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周报：【CDT周报】第242期：好一个没办法，那你们存在的意义何在？

过去一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章2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2条，刊登读者投稿3篇，投稿请点此。

编者的话：

10月25日，知名台湾歌手郑智化在微博发文，称在深圳机场出行时遭遇不便，批评机场“对残疾人的态度没人性”，话题“郑智化怒斥深圳机场”随即登上微博热搜。郑智化称，他在深圳机场登机时，升降车离机门地板25公分，导致他的轮椅推不进飞机，腿也跨不进机舱门，最后以一种“连滚带爬”的方式进飞机。当晚，深圳机场发文称将立行立改，增加保障人员并试点启用登机连接装置，同时对郑智化表示歉意。随后，一段郑智化登机时的监控视频在网络流出。画面显示，他在多名机场服务人员的搀扶下登机，并非其所称的连滚带爬。舆论因此出现反转，部分网民指责郑智化“夸大其词”、“故意带节奏”。

10月27日，郑智化再发微博道歉，称连滚带爬的表述出于气愤，用词不当，并感谢现场工作人员的协助。郑智化的道歉也引发了网络舆论的分化，一方继续批评他是别有用心，甚至将问题政治化、阴谋化，例如有人认为郑智化在两岸敏感时期（中国加大统一宣传力度）刻意抹黑大陆，大概是以“台独”立场向大陆输出舆论战，抹黑大陆的基建和机场；另一方则坚定认为，事情的本质只是“机场的无障碍登机流程是否存在问题”。讽刺的是，这一关乎身障人士权益的公共议题，最终却演变为了当事人被迫道歉。此外，还有网民质问监控视频是从哪个渠道流出的——整个事件中有人报警了吗？当事人同意监控公开了吗？

之后，大量网民表示自己曾见过“连滚带爬的郑智化”，分享他们对于中国残疾人出行困境的观察。普遍的结论自然是当前社会的文明程度还远远不足，也完全做不到与国际接轨。正因如此，人们很难在公众场合见到残障人士，他们在现实社会中被迫隐形了，而这样的人在中国有大几千万。也有网友指出，舆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巨婴价值观”，很多人习惯把对残障者的照顾视为恩赐，要求他们感恩戴德，但他们真正需要的是通过完善设施实现独立自主，而不是看起来很像某种拖累。还有网友讽刺，郑智化想要的是尊严，但很多人觉得尊严可有可无，我且“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你还想“从从容容，游刃有余”？这种让台湾人无法理解的生存哲学和大局观念，恰恰是两岸社会最根本的精神落差。

也有网友为郑智化辩解说，那句摘自《没出息》的“连滚带爬”本质是气话，类似于“难吃死了”。但在中国社会，名人越有影响力，风险也越难掌控。郑智化固然可以等来深圳机场的道歉，可如果是真的批评中国政府，反对武统台湾，或者仅是批评严厉的安检——那结局，大概就真得连滚带爬了。11月3日，有不少网友发现郑智化的微博已清空，在之前郑智化还录视频详细回应了机场事件，说自己只是想批评升降车司机冷血，以及深圳机场的管理规定太脑残。郑智化离开微博前的耐心解释，不少网民依旧拒绝倾听，对他进行持续辱骂攻击。就连央视网都发布了一篇撑郑智化的评论《公共议题讨论，要允许“不完美表达”》，其中提到“无论郑智化的表述是否夸张，残障人士登机困难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应该不苛求完美表达，而珍视问题的曝光；不沉迷情绪对抗，而追求理性解决；不限于一时一事，而致力于推动系统性进步。”

与此同时，经济观察网也顶着一定压力发表了《郑智化无须道歉》的评论，批评“有戾气的失焦对讨论公共议题有害无益”，其中也提到：难道一名残障人士，只有狼狈到真的连滚带爬了，才有资格站出来吐槽吗？有这样想法的人，没有真正理解什么叫残障人士拥有平等权利，无障碍出行环境应该是什么样子……不要忽视“自主”对残障人士的意义，这意味着自由，也意味着尊严,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只有理解了残障人士诉求的同等权利里包含了自主与自由，才能在无障碍环境建造时更精准地支持他们。也有网友一针见血的指出一个根本性问题——可以让弱势群体也感到很舒适的系统，也一定能保障更多人的权益。与之相反的，如果只有强大的人才能良好生存的世界，那不就是丛林么？是什么人希望我们的世界退化成丛林？

10月29日，作家张丰在公众号“城市的地得”发文称，其在成都创办的有杏书店因“不可抗力”将于11月底关门。有网民留言询问“为啥呢，活动一直不错”，张丰回复“这就是原因”。上个月，张丰邀请基本常识的作者项栋梁在书店举办“走出食物焦虑”的讲座，但讲座遭到有关部门叫停，理由是“活动没有进行报备”，之后书店被要求“认真整改+取消整月活动”。张丰曾在文章中强调市民的一种公共觉醒——人们需要关注和投身于公共生活，体察他人的痛苦，想办法改良社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文明、更有温度。很显然，有杏书店就是探索公共生活更多可能性的一种尝试，而这种对于公共空间的温和拓展，仍难逃被当局扼杀的命运。

此前张丰对自己的第二故乡成都的看法总是很正面，以至于有人讽刺他是“蓉吹”。但他并不避讳这种爱乡之情——“我认为这个城市是属于我的，而我也属于这个城市”、“自己在成都有扎根的感觉”。他还坦言自己把“开书店”看成一个动词、一种建造，是对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其中有爱，自然也有代价。书店会被拔掉，但是脚下的土地不会。微信作者黄英男在惋惜之余也表达了与张丰相似的乐观看法，他说：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书店被消失，恰恰是它的荣光～ 有杏书店消失了，但新的一切，开始了。的确，张丰的有杏书店让人们看到了在现实压力下仍坚持公共表达的意义——那是一种以温和之姿，抵抗沉默的巨大勇气。

一周荐读：

• 【CDT报告汇】中国劳工观察：星巴克华南地区门店学生工薪资低于法定最低标准（外二篇）

星巴克学生员工群体名义上是“勤工俭学”，往往却承担与全职员工相同的工作职责。然而，他们却领取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时薪（约 18 元人民币），也无加班费和年终奖金。部分门店要求学生工签署放弃工伤保险的条款，这与中国的《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险法》相抵触。报告指出，这些学生用工安排“处于法律与执法的灰色地带”，甚至可能构成对“勤工俭学制度”的滥用。

• 【CDT月度视频】十月之声（2025）——“你抓不完，这多人你抓不完”

2025年10月，中国数字时代搜集整理了过去一个月（2025.9.27—2025.10.28）期间反映国内热点事件的网络视频，以时间为序进行混剪制作了本月月度视频——《十月之声（2025）》。在内容上，该片揭示了当局的言论审查、权利打压，也记录了民间疾苦、民众呐喊与抗争；在形式上，该片模仿了2022年4月22日发布、随即风行全网并遭到审查的抗议上海封城的短片《四月之声》。

一周关注：

• 【网络民议】能让弱势群体也感到舒适的系统，也一定能保障更多人的权益
• 建设性意见｜把郑智化的遭遇政治化，既愚蠢又邪恶
• 装看见｜郑智化的愤怒，与文明的底线
• 浣花溪杜甫｜郑智化“连滚带爬”的争论，是两种社会参照系的差异
• 玖奌杂货铺｜网暴郑智化，很是莫名其妙
• 城市的地得｜强者友好的地方，谁又不是连滚带爬
• Tiny4Voice｜我们都需要感谢郑智化的“撒娇”和“矫情”
• 就叫熊太行也行｜这是一片严苛拷问受害人的土地
• 往事和随想｜请用文明来“征服”郑智化
• 经济观察网｜郑智化无须道歉
• 读宋史的赵大胖｜一想到这样的人关注了我三年，我就不寒而栗
• 木白文笔平平｜经济观察报还是很敢说的
• 尘了记事｜追问：网络上郑智化登机视频是从哪个渠道流出来的？
• 水瓶纪元｜“郑智化-深圳机场事件”：残障人士应该“受助感恩”还是平等参与？
• 读宋史的赵大胖｜希望宋真宗的这段话，能给今天围攻维权者的人一点启发

10月25，台湾歌手郑智化（代表作《水手》《星星点灯》《大国民》等）在微博发文讲述在深圳机场出行遭遇不便，斥责深圳机场“对残疾人的态度是最没人性的”，还表示自己“连滚带爬进飞机”。相关话题“郑智化怒斥深圳机场”随即登上微博热搜。当晚，深圳机场发文称将立行立改，增加保障人员并试点启用登机连接装置，同时对郑智化表示歉意。

• 【404空间】城市的地得｜好了，今天就告别吧
• 【404空间】麦客自留地｜如果一定要告别，且站直了，给它沧海一声笑——写给有杏书店
• 城市的地得｜不用再给书店送花啦
• 城市的地得｜对成都的最后一点爱
• nan说｜今夜，让我们为一个书店的消失举杯
• Loong Yee｜张3丰的世界已注销
• 蓝书屋｜独立书店，承载公共生活的可能性

我曾想过很多种书店结束的方式。可能性最大的就是不可抗力——现在它真的来了。有杏书店将于11月28日关门。知道这个消息，我几乎是面带微笑。我知道有这一天，只是不确定它什么时候发生罢了。我开书店的态度，一直就是如此：如果只有一天，你会如何办一个书店？就像“即将死去”一样活着。

• 【中国哭墙】今年的祝福依然在，李医生生日快乐（10月1日-10月31日，2025年）

2025年10月1日—10月31日，距离李文亮医生去世已2018—2048天。这位在武汉新冠疫情期间因为说出真话成为悲剧英雄的普通眼科医生并没有被民众遗忘，为公共安全与健康充当“吹哨人”成为他闪亮的墓志铭。在李文亮医生留下的微博的评论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写下日记”，“诸多双耳朵仍铭记着他吹出的悠长哨响”，网民们在这里和李文亮医生一起分享和倾诉自己的生活与命运。

• 【图说天朝】北京三里屯“开放党禁”抗议横幅：建立自由、人性、法治的新中国

10月25日，中共20届四中全会闭幕不久，北京三里屯街头有抗议者在一栋建筑上挂起了两面横幅：“共产党的本质是反人类的邪教，它们必将给中国带来无尽的灾难”、“开放党禁，自由组党，自由竞争，自由选择，建立自由，人性，法治的新中国。”两则横幅末尾均有署名“pque2025”。近年来，此类型的抗议事件多次发生，网民大都称抗议者为“勇士”。

一周惊奇：

• 【404文库】情况有点复杂｜“还是要看镇上的处理结果，不能被当枪使了”

事情节点梳理：10月14日，人民网留言板上，ID“23919543”给四川省绵阳市委书记左永祥留言：“绵阳市安州区秀水填*工厂污染，绵阳市安州区秀水填石红村农作物受污染和老百姓呼吸困难，希望上级领导重视。”

• 远川研究所｜公考机构，玩不起了

人民群众对编制的热情有目共睹。去年国考有超过三百万人报名，平均竞争比高达86:1，打得最凶的岗位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联络部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10655人报名竞争同一个名额。当全国人民都理解了山东人的执念，教培行业也一叶知秋，光是今年上半年，“公考一哥”中公教育的正价课培训人次达到45万，同比增长18.42%。打眼望去，有种考公越火、中公越爽的错觉。

• 羽旌干鏚｜聊聊相声表演无现挂与课堂教学假互动

三十多年前，我们曾是一出好戏里的活道具。那是上大学的第一年，我们有一门课要对外展示。登台前，我们这些“演员”——老师和学生反复排演，哪个问题由谁举手，答案的字句，甚至辩论时谁该脸红脖子粗，都像京戏的锣鼓点，掐得分秒不差，我们追求的是一种严丝合缝的“正确”。

• 木白文笔平平｜被“集体”跑操的医护们

河北一医院全体医护下班后跑操。我看到的时候这件事还没上热搜。但看完之后是无法评论的。因为现在的很多媒体报道，说实话完全没有了新闻人的基本素养。就像下面这则报道。你在这个简短的报道上只能看到医院医护人员下班集体跑操，以及医院工作人员回应，此举是锻炼身体，全院都可以参加跑步，更好地为病人服务。

• 西虹仕｜父亲被骗保几个月了，今天才发现

叮一声响，父亲的手机来了条微信。他打开手机，读取信息。随即说：这个中金支付是干嘛的？怎么又扣了我两百多。我警觉起来，问道：这是第一次扣？老爸回答：扣了几次了，每次看到了，后面一忙就忘记了。我问：您是不是签过什么协议合同之类的。老爸说：怎么可能呢？肯定没有签过。我不可能随便签这些。

一周讽刺：

• 36氪｜eSIM刚上线就恶评如潮，运营商是该多用点心了？

尽管取消了卡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告别营业厅。就现阶段而言，eSIM的开通必须回到号码归属地的线下网点；人证验证、身份核查、配置文件下发，每一步都要在营业厅工作人员的操作下完成。而当eSIM需要换机或者eSIM服务遇到异常时，还得回到营业厅再走一遍流程。要知道现在实体SIM卡都可以上门配送、手机激活了，涉及eSIM的业务反而需要亲自跑一趟营业厅，这样的结果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 IT之家｜帮用户打破信息茧房，腾讯已成立正能量算法工作专班

10月28日消息，据证券时报，腾讯公司总编辑、公共政策副总裁朱殿君在今日于广州举行的“2025 内容创作者嘉年华”上透露，腾讯公司已成立“正能量算法工作专班”。朱殿君表示，腾讯依托微信独特的社交关系链，让知识分享、实用技能、情感共鸣等优质内容，借助用户之间的信任自然流动。这既让优质内容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好礼”，也从机制上有效抑制了不良信息的传播，逐步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健康生态。

• 九龙塘右眼书迷｜《负动产时代》读书笔记：日本人掉过的坑，国人恐一个都逃不掉

日本出现的“长租房陷阱”，神州恐怕也会出现——过去几年，神州很多人买了不少房产准备收租，有的人甚至加了大量杠杆。但问题是现在百业凋零，“灵活就业者”大量增加。这些人很多都租不起房，只能回老家或者去更偏远的小区。【这就可能导致房东们面临租金甚至无法覆盖房贷，还要倒贴钱补贴租客的喜剧场景】。——他们手中的房子，也有可能会成为让他们长期失血（房贷+房价下降）的“有毒资产”。

一周声音：

• 【404文库】刀下留人 -周权 李冬｜留给最高法的时间不多了
• 鸡蛋bot｜死刑疑云：“昆明扫黑第一案”家属吁请最高法刀下留人
• 水瓶纪元｜在法庭上被带走的“旁听士”吴云鹏
• 空瓶子｜湖南湘乡“刑讯逼供”样本：一名北大女研究生的16天小黑屋噩梦

2025年10月27日下午，昆明，高芳接到一通来自市中级法院的电话，通知她本周五可以去见丈夫周权的最后一面。一天后，一封由她署名的、悬赏百万寻找关键证据的公告出现在网络上。这份民间悬赏，质问着一个已经被最高审判机关核准的死刑判决。给高芳的电话很短。那头的人声音很平静，公事公办，只是在履行程序。根据一位律师的说法，这种通知通常意味着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已经走完，核准死刑的命令已经下达。

• 伊甸牧笛｜铁流逝世周年纪：从坎坷传奇到水榭归隐

去年9月，铁流先生在成都青城山医院安详离世，享年92岁。这位本名黄泽荣、笔名晓枫的世纪老人，用一生诠释了何谓“坎坷与传奇”——从热血青年到反右囚徒，从劳改犯到文化老板，他的故事，是中国现代史中一粒微尘的史诗。1933年，铁流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寒微之家，幼年失怙，饱经忧患。

一周故事：

• Vista看天下｜张雪峰复播后大变脸，信过他的“受害者们”这次站出来说话了

张雪峰又改口了。被全网封禁近一个月后，恢复直播的张雪峰话锋一转，大赞文科“广阔天地，大有可为。”他对文科的态度可以说发生了180度大逆转。毕竟，过去几年，他的经典言论“文科都是服务业，总结成一个字就是‘舔’”，几乎已传遍互联网的大街小巷。不少网友把张雪峰的急剧转变当“乐子”看，调侃他是“变色龙”“墙头草”，也有人分析，他这次是“怂了”。

• 极昼工作室｜他们挤在8元一晚的旅店，几百人抢一个活

在重庆沙坪坝的城中村巷弄里，一块木牌上写着 “住宿：大铺8元，单间15元”。门框朽烂的旅店，像一块被城市遗忘的补丁，成为无数漂泊者的临时落脚点。他们大多是干零活的，建筑工地上的、搬货的，天不亮就出门，天黑才回来。有的人住几天找到工作就走了，也有人一住大半年。就算攒下点钱，还是舍不得换贵一点的地方。15元的单间常常空置，8元的大通铺挤满了人。

• 南方人物周刊｜抗旱抢回来的玉米，倒在秋雨连绵的地里

张梅终于等来了一个晴天。玉米地里，收割机轰隆作响，她弯腰捡起一个玉米棒子——个头小了些，但颗粒金黄，揣进兜里，另一只手拿着空的化肥袋。她从地头走来，穿着咖色的厚夹克，“现在都霜降了，麦还没种上呢，玉米还没收，往年晚麦都种上了，现在只能等着。”她对《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说，并拨开手里刚捡的这棒玉米，“芯已经霉了，往年的玉米可比这大多了。”

• 正面连接｜和算法打交道的女人们

2020年9月，复旦大学博士生赖楚谣偶然点进一个直播间。手机屏幕里的张姐看起来四五十岁，身材微胖，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教粉丝做爆款账号：“你一天播多少次，播多长时间，有多少人看，这些算法都是会记着的。”“算法刚开始会给你推流量，但这些都是‘路过’的，你们知道吧？要把这些过路的变成你的铁粉，让他们加入粉丝团，送个灯牌，算法记这个呢！”

按：2025年10月29日，“城市的地得”发布了“有杏书店将于11月28日关门”的消息。成都有杏书店创始人张丰写道，“我理想的书店是这样的：店员热爱阅读；有好喝的咖啡；每个人都能来分享他的见解，在书店成为更好的自己。很开心的是，到今天为止，书店都是我喜欢的样子。所有的活动，也都是我喜欢的。我没有任何遗憾。书店开到足够久，就会变得伟大，会帮助到很多人。但是如果条件不允许，它应该做到美好，有属于自己的体面。开书店是一段创造的旅程——它会结束；作为一个作品，它可能不够完美，但是如果被删除，它在任何意义上又都是‘完整的’。”真正珍惜每一天，做自己喜欢的事，这就是意义。

成都有杏书店的关闭是不幸的，意味着成都这个市民公共空间的淹没。坦白说，就影响而言，似乎也是国内最后一间有影响力的公共书店，因此，也不只是成都的悲哀。书店走出了卖书的范围，而提供给市民一个精神空间，可以互相温暖，互相表达关切，互相承担悲苦，在目前日渐逼仄的环境下，积极乐观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下去，day in day out，不必移民，我们依然可以有心地生活在这里，无论是成都，上海，人活着，不光需要物质，更需要精神上超越有形的环境。

从这个角度看，有杏书店是有心的，被关闭，短时间是不幸的，但磨难是让我们更成熟，让我们清醒，让我们更珍惜无形空间之间的彼此安慰，这片土地上苦难是无穷尽的，但好了伤疤忘了痛，日子过好了一些，就有国人骄傲自满，殊不知，灾难往往隐藏在这些自大后面。

公共空间，在中国古代，就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意的表达是多重的，抖音或表达多层，微博或表达多层，书店或表达多层，这些供治理者参考，一旦声音闭塞，相当于在复杂的马路上，塞住了双耳，很容易出事故。某种程度上，书店类似子产不毁乡校中的乡校，有人聚集，总有些刺耳的声音，听到不同的声音，本能的令人不快，尤其是未有治理经历的人，往往未必中肯中靶，但愚人千虑，必有一得。从历史看来，曹操和袁绍之成败，最终还是谋士士人的刺耳话语，是否能听进去。

成都武侯祠的著名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攻心联或许也是对诸葛一生的反思，诸葛有点好战了，七出祁山，耗尽蜀国民力，无非是为了心里那个大一统的梦想，最终魂归五丈原。真正能攻心的是司马懿，甘心能接受妇人头巾，司马懿给他弟弟司马孚的信中评价诸葛亮说，（诸葛）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最终司马氏能笑到最后，还是很说明问题的。诸葛或是太聪明了，以至于只相信自己，执迷于大一统，而不看当时曹魏也有其天命，当时如果有间有心书店，这攻心联或许现在要摘去了。

话说回来，中国有句古话，塞翁失马，焉知祸福。书店因人而成，也因人关闭，书店的关闭也能造就人，书店关闭的信息中，书店主理人说，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这是《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的经文：那 美 好 的 仗 我 已 经 打 过 了 ， 当 跑 的 路 我 已 经 跑 尽 了 ， 所 信 的 道 我 已 经 守 住 了 。 从 此 以 後 ， 有 公 义 的 冠 冕 为 我 存 留 ， 就 是 按 着 公 义 审 判 的 主 到 了 那 日 要 赐 给 我 的 ； 不 但 赐 给 我 ， 也 赐 给 凡 爱 慕 他 显 现 的 人 。这是使徒保罗书信中的话，是他临终前的总结，保罗一生颠沛流离，从世俗的角度，比孔夫子还失败，孔子还当过大法官，但上帝给他的使命，就是打属灵的仗，跑传福音的路，一生相信上帝的话语，最终，世上的冠冕并没有给他，他死于罗马，因为是罗马公民，而享受了较好的待遇，被砍头，而不用上十字架。书店美好的仗是什么呢？

书店不是教堂，传播的不是上帝的福音，更多的是社会的福音，知识人传播知识，分享自己的经验得失，希望社会更有爱，有公义，有盼望，知识和经验的传播，往往让社会中同心者互相安慰和温暖，吾道不孤也。但历史事实往往告诉我们，世上进步主义，往往有一个残酷的现实回应，美国和欧洲历史告诉我们，历史并不是直线发展，也不是螺旋式上升，往往是会返祖，如德国在二战期间，还会发生灭绝人性的种族大屠杀，对于穿着现代，说话柔和的德国知识人士和上流社会是难以想象的，但就是如此。日本也是如此。人心中的恶，难以想象，恶事可以是自认为善心的人做的，因此，如果有心书店的主理人和读者，能从书店关闭看到更多，“我对你们说了这些事，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要有勇气，我已经胜过世界”（约：16:33），通过这些苦难，认识真理，真理必让他们从书店的关闭中，得着真正的自由。因为真正的自由，往往只在心里，而不在外在。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著名演讲中说，老兵不死，只是凋零，我一直觉得可以翻译成，老兵不死，只是退隐。“Old soldiers never die，they just fade away”，只要有心，书店不死，只是隐藏起来。隐藏的，没有不显现的，最终还是要回归的，只不过，你需要盼望。心中的美好盼望。有心人，即便遇到不幸事，依然有心，不会灰心失望，因为美好的盼望，长存心中，无人能夺去。

2025年10月31日上午10点40分，我们的亲人——周权与李冬被执行死刑。我们所有的呼吁、请求甚至下跪，都没能换回他们的生命；众多专家、学者、律师、媒体人、社会人士的接力声援，也没能阻止这一刻的降临。

两条人命，就这样被终结。

我们尚在沉痛之中，当天傍晚，《云南法制报》刊发了题为《背负两条人命的罪犯周权、李冬今日伏法》的报道。

这篇报道不仅罔顾案件的重大争议，更以失实的文字和带有倾向性的表述，对我们的亲人周权和李冬进行污名化。

例如，报道称“工人争夺两把施工铁铲”，但原审裁判文书以及庭审中公开出示的笔录，均明确记载，现场是因“一把铁铲”引发的冲突，“两把施工铁铲”的说法根本不知从何而来。报道连最基本的事实细节都出错，如何令人信服？

又如，报道称周权指挥“手下携带砍刀、狼牙棒、铁管等当街和对方相互砍杀”，这一情节，在原审裁判文书的表述中，从未出现过。周权没有“手下”，“狼牙棒”更是闻所未闻；报道称“周权就组织了数十人，一天内与对方斗殴三次”，似乎是周权主动与人“斗殴”，而真相是“一天内”对方上门寻衅三次，对方身上雕龙画凤，数十人携带砍刀、狼牙棒、铁管、兵工铲，到周权工地寻衅滋事，堵停工地渣土车。报道如此颠倒黑白，违反新闻真实性原则，损害了我们的亲人周权和李冬的名誉。

再如，报道称“对方人员刘某被汽车撞倒后又被乱刀砍死”，但是，该报道却不写明刘某是被哪一方的“汽车撞倒”、又被谁的刀“乱刀”砍死——语焉不详的背后，是本案一审、二审、死刑复核都应当查明却迄今没有查明的问题——被害人究竟是何种情况下、被哪一方的人员撞倒、砍伤？真相至今没有查清，判决书也语焉不详，但周权、李冬却已被匆匆执行死刑。

更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篇既无署名记者、又明显失实的报道，竟被广泛转发，甚至被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公众号转载，如果我们沉默，造成的后果是“默认”这些并不存在的事实。

一、我们的亲人周权和李冬不是黑社会

周权不是黑社会，李冬不是黑社会。

他们只是重庆、四川籍外出到云南昆明务工进行城市建设的农民工，勤劳本分，从不欺压百姓，从不伤害群众。

他们靠双手谋生，却被冠以“黑社会”的名号。这个标签毁掉了他们的尊严，也遮蔽了案件的真相。

他们生前没能为自己辩白，我们作为家人，必须替他们说出：他们不是黑社会，他们从未组织、控制、威胁任何人。

二、“6·29”事件：周权不在现场，也没有幕后指挥，李冬没有杀人，而是对不法侵害进行正当防卫

2016年6月29日，昆明新螺蛳湾广卫立交桥下发生的那场冲突，真相至今被扭曲、被误读。

那并不是一场聚众斗殴，而是一群螺狮湾附近本地人士——其中包括多名有犯罪前科、曾因持刀砍人被判刑的刑满释放人员，持东洋刀、狼牙棒、钢管等凶器，闯进周权正在施工的工地，对包括李冬在内的重庆、四川籍农民工实施暴力殴打、砸毁设备、拦截施工车辆等行为，是一场正在进行、足以危及生命的不法侵害。

周权并不在现场。事发时，他正在办公室与两名客商洽谈工程业务。当接到现场工人电话后，他第一时间要求立即报警，并亲自致电属地派出所教导员，请求多派些警察到现场。他的全部行动，都是为防止冲突扩大、保护工地安全。

