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依依刚满月那天，单亲爸爸陈平为她完成了一次特殊的“出行准备”：他用一块石板垫平电动车脚踏处，婴儿提篮能稳稳放进去——这个简陋的“座位”，将载着他最小的家人，开始一场为生存的奔波。

依依从此成了“骑手二代”的一员。这辆电动车，是父亲在偌大城市里，用尽全力为她开辟的、一个会移动的、小小的堡垒。

外卖宝宝

凌晨2点，重庆的街道上，穿着蓝色防风服的刘英行驶在重庆的坡道上，刘英听见，后背背带上裹着的女儿球球，再次因颠簸而哭闹起来。

但刘英不敢刹车，将女儿抱至怀中，轻拍她的背部，等待她平复急风骤雨带来的恐惧——否则单子要超时了。

她迎着风给孩子唱歌：“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球球别哭了，送完这单我们就回家。”哼着哼着，她觉得后背上的女儿逐渐安静下来，哼唧声渐渐小了下去。

球球是一名2岁半的女孩，每天晚上10点到凌晨3点，她伏在母亲刘英的背上，跟着她送外卖。

夜晚送外卖的单价高，刘英四五个小时能赚100多。不过，重庆的天气阴晴不定，突然下雨时，有单子没送完的刘英，就临时用塑料布把孩子盖住，眯缝着眼睛，迎着雨水继续骑车。她怕球球感冒，看病吃药又是大几百块，挣几十块得不偿失，但最后几单不送完，一个晚上的单子也白干了。

当2岁半的球球伏在外卖员母亲的背带上，在广西惠州，3岁的依依，也在父亲陈平的外卖电车上过着这样一种“临时生活”。

2022年，女儿出生前，陈平在惠州摆流动烧烤摊。依依刚满月，陈平开始发愁如何边打工边带依依时，他在网购平台上看见一个可以随时提起的车载便携式婴儿提篮，他当即决定，送外卖。

每天清早出发时，陈平手提着提篮中的婴孩出发——一个约莫长70cm、宽30cm、高20cm的提篮放在车前踏板位置处，踏板打滑，陈平特意定制了一块与提篮尺寸吻合的石板垫在下方——增大的摩擦力，可以让提篮中的女儿，更加牢固地安放在他脚边。

但这种安稳多数时候只是一种美好的盼望。他记得刚独自带女儿时的窘迫。他为女儿设置了每四小时喂奶一次的闹钟。起初，他喂奶没有轻重，加上喂完奶便要骑车，没时间给孩子拍嗝，依依总吐奶。后来，他学会了少量多次喂奶。

电瓶车车身一米多，但车上的各个角落，被陈平一点点填满：奶粉、水壶、湿纸巾零星玩具塞在后备箱或座椅下方的空隙。时常要用的尿不湿，用塑料袋装好挂在车前。车尾的保险杠上还挂着1.5升水——每次换完尿不湿，陈平要用清水来为女儿清洗，避免长湿疹。

对依依这样的孩子来说，从出生到三岁，从不足半立方的婴儿提篮到长大后的儿童座椅，她的身体在有限的空间里弯曲、伸展，也长大。这是一些外卖员子女的缩影，他们在电动车上度过了不到1平米空间的幼年。

图源网络 ｜外卖骑手背着孩子去取餐

在深圳，刚满周岁的小泽也跟随爸爸在电动车上度过了6个月的夜晚。

4月8日，黎西建背着儿子注册成为骑手，开始了夜间送餐的生活。深圳白天的阳光灼人，35岁的黎西建的出车时间，为每天晚上五点到凌晨两点。每次出门，他会用背带把孩子稳稳缚在身前。夜风渐凉时，黎西建给儿子戴上婴儿帽，可孩子总用小手扯掉。仅一个月，小泽就能丢掉了至少二十顶帽子。

2024年春天，山东济南的妈妈任雪敏，也开始带着一岁半的儿子福福送外卖，起初，她被各种担忧裹挟——尤其是孩子的安全。在没有电梯的老旧居民楼，把孩子独自留在楼下，万一出了意外、甚至被人带走怎么办？她也试过用腰凳把孩子固定在身前，可自己个子小，腰也受不了长时间负重。

任雪敏42岁，离异，和前夫育有一子一女。她总是笑盈盈的，身上有股子韧劲。她曾经从事建筑行业，工程上陷入三角债务后，才加入外卖骑手行业。

福福经常在车上睡着，为此，任雪敏还特地在仪表盘上装了宝宝防撞垫，避免他磕碰。有时候到达送餐点被吵醒，半梦半醒间总会暴躁、哭闹，说什么都不让妈妈离开。

生活的方舟

打造这些不足1平米的家的外卖骑手们，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来自农村、学历不高、早年离家去打拼。人生的骤变——离异、孩子重病、突然失业——将他们推到了命运的悬崖：必须一手托起生计，一手抱紧幼小的孩子。

事实上，这些外卖骑手和婴孩们的生活，是被动地收缩在这辆外卖车上。

陈平一天的收入并不高。带着不到一岁的孩子跑单，需要不时停下来，换尿布、喂奶，以及应对一些突发状况。有一次，一股屎尿突然从孩子身上流出来，溅到他身上。他才发现，因为太长时间没换，尿不湿已经兜不住了。他急忙给客户打电话，说明原因，商量能不能把餐放在电梯里，让客户在电梯口接一下。客户不解，并质问他，为什么要带着孩子送外卖？

据统计，约五分之四的外卖员在户籍地以外工作。他们的职业境遇与权益保障引发广泛关注，但已有家庭生活的外卖骑手及随迁子女的养育及流动困境，却鲜少被书写。

陈平幼年时父母离异，父亲再婚，他由爷爷带大。15岁，陈平离开家打工，漂泊内蒙古、广东、浙江多地，直到十多年前落脚惠州。

三年前，孩子妈妈生下依依时，他坦言当初要孩子的原因很现实：“怕老了没人埋，有个孩子，至少不至于烂在家里。”但在产房里，第一次接过七斤半的小公主时，陈平双手颤抖，那是一种确定的家的感觉。

依依出生不久，他不得不和孩子妈妈分开。他曾恳求自己的继母帮忙照顾，愿意按月付钱，但继母没有同意。

他选择把女儿带在身边，从头开始学习成为一个爸爸。能兼顾女儿的工作少之又少。他干过五六年烧烤，想过继续摆烧烤摊，摆摊时把婴儿车放一旁，熟客偶尔搭把手照看。可惜疫情后自己的生意冷清，他断了这个念想。

在购物平台上看到那个婴儿提篮。和客服反复确认承重后，他才想到，送外卖或许是他和女儿新的出路。

图 ｜ 依依跟在父亲的外卖车上，从1个月长到3岁

依依一个月喝五罐奶粉，每罐280元，加上尿不湿和衣物，孩子每月开销超过3000元。全要靠他一单一单挣出来。

他也心疼依依，尤其是刮风下雨，或天气寒冷时。他试过把依依托付给相熟的商户，不到半小时，电话就追了过来：“你快回来！你女儿哭得撕心裂肺。”他也试过等孩子睡熟后偷偷出门，可依依像是装着感应器，只要他一起身，哪怕她睡得正沉，也会立刻惊醒，放声大哭。

对于来自湖南衡阳的外卖骑手李倩来说，载着5岁的女儿出去工作，也是想兼顾生计和育儿。去年10月，儿子熙熙被确诊白血病，平静幸福的四口之家的生活被打破。

为支付儿子在PICU每天上万元的医疗费，她和丈夫掏空积蓄。全家甚至拿不出五岁女儿的幼儿园学费。

患白血病的孩子需要全天候精细照护，医生曾明确告知李倩：“五年之内你不能再工作。”丈夫留在广东做大理石切割，成了全家唯一的经济支柱。然而，待儿子病情稳定下来，沉重的生活压力下，李倩无法心安理得地“闲下来”，她说：“我必须为儿子做点什么。”

偶然在短视频中看到“做骑手时间自由”的信息后，李倩成为了一名外卖骑手。每天跑八小时外卖，收入八九十块，至少能帮她挣得一天的买菜钱。女儿多次央求要跟妈妈一起送外卖，李倩劝不住，只好答应。

她仍记得自己第一次送外卖的情景。去年跨年夜，她不熟悉路线，在一个小区外来回找了一个多小时路，最终是顾客打来电话：“我看你一直在马路上停留，是不是出意外了？”

送完那单，她骑车返回医院。将近午夜，电动车子电量耗尽，她推车走过银盆岭大桥。当时湘江两岸烟花绽放，她听见桥上看烟火的人群里 “新年快乐”的祝福，停在了桥中央，想起病房里的孩子、丈夫——如果儿子没有生病，此刻他们也应该在人群中欢呼吧。

某种程度上来说，外卖电瓶车暂时接住了他们的生活。对于其中一部分人来说，外卖车几乎成了他们在异乡的生活方舟，是他们谋生的工具，也载起孩子颠簸的童年。

送外卖，是90后单亲妈妈刘英一天中最后一份工作。她选择这份夜班工作，是因为夜间配送单价稍高，四五个小时，能挣到一百多块。她也摆摊卖凉面、卖气球，所有选择的背后，只有一个盼头：时间灵活，能同时带着孩子。

“背后无人，自己就是自己的靠山。”刘英这样形容自己如今的状态。

她15岁离开重庆开州老家，独自去广东打工。十多年间，她从服装档口的小妹，自学英语做外贸，甚至兼职当过服装模特。结婚后，她最大的梦想是在广州买一套“老破小”，让一家人稳稳扎根。但现在，她的人生只有两件事：照顾女儿、赚钱。

女儿球球在半岁多时被确诊患有“腺苷酸环化酶基因病”，一种以运动及认知障碍为主要表现的罕见病。没有特效药，只能靠长期的康复训练来延缓病情恶化。若不坚持系统康复，孩子可能永远无法独立行走，还将面临关节畸形、吞咽呼吸受阻等严重风险。

为给女儿治病，夫妻俩辗转山东、北京，最后回到重庆。康复费用像个无底洞。球球爸爸支撑不住，想放弃，甚至提出把孩子送进福利院。两人最终离婚。刘英说，她从未指望球球为自己养老，“生下来，养育她，就是一个母亲的责任。”

刘英从小由爷爷奶奶带大，13岁丧父，母亲再婚后母女关系疏离。她不曾体会过完整的母爱，但想给球球一个“全心全意爱她的妈妈”。

如今，她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长时间背着孩子送外卖，她的腰已出现劳损，常常酸痛，但她对身体的疼痛似乎已变得麻木。她习惯了这样的生活节奏，也习惯了在别人面前展现坚强乐观的一面——那既是一种对外人的体面，也是对自己的鼓励。

2024年，离婚后的第一个春节，任雪敏的账户里仅剩两千多元存款。她必须想办法赚钱。除夕夜，她带着两个孩子一起送外卖，她取单送单时，女儿看着儿子守在电动车边等她。就这样，一个春节结束后，经济危机才稍微缓解。

如今，福福已跟着妈妈送了一年多外卖，从咿呀学语的婴儿，长成了一个小话痨，性格外向又开朗。他甚至把这份奔波当成了自己的“工作”——最喜欢进入电梯间按电梯楼层，偶尔抢过妈妈的手机，一路小跑着冲进店里，用稚嫩的声音喊出“取餐”，回到电动车旁，利索地爬上儿童椅，把手机稳稳吸在支架上。

“点击那个蓝色的按钮！”他在妈妈的指导下，点击完成“取餐”。任雪敏看着儿子认真的模样，笑了起来。在他稚嫩的“出发咯”声中，任雪敏拧动车把手，重新汇入车流。

图 ｜任雪敏带着福福跑外卖

活在当下

陈平常说，别人带孩子是一步步走过来的，而他自己，却像在摸黑过河，是一步步“淌”过来的。

这些年与女儿相依为命，他形容那是“痛苦与快乐并存”。

依依一岁多时，个子长高了，腿在婴儿提篮里伸不直了。陈平就给她换上了儿童座椅；再到去年，又升级成更安全、防雨防晒的款式。依依和他长得像，很健康，脸色红润，头发茂密。不过陈平37岁看起来“显老”， 有时路人觉得他是依依的外公。

图｜ 去年10月，陈平花了200多元给依依升级了儿童座椅

能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到三岁，他很自豪。但他也说：“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

疲惫到极致时，他觉得自己“像一台送外卖的机器”，除了跑单就是带娃，没有一刻属于自己。国庆期间，惠州本地人旅游居家的人不少，外卖单少了，收入愈发不稳定，有时奔波八九个小时，还挣不到一百块，这增加了他对未来的焦虑。他恐高，却总在闭眼时梦见自己站在悬崖边缘，惊醒之后，一夜无眠。

独自带娃的这三年，他陪依依经历了太多人生的“第一次”——第一个儿童节、第一次上幼儿园、第一次家长会。“她世界里所有的重要时刻，我都在场。那种感觉，真的很美妙。”他说到这儿，语气不自觉地柔和下来。依依开口说话比同龄孩子稍晚，当那声“爸爸”第一次从她口中喊出时，陈平开心得几乎落泪。

依依没有妈妈的陪伴，陈平努力用双倍的爱去填补一份缺席。随着依依渐渐长大，新的困扰也悄然浮现。“女大避父”，从她三岁起，陈平就开始有意识地教她自己洗澡。这个自己活得相当粗糙的男人，面对女儿的养育课题，仍觉得自己需要小心、谨慎地学习。

最近，3岁的依依在长大中开始流露自我意识，她不喜欢听陈平的，更喜欢自己玩、自己拿主意。一天早晨，陈平起床后发现牙刷牙膏不见了，低头，看到整管牙膏被挤在了浴室的地面上，牙刷被扔进了厕所，这是依依的杰作。他觉得好气又好笑，还要去送外卖，他赶快去小卖部买了新的。

当然，也有为难的时候。周末他想带依依一起去送外卖，孩子有时不愿意——她也知道跑外卖辛苦。陈平先会用玩具、零食鼓励她，实在忍不住，也会发脾气。

发完火，他又后悔。单亲爸爸带着女儿，生活本就不易，尤其是在她渐渐长大的日子里。而他所能做的，就是继续陪着她，一步步，把这条没人指引的路，继续“淌”下去。

跑外卖的路上遇见的陌生人的理解，是照进艰难生活中的微光。黎西建送餐的第八天，一位女士看他一个人背着孩子太辛苦，执意要给他红包，在他屡次拒绝后，对方却追到电动车旁，拔掉车钥匙强令他收下。

任雪敏的外卖框里，时常会多出一些东西——一杯奶茶、几包零食、甚至儿童玩具。那是顾客特意送给福福的。有些小区不允许电动车进入，保安看见她带着孩子，会默默为她开门。这些瞬间的温暖，让她相信日子还能过下去。

任雪敏记得女儿曾两次对她说：“妈妈，我觉得现在很幸福。”一次是娘仨躺在床上闲聊，一次是女儿在电动车后座上靠着她肩膀。那一刻，任雪敏悬着的心终于落下——她总担心离婚会伤害孩子，因此在孩子们面前表现得格外开朗坚强，但夜深人静时，曾躲在被窝里偷偷哭过几次。

如今，她已能凭自己的努力，把这个小家稳稳地撑起来。任雪敏很满足，也很骄傲。她原本计划今年送福福上幼儿园，打听到家附一所费用合适的幼儿园，但是8月底开学前却突然被告知幼儿园倒闭了。

为了多挣点钱，她从众包转向专送，月收入逐渐稳定在五千元以上。她希望孩子能早日脱离风吹日晒的生活，回到同龄人中去。

任雪敏常说，自己的人生仿佛总是被现实推着往前走，鲜少能真正按照内心所愿做出选择。在颠簸的日子里，她渐渐学会了一套朴素的生活哲学：专注当下，遇到问题，就沉下心来解决它。

刘英偶尔会想起怀孕时她对未来的想象：休完产假就回到服装档口工作，把孩子交给婆婆，自己努力减肥，把母女俩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她曾想做个时尚的辣妈，做孩子无话不说的好闺蜜。

而今这些听起来都很遥远，母女俩出租屋里的墙上，醒目地贴着有几个大字——“球球变好十年计划”。计划很简单——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给球球做康复，直到球球能开口说话，能自己走路，能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对于未来，刘英不敢有太遥远的幻想。她唯一确定的事情，就是自己不能停，“停下来，就没有希望了”。

图 ｜球球和母亲在一起

应受访者要求，人物信息有适度模糊

文｜木白

在路上明天发一个广告，换几箱加油钱，今晚加班写这篇文章。

看央视的报道，重庆三个女娃子早早失去了父母，最小的才5岁，面对高额的赔偿款，检察官李非白在走访期间发现女孩们的亲属有侵吞赔偿款的趋向，于是找到法院暂停支付剩余赔偿款，算是给三个孩子留下了基本的生存保障。

这件事并不复杂，几个观点：

一是，在过去的文章，有极个别的人会说，在木白的眼里为何看不到好的东西，都是负能量？致此，我想问的是，这篇终归算是正能量了吧？

央视新闻的正面报道，美丽善良的女检察官。

其实仔细留意一下的话，这篇文章的基调其实和我过往很多的文章都是气息相似的，由负到正的转变是因为身份的不同，央媒报道的加持。如果没有了这两重因素，在一些人的眼里就是木白又在宣扬苦难。

二是，为何要写这篇文章，要赞美一个检察官。普通人难道要做的不是监督一二？不不不，美的人，真实的人，无关身份，即便是名声再臭一些的群体，只要是个体是真实的，是善的，我看到都会不吝笔墨撰写一二。

在这篇简短的央视报道里，我看到的就是真善美。不是塑造的，表演的那种善，如此，这就够了。

三是，现实生活中我走的路很多，见过太多太多这种失独的家庭，一个很残酷的现实是，这样在羽翼未丰就失去父母的孩子，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生都是很不幸，少有的几个例子是家里的亲戚可以当作自己的孩子。我的读友里有这样一个，名叫肖辉，安徽芜湖人，姐姐和姐夫相继不幸罹难，肖辉将外甥和外甥女接到苏州，当作自己的孩子抚养。那个时候肖辉三十出头还没有结婚，按揭买了一套房，因为孩子的压力，谈了几年的女朋友也吹了。

当时在比斯特，我们俩坐在星巴克，肖辉洒脱的和我说，这件事并不怪女友，人家没有承担这个责任的义务，你选择了，人家作出自己的选择，但他无法作出顺应女友的选择，因为母亲没了，父亲年迈，作为儿子和我故去姐姐的弟弟，即便因为照顾孩子搭上自己的一生，也不得不如此选择。

我说人生有很多的路，我们都可以绕过，但又不得不去走，这或许就是我们能成为文字朋友的原因。分别的时候，我笑着说，人能相遇，终归有着气息的相投。

但现实中更多的是龌龊。在我生长的环境里，一家人主心骨的男家长遭了难，撇下柔弱的孤儿寡母，但他活着时扶持的亲弟弟，妻弟们所作所为是趁着这家人没有主心骨，大肆侵吞他们的钱财，最终搞到孤儿寡母活下来的路都没有。

在前阵子的新闻中，河南的孩子在幼小时候父母以及姐姐一起车祸去世，家里的堂伯说的天花乱坠，养育孩子长大，但孩子成年后，父母以及姐姐留下的赔偿款被堂伯侵吞的一干二净，孩子可怜巴巴的问询多少给自己一点，但堂伯也好，堂伯的父母也罢站在辉煌如故宫的自家房子前反而指责孩子白眼狼。因为在他们的意识中，你爹妈死了，给你一口吃的养你长大已是天恩。

有那么一阵我写文陷入怀疑期。为何怀疑？因为我发现这世间的人性，对弱者毫无悲悯，有着的只是趁势欺压的行为，不值得脱离苦难，更不值得获取公平，文明氛围的生活，后来我发现在我的读友群体里依旧是有着少数的好人，起码在我们这里每天阅读的大多数都是值得文明生活的人，邪恶的，欺压弱小的也不回来（当然，那几个来用小本本专门记录我错误，等待秋后算帐的例外）

去年的夏天我从苏州驱车到四百公里到浙江台州，因为一个信息，他说，我在这边已经快要领到第一个月的薪资了，领到工资就去苏州看您。

我在收到这个信息的时候热泪盈眶，因为给我发信息的这个大男孩就是个失孤家庭的不幸孩子，但他幸运的是遇到了烟台的老刘，徐州的魏姐，以及写作的我。在他成长的那些年我们默默关注着他。当我收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没有回复，而是在他友圈获取的地址上一路飞奔赶到，为他开启自我养活的人生去庆祝。

这是一种非凡的意义。

一如此刻陌生乡镇下的细雨，那冷意之下行走着的人们，此时此刻相遇，都似有着一种非凡而朦胧的意义。。。

谢谢！

依附强者，封建传位，收徒拜师，“内阁制”管理，赏罚分明，恩威并施。

蔓延互联网的“开盒”事件背后，活跃着一个名为“喷系”的青少年群体。他们在社交网络构筑“帝国”，以“出征”为号，将人肉搜索与网络暴力视作权力的游戏，甚至将暴力延伸至现实，演变为跨省上门、撬锁、打人。

他们还将“开盒“做成了一门生意，用普通网民的隐私与安全兑换零花钱。有少年仅一年半内，便借此获利十余万元。

上百万青少年混迹于“喷系“。2025年7月，我前往郑州、成都与南方一座县级市，寻访其中三位少年，以及一位参与者的母亲。这些少年呈现出共同的画像：大多来自乡镇，早早辍学或休学，在无所事事中投入网络，随后沿着相似的轨迹滑落——在游戏中被人拉进“喷系”，毫无障碍地加入网暴，迅速蜕变为施暴者，再拉下一个少年入局。

“喷系”内部也在持续上演着互相网暴与权力争夺。我找到的每个少年都曾被“开盒”，父母遭受骚扰，有人家中被砸。从十三四岁到成年，他们在施害的同时，也始终未曾摆脱受害的命运。

起初，我们试图走近他们的内心，却发现他们讲不出太多感受，显得冷感而淡漠。提起“伤害”，他们既不觉得自己受伤，也不认为伤害了他人。暴力于他们只是“乐子”，“开盒”“喷人”则是需要磨练的“技艺”。谈起这些时，他们脸上会流露出毫不掩饰的兴奋、自豪和快乐。直到后来，我才逐渐理解“喷系”对他们的意义：他们身处的世界，没能给予他们应有的教育、情感支持与人生可能性。少年不知不觉就只得到了暴力和污秽，只能从中获取一切：权力、金钱、乐趣，以及那种“我有价值”的感觉，然后成长为冷漠的人。

如今，少年们都已成年。谈起这段经历，几乎无人后悔。但“不后悔”本身，就是最深的烙印。他们在十四五岁，只凭“好玩”就能拿起暴力武器的年纪，过早习惯了用暴力解决问题。待到成年后理应形成价值观时，为时已晚——他们被自身的暴力历史所塑造。暴力在他们眼中已如喝水般自然，甚至依然是“乐子”的来源。

孩子们的暴力乐园

14岁那年，陈小龙在网上“登基”，当上了“皇帝”。他掌控着一个名为X的组织，麾下三百多个QQ群，成员上万，核心是12到18岁的青少年。

这个组织属于“喷系”圈子。“喷”即辱骂攻击，这个由上百万青少年组成的群体，早期在贴吧比拼打字速度和辱骂创意。到2018年，他们开始“开盒”。少年们拉帮结派，模仿黑社会，用喷人、开盒替代拳脚，构筑了一个“网络古惑仔”的战场。

在这里，陈小龙一度站上了权力的巅峰。那时，X已成为喷系最大的组织。有不服的，他就“直接把他开了”。他会随机挑个群，丢下一句：“群主是谁，三分钟内打钱”。对方通常只转出二三十块“烟钱”，但他要的是确认权力的感觉。

喷系里甚至修了“史书”——由成员搭建的“百科”网站，详细记载组织的兴衰与“老大”更替。从2022到2025年，X组织的发展被划分为九个历史阶段，充斥着“战役”“内乱”和“兵变”。“百科”记载，X换了十几任“老大”，而陈小龙是第一个“登基”的。他“为了当这个皇帝，在贴吧到处宣传”。

