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语 2025.11.17
“中国人到哪都不安全?”

“中国人到哪都不安全?”


“不断提⾼企业的环境治理能⼒和⽔平,降低污染物的排放,也是企业的主体责任!更是企业的社会责任的⼀种体现” ——涉事⼯⼚
“律师”传达通报(11⽉16⽇):

“福尔摩斯⽩”传达的信息要素⻬全:
权威主体: 绵阳市⽣态环境局检测站。
⾏动范围: “全覆盖的环境取样⼯作”,包括“⽔样、⼟样、⼤⽓样”,覆盖了“公司驻地区域”、“⽯红村群众反映区域”以及“⽅圆⼏公⾥范围” 。
最终结论: “⽬前相关部⻔已将检验结果通报给问题反映群众, 在全部环境监测过程中, 未发现有异常数据!” 。
这段陈述的⽬标⾮常明确:以覆盖范围之“全”、检测主体之“权威”,来⽀撑其结论之“不容置疑”。在公关策略中,这属于“硬着陆”式的危机应对,即通过权威机构的背书,试图⼀锤定⾳,终⽌公众的质疑和讨论。
1、【福尔摩斯⽩:真相只有⼀个】。这个特意改的名字本身就有表演性,它暗示⾃带⽆可辩驳的、逻辑严谨的“真相”。
2、“未发现有异常数据!”这句话并不等于“没有污染”,不等于“过去⼏个⽉没有污染”,也不等于“环境是安全的”。它回避了关键问题:排放是否是间歇性的?“异常”的标准是什么?以及最重要的——它与居⺠的感官体验是否⼀致?
那个刺眼的感叹号,更像是⼀种公关宣告,⽽⾮科学结论。
3、“已将检验结果通报给问题反映群众”
这是⼀个“程序闭环”的声明。潜台词是:我们已经⾛完了所有流程,此事实质上已经“办结”。
涉事⼯⼚和⽩“律师”的聊天(11⽉12⽇):




1、
“我们这边已经按照相关部⻔, 组织的省级相关⾏业专家…给出的专家意⻅进⾏了提升改造, ⽬前基本要完成了!”
“按照排污许可证管理的法律法规, 没有对过磷酸钙⾏业要求安装尾⽓在线监测的要求, 我们接受专家建议, 主动安装尾⽓在线监测设备!”
“增加了很⼤的成本压⼒…但是我们也愿意承担这种环保⽅⾯的投⼊, 拿实时数据说话”
A
⼯⼚代表⽤极⼤篇幅强调其“主动性”:“按照……法律法规, 没有……要求安装尾⽓在线监测的要求, 我们……主动安装尾⽓在线监测设备!” 。
“主动” 是这⾥的关键词。 然⽽,通报的另⼀处⼜提供了关键的上下⽂:“我们这边已经按照相关部⻔, 组织的省级相关⾏业专家到我们公司实地考察后, 给出的专家意⻅进⾏了提升改造”。
将这两段话并置分析,可以清晰地还原出⼀个“被动-主动”的逻辑重组:
事实逻辑: 污染引发投诉 -> 监管介⼊(“相关部⻔组织的省级专家”) -> 专家给出“意⻅”-> ⼯⼚ 被迫 “提升改造”。
公关逻辑: ⼯⼚(省略投诉和监管介⼊)“接受专家建议” -> “主动”安装了超越法律要求的设备。
这种“将被动包装为主动”的策略,是企业在环保合规压⼒下最常⽤的“洗⽩”⼿段。它试图将⼀个由公众压⼒和监管⼲预驱动的结果,包装成⼀个由企业责任感驱动的起因。
B
“成本压⼒”= 巨⼤牺牲: 强调“很⼤的开销”,是在博取“同情分”,并暗示这种“牺牲”是巨⼤的,是“诚意”的体现。
⼯⼚的论述,故意混淆了“没有法律要求安装某⼀特定设备”(尾⽓在线监测)与“没有法律要求监测和处理尾⽓”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先,相关的⾏业技术标准明确规定了⼯⼚的末端治理义务。根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肥料制造业(含氮肥、磷肥、钾肥等)》的相关要求,“过磷酸钙酸解反应尾⽓应收集处理… 使其⼤⽓污染物排放符合相应排放标准的规定”。法律法规要求的不是“⾃愿”,⽽是“应”。⼯⼚必须收集和处理尾⽓,使其达标排放。
其次,⼯⼚⾃⼰提到了“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证制度的核⼼,恰恰就是企业的“⾃⾏监测”法定义务。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及相关技术规范,排污单位必须“制定⾃⾏监测⽅案并开展⾃⾏监测”,并按时提交“执⾏报告”,“如实报告污染物排放⾏为、排放浓度、排放量等”。如果未按规定制定⽅案并开展⾃⾏监测,将⾯临“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因此,⼯⼚所谓的“主动安装”,前提是他们依法必须处理尾⽓,依法必须⾃⾏监测并报告数据。他们所谓的“主动”,是将法律的强制规定(或更可能是,在被举报后为弥补过往不合规
⾏为)粉饰为企业的“⾃愿牺牲”。他们“愿意承担”的“很⼤成本”,仅仅是他们本应承担的合法经营成本。
2、
“有⼼⼈”。
⽩“律师”:“虽然, 这次的环保污染损害举报事件, 是有⼼⼈故意捏造或策划的事件, 甚⾄为了某种⽬的⽽炒作舆论。”
这个词,将所有提出问题的⼈,全部打⼊了⼀个“别有⽤⼼”的另册。这是典型的“转移焦点”和“归咎于外”话术。
这与常州外国语学校事件中的叙事如出⼀辙,当时校⽅“指责媒体夸⼤其词” 。这是⼀种经典的“受害者指责”,通过“推动虚假叙事” ,将受害者的呼救,定性为“恶意”的“捏造”。
“捏造”、“炒作” : 这两个词试图将问题的核⼼从“污染事实”转移到“投诉⾏为”。其潜台词是:污染或许存在,但其严重性是“捏造”的,其影响⼒是“炒作”的。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排污,⽽在于“有⼼⼈”的恶意。
3、
“作为企业经营者, 你们有这样的认识, 有这样的⾏动, 有这样的社会责任,”
“即便⾯对捏造夸⼤的虚假造谣, ⾯对来⾃各个⽅⾯的压⼒, 依然能够保持冷静理性, 积极采取措施改进改良, 这种有则改之⽆则加勉的精神, 值得我们每⼀个⼈学习!”
律师的“总结陈词”堪称典范:
“有则改之,⽆则加勉”——这句公关的“万能句式”终于登场了。在相关的话语体系中,如新华⽹在“魏则⻄事件”后评论⺠营医院时,也曾使⽤此话。但其语境是劝诫整个⾏业要借此契机进⾏真正的“⾃查⾃纠”。
然⽽,在这场表演中,这句话,暗藏着⼀个精妙的“话术陷阱”。律师在说出这句话之前,已经⽤“捏造夸⼤的虚假造谣”作为了⼤前提。
这意味着,他已经替⼯⼚定义了这次事件属于“⽆则”(没有过错)的范畴。
因此,这句“有则改之,⽆则加勉”的真正含义是:“我们本来是’⽆则’的(是谣⾔),但我们依然表现出了‘有则’(有错)⼀般的积极态度去‘改进’。我们的精神是多么值得学习啊!”
4、
“我们这种⽼企业, 因为历史遗留原因, 地理原因, ⽆法媲美⼯业园区, 周边群众也多, 也得(顾及)周边群众的感受!
⼯⼚诉苦,扮演⼀个“⽆奈的⻆⾊”,并对社会进⾏情感勒索。
这套说辞试图将责任全部“外部化”:
“⽼企业” / “历史遗留原因”: 这是将当前的问题归咎于“原罪”。其潜台词是:问题是历史形成的,不是今天主观故意的。这是⼀种典型的“以历史为盾牌”稀释当前责任的话术。
“地理原因” / “⽆法媲美⼯业园区”: 这是将问题归咎于“客观条件”。其潜台词是:我们不在⼯业园区,被“群众”包围 ,升级改造“场地受限了” ,所以存在问题是“没办法”的。
“也是那么多的家庭”: 在提到“很多⼯⼈都是这么多年以来⼀直跟随着的”之后,⼯⼚代表补充道“也是那么多的家庭” 。这是最经典的“诉诸同情”和“就业绑架”话术。它试图在环保问题中强⾏植⼊“⺠⽣”和“稳定”议题,向投诉者施加道德压⼒:如果你们穷追猛打,导致⼯⼚倒闭,你们就要为“那么多的家庭”失业负责。
这是整份⽂件中最委婉的词之⼀:“历史遗留原因”。
在公关话术体系中,“历史遗留问题”是⼀个近乎⽆敌的词汇 。它如同⼀张“不可抗⼒”证明,瞬间将⼀个当下的、可解决的问题,转变为⼀个过去的、抽象的、⽆法追责的“历史状况”。
你⽆法起诉“历史”,也⽆法制裁“遗留原因”。
当⼯⼚抱怨“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时,它实际上是在承认⾃⼰是⼀个不应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