针对这场正在进行的危及生命的不法侵害行为，李冬等人所作出的反应，是在被砍、被打、被撞的混乱中，为了活命而进行的防卫。李冬等人没有预谋，也没有组织，更没有故意杀人的动机，他们所实施的行为，不是犯罪，而是正当防卫。

将这样一场被动自卫的悲剧定性为“聚众斗殴”“故意杀人”，是对事实的背离，更是对正当防卫制度的漠视。

三、为了查明真相，我们承诺百万悬赏，永久有效

在整个案件中，最关键的，是那段至今消失的影像资料。

2016年6月29日那天，“云AZ1V16”行车记录仪视频显示当时车辆在行驶中，能够记录冲突现场事发的整个过程，能够还原整个事实真相，然而，记录仪视频中最关键的部分却不翼而飞。

2025年10月28日，我们发布《悬赏百万，征集昆明螺蛳湾“6·29”冲突事件的现场视频》。

为了让逝去的亲人得到清白，今天，我们在此再次郑重声明：这份悬赏，永久有效。无论多久，无论多难，只要真相没有重现，我们寻找真相的脚步就不会停止。

四、为了还亲人清白，我们坚持申诉，哪怕用尽余生

我们的亲人，周权与李冬走了，但他们的案件，还没有真正结束。因为太多的疑点，仍未解开；太多的证据，仍未查明；太多的声音，根本没被听见。

我们家属将继续为他们申诉。这是我们的誓言，也是我们此生不变的坚持。

每一次提交材料，每一次等待答复，我们都清楚这条路的艰难与漫长。但是，我们更知道，一个存在这么多疑点的案件不应该、不能够以死刑画上句号。

哪怕要用尽余生，我们也要让真相重见天日。

五、我们心怀感恩，继续前行

在这场漫长而沉重的道路中，我们并不孤单。

我们要由衷地感谢，那些一直关注、声援周权和李冬案的法律专家、律师、记者、学者、以及无数素昧平生的朋友。正因为有你们的呼喊与注视，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刻，仍看见了光。

你们的努力，让我们相信：法律，不只是冷冰冰的条文，也是一种温度、一种坚持。

未来的路，也许依然艰难，但我们将继续走下去，为了还亲人清白，为了让正义不缺席，为了让真相，终有一天被看见。

沉痛缅怀周权、李冬

作者 | 何国胜

编辑 | 向现

“是的，深有体会。”

面对“医院真在普遍降薪？”的询问时，外科医师张辉答道。

他在一座一线城市的三甲医院普外科从业，是医生群体中待遇尚好的一部分。他粗略算过，同等岗位同等水平的医生薪酬，跟以往相比，至少打了6-7折。

“我在外科，同时有高级职称”，张辉说，长期以来，外科的绩效比其他科室相对较好，“以往一个月的绩效在1万多（元），但近期降到7000—8000元之间”，且延迟一个月发放。

《手术直播间》剧照

这不是张辉一个人的感受。在海南某家中医院工作了8年的护士刘景红，也在2025年8月收到了医院降薪30%的通知。

“医院所有部门都在降，包括我们护士、医生和后勤等。”刘景红告诉南风窗，相比他们收入本不太高的护理人员，降薪给医生带来的影响更大，“没激情，没动力”。

张辉和刘景红都跟南风窗强调，医生降薪并非个例。

2025年6月，市场研究机构华医网发布的《医疗人才2024年薪资及就业调研报告》显示，参与调研的29469名医务人员中，有57.9%的人表示薪酬下降。相较于2023年调研报告中“37%的医务人员薪酬下降”增加了20个百分点，薪酬下降呈扩大趋势。

更早前，医学界和医米调研发布的《2024年度中国医院人力资源现状调研报告》显示，2009名参与调研的医生中，降薪的医生比例从2023年的50%增加到57%。

超六成医生对目前薪资情况不满/图源：医学界

长期以来，由于医疗服务的高价值和培养一名医生的高成本，医生的高薪酬是不同国家的普遍做法。此外，医生职业的特殊性，也要求其薪酬应维持在稳定水平。

张辉表示，相比社会其他行业，医生群体的薪资待遇已属不错，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保障医生合理待遇和做好医疗服务之间做好平衡。

降薪早已开始

事实上，医院降薪不是近期才发生的事。

早在3年前，张辉就跟家里人做了“预警”，“要缩减不必要的开支，来应对这种时期的到来”。张辉说，在2023年初，他就已经感受到医院有降薪的征兆。

随后不久，医护人员的绩效工资就开始打折，并迟发一个月。他记得，他们的降薪不是分次数降的，而是在这三年内缓慢减少，直到现在，绩效工资整体降了30%左右。

随绩效工资一起减少的还有各种福利，“像以前过年过节都会发现金，现在基本都没了”，张辉说，年终奖也早已取消，收入减少明显。

在跟同市的其他医生交流时，张辉也了解到，尽管幅度不一，但其他医院同样经历了降薪。且有些医院的绩效工资，“延迟两三个月是常规，有的甚至延迟半年发”。

而绩效工资是医生的主要收入。张辉告诉南风窗，医生的薪酬主要分为固定工资和绩效工资，其中绩效工资可以占到整个收入的七八成。

医学界和医米调研发布的《2024年度中国医院人力资源现状调研报告》显示，医生薪资有一定浮动性/图：医学界

相比张辉，李一鸣所在医院的降薪则开始不久。

他在一家三甲医院的口腔科门诊，从业2年。今年5月，科室发了通知，说绩效工资下调5%，到6月又变成6%。李一鸣说，此次绩效下调涉及全院所有部门所有岗位。

自他入院起，他们的绩效工资都是延迟2个月发放，前不久，李一鸣陆续领到下调后的绩效工资。“我算了下，大概比以前少了1000块左右”，李一鸣说，尽管他们的绩效下调幅度不大，但因为他们的收入以绩效工资为主，所以钱数减少仍颇为明显。

“我们每个月的绩效工资大概在1.5万元左右，基本工资只有2000元。”李一鸣告诉南风窗，绩效工资占了他收入85%左右。

《关于唐医生的一切》剧照

千里之外，甘肃一地市医院中医科室的护士王青从2025年3月开始，领到好几次打了5折的绩效工资。

“今年3月以来，我们医院有些月份处于亏损状态。”王青说，他们的收入跟着医院的营收情况而波动。

她记得2018年刚入院那年，绩效工资不错，但自2023年以后，绩效工资整体上在减少，一些过节福利也在减少或消失。

王青说，目前每月的基本工资都能保障，但医院的营收状况不是很乐观。近两年来，到他们医院看病的患者在变少，而且不少人的治疗也变得保守起来。

连锁反应

“降薪的原因，最直接的是医院整体医疗服务收入减少，加上最近两年医保的严查和集采药物的价格下调，产生了一连串的反应。”张辉说，他们这类三级医院的医生薪资中基本没有财政来源，所有的工资绩效全靠自己挣回来。

这跟医院的营收状况紧密相关。

李一鸣解释，他们的绩效工资多寡要看医生的业务量或产值多少。“就是你一个月里看的病人在医院花的钱，这个钱扣除成本后再按一个比例给我们发绩效奖金。”李一鸣称，简而言之，一个医生看的病人越多或病人在医院花的钱越多，医生的绩效工资就越高，反之则少。

《2024年度中国医院人力资源现状调研报告》中提到，医院绩效工资主要与接诊量相关/图源：医学界

张辉回忆，在2017年和2019年之前，医生绩效工资中的一部分是靠开药、开检查和使用耗材获得的。但在2017年和2019年，国家先后取消所有公立医院的药品和耗材加成，药品开始集采，医护人员经历了一次降薪潮。

那一波降薪幅度虽也不小，但因为其中含有一些不合理乃至不合规的收入，所以医生群体的接受度尚可。

当时的政策也提到，对于公立医院因取消药品与耗材加成而减少的合理收入，主要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增设医事服务费、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等方式解决。

自那以后，公立医院收入的三架马车——医疗收入、财政补助和药品收入，变成了以医疗服务收费和财政补助为主的两架马车。

而按照张辉的说法，近几年来，他所在医院的医疗服务收费并没有如期上涨。同时，因为检查检验费用下调，而且患者的治疗态度渐趋保守，医院的总收入在减少。

《问心》剧照

财政补助方面，近几年投入量有所上涨，但总的占比不高。

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副院长金维刚曾在一次财经发展论坛上表示，财政资金在公立医院的投入，平均占医院总投入的10%左右，最高约为15%，最低的约为7%。

李一鸣获知的降薪原因是，医院为了支援新院区的发展而下调了他们的绩效。不过，他自己也感受到，由于近两年来患者的治疗方式偏向保守，使得医院收入进一步减少。

“像我们科室，有一项叫根管治疗的方案，费用挺高，一颗牙要三四千块钱。”李一鸣说，近一两年来他给患者介绍方案和大概费用后，很多人，尤其是不能刷医保的人，就选择不做，选择开点药回去吃。

此外，张辉觉得，近几年医保监管的愈发严格和规范，也在某种程度上压缩了医护人员的薪资空间。

李一鸣对此有同感。他解释称：医保严查，尤其是实行DRG/DIP付费改革后，一些跟收治疾病不甚相关的收费项目不让开了，所有治疗项目必须要在病例中有体现且合理合规，否则被查出问题，医保局的罚款，医院就要从医生的绩效工资里扣除。

《关于唐医生的一切》剧照

而在医保未严查的时，医生的可操作空间相对大一点，能开出的收费项目较多，收入也相应较多。

“但有一个问题是，医保的有些规定是新出的，但它在查的时候会倒查过往记录，那时因为没有这些规定，就会出现不合现在规定的情况。”李一鸣说。

不过，张辉认为，这像是一个天平的两端，严查医保尽管某种程度上“压缩了医护人员的薪资空间，但让利于老百姓，对老百姓来说是一个好事，我非常理解”。

“以治病为准则”

医保监管趋严，尤其是DRG/DIP付费改革，成为多位受访医护人员在提到降薪原因时，都无法绕开的争议焦点。

不过，现实可能更加复杂。2024年4月，国家医保局官网曾发布一篇题为《DRG导致医疗收入减少？导致医院亏损？这个锅DRG背不动！》的文章。该文提到，当下不少公立医院的亏损和医疗收入减少，问题主要出在医院的不合理扩张和发展上：

“有的医院求大求全，扩院区、盖大楼、搞装修、加病床、买设备，这些都将让医院发展背上巨大的包袱。另外，有的医疗机构人力资源配置过多导致效率偏低、费用过高，有的医疗机构成本控制能力偏弱、药耗占比过高，这些都可能导致医疗机构入不敷出，艰难度日。”

图源：unsplash

有观点认为，当前问题的根源在于，公立医院仍以“自负盈亏”的市场逻辑运行，而医生的薪酬制度又与医院收入紧密挂钩，这使得医生成了医院经营压力的直接承受者。

前不久，复旦大学公卫学院卫生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应晓华等发表了一篇题为《国际医生薪酬模式及对中国的启示》的文章。

该文章提到，从2006年以来，中国公立医院开始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医务人员薪资由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津贴补贴四部分组成。

在薪酬结构方面，全国公立医院固定薪酬占比较低，而以绩效工资为主。地区上，一线城市固定薪酬比例仅为29%左右；级别上，三级医院固定薪酬比例约为36%，较二级医院低8个百分点。

文章称，医生的绩效考核以医疗服务为中心，所以医生主要关注服务类型、数量、费用，以及对所在医院净收益贡献等，这会激励医生追求更多服务与更高费用。这些导致出现一些不合理的“大处方”、“大检查”、分解住院等问题。

可一旦政策方面对此类行为加强监管，医生的绩效工资就随之受影响而减少，陷入一种怪圈。

《亲爱的生命》剧照

而国际经验显示，公立医院的医生薪酬，以固定薪酬为主。澳大利亚学者对比国家公立医院的工资制与私立医院的按项目支付制发现，固定薪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医生选择患者的经济激励，按服务付费制则导致医生显著偏向治疗短期住院患者。

文章认为，固定薪酬为主的模式更有利于保持公立医院的医疗公益性。

故此，文章建议我国逐步提高医护人员固定薪酬占比至60%-80%，构建“基础工资+有限绩效”或“基本工资+小比例绩效奖金”的结构，降低绩效奖金与业务收入的直接挂钩强度。

国家卫健委近日也强调,“逐步提高基础薪酬等相对固定的稳定收入占比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同时，“研究推进动态缩小机构之间薪酬差距”。

张辉对此深有感触。他呼吁，医生和医院要以治病为准则，而不是以营收为准则。“如果一切以赚钱为目的的话，医患关系变差，我们也有一份罪责。”张辉说，医院转向公益性，需要医生降低“欲望”，同时更需要财政方面的支持，让他们可以安心治病，而非费心创收。

至于已经发生的降薪，“在社会中还有很多人的生活比我们艰难，跟他们相比的话，我也挺知足的”。张辉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

国家统计局最近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5》公布了2024年的结婚数据。

也是没想到去年的数据赶在了今年四季度才发，不知道为啥，今年很多数据都比往年滞后了许多。

想来也是统计的工作不好搞啊，毕竟数据若是增长的还好办，

要是下降考虑的事情可就多了，环比，同比，局部，趋势……

算鸟算鸟，都不容易。

先看结婚数据。

2024年全年全国结婚登记是610.56万对，这个我们年初二月其实已经知道了，但是这次数据更新了初婚人数和再婚人数。

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初婚人数为917.23万人，再婚人数为303.88万人。

图片来源：何亚福园地

从上图可知：过去11年，初婚人口一直都是下降的，2024年初婚人数首次跌破1000万大关。

13年初婚人数2385万，去年是917万，降幅61.5%。

这个降幅明显超过了80后和90后的人口差距。

80后2.15亿人，90后1.78亿人，也就17.2%的缺口。

对于出生人口来说，初婚人数比结婚登记人数更值得关注，因为对于绝大部分中国家庭来说，结婚是生育的前提条件。

总之，初婚数据降到这水平，生育率其实就不用太纠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再看离婚数据，下面是2024年离结比排名前十的省份：

解释一下离结比的概念，比如离结比50%，那就意味着每100对新人登记结婚时，有50对夫妻登记离婚。

虽然离婚和结婚的大概率不是同一批人，但是如果把时间拉长一点看，

对于超过半数的人来说，未来都会有比较大的可能会走到离婚那一步。

从数据看，85年那会儿，全国的离婚的才占结婚的5.5%，95年也就11.3%，到08年才20%。

我国的离结比在20%这个水平维大概持了十年，而30%只维持了两年，40%也就两年，到19年就飙升到50%了。

20年到22年这三年比较特殊，特别是21年出台了离婚冷静期政策，把离结比压回到了37%，但23年又回升到47%，24年又上了一个台阶。

不过25年的数据应该会比较乐观，因为今年在结婚不要户口本+全国异地通办组合政策下，二三季度的结婚数据都逆势回升（回光返照），大大增加了结婚人数这个分母。

但是部分省份的数据真就有点夸张了，比如东三省的几个老大哥。

到底谁会成为第一个离结比超过90%的省份呢？

先拭目以待。

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结婚对数在缩，初婚人数也在萎缩，基数萎了，没有量，也就不用谈什么操作了。

面对这样冰冷的现实，我们也没有坐以待毙，各地纷纷出台政策，试图挽回局面。

比如延长婚假，全国现在已经有二十九个省份延长婚假。

山西、甘肃甚至给到了三十天。

但要我说，这更像是一种纸面上的慷慨。

多少人能顶住现实压力，心安理得地休满假期，恐怕要看各自的“八字”够不够硬了。

再比如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取消户口本限制。

这些举措固然便利，却显得有些隔靴搔痒，也完全不解决实际问题。

当前的许多激励措施，更像是一种“预期管理”，总希望用最小的成本，撬动最宏大的改变，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但面对生育窗口期正在快速关闭的90后群体，这种挤牙膏式的补贴，几乎注定要错过最后的时机。

现在每拖一年，就有几百万妇女“断电断水”，育龄妇女数量的减少，将是未来中国最大的隐患，就像一头悄然而至的灰犀牛。

生育窗口一旦关上，可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了。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年轻人不愿结婚的性质，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感觉，以2022年为界，初婚人数下降的逻辑已然不同。

在此之前，核心矛盾是“结不起”。

以棚改货币化为引爆点的房价飙升，叠加教育产业化的飞速发展，让婚育成本如一座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

这是一种源于外部成本压力的被动选择。

而2022年之后，矛盾的核心正转向“不想结”。

近两年，资产价格有所回落（比较委婉的说法），部分教育资源也不再那么紧俏，但年轻人对婚姻的热情却丝毫未见回暖，甚至在去年创下了十年来的最大跌幅。

这说明，在经济增速放缓和对未来预期转弱的大背景下，曾经被视为客观障碍的外部问题，已经内化为一种主观意愿上的不愿意。

不是不能，而是不想。

当“不想”成为主流时，所有“松绑式”的政策——无论是不限购的房子，还是不限户籍的结婚登记——都将失去意义。

因为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更无法说服一个从心底里就不想上路的人。

这些数字最终会反映在我们的生活里。

最直接的，还是房地产市场，也是种瓜得瓜了，可惜是无籽瓜。

以后会怎么样呢？

那当然是以后再说呗。

-END-

这届万圣节，广州的几位年轻人做了件了不起的事情，把自己打扮成卫生巾，而且是用过带着经血的卫生巾，站到了公共场合。

这一次，卫生巾上的经血终于不是蓝色，而是真实的红色。

红色，来自于帮助人体运输氧气的血红蛋白的本色，这些红色的经血随着子宫内膜周期性地脱落，吸附在雪白的棉质卫生巾上，是一个非常自然且普遍的生理现象：

月经既不肮脏，也不阴秽，更不羞耻。

但长期以来，超市购买的卫生巾要用黑色塑料袋装起来给顾客，所有卫生巾广告上都用蓝色液体代替红色经血，有些地区仍然禁止经期女性进入宗教场所、禁止接触民俗庆典用品……

我让AI生成一张卫生巾广告的图片，出来的全是蓝色液体。这一点都不怪AI，毕竟AI所接触到的绝大部分卫生巾训练素材都是蓝色液体。

月经，以及与之相伴的卫生用品，被认为是肮脏的、阴秽的、羞耻的，进而受到遮掩、歧视与污名化。

把自己打扮成用过的卫生巾，当然是一种“搞抽象”的行为艺术，但作为一种公共表达，把大家平时讳莫如深、遮遮掩掩的卫生巾和经血大大方方地展示出来，袒露出来，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也特别需要勇气的行为。

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怎么到了女性每个月都要产生的经血，就不敢面对了呢？

这几位年轻人做这次COS，也包括我写这篇文章，目的并不是为了粗暴地把用过的卫生巾和经血怼到你眼前，更不是主张不分场合地就掏出一条用过的卫生巾来公开展示。

真正重要的，需要所有人来一起努力的，是这样三件事：

第一，是破除月经羞耻感

来月经，是每一位育龄健康女性都会周期性经历的生理现象。由于月经发生在人体隐私部位，所以带有私密性，但它不是羞耻的。月经应该是可以被坦然和公开提及的话题。

与之对应的是，来月经并不会让一个人变得污秽、倒霉，经期的女性不会亵渎任何严肃的事物。

第二，是充分且正确的月经健康教育

无论是月经初潮之前的女童，还是成年已久的女性，仍然有非常大比例的人并不清楚经期如何卫生护理，不知道如何正确应对痛经，不知道经血的量多量少意味着什么……

对月经话题的羞耻回避，使得正确健康的月经知识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公共传播，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第三，是正视并积极回应月经相关需求

月经有可能并不规律，有可能不告而来，在大型公共场所和交通工具上，提供卫生巾的售卖或供给，是很有必要的事情。

卫生巾、卫生棉条等产品价格并不便宜，持续用量较大，对于无收入的女学生或低收入家庭的女性来说，是不可忽视的支出压力。卫生巾减税和针对“月经贫困”的公益帮扶，都很有必要。

卫生巾的产品质量安全更是关乎数亿女性的生殖健康，有必要持续监管、从严打击假劣产品。

这些，都是非常正当的需求，没有一丝矫情的因素。

最后，再次向这几位勇敢且真诚的广州年轻人致敬。

感谢你们的努力！

栋梁注：为避免给当事人带来现实麻烦，我自作主张给她（他）们脸上打了码，敬请谅解。

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1月2日，有个让人悲痛的消息，曾经的新郎微博红人，小有名气的画家，我们仗义的兄弟武文建因为心脏病突发，在泰国清迈去世了。享年五十五岁。

武文建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个逆行者。虽然有人嫌弃他粗鄙，有知名大学的教授说，武文建这个人没读过多少书，喜欢装大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武文建瑕不掩瑜，他像水浒传里的武松，鲁智深一样，是一个刚猛正直的人。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怀念武文建这个幽默风趣的画家，怀念他的仗义执言，敢做敢当。

武文建大哥正好比我大十八岁，他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北京燕山石化的子弟。十九岁的时候，武文建为了保护弱者，他挺身而出做了逆行者。

这不但导致了十九岁的武文健上美术学院深造的梦想破灭，也给他带来了七年的牢狱之灾。

1996年，武文健重获自由。他后来写的狱中杂记非常的真实可信。在文学史上也可以留下自己的痕迹。武文健大哥在里头见识到了形形色色的人，里面有大学教授，也有文盲，有好人，也有坏人。

用乐观豁达的武文建大哥的话说，他在里头上了大学。一上就是七年，武文建大哥风趣幽默地调侃自己，说自己相当于北大研究生学历。

很多网友是通过新浪微博，还有后来的短视频平台了解到武文建大哥的。他在网络上揭穿了许多唯利是图的骗子的画皮，比如睡女粉丝骗钱的尊者什么的。他热心地帮助无依无靠，无权无势的弱者和穷人维权伸冤。

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武文建不是什么学富五车的学者，腰缠万贯的大亨。但是依然有许多网友对他不离不弃。

其实几年前，武文建大哥的身体就出了一些问题。毕竟七年失去自由的日子，对他的身体肯定有损害的。加上饮食无度，缺乏锻炼的原因，武文建大哥年仅五十五岁就离开了我们。

武文建大哥的朋友遍布五湖四海，世界各地。可惜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仗义执言，欣赏不到他在视频里口若悬河，风趣幽默地调侃一些骗子了！

对于武文建大哥最好的怀念，就是继承他草根的精神，像武文建大哥一样仗义执言，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这是张丰公号这几天的文章，他在用每天一篇记录书店的最后一个月。我没问他，但应该是这样的。

第一篇是《好了，今天就告别吧》，我当时想的是：哎呀，我明年回去可没地儿去做分享了。去年去了，今年也去了，我还想，如果明年去该分享什么主题？这下不用操心这个事情了。

我相信张丰说的“知道这个消息，我几乎是面带微笑”，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就好像当初做新闻的时候一样，我也知道早晚有一天会做不下去的，只不过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而且我也很相信他的说“很开心”“没有任何遗憾”，这些都不是装的，如果是装的我一定能看出来。

但更喜欢第二篇《不用再给书店送花啦》，第一篇有两句话删掉了，一句是“不可抗力”，一句是“那美好的仗我已打过”，但问题是：第二篇他又把这件事写出来了。

还有这句“昨天上午知道书店必须关门的指令，按照常理应该保持沉默，过几天再‘平静告别’，但是，这不符合我的性格和习惯。”喜欢这里的“性格和习惯”，挨了打，还不让人说，怎么可能呢？

然后是第三篇《对成都的最后一点爱》，标题是这么说的，内文其实讲的是不要惊慌。张丰说“当我做这些事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城市是属于我的，而我也属于这个城市”，这让我想起龙应台那篇《城市是谁的》，城市当然是属于市民的，不用等以后，现在就是，正如张丰这篇结尾所说的，这“并不是想象和虚构”。

第四篇有这么一段话，有很多人划了下划线：

有朋友很遗憾：如果更懂生存策略一点，书店会不会活得更久一些？毕竟能活下去更重要。

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一个人不可能真正掌握所谓生存策略。我觉得现在很好，不管是书店开着还是关门，都是我喜欢的。

张3丰，公众号：城市的地得这样很好

对啊，不是不讲生存策略，完全不想，马上就死了，想太多，活着也没啥意思。这中间的分寸感，再牛的人也无法掌握，即便我们这样干了一二十年的老媒体人，也不行。还能保持不能掌握，并不是一件坏事。

而且这确实是很美好的事情。我盘了一下，书店活动这种事情，组织者、主持人和分享者我都做过。

最开始是2003年左右，我在广州学而优书店当店员，组织了一次线下讲座，请的是中山大学的袁伟时老师。我在天涯的“关天茶舍”发了通知，当天来了不少人，那大概是天涯网友在广州的第一次大规模线下见面，大家都很兴奋，袁老师额头发亮，可精神了。

然而第二次就黄了，请的是北京过来的杨支柱老师，书店不让提供场地，大家就在外面宾馆租了地方，然后临时又被取消，一行人去了附近的一个公园，边走边讨论，气氛很热烈。当时认识的朋友，现在已经成了老朋友，每次去广州我们都会约着一起吃个饭。

后来我把这一段写进了那篇回忆天涯的文章，有网友看了很感慨也很羡慕：“大型线下会，边走边热烈讨论。这个场面扑面而来，有种百家争鸣的感觉。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据点，以前是天涯豆瓣贴吧，现在是知乎小红书，但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热烈的围绕着一个主题讨论，现在很空旷，没有壁垒，也没有聚集。”

后来去了北京，三味书屋的线下讲座我经常去听，国内自由派公知基本上都去做过分享，秦晖、刘军宁、贺卫方、陈志武等等，我还做了一次主持人，是成都来的王怡，那时候我根本不会主持，既不会说开场白，更不会总结，只会拿着话筒点名提问者，不过没关系，提问的人总是很踊跃，绝不会冷场。

讲座完了，大家还会在附近找个地方聚餐，继续讨论。那时候是AA制，好像外地来的网友和学生免单。我那时候还算年轻，年轻人都很穷，AA只能勉强应付。三味书屋的讲座应该是国内类似活动持续得最久的，十年过去了，我有时候路过还会看看，走进去就会想起当年热闹的场景，觉得特别美好。

然后就是张丰兄的有杏书店了，这两年每次回去都会接到他的邀请，然后欣然前往。一晃二十年过去了，我也终于混成分享嘉宾了。

今天下午去跑了20公里，跑的时候想起这些往事，真的觉得很开心，没有一点点挫败感。你看张丰，即便要关他的店，他也要把这最后一个月每天都记录下来，这件事做得太漂亮了。

