三县的很多地方，长租公寓的空房率已经从2015年中期的30%左右升至2018年的35%以上。

更重要的是，有些人在修长租公寓的时候有大笔贷款，租金是可能下调的，而债务却是刚性的，这些加了杠杆的“房东”以后的日子会很难过，具体请见下图：

日本出现的“长租房陷阱”，神州恐怕也会出现——过去几年，神州很多人买了不少房产准备收租，有的人甚至加了大量杠杆。但问题是现在百业凋零，“灵活就业者”大量增加。这些人很多都租不起房，只能回老家或者去更偏远的小区。【这就可能导致房东们面临租金甚至无法覆盖房贷，还要倒贴钱补贴租客的喜剧场景】——他们手中的房子，也有可能会成为让他们长期失血（房贷+房价下降）的“有毒资产”（Toxic Asset）。

行文至此，我们就可以做个小结：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由于房地产泡沫破灭，不少日本人掉进了坑，财富变镜花水月，享福变黄粱一梦，不得不吃二遍苦，受二遭罪。

国人则可能更糟——日本至少还有良好的社区服务，议员们还会尽量帮哪些住在旧公寓楼的老人维持体面。而神州很多人老了之后，如果不想吃集采药，天天喝粥，就得拿出退休金的相当一部分去买药和吃饭，用来维修翻新自己居住的楼盘的钱会更少。

目测不少神州人会在七八十岁之后还住在电梯坏掉的塔楼里，每天要步行十几层楼去丢垃圾、买菜、逛街，偶尔还会面临水压不足，电力短缺等问题。万一出现天然气泄露或者楼房表皮脱落，那就有性命之攸——彼时彼刻，估计这些神州人的悔恨之泪会比现在的日本老人来得更猛烈，也更深沉。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

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言尽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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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处于变化的工作之中，永远要关注新的动向，永远需要自我更新。像我们父母那代一成不变的工作模式，已不复存在。我们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

2020年9月，复旦大学博士生赖楚谣偶然点进一个直播间。手机屏幕里的张姐看起来四五十岁，身材微胖，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教粉丝做爆款账号：

“你一天播多少次，播多长时间，有多少人看，这些算法都是会记着的。”

“算法刚开始会给你推流量，但这些都是‘路过’的，你们知道吧？要把这些过路的变成你的铁粉，让他们加入粉丝团，送个灯牌，算法记这个呢！”

……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算法是技术人员、专业创作者、研究学者更关心的话题。但张姐从未上过学，是一位从安徽农村嫁到新疆喀什的农村妇女，却流畅地使用着“算法”“推流”“流量”这些词，并掌握一套属于自己的“算法民间理论”——这种强烈的反差让当时的赖楚谣感到震惊又好奇。

她开始思考：普通人如何理解并应对算法？他们如何与算法“打交道”？那些被称为“直播村”的集中化创作基地，又是怎样运作的？

从2020年12月至2021年12月，赖楚谣跟访了70余位短视频创作者，遍及北京、杭州、义乌、连云港、临沂、定西、舟曲等地；进行为期12个月的数码民族志，并选取了两个“直播村”典型样本——浙江省义乌市北下朱村和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头镇展开实地田野。

这项研究进行之时，正是线上世界以前所未有速度生长的阶段。据《2021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截至2020年年底，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达8.73亿，其中20.4%的人第一次触网使用的就是短视频应用。

五年后的今天，超级短视频平台每日新增内容数以亿计。算法如“数字空气”般无处不在——我们身处其中，并对此习以为常。

这正是赖楚谣的研究重点。如今，赖楚谣已是华东政法大学韬奋新闻传播学院的副教授。她的博士研究最终成书《算法生活》。书名直指现实：我们的社会早已与算法密不可分。今年8月底，我们在上海聊了聊她的研究和田野过程。

她谈到，每当新技术出现，社会往往陷入“乐观拥抱”与“悲观抵抗”的二元叙事。正如学界以往对算法的讨论，也容易简化为“算法控制-用户抵抗”的框架——这种视角，常常遮蔽了具体情境中真实的人。

她所观察和访谈的这些创作者，大多来自传统权力结构中的边缘角色：渔民、菜贩、无固定职业者、家庭主妇。赖楚谣说，他们的人生，往往难以自主掌控。也正因如此，算法为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物质改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拉平了知识、资源与财富的差距，让他们被看见、被认可。

为了更贴近 “算法生活” 的真实样貌，我们也电话访谈了两位短视频创作者：帮老爸扛起沉香家族生意的长女丹丹，和在贵州榕江村寨卖山货的三妹。

她们的故事折射出算法更温暖的侧面：高效连接信息与人、推动产业从局部走向普遍，也让人与人之间萌发新的连接，善意、互助与支持自然流动。

另一位在甘孜藏区支教超过10年的985硕士衮衮，则从局外人的视角补充了更现实的叙事：算法不仅引来了外部世界对大山的关注，更促进了信息的流动——这关乎社会氛围和文化常识，如细水长流般在大山内外同步发生。

但她的讲述里还包含着自省和警惕：当我们试图理解同类的处境时，应时刻回望，这些关照之中是否带有俯视和自我想象。

流量来去间

每天上午11:30，一辆灰黄色的中巴车会途经贵州省榕江县两汪村的乌计寨。除了村民，班车上的“乘客”还包括辣椒、大米、百香果、土蜂蜜、腊肉、猕猴桃、蕨菜和野生粽叶。接下来的4个小时，车子蜿蜒前行，把这些大山深处的物产运至县城车站，再由快递员发往北京、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或香港。

车顶满载的不仅是山货，更是一个普通家庭与远方世界的连接。这份连接的起点，是34岁的三妹和她的短视频账号“贵州苗家姑娘”。若用镜头记录她的一天，你会看到榕江地区一个农村女性在算法时代的真实日常：起床打扫、午后劳作、晚上带小孩洗澡、辅导作业；拍摄短视频、剪辑发布、直播则穿插其间。每日重复。也因此，我们的语音电话只能从晚上九点开始——白天她要么忙到抽不开身，要么在山里干活没信号。

三妹做主播后，全家人的生活也围着短视频和直播转。过去8年，三妹渐渐有了40多万的粉丝。流量带来了关注，也重塑了一家人的生活。

一家六口，以前住在“外面下大雨，里面也下大雨”的山上老房里，卖货的包裹要靠人肩扛到路边等车。2021年家里在靠近村道的宅基地盖了新房。一年到头，全家人靠卖山货的收入最高能到七八万，少的时候有五六万，孩子不必成为留守儿童，老人也得以照顾。

三妹家以前的老房子

结婚前，她和当时还是男朋友的老公，都在浙江永康一家做门的小工厂里上班，在流水线上用钻头打螺丝 —— 在没有短视频和直播的年代，要想赚钱，只能到大山之外。

打工时，两口子每月每人有1400元的工资，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四年。结婚后，夫妻俩又外出工作了一两年，直到儿子4岁快上幼儿园的时候，三妹和丈夫决定回到贵州老家。

回乡后缺少经济收入，三妹和家人原本打算种水果“黑老虎”，但“黑老虎”的种植周期长达三年，结出果子前，三妹一家赚不到什么钱。2017年，还在读书的弟弟告诉她，那时拍短视频，如果播放量到了1万，平台就给500元奖励。

那时，夫妻俩正处于为钱焦头烂额的阶段，三妹想的是，“那时候我啥也不知道，只知道这个流量能换钱，只要有10000个人看过我的视频，我就有500块钱。那我就要去挣这500块钱，不就拍个视频嘛。”

用流量换钱，是她最初的动机。尽管当时她并不明白流量为何能变现，更未料到它将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她只是期待着播放量高一点，能给家里赚到多一点的钱。

起初，流量并未如预期般到来。三妹坚持拍摄了很久，播放量却始终未能破万。直到一条记录干农活、抓鱼与村庄风光的视频，意外获得了17万播放，并带来了6000多个粉丝。“虽然没拿到钱”，她笑着回忆，但这次突破让她看到了拍视频的机会。

真正的人气来自于一条婆婆制作贵州酸辣鱼的视频。它不仅播放量最高，更将大量观众引至三妹的直播间。直播间里氛围融洽，同时在线人数一度达到两三千人。许多人在聊天中询问：“能不能买酸辣鱼？”然而这道传统美食制作周期漫长，无法立即销售。

转机在秋冬时节悄然出现。有网友在直播间看到了三妹家里挂着的腊肉，又问能不能买。山里不像城市，家里来客人了可以去下馆子。三妹说，以前家里条件贫困，平时腊肉不太舍得自己吃，那些土猪腊肉原本是留着招待亲戚朋友的。网友对她镜头后面的生活十分好奇——比如那串挂着的腊肉，大家询问热情不减，她不好意思拒绝，七八十斤就这么卖了出去。这让她意识到，或许可以把家乡的好山货通过直播间卖到全国各地。

三妹家的菜地

三妹说不清自己的直播间为什么被推荐，平时网友问什么，她就老实答什么，她所展现的苗家生活，在城里少见，成为某种程度上稀缺而本真的内容。

但从2023年开始，她发现自己的流量肉眼可见地变差了。几年里，她直播间同时在线的人数，也从千余人慢慢到了四五百、一两百，甚至更少。三妹想不明白，到底是自己拍的短视频内容出了问题，还是产品质量不过关？

赖楚谣在访谈中发现，“买流量” 几乎是所有创作者都有过的尝试。流量早已成了网络里的 “通用货币”，被明码标价。账号初期，三妹也试过买 “涨粉流量”，觉得 “只有观众关注了，以后才能看到我，才会买货”。她知道自己的粉丝大多是比她大的姐姐，“我又不是美女，没什么男粉，全靠姐姐们支持”，所以买流量时，还特地选了 “女性偏向” 的投放。

三妹一般选择“投涨粉”，她会先买个几十百来块钱，看看效果怎么样，觉得效果好就继续买，效果不好就不买了，“如果投播放量，我们可能有时候那个播放量很高，但它不一定就能涨很多粉啊，证明这个作品只适合看，但观众并不想关注。”

但她很快发现：“这钱不能烧，也烧不起。” 卖农产品利润本就薄，经不起这样的折腾。没有MCN机构扶持，不是带货主播，也不懂如何应对流量的流逝。把直播做好，把产品做好，靠口碑坚持下去——这是她目前能想到的唯⼀办法。

如今，各平台的创作者们都意识到流量是何等重要——关乎自己被看到的几率，以及所占据的用户注意力。这与经济收益强关联。站在普通用户的视角，大家的感受则更直接：用户越喜欢看谁，谁就越有流量。

信任、连接与姐妹情谊

在大众视野里，三妹所在的榕江地区爆火的文旅名片是“村超”。乌计寨是离榕江县城最远的村寨之一，过去几年，村庄经历的局部变化并非一蹴而就。

起初，为了拍出质量高流量好的视频，三妹总是拿着手机在寨子里到处转，回复信息也总拿着，手机不离手。在相对封闭的村庄里，谣言先传开了，有人怀疑她在做传销，甚至让家里的年轻人别跟她接触。2018年，三妹第一次想发动村民们一起种辣椒往外卖，无人响应，大家都觉得不可靠。

转机发生在2019年。一位叔叔跟着三妹试种辣椒，当年增收三千余元。消息传开，如今同村已有15户加入种植。三妹家靠短视频收入在村口建起新房，成为最直观的示范。

她家承包的土地从原来的八担田扩展到三百来担，越来越多的村民在春耕时主动来电，询问该种什么、能否销出。从寨子到村里，上百户人家已随她共同耕作。三妹虽从未提过“算法”或“利益分配”，却真切带领乡亲们摸到了这个时代新的生存规则。

三妹在收谷子

除了赚钱的动力，三妹对短视频和直播还怀有更复杂的情感。最令她振奋的，是在虚拟世界中建立的深厚信任。从社交层面看，推荐算法为人与人的连接提供了机会。依据用户行为而进行的推荐算法将具有相似特征的人群汇集到一起—— 对三妹来说，这份 “聚集”，成了她情感世界的支撑。

第一次卖腊肉的时候，三妹曾带着怀疑问家人，“是不是真的呢？能卖得掉吗？”家人也同样担心她被骗。但很快，三妹和全国各地的客户互加了联系方式。还没发货，网友们就直接把钱转了过来。三妹当时心里想，好神奇啊，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还能这么信任。

这份信任，慢慢长成了更温暖的连接。三妹的铁粉里，不少女性成了她的 “姐姐”—— 她们不仅买她的山货，给她经济支持，还会在她烦心事时，隔着屏幕陪她聊天、给她打气。三妹性格爽朗，但也有绷不住的时候：有次跟老公因为太累吵架，想起两人一起过了 17 年的日子，越想越委屈，忍不住哭了。

一位杭州的姐姐在直播间里看到了，连忙劝她：“三妹别担心，你还年轻，一家人齐心，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别泄气。” 比她大6岁的香港姐姐，也分享自己的故事：“我跟老公也是白手起家，一开始也常吵架，都是累的，别往心里去。

还有一次，下雨了老房子在漏雨，一个姐姐在直播时看到后，给三妹转了1000块钱。三妹退回了这笔钱，她告诉对方，姐姐谢谢你的好意，不要这样子，我们虽然现在条件艰难一点，但是一家人无病无灾，可以靠双手去打拼。你要是喜欢我们的山货，就买一点 。你得了东西，我也卖了货，这样才最好。

懂商业的姐姐也教她生意上的事。以前三妹卖山货，从没算过打包成本：寨子里打包好的山货，一袋三四十斤，早年班车司机收15元一袋运费，后来发得多了，才谈到10元；到了县城拆分快递，3公斤内首重8到10元，超重另算。懂商业的姐姐提醒她：“以后得把打包费算进去，万一卖得多了请人打包，工人的工资也得加进去，不然生意做不长久。”

赖楚谣在研究中，将这种由算法连接、在数字空间里生长的女性情谊，定义为 “数字姐妹情谊”（digital sisterhood）。它不是偶然的闲聊，而是基于算法对 “同类” 的精准匹配，最终形成的稳定女性支持网络。

三妹是嫁到乌计寨的。年轻人几乎都出去打工了，她在村子里也没有太多朋友。每当对未来没信心时，她就想在直播间里跟姐姐们说说。

“真的是她们在给我打气。” 三妹数过，这样的 “姐姐朋友” 有十来个。“遇见她们，我太幸运了。” 在三妹心里，姐姐们的鼓励从不是 “客套话”，也没有功利的 “好处”，只是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善意流动。

村镇进化：从局部到普遍

从贵州榕江往东南1000公里，广东茂名的沉香产业里，算法正以更深刻的方式重塑人与产业的关系。1996年出生的丹丹，是“沉香女儿珍藏阁”的主播，执掌着月销售额千万的家族生意，也是沉香世家的第三代传人。

在她的直播和短视频里，你很少听到急促的叫卖。取而代之的，是她对沉香文化的娓娓道来——如何辨别香气层次，如何读懂木质纹理，一块沉香又经历了多少年岁才凝结成香。她展示家族传承的老工艺，解答新香友的疑问。算法将这些内容精准推送给了那些对沉香感兴趣的人，完成了文化与受众的匹配。

在赖楚谣的研究里，电商领域的推荐算法，本质是 “人与商品的精准连接器”。短视频、直播的形式，比图文更直观 ，能多维度、细颗粒度地展现沉香的纹理、香气（通过镜头下的燃烧状态）与工艺细节，帮消费者打破 “看不见实物” 的顾虑。

从粉丝数看，丹丹的账号粉丝量只有三妹的一半，20万。但沉香客群精准，属于小众产品，但有很好的复购——单场销售额就能破百万。

和三妹一样，丹丹也是2020年踏入直播领域，是国内最早做沉香直播的创作者。最初守在镜头前的，是她50多岁的父亲。父亲卖的多是野生沉香原材料，一小块就能卖到上万元，客群都是懂行的高端玩家，做得也算有声有色。2020年春节，丹丹回娘家过年，抱着 “试试玩” 的心态，在自家餐桌旁架起手机开播，没想到一场就卖了几万块。“当时特别惊喜，没想到真能成！” 这份意外的收获，让她下定决心接过直播的担子。