快手上有人为他制作介绍视频，说他“灭了”高手A，“战”了B，“奠定喷圈战神的位置”。视频末尾还提醒：“此人战力极高，不建议挑战。”

2019年，陈小龙升入初二。他不喜欢学习，只对历史感兴趣。上课时，他常翻看《中华上下五千年》，沉迷于帝王的权谋与征伐。放学后，他玩《骑马与砍杀》《全面战争》经营虚拟帝国；其余时间则泡在“喷系”社群。

群里成员聊游戏、动漫、八卦，也有人帮忙解题。但每个月总会有一次“出征”。只要有人一句话惹他不快，他一声令下，众人便冲入对方群，或拉“敌人”进新群集体攻击。他们称之为“迫害”，按三步走升级暴力：从喷脏话、发侮辱图片，到最狠的“开盒”。

陈小龙手机里存着一份《陈大师课堂》备忘录，专门教授如何“喷人”，要求“词汇要活学活用”。例如“撕裂你XX血X稀里哗啦”，“带出了一定的视觉效果”。

他总结，“喷词”要简短凶狠，太长或不顺口便是输。他归纳出一套格式：动词+名词+形容词。还建议掺入方言，并备注：“带土话的感觉也不错。”

接着是PS侮辱图片，常用手法是把受害者一家五口的头像PS到猪身上，刷屏、丑化，直至对方精神崩溃。

若仍不屈服，最后的杀招便是“开盒”。这其实很简单——无需高深技巧。我接触的三位喷系少年都是自学成才：只需通过几个简单的步骤，在境外即时通讯软件“Telegram”上找到相关渠道，输入目标账号，系统便自动返回身份证、户籍和家庭成员信息。他们用这些资料制作海报，将照片和“疯狗”“底层”“卑贱”等标签拼合，有时还会附上父母照片和银行卡号。

有时，他们甚至会进行“大关联”——列出同学、微信好友，乃至全村人的信息。我曾见过一份《地址大关联》文档，罗列着上百位村民的详尽资料。

利用这些，他们能发动短信轰炸，用受害者手机号在各平台疯狂注册，让对方每秒收到几十条验证码，持续几天甚至几个月。海报上还会贴出“教育热线”——受害者父母的电话，鼓动他人拨打，警告其“好好管教”孩子。至此，暴力从虚拟世界延伸到现实，带来更直接的伤害。

这些手段环环相扣，只为逼对方低头。受害者常被迫写道歉信、录制磕头视频，甚至彻底退网。我曾听过一段录音，一个男孩道歉后，开盒者笑着逼问：“你向谁道歉？”迫使他完整说出：“我是XX，我向XX道歉。”这段录音在群里散播，成为“实力”的象征。

对陈小龙来说，手下成千上万的成员就是他无形的“军队”。每次出征都能带来施展权力、运筹帷幄的快感。另一位少年描述他如何“精心打理”麾下“军队”：在QQ群发公告“立规矩”，还在深夜逐一检查成员主页，亲自剔除不活跃的。“真的累”，他说，他每天忙到凌晨四五点，只为把规模控制在40人。“精兵”，他说，“要保证全是精兵”。

陈小龙在电话中向我重现“御驾亲征”的场面：他采用“合纵连横”的策略——截取对手辱骂记录，发给其他组织，挑拨离间：“你想让这个派系做强吗？他们会不会将来清算你？”就这样，他成功结盟多方，形成包围之势。这套伎俩出自他那本翻烂了的《中华上下五千年》战国篇。回忆起这些，他感慨：“感觉可以写成一部小说了。”

找“乐子”与填空虚

2025年8月，河南郑州一家狭小的日料店里，我见到了陈小龙。这位曾经的“网络皇帝”如今20岁，在国企给领导开车，住在城市边缘的乡村。

他微胖、寸头，穿着普通黑T恤和短裤，脸上稚气未脱。同行的发小也显得拘谨，两人几乎不主动夹菜。陈小龙警惕地打量我，直到我问：“你是怎么统治这么多人的？”他咧嘴一笑，戒备瞬间消散，开始滔滔不绝。讲话间，他偶尔眯起眼看我，流露出一丝审视的狠厉，手腕上的核桃串微微作响——那一瞬，他仿佛变回了发号施令的“老大”。 但这凌厉转瞬即逝，他很快沉浸在对“战绩”的兴奋回忆里。

陈小龙记得，自己是被游戏社群里的链接拉进“喷系”的。他外向，爱社交，看到群二维码就扫进去。“很莫名其妙，突然进到那个圈子，又进了另一个。那时好奇心重，什么都想玩。”

初入“喷系”，满屏污言秽语。他的反应是“新奇”。他记得第一次看到“野爹”这个词（意思是“我是你爹”），“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他语气带点得意。与我预想的出于愤怒不同，他随手复制喷词发回群里，只是觉得“有意思”。“没有攻击对象，因为年少时对什么都感兴趣”。

发现群里在比拼“喷”，他的好胜心被激起。他用一种传授经验的口吻说：他一方面苦练打字，“没事就一个人或在群里骂人”，形成“肌肉习惯”；另一方面积累词汇。灵感来自初中语文和历史课，比如“用关羽的青龙偃月刀砍死你”。还会用“成语”。我请他举例。他想了一会：“畏畏缩缩”。为说明何为“好”的喷词，他快速吐出一段脏话，满意地总结：“脑子里想一遍，手就会自己打出来，打多了，脑子里就有那种词。”

起初，我难以理解这种乐趣。“喷”在我眼中既暴力又无聊。但接触更多喷系少年后，我识别出一种共同情绪：提起往事，他们都沉浸其中，热衷于分享“乐子”。一个叫徐昂的男孩，得知我潜入喷系群后，两眼放光地问：“群里在说什么？有什么好玩的？”我讲到围攻某人，他追问：“他们怎么骂的？有没有做表情包？”他像分享爱好一样告诉我，他中学时就喜欢在贴吧当“串子”——在“掏粪男孩吧”黑TFBOYS，或冒充肖战粉丝骂人。他并非讨厌这些明星，只为“找乐子”，“想黑谁就黑谁，腻了再换”。

陈小龙说，“喷系”比其他网络圈子更有趣，因为“花样更多，有开盒，有魔怔的人。”他列举：有“傻子”“会发自己裸照”；有“搞笑的”结巴；“最有意思”的是“男娘”，“一个男的叫你老婆、爸爸，我们就逗他玩”。他说：“我觉得都是人才。”

我逐渐意识到，我们之间的隔阂始于“趣味”，而趣味分野的本质，是教育资源、家庭引导和人生可能性的巨大鸿沟。我想起在北京长大的弟弟，他与陈小龙同龄，中学时也笑嘻嘻地在B站玩着“鸡你太美”的梗。不同的是，他的课余被补习班和乐器填满，后者最终将他引向了真正的音乐世界，那些空洞的梗，自然被遗忘。

我遇到的三位喷系少年，都在乡镇长大，父母在工地、工厂或装修队谋生。其中一位是留守儿童，从小只与奶奶相伴。

陈小龙说：“我们不是那种城里的中学，你知道吧？”他描述初中是“精神小伙”和“精神小妹”的天地。他很快学会抽烟、拍“非主流”照片、改装电动车在村里飙车。初三时，老师劝他放弃中考。他记得，班里有二十多人都和他一样。另一位少年小寒更早，初一就辍学，也说不清为何换了三所学校都厌学。家庭早早放弃了期望。

离开学校，时间变得空白。陈小龙说，青春期最大的烦恼就是“想早点长大”。他梦想创业“当大老板”，却没有具体方向。那时的娱乐，是被同学带到城里的酒吧、KTV。“以前酒吧管得松点”，他回忆，14岁就能进去，无需伪装。

在无所事事中，他们大量时间投入网络。我曾以为他们的“帝国”想象来自网络小说，但出乎意料，他们的文化食粮来自更早的时代。陈小龙说，他和全班男生都沉迷二十多年前的香港黑帮片《古惑仔》。他们选择性吸收了其中最直白、最易模仿的部分：对暴力和江湖地位的推崇。

在网络上称霸前，他们已在现实中演练。陈小龙和徐昂都加入了初中的“扛把子”团体，参与约架。陈小龙说：“我很强硬，不服输，现实和网上都一样”。一次，他因上课睡觉被同学扔粉笔头，对方不道歉，他们就一群人把对方打到骨折。徐昂曾在高中打晕同学，被劝休学。这些经历，让他们面对网络暴力时毫无障碍。

在网络上，三位少年沿着相似轨迹滑落：从打游戏、加群，很快被拽入灰色圈子。他们都涉猎多个青少年暴力亚文化圈。似乎在那个无人引导的数字世界，一开机就会落入陷阱。初一辍学的小寒，先倒卖外挂，后接触“封号圈”（恶意举报封号），花88元拜师，从此在快手、群里炫耀封号战绩。对他们而言，“攻击”已渐渐演变为一门值得打磨的“技艺”。

但当我问及喷系对他们的意义，陈小龙的回答是：“打发时间”。“在外面玩，最多两天，有了这些，就觉得非常有意思，一玩一骂，时间就过去了。”他渴望的，仍是摆脱无聊和空虚。

然而，就连他也觉得“喷”本身重复枯燥。有一阵，他会拉上朋友，开电竞酒店，五个人坐在电脑前，“ctrl c”“ctrl v”复制粘贴喷词，最多坚持两小时，中间休息十分钟，直到对方停手。事后，他请大家喝水。“因为刷屏很枯燥，很难坚持。大家一块刷着，说着话就比较有意思。”

在喷系群待了一两个月，陈小龙接到了“晋升”邀请：有人拉他加入X的附属组织W。他觉得这像游戏升级，“进入一个组织会有更大的空间”。内部群四五十人，“老大”发号施令，组织“出征”。他不问目标，高效执行，同时旁观着“高层”开盒并骚扰受害者。然而，一两个月后，他在群里也被开盒，真实姓名曝光。“有点害怕”，他退了群。

但喷系为退缩者准备了“退路”：换一个ID。陈小龙注册了新号。恐惧消散得很快，剩下的是不甘心。他重回喷系，不再旁观。他绕开“高层”，自己在Telegram上找到开盒频道，第一次，输入了一个对手的账号。

盒以治国

进入W组织仅一两个月，陈小龙便取代了原来的“老大”。四五个月后，14岁的他登顶喷系最大组织X，成为“皇帝”，闪电般从地方长官一跃成为帝王。

他的上位不仅靠“喷”、PS、开盒这些硬技术，更依赖一套无师自通的社交手腕。他懂得依附强者，拜的两任师傅分别是X的第一代和第三代“老大”。喷系奉行封建式传位制度，陈小龙“登基”时，不仅从第三代手中接过权柄，还寻求第一代元老的认可，以确立自己的“正统”。一份在群内流传的文档《喷系如何成为高层》，答案只有两个字：“巴结”。

“登基”后，陈小龙开始大量收徒。无需招募，自有人来拜师。他将《陈大师课堂》发给每个徒弟，要求他们实践：“每天骂两三个人，保持程度。熟能生巧，肌肉记忆。”出师后，徒弟继续收徒，网暴手段如病毒般扩散。

徒弟们层层传达：“你是陈小龙的人。”圈内规矩，“三代以上都叫祖师爷”。“跟中国人情社会一样，”他说。他收过上百个徒弟，强者纳入X核心，弱者分到附属组织。陈小龙以此为傲，认为这是在履行“老大”的“职责”——“发展组织”，即“拉拢能人”与“扩大组织的知名度、影响力”。

X由此膨胀，发展出二十多个千人群和四五个“附属国”，附属国下还有附属国。陈小龙自称建立了类似“内阁制”的管理，将各附属国“老大”集中在一个群，效仿明朝张居正的布局。平时闲聊，“出征”时召集人马。他赏罚分明：成功开盒、逼退敌人的，奖励一包烟钱；背叛或泄密者，轻则拉群“教育”，重则“开他，PS他”。“靠威信，要恩威并施，压着这些人才不敢反。”

“我是军阀派，不是技术流”，他点着筷子总结。那些钻研开盒技术的“技术大牛”也得拜他为师，因为“玩这个圈子最重要是派系，需要拜我得到保护，或借助我的人脉”。到了这时，骂人本身已经意思不大。真正的乐趣在于调动他人，一句话就能让一群人动起来，就能决定要不要把一个人“开”到退网。

他总提到“兴奋”。我问他哪些时刻最兴奋。他回答：“比如我成功打败了一个派系的老大，或者重新统一了很多圈子，或者我的徒弟成了各个派系的老大，或者外面人都在吹我手下的技术人才。”这些事，让他一次次地感觉到，自己很厉害。

2021年，加入喷系一年后，有人找到陈小龙，问能否花四五十元“开”一个人。那时他15岁。这不再是圈内“游戏”，而是真实的生意。

他联系了师傅——X组织的第一代“老大”阿豪。阿豪将他介绍给一位合作多时的四川民警，双方通过境外加密软件“土豆”联系。渠道，就此打通。

我问他当时是否有过犹豫。他说有点，怕对自己有损害，但觉得也不会查到他。当我追问是否考虑过会伤害他人时，他平静地回答：“没有。”“那时对什么都感兴趣，好奇就搞”。在他口中，这似乎与任何一次“出征”并无不同，动机依旧是“好奇”和“有意思”。他反复强调：“因为年少时对什么都感兴趣。”我忽然觉得，他可能压根没想过这是“坏”。他那时太小，只觉得弄到别人信息很“酷”，心思全在“我做到了”的兴奋上，顾不上这场“游戏”在现实中的重量。

但这第一单生意，轻易越过了他微弱的犹豫。从此，他开始接单。X组织也随之蜕变，从一个少年的暴力帝国，演变为一条高效运转的黑产链条：他从民警手中购买信息，加价卖给小弟，小弟再卖给终端客户。一单赚三四十元。信息琳琅满目：身份证、户口本、外卖地址、火车机票、开房记录，乃至微信好友。配套的“短信轰炸”服务也一并提供。

我找到的其他男孩也卷入其中：有人在“Telegram”对接联通客服，有人在“TT语音”寻找客源。

陈小龙也靠收徒赚钱。他根据徒弟的家境（通过IP或询问父母职业）收取“拜师费”，从几百到三千元不等。圈内还流行“代喷”——接单骂人，打表计费，一小时20元。徐昂甚至开发了“代喷”软件，输入喷词即可自动发99条。“点开软件就可以去睡觉，”他说。一单能赚一两百。

喷系对男孩们而言，也不再只是精神寄托。徐昂靠开盒，一个月能赚800元。那时他在工地实习，宿舍没有热水，家里给的生活费不够，这笔收入让他能去外面洗个热水澡。

赚得更多的陈小龙，“一个月不花个一两万都难受”。他成了朋友圈里的“有钱人”，请客吃饭、喝酒、按摩、洗脚。他买了iPhone 14 Pro、苹果手表、金戒指、金貔貅，还给父母买了小米手机和一条4000多元的金项链。父母都很高兴。我问：“他们不会好奇钱从哪来吗？”他答：“有啥好奇的？收到礼物就是感动，以为存钱来的。”他说，父母“不怎么管，只要不违法，想干嘛就干嘛。等你结婚了，给你买车买房”。他们并不知道这钱的来路。

“刚开始有愧疚感，有点负罪，后面觉得赚钱挺香的”，他指着桌上的鳗鱼饭说：“就跟吃这个一样，挺香的。”

但他只敢花拜师费，不敢动开盒赚来的那笔钱——如今他已记不清具体数字，印象中大约12万。对当时15岁的他而言，这是一笔巨款。钱存在外网账号，是USDT虚拟货币。这笔钱让他心虚，总觉得迟早得还出去。

有惊无险的代价

2021年秋天的一个清晨，陈小龙还在睡梦中，四名警察冲进他家，将他从被窝里拽出，戴上手铐押上警车。发小目睹了全程。

在派出所，民警让他看电脑屏幕——微信聊天记录、支付宝和银行卡流水全部摊在眼前。他被告知，与他对接的那位四川民警因倒卖公民信息落网，供出了他。陈小龙第一次感到“恐惧”，终于意识到自己违法，但对后果毫无概念。

父母四处托关系，才明白儿子惹了多大的祸。人还没找到，陈小龙却被放了回来。父母冲他发火，他记得他们说：“不要在网上干这些了，你以后要从商，开厂，我们可以投资。”

他最终交出约12万元赃款，手机被没收。因未成年，他只得到警告处理。

实际上，很少有少年为“开盒”付出代价。尽管他们的行为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但要么涉案金额不够立案——有人刚赚800元，只得个口头警告；要么因涉案人未成年而难以追责。对警方而言，这类案件取证复杂，人员常跨省甚至跨境。未成年人即便被抓，也多以教育为主，难以形成有效震慑。法律在这个畸形生态面前，显得迟缓而无力。

几个月后，陈小龙去河南平顶山见师傅阿豪。阿豪比他大一岁，还在读高中，也因对接同一民警被抓。两人在烧烤店碰面，喝酒、吃胡辣汤。他们总结被抓是“干太大，宣传太广”，最后只觉得“庆幸，有惊无险”。陈小龙不敢再亲自开盒，怕给父母添麻烦，但仍留在圈内当“皇帝”，靠收徒赚“拜师费”。他说：“因为你打完天下总要享受一下。”

2024年4月，又一个清晨，警察再次上门。这次是因为他所在的喷系高层群有人落网，牵连出一串人。流程他已熟悉，只是这一次，当手铐扣上时，他清楚地感觉到，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通知单显示，他被取保候审，四个月后解除。父母又痛骂了他一顿。而曾经一起“打天下”的朋友，头像在QQ列表里灰了一片。有人临走留下一句“上网没意思”，有人则悄无声息。

“进去两次了，再一再二，肯定没有再三。”他说。自己心里都有预感了。“你也成年了。”那时，他19岁。他用了更直白的话总结那种感觉：“想养老，不想玩了，不想动了。”

2024年秋天，距离第二次被抓过去半年，陈小龙退出了喷系，X组织随之衰落。用他的话说：“我倒台了，喷系就大变天，没了核心领导人，进入战国时期。”

趁此时机，徐昂夺得了“皇位”，只坐一个月。他坦言目的不是“统治”，而是“圈钱”，像清末宫里倒卖物件。他建立高层群，卖12个管理员席位，每个188元。后来席位卖不动，便把“老大”身份作价700元卖给下一任，直接“跑路”。

火焰，冲出屏幕

陈小龙第二次落网后，喷系内部陷入混战。一名手下随即谋划篡位，理由很简单：陈小龙“进去就不能开人了”。“皇位”动摇，他不愿放权，其他人在利益驱动下伺机争夺。“谁手上都有客户，也有路子（民警），这个圈子有很多‘人才’”，陈小龙说。

战争的规模持续升级。一次围攻常需调动一两百人，双方在QQ群、快手与贴吧混战，卷入者动辄上千。为自保，圈内开始盛行“挡刀号”——花40元在Telegram上购买境外手机号注册的账号。当开盒遇上假身份，他们便转而策反对方好友，从支付宝、微信甚至网易云账号里套取信息，直到挖出真实身份。

陈小龙在位时曾推行“文化殖民”，派人潜入其他青少年圈子，“把领头羊给开了”，再让成员入驻传播“开盒文化”。他退场后，新崛起的喷系组织，“暗影”与“夜行”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单，开始主动在网络上游弋，搜寻乃至精心制造争端，再向冲突双方递上同一句话：“你们还可以开盒对方。”怂恿双方下单，两头赚钱。

徐昂回忆了一次类似操作：他们潜入小学生的“黑界”圈子，散播“黑界辱骂王俊凯，王俊凯发怒拨款15万，全网轰炸黑界”的谣言。随后兵分两路，有人假扮“王俊凯粉丝”声讨，有人冒充“黑界成员”迎战。待节奏带起，便适时抛出群二维码将双方引入。这套手法的核心只有六个字：挑起、注入、激化仇恨。

在频繁“引战”下，开盒行为迅速蔓延至饭圈与极端游戏社群。这些团体为攻击异己，渐渐养成集资向喷系批量购买信息的习惯，成为稳定客源。“盒”的暴力，就此彻底失去了边界。

我联系到的七位受害者，都是与喷系毫无关联的普通人。一名体制内女员工因给某游戏差评，同事与领导接连接到骚扰电话；一位法院书记员只因在视频里提出对游戏的意见，他5岁妹妹的头像被PS到狗身上，在B站流传。

极端群体从喷系买到“盒”后，发展出更激烈的打击手段：冒名叫快递、注销社保、代填器官捐献、寄送活虫、在受害者楼下焚烧画像。更甚者，利用AI技术让受害者身份证照片动起来唱《大悲咒》；截取女性声音伪造色情音频；将身份信息长期公示，配以精心编织的谣言，将其塑造成“施暴元凶”。

五位受害者在被开盒后两天内报警，地点遍及上海、广州、四川达州等地，结果均告徒劳。警方回应包括：“没有实质经济损失”；“这不属于隐私泄露”；“你买房或干点别的，手机号就会到处乱飞”。在一个受害者自发组建的群里，有人整理出111人名录，遍布22个省区，却无一人报警成功。一位男性受害者说，看到名录时感到彻骨的“恐怖”——那么多人被骚扰，却无人能解决。

2024年8月，“暗影”和“夜行”开始常规化策划跨省伤人。行动多由成年人或大龄成员策划，未成年人执行，利用其可能免于重罚的漏洞。群聊记录中跳出一行字：“光开盒威慑力一般了……可以成立个线下组，专门负责开盒后抽耳光。”

没过多久，群里开始流传新的“战果”：一段段殴打、砸门的视频，还有一张照片——一位受害者的父亲被揪住头发，额头和嘴角流血。

看着这一切，早已退出的陈小龙并不意外。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必然的“进化”。新皇上位，总要烧三把火。要立威、抢地盘，“所以必须得升级得狠一点。”

“这不是我的责任”

在南方一座他要求隐去名字的县级市，我见到了25岁的徐昂。他中等身材，戴眼镜，神情温和，与那个在网络上倒卖“皇位”、四处“引战”的施暴者形象相去甚远。

饭桌上，他笑着回忆中学时潜入小学生圈子，编造“王俊凯怒拨15万轰炸黑界”的往事。“我们开个小群看乐子”，他说，“商量着怎么把他们搞成乐子”。

他坚称自己从不“无缘无故”开盒。可当我追问那些接单开出的陌生人何曾得罪过他时，他沉默片刻，将话题引回“圈子”的逻辑里。在他眼中，一旦进入业务流程，屏幕上跳出的就不再是活生生的人，只是一个待处理的“订单”。

他曾因开盒获利800元被调查，因未达立案标准仅获口头警告。这次经历反而让他确信自己“没有犯这个事，只是有这个行为”。谈及责任，他将其推向更上游：“我觉得是联通公司的责任（他对接的客服）……我不去做，也有其他人做。”

2024年4月，他带着几名跨省而来的未成年人，先到湖南桃江县砸门撬锁，被保安追到楼顶；几天后转战山东，假扮女性将一名未成年男孩骗到酒店抽耳光。这番行动，让他成了喷系圈内第一个将暴力从线上延伸到线下的人。

他解释这是“不得不”的反击——自称被一个叫占奕的“开盒皇帝”持续攻击八个月，家人遭受验证码轰炸，“换手机号也没用”。三个月后，他再次带队来到占奕家。说到这里，他的语气又切换回分享“乐子”的模式：他们破坏门锁，在墙上涂鸦“占奕开盒”；同行的男孩穿着印有恶搞占奕的熊猫头表情包T恤，“很抽象”；他们还拆下占家门牌挂在闲鱼，标题写作“五代十国占皇留下的传国玉玺”，最终以1800元售出。

这事在圈内传开后，他开创的“线下解决”模式被迅速复制。有人误拆了邻居家门牌，徐昂在群里指出错误后，“他们转头又去拆了占家的”，他笑着说。

“我不去线下，他会一直开盒，更多人会受到伤害，我只是进行了斗争”，他重申自己的正当性，“我全程没参与打砸，我成年了，知道法律后果”。

2024年12月，徐昂接到姑姑电话：老家窗玻璃被砸，爷爷奶奶受到惊吓。一名已加入“暗影”的圈内人承认了此事。安装监控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开创的暴力模式正被更强大的组织接收，反过来用在了他的身上。