我本来打算每天看到就转，但想想还是写一篇。如果因为我把话说得过于直白，导致他写不下去了，这也没什么，我并不认为安安静静的转发是更好的选择。

当然，我最想说的还是这确实很美好，即便最后搞不下去了。我们并没有输，而且，我们一定会赢，因为人们对于美好的向往是挡不住的。这不是鸡汤，而是确信，虽然年纪大了，但我比年轻的时候更加确信这一点。

文｜李宇琛

2025年10月27日下午，昆明，高芳接到一通来自市中级法院的电话，通知她本周五可以去见丈夫周权的最后一面。

一天后，一封由她署名的、悬赏百万寻找关键证据的公告出现在网络上。这份民间悬赏，质问着一个已经被最高审判机关核准的死刑判决。

给高芳的电话很短。

那头的人声音很平静，公事公办，只是在履行程序。根据一位律师的说法，这种通知通常意味着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已经走完，核准死刑的命令已经下达。

电话里的人没有提“死刑”，也没有说“执行”。他只是通知了一个法定的程序：

临刑会见。

高芳说，挂了电话，她有那么几分钟什么也没听见，世界是静的。

那一夜，高芳整夜无眠。第二天，散落在各地的亲戚都赶了过来，挤在高芳昆明的家里。没有人说话，只有孩子的哭声和断断续续的抽泣。周权的儿子周泳宏，一个在这九年官司中长大的少年，抱着头蹲在角落。

这场沉默的家庭会议最终达成了一个共识：沉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们决定把一切都说出来。

这意味着，留给周权的时间，只剩下了：

2天。

10月28日深夜，高芳在亲戚的帮助下，写好了那封后来流传甚广的《刀下留人：致最高法院张x院长的一封公开信》。

信里，她用一个底层女性最朴素的语言，讲述了这个案子最核心的矛盾：一群拿着东洋刀、琅琊棒的本地人至今身份不明，而被追砍反抗的外地农民工却要被执行死刑；一份能还原文物证的32G行车记录仪视频，在最关键处不翼而飞。

信的结尾，她写道：

我们没背景、没依靠，唯一的依靠，就是相信法律会伸张正义。

这句话，像一句来自民间的天问。九年前，这个家庭把全部的信任交给了法律，九年后，他们只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最高法院院长办公室里可能永远不会被打开的一封信。

奏折递上去了。剩下的，就是等待那句批复。

文章通过一个名为“刀下留人-周权 李冬”的公众号发出。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它像一滴水汇入信息的洪流，没有激起太多浪花。

转机出现在29日，多位法律界人士，包括此案的辩护律师朱明勇、郭鹏、刘长等人，开始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转发这篇文章。

律师郭鹏写道，这个案子使他们一众参与辩护的律师，都无法再憧憬法治的未来。

这篇文章开始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阅读量从几百，迅速突破一万，人们在评论区里留下惊叹号和蜡烛，追问着那消失的32G视频的下落。

然后，它消失了。

点开文章链接，弹出的页面上只有一行灰色的字：

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几乎在同一时间，家属们发现，他们准备发布的另一篇梳理案件七大疑问的文章，也无法发出。系统提示：

此内容发送失败无法查看。

一场线上的攻防战开始了。人们用截图、转存PDF、甚至做成长图片的方式，继续传播着那封公开信。高芳的公众号被封了，他们就换一个公众号。周权的儿子周泳宏，用他自己的账号，一遍又一遍地发布着同一句话，像是在哭喊，也像是在凿墙：

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万望最高法院务必刀下留人！！

在所有的文字都被反复删除后，高芳一家做出了最后一个，也是最决绝的决定。

10月28日晚21点52分，一份《悬赏公告》出现在网络上。公告的逻辑简单粗暴：既然国家机器找不到那份关键证据，那就让社会去找。

公告详细列出了涉事车辆的车牌号“云AZ1V16”，失踪视频的文件编号“14340137.AVI及其后续”，并承诺：

凡能提供……完整行车记录仪视频……均可获得100万元悬赏。

一百万，买一个真相。

这大概是中国司法史上，第一次由一个即将被执行死刑的犯人家属，公开悬赏寻找本应由公权力保全的核心证据。

公告的最后，高芳留下了一句话，像是在对九年的司法程序提问，也像是在对冥冥中的某个存在祈祷：

真相或许就握在您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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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缠绕周权案九年之久的，有两个幽灵。

第一个幽灵，是一段容量为32G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它来自一辆车牌号为“云AZ1V16”的白色丰田车。案发当天，这辆车就在冲突的核心。

故事的最初，这份视频曾是这个家庭的圣杯。

案发后不久，当高芳和律师们得知有这样一份完整记录了现场影像的物证时，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心。一位早期介入的律师告诉高芳，这种有客观视频的案子，事实清楚，没什么可担心的。

高芳当时也这么觉得。她说：

有视频，一切都清楚了。

他们以为，这台小小的机器，是上帝投向人间的一瞥，能照亮所有的黑暗与谎言。他们开始等待。等待这段视频在法庭上播放，还他们一个清白。

他们等了九年。

九年间，案子一审、上诉、发回重审、再一审、再上诉。卷宗堆积如山，从157本增加到更多。但那份完整的视频，始终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

三段由昆明市公安局提供的、经过剪辑的视频片段。

根据家属的控诉材料，这三段视频不仅在文件名尾数上不连续，其中两段之间，更是有着长达54分钟的空白。

54分钟，足够发生任何事。

对于这份决定两条人命的关键证据，云南省高级法院在2023年作出的终审裁定书里，给出了最终的官方结论：

因该内存卡损坏，无法当庭播放。

一句“损坏”，为所有的追问画上了句号。但对高芳一家来说，这只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他们聘请了北京的电子数据鉴定专家，对仅存的三段视频进行分析。

专家给出的意见简单而尖锐：

人为删除。

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像两扇门，一扇通往意外，一扇通往阴谋。中国的司法系统，选择了前者。

于是，这个案子诞生了第一个幽灵：一段官方认定“已死”（物理损坏），家属坚信“被杀”（人为删除）的视频。它徘徊在卷宗里，你看不见它，但它无处不在。

而第二个幽灵，是一辆蓝色的保时捷。

根据家属在《紧急情况反映》中的说法，案发当天，对方的核心人物代小龙，驾驶着一辆车牌号为“云AL2A21”的蓝色保时捷。这辆车不仅多次冲撞、堵截，车上还有未到案的嫌疑人张金龙等人。

家属称，这位蓝色保时捷的车主，是昆明官渡一带“著名的黑恶势力”：

杨天斗。

这个名字，以及这辆高调的豪车，在家属看来，是解开所有谜团的钥匙。他们认为，这才是真凶的线索。

但在官方的叙事里，这辆保时捷的命运和那份视频如出一辙。

据家属披露，冲突的核心人物代小龙，在最初的笔录中曾承认张金龙等人在车上。但几天后，他突然改口。对于张金龙是否在场，他的记忆忽然变得模糊：

记不清了。

随着这份笔录的变更，蓝色保时捷和它背后的杨天斗、张金龙等人，也一同从案卷的核心地带淡出，最终彻底消失在判决书的视野之外。

就这样，一段关键的视频，一辆关键的豪车，都在官方的叙事里归于沉寂。一个坏了，一个忘了。

两个幽灵，共同守护着一个巨大的黑洞。而周权和李冬的命运，就在这个黑洞的边缘，等待着最后的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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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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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明市中级法院（2020）云01刑初222号判决书里，周权是一个教父式的人物。

判决书的叙事从2010年开始。那一年，周权利用亲属、战友等关系，通过聘用、纠集等途径，网罗了包括他大舅子高书林、侄子李冬在内的二十余人，在昆明新螺蛳湾一带“逞勇斗狠”，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组织、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这个组织层级分明，以发放报酬、发包工程的方式笼络成员，同时使用殴打、辱骂等手段威慑管控。他们通过挂靠多家建筑公司承揽工程，攫取经济利益，并以此为依托，实施了聚众斗殴、敲诈勒索、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多起暴力犯罪。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扫黑故事模板：一个外来者，在城市的灰色地带崛起，建立自己的地下秩序，最终被强大的国家机器扫除。

这是一个好故事，唯一的问题是它与事实的距离。

2019年初，律师杨航远在昆明市盘龙区看守所会见了这位“黑社会老大”。彼时，一审死刑判决已下。但周权身上看不到颓丧，他身高马大，身上还带着军人的孔武之气。

他一边在判决书上写写画画，一边告诉律师：

我就是一个包工头。

根据周权自己的讲述，他的人生是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初中毕业去当兵，退伍后到西藏卖水果。听说昆明好赚钱，就和妻子高芳来到这里。没技术，没门路，只能在建筑工地做苦力。

他至今记得，看到怀着孕的妻子还在街上蹬三轮车时，自己回到家哭了一整晚。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他一天打两份工，像骡马一样干活。

后来，他发现当包工头赚钱，于是凭借着当过兵的仗义和认真，慢慢拉起了一支队伍。手下的人，大多是像他一样从四川农村出来讨生活的亲戚和老乡。

判得重的人是我的亲戚，判得轻的是我的工人。杨律师，你看我们这些人像黑社会吗？有这样的土八路黑社会吗？

在会见中，周权唯一一次情绪失控，是提到妻子高芳的时候。这个一米八的大汉泣不成声。他说，高芳才是家里的“老大”，自己赚的钱都交给她，让她十分钟回家，他不敢十五分钟才到。

对于这个被官方定性为组织、领导百人黑社会，在昆明建筑市场形成非法控制的“教父”，周权和他的家人坚称，他们是一群被冤枉的农民工。而刘长律师的评论，则更加尖锐。他用了一个词，来形容这个轰轰烈烈的案件：

凑数。

“把被打的农民工抓来作为黑社会凑数”，这个指控的背后，是案件中另一个巨大的荒诞：加害者与被害者身份的彻底倒置。

在家属的叙事版本里，2016年6月29日那天，真正主动挑起事端的，是以代小龙、李聪为首的矣六村村民。家属在一份控告材料中称，这是一个“长期盘踞在昆明市官渡区矣六二甲村的地方恶势力团伙”，有开设赌场、故意伤害等前科。

他们才是黑社会：

他们手持东洋刀、狼牙棒，主动上门打砸闹事。而周权一方，从始至终是被追打、被迫还击的一方。

但在最终的判决书里，故事走向了另一个方向。手持凶器上门的一方，其核心成员李旺、刘松，成为了法律意义上的“被害人”。

而被追打的农民工一方，周权和李冬，成了故意杀人的死刑犯。

代小龙2014年7月18日因犯开设赌场罪被判刑，缓刑两年，2016年6月29日代小龙参与聚众斗殴，还在缓刑考验期：

在缓刑考验期内参与犯罪，居然未被收监。

2016年8月末，代小龙接受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调查，并因涉嫌聚众斗殴罪被刑事拘留，后被逮捕，然而，代小龙居然又在2017年2月底被：

取保候审。

这让周权想不通。他在看守所里对律师说，那个开保时捷的村霸，带着一帮人拿着武士刀来打人，警察却不对他们进行调查。

这个逻辑的转换，像一个精巧的魔术。帽子换了，黑白也就颠倒了。

3

在中国，每一个死刑判决，都必须经过最高法院的核准。

这道设立于2007年的程序，被法学界普遍视为法治进步的里程碑。它像一道最后的闸门，理论上，可以过滤掉所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确保万无一失。

刘长律师在他的评论里写道，死刑复核收归最高法，曾是“我们这一代法治记者最津津乐道的事件”。

对于周权的家人而言，这也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在经历了云南省两级法院充满争议的审判后，案件卷宗被送往北京。高芳和她的律师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申诉。他们将希望寄托于这道“最后的闸门”。

他们相信，离开了云南本地复杂的环境，北京的法官会更客观、更审慎地审视那些致命的疑点：消失的视频、身份不明的行凶者、被指控包庇的蓝色保时捷。

根据辩护律师之一张亮后来发布的一篇文章，他们的努力似乎收到了回应。

文章中披露了一个关键细节：

最高院死刑复核的主审法官在听取意见时也曾明确表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最高院会对全案进行复查。

这位主审法官进一步做出了更具体的承诺。他表示，最高院会：

调取行车记录仪和同步录音录像等关键证据。

并且，最高院会：

追究故意删截隐匿关键证据的那些人的责任。

这个承诺，对已经奔走多年的家属和律师来说，无异于天籁。它几乎印证了他们的所有判断：案子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从最高法主审法官口中说出的这八个字，意味着周权和李冬的生命，有极大的可能被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这完全符合法律界的预期。刘长律师就曾断言，依据最高法自己的案例库，“至少十个以上的理由，都不应该核准”这个案子。

律师郭鹏也说，最高法内部有“十大不核准死刑的硬杠杠”，周权案至少占了七条。

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闸门即将落下，拦住那辆驶向死亡的列车。

家属们开始等待最高院调取证据、启动复查的消息。

他们等待着。

然而，他们等来的，不是“复查”的通知，而是“诀别”的电话。

张亮律师用一句话描述了这巨大的反转：

话音言尤在耳，证据一份未到，核准死刑的决定却突然从天而降。

那道被视为最后防线的闸门，在所有人都以为它会关闭的时候，悄无声息地升了起来。

最高法院最终核准了周权和李冬的死刑。

没有人知道，在那间位于北京东交民巷一号的最高审判机关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那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判断，是如何被推翻的？那份“调取关键证据”的承诺，为何没有兑现？

在家属和律师看来，这是一个无法理解的黑箱。

朱明勇律师在他的朋友圈写道：

最高法法官曾表示必须调取消失的视频，查明案情。但是，前天法官突然通知家属，外地两名农民工被判死刑，周五（后天）执行。

他最后评价：

这杀人也太随意了吧。

这种随意，彻底击碎了家属们对司法程序的最后信任。曾经津津乐道的制度设计，在周权案的终点，变成了一个无法解释的悖论。

它也击碎了辩护律师们的职业信念。郭鹏律师在陪同家属奔走最高法和最高检后，对他们说：

这案子使我们一众参与辩护的律师，都无法再憧憬法治的未来。

法治的未来，在这一刻，似乎与周权和李冬的生命一起，被推进了那个深不见底的黑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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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法律世界的大门一扇扇关闭，高芳一家只剩下最后一条路：

走向市场，走向公众。

10月28日，在接到“临刑会见”通知的第二天，这场以“刀下留人”为名的喊冤正式开始。

主战场，是微信公众号，一夜之间成为了这个家庭最后的阵地。

第一颗信号弹，是那封《致最高院张x院长的公开信》。文章发出后，反响超出了高芳的预料。在多位律师的接力转发下，这篇文章迅速成为法律圈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热点。

阅读量、点赞、转发，这些平日里冰冷的数字，此刻成了家属们衡量希望的唯一指标。每一个新增的阅读，都可能意味着多一个人知道他们的冤情；每一个转发，都可能让这封信离最高决策者的案头更近一步。

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在这个战场上，对手并非只有冷漠。

文章发出不到24小时，链接就变成了灰色。一行冰冷的系统提示取代了原文：

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违规”——这个模糊而有力的词语，成了他们遭遇的第一次绞杀。

高芳不明白，一个公民给最高法院院长的公开信，为何会“违规”。但她没有时间去深究。她和家人像一群熟练的游击队员，迅速开辟了新的战场。

一个号被封了，就换另一个。文章被删了，就做成长图片，或者PDF。

周权的儿子周泳宏，成了这场游击战中最执着的士兵。他一遍遍地复制、粘贴、发送那句短促而绝望的呼喊：

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万望最高法院务必刀下留人！！

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一边是手握删除权限、力量无形的平台，另一边是一个随时可能失去一切的家庭。

在文字的传播路径被反复切断后，高芳一家祭出了他们的终极武器：

悬赏一百万。

这个决定，将这场反击从单纯的信息传播，拓宽到了市场经济。

“悬赏公告”的措辞极为专业。它没有太多情绪化的宣泄，而是冷静地列出了所有关键信息：涉事车辆的车牌号“云AZ1V16”，失踪视频的文件编号“14340137.AVI及其后续”，悬赏金额100万元。

这是一个清晰的商业报价。

当一个家庭不得不通过悬赏的方式，去寻找本应由国家机关妥善保全的核心证据时，这意味着他们内心里已经完成了对求助对象的转换：

他们不再仅仅向权力呼吁，而是开始向同胞们求助。

公告发布后，高芳的手机被打爆了。有打来表示支持的，有提供所谓“线索”的，当然，也少不了闻风而动的骗子。

但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案子以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方式，被牢牢地钉在了公众的视野里。

“百万悬赏寻证据”，这个标题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戏剧张力。它像一个响亮的耳光，抽向那个宣称“内存卡已损坏”的官方结论。

与此同时，法律共同体的声援也达到了高潮。

朱明勇、郭鹏、刘长、张亮……一个个在中国律师界响亮的名字，开始为周权案背书。他们不是简单地转发，而是用自己的专业信誉，为这个案子的疑点作注。

如前文所述，朱明勇律师直接点出：“这杀人也太随意了吧。”

刘长律师则发出了对整个制度的拷问：“我无法掩饰对最高法院的失望。”

郭鹏律师说得更决绝：“这案子使我们一众参与辩护的律师，都无法再憧憬法治的未来。”

这些来自法律圈核心腹地的声音，让周权案不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悲鸣。它变成了一次对死刑复核制度的集体叩问。

金琳律师写下了一段话：

当刑事律师不再相信法律，大概也就不再会认真做案子了，但我们的相信能不能支撑得住，看的就是司法的良善能不能在我们希望枯竭前给留一口气了。最近这口气，就看这个周五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那个即将到来的周五。

留给周权的时间，只剩下最后几十个小时。留给最高法院的，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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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时间最终会来到周五。

昆明市第一看守所的高墙之外，一切如常。没有人知道，那扇冰冷的铁门背后，正在发生着怎样的诀别。

九年零四个月的司法长跑，它始于昆明街头的一把铁铲，难道就此终于最高法院落下的一纸命令？

回望这条漫长的道路，无数的碎片拼凑出一个巨大的荒诞拼图。

拼图的起点，是高芳的那句话：

唯一的依靠，就是相信法律会伸张正义。

那时，她还相信，一部能记录真相的行车记录仪，就是正义的化身。她只需要等待，等待国家机器将它播放出来。

然后，她听到了官方的结论：

内存卡损坏。

拼图的中央，是周权在看守所里的那场痛哭。这位退伍军人、包工头、别人口中的“黑老大”，在描述完自己如何被一步步推向死刑的深渊后，却因为思念妻子而泣不成声。

他说，到执行死刑那天，他不会为自己哭。

我为她心疼我这一辈子掉泪。

拼图的背景，在北京。最高法院死刑复核的主审法官，曾向律师许下承诺：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会对全案进行复查。

这个承诺，像一道光，短暂地照亮了这个家庭的绝望。但光很快就熄灭了。他们等来的，是那通“临刑会见”的电话。

最后，拼图的终点，落在了那份悬赏一百万的公告上。高芳一家不再向权力乞求，他们转向了市场。这个曾经只相信法律的家庭，最终选择相信金钱的力量。

他们向整个社会喊话：

真相或许就握在您的手中。

九年时间，足以让一个少年长大，让一个中年人鬓染白霜，也足以让一份对法治的信仰，从坚不可摧到支离破碎。

当一段关键视频可以轻易地被损坏，当一群手持凶器的行凶者可以长久地身份不明，当一个在缓刑期的村霸可以被违法取保，当一个明星法官可以设计一场没有辩护律师的庭审……当所有这些“不应该”叠加在一起，最终却依然穿透了最高法的复核程序时，那道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防波堤，是否还足够坚固？

2007年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曾被视为一道坚固的防波堤，用以抵挡所有可能错杀的惊涛骇浪。它代表着一种国家层面的审慎与谦卑：

当国家面对任何一个国民的生命时，任何疑点都值得被无限放大。

这道防波堤，在呼g案、n🌲b案、车超案中，一次次展现了它纠错的力量，尽管有时迟到了太久。

但在周权案中，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可能。

那把号称最审慎的刀，和那份至今下落不明的视频，谁会先到？我们是否又将亲历一个无法挽回的历史？

距离周五还剩下24小时，留给最高法的时间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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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琛的文立于尘
写于2025年10月29日

10月，蓝书屋邀请到媒体人、成都有杏书店创始人张丰在汉诺威和柏林分别举办了两场讲座。张丰分享了自己从事公共写作和开设独立书店的经验，也给观众们“科普”了不少成都文化的细节。

四川的茶馆文化源远流长。而近年来，成都则兴起了独立书店“热”，据一份统计，2023年成都就有15家独立书店（不包括二手书店）。【1】独立书店，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居民提供了与茶馆类似的公共空间，用于交流与讨论。

张丰于2023年8月创办的有杏书店，也是其中之一。书店是张丰和朋友一起开的，以门口的一棵杏树为题，称为“有杏”。

张丰说，疫情期间，人们内心渴望真正的物理上的共处，这种需求促成了公共连接的愿望。独立书店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许多书店甚至晚上营业，为公共生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讲座中，张丰细聊了成都独立书店公共活动的概念，让我们看见独立书店的兴衰以及背后城市文化和社会大环境的变迁。在公共空间不断压缩的当下，书店成为很多人寻求价值和意义的场所，也承载了深入城市肌理的交流和对话。

开书店，在张丰眼中，是另一种公共表达的方式。

在柏林的讲座中，张丰用历史性的眼光审视自己的职业路径和职业选择。他是中国都市报时代进入职业生涯的媒体人。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他进入曾是中国都市报代表的《成都商报》担任编辑。这一时期，张丰亲历了媒体市场化与党媒体制的混合交织。那是都市报倡导公民社会与个人权利的黄金时代。

2015年起，他一边仍然做编辑，一边开始为各大报刊和网络平台写稿，担任专栏作家。彼时新兴的网络平台腾讯“大家”，给作者提供较大的写作空间，也有比之于传统媒体更高的稿费。

他于2019年期间辞去了都市报媒体的编辑工作，准备靠写专栏为生。然而，疫情初期，随着“大家”平台停止更新，张丰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但与此同时，疫情期间反而成为他创作最多的时候。社会对深度评论的需求激增，他开始经营个人公众号，写作量大幅提升，并直接介入本地公共事件。

张丰眼中的城市书写，和开书店是一回事。在当下中国城市，开书店和写公众号在工作性质、方式、审查压力上都非常接近。他说，通过关注本地具体的、务实的议题（如消防通道、医院停业），而非宏观意识形态批判，文章能获得更长的生命周期并促成现实改变。

以中国公共媒体的衰落和本地新闻的缺失为例。张丰认为，近期成都本地媒体对两起发生在本地的社会事件（小米汽车碰撞燃烧致死、成都女孩在公园自杀）“零报道”，是中国都市报媒体系统性衰落的结果。

汉诺威的讨论环节中，大家提出了许多有趣的问题，例如：为什么年轻人会选择开书店，明明这并不是一门好赚钱的生意？张丰说，“我认为他们就是不想上班了。”能感受到他对年轻人处境的共情。这一代的年轻人面对工作的期望和态度，已经和上一辈不同。年轻人不愿再被传统职场剥削，尝试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

在汉诺威的活动有近30人参加，最远还有从Mainz过来的听众（车程近4个小时），柏林的活动由于场地限制，接纳了20位报名观众，创作者、学生、学者、记者居多。其中一位先生1988年来到德国，至今已37年。时间最短的朋友是一个年轻女孩，曾经从事纪录片工作，刚来柏林一个月。

就在讲座结束不久，传来了有杏书店即将歇业的消息。蓝书屋深感惋惜，愿张丰能继续以他的方式践行公共表达。

参考资料：

【1】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529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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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就是蛮奇妙的，尤其是那种心灵之间的“互相看见”，有时候一见如故，有时候相识、甚至相伴了多年，也走不进彼此。

我与有杏书店的主理人张丰，总共只认识了不足两年，见了两面，就有这样的感觉。所以，看到他昨天的文章《好了，今天就告别吧》，我就难过得笑起来——没写错，好像不使劲让自己努力笑起来，会承受不住那种难过。这真是他——不管是逆着风做书店，还是如今预料之中的告别，都守着心，微蹙了眉，扶一扶眼镜，有点儿不好形容地微笑着——我说不好形容，因为那微笑里起码有温暖、好奇、亲切、平和、阅历和智慧，真无法用一个词来形容。。

有杏书店，我也只去过一次，但一眼就喜欢。简洁、从容、有料、不卑不亢。

那是9月14日晚，我在有杏与张丰、薛野一起讨论拙译《北欧秘诀——他们是如何创造奇迹的》。那天正值他们平时做活动的正式场地无法使用，我们几十个人，就挤坐在腾挪出来的书店空间里，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坐在地上，有的站着，还有几位，就倚在外面。

印象深刻的人和情节，我都记录在《我们能向北欧学点儿什么——《北欧秘诀》成都分享会后记》里了，包括那天到场的那些还在读中学的年轻读者们。这几天，想必他们也会听说有杏书店的消息，看到张丰的文章，好奇心重的，或许还会搜到随后朋友们、读者们一篇篇的“追思”文。或许，有的同学一定会奇怪：看上去经营得很不错的有杏书店为什么要关门？

或许，有的同学会从不知道什么来源知道，几天前，张丰刚在票圈发过一句话：“郑智化真正冒犯大陆人的就是用了’连滚带爬’这个词。这就是我们的日常，你还忍受不了啦？还要说出来？在这里不管你四肢多么健全，每天都是爬，或者跪。” 然后或许会觉得有杏“倒下”的时间似乎巧得很。如果有人去问家长，大概率的回答会是：“纯属巧合，好好读书，不要瞎想！” 或许，有的会接着去问别的同学，或者某位老师，到底为什么……

或许还有人会更好奇一些，想知道，这两年，就在成都这座以松弛、闲适、包容、有滋有味的城市，是不是还有别的独立书店不见了，或者转行了？他们可能不难发现，就在去年五月的《成都为什么有那么多独立书店？》这篇文章里提到的好几家书店已经实质上“不在”了：荒原，关了；野梨树，关了（在各空间做流动现场）；一苇，转型中，书不再占据主要空间；文中没有提到的戈鸟，不卖书了；有杏，只是刚刚轮到。

再或许，他们会好奇，为什么这么多人为这些独立书店这么悲伤？书店不就是一种“店”吗？现在买书都是手机下单，为什么书店还这么重要？

或许，有的他/她会遇到一位“朋友”，告诉他/她一个叫做“公共空间”的名词，以及公共空间对一座城市和生活于此的人的重要性。或许他们还会讨论别的什么，比如关于自由、权利和责任。