沉香，本质上是一棵树用岁月写就的日记。据广东省沉香科学研究所介绍，沉香树在受伤后分泌树脂，在微生物、温湿度作用下，经20年至上百年才能凝结成“香结”。丹丹的直播间里，产品从99元的体验装到9900元的收藏级皆有涵盖，但始终只做20个品类。

沉香工人在加工产品

丹丹告诉我，沉香市场鱼龙混杂，消费者难辨真伪，“花高价买假货”的情况时有出现。市场上诸如“雷击木”等被热炒的概念，更让初学者感到困惑。她以自家在海南和广东的林场为例解释道：“台风能吹倒树，但极难见到雷击木。更何况，树木受伤后结香需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怎么可能立刻做成手串？” 在她看来，沉香的未来，在于凝结其中的时间与工艺故事，破除信息不对称，比单纯推销更重要。

茂名电白区本就是 “中国沉香之乡”，有着1500多年的沉香采集、加工历史。当地经商氛围浓，很多孩子初中毕业就开始琢磨谋生。丹丹和弟弟早年间就跟着父亲，背着沉香样品跑遍全国 —— 去上海的珠宝店、北京潘家园的文玩市场，一家家找买主。

在直播兴起前，丹丹这样的商家在源头手上有好料，但找不到买主。是算法打破了这个僵局：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商家能直接触达精准客群，不用再依赖二道贩子、三道贩子；“有了获客渠道，有了卖货的路，生意自然就来了，日子也能过好。”

丹丹的成长轨迹，恰是这一传统的现代延续，通过直播间直接连接全国香友。丹丹的粉丝里，有一位累计消费超过20万元的老客户；还有一个爱香如命的客户，是丹丹老爸的铁粉，每年都从天津来广东的家里拜访。

丹丹的家族故事，也是茂名沉香产业的缩影。在丹丹爷爷那一代，老人们都是上山挖野生沉香换钱。到了丹丹爸爸那一辈，发展为种植，研究沉香树的嫁接培育，并在海南和广东拥有了家族的棋楠种植基地。

在丹丹的家乡，整个村庄3000多户都从事沉香相关产业。当地政府修建沉香博物馆、检测基地，成立行业协会，打造 “沉香第一村”“沉香夜市”。全产业链产值已超68.6亿元，带动了15万人就业。丹丹告诉我，现在去到茂名当地，很多台前的沉香老板都是像她这样的90后。

这是AI技术应用在信息分发领域的变革：算法让原本小众的文化找到了知音，让传统技艺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正如研究者赖楚谣所观察到的：自2022年以来，“短视频+直播”的电商产业链催生了直播村、直播镇、直播城的繁荣，在地域上形成集群效应。

浙江义乌市北下朱村，是算法时代的 “直播村模板”：高峰时期每天有超5000名主播开播；99栋楼宇底层的1200间店面几乎全是供应链商铺，上层住宅住满直播从业者。另一个是江苏连云港的海头镇，著名海淡水养殖之乡。以前年轻人大多“子承父业”出海打鱼或是做海鲜零售。而短视频和直播让海头镇的海前村变了样 —— 它成了区域内最大的海鲜集散地，人、货、信息在这里高频流动。

热闹的北下朱村

在上述两个直播村做田野研究时，赖楚谣见证了直播和流量留在人身上的印记：人们对爆款的追逐是近乎狂热的，吃饭喝酒、饮茶、打篮球都在讨论直播技巧、货源信息、算法推荐规则。人与人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互相依赖、上下游之间需要紧密配合——无论做不做直播，几乎所有人都卷入其中。

1994年出生的张哥，是赖楚谣在海前村主要的田野对象，高中学历的他，身兼三职：短视频博主、主播、主播团队负责人。他和同行常常每天四五点就到工厂集合，一起看直播、选品，一天讨论几十次创作问题，直到深夜才回家，形成了紧密的 “主播社群”。

赖楚谣拍摄的主播创作者

在直播村，赖楚谣感受到算法的存在是弥散的、隐形的，它无时不刻地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日常和行动之中。在这里，算法是所有人需要去共同面对和适应的对象，大家也有共同的目标——都得在平台中挣到钱。也因此，人和人的关系里，既有竞争，也有集体协作。

这也是最让赖楚谣触动的一点。她的感受是，“创作者们永远处于变化的工作之中，永远要关注新的动向，永远需要自我更新。像我们父母那代一成不变的工作模式，在TA们身上已不复存在。我们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了。”

被看见之后

过去几年，由人的走红带动地区爆火的故事并不鲜见，丁真和理塘是最典型的样本之一。

2020年，19岁的丁真被正在采风的摄影师胡波拍下一段视频，发布在“微笑收藏家·波哥”的抖音号上。网友们观看、转发、在评论区热议丁真的帅气与淳朴。两个小时之后，这段短短的7秒视频，播放量飙升到一千万，也在此后，让丁真的人生和家乡理塘都发生了巨变。

丁真从放牛娃变成颇具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学汉语、上综艺、和明星一起参加活动，被官方点赞；理塘也从曾经的贫困县到如今的热门旅游地，从成都到理塘有了专线大巴，高铁也在建设中，5G网络全覆盖，满街都是民宿。一个广为流传的数字是，丁真为理塘带来385亿元的收入。算法放大了一个人在互联网世界的影响力，直观地将个体与地域的发展紧密相连。

35岁的衮衮，在理塘隔壁县城下辖的甘孜藏区的村子支教了十几年，是比原来的理塘更贫穷的地方。衮衮原本是大山的局外人，考上985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后，第一次来到这里，认识了同来支教的如今的伴侣，从最初教授汉语，转向为年轻人提供缝纫、唐卡绘画等职业技能培训。

周末，她家里总是挤满了来玩的学生，一次性给她展示很多有趣的短视频。会玩短视频和直播的年轻人们，成为一个个信息的窗口，在大山之外的人也在TA们的短视频里，看到甘孜藏区的生活一隅。

学生们的账号会关联闺蜜、兄弟、恋人、家人，把短视频玩出了朋友圈的感觉。学生们会发自己画唐卡的视频、自拍的照片；藏区很流行拍慢动作，从一个画面切到另一个画面，大家很爱玩转场定格；唱歌跳舞更是他们擅长的内容创作领域；评论区也总是夸夸氛围，年轻人们毫不吝啬给出自己的夸赞，宝宝好美，兄弟好帅。

随着信息的流动，城市里的新闻、热议话题也流动进了藏区。过去，很多信息都靠衮衮的讲述。她会给女生们讲互联网世界热议的话题。因此，当一位女孩发布穿着较为清凉的视频并声明“这是我的穿衣自由”时，她毫不意外，评论区也多是同学朋友们的支持。

衮衮（戴蓝色棒球帽）和学生们

学生们也会聊起丁真的走红，开玩笑让衮衮帮忙拍摄，还有人买过丁真同款蓝松石耳钉，坐等成为下一个幸运儿。不过在衮衮看来，他们把拍视频更多视为生活娱乐，而非成名途径。

在这个过程中，来自于人类的算法代码最终服务于人与万物的连接——不仅连接人与信息，也把广阔的世界带到求知心灵的面前。这种感受，科普作者@安森垚也有过。

他在贵州宁洱的一个小山村讲课时，遇到了一件让他既惊诧又感动的事。课后，一个当地小女孩主动跑来问他："非欧几里得几何和正常几何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两条平行线可以交汇？它和黑洞有什么关系？"

这个偏远山村的孩子，展现出了对前沿科学的深刻好奇。安森垚发现，偏远地区的孩子们已经在短视频的牵线下，突破资源的局限，对许多超出日常生活的知识都有了好奇心和兴趣：“越是角落的地方，越可能有对世界感兴趣的小天才。”

回到真实生活，衮衮支教的村子，男性多放牧、挖虫草，女性则很少外出工作，不少女孩初中毕业便早早结婚，难以拥有独立收入。正因如此，衮衮坚持“把女生教得凶一点”——教她们敢于说不。从她们的园地完成职业培训的几十名女生，大多已能依靠工作赚钱。她让女孩们明白：“你才是为家里带来最多收入的人，你做一年，比男人们打小工、挖虫草要赚得多。”

女性获得独立收入究竟意味着什么？赖楚谣在研究中发现，经济收入的提高，虽然并不必然使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但显而易见的是，这能提升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获得经济上的部分自主权。这既适用于算法世界，也同样适用衮衮所在的甘孜藏区。

在电话里，衮衮向我讲述了藏族女孩四龙巴珍的故事。她的命运原本早被父亲安排好，到寺庙出家，却争取到了学习唐卡的机会。她极具天赋，毕业后留下任教，不满二十岁就成为县级非遗传承人，是该地区第一个获得该荣誉的女性唐卡画师。后来她拿下甘孜州唐卡大赛第一名，被评为州级传承人，一幅小唐卡吊坠能卖到3000元。父亲不再干涉她的人生。色达喇荣寺五明佛学院也请她作画。她靠自己的笔，真正养活了自己。

画唐卡的四龙巴珍

在纪录片《再会长江》中，另一个女孩的命运也曾发生相似的改转。日本导演竹内亮特地找寻到当年的藏族女孩茨姆。她没有完全复制长辈女性们的命运，因为十年前意外跟着摄制组去了上海，她见识到了外部世界的样子，十年后真的如愿在家乡开起了民宿。

但她身上仍留下了旧世界的痕迹，经历了传统的包办婚姻。比她小十岁的妹妹命运则不同。家长们对儿女的婚事不再像当年那般强势。她的妈妈说，因为后来会看抖音之类的短视频，放弃了传统观念，不再干涉妹妹的婚姻。

算法带来的改变，从来不是单向的 “外界看藏区”，而是双向的 “彼此看见”。对藏区村民来说，算法让大山的美与生活被更多人看见，外界的好奇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资源；对藏区里的人来说，短视频与直播是他们看世界的窗口，让他们知道外面的多彩世界 —— 这种双向连接，最终落在了 “改变现实”上。

藏区的变化始于交通：2013年衮衮赴支教地，从成都出发需三天，最后几十公里悬崖路得靠车身倾斜通行，耗时4小时；2022年道路修好后，那条路的通行缩短至半小时。衮衮支教的县城不在热门川藏南线，四周环山无草原。她深知藏区日常与城市遥远，却更清醒：外界的关注远不及学生能赚钱、过得好，来得实在长久。

当地各级文旅都在努力“打造下一个理塘”，拍宣传片、推网红局长。可她明白，真正重要的不是被看到，而是在这里生活的学生们能否真的赚到钱、生活得更好。丁真和理塘的走红完全是偶然，衮衮觉得，这难以复制。

正如藏区需打通交通通路才能连接外界，知识传播也需破除地域、资源壁垒，让偏远之处触达有用信息；而衮衮对 “学生实际生活改善” 的重视，恰是普惠的核心 —— 它不追求表面的 “被看见”，而是以切实生活为目标。

她还有一个深刻的提醒：“藏族同胞并不一定需要‘走出大山’。他们有信仰，能歌善舞，虽然条件艰苦，但内心快乐、精神丰盈。我们不应以俯视的眼光看他们，而是要尊重他们的文化，理解他们的选择。”

每一次雨后的彩虹、夜晚的银河，仍会让她和当地人一样由衷欣喜。生活在这里的人并不会对随处可见的美景也习以为常。那种快乐，只与生活本身有关。

比技术讨论更重要的事

进入田野调查的第二个月，赖楚谣就意识到，自己最初的研究设想被打破了。

博士开题时，她计划从情感理论切入，探讨创作者与粉丝之间的情感联结、社群互动。但现实给了她不同的答案——每当她试图探讨情感话题，创作者们总会不自觉地把对话拉回“限流、爆款、涨粉”这些更迫切的问题。

“算法”这个词对大多数创作者而言，依然抽象而遥远。这个源自12世纪西班牙的数学概念，在直播间里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几乎没有人能准确说出算法的定义，反而会反问赖楚谣：“我更关心怎么把流量做高？”

另一个有意思的观察，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董晨宇。他在对创作者的调研中发现，真正的头部创作者很少纠结算法规则，他们更关注对标账号的动态、什么内容正在走红。他们的核心始终是内容本身。

在赖楚谣的56位核心访谈对象中，成长背景、年龄、教育程度各异—— 从高校博士到乡村主妇，从企业职员到自由职业者。每个人对算法的理解各不相同。

33岁的苟先生是高校教师、工学博士。带着技术背景进入短视频领域的他认为，算法通过流量分配这根“无形的线”，深刻影响着创作者的选题、更新频率甚至表达方式。

而在算法设计者眼中，故事是另一个版本。几乎所有技术人员都认为，算法只是人类达成目标的 “工具”。他们能设定算法的核心目标（比如 “匹配用户兴趣”），但具体规则会根据数据实时调整，不存在 “操纵” 的意图。

算法技术管理人员张先生在与赖楚谣的谈话中，12次提及“算法与人的关系”，反复强调：“算法没有偏向，有偏向的是设计它的人”“算法是梯子，没梯子也能爬，有梯子爬得更快。”在他们看来，算法始终是工具，服务于人的目标。

随着机器学习的发展，算法已进化到无需理解内容语义，就能直接预测用户行为。但即便最优秀的工程师，也难以完全解释某条视频为何被推给特定用户。

面对“算法是否在操控我们”的疑问，赖楚谣给出了包容的解答。“对抗思维可以理解。新技术出现时，人们总会本能地感到威胁。”但她更关心的是：当算法落在每个普通人身上时，究竟意味着什么？

丹丹的回答很直接：“我不知道算法是什么，但我能感知流量。流量好，我就能卖货。”这种朴素的认知，恰恰揭示了算法最真实的价值。

赖楚谣深深理解这种 “务实”。在她的访谈和写作中，她特别强调两点：创作者的“努力”，以及中国人在改善生活上极强的内驱力。参与直播、适应规则、争取流量，在她看来都是“为更好生活奋斗”的一部分。

赖楚谣

“被看见只是一种可能性，”她说，“但很多人就已经拼命从中蹚出一条路。不需要每个人都成功，哪怕只是一点可能性，就足以给处境相似的人带来希望。”

这份 “希望”，在每个人心里有着不同的模样。丹丹的希望，是在靠近大马路的地方，建一座属于自己的沉香大展厅 —— 展厅外连着林场，每年定一个日子，把全国的香友粉丝都聚过来，煮茶、品香，以香会友。

对三妹和丹丹这样的普通人来说，算法的价值远超越商业逻辑的“流量分配”。算法连接了人与信息，也连接了人与人。无论是沉香的香气、山货的滋味，还是三妹的日常、藏区孩子关心的热门话题，在算法出现之前，它们常常因地理距离、阶层差异、资源壁垒而被隔绝。

但现在，生活似乎真的不一样了。三妹告诉我，为了直播，她在2023年买了一台苹果手机，花了8千块，因为拍视频内存要大。她想要视频做得更好，卖更多的农产品。她还想开一个民宿，有个农家小院，让大家能去她的村里看看。

和三妹聊天时，她大多在讲乡村生活和家人，那是她更熟悉的世界。三妹家四面环山，对面是梯田，门前是一条小溪，家后面是唯一一条通往县城的马路。进入九月，马上要到打谷子的日子了，到时候早上起来一推开门，三妹家就能闻到稻香味。聊得开心时，常常蹦出带着贵州方言的语气词“妈耶！”她也爱笑，说起自己的糗事会笑，谈到变好的生活也会笑。

三妹居住的村寨景色

前几年，三妹曾被短视频平台邀请来过北京。车子开在北京的街道，三妹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心情，只觉得眼前的城市好大、好平、好宽啊，人也很多。

电话快结束的时候，她说起自己的心愿：想再走出大山一次，去上海，看看只在别人旅游视频里见过的东方明珠。那是算法带她看过的世界。

昨天傍晚看到公众号关注列表显示有个账号注销了，点开一看竟是“张3丰的世界”。号主是张丰，他在成都媒体干了十五年，近几年主要写公众号，前年在二仙桥开了个书店，叫“有杏书店”。从传统媒体到自媒体，再到书店，张丰都在做一个事情：