CDT编者按:截止发稿时,该文在微信遭到删除,在虎嗅新闻平台仍可见。
昨天“XX真棒”、更早的“X思”,这两个号用“网红学校暴雷”“创始人跑路”这些抓眼球的题目发了关于北京一土致知学校的文章,东拉西扯一些信息,加上自以为是摇头晃脑的解读,凑了“文章”,后面带他们自己的活动广告。流量和自己广告的效果估计都不错,编辑团队八成在弹冠相庆,沾沾自喜。恭喜他们!
这些号自称是教育自媒体。我们逻辑推理一下,如果一土做的是糟糕的教育,那不需要你们“爆料”,家长早就用脚投票了。如果一土做的是好的教育,那一个好的教育“出事”了,你们这样“欢天喜地奔走相告”的心情,怎么解释呢?只有一个合理解释,就是你们其实根本不关心教育,只关心自己的流量和生意而已。
当然,这些所谓的“教育自媒体”吃人血馒头的行为,一点不新鲜。一土做了9年多,由于我们经营能力的欠缺,场地资源的短缺,从来就不顺利。每一次不顺,都有等着吃馒头的。他们既不关心学校和老师,也不关心孩子和家长,其实说到底,不关心教育。所以到现在这些流量小作文的把戏,一土的家长看得明白,他们自己的读者也看得明白。
本来我们在埋头解决问题,但既然这些流量号让大家关注,我就给各位关注一土、关注真教育的朋友们做一个解释和交代。讲一讲:一、发生了什么?二、怎么发生的?三、现在我们在怎样解决?
一、发生了什么?
从2025年10月开始,北京一土致知学校账上就没有多少钱了,无法给老师和员工正常发放工资,无法支付供应商欠款。目前华章借钱支付了10月份一半的工资,11月份的工资款还在筹措中。
但是团队、老师和家长们都和我们一起在面对危机。北京一土致知开学的时候500多个孩子,现在还是500多个孩子。广州一土今年是第九年,平稳运营中。
二、怎么发生的?
一土从创校开始到现在的第十年,从2016年的31个学生到现在北京广州两校区近700个学生,我们倡导的教育理念和落地执行一直没有变,从2016年到现在,教学和教育的质量也都有目共睹(感谢家长们的直接反馈)。
在广州,非常感谢和广州华美学校的合作,我们有相对稳定的场地(2024-25学年也有一些波折)。在北京我们一直为了昂贵的场地和办学证照在努力,因此不得不多次搬家,找合作伙伴,这些年付出了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和心力。这当然主要还是因为我们“不会玩”,经验不足,经营能力有限。
疫情期间,我们有白纸黑字的合同“无限期托管运营”的BISS学校被对方私自换保安,锁校园整个暑假,我们被迫搬家,后来的诉讼我方胜诉,但对方现金有限,作为置换,我们有了和当时致知学校的合作。合作的条件之一是华章做校长,一土负责运营学校,和致知共同承担之前致知积累的数千万债务。我们接受这个“合作”,是看重了终于有了全年级的办学资质,和终于可以给老师和孩子们的一个稳定的场地。从2024年夏天开始,一土的运营团队齐心协力,不遗余力地整修校园,尽我们所能希望给老师和孩子们创造一个理想的环境。
但是很快我们发现,我们其实已经是致知自2020年启动以来的第四批“合作伙伴”了。从2024年秋天开始一年多来,学校第一次有了超过500名学生,致知方于是用一土致知学校的现金流做抵押,神通广大地从兴业银行、海尔融资租赁、北京银行贷款5000多万,但是绝大部分都没有用到学校,而是被转移到他们的关联公司和偿还他们和上一个合作伙伴的“分手费”。一方面,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用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现金流贷款成功的,一方面资金被挪走,贷款金融机构是如何监管的。结果就是本应用于学校的资金被他们迅速掏空,导致现金流困难。学校背负巨额银行贷款,华章作为法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直接“引爆”的,是2025年暑假致知方要求华章配合他们做学校的“两套账”,方便他们进一步去拿更多的贷款。因为律师认为这涉及刑事犯罪,华章不能配合,并提出双方应该达成共识一起去融资,但之后关系持续恶化,就到了10月份的“无钱可发”这一步。
三、我们在做什么?
因为我和华章的能力有限,资源有限,从2016年做一土到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说是倾家荡产了。我们在国内唯一的资产,是我2008年给父母买的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在2018年就抵押给了银行,资金在一土。我这些年做的一土之外的业务,诺言社区、视频号等,现金流大部分也在一土,这些年早已超过千万。
说实话,如果我们开的是一家门店,或者一个什么公司,早就关门省心了。但学校不一样,后面是一个个孩子和家庭,所以过去这些年,不管什么样的难关,我们都选择了坚持。这些年华章多次压力大到满口起包,腰痛地起不来床,陷入抑郁,但是都挺过来了。我亲爱的姜姐(学校的运营总管)去年夏天为了我们能在新校区按时开学,在黑白无休在学校同时看着30多个大大小小的改造工程,导致肩膀抬不起来,膝盖严重受伤。那时候姜姐给我看,她每天在校园看工程就是两万多步。有的时候我自我感动地想,我们一家人,是在用命做这个教育。这世界哪什么超人,这些年一个个的打击、绝境,都是普通人的肉身在抗的。
最近这次危机,我们把能找到的钱都悉数放进去了,华章用个人信用借钱给老师发了半个月的工资。下一步的工资,还在筹措中。
到这里,基本回答了这三个问题。
说到底,那些流量号们说得对,主要是因为我们经营能力差,导致了今天的状态,因为我们关注的孩子、家庭和老师,导致了我们在每一个所谓的“合作”中,特别是现在这个合作中,都非常被动。
一方面,华章是法人代表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和法律后果,一方面董事会里致知占多数,所以华章这个法人代表只有风险和责任,没有权力,包括不允许资金被挪用的权力。因为你不同意,很多事情就会推不动,学校就会停摆。
10月底开始,致知一方面把持了学校,不让华章和其他几位一土的核心人员进校园,一方面放出话来他们不管运营,不管供应商,出了问题一土负责。
在他们眼里,老师、孩子、家庭,可能都是“人质”吧。
这一招的确对我们管用,我们做一土这些年,钱没有,名常常是让人消费的恶名。我们的确在乎孩子们,和每个孩子后面为了更好的教育一直在努力的家庭,还有为了教育理想在一土工作的老师。这些,的确是我们的软肋,没办法。
包括这次所谓的“暴雷”,我们希望在股东和举办公司层面解决,尽量不影响学校和教学。但是流量号们按捺不住兴奋之情,奔走相告,所以不得已有这样说明一篇文章。给各位读者道歉。
事到如此,说到底,是我们经营能力差导致的。我们也在诉诸法律手段,希望能追回被挪用的资金,尽快有一个公平公正的解决方案。一切为了保护孩子们受教育的权利为底线,其它都可以谈。我们一无所有,现在想想,谈起来倒也算是个优势吧。
谢谢大家的关注。
写在最后:当时从美国到中国,无知无畏地办学校,一个心底很朴素的想法,是希望中国孩子脸上也能有我这些年在海外看到的孩子们的那种放松,自信,纯净的笑脸。这些笑脸,这些年,我们已经看到了。所以这件事,也算做成了吧!如果因为各种原因被动结束,也不能说一事无成吧……
这些年看到这么多学校/教育机构的“广告”,很少看到我们这样是孩子们本色出镜,不摆不演,真实可爱,光彩照人的,不管一土未来怎样,我希望更多人能看得懂,孩子这样的状态,这才是真正“值钱”的好东西,也继续用我们各自的方式为之努力。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人类文明史中无数血淋淋的事实,都在为这句箴言写下注脚。玩弄权力政治,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个人腐败,而是足以动摇国本、践踏人性的最大之恶。
权力如何异化为“最坏的恶”?
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陷罗马城。这座千年帝国的心脏被蛮族铁蹄踏碎时,圣哲罗姆在伯利恒的修道院里哀叹:“照亮世界的灯熄灭了。”但罗马的衰亡并非一日之功。早在帝国鼎盛时期,历史学家塔西佗就犀利地指出:“权力欲在人们心中越是根深蒂固,它就越是渴望得到满足。”
权力本应是公共福祉的守护者,却在人类历史上不断上演异化的悲剧。古希腊哲人柏拉图曾梦想“哲人王”统治的理想国,晚年却在《法律篇》中无奈承认:“绝对的权力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场致命的考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更直白地断言:“人一旦脱离法律和正义,就是最坏的动物。”
这种异化在中国历史上同样触目惊心。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痛陈:“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当皇帝视天下为私产,百官成为家奴,权力便从公共责任堕落为私人欲望的工具。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警告穿越时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从罗马的暴君尼禄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怖统治,从明朝的魏忠贤到当代的独裁者,历史反复证明: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
当国家公器沦为私器
1933年,德国国会大厦燃起熊熊烈火。希特勒借此机会通过《授权法》,完成了从民主到独裁的“合法”转变。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后来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分析道:“极权统治的本质,在于将一切政治机构转变为传达领袖意志的传声筒。”
这种权力私有化的过程往往披着“国家利益”的外衣。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的名言至今振聋发聩:“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他进一步阐释:“历史并非由道德力量驱动,而是由不断增长的权力意识推动。”
在中国历史长卷中,秦朝的兴衰提供了绝佳案例。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秦始皇“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通过严刑峻法将天下权力集于一身。结果是“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强大的秦帝国仅存15年便土崩瓦解,正是权力极端私有化的必然结局。
在中国历史的长廊中,明末的党争乱象也堪称权力政治祸国殃民的典型标本。万历年间起,东林党与齐、楚、浙三党为争夺内阁控制权,将朝堂变为角斗场,他们争论的不再是治国方略,而是如何罗织罪名打压异己。
陕西大旱时,地方官员为迎合京中派系需求,不仅不减免赋税,反而加大盘剥力度以充作“政治献金”,导致流民四起。当时的奏疏记载:“民有父子相啖者,有阖门自缢者”,而京城的官员们仍在为谁能入阁辅政争论不休。
现代社会的权力滥用虽少了几分古代的暴戾,却多了几分隐蔽性。美国学者戴维·科顿在《权力的陷阱》中记录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菲律宾马科斯政权的腐败细节:马科斯夫妇通过修改海关条例、操控土地审批等方式,将国家资源源源不断转入私人账户,其妻子伊梅尔达的鞋柜中收藏着三千多双名牌皮鞋,而当时菲律宾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处于饥饿线以下。
更令人齿冷的是,当台风引发洪灾时,马科斯政府竟将国际援助的救灾物资囤积起来,作为换取政治支持的筹码,导致数万灾民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
当代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指出:“当一个国家不能约束自主的、有能力采取行动的国家权力时,良治就不可能实现。”权力一旦成为当权者的私器,公共利益便成为最先牺牲的祭品。
权力私有化如何蚕食社会根基
1788年,法国财政总监向内克尔报告:国家濒临破产。而此时,凡尔赛宫依然夜夜笙歌,不知大革命即将掀起惊涛巨浪。
权力私有化的最大危害,是它对社会信任的系统性摧毁。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曾区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指出当权力失去价值导向,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就会崩塌。
这种侵蚀在民生领域尤为明显。当权者将公共资源视为私产,必然导致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通过研究发现,民主国家几乎从未发生过大规模饥荒,因为自由的媒体和选举压力迫使政府必须回应人民的基本需求。
权力私有更深远的影响是对创新精神的扼杀。历史学家乔尔·莫基尔在《增长的文化》中指出,开放的社会秩序是技术创新的温床。当权力垄断思想市场,社会的创造力就会枯萎。从伽利略被迫忏悔到苏联李森科主义的泛滥,都是权力压制思想的血泪教训。
当权力缺乏有效约束时,人性中的私欲便会如洪水般冲破道德与法律的堤坝。西晋时期的石崇与王恺斗富,用蜡烛当柴烧,用锦缎铺大路,他们的财富并非来自商业经营,而是来自担任荆州刺史时的“劫商”行为。他们凭借手中的军政权力,公然劫掠过往商人的财物。这种将公共权力转化为私人敛财工具的做法,正是权力政治最核心的本质。
权力政治对国家信用的破坏往往具有不可逆性。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记录了奥匈帝国的衰败过程:当统治阶层为争夺权力不断欺骗民众、违背承诺时,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逐渐崩塌,最终在一战的炮火中,这个曾经庞大的帝国分崩离析。
这种信任崩塌的后果,比经济衰退更为可怕,因为它会破坏社会的凝聚力,让国家陷入“人人为己”的混乱状态,正如肖伯纳所言:“一切世俗的权力都会使人成为无赖”,当掌权者沦为无赖,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便会彻底失守。
权力私有大行其道的根源
权力政治之所以能在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其根源并非简单的个人道德败坏,而是在于专制作风、缺乏民主、人民参与感低等构成的制度性困境。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皇权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虽然有“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相对清明的时期,但本质上仍是“人治”而非“法治”。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将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手中,虽然初衷是防止权臣专权,但最终却导致宦官干政的乱象——当皇帝怠政时,权力便会落入身边的宦官手中,形成“权力代持”的腐败格局。
专制作风的核心特点,是权力的单向流动与不受约束。法国大革命前的波旁王朝,国王拥有“君权神授”的绝对权力,议会形同虚设,普通民众没有任何政治参与渠道。
当时的贵族们凭借世袭特权占据高位,他们既不了解民间疾苦,也无需对民众负责,唯一的目标便是维护自身的权力与利益。这种“权力自上而下赋予,对上级负责而非对民众负责”的体制,必然导致权力与民生的脱节,为权力政治提供滋生的土壤。
民主制度的缺失,使得权力缺乏有效的制衡与监督。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强调:“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而民主制度正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核心机制。
雅典民主虽然有其局限性,但通过公民大会、陪审法庭等机构,实现了对权力的初步约束,这也是雅典能够在古希腊众多城邦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与之相对,古罗马共和国晚期,当元老院逐渐丧失监督执政官的权力后,权力便迅速集中到凯撒、屋大维等军事强人手中,共和制度最终被帝制取代。
人民参与感的低下,是权力政治得以盛行的重要社会基础。清末的“预备立宪”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长期的封建统治让民众缺乏政治参与意识,当统治者试图进行制度变革时,普通民众既不了解也不关心,而权力阶层则趁机将改革变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分析,中国传统社会是“差序格局”,民众更关注家族利益而非国家公共事务,这种心态使得权力政治能够在缺乏民众监督的情况下肆意蔓延。
现代社会的实践表明,民主制度的完善程度与权力政治的发生率呈明显的负相关。北欧国家之所以被评为“最廉洁的国家”,核心在于建立了完善的民主监督体系:政务公开让权力运行透明化,多党制形成了有效的权力制衡,全民参与的社会监督机制让权力滥用无处遁形。
芬兰前总理因用公务信用卡购买少量私人食品被曝光后,迅速辞职并接受调查,这种对权力的严格约束,正是民主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从权力垄断到人民主权
1649年1月,英国白厅前竖起断头台,查理一世被送上刑场。这不是革命的终点,而是现代民主制度的起点。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中系统阐述: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
这条希望之路的核心是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理论,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实践检验,依然是最有效的权力约束方案。正如美国开国元勋麦迪逊所言:“用野心来对抗野心。”
但制度设计只是第一步。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中强调,民主的真谛在于“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对议程的最终控制”。这意味着必须建立全方位的公民参与机制。
中国传统文化中同样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从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这些思想资源为我们建构现代民主提供了独特的思想根基。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权力只有在阳光下运行,在制度的笼子里行使,在人民的监督下运作,才能成为推动文明进步的力量。否则,它终将成为吞噬一切美好价值的黑洞。这条路漫长而艰难,但每一步都值得。
回望人类历史,权力政治虽然曾给文明带来巨大灾难,但人类从未停止过驯服权力的努力。从《大宪章》的签署到《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实施,从古代的监察制度到现代的廉政体系,每一次制度的完善,每一次公民意识的觉醒,都在推动权力走向规范化、民主化。
正如查尔斯·戈尔顿所言:“没有人是至贤至善而可以被赋予不受限制的权力”,认识到权力的危险性,并用制度与监督去约束它,正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标志。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最大的幸运不是拥有多少财富与资源,而是建立起一套能够有效约束权力的制度,培养出具有公民意识的民众。当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当掌权者敬畏人民、敬畏法律,当每一个公民都能参与到国家治理中,权力政治便会失去生存的空间,国家才能实现真正的稳定与繁荣。