报警后警方难以追查。此前他在湖南砸门，每人仅罚款200元；警察责令占奕解散群聊，但不久就恢复。2025年2月，砸窗者又带人来到他家门口。这次警方立案，领头者被拘留30天。

两次被自己开创的暴力反噬后，他说：“对此我有一定责任。”他说自己的行动让“线上解决不了就线下解决”的想法传开了。随后，他开始联络其他受害者，组织集体报警，接受媒体采访：“需要把事情扩大，引起上面的重视。”

然而报道发出后，我第一次联系他时，他的语气变得紧张：“千万不要写这些，他们已经知道是我了。”他提醒我不要提及工作单位，“因为他们会查社保”。他说“暗影”有人打电话威胁，要他举身份证录视频声明媒体报道不实，否则就会动手。他只好照做。

后来，在多个群里，我听到一段名为《徐昂被吓得哭泣》的录音。

通话结束时，我忘了挂断，听见他立刻给另一个圈内人打电话，叹气说：“唉，斗争是不可能结束的。”

一个母亲的眼泪

我一直好奇这些少年的父母如何看待一切。他们知道孩子在网上做什么吗？能理解“喷系”和“开盒”吗？为什么没能约束或纠正？但少年们都拒绝我接触父母，口径一致：父母并不完全知情。

最终通过徐昂，我联系上一位母亲吴倩。她的儿子小皓因参与线下暴力被关押在看守所。我们在酒店见面。50岁的吴倩很瘦小，来自四川广元乡镇，嫁到成都。她脸上带着愁容，那种愁绪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从未消散。

她说，最早发现小皓不对劲是他上职校高三时，某天开始在家骂人，“特别难听，特别脏”。她问骂谁，他说骂网友。半夜他不停骂，板凳挪得叮咚响，邻居提意见，她反复警告却无济于事。儿子骂人让她心烦，“说实话，这一阵他进去了，我觉得家里安静了”。

在餐厅、地铁上，儿子也会当众对着手机骂人。她记得有一次，儿子骂一个女孩卖淫，“天呐，觉得好刺耳，怎么养出这么不文明的人”。

吴倩知道儿子从小就不同。6岁上学时，他表现出多动，常趁老师不注意跑出教室。她多次被叫到学校，带他去华西医院确诊为多动症。吃药半年后，小皓开始头疼，她担心副作用便停了药。

她几乎全职照看儿子，偶尔打零工维持生计。小皓3岁时父亲因吸毒去世，她独自抚养，直到小皓8岁时再婚。现任丈夫不管家庭开销，也不参与教育，她仍独自承担一切，进入职校后，小皓开始抽烟，沉迷网络。她忙于开店，无法全天看管，等察觉时，儿子已深陷喷系。

吴倩不是强势的家长。她说和儿子有信任基础，小皓喜欢跟她说话。为了理解儿子，她甚至弄懂了什么是“开盒”。

但她的办法只有讲道理、纠正——“不能骂人、违法”。儿子听了会发火，甚至在家砸东西。她花两万送他上民办大专，但他休学回家继续骂人。她不知道还能怎么办。我问她是否问过儿子想要什么，她说：“这样他才有成就感。”但她没问，只告诉他不能这样。“我们文化程度有限，只能不停地指明。”

2024年7月，小皓说要去湖南见网友。吴倩不太相信，但以为孩子只是没出过省想看看，便勉强同意。实际上，小皓那次是跟徐昂一起去占奕家拆门牌。

10月，小皓去了武汉。在漫展上，他向一名男博主泼水（徐昂说是水粪混合物），泼完就跑，被抓后又因未造成实质伤害被释放。这事在抖音传开，小皓“火”了。吴倩记得问他为什么，小皓说是为了炒作，“暗影”的老大说要把他捧成网红。这与徐昂的说法一致——那是“暗影”有意策划的，旨在提高组织知名度。

小皓开始频繁离家，为“暗影”“出任务”。吴倩拦不住，还得一次次给他打回家的路费。最让她无力的是，小皓在这个组织里也受了伤。她发来一段视频：小皓被几个男孩按在地上打，耳朵流血，但她连缘由都搞不清。

有时小皓带圈里朋友回家。她不希望他和这些人接触，可当他们表现出一点善意——比如一个叫阿荣的男孩，听说她“没吃过鲍鱼”就给她点了外卖，还说“自己要是养小皓这样的孩子肯定会崩溃”——她就觉得阿荣是“少有的正常人”，从此允许他和儿子来往。

一个月后一天清晨，吴倩被动静惊醒，发现儿子和阿荣正在收拾行李。她冲到电梯口哀求。“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我靠在门上，可怜兮兮地求他。”但小皓还是走了。第二天电话打不通，她在绝望中一遍遍重拨。

一天后，她接到小皓电话，说被警察抓了，但没说原因，只辩称自己“站在30米外”。她联系警察问不出案情；法院说是寻衅滋事，让她等开庭。儿子的圈内朋友告诉她，小皓和阿荣去了武汉一个女孩家，阿荣找锁匠开门，进去拿了部手机，还往门上泼尿，小皓在一旁拍照。尽管至此，她仍替阿荣保管着落在家里的行李箱。因为她听小皓说过，阿荣父母离婚，高一休学后四处租房养活自己，她觉得阿荣也“很可怜”。

“我的人生毁了，”她哭着说，出事后所有亲戚都怪她，“我跟罪人似的”。这让她无人可倾诉。

如果说未成年犯罪需要父母负责，事实上她早已付出了远超“公平”的代价。小皓进圈后，她也受到攻击：短信、电话骚扰，一个男孩勒索7000元，威胁要打断她的腿。她和小皓被拉进群辱骂。有人从她相册找到小皓小时候和狗睡觉的照片，PS上文字：“没爹妈，从小跟狗长大。”

今年3月一个上午，她听到敲门声，开门后有男孩往她脸上喷东西。她戴着眼镜都觉得眼睛火辣。男孩还要喷，她关上门冲洗，脸全红了。后来，小皓的圈内朋友告诉她，作案者在群里炫耀，喷的是农药。她报警，但警察不立案，说情节不严重，而且施暴者未成年。她发现，她不仅没办法挽回儿子，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就在小皓被抓几天后，她又接到电话，说有人会找她麻烦。儿子在看守所，但针对她的暴力仍未停止。她躲到亲戚家。周六，几个男孩在她家门口蹲了一晚，第二天泼了混着垃圾的油漆。

被盒石化的心

如今回看喷系往事，陈小龙语气中仍带着一丝迷恋。他说自己的名字仍像一个传说，散落在各个青少年圈子里。村里一个不玩喷系的初中生，在《和平精英》的QQ群里也见过他的名号，这让他“有点爽，暗暗窃喜”。他觉得过去“幼稚”，但赚到的钱和当时的“满足感、兴奋感”都是真实的。

现实中，他在国企给领导开车，月薪三千，不及从前收入的三分之一。一次送派出所领导回家，饭后他被吩咐去刷碗。他接受了这种落差：“我分得清，网络就是网络，现实就是现实。”

他们割不断与过去的联系。陈小龙说，像他们这样“在网上玩出名”的人，总面临被新人开盒以证明“实力”的风险。他师傅退网三年，至今每天仍收到轰炸短信。陈小龙最大的担忧是：未来结婚对象，甚至丈母娘被开盒该怎么办？

被问是否后悔，除小寒外，其他人都说“不后悔”。这段经历未让他们付出沉重法律代价，人生轨迹也似乎没有被明显改变——他们成了司机、仓库管理员、服务员，这与未接触喷系的发小并无不同。在他们的成长环境中，多数人本就难考上好大学或找到白领工作。陈小龙的发小如今打零工，从车上卸油搬面。相比之下，他得到了相对轻松体面的工作——司机职位是他在国企管理司机的表哥介绍的。

但“不后悔”本身，就是最深的烙印。他们在十四五岁，只凭“好玩”就能拿起暴力武器的年纪，过早习惯了用暴力解决问题。待到成年后理应形成价值观时，为时已晚——他们被自身的暴力历史所塑造。暴力在他们眼中已如喝水般自然，甚至是“乐子”的来源。

陈小龙和徐昂都提到，和一些互相开盒、骚扰父母的网友后来还能做“朋友”。徐昂抽了一个男孩耳光后，“跟他好好交流，后来大家是朋友”。我问如果被抽的是他呢，他答：“能啊，解决问题了……交流得好就是朋友。”

在酒店大堂，徐昂笑着播放互骂视频，刺耳的脏话让我坐立难安，他却神色如常。晚饭时，他随口说起在广东打了个黑人，“把他干跪了”，并觉得外国人讨厌中国人，是因为“中国人在国外办厂也欺负当地商家”。他看待许多事，仍是敌我斗争的逻辑。

他们将一切遭遇归结为“输了”——这是暴力被游戏化的结果。他们口称“对不起父母”，但没人记得父母被骚扰后的具体反应。徐昂老家被砸，爷爷奶奶在场，但他“没仔细听”他们说了什么。持续的斗争让他们只关注输赢，对真实的痛苦早已麻木。

徐昂25岁，即将去安哥拉做仓库管理员。在他家乡，他带我逛市区，指给我看广场、公园、老宅和母亲工作的工厂。他熟知西瓜八毛一斤，葡萄七块一串，五点后会有老太太卖臭干子。这些时刻，他流露出一种与“喷系”截然不同的温情。

但话题总拐回原点。他声称自己已在举报“同行”，并激烈批判开盒者是“毒瘤”。我提醒他：“你自己也开过盒。”他语速加快，强调正与警方合作，“我觉得我干这些事挺正义……为民除害是好事”。

他提起自家被砸的缘由之一：对手母亲死于车祸后，他说了句“泥头车绝绝子”。

我问：“你不觉得这话很恶毒吗？”

他愣了一下：“没有。因为他活该。”并认为这在圈子里很正常，“大家都是‘nmsl’（你妈死了）去打招呼的”。

我提到网上对逝去抗癌博主的恶评，他表示理解：“你死了又不是我死了……大家只在乎自己。”

“你觉得自己对他人没有同情心吗？”

“我没有任何同情心。”

“你关心的人只限于家人、朋友？”

“对。跟我利益冲突的人，我会完全不留情。”

“难道你不觉得，有一天，别人的不幸也会发生在你身上？”

“发生在我身上，只能说是运气问题。我遇到也得承受，我有什么办法？”

最后，他似乎忘了自己先前的反思——那个关于“线下暴力错了，循环该停了”的结论。他计划着让砸房者赔偿1500元。如果一年内不赔，就派未成年去对方门口叫骂。“我不出面”，他说，“让他们在门口骂，不动手，警察也不能把那些小鬼怎么样”。

他语气平静，带着理所当然：“我只是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这是因果循环”。

文中人物、组织为化名

作者———red

编辑——Vera顾问——王天挺

视觉——pandanap  插画——陈禹

运营——杏子版式——日月

创意——Vicson

出品人/监制——曾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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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议的文件中，又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句话，引发了许多人的遐想和希望。

人们有理由对这句话产生希望。毕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老百姓搞钱容易，生活蒸蒸日上，人们对此记忆犹新。现在普通人搞钱越来越难，当然希望再次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氛围中去。

那么，这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是真的？如果真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能持续多少年？

我不能给出答案。

但是我可以给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标准，供你自己去观察、判断。

那就是，观察地方官员在干什么。

1990年代、2000年代前期，那是典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我记得，新闻联播里，经常报着“军队为改革开放护航”的新闻。不少基层干部停薪留职，下海经商。

走在小镇的街上，可以看到人们脸上洋溢着搞钱的热情，社会喧闹而有朝气。我还看到税务所的大标语：“税务为经济发展护航”。

我还想：“军队可以打击破坏改革开放者，你们收税的，怎么为经济发展护航呢？”

后来了解多了，才明白当年的税务，确确实实做了一些推动经济发展的改进。

例如，包税制。他们税务的说法好像是叫核定税制。

举个例子，你开了个小饭店，你每天流水多少、成本多少，这个，税务部门也很难查得清楚。那么，税务部门就跟你谈：“要不，你一年交10万元税，我也不管你实际赚了多少钱，怎么样？”而且，随便你开多少发票出去，税务部门也不根据你开的发票让你缴税。

我知道北京有个朋友的企业，每年营业额几千万，利润应该在1000万左右，而税务部门给老板定的包税是：70万元。当我知道这个数字时，还想：“这税不算高啊，不错。没想到就连北京也能灵活处理税务。”

那么，北京的税务部门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因为全国其他地方都在这么做，以吸引投资，北京也就只能这么做。要不然，企业都跑其他地方去了。包税制，看起来税率不高，但，税务部门也节约了稽查成本。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了，民间有钱了，税源多了，税基宽了，税务部门的税收还增长了。地方官员把这叫做“放水养鱼”。所以那些年，地方财政在不到10年内，就从负债累累变成手里有大把钱花。

到了2000年代的后期，我去饭店吃饭，结账时，服务员问：“要发票吗？不要发票可以送你一瓶可乐。”我意识到，经济的高速增长可能要结束了。因为，包税制的时代结束了，开发票要按发票缴税了。

所以，这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是真的、能持续多久，不用去观察各种文件，只要看地方在干什么就好了。文件经常会写很多延续之前的文件的话。比如之前说了绿色经济，那新的文件也会重复一遍。又比如之前说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那么新的文件基本也不会去掉“高质量”这个定语（要是真的能去掉这个定语，那可太振奋人心了）。所以从文件中，你其实很难判断上面的重点。

如果地方把主要精力放在招商引资、放水养鱼上，那就是真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更具体地说，你可以观察一下书记县长外出招商的次数、税务是不是松了一点、环保局的人上门是不是少了一点、各部门聘的编外人员是不是减少了，等等。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县里有没有学习湖北的“一切国有资产证券化”、“不用则售”？

通过这些迹象，就能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是真的得到贯彻。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维权网：是关注中国人权的非政治性非营利的知名公益组织，由一群志愿者运营。其每个月都会发布的《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是记录中国维权人士遭遇的重要平台。

一、美联社：美国政府长期默许甚至协助企业向中国出售监控技术

10月29号，美联社发布了一篇调查新闻。他们发现，尽管历届美国政府公开警告中国在国家安全及人权方面的风险，但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美国政府不仅多次允许，还在某些情况下主动协助美国企业向中国警方、政府机构及监控公司出售敏感技术。报道批评称，这些技术被用于构建中国的监控体系，引发争议。

文章封面截图

报道指出，自2023年9月以来，美国国会曾四次尝试关闭一项关键的出口漏洞，即中国企业绕过芯片出口禁令，通过美国云服务租用高性能AI芯片。但每一次立法都因科技企业及行业协会逾百名游说人士介入而失败。与此同时，仅在2024年，中国就从美国企业购买了价值207亿美元的芯片制造设备。

更具争议的是美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美联社披露，特朗普政府在今年8月同意解除对英伟达 (Nvidia) 和AMD的先进芯片出口限制，以换取15%的销售收入分成，并宣布政府持有英特尔10%的股份。对此，民运人士周锋锁批评称：“美国政府让企业主导议程，忽视它们如何帮助北京监控和审查人民……这是战略性的失败。”

美联社还通过调查公开记录、会议证词、游说文件及数十次现任官员访谈指出，美国政府曾通过商务部下属的美国商业服务机构，为本国企业与中国公安系统牵线搭桥。早在2007年，美国商务部就曾举办题为“如何向中国安全市场销售监控工具”的讲座，并提供“市场渗透策略”。

文章批评称，美国政府对外“公开强硬”，但私下仍与企业合作：“即便在警告国家安全和人权侵害问题的同时，美国政府……仍一再允许甚至积极协助美国企业向中国警方、政府机构及监控公司出售技术。”

此外，云服务成为新的漏洞。尽管一些中国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但它们依旧可通过微软 Azure 和亚马逊 AWS 使用高性能计算及视频监控存储服务。例如，国有企业国投智能公司曾寻求访问 AWS 和 Azure 的大数据平台；上海齐治研究院则计划采购价值 28 万美元的 Azure OpenAI 服务。美联社还发现，尽管微软称未与受制裁的中国企业海康威视合作，但公开资料显示，海康威视仍使用 AWS 向海外提供 “HikCentral” 监控平台。

美联社还引用新疆维吾尔族幸存者古丽巴哈尔·海提瓦吉的证词。她曾因中国警方使用基于美国技术的监控系统被标记为“恐怖分子”。她表示，“再教育营”中“连厕所都装有摄像头”。她控诉说：“美国明知后果严重，却仍出售这些技术，令人失望。”

在国会层面，关闭漏洞的努力持续受阻。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 (Chris Smith) 表示：“我们过于天真甚至共谋……把足以摧毁西方民主的能力卖给一个敌对政权。”民主党参议员罗恩·怀登 (Ron Wyden) 则批评称：“这些公司的共同点就是为了钱。”尽管拜登政府将中国监控技术公司列为“非凡威胁”，并提出限制面部识别与 AI 设备出口，但相关规则仍因企业反对而被搁置。

最后，美联社指出，美国科技企业在中国监控体系中的角色远超公众认知，而政府在经济利益面前的犹豫，使人权与国家安全问题持续陷入僵局。

二、维吾尔人权专家：欧洲忽视中国跨国镇压风险，制度与应对机制严重滞后

达里娅·因皮翁巴托 (Daria Impiombato) 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曾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工作，并因研究维吾尔人权问题而知名。

近日，她在《外交家》杂志 (The Diplomat) 上刊文，指出西方国家对跨国镇压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问题的关注正在上升，然而欧盟却仍未能建立足够有效的防护机制，来保护居住在欧洲的异议人士、少数族裔与海外华人社区。文章称，中国等威权国家正在通过合法与隐蔽手段在欧洲境内施压异议人士，而“欧洲对此准备不足，执法体系与保护机制存在明显漏洞”。

文章封面截图

文章引述欧洲议会一份研究报告称：“欧盟成员国在履行保护面临危险的人权维护者的义务方面未能尽责。”据悉，G7 国家今年 6 月联合承诺加强合作以反制跨国镇压，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也呼吁各国对应此类行为“零容忍”。

然而，文章指出，北京已形成系统性策略，针对对象包括异议人士、维吾尔人、西藏人、港人、记者、学生和流亡政治活动者。不仅通过官方渠道如引渡协定、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施压，还广泛依赖“秘密手段”，例如网络入侵、监控、威胁在华家属等。国际调查记者联盟 (ICIJ) 今年披露，在 23 个国家（其中包括 10 余个欧洲国家）发现“中国跨国镇压”案例，称其为一场“精心策划的全球性活动”。

例如，中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扩大海外执法影响。文章称，北京频繁使用“红色通缉令”请求，使欧洲警方卷入“政治动机驱动的拘捕”。尽管欧洲人权法院在 2022 年以“中国政权具有威权性质”为由确立拒绝引渡的先例，但部分国家仍与中国签署或推动新的引渡协议。比如文中提到，“中国近日与匈牙利敲定了新的引渡条约，据报道该条约还允许中国执法人员与匈牙利警察共同巡逻。”

此外，隐性恐吓也在蔓延。文章提到，今年有两名外国代理人因雇人恐吓批评习近平的美国居民而被捕。达里娅指出，此类行为“破坏社区内部信任，助长自我审查，并削弱侨民知识储备”。

报道强调，仅靠惩治间谍或外交层面抗议是不够的。“若仅将跨国镇压视为国家间干涉，则可能掩盖更隐蔽的镇压形式。”因此，她建议欧盟必须制定法律定义，建立跨机构监测和数据收集机制，并将处理跨国镇压纳入欧洲刑警组织的权限。

文章还建议欧盟应借鉴加拿大经验。例如，加拿大将跨国镇压视为“加拿大主权和民主面临的最大战略挑战之一”，成立“外国干涉监察机构”、推动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并通过新立法。

最后，达里娅警告称，如果欧盟仍停留在政治表态而非实际行动，“威权国家就将继续在欧洲境内恐吓社区，侵蚀欧洲本土的民主韧性”。因此，欧盟需要采取行动，刻不容缓。

三、维权网：十月中国新增52名良心犯

维权网（公民维权志愿者联网组织）于 2025 年 10 月 31 日发布《十月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报告显示，上期名单中的 32 人已刑满释放，并获悉有 2 名被羁押者被判刑，22 人狱中有新动态。同时，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 28 人以及被判刑 24 人，共计 52 人。被捕的主要原因包括从事宗教活动、少数民族维权、维权上访以及参与民主人权活动等。

1. 本月获悉上期名录中刑满释放的 32 人名单：

王巧芳、崔建秀、邓天玉、季玮、李华、
李巧莲、李新、刘红霞、刘敏娜、刘庆余、
刘卫汝、刘珍俐、马海云、潘晶、帅仁兵、
司孝洪、唐雪英、王凤英、王迦勒、徐永清、
杨波、杨树珍、曾琴玲、张娟、周海燕、
陈如勇、李桂林、赵云峰、付雁丽、石锐、
杨桂娟、余钱

2. 本期获悉狱中羁押者遭判刑的 2 人名单：

9 年：彭立发
4 年：赵春红

3. 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的 28 人名单：

李贵文、黄琳婷、胡洋、马树涛、李向阳、

“109 锡安教案”：金明日、王林、刘江、孙聪、高颖佳、尹会彬、刘炳彬、稳成林（原名：林书斌）、孙学、汪中。被羁押的十三位女性信徒包括：王聪、杨丽君、米沙（原名：魏云斐）、明丽（原名：朱明立）、崔晓乐、吴小雨、李盛娟、胡燕子、战歌、图雅、安梅、黄春子、M 姐妹。

锡安教会牧师金明日，图片来自维权网

4. 本期新增被判刑的 24 人名单：

8 年：白鸿敏、
7 年：侯秀英、
6 年：李玉芬、
5 年 6 个月：吕先锋、樊云鹏、杜长江、
5 年：李瑞花、
4 年 9 个月：盛桂兰、
4 年 6 个月：杨福军、
4 年：张芝榕、刘金果、
3 年 6 个月：袁轶群、王君平、
3 年 5 个月：左秀云、
3 年 3 个月：王杏妹、
3 年：吴少川、余梅、
2 年 6 个月：郭海成、赵彩霞、
2 年：李庆胜、朱细霞、
1 年 6 个月：李坤芳、王均恒、
1 年：李桂芹

报告称，截至目前，中国共有 1706 名在押政治犯、良心犯，其中死缓 11 人、无期徒刑 17 人、有期徒刑 1419 人，刑期不明 28 人，羁押未判 259 人，另有大量人员被精神病或强迫失踪情况未完全记录。

每位政治犯、良心犯的被捕原因详情可访问维权网：《维权网：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2025 年 10 月 31 日）第121期（共1706人）》。

完整阅读：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22378.html

别问，问就是负能量

上官正义，又惹上麻烦了。

上官正义提供了一条贩卖婴儿的线索，警方据此解救了3名婴儿 ，抓获4名嫌疑人。

官方机构发了热情洋溢的通报，官方媒体发了喜气洋洋的新闻，网友群情激奋，高喊“必须严惩”。

如果你以为这是一出警民联手惩治犯罪分子的感人戏码，那就有点天真了。

上官正义到达怀化市城南派出所后，一位所长说他违法了，强制收了他的两部手机，派专人监视控制他长达3个多小时，上厕所都困难。

先是被告知自己违法，后又被抢走两部手机，还被多人看管，上官正义有点慌，趁上厕所的时候，用裤兜的那部手机，发微博请求网友关注。

然而，怀化鹤城区公安分局一田姓光头领导，在听说上官正义千里迢迢送线索协助警方办案，怒了，竟然说——

你怎么不去帮美国打仗？

整个过程，上官正义写了一篇长微博，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这件事，让人看得不仅憋闷，而且疑惑：

上官正义千里迢迢，上门提供线索，帮助他们破案立功，不嘉奖也就算了，怎么就违法了呢？

人家已经到派出所配合调查了，而且还有举报材料，怎么一直被当成“犯人”一样被呼来喝去？

都不用调查取证，不用走法律流程，某些人嘴一张，就给人定罪了？

如此匪夷所思的态度和做法，怪不得很多网友都觉得背后有猫腻，纷纷表示，上官正义是动了这位所长的蛋糕了吧？好好查查这个所长。

但我觉得，不至于，而且说这话完全没有根据。其实，从他们的话里，不难看出他们的心态。

上官正义说，你们发现不了的，我发现了，千里之外拿着证据，人赃俱获，这时田姓光头领导生气了，说出了一句没头没脑的“你怎么不去帮美国打仗？”，乍听之下觉得莫名其妙，抓人贩子和美国人有什么关系？上官正义为啥要去帮美国打仗？