为美好发声。

我不知道张丰为什么会“自主”注销那个账号，截了图想问问他，在将要发出去的那一秒，我取消了。我想，或许“不该问”。

在成都的时候，我时常去有杏书店，点一杯拿铁，再找一本书，坐一小会儿。这里的咖啡好喝，书也好看。成都有这样的书店，我感到有幸。

开书店是一个冒险的行为。特别是像有杏书店这样不搞网红打卡，不打情怀牌，只是认认真真地开书店。那就更难活下去了。记得刚开业的时候，书店一杯拿铁只要十多块，后来好像是涨了价，但也没有超过二十块。张丰清楚地知道，独立书店靠卖饮品是活不下去的，靠卖书则更不行。有杏书店却活了下来。我感觉它甚至可以很好地活下去，像成都的茶馆那样，成为一张名片，到时候外地人去成都不只是为了茶馆，还有书店。

让有杏书店活下来的秘诀是活动。一场场高质量的活动。张丰把那些真正用心生活，用心记录的人请到书店来，和大家摆龙门阵。林小英、王笛、劳东燕、亚当·图滋等名字，都曾在二仙桥的夜空里闪闪发光。去年他也叫过我，我说我不知道讲啥，他说就你拍的那些照片就可以。我让他先和身边的朋友约一场，讲讲自梳女的故事。她来成都参加摄影周，过几天就走了。最后由于时间确实太仓促，这个朋友的分享也取消了。而她在摄影周创作的作品，同样被取消了，我们抢在组委会之前，救了一批实物，放在了有杏书店的外面。她的作品，是关于采耳，关于交流，关于倾听。这个城市需要更多耳朵。

现实很难。

今年成都的独立书店，陆续关了不少。每一次张丰都鼓足勇气在公众号“告别”，试图留下点什么，向以后证明它们真的存在过。

直到今天傍晚，真的告别了。

有杏书店也要关了。

这下张丰可以真的喝茶了。

这一切都是在我离开成都之后发生的，我并不在场，我最后看到的成都仍是美好的。如今马上又要回去了，我得先和过去的成都告别，或许张丰点下“注销”按钮时，也是这样的心情吧。

而那些发声过的美好，自然随着一起注销了。

至此文毕，乙巳蛇年九月初九，重阳。龙亦写于西双版纳。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中国新闻周刊｜“看着满院发霉的玉米，想哭也哭不出” ，黄淮秋收调查

9月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降雨天气。长期阴雨天导致农田受损严重。

一些当地农民发布的视频显示，本处于丰收季的玉米、花生等作物已在庄稼地里发霉。

对此，《中国新闻周刊》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看着满院发霉的玉米，想哭也哭不出” ，黄淮秋收调查》，该文在微信平台遭到删除。

文中写道：

河南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之一，周口是河南第一产粮大市。张先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承包了约90亩地，其中三十多亩种了芝麻，五十多亩是玉米，“20多天前就熟了，但雨一直下，有的穗上发霉了，有的籽粒长出了新芽”。

类似的秋收困境在黄淮地区多地重演。陕西的华西秋雨从9月2日开始，至10月11日，已持续38天。10月1日至12日，山东出现连阴雨天气。截至10月13日，山东省农田过湿面积7650万亩。多地农户普遍反映玉米减产两三成，湿粮、霉粮收购价不足每斤五毛。

没有机器，小农户能人工抢收。但连阴雨下，晾晒、烘干、防霉成了难以跨过的坎。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河南、山西、河北等地公布了烘干机粮食烘干服务点信息。不过，多地农户向中国新闻周刊反映，“烘干站大多也是收粮点，只低价收湿粮，不帮烘干，不想低价卖就只能砸在自己手里，湿粮问题还是没解决”。

从9月下旬起，张先生每天盯着天气预报，雨一场接一场，“洼地水深有30公分，机器进不了地，再心慌心疼也只能干看”。所幸芝麻卖价稍高，为减少被泡坏的损失，他狠下心雇了十余名工人，日薪80元，连干两三天，“一点点从烂泥里拽出来”。

张先生给中国新闻周刊算了一笔账：承包费每亩1200元，一年两收，分摊后约600元。夏季大旱时玉米地浇了六遍水，电费、柴油和人工近万元；加上种子、化肥、农药，秋玉米成本每亩约1300元。

然而，玉米产量和价格都在下滑。张先生说，往年玉米亩产1000至1300斤，收购价约1.1元，今年部分玉米霉变减产三四成，亩产预计800斤，“霉玉米每斤5毛多，潮粮也不过6毛”。他粗算了一下，每亩亏损至少五六百元。

[…]不仅是包地户在泥里发愁，小农户也在苦撑。河南商丘永城市有农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收割机进不去地，父母花了五天时间，从天亮忙到夜里11点，终于在10月5日徒手掰完了7亩玉米，“全是用盆在水里划着运出来的”。

在河南许昌，家里有四亩地的林利（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地有人抢收时因霉菌中毒，被送至诊所急救。自家的玉米也发霉，看着满院发霉的玉米，想哭也哭不出。最后卖了四毛一斤。而花生雇人成本高，有农户干脆放弃，“发视频让别人去水里捞，发芽的就炒菜吃”。

安徽、山东部分县市亦是如此。亳州有农户对中国新闻周刊称，家中玉米减产近一半，发霉后每斤只卖三毛钱，“不卖又怕全烂在手里”。

二、三联生活周刊｜河南60年一遇“烂秋雨”：农户夏天抗旱救活的庄稼，泡烂在地里

《三联生活周刊》同样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报道河南作物被淹发霉之事。但该文同样遭到删除。

文章写道：

雨还在下。10月17日，河南南阳市社旗县郝寨镇的村民张秀从家里望出去，一片“沟满河平”。从前一天夜里开始，大雨不住地往下泼，田间道道深沟涨起水，漫溢出来，“下得满满的，都分不清哪个是路哪个是沟了”。张秀看得心焦，她惦记着家里还没收割的29亩玉米地，但雨大得她不敢出门。

进入9月以来，河南的这场秋雨已经下了四十多天。本刊采访的多位农户都没有想到，这场雨会下这么久。其实对于起初的几阵雨，农户们是有些高兴的，觉得能缓解持续整个夏季的旱情。但到了9月中旬，玉米成熟该收割了，雨却还在下，眼看着玉米杆子泡在水里，叶片变得枯黄，剥开外皮露出的玉米棒子已经发霉长毛，张秀开始着急，她等不到放晴，冒着雨和老公婆婆掰完了一亩多地的玉米。阴雨天还在持续，张秀家还没来得及收剩下的29亩玉米，紧接着，花生也在9月下旬成熟了。为了不让花生全部沤烂在地里，她们只好先去收更值钱的花生。

土壤过湿，轮式收割机的轮胎会陷进地里，惯常的机械化作业此时不太行得通，很多农户只能自己徒手收割。张秀穿着胶鞋踩进花生地里，半条腿深的泥巴一下子灌进鞋里，感觉一只脚有四五斤重，走不了路，只好脱掉鞋子光脚下地。也没法蹲坐，张秀只能弯着腰一株一株费力把裹着泥块的花生薅出，指甲都被磨断。一天下来，她的腰比肌肉拉伤还疼，晚上睡觉要固定一个姿势，动都不敢动。

收割手成为秋收期间最忙碌的角色之一。河南驻马店市的陈丽和丈夫拥有一台能下湿地的履带式收割机，这一个多月来四处奔波，每天都睡在车上，“不是通宵也是加班”，一天能收割五六十亩地。地太湿，收割起来负荷大，履带等配件损耗翻了三四倍。在河南省内，陈丽夫妻帮收割的基本是玉米，很多都霉烂发芽了，想起她就忍不住叹气，“今年真的不容易啊，玉米收出来跟羊屎蛋子一样。”

三、情况有点复杂｜四川绵阳：两份投诉浮现一场被忽视的致命污染

留言对象：四川省委书记王晓晖

“朝*磷肥厂污染我们的农作物和我们老百姓的身体，几个月了越来越严重，到现在还没给老百姓一个处理方案，他们又在开始生产了 2025年8月13号，农作物大面积受伤害，直到10月9号早上老百姓呼吸磷肥化工厂的气体，又一次出现烟雾刺鼻，10月10号早上竹林树木叶子全落，希望领导重视。

留言对象：四川省绵阳市委书记左永祥

“绵阳市安州区秀水填*工厂污染，绵阳市安州区秀水填石红村农作物受污染和老百姓呼吸困难，希望上级领导重视。”

以上两则投诉留言来自四川政府网站。近日，微信公众号“情况有点复杂”发布文章从这两则投诉讲起四川省污染问题。但该文遭到删除。

朝阳磷肥厂卫星图

文中写道：

投诉显示，污染对农作物和居民身体的损害已持续“几个月了，越来越严重” 。这表明工厂的污染物处理系统或日常操作可能长期处于低效状态，导致污染物以较低浓度持续泄漏，引发了居民和农作物的慢性中毒症状 。

至关重要的是，投诉明确指出，在农作物已“大面积受伤害”的情况下，工厂于 2025 年 8 月 13 日“又在开始生产了” 。这一重启生产的决策，发生在明显的生态损害信号之后，构成了直接导致后续急性危机的管理疏忽。

2025 年 10 月 9 日清晨，居民报告呼吸到“烟雾刺鼻”的气体，并出现“呼吸困难” 。这种急性症状与接触高浓度刺激性酸性烟雾（如正磷酸雾或氟化氢气体）所致的急性呼吸道损伤一致 。

次日，环境损害爆发至最高级别：“竹林树木叶子全落” 。这种现象标志着排污控制设施（如关键的洗涤塔）发生灾难性失效，导致高浓度剧毒气体瞬时排放。

“竹林树木叶子全落”：远高于二氧化硫毒性的释放

朝阳厂作为磷肥制造企业，其生产工艺决定了其排放的特征污染物。磷矿石在酸解或高温处理过程中，会释放出具有强腐蚀性和高毒性的氟化氢（HF）气体 。

科学研究表明，氟化物对植物的毒性远高于二氧化硫等常见工业污染物，最高可达 20 至 300 倍 。因此，10 月 9 日的“刺鼻烟雾”被高度判定为高浓度 HF 泄露，这是造成随后大面积生态破坏的唯一合理解释。

“竹林树木叶子全落”是环境毒理学中对遭受急性高剂量氟化物中毒的典型、灾难性反应。氟化氢气体在植物体内积累，会造成细胞膜结构严重破坏。同时，它会异常激活植物体内与叶片脱落相关的纤维素酶 ，导致植物被迫在非季节性启动叶片与枝条的分离，以抛弃积累毒素的叶片。 石红村地处农业区，这种完全脱叶现象，意味着污染物浓度达到了植被的急性致死剂量，导致农作物和经济林木的光合能力瞬间丧失，造成彻底的、不可逆转的经济损失。这种损害的修复成本极高，并且周期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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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能量信息茧房……

10月25日，中共20届四中全会闭幕不久，北京三里屯街头有抗议者在一栋建筑上挂起了两面横幅：“共产党的本质是反人类的邪教，它们必将给中国带来无尽的灾难”、“开放党禁，自由组党，自由竞争，自由选择，建立自由，人性，法治的新中国。”两则横幅末尾均有署名“pque2025”。

下图为网友详细标注的事发位置：

从现场照片可以看到，抗议者疑手举扩音器在二楼高喊口号，横幅的下方有人群在一楼围观。据推特用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分享的后续：横幅最终被保安没收。有许多网民对这位抗议者的安危表示担忧，认为他极有可能当场被捕，并面临着长期刑事拘留。

10月26日（北京时间），中国数字时代将横幅内容制作为了“每日一语”。

近年来，此类型的抗议事件多次发生，网民大都称抗议者为“勇士”。

2022年1月14日，深圳罗湖口岸一抗议者举出“打倒习近平，捍卫改革开放！”的标语，并高喊“反对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反对修改宪法”等口号。这名男子很快被至少六名公安联手制服，全程有大量民众在旁围观。这名男子的身份不明下落未知，许多网民将之称为“罗湖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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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13日，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四通桥上出现抗议标语：“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2025年10月13日即“四通桥抗议”三周年纪念日）

不久后，四通桥抗议者的身份被确认——名叫彭立发，网名“彭载舟”，黑龙江人。长期关注中国抗议事件的推特账号“昨天”披露称，在被秘密羁押两年多后，彭立发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和“纵火罪”判处九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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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21日，山东济南市内万达广场大楼外墙出现了“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的大幅标语投影。抗议者柴松（河北人）在取道中南美洲赴美走线途中，以远程遥控方式启动了预先设置在出租屋里的投影仪，完成了投射标语展示。这种更低风险的“科技反共”方式后来受到了效仿。

2023年6月22日，北京大学校园内出现抗议标语“废黜一党极权，拥抱多党制度”，抗议者最终被学校保安带走。这名抗议者还主动留下了自己的YouTube/Twitter账号，根据网络检索得知，账号持有人或名为“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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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30日，湖南娄底新化县一座天桥上，有人挂起与北京四通桥抗议类似的横幅，并用音响大声播放录好的音频“要自由，要民主，要选票！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抗议者后来在网上公开了自己的身份：22岁的湖南娄底青年方艺融，曾参与过白纸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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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4月15日，四川成都茶店子客运站附近的一处人行天桥上，有人在凌晨时挂出了三条白色竖条幅，上书呼吁中共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之后，推特账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昨天”均表示收到了抗议者本人的私信投稿，包括其身份证照片。在确认抗议者失联后，人们才得知抗议者为27岁的四川沐川县人梅世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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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7日，昆明抗日胜利纪念堂门口，一名男子举起写有“习近平走人”的横幅；8月9日，苏州万象城，一位外卖员背着白板，上书“权力只会对它的来源负责，中国人民需要选举权”。这两起事件的抗议者身份不详。

2025年8月29日晚，重庆大学城熙街的一栋高楼外墙，突然出现巨幅投影标语，包括“打倒红色法西斯，推翻共产党暴政！”“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自由不是恩赐要去夺回！”“起来吧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反抗夺回自己的权利！”等。抗议者戚洪（重庆人）坦言受到了柴松、梅世林的启发。由于这起抗议事件准备充分，因此在海外平台得到了巨大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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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梅终于等来了一个晴天。玉米地里，收割机轰隆作响，她弯腰捡起一个玉米棒子——个头小了些，但颗粒金黄，揣进兜里，另一只手拿着空的化肥袋。

她从地头走来，穿着咖色的厚夹克，“现在都霜降了，麦还没种上呢，玉米还没收，往年晚麦都种上了，现在只能等着。”她对《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说，并拨开手里刚捡的这棒玉米，“芯已经霉了，往年的玉米可比这大多了。”

家在河南周口的张梅种了50亩玉米。几个月前，为了抗旱，她曾与丈夫没日没夜地到玉米地里浇水，“浇完这头浇那头，很多人晚上都搁地里不回家。”从大旱中救活的玉米，到了秋收时，却被连日的阴雨淹了。玉米泡在地里，机器进不去，只能人工收。不少农民走进地里，用盆、桶，甚至船，在阴雨中抢收玉米。

河南省气象台的监测显示，2025年9月1日至10月中旬，河南全省平均降水量达349.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6倍，创下196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同期之最。这场雨的波及范围极广，河北、山西、陕西、山东等地均不同程度受灾。

▲2025年10月26日，河南周口，张梅在还未收割的玉米地里 图/本刊记者 刘璐明

收割机在地里转了三圈，又开走了，“不敢收，里面都是水，俺就是打圈收一下。”张梅又去掰下来几棒玉米，有的发芽，有的发霉。

极端天气的背后是对农业体系的考验。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告诉《南方人物周刊》，这次多年难遇的秋雨既是自然事件，也是一场系统性压力测试，暴露出农业基础设施和应急体系的不足，提醒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农业体系的基础能力和适应能力。

从大旱中抢回来的玉米泡在阴雨里

在张梅的印象中，这场阴雨持续了一个半月多，晴了几天之后，又开始下雨，路上晾晒的玉米只能淋在雨中，“捂起来发芽更快。”

张梅也是一个养牛专业户，家里五口人，有5亩地。从养牛开始，为了节省饲料钱，她开始承包土地，从5亩到十多亩，再到30亩。“就今年种得最多，增加了20亩，结果（要）赔钱，几十年也没这样过。”