我不记得是农夫山泉还是南京的战马行动,或者说苏州的胡友平大姐的文章,总之因为斥责这种无脑U型锁的行为,然后我就被少部分人给打上了精日的帽子。
像这几天日本那个女首相的发言,连续两天都在热搜。
这种事不好写,为啥不好写?
一是这件事显然已经超越了社会话题的范畴,如果写起来稍微有一点不符合哪些主流媒体看法的,首先你个人要承担风险;
二是,还要维护好那些理解能力,或者说压根没有理解力之人的情绪,他们要是看不懂,你还要被骂,甚至大肆举报。
看看现在网上,已经开始批判他们看不懂的帖文了,
那么人家说的有问题吗?
答案是没有问题的。首先有问题的便是因为这段话就要让人销号,致人于死地的想法。
这段话是不爱国吗?
答案显然不是的。只是人家的个人想法,也许人家正憋着劲,不说话,真要上战场,是第一个冲上去的呢。反倒是这些喊得响的,
看下面这个,
不承认日韩留学的学历,这不是堵死人家赚钱的赛道,而是在恶意的伤害那些留学日韩回国工作的无辜留学生。
再说白了,这件事吵吵闹闹,日本那边社会上都还没有什么动静,它们已经第一时间想着搞自己人了。
真的没有什么动静,我特意咨询了在日本正旅游的朋友,问了句安不安全,结果人家压根不知道这个事,都没听到什么风声。
昨晚上,有个在我微信里很久的家伙阴森森的问我,作者不写一下这几天日本的事。
我看到后立马删除了他。
因为平时你呆在这里我也就当看不到,但这样的事你私信问我,明显是带着满满恶意。还有私信骂得,平时不是很敢写,怎么这个时候不发几篇维护日本的文章了。这样的我看到也是删除了。
如此,我再次声明以点:
我比你们这些只知道整自己人的垃圾要爱国的多,而且是身体力行的在爱,每天都在用自己的文字来尽到一丝丝向善的力量,每天都能看到具体的人。再说白了,你说你爱国,你连你身边的人都不爱,这边才吵起来,第一时间想着的是取消日韩留学的学历,这不是在伤害日本,是在伤害自己人。
另外,韩国在这件事上没有占日本,而是迅速取消了韩日的军演,这个时候你喊着日韩学历取消,代表着你恨的不是日本,你只是嫉妒那些留学的人,嫉妒你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去留学罢了。
这不是爱国,这是坏到了骨子里。
现实社会很多人其实都是这类心理,理性的人都是沉默的,内敛的,真正遇到事不说也会行动的,而脑残的,弱智的,虚伪的,喊的很响亮,但遇到事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中在哪里,像个弱智一样只会拖后腿。
这种人你指望他关键时候帮忙,不可能的,不把牙齿咬到自己就已经不错了。
谢谢!

说两件事儿,我觉得挺有意思,也挺讽刺的。
第一件事,是别人买了房子去装修,被物业阻拦的情况。其实这并不少见,一些地方物业的后台相当硬,业主赶都赶不走,于是他们自然要横行霸道了。你装修用的材料、设备,必须在他们指定的地方购买,让他们赚上一笔,否则,连小区的门都不让你进。
近日媒体发出来的事件便是如此,业主自己购买的窗户运进小区里安装,被物业阻拦。该业主来了脾气,找来多名男子直接要强行把窗户搬进去,物业吊在窗户上不松手,导致连人带窗户一起搬走了。


虽然说这起事件的后续报道只称是“业主没有按照物业定的方案做窗户”,所以导致保安阻拦其进入小区。但事实上,更多类似情况中,基本都是物业为了寻求额外利益,赚中间商的差价,侵犯业主的权力。
我随便举个例子,去年10份写过的一条稿子里,河南商丘就出现了业主没按照物业要求,到指定商家买窗户,导致几名保安抱住窗户不让进小区的事情。当时那业主没法“叫来几名男子”,于是事情只能上新闻求助,而不是强行搬进去。
业主就明确说了,“物业指定的那家1000多,外面自己去定只要500多,心太黑了。”
近期房贷倒挂,银行抢跑甩卖不良资产“断供二手房”的新闻很多。现如今人们买房子的意愿本就非常低,还要放任一些地方的权力部门去充当物业的后台,支持着这些家伙就像黑社会一样压榨索取,简直就是变相的继续在降低人们买房的想法。
有的刚需可能会为了孩子上学、为了结婚,不得不买。结果看到这般无耻的吃相,说不定心一横不买了。然后婚也不用结了,孩子也不用生了……根本不需要什么别有用心的宣传,直接一条龙服务,自我破坏,恶性循环。
第二条新闻也是近日传出的消息,我周末很忙,看到后截了张图没时间聊:学校要求家长填写“可提供的社会资源。”
什么意思?看报道中红色实线框出来的区域即可,让家长填写:你有什么擅长的技能,可以参与到学校的各类活动中?可以提供的职业资源有哪些?比如医生、警察、律师……
没点技能,没个有编制的工作,看到他们这触目惊心的嘴脸,几个还敢生孩子,这不得被“鄙视”到鞋底,再踩出屎来?

后续的解释也属常客,“工作人员没理解好上级文件的精神,已批评”。这不搞笑么,意思是上级文件的“精神”视情况上不上舆论而定呗?而且,客观的传递信息,跟“精神”有个毛的联系?明明说一句“准备吃饭”就可以了,非要说“我刚拉完屎”,然后让下级去揣测你刚拉完屎现在饿了所以要吃饭。这是缺氧还是缺心眼?
因此,以上这样的“解释”,说白了就是扯犊子。但凡脖子上面顶个脑袋的人,都不会相信。
法国的古典作家拉罗什富科有句话说得妙啊:虚伪,是恶向善致的最后一点“礼”。
这解释,无非就是在曝光后还想保留那么点点的体面。可本质,充满了无耻。甚至已经是干脆连装都懒得装了,就是要三六九等,就是要区别对待。否则的话,问家长的可提供的“社会资源”干什么?
而且他们这套逻辑中最明显的问题,是“这些资源真的可提供吗?”
换句话说,就算按照他们的要求,家长是警察,那警察也不该是他们嘴里所谓的“可提供的社会资源”吧?
物业要扮土皇帝,学校要查“社会成色”。这些本该为人服务的部门,却开始研究怎样让人分三六九等,怎样把手伸到别人家里,怎样把脸丢得更彻底。过去至少还需要遮遮掩掩,如今倒好,不遮了也不演了,被折腾的又不会是他们。
总而言之你会发现,希望人们去做某件事的是他们,破坏人们去做某件事情意愿的也是他们。孰不知你越想要什么,它就越离你远。你抓得越紧,失去得越快。
在这种自相矛盾的画面之下,反复折腾,不知道是想要等待一个怎样的结果。我就很好奇,埋进去一颗青菜种子,总幻想它能长成参天大树,这可能吗?
如果谁觉得可能,那他一定是出现了幻觉,或者是有人给他制造出了幻觉。