“老兵不死，他只是凋零。” 就像一颗杏树，树倒下了，谁也看不见，它曾经撒下的种子，如今都散落在哪个城市，哪条小巷。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当下一个春天到来，那些种子又会发出新芽来。

有杏撒下的种子，除了那天来到讲座的读者们，我还知道一位年轻人，我上面列举的去年以来消失的书店信息就来自她的票圈。我们尚未谋面，她为一家教育自媒体写稿，几天前刚电话访谈我。那天我们两个状态都不怎么好，采访进行得磕磕绊绊，最后我“回到了老路上”，开始“我建议你……”。她马上颇有些委屈地解释，我心里就更不爽了。不过因为是朋友介绍的，最后还是互相客气地约了再访一次。

其实我当晚已经有些悔悟了，今天上午偶然在她的票圈看到了她写的关于有杏，关于独立书店，还有很多别的喜怒哀乐、迷茫与艰难，她在我心里立刻鲜活起来，让我想到那天在有杏看到的一张张年轻的、可爱的脸，认认真真地面对着即将在他们面前展开的未来。

采访那天，她问了几个问题，我当时觉得“怎么会这么问呢”，现在大体理解了。正如我当时“建议”她“应该事先更了解一下被访者”，我是不是也应该更了解一下采访者呢？ 意识到自己无意中伤害了一粒这么可爱、可珍的“种子”，或许，这让我比有杏宣布关停更加难过起来。

叮一声响，父亲的手机来了条微信。

他打开手机，读取信息。随即说：这个中金支付是干嘛的？怎么又扣了我两百多。

我警觉起来，问道：这是第一次扣？

老爸回答：扣了几次了，每次看到了，后面一忙就忘记了。

我问：您是不是签过什么协议合同之类的。

老爸说：怎么可能呢？肯定没有签过。我不可能随便签这些。

毕竟做过几十年的父母官，应该也不可能轻信他人。以前我妈差点被哄得去开户投资返钱，还是被我爸阻止的，他很理智，从不信天上掉馅饼的事。

我拿过手机看了看，农业银行的微信提示，中金支付。

从来没听说过这个支付。

直接用老爸的手机拨打农行电话，人工很快接听，听我描述完，他问我父亲在不在旁边，需要和本人确认一下身份。身份确认好，我接回电话。

客服说：刚才这个扣费是由中金支付扣走的。

我问：中金支付是什么？一个公司？

客服说：就是一个支付方式，类似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

我又问：那这个钱是付到哪里去了呢？我父亲对这个毫无头绪。

客服说：请问您父亲有没有签署过什么保单合同之类的？

我说：他本人十分肯定没有签任何合同。请问这个钱扣了几个月了？

客服马上查询，已经连续扣了3个月，并且3月份还支出了一个0.6元，收款方是tai康。

那就是和保险相关了。

我问：那200多元的扣款是怎么回事呢？

客服说：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需要您本人打中金支付的电话询问一下，稍后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中金支付的联系方式。

电话那头顿了顿，又说：或者您也可以拨打一个电话，但是需要您本人记一下。

接着报了一串北京区号的电话，然后说，这个机构叫yuanbao，款是打到那边去了。

我连声道谢，挂断。没有管中金支付的问题，直接拨通了北京yuanbao的电话。

很快接通，客服很客气。我语气严肃的询问了扣款的事。同样的流程，先确认父亲的身份，然后电话给我处理。

她说：我这边查到您父亲3月份和我们签署了什么合同，目前是有两份保单，时间是从2025年4月到2026年4月。已经扣了三次费。

我打断她：签的这个什么合同保单，我父亲本人全不知情。我想请问你们是通过什么方式，让他签署的合同？

她说：就是您父亲在手机上使用APP的时候，看到我们公司推送的广告，点击进去签署的。

我赶忙看向老爸，他说不可能，肯定没有签名字之类的流程。

我不想同对方过多攀扯，目标是为了把钱要回来，于是口气更加严肃：所以按你说的，他看手机，不小心点进去了你们的广告，然后就默认签了你们公司的保单？你们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我可以直接去投诉你们知道吗？我要求你现在立刻处理退款事宜，把前面交的所有费用全部返还。

客服有点慌：好的女士，我这边会马上申请处理您的退款，并且保单直接作废。我这边查到您有两份保单，全部帮您退款作废，您看可以吗？

我问：申请时长需要多久？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收到退款？

客服回：我这边马上就申请，很快可以收到退款。

我还想多问几句，父亲的手机连续来了三条消息。

就这么迅速的，退款直接到账了。

那不用过多纠缠了。

都说银发经济，老年人的钱好赚，但是这么明目张胆的骗，还真是刷新了我的认知。

此经历写出来，希望读者们引以为戒，警惕各种针对老年人的广告。

「左边扣费截图，右边退款到账截图」

公式相声要成真了吗？

CDT编者按：2025年10月1日—10月31日，距离李文亮医生去世已2018—2048天。这位在武汉新冠疫情期间因为说出真话成为悲剧英雄的普通眼科医生并没有被民众遗忘，为公共安全与健康充当“吹哨人”成为他闪亮的墓志铭。在李文亮医生留下的微博的评论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写下日记”，“诸多双耳朵仍铭记着他吹出的悠长哨响”，网民们在这里和李文亮医生一起分享和倾诉自己的生活与命运。正如一位网名为“一朵默默绽放的花儿”的新浪网友所说：“李文亮微博成了‘互联网哭墙’，一个安放人们良心的地方。”

因为李文亮的微博随时可能被网络审查部门下令删除，中国数字时代对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网民留言每日片段精选备份，直到该微博账号被关闭为止。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留言区：

2025年10月1日—10月31日：

漂亮用户7985651268: 老李啊 我现在去吃炸鸡了，你吃了饭没啊？想你

这是麦德居替: 不在巨鹿路，也会在其他路……万圣夜快乐，老李。

本人叫志伟: 李医生，5年多了，我过得好惨啊，阳过之后身体断崖式下降（您更惨)在您这希望碰到好心人，借我两三千元，我现在全家买农村合作医疗都没钱了。我会还的，但不敢承诺几时还。有人问：现实中没亲戚朋友吗？其实穷人现实中的亲戚朋友都是穷人，我们底层之间都是相互几百几百的借。一旦遇事就扛不住。

爱做健身的冰美式: 睡不着，搜了疫情期间的视频来了，晚安李文亮医生

_溢呀溢呀轰: 李医生，医疗寒冬来了，现在医生毫无尊严，12345投诉一切，好累，坚持不下去了

小学姐-: 李医生您还好吗，这个世界怎么了，在天之灵救救云南犬化野人小孩吧，让坏人通通受到惩罚

就想一飞冲天: 云南小孩乐乐这么多天没消息，看到云南要降温了，不知道他有没有穿上衣服，一直没有新动态，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被解救，好难过

嘟嘟嘟嘟Superman: 李医生，我作为一个妈妈，天天看着云南那个小孩不给衣服穿被当成狗在地上爬，但是又救不出他，现在一点下落都没了，真的很揪心，每天看到我的宝宝我就会想到那个孩子，天气已经这么冷了，不知道他怎么样了，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好无助

飞虹2893352513: 今天看了郑智化的事，就突然想到了你，来看看，愿大家安好

从头学起de博客: 老李啊，郑智化的道歉，让我觉得一阵悲凉。

是我80105: 李医生，最近看到一只北京的小边牧遭受虐待。三四个月大的小女狗，本在幸福的家庭出生，因为最聪明听话取名叫小书包。500低价出售给北京一户人家，原主人以为会过上幸福的狗生，没想到是小狗噩梦的开始，呼吁大家不爱请别伤害，希望早日成立动物保护法！希望地球更好

刘小熙日常: 李五岁，你在干嘛，今天玩的开心吗？

糖喵小十一崽崽爱粑粑麻麻: 李医生，这是今天的伊豆。再次祝您的家人，余生喜乐

落叶知秋2855: 李医生，巨匠杨振宁先生离世了

sketchvision: 五年了 好想回到你还在的时候五年变了太多了…流了好多泪

O在想什么呢: 李医生，俺又来了，每次遇到烦事没有进展的时候我都回来这说说，每次说完都会有改善。最近在秋招，9 月投的到现在还没消息，找工作好难啊，心仪的岗 o(╥﹏╥)o 都竞争好大，还有就是漫长的等待是折磨的，等笔试链接等面试…等一个 offer_(:з」∠)希望会变好吧加油(ง•̀•́)ง

骏马奔驰L:现在回想起来，2024年的生活都已经成为奢望了

RainsCleari: 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Livefree_: 李老师，月入6千的合同工和月入3千的编制要选择哪个

zjkl-: 有时候想想这样的世界，如果没有一丝牵挂，早登极乐也好，这个世间普通人实在太辛苦了

棉小默: 李先生，来微博看看那几年怎么过的，发现以往微博里的自己，那么灵动，情感丰富，溢出屏幕的热情，现在怎么都跟行尸走肉一样了。希望在另一个世界安好

末梢的阳光: 咦，李老师今天是你生日吗？生日快乐！

我是年糕妈: 好巧今天过来看看，那就生日快乐

冰城的丹妮: 大家都在祝你生日快乐，今天是你生日吗？那就生日快乐，现在你的老家盘锦，应该是海鲜很肥的季节了。

今天是幸福快乐小狗: 今年的祝福依然在～李医生生日快乐

Yi-meng: 40岁生日快乐

呱呱不秃头: 今天刷2020年考公的常识题，有关于疫情的题，评论区都是缅怀你的

这是麦德居替: 亮哥，刚才清理手机内存时，在电话联系人里翻出了爷爷，他已经过世快三年了，跟他最后一次通话是四年前，这大概意味着，我快三年没有主动用电话联系任何人了，心里顿时产生了一丝酸楚……

新鲜的杨树叶子: 李医生，如果我在单位遇到了不公正的事情，而且有人确实存在违法违纪问题，我应该奋力还击吗？

思念20220319: 李医生，又是一个中秋了，真的有另一个世界，有来世吗？好想我的儿啊，他好久没来我梦里了……

妍嬷嬷7: 李老师，国庆回了一趟老家，因为老家没有亲人也没有房子了。所以，很多年都没有回去过了。这次回去，老家的小路和树木全都跟记忆中的不一样了。仅剩的一点房子的痕迹也被树叶和青苔覆盖了。很多人也跟记忆中变得不一样，更加的苍老佝偻。突然接受了那个事实，没有亲人等待的地方再也不是我的老家了。

蜕变初见: 李医生，时间过的好快，疫情至今快六年，我也净身出户带着女儿快六年，从她幼儿园到现在小学五年级，我非常非常努力，不想她颠沛流离，在疫情期间高价贷款买了房，不曾想现在形势每况愈下，负债累累，这些年为了女儿为了房贷身心俱疲，真的好累好累好累，可我又觉得活着就是希望，李医生，你说对吗？

立夏小蚊: 李医生，好久没留言了，今年经历太多了，很多事不顺利，这国庆节逛街，发现店铺越关越多了，经济好似好差，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啊

Olafydevastating: 我来纽约看你了

人不能停止思考_: 李医生，父亲在中秋夜里突然离世了，不用再忍受病痛了，希望在那个世界安好。

向内探索的Ginger: 5年过去，世界并没有变好，而我也在变老。有时候看到认识的人的离世新闻，竟然也不觉得那么难过。这是个解脱，是个不值得留恋的，不能待太久的世界。

无可奈何wghh: 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想念妈妈的夜晚，同时来看看你

朱二小的二岁情怀: 李医生，这两年真的挺难的

MarkSteven马: 李医生越来越扮演着精神耶稣的角色了，大概我们需要这样的

CDS档案 | 李文亮

CDS档案｜新冠病毒事件总汇 

Hi，大家好，我是尘了。

相信郑智化吐槽深圳机场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吧。

“连滚带爬”这个网络热词再一次出现了，虽然用在这里有点夸张了，但人家郑智化说的其实是实情。这个可从下面深圳机场的回应里看到。确实升降机离机门地板有25公分的落差，确实升降机师傅没有把升降板提高，当然并非师傅冷眼旁观，也不是师傅不肯为而是不能为。原因机场说了，是怕擦碰损害飞机。

郑智化10月25日下午发了这个微博，深圳机场10月25日晚上就做出了回应，期间也解释了升降机不能提高的原因，也做出了承诺，今后将试用登机连接装置。本来事情到这里，应该可以画句号了。整个事件就是有个乘客吐槽和批评了机场，虽然言辞激烈了一些，但说的基本也是实际情况，机场方也立行立改，整个事件的走向还是非常值得点赞的。

直到网络上突然流传出来了一段郑智化登机的视频。

视频里看到升降机和飞机机门落差确实很大，虽然有几名工作人员贴心地协助，但郑智化登机过程看上去确实还是非常地艰难。换位思考，人家当时误会升降机师傅故意不肯提高升降机，气头上发几句牢骚，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一些人看了视频不肯罢休了，火力全开地对郑智化开始了各种抨击。

然后10月27日郑智化出来道歉了。

事情到此，用一部分人的话来说，就是事件反转了。

但事件反转了吗？残疾人登机非常艰难是事实吗？升降机和飞机舱门有25公分落差是事实吗？是事实呀。

事件反转了吗？并没有呀！

整个事件中有人报警了吗？警察当着双方的面调取监控了吗？当事人同意监控公开了吗？也并没有啊！

那么请问，这个监控视频是从哪个渠道哪个人手里流出来的？

全民文明，终究离我们还有点远。

前段时间，新一轮国考开启报名时放宽了报考年龄限制，以身作则打破三十五岁魔咒。

人民群众对编制的热情有目共睹。去年国考有超过三百万人报名，平均竞争比高达86:1，打得最凶的岗位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联络部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10655人报名竞争同一个名额。

当全国人民都理解了山东人的执念，教培行业也一叶知秋，光是今年上半年，“公考一哥”中公教育的正价课培训人次达到45万，同比增长18.42%。打眼望去，有种考公越火、中公越爽的错觉。

然而，中公教育的处境却相当尴尬。过去的四年，营收成绩是每况愈下，从2021年的69亿降至2024年的26亿，亏损的泥沼似乎也暂时难以挣脱，在连亏36.8亿后，去年才勉强赚了1.8亿。

中公教育一手开创的“协议班”模式是拖累业绩的根源。简单来说，就是考生预付学费，不过包退，后来甚至演化出考生贷款培训，利息中公来还的进阶版本。

一个协议班两次改写中公教育的命运，它曾经承包了公司75%的收入，如今却贡献着82%的诉讼和仲裁案件。

今年上半年的财报显示，公司账面货币资金1.77亿元，待退费却达到4.82亿。

本该享尽红利的公司实则债台高筑，但压垮这位公考一哥的稻草，远不止协议班那么简单。

从天才发明，到业绩拖油瓶

今年八月，一则维权新闻把中公教育送上热搜，起因是有学员考公惜败，按“不过包退”约定要求退费，却得到分期17年付款的惊人答复。

按照中公教育一年退一千的承诺，这位年轻考生要熬过中年危机的毒打，才能真正落袋为安。

镜头下的机构尽显语言艺术，退款速度不详，二手平板抵债，欢迎随时起诉，胜诉以后这套流程从头再来[1]，破罐破摔的程度，足见其窘迫。

退款困难户的声名远扬，以至于“中公退费”都被诈骗分子盯上，假装客服诱导学员通过投资返现来退钱[2]。

但在此以前，协议班也曾造就中公教育的辉煌。

2018年中公教育借壳上市，正式升咖为“公考第一股”。次年，中公教育市占率达到第二名的两倍，公司76%收入都由协议班贡献[3]。

当同行还在绞尽脑汁卖课时，中公教育已经靠着“不过包退”的承诺杀穿行业。2021年，公司市值涨到2600亿，度超过新东方和好未来；创始人李永新成了教育领域首富，与其母（公司实控人）带着1420亿身家荣登《2021胡润全球富豪榜》，是当时俞敏洪的近五倍[4]。

但也是这一年，天才发明初现端倪。由于三季度巨亏近8亿的业绩大变脸，中公教育连续收到证监会的警示函、深交所的关注函，不得已才揭了老底[5]——赚钱的速度快赶不上退钱的速度了。

2021年第三季度，中公教育只收到了52亿培训费，退费却高达57亿。

这仅仅只是个开始，此后中公教育要退的钱越来越多。2024年，中公的“待退费负债”是5.8亿，而2025年仅上半年，就已经达到4.8亿。

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制造问题的人，中公教育先是取消全额退款的课程，然后劝落榜考生转学其他职业考试、把退款兑换成内部消费券，最后视考生的好惹程度，动态调整退款进度。

2022年-2024年，中公教育总共亏了11.27亿。李永新母子虽然还在今年的《新财富杂志500创富榜》榜上，但身家已经干没了上千亿。

吃到回旋镖的不只中公教育一家，今年上半年，粉笔和华图的退款负债分别为1.28亿和3.07亿，重新定义了公考机构的第一大竞争力：退钱爽快。

早在由盈转亏的2021年，中公教育就曾将称业绩波动归因于“考试周期性波动、需求收缩、学员参培意愿减弱等现象”。通俗地说，就是单位太难进，考生的积极性也被打击了。

然而，中公教育今天的苦日子，真的只是因为公务员不好考了吗？

考公不是卖保险

2022年，《财经》记者曾经做过一个调研，整个行业的协议班笔试通过率只有20%-30%，这一小部分人的面试通过率又只有50%。也就是说，十个人里顶多只有1.5个人能上岸[6]。

风浪越大，上岸越难，考生越需要兜底，协议班应运走红，连带着教培公司也活成了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的赚钱门道说来简单，一是分摊风险，假设100位车主有一人理赔车险，赔付款实际上是另外99位幸运车主众筹的；二是让钱生钱，把预收的保费拿去做投资理财。

中公教育显然学到了其中的精髓。公考从报名、考试到录取结果通常历时数月，中公教育手握一笔相当可观的现金，反手就拿去做了投资。

2018年-2021年间，中公教育买了大量短期理财产品。光2019年一年，中公教育就靠着投资收益和利息收入小赚2.6个亿。

但这套模式运转有两个前提条件，即可控的赔付比率，可观的投资收入，而中公教育不出意外地在每一步上都出了意外。

首先是赔付比率，即退款率出了问题。

2021年，当中公教育的综合退费率达到68.46%，然而动力不足的白嫖党还能再创新高，“理享学”产品的学员里82.94%都没上岸。

2025年国考报名收官时，李永新出现在直播间点评，预判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从考试范围看，学起来更容易；从报考人数看，考起来更难[7]。

考公市场越火热，中公教育越痛苦。以国考为例，2021年至2024年，国考报名人数翻了近一倍，录取率却从1.6%变成了1.3%，坑位的增速远远落后于萝卜的长势。

录取比例越低，协议班的退费概率越高，中公教育越发显得像个义务支教的慈善家。

2018-2021年间，中公教育大量进行短期借款，三年累计达到116亿元，资金用途之一就是要给考生退费。

中公教育不仅低估了公考的风险系数，还高估了自己的投资能力。

2021年，中公教育投资收益7927万，但在近24亿的亏损面前杯水车薪。此后几年理财收益还在光速萎缩，去年中公教育艰难盈利，投资对利润总额的贡献只有两个点。

中公教育似乎还走上了绝大部分散户都会走的弯路：赚点小钱，然后花个大的奖励自己。

退费率一路走高的那几年，中公教育却在大兴土木，它先是在湖南花2亿建区域总部，然后于西安花3.8亿建大楼，同时还在北京的昌平和怀柔分别豪掷30亿和42亿建培训基地，面积堪比46个世界杯足球场。

用短期现金流投资长期不动产，只因基地封闭班能卖出上万的单价，是网课的十倍有余，奈何地产监管和业绩不佳的现实，共同打破了这个转型的美梦[8]。

2022年起，中公教育的资产负债率开始游移在90%左右，击鼓传花的游戏愈发玩不下去。同年11月，中公教育发布了一封保证书，宣布将分10期支付退费，如果做不到，将用石家庄的一处地来抵债。

归根结底，是公考这个“险种”的风险系数太高了。一个人的上岸概率取决于教学水平、个人能力和历史进程，教培机构能够左右的因素实在是太过有限。

上岸难如上青天，老师和学生还是掉进了同一条河里。

换个赛道又如何

去年7月，李永新以中公教育董事长的身份开启直播首秀，在名为“中公严选”的抖音直播间回应了广大粉丝关切：给点时间，一定退钱[9]。

一场直播暴露了中公教育的两个麻烦，眼前的麻烦是昔日明星产品遗留的退费问题，深层的麻烦则是光靠公考已经越来越难赚钱，是时候发展一下副业了。

放眼公考培训行业，积极转型的不只中公教育一家。

隔壁的粉笔灵机一动，要做“保健品界的小米”，线下开过烘焙店、新中式茶饮店、针灸推拿馆，线上也推出了一个健康管理APP和一个烘培培训APP[10]；最晚入局的华图动静不大，脑洞不小，试图靠AI降本增效，搞起了“人机协同” 的教学探索。

公考三巨头手拉着手不务正业，都得从那场席卷教培行业的风波说起。

2021年双减政策落地，扫射范围之外的中公教育本该是个幸运儿，谁知赶上同行紧急避险，纷纷涌入公考赛道，当年新东方规划的一系列成人教育课程里，公务员考试与司法考试赫然在列[11]。

公考机构的竞争对手一下子从网盘资源变成了跨界同行。

相比于协议班，一些新入局的机构卷出的新玩法有过之而无不及，诸如全勤打卡全额返现、甚至返两倍钱让学员连吃带拿的噱头不断，同样贡献了不少或拉扯或跑路的名场面。

中公教育的困境，实际上是历史遗留问题和新政次生灾害共同作用的结果。协议班的退费难题已经让公司的业绩愈发难堪，行业竞争的加剧却又让其无法完全放下“不过包退”的引流神器。

重压之下，中公教育开始了降本增效的行业基操。2020年-2024年之间，员工从4.5万裁到7888，直营分支机构也从1669个缩减至681个。

另一边，中公教育也开始积极转型谋出路，像素级致敬新东方搞直播，但目前40多万粉丝的账号还够不到腰部；最近又要进军硬件市场，卖起AI就业学习机，号称自研大模型，定价4999元，但目前在淘宝旗舰店里还显示着0人付款。

截至2024年，这一系列副业的收入占比不足三个点。

同年，中公教育宣布转型为“就业与再就业服务提供商”，通俗地说就是教人找个班上。李永新言之凿凿，称就业服务是未来十年最有价值的一个市场[12]。

尽管在去年的财报里，转型大业还停留在理论层面，中公教育扭亏为盈主要是三费齐降的功劳。在这个行业的新增岗位数量愈发追不上新增考生数量的节点，也很难说考生和公考机构谁更难上岸。

但至少中公教育没有忘记教培行业的祖训：把一代人的不安，转化成另一代人的收入。

三十多年前，我们曾是一出好戏里的活道具。那是上大学的第一年，我们有一门课要对外展示。登台前，我们这些“演员”——老师和学生反复排演，哪个问题由谁举手，答案的字句，甚至辩论时谁该脸红脖子粗，都像京戏的锣鼓点，掐得分秒不差，我们追求的是一种严丝合缝的“正确”。

正式上演时，在辩论环节，一名同学许是紧张，忘了顺序，提前站了起来。霎时，我们这些“入了戏”的，都脱口而出：“你错了！你错了！”——错的不是观点，是他打乱了精心编排的秩序。幕落，观摩的领导们却击节赞叹，说这一幕辩论最是真实，有火药味，可见同学们思考之踊跃。

那一刻，教室里鸦雀无声。我们成功地用一个真实的失误，完美地演绎了一场虚假的“真实”。这其中的荒诞，像一根细刺，扎在我心里三十年，不疼，却总也忘不掉。

如今，听闻相声也要这般了。不知道这新规定是真？是假？

台上的一言一行须与备案的台本一字不差。那叫“现挂”的玩意儿——演员与观众电光火石间的机锋，熨帖着当下烟火气的俏皮话——将被视作必须剔除的杂质。

相声本是市井里的活鱼，水的波动、观众的嘘声或喝彩都是它赖以扑腾的氧气。“现挂”就是那鱼跃出水面时，鳞片上闪着的、最不可预知的光。侯宝林大师当年从剧场顶灯飞下只麻雀，即兴编出一串包袱，把一场事故点化为一代佳话。这是智慧，更是与台下众人共呼吸的同在感。如今，要把这活鱼制成标本，钉死在备案号的玻璃框后，美其名曰“规范”。这无异于告诉厨子，往后炒菜，不许再看火候，只准默诵菜谱。

课堂上的“假互动”与相声里的“没现挂”，都源于一种恐惧——对“鲜活”的恐惧，对任何计划外活动的恐惧。于是，最稳妥的法子便是将一切鲜活的存在，无论是思想的碰撞还是艺术的火花，都制成不会呼吸的标本。标本是安全的、永恒的，只是没有了生命。

教室讲台上，在排练思考；相声剧场里，在审核笑声。当一切不可控的“真实”都被消杀，剩下的，便只有那场被我辈曾演绎完美的公开课——一场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盛大的、沉默的演出。

或许，未来的某一天，当台上的演员因一个绝妙的“现挂”而赢得满堂彩时，台下，我会低声对孙儿说：“瞧，他错了，他错了，就像我当年那个同学一样。”

作为公众人物，郑智化无疑挑战了中国公众对残障者的社会角色认知。“残障之声”作者“望星”写道，残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不便时，往往要用尽力气去解释、去证明、去忍耐，稍微语气重一点就容易被贴上“矫情”“情绪化”的标签，于是学会了压低声音、收敛情绪、努力成为“让人喜欢的受害者”；残障者被要求“值得被同情”、“励志”、但不能“愤怒“和“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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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仅仅25厘米的高度差，成了丈量文明社会的一道鸿沟，也显得国社“统一台湾红利”的宏大叙事，一时间暗淡无光。

10月25日，台湾知名歌手郑智化在微博炮轰深圳机场，“对残疾人的态度最没人性”。他当天搭乘回台湾的飞机，不巧停在远机位，机场虽派了升降机协助登机，但最终舱门仍比平台高出25厘米，导致轮椅无法推行。郑智化不满操纵升降机的司机，认为是他不愿抬高升降板，漠视其安全，“冷眼看着我连滚带爬进飞机”。

当晚，深圳机场官方解释称，为防止保障设备刮碰飞机，登机车和飞机舱门保持20厘米高度差，符合安全操作规范，并给出了立即整改措施，包括试点启用有坡度的登机连接装置。而当郑智化上机的监控视频从深圳地方官媒流出后，事态被指“反转”，一波网暴袭来，逼得郑智化不得不为“用词不当”道歉。