几个月前，河南遭遇极端高温干旱天气，她和丈夫一起，每天在地里忙活，从天明浇到天黑。“前面浇着水，后面就旱了，浇不过来，旱得有的秆都没出把，正常玉米能长这么长。”她用手比划着。浇地雇人要200元一天，为了省钱，她每天都“扎”进地里，一遍遍地浇水。

终于等来的这场雨却把玉米泡烂了，收割机进不去，玉米烂在地里发芽。即便是收回来的玉米，因为得不到及时烘干晾晒，很多也发了霉。

她养了七十多头牛，本想着自己种地节省饲料费，“霉了，不敢喂。”他们0.5元一斤把自己种的玉米卖掉，再以1.3元一斤的价格买东北玉米喂牛。“发霉的玉米人家收走了弄啥呢，可能还是弄饲料。”

她算了算种地成本，50袋化肥花费7500元，玉米种子近4000元，打药三遍共3600元，浇地半个月，“该收了又淹了。”提起“靠天吃饭”，她表示反对。她觉得自己一直在为种地付出努力，旱了就浇水，虫多就打药，“不能靠天。”

近些年，虽然不是每年都风调雨顺，但都还足以应对。比如2024年雨下得大时，夫妻俩弄个电机抽水，抽了两天两夜；七八年前也有过一次，下了二十天雨，她把玉米花生拉到附近在建的二楼空屋里，晾了半个月，没有坏也不发芽。“但今年不一样了。”

从下雨那天开始，王根力一天要看几十回天气预报，原来一天只抽一盒烟，现在一天要抽两盒多。他今年50岁，家在漯河市舞阳县，是一个500亩地的承包大户，种了200亩花生，300亩玉米。十几年前，他在矿上干活摔过腿，“出不去了，才回来种地。”

地里泥深至膝盖，工人穿胶鞋拔不出，只能光脚干活。王根力给《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算了一笔账：土地承包费600-800元/亩，300亩玉米承包费约20万元，化肥6万-9万元，收割费3万元，还有种子和农药，三十多万元的种地成本；湿玉米直接售卖，一亩仅卖两百多元，算下来仅6万多的收入。

“收的连地租都不够，不用说买化肥、农药和收割了，今年的花生烂到地里，都发芽了，薅了的花生也没法从地里拉出来，里边全是泥。”王根力说，像他这样的承包户在当地还有很多，“一百个是有的”，还有人承包了一千多亩地。

张今家在河南南阳市新野县前高庙乡，今年已经70岁，儿子在村子里开诊所，他靠种地补贴家用。“我活到70岁都没见过这么长的连阴雨。洗的衣服很潮，晾不干。门前的院子里种的菠菜，9月底种的，到现在都没长出来。”

他和老伴开着三轮车，雨下小点就赶紧去地里，前后跑了一二十趟，“摘摘晾晾，都晾成黑的了。很多花生都泡在地里发芽了。干了的话再找个脱粒机打打。好的花生只能卖两三块钱一斤。”

不管阴天晴天，他都抓紧时间晾晒。往年一亩地的花生收入大概能有1200多元。张今介绍，一亩地需要两袋化肥共300元，还要买种子、打药、犁地，“不卖一千多都划不着，但现在都不知道收花生的人还要不要。”谈及明年，张今说，“不想种了，都老了。”

救灾、烘干的多重难题

受灾各省都在全力保秋粮保麦播，“整个国庆节到现在感觉一刻都没有停下来。”河南周口一位农业机械负责人提到。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工作人员告诉《南方人物周刊》，为全力抢烘抢晒，省财政紧急安排下达5000万元补贴资金，支持各地用于烘干机械奖补和秋粮收获补助。周口、开封、许昌市的财政分别紧急安排1000万元、500万元、350万元的专项资金，支持秋粮抢收抢烘和安全收储。9月下旬以来，河南全省新建烘干设施303台，新增烘干能力1.2万吨，总烘干能力达37.5万吨；全省累计烘干玉米、水稻490万吨。

在加强改造和引进方面，河南省将履带式收获机换装割台纳入补贴范围，换装割台7014台；将轮式收获机械换装三角履带、加装驱动轮胎纳入省级补贴，改装1487台；省内调度履带式收获机5500台次，跨省引进履带式收获机3080台，以缓解抢收压力。

多项措施出台，的确为抢收助力，提高了烘干效率，确保“湿粮”变“干粮”。但以上措施主要惠及种植大户，不少农户向《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反映，烘干站大多是收粮点，部分烘干站出现拒收散户湿粮烘干的情况。散户量少，对烘干站来说烘干成本高，不少散户无奈只能选择低价将湿粮卖给收粮点。

家在河南周口扶沟县的刘丽家中有20亩地，机械不能下地，她就和家人一起手掰玉米、薅花生。她告诉《南方人物周刊》，“我们周围基本上没有人去烘干站烘干，直接就6毛钱（一斤）按湿粮卖了。本来就赔钱了，烘干（费）也比较贵。”

河南之外，山东、山西也分别拨付了1.5亿元和4000万元救灾资金，但大多都将补贴发放至提供烘干服务的企业。一位烘干相关负责人向《南方人物周刊》提到，“将补贴发给企业的确更有效，有助于提高湿粮转化为干粮的效率，降低烘干成本；农户谁烘干了、哪些没烘干，难以统计；烘干企业应该在收到补贴后，提高收购农户湿粮的价格。”

农民在雨中抢收回来的粮食，大多堆放在家中。刘丽提到，之所以未能在收回来之后直接将湿粮卖给收粮商，是因为不是每天都有人收，自家也没有烘干设备。

钱龙指出，在补贴政策的设计上，一些获得补贴的烘干企业仍存在压价收粮的现象，农民并未直接受益，这一现象值得深入思考。可以考虑优化补贴机制，例如像耕地补贴一样直接打款给农民，根据损失面积发放烘干补贴；或对烘干企业实施绩效补贴，依据服务农户的数量和质量发放激励，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还可以试点“补贴券”机制，让农民凭券在烘干点使用，企业再向政府兑换补贴，实现企业与农户的双赢。

张良是河南漯河市某乡镇的副镇长，自家也种着4亩多的花生。“地里黏糊糊的，踩进去拔脚都费劲，三轮车根本开不进去，只能蹲在泥里、弯着腰一点点薅。”

在该镇，百分之八九十的土地都种花生。张良解释，主要是种花生收益要比种玉米高。在今年的极端天气之下，种粮大户受影响很大，往年他们靠花生摘果机收地能省不少事，今年却只能大量雇人，“人工的工钱比较高。”

张良介绍，该镇没有烘干设备，最近的烘干机器在周围镇上，但没几户农户愿意拉着花生跑那么远。“大部分农户不想烘干，因为烘干还得掏钱。”他坦言，烘干设备属于企业所有，“人家不会给你白白浪费烘干设备，浪费电。”大多数散户宁愿把花生摊在地里、院子里。

为了让农户尽快处理收获的花生，该乡镇也临时放宽了晾晒限制。往年出于交通安全考虑，公路上基本不允许晾晒粮食，“今年遭了天灾，总不能不让群众处理收获的粮食吧。”如今各村的开放式广场、道路两边，全摊满了刚收回来的花生，“大家天天盯着，就怕再下雨。”

▲河南周口，发芽的玉米 图/本刊记者 刘璐明

极端天气频发，农业面临系统性挑战

钱龙告诉《南方人物周刊》，黄淮海地区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这次秋雨造成的灾情对粮食产量肯定有一定影响，但具体损失目前还难以准确评估。“从区域来看，受灾情况存在明显的不均衡，一些地势低洼或品种敏感地区受损较重，而部分区域较轻。此外，受灾程度还取决于各地的应急水平，比如烘干设备调度、基础设施与排水能力等。”

这场雨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他指出，2025年，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偏北、强度偏强，导致暖湿气流长期滞留在黄淮海上空，打破了往年秋季干燥凉爽的气候格局。台风“海葵”等残余环流北上，带来了大量水汽，与冷空气交汇，进一步加剧了降雨的过程。叠加全球变暖的背景，过去认为的“小概率事件”，未来再次发生的概率逐渐增大，并可能逐渐成为“新常态”。

“从根本上看，这次灾情既有自然因素，也暴露出农业基础设施和应急体系的不足。黄淮海地区以旱作农业为主，多针对一般性灾害做预案，对连续阴雨这种‘特大灾害’准备不足，排水系统、农机适应性都存在短板。轮式机械难以进入泥地作业，烘干设备覆盖率不足，部分农户仍依赖自然晾晒，连续阴雨导致粮食霉变严重。这次事件揭示了基础设施、机械体系、应急调度等多方面还存在一些薄弱之处。”钱龙称。

为什么在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农业仍无法改变靠天吃饭的现状？

钱龙认为，即使在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农业受自然系统制约的特性依然存在。科技进步能够减轻风险，却无法彻底消除“靠天吃饭”的现实，“农业本身是开放的自然系统，光照、温度、降水、风等多重因素交织，天然具有随机性和复杂性。科技能做的，是减少风险、提升应对能力。例如，改良培育耐旱、耐涝品种，通过遥感、大数据、人工智能实现精准的气象预测，以及通过人工调节如增雨消雨等手段减轻不利天气的影响。科学在农业应用方面的前景广阔，但不能完全消除农业风险。”

他指出，提升农业体系的“韧性”是未来的核心方向。韧性意味着在遭受冲击后具备抵御、恢复和再生能力。在硬件层面，应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完善沟渠和排水系统，科学布局烘干中心，提升机械装备的多样性和适应性。在软件层面，应健全农业保险体系，完善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的利益机制。在生态上，应适度恢复湿地和植被，增强自然调节功能。“只有将科学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制度设计与农民支持有机结合，农业才能在不断变化的气候中保持稳定和安全。”

▲河南周口，农机手驾驶收割机尝试收割玉米 图/本刊记者 刘璐明

冬麦晚播怎么办？

在实地走访中，《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发现，大部分农民还未开始播种小麦，不少人表现出焦虑的情绪。张梅的玉米地还没收完，地势低洼的仍存积水，她已经做好放弃这一季小麦的准备，“不行就等明年直接再种玉米。”承包户王根力也表示，“就看天了，天旱我还可以人工浇，下雨谁也挡不住。麦子种得晚，长得会稀一些，出苗的麦苗数量少。”

对此，河南农业大学教授、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原副组长郭天财告诉《南方人物周刊》，9月以来的连阴雨，导致收秋种麦茬口偏紧，多地农田土壤湿涝，部分田块积水，农机无法下地作业，给秋作物适时收获滕茬、小麦适期适墒整地播种带来极大困难。

但他也表示，晚播小麦不一定减产。他举例：2021年黄淮地区遭遇历史罕见的特大秋汛洪涝灾害，导致小麦大面积晚播，次年产量仍创历史新高，许多当年11月底播种的小麦“一根针”“土里捂”越冬，第二年亩产仍超千斤。这是因为冬小麦生育期长、自我调节能力强、管理回旋余地大，是世界公认的稳产高产作物。且已有完善成熟的晚播小麦“四补一促”应变技术，即选用晚播早熟的品种，适当增加播种量，提高整地播种的质量，科学施足底肥，加强冬春管理促弱转壮。

他指出，需要注意的是，越是晚播麦田越要提高整地的播种质量，“宁可晚种几天，也不粗耕滥种。”对田间有积水和土壤水分饱和的地块，及早排除田间积水，沥出耕层滞水，待耕层土壤相对含水量达到70%-80%，“手握成团，落地即散”，地表土壤露白、脚不沾泥时再整地播种。对11月下旬土壤偏湿、大型农机仍不能进地作业的田块，可用带有苗带旋耕功能的旋耕播种机播种或铁茬免耕播种等措施抢时播种。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人士向《南方人物周刊》表示，针对小麦晚播，已提前做好机械、技术、物资等方面的准备。河南将加大工作力度，确保麦播面积不减少，继续稳定在8500万亩以上，确保麦播质量不降低；指导各地制定小麦晚播“一县一方案”，保障种子、肥料等物资的供应，推广深耕整地、药剂拌种等关键技术；抓好“四补一促”技术措施的落实。

郭天财提醒，抗湿晚播小麦因冬前积温不足，根弱、苗小、分蘖少、长势差、抗逆能力弱，若遇冷冻年，难以培育壮苗安全越冬。据预报，2025年秋冬可能会有弱拉尼娜现象，要加强监测预警，提前做好防御冻害、干旱、湿涝等灾害天气的抗灾预案。

（文中张梅、张良、张今、刘丽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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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把书店的最后岁月记录下来。

昨天的推文，引起很大关注。有朋友传话，最好不要说“不可抗力”。

我删除了，这正好证明“不可抗力”的存在。

“那美好的仗我已打过”也不好，要删掉。

他们可能看“打仗”很敏感，书店要和谁打仗呢？其实，我更在乎的是“美好”这两个字。

昨天上午知道书店必须关门的指令，按照常理应该保持沉默，过几天再“平静告别”，但是，这不符合我的性格和习惯。

店员在等待，“是怎样的消息？”我回答：书店要关门，一个月内。

她们开始以为是玩笑，后来就不怎么笑得出了。

下午，王姐突然问我：李大双要再给书店送一些花过来，还要吗？

“当然不要啦。”

李大双是书店会员，她先生也是，他们甚至给刚读初一的女儿小熊也办了会员。

亚当·图滋的分享会，小熊用英语完成了提问。这个暑假，父母经常带着她来书店。父母以前在外地做生意，现在撤退到成都，可以好好陪她玩儿了。

小熊画了一幅画送给我。她很害羞，爸爸鼓励她：你自己送给张老师呀。

这幅画我很喜欢，这是她心中的书店色彩。有一次苏州的藏书家王道兄来到书店，他看到这幅画，还以为是绿茶老师画的。我告诉他，“这是另外一个画家的作品。”

有两次，他们是一家三口一起来书店听讲座，这是书店最美好的画面。

我觉得书店在今年有很大进步，就是来了不少小朋友——能让父母放心带着孩子参加的活动，能有什么问题？

以前在报纸做编辑的时候，曾做过几个有点“情色”的版面。有人指责：你这样的版面，能给孩子看吗？

当时很不以为然，后来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视角”：小朋友是衡量很多事物的尺度。

今年暑假，有一些小朋友来到书店，在书店做饮品，采访一个读者，写一篇作文。

这么密集接触小朋友，我还是第一次。昨天在群里看到家长反馈，才知道小朋友普遍喜欢这个活动。

你们的肯定，对我是很大鼓励。

然后又是抱歉。不过你们也会懂得，书店并没有这么容易，世界也是。

下午的某个时刻，突然看到了这篇文章《好了，今天就告别吧》。

呆住片刻，怎么说呢，从我知道这个书店起，就想可能会有这个结果，但它真的发生了，涌起的情绪还是这样强烈。

知道这个书店，是因为先认识了书店创办人张丰。

2022年和2023年我们有机会进行过两次长谈。在那个注定载入史册的时间段，张丰最打动我的，是他说：

某些东西，只有在你在争取它的时候，它才是最有意义的，如果我们觉得这些东西非常好，但却离开了需要它的地方，那你也就彻底放弃了对它真正的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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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又与一个认识张丰的朋友长谈，他说，我们的身边需要一千个一万个张丰，他站在那里，让更多人知道人可以活出人的样子。

有杏存在了两年多，今年，我愈加强烈地感觉张丰和有杏的行动几入无人之境。

勇敢是人类最珍贵的品质，张丰拥有这样的品质。

想起曾与一位坚持为学生做通识教育的高中老师聊天，他说，自从做了这件事，他再没得到过表彰。说完这句话他突然笑了，对我说：我突然想到，没有表彰正是对我最大的肯定。

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书店被消失，也正是她的荣光。

今晚，很多人为这家书店的消失而落泪，有人边走路边落泪，有人在地铁里落泪……

春天，杏花开时，我想自己能为这个书店做些什么，虽然人不在成都，我还是买了几张会员卡，请张丰转送给想参加书店各种活动但资金紧张的年轻人。

夏天，有朋友要去非洲做志愿者，我买了有杏书店的周边——极有特色的T恤做礼物，希望在遥远的非洲人们有机会看到三个中文词，简中世界终将拥有她们：自由 勇敢 独立。（购买方式见文尾）