上期周报:【CDT周报】第243期:只有强者才能生存,那就不是社会而是丛林
过去一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章9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8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2条,刊登读者投稿4篇,投稿请点此。
11月10日—17日,这一周。
11月13日,澎湃新闻旗下的“影子调查队”在微信视频号发布了一则关于蒙牛奶粉的调查报道。视频发布后不久,便遭到了不明来源的投诉,最终微信方面对该内容采取了“屏蔽”处理(仅本人可见)。这已经是影子调查队视频号上线以来第二次遇到同类处理。澎湃新闻称,微信并未说明屏蔽原因,此举直接影响报道的公开传播,所谓的“侵犯肖像权”一说也缺乏法律依据,本质上是限制了媒体的报道/监督权利,等于腾讯一方掌握了严重缺乏透明度的“信息删除权”。澎湃新闻还指出:如果投诉就能直接让新闻消失,那就意味着谁不愿被报道,谁就能通过投诉让新闻不存在。
即便当下中国媒体的监督空间已经退无可退,但新京报和澎湃新闻仍分别凭借对油罐车装食用油乱象的报道,以及对进口药消失问题的关注,获得了今年中国新闻奖舆论监督类报道的一等奖。当然,去年8月澎湃新闻率先在全网公开的“山西倒卖尸体案”更具监督价值,只是该报道一经发布便遭到全网封禁,微博更在短时间内封禁了至少20个相关话题,这一令人细思极恐的恶性事件便再无后续。无论如何,澎湃新闻有关报道的消失折射出当下这个“新闻通报时代”的困局,绝大多数媒体人被要求“等通知”、“看通报”、“学思想”,但仍有一些人心中保留着新闻自由的理想。
恰巧11月8日也是中国第26个记者节,微信作者“纸媒守夜人”分享了自己的观察——目前国内仍坚持做(对公权力)监督报道的新闻媒体,仅剩36家。而微信作者“十驾”(李微敖)则统计称,过去一个“记者年”(2024年11月8日-2025年11月7日),自己发表了43篇新闻稿,其中有10篇在发表后“不见了”,比去年还增加了2篇。中国数字时代统计发现,过去一个记者年有455篇文章遭被收录到【404文库】栏目,其中既有专业媒体人,也有个人作者,但ta们的共同点是——都在公共领域不断发声,不甘向权力所带来的沉默屈服。在无国界记者组织最新发布的“新闻自由掠夺者名单”中,中国的新闻自由度在180个国家中位列第178位,有约120名记者被羁押,是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监狱。
有网友感叹,在新闻自由几乎成空谈的中国,与其祝他们记者节快乐,倒不如祝愿记者们平安。也有网友表示,正因为“新闻已死”,我们才更应该去竭力推动舆论监督、言论自由,因为它是一个社会不可或缺的部分,失去了它整个社会必然会沦为一滩死水,最终会危及到所有人。的确,中国时刻上演的荒诞剧情无一不在诠释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它为何应当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与共同信念。例如过去一周:极昼工作室报道基层人员参与江门灭蚊行动却无假期,文章被404;前记者“无忌谈”分享自己被意外列为上访人员后的诸多生活不便,文章被404;微信作者“项栋梁”对“云南赤裸小孩”提出不同于官方的个人解读,文章被404;“坚果兄弟”持续关注绵阳秀水镇的水污染与官员维稳,文章也被404……
今年9月,上海静安区某小学食堂后厨发现包装袋内的冷冻虾仁带有虫体,后经排查发现来自餐饮供应商上海绿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随着事件的发酵,人们发现这并不是单一的食品安全事故,而是暴露了校园餐采购、监管、供应链管理的深层漏洞。媒体/网友深挖发现,这家对上海数百所学校、数万名学生的供餐的绿捷公司不但涉嫌串通投标、非法中标,还存在违规经营、隐瞒事故、管理混乱等问题,并且它的创始人张国华似乎和政府部门关系密切。在罗永浩大战西贝正热之时,上海家长及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等人把此事嫁接到了食品安全议题上,有人高呼“求求让西贝进校园吧!至少没虫子、没头发、没馊味!”让舆论的怒火成功延烧到了绿捷这家公司,可谓“一份虾仁炒蛋引发了覆灭过程”。
14日,上海市“绿捷食安事件”调查组发布通报称,绿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相关责任人已被依法逮捕,市属国企“光明食品”已临时接管了484所学校的校园餐供应。乍一看,绿捷的倒下确实算是一次不算太差的舆论追责结果,但这份官方通报依旧同以往的那些特色通报一样,对“政府部门相关责任”语焉不详,背后可能存在的大人物们也就平安落地。而人们更关心的显然是:绿捷为何能在学生餐招投标中一路攻城略地?这显然不是仅凭8名民企相关人员就能办到的。这种止步于“严肃查处”的通报结果现已成为中国诸多大事的基本基调。除了权力的极力遮掩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调查记者的消失。
有网友说,面对这样的通报不由得感叹——一棵树苗,如果树根烂了,砍去旧枝条、再嫁接新的枝条,它还能长好吗?答案不言而喻。也正因为此,言论自由远不止揭露真相、表达自由那么简单,它其实是一种对权力的有效制衡。以绿捷事件为例,官方调查和通报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暗箱中进行,本就可能被各种“预设”、“定义”、“修改”——从事实到结论都可以被随意塑造。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企业作恶、政府英明”的正能量故事,成为单一权力下的“可控叙事”,但我们都清楚,这绝非全部真相。所以,在缺乏独立声音、外部质疑、多向追问的环境中,任何通报都可能沦为一场大型表演——既无透明度,也无公信力。正因为我们一次次看到了这种注定会重演的悲剧,言论自由才显得格外珍贵:它阻止权力的叙事成为唯一叙事,也让公众至少有机会触及真相。
“长期迫害媒体的惯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沙特阿拉伯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该组织表示,他们在2025年再次因对记者与媒体的残酷迫害而“表现突出”。在最新名单中,中国被列为“世界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原因包括大规模拘捕记者、关闭独立媒体、严格新闻审查、强制记者签署保密协议、以及对家属进行报复性操作。该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注意,并建议对参与压制记者的高级官员实施制裁。
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我想将这篇文章再助力一次送到20万+,与此同时,有运营号联系我转载。我授权后不久,评论区太过火爆,有些评论我未经筛选就放出了,就在那几个评论放出不到一分钟,突然那篇文章就被删除了。
我是一名北漂,在北京工作十多年,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成了“上访人员”,享受着警察盘问、查身份证、驻京办核查、属地调查的待遇,持续了两年。我实在忍不住想说说:这一切还要从2024年初说起。当时正值寒冷的一月,我在北京后海南锣鼓巷闲逛,有个警察突然叫住我,让我拿出身份证检查……
影子调查队发布的视频曝光:涉事奶粉品牌在宣传中引用的研究论文存在数据造假、结论失真等问题,而带货主播在直播中宣称产品具有“增高”等并未被证实的功效。报道发布后不久即显示“仅自己可见”,无法转发,等同于被删除。澎湃记者向平台申诉,但得到的回复是“根据相关投诉处理”,未说明具体理由。媒体指出,平台不应成为新闻审核者,更不能以投诉为由干预正常报道。
这两天,上海绿捷的处理通报终于出来了。根据通报绿捷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及营业执照被拟吊销,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某华等8名责任人被依法逮捕。除了涉及“虾仁炒蛋”中发现虫体与腥臭问题,通报还披露绿捷存在串通投标行为:通过组织陪标公司进行“围标”,从而非法中标 86 个校园餐服务项目。事发后,从9月起,上海全市484所学校的校园餐已经临时由市属国企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接管。
这是一个无比痛苦的决定,但是我必须就IndieChina的现状对公众作出说明:我并非处于害怕或者屈服而作出这个决定;但是我希望 IndieChina 电影节停止的声明能让某些不明势力停止继续骚扰所有跟电影节有关的导演、嘉宾、前工作人员、志愿者,包括我的朋友和家人。作为首届IndieChina电影节的发起人和总监,我宣布取消本届电影节放映活动,仅保留一个只供我私人朋友参与的内部酒会。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资讯已成为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普遍方式,但个别网民法律和风险防范意识淡薄,违法使用“翻墙”软件(俗称VPN或“梯子”)访问境外网站、注册账号以及参与群组聊天。贪图猎奇不仅可能带来个人信息安全风险,甚至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昨天看到一个让人有点意外的数据,2024年57.9%医生降薪。这个数字出自一份覆盖了近三万名医务人员的调研报告。据市场研究机构华医网发布《医疗人才2024年薪资及就业调研报告》的报告显示,57.9%的医生在2024年经历了降薪。这个比例,比去年的37%又高出了整整20个百分点,说明降薪的潮水不仅在蔓延,而且势头更猛了。
火绒安全通过技术分析,展示了多家软件厂商,通过“捉迷藏”手法进行大规模流量劫持和隐蔽推广的方法。这些企业的行为包括:大规模劫持用户流量、静默安装第三方软件或插件、篡改电商购买链接植入返利代码、锁定浏览器主页与默认搜索引擎、精准广告投放,并通过云控、代码混淆、环境检测等方式规避查杀。
“嘲笑东北,理解东北,成为东北,超越东北。东北,提前走完了这条路。他们没有被时代抛弃,他们是时代的领跑者,他们只是提前到达了终点。”人口数据出炉,东北老铁遥遥领先。随着年轻人口大量流失、出生率下降、老龄化加剧,东北三省的“超老龄化区”标签几乎无可争议。政府寄望于“振兴”政策,但结构性问题显然更难在几年内逆转。
最近很闹心。不知是怎么了,手机接二连三接到归属地显示为广东的骚扰电话,拉黑都来不及。如今,我几乎每日三省吾身:我是不是在广东留下了爱情的结晶?是否曾欠下某位广东朋友的债务?然而思前想后,确实没有。…这不禁让我想起网络上对反诈工作的某种调侃:实名制推行已十年,电信诈骗却不减反增,骚扰电话依旧络绎不绝。
今天,是我返乡到家第一天。跟 《宝水》 里说的一模一样,我只要一睡在乡下家中,失眠症就彻底好啦。 … 本来,这几天,全家都在种小麦。虽然,我屋后的地里,很多麦苗已经长出来了,但,我哥家的还没种完。多年以前,他们流转了千亩田,这时候,还在没日没夜耕种……因为要返乡,对这两天被网友们嘲讽的那个新闻,我想得就多了点。
计算机的就业率,已经开始低于一些经典的、常被群嘲的文科。比如历史学类专业2024届去向落实率为87.2%,高出计算机类专业4.8个百分点;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去向落实率86.9%,高出计算机类专业4.5个百分点。计算机专业不仅就业率降低,收入也在下降。据统计,从2014届开始,计算机专业应届生薪资排名常年居于高薪专业榜单第五位左右;但在2022届,该专业月收入下滑至第八位;而到2023 届,则直接跌出了榜单前十,位于第二十七位。
11月11日,云南大理州和南涧县联合工作组通报了此前网传“野人小孩”、“犬化小孩”的调查情况,不过他们用的标签是“赤裸小孩”。我仔细看了文字通报和配发的视频,对通报的核心事实部分,例如是亲生父母、没有邪教、没有拍视频牟利,我基本是认同的。不过,大家也要理解“官方通报”的局限性,有一些话作为官方是不便讲的,有一些话是地方政府不想讲的,这就只能通过细节的表述来看懂暗示。
近期,“指居”(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成为法律界热议的话题。据媒体报道,今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规范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适用和监督的规定》(简称《指居新规》),明确了被“指居”者的权利:患病时得到及时合理治疗;不得使用手铐、脚镣;必须保证每日连续8小时以上休息与必要活动。
“我们能否从无情的世界获得更多福祉,能否在明知人性有弱点的情况下善待他人,取决于我们能否掌握好公正原则、不被局限性的经验所束缚。”今年内娱的一系列事件让我产生同感:我们似乎正在进入一种“阴谋论社会”。阴谋论不再只是针对大集团、大体制,而是越来越多地对准具体个体。真相被遮蔽、正义成为悬案,这种情绪失控正造成伤害:人们不是在追求真相,而是在宣泄愤怒;不是在揭露权力,而是在针对无辜。大众的怀疑与敌意正在侵蚀信任,也正在反噬社会。
这个视频出来,大家纷纷斥责老师没礼貌。原因也很简单:孩子跟你问好呢,你就应该把车停下来,摇下玻璃,笑嘻嘻地说:“同学们好。”人家给你敬礼,你给孩子还礼,这样才叫公平合理。但现实中有困难,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一个有额外风险,又有完美替代方案的事情,还要坚持做,为什么?只能理解为思想落后,或者领导喜欢。过去一直这么干,于是就还这么干,这就是思想落后。
我知道,城市土地所有权是“不可以讨论”的,它属于“全民”,是“路线问题”;而农村土地,包括农民的屋基地,属于“集体”——最基层的农业生产组织(只是生产组织,而不是一级政权)——生产队,是“经济问题”,也是“民生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事实也是这样。 … 我第 3 次修改以后,昨天晚上贴出来,今天上午十点,就被投诉准了,才一千个点击。
11月3日,在今日头条发布了题为《县委书记突然被调任副局长前,前任县长已经被抓了》的文章。随后,10月6日21:07接到头条通知,该文被一个叫“XX召”的人投诉,说我“发布不实信息、造成本人名誉人格受损”。结果,该文被删除。11月7日,我将文章发布到了微信公众号上,结果文章也被投诉侵权被删除…连续收到了四次投诉,甚至还有数百字的投诉函,不能不重视啊,很明显,投诉人就是运城市民政局杨小召副局长。
一切始于两声微弱的警报。2025年10月14日与15日,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先后出现了两条来自四川绵阳的紧急投诉。第一条言辞急迫:“绵阳市安州区秀水镇……工厂污染……石红村农作物受污染和老百姓呼吸困难,希望上级领导重视。”。第二条更为详尽,直指“朝阳磷肥厂”,描述了持续数月的污染、8月13日农作物大面积受损,以及10月9日清晨“烟雾刺鼻”导致呼吸困难,次日“竹林树木叶子全落”的骇人景象。
经年打探终获制造“天坑”事件主角黄天辉的儿子黄芪(化名)音讯,于是我几次托人约他一谈,但均未成,幸而结识与他相交30余年的一友人,得窥黄芪对天坑事件态度之一斑。上世纪80年代初文革处遗将其父黄天辉枪决后,黄芪便离开老家外出打工经商并再未回乡 … 对黄瓜冲事件,有资料称93人被推入此坑,官方公开为76人,但村民记忆为93人。
冰冰也是一名残障人士,童年时她因病失去左腿,后常年穿戴义肢行走,大学毕业后,她进入职场,成为一名中层,她会穿着义肢去打羽毛球、做瑜伽,也会脱掉义肢去游泳。在过往的20多年里,她下意识地隐藏自己的义肢,努力表现得“像健全人一样”。但目睹郑智化事件后,她被触动,写了一篇长文,回忆自己也会在登机过程中经历种种不便,后来这篇长文冲上了热搜。
在应对基孔肯雅热疫情上,广东各地采用“1335”防控策略……这需要大量人力。江门某乡镇政府的编外人员张巧巧说,启动Ⅲ级响应后,她所在的乡镇单位将人员分为消杀组、入户组和清理组,除了每天背着喷药器消杀两次…10月25日,持续了36天的灭蚊大战似乎要迎来一个句号,江门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介绍蚊媒密度达标并将疫情防控转为常态化。楚红没有感受到休假:“初心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
“这一个月就像地狱一样,已经记不清第几次被勒脖子了,恶语相向变本加厉,人性的恶与可怕,项链也被扯断……”2024年1月24日,31岁的护士董文卉在日记中记录下自己被家暴的片段,施暴者是相处5年的男友师佳豪。悲剧在5个月后发生——6 月20日晚,师佳豪在董文卉家地下车库等了她8个小时,之后,他载着董文卉驶至西安市灞桥区一处十字路口的角落,从主驾驶脚垫处取出一把40公分长的双刃匕首,刺向后者颈部。
1991年的苏北农村,计划生育抓得紧。土墙上刷满了标语: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好;该流不流,扒屋牵牛……我是家里第三个孩子,上头已有哥哥姐姐。在村人眼中,一男一女,已经凑成了“好”字,多圆满。可妈妈后来告诉我,姐姐出生几天后,爷爷对着三姨奶奶感叹:“你家好哦,添了个孙子,我家只添了个孙女。”这话,妈妈在旁边听得真真切切。


9月16日我写过一篇文章,说历史可以有垃圾时间,个人没有,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古人说,天下有道则现身,天下无道则归隐,说白了也是一种躺平,再看历史上有多少人因为朝廷昏暗而选择归隐山林,留下无数名篇?既不影响他读书写诗,也不影响他游山玩水,所以,尽管朝廷有垃圾时间,可是文人墨客可以纵情于山水,平头百姓可以埋身于陇亩……何垃之有?
但最近又有点儿其他想法了。
以上我举的那些例子,其实并不准确,比如李白虽然没有官可做还可以放浪形骸,那是因为唐玄宗容得下他,陶渊明能采菊东篱下那是因为他还有些田亩,商山四皓能拒绝刘邦那是刘邦有大气魄,要是换了朱元璋你试试?你想归隐就归隐?“奸贪无福小人,故行诽谤,皆说朝廷官难做”,诽谤朝廷是重罪,非收拾你不可!
到底怎样界定“历史的垃圾时间”?比如,很多人把苏联入侵阿富汗视为是苏联崩溃的起点,但让我看,要早得多:从推行古拉格制度开始,苏联就进入了倒计时的垃圾时间,而要是按米塞斯的说法,那这个时间就更早了。
1920年,米塞斯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的文章,从经济计算的角度否定了帕累托提出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及集中配置资源的可能性,而这此时苏联尚未成立,换言之,苏联尚未诞生之前,米塞斯就通过逻辑推理预言这种经济体必然失败,按照米塞斯的逻辑,苏联从1922年诞生开始便进入垃圾时间。
这样推算好像未免有些武断,但苏联这个国家确实从建立开始一直到崩溃,都处在血污之中:崛起于血污之中,崩塌于血污之中。
所以,按这样的推论,在有些地方,比如在苏联,整段历史都是垃圾时间,这怎么确定其中的“垃圾时间”?只能说是“垃圾中的垃圾”、“没有最垃圾,只有更垃圾”。
网络上流传一个说法,“历史的垃圾时间是一个经济学概念,由(著名奥地利)经济学家米赛斯提出,是指一个时代严重违背经济自然发展规律,个人无力改变其走向,整个时代必然走向失败的必然趋势。”米塞斯没说过这话,这是网友杜撰的,但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这个词语最早来自足球比赛,后来被延伸到整个体育赛事系统,体育术语中的“垃圾时间”,指比赛结果已成定局,剩余比赛时间无法改变赛果,对比赛而言可有可无,随后这个词语被网友用来描述历史上的一个时期,此时事件的总体方向看似不可避免且不可逆转,即使个人努力也无法改变结局,这个词语大概在2024年7月开始流行,如今已经一年多了。
文化阶层大概是对这个词语最敏感的人群,按照清河社长的说法:
每当历史进入垃圾时间,最先倒下的永远是文化人、思想者。每一轮文化浩劫就像历史的复读机:从尖锐的批评声消失,到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然后是赞美不够卖力也是一种罪,最后只留下一种声音:谎言。
故而,文化阶层对这个词语非常敏感,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垃圾时间段,不管是社会文化领域还是经济领域, 都跟正常国家和正常社会大不一样,不管是写的人还是说的人,往往是那种说假话的人才如鱼得水,越是掩盖问题、文过饰非、谄媚拍马的人,越是应者云集,掌声阵阵,而想要说几句实话,尤其是带有反思性质的话,往往会被群起而攻之;至于经济和科学领域,也往往裹足不前,难有什么质的飞跃,不要说飞跃,能维持现状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历史的垃圾时间是文化的天敌,或者说,除了文化,其他行业也都并不好过,整个国家都陷入一种简单复制低端文化、低端经济的恶性循环里,以明清600年为例,尤其满清,号称有康乾盛世,但其实全国都在做几乎是毫无意义的重复性工作:农民机械地种地、收粮食,大臣们重复地上朝,赞扬皇帝,看起来一起都很平稳,按部就班的向前推进着,但本质是社会和国家并没有进步,只是在原地转圈罢了。而反观此时的西方,牛顿开创了经典力学、微积分、光学和天文学理论,与此同时,满清正在大兴文字狱,1689年,康熙八年,康熙拿下鳌拜,获得空前的权力,而洛克此时发表了《政府论》,同时期英国议会通过了权利法案,限制王权,予以民间更大的空间和利益,激发了来自民间的创新热情和创造财富的热情;在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北美发表《独立宣言》,瓦特批量生产蒸汽机的同时,乾隆皇帝正大规模销毁书籍……从这个角度看,黄仁宇所言大明亡于万历十五年,以及历史学者认为西汉亡于最强大的汉武帝时期,似乎也颇有道理——诸如康乾这类明君,在大力夯实自己座位的同时,也把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夯入了座下之土,从而让圣光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诚然,在明清这段垃圾时间里,也出现过黄宗羲、顾炎武等思想家,但他们终究只是夜空里的明星,只能让世人仰望,无法为社会和国家提供更多的助力,而同期西方兴起的启蒙时代,是晨曦之下的历史潮流,不仅有明确的方向,更有强大的力量。
所以,方向很重要,如果方向不对,努力只能起到反作用。
满清的皇帝,哪个不勤政?但是国家最终依然是江河日下,民众垂头丧气,思想是僵化的,精神是萎靡的,日子没了盼头,人就散了,反正所有一切都是皇帝的,关我什么事?这大概也是晚清军队战斗力不敌西方的一个根本原因。
结语
我也是不愿意就此沉沦下去的一员,所以我一直在写,在说,而且是说一些不受欢迎的东西,我想,这大概是在这个时代里我唯一能做到的、证明我活着的目标和意义的一件事。