但仔细琢磨一下，就明白这位领导的潜台词是：

“我们自己抓不着罪犯吗？需要你千里迢迢来教我们做事？千里之外，我看你是没事找事，要是闲得没事干，你怎么不跑得更远呢？美国够远吧，你怎么不去帮美国打仗？”

一句话，嫌上官正义多管闲事。

这种脑回路，非一般人能拥有。相比之下，说上官正义违法的所长就比较实在了，他让上官正义删除微博，并表示他们已经在查了。

当然，事实上他们确实在做事，就在上官正义被看管的那段时间，他们根据他的线索，又解救了2名婴儿。

这位所长的思路也不难理解：事情可以默默地做，功劳也不介意由他人协助，但“负面”影响最好不要有。

也许，正是在这种思路的驱动之下，这位所长才以“违法”之名，逼迫上官正义删微博，以消除负面影响。

总之一句话，他们只想要上官正义带来的功劳，但并不欢迎上官正义同时带来的“负面”影响。

上官正义提供线索，找回被拐卖的婴儿，抓住丧尽天良的人贩子，按理说应该是普天同庆的大好事，然而，从上官正义的表述来看，虽然违反常理，但怀化有些人显然是不高兴了。

也许是嫌他没事找事，也许是讨厌他把脓包戳破，上官正义在一些人眼里，都是一个“惹是生非”的人，没有他，拐卖婴儿的丑陋行为就不会被发现，更不会被曝光在网上，怀化仍然是朗朗乾坤，风平浪静。

但是，上官正义带着线索来了，有些人就被裹挟进了一个他人安排临时任务，这多少冲击了他们的权威感。而在网上的曝光，又破坏了和谐的氛围，甚至可能影响相关部门的绩效考核。

可能，他们就是不喜欢有人“生事”，他们喜欢所有人都乖乖的，装作啥事都没有，只有无穷无尽的正能量，阳光普照，天下太平。

这就是上官正义的尴尬，他虽然做着正义的事情，虽然能够帮助被拐卖的家庭免遭灭顶之灾，虽然能够帮助相关部门立功领赏，但是他本人却成为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我相信，上官正义自己对这种尴尬处境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每次遇到违法问题，他都会保留完整的录音和视频，他说这是为了保护自己。

在长文最后，上官正义说，我是举报者，不是犯罪嫌疑人！公开恳请湖南方面追责！

所以最后，冒着一定的风险，我也要声援一下上官正义的诉求，不要让好人寒了心，不要让英雄流汗又流泪。

11月2日，湖南怀化市公安局鹤城分局通报，根据群众举报线索解救3名疑似被拐卖婴儿，抓获4名犯罪嫌疑人。

这里的举报群众就是网民上官正义，他告诉封面新闻记者，这伙人贩子以袁某（女）为主，推测她卖过或正在售卖的孩子至少有5人。

记者拨打鹤城分局主要负责人电话，希望核实相关信息，对方听完记者的问题后挂断了电话。

这位负责人的反应有点奇怪。贩卖婴儿这个事确凿无疑，已经有蓝底白字为证。

记者希望了解举报人提供的信息，涉及主要犯罪嫌疑人有没有落网，还有没有其他被贩卖婴儿。

正常情况下，那位负责人做个肯定或否定回答即可，要是案件正在办理，就说“暂时不便透露”也行，为啥一声不吭挂了电话？

查处贩卖婴儿的人贩子，本来是打击类型犯罪的好事，值得宣扬，还能震慑一下蠢蠢欲动的犯罪分子；并且让提供贩卖便利的平台有所警惕，不要做帮凶；还能普法，让人们知道哪怕是所谓民间送养也是违法。

从许多角度看，警方都该从从容容地回应媒体和外界关切，而不是冷漠置之。

当然，更让人震惊的，是上官正义在微博上描述的奇怪遭遇。

按他的说法，在摸清贩卖婴儿线索后，他假装买家赶赴怀化，与犯罪嫌疑人接上头，当地警方接到他的举报后，现场抓捕了两名男子，带回了一名婴儿。

因为还有同伙没落网，上官正义拿着举报材料到当地派出所，同时在网络平台发布了相关情况，呼吁彻查深挖。

随后，他被派出所和分局的人看住3个小时，曾被要求删微博，被没收手机，上厕所都有几个人看住他。

目前，这是上官正义的单方面说法，是不是属实，有待警方回应和更多客观证据的出现。

如果他的说法属实，警方对他的扣留，怎么看都不像是 “协助调查”，也不像是个误会。

假如警方怀疑他违法了，是“钓鱼执法”，要求他“必须实名作笔录材料”，那么扣留期间,为何没任何人提及案件嫌疑人的情况、问他要举报材料？

按上官正义的说法，他被滞留在派出所的几个小时，鹤城公安分局和怀化市公安局的科局级警官都在。

按理来说，弄清楚举报人是不是“热心群众”并不难，可最后还是折腾了一番才放行。

上官正义说，这事的最后，是当地公安“一把手”到车站为他送行。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举报人没啥问题。那他在当地受到的对待，就这样一笔勾销了？

封面新闻报道，人贩子曾向上官正义出示户口本、出生证明、疫苗本等资料，这些信息，让人怀疑贩卖婴儿存在一个犯罪链条。

上官正义讲述的在举报后被扣留、没收手机等经历，更让网友质疑，当地警方是否存在查处犯罪不力、不愿深挖的可能。

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不好随便下结论，但怀化警方就此专门说明，看来是需要的。

也有人猜测，因为某种考核的原因，相关部门对辖区出现贩卖婴儿的案件可能要担什么责任，不想看到舆情发酵，而上官正义作为打拐网红，势必要掀起不受欢迎的舆论关注，放大可能的问责压力。

于是对上官正义先扣留，要他删博，没想到他用第三部手机上微博呼救。看事情越闹越大，才礼送出境，搞了一出“先兵后礼”的被动套路。

如果该猜测属实，当地若真是害怕上官正义举报人贩子带来的舆论压力，现在算是“得偿所愿”了。

现在网民希望怀化市公安发个解释，有没有扣留上官正义3小时？如果有，为何要对他采取措施？

过去不少案例表明，害怕舆情的人往往会迎来猛烈的舆情；如果一再回避，避重就轻，舆情只会更沸腾。

上官正义举报怀化鹤城区的人贩子之后，犯罪网络有没有被摧毁，是人们十分想知道的。

可当地相关部门目前的态度，又让人觉得这个案子似乎让所有人都不高兴：办案的不高兴，举报的不高兴，落网的人贩子肯定也不高兴。

明明该是皆大欢喜的“群众举报”破案，为什么走到这步田地呢？

大清早翻翻热搜，直接清醒一整天。

上官正义举报贩婴，自己反被警方扣留，并且连手机都遭到强制收缴。好家伙，明晃晃的抓举报者，但凡稍微体面个一点点，也不至于连装都不装一下吧。

上官正义称，最初他卧底多天，摸清了一个藏匿在湖南怀化市的人贩子的底细，该人贩子“能力不小”，除了贩婴之外还可以一条龙帮办理出生证明，洗白身份。

线索掌握了，甚至连证据“已售卖多名婴儿”都找好了，然后上官正义将这些信息提供给怀化市鹤城区派出所，成功解救了婴儿，抓了两名嫌疑人。

结果没想到，事情办完之后，当天下午城南区派出所所长转头说举报人上官正义违法了，“强制收了他两部手机，派专人看管他”。上官正义迫于无奈，借上厕所的机会，用裤兜里藏住的最后一部手机，在网上发信息“请求大家关注”。网上舆论开始传播，当天晚上，上官正义又发文感谢网友的关注和关心，已平安离开怀化市。

这是简述，你要是自己去看上官正义的全过程描述，简直是惊心动魄。并且字里行间完全能感受到，他时时刻刻在保护自己，比如录音、叫120并留下出诊记录，拒绝吃他们提供的任何东西，包括饭和水……这简直讽刺到家了，一个刚刚协助民警抓获了犯罪分子的老百姓，不敢吃警察提供的任何东西，还要通过各种手段来间接性的证明和保护自己。

作为警察，属地上有人贩卖婴儿，不管不问。普通人冒着危险，付出时间帮助你们把人贩子揪出来之后，等来的居然是这样的对待。

尤其那位城南区的所长，竟能弄出一个“上官正义是钓鱼执法”的理由出来，我都惊呆了，这所长真懂法律吗？我都怀疑他知不知道钓鱼执法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除此之外，更是夸张的直接认定上官正义“违法了”，让手下把上官正义逮起来，收走他的手机并要求解锁。

您这是“既当所长又当法官”吗？公民有没有违法，派出所所长一句话就够了，那还要法院干什么，反正这位所长都言出法随了。说你有罪你就有罪，就可以抓你，没收你的手机。

甚至看到别人在厕所里发条“求助”的微博，都怒吼吼的冲进去。心虚到这般地步，真叫人瞠目结舌。人贩子看了估计都有点莫名其妙吧，你怎么比他还慌？

里面还有个诡异的细节，上官正义被控制期间，说自己是千里迢迢上门来主动配合，带着证据，帮他们抓人贩子，而且现在人贩子也抓到了，并且是最直接的方式，“人赃俱获”，人贩子想赖都赖不掉。

结果，田姓警官怒了，骂到，“你怎么不去帮美国打仗？”

这句话，大家不妨代入具体的情景之中，想象一下在上官正义举报贩婴人员，并要求警方将其抓捕之后，这位田姓警官的心情。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句“你怎么不去帮美国打仗”的意思，是在指责上官正义“多管闲事”吧？

这个细节，很多网友，包括前调查记者邓飞也注意到了。

上官正义称，“目前为止，湖南省怀化市方面，没有任何单位就我昨天被强制抢夺手机、被拘禁3个多小时来了解情况。”

你得多给他们一点时间，好编一个像样点的理由。

可能，他还在等一个解释，那是对上官正义做完好事被冤枉、被扣留之后内心憋屈的一点点慰籍。网民们也在等这个解释，那是希望得到的最后一点官方态度，聊以自慰：正义尚在。

然而它是无意义的。这样的解释，来与不来，迟与早，都不过视网络上的舆论而定。它是虚伪的，言不由衷的。站在无数普通人的视角，看他们说什么根本没用，你得看他们做了什么。

说实话，我对怀化这个地方本没什么了解，谈不上喜或者不喜，如果说提及怀化能想到什么，可能便是很久之以前轰动一时的操场埋尸案了，我还记得那位“主角”叫做邓世平。

如今，新的印象又增加了。那里有一位脾气暴躁，权力滔天的所长，以及他的一些所作所为。

上官正义抓人贩子违法，怀化城南派出所是人贩子保护伞？

说来也奇怪，打击犯罪是警察的责任，可是呢？在湖南怀化就不一定了。

上官正义在“打拐”方面知名度很高，许多人都认识他。他做的事，也替警察叔叔们解决的许多问题。但这一次，他踢到钢板上了。解救了一个孩子，抓住两个人贩子，结果他“违法”了，被怀化城南派出所所长提溜进了局子，没收了手机，差一点就人间消失。

上官正义是这样描述的：“我是举报涉拐线索，现场解救了一名婴儿，抓获了两名嫌疑人。而你们城南所长，说我违法了、强制抢夺我的手机、数名人员监视3个多小时，上厕所都不准。湖南怀化，我不是犯罪嫌疑人。期间怀化市局科长说还我手机，鹤城分局田姓领导态度极其恶劣，拒不归还，直到近6点才还手机。相关的录音，我会公布！”

田性领导态度极其恶劣……帮他抓犯罪分子解救儿童竟然还倒打一耙，真怀疑此人是人贩子的“保护伞”，屁本事儿没有一点，耍横倒是很有一套。还有一种可能是，这些警察被上官正义抢了功劳，脸上挂不住了，或者是当地政府宣传，该地区不存在人口贩卖行为，结果……

这种事以前在我们当地也出现过。有些丢孩子的家长放弃工作，骑着车子夜以继日地全国各地找孩子，但是几乎都找不到。还记得刘德华演的那个电影吗？电影《失孤》里面，刘德华问大师：“我到底能不能找到我儿子？”大师的回答道：“他来了，缘聚，他走了，缘散，你找他，缘起，你不找他，缘灭，找到了是缘起，找不到是缘尽，走过的路，见过的人，各有其因，各有其缘。多行善业，缘聚自会相见！”

被拐走的孩子也许永远不会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也许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在寻找孩子的路途上死掉了……哎，那真是一个个悲伤的故事。我觉得，上官正义是英雄，但是在某些警察眼里，他真是一个棘手的家伙。我想，那些抓他的警察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甚至是坏种！

不出意料，郑智化还是清空了微博。

在很多人看来，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遗憾的结局，但是据我多年对互联网生态的观察，这既是一个必然的结局，对郑智化来说也是一个最好的结局。虽然无奈，但足够省事，也相对安全。

郑智化并不是一个活跃的网络大V，甚至有点“过气歌手”的嫌疑。也是因为这次网络吐槽，他才重回大众视野，可是没想到，一不小心就站到了风口浪尖，从一个吐槽者变成了一个道歉者，进而“清空自己”，主动“消失”。

这几乎是当下网络时代所有公共表达的宿命。郑智化的前面，已经有过太多前车之鉴。比如方方，比如罗翔。关于网络对此二人刻意的误解性攻击，我们此前在文章中就有澄清和探讨（详情可见《张文宏的论文与方方的别墅》《微博太卷，罗翔不够用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共议事生态呢？

你要是点赞某一项、某一地的公共服务，大可以有感而发，几乎会得到所有有关方面或无关方的附和及传播。

但是如果你要批评或吐槽某一项公共服务，就要提前做足功课，要化身这一领域的专业人士，而不仅仅是一个顾客，此外还要具备相当于央媒时政部水平的编辑功力以及执业律师的语言规范，尽可能地用白描去讲述委屈。

修辞是用来形容正能量的，对负面监督或建言不适用。

你就看郑智化吧，以至于在吐槽一件自己亲身遭遇的事情时，还不得不加上某种前置定语：“深圳是我喜欢的城市，深圳人也是卓越的……”

我们似乎很少从类似的讨论中看到“公共”，更多的其实是“集体”。也许在不少人看来，郑智化的吐槽冒犯了深圳人，冒犯了机场工作人员，冒犯了某种和谐的宏大叙事，哪怕他们身在深圳却无当地户籍，可能从未坐过飞机，也不在宏大叙事之中。

你说他们真的严谨吧、心细吧，他们似乎又刻意不去看清楚，郑智化说的“冷眼看着”，主语只是操纵升降车的司机，并不包含现在的其他工作人员，且在第二条微博回应中强调了这一点。

你要说他们就是没有什么监督意识吧，他们又习惯于监督监督者；你要说他们没什么权利意识吧，他们又十分明白自己有“批评郑智化”的权利。

反而，没有人再追问视频的完整性、从何处来，以及是否遵循了必要的合法程序与意见征求。

这些人显然也知道，早在郑智化发布吐槽博文之前，“连滚带爬”这个词语就已经泛滥于各大传播平台。无论是对王世坚原视频的再加工，还是进行二创、三创，几乎都以一种正面的叙事在释放，甚至不少官方机构也加入其中。人们乐此不疲。

但是等到郑智化去使用，却产生了强烈的应激反应。他们开始追究词语的准确度和适用性，突然变得严谨严肃起来，完全换了一副腔调。

我们差的仅仅是那25厘米吗？恐怕远远不止。

事实证明，搞臭一个人，远比解决一个问题容易。

如果公开信息没错的话，郑智化马上就要过64岁生日了。希望这位老人今后的生活不被打扰，不会突然有一天被人揪住什么，然后拿出来批判：“就说吧……”“早就看出来了……”“一切都是有迹象的……”

就像以往那些从网络消失的表达者一样。

上期周报：【CDT周报】第242期：好一个没办法，那你们存在的意义何在？

过去一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章2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2条，刊登读者投稿3篇，投稿请点此。

编者的话：

10月25日，知名台湾歌手郑智化在微博发文，称在深圳机场出行时遭遇不便，批评机场“对残疾人的态度没人性”，话题“郑智化怒斥深圳机场”随即登上微博热搜。郑智化称，他在深圳机场登机时，升降车离机门地板25公分，导致他的轮椅推不进飞机，腿也跨不进机舱门，最后以一种“连滚带爬”的方式进飞机。当晚，深圳机场发文称将立行立改，增加保障人员并试点启用登机连接装置，同时对郑智化表示歉意。随后，一段郑智化登机时的监控视频在网络流出。画面显示，他在多名机场服务人员的搀扶下登机，并非其所称的连滚带爬。舆论因此出现反转，部分网民指责郑智化“夸大其词”、“故意带节奏”。

10月27日，郑智化再发微博道歉，称连滚带爬的表述出于气愤，用词不当，并感谢现场工作人员的协助。郑智化的道歉也引发了网络舆论的分化，一方继续批评他是别有用心，甚至将问题政治化、阴谋化，例如有人认为郑智化在两岸敏感时期（中国加大统一宣传力度）刻意抹黑大陆，大概是以“台独”立场向大陆输出舆论战，抹黑大陆的基建和机场；另一方则坚定认为，事情的本质只是“机场的无障碍登机流程是否存在问题”。讽刺的是，这一关乎身障人士权益的公共议题，最终却演变为了当事人被迫道歉。此外，还有网民质问监控视频是从哪个渠道流出的——整个事件中有人报警了吗？当事人同意监控公开了吗？

之后，大量网民表示自己曾见过“连滚带爬的郑智化”，分享他们对于中国残疾人出行困境的观察。普遍的结论自然是当前社会的文明程度还远远不足，也完全做不到与国际接轨。正因如此，人们很难在公众场合见到残障人士，他们在现实社会中被迫隐形了，而这样的人在中国有大几千万。也有网友指出，舆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巨婴价值观”，很多人习惯把对残障者的照顾视为恩赐，要求他们感恩戴德，但他们真正需要的是通过完善设施实现独立自主，而不是看起来很像某种拖累。还有网友讽刺，郑智化想要的是尊严，但很多人觉得尊严可有可无，我且“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你还想“从从容容，游刃有余”？这种让台湾人无法理解的生存哲学和大局观念，恰恰是两岸社会最根本的精神落差。

也有网友为郑智化辩解说，那句摘自《没出息》的“连滚带爬”本质是气话，类似于“难吃死了”。但在中国社会，名人越有影响力，风险也越难掌控。郑智化固然可以等来深圳机场的道歉，可如果是真的批评中国政府，反对武统台湾，或者仅是批评严厉的安检——那结局，大概就真得连滚带爬了。11月3日，有不少网友发现郑智化的微博已清空，在之前郑智化还录视频详细回应了机场事件，说自己只是想批评升降车司机冷血，以及深圳机场的管理规定太脑残。郑智化离开微博前的耐心解释，不少网民依旧拒绝倾听，对他进行持续辱骂攻击。就连央视网都发布了一篇撑郑智化的评论《公共议题讨论，要允许“不完美表达”》，其中提到“无论郑智化的表述是否夸张，残障人士登机困难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应该不苛求完美表达，而珍视问题的曝光；不沉迷情绪对抗，而追求理性解决；不限于一时一事，而致力于推动系统性进步。”

与此同时，经济观察网也顶着一定压力发表了《郑智化无须道歉》的评论，批评“有戾气的失焦对讨论公共议题有害无益”，其中也提到：难道一名残障人士，只有狼狈到真的连滚带爬了，才有资格站出来吐槽吗？有这样想法的人，没有真正理解什么叫残障人士拥有平等权利，无障碍出行环境应该是什么样子……不要忽视“自主”对残障人士的意义，这意味着自由，也意味着尊严,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只有理解了残障人士诉求的同等权利里包含了自主与自由，才能在无障碍环境建造时更精准地支持他们。也有网友一针见血的指出一个根本性问题——可以让弱势群体也感到很舒适的系统，也一定能保障更多人的权益。与之相反的，如果只有强大的人才能良好生存的世界，那不就是丛林么？是什么人希望我们的世界退化成丛林？

10月29日，作家张丰在公众号“城市的地得”发文称，其在成都创办的有杏书店因“不可抗力”将于11月底关门。有网民留言询问“为啥呢，活动一直不错”，张丰回复“这就是原因”。上个月，张丰邀请基本常识的作者项栋梁在书店举办“走出食物焦虑”的讲座，但讲座遭到有关部门叫停，理由是“活动没有进行报备”，之后书店被要求“认真整改+取消整月活动”。张丰曾在文章中强调市民的一种公共觉醒——人们需要关注和投身于公共生活，体察他人的痛苦，想办法改良社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文明、更有温度。很显然，有杏书店就是探索公共生活更多可能性的一种尝试，而这种对于公共空间的温和拓展，仍难逃被当局扼杀的命运。

此前张丰对自己的第二故乡成都的看法总是很正面，以至于有人讽刺他是“蓉吹”。但他并不避讳这种爱乡之情——“我认为这个城市是属于我的，而我也属于这个城市”、“自己在成都有扎根的感觉”。他还坦言自己把“开书店”看成一个动词、一种建造，是对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其中有爱，自然也有代价。书店会被拔掉，但是脚下的土地不会。微信作者黄英男在惋惜之余也表达了与张丰相似的乐观看法，他说：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书店被消失，恰恰是它的荣光～ 有杏书店消失了，但新的一切，开始了。的确，张丰的有杏书店让人们看到了在现实压力下仍坚持公共表达的意义——那是一种以温和之姿，抵抗沉默的巨大勇气。

一周荐读：

• 【CDT报告汇】中国劳工观察：星巴克华南地区门店学生工薪资低于法定最低标准（外二篇）

星巴克学生员工群体名义上是“勤工俭学”，往往却承担与全职员工相同的工作职责。然而，他们却领取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时薪（约 18 元人民币），也无加班费和年终奖金。部分门店要求学生工签署放弃工伤保险的条款，这与中国的《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险法》相抵触。报告指出，这些学生用工安排“处于法律与执法的灰色地带”，甚至可能构成对“勤工俭学制度”的滥用。

• 【CDT月度视频】十月之声（2025）——“你抓不完，这多人你抓不完”

2025年10月，中国数字时代搜集整理了过去一个月（2025.9.27—2025.10.28）期间反映国内热点事件的网络视频，以时间为序进行混剪制作了本月月度视频——《十月之声（2025）》。在内容上，该片揭示了当局的言论审查、权利打压，也记录了民间疾苦、民众呐喊与抗争；在形式上，该片模仿了2022年4月22日发布、随即风行全网并遭到审查的抗议上海封城的短片《四月之声》。

一周关注：

• 【网络民议】能让弱势群体也感到舒适的系统，也一定能保障更多人的权益
• 建设性意见｜把郑智化的遭遇政治化，既愚蠢又邪恶
• 装看见｜郑智化的愤怒，与文明的底线
• 浣花溪杜甫｜郑智化“连滚带爬”的争论，是两种社会参照系的差异
• 玖奌杂货铺｜网暴郑智化，很是莫名其妙
• 城市的地得｜强者友好的地方，谁又不是连滚带爬
• Tiny4Voice｜我们都需要感谢郑智化的“撒娇”和“矫情”
• 就叫熊太行也行｜这是一片严苛拷问受害人的土地
• 往事和随想｜请用文明来“征服”郑智化
• 经济观察网｜郑智化无须道歉
• 读宋史的赵大胖｜一想到这样的人关注了我三年，我就不寒而栗
• 木白文笔平平｜经济观察报还是很敢说的
• 尘了记事｜追问：网络上郑智化登机视频是从哪个渠道流出来的？
• 水瓶纪元｜“郑智化-深圳机场事件”：残障人士应该“受助感恩”还是平等参与？
• 读宋史的赵大胖｜希望宋真宗的这段话，能给今天围攻维权者的人一点启发