秋天，我们收获着有杏越来越棒的活动。

冬天，有杏书店终于说告别。

在各种情绪退去后，我心中是从未改变的相信：去做，就是去成为。

张丰让更多人看到人可以活出人的样子；有杏书店的存在，则让更多人知道，这个社会的公共生活应该是这个样子。

有杏书店消失了，但新的一切，开始了。

图片是我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举杯，今夜，让我们再次举杯

致 永不消失的有杏
致 一个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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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洪范研究院举行了“如何看待和保障公民的旁听权”线上研讨会。刚被释放的吴云鹏观看了这场“因他而起”的研讨会，在个人公众号上发布了这场研讨会的“旁听记”。在文末，他自白：“我的想法很朴素，我喜欢追求真相，我旁听并记录法庭，是为传播法庭真相，也是普法，如此而已。”

9月10日，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法院，这是王颖超等人“涉黑”一案公开审理的第三天，吴云鹏消失了。为他准备的旁听位空了一整天。

他被公安带走的消息第二天才传开。年近六旬的吴云鹏寸头剃得极短，戴一副银框眼镜，经常出现在庭审前后律师们的合影中，因喜欢旁听案件和不少律师相识。

派出所人员告知前去探望的律师，吴云鹏被传唤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冒充被告人家属旁听，二是撰写的“旁听记”（公民在旁听过程中记录庭审的所见所闻）“内容不实”。吴云鹏现场则称，他自愿旁听，而旁听名单控制严格，为旁听冒充家属实属无奈，且他写的内容90%都是法庭上听到的确切信息。水瓶纪元获悉，吴云鹏在派出所待了二十四小时后，紧接着被通知治安拘留五天。

从公共法学_（Public Law）_角度看，法庭旁听是公民行使知情权的一部分，能提升、加强国家权力行使的合法性。受访律师均告诉水瓶纪元，在过去的几年中，为了减少庭审曝光度，大法庭改小法庭、法院提前派人占位甚至阻挠记者、律师旁听的事件屡有发生。一个极端案例是2024年12月发生的律师郭睿等人旁听“学力星球案”遭锡林郭勒法院法警喷辣椒水。

2024年12月25日，“学力星球案”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市法院第三次开庭审理，郭睿、杨晓、王兴未、李庆铎、冷慧5名律师到法院旁听时，被法警喷射辣椒水。（图_网络）

从进法庭被拦到法警与旁听者发生肢体冲突，再到写“旁听记”被拘，旁听权代表的社会舆论监督空间愈加逼仄。

“旁听士”被拘，律师被投诉

吴云鹏现年57岁，是青岛的一位法律爱好者。据其友人讲述，吴云鹏多年前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曾在体制内做工程师，退休后云游各地旁听案件，在个人公众号“旁听士”上发表“旁听记”和个人感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第九条规定，公开的庭审活动，公民可以旁听。旁听席位不能满足需要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的先后顺序或者通过抽签、摇号等方式发放旁听证，但应当优先安排当事人的近亲属或其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旁听。

参加庭审的一位律师告诉水瓶纪元，王颖超等人“涉黑”案开庭在大审判庭，旁听位充足，但法院仅分配给被告人家属三个旁听名额。

水瓶纪元获悉，此案开庭前，吴云鹏联系到被告代理律师张锦宏表示想来旁听。张锦宏考虑到被告家属所属地离法院六十多公里，且一般家属来不满三个，和家属沟通后，对方表示会来一人旁听，可以出让一个名额。张锦宏在微信的“案件沟通群”中给法院报上了旁听名单，其中包括吴云鹏。

王颖超等人“涉黑”案于9月8日开庭。该案2011年发生在河南滑县，2013年已作为行政案件结案，2024年9月，郑州市公安局认为该案涉黑重启刑事审查，后移送审查起诉。在9月8日和9日的庭审上，张锦宏等代理律师提出管辖权异议，被法院驳回。

9月8日和9月9日是庭审的头两天，吴云鹏凭身份证进入法庭畅通无阻。

就旁听情况，吴云鹏写了两篇“旁听记”，一篇阅读量几百，另一篇不超过两千，已全部被从公众号上删除。一位参与本案的律师向水瓶纪元确认“旁听记”内容确为庭审大致情况。“他（文中）所说的‘抢来的黑社会’，法院要强推案件，这可真不是他自己写的，都是我们在法庭上说的。”

第三天的庭审仍照常进行。参与庭审的律师看到，进入法庭前，吴云鹏也照常安检上交手机。进到法庭，他们却没看到吴云鹏。吴云鹏后来告诉律师们，法警把他从审判庭叫走了，先送到了刑警大队，到晚上又被送到了派出所。一位律师回忆，派出所工作人员告诉其他去探望吴云鹏的律师，“他们也不清楚这个案子，不是刑事，不是行政。”

但最后，吴云鹏被治安拘留五天。

前法官、现刑辩律师赵军则表示，吴云鹏一事中，法院管控旁听人员违反了《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审判公开原则。法律中明确规定，除涉及到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等不能公开审理的情况，其他案件都要公开审理。“公开审理是面向所有人的公开，不是附条件的公开，仅让被告人近亲属或者直系亲属旁听，这种限制明显违法。”

在赵军看来，吴云鹏旁听行为发生在法庭庭审过程中，“旁听记”直接和法庭审理相关，如果有问题，也应当由法院按照《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的规定来处理，该文件并未对写“旁听记”做出规定，“此事最后由公安来处理，处理主体是有问题的。”另外他还认为，旁听以及写“旁听记”都是行使公民监督权的一种形式，并没有违法，“不管是法院去处理还是公安去处理，将公民旁听以及写‘旁听记’当成违法明显有违常识。”

吴云鹏是9月16日从郑州市第一拘留所被释放的。吴云鹏获得释放后，才从派出所拿到《拘留通知书》。《解除拘留通知书》显示，他被拘留的原因是“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

2025年9月16日，吴云鹏被释当天，在郑州市第一拘留所门口展示其收到的《解除拘留证明书》。（图_网络）

帮助吴云鹏旁听的张锦宏也遭到律师惩戒委员会调查。接近张锦宏的人士透露，他被法院控告“邀请吴云鹏来旁听，把相关的起诉书等案件材料发给了他，还帮他修改文章、发布上网，恶意炒作案件”。

上述接近张锦宏的人士透露，法院控告张锦宏的依据可能是吴云鹏被拘留期间的口供。吴云鹏被释放后，拒绝了为张锦宏出面作证，或者行政复议澄清口供与事实不符，面对外界询问也公开表示不再回应。“他已向相关人员承诺不复议不诉讼”，接近吴云鹏的人士告诉水瓶纪元，吴云鹏已办理退休手续，如今靠体制内的退休金生活，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宽裕，孩子也还在上学。

当水瓶纪元联系到吴云鹏，他拒绝再提及旁听事件的细节。但他如此自陈处境：“我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我不能说的事，我就坚决不说，即便他们再逼迫我，我认为我应该做的事我也会做。有人说我的行为会使以后旁听变得更艰难，但我不慌，我有自己处理的权利和方法。个人的权利行使带来的外溢效应使得个人的事务公共化，而公共化就有可能使得其他个人的权利受损，这种相互影响避免不了，有人骂我，我选择不辩解。”

旁听、炒作与监督权

在赵军看来，法院管控旁听人员的原因很复杂，“最关键的一点，可能是为了防止旁听人员去传播庭审情况。有不受控制的旁听人员，公权力违法的情况就更容易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法院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因此表现出来就是拒绝接受监督。”

近年来，律师协会、司法局以“炒作案件”为由调查处分律师并不少见。

2021年，全国律师协会发布了《关于禁止违规炒作案件的规则（试行）》，该文件是专门约束律师利用网络或通过媒体违规给办案机关施加压力，影响依法办案的行为。“炒作案件”定义模糊为律师们所诟病。据《南风窗》报道，有律师表示，“‘炒作案件’总体上包含两个要件，‘恶意’和‘虚构事实’，‘恶意’比较难判断，标准有点模糊。”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曾询问一位司法局官员“什么是炒作”，对方也回答含混。

 “炒作案件”已经变成了悬在律师头顶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韩旭曾撰文指出，多个案件中已经显现出公权力“报复性投诉”律师的势头。“如果律师揭露的是真实存在的违法行为，不仅不具有误导性，还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如果律师指出超期羁押、不当羁押、刑讯逼供、非法取证、不正当分案、限制旁听、不移送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等程序性事项，不属于‘违规炒作案件’的范畴。这些均属于‘程序性辩护’事项，是辩护律师履行职责的体现。”

处理法庭投诉成为了律师们的沉重负累。“和我们打交道比较多的司法局处长都说，你们老是被公检法投诉，当事人从来不投诉你们。”一位不愿具名的刑辩律师说，被投诉后，律师要配合相关部门调查做笔录，写答辩材料，严重的可以被停业。一般律师会走内部控告渠道，给多级有关部门寄信、上访。“纪委、公安厅、政法委、人大的信访大厅我们全去过。”

即使律师是出于学习的目的，进入法庭旁听与自己无关的案件，也会和案件代理律师一样可能面临“炒作案件”的投诉——只要他们写了“旁听记”，对外披露庭审内容，即使案件是“公开审理”。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表示，如果律师旁听并未扰乱法庭秩序，法院无权投诉律师，如果律师写了“旁听记”，涉案当事人会以旁听可能损害其权利而投诉律师。

律师胡楠在洪范研究院9月26日举行的线上研讨会上透露，他与许多律师一起旁听某法院公开审理的一起诈骗案时，法警不允许记录，把律师们的笔和纸都收走了，他见势，偷偷把笔纸带进了法庭。后来，当他发完第一篇“旁听记”，该法院主管舆情的负责人找到他，起先告诉他“你写的‘旁听记’挺好的”，但话锋一转，表示不想让庭审内容散播出去。当他写完第二篇，该法院对他进行了投诉。“好在北京律协顶住压力，最终客观认定并驳回了投诉。”

胡楠将写“旁听记”看作律师辩护权的延伸，发布“旁听记”是“庭外辩护”的散播。“庭外辩护”将律师的辩护舞台延伸至法庭之外，通过在庭外发表有关其代理案件的事实、证据、法律法律适用及司法程序等方面的言论，维护刑事被追诉人的合法权利。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易延友曾撰文指出，在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基础下，律师“庭外辩护”言论是律师行使辩护权的表现，它是辩护权的内在组成部分。

“法院真正怕的是这个”，胡楠说，涉黑涉恶案件是典型的可以写“旁听记”的案件， “因为庭内基本解决不了问题”。

事实上，法院对旁听人员严阵以待并非普遍情况。作为前法官，赵军认为，大部分普通刑事案件，法院并不会限制旁听，旁听权受限的案件多是那些案件本身有一定敏感性，以及当事人或者家属在自媒体上喊冤引起舆情风险的案件。“他们（法官）觉得会有压力。”他指出，很多年前一些敏感的案子，法院也会安排一些内部人先去占位，“但就总数来看，并没有很多，可能一两百个案子里边有一二个，但这些年情况是否发生了变化，也很难说。”

赵军分析，法官限制旁听，一方面是体制内的自由度在变小，“几年前，可能法官们还发朋友圈，现在他们感觉环境不一样了，基本上就不发了，对案子应该也是一样的，以前可以旁听的，现在可能就不让了”；另一方面，对于移动互联网、自媒体的快速传播，法官肯定会有抵触心理和自我防备。

但他认为，既然是公开审理，法庭就要面对公众的审判，“旁听记”是未能参与旁听的公众了解庭审情况的重要渠道。“这不仅是《宪法》所规定的根本权利监督权的一部分，也是公众知情权的一部分。”赵军指出，法院如果不公平对待公众旁听权，“在这么小的问题上都不讲理，那你还敢期待当事人相信你在大的问题上、在裁判结果上、在其他更重大的程序问题上，能够依法处理吗？”

“最疼的软柿子”

受访律师普遍认为，近年来机构媒体对司法案件的报道越来越少，这就将律师和旁听者们推向了台前，他们作为“野生法庭报道员”，缺乏媒体机构支持，成为了“最疼的软柿子”。

在分享撰写“旁听记”如何规避风险的经验时，胡楠特别提到，要注意发布“旁听记”的舆论环境和时间点。“如果已经有机构媒体关注发文，旁听人员不首当其冲的时候，就相对安全一些。”

律师卢义杰做过多年法治记者，亲历了一些旁听权被限制的现场。他告诉水瓶纪元，2015年，某厅级干部的职务犯罪案件开庭时，他没有事先申请旁听，到达法院后，由于法庭严格核查旁听者身份，他未能进入。他获悉，同行的北京某媒体记者，事先向法院宣传部门申请旁听，但以旁听位置已满为由，未被允许进入。

同为2015年，卢义杰旁听另一厅级干部的职务犯罪案件时，同行记者有的亮出记者证，不被允许进入法庭，有的去法院宣传部门交涉，也未果。他观察到，拿到旁听证的一些当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不全程旁听，有家属因为无法进入旁听，在法庭门前带着哭腔恳求，此举感动了一位代表或委员，偷偷给家属塞了他的旁听证。这张旁听证就成了记者轮流旁听的证件。

2016年，某法院提审一起再审的重大刑事案件，社会关注度很高。卢义杰与多位同行记者进入法庭后，好几人很快被识破身份，被撵了出来。后来才知道，法院已安排人员在法庭隔位就坐，然后重点核查隔位之间的人员。记者们各显神通，有的趁核查完毕再次混了进去，有的坐在最后一排的工作人员工作区，最终听完了庭审。

卢义杰在2019年转行当了律师。除了提前制作旁听证、提前核实旁听亲友身份之外，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中原某省一起涉黑案中，法院事先拆掉了旁听席的多排座椅，然后以现场旁听席不够为由，将希望现场旁听的群众安置到视频旁听室。

卢义杰表示，如今的机构媒体愈发收紧法治报道。近年来，部分机构媒体受选题风险评估、报道尺度把控等因素影响，对庭审类法治选题的投入与产出显著减少，报道触角主动或被动收缩。原本由专业媒体承担的“庭审信息传递者”角色出现空缺，无法充分满足一些公众对司法信息的需求。

另一方面，他还指出，辩护律师发布信息的风险提升，面临“庭外炒作”“影响司法公正”等投诉风险，这使不少律师在公开庭审信息时也更加审慎，主动减少信息输出的频率与内容深度。

在卢义杰看来，“旁听记”对公共领域中流通的司法信息起到了补充作用。这类基于亲历视角的内容，可弥补官方通报的概括性，以及现实因素导致的专业报道的缺位，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舆论误解。

9月26日，洪范研究院举行了“如何看待和保障公民的旁听权”线上研讨会。刚被释放的吴云鹏观看了这场“因他而起”的研讨会，在个人公众号上发布了这场研讨会的“旁听记”。在文末，他自白：“我的想法很朴素，我喜欢追求真相，我旁听并记录法庭，是为传播法庭真相，也是普法，如此而已。”

水瓶纪元获悉，旁听被拘一事带给律界的震惊未消，但吴云鹏已经试着回到自己“旁听士”的轨道中，他仍坚持带着纸笔继续在各地法院庭审现场旁听、记录。

一是，经济观察报发表文章，标题就是立意，郑智化无需道歉。

相关阅读：经济观察网｜郑智化无须道歉

在这个撕裂的氛围下，官媒能发出这种直接表明观点的文章出来，已经很不容易。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份不容易，这篇文章引发了诸多理性人士的点赞。自然，也引发了那些眼里没有具体之人，只有假大空群体的谩骂。其实我一直不理解，为何有些明明是人，自己也是弱者，为何偏偏不去看到具体的人，对假大空却往往泪流满面。

二是，我上一篇文章的立意很明确，但有很多人其实并没有精力读完，以至于造成下面这位好友所说的景象：

在友圈看到几则帖子。

一则是下面这个博主发的，残疾人的尊严和屈辱，其实也是我上篇文章的表达。

还有下面这位，帖子是私信里好友袁纯发来的，

基本就是站在残疾者的角度在思考问题：

读完上面的两则帖子，基本也就能理解了当下的一些现状。要给残疾者一个出行的机会，要让他们有尊严的走出那个封闭的家。而这就是对人的包容和尊重。

三是，写郑智化的事情是有一点风险的，因为一个不注意就会被骂死：

在这之前他在评论区留言说：他道歉了，就是他错了。

在截图完这张之后，我善意的将他的评论给取消精选了，当然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他头像上的女儿。网络社会很复杂，你将女儿的照片做头像，微信名还带着自己的手机号，为人处事又是四处攻击辱骂他人，真要遇到较真的人，你分分钟都不知道灾祸来自于哪里。因为这一点，说实话我挺为他女儿感到悲哀的。