10月26日，郑智化登机监控片段被曝光，引发网友批评声浪，认为郑智化的说法言过其实。深圳机场随后回应视频并非官方发布，将核实视频流出情况。（图_网络）

视频显示，在僵持了一分半钟后，舱门内外，一位工作人员和一位空姐分别扶着郑智化起身，他借助拐杖撑地，两腿再被舱外工作人员先后抬进机舱。网暴者非但没有看出这份狼狈，反而抓住“连滚带爬”的字面意思，指责他“污蔑工作人员”甚至“故意抹黑大陆”。“4个工作人员围着他服务还要怎么样？”大量网民同情的对象立马转向“背锅的牛马”，而非一个愤怒直言的肢残人士。

郑智化使用的“连滚带爬”一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近期火遍两岸的那首《没出息》（改编自民进党立委王世坚的质询发言），“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用在这个语境里其实格外贴切。或许只有残障人士才最能理解郑智化的本意：丧失个人自主性的不体面和毫无尊严感。正如网友“左耳有一个耳洞”所言：残障人群需要的不是一群人围着转的“特权”，而是独自出行也可以不麻烦他人的“权利”。

残障的“社会模式”强调，障碍不是“个人的悲剧”、亦即身心损害的直接结果，障碍更多是由社会环境与制度安排的阻碍所造成的，它们排除了残障者平等参与社会的权利，令他们被迫成为“依赖者”。公众对残障者的态度，也是极重要的社会因素之一。在填平舱门的高度差之外，如何将中国普通公众认知抬高到现代文明的基准线，显得尤为迫切。

打通机场无障碍的

最后一个台阶

什么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呢？不妨看看连续七年在全球十大无障碍机场评选中排名第一的日本东京羽田机场。

根据全日航空的官网介绍，日本国内50个机场都配备有帮助乘客登机的坡道装置，可以顺利克服登机平台和飞机舱门的高度差。而2010年启用的羽田国际航站楼，是日本首个在整体规划阶段全面采用无障碍设计的国际航站楼，2014年扩建部分安装了16台无台阶登机桥，在世界范围内属于首例。

日本国内多数机场配备了无台阶登机桥及登机坡道装置。（图_全日航空官网）

此外，所有礼宾人员均持有由专业协会颁发的 Care-Fitter 认证，可为行动不便旅客提供需求定制化的专业协助服务，包括引导、轮椅服务、登机支持、信息沟通等，确保旅客从地面交通、候机大厅、安检、登机直至机舱或抵达处的“无障碍”体验。

羽田机场号称为行动不便的旅客打造“无缝衔接的旅行”。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消除所有类型的高低差和地板缝隙，因为这些都会给轮椅旅客造成压力，并阻碍他们获得“无缝的门到门旅行体验”。因此，航站楼设计有中央大厅，方便所有旅客换乘其他交通工具，而对接的两条轨交线路也考虑了轮椅使用者，均安装了可移动式踏板，连接车厢和站台。

反观国内，郑智化在深圳机场的这番遭遇可谓普遍。视频博主、无障碍测评师“大程子好妹妹”曾经分享过，有一次搭乘春秋航空，提前预定了用以到达或离开客舱座位的WCHC_（WHEELCHAIR-S FOR CABIN SEAT）_类型轮椅，但到了机舱门口才发现不提供机上轮椅，空少反问她“能走一点”吗，得到否定回答后“场面一度陷入尴尬”，最后只能靠大程子的随行男友抱她到了座位。而下机时连升降机也没了，还是男友抱她走下一串台阶。大程子忍不住吐槽，“又是传统项目，大力出奇迹。”

视频博主“大程子好妹妹”分享了国内多家航司的无障碍搭乘体验。（图_视频截图）

要做到真正的无障碍，硬件设施、服务流程、人员素养缺一不可，机场地勤和航司人员需要协调配合到位。大程子对国泰航空在香港机场的表现给予好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工作人员对行动不便乘客的各类需求非常清楚，服务十分熟练，如同“家常便饭”。而且他们不会主动推她的轮椅，而是可以让她自己来，自己则走到前面引路。全程“无障碍”体验让大程子感慨，“终于感到自己不那么特殊、不那么麻烦，提出的所有需求ta们都能听懂，也都能得到响应，这就是最好的体验。”

而机场之外更广阔的公共空间，出行障碍在国内更是无处不在：没有缓坡的人行道、全是台阶的商场大门、只有扶梯没有直梯的商场、还有各色间隔狭窄“添堵”的路障和石墩……近年随着无障碍理念的普及，人们越来越多地理解，为什么中国至少6000万轮椅使用者（包括8500万残障者中的肢残者以及行动不便的老年人），街上见到的却如此之少。

2019年，知名无障碍推行者、公益人文军47岁不幸去世，原因是通行坡道被车辆占用，绕道地下车库时，他掉进入口处一个两米多的深坑，而周围没有任何警示标识。2021年，类似的一桩悲剧甚至入选了最高检“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知名残疾公益人士陈某某乘坐电动轮椅车经过深圳宝安区某路口时，因人行道无障碍设施破损从轮椅摔落，经抢救无效死亡。

2019年7月7日，北京“截瘫者之家”创办人文军因无障碍通行坡道被占用，在绕道地下车库时，意外跌入深坑去世。（图_网络）

根据2023年通过实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建设无障碍环境的目的是“保障残疾人、老年人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国家需要采取措施，为残疾人自主安全地通行道路、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等提供便利。这里最重要也最容易被公众忽视的关键词就是“自主”。

与无障碍法规配套的是一系列标准体系。今年5月，中国民航局刚刚发布了《运输机场旅客航站区无障碍环境规划建设指南》，系行业内首个全方位指导文件，“确保旅客出行全链条无缝衔接”。其中提出，要实现无障碍设备与服务的有效衔接与贯通，消除服务断点。在“无障碍设施设备的规划要点”一节提到，“若不可避免存在高度差，则需要设置斜坡、自动扶梯、电梯等设施辅助通行。例如，飞机舱门与登机桥活动端接驳处要确保轮椅使用者顺畅通行。”

然而，正如《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所广为诟病的，这套“软法”体系充斥着“应当”、“鼓励”而非“必须”条款，缺乏强制约束力，而且以行政处罚为主，不具备“可诉讼性”。只有检察机关能够提起公益诉讼，普通公众和社会组织没有司法救济的渠道。在执法检查有限的情况下，法规执行效力堪忧。

在残障人士眼中，一个小小的坡道装置，用于机上餐车推行时习以为常，用于轮椅使用者通行便利，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原因就在于，前者属于生产运营环节，后者是附加的服务保障，在没有强制标准的情况下，“人工抬扶”始终是“可接受的替代方案”。这也是为什么，在深圳机场的整改措施中，对于无法靠接廊桥的航班，将现场保障人员数量从1名增加至2名的做法，甚至优先于研发测试的坡道装置被提出。

《障碍政治》一书的作者、两位亲身参与残障权利运动的英国社会学家麦克·奥利佛_（Michael Oliver）和柯林·巴恩斯（Colin Bames）_曾指出，对很多残障者来说，“照顾”这个概念既是恩赐也是压迫，必须反思使障碍者被迫成为“依赖者”的政策，从而构思让身心障碍者走向“自立生活”的政策。他们特别主张残障的“社会模式”，所有的残障友善设计并不是对身体损害的补偿，而是保证每个人被有尊严对待的基本权利。

台湾人何须唱《感恩的心》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_（CRPD）便深受残障权利运动影响，采用人权模式看待残障，要求国家确保残障人士在社会各领域平等参与，特别是通过“合理便利（reasonable accommodation）”与“无障碍（accessibility）_”双轨机制来实现。

2022年，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审议中国政府定期报告后，在结论性意见中提出，中国尚未从残疾的医学和福利模式转向人权模式，建议中国将提供合理便利纳入所有相关法律和政策，包括规定起诉和获得补救的途径；而拒绝提供合理便利应当被视作一种歧视残疾人的形式。

“合理便利”的意思是，政府、雇主、学校、交通系统、企业等都有责任根据具体需要，在可负担范围内内尽最大努力，调整规则、环境或服务方式，让残障人士能够平等地参与和使用。而判断“合理”的重要标准之一是和残障者本人充分协商。

针对郑智化的网暴者的态度，其实折射出“助残”意识在中国依旧深入人心。大部分人缺乏残障权利认知：将残障者自动放在需要“被帮助”和“被保护”的位置上，其实是在弱化残障者的主体性，同时固化了双方的不对等。这种潜意识也很容易走调，认为因残障身份获得“特殊照顾”必须心怀感恩，否则就是“得便宜卖乖”，仿佛提供帮助不是一种既定的法律义务，而是额外的道德馈赠。

这样的公众认知与国家意识形态一脉相承。每年五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是“全国助残日”，今年已是第三十五个年头。从2014年起，残障倡导组织“有人公益”每年都会发布倡议书，建议将其更名为“中国残障人日”，头号理由便是“促进公众逐渐从关注残障人的福利赐予，转向关注残障群体权益的保障，转变态度，尊重残障人的固有尊严。”

正因为社会环境的不友善，残障人士很少主动开口维权。比如，残障人士牛某某近期接受《红星新闻》采访称，工作人员一般会用机场轮椅把他送到飞机上，“都是空少和空姐把我抬上去的”，而有些机场会拒绝让独立出行的残障人士单独上飞机。深圳市民罗洪坚曾讲到，有次乘坐地铁，因为车厢底板与站台之间的宽缝隙，轮椅翻了。“地铁站是有踏板的，但是他们没有拿出来用，我摔倒不能说和地铁没有关系，但是我没有去找他们麻烦。”

作为公众人物，郑智化无疑挑战了中国公众对残障者的社会角色认知。“残障之声”作者“望星”写道，残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不便时，往往要用尽力气去解释、去证明、去忍耐，稍微语气重一点就容易被贴上“矫情”“情绪化”的标签，于是学会了压低声音、收敛情绪、努力成为“让人喜欢的受害者”；残障者被要求“值得被同情”、“励志”、但不能“愤怒“和“维权”。

而郑智化后续揭批南京、上海、甚至“政治敏感”的新疆机场安检，对其金属支架腿和拐杖的“刁难”“举世罕见”，很快被“有心”的爱国网友上升为“别有用心”地攻击政治制度，乃至反问他是不是“台独”。评论员“大V”项立刚从指责残障者“不懂感恩”进一步延伸到“台湾人毫无感恩之心”，批评郑智化作为知名统派人士“对大陆就是索取和轻视”，恰恰是“长期以来的惠台（政策）让很多台湾人内心非常扭曲……到了极为极端的程度”，连连感慨“这些年我们吃了大亏，以后还要吃大亏。”

“郑智化不是唱《感恩的心》长大的。”推广残障肯定疗法的心理咨询师余静直白地写道。在这背后，确实体现出社会政治文化的殊异。

有趣的是，就在事件同期，各大官媒纷纷转载《新华社重磅发布：两岸统一后有哪些利好》，以呼应10月24日中国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的“壮举”。该评论文章写道，“统一后，有强大祖国作后盾，台湾同胞民生福祉会更好，发展空间会更大，更加安全、更有尊严”，从后文来看，这里的“尊严”特指“作为大国公民的尊严”，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而只有统一后，台湾同胞才能“共享民族荣耀、共享大国尊严”。

这难免让人想起啼笑皆非的一幕：某年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一位乘坐轮椅的随行人员，在众目睽睽之下，由四个中方工作人员抬着，一步一步从漫长的台阶缓慢上移。而2019年，当天获颁国家勋章的袁隆平，也是被“三人大轿”抬进人民大会堂东门大厅。该网友犀利地指出，这条铺着红毯的石阶，即使空间再宽阔、预算再充足，也不会有一寸留给身障者体面行动的无障碍通道，“毕竟这可是通往权力之路。”

2019年9月29日，袁隆平由几名随行人员抬举进入人民大会堂东门大厅，准备参加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图_网络）

事实上，过往报道显示，残障人士进入大会堂有专门的入口和坡道。或许在“上位者”眼中，抬座反而是“无上尊荣”的体现。而官方泄露的郑智化上机监控视频也好，强求“感恩”的网暴言论也好，无非是对“权力的傲慢”又一个最微小的佐证。

眼见郑智化事件舆论风波愈演愈烈，28日央视网评论员文章试图“拨乱反正”，提出“郑智化的身份、言论风格乃至地域背景与无障碍出行这一普遍议题无关”，“健康的公共讨论应当‘对事不对人’”，“不苛求完美表达，而珍视问题的曝光”。显然，郑智化遭遇的舆论困境，也并非残障者特有的遭遇。

当我们回顾残障权利运动的目标，我们更能理解“郑智化事件”的意义所在：不只是重新定义障碍，更是要打造一个有潜力改变社会的政治运动，帮助重建一个适合所有人的、更公平正义的社会——不论损伤性质、损伤程度、年龄、性别、种族或性倾向为何。

撰文_陈竹沁

编辑_赵小鲁

平台编辑_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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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我的主业是读宋史，一般来说，我用这样的话作为开头，就是要单纯地讲一个宋代的历史小故事。

北宋真宗年间，开封有百姓跟人争夺财产，纠缠不清，于是就给开封府写状纸，要求官府来定夺。

百姓可能在争夺财产的时候受了一些委屈和不公，所以情绪很激动，写状纸的时候既不讲规矩，也不讲政治，在文字里面把宋真宗比作桀纣这样的暴君。开封府接到状纸以后，吓了一跳，明明是一个很简单的经济纠纷的案子，该怎么判就怎么判，结果因为状纸上的这句话，就变成了一件“大不敬”的政治案件。

开封府不敢隐匿，只能上报给宋真宗，请他亲自来定夺。

宋真宗也是当过开封府尹的人，处理这种案子也算是得心应手，拿到之后很快就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让宫人把这起案件的核心诉求部分抄录下来交给相关部门判决，然后将百姓的原始状纸给藏了起来。

别人问他为什么，宋真宗解释说：“百姓的目的是争财产，并没有其他要造反、要指斥乘舆的意思在里面，这么写状纸，无非就是一时气愤情绪失控而已。我要是把这个状纸交给相关部门，不但他想要申诉的事情不会得到办理，相关部门反而还要去追查他大不敬的罪过。”【百姓意在争财，其实无他，若并其状付有司，非惟所诉之事不得而直，必先案其指斥乘舆之罪。——宋·俞德邻《佩韦斋辑闻》卷一】

这段话的闪光点在哪里呢？

就是宋真宗作为一个权力最大的人，他在自己遭受到最底层百姓责备的时候，依然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分得清什么是诉求，什么是情绪。

同时，他以皇帝的身份，选择收起情绪，为百姓解决最直接的诉求。

我为什么要写这么一个故事，就是我发现最近几年来，但凡遇到有维权的人，不管是郑智化这样的明星也好，还是其他一些普通人也罢，只要他们一维权，就有人在他们的措辞和行为里面挑刺，寻找那种可以“一击制胜”的大漏洞。

你哪个词用得不准确，你哪句话有夸张，统统给你找出来，然后集中火力攻击这个问题，直把你说得千疮百孔、不知道先回答哪个问题，最后只能以道歉来认输。

想解决的问题没解决，反而落得一身的指责。

还有一些深谙其道的人，更是知道怎么引火力，人家一个“指斥乘舆”的字都没说过，想方设法也要给人添上一个政治背景，然后硬生生把一个维权的事情搞成一个政治阴谋。

明明是一个改善无障碍通行的契机，硬生生地搞成了一个“不良艺人”批斗大会。

我公众号后台还有人给我分析，说郑智化这人看到了前几天的决议之后，故意要搞事的。朋友，你岁数小，很少听他的歌，你觉得能够写出这样歌词的人，会是要在这种时候搞事的人吗：

一九九七要解放香港

日不落帝国向中国投降

有人搞台独 没人来帮忙

放眼看大陆 遍地是台商

……

伟大的祖国挥挥手

中国中国一定强

我之所以会想起宋真宗说的这段话，就是觉得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在要求一个维权者做到百分百完美，但凡有一点小问题，都要对维权者发起攻击，质疑他们的行为，质疑他们的动机，甚至给人贴上一些万劫不复的标签。

维权的人，也就是受了委屈的人，情绪激动是难免的。我们身边绝大多数受了委屈的人都不能保证自己百分百情绪稳定、处理事务能够百分百标准，口不择言的情况比比皆是。

前不久那个被逆行者撞了，反而遭受对方网暴的男生，你们还记得吗？他在面对对方一个接一个陷阱提问的时候，一直面无表情地重复“我听交警的”，被很多人视为最标准的处理方式。

他为什么能够获得那么多赞，还不是因为他这样的人少之又少。绝大部分人在面对这些刁难的时候，都会忍不住掉进对方的陷阱。

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些“绝大部分人”，何必非要在人家的语句里面去挑刺、从而全盘否定对方的维权行为呢？

而且人家就是一个维权而已。

大家设身处地地想想，以你我的身份地位，今后是我们去维权的机会大，还是别人在我们身上维权的机会大。你把维权者的渠道给堵死了，对你自己的好处在哪里呢？

宋真宗作为一个皇帝，在自己面对百姓“污蔑”的时候，尚且能够如此淡定地直击问题核心，我们身边有些人啊，明明不是宋真宗，皇帝都不急的时候他急得火烧火燎的。

火苗子烧得老高，高得都可以点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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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客官，兄弟我的三本书《宋朝阐史官》《南渡之君》《靖康之败》都在下面的俩可爱小链接里，欢迎各位客官精准扶贫。

这是一场从起点就失控的司法进程。

当刑讯逼供的办案人员自己反被查处，当明知没有管辖权的公检法仍坚持将案件“办到底”，我们看到的已不仅是个别人员的违法，而是地方司法系统的全面失序。

程序正义与证据裁判双双失守，2000万移民款争议的背后，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司法黑洞。

一份因“程序违法”被二审撤销的判决，在发回重审后，竟在管辖权这一根本问题上再度陷入迷雾；

一句检察官“无新证则撤诉”的公开承诺，在数月等待后，等来的只有庭前会议上的“零证据”与程序空转。

一边是法治底线被不断洞穿，一边是司法权力在程序之外恣意狂奔。

当正义的守护者沦为秩序的破坏者，当法庭成为非法行为的延续，我们不得不追问：这起悬而未决的案件，究竟卡在证据不足的现实里，还是困于地方司法生态某种不愿言说的“潜规则”中？

湘乡，正以其司法沉疴，为我们呈现一个值得全国警醒的样本。

连续72小时不眠、被迫喝马桶水求生——在湘乡警方的刑讯下，张怡被迫签下一份她至今无法释怀的“认罪书”。而更令人震惊的是，这起本应归属深圳管辖的普通民事纠纷，竟在湘乡公检法的“通力合作”下，被强行扭曲为一起刑事诈骗案。

自从3年前遭遇刑讯逼供后，在北大研究生张怡（化名）的噩梦中，小黑屋的烟雾、淋浴间的冷水和禁闭室的强光，交织成一个无法醒来的混沌空间。

在那间三四平方米的房间里：地上爬满蟑螂和蚂蚁，马桶的恶臭充斥空气，房顶高倍探照灯24小时照射着她，室内温度达50多度，口渴了只能喝马桶里的水……

在这个禁闭室里，她被连续关了16天。

因卷入一起移民诈骗案，张怡于2022年7月28日14时被湖南湘乡民警从安徽合肥家中带走，最终被带至湘乡市公安局龙洞派出所，在“小黑屋”内被关押至30日14时。其间，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她不断遭受来自办案民警的刑讯逼供，整整72小时没合过眼。

随后，张怡被关押至湘乡市公安局执法大厅。经历连番审讯后，因她不愿认罪认罚，7月31日又被警方带到当地某宾馆内监视居住16天。其后，张怡“终于”被送到了湘潭市看守所，但等待她的却是另一场长达16天的禁闭。

近日，在湘乡市人民法院召开的庭前会议上，张怡不得不再次当众提起这段痛苦的回忆。与此同时，本案中存在的刑讯逼供、管辖权异议等问题也再度引发关注。庭前会议上，本案另一名被告人郑雄煜还当场举报，办案民警廖一鸣违法取走其银行卡内资金120万元。

湘乡市法院表示，将对非法证据和管辖权等关键问题继续审查。

此前，湘乡市法院曾于2024年4月24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被告人张怡有期徒刑11年6个月。8月8日，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原审审判程序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然而，该案因管辖问题迟迟未能开庭。

根据张怡的说法，湘乡公安、检察院、法院对本案并无司法管辖权，因为案发地均不在湘乡。而根据办案民警的透露，该案能立在湘乡完全是本案被害人肖某出钱策划的结果。

“办案过程中，公安机关存在欺诈勒索、收受贿赂、违法办案、刑讯逼供、虚设管辖权等问题。”为此，张怡的父亲张建设（化名）曾多次在网上实名举报湘乡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易伟强、龙洞派出所原所长万琪俊等人违法办案，致使其女儿蒙冤获刑。

其后，万琪俊因犯挪用公款罪、受贿罪、洗钱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45万元；其余多名参与违法办案的民警也均被调查处理。然而，易伟强仅被免职了事，未被追究任何刑事责任。

3天3夜没合过眼

3份笔录不翼而飞

那段刑讯逼供的经历，对于张怡来说至今历历在目。

2022年7月28日14时，张怡被湘乡警方从合肥家中带走，一路戴着手铐乘坐高铁到达湘乡，被关押至龙洞派出所的“小黑屋”里。办案和看守人员在里面不间断地抽烟，呛得人呼吸困难， 她在木板凳上坐了一整夜。次日8点左右，警方开始对她进行前后长达15个小时的审讯，并录了3份笔录。

根据张怡的描述：7月30日清早，让已连续两晚没有睡觉，整个人昏昏沉沉的，无法继续审讯。当时，龙洞派出所原副所长易清彪对她说，“我很不满意你的口供”，然后让人把她带到楼上一间淋浴室冲冷水澡。“该男警官全程都站在在门口，并将淋浴室的门半敞开着，看着我洗。”

冲完冷水澡后，张怡被带到二楼某房间。“办案民警厉汝城拿出有罪供述材料让我背诵，期间因身体发抖、精神涣散，无法完成背诵任务，被其殴打辱骂。”张怡说，在背了数小时后，当天下午2点，她被带到湘乡市公安局一楼执法大厅审讯室，录制提前背好的笔录。

张怡说：“审讯前，厉汝城多次威胁我，一会有同步录音录像，必须按照上午背诵的内容回答。审讯开始后，办案民警将提前准备好的U盘插入电脑。其实就是还没开始审讯，笔录都已经写好了。”

其后，张怡又被强制在审讯室的审讯椅上坐了一晚。至此，她连续3天3夜都没合过眼。

值得注意的是，7月30日这份“背诵”的笔录，在案卷里为张怡第一份笔录，此前她在龙洞派出所录的3份笔录均不见踪影。案卷显示，张怡于7月30日到案，当天16时收到刑事拘留证。

这意味着，从7月28日14时从家中被带走，至7月30日14时录笔录，张怡“消失”了整整3天。对此，王殿学在本次庭前会议上提出，办案人员此举构成非法拘禁。

7月31日，在把张怡送往看守所的路上，押送民警接到电话后迅速折返湘乡，并把张怡带到湘乡某宾馆内进行了长达16天的监视居住。后来根据警方的说法，是因为当天下午对其变更了羁押措施，由刑事拘留改为监视居住。

监视居住期间，万琪俊联合情妇肖凤英对其威胁，又将张建设“控制”在张怡监视居住旁的宾馆，强迫张怡和张建设退合同款1300余万至万琪俊个人账户，并手写给道歉信及认罪书。

直到8月16日，张怡才被万琪俊和肖凤英二人送往湘潭市看守所，开始了另一场16天的禁闭。

张怡称，当时和她一起被送进看守所的人有好几个，但只有她被无理由关押至禁闭室。其后，经过其不断向驻所检察官举报，于9月1日被调至女监区第11监室。

二审认定程序违法

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2023年11月20日至21日，张怡所涉的移民诈骗案在湘乡市法院公开审理。在此之前，该案曾因证据不足、事实不清被检察机关退回补充侦查。

湘乡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显示，这起移民诈骗案中，郑雄煜和张怡虚构马来西亚“王室成员”虚假身份、可以提供新加坡移民服务等事实，在深圳、杭州、湘乡骗得被害人信任后，与其签订移民服务协议，以收取咨询服务费、保证金的名义，骗取钱财合计2000万元。

庭审中，检方认为，此案郑雄煜是主犯，张怡是从犯，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诈骗罪追究二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张怡辩称，本案并非诈骗，而是合同纠纷，她只是代为收款，并且在双方发生争议时已及时处理退款事宜。张怡的辩护人、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殿学也认为，此事只是民事合同纠纷，在庭审中对张怡作无罪辩护。

最终，湘乡市法院于2024年4月24日作出（2022）湘0381刑初54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郑雄煜犯诈骗罪，获刑14年6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被告人张怡犯诈骗罪，获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张怡及其辩护人曾多次就管辖权问题提出质疑，认为本案发生地点与湘乡无任何刑事管辖连接点，且“该案属民事合同纠纷，不构成刑事案件”。

王殿学认为，案涉相关事实（包括汇款行为）均发生在广东深圳，两名犯罪嫌疑人分别住在合肥、北京，根据刑事案件地域管辖规定，湘乡市法院没有审判管辖权。

对此，湘乡市法院在一审判决书中予以驳回，理由是郑雄煜、张怡陪同被害人肖某在湘乡期间仍然实施了诈骗行为，湘乡市属于犯罪地。同时，湘潭中院已出具书面决定指定湘乡市法院审理该案。

一审后，郑雄煜和张怡均提出上诉。2024年8月2日上午，该案在湘潭中院二审开庭。

庭审中，王殿学再次提出管辖权异议，同时就警方办案过程中的程序问题提出系列质疑（包括张某的3份笔录缺失、办案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等），要求进行非法证据排除。

王殿学说，案卷中关于张怡的不利供述均是在刑讯逼供后违背意愿作出，系非法证据；张怡从合肥家中被带走以及进入看守所后，遭受了“用家人威胁、被书砸肩膀、推搡辱骂、无理由关禁闭室、喝马桶水”等刑讯逼供。

同时，王殿学还就湘潭中院指定湘乡市法院审理此案提出质疑。审判长当庭回复称，“湘潭中院仅对本案的级别管辖给予指定，从未对地域管辖进行指定”，关于地域管辖异议，庭审后会审查。