10月25，台湾歌手郑智化（代表作《水手》《星星点灯》《大国民》等）在微博发文讲述在深圳机场出行遭遇不便，斥责深圳机场“对残疾人的态度是最没人性的”，还表示自己“连滚带爬进飞机”。相关话题“郑智化怒斥深圳机场”随即登上微博热搜。当晚，深圳机场发文称将立行立改，增加保障人员并试点启用登机连接装置，同时对郑智化表示歉意。

• 【404空间】城市的地得｜好了，今天就告别吧
• 【404空间】麦客自留地｜如果一定要告别，且站直了，给它沧海一声笑——写给有杏书店
• 城市的地得｜不用再给书店送花啦
• 城市的地得｜对成都的最后一点爱
• nan说｜今夜，让我们为一个书店的消失举杯
• Loong Yee｜张3丰的世界已注销
• 蓝书屋｜独立书店，承载公共生活的可能性

我曾想过很多种书店结束的方式。可能性最大的就是不可抗力——现在它真的来了。有杏书店将于11月28日关门。知道这个消息，我几乎是面带微笑。我知道有这一天，只是不确定它什么时候发生罢了。我开书店的态度，一直就是如此：如果只有一天，你会如何办一个书店？就像“即将死去”一样活着。

• 【中国哭墙】今年的祝福依然在，李医生生日快乐（10月1日-10月31日，2025年）

2025年10月1日—10月31日，距离李文亮医生去世已2018—2048天。这位在武汉新冠疫情期间因为说出真话成为悲剧英雄的普通眼科医生并没有被民众遗忘，为公共安全与健康充当“吹哨人”成为他闪亮的墓志铭。在李文亮医生留下的微博的评论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写下日记”，“诸多双耳朵仍铭记着他吹出的悠长哨响”，网民们在这里和李文亮医生一起分享和倾诉自己的生活与命运。

• 【图说天朝】北京三里屯“开放党禁”抗议横幅：建立自由、人性、法治的新中国

10月25日，中共20届四中全会闭幕不久，北京三里屯街头有抗议者在一栋建筑上挂起了两面横幅：“共产党的本质是反人类的邪教，它们必将给中国带来无尽的灾难”、“开放党禁，自由组党，自由竞争，自由选择，建立自由，人性，法治的新中国。”两则横幅末尾均有署名“pque2025”。近年来，此类型的抗议事件多次发生，网民大都称抗议者为“勇士”。

一周惊奇：

• 【404文库】情况有点复杂｜“还是要看镇上的处理结果，不能被当枪使了”

事情节点梳理：10月14日，人民网留言板上，ID“23919543”给四川省绵阳市委书记左永祥留言：“绵阳市安州区秀水填*工厂污染，绵阳市安州区秀水填石红村农作物受污染和老百姓呼吸困难，希望上级领导重视。”

• 远川研究所｜公考机构，玩不起了

人民群众对编制的热情有目共睹。去年国考有超过三百万人报名，平均竞争比高达86:1，打得最凶的岗位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联络部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10655人报名竞争同一个名额。当全国人民都理解了山东人的执念，教培行业也一叶知秋，光是今年上半年，“公考一哥”中公教育的正价课培训人次达到45万，同比增长18.42%。打眼望去，有种考公越火、中公越爽的错觉。

• 羽旌干鏚｜聊聊相声表演无现挂与课堂教学假互动

三十多年前，我们曾是一出好戏里的活道具。那是上大学的第一年，我们有一门课要对外展示。登台前，我们这些“演员”——老师和学生反复排演，哪个问题由谁举手，答案的字句，甚至辩论时谁该脸红脖子粗，都像京戏的锣鼓点，掐得分秒不差，我们追求的是一种严丝合缝的“正确”。

• 木白文笔平平｜被“集体”跑操的医护们

河北一医院全体医护下班后跑操。我看到的时候这件事还没上热搜。但看完之后是无法评论的。因为现在的很多媒体报道，说实话完全没有了新闻人的基本素养。就像下面这则报道。你在这个简短的报道上只能看到医院医护人员下班集体跑操，以及医院工作人员回应，此举是锻炼身体，全院都可以参加跑步，更好地为病人服务。

• 西虹仕｜父亲被骗保几个月了，今天才发现

叮一声响，父亲的手机来了条微信。他打开手机，读取信息。随即说：这个中金支付是干嘛的？怎么又扣了我两百多。我警觉起来，问道：这是第一次扣？老爸回答：扣了几次了，每次看到了，后面一忙就忘记了。我问：您是不是签过什么协议合同之类的。老爸说：怎么可能呢？肯定没有签过。我不可能随便签这些。

一周讽刺：

• 36氪｜eSIM刚上线就恶评如潮，运营商是该多用点心了？

尽管取消了卡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告别营业厅。就现阶段而言，eSIM的开通必须回到号码归属地的线下网点；人证验证、身份核查、配置文件下发，每一步都要在营业厅工作人员的操作下完成。而当eSIM需要换机或者eSIM服务遇到异常时，还得回到营业厅再走一遍流程。要知道现在实体SIM卡都可以上门配送、手机激活了，涉及eSIM的业务反而需要亲自跑一趟营业厅，这样的结果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 IT之家｜帮用户打破信息茧房，腾讯已成立正能量算法工作专班

10月28日消息，据证券时报，腾讯公司总编辑、公共政策副总裁朱殿君在今日于广州举行的“2025 内容创作者嘉年华”上透露，腾讯公司已成立“正能量算法工作专班”。朱殿君表示，腾讯依托微信独特的社交关系链，让知识分享、实用技能、情感共鸣等优质内容，借助用户之间的信任自然流动。这既让优质内容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好礼”，也从机制上有效抑制了不良信息的传播，逐步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健康生态。

• 九龙塘右眼书迷｜《负动产时代》读书笔记：日本人掉过的坑，国人恐一个都逃不掉

日本出现的“长租房陷阱”，神州恐怕也会出现——过去几年，神州很多人买了不少房产准备收租，有的人甚至加了大量杠杆。但问题是现在百业凋零，“灵活就业者”大量增加。这些人很多都租不起房，只能回老家或者去更偏远的小区。【这就可能导致房东们面临租金甚至无法覆盖房贷，还要倒贴钱补贴租客的喜剧场景】。——他们手中的房子，也有可能会成为让他们长期失血（房贷+房价下降）的“有毒资产”。

一周声音：

• 【404文库】刀下留人 -周权 李冬｜留给最高法的时间不多了
• 鸡蛋bot｜死刑疑云：“昆明扫黑第一案”家属吁请最高法刀下留人
• 水瓶纪元｜在法庭上被带走的“旁听士”吴云鹏
• 空瓶子｜湖南湘乡“刑讯逼供”样本：一名北大女研究生的16天小黑屋噩梦

2025年10月27日下午，昆明，高芳接到一通来自市中级法院的电话，通知她本周五可以去见丈夫周权的最后一面。一天后，一封由她署名的、悬赏百万寻找关键证据的公告出现在网络上。这份民间悬赏，质问着一个已经被最高审判机关核准的死刑判决。给高芳的电话很短。那头的人声音很平静，公事公办，只是在履行程序。根据一位律师的说法，这种通知通常意味着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已经走完，核准死刑的命令已经下达。

• 伊甸牧笛｜铁流逝世周年纪：从坎坷传奇到水榭归隐

去年9月，铁流先生在成都青城山医院安详离世，享年92岁。这位本名黄泽荣、笔名晓枫的世纪老人，用一生诠释了何谓“坎坷与传奇”——从热血青年到反右囚徒，从劳改犯到文化老板，他的故事，是中国现代史中一粒微尘的史诗。1933年，铁流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寒微之家，幼年失怙，饱经忧患。

一周故事：

• Vista看天下｜张雪峰复播后大变脸，信过他的“受害者们”这次站出来说话了

张雪峰又改口了。被全网封禁近一个月后，恢复直播的张雪峰话锋一转，大赞文科“广阔天地，大有可为。”他对文科的态度可以说发生了180度大逆转。毕竟，过去几年，他的经典言论“文科都是服务业，总结成一个字就是‘舔’”，几乎已传遍互联网的大街小巷。不少网友把张雪峰的急剧转变当“乐子”看，调侃他是“变色龙”“墙头草”，也有人分析，他这次是“怂了”。

• 极昼工作室｜他们挤在8元一晚的旅店，几百人抢一个活

在重庆沙坪坝的城中村巷弄里，一块木牌上写着 “住宿：大铺8元，单间15元”。门框朽烂的旅店，像一块被城市遗忘的补丁，成为无数漂泊者的临时落脚点。他们大多是干零活的，建筑工地上的、搬货的，天不亮就出门，天黑才回来。有的人住几天找到工作就走了，也有人一住大半年。就算攒下点钱，还是舍不得换贵一点的地方。15元的单间常常空置，8元的大通铺挤满了人。

• 南方人物周刊｜抗旱抢回来的玉米，倒在秋雨连绵的地里

张梅终于等来了一个晴天。玉米地里，收割机轰隆作响，她弯腰捡起一个玉米棒子——个头小了些，但颗粒金黄，揣进兜里，另一只手拿着空的化肥袋。她从地头走来，穿着咖色的厚夹克，“现在都霜降了，麦还没种上呢，玉米还没收，往年晚麦都种上了，现在只能等着。”她对《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说，并拨开手里刚捡的这棒玉米，“芯已经霉了，往年的玉米可比这大多了。”

• 正面连接｜和算法打交道的女人们

2020年9月，复旦大学博士生赖楚谣偶然点进一个直播间。手机屏幕里的张姐看起来四五十岁，身材微胖，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教粉丝做爆款账号：“你一天播多少次，播多长时间，有多少人看，这些算法都是会记着的。”“算法刚开始会给你推流量，但这些都是‘路过’的，你们知道吧？要把这些过路的变成你的铁粉，让他们加入粉丝团，送个灯牌，算法记这个呢！”

按：2025年10月29日，“城市的地得”发布了“有杏书店将于11月28日关门”的消息。成都有杏书店创始人张丰写道，“我理想的书店是这样的：店员热爱阅读；有好喝的咖啡；每个人都能来分享他的见解，在书店成为更好的自己。很开心的是，到今天为止，书店都是我喜欢的样子。所有的活动，也都是我喜欢的。我没有任何遗憾。书店开到足够久，就会变得伟大，会帮助到很多人。但是如果条件不允许，它应该做到美好，有属于自己的体面。开书店是一段创造的旅程——它会结束；作为一个作品，它可能不够完美，但是如果被删除，它在任何意义上又都是‘完整的’。”真正珍惜每一天，做自己喜欢的事，这就是意义。

成都有杏书店的关闭是不幸的，意味着成都这个市民公共空间的淹没。坦白说，就影响而言，似乎也是国内最后一间有影响力的公共书店，因此，也不只是成都的悲哀。书店走出了卖书的范围，而提供给市民一个精神空间，可以互相温暖，互相表达关切，互相承担悲苦，在目前日渐逼仄的环境下，积极乐观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下去，day in day out，不必移民，我们依然可以有心地生活在这里，无论是成都，上海，人活着，不光需要物质，更需要精神上超越有形的环境。

从这个角度看，有杏书店是有心的，被关闭，短时间是不幸的，但磨难是让我们更成熟，让我们清醒，让我们更珍惜无形空间之间的彼此安慰，这片土地上苦难是无穷尽的，但好了伤疤忘了痛，日子过好了一些，就有国人骄傲自满，殊不知，灾难往往隐藏在这些自大后面。

公共空间，在中国古代，就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意的表达是多重的，抖音或表达多层，微博或表达多层，书店或表达多层，这些供治理者参考，一旦声音闭塞，相当于在复杂的马路上，塞住了双耳，很容易出事故。某种程度上，书店类似子产不毁乡校中的乡校，有人聚集，总有些刺耳的声音，听到不同的声音，本能的令人不快，尤其是未有治理经历的人，往往未必中肯中靶，但愚人千虑，必有一得。从历史看来，曹操和袁绍之成败，最终还是谋士士人的刺耳话语，是否能听进去。

成都武侯祠的著名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攻心联或许也是对诸葛一生的反思，诸葛有点好战了，七出祁山，耗尽蜀国民力，无非是为了心里那个大一统的梦想，最终魂归五丈原。真正能攻心的是司马懿，甘心能接受妇人头巾，司马懿给他弟弟司马孚的信中评价诸葛亮说，（诸葛）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最终司马氏能笑到最后，还是很说明问题的。诸葛或是太聪明了，以至于只相信自己，执迷于大一统，而不看当时曹魏也有其天命，当时如果有间有心书店，这攻心联或许现在要摘去了。

话说回来，中国有句古话，塞翁失马，焉知祸福。书店因人而成，也因人关闭，书店的关闭也能造就人，书店关闭的信息中，书店主理人说，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这是《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的经文：那 美 好 的 仗 我 已 经 打 过 了 ， 当 跑 的 路 我 已 经 跑 尽 了 ， 所 信 的 道 我 已 经 守 住 了 。 从 此 以 後 ， 有 公 义 的 冠 冕 为 我 存 留 ， 就 是 按 着 公 义 审 判 的 主 到 了 那 日 要 赐 给 我 的 ； 不 但 赐 给 我 ， 也 赐 给 凡 爱 慕 他 显 现 的 人 。这是使徒保罗书信中的话，是他临终前的总结，保罗一生颠沛流离，从世俗的角度，比孔夫子还失败，孔子还当过大法官，但上帝给他的使命，就是打属灵的仗，跑传福音的路，一生相信上帝的话语，最终，世上的冠冕并没有给他，他死于罗马，因为是罗马公民，而享受了较好的待遇，被砍头，而不用上十字架。书店美好的仗是什么呢？

书店不是教堂，传播的不是上帝的福音，更多的是社会的福音，知识人传播知识，分享自己的经验得失，希望社会更有爱，有公义，有盼望，知识和经验的传播，往往让社会中同心者互相安慰和温暖，吾道不孤也。但历史事实往往告诉我们，世上进步主义，往往有一个残酷的现实回应，美国和欧洲历史告诉我们，历史并不是直线发展，也不是螺旋式上升，往往是会返祖，如德国在二战期间，还会发生灭绝人性的种族大屠杀，对于穿着现代，说话柔和的德国知识人士和上流社会是难以想象的，但就是如此。日本也是如此。人心中的恶，难以想象，恶事可以是自认为善心的人做的，因此，如果有心书店的主理人和读者，能从书店关闭看到更多，“我对你们说了这些事，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要有勇气，我已经胜过世界”（约：16:33），通过这些苦难，认识真理，真理必让他们从书店的关闭中，得着真正的自由。因为真正的自由，往往只在心里，而不在外在。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著名演讲中说，老兵不死，只是凋零，我一直觉得可以翻译成，老兵不死，只是退隐。“Old soldiers never die，they just fade away”，只要有心，书店不死，只是隐藏起来。隐藏的，没有不显现的，最终还是要回归的，只不过，你需要盼望。心中的美好盼望。有心人，即便遇到不幸事，依然有心，不会灰心失望，因为美好的盼望，长存心中，无人能夺去。

2025年10月31日上午10点40分，我们的亲人——周权与李冬被执行死刑。我们所有的呼吁、请求甚至下跪，都没能换回他们的生命；众多专家、学者、律师、媒体人、社会人士的接力声援，也没能阻止这一刻的降临。

两条人命，就这样被终结。

我们尚在沉痛之中，当天傍晚，《云南法制报》刊发了题为《背负两条人命的罪犯周权、李冬今日伏法》的报道。

这篇报道不仅罔顾案件的重大争议，更以失实的文字和带有倾向性的表述，对我们的亲人周权和李冬进行污名化。

例如，报道称“工人争夺两把施工铁铲”，但原审裁判文书以及庭审中公开出示的笔录，均明确记载，现场是因“一把铁铲”引发的冲突，“两把施工铁铲”的说法根本不知从何而来。报道连最基本的事实细节都出错，如何令人信服？

又如，报道称周权指挥“手下携带砍刀、狼牙棒、铁管等当街和对方相互砍杀”，这一情节，在原审裁判文书的表述中，从未出现过。周权没有“手下”，“狼牙棒”更是闻所未闻；报道称“周权就组织了数十人，一天内与对方斗殴三次”，似乎是周权主动与人“斗殴”，而真相是“一天内”对方上门寻衅三次，对方身上雕龙画凤，数十人携带砍刀、狼牙棒、铁管、兵工铲，到周权工地寻衅滋事，堵停工地渣土车。报道如此颠倒黑白，违反新闻真实性原则，损害了我们的亲人周权和李冬的名誉。

再如，报道称“对方人员刘某被汽车撞倒后又被乱刀砍死”，但是，该报道却不写明刘某是被哪一方的“汽车撞倒”、又被谁的刀“乱刀”砍死——语焉不详的背后，是本案一审、二审、死刑复核都应当查明却迄今没有查明的问题——被害人究竟是何种情况下、被哪一方的人员撞倒、砍伤？真相至今没有查清，判决书也语焉不详，但周权、李冬却已被匆匆执行死刑。

更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篇既无署名记者、又明显失实的报道，竟被广泛转发，甚至被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公众号转载，如果我们沉默，造成的后果是“默认”这些并不存在的事实。

一、我们的亲人周权和李冬不是黑社会

周权不是黑社会，李冬不是黑社会。

他们只是重庆、四川籍外出到云南昆明务工进行城市建设的农民工，勤劳本分，从不欺压百姓，从不伤害群众。

他们靠双手谋生，却被冠以“黑社会”的名号。这个标签毁掉了他们的尊严，也遮蔽了案件的真相。

他们生前没能为自己辩白，我们作为家人，必须替他们说出：他们不是黑社会，他们从未组织、控制、威胁任何人。

二、“6·29”事件：周权不在现场，也没有幕后指挥，李冬没有杀人，而是对不法侵害进行正当防卫

2016年6月29日，昆明新螺蛳湾广卫立交桥下发生的那场冲突，真相至今被扭曲、被误读。

那并不是一场聚众斗殴，而是一群螺狮湾附近本地人士——其中包括多名有犯罪前科、曾因持刀砍人被判刑的刑满释放人员，持东洋刀、狼牙棒、钢管等凶器，闯进周权正在施工的工地，对包括李冬在内的重庆、四川籍农民工实施暴力殴打、砸毁设备、拦截施工车辆等行为，是一场正在进行、足以危及生命的不法侵害。

周权并不在现场。事发时，他正在办公室与两名客商洽谈工程业务。当接到现场工人电话后，他第一时间要求立即报警，并亲自致电属地派出所教导员，请求多派些警察到现场。他的全部行动，都是为防止冲突扩大、保护工地安全。

针对这场正在进行的危及生命的不法侵害行为，李冬等人所作出的反应，是在被砍、被打、被撞的混乱中，为了活命而进行的防卫。李冬等人没有预谋，也没有组织，更没有故意杀人的动机，他们所实施的行为，不是犯罪，而是正当防卫。

将这样一场被动自卫的悲剧定性为“聚众斗殴”“故意杀人”，是对事实的背离，更是对正当防卫制度的漠视。

三、为了查明真相，我们承诺百万悬赏，永久有效

在整个案件中，最关键的，是那段至今消失的影像资料。

2016年6月29日那天，“云AZ1V16”行车记录仪视频显示当时车辆在行驶中，能够记录冲突现场事发的整个过程，能够还原整个事实真相，然而，记录仪视频中最关键的部分却不翼而飞。

2025年10月28日，我们发布《悬赏百万，征集昆明螺蛳湾“6·29”冲突事件的现场视频》。

为了让逝去的亲人得到清白，今天，我们在此再次郑重声明：这份悬赏，永久有效。无论多久，无论多难，只要真相没有重现，我们寻找真相的脚步就不会停止。

四、为了还亲人清白，我们坚持申诉，哪怕用尽余生

我们的亲人，周权与李冬走了，但他们的案件，还没有真正结束。因为太多的疑点，仍未解开；太多的证据，仍未查明；太多的声音，根本没被听见。

我们家属将继续为他们申诉。这是我们的誓言，也是我们此生不变的坚持。

每一次提交材料，每一次等待答复，我们都清楚这条路的艰难与漫长。但是，我们更知道，一个存在这么多疑点的案件不应该、不能够以死刑画上句号。

哪怕要用尽余生，我们也要让真相重见天日。

五、我们心怀感恩，继续前行

在这场漫长而沉重的道路中，我们并不孤单。

我们要由衷地感谢，那些一直关注、声援周权和李冬案的法律专家、律师、记者、学者、以及无数素昧平生的朋友。正因为有你们的呼喊与注视，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刻，仍看见了光。

你们的努力，让我们相信：法律，不只是冷冰冰的条文，也是一种温度、一种坚持。

未来的路，也许依然艰难，但我们将继续走下去，为了还亲人清白，为了让正义不缺席，为了让真相，终有一天被看见。

沉痛缅怀周权、李冬

作者 | 何国胜

编辑 | 向现

“是的，深有体会。”

面对“医院真在普遍降薪？”的询问时，外科医师张辉答道。

他在一座一线城市的三甲医院普外科从业，是医生群体中待遇尚好的一部分。他粗略算过，同等岗位同等水平的医生薪酬，跟以往相比，至少打了6-7折。

“我在外科，同时有高级职称”，张辉说，长期以来，外科的绩效比其他科室相对较好，“以往一个月的绩效在1万多（元），但近期降到7000—8000元之间”，且延迟一个月发放。

《手术直播间》剧照

这不是张辉一个人的感受。在海南某家中医院工作了8年的护士刘景红，也在2025年8月收到了医院降薪30%的通知。

“医院所有部门都在降，包括我们护士、医生和后勤等。”刘景红告诉南风窗，相比他们收入本不太高的护理人员，降薪给医生带来的影响更大，“没激情，没动力”。

张辉和刘景红都跟南风窗强调，医生降薪并非个例。

2025年6月，市场研究机构华医网发布的《医疗人才2024年薪资及就业调研报告》显示，参与调研的29469名医务人员中，有57.9%的人表示薪酬下降。相较于2023年调研报告中“37%的医务人员薪酬下降”增加了20个百分点，薪酬下降呈扩大趋势。

更早前，医学界和医米调研发布的《2024年度中国医院人力资源现状调研报告》显示，2009名参与调研的医生中，降薪的医生比例从2023年的50%增加到57%。

超六成医生对目前薪资情况不满/图源：医学界

长期以来，由于医疗服务的高价值和培养一名医生的高成本，医生的高薪酬是不同国家的普遍做法。此外，医生职业的特殊性，也要求其薪酬应维持在稳定水平。

张辉表示，相比社会其他行业，医生群体的薪资待遇已属不错，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保障医生合理待遇和做好医疗服务之间做好平衡。

降薪早已开始

事实上，医院降薪不是近期才发生的事。

早在3年前，张辉就跟家里人做了“预警”，“要缩减不必要的开支，来应对这种时期的到来”。张辉说，在2023年初，他就已经感受到医院有降薪的征兆。

随后不久，医护人员的绩效工资就开始打折，并迟发一个月。他记得，他们的降薪不是分次数降的，而是在这三年内缓慢减少，直到现在，绩效工资整体降了30%左右。

随绩效工资一起减少的还有各种福利，“像以前过年过节都会发现金，现在基本都没了”，张辉说，年终奖也早已取消，收入减少明显。

在跟同市的其他医生交流时，张辉也了解到，尽管幅度不一，但其他医院同样经历了降薪。且有些医院的绩效工资，“延迟两三个月是常规，有的甚至延迟半年发”。

而绩效工资是医生的主要收入。张辉告诉南风窗，医生的薪酬主要分为固定工资和绩效工资，其中绩效工资可以占到整个收入的七八成。

医学界和医米调研发布的《2024年度中国医院人力资源现状调研报告》显示，医生薪资有一定浮动性/图：医学界

相比张辉，李一鸣所在医院的降薪则开始不久。

他在一家三甲医院的口腔科门诊，从业2年。今年5月，科室发了通知，说绩效工资下调5%，到6月又变成6%。李一鸣说，此次绩效下调涉及全院所有部门所有岗位。

自他入院起，他们的绩效工资都是延迟2个月发放，前不久，李一鸣陆续领到下调后的绩效工资。“我算了下，大概比以前少了1000块左右”，李一鸣说，尽管他们的绩效下调幅度不大，但因为他们的收入以绩效工资为主，所以钱数减少仍颇为明显。