最后，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在路上，电脑都没电了，用手机敲的上面这些字，然后电脑打开来编辑，等一会要找个地方给电脑充电。我这一趟出行除了边缘群体那些家长的自私教育给我造成一些心理阴影之外，所眼看到的都是朴实，遇到的也都是善良的人。今儿上午，有一个老人家看我在车里编辑文章，看我的车牌是外地的过来与我寒暄，我说是采风写作的。老人家竖了大拇指，然后问我要不要到他家里接一杯开水泡茶。然后我爽快的跟着进去装了一大壶水，现在都又快喝完了。

作为感谢，我送给老人一大块没开封普洱，然后闲聊问到认识郑智化吗？老人说不认识。我说是个残疾人，因为腿脚不便轮椅无法登飞机，现在网上都在议论。老人说，是啊，残疾人，老人走到哪里都被嫌弃，我现在就在门口种地，人多的地方是不会去的。

谢谢！

01

昨天我写了一篇关于郑智化的作文，里面客官在评论区说到了城市盲道被占用的情况。然后，我在后台收到了这么一条评论。

我没有精选出来，但是不代表我没有看到这条评论。不精选，不是怕他，是为了保护他，不愿意把他的头像和微信名暴露在评论区。今天我发这个截图的时候，也裁去了他的头像和名字，但是保留了IP。

保留IP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大家因为某个地域吵架，我从来不搞地域之争，大家都是中国人，人口都在流动，一个IP代表不了什么。我是为了证明，这条评论不是我自己为了制造话题发的，我在重庆。

发这条评论的人，后台显示关注了我三年，昨天是他第一次留言，留了两次，都是针对“盲道”这个问题发表的评论，内容都差不多。

02

我是学历史的，以前我们学习的从猿到人的标志，是直立行走或者制造工具。直到几年前我看到一个讲座，演讲者说，她认为从猿到人的标志，是一段愈合的大腿骨。

她是这么解释的。

作为直立行走或者主要依靠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动物来说，一旦大腿骨折就意味着失去了全部的运动能力和大部分的战斗能力，在自然法则之下唯一的出路就是等死。

因为腿骨愈合至少需要好几十天的时间，一个丧失了运动能力和战斗能力的人，不可能在野兽攻击和食物匮乏的情况下存活那么久。只有你生活的这个族群，能够抽出力量来保护你和照顾你，才能保证你的腿骨愈合。

而这种照顾弱小、有同情心、互相帮助的群体，才能叫做人。

我惊呆了，随即表示认可。

03

很难想象，一万多年过去了，到今天，2025年，依然有人反对这种照顾弱小的理念，并且以之为荣，还要在公共网络平台上非常自信地发表出来。

从他的发言，所有人都能非常清楚地看出来，他是反对盲人出门的，原因就是盲人出行会增加需求，增加需求就要增加成本，增加成本就要让他产生损失。

按照他的观点，连盲道这种基础设施都不应该修建，因为这是一种浪费。他之所以还能容忍盲道，就是因为盲道的存在可以减少“内外舆论”。

所以，他的建议是，盲道就不应该修得好用，这样就能逼着盲人少出门。

盲人不出门了，那么就能减少全社会为了照顾盲人而修建的基础设置，这样就能节约很多钱。

而且，按照他的想法，一旦盲人外出了，就要“得寸进尺”地提出更多的需求，这些需求不但要花钱，而且还可能产生“更多的舆论”。

04

看完他的这段话，我甚至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来反驳。

有句话说得好：当一个勺子出现一个洞的时候，你还能试图修理它，但是当一个勺子全是洞的时候，你就没办法修理了，它就成了另一个物品了，叫漏勺。

我也觉得，当某个人的言论全是槽点的时候，就完全不用想办法去反驳他了，因为他已经是另外一个物种了，就是族人的大腿骨骨折以后，他是绝对不会去救助的那一类物种。

说不定还要把受伤的族人当成食物。

这不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人应该说出来的话，不管他是成年人还是孩子，都不应该。

我不知道他是在哪里学到的这一套理论，是自学成才还是高人指点，我唯一希望的是，他不要再继续关注我，我很害怕这种人。

05

我可能是一个悲观的人，我觉得，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避免不了自己成为“老弱病残”的情况。

就我自己而言，我自认为那么强壮一个人，眼睛动过手术，当过一周的盲人，手骨折过，靠左手吃饭打字换衣服，肋骨骨折过，起床都要花好几分钟一厘米一厘米挪，跟腱断过，一只脚蹦过一段时间。

昨天在评论区里，也有不少朋友分享自己受伤的经历。

我们不要说什么悲天悯人的场面话，我们今天呼吁全社会善待残疾人，就是为了某天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家人行动不便的时候，能够享受到这些帮助和便利，而不是被人居高临下地指责“你为什么要出门”。

我懂他们的心态，一旦他们开始指责“你为什么要出门”并且被你接受之后，他下一步就会指责“你为什么要存在”。

06

我一向不喜欢在评论区跟人辩论，我一直都觉得，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这句话用重庆话读押韵一些），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有。

我觉得很害怕的是，这样的人关注了我三年，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关注我三年究竟是要干嘛，从来没有讨论过历史，也没有聊过跑步，唯二的留言都是反对盲道和盲人出门的。

我不知道我的客官里有多少这样的人，但是我希望你们最好还是离我而去，去到你们同类聚集的地方，不要到我这里来威慑我。我胆小，经不起吓。

最后啰嗦一句，我对开口闭口就是“内外舆论”的人，也同样很害怕。

你都不让盲人出门了，你还担心个什么舆论……

在重庆沙坪坝的城中村巷弄里，一块木牌上写着 “住宿：大铺8元，单间15元”。门框朽烂的旅店，像一块被城市遗忘的补丁，成为无数漂泊者的临时落脚点。

他们大多是干零活的，建筑工地上的、搬货的，天不亮就出门，天黑才回来。有的人住几天找到工作就走了，也有人一住大半年。就算攒下点钱，还是舍不得换贵一点的地方。15元的单间常常空置，8元的大通铺挤满了人。

每天凌晨五点，建筑工已经出门，到劳务市场等活儿。送外卖的小哥检查完电瓶车，也奔走在路上。没活儿的人陆续醒来，在旅店里刷着手机，各自寻找工作。

图、文、视频| 吕萌 剪辑| 杨凡羽 编辑| 陶若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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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挑选，被压价

凌晨五点，沙坪坝街道上，路灯在晨雾里晕开昏黄的光。巷子深处的8元旅店，已经亮起了灯。

旅店是三层老房子，穿过店外走廊进入客厅，白炽灯积了厚厚的油灰。桌上摆着前晚的剩菜，冰箱发出沉闷的嗡嗡声。时不时老鼠从角落里蹿出，又躲进了厨房。不到十平米的房间，弥漫着复杂的气味——墙皮渗出的霉味，厨房的饭菜味，还有经年不散的烟味。

客厅旁的住宿间，几个赶早工的建筑工人已经醒了。他们轻手轻脚坐起来，怕吵醒别人。房间里鼾声此起彼伏，十多个人还睡着。郭明走出客厅，拧开水龙头。冷水冲下来，他接了一捧猛拍在脸上，困意全无，又漱了漱口。

他的目的地是沙坪坝劳务市场，离旅店一公里。按往常，他不必来得这么早。做江湖菜的厨师，通常要到九点以后，才会有餐饮店老板来招工。而眼下，郭明已经很久没接到像样的活儿了。往日的经验，在漫长的等待面前已经失效，他只能跟着零工们的节奏，天不亮就出发，来市场碰碰运气。

人力广场上，已经有三四百号等活儿的工人，背着工具包，望着每一辆可能停下的车。郭明蹲在一家还没开门的店铺台阶上，身前摆着用香烟纸壳做的简历。每当看到穿着整齐的人走进广场，他便立刻起身，跟着人群一起围上去，看看是不是来找厨师的老板。

凌晨五点多，重庆沙坪坝劳务市场等活儿的人。

招工的人被围在中间。

郭明是万州人，在重庆做厨师十多年，也是八元旅店最久的住客之一。十年来，他的生活像候鸟一样规律：每年春节过后从万州老家来重庆，在旅店落脚找活，八月底回老家帮父亲收稻子，稻谷进仓后再返回沙坪坝，继续打工。

刚来重庆打工时，他听说沙坪坝有三十块一晚的住处，沿街找了半天，才找到一间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个行李箱的小单间，住了半个月。后来，有人告诉他巷子里还有更便宜的——单间十五块一晚，通铺只要八块。他在巷子深处，找到了现在的八元旅店。此后，这里成了他在重庆的固定落脚点，也成了漂泊的圆心。

看招聘信息的郭明（中间穿条纹T恤）。

郭明站在店铺前，时不时朝远处张望。

郭明手举牌子等工作，四周都是和他一样来找活的厨师。

今年春节后，郭明照例来到重庆，但找工作并不顺利。从年初到九月，总共只上了不到一个月的班，在一家江湖菜馆。二十多张桌子靠他一人掌勺，郭明说，老板为了省钱，让员工吃客人的剩菜，他自己想炒点土豆丝，不想吃剩菜，和老板起了争执，最后被以“生意不好”为由辞退了。

“以前找活儿容易多了。”郭明回忆，过去劳务市场有十几个老板招人，谈好价钱就立刻上岗，在旅店住上二十天，就能找到工作。现在冷清了许多，有老板来，很快就被等活儿的围住。一上午，郭明没看见一个招厨师的，劳务市场的黄金时间是早上九点到十一点，过了这个时间，再等也没用了，便回了旅店。

郭明住在旅店二层走廊的尽头一间屋子，那间屋原本是个单间，过去他一个人住，十五块钱一晚。后来老板把房间改成通铺，多摆了几张上下铺。那阵子他正好没找到工作，也懒得再折腾，就留下继续住。

郭明靠在床上，不停地刷手机上的招聘信息。

他手机里装着几个常用的求职APP，“川渝厨师”“掌上厨师”，从大馆子到街边小店，他都留意。遇到合适的就打电话，谈妥了再动身，免得白跑一趟。

今年求职的人特别多。招聘APP上，刚发布五分钟的岗位信息，就显示有十几个求职者已经打过电话了。而且招聘要求提高了——过去一个炒锅师傅只管炒菜，如今还得负责切配、甚至洗碗、收拾桌子。

更让他为难的是年龄。郭明今年47岁，而招聘启事里很多都写着“45岁以下”，甚至“40岁以下”。他心里清楚，问题不在手艺，而在体力。厨房是个拼体力的地方，一天要颠勺、洗锅十几个小时。上了年纪，手脚慢一点、反应迟一点，工钱自然就要被压下去。

半年里，他跑了二十多家店，却没一家谈成。妻子劝他别太执拗，咬着工资不放，在现在这种环境下，谁都得学会退一步。可郭明有手艺，不愿太低头，况且降薪凑合着干，也不是那么容易。

旅店衣架上晾晒的鞋垫。

走廊里放着一双皮鞋，郭明平时很少穿，只有面试时才用得上。

8月在大排档应聘，每个厨师都先上去炒两个菜，再站在一旁等。老板逐个压价，只留下报价最低的两个人。像这样的场景，这一年他经历了不少。

厨师们挤在狭小的后厨里，郭明觉得自己被当成“商品”，被挑选、被压价。与此同时，工价一再下滑——前两年他还能拿到六七千，如今普遍五千出头。5月份的一次，他原以为谈好了月薪七千五，结果到了店里，老板又改口成六千。

保安，单身汉，半个闲人

在旅店里，郭明尽量节省。每天自己做饭，油盐调料自买，长住就买大桶油，短住就打散装的。不论有没有活儿，月底他都得准时给两个孩子打生活费。妻子在老家超市上班，挣得不多，家里开销靠他撑着。

他和刘少杰住在同一间屋，两人几年前就在旅店认识，有时轮流买菜，郭明负责做饭。刘少杰断断续续在旅店也住了六年，外出干完活，或者一时没活干，他就回到这儿住。今年，他在这里住了6个月。

在旅店吃剩饭的郭明。

巷子里的旅店招牌。

中午在旅店做饭的住客。

旅店最早由一位姓陈的老板经营。那时候，老板、老板娘和一位登记员三人分工，老板管账，老板娘守前台，登记员负责登记住宿。卫生也有专门的保洁阿姨定期打扫。洗澡、做饭另收费，各要两块，老板娘会守在洗澡间门口收钱。旅店虽小，却算是有条不紊。后来陈老板另开了面馆，就把旅店转手了。

今年三月，60岁的张金辉花了四千块把这家旅店接了下来。周围旅店的房价都涨了，他却还照旧：单间15块，平铺8块，也免去了洗澡费。顶层原本盖着旧石棉瓦，年头久了，下雨天总漏水。张金辉接手后，把屋顶换成了彩钢棚，又把一间单人房改成了大通铺。

在房客眼里，他是个脾气古怪的老头，平时喜欢一个人待着，不爱说话。谁要是话多了点，没准就被他吼两句。但大家也知道，他心眼不坏。接手旅店后，他买了十几床新被子，给刚到旅店还没来得及买生活用品的房客先应个急。要是有人做饭多烧了点气，他也懒得计较那几块钱。“人都是出来混口饭吃的，”他说，“为那点小钱伤感情，没意思。”

他在旅店附近小区当保安，黑白班倒着上，隔一天来旅店看看，顺手清理下垃圾、扫扫地。平时，住客是定期微信给他转钱。

张金辉去旅店清理垃圾。

清扫烟头。

小旅店的生意跟季节走。生意最好的时候，就是过完年，正月里打工的人陆续返城，几乎天天满员。眼下这个时候，人就少多了，大家都忙着出去挣过年钱。现在住着十五六人。

张金辉算过账，一天能挣上一百块就算不错，每月里能有两三千块收入，赚个生活费。有时房客没交钱就溜了，他也只能认栽。刘少杰住得久，张金辉就让他平时帮忙守店、接待房客、做登记，算是抵了住宿费。

旅店二楼的单间门口。

白天，旅店里的空床位。

刘少杰的生活几乎每天都一个样。早上睡到自然醒，先把昨晚的剩饭炒一炒当早餐。吃过饭，他去劳务市场转一圈，但往往待不了半小时就回旅店，看看手机，然后睡个午觉，从一点多睡到三点。睡醒了，他去沙坪公园散步，打打小牌，和旅店里的人下象棋。

刘少杰今年39岁，在重庆的汽配厂里做临时工，断断续续干了十多年。他形容自己是“半个工人、半个闲人”，有活就干，没活就歇着。旅店是他的第二个家。

空闲时，刘少杰和旅店里的住客下象棋。

今年刘少杰是清明节后回来的，跑了两家汽车配件厂面试，做汽车内饰。面试地点设在工厂食堂，现场挤了二百多人，连转身都费劲。流程还得试岗、等通知，他转了一圈就烦了，觉得这么招人太拖沓：“真要人就干脆点，不用就别让大伙白跑一趟。”来回轻轨花了十二块，一天下来，常常什么结果也没有。

有一家厂要求试岗八小时，不通过就不给钱；另一家试岗工资给得高，一天240元，但体检格外严格，查职业病、测听力、看有没有纹身，光体检费就得两百多。试岗48小时之外，还得考核产量，完不成就得免费加班。

去年，他在一家汽配厂做汽车座椅。流水线从早八点开到晚八点，十几个小时，一直握着螺丝枪，稍不注意就会打滑，一报废就得返工重磨，全程站着。

旅店门口，衣架上挂着安全帽。

刘少杰算过账，就算一年天天上班，能挣六万多块。可现实是，没有哪家厂能全年旺季。汽配厂通常九月到次年二月忙得紧，三月到八月就进入淡季，一个月常常只能干半个月，拿三千出头。