二审中，在辩护人提出案件办理过程中存在笔录缺失和刑讯逼供的情况并要求将非法证据排除后，合议庭在开庭半小时后，宣布休庭十分钟。继续开庭后，法院旋即宣布休庭。湘潭中院在庭上表示，将对非法证据和管辖权进行核查。

一周之后，湘潭中院于8月8日作出（2022）湘03刑终244号刑事裁定书：撤销一审判决，发回湘乡市法院重新审判。裁定书显示，湘潭中院认为“原审审判程序违法，可能影响公正审判”。

刑讯逼供收受贿赂

办案民警锒铛入狱

“这是一起花钱买通公安而制造出来的冤案，是典型的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纠纷。”

张怡的父亲张建设（化名）向有关部门递交的举报信称：2022年6月，肖某某通过妻子冯某等多人账户，拆分支付所谓的移民合同款，被发现涉嫌洗钱、偷逃税款，肖某某公司在境外多次违法被罚。此外，冯某参与非法代孕组织材料造假等也被举报。

他认为，肖某某公司及家人违法行为被发现后，涉及合同违约责任，合同违约金额高达2000万元，为了不用承担违约责任，肖某某、冯某夫妇伙同唐某某（肖某某表哥）买通湘乡公检法，参与策划并实施了这起动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纠纷的案件。

相关媒体报道显示，冯某、肖某某、唐某某三人以办案经费为由向龙洞派出所原所长万琪俊行贿数十万元，唐某某通过当地律师李某疏通关系，向湘乡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和湘乡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易伟强等行贿。

“作为代收款方之所以被牵连，是因为冯某、肖某某怕移民事情败露，但为了要回已转出的移民款，于是通过精心设计陷害代收款人。”张建设说。案卷材料显示，2022年7月8日，本案被害人肖某某曾向深圳市公安局南山派出所报案，但未获立案。

万琪俊被调查前的录音也显示，易伟强指使他违法办案“吃完原告吃被告”“代收款人才是最大的受害者，但易伟强安排硬扯也要将代收款人扯进案子里，要搞回（移民合同款）2000万”。

2025年3月27日，张建设第三次公开实名举报易伟强，称其收受肖某某、冯某巨额贿赂，滥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纠纷，指挥下属策划管辖、制造冤案。

公开举报视频发出后，当地纪委的回应称：万琪俊等办案人员收受贿赂，是以办案经费名义收受的钱财，但易伟强收受的钱财是万琪俊从唐某某那里收到钱财中转手给他的，目前为止并没有构成犯罪，因为“这些钱财真实来历（他）并不知晓”！

其后，易伟强被免职；万琪俊因犯挪用公款罪、受贿罪、洗钱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45万元；其余多名参与违法办案的民警也均被调查处理。

管辖争议愈演愈烈

重审未出现新证据

2025年10月28日，在湘乡市法院召开的庭前会议中，管辖权争议、刑讯逼供、程序违法等问题再度成为本案争论的焦点。

最新消息显示：对于本案管辖权问题，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于5月29日作出（2025）湘刑辖74号指定管辖决定书，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决定指定湘乡市法院依照刑事第一审程序对该案进行审判。

根据这份决定书，湘乡市法院准备重新启动对该案的审理程序。

对此，张怡及其辩护人王殿学均认为，湖南高院适用“管辖不明”的法律规定并不合适，因为案涉的主要行为均发生在深圳，并非管辖不明。

王殿学律师还指出，至今未见到湖南省公安厅指定管辖的法律文书，之前湘乡市侦查机关在没有管辖权基础上取得的证据，均属于非法证据。

对此，庭前会议中湘乡市检察院临时回应：经刚刚核实，湖南省公安厅也作出了指定管辖的决定书。

“即使现在公安厅作出指定管辖，也无法弥补之前没有管辖权取证的非法性。而且，在本案的管辖问题上，存在侦查人员受贿、被害人行贿的犯罪行为，侦查人员之一万琪俊目前已被生效判决判处有期徒刑，湘乡也明显不宜管辖，也不应指定湘乡管辖。”王殿学说。

据介绍，湘乡市法院在庭前会议上也证实，二审裁定认定的“程序违法”主要是指管辖权存在问题，即湘乡市法院不具备地域管辖权。

“其实在原一审开庭之前，湘乡市法院也认为其不具有管辖权，并于2023年3月16日将案件依法退回检察院，但湘乡市检察院拒不接收。”王殿学认为，湘乡市检察院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

今年3月4日，熊楚文曾表示，案件将由公安机关再补充侦查，“看证据，如果证据不足就撤案”。然而，从二审裁定发回重审至今，已经过长达15个月的补充侦查，检方至今依然未能提供新的证据。

庭前会议上，王殿学再次提出因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要求进行非法证据排除。

据介绍，湘乡市纪委在回复实名举报时曾确认：在本案中，易伟强及多名办案民警存在收受钱财的行为，证人唐某某存在参与行贿办案人员的事实。此外，万琪俊的判决书也显示，办案民警廖一鸣、证人唐某某存在与本案有关的违法犯罪内容。

对此，湘乡市法院表示，将对非法证据和管辖权等关键问题继续审查。

当天，郑雄煜还现场举报廖一鸣侵吞其银行卡内的巨额资金，申请湘乡市检察院、法院对此进行调查。

郑雄煜反映称，2022年7月被刑事拘留后，他有一张被廖一鸣扣押的银行卡并未出现在扣押清单中。后来在配合湘乡市纪委调查万琪俊时，他发现那张银行卡内的120余万元已被全部取走。

张怡也提出，廖一鸣还曾扣押郑雄煜两名助理的工资卡，并在一周内分25次将卡内的13万元钱取走，其中有3万元转至万琪俊个人银行卡内。万琪俊判决书显示，这13万元均被万琪俊拿走，法院认定为贪污公款。

对此，熊楚文称会后将进行审查并追赃，追回后会赶紧将钱退还给受害者。

后记：

张怡的遭遇，不仅仅是个体的悲剧，更是一面映照司法生态的镜子。

从“消失的三日”到“禁闭的十六天”，从冷水澡逼供到背诵认罪剧本，这起案件暴露出的已不仅是个别人员的违法行为，而是从侦查到管辖的全面程序性失控。当“北大研究生”的身份都无法成为免于刑讯逼供的护身符时，我们不得不思考：普通公民的权利防线又该如何守护？

此案中，程序正义的失守与证据规则的架空，共同构成了一个危险的司法样本。它警示我们，一旦权力的运行脱离法治的轨道，任何身份的公民都可能沦为程序暴力下的受害者。

如今，案件虽已重回法庭，但对非法证据与管辖权的审查，不仅关乎张怡一人的清白，更关乎一地司法公信力的修复，以及公众对法治最基本的期待。

我们记录此案，是希望这样的“遭遇”终成历史的尘埃；我们追问真相，是相信正义的实现，绝不能以正义之名，行不义之事。

近日，刘女士（化姓）向红星新闻反映，在一次前往三亚的出差途中，她被时为某单位宣传处助理员的邵某某强奸。刘女士报案后，警方立案侦查。

案发10个月后，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下文简称“城郊检察院”）下达《不起诉决定书》，认为邵某某与刘女士发生关系时“并未违背刘女士的意愿，不构成强奸罪，邵某某没有犯罪事实。”刘女士申诉后，三亚市人民检察院（下文简称“三亚检察院”）复查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实邵某某违背刘女士意志强行与刘女士发生性关系，邵某某不构成强奸罪。

刘女士曾是上海宽娱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宽娱公司”）的一名项目经理。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府服务平台，宽娱公司为B站(bilibili.com)的主办单位。2024年6月，宽娱 公司以考勤问题将刘女士辞退。刘女士表示，她已申请了劳动仲裁，目前在调解阶段。

而与邵某某一案，刘女士称将继续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的立案告知书，受访者供图

男方饭局后称“酒醉”

对女方做出不雅举动

2023年8月，因合作项目工作对接，刘女士添加了邵某某微信。

2023年11月，刘女士得知双方合作的项目获奖，颁奖典礼将在三亚举办。刘女士询问邵某某是否前去领奖。聊天记录显示，邵某某回答“我们去！”12月1日，邵某某给刘女士发信息：“我们这边vvvip参加”。刘女士告诉记者，她的领导也对这次活动很重视，让她出差陪同接待。

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显示，邵某某当时为某单位宣传处三级助理员。

12月8日，刘女士乘飞机前往三亚，邵某某也于同一天到达。据《不起诉决定书》，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

12月9日上午，刘女士陪同邵某某去了免税店等地游览。20：30左右，邵某某打电话邀请刘女士参加夜宵饭局。

饭局上有邵某某和他的同事及活动接待方等人员。刘女士回忆，在座的女性只有她和韦某，两人前往三亚前经邵某某介绍互加了微信。饭局上，刘女士觉得韦某对她很友善。

刘女士告诉记者，饭局上她没有喝酒，饭后邵某某对刘女士说他不想去第二局，让刘女士帮他解围，打车带他走，刘女士同意了。

据三亚检察院的《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下文简称《通知书》），在车上，邵某某提出自己喝醉了。下车后，邵某某将手搭在刘女士肩膀上，刘女士将其送回邵某某自己的房间。

12月8日，刘女士乘飞机前往三亚，邵某某也于同一天到达。据《不起诉决定书》，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

12月9日上午，刘女士陪同邵某某去了免税店等地游览。20：30左右，邵某某打电话邀请刘女士参加夜宵饭局。

饭局上有邵某某和他的同事及活动接待方等人员。刘女士回忆，在座的女性只有她和韦某，两人前往三亚前经邵某某介绍互加了微信。饭局上，刘女士觉得韦某对她很友善。

刘女士告诉记者，饭局上她没有喝酒，饭后邵某某对刘女士说他不想去第二局，让刘女士帮他解围，打车带他走，刘女士同意了。

据三亚检察院的《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下文简称《通知书》），在车上，邵某某提出自己喝醉了。下车后，邵某某将手搭在刘女士肩膀上，刘女士将其送回邵某某自己的房间。

刘女士告诉记者，把邵某某送回房间时，她将房门开到了最大。

据《通知书》，进入房间后，邵某某亲吻刘女士的嘴唇，抚摸其隐私部位，欲与刘女士发生性关系。

刘女士说，当时她大喊“邵老师你醉了”想想你的妻子和孩子”，邵某某的手机一直在响。中途邵某某去关门，刘女士想趁机逃脱未果，直到她喊“我会报警！”邵某某才停下来，说他喝多了，一时冲动，向刘女士道歉。邵某某告诉她，是韦某一直在打电话。刘女士当时认为，韦某可能是意识到不对，想“救”刘女士。

刘女士表示，由于邵某某当时道歉了，考虑到当时没有实质性行为发生，且担心同为女性的韦某也陷入险境，于是她告诉邵某某，只要他不欺负韦某，她会当作这件事情没发生过。

进入女方房间两次发生性关系

男方涉嫌强奸被拘

《通知书》显示，韦某多次给邵某某打电话“闹酒疯”，刘女士和邵某某因此离开房间，邵某某下楼处理韦某的事。

刘女士告诉记者，她离开邵某某房间后，强撑着走进电梯前往自己房间所在的楼层，一出电梯就双腿一软倒坐在电梯门口，又踉跄着回到自己房间里。她想要报警，“但又顾虑对方身份、我的工作以及韦某的安全，犹豫不决。”

刘女士称，由于此前邵某某接触了她的内裤，12月10日凌晨1点40分，刘女士在外卖平台下单一次性内裤，将原先的内裤保存起来，想留作证据。随后，刘女士穿着自己的睡裤和T恤躺在床上等外卖。据《不起诉决定书》，经鉴定，刘女士的内裤上检测出了邵某某的体液。

过了一会儿，刘女士听到有人敲门，以为是韦某，开门却发现是邵某某。邵某某称他是来道歉和解释的，刘女士让邵某某进了门。

三亚检察院出具的《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受访者供图

《通知书》显示，12月10日凌晨1：56，邵某某来到刘女士房间门口，刘女士让其进入房间。二人闲聊后，邵某某与刘女士发生性关系。

据刘女士讲述，起初邵某某一直解释、道歉。中途外卖的一次性内裤到了，邵某某拿过刘女士的手机对外卖员说他去拿，随后帮刘女士拿回了外卖。回到刘女士的房间后，刘女士称性侵发生。刘女士说，过程中她挣扎着拽着裤子，指甲撕裂了。对方力气很大，她被吓懵了，哭着请求对方停止。

而据《通知书》，邵某某第一次与刘女士发生性关系后在刘女士房间内留宿。约2小时后，邵某某与刘女士发生第二次性关系，其间邵某某用手机拍摄了一段视频。事后，刘女士提出邵某某没有戴避孕套，让他去买避孕药。邵某某通过外卖平台买药给刘女士服用后，二人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随后邵某某返回自己的房间。

刘女士则表示，邵某某两次侵犯她的时间间隔并没有2个小时之久，邵某某看着她吃了药后便离开了，二人没有一起躺在床上。

检方认为在案证据无法证实存暴力胁迫

证人称认可结论，当事女方称还将维权

刘女士说，吃完药后她昏睡过去。早上七点左右，她被荨麻疹痒醒。刘女士表示，当时她很恐惧，想到邵某某的职位，而她独自出差在外，犹豫该在三亚报案还是返回上海再报案。

刘女士指甲盖撕裂、起荨麻疹，受访者供图

12月10日，刘女士照常出席了活动。

12月11日凌晨，刘女士向警方报案，并于11日下午接受了司法鉴定。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的《立案告知书》显示，刘女士被强奸一案，经查，警方认为符合立案标准，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落款日期为2023年12月12日。

三亚市人民医院的急诊病历显示，2023年12月12日凌晨1点，刘女士前往该院急诊科就诊，主诉被咬伤右乳腺疼痛2天，诊断为“右乳腺人咬伤”，建议“按时间表注射人用狂犬病疫苗”。

案发10个月后，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下达了《不起诉决定书》。

《不起诉决定书》显示，邵某某因涉强奸罪，于2023年12月12日被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刑事拘留，2023年12月17日被天涯分局取保候审，2024年2月9日被检察院取保候审。

根据《不起诉决定书》，城郊检察院认为，案发当晚邵某某确实与刘女士发生了两次性关系，但天亮后二人共同出席了活动，期间两人都为上台领奖的对方拍照并发送给对方。

城郊人民检察院认为，邵某某与刘女士发生性关系时并未违背刘女士的意愿，不构成强奸罪，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起诉。

对此，刘女士哭诉：“活动当日现场有多家媒体，我怕在我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这个事情闹大了，对我的工作有影响，也让公司牵连其中。我当时强压着不适完成了我的工作，我以为这是一种敬业的表现。没有想到，被当成自愿的表现，说我没有异常。”她指出，邵某某当时猛拽她的睡裤，裤子上应该有撕扯的痕迹，已将其作为证物提交给警方。

刘女士由于不服检察院的《决定》，向三亚市人民检察院提起申诉。2025年6月2日，三亚检察院下达了《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

据《通知书》，韦某作证称，她认为刘女士想“拿捏“邵某某。而邵某某提供的手机录像显示，在第二次性行为过程中，未出现明显异常情况，无法体现出刘女士存在不情愿的状态。

三亚检察院认为，在本案中，虽然刘女士的陈述及相应视频监控反映，刘女士曾表现过神情压抑的情况，但综合审视全过程，在案证据不能证实邵某某在与刘女士发生性关系时采用了胁迫或暴力手段。就目前证据而言，不能认定邵某某涉嫌强奸罪。

三亚检察院指出，经复查，刘女士提出的“城郊人民检察院程序违法未保障当事人知情权，未保障诉讼代理人阅卷权，未听取被害人意见”属实。对此，三亚检察院将通过反向审视程序，向城郊人民检察院提出整改意见。

刘女士告诉记者，在派出所，警方曾向其出示邵某某拍摄的视频。她看到视频画面漆黑，只有些许声音。她表示，她无法确认这段视频中录到的声音是否是其本人。就算是她，当时她因恐惧、精疲力竭，无法大声呼救。对于韦某的说法，刘女士称“感到震惊”。

10月27日，韦某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据其了解，

该案司法机关已经结案，当时的嫌疑人无罪。“我非常认可（公检法的结论），不想评价刘女士其人。”记者欲进一步向其求证更多细节时，韦某挂断电话，不再接听。同日，记者联系邵某某，表明来意后，其称“你找错人了”，随后挂断电话，不再接听。

27日，《不起诉决定书》所载邵某某案发时任职单位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目前该单位已没有“教育宣传处”，现在的名称“不方便透露”，记者所述的情况可通过官网所示途径向相关部门举报，具体情况以对外宣传科室口径为准，但无法提供宣传科室联系方式。10月30日，上述单位另一工作人员表示，“有（邵某某）这个人。”但该工作人员称不便接受采访。

红星新闻记者王语琤

谨以此片向《四月之声》致敬。本项目将持续更新，直到《四月之声》及同类影片在中国解禁。

2025年10月，中国数字时代搜集整理了过去一个月（2025.9.27—2025.10.28）期间反映国内热点事件的网络视频，以时间为序进行混剪制作了本月月度视频——《十月之声（2025）》。

在内容上，该片揭示了当局的言论审查、权利打压，也记录了民间疾苦、民众呐喊与抗争；在形式上，该片模仿了2022年4月22日发布、随即风行全网并遭到审查的抗议上海封城的短片《四月之声》。

我们谨以此片向这部匿名作品致敬。本项目也将持续更新，直到《四月之声》及同类影片在中国解禁。

同时，在中国数字空间更新有该作品的彩色版本。相关链接：https://youtu.be/sOOE_zbGQ9E

致谢：感谢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YesterdayBigcat 对中国相关事件素材的收集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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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新疆老人库尔班骑着毛驴，带上自产干果、馕，前往北京感谢领导人。六十五年后，新疆能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胡国强也从新疆出发，但他带的不是干果和馕，而是豪车中整整3480万元现金。

2021年2月，胡国强女友张爽在北京购房时在银行存款，现金装了很多个行李箱。受访者供图

这些钱，是胡国强为当时的婚外女友张爽购买北京别墅所准备的，也由此掀开了一场反腐大戏。2023年12月，经多名北京居民持续举报，胡国强最终落马，并开除党籍公职。然而，将贪腐官员拉下马的举报人，如今却因涉嫌“敲诈勒索罪”陷入囹圄，至今仍在等待司法裁判，令人唏嘘。

然而胡国强的问题远不止这些。近期，胡国强又被知名法律人包龙军实名举报“涉黑”，称胡除贪腐事实外，还涉嫌寻衅滋事、非法拘禁、违法审讯等犯罪行为。一系列问题逐步解开了胡国强的权力腐败秘密。3480万北京买别墅，下面看不见的冰山一角。

01 万千宠爱背后的奢靡生活

现实中的胡国强，不像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赵德汉那般谨慎，他敢贪就敢花，敢花也敢作。胡国强先后在石家庄市地税局、乌鲁木齐市国资委及新疆能源集团等要职任职，长期与党纪金钱权力打交道，却在熟悉的规则里一步步沦陷，最终沦为了自己曾经要防范的那类人。

张爽，当时胡国强的婚外女友，自称“山东科技大学女博士”，在胡国强的宠爱下生活极度奢靡。知情人士透露，她买一个爱马仕包需20余万，香奈儿一次消费四十多万；出门需带5人随行，包括司机、助理、2名保姆。即便如此，保姆也可能因一句话被解雇。

张爽在北京的生活开销更是惊人：牛羊肉专门从新疆空运，孩子外出旅行亦随行保姆陪同，甚至坐头等舱。为其与胡国强的非婚生子举办模特专场秀时，孩子仅三四岁。这些普通人难以想象的事情，都在这位“厅官婚外女友”身上实现了。

用3480万元现金给婚外女友买别墅的新疆贪腐厅官胡国强。图据网络

胡国强在2022年离婚后，张爽终于与其结婚，也使自己摆脱“婚外女友”的头衔。天眼查显示，张爽在2017年至2023年间注册多家公司，包括驴业、珠宝、矿业公司，并可领取财政补贴。胡国强落马后，这些公司一夜间转让或注销。

根据知情人士讲述，胡国强与张爽在一个政商场合相识后，很快便“相恋”，张爽还为胡国强生了一个儿子，“并以此威胁胡国强离婚，否则便要检举揭发。这段关系本身也为日后贪腐曝光埋下伏笔。

02 3480万现金买别墅拉开反腐大戏

2021年2月，张爽通过中介介绍，准备购买北京女子刘某位于顺义区的一套别墅。刘某亲属介绍，张爽提出用3480万现金支付房款。因现金数额过大，直接被银行拒绝。后张爽提出分批存入银行，并说支付家具软装款400万元，把家具软装全部买下。

但事情变化出乎刘某意料。张爽在房屋合同成交后，张爽便出尔反尔，多次带人以看房为名骚扰当时别墅里的原租户，要求租户提前退租退房把房子提前给她，还拒不承认双方口头约定的“400万元家具和软装费”。这一连串反常举动，让原本的买卖关系迅速撕裂，一场原本简单的房产交易，迅速演变成一场充满威压与失衡的较量。

刘某（卖方）遂提出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700万元。张爽曾扬言：“我老公是胡书记，去哪儿告都没用！”张爽的违约霸道蛮横、对举报人刘某的蔑视，深深刺激了要强的刘某。自2022年1月6日开始，刘某等人向新疆纪委、中纪委等数十次持续举报胡国强、张爽贪腐之事。这让胡国强对刘某等恨之入骨。

特别是在2022年3月初，发生了胡国强公然指使他人殴打、污辱刘某等人事件（下文提及），以及在此事件之后胡多次扬言要通过司法判他们七年以上后，刘某非常清醒地知道胡是想置他们于死地，甚至还发生了胡派律师跟他们谈判，表面想出钱了事实际是胡设计陷害的把戏。为此，刘某天天处于不安和惊恐之中，一度出现了严重的抑郁症。

张爽出行时，保姆也坐头等舱，图系一名保姆拍摄并发布的朋友圈视频截图。受访者供图

2023年，新疆自治区政府免去胡国强新疆能源集团董事长职务；2024年1月，新疆纪委监委通报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审查调查；9月，胡国强被列为违反八项规定典型案例，并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至此，这名曾握有重权的厅官，终于走到了自己一手铺就的深渊。

笔者从知情人士获悉，胡国强涉嫌犯罪的案件尚未宣判，其最终命运仍待司法裁决。

03 举报者为何成“敲诈嫌疑人”

刘某等人举报胡国强后，遭到对方疯狂打击。根据刘某亲属的介绍，自被举报后，胡国强首先是向乌鲁木齐当地警方报案，“其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试图逼迫刘某放弃举报。”但乌鲁木齐警方未立案，后在胡国强的反复操作下，北京顺义警方于2023年11月27日成立专案，将赵瑞胜（刘某男友）刑拘，刘某被追逃。

检方指控刘某、赵瑞胜通过跟踪、安装GPS、偷拍等手段获取胡国强行动轨迹，致使胡国强、张爽心生恐惧。但根据受访者叙述，胡国强恐惧自己的贪腐行为会败露，于是利用自己手握重权的强势地位，采用跟踪、殴打等手段阻止举报人举报外，还多次扬言要动用司法力量“判他们七年起步”。这让当事人在两年之内直接处于惊慌、恐惧之中的。

胡国强因涉严重违纪违法而落马。图据中央纪委监委网站

检方还称，2022年3月至2023年，刘某、赵瑞胜利用对方恐惧心理，采取举报等要挟方式，在与对方谈判、讨价还价过程中，索取779.4万元未果。其实，这一数字正是刘某民事诉讼中索赔的金额，包括家具款、违约金、房租损失、精神损害及律师费。刘某亲属强调，这是依法索赔，绝非敲诈勒索。

刘某亲属强调，刘某以原告身份依法起诉索赔，恰恰证明她并非“敲诈勒索”，“依法起诉的索赔数字，竟然成了司法机关刑事指控的‘犯罪金额’，可谓开创恶法之先河。”原本属于法治的正当权利，却被硬生生扭曲成犯罪的证据，黑白在此刻被颠倒。

刘某亲属认为，此案缘起举报贪官而遭人构陷、打击报复，刘某等人依法索赔，既未敲诈勒索，又为反腐作出贡献，“在贪官胡国强落马后，举报人仍要面临刑事指控，于法于理，均极荒诞！”贪官伏法，举报人却蒙尘，法理与常识的错位，令人惊讶唏嘘。

目前案件久拖未审，凸显出举报贪官者可能遭司法困境，反映反腐过程中权力与法治的矛盾。整个事件在社会上引发广泛讨论：揭发贪腐是否应得到充分保护？司法如何避免因权势干扰而形成制度性不公？如果连举报者都得不到公正，谁还敢挺身而出？如果法治失去了最基本的公平，反腐的公信力又将从何谈起？”

04 落马厅官疑似“涉黑”

尽管胡国强因贪腐落马，其势力及余罪仍未彻底清查。笔者获取的举报材料显示，赵瑞胜及代理律师认为，他长期盘踞新疆，结交社会闲散人员及警务人员作为“打手”，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

“胡国强盘踞新疆长达20年，先后在自治区纪委、乌鲁木齐市、和田地区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势力庞大，关系网错综复杂。”举报材料中说，长期以来，胡国强利用强权称霸一方、大肆敛财、招揽小弟等。除此之外，材料还详细提及了胡国强等人对举报人刘某及其司机仝晓伟进行拦截、殴打、违法审讯等事。

仝晓伟被打伤后的就医记录。受访者供图

2022年3月，刘某及仝晓伟前往新疆纪委举报，仝晓伟驾车时遭到胡国强安排的四个人强行别停后殴打，伤势严重，一度昏迷；后被强行带至当地派出所，胡国强亲自上阵“审讯”，审问的内容并不是仝晓伟被打案，而是逼迫仝晓伟承认跟踪、监控过胡国强，并逼其指认刘某等人“敲诈勒索”胡国强。

相关材料还显示，胡国强还非法获取刘某的航班信息，安排2名人员，从乌鲁木齐同机跟踪刘某直至北京首都机场，并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刘某进行强行拦截、拖拽，以致刘某上衣脱露，仅剩内衣，造成了首都机场的秩序严重混乱。

陈海等人因寻衅滋事被北京警方行政拘留。受访者供图

知名法律人包龙军在接受赵瑞胜等人委托后，担任其控告代理人，向多个部门递交了针对胡国强“涉黑”的举报材料，同时亦在网络公开实名举报。包龙军呼吁相关部门，彻查胡国强余罪及涉黑团伙成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目前，新疆自治区纪委、乌鲁木齐扫黑办已受理相关材料。