过去中国有一句老话,“摆事实,讲道理。”健康的公共讨论,事实在道理之前。而在现在的社交平台,大家爱说的一句话是:“抛开事实不谈……”,很多人认为事实不重要,或者根本就没有事实,重要的是立场。

在中国,我们平均每天花费在互联网的时间接近8小时,每天拿起手机117.9次,浏览近1000条信息——这意味着,我们每个月都被动沉浮于近万条信息的洪流中。根据抽样调查,保守估计,这其中有上百条是虚假信息。以2025年6月为例,全国受理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1849.6万件。
这些虚假内容如同思想领域的雾霾,看似无害,却在无声无息地污染我们的大脑。它们通过短视频和社交媒体,可在几分钟内覆盖蒙骗百万受众。
信息污染是怎么充斥互联网的?为了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在互联网上找到一些散布虚假信息的账号,找到它们背后的公司,从网络来到了线下。在浙江金华、天津、湖南长沙,我们见到了这些账号背后的具体的人。他们有人写剧本,拍摄虚假视频;有人购买大量账号,批量散布虚假信息;有人训练AI制造谣言和擦边视频。他们非常普通,使用的工具也毫无技术含量,却轻松月入7万、甚至90万。
如果说互联网是一片已经被污染的“信息之海”,我们溯流而上,试图还原这个“污染”的过程,虚假信息如何一条又一条诞生的?谣言和AI如何联手污染信息?在文章的最后,我们和魏星——事实核查平台“有据核查”的发起人,聊了聊虚假信息和事实核查不对等的“竞赛”。为什么越辟谣,阴谋论越盛行?如何重建公众对真相的信任?
看似无害的虚假内容
“涛子”是一名“骑手”,他会拍下自己送外卖的日常。视频都是涛子的第一视角,他不露脸,用挂在脖子上的运动摄像机拍摄送单过程。视频节奏很快,这一秒他在骑电动车,下一秒他拎着外卖站在小区楼下等门禁,然后,他站在门外敲门。门开了,顾客接过外卖。画质很低,镜头随着电动车的颠簸和涛子奔跑的步伐摇晃,收音有呼呼的风声和噪音,顾客的脸被打码,视频却因此显得更加真实。
顾客接过外卖后,故事才刚刚开始。开门的通常是女性,因为脸部打码,观众的视线自然地落在女性的身体上,女顾客穿着紧身露腰的T恤和短裙。“我蛋糕怎么这样了,我怎么吃啊!”顾客拿起形状被损坏的蛋糕,向涛子发难。涛子连忙道歉,表示可以赔偿。顾客说:“这样吧,你陪我过生日吧。”
涛子推辞:我还得送单呢,不方便啊。“你给我摔成这样,我不投诉你不错了!”涛子妥协了。画面随着涛子走进顾客的家,干净温馨的独居公寓。涛子坐下,面对着桌子上的蛋糕和女顾客。
“你怎么一个人过生日啊,小姐姐。”
“我刚搬来这里,也没有朋友。”女顾客情绪陡然转变,有点委屈地说。
二人开启了聊天,女顾客强势引导,主动让涛子给她带生日帽、喂蛋糕、一同喝酒。期间,女顾客还叫了一个药物外卖。涛子觉得很不安。上厕所的时候他搜索药物的名字,发现这是某种提高男性性能力的药。再回去后,涛子喝下酒觉得头晕,女顾客扶他上床休息。视频结束。
这则视频点赞超过7万,转发超过3万。评论区里,有的网友将信将疑,有人似乎相信这是真的,“又想骗我送外卖。”“啥好事儿都让你碰上了。”“我什么时候能遇见这样的啊。”
除了外卖员和女顾客的故事,涛子的其他视频内容有相似的套路:外卖员给酒店或者家里送外卖,男顾客接到外卖后发现是自己的妻子或女朋友点的,打开外卖发现是壮阳类或妇科药品,而这单外卖本该送去某某酒店。(如果是女顾客收到外卖,同理,单是男朋友下错的。)
用户“英姐(正能量)”发布的则是“外卖员”的悲情故事。她在社交媒体有55万粉丝,她发布的视频,有骑手当街乞讨,称母亲重病急需手术费。还有穿着外卖员服装的年轻男性抱着啼哭的孩子送外卖,请求她:“我孩子饿了,能用开水帮我孩子冲下奶粉吗?”这时,英姐会抱过孩子,让保姆立刻给孩子冲奶粉,并邀请外卖员进入她的别墅客厅休息。在客厅的沙发上,外卖员对英姐讲述自己的故事:他的妻子,孩子的妈妈,抛弃了他们,他不得已一人抚养孩子。
这条视频点赞两万,评论区是整齐的“大拇指”表情和“好人一生平安”的祝愿。
可惜,这些视频都是假的,这些骑手都是“演员”——英姐既是这些视频的导演,也是演员。“外卖员给女顾客送蛋糕”的视频,涛子的主页有4个,用了4个不同的女演员。涛子自己兼任编剧和导演——在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平台上,长年活跃着一批“真导演”和“假骑手”,他们大多通过编撰悲惨故事来博取同情心,再利用受众的善良进行金钱变现。
这些视频看起来无害,因此有些人会觉得即便是假的也无所谓,反正是看个乐子,得到短暂的心理刺激,或者心理慰藉。
除了短视频平台,你可能还在互联网上刷到过许多类似的内容,比如:“54岁河南阿姨考上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一位“阿姨”在帖文中写道,“54岁硕士研究生今天去开学啦。从河南县城考到北京大学圈,我用了30年时间。”网友们获得短暂感动后,中国政法大学党委宣传部回应,称经该校研究生院核查,已录取的2025级硕士新生中,没有50岁以上的河南籍人员。
今年7月,多家新闻网站和社交平台广泛传播一则消息:“短剧《特朗普爱上白宫保洁》在海外火了,美国观众边骂边付费追剧,该剧在三个月内狂收1.5亿美元,好莱坞演员拍短剧收入暴涨7倍。”新加坡的媒体《联合早报》网站上也发布了《中国霸总短剧风吹到美国》。
事实上,《特朗普爱上白宫保洁》短剧并不存在。假消息中流传最广的一段真人画面,出自美国综艺节目《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于2017年拍摄的片段。截图之外,另外一段疑似特朗普与“保洁”的“亲密照”则为AI生成画面,从手部穿模、眼神失焦等细节处可以看出,这些片段均为AI生成。
网传《特朗普爱上在白宫当保洁的我》“剧照”来自美国综艺片段截图
假骑手:剧本、流量和金钱
今年8月,我们以学习和合作为由进入了“英姐”的团队。该团队老板叫“阿森”,共有16人,有至少8个账号。在浙江金华横店秦王宫景区门口的广场上,我们见证了一场由阿森带领的拍摄。
阿森30岁左右,留着寸头,身高170出头,穿一身黑衣服,带着3个小弟。横店景区附近有很多群演,阿森很快招募到他需要的演员。8月6日这天,他招到了一个是白瘦纤细的女孩——她将饰演送外卖的外卖员。在一个租来的黑色奔驰旁,一行人准备拍摄。
首先是讲戏。阿森塞给女孩一沓人民币,告诉她故事的“剧本”:女孩骑着电动车与一辆奔驰车相撞,她鞠躬道歉,掏出身上仅有的300元,请求车主原谅。车主当然不同意,最后阿森饰演的另一位老板“英雄救美”,给了女孩一沓修车的钱,并关怀地问她家里的情况。女孩这时要说,她由父亲养大,从小没有见过母亲,现在父亲病重,她不得已跑外卖挣钱。
“外卖员因送餐着急出车祸被车主辱骂”,“外卖员恳求顾客不给差评”,这类“骑手遭顾客刁难”的虚假故事极易挑起社会对立:富人对穷人的,好人对坏人的,既能激发人们的道德愤怒,又能突出账号主体的善良和大爱。
故事的核心是戏剧化的冲突。阿森对饰演车主的小弟喊:“你要吵起来啊!你就是个地痞无赖!”女孩在一旁默念:说到我妈的时候要用伤心的哭腔。她摆出快哭了的表情,夸张地用手臂抱住了头。
涛子的团队在天津。我们以演员的身份联系到了他。被问到是否有剧本时,他回答:“很多本子,得现场讲解。”7月底,在天津市南开区,我们见到了涛子。他与一民宿老板长期合作,把民房或酒店作为拍摄场地,费用200元一天。团队成员都是男性,需要招女演员合作,演员费用每小时150元。
剧本都是涛子写的,他说:“每天都写,想起来就写。”剧本通常有1000字左右,最少有2个人物,“外卖小哥”和女顾客,或者和男顾客。剧本的关键,“要么擦边,要么低俗。”之所以选择这个赛道,涛子说:“外卖员”苦情卖惨的剧本不行,因为“网络不允许,卖惨是被打击得最厉害的”,而且“大家下班了,本来今天过得很苦逼,还来给我卖惨,这样不行的。”