他感觉这几年工价一直没什么起色。轻松久了，人也散了。仅去年一年，他就换了四个厂子，断断续续只干了六个月。忙的时候一小时给到二十二块，淡季就十六块。他一直没攒下什么钱，生活总是维持在刚够用的状态。去年攒下两万多块，现在剩不到一万。

刘少杰和旅店里的室友聊天。

在旅店里住的时间，刘少杰一年比一年长，他自己总结，抱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心态过日子。八元旅店里，像他这样的大龄单身汉，或是离了婚的男士，不在少数。

“大多没有长远打算，也缺少那股逼着自己赚钱的劲。”刘少杰总结，大家闲聊度日，刷短视频打发时间，巷子里的麻将馆老板时不时来旅店拉人凑局，一来二去，就更提不起劲去找工作了。下次找活儿，应该是在过年之前，刘少杰准备再进厂挣一些钱，回家过年。

旅店的床铺。

没有工作的高龄打工人，在旅店走廊里洗漱

来旅店的新住客。

能做一天算一天

八元旅店对这些打工人来说，是一个临时中转站。有人只住两天就走，也有陆续赶来的新面孔。

范文武是今年九月中旬来的，住在一楼，12人间。下午，没找到活儿的人陆续回到旅店。上铺的江西小伙子闭目听佛经，下铺几位年长的躺着聊国际时事。范文武只是听着，偶尔搭几句，多数时间低头刷手机找活儿。

旅店里，用手机找工作的打工者。

范文武在招聘平台上找活儿。

来重庆前，范文武在成都做日结工。早些年，朋友的工地上常有活儿，一个电话就能上手。有时接到需要五六个人的活儿，再拉上自己圈子的人，一来二去就组个团队。只要运气好，一个月能挣七八千块。

这两年新楼盘开工少，零散装修也不如从前。带一队人一起干的活，现在难得碰上。今年在成都，范文武一个月最多也就挣三四千元，收入比前几年少了一半。

他把更多精力放在网上找活儿，慢慢也总结出一套规律。老板集中在早上八九点发布招工信息，但有些好活儿，会在前一天晚上甚至半夜发布，第二天一早就要人。

鱼泡网、BOSS直聘、前程无忧，挨个看。动作必须快，信息一旦沉下去，机会就没了。另一个规律是，信息发布超过十几二十分钟，基本就没戏。地点太远或时薪太低，也会直接舍弃，省得浪费路费和电话费。

即便如此，抢活儿仍然很难。很多招聘电话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去，对方说人满了。有时候，原本谈好的活儿，过一会儿老板又说不用来了，范文武知道，“因为有人报价更低。”

在旅店外的走廊，范文武用推子剃头。

为了节省开支，范文武通常在小餐馆吃炒饭或者面条，日常花费保持在50元以内。

“做日结工的日子像是陷进了一滩挣不脱的泥潭。”范文武常想，自己折腾了大半辈子，房子、家庭、安稳，一样都没攥住，日子一直往下坠。他17岁出来打工，在山西下过煤矿，在东莞摆过摊，哪儿有活就去哪儿。

在成都做厨师那些年，攒下过十万多块，他本打算再努力一阵，回老家县城买套房，过上稳定的生活。可七年前一场大病——心肌梗塞，基本掏空了他的积蓄。从此他随身带着药，一天也不敢落下。

范文武随身携带的药。

身体弱，他炒菜的时候，手会不受控制地发抖，只好辞去厨师的工作，转做日结零工。可每月一两千块的药费成了固定支出，这些年挣的钱，大部分花在看病上。

从稳定的厨师转为日结工，收入也变得起伏不定。成都用工平台上，工价分得清楚：扛水泥这类重体力活，一天能挣四五百；打墙、铺地砖稍轻松些，二百多；广告安装、贴纸搬货类的轻活，一百出头。范文武还是选重体力活，挣得多些。

心脏病始终是一个隐患。有时正干着活，胸口闷得喘不上气，就靠墙边，吃药休息一会儿，又回工地把活儿干完 。行情越来越差，身边的人陆续回老家，有的做小生意，有的回去养殖。

范文武不想回去。母亲辛苦把他带大，身体一直不好，母亲一走，他觉得家也没了。父亲几乎不管他，两人少有来往，家里的房子写在了弟弟名下。他说自己“没什么根，也没啥牵挂”。

他在床上翻看行李。

没有工作的人们躺在旅店里聊天。

一位高龄打工者受伤的脚。在工地干活儿的人，踩到钉子、铁丝受伤，时有发生。

来重庆前的一个月，交完房租，手上只剩一千块钱，他想着换个地方碰碰运气。最近十多天，他联系了一个搭建展台的活儿，一天180，后来因为下雨临时取消了。接着又联系了夜里给学校搬水泥的活儿，但因为晚上没人审批入校，走到半路又回来。

旅店所在的巷子里的居民。

干完活儿的建筑工人走进巷子。

晚上，八元旅店慢慢热闹起来。干完活的工人陆续回到旅店，背着工具包上楼，或蹲在门口抽烟。一楼厨房最忙，排着队做饭，谁先到谁先用灶。洗澡间也排队，有人端着盆在门口等，刚洗完出来的人，身上还滴着水。走廊狭窄，衣服和毛巾晾在一旁，风扇在头顶缓缓转动。

范文武没来得及吃晚饭，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活儿——给大型超市安装货架，但工地在綦江，距离70公里，要从晚上十点干到早上八点，工价280块。别人劝他太远不值得去，但他算了算开销：动车票24块，二十多分钟就到，加上吃饭，能剩下大约200块钱。

眼下手里的钱不多，他也不挑活儿了，能做一天算一天， “管它呢，总比没有好。”

夜里，范文武准备去干活儿。

（文中除范文武外，其余人为化名。）

CDT编者按：有杏书店是由作家张丰在成都创办的一家独立书店。 张丰是具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资深媒体人、时评人，笔名为张3丰，他同时也是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张3丰的世界”、"成都客"的主理人，这些公众号里常有文章被404。张丰还曾于2022年出版了有一本介绍成都的书《成都的细节》。据悉，张丰创办有杏书店的目的之一是探索线下公共生活，并曾邀请过多位学者在书店举办分享活动。2025年10月，张丰邀请“基本常识”作者项栋梁在书店举办“走出食物焦虑”的讲座，但讲座最终遭有关部门叫停，理由是“活动没有进行报备”，并被要求“认真整改+取消整月的活动”。10月29日，张丰在该文章中公布——“有杏书店将于11月28日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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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想过很多种书店结束的方式。可能性最大的就是不可抗力——现在它真的来了。

有杏书店将于11月28日关门。

知道这个消息，我几乎是面带微笑。我知道有这一天，只是不确定它什么时候发生罢了。

我开书店的态度，一直就是如此：如果只有一天，你会如何办一个书店？就像“即将死去”一样活着。

前几天在纽约遇到一个医生朋友。他说，前段时间乘坐的一个航班，行李架突然着火。瞬间的慌乱之后，他就镇定了下来，他告诉自己，“你已经度过了精彩的一生。”接下来，他发挥了一个优秀医生的作用，告诉大家，赶紧用水倒在餐巾纸上，掩住口鼻。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人生态度，也是我这几年努力的方向：真正珍惜每一天，做自己喜欢的事，这就是意义。

我理想的书店是这样的：店员热爱阅读；有好喝的咖啡；每个人都能来分享他的见解，在书店成为更好的自己。

很开心的是，到今天为止，书店都是我喜欢的样子。所有的活动，也都是我喜欢的。我没有任何遗憾。

书店开到足够久，就会变得伟大，会帮助到很多人。但是如果条件不允许，它应该做到美好，有属于自己的体面。

开书店是一段创造的旅程——它会结束；作为一个作品，它可能不够完美，但是如果被删除，它在任何意义上又都是“完整的”。

感谢一长串闪闪发光的名字。林小英、王笛、劳东燕、亚当·图滋……所有的嘉宾，以及所有来现场、线上参加活动的朋友。

那些精彩的活动只要举办过，就永远“存在”。曾在二仙桥的夜空飘荡的词语，不会失去它的意义。

接下来一直到11月28日，书店会持续开门，处理善后事宜：

1.储值会员卡，不管是咖啡还是图书，都可以继续消费（到11月28日），也可以选择退款；

2.有杏活动年卡，没有办法退款。凡是在8月19日书店周年或以后充值、续费的，赠送收藏版2026“独立书店日历”一份（真的有收藏价值）；另外赠送图书若干（群内沟通解决）。

3.书店的文创产品，按照原价销售；店内图书，每人可以到店自取一本，也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价格来购买。

好吧。朋友，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

10月28日消息，据证券时报，腾讯公司总编辑、公共政策副总裁朱殿君在今日于广州举行的“2025 内容创作者嘉年华”上透露，腾讯公司已成立“正能量算法工作专班”。

朱殿君表示，腾讯依托微信独特的社交关系链，让知识分享、实用技能、情感共鸣等优质内容，借助用户之间的信任自然流动。这既让优质内容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好礼”，也从机制上有效抑制了不良信息的传播，逐步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健康生态。

IT之家查询获悉，自“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行动开展以来，针对网民反映强烈的算法推荐加热低俗信息、加剧“信息茧房”、加重观点极化等问题风险，中央网信办督促指导重点平台针对性优化信息推荐算法功能、调整信息推荐算法规则。重点平台积极响应，签署“算法向善”南宁宣言，完善算法推荐内容审核，开设专门网站、频道或账号集中公开算法规则原理，开发上线“茧房评估”“一键破茧”等创新功能，完善用户兴趣偏好管理服务，提升算法推荐内容多样性。

对此，抖音、小红书、微博、快手、微信视频号、哔哩哔哩等平台围绕正能量内容加权推荐、用户自主选择权保障、推荐内容多样性优化、提升算法透明度等核心环节，系统性优化完善多项功能。

今年5月，微信视频号通过发布《一图读懂微信视频号算法推荐》《算法破茧系列》。在破除“信息茧房”方面。创新推出“茧房评估”“一键破茧”等功能，帮助用户防范“信息茧房”风险。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微博网友评论：

计六一六：哈哈哈哈哈哈，差点把痔疮笑裂了！

夜喏巫啼：算法一旦发现那些正能量不足的用户，会主动免费给其补充能量。

寒月1966：如果全是正能量那就不是什么能量。

大肘子哈哈：中科院应该成立正能量研究院。

Beso_Grande：以后人工智能通电就不能接负极。

春天的小北：与文明背道而驰火箭速度。

Beso_Grande：又红又专。

媒体猪哥：布下正能量的天罗地网。

张雪峰又改口了。

被全网封禁近一个月后，恢复直播的张雪峰话锋一转，大赞文科“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他对文科的态度可以说发生了180度大逆转。毕竟，过去几年，他的经典言论“文科都是服务业，总结成一个字就是‘舔’”，几乎已传遍互联网的大街小巷。

不少网友把张雪峰的急剧转变当“乐子”看，调侃他是“变色龙”“墙头草”，也有人分析，他这次是“怂了”。

可那些真正被张雪峰影响过的学生们，却很难笑得出来。

刷到张雪峰复播的热搜后，土木工程专业的刘宇心里五味杂陈，这一切太似曾相识了。

刘宇第一次感受到命运的回旋镖正中自己的靶心，就是因为张雪峰。

不久前，他偶然间刷到了一条5年前看过的视频。

视频中，张雪峰脸颊瘦削，穿着的灰色衬衫没有一丝褶皱，流露出已不复存在的清澈。那是2020年，张雪峰对于土木专业还非常推崇：“就业前景可以说是非常不错。”

“我报志愿的时候就是看了这个视频，选了土木。”刘宇忍不住在评论区留言，嘲笑自己的处境。

刘宇记得，从他入学第二年开始，张雪峰对土木工程专业的态度就发生了大转向。自此之后提到土木，张雪峰只剩嘲讽与不屑。

而土木行业也在刘宇读大学的4年里迅速坍塌，50余所高校撤销土木工程本科专业。他经历了“找工作四处碰壁，无奈之下选择考研”的灰暗时光。

这些年来，刘宇一直关注着张雪峰。那些围绕他的争辩中，人们总是习惯把他带来的影响力作为谈资，如街头八卦般聊起那些曾听信张雪峰报考专业，如今又不知去向的学生们。

只有刘宇清楚，张雪峰看似轻飘飘的一句话，落到具体的人身上会变得多么沉重。他是其中一员，而和他一样实实在在被影响的人，难以计数。

01

985名校的招生老师，打不过张雪峰

在那条讲土木工程的视频写下留言后，刘宇收到最多的回复，是“哈哈哈”的嘲讽。

有个网友直接反问他：“一整套专业介绍，你就只看了这一个？”甚至连张雪峰自己都在刘宇毕业那年补刀过一句：“当年填志愿的时候你想啥了？”

2020年张雪峰讲土木的视频下，刘宇和其他学生的留言

是啊，当年怎么就会被张雪峰这样一个陌生人，被一段时长只有3分41秒的视频影响，作出如此重大的人生选择呢？

5年来，刘宇也反复在思考着这个问题。

他老家在甘肃，回想起高中3年，所有人都在埋头学习。在老师和校长眼中，成绩提不上去，想什么都没用。未来填报什么志愿，反而成了不值得花时间的“乱七八糟”的事情。

第一次注意到张雪峰这个名字时，刘宇还在上初中。当时张雪峰一口气分析了34所985院校，“讲话很幽默很好玩”，视频火遍全网，也在班级传开了。后来读高中的几年，刘宇也总能在使用手机的间隙刷到张雪峰的发言切片。

刘宇其实是因为张雪峰这个人，才知道了高考志愿填报行业的存在。因此在出成绩、兵荒马乱地填报志愿时，他首先想到了张雪峰，也只想到了张雪峰。

截至目前，张雪峰公司推出的2026年度圆梦卡、梦想卡售卖情况

这反映出了绝大多数听信张雪峰的学生的思考路径。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吴秋翔曾连续多年在高考志愿填报期间，到贵州某地招生办蹲点调研。他告诉本刊，和刘宇一样，张雪峰很早就以娱乐化的方式渗透到学生们的记忆中。

为了解决志愿填报期间的信息差问题，吴秋翔曾和贵州的一些县教育局合作，和大学生一起在线上给高中生进行有关选专业的科普。宣讲设置为自愿参与，他们兴致勃勃地接入后发现，“没有一个学生在线”。

对于意识不到志愿选择需要提前规划的学生们来说，“越往后面，张雪峰的影响可能越大。”吴秋翔后来复盘宣讲活动的失败是因为他们通过官方渠道进入，由学校下发通知，学生认为这还是学习，有抵触情绪。而张雪峰则是通过社交媒体进入了他们的生活，他的表达方式更具有娱乐性，“学生们哪怕不刻意搜索，无意间刷到，便可能记住了某句话”。

相比专家客观平衡的分析，人们往往更会被极致化的表达吸引。

黑龙江省某县城的家长林秋告诉本刊，她喜欢的就是张雪峰的幽默与狂妄：“不管不顾，想说啥说啥，我才觉得他说的都是真话，能让我心里有个底。如果他说这个也行，那个也行，我反而不爱看了。”

最终，刘宇郑重其事地将“土木工程”填入了系统。

没时间深思熟虑，刘宇只知道自己对工科感兴趣，学计算机要浪费一些分数，而张雪峰主张“一分都不浪费”。自动化和土木工程都能选择，“看了视频觉得土木工程还行”，他相信张雪峰的判断，自己恰好也对房地产、设计院有些向往。

刘宇至今还记得查询录取结果那天的紧张，“生怕自己录不上土木工程”。

尘埃落地的那一刻，他激动坏了，他和父母都相信，这是个欣欣向荣的行业，他即将开启光明的未来。

02

大一听说“就业前景不错”，大四半个宿舍找不到满意工作

刘宇最终去了一所土木工程强势的211院校。大一时，他曾和大四的学长打听专业的就业率，和张雪峰的说法一样，对方说“学习好的可以去房地产，绝大多数同学会去设计院，只有全院倒数的几个同学才会去施工单位”。

比起更光鲜的房地产公司、设计院，施工单位算是最差的选择。去工地很苦，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没法回家，不仅赚不到钱，还要忍受“每天抽烟喝酒”的文化，