05 司法如何保护举报者？

胡国强案，是权力腐败、奢靡生活与制度漏洞交织的真实缩影。3480万现金、豪车别墅、头等舱保姆，模特走秀等等，这些触目惊心的奢靡细节背后，是高级官员长期盘踞权力岗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冰冷事实。

刘某向法院起诉索赔779.4万元，该数字却成为检方指控的“犯罪金额”。受访者供图

更令人震惊的是，依法举报这一行为的刘某、赵瑞胜，却因所谓“敲诈勒索”被羁押、被追逃，相关案件久拖未审，呈现出司法保护举报者机制的严重缺失。这一荒诞现实提醒社会：反腐不仅要严惩贪官，更必须让揭发不义的公民免受威胁和报复。

一位资深法律人认为，保护举报者的合法权益，不只是法律义务，更是维护社会公正、巩固法治权威的必要前提。胡国强案的荒诞与严重性，是对制度、司法和公众的深刻警示——唯有让正义不畏权势，才能让法治真正守护公共利益，避免腐败再次侵蚀社会公平。也就是说，只有在法律、制度、司法和社会多层面同步保障举报者权益，中国才能建立可持续、有效社会监督体系，真正守护公共利益。

因为上面“高度重视”，一旦认定为校园欺凌，对学校领导以及学生都影响巨大，反而导致出现“能不认定为校园欺凌就不认定为校园欺凌”的倾向，即“不认定就没有校园欺凌”。这导致被欺凌学生维权难。

作者：熊丙奇

责任编辑 | 辛省志

“经过警方调查我才知道，一个来月时间，孩子先后被同学高某打了13次。如今她确诊精神分裂，打人者仅被处以15天的拘留还不予执行，校方、教科局认为不存在校园欺凌。”内蒙古王女士向华商报大风新闻反映。

据大风新闻报道，王女士家住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市，2022年，女儿小郝考入了额尔古纳市第二中学。额尔古纳市公安局2025年7月22日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2025年5月7日至6月20日期间，高某在额尔古纳市第二中学班级里与班级外的走廊上多次殴打小郝，经公安机关查明，高某共计殴打小郝13次。对高某以殴打他人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1000元。 因高某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一条（一）项之规定，不执行行政拘留。

而额尔古纳市第二中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小郝和高某在学校关系很好，经常一起上下学、一起吃饭等，两人发生过肢体冲突，但很快就会和好，“每次冲突的时间很短，所以很难界定是否发生冲突，或者说谁欺负谁”。事发后，他们成立了校园欺凌防治委员会，研判后认为这起事件不属于校园欺凌事件，因为高某不存在蓄意伤害的情况。小郝在学校出了事，校方有管理责任，也受到了教育部门给予的处分。

警方已经明确高某存在殴打伤害他人的行为，校方却称是“肢体冲突”，甚至称“很难界定是否发生”，还称经研判不属于校园欺凌。这一处理表明，即便事实已很清楚，但校方并不愿意将其认定为校园欺凌，而是尽可能淡化处理。这是为什么？

从媒体报道的信息看，高某殴打小郝13次，这显然不是“肢体冲突”，而属于“肢体欺凌”。校园暴力与校园欺凌，存在区别。认定校园欺凌，要看施暴者有无蓄意伤害的主观故意，暴力伤害行为是多次还是一次，是否造成伤害后果。一次暴力伤害，属于校园暴力，不属于校园欺凌。从这起事件看，殴打13次无疑是多次，被殴打的学生已经出现严重心理问题，足可以认定施暴者有主观恶意，对同学进行霸凌。

而校方以她们是“好朋友”为由，认为不属于校园欺凌，也是站不住脚的。校园欺凌行为并不只是存在于“关系不好”的同学之间，有的表面上看上去“关系不错”的同学之间，也存在欺凌行为。如众所周知的性侵犯，有很多就发生在熟人之间。有的人就是利用“朋友关系”实施侵犯、伤害。对于一些没有其他朋友的学生，即便被“好友”欺凌，但却无法挣脱，产生的伤害后果更大。

因此，“好朋友”不是认定不是校园欺凌的理由。值得注意的是，学校是通过校园欺凌防治委员会进行认定的。那么，该委员会都有谁？是怎么进行认定的？在认定过程中，有没有听取当事学生、家长的意见？这是校园欺凌防治委员会的独立认定，还是按校方的意见认定？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防治校园欺凌问题，并把是否发生校园欺凌纳入对学校的政绩考核，把校园欺凌行为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如山东省出重拳对学生欺凌问题进行综合治理，建立问责处理机制，对职责落实不到位、学生欺凌问题突出的市和单位通过通报、约谈、挂牌督办、实施一票否决等方式，进行综治领导责任追究。四川德阳将“校园欺凌”纳入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被认定为“校园欺凌”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不得评定为B等及以上等级，按照录取规则，此类学生将不能被录取到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因为上面“高度重视”，一旦认定为校园欺凌，对学校领导以及学生都影响巨大，反而导致出现“能不认定为校园欺凌就不认定为校园欺凌”的倾向，即“不认定就没有校园欺凌”。这导致被欺凌学生维权难。

就此事而言，家长报警由警方调查、处理，是正确的。但警方的处理，还有待完善，即便涉案学生因年龄原因不执行行政拘留，也应该依法将其送到专门学校接受矫治教育。这也是最近多起校园暴力、欺凌事件的处理方式，涉案的未成年人就算没有欺凌他人，只是暴力伤害，也应被送到专门教育学校接受矫治教育。

而在警方处理后，校方对学生的行为性质，应该根据警方调查结果进行认定。学校成立校园欺凌防治委员会是对的。这也是落实教育部的要求。但是，校园欺凌防治委员会（或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必须由校领导、教师代表、家长代表、学生代表（如果是高中学校）、教育专家、心理专家、法律专家共同组成，独立开展工作。校园欺凌防治委员会的家长代表、学生代表要选举产生，心理专家、法律专家、教育专家要公开遴选。不能由校方委派，否则，校园欺凌防治委员会就会变为摆设或工具。

防治校园欺凌，关系到学生的健康成长，对于校园欺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公开公正的认定与处理。这需要学校切实建立真正能发挥作用的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推进学校依法治教。对于发生学生欺凌的学校，要依法追责，要对校园欺凌事件进行客观、公正的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判定学校的责任，而对于涉嫌欺凌他人的学生，也要教育的归教育，法律的归法律，既对校园欺凌行为作出严肃处罚，又治病救人。看起来重视的“一票否决”，在实践中往往会适得其反，阻碍校园欺凌的认定。

网上的这则新闻：

河北一医院全体医护下班后跑操。我看到的时候这件事还没上热搜。但看完之后是无法评论的。因为现在的很多媒体报道，说实话完全没有了新闻人的基本素养。

就像下面这则报道。你在这个简短的报道上只能看到医院医护人员下班集体跑操，以及医院工作人员回应，此举是锻炼身体，全院都可以参加跑步，更好地为病人服务。

如此这个新闻看到了什么？

一是说不清道不明，这个集体跑操，你去采访了，一个重点便是，是不是医护人员下班之后必须要跑操？这一点在新闻上是没有透露的。

二是，如果是自愿参加，为何又是集体跑操？正常情况下的集体跑操都是有着规定的，譬如某个领导要求下班大家跑操哈，然后医护人员即便很累，也需要参加。但这个新闻上又说了一句，全院都可以参加。如此，这就给人一种也可以不参加的概念。

也正是因为这个简短的小报道，正常人无法理解，我就搁置没有写。

现在这件事上热搜了，很多网友评论：像下面这则帖子说了，想强健队伍的心意能懂，但医护本就高压连轴转，别让为病人好变隐形负担。

翻看了一下网络，大多的网友评论大多如此，医护人员本就工作忙不规律，没有必要这样折腾人家。

我的几个观点：

一是，这阵子我走街串巷，期间也是见了几位好友的，诸如在我喜欢的那座城市一家很好医院上班的小罗，因为我知道他很忙，我家里也有医生，我知道这个规律，就没打算打扰，但他看完文章知道我就在附近，说什么也要晚上吃一顿饭。

但一见面，下着小雨，破败的小饭馆，恹恹欲睡的小罗。再问一句，说好几个晚上没休息好了。问，什么原因？说，即便不上班，来了病人，领导一个电话你也过来的。无论白天黑夜。我说，你这是被当驴使唤了，他笑着说，驴不用填报表，不用这些人情世故，不用人前见人笑人后苦艾艾。活得还不如驴呢！

收入在现在几乎腰斩。我说，医生算是体面的职业的，现在也难啊。他说，医生不体面，少数资历深的还可以，像他这种工作才五六年的基本挣扎着，没有那么光鲜。

我心里默数着，才五六年的工作资历，加上学习的时间，等到混到资历高的时候，普通家庭出来的不是距离退休也不远了。

二是，抛开医护群体，一种气息。我发现越是靠北的地方，那些单位啊啥的，一些领导越是喜欢动辄搞一套什么“小玩意发明”，譬如我在山东的一位做老师的读友，几年前和我吐槽说，新来的校长真是个神经病，今天组织老师搞什么大合唱比赛，而且指定一些他那个年代的歌曲来比赛，自己的喜好是满足了，但不想想老师也是有家庭的，孩子需要照顾，忙活一天，也想休息一二，而非是他一天到晚背着手在学校转一圈，琢磨着搞点娱乐来折腾别人。

我记得当时回答说，折腾这个字很重要。

因为一些人的心理就是，在自己的一个指令下，诸多的人围绕着这个指令转起来，到最后自己在台下坐着，眯着眼睛端着保温杯看着台上的这些人因为自己而卖力的表演，它们就能获得快感。

讲到这里，我意识到自己有点偏颇，特意给这个老师说，当然，你们新校长不一定是这样的，我当年就遇到过这种领导，遇到这种活动我是从来不参加，狗腿子来叫我，我还会骂狗蹄子一句，瞎叫唤什么，滚！当然，我这个性格领导咋会喜欢，所以现在我靠写字靠打赏为生。

那个老师咿咿呀呀。我说，没得办法，忍着吧。毕竟你和我不一样。

我没和他说的是，折腾，很多时候就是一种服从性测试的艺术。这就是本质。但看透这个本质就有点残酷了。

三是，有时候我在想，很多的人其实从一开始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的，大家都是在这种折腾下，在这种一点点测试的侵蚀中慢慢变了样子，不信的话，回头看一眼你最初的模样，是不是和今天很不一样。

罗素有一句话说，人最怕的是你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加入了那个你讨厌的，在潜移默化下你已经变成了那个当初你讨厌的人，在风和日丽的午后你照一照镜子发现映照而出的早已不再是你。

嗯，大体就是这样。

一句感慨是，人有时候其实是需要保留出部分的精力来维护最初的自己。但我也知道太多的人无有能力这样做，像新闻里那几个白发苍苍，头顶秃秃的男医生，他们不跑起来，他们身后的父母妻儿就要为了生活陷入窘境。活着，很多时候，你已经就不是自己了。因为，你要为了活着而妥协。

PS：

这个号后面随笔会尽量不写了，因为影响号的属性，而随笔的也没有多少阅读，下面这个号，深度阅读木白随笔的朋友关注一下，等关注的朋友多了，这个号就开始写随笔！

相关阅读：新新新默存｜艾晓明：中科院反右中消失的一页——寻找青年物理研究者刘治平

作者按：1957年反右，在中国科学院这个国家级的科学殿堂，一批年轻的科学工作者被推上政治祭坛。我在《中科院反右中消失的一页——寻找青年物理研究者刘治平》近四万字长文中，讨论了这一历史现象。

有读者告诉我，文章太长不能吸引年轻人。为此，我写了这篇相对短一些的文章，将刘治平的故事独立出来；针对官方记录里刘治平“为父报仇”这种唯成分论的偏见，我从第三节开始，补充了新的分析。从更大范围来看，在镇反运动中，很多青年大学生的家庭受到冲击，有些人永远失去了父母；然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成为共和国的新生代，最终以党的儿女自居。这种阶级出身与政治认同对立关系，恰恰颠覆了批判中对他们的指控，也部分地解释了他们的悲剧命运。

附录包括三部分文字，都是我在写长文时遍查网络无觅处的重要记录：一 科技史研究学者熊卫民提供有关1957年中科院北京区人员统计的相关史料。二 中科院物理所杜钧福老师所写物理所女研究生朱砚磐简历，1957年朱砚磐被划右派后，忍辱负重，但在“文革”中不堪迫害而自尽。三 作家、科技史研究学者姚蜀平整理的《中国科学院京区单位右派名单》，其中列入了自然科学系所和部门的115位右派的名字和分类统计，还有中科院对“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统计。

附录中这些珍贵史料，为进一步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线索，衷心感谢三位专家老师！

1957-1967：一位青年物理研究者的生死劫 ——从中科院反右开始的追寻

文/ 艾晓明

一 谁是刘治平

我写那篇长文，前后几个月，篇幅将近四万字，为了搞清楚刘治平是谁，所涉何事，蹚入了中科院在自然科学家中反右的一潭浑水。

在修改长稿和写这篇短稿的这些日子，我也在“微信读书”上听书，这本书是盖伊·萨杰（Guy Sajer）《被遗忘的士兵：一个德国士兵的苏德战争回忆录》（Le Soldat Oublie），一个年轻的德国小兵，在二战的历史上原本如同炮灰，无足轻重。但他从血肉横飞的战争地狱中偶然地幸存了下来，并写下了他三年里的亲身经历。那些血腥、绝望和残忍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留下残影，其中浮现出另一个时空，这里没有炮火硝烟，却同样杀声雷鸣，无数的人如“文革”歌曲所唱道的：“拿起笔，做刀枪”，向自己的同胞冲刺过去。

关于反右，官方统计出来的右派是55万人，加上他们的家人，还有数倍于这个数字之外的“中右”“右倾”“反社会主义分子”等同类人物，这些人是不是炮灰一般的存在呢？这是一个残酷的比喻，细想一下，并不恰当——作为右派一类的受害人没有武器，完全谈不上两军对垒。唯一的关联在于，如同战场上被遗忘的士兵，除了赫赫有名的一些大右派，谁能记住那些永远沉默下来的小人物？

文章中的主角刘治平，1957年在中科院的学术圈里，也要算一个小人物了。他的职称级别也很低，是物理所的12级研究实习员。刘治平的同学李淑娴记得，他来自福建，1952年进入北大物理系时，是班上最年轻的一位。在两份1958年的官方记录里，他的年龄分别被标注为21岁、23岁。中国人有虚岁的算法，折中来算，我推测他可能出生于1936年。

尽管年轻，刘治平在物理研究中已崭露头角。大学三年级结束时，他在导师王竹溪（1911-1983）的指导下完成论文，发表在1956年第12卷第1期《物理学报》上。《物理学报》创刊于1933年，如今是中国唯一被SCI收录的中文物理类综合性学术期刊。王竹溪那时已经是中科院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委员，1957年获物理学诺奖的杨振宁是他在清华大学指导过的研究生。刘治平得名师指导，并在权威刊物上发表了论文，标志着这位尚未毕业的大学生，已经站在了一流学者的起跑线上。

杨振宁在“物理学家、教育家王竹溪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致辞（图片来自北京大学新闻网）

刘治平1956年夏毕业，进入中科院物理所工作。不到一年，反右开始了。1957年7-8月间，刘治平被定为物理所头号右派（“第一个点火人”），他的名字，一夜之间由中央媒体昭告天下。8月14日，《人民日报》刊载文章《中科院北京各单位 右派分子纷纷现形》，8月1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栏目里播报此文，对刘治平的点名批判，占了整整一个段落。

刘治平从鸣放到反右期间的言论，被详细辑录在《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的第二册中。他先在物理所内受到批判，接着在9月份，与中科院其他四位青年右派一起，成为中科院北京区四千人大会连续四天所谓“辩论”会上的批判对象。

1958年2月，在《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对106名右派分子处理的意见》一文中，21岁（文中标注）的刘治平名列前茅。在对右派的六类处理中，他得到的是最严重的一类处理——劳动教养，其中，又有开除公职和保留公职两个级别，刘治平属于后者。

有知情人告诉我，刘治平先是被发配到黑龙江兴凯湖的农场，那里本是劳改农场，1958年3月开始接收来自北京中央机关的右派，包括劳动教养人员和其他戴上右派帽子（从二类到六类不同级别的处分）的人员。其中，中科院右派（二类处理，即监督劳动）多数在853农场。大概在1960年10月，因为中苏交恶，幸存下来的劳教者被看作危险分子，迁回至天津境内的清河农场。这两处农场，都在北京市公安局的管辖之内。

相对于刘治平作为右派的高曝光度，关于他的死，我没有查到任何官方记载。他的死因，在北大校友中也有不同说法：一说是他吃了毒蘑菇而死，一说是吃了七个饺子而死——他原本因工伤住院，又发现被病毒感染，吃饺子引发胃穿孔、腹膜炎，病情迅速恶化。因他已瘫痪数月，农场的医生也没有抢救。

时值1967年春节，被划为右派将近十年，刘治平葬身于清河农场的盐碱地，死时不过30出头。

二 丧钟为谁而鸣？

中国1957年反右以后的十年，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在运动中被整死、自杀者不计其数。右派、劳教分子和就业人员的刘治平，没有遗言，没有遗物，死得无声无息，这种情形并非罕见。我奇怪的是，刘治平并没有被开除公职，但查不到1979年以后中科院为他的右派问题予以改正的消息，也没有物理所为他恢复名誉或开个追悼会的记录。如果不是他的北大同学和清河农场个别难友提及，这一切就像从没发生过一样。这是怎么回事？

当年，刘治平在北京受批判时，牵连过一位远在兰州大学的研究生，他的同学顾雁。仅因为和刘治平的通信，顾雁被划为右派，这改变了他的前半生——他被下放到天水劳动考察，后与张春元等人共同创办地下杂志《星火》，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

我追踪刘治平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最初只想弄清楚，刘治平是谁？为什么和他通信就落入陷阱？结果发现，他是这么年轻和优秀的科研人才，不仅如此，我还看到另一幅诡异的图景，即科学院以区别对待的政策保护了一批自己有成就、国家有需要的资深科学家，却将青年科研工作者推到了政治祭坛上。他们成为自然科学家中右派的主体，代表了自然科学界反右斗争的战果。

60多年过去，有媒体在报道中科院反右时，重在赞美当时科学院领导和高层的沟通，强调对自然科学家采取了区别对待的保护政策；可是，像刘治平这样一批无辜受害的年轻科研人员，他们的生命代价被抹杀了。这种赞美，还催生了另一种更简单化的论断，仿佛科学院得到过一面盾牌，自然科学家可以自外于反右运动。

事实是，1957年反右，不仅在科学院掀起巨浪，而且造成了本应该成为科学共同体的科学家一次大分裂。当然，读者还可以问，在从肃反延伸过来的反胡风运动中，有艺术家共同体吗？有文化工作者共同体吗？有知识分子共同体吗？其实也是没有的。但1957年反右运动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它以空前的规模以言治罪，自然科学家不可能幸免。反右所针对的言论领域是如此广泛，从公开的鸣放意见到私人空间的个人交谈，从大字报、辩论会到日记书信记录等，我在那篇长文里有具体分析。从中可见，与基层鸣放中较少政治表达的情形不同，在国家级的科学殿堂，这些科学研究人员讨论了很多政治话题，包括肃反、反胡风运动的错误，苏联对斯大林独裁的批判等。他们呼吁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要求广开言路，加强法制，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他们还探讨了关于人事制度、干部政策、党员作风等许多问题……而反右开始后，这些言论全都成为罪证。

我也设想，刘治平，如果他不问政治，能不能躲过一劫？

我觉得，我们设想一位科学研究者要靠隐藏思想、莫谈国事的态度来求生存，这又怎么谈得上忠于真理、探求未知的科学精神呢？还有，尽管你不想过问政治，但政治还是会来过问你，因为1949年以后的政治运动不断，政治扫荡着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没有什么人可以自外于政治。

刘治平在1952年进入北大，现在来看，只是一时的幸运；因为那时大学录取还没有实行严格的政审。但他父亲在镇反中被处死，早已开始牵连到他——还是一个中学生时，他曾因此被开除团籍；北大肃反期间，他又受到审查。当他被中科院当作右派典型抛出时，在《人民日报》的报道和后来的官方文件里，一律把他父亲的“罪行”和下场当作他本人思想反动的根源。可见，无论他怎么努力，实际上逃不脱被划入另类的宿命。

是不是将刘治平这类人物清除出去，科学界就得到了纯洁忠诚的群体，受信任的科学家就能高枕无忧了？短期看来似乎如此，长远来看，却是无效的。1967年初，当刘治平在劳教农场的医院里奄奄一息时，“文革”浩劫已经到来，那些批判过他的人们，自己也陷入了灭顶之灾。

从1957年反右到“文革”浩劫，揭示出这样的教训——文明的堤坝不是突然塌陷的，之前每一次反文明、反人道的激流，都在击穿它的底座。而此时，那些先就被碾压的受难者，则成为更脆弱和易受伤害者。1957年中科院四千人批判大会上，有五位青年被抓出来当典型，其中之一徐刍，被划右派后送劳动教养，在“文革”中丧生。中科院被划为右派的二百多人，很多人失去专业前途。那些被调出原单位，在劳教农场或其他地方监督劳动的右派，那些被驱遣回家自谋出路的人，他们个人和家庭遭受的人格侮辱和人身伤害，可以查到的文字有限，但从其他人的回忆里可见一斑。有些人在“文革”后回到科研或教学岗位，还有一些人，没有在网上留下任何痕迹；即使他们幸存下来，显然已流失在社会底层。只有被送兴凯湖或清河农场的劳教人员和被监督劳动的右派，我在同样流放到这两个农场的幸存者如戴煌、巫宁坤、殷毅、杨崇道、冯志轩、从维熙、辛秋水、赵文韬、王书瑶等人的回忆录中，看到了一些名字。我能追述刘治平的故事，也是得益于他们回忆中的记录。

三 摒弃亲情与政治认同

前面我设想，如果刘治平不问政治，能否逃过一劫？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他被归之于“反动官僚”家庭所属的阶级，是需要清除的所谓“残渣余孽”者。然而这里还隐藏着另一个问题，限于篇幅，我在那篇长文中没有展开；要理解刘治平的冤案，却是绝不能回避的要点，那就是他的阶级出身与政治认同。刘治平在现实中所发表的言论证明，他的思想基础，与他父亲没有关系；这种思想的底色是20世纪50年代的红色主旋律——共产主义，这个现象又意味着什么？

从官方记录中我们读到，刘治平的父亲在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被处极刑，在《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对106名右派分子处理意见》一文中，这一事件，被归入刘治平“历史上的主要问题”之一，但对这位父亲，只有两句说明：“曾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中统特务”，以下没有列出他的任何具体罪行。我认为，如果刘父真的负有血债，这里列出来，才能说明罪大恶极。但此处没有列，那么也很有可能，他仅仅是因为所任职务被处决。

福建镇反运动中，对“反革命”处决比例较大，这在毛泽东转发福建省公安厅关于镇反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一年四月七日）中也承认的。而福建镇反中有错捕错杀，这方面也有研究予以确定。高绵在《解放初期福建镇压反革命运动述评》一文中写道：福建的镇反运动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的肯定，并获得毛泽东的赞扬。毛泽东并将“发动最广大群众参加镇反工作和派遣工作组下去巡视镇反工作”，作为最值得重视和推行的福建经验。这种“群众专政”的方式，如今我们看有关暴力土改的访谈，可以得到相关认识。

高绵在他的文章中，高度肯定了福建镇反的必要性和意义，但他毕竟也不能不承认，在轰轰烈烈的行动中，镇反也出现了偏差：“部分干部和群众滋长了‘左’的情绪，企图单纯以杀人解决问题。由于这些原因，逮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处决了一些可杀可不杀的反革命分子，甚至张冠李戴误伤好人。”（《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1期，第50页）。文中有一个统计数字，从1950年11月到1951年5月，福建全省逮捕各种反革命分子85293人，处决26129人。我根据这个数字来计算，处决比例高达百分之三十以上（30.634%） 。由于看不到这26129人的案情记录，因而无从得知究竟哪些人属于可捕可不捕、可杀可不杀者。如果这里的误捕误杀全都由“偏差”二字来笼统概括，而实际上没有进行过对每一个人的具体甄别，那么我们也无法知道，“偏差”究竟意味着什么？涉及到多少条人命？又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偏差？应有的法律程序在哪里？

再说刘治平，他父亲被“镇压”（镇反运动中对处决“反革命分子”的替代说法）时，他才十四五岁，尚未成年。少年丧父，自古以来便被看作是人生的至大不幸。但在1949年以后的新时代，中国的很多家庭，对亲人被“镇压”这般不幸，是存而不论的。因为那种疾风暴雨的群众运动和雷厉风行的处决过程，已经震慑了所有人。被处决者的家庭或已分崩离析，孤立无援，或为保护子女，只能噤声。而未成年子女势单力薄，不会也不敢去核查事实。我们如果阅读1951年的吴宓日记，可以看到与土改和镇反相关的多条记载，其中有很多残忍的暴力行为和家破人亡的惨剧，在校师生受到影响，以至于自杀和精神失常，都是他亲眼所见。吴宓的继任妻子邹兰芳两位兄长被镇压后，她本人，继而是吴宓不得不承担起养育、接济邹兰芳一家九口人生活的重负。当邹兰芳“泣谋葬兄”，吴宓亦函示“只可效光武痛縯遇害时泪湿枕席，庶能免祸而全身云云。”（《吴宓日记》续编第一册，1951年2月28日记）

像吴宓这样饱经世故、不忍看革命的暴力血腥者，毕竟也不敢公开表达。而年轻一代中，即使家庭遭受重创，由于追求进步，或为了争取个人前途，绝大多数人，除了拥护新社会，并无其他道路可走。吴宓从学生代表发言中得知，一位杜姓学生，兄被枪决，父服毒自尽，“而杜生怡然学习，毫不动心改容，认为父兄咎有应得，足征进步云云”，吴宓日记中按语：“杜生之真意如何，吾侪实未知。”但在公开场合，确实有很多证据表明，这些家庭的子女，无论情愿或不情愿，都必须表态与父母的罪恶切割。尔后，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党的教育下，产生了这样的共和国新生代，他们背弃家庭，与父母划清界限，最终以党的儿女自居。

我不知道少年刘治平怎样度过了父亲之死的心理关卡，可以看到的是，他凭自己优异的学习成绩，自尊自强地存活下来。而且，他努力加入共青团，将自己融入剥夺他父亲生命的政治力量之中，显示出共产革命中常能见到的“大义灭亲”之举。