“我们每个月的绩效工资大概在1.5万元左右，基本工资只有2000元。”李一鸣告诉南风窗，绩效工资占了他收入85%左右。

《关于唐医生的一切》剧照

千里之外，甘肃一地市医院中医科室的护士王青从2025年3月开始，领到好几次打了5折的绩效工资。

“今年3月以来，我们医院有些月份处于亏损状态。”王青说，他们的收入跟着医院的营收情况而波动。

她记得2018年刚入院那年，绩效工资不错，但自2023年以后，绩效工资整体上在减少，一些过节福利也在减少或消失。

王青说，目前每月的基本工资都能保障，但医院的营收状况不是很乐观。近两年来，到他们医院看病的患者在变少，而且不少人的治疗也变得保守起来。

连锁反应

“降薪的原因，最直接的是医院整体医疗服务收入减少，加上最近两年医保的严查和集采药物的价格下调，产生了一连串的反应。”张辉说，他们这类三级医院的医生薪资中基本没有财政来源，所有的工资绩效全靠自己挣回来。

这跟医院的营收状况紧密相关。

李一鸣解释，他们的绩效工资多寡要看医生的业务量或产值多少。“就是你一个月里看的病人在医院花的钱，这个钱扣除成本后再按一个比例给我们发绩效奖金。”李一鸣称，简而言之，一个医生看的病人越多或病人在医院花的钱越多，医生的绩效工资就越高，反之则少。

《2024年度中国医院人力资源现状调研报告》中提到，医院绩效工资主要与接诊量相关/图源：医学界

张辉回忆，在2017年和2019年之前，医生绩效工资中的一部分是靠开药、开检查和使用耗材获得的。但在2017年和2019年，国家先后取消所有公立医院的药品和耗材加成，药品开始集采，医护人员经历了一次降薪潮。

那一波降薪幅度虽也不小，但因为其中含有一些不合理乃至不合规的收入，所以医生群体的接受度尚可。

当时的政策也提到，对于公立医院因取消药品与耗材加成而减少的合理收入，主要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增设医事服务费、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等方式解决。

自那以后，公立医院收入的三架马车——医疗收入、财政补助和药品收入，变成了以医疗服务收费和财政补助为主的两架马车。

而按照张辉的说法，近几年来，他所在医院的医疗服务收费并没有如期上涨。同时，因为检查检验费用下调，而且患者的治疗态度渐趋保守，医院的总收入在减少。

《问心》剧照

财政补助方面，近几年投入量有所上涨，但总的占比不高。

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副院长金维刚曾在一次财经发展论坛上表示，财政资金在公立医院的投入，平均占医院总投入的10%左右，最高约为15%，最低的约为7%。

李一鸣获知的降薪原因是，医院为了支援新院区的发展而下调了他们的绩效。不过，他自己也感受到，由于近两年来患者的治疗方式偏向保守，使得医院收入进一步减少。

“像我们科室，有一项叫根管治疗的方案，费用挺高，一颗牙要三四千块钱。”李一鸣说，近一两年来他给患者介绍方案和大概费用后，很多人，尤其是不能刷医保的人，就选择不做，选择开点药回去吃。

此外，张辉觉得，近几年医保监管的愈发严格和规范，也在某种程度上压缩了医护人员的薪资空间。

李一鸣对此有同感。他解释称：医保严查，尤其是实行DRG/DIP付费改革后，一些跟收治疾病不甚相关的收费项目不让开了，所有治疗项目必须要在病例中有体现且合理合规，否则被查出问题，医保局的罚款，医院就要从医生的绩效工资里扣除。

《关于唐医生的一切》剧照

而在医保未严查的时，医生的可操作空间相对大一点，能开出的收费项目较多，收入也相应较多。

“但有一个问题是，医保的有些规定是新出的，但它在查的时候会倒查过往记录，那时因为没有这些规定，就会出现不合现在规定的情况。”李一鸣说。

不过，张辉认为，这像是一个天平的两端，严查医保尽管某种程度上“压缩了医护人员的薪资空间，但让利于老百姓，对老百姓来说是一个好事，我非常理解”。

“以治病为准则”

医保监管趋严，尤其是DRG/DIP付费改革，成为多位受访医护人员在提到降薪原因时，都无法绕开的争议焦点。

不过，现实可能更加复杂。2024年4月，国家医保局官网曾发布一篇题为《DRG导致医疗收入减少？导致医院亏损？这个锅DRG背不动！》的文章。该文提到，当下不少公立医院的亏损和医疗收入减少，问题主要出在医院的不合理扩张和发展上：

“有的医院求大求全，扩院区、盖大楼、搞装修、加病床、买设备，这些都将让医院发展背上巨大的包袱。另外，有的医疗机构人力资源配置过多导致效率偏低、费用过高，有的医疗机构成本控制能力偏弱、药耗占比过高，这些都可能导致医疗机构入不敷出，艰难度日。”

图源：unsplash

有观点认为，当前问题的根源在于，公立医院仍以“自负盈亏”的市场逻辑运行，而医生的薪酬制度又与医院收入紧密挂钩，这使得医生成了医院经营压力的直接承受者。

前不久，复旦大学公卫学院卫生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应晓华等发表了一篇题为《国际医生薪酬模式及对中国的启示》的文章。

该文章提到，从2006年以来，中国公立医院开始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医务人员薪资由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津贴补贴四部分组成。

在薪酬结构方面，全国公立医院固定薪酬占比较低，而以绩效工资为主。地区上，一线城市固定薪酬比例仅为29%左右；级别上，三级医院固定薪酬比例约为36%，较二级医院低8个百分点。

文章称，医生的绩效考核以医疗服务为中心，所以医生主要关注服务类型、数量、费用，以及对所在医院净收益贡献等，这会激励医生追求更多服务与更高费用。这些导致出现一些不合理的“大处方”、“大检查”、分解住院等问题。

可一旦政策方面对此类行为加强监管，医生的绩效工资就随之受影响而减少，陷入一种怪圈。

《亲爱的生命》剧照

而国际经验显示，公立医院的医生薪酬，以固定薪酬为主。澳大利亚学者对比国家公立医院的工资制与私立医院的按项目支付制发现，固定薪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医生选择患者的经济激励，按服务付费制则导致医生显著偏向治疗短期住院患者。

文章认为，固定薪酬为主的模式更有利于保持公立医院的医疗公益性。

故此，文章建议我国逐步提高医护人员固定薪酬占比至60%-80%，构建“基础工资+有限绩效”或“基本工资+小比例绩效奖金”的结构，降低绩效奖金与业务收入的直接挂钩强度。

国家卫健委近日也强调,“逐步提高基础薪酬等相对固定的稳定收入占比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同时，“研究推进动态缩小机构之间薪酬差距”。

张辉对此深有感触。他呼吁，医生和医院要以治病为准则，而不是以营收为准则。“如果一切以赚钱为目的的话，医患关系变差，我们也有一份罪责。”张辉说，医院转向公益性，需要医生降低“欲望”，同时更需要财政方面的支持，让他们可以安心治病，而非费心创收。

至于已经发生的降薪，“在社会中还有很多人的生活比我们艰难，跟他们相比的话，我也挺知足的”。张辉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

国家统计局最近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5》公布了2024年的结婚数据。

也是没想到去年的数据赶在了今年四季度才发，不知道为啥，今年很多数据都比往年滞后了许多。

想来也是统计的工作不好搞啊，毕竟数据若是增长的还好办，

要是下降考虑的事情可就多了，环比，同比，局部，趋势……

算鸟算鸟，都不容易。

先看结婚数据。

2024年全年全国结婚登记是610.56万对，这个我们年初二月其实已经知道了，但是这次数据更新了初婚人数和再婚人数。

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初婚人数为917.23万人，再婚人数为303.88万人。

图片来源：何亚福园地

从上图可知：过去11年，初婚人口一直都是下降的，2024年初婚人数首次跌破1000万大关。

13年初婚人数2385万，去年是917万，降幅61.5%。

这个降幅明显超过了80后和90后的人口差距。

80后2.15亿人，90后1.78亿人，也就17.2%的缺口。

对于出生人口来说，初婚人数比结婚登记人数更值得关注，因为对于绝大部分中国家庭来说，结婚是生育的前提条件。

总之，初婚数据降到这水平，生育率其实就不用太纠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再看离婚数据，下面是2024年离结比排名前十的省份：

解释一下离结比的概念，比如离结比50%，那就意味着每100对新人登记结婚时，有50对夫妻登记离婚。

虽然离婚和结婚的大概率不是同一批人，但是如果把时间拉长一点看，

对于超过半数的人来说，未来都会有比较大的可能会走到离婚那一步。

从数据看，85年那会儿，全国的离婚的才占结婚的5.5%，95年也就11.3%，到08年才20%。

我国的离结比在20%这个水平维大概持了十年，而30%只维持了两年，40%也就两年，到19年就飙升到50%了。

20年到22年这三年比较特殊，特别是21年出台了离婚冷静期政策，把离结比压回到了37%，但23年又回升到47%，24年又上了一个台阶。

不过25年的数据应该会比较乐观，因为今年在结婚不要户口本+全国异地通办组合政策下，二三季度的结婚数据都逆势回升（回光返照），大大增加了结婚人数这个分母。

但是部分省份的数据真就有点夸张了，比如东三省的几个老大哥。

到底谁会成为第一个离结比超过90%的省份呢？

先拭目以待。

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结婚对数在缩，初婚人数也在萎缩，基数萎了，没有量，也就不用谈什么操作了。

面对这样冰冷的现实，我们也没有坐以待毙，各地纷纷出台政策，试图挽回局面。

比如延长婚假，全国现在已经有二十九个省份延长婚假。

山西、甘肃甚至给到了三十天。

但要我说，这更像是一种纸面上的慷慨。

多少人能顶住现实压力，心安理得地休满假期，恐怕要看各自的“八字”够不够硬了。

再比如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取消户口本限制。

这些举措固然便利，却显得有些隔靴搔痒，也完全不解决实际问题。

当前的许多激励措施，更像是一种“预期管理”，总希望用最小的成本，撬动最宏大的改变，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但面对生育窗口期正在快速关闭的90后群体，这种挤牙膏式的补贴，几乎注定要错过最后的时机。

现在每拖一年，就有几百万妇女“断电断水”，育龄妇女数量的减少，将是未来中国最大的隐患，就像一头悄然而至的灰犀牛。

生育窗口一旦关上，可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了。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年轻人不愿结婚的性质，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感觉，以2022年为界，初婚人数下降的逻辑已然不同。

在此之前，核心矛盾是“结不起”。

以棚改货币化为引爆点的房价飙升，叠加教育产业化的飞速发展，让婚育成本如一座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

这是一种源于外部成本压力的被动选择。

而2022年之后，矛盾的核心正转向“不想结”。

近两年，资产价格有所回落（比较委婉的说法），部分教育资源也不再那么紧俏，但年轻人对婚姻的热情却丝毫未见回暖，甚至在去年创下了十年来的最大跌幅。

这说明，在经济增速放缓和对未来预期转弱的大背景下，曾经被视为客观障碍的外部问题，已经内化为一种主观意愿上的不愿意。

不是不能，而是不想。

当“不想”成为主流时，所有“松绑式”的政策——无论是不限购的房子，还是不限户籍的结婚登记——都将失去意义。

因为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更无法说服一个从心底里就不想上路的人。

这些数字最终会反映在我们的生活里。

最直接的，还是房地产市场，也是种瓜得瓜了，可惜是无籽瓜。

以后会怎么样呢？

那当然是以后再说呗。

-END-

这届万圣节，广州的几位年轻人做了件了不起的事情，把自己打扮成卫生巾，而且是用过带着经血的卫生巾，站到了公共场合。

这一次，卫生巾上的经血终于不是蓝色，而是真实的红色。

红色，来自于帮助人体运输氧气的血红蛋白的本色，这些红色的经血随着子宫内膜周期性地脱落，吸附在雪白的棉质卫生巾上，是一个非常自然且普遍的生理现象：

月经既不肮脏，也不阴秽，更不羞耻。

但长期以来，超市购买的卫生巾要用黑色塑料袋装起来给顾客，所有卫生巾广告上都用蓝色液体代替红色经血，有些地区仍然禁止经期女性进入宗教场所、禁止接触民俗庆典用品……

我让AI生成一张卫生巾广告的图片，出来的全是蓝色液体。这一点都不怪AI，毕竟AI所接触到的绝大部分卫生巾训练素材都是蓝色液体。

月经，以及与之相伴的卫生用品，被认为是肮脏的、阴秽的、羞耻的，进而受到遮掩、歧视与污名化。

把自己打扮成用过的卫生巾，当然是一种“搞抽象”的行为艺术，但作为一种公共表达，把大家平时讳莫如深、遮遮掩掩的卫生巾和经血大大方方地展示出来，袒露出来，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也特别需要勇气的行为。

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怎么到了女性每个月都要产生的经血，就不敢面对了呢？

这几位年轻人做这次COS，也包括我写这篇文章，目的并不是为了粗暴地把用过的卫生巾和经血怼到你眼前，更不是主张不分场合地就掏出一条用过的卫生巾来公开展示。

真正重要的，需要所有人来一起努力的，是这样三件事：

第一，是破除月经羞耻感

来月经，是每一位育龄健康女性都会周期性经历的生理现象。由于月经发生在人体隐私部位，所以带有私密性，但它不是羞耻的。月经应该是可以被坦然和公开提及的话题。

与之对应的是，来月经并不会让一个人变得污秽、倒霉，经期的女性不会亵渎任何严肃的事物。

第二，是充分且正确的月经健康教育

无论是月经初潮之前的女童，还是成年已久的女性，仍然有非常大比例的人并不清楚经期如何卫生护理，不知道如何正确应对痛经，不知道经血的量多量少意味着什么……

对月经话题的羞耻回避，使得正确健康的月经知识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公共传播，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第三，是正视并积极回应月经相关需求

月经有可能并不规律，有可能不告而来，在大型公共场所和交通工具上，提供卫生巾的售卖或供给，是很有必要的事情。

卫生巾、卫生棉条等产品价格并不便宜，持续用量较大，对于无收入的女学生或低收入家庭的女性来说，是不可忽视的支出压力。卫生巾减税和针对“月经贫困”的公益帮扶，都很有必要。

卫生巾的产品质量安全更是关乎数亿女性的生殖健康，有必要持续监管、从严打击假劣产品。

这些，都是非常正当的需求，没有一丝矫情的因素。

最后，再次向这几位勇敢且真诚的广州年轻人致敬。

感谢你们的努力！

栋梁注：为避免给当事人带来现实麻烦，我自作主张给她（他）们脸上打了码，敬请谅解。

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1月2日，有个让人悲痛的消息，曾经的新郎微博红人，小有名气的画家，我们仗义的兄弟武文建因为心脏病突发，在泰国清迈去世了。享年五十五岁。

武文建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个逆行者。虽然有人嫌弃他粗鄙，有知名大学的教授说，武文建这个人没读过多少书，喜欢装大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武文建瑕不掩瑜，他像水浒传里的武松，鲁智深一样，是一个刚猛正直的人。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怀念武文建这个幽默风趣的画家，怀念他的仗义执言，敢做敢当。

武文建大哥正好比我大十八岁，他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北京燕山石化的子弟。十九岁的时候，武文建为了保护弱者，他挺身而出做了逆行者。

这不但导致了十九岁的武文健上美术学院深造的梦想破灭，也给他带来了七年的牢狱之灾。

1996年，武文健重获自由。他后来写的狱中杂记非常的真实可信。在文学史上也可以留下自己的痕迹。武文健大哥在里头见识到了形形色色的人，里面有大学教授，也有文盲，有好人，也有坏人。

用乐观豁达的武文建大哥的话说，他在里头上了大学。一上就是七年，武文建大哥风趣幽默地调侃自己，说自己相当于北大研究生学历。

很多网友是通过新浪微博，还有后来的短视频平台了解到武文建大哥的。他在网络上揭穿了许多唯利是图的骗子的画皮，比如睡女粉丝骗钱的尊者什么的。他热心地帮助无依无靠，无权无势的弱者和穷人维权伸冤。

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武文建不是什么学富五车的学者，腰缠万贯的大亨。但是依然有许多网友对他不离不弃。

其实几年前，武文建大哥的身体就出了一些问题。毕竟七年失去自由的日子，对他的身体肯定有损害的。加上饮食无度，缺乏锻炼的原因，武文建大哥年仅五十五岁就离开了我们。

武文建大哥的朋友遍布五湖四海，世界各地。可惜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仗义执言，欣赏不到他在视频里口若悬河，风趣幽默地调侃一些骗子了！

对于武文建大哥最好的怀念，就是继承他草根的精神，像武文建大哥一样仗义执言，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这是张丰公号这几天的文章，他在用每天一篇记录书店的最后一个月。我没问他，但应该是这样的。

第一篇是《好了，今天就告别吧》，我当时想的是：哎呀，我明年回去可没地儿去做分享了。去年去了，今年也去了，我还想，如果明年去该分享什么主题？这下不用操心这个事情了。

我相信张丰说的“知道这个消息，我几乎是面带微笑”，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就好像当初做新闻的时候一样，我也知道早晚有一天会做不下去的，只不过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而且我也很相信他的说“很开心”“没有任何遗憾”，这些都不是装的，如果是装的我一定能看出来。

但更喜欢第二篇《不用再给书店送花啦》，第一篇有两句话删掉了，一句是“不可抗力”，一句是“那美好的仗我已打过”，但问题是：第二篇他又把这件事写出来了。

还有这句“昨天上午知道书店必须关门的指令，按照常理应该保持沉默，过几天再‘平静告别’，但是，这不符合我的性格和习惯。”喜欢这里的“性格和习惯”，挨了打，还不让人说，怎么可能呢？

然后是第三篇《对成都的最后一点爱》，标题是这么说的，内文其实讲的是不要惊慌。张丰说“当我做这些事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城市是属于我的，而我也属于这个城市”，这让我想起龙应台那篇《城市是谁的》，城市当然是属于市民的，不用等以后，现在就是，正如张丰这篇结尾所说的，这“并不是想象和虚构”。

第四篇有这么一段话，有很多人划了下划线：

有朋友很遗憾：如果更懂生存策略一点，书店会不会活得更久一些？毕竟能活下去更重要。

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一个人不可能真正掌握所谓生存策略。我觉得现在很好，不管是书店开着还是关门，都是我喜欢的。

张3丰，公众号：城市的地得这样很好

对啊，不是不讲生存策略，完全不想，马上就死了，想太多，活着也没啥意思。这中间的分寸感，再牛的人也无法掌握，即便我们这样干了一二十年的老媒体人，也不行。还能保持不能掌握，并不是一件坏事。

而且这确实是很美好的事情。我盘了一下，书店活动这种事情，组织者、主持人和分享者我都做过。

最开始是2003年左右，我在广州学而优书店当店员，组织了一次线下讲座，请的是中山大学的袁伟时老师。我在天涯的“关天茶舍”发了通知，当天来了不少人，那大概是天涯网友在广州的第一次大规模线下见面，大家都很兴奋，袁老师额头发亮，可精神了。

然而第二次就黄了，请的是北京过来的杨支柱老师，书店不让提供场地，大家就在外面宾馆租了地方，然后临时又被取消，一行人去了附近的一个公园，边走边讨论，气氛很热烈。当时认识的朋友，现在已经成了老朋友，每次去广州我们都会约着一起吃个饭。

后来我把这一段写进了那篇回忆天涯的文章，有网友看了很感慨也很羡慕：“大型线下会，边走边热烈讨论。这个场面扑面而来，有种百家争鸣的感觉。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据点，以前是天涯豆瓣贴吧，现在是知乎小红书，但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热烈的围绕着一个主题讨论，现在很空旷，没有壁垒，也没有聚集。”

后来去了北京，三味书屋的线下讲座我经常去听，国内自由派公知基本上都去做过分享，秦晖、刘军宁、贺卫方、陈志武等等，我还做了一次主持人，是成都来的王怡，那时候我根本不会主持，既不会说开场白，更不会总结，只会拿着话筒点名提问者，不过没关系，提问的人总是很踊跃，绝不会冷场。

讲座完了，大家还会在附近找个地方聚餐，继续讨论。那时候是AA制，好像外地来的网友和学生免单。我那时候还算年轻，年轻人都很穷，AA只能勉强应付。三味书屋的讲座应该是国内类似活动持续得最久的，十年过去了，我有时候路过还会看看，走进去就会想起当年热闹的场景，觉得特别美好。

然后就是张丰兄的有杏书店了，这两年每次回去都会接到他的邀请，然后欣然前往。一晃二十年过去了，我也终于混成分享嘉宾了。

今天下午去跑了20公里，跑的时候想起这些往事，真的觉得很开心，没有一点点挫败感。你看张丰，即便要关他的店，他也要把这最后一个月每天都记录下来，这件事做得太漂亮了。

我本来打算每天看到就转，但想想还是写一篇。如果因为我把话说得过于直白，导致他写不下去了，这也没什么，我并不认为安安静静的转发是更好的选择。

当然，我最想说的还是这确实很美好，即便最后搞不下去了。我们并没有输，而且，我们一定会赢，因为人们对于美好的向往是挡不住的。这不是鸡汤，而是确信，虽然年纪大了，但我比年轻的时候更加确信这一点。

文｜李宇琛

2025年10月27日下午，昆明，高芳接到一通来自市中级法院的电话，通知她本周五可以去见丈夫周权的最后一面。

一天后，一封由她署名的、悬赏百万寻找关键证据的公告出现在网络上。这份民间悬赏，质问着一个已经被最高审判机关核准的死刑判决。

给高芳的电话很短。

那头的人声音很平静，公事公办，只是在履行程序。根据一位律师的说法，这种通知通常意味着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已经走完，核准死刑的命令已经下达。

电话里的人没有提“死刑”，也没有说“执行”。他只是通知了一个法定的程序：

临刑会见。

高芳说，挂了电话，她有那么几分钟什么也没听见，世界是静的。

那一夜，高芳整夜无眠。第二天，散落在各地的亲戚都赶了过来，挤在高芳昆明的家里。没有人说话，只有孩子的哭声和断断续续的抽泣。周权的儿子周泳宏，一个在这九年官司中长大的少年，抱着头蹲在角落。

这场沉默的家庭会议最终达成了一个共识：沉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们决定把一切都说出来。

这意味着，留给周权的时间，只剩下了：

2天。

10月28日深夜，高芳在亲戚的帮助下，写好了那封后来流传甚广的《刀下留人：致最高法院张x院长的一封公开信》。

信里，她用一个底层女性最朴素的语言，讲述了这个案子最核心的矛盾：一群拿着东洋刀、琅琊棒的本地人至今身份不明，而被追砍反抗的外地农民工却要被执行死刑；一份能还原文物证的32G行车记录仪视频，在最关键处不翼而飞。

信的结尾，她写道：

我们没背景、没依靠，唯一的依靠，就是相信法律会伸张正义。

这句话，像一句来自民间的天问。九年前，这个家庭把全部的信任交给了法律，九年后，他们只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最高法院院长办公室里可能永远不会被打开的一封信。

奏折递上去了。剩下的，就是等待那句批复。

文章通过一个名为“刀下留人-周权 李冬”的公众号发出。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它像一滴水汇入信息的洪流，没有激起太多浪花。

转机出现在29日，多位法律界人士，包括此案的辩护律师朱明勇、郭鹏、刘长等人，开始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转发这篇文章。

律师郭鹏写道，这个案子使他们一众参与辩护的律师，都无法再憧憬法治的未来。

这篇文章开始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阅读量从几百，迅速突破一万，人们在评论区里留下惊叹号和蜡烛，追问着那消失的32G视频的下落。

然后，它消失了。

点开文章链接，弹出的页面上只有一行灰色的字：

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几乎在同一时间，家属们发现，他们准备发布的另一篇梳理案件七大疑问的文章，也无法发出。系统提示：

此内容发送失败无法查看。

一场线上的攻防战开始了。人们用截图、转存PDF、甚至做成长图片的方式，继续传播着那封公开信。高芳的公众号被封了，他们就换一个公众号。周权的儿子周泳宏，用他自己的账号，一遍又一遍地发布着同一句话，像是在哭喊，也像是在凿墙：