刘宇感到庆幸，他相信自己能凭努力收获不错的工作。

大二那年，张雪峰的说法突然变了。他对直播间的家长说：“冲有土木专业的985，一冲就上。但孩子如果真学土木，会不会怪我一辈子？”

大三，张雪峰狂妄地对着直播间连喊三遍“有没有工地干的牛马？”紧接着质问了一句“工地上谁分一本二本？”彼时，对专业深入了解的刘宇也已对专业渐渐祛魅，意识到了行业的衰落，但他已经没有后悔药可吃。

等到刘宇大四那年，再有人和张雪峰提到土木工程，他只剩下眼睛眯成一条缝的大笑与轻蔑。

2024年，张雪峰嘲笑现在很多学校的土木工程都改名了，“怕你知道他是土木工程。”

招聘宣讲会上，一名HR直接冷漠地拿起麦克风：“本科生哪怕再优秀，也只能投递施工单位。”刘宇海投了很多家设计院，一直到毕业两个月后，都“没有消息”。

刘宇的经历并非个例。2024年，土木工程专业就业率由5年前的95%下跌至60%以下。他的几个室友同样四处碰壁，一个人托关系去了老家的设计院，月薪3000元，另一个去了施工单位，铁了心想辞职。大学招生同样遇冷，同济大学土建类专业录取分数大幅下滑，2025年考研复试分数线只要300分。

无奈之下，刘宇只能去教培机构当老师，工作两个月后，他决定考研，纠结再三，他放弃了跨考，再次选择了土木工程。此时这个专业的热度已跌至冰点，竞争也小了很多。“我不知道如果我考研再失败的话，我还能怎么办？又要像过去一年一样找工作吗？还是再煎熬备考一年？我不能再接受风险了。”

再次刷到张雪峰讲土木工程视频的那天，甘肃尚处于乍暖还寒的3月。刘宇正在家里准备研究生复试，对未来充满了焦虑和恐慌。

两次看视频，心境截然不同。刘宇已经被打击到“无所谓了”，只觉自己“是个笑话”。他看到，还有不少人留言，称自己同样受张雪峰的影响报考了土木，“被害了”。

“刘宇”们的痛苦，对于张雪峰而言太过遥远。

如同对于土木工程专业的态度大变一般，犀利表达，引发争议，公开道歉——这套流程，张雪峰已经在直播间复刻过很多次。

一次直播中，他解开外衣，露出印有“我错了，我道歉”的定制短袖。从此之后，这件短袖成了他最爱穿的衣物。

2016年，张雪峰凭借自制视频《7分钟解读34所985高校》进入大众视野，随即因点评“哈理工狗屁都不是”而收到律师函，最终在微博致歉。很快，他陆陆续续因言论问题向齐齐哈尔大学、西南大学等学校道歉。

2023年，“孩子学新闻就打断他的腿”这句话让他再次爆火，这样的言论惹怒了不少高校教授，风波最终以他的致歉和告病平息。

此后，“文科都是服务业”，“文科生不考公大多就是做销售”等极端言论再次出圈，张雪峰没再道歉过。

这些年来，批评张雪峰的声音也一直都有。“踩一捧一”“利用焦虑”“功利主义”“预测翻车”等标签一直围绕在他身边。但张雪峰的影响力还是在急速扩大。

吴秋翔指出：“张雪峰确实会掌握更多信息，背后也有专业团队帮忙分析，他的分析会有一定的数据和资料支撑。但本质上，他是销售服务不是专业教育。在讲述过程中，他不断在利用和引导普通人的一种情绪，用信息为自己谋求利益。”

这些年来，张雪峰的很多话前后不一致，确实也是因为现实发生了变化。他始终在根据大众口味、流行趋势调整自己的说法。

但对于报考志愿的学生来说，专业选择的机会只有一次，这很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此后的4年、甚至7年。这样“碎片化”“快餐化”的建议，与学生们长期的选择，产生了难以挽回的错位。

解封首日，张雪峰发了一条微博

03

超百万考生被张雪峰改变

截至目前，张雪峰在全网粉丝量超5000万。账号解封仅5天，张雪峰的微博账号涨粉3000人。关注张雪峰动态的人们中，有忠实粉丝，但更多人看张雪峰，只是为了看个乐子。

可其实，不管相信他与否，张雪峰都已在不知不觉间，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

本刊发现，几乎每个关注过张雪峰的人，都能说出他一两个金句。刘宇反复提到的是“生化环材四大天坑，机械土木两大护法”。除此之外，还有“文科考公三大专业，法学财会汉语言”“孩子报新闻就打晕拖走”“女孩不漂亮别说金融”……

金句的威力是巨大的。

和刘宇一样，某教育自媒体博主刘林雨提到了她的朋友。朋友在女儿高考那年痴迷于张雪峰的直播，深信“普通家庭千万别学医，周期太长了，学计算机好”。她强行打消了女儿对医学的兴趣，逼着女儿报考了一所普通院校的计算机专业。

可上了大学后，朋友的女儿对计算机毫无兴趣，更学不懂，虽然努力，但绩点始终不高，没能力考研和保研，如今大学毕业几个月了，还待业在家，什么也不想干。女儿对妈妈越发怨恨，每天争吵不断，朋友十分焦虑，和刘林雨抱怨自己“后悔得不行”，“都怪当时笃信张雪峰，选错了专业……”

国家信息中心数字中国研究院副院长、理事、教育专家陈沁做过一项针对“张雪峰效应”的研究，结果显示，2023年占招生总人数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专业录取排位被张雪峰改变。

陈沁引入了“张雪峰密度”的概念，即观看直播观众占总人口的比例。

在“张雪峰密度”较高的地区，每五个考生中就有一个因为张雪峰改变了自己的专业选择。在“张雪峰密度”最高的地区中，2023年金融学和新闻学专业的录取百分位平均降低了4%。近200万考生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被张雪峰改变。

李萌萌就是录取位次变化的受害者之一。

作为2023届高考的考生，李萌萌从小语文分数高，喜欢读书，她很早就锚定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希望将来能从事图书编辑。她高考考了530多分，分数和上一年目标院校的录取分数线很接近，本来想冲一冲广东一所一本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剩下的保底学校，她也只填报了这一个专业。

但没想到，那一年广东省内所有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都暴涨20多分，她一路滑档了四五所学校，最终错失了自己喜欢的专业，去了一所师范院校读书。

李萌萌高中阶段始终以“看乐子”的心态看张雪峰，但她没想到，“汉语言文学好考公”这样一句话，竟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她认识两个日语生，从未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有兴趣，但都录取到了该专业，“也是因为他们的妈妈在抖音上听到了张雪峰的建议”。

更遗憾的是，大二那年，她偶然得知当年录取到她目标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同学中有10多个人都转专业离开了。她不知道这些人是否也受到了张雪峰的影响，上大学后却发现自己不喜欢。而如今，李萌萌只能曲线救国，实现成为图书编辑的梦想。

一则“如何评价张雪峰”的笔记下，李萌萌和其他网友的评论

此外，陈沁还指出，就业形势也因张雪峰受到了影响。如今张雪峰极力推崇的计算机专业，近7年来在就业市场招聘广告的占比一路下降，与此同时，2023年计算机类招生已达到所有招生的10.78%。未来这些学生毕业后，很可能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

相反，张雪峰唱衰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市场需求缺口正在扩大，呈现出了供小于求的趋势。

04

“非常后悔”，但人生的选择不可证伪

“学了土木之后我才知道，早在17年、18年左右，行内人就开始说土木在走下坡路。但直到2022年，这个事情才被大家知道，这就是信息差，而我们没有办法提前知道。”

在家待业备考的一年里，刘宇思考了很多，他对张雪峰的态度，也从盲目信任变得逐渐理性。

刘宇觉得，张雪峰的出现确实帮助很多家长和孩子提前意识到志愿规划的重要性，他的很多判断虽然偏激，但也的确和行业现状八九不离十。“问题在于他的判断是短视的，只是基于当下考虑就说出很绝对的话，没能力预测几年后的变化。”

他对张雪峰没有愤怒，更多是“一种无奈与自嘲”，“毕竟自己才是第一责任人”，要怪也只能怪自己当时没能再多了解一点。

让吴秋翔更加担忧的是，张雪峰不过是众多“网红咨询专家”的代表。围绕高考志愿填报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产业链和商业模式，这也让高考志愿填报辅导呈现出“快餐化、碎片化特点”，对众多考生和家长的志愿填报产生广泛影响。他曾注意到，一名学生选专业的咨询视频受到40万点赞，有的个案咨询视频更是有高达7000万的播放量。

张雪峰解封后，微博的粉丝留言

和刘宇轻信张雪峰对于土木工程专业的判断一样，张雪峰类的“快餐式解读”往往让普通家庭深信不疑，但“这种对高考升学决策的‘浅层认知’，比单纯‘不知道政策’的危害更具隐蔽性，也更容易导致选择失误。”

而现实的吊诡还在于，人生的选择是不可证伪的。哪怕不听张雪峰的话，选择专业之后的未来、行业的变化也难以预估。

和刘宇同年上大学的朋友找了另外一家很贵的高考志愿填报机构。能够去几乎所有985学校热门专业的他，最终在机构的建议下填报了同济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如今面临着找不到工作的境地，“也觉得自己被坑了。”

他还有一个好朋友，最开始报考了机械工程专业，上大学后，听说软件工程专业更好，便转了专业。没想到大四毕业时，软件工程专业的就业形势很不乐观，机械工程专业反而成了大热门。他想考研转回去，但分数已经被抬高了，竞争激烈，他最终考研失败，无奈留在软件工程行业工作。

空窗近一年后，刘宇考上了土木工程专业的研究生，如今的他相信“长期主义”，“任何时候都要有自己的判断，结合自己的特点选择专业”。没人说得清楚一个专业4年后、7年后究竟会怎样，他觉得，土木工程专业也到了“破而后立”的阶段，一些能力不足的人被市场淘汰了，现在留在行业内的少数人，都在为之努力。

刘宇不知道等到自己再毕业，能否顺利找到工作，但他给自己定了个30岁的计划，希望用接下来的6年慢慢沉淀，提升自己的能力，等待下一次机会。“既然已经走到低谷了，肯定会往上走的。”

尽管如此，刘宇还是时常会想起报志愿的那天。

“非常后悔”，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如果他没有点开过张雪峰的视频，他很有可能会选择失之交臂的自动化或计算机专业。

如果那样，他的人生又会怎么样呢？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宇、林秋、刘林雨、李萌萌为化名）

「国行」eSIM比实体SIM体验差多了。

来源｜雷科技（ID：leitech）

封面来源**｜**企业官方

2025年10月22日，采用全eSIM方案的iPhoneAir国行版本正式发售。与之一同到来的还有国内三大运营商的eSIM服务，在标准发布近9年后，中国用户终于用上了「与时俱进」的eSIM。

但从现状来看，国行iPhoneAir用户的eSIM体验，似乎和大家设想中的样子有些许不同。

尽管取消了卡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告别营业厅。就现阶段而言，eSIM的开通必须回到号码归属地的线下网点；人证验证、身份核查、配置文件下发，每一步都要在营业厅工作人员的操作下完成。而当eSIM需要换机或者eSIM服务遇到异常时，还得回到营业厅再走一遍流程。要知道现在实体SIM卡都可以上门配送、手机激活了，涉及eSIM的业务反而需要亲自跑一趟营业厅，这样的结果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eSIM在国内的使用方式也比人们想象的更「克制」。以国行iPhoneAir为例：更换设备时，国内eSIM用户无法像海外用户那样一键转移，必须再跑一次营业厅；部分小红书用户更是反映自己的eSIM「无缘无故失效」，刚用两天就得回营业厅。

「国行」eSIM体验极差，只怪运营商不用心？

我知道肯定有人会认为国内这烦琐的eSIM开通、转移流程是为了响应「断卡行动」，也就是为了避免不法分子以低廉成本交易SIM卡。但早在iPhoneAir发布之前，国内用户就用上了「国行」eSIM，而那些国行eSIM可没有现在的eSIM这么麻烦。

早在2018年，国内运营商就为AppleWatch蜂窝版等智能手表提供了一号多终端的eSIM服务。尽管一号多终端和iPhoneAir的eSIM模式有所差异，但早在当时，运营商就已经找到了一套基于在线发卡模式的在线人证校验流程，只要在入网设备上完成简单的「摇头晃脑」操作，就可以直接给对应的设备入网。

事实上，国内实体SIM卡的激活方式用的也是同一套方案：实体SIM卡在办理时要留下个人信息，签收后用在线人证验证来确认本人激活。只可惜，这套流程并未用在eSIM上。

相比之下，国行iPhoneAir在海外使用eSIM的流程就简单得多了：打开设置，找到添加eSIM的界面，扫描海外运营商提供的eSIM二维码，卡片就自动下发到手机或平板里，之后只要将蜂窝数据切换到eSIM，下载、激活的流程就完成了。

以小雷年初、年中参与海外报道时的体验为例，从连上机场Wi-Fi到eSIM激活，整个流程不超过3分钟。如果使用的是海外版手机，更是可以在国内出发前就买好当地的eSIM，落地就能用，不再需要开通漫游流量或手忙脚乱地插拔SIM卡。

也正因体验过「正常」的eSIM是怎样的，小雷才会对现在的「国行」eSIM如此不满。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小雷对当前国内eSIM的情况颇有怨言，但小雷对国内eSIM的发展仍有信心。不可否认的是，现阶段的「国行」eSIM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从手机行业的发展来讲，eSIM仍旧是大势所趋。

01

「国行」eSIM卡

未来的体验会好起来吗？

在雷科技看来，国行eSIM之所以让人觉得麻烦，并不是技术本身不成熟，而是它落地的流程仍然沿用了「实体卡时代」的管理方式。

实体SIM卡时代，号码和身份的绑定依靠的是那张薄薄的、可以随时「流通」的SIM卡——它既是通信凭证，也是风控环节的最后一道物理锁。eSIM时代，号码成为数字配置文件，可以被复制、导出、转移，国内运营商需要确保它不会在不受控的情况下流通，于是只能把开通、迁移和恢复都收回到线下。

这也是开通eSIM要回到号码归属地营业厅，换手机不能直接在手机上完成迁移，遇到配置异常同样要再跑一趟的原因——不是技术做不到，而是运营商的体系不敢一下子全部放开。实体SIM卡「流通」还需要一个物理载体，但eSIM只要一张图片就行，「流通风险」极高。

也正因如此，eSIM的开通、转移通过线下方式完成重新确认。

但并不是所有流程都必须如此。雷科技认为，eSIM的开户、激活和转移，其实可以复用实体SIM卡生命周期中已经非常成熟的「线上实名+生物识别」体系。上文提到，运营商已经能做到实体SIM卡上门配送、快递签收后手机端激活，这说明「在线完成身份确认」并不是什么难题，只是还没有被完整移植到eSIM上。随着运营商内部系统的统一，eSIM的开通和转移很有可能转为线上操作。

真正短期内难以摆脱线下的，是涉及号码冻结、补卡、过户和风险排查的环节，这些决定号码归属和责任边界，必须由人工最终确认。但在雷科技看来，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出发，eSIM的使用门槛必然会一步步放松，最终也一定会和海外eSIM服务的便利性看齐。

02

eSIM终将重构

「手机号」的逻辑

退一步讲，虽然目前的eSIM体验仍显笨拙，但国内手机品牌已经展现出对eSIM的兴趣，不少品牌也宣布将在11月推出eSIM手机。可以肯定的是，eSIM将成为未来通信形态中不可逆转的一环，而eSIM技术的流行，也意味着越来越多并不具备插卡条件的设备将有机会长期在线，这在混合AI时代尤为重要。

而入网方式的变化，也将从行业的角度重构传统的通信服务。举个例子，当前的通信以「号码」为单位，但仍离不开绑定的SIM卡载体。在eSIM时代，「套餐」可以脱离实体SIM卡的限制，让号码在不同的硬件之间自由「转移」，未来甚至就像「登录账号」一样激活已经内置的eSIM，直接使用自己的套餐。

不可否认的是，现阶段的eSIM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但作为「先驱者」，iPhoneAir将eSIM当前遇到的问题，统统暴露在消费者和运营商面前，同时也给运营商指出了解决问题的路。等到开通、转移真正在线化的那一天，e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