然而，在官方文件里，我们看到的是，他要求进步的政治选择被彻底抹杀，他的丧父之痛被强化为“政治污点”，那种无法选择也无法改变的父子关系被妖魔化，小小少年成了这样的老谋深算者：“刘于1950年隐瞒其父反革命罪行混入青年团，1951年在三反运动中，因坚持反动立场、图谋报杀父之仇，被开除团籍。”所谓“坚持反动立场”，有可能他讲过同情父亲的话，但若他真的认定父亲被冤杀，若他真有为父报仇的志向，又何须入团，追求政治进步？如果他与父亲的血缘亲情高于他对政治立场的选择，他又怎会在1957年6月向党写出那样掏心掏肺的诗篇？诗中自称是党的“青年儿子”，他要把一颗心“献给您——党”/“因为这颗心里面，/含的是沸腾的爱，还有赤红的鲜血”。

我还可以举出另一个例子，以此说明这种子女背叛家庭的普遍性和时代意义。1958年，杨沫的《青春之歌》出版，杨沫本人和她笔下的女主角林道静，都是出身于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可是她们克服了种种思想感情的弱点，终于走上了革命道路。这种反宿命论的书写，彰显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光明前途，它在一定意义上颠覆了唯成分论，鼓舞了无数因家庭出身而“背包袱”的青年学生。在《青春之歌》里，阶级顺序是按照革命的逻辑固化的，工农阶级处于光明和优越的地位，剥削阶级则在道德和政治上一路溃败。那么像林道静这样在一个阶级混血的家庭里长大的小知识分子，其实也像所有被毛泽东论之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知识分子一样，何去何从呢？

《青春之歌》把这种阶级排序浪漫化，赋予工农阶级的革命者以人格魅力。出身于旧官僚家庭的林道静，通过和这些理想人物结缘而达成自己的政治认同，从而与革命环环相扣，以身相许。我认为，这一主题要素，正是《青春之歌》大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它满足了整整一代青年皈依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想象。革命的天生骄子，工农子弟可以在小说形象中找到自我的完美镜像，而被划入另册的年轻人也看到了自己的前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啊。否则，《青春之歌》怎么能达到这么高的发行量？短短半年时间，它发行了39万册，至1959年6月印刷13次，发行121万册。

同理，当刘治平听到党的鸣放号召；看到他的母校北大“五一九”运动开展起来，他势必敞开心胸，毫无戒惕地传递起北大的火炬。直到反右开始以后，他还试图为同道鲍诚光辩护。这就是“青春之歌”的基调所在，在新中国的颂歌声中，在共产党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不可能将个人前途寄托在已化为枯骨的父亲那里。正因为如此单纯和真诚，他也不可能料想到，这场最高领袖发动起来的鸣放将是一场“阳谋”，是引蛇出洞。

还有一个细节可以在这里得到解释，在1957年8月15日的新闻联播里，《中国科学院北京各单位 右派分子纷纷现形》涉及刘治平那一段，是这样结尾的：“这几天来在多次会上受到群众批判后，他表示愿意坦白交代，并且已初步交代了些材料。”

除了交代，还有“材料”，在反右的高压态势下，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人还能如何自保呢？他表示全身心地臣服，更紧密地向党靠拢，并且毫无保留。他所交出的与北大好友反右期间的通信，不久到了兰州大学；于是兰大的右派名单里，增加了顾雁的名字。

而以亲友间书信定罪，何止是在反右中。共产革命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它必须在现实中贯彻“大义灭亲”的情感逻辑。所谓“义”，即至高无上的阶级性、党性；在这些观念操纵下，亲可灭，任何人伦关系也可以灭，万般皆下品，万物皆可灭。

四 抵抗命运

不过，刘治平的故事没有到此结束。看起来，他对自己的命运几乎是无法选择的：党的阶级路线已经预先设定了他之为异类的属性。可是，在这种不公正的处境里，我看到了前所陈述的第一个挑战，这是对自我的挑战。很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在党的怀抱和家庭之间，选择了背叛家庭。刘治平所谓“隐瞒”出身，“混入”共青团，原本是一场自我革命；这与《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与作家杨沫没什么两样。他要证明，自己将成为“反动官僚”家庭的逆子，一个共产主义新人。

1957年刘治平成为鸣放先锋，他受到当时苏共批判斯大林独裁思潮的影响，相信社会主义可以加以改善，纳入民主自由的价值。这里有他对现实中缺乏民主的切身体验，更是受到党的激励。让我补充一句，苏共开始去斯大林化的过程，固然给国际共运带来了震撼，但那还是在体制内的调整，并非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也没有脱离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何况党正发出“百家争鸣”的召唤呢？刘治平在所里率先署名，支持同所也是北大物理系同学鲍诚光起草的文本：《一切为了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在这篇文章结尾，两位作者确信，他们的政治倡导，也是回应党中央毛主席对人民的信任：

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建设起来，只有这种政治制度才能和社会主义 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在我们这样一个没有对抗性阶级矛盾的社会里建立比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得多的自由民主是完全可能的，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表示党中央领导同志是相信人民的，在建设自由的社会主义大道上，人们久远是你们取之不竭的力量的源泉。

而党这一次回敬给他们的是右派帽子，刘治平更为不幸，他终于被推倒在他父亲一边，成为一个家庭里第二代政治殉难者。

如此，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了：既不能做所谓剥削阶级家庭的孝子贤孙，又做不成党的儿女；如果怎么做都不对的话，一个人如何与那个时代相处？

我在另一篇文章里写到过，这个问题本不应该向受害者提出。试想，对于纳粹时代的犹太人，应该问的不是个人如何被避免被送往灭绝营；而是应该追问，为什么会产生纳粹主义，如何在大屠杀之前阻止其发生？

从个人命运来讲，刘治平的生命故事的确是一曲悲歌，说起来一波三折：一个人被剥夺了平等权利，亦无法追踪父亲的死亡真相，尽管他选择汇入时代的主流，却依然不可避免被送上祭坛；但是，从他留给难友王书瑶最后的印象中，我看到了抵抗——即使是在那样屈辱的劳教环境里，在被科学界权威和同行排斥与遗忘的十年间，无论是饥饿还是劳役的痛苦，都没能中止他对科学问题的思考，没有磨灭他的知识追求。他以顽强的坚持，表达了对命运的不服从。这令我震撼，也为之痛惜。

我由此想起了另一位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1957年他公开提出组建“劳动党”的主张，结果，不仅被打成右派，还因“反革命”罪被判了无期徒刑。他的狱友严昌在回忆中写道，1970年中国的第一颗卫星上天，管教干部专门带人去训斥他道：“徐璋本！没有你，中国的卫星照样上天！你现在有何感想？”片刻之后，徐璋本淡淡答道：“惭愧，惭愧！”

“惭愧”二字，在狱卒听来，或许是阶下囚的唾面自干，是无可奈何的折服；而我在这两个字里读到的，却是中国科学家的悲剧里，一句充满反讽意味的台词，令人回味无穷。

时间退回到1956年，在《物理学报》第12卷的第1期、第4期，刘治平和徐璋本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研究论文；

刘治平最后的科研记录，停留在1957反右的劫难到来之前他的毕业论文《玻色-爱因斯坦凝结的双气体解释》，在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57年第1期上发表。

这是分属两代的两位物理学人留在科学星空最后的高光时刻。在他们陨落之后，人民公社、大跃进的闹剧接踵而来，继而是几千万中国人在大饥馑里丧生。当年的青年五右派之一何犖（原中科院物理所）说过一句话：“不是知识分子脱离政治，而是搞政治的人脱离知识分子”，这是他被痛批的言论之一，却被历史的惨痛所证实。知识精英是怎样开始崩溃的，理性思考怎样全面让位于绝对权力的狂舞，而整个社会又怎样在鞭挞下被驯服，回顾刘治平的故事和中科院反右的历史图景，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2025年10月23日再改

附录：

一 1957年中科院研究人员的确切统计

我的长篇文章《中科院反右消失的一页——寻找青年物理研究者刘治平》在“新新新默存”微信公众号上发出以后，科学史研究学者熊卫民老师告诉我，有关1957年中科院的研究人员，有如下确切的统计数字：

“科学院研究人员已从1952年底的1292人，发展到目前的5500多人。研究机构已从1952年底的31个，发展到目前的68个。”

——《中国科学院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成就 1958年1月2日中国科学院负责人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见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编：中国科学院年报1957.第285-288页。

熊卫民：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说的是研究人员数量。据《中国科学院1957年工作人员比例统计表》（见《中国科学院年报1957》第448页），1957年研究人员占比是31.5%，当年中国科学院职工总数当在17460以上。

中科院还包括北京以外的机构，中科院在上海也有很多研究所，在南京、武汉、成都、东北、广州等地也有中科院的研究所。北京的研究所最多，我估计占到了研究所总数的接近50%。

熊卫民补充史料：“又如，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不久，出自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把握，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以极大的政治勇气，用个人名义上书毛泽东主席‘要保护国宝’,最终获准由中科院自己制订《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开展反右斗争的意见》。以这个意见指导的结果，中科院京区55个单位，划定的‘右派分子’人数，不及很多高校一所学校的几分之一，从而保护了一大批正直的学者。”——郭传杰

二 中科院物理所反右受难者朱砚磐简历

杜钧福老师是中科院物理所李荫远先生指导的研究生之一，退休前一直在物理所从事研究。他发来他所写的同事朱砚畔简介，这是又一位反右受难者的记录。看到这样的故事，朱砚磐，不再仅仅是一个名字，一个右派名单上的数字而已，而是让人无法忘怀的生命之痛。

朱砚磬简介

朱砚磬（1928-1968），女，江苏泰兴人，出身世家。祖父朱季鹰毕生从事教育工作。父亲朱茨申也从事教育工作。

朱砚磬1928年10月9日生，1948年7月毕业于扬州中学，学业优良，考取浙江大学化学系学习，一年后转入物理系。

朱砚磐，1947年于扬州中学。

1952年她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后改称物理研究所）工作。因其基础扎实、学习勤奋，曾被选派到苏联留学，后因家庭出身等问题未能成行。1956年，她被著名物理学家李荫远先生招收为研究生，从事磁学方面的研究。1958年初被打为右派分子，继续在物理所理论研究室工作。当年由于“大跃进”的缘故，该所所有研究生均被取消。

朱砚磬在逆境中仍努力工作，在《物理学报》《物理通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为我国磁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她的处境日益困难。1968年工宣队进所后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群众运动。斗争对象很快转到所内有历史问题的职工身上。因为曾参与议论江青，她在1968年11月初被审查。届时她在给她妹妹的一封信中说：“因我在宿舍里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最近可能有一些麻烦。暂时不必给我来信。”以后再也没有家信收到。直到1969年1月，家中才接到噩耗。

1968年11月6日，研究室的“革命小组”勒令她“交待问题”。在威逼之下，她于11月10日自杀身亡，届时她穿上她最喜爱的红毛衣，四肢缠上电线，拉电闸通电而亡。死后部分遗体烧焦，惨不忍睹。

朱砚磐，1960年代于物理所

“文革”结束后，她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文革”里的问题也被澄清，把罪恶都推给“四人帮”。

为纪念这位杰出的校友，扬州中学于2018年召开了朱砚磬诞生70周年、逝世30周年纪念会，1999年编印了《朱砚磬纪念集》。

参考文献：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

《朱砚磬纪念集》，扬州中学1948届普甲班编印，1999年6月

撰文者：杜钧福

三 中国科学院京区单位右派名单

来源：姚蜀平《崎岖科学路，逶迤人生行—姚蜀平自选文集续编》（CEI稷下智库书社），第44页-49页

姚蜀平：中国科学院京区单位右派名单实录分析

1957年反右运动，院属京区单位共划右派172名。因建制变动共调出59名，即原哲学社会科学部（现社会科学院）41名，原自动化所（现七机部502所）6名，科技情报所（现归国家科委）5名。调进2名，水工室2名。下列名单共计115名。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所属党派 入党年份 职务 处理结果 备注

1. 化冶所

1)戚继华 男 31 翻译 三类

2)夏永年 23 共青团研究实习员 三类

3)曾庆祥 23 见习员四类

4)壬康 25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四类

2.动物所

1)李思忠 37 助研 三类

2)王宗楷 21 共青团 见习员 六类(原昆虫所划)

3. 化学所

1)曹家桢 35 共产党 1949 研究实习员 三类

2)黄寿令 30 1947 四类

3)高葆元 27 共青团 三类

4)见百熙 35 民盟 助研 三类

5)邹清祥 21 见习员 四类

6)麦痒珍 31 助研一类 (不开除公职)

4.力学所

1)袁志辉 男 25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二类

2)欧阳峰 （应为欧阳绛）31 共产党 1950研究实习员 二类

3)樊蔚勋 28 1954 研究生 二类

4)范永章 22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五类 (原动力计划)

5)李道纯 22 共产党 1955 研究实习员 四类

5. 地球物理所

1)陈忠易 男 25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四类

2)郭覆灿 25 五类

3)瞿章 24 共产党 1951 五类

4)郑树蕃 24 共青团技术员 二类

5)陈育彦 24 见习员 二类

6)邬鸿勋 24 研究实习员 二类

7)程宏生 46 技佐 一类 （不开除公职)

8)毕文达 26 见习员 开除劳动教养

6. 电子所

1)李秀卿 男 32 研究实习员 四类

2)万家增 31 九三 四类

3)蔡德孚 21 共青团 五类

4)魏文瑞 25 共产党1954 五类

5)宣受之 36 开除 劳动教养

6)韩大钧 39

7)刘楚材 26 科员

7. 心理所

1)王忠义 男 26 研究实习员 开除 劳动教养

2)李宝仁 女 27 会计 三类

3)辛代高 男 33 共产党 1948 研究生 五类

4)黄仁发 29 民盟 二类

8. 植物所

1)钱冀 男 30 共产党 1948 办事员 五类

2)姚壁君 女 23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五类

3)胡昌序 男 23 共青团

4)马彦卿 31 技术员 四类

5)黄成就 36 助研 三类

6)张祝三 32 技术员 开除 劳动教养

9. 数学所

1)邵品踪 男 24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五类

2)陈龙玄 27 四类

3)徐㑇刍 （应为徐刍）27 助研 一类 开除公职

4)任宏硕 23 研究生开除 劳动教养

10.计算所

1)谢鸿男 27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三类

2)柳维长 24 四类

3)黄自宁 25 三类

4)吴乐之 22 五类

5)徐振之 22 翻译 一类 （开除)

6)赵隆邦 25 研究实习员二类

11. 遗传所

1)李云震 男 26 助研四类

2)黄季芳 37 农工 三类

3)李树藻 37 图书管理员 二类

12.地理所

1)罗开富 男 45 九三研究员四类

2)陈怡惶 28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四类

3)伉 33 编辑 三类

4)刘清民 31 资料员 二类

13.微生物所

1)吴雄中 男 26 共产党 1954 研究实习员 三类

2)陈硒用 30 研究生 三类

3)杜文亮 28 研究实习员 二类

4)王伯彦 45 图书管理员（开除 劳动教养)

14.高能所

1)吴哲 男 26 研究生 三类

2)陈芸 26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五类

3)马明燮 25

4)蔡莲珍 女 28

5)项志遴 男 26 三类

6)仇士华 25 研究实习员 四类

7)鲍成光 22 （应为鲍诚光）

8)鲁阳 23 共青团

9)葛远凌 25 (根据亲友回忆，应为葛运凌）

10)张家琨 27 助研 一类（不开除公职)

11)刘治平 21 研究实习员 一类 （不开除公职) (劳动教养）

12)蔡京艳 25 开除 劳动教养

13)华士龙 17 见习员 开除 劳动教养

15.图书馆

1)陆长旭 21 助理馆员四类

2)李申男 30 馆员 开除 劳动教养

3)王星南 50 副组长 五类 原器材局划

16.物理所

1)崔钦生 21 见习员 开除 劳动教养

2)陈秉玉 24 研究实习员

3)欧阳恒忠 28 共青团

4)沈鸿烈 26 技术员

5)周立中 24 研究实习员 五类

6)傅德中 27 三类

7)靳永涛 23 见习员

8)陈明华 23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六类

9)朱砚馨 女 28 研究生 三类

10)何茔 (应为何犖，这是印在《中科院北京区青年反右派斗争大会材料选编》中的名字，有些网页报道，写为何犖）男 30 助研 二类

11)胡康祥 23技术员 二类

17. 科学出版社

1)黄宗甄 男43 九三编辑室主任 五类

2)杨肇燫 60 副社长兼副总编

3)贾善群 32 助理编辑 四类

4)汪锡藻 37 校对员

18. 综考会

1)顾准 男 42 共产党 1935 副主任 二类

19. 办公厅

1)萧国基 男 22 翻译 五类

2)范岱年 32 共产党1948 资料室副主任

3)徐志国 22 共青团 翻译 二类

4)曾肯成 28 翻译 三类

5)苏承论 22 办事员 二类

20. 联络局

1)张绍声 男 36 科员 逮捕法办

21. 地质所

1)朱星 男 26 共产党 1946 科员 四类

2)崔克信 48 研究员 五类

3)劳秋元 23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四类

4)周翰中 25 见习员 开除 劳动教养

5)王士云 29 科员

22. 古脊椎所

1)李傅燮 男 23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三类

2)郑显荣 33 科员 二类

23.生物物理所

1)李华 男 20 共青团 见习员 四类

24. 自动化所

1)何善堉 男 27 共青团 助研 五类

25. 电工所

1)王诚厚 男 32 技术员 六类

2)朱其清 49 研究员 一类 开除

26. 土壤队

1)吕成宝男 23 见习员 三类

2)朱祥明 18

3)陶运长 19

小结

在上列统计收录的115位被划右派分子中，分类统计结果是：

1)按职务：研究员3人，含一位相当级别的副社长兼副总编，共4人，占3.4%；主任、副主任3人，占2.6%；助研9人，占7.8%；研究实习员43人，占37%；研究生8人，占7%；见习员13人，占11%；

2)按年龄：20岁以下4人（最年轻17岁），占3.4%， 21-30岁78人，占67%； 31-40岁24人，占21%； 41岁以上9人（最年长60岁），占7.8%；

3)按党派：共产党员13人，占11.3%，共青团员42人，占36.5%，民主党派7人，占6%，无党派53人，占46%；

4)处理结果：六类3人，占2.6%，五类20人，占17%，四类23人，占20%，三类25人，占21.7%，二类17人，占14.8%，一类不开除公职4人，占3.4%，一类开除公职3人，占2.6%，开除劳动教养11人，占9.6%，逮捕法办1人，占0.9%。

姚蜀平在该书第49页，写了《中国科学院“文革”中非正常死亡问题综合报告》 （京外地区），开头有这样的统计内容：

中国科学院在八十年代整党期间，曾经对“文革”中非正常死亡问题进行了调查。

京内外各单位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共229 名，其中，高级科学技术人员27名，中级科学技术人员31名，初级科学技术人员48名，司局及领导干部11名，处、科级干部40名，其他人员72名。按当时全院职工60，258人（其中科学技术人员25，934人)计算，非正常死亡人员占职工总数的0.38%，科学技术人员非正常死亡106名，占科学技术人员总数的0.41%。

京区各单位情况为非正常死亡74名，其中58名为被迫害致死。死因均已查明。对死者用酷刑折磨、刑讯逼供等手段的主要责任者，已查清37人，在整党前开除党籍3人，整党开始后定“严重错误”、给予留党察看两年、撤销职务1人。

（感谢武宜三先生录入，姚蜀平老师整理的右派名单中，在括号内加星号文字，是我根据熊卫民老师意见以及其他材料佐证后添加的。如有遗漏或需要补充，欢迎读者留言。艾晓明 敬上）

去年9月，铁流先生在成都青城山医院安详离世，享年92岁。这位本名黄泽荣、笔名晓枫的世纪老人，用一生诠释了何谓“坎坷与传奇”——从热血青年到反右囚徒，从劳改犯到文化老板，他的故事，是中国现代史中一粒微尘的史诗。

1933年，铁流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寒微之家，幼年失怙，饱经忧患。

17岁那年，“天下已定蜀未定”的成都，终于迎来了改弦更张的时刻，随着新旧政权的更迭，土改运动随即地在川西如火如荼地展开。读过几年私塾的铁流，能说会写，很快就被土改工作队看上，成为稚气未脱的革命者。

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大都怀有“时间开始了”的憧憬，青年得志的铁流，工作自然十分卖力，他先后担任过土改工作组组长、工作队队长、成都市委秘书等职。1956年，铁流被调入新创刊的《成都日报》任记者，倚重这一传媒平台，根正苗红的铁流很快就成为成为红色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工农作家”。

铁流那时英气勃发，笔耕不辍，出版过《生活在前进》《风水树》等作品集，总计近30万字，以文字书写新时代的理想。

文人风骨在于独立思考，上不媚权贵，下不欺弱小。事业原本顺风顺水的铁流，行在起伏不定的政治风浪中，虽说笔下有剑，心里有火，但他总是竭力遮掩自己的立场观点，力图在四平八稳中做个顺势而为的老好人。

这种“二元思维”，常常在铁流内心骚动难安。他十分清楚，自己原本就是一枝带刺的玫瑰，气候温和就静悄悄绽放，摇曳起来却能刺破时代和人心。

事发比铁流预料的还快，时代尘埃很快就成为压在他身上的大山——在那场“引蛇出洞”的反右运动中，思想上紧跟形势的铁流却意外地栽了大跟斗。

1957年注定是铁流滑铁卢的一年，他因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而走向命运的断崖。因文中“不合时宜”的批判性，成为他“含沙射影攻击这攻击那”的罪证。不久，这位浪漫主义文青就被重重按倒在地，头上还被扣了顶右派分子的高帽。

革命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铁流还没能为自己争来辩护的机会，人生就开启了长达23年的监禁与劳改，自由从此被铁丝网与高音喇叭撕成了碎片……

23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小青年变成中年大叔，也足以磨掉所有人的棱角，成为弯腰、低头、认命的顺民。可铁流咬着牙，在风雪里站着，像一棵老树，根扎在冻土里，枝头却向着天。他可以检讨，可以被批斗争，但就是不认错，不认罪，不认命。他总是唠叨：“我就是说了几句真话，真话不该有罪啊！”

1980年，铁流的冤案平反昭雪，他得以重回文化岗位。

那时的中国，政治小阳春下，思想冰封的河床开始解冻。已近天命之年的铁流意气风发，准备甩开膀子再大干一场。但时代的环境诱因已然嬗变，本来靠作品说话的文化行业，铁流却因着英语与计算机考试连续多年未达标，职称始终原地踏步。

他的遭遇引发了社会对职称评审制度的广泛质疑。

天上无雨地下旱，过不了日子另打算。那时全社会叫得最响的口号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铁流盘算下自己的人脉资源，老夫聊发少年狂，心想何不下海试试？

经过23年的牢狱之灾，虽说人老了、头发白了、背也开始驼了。但铁流心里那团火还在，眼睛也仍是亮的。像他这样脑壳打得转的文化人，把握商机的能力比普通人要强很多。

上世纪80年代初，铁流开始在成都春熙路练摊，主要卖牛仔裤，一条竟然可赚9块钱，有时一天收入就相当于普通公职人员一月的工资。钱的确是太好赚了，只是腰包稍鼓，铁流的文人情怀就重新流露出来。

倒底是“喝过墨水”的人，铁流那份天然的文化使命挥之不去。他从每条牛仔裤里取3块利润，汇总成一笔可观的经费后，就用“以文养文”的方式，自创了一份16开的油印小报——夜航船。小报只发三样东西：被删的报道、被关过的人和被遗忘的痛。

3年后，小报变成杂志，杂志又变成文化公司，文化公司又将众多文化资源孵化成文化资本。环环相扣，业务遍及全国……为了快速提升公司文化品牌，铁流还将公司总部迁往北京，并联合央媒，共同举办国内大型论坛并参与经济权威评选，铁流的名声随之享誉京圈。

铁流的观点是，钱是最实在也是最柔软的东西，正好给真话垫脚。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在做，铁流先后资助过20多位律师，进行了80多次公益诉讼；他还给许多被“远洋捕捞”的记者，及时送出最关键的支持。当然，还有很多初出茅庐的青年文化人，无论是生活接济还是书籍出版，铁流也从不吝啬。

四川有句俗话：人是三节草，不知哪截好。这对“说真话死不了人，不说话才是死人”的铁流来讲，倒像是命运节外生枝的箴言。本来早就财富自由的他，躺平就可以安享晚年，但秉笔直书的铁流偏偏是那性情中人，笔尖稍稍发叉，他就撞上了人生第二劫波。

2014年9月，81岁的铁流因撰写文章再次被拘。他的辩护律师刘晓原在“长辈的背影”一文中记述：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最令我难忘的是一次会见，因连续长时间提讯，他身体极度虚弱，甚至出现了晕厥与失禁。可当他望向我那一刻，目光依然清亮如炬……那瞬间，我仿佛触摸到了一个老知识分子最坚硬的灵魂内核，就是精神的绝不屈从。

好在经过各方努力，铁流最终被放马归乡。他先住在成都西城的清水河畔；后来又因养老+商务考量，租住到了“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街子古镇。他为此亲力亲为，内装外饰，清寂的民宅顿时就有了文人雅士们墨斋里的书卷气息。铁流落根于此，饶有兴趣地给这个水岸之家取了个响当当的名号：铁流水榭。

笔者就是在这一时期认识铁流先生的——因着教会的一项慈惠事工，我特地去探访了他。说实话，铁流先生好茶好饭招待我无数次，而我却谈不上为他做过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当然，福音是必传的，但像老爷子这样九死一生熬出来的文化人，他们更相信由自身文化个性派生出来的那些信念，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2024年3月20日，成都春光明媚，被癌症折磨得形容消瘦的铁流，拖着疲惫的身子，前来参加他所景仰的几位老哥的聚会。他说这次是特来与大家作生前告别的，如果人生有什么误会、歧见，请大家多多包涵，多多理解。那天他还拿出一个600元的大红包，笑眯眯地交给我2岁的小女……

前排右2为铁流先生，抱小孩为笔者

那次聚会后不到半年，安排好自己一切后事的铁流，像掠水而逝的白鹭，静静消失在广袤无垠的青天。

铁流逝矣！但他的生命轨迹仍如“铁流”之名，沉重而坚定地流淌在中国现代史的河床上。他的故事告诉我们：自由与思想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而个体的坚韧可以超越时代的苦难，去追寻我们所向往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