涛子写的剧本
剧情里常有一些擦边画面,比如“外卖员”抱着昏倒的“女顾客”、“外卖员”送外卖到酒店发现一男一女在床上。涛哥要求女演员穿着暴露的衣服和丝袜,在沟通时他直接说明:“会有一点肢体接触,我们剧情都擦边,但是会打码。”当我们表现出犹豫时,他说:你觉得不合适的话,我给你50块钱,你打车回去吧。
涛子反复强调,他要找“有悟性”的女演员。什么是有悟性的?他也说不清。大体是女演员要有信念感,语言动作都比较自然,既不能有明显的性暗示或者擦边,又不能过于紧绷和放不开,要通过肢体语言和语气向观众传达性暗示。
7月底,在天津市西青区某公寓的一间民宿里,我们观看了“涛子”团队成员“暴躁小邓”的拍摄过程。“暴躁小邓”先给女演员讲戏:外卖小哥给女顾客送的蛋糕形状被压坏了,女顾客说,那这样吧,你陪我吃饭吧,我生日没人陪——这是涛子拍过多次的“骑手送蛋糕”戏。
“暴躁小邓”对女演员总结:“整体剧情就是仙人跳,你骗我进屋吃饭。还给我在酒里下药,之后门关上了。”
“仙人跳?”女演员撇了下嘴,面露难色。
“就是让网友感觉到这是仙人跳,我们不明说,不会违规。”“暴躁小邓”赶紧解释。
在涛子团队发布的视频中,“药物”成为了戏剧的“钩子”,它毫不隐晦地指向“性”,瞬间抓住观众眼球,“为什么点这个药?”、“给谁用的?”这些问题自然在观众脑中形成,“送错地址”的剧情,又满足了观众作为“上帝视角”揭露秘密、参与道德审判的“抓奸”快感。
这些“药物”都是广告。接这些药品的广告,是涛子团队的主要盈利方式。他透露,每个广告大约3000元,一个月他可以接20个左右的广告。今年7月,他靠这些药品广告收入将近7万。
涛子强调,“还不算流量”。流量能带来额外的收益。涛子说,他在全平台收益每个月将近1万。以百家号平台为例,一条内容,每产生一万阅读,创作者能得到20元左右收益,传播10万加的文章、视频会给账号主带来多则2000元,少则100元的收益。在今日头条上,收益根据阅读量和互动情况计算,一条10万阅读量的文章会带来约440元的收入。
除了接广告,平台发的流量收益,流量变现还有更多的方式。有人通过直播带货、收取打赏,将流量转化。“英姐”团队重要收入来源是直播。直播中,假扮成骑手的女主播不断卖惨,声称自己母亲患病,父亲去世,家境困难,并且鼓动观众向其打钱。直播过程中,账号挂了一个名为“请我吃饭”价值399元的链接,鼓动观众去购买,该399元没有任何对等货物。仅当天就售出40多单。
当天,他们还在直播中挂出一个价值4999元的箱子,声称是个盲盒,被人拍下后,显示这是一个“金条”状物体,但主播并未说明该物体价值。随后,他们又挂出5单999元的私人定制礼盒,分别开出制作较为粗糙的“艺术品”。
这些虚假的内容并非无害,也绝不只是“乐子”。假骑手的视频背后,是一条从人设打造、剧本编造、专业拍摄,到最终流量变现的成熟灰色产业链。这些所谓的内容生产者并不在乎互联网上的信息污染,利益驱动下,他们会把每一个普通人卷入其中,我们的每一次点击都在为虚假内容付费。
不仅如此,虚假内容还在持续污名化骑手的形象,并且刻意制造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这些人为制造出来的虚假矛盾,正长期作用于真实的物理世界。
伤害具体的人
只有愚蠢的人会相信谣言,你也许会这么想。但如果是平台把这些被污染的信息推送到你面前呢?如果散播谣言的包括主流媒体机构呢?
今年8月,武汉大学图书馆事件引发网络舆论。事件进程中充斥着各种未经证实的说法,比如“杨某某硕士学位论文被评为优秀学位论文”“肖某瑫遭遇网暴致使其学业中断”“杨某某舅舅系武汉大学某中科院院士”“肖某瑫遭遇网暴致使其爷爷去世、外公成植物人”等。这些虚假信息的发布,进一步扰乱了舆论场。
这个事件中,主流机构媒体也不再是公众了解真实信息的途径。8月,武汉大学图书馆事件引发网络舆论。多家主流机构媒体跟进报道:杨某某博士录取资格被撤销!
该假消息最初由某自媒体账号发布,发表时间为8月7日下午6点13分,标题为《香港浸会大学撤销杨XX录取资格》。两个多小时后,8点57分,某都市媒体以《杨某媛博士录取资格给撤销》为题进行报道,很快阅读量10万加,吸引了一大批机构媒体跟进报道。次日,香港浸会大学回应称:“学校不会公布同学个人隐私,一切以官方消息为准。”
报道被证明失实后,媒体删除了稿件,但并未进行任何澄清或致歉。
虚假信息不仅虚假,而且有害,它使得真实信息被淹没,损害个人判断,引起舆论割裂。它伤害的是具体的人。
今年2月,艺人大S徐熙媛去世。有网友发布她在日本箱根町立医院就诊经历,患者血氧89,因为订了回程机票不就医等等,这些信息都是谣言——箱根没有“町立医院”。但这份就诊记录上了微博热搜榜。同样在微博热搜榜的还有另一条谣言:“大S去世前还想穿跟汪小菲结婚的白纱”。这条谣言累计在榜时长超过12小时。谣言同时引导了网友对大S家人的网络暴力。
今年9月,演员于朦胧坠楼身故。事后,不少传闻在网上流出,“大佬要潜规则他,狗腿子替大佬组局,他被灌醉后侵害,想不开跳楼”等谣言在社交平台迅速传播。多位演员、导演被怀疑牵涉其中。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女演员宋伊人,有用户将她与“于某某酒后意外坠楼身亡”相关联,在网络上散布关于她“杀人犯”“拉人陪酒”“潜逃国外”“拉皮条”等虚假信息,对宋伊人进行攻击、造黄谣,引导针对她的网络暴力。
9月21日晚,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通报于朦胧坠楼身亡事件相关谣言,对造谣者采取强制措施。而将宋伊人与于朦胧强行关联的言论,仅仅是因为宋伊人此前曾居住在于朦胧坠亡案发小区。
AI也是污染源
当我们问:是谁编造的虚假信息?一个答案是,或许没有人绞尽脑汁地按照某个套路捏造谣言,抓取关键词并生成虚假信息,这些AI就可以做到。
互联网的“信息之海”,是AI的数据来源。如果这是片被污染的“海洋”呢?研究显示,当训练数据中仅有0.01%的虚假文本时,模型输出的有害内容会增加11.2%;即使是0.001%的虚假文本,其有害输出也会相应上升7.2%。
AI可以生成虚假的文本。今年7月,一则《演员王一博案,判了》的新闻疯传,刷屏互联网。一批机构媒体均发布了报道。报道显示,人工智能公司DeepSeek因内容审核疏漏,就关联不实信息向演员王一博道歉,还援引了一份刑事判决书。随后,#DeepSeek向王一博道歉#一度冲上热搜。

多家媒体发布文章《演员王一博案,判了》
你或许很难相信,这条AI制造虚假信息的新闻,也是假新闻。这则消息被证实为虚假信息,被经纪公司澄清,法院也判定系谣言。追溯“道歉”新闻源头,或许来自于一则社交媒体中的帖子,该用户让AI生成了一份给王一博的道歉声明书,同时附上了(纯虚构)的法院判决书。这则帖子下方,还有“本回答由AI生成,内容仅供参考,请仔细甄别”的黄色提示词。
AI也可以通过图像和视频造假。通常,这些虚假消息并不像“特朗普爱上白宫保洁”一样带着娱乐性。近年来,Deepfake(深度伪造)色情规模不断上升,AI把受害者(通常是名人或者普通女性)的脸“替换”进色情影像或合成裸照并散布,对受害者个人造成严重的名誉损毁和心理创伤。
这些伪造的视频和图像甚至会扰乱民众、军队、甚至国际舆论和外交决策。比如,在俄乌战争中,出现了大量伪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呼吁乌克兰士兵投降的视频。这段视频被证实为Deepfake伪造视频,泽连斯基本人也在推特上发文辟谣。
虚假信息是AI制造的,而训练这些AI的人很可能是个你想不到的普通人,他们使用AI制造信息,月入90万。
在长沙市岳麓区,我们以应聘者的身份来到了长沙三匹马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全员30余人,其中有超过20人是负责AI软件发文的基层员工。在“三匹马”的公司介绍PPT中,着重强调了“AI在三匹马科技业务中的核心价值”。该公司称,他们已经掌握了AI智能创作文字大模型,“可以自动生成新闻报道、科技论文、小说等长篇文本,甚至可以根据特定风格和口吻进行创作。”
PPT上有一行醒目的红字,“目前我已经为您做到:全自动采集、全自动改写、全自动发布!”
公司里电脑数量比员工更多,大部分房间都用来放电脑。公司对外的PPT上还展示了公司的“手机墙”,28部放在架子上的手机,都在开机自动运行程序。

长沙三匹马科技有限公司对外宣传的PPT截图
通过参加该公司的面试,接受作为新员工的试岗调查后,我们发现,公司主要的盈利模式是在百家号发文,赚取平台流量激励,他们还研究出了一套用AI抓取、改写和分发文章的流程。
他们使用软件“创作罐头”来抓取网络热点文章。这个软件覆盖今日头条、百度、小红书、抖音等主流平台,整合多个平台的热榜,实时追踪全网爆文及热点内容,并按照话题进行分类。公司建议员工优先选择“国际”,要避开的话题则是“时政社会、健康、汽车”。
公司还自研了一个叫“三匹马”的AI软件,可以实现从洗稿、发布到发布后自动采集账号收益数据的全流程功能。
读取此前抓取的热点内容后,选择改写模型,在软件中灌入AI角色词:
“你是一位多领域、多题材的内容编辑,深谙百家号动态和用户偏好,化身为情感丰富、真实自然的内容创作者。”
同时输入文章要求提示词:
“文章使用简单明了的短句,避免长句子,保持流畅易读。全文保持口语化、非正式的风格。在必要时可加入稍正式的表达以保持平衡。数据和细节描写应适度,避免过多影响文章的流畅性。
必须使用数据、例子(历史、影视、生活中的例子),通过对比、反问、调侃等手法增加文章张力,但确保不涉及敏感话题,保持轻松幽默的基调。
如果文章适合互动,可以在结尾提出开放性问题,或者邀请读者分享他们的想法。如果文章基调较为严肃,可以以总结或呼吁行动的方式结束。”
还要给AI输入文章的语言特点:
“语气非正式,幽默诙谐,允许适度使用方言、谚语、金句和网络流行语。
情感强烈,有带动性,能引发读者共鸣。”
使用该软件,1分钟可以自动洗稿生成10篇初稿;只需要两个小时,就能洗出约上千篇短动态稿件,且每篇都是不同的内容。
在“三匹马”公司账户发布的内容中,充斥着大量虚假、低质信息。比如:“特朗普政府无奈承认,他们对俄罗斯确实没招了”“阿富汗请求中国送给他们2只猪。”“被猥亵摸腿的脱口秀女演员复出,平时在台上讲黄段子脸不红心不跳的人,被摸个腿咋就扛不住了?”“一个男人年收入破了500万,基本70%–80%都会有两到三个老婆,且这些老婆之间大多都能和谐相处。”
通过AI发文,“三匹马”利用点击率赚取平台官方的创作者激励、平台广告分成和读者赞赏等收益。依照这个模式,公司5月共盈利90万元。参与该公司月度全员分红大会的知情人士透露,在分红大会现场,公司给员工每人发放现金400元,管理层800元。
灰产就在你身边
为了深入虚假内容制造链条,今年5月,我以兼职的大学生身份,认识了山东济宁某MCN机构的老板张滕泽。
张滕泽称可以“免费带副业”,“教人傻瓜式搬运视频号,1天30分钟收益1373元,复制、粘贴头条号,10分钟1篇,30天净赚5360。”
我加入了张滕泽大量雇佣兼职、有偿发文的群组。他和我谈了分成模式:我加入他的MCN机构,成为他众多“子账号”中的一个。我在百家号发布内容,收入来自平台流量激励,账号的收益由他提取,他会转给我账号百分之45的收益。平台打款周期为3个月,他先垫付钱给我日结。
此后,张滕泽发来了20个素材,称“直接发,百分百不会侵权,素材一共就20个,来来回回的发,每天发10条。”他强调:“我提供的素材,都是别人发完,有播放量我整理出来的。”
张滕泽发来的素材,几乎都是虚假信息。大致可以分为4类:
一类关于女明星:包括女明星被潜规则的内幕——“某导演给戚薇500万,让她陪去澳门散心”;另一类聚焦女明星的身材,配图往往是女明星的胸部。
3月底,大S徐熙媛刚刚过世,张滕泽发的素材中也有关于大S的谣言:大S在ICU中抢救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举动,她意识到已经模糊,竟然掐着女儿玥玥的手。其时谁都知道,大S在挂念着她的前夫汪小菲,谁能想到,她在生死关头挂念的却是自己的女儿呢? 其实这也不能怪她挂念着前夫,毕竟两人恩爱了那么多年,大S还曾说过,汪小菲是她这辈子最爱的男人。
素材充满错别字、语句不通、逻辑混乱,也几乎没有详细的时间、地点、人物等信息。一个众所周知的名字,拼凑一段空穴来风的事件,就变成了一段可能被多次传播的谣言。
另一类关于金钱:“哈尔滨一姐姐存了840万,原本想存5年定期,结果银行工作人员出了大岔子,给她办成了71年期的保险。”
另一类谣言是关于女性的“黄谣”,关键词是出轨、性、和女性的身体。做出不忠行为的往往是女性,她可能与男人在酒店出轨,也可能在家被老公捉奸在床。这种素材不需要更多信息,有时只需要一张女性穿着裸露的图片和对此的批判。
再下一步,张滕泽让我把账号的登录方式发送给他,他会进入账号后台,把视频和文字素材保存到草稿箱,我只需直接点击发布——这意味着他完全控制了这个用我身份信息注册的账号。
搬运并发布这些素材的群内成员,每天要发布不少于10条帖子,且帖子“爆了”,才有可能获得每天10元左右的收入。多数人的账号每天收入只有几毛钱。如果你真的认真地在做这项“工作”,那么你账号会成为大量相同的谣言合集,充满厌女的信息和图片、“知音体”的小故事、和各种猎奇的谎言。
这条产业链与我们的距离或许比想象的更近。连续发布了两天张滕泽给的虚假信息后,我放弃了这项“兼职工作”。5个月后,今年10月,国庆假期回到家,我看到姥姥每天晚上7点,准时学习“AI课程”。她拿着小本,记录得很认真。我凑上去看,才发现她上的课程,正是打着跟张滕泽一样的旗号:“免费带副业”,“用AI在头条发文,10分钟1篇,每天净赚50。”
姥姥的手机里传来一个女声:“同学们想不想跟老师赚更多的钱?在头条上发文只是能赚小钱,想跟老师赚大钱的扣1。”直播间里“1”开始刷屏。
在“兼职群”里,张滕泽仍然不间断地催促人发帖,他不断辱骂发帖不积极的人:“26号(那天),为什么不发?” “不干的,给我退群”“我不带垃圾”。由于大量发送不实信息,有的人账号被封禁了。对此,张滕泽的回应是:“知道为什么会封号吗?正是因为封号了 ,你才有机会赚到钱,如果不封号,你连赚到钱的机会都没有 。”
被摧毁的信任、被立场撕裂的真相
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的虚假信息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假新闻,谣言,和更广义的虚假内容。上文中提到的,主流机构媒体报道的《杨某某博士录取资格被撤销!》属于假新闻。谣言是在人群中传播的、未经证实的信息,反映了公众的恐惧和焦虑。今年9月,热贴“福州市和赣州市的中学组织签器官捐赠承诺书”引发广泛关注,后被证实是谣言。数量最大的一类是平台上的虚假内容,比如伪造的信息、有剧本的“假骑手”视频,这些操纵性的内容往往是为了流量和谋利。
与虚假信息对应的是事实核查。由于数量和传播方式的差距,虚假信息和事实核查,是信息生态系统中不对等的“竞赛”。
你极有可能刷到谣言,却不太有可能刷到一则辟谣的信息。谣言有传播的“先天优势”,由恐惧、愤怒等情绪驱动,更容易触发大众的转发和评论——高互动内容又会进一步触发平台算法优先推送。如果谣言经其传播节点的加持,某个大V的转发,媒体矩阵的转发,那它更会指数级别的传播。
辟谣则很难出现同等传播力度,辟谣经过调查和核实,往往滞后数小时甚至数天。一则辟谣的消息不太可能复制原先的爆款路径,当谣言已经沉淀为“集体记忆”,辟谣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有据核查”是一家专门核查流传于中文互联网国际资讯的平台。我们访谈了有据核查的发起人魏星。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根据俄罗斯互联网安全联盟在2022年4月发布的报告,互联网及各类媒体上传播的涉俄假消息大约有550万条。与虚假信息爆发式增长对应的是,有据核查有100多位志愿者,一天仅能核查8到9条虚假信息。
2021年7月26日,东京奥运会男子铁人三项比赛结束后, 金牌得主挪威选手 Kristian Blummenfelt 和一些其他选手跪地呕吐。中文网络流传说法称:“铁人三项选手集体呕吐,因为赛场水中大肠杆菌严重超标”“铁人三项选手在粪水中游泳”等。
核查这一说法的关键是要搞清楚,东京奥运会铁人三项比赛的水质到底是否符合标准?
首先,团队在谷歌中输入一些基本的关键词,比如Tokyo Triathlon water quality,发现在过去几年里有关东京奥运会铁人三项游泳开放水域的水质问题确实是一个关注的焦点,但这些偏新闻类的报道都没有直接回答上述问题。
团队转换思路。尽量找到比较权威的信息、原始出处。首先要找到的信息是:铁人三项比赛的水质标准是什么。在谷歌输入关键词 Triathlon water standard filetype:pdf,第一个搜索结果就是世界铁人三项联盟(World Triathlon)——管理铁人三项运动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官网发布的有关水质问题的技术规定文件,浏览文件,可以得到世界铁人三项联盟对水质的硬性要求。
从这一文件上溯,继续在世界铁人三项联盟的官网上翻查,发现在 Documents-All documents 项目下,有东京奥运组委会在男女铁人三项赛事赛前举行的技术会的完整文件。这两份文件都是在比赛开始前两天上传到该网站公开的。其中,针对引起简体中文网络关注的7月26日男子铁人三项赛的水质报告显示:最终水质检测结果为:1 级 – 水质优良(Level 1: Very Good Water Quality)。
这份男子铁人三项赛的水质报告是针对网络流传说法的至关重要的决定性证据,足以证实所谓“东京奥运铁人三项选手喝超标粪水导致呕吐” 的说法不实。
事实核查员也会尽可能联系相关当事人或者相关方,以便获得直接证据或者支持性的证据。
比如2021年9月,中文社交网络流传一篇文章称,据新加坡《海峡时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一次会议上说:中国战胜美国的唯一前提,就是必须克服自身体制内的“官僚主义”。
核查员将流传的有关微博和微信链接通过李显龙官方 Facebook 账号发送至其办公室查询,李显龙办公室很快回复:“你发送的微博链接是虚假新闻。李总理没有说过该文作者在他的帖文中声称的任何信息。”
“有据核查”核查的多是国际资讯。魏星发现,中国人对国际新闻的关注度很高。相比于自己身处的城市,蔬菜的物价,身边的小事,我们更关注国际大事。且相对非洲、拉丁美洲等“小国”,我们更关注美国和日本。简体中文互联网七八成的虚假信息都和美国有关,其次日本。
虚假国际新闻有一套固定的叙事:“我们很牛”“美国不行了”“外国吓尿了”。这类国际新闻相比于本地的新闻更“安全”,也能带来更多的流量,继而带来收入。