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万望最高法院务必刀下留人！！

在所有的文字都被反复删除后，高芳一家做出了最后一个，也是最决绝的决定。

10月28日晚21点52分，一份《悬赏公告》出现在网络上。公告的逻辑简单粗暴：既然国家机器找不到那份关键证据，那就让社会去找。

公告详细列出了涉事车辆的车牌号“云AZ1V16”，失踪视频的文件编号“14340137.AVI及其后续”，并承诺：

凡能提供……完整行车记录仪视频……均可获得100万元悬赏。

一百万，买一个真相。

这大概是中国司法史上，第一次由一个即将被执行死刑的犯人家属，公开悬赏寻找本应由公权力保全的核心证据。

公告的最后，高芳留下了一句话，像是在对九年的司法程序提问，也像是在对冥冥中的某个存在祈祷：

真相或许就握在您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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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缠绕周权案九年之久的，有两个幽灵。

第一个幽灵，是一段容量为32G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它来自一辆车牌号为“云AZ1V16”的白色丰田车。案发当天，这辆车就在冲突的核心。

故事的最初，这份视频曾是这个家庭的圣杯。

案发后不久，当高芳和律师们得知有这样一份完整记录了现场影像的物证时，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心。一位早期介入的律师告诉高芳，这种有客观视频的案子，事实清楚，没什么可担心的。

高芳当时也这么觉得。她说：

有视频，一切都清楚了。

他们以为，这台小小的机器，是上帝投向人间的一瞥，能照亮所有的黑暗与谎言。他们开始等待。等待这段视频在法庭上播放，还他们一个清白。

他们等了九年。

九年间，案子一审、上诉、发回重审、再一审、再上诉。卷宗堆积如山，从157本增加到更多。但那份完整的视频，始终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

三段由昆明市公安局提供的、经过剪辑的视频片段。

根据家属的控诉材料，这三段视频不仅在文件名尾数上不连续，其中两段之间，更是有着长达54分钟的空白。

54分钟，足够发生任何事。

对于这份决定两条人命的关键证据，云南省高级法院在2023年作出的终审裁定书里，给出了最终的官方结论：

因该内存卡损坏，无法当庭播放。

一句“损坏”，为所有的追问画上了句号。但对高芳一家来说，这只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他们聘请了北京的电子数据鉴定专家，对仅存的三段视频进行分析。

专家给出的意见简单而尖锐：

人为删除。

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像两扇门，一扇通往意外，一扇通往阴谋。中国的司法系统，选择了前者。

于是，这个案子诞生了第一个幽灵：一段官方认定“已死”（物理损坏），家属坚信“被杀”（人为删除）的视频。它徘徊在卷宗里，你看不见它，但它无处不在。

而第二个幽灵，是一辆蓝色的保时捷。

根据家属在《紧急情况反映》中的说法，案发当天，对方的核心人物代小龙，驾驶着一辆车牌号为“云AL2A21”的蓝色保时捷。这辆车不仅多次冲撞、堵截，车上还有未到案的嫌疑人张金龙等人。

家属称，这位蓝色保时捷的车主，是昆明官渡一带“著名的黑恶势力”：

杨天斗。

这个名字，以及这辆高调的豪车，在家属看来，是解开所有谜团的钥匙。他们认为，这才是真凶的线索。

但在官方的叙事里，这辆保时捷的命运和那份视频如出一辙。

据家属披露，冲突的核心人物代小龙，在最初的笔录中曾承认张金龙等人在车上。但几天后，他突然改口。对于张金龙是否在场，他的记忆忽然变得模糊：

记不清了。

随着这份笔录的变更，蓝色保时捷和它背后的杨天斗、张金龙等人，也一同从案卷的核心地带淡出，最终彻底消失在判决书的视野之外。

就这样，一段关键的视频，一辆关键的豪车，都在官方的叙事里归于沉寂。一个坏了，一个忘了。

两个幽灵，共同守护着一个巨大的黑洞。而周权和李冬的命运，就在这个黑洞的边缘，等待着最后的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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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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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明市中级法院（2020）云01刑初222号判决书里，周权是一个教父式的人物。

判决书的叙事从2010年开始。那一年，周权利用亲属、战友等关系，通过聘用、纠集等途径，网罗了包括他大舅子高书林、侄子李冬在内的二十余人，在昆明新螺蛳湾一带“逞勇斗狠”，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组织、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这个组织层级分明，以发放报酬、发包工程的方式笼络成员，同时使用殴打、辱骂等手段威慑管控。他们通过挂靠多家建筑公司承揽工程，攫取经济利益，并以此为依托，实施了聚众斗殴、敲诈勒索、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多起暴力犯罪。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扫黑故事模板：一个外来者，在城市的灰色地带崛起，建立自己的地下秩序，最终被强大的国家机器扫除。

这是一个好故事，唯一的问题是它与事实的距离。

2019年初，律师杨航远在昆明市盘龙区看守所会见了这位“黑社会老大”。彼时，一审死刑判决已下。但周权身上看不到颓丧，他身高马大，身上还带着军人的孔武之气。

他一边在判决书上写写画画，一边告诉律师：

我就是一个包工头。

根据周权自己的讲述，他的人生是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初中毕业去当兵，退伍后到西藏卖水果。听说昆明好赚钱，就和妻子高芳来到这里。没技术，没门路，只能在建筑工地做苦力。

他至今记得，看到怀着孕的妻子还在街上蹬三轮车时，自己回到家哭了一整晚。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他一天打两份工，像骡马一样干活。

后来，他发现当包工头赚钱，于是凭借着当过兵的仗义和认真，慢慢拉起了一支队伍。手下的人，大多是像他一样从四川农村出来讨生活的亲戚和老乡。

判得重的人是我的亲戚，判得轻的是我的工人。杨律师，你看我们这些人像黑社会吗？有这样的土八路黑社会吗？

在会见中，周权唯一一次情绪失控，是提到妻子高芳的时候。这个一米八的大汉泣不成声。他说，高芳才是家里的“老大”，自己赚的钱都交给她，让她十分钟回家，他不敢十五分钟才到。

对于这个被官方定性为组织、领导百人黑社会，在昆明建筑市场形成非法控制的“教父”，周权和他的家人坚称，他们是一群被冤枉的农民工。而刘长律师的评论，则更加尖锐。他用了一个词，来形容这个轰轰烈烈的案件：

凑数。

“把被打的农民工抓来作为黑社会凑数”，这个指控的背后，是案件中另一个巨大的荒诞：加害者与被害者身份的彻底倒置。

在家属的叙事版本里，2016年6月29日那天，真正主动挑起事端的，是以代小龙、李聪为首的矣六村村民。家属在一份控告材料中称，这是一个“长期盘踞在昆明市官渡区矣六二甲村的地方恶势力团伙”，有开设赌场、故意伤害等前科。

他们才是黑社会：

他们手持东洋刀、狼牙棒，主动上门打砸闹事。而周权一方，从始至终是被追打、被迫还击的一方。

但在最终的判决书里，故事走向了另一个方向。手持凶器上门的一方，其核心成员李旺、刘松，成为了法律意义上的“被害人”。

而被追打的农民工一方，周权和李冬，成了故意杀人的死刑犯。

代小龙2014年7月18日因犯开设赌场罪被判刑，缓刑两年，2016年6月29日代小龙参与聚众斗殴，还在缓刑考验期：

在缓刑考验期内参与犯罪，居然未被收监。

2016年8月末，代小龙接受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调查，并因涉嫌聚众斗殴罪被刑事拘留，后被逮捕，然而，代小龙居然又在2017年2月底被：

取保候审。

这让周权想不通。他在看守所里对律师说，那个开保时捷的村霸，带着一帮人拿着武士刀来打人，警察却不对他们进行调查。

这个逻辑的转换，像一个精巧的魔术。帽子换了，黑白也就颠倒了。

3

在中国，每一个死刑判决，都必须经过最高法院的核准。

这道设立于2007年的程序，被法学界普遍视为法治进步的里程碑。它像一道最后的闸门，理论上，可以过滤掉所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确保万无一失。

刘长律师在他的评论里写道，死刑复核收归最高法，曾是“我们这一代法治记者最津津乐道的事件”。

对于周权的家人而言，这也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在经历了云南省两级法院充满争议的审判后，案件卷宗被送往北京。高芳和她的律师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申诉。他们将希望寄托于这道“最后的闸门”。

他们相信，离开了云南本地复杂的环境，北京的法官会更客观、更审慎地审视那些致命的疑点：消失的视频、身份不明的行凶者、被指控包庇的蓝色保时捷。

根据辩护律师之一张亮后来发布的一篇文章，他们的努力似乎收到了回应。

文章中披露了一个关键细节：

最高院死刑复核的主审法官在听取意见时也曾明确表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最高院会对全案进行复查。

这位主审法官进一步做出了更具体的承诺。他表示，最高院会：

调取行车记录仪和同步录音录像等关键证据。

并且，最高院会：

追究故意删截隐匿关键证据的那些人的责任。

这个承诺，对已经奔走多年的家属和律师来说，无异于天籁。它几乎印证了他们的所有判断：案子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从最高法主审法官口中说出的这八个字，意味着周权和李冬的生命，有极大的可能被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这完全符合法律界的预期。刘长律师就曾断言，依据最高法自己的案例库，“至少十个以上的理由，都不应该核准”这个案子。

律师郭鹏也说，最高法内部有“十大不核准死刑的硬杠杠”，周权案至少占了七条。

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闸门即将落下，拦住那辆驶向死亡的列车。

家属们开始等待最高院调取证据、启动复查的消息。

他们等待着。

然而，他们等来的，不是“复查”的通知，而是“诀别”的电话。

张亮律师用一句话描述了这巨大的反转：

话音言尤在耳，证据一份未到，核准死刑的决定却突然从天而降。

那道被视为最后防线的闸门，在所有人都以为它会关闭的时候，悄无声息地升了起来。

最高法院最终核准了周权和李冬的死刑。

没有人知道，在那间位于北京东交民巷一号的最高审判机关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那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判断，是如何被推翻的？那份“调取关键证据”的承诺，为何没有兑现？

在家属和律师看来，这是一个无法理解的黑箱。

朱明勇律师在他的朋友圈写道：

最高法法官曾表示必须调取消失的视频，查明案情。但是，前天法官突然通知家属，外地两名农民工被判死刑，周五（后天）执行。

他最后评价：

这杀人也太随意了吧。

这种随意，彻底击碎了家属们对司法程序的最后信任。曾经津津乐道的制度设计，在周权案的终点，变成了一个无法解释的悖论。

它也击碎了辩护律师们的职业信念。郭鹏律师在陪同家属奔走最高法和最高检后，对他们说：

这案子使我们一众参与辩护的律师，都无法再憧憬法治的未来。

法治的未来，在这一刻，似乎与周权和李冬的生命一起，被推进了那个深不见底的黑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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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法律世界的大门一扇扇关闭，高芳一家只剩下最后一条路：

走向市场，走向公众。

10月28日，在接到“临刑会见”通知的第二天，这场以“刀下留人”为名的喊冤正式开始。

主战场，是微信公众号，一夜之间成为了这个家庭最后的阵地。

第一颗信号弹，是那封《致最高院张x院长的公开信》。文章发出后，反响超出了高芳的预料。在多位律师的接力转发下，这篇文章迅速成为法律圈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热点。

阅读量、点赞、转发，这些平日里冰冷的数字，此刻成了家属们衡量希望的唯一指标。每一个新增的阅读，都可能意味着多一个人知道他们的冤情；每一个转发，都可能让这封信离最高决策者的案头更近一步。

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在这个战场上，对手并非只有冷漠。

文章发出不到24小时，链接就变成了灰色。一行冰冷的系统提示取代了原文：

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违规”——这个模糊而有力的词语，成了他们遭遇的第一次绞杀。

高芳不明白，一个公民给最高法院院长的公开信，为何会“违规”。但她没有时间去深究。她和家人像一群熟练的游击队员，迅速开辟了新的战场。

一个号被封了，就换另一个。文章被删了，就做成长图片，或者PDF。

周权的儿子周泳宏，成了这场游击战中最执着的士兵。他一遍遍地复制、粘贴、发送那句短促而绝望的呼喊：

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万望最高法院务必刀下留人！！

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一边是手握删除权限、力量无形的平台，另一边是一个随时可能失去一切的家庭。

在文字的传播路径被反复切断后，高芳一家祭出了他们的终极武器：

悬赏一百万。

这个决定，将这场反击从单纯的信息传播，拓宽到了市场经济。

“悬赏公告”的措辞极为专业。它没有太多情绪化的宣泄，而是冷静地列出了所有关键信息：涉事车辆的车牌号“云AZ1V16”，失踪视频的文件编号“14340137.AVI及其后续”，悬赏金额100万元。

这是一个清晰的商业报价。

当一个家庭不得不通过悬赏的方式，去寻找本应由国家机关妥善保全的核心证据时，这意味着他们内心里已经完成了对求助对象的转换：

他们不再仅仅向权力呼吁，而是开始向同胞们求助。

公告发布后，高芳的手机被打爆了。有打来表示支持的，有提供所谓“线索”的，当然，也少不了闻风而动的骗子。

但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案子以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方式，被牢牢地钉在了公众的视野里。

“百万悬赏寻证据”，这个标题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戏剧张力。它像一个响亮的耳光，抽向那个宣称“内存卡已损坏”的官方结论。

与此同时，法律共同体的声援也达到了高潮。

朱明勇、郭鹏、刘长、张亮……一个个在中国律师界响亮的名字，开始为周权案背书。他们不是简单地转发，而是用自己的专业信誉，为这个案子的疑点作注。

如前文所述，朱明勇律师直接点出：“这杀人也太随意了吧。”

刘长律师则发出了对整个制度的拷问：“我无法掩饰对最高法院的失望。”

郭鹏律师说得更决绝：“这案子使我们一众参与辩护的律师，都无法再憧憬法治的未来。”

这些来自法律圈核心腹地的声音，让周权案不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悲鸣。它变成了一次对死刑复核制度的集体叩问。

金琳律师写下了一段话：

当刑事律师不再相信法律，大概也就不再会认真做案子了，但我们的相信能不能支撑得住，看的就是司法的良善能不能在我们希望枯竭前给留一口气了。最近这口气，就看这个周五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那个即将到来的周五。

留给周权的时间，只剩下最后几十个小时。留给最高法院的，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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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时间最终会来到周五。

昆明市第一看守所的高墙之外，一切如常。没有人知道，那扇冰冷的铁门背后，正在发生着怎样的诀别。

九年零四个月的司法长跑，它始于昆明街头的一把铁铲，难道就此终于最高法院落下的一纸命令？

回望这条漫长的道路，无数的碎片拼凑出一个巨大的荒诞拼图。

拼图的起点，是高芳的那句话：

唯一的依靠，就是相信法律会伸张正义。

那时，她还相信，一部能记录真相的行车记录仪，就是正义的化身。她只需要等待，等待国家机器将它播放出来。

然后，她听到了官方的结论：

内存卡损坏。

拼图的中央，是周权在看守所里的那场痛哭。这位退伍军人、包工头、别人口中的“黑老大”，在描述完自己如何被一步步推向死刑的深渊后，却因为思念妻子而泣不成声。

他说，到执行死刑那天，他不会为自己哭。

我为她心疼我这一辈子掉泪。

拼图的背景，在北京。最高法院死刑复核的主审法官，曾向律师许下承诺：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会对全案进行复查。

这个承诺，像一道光，短暂地照亮了这个家庭的绝望。但光很快就熄灭了。他们等来的，是那通“临刑会见”的电话。

最后，拼图的终点，落在了那份悬赏一百万的公告上。高芳一家不再向权力乞求，他们转向了市场。这个曾经只相信法律的家庭，最终选择相信金钱的力量。

他们向整个社会喊话：

真相或许就握在您的手中。

九年时间，足以让一个少年长大，让一个中年人鬓染白霜，也足以让一份对法治的信仰，从坚不可摧到支离破碎。

当一段关键视频可以轻易地被损坏，当一群手持凶器的行凶者可以长久地身份不明，当一个在缓刑期的村霸可以被违法取保，当一个明星法官可以设计一场没有辩护律师的庭审……当所有这些“不应该”叠加在一起，最终却依然穿透了最高法的复核程序时，那道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防波堤，是否还足够坚固？

2007年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曾被视为一道坚固的防波堤，用以抵挡所有可能错杀的惊涛骇浪。它代表着一种国家层面的审慎与谦卑：

当国家面对任何一个国民的生命时，任何疑点都值得被无限放大。

这道防波堤，在呼g案、n🌲b案、车超案中，一次次展现了它纠错的力量，尽管有时迟到了太久。

但在周权案中，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可能。

那把号称最审慎的刀，和那份至今下落不明的视频，谁会先到？我们是否又将亲历一个无法挽回的历史？

距离周五还剩下24小时，留给最高法的时间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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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琛的文立于尘
写于2025年10月29日

10月，蓝书屋邀请到媒体人、成都有杏书店创始人张丰在汉诺威和柏林分别举办了两场讲座。张丰分享了自己从事公共写作和开设独立书店的经验，也给观众们“科普”了不少成都文化的细节。

四川的茶馆文化源远流长。而近年来，成都则兴起了独立书店“热”，据一份统计，2023年成都就有15家独立书店（不包括二手书店）。【1】独立书店，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居民提供了与茶馆类似的公共空间，用于交流与讨论。

张丰于2023年8月创办的有杏书店，也是其中之一。书店是张丰和朋友一起开的，以门口的一棵杏树为题，称为“有杏”。

张丰说，疫情期间，人们内心渴望真正的物理上的共处，这种需求促成了公共连接的愿望。独立书店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许多书店甚至晚上营业，为公共生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讲座中，张丰细聊了成都独立书店公共活动的概念，让我们看见独立书店的兴衰以及背后城市文化和社会大环境的变迁。在公共空间不断压缩的当下，书店成为很多人寻求价值和意义的场所，也承载了深入城市肌理的交流和对话。

开书店，在张丰眼中，是另一种公共表达的方式。

在柏林的讲座中，张丰用历史性的眼光审视自己的职业路径和职业选择。他是中国都市报时代进入职业生涯的媒体人。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他进入曾是中国都市报代表的《成都商报》担任编辑。这一时期，张丰亲历了媒体市场化与党媒体制的混合交织。那是都市报倡导公民社会与个人权利的黄金时代。

2015年起，他一边仍然做编辑，一边开始为各大报刊和网络平台写稿，担任专栏作家。彼时新兴的网络平台腾讯“大家”，给作者提供较大的写作空间，也有比之于传统媒体更高的稿费。

他于2019年期间辞去了都市报媒体的编辑工作，准备靠写专栏为生。然而，疫情初期，随着“大家”平台停止更新，张丰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但与此同时，疫情期间反而成为他创作最多的时候。社会对深度评论的需求激增，他开始经营个人公众号，写作量大幅提升，并直接介入本地公共事件。

张丰眼中的城市书写，和开书店是一回事。在当下中国城市，开书店和写公众号在工作性质、方式、审查压力上都非常接近。他说，通过关注本地具体的、务实的议题（如消防通道、医院停业），而非宏观意识形态批判，文章能获得更长的生命周期并促成现实改变。

以中国公共媒体的衰落和本地新闻的缺失为例。张丰认为，近期成都本地媒体对两起发生在本地的社会事件（小米汽车碰撞燃烧致死、成都女孩在公园自杀）“零报道”，是中国都市报媒体系统性衰落的结果。

汉诺威的讨论环节中，大家提出了许多有趣的问题，例如：为什么年轻人会选择开书店，明明这并不是一门好赚钱的生意？张丰说，“我认为他们就是不想上班了。”能感受到他对年轻人处境的共情。这一代的年轻人面对工作的期望和态度，已经和上一辈不同。年轻人不愿再被传统职场剥削，尝试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

在汉诺威的活动有近30人参加，最远还有从Mainz过来的听众（车程近4个小时），柏林的活动由于场地限制，接纳了20位报名观众，创作者、学生、学者、记者居多。其中一位先生1988年来到德国，至今已37年。时间最短的朋友是一个年轻女孩，曾经从事纪录片工作，刚来柏林一个月。

就在讲座结束不久，传来了有杏书店即将歇业的消息。蓝书屋深感惋惜，愿张丰能继续以他的方式践行公共表达。

参考资料：

【1】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529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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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就是蛮奇妙的，尤其是那种心灵之间的“互相看见”，有时候一见如故，有时候相识、甚至相伴了多年，也走不进彼此。

我与有杏书店的主理人张丰，总共只认识了不足两年，见了两面，就有这样的感觉。所以，看到他昨天的文章《好了，今天就告别吧》，我就难过得笑起来——没写错，好像不使劲让自己努力笑起来，会承受不住那种难过。这真是他——不管是逆着风做书店，还是如今预料之中的告别，都守着心，微蹙了眉，扶一扶眼镜，有点儿不好形容地微笑着——我说不好形容，因为那微笑里起码有温暖、好奇、亲切、平和、阅历和智慧，真无法用一个词来形容。。

有杏书店，我也只去过一次，但一眼就喜欢。简洁、从容、有料、不卑不亢。

那是9月14日晚，我在有杏与张丰、薛野一起讨论拙译《北欧秘诀——他们是如何创造奇迹的》。那天正值他们平时做活动的正式场地无法使用，我们几十个人，就挤坐在腾挪出来的书店空间里，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坐在地上，有的站着，还有几位，就倚在外面。

印象深刻的人和情节，我都记录在《我们能向北欧学点儿什么——《北欧秘诀》成都分享会后记》里了，包括那天到场的那些还在读中学的年轻读者们。这几天，想必他们也会听说有杏书店的消息，看到张丰的文章，好奇心重的，或许还会搜到随后朋友们、读者们一篇篇的“追思”文。或许，有的同学一定会奇怪：看上去经营得很不错的有杏书店为什么要关门？

或许，有的同学会从不知道什么来源知道，几天前，张丰刚在票圈发过一句话：“郑智化真正冒犯大陆人的就是用了’连滚带爬’这个词。这就是我们的日常，你还忍受不了啦？还要说出来？在这里不管你四肢多么健全，每天都是爬，或者跪。” 然后或许会觉得有杏“倒下”的时间似乎巧得很。如果有人去问家长，大概率的回答会是：“纯属巧合，好好读书，不要瞎想！” 或许，有的会接着去问别的同学，或者某位老师，到底为什么……

或许还有人会更好奇一些，想知道，这两年，就在成都这座以松弛、闲适、包容、有滋有味的城市，是不是还有别的独立书店不见了，或者转行了？他们可能不难发现，就在去年五月的《成都为什么有那么多独立书店？》这篇文章里提到的好几家书店已经实质上“不在”了：荒原，关了；野梨树，关了（在各空间做流动现场）；一苇，转型中，书不再占据主要空间；文中没有提到的戈鸟，不卖书了；有杏，只是刚刚轮到。

再或许，他们会好奇，为什么这么多人为这些独立书店这么悲伤？书店不就是一种“店”吗？现在买书都是手机下单，为什么书店还这么重要？

或许，有的他/她会遇到一位“朋友”，告诉他/她一个叫做“公共空间”的名词，以及公共空间对一座城市和生活于此的人的重要性。或许他们还会讨论别的什么，比如关于自由、权利和责任。

“老兵不死，他只是凋零。” 就像一颗杏树，树倒下了，谁也看不见，它曾经撒下的种子，如今都散落在哪个城市，哪条小巷。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当下一个春天到来，那些种子又会发出新芽来。

有杏撒下的种子，除了那天来到讲座的读者们，我还知道一位年轻人，我上面列举的去年以来消失的书店信息就来自她的票圈。我们尚未谋面，她为一家教育自媒体写稿，几天前刚电话访谈我。那天我们两个状态都不怎么好，采访进行得磕磕绊绊，最后我“回到了老路上”，开始“我建议你……”。她马上颇有些委屈地解释，我心里就更不爽了。不过因为是朋友介绍的，最后还是互相客气地约了再访一次。

其实我当晚已经有些悔悟了，今天上午偶然在她的票圈看到了她写的关于有杏，关于独立书店，还有很多别的喜怒哀乐、迷茫与艰难，她在我心里立刻鲜活起来，让我想到那天在有杏看到的一张张年轻的、可爱的脸，认认真真地面对着即将在他们面前展开的未来。