2022 年5月5日傍晚开始,微信群、微博等中文互联网平台疯传拜登儿子在钢铁厂被抓
有据核查诞生于2020年,现在5年过去,魏星的感受是信息污染越来越严重,人们也越来越不相信事实核查。面对辟谣或证据时,人们非但不会改变原有观念,反而会更加坚定地相信原来的观点。
胡鑫宇事件是中国互联网舆论中的里程碑事件。少年于2022年10月14日从学校失踪,经过111天的搜寻后,2月2日,江西有关方面公开通报调查情况,“胡鑫宇系自缢死亡。”111天内,谣言大量滋生,“学校二楼出现白布裹尸”、“后山发现带血衣被”、“化粪池发现碎骨”、“被光头老师杀害”、“器官被割”等说法广为流传。即使后期警方发布了非常详尽的通报,但单纯依靠“发布事实”已经无法有效说服公众,人们仍然觉得,有什么真相被隐藏了。
这背后当然存在受众的心理问题。魏星说:不仅仅是中国,在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左派右派、保守派和进步派的割裂越来越严重。过去中国有一句老话,“摆事实,讲道理。”健康的公共讨论,事实在道理之前。而在现在的社交平台,大家爱说的一句话是:“抛开事实不谈……”,很多人认为事实不重要,或者根本就没有事实,重要的是立场。
受众心理极端化背后,是信源的单一化。“很遗憾的是,最近两三年,发生热点事件后,最终我们等来的只是一个单一口径的信息。”魏星说。从前,除了当地政府的通报和回应,还有大量的媒体报道。有时二者是契合的,有时二者是矛盾的,但受众掌握多种信源,可以对这个事件有更多认知。而现在,信息来源渠道过于单一,连媒体也在等通报,反而给了虚假信息生产和滋长的空间。
信任被摧毁了。如何重建信任?重要的是公开透明地披露信息和调查过程。魏星说:“我们可能不能就谣言谈谣言,就辟谣谈辟谣。”
实习生蒋一凡对本文亦有贡献。
作者———张苹
编辑——于蒙插画——陈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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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外交部和中国驻日本使领馆郑重提醒中国公民近期避免前往日本,已在日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治安形势,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加强自我保护。
15日,国航、南航、东航三家航司已发出通知,公布了涉及日本航线客票的特殊处置方案,对于出行日期在12月31日之前且符合相关条件的客票,可予以免费退改处理。

国航在通知中明确,对于在今年11月15日12时(含)前购买或换开产生新票号的国航999开头的客票(包括里程奖励客票);客票未使用行程涉及旅行日期为2025年11月15日(含)至2025年12月31日(含)之间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仙台、广岛、札幌、冲绳进出港的国航实际承运航班和挂CA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2025年11月15日0时(含)以后申请客票变更或退票(以取消客票订座时间为准)。在客票有效期内,首次变更免收变更手续费,但需收取子舱位差价及淡旺季差价,再次变更需依据客票使用条件办理。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

南航在通知中明确,对于在今年11月15日12:00(含)前购买或换开的南航784开头的客票,且客票未使用行程涉及旅行日期在2025年11月15日(含)至2025年12月31日(含)之间的日本进、出港(含经停)南航实际承运航班或使用CZ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航班起飞前取消已定妥座位的旅客,在客票有效期内申请退票,免收退票费。首次变更至相同航程的南航实际承运航班,免收变更费,如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

东航在通知中明确,对于在今年11月15日12:00(含)前购买或换开的东航781客票填开的国际、地区或国内航班。客票中至少含有一段未使用的涉及日本(包括但不限于东京、大阪、广岛、札幌、小松、鹿儿岛、长崎、新泻、冈山、福冈、静冈、名古屋、松山、冲绳、富山、熊本)进港、出港或经停航班(包括东航、上航或其他航空公司航班),航班起飞日期在2025年11月15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同一客票内的其他未使用航段日期不限。办理变更至原航班前后3天(含)以内的航班,可免费变更一次。再次变更或变更超出原航班前后3天(含)内的航班,需依据客票使用条件办理。在客票有效期内,可至原购票渠道办理未使用航段非自愿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
然而,总有一些人不听劝告。上海浦东机场前往大阪航班的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前排起了长龙:2025年11月15日上午,上海市。

那么正准备前往日本旅行的市民们如何看待此事?11月15日早晨,一夜过去后,日媒记者走访了上海浦东机场。
上午10点(日本时间上午11点),机场内前往大阪的值机柜台前,排起了长龙,人们一手拿着中国红色护照,一手拖着行李箱。休闲装扮颇为醒目,看来大多是游客。从带家人的家庭和年轻情侣中,还能听到欢笑声。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中国人为何仍要前往日本?日本媒体尝试与排队办理手续的队伍中的5组人进行了交谈。
一对带着孩子的30多岁夫妇表示,虽然知道外交部的提醒,但不会改变旅行计划。询问理由时,他们只是说“对政治不关心”,未多置评。其他游客也表示“看到了新闻”,但随即便移开视线,闭口不言。看上去似乎对于在这种局势下前往日本感到有些愧疚。
在这其中,一位自称刚大学毕业的20多岁女性接受了采访。她说虽然知道报道,但认为“政治话题与我无关”。
你们怎么看?欢迎评论区聊聊。
(信息来源:天津广播、随波荡漾的漂流瓶)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该文评论区:
宝:向往文明。
SUN:都不是小孩子,日本安不安全都心里有数。
默言:看来还是有很多清醒之人,知道去日本比去鹅罗斯和朝鲜更安全。
望江月:知道去日本玩的智商不会低。
麦子:不好糊弄了。
讴歌7685:看了一下评论留言,我就放心了!
飞云-圣贤阁:都不是小孩了。
不忘初心-穿:会被忽悠的去不了日本,去日本的不会被忽悠。
Raymond:总比去柬埔寨强啊,那个大使不是呼吁大家去吗?
林成法:老一辈教导我们,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STao141:手里把玩的永远是稀土和民众。
liping:去俄罗斯就安全呀!
帘卷西风:刚从日本回来,安全得很。
HJZ:什么事让干一定不要干,什么事不让干就一定要干。
电动小马达:对去日本感到愧疚?哈哈哈哈,人家觉得你问的问题好NC。
松涧岩溪:因为日本景区不宰客吧。
亮:不受欢迎要驱逐的是那位。
慕尼黑尖脸:清醒的人越来越多了。
风声雨声:周围很多去日本玩的,还没听说谁后悔的。
Destinyorface:班里俩人吵架,一个看着块头挺大,结果气急攻心,吵完还要跑到村尾回家街坊四邻亲戚都说一遍对方坏话,要大家不要和那个人玩。
小太子波波:五年签刚办好。
德明:越来越多的人间清醒。
云卷云舒2:前不久是谁说日本海鲜没问题可以吃的?现在日本海鲜应该又有核污染了吧?
伤心晴天:就一句:人家取消损失的酒店钱,预先指出的路费经典门票,以及做攻略损失的时间精力,你赔吗?
蕭爱華 Edward:评论反应民意,评论比正文精彩无限。
昱楠 Ray…:敌人越是反对,证明我们做的越对。
文哥:唉,你们咋就不信呢,害得机票不降价,我去的时候还得堵。
Derek ZHENG:所以下一步,大概率是控制航班数量,然后就是海关劝返。
Ministone 好… :不是非要去日本,国内旅游你倒是做的像样点呢?三亚去一次够泰国两三次,周庄古镇100块一张门票进去都是人造景点,进去参观额外收费不说,都是一样的糕点烤烧炸货,还比外面贵的多。
管宇:你可以不去,但不能阻止别人去,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别人身上!
鱼儿里的猫:为啥没有警告去俄罗斯旅游的?那可是战争状态是。
RicHie lll:两个物业公司吵架,看看就行了,对于服务还是岛上的好。