采访那天，她问了几个问题，我当时觉得“怎么会这么问呢”，现在大体理解了。正如我当时“建议”她“应该事先更了解一下被访者”，我是不是也应该更了解一下采访者呢？ 意识到自己无意中伤害了一粒这么可爱、可珍的“种子”，或许，这让我比有杏宣布关停更加难过起来。

叮一声响，父亲的手机来了条微信。

他打开手机，读取信息。随即说：这个中金支付是干嘛的？怎么又扣了我两百多。

我警觉起来，问道：这是第一次扣？

老爸回答：扣了几次了，每次看到了，后面一忙就忘记了。

我问：您是不是签过什么协议合同之类的。

老爸说：怎么可能呢？肯定没有签过。我不可能随便签这些。

毕竟做过几十年的父母官，应该也不可能轻信他人。以前我妈差点被哄得去开户投资返钱，还是被我爸阻止的，他很理智，从不信天上掉馅饼的事。

我拿过手机看了看，农业银行的微信提示，中金支付。

从来没听说过这个支付。

直接用老爸的手机拨打农行电话，人工很快接听，听我描述完，他问我父亲在不在旁边，需要和本人确认一下身份。身份确认好，我接回电话。

客服说：刚才这个扣费是由中金支付扣走的。

我问：中金支付是什么？一个公司？

客服说：就是一个支付方式，类似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

我又问：那这个钱是付到哪里去了呢？我父亲对这个毫无头绪。

客服说：请问您父亲有没有签署过什么保单合同之类的？

我说：他本人十分肯定没有签任何合同。请问这个钱扣了几个月了？

客服马上查询，已经连续扣了3个月，并且3月份还支出了一个0.6元，收款方是tai康。

那就是和保险相关了。

我问：那200多元的扣款是怎么回事呢？

客服说：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需要您本人打中金支付的电话询问一下，稍后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中金支付的联系方式。

电话那头顿了顿，又说：或者您也可以拨打一个电话，但是需要您本人记一下。

接着报了一串北京区号的电话，然后说，这个机构叫yuanbao，款是打到那边去了。

我连声道谢，挂断。没有管中金支付的问题，直接拨通了北京yuanbao的电话。

很快接通，客服很客气。我语气严肃的询问了扣款的事。同样的流程，先确认父亲的身份，然后电话给我处理。

她说：我这边查到您父亲3月份和我们签署了什么合同，目前是有两份保单，时间是从2025年4月到2026年4月。已经扣了三次费。

我打断她：签的这个什么合同保单，我父亲本人全不知情。我想请问你们是通过什么方式，让他签署的合同？

她说：就是您父亲在手机上使用APP的时候，看到我们公司推送的广告，点击进去签署的。

我赶忙看向老爸，他说不可能，肯定没有签名字之类的流程。

我不想同对方过多攀扯，目标是为了把钱要回来，于是口气更加严肃：所以按你说的，他看手机，不小心点进去了你们的广告，然后就默认签了你们公司的保单？你们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我可以直接去投诉你们知道吗？我要求你现在立刻处理退款事宜，把前面交的所有费用全部返还。

客服有点慌：好的女士，我这边会马上申请处理您的退款，并且保单直接作废。我这边查到您有两份保单，全部帮您退款作废，您看可以吗？

我问：申请时长需要多久？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收到退款？

客服回：我这边马上就申请，很快可以收到退款。

我还想多问几句，父亲的手机连续来了三条消息。

就这么迅速的，退款直接到账了。

那不用过多纠缠了。

都说银发经济，老年人的钱好赚，但是这么明目张胆的骗，还真是刷新了我的认知。

此经历写出来，希望读者们引以为戒，警惕各种针对老年人的广告。

「左边扣费截图，右边退款到账截图」

公式相声要成真了吗？

CDT编者按：2025年10月1日—10月31日，距离李文亮医生去世已2018—2048天。这位在武汉新冠疫情期间因为说出真话成为悲剧英雄的普通眼科医生并没有被民众遗忘，为公共安全与健康充当“吹哨人”成为他闪亮的墓志铭。在李文亮医生留下的微博的评论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写下日记”，“诸多双耳朵仍铭记着他吹出的悠长哨响”，网民们在这里和李文亮医生一起分享和倾诉自己的生活与命运。正如一位网名为“一朵默默绽放的花儿”的新浪网友所说：“李文亮微博成了‘互联网哭墙’，一个安放人们良心的地方。”

因为李文亮的微博随时可能被网络审查部门下令删除，中国数字时代对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网民留言每日片段精选备份，直到该微博账号被关闭为止。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留言区：

2025年10月1日—10月31日：

漂亮用户7985651268: 老李啊 我现在去吃炸鸡了，你吃了饭没啊？想你

这是麦德居替: 不在巨鹿路，也会在其他路……万圣夜快乐，老李。

本人叫志伟: 李医生，5年多了，我过得好惨啊，阳过之后身体断崖式下降（您更惨)在您这希望碰到好心人，借我两三千元，我现在全家买农村合作医疗都没钱了。我会还的，但不敢承诺几时还。有人问：现实中没亲戚朋友吗？其实穷人现实中的亲戚朋友都是穷人，我们底层之间都是相互几百几百的借。一旦遇事就扛不住。

爱做健身的冰美式: 睡不着，搜了疫情期间的视频来了，晚安李文亮医生

_溢呀溢呀轰: 李医生，医疗寒冬来了，现在医生毫无尊严，12345投诉一切，好累，坚持不下去了

小学姐-: 李医生您还好吗，这个世界怎么了，在天之灵救救云南犬化野人小孩吧，让坏人通通受到惩罚

就想一飞冲天: 云南小孩乐乐这么多天没消息，看到云南要降温了，不知道他有没有穿上衣服，一直没有新动态，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被解救，好难过

嘟嘟嘟嘟Superman: 李医生，我作为一个妈妈，天天看着云南那个小孩不给衣服穿被当成狗在地上爬，但是又救不出他，现在一点下落都没了，真的很揪心，每天看到我的宝宝我就会想到那个孩子，天气已经这么冷了，不知道他怎么样了，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好无助

飞虹2893352513: 今天看了郑智化的事，就突然想到了你，来看看，愿大家安好

从头学起de博客: 老李啊，郑智化的道歉，让我觉得一阵悲凉。

是我80105: 李医生，最近看到一只北京的小边牧遭受虐待。三四个月大的小女狗，本在幸福的家庭出生，因为最聪明听话取名叫小书包。500低价出售给北京一户人家，原主人以为会过上幸福的狗生，没想到是小狗噩梦的开始，呼吁大家不爱请别伤害，希望早日成立动物保护法！希望地球更好

刘小熙日常: 李五岁，你在干嘛，今天玩的开心吗？

糖喵小十一崽崽爱粑粑麻麻: 李医生，这是今天的伊豆。再次祝您的家人，余生喜乐

落叶知秋2855: 李医生，巨匠杨振宁先生离世了

sketchvision: 五年了 好想回到你还在的时候五年变了太多了…流了好多泪

O在想什么呢: 李医生，俺又来了，每次遇到烦事没有进展的时候我都回来这说说，每次说完都会有改善。最近在秋招，9 月投的到现在还没消息，找工作好难啊，心仪的岗 o(╥﹏╥)o 都竞争好大，还有就是漫长的等待是折磨的，等笔试链接等面试…等一个 offer_(:з」∠)希望会变好吧加油(ง•̀•́)ง

骏马奔驰L:现在回想起来，2024年的生活都已经成为奢望了

RainsCleari: 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Livefree_: 李老师，月入6千的合同工和月入3千的编制要选择哪个

zjkl-: 有时候想想这样的世界，如果没有一丝牵挂，早登极乐也好，这个世间普通人实在太辛苦了

棉小默: 李先生，来微博看看那几年怎么过的，发现以往微博里的自己，那么灵动，情感丰富，溢出屏幕的热情，现在怎么都跟行尸走肉一样了。希望在另一个世界安好

末梢的阳光: 咦，李老师今天是你生日吗？生日快乐！

我是年糕妈: 好巧今天过来看看，那就生日快乐

冰城的丹妮: 大家都在祝你生日快乐，今天是你生日吗？那就生日快乐，现在你的老家盘锦，应该是海鲜很肥的季节了。

今天是幸福快乐小狗: 今年的祝福依然在～李医生生日快乐

Yi-meng: 40岁生日快乐

呱呱不秃头: 今天刷2020年考公的常识题，有关于疫情的题，评论区都是缅怀你的

这是麦德居替: 亮哥，刚才清理手机内存时，在电话联系人里翻出了爷爷，他已经过世快三年了，跟他最后一次通话是四年前，这大概意味着，我快三年没有主动用电话联系任何人了，心里顿时产生了一丝酸楚……

新鲜的杨树叶子: 李医生，如果我在单位遇到了不公正的事情，而且有人确实存在违法违纪问题，我应该奋力还击吗？

思念20220319: 李医生，又是一个中秋了，真的有另一个世界，有来世吗？好想我的儿啊，他好久没来我梦里了……

妍嬷嬷7: 李老师，国庆回了一趟老家，因为老家没有亲人也没有房子了。所以，很多年都没有回去过了。这次回去，老家的小路和树木全都跟记忆中的不一样了。仅剩的一点房子的痕迹也被树叶和青苔覆盖了。很多人也跟记忆中变得不一样，更加的苍老佝偻。突然接受了那个事实，没有亲人等待的地方再也不是我的老家了。

蜕变初见: 李医生，时间过的好快，疫情至今快六年，我也净身出户带着女儿快六年，从她幼儿园到现在小学五年级，我非常非常努力，不想她颠沛流离，在疫情期间高价贷款买了房，不曾想现在形势每况愈下，负债累累，这些年为了女儿为了房贷身心俱疲，真的好累好累好累，可我又觉得活着就是希望，李医生，你说对吗？

立夏小蚊: 李医生，好久没留言了，今年经历太多了，很多事不顺利，这国庆节逛街，发现店铺越关越多了，经济好似好差，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啊

Olafydevastating: 我来纽约看你了

人不能停止思考_: 李医生，父亲在中秋夜里突然离世了，不用再忍受病痛了，希望在那个世界安好。

向内探索的Ginger: 5年过去，世界并没有变好，而我也在变老。有时候看到认识的人的离世新闻，竟然也不觉得那么难过。这是个解脱，是个不值得留恋的，不能待太久的世界。

无可奈何wghh: 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想念妈妈的夜晚，同时来看看你

朱二小的二岁情怀: 李医生，这两年真的挺难的

MarkSteven马: 李医生越来越扮演着精神耶稣的角色了，大概我们需要这样的

CDS档案 | 李文亮

CDS档案｜新冠病毒事件总汇 

Hi，大家好，我是尘了。

相信郑智化吐槽深圳机场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吧。

“连滚带爬”这个网络热词再一次出现了，虽然用在这里有点夸张了，但人家郑智化说的其实是实情。这个可从下面深圳机场的回应里看到。确实升降机离机门地板有25公分的落差，确实升降机师傅没有把升降板提高，当然并非师傅冷眼旁观，也不是师傅不肯为而是不能为。原因机场说了，是怕擦碰损害飞机。

郑智化10月25日下午发了这个微博，深圳机场10月25日晚上就做出了回应，期间也解释了升降机不能提高的原因，也做出了承诺，今后将试用登机连接装置。本来事情到这里，应该可以画句号了。整个事件就是有个乘客吐槽和批评了机场，虽然言辞激烈了一些，但说的基本也是实际情况，机场方也立行立改，整个事件的走向还是非常值得点赞的。

直到网络上突然流传出来了一段郑智化登机的视频。

视频里看到升降机和飞机机门落差确实很大，虽然有几名工作人员贴心地协助，但郑智化登机过程看上去确实还是非常地艰难。换位思考，人家当时误会升降机师傅故意不肯提高升降机，气头上发几句牢骚，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一些人看了视频不肯罢休了，火力全开地对郑智化开始了各种抨击。

然后10月27日郑智化出来道歉了。

事情到此，用一部分人的话来说，就是事件反转了。

但事件反转了吗？残疾人登机非常艰难是事实吗？升降机和飞机舱门有25公分落差是事实吗？是事实呀。

事件反转了吗？并没有呀！

整个事件中有人报警了吗？警察当着双方的面调取监控了吗？当事人同意监控公开了吗？也并没有啊！

那么请问，这个监控视频是从哪个渠道哪个人手里流出来的？

全民文明，终究离我们还有点远。

前段时间，新一轮国考开启报名时放宽了报考年龄限制，以身作则打破三十五岁魔咒。

人民群众对编制的热情有目共睹。去年国考有超过三百万人报名，平均竞争比高达86:1，打得最凶的岗位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联络部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10655人报名竞争同一个名额。

当全国人民都理解了山东人的执念，教培行业也一叶知秋，光是今年上半年，“公考一哥”中公教育的正价课培训人次达到45万，同比增长18.42%。打眼望去，有种考公越火、中公越爽的错觉。

然而，中公教育的处境却相当尴尬。过去的四年，营收成绩是每况愈下，从2021年的69亿降至2024年的26亿，亏损的泥沼似乎也暂时难以挣脱，在连亏36.8亿后，去年才勉强赚了1.8亿。

中公教育一手开创的“协议班”模式是拖累业绩的根源。简单来说，就是考生预付学费，不过包退，后来甚至演化出考生贷款培训，利息中公来还的进阶版本。

一个协议班两次改写中公教育的命运，它曾经承包了公司75%的收入，如今却贡献着82%的诉讼和仲裁案件。

今年上半年的财报显示，公司账面货币资金1.77亿元，待退费却达到4.82亿。

本该享尽红利的公司实则债台高筑，但压垮这位公考一哥的稻草，远不止协议班那么简单。

从天才发明，到业绩拖油瓶

今年八月，一则维权新闻把中公教育送上热搜，起因是有学员考公惜败，按“不过包退”约定要求退费，却得到分期17年付款的惊人答复。

按照中公教育一年退一千的承诺，这位年轻考生要熬过中年危机的毒打，才能真正落袋为安。

镜头下的机构尽显语言艺术，退款速度不详，二手平板抵债，欢迎随时起诉，胜诉以后这套流程从头再来[1]，破罐破摔的程度，足见其窘迫。

退款困难户的声名远扬，以至于“中公退费”都被诈骗分子盯上，假装客服诱导学员通过投资返现来退钱[2]。

但在此以前，协议班也曾造就中公教育的辉煌。

2018年中公教育借壳上市，正式升咖为“公考第一股”。次年，中公教育市占率达到第二名的两倍，公司76%收入都由协议班贡献[3]。

当同行还在绞尽脑汁卖课时，中公教育已经靠着“不过包退”的承诺杀穿行业。2021年，公司市值涨到2600亿，度超过新东方和好未来；创始人李永新成了教育领域首富，与其母（公司实控人）带着1420亿身家荣登《2021胡润全球富豪榜》，是当时俞敏洪的近五倍[4]。

但也是这一年，天才发明初现端倪。由于三季度巨亏近8亿的业绩大变脸，中公教育连续收到证监会的警示函、深交所的关注函，不得已才揭了老底[5]——赚钱的速度快赶不上退钱的速度了。

2021年第三季度，中公教育只收到了52亿培训费，退费却高达57亿。

这仅仅只是个开始，此后中公教育要退的钱越来越多。2024年，中公的“待退费负债”是5.8亿，而2025年仅上半年，就已经达到4.8亿。

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制造问题的人，中公教育先是取消全额退款的课程，然后劝落榜考生转学其他职业考试、把退款兑换成内部消费券，最后视考生的好惹程度，动态调整退款进度。

2022年-2024年，中公教育总共亏了11.27亿。李永新母子虽然还在今年的《新财富杂志500创富榜》榜上，但身家已经干没了上千亿。

吃到回旋镖的不只中公教育一家，今年上半年，粉笔和华图的退款负债分别为1.28亿和3.07亿，重新定义了公考机构的第一大竞争力：退钱爽快。

早在由盈转亏的2021年，中公教育就曾将称业绩波动归因于“考试周期性波动、需求收缩、学员参培意愿减弱等现象”。通俗地说，就是单位太难进，考生的积极性也被打击了。

然而，中公教育今天的苦日子，真的只是因为公务员不好考了吗？

考公不是卖保险

2022年，《财经》记者曾经做过一个调研，整个行业的协议班笔试通过率只有20%-30%，这一小部分人的面试通过率又只有50%。也就是说，十个人里顶多只有1.5个人能上岸[6]。

风浪越大，上岸越难，考生越需要兜底，协议班应运走红，连带着教培公司也活成了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的赚钱门道说来简单，一是分摊风险，假设100位车主有一人理赔车险，赔付款实际上是另外99位幸运车主众筹的；二是让钱生钱，把预收的保费拿去做投资理财。

中公教育显然学到了其中的精髓。公考从报名、考试到录取结果通常历时数月，中公教育手握一笔相当可观的现金，反手就拿去做了投资。

2018年-2021年间，中公教育买了大量短期理财产品。光2019年一年，中公教育就靠着投资收益和利息收入小赚2.6个亿。

但这套模式运转有两个前提条件，即可控的赔付比率，可观的投资收入，而中公教育不出意外地在每一步上都出了意外。

首先是赔付比率，即退款率出了问题。

2021年，当中公教育的综合退费率达到68.46%，然而动力不足的白嫖党还能再创新高，“理享学”产品的学员里82.94%都没上岸。

2025年国考报名收官时，李永新出现在直播间点评，预判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从考试范围看，学起来更容易；从报考人数看，考起来更难[7]。

考公市场越火热，中公教育越痛苦。以国考为例，2021年至2024年，国考报名人数翻了近一倍，录取率却从1.6%变成了1.3%，坑位的增速远远落后于萝卜的长势。

录取比例越低，协议班的退费概率越高，中公教育越发显得像个义务支教的慈善家。

2018-2021年间，中公教育大量进行短期借款，三年累计达到116亿元，资金用途之一就是要给考生退费。

中公教育不仅低估了公考的风险系数，还高估了自己的投资能力。

2021年，中公教育投资收益7927万，但在近24亿的亏损面前杯水车薪。此后几年理财收益还在光速萎缩，去年中公教育艰难盈利，投资对利润总额的贡献只有两个点。

中公教育似乎还走上了绝大部分散户都会走的弯路：赚点小钱，然后花个大的奖励自己。

退费率一路走高的那几年，中公教育却在大兴土木，它先是在湖南花2亿建区域总部，然后于西安花3.8亿建大楼，同时还在北京的昌平和怀柔分别豪掷30亿和42亿建培训基地，面积堪比46个世界杯足球场。

用短期现金流投资长期不动产，只因基地封闭班能卖出上万的单价，是网课的十倍有余，奈何地产监管和业绩不佳的现实，共同打破了这个转型的美梦[8]。

2022年起，中公教育的资产负债率开始游移在90%左右，击鼓传花的游戏愈发玩不下去。同年11月，中公教育发布了一封保证书，宣布将分10期支付退费，如果做不到，将用石家庄的一处地来抵债。

归根结底，是公考这个“险种”的风险系数太高了。一个人的上岸概率取决于教学水平、个人能力和历史进程，教培机构能够左右的因素实在是太过有限。

上岸难如上青天，老师和学生还是掉进了同一条河里。

换个赛道又如何

去年7月，李永新以中公教育董事长的身份开启直播首秀，在名为“中公严选”的抖音直播间回应了广大粉丝关切：给点时间，一定退钱[9]。

一场直播暴露了中公教育的两个麻烦，眼前的麻烦是昔日明星产品遗留的退费问题，深层的麻烦则是光靠公考已经越来越难赚钱，是时候发展一下副业了。

放眼公考培训行业，积极转型的不只中公教育一家。

隔壁的粉笔灵机一动，要做“保健品界的小米”，线下开过烘焙店、新中式茶饮店、针灸推拿馆，线上也推出了一个健康管理APP和一个烘培培训APP[10]；最晚入局的华图动静不大，脑洞不小，试图靠AI降本增效，搞起了“人机协同” 的教学探索。

公考三巨头手拉着手不务正业，都得从那场席卷教培行业的风波说起。

2021年双减政策落地，扫射范围之外的中公教育本该是个幸运儿，谁知赶上同行紧急避险，纷纷涌入公考赛道，当年新东方规划的一系列成人教育课程里，公务员考试与司法考试赫然在列[11]。

公考机构的竞争对手一下子从网盘资源变成了跨界同行。

相比于协议班，一些新入局的机构卷出的新玩法有过之而无不及，诸如全勤打卡全额返现、甚至返两倍钱让学员连吃带拿的噱头不断，同样贡献了不少或拉扯或跑路的名场面。

中公教育的困境，实际上是历史遗留问题和新政次生灾害共同作用的结果。协议班的退费难题已经让公司的业绩愈发难堪，行业竞争的加剧却又让其无法完全放下“不过包退”的引流神器。

重压之下，中公教育开始了降本增效的行业基操。2020年-2024年之间，员工从4.5万裁到7888，直营分支机构也从1669个缩减至681个。

另一边，中公教育也开始积极转型谋出路，像素级致敬新东方搞直播，但目前40多万粉丝的账号还够不到腰部；最近又要进军硬件市场，卖起AI就业学习机，号称自研大模型，定价4999元，但目前在淘宝旗舰店里还显示着0人付款。

截至2024年，这一系列副业的收入占比不足三个点。

同年，中公教育宣布转型为“就业与再就业服务提供商”，通俗地说就是教人找个班上。李永新言之凿凿，称就业服务是未来十年最有价值的一个市场[12]。

尽管在去年的财报里，转型大业还停留在理论层面，中公教育扭亏为盈主要是三费齐降的功劳。在这个行业的新增岗位数量愈发追不上新增考生数量的节点，也很难说考生和公考机构谁更难上岸。

但至少中公教育没有忘记教培行业的祖训：把一代人的不安，转化成另一代人的收入。

三十多年前，我们曾是一出好戏里的活道具。那是上大学的第一年，我们有一门课要对外展示。登台前，我们这些“演员”——老师和学生反复排演，哪个问题由谁举手，答案的字句，甚至辩论时谁该脸红脖子粗，都像京戏的锣鼓点，掐得分秒不差，我们追求的是一种严丝合缝的“正确”。

正式上演时，在辩论环节，一名同学许是紧张，忘了顺序，提前站了起来。霎时，我们这些“入了戏”的，都脱口而出：“你错了！你错了！”——错的不是观点，是他打乱了精心编排的秩序。幕落，观摩的领导们却击节赞叹，说这一幕辩论最是真实，有火药味，可见同学们思考之踊跃。

那一刻，教室里鸦雀无声。我们成功地用一个真实的失误，完美地演绎了一场虚假的“真实”。这其中的荒诞，像一根细刺，扎在我心里三十年，不疼，却总也忘不掉。

如今，听闻相声也要这般了。不知道这新规定是真？是假？

台上的一言一行须与备案的台本一字不差。那叫“现挂”的玩意儿——演员与观众电光火石间的机锋，熨帖着当下烟火气的俏皮话——将被视作必须剔除的杂质。

相声本是市井里的活鱼，水的波动、观众的嘘声或喝彩都是它赖以扑腾的氧气。“现挂”就是那鱼跃出水面时，鳞片上闪着的、最不可预知的光。侯宝林大师当年从剧场顶灯飞下只麻雀，即兴编出一串包袱，把一场事故点化为一代佳话。这是智慧，更是与台下众人共呼吸的同在感。如今，要把这活鱼制成标本，钉死在备案号的玻璃框后，美其名曰“规范”。这无异于告诉厨子，往后炒菜，不许再看火候，只准默诵菜谱。

课堂上的“假互动”与相声里的“没现挂”，都源于一种恐惧——对“鲜活”的恐惧，对任何计划外活动的恐惧。于是，最稳妥的法子便是将一切鲜活的存在，无论是思想的碰撞还是艺术的火花，都制成不会呼吸的标本。标本是安全的、永恒的，只是没有了生命。

教室讲台上，在排练思考；相声剧场里，在审核笑声。当一切不可控的“真实”都被消杀，剩下的，便只有那场被我辈曾演绎完美的公开课——一场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盛大的、沉默的演出。

或许，未来的某一天，当台上的演员因一个绝妙的“现挂”而赢得满堂彩时，台下，我会低声对孙儿说：“瞧，他错了，他错了，就像我当年那个同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