20日有连麦。
有读者留言说:
算了,我都不敢转述。
我不信任这位读者,看完她的个人资料,我就拉黑了。
您连大拇指赞都不舍得点一个,遇到事情了跑来点播,什么意思嘛。
引我出洞,拿我冲业绩?
告诉你,我这个人最爱国了,爱国怎么爱?
爱国就是爱家乡,家乡就在石家庄。
现在中日关系紧张,外交部说不让你们去日本了。
那就赶紧到我们抗日老区河北省来。
而且悄悄跟大家说一句,日本有什么,我们河北省都有。
不是日本去不起,河北更有性价比:
日本有富士山,河北有马骝山!
日本有冲绳岛,河北有南戴河!
日本有琵琶湖,河北有白洋淀!(老乡们已经不扎车胎了!)
日本有北海道,河北有张家口!
日本有高野山,河北有小五台!
日本有奈良鹿,河北有太行驴!
日本有平安京,河北有雄安城!
日本有握寿司,河北有素炒饼!
日本有咖喱饭,河北有炒焖子!
日本有大相扑,河北有保定跤!
日本有浅草寺,河北有西游记宫!
日本有热海温泉,河北有热河山庄!
日本有镰仓大佛,河北有福禄寿三星!
日本有拉面,河北有正宗安徽牛肉板面!
日本有东京银座,河北有石家庄南三条!
我是请国家出台政策:
来河北旅游,孩子将来高考加分。
这么近,那么美,不去日本,就来河北!
河北必将伟大复兴!
昨天看到一个让人有点意外的数据,2024年57.9%医生降薪。
这个数字出自一份覆盖了近三万名医务人员的调研报告。
据市场研究机构华医网发布《医疗人才2024年薪资及就业调研报告》的报告显示,57.9%的医生在2024年经历了降薪。

这个比例,比去年的37%又高出了整整20个百分点,说明降薪的潮水不仅在蔓延,而且势头更猛了。
以至于,一些医生不得不去跑滴滴,送外卖来补贴家用。
说实话,这挺反直觉的。
在我们的普遍认知里,医生手握“保命手艺”,技术门槛高、需求刚性强,本该是经济波动周期里的“铁饭碗”。
毕竟,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谁能跟健康讨价还价呢?
更何况,我们正踏在一个浩浩荡荡的老龄化浪潮之上。
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突破3亿,而老年人的人均医疗开销是普通人的3到4倍。
从住院人次来看,去年也比上一年增加了1000万。
一边是看似无限增长的医疗需求,另一边却是医生收入的普遍下滑。
这个矛盾的背后,一定有什么更深层的东西正在发生。
另一组宏观数据更能说当下各地医院的处境。
数据显示,仅今年上半年,全国就有超过1200家民营医院关门大吉,平均每天倒闭近7家。
民营医院的关停率已从2023年的7.2%上升至2024年的19.6%。
公立医院的日子同样不好过,虽然它们轻易不会“倒闭”,但为了缓解经营压力,各地公立医院合并重组的消息此起彼伏。
2025年以来,四川、浙江、安徽、河南、内蒙古、吉林、广东等多地已发生近十起公立医院合并事件。
曾几何时,许多年不愁“客源”的医院,如今竟然开始批量倒闭了?
我试着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拼凑答案。
首先,也是最直接的原因,是文章中很多医生提到的:病人真的变少了。
这听起来和前面提到的“住院人次增加”有些矛盾,但其实并不冲突。
宏观数据增长的背后,是结构性的变化。
一方面,出生率下降,产科、儿科这些曾经的热门科室,如今门可罗雀,相关的产业链都在萎缩。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经济大环境的凉意,正悄悄改变着人们的就医习惯。
过去手头宽裕时,一点小毛病可能就直奔大三甲图个心安。
现在,更多的人选择“捂紧口袋”,小病能忍则忍,或者去社区医院、线上问诊解决。
这种消费降级,直接导致了大量非核心、非紧急的医疗需求被抑制,尤其冲击了那些定位不上不下的基层和县级医院。
其次,一个更具颠覆性的变化,来自医保支付方式的改革。
这可以说是釜底抽薪的一招。
过去医院的盈利模式很粗放,多做检查、多开药,收入就水涨船高。
现在不同了,DRG/DIP(按病种付费)的推行,意味着治疗某个病,医保只给一个打包价。
治好了,省下的钱是医院的利润;超额了,医院就得自己承担亏损。
这种改革的初衷就是为了降本增效,遏制医疗资源的浪费。
但它也彻底改变了医院的生存逻辑,从“多做多赚”变成了“省着做才赚”。
实际上由于各地财政状况不一,医保基金的回款周期被不断拉长。
医院垫付了药品、设备、人力的成本给病人看病,却迟迟等不来“回款”,现金流的压力可想而知。
这就像一家企业,销售额看着不错,但应收账款堆积如山,随时可能倒在资金链断裂的路上。
巨大的成本压力,最终会像水一样,顺着管理层级传递到每个科室,再分解到每位医生的绩效上。医生的收入,自然会受到影响。
不过我个人是支持国家下大力气医改。
再不改,我等老去可没人兜底了,光靠国家撑着老年社会的看病问题,无异于痴人说梦。
最后,我们还要把视线拉回到医院自身。
回看前些年,在房地产和基建大发展的热潮中,很多医院也卷入了规模扩张的“军备竞赛”。
新院区盖得一个比一个气派,昂贵的医疗设备一台接一台地买。
这些投资在当时看似风光,如今却变成了沉重的债务和高昂的固定运营成本——无论有没有病人,大楼的维护费、设备的折旧费、员工的基本工资,一分都不能少。
于是乎,我们可以看到,
一头是需求端的收缩(人们看病更谨慎了);
一头是支付端的改革(医保控费越来越严);
中间夹着医院自身背负的历史包袱(高额的债务和运营成本)。
再加上药品集采的改革,切断了最后一条传统的盈利路径。
当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医院的亏损就成了必然。
所以,医生降薪,并非一个孤立事件。
它更像是一个信号,是整个医疗系统在经历了多年的高速扩张后,进入深度调整期所表现出的一个最直接的症状。
旧有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而转型期的阵痛,正实实在在地传导到每一家医院和每一位医生的身上。
时代的浪潮下,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
时代浪潮下,受到影响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END-
一夜之间,绿捷公司成为过去时,它对上海数百所学校、数以万计孩子的约束解除。上海光明暂时接管绿捷留下的空档,以待学生餐招投标程序恢复常态。若长者地下有灵,也当感叹,他一手创办的光明福祉满满,竟以替补方式入场。
绿捷的倒掉,是一次相当偶然的事件。若没有老罗捶打西贝风波,舆论断然不会延及绿捷,这是上海家长及邓飞等人聪明嫁接的成果。除了不期然的舆论,也该“感谢”绿捷本捷,一份虾仁炒蛋引发了覆灭过程,这就是自作孽不可活。
官方的通报更详细,也很不详细。详细的是列举上海如何以“虾仁炒蛋”这个坏掉的菜,扩大到串标围标行径,最终端掉绿捷这家公司。不详细的是,上海市教育局那些挨了处分的官员,不知姓氏名谁,他们本该被千夫所指,而今幸运地“隐姓埋名”了。
要是单看结果,给学生供应低劣饭食的绿捷没了,上海家长可以放心,也是一个不错的进展。引发这一切的“蝴蝶”老罗,自谦说做了微小的工作,并估计上海家长“要勇敢”。只是回到绿捷曾造成的家长们的处境,“勇敢”能否有用,值得推敲。
官方通报留给网民的最大疑惑,也是绿捷倒台后的舆论构成之一,是人们好奇的是:为什么无胡作非为单凭绿捷一家就能做到?仅凭张某华等8人之力,就能在学生餐招投标中攻城略地?没有专家、领导们策应,绿捷何以成为常胜将军?
一场如此大的风波,最后发现作妖的只有一个民企招牌,这有点不科学。毕竟,在招投标持续拿到供餐合同后,强控学生自主餐饮,杜绝家长送餐,隔绝社会努力的种种,单靠绿捷公司搞不定。可现在,似乎也只能认定,绿捷是唯一的坏人。
值得观察的,当然是老厂长创办的光明会否接手上海学校团餐,可最关键的看点,仍然是围绕学生团餐的权力运作。绿捷在校园畅行无助的时候,家长们无助地期望它能被制止,可即使到它倒掉,人们也不清楚到底可以指望谁来做应该做的事。
通报之前,家长们乃至大多数关心此事的民众,都相信绿捷应该被制止,可所有被求助的机构都未能有明确表达,他们在本该干预的职责上无所作为。通报之后,上海出了一些改善之策,一些学生餐安全措施,可它们消除了家长的不安全感吗?
姗姗来迟的官方行动,不仅证实了上海绿捷的违法,也证迫使上海要面对校园供餐的不足。而现在,针对这些不足所行的措施办法,反过来又促使人们相信,应该还有别的、高于目前所有亡羊补牢的东西——比如权力制衡——尚未落实。
绿捷公司不只是提供了每日几十万份餐饮那么简单,它为了确保利润的稳定回收,也建立了覆盖学生及家长意愿的影响网络。这就是绿捷从校园餐供应这一行政权中分离得到的权力。它越想要赚取更多超额利润,绿捷就会更多地倚重这种权力。
一个理想状况是,在绿捷及其校园权力被砍掉后,曾经帮助它构建这一权力关系的人及其意图,都随之枯萎。要是如此简单,那是最好的。如若不能,那将来某个时候,我们定然还要回望现时的处置,是否埋下了一些恶的种子。
一位社会学家提到,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在于,揭露现状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弊病并激发补救行动。没有这样的信念,这些弊病就会不受控制地发展、增殖,而社会的道德标准和生活质量,也注定会沦为那种发展趋势的第一个、也许是最令人惋惜的连带受害者。
这段话有资格成为看待上海绿捷由盛而衰的标准判断。任何将绿捷的倒掉视作某种管理成就的想法,那种认为总有一种事后追惩可以解决累积问题的思路,都是危险的。因为它无助于从权力入手来解决社会弊病,那就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权贵”主义。
【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
今天,是我返乡到家第一天。跟乔叶在《宝水》中说的一模一样,我只要一睡在乡下家中,失眠症就彻底好啦。
在早上九点多,睡醒后,我对着屋后麦田,直接发了一两小时呆。

中午吃了些东西,接着睡到下午五点。一天之内,能睡上这么多时间,多么幸福,多么奢侈。
本来,下午我就应该去干农活了。这几天,全家都在种小麦。虽然,我屋后的地里,很多麦苗已经长出来了,但,我哥家的还没种完。多年以前,他们流转了千亩田,这时候,还在没日没夜耕种。
下午我其实就是被嫂子电话叫醒的,她说,他们决定下午五点就收工。因为我回来了,晚上得带我去下饭店。我说,种地不能拖啦。她说,后面两三天,还是好天气。
这让我觉得罪孽深重了。
我太清楚了,每到种收之际,我哥嫂全家是没日没夜地忙,一天能睡三四个小时,都是幸福的了。
他们手上有很多农用机械,但,又合不得花钱雇人开,一家三口,就每个人都开着,像个突击队,一直向前冲。
本来,我今天也想去帮他们开垦地机。我甚至还想架个手机,全程直播我的英姿。那样,我一定会像巴顿将军,征战在乡村沙场。
但,我是真的太困了。回乡,本来算要穿过大半个中国。这次,为了几场演讲,又绕了一大圈,累得实在不行了。
这会,似乎觉得满血复活了。
因为要返乡,对这两天被网友们嘲讽的那个新闻,想得就多了点。越想,也觉得越不是滋味。
对,我说的是“防止规模性返乡滞乡”这事。上周五,在农字口的全国大会上,这词冒出来了。当时,我看到后,就一声长叹。
抛开这事背后令人难言的背景不说,单说“防止规模性返乡滞乡”一词,我认为,就用的跟狗啃似的。
作为一个主要靠解读制度政策吃饭的人,我当然能理解这个说法隐藏的文本,甚至还包括制度的善意。
是呀,是时候好好关心服务一下返乡回流的农民工们了。对,我用的是“关心”“服务 ”,而不是他们说的“防止”。
现在城里情况是咋样的,谁都清楚。这段时间,我到过十几个城市,真没看到多少建筑工地有热火朝天场面。工厂企业也去过不少,那些表演型展示就不说。总体讲,冷清和寒意,我是真的感受到了。
今天中午,在饭桌上,我说,要把家里屋子漏水的地方堵堵修修,不知道这农忙时有没有农民工做。
我爸说,村里农民工基本都回来了,城里没事做,农村地都包出去了,现在他们多是在家打麻将,随时可以叫来做事,有的亲友不给工钱都行,喝顿酒再给两包烟。
这就是真相。
所以,上面说“防止规模性返乡滞乡”,一定也是意识到这是个问题——一个涉及大量劳动可能因为闲置带来群体性返贫问题。
但,用“防止”这个说法,让人觉得别扭了,居高临下的了,给人感觉就像是施行政指令了,好像是在给基层下硬任务——不让农民工回来。
事实上,社交媒体上,拿“防止规模性返乡滞乡”这话开涮的,都漫山遍野了。
很多人的口吻,都是在嘲讽,都是在日撅——噢,以前说是衣锦还乡,后来说是欢迎返乡创业,现在,你们开始防止我们回乡了。
这话当然是不理性的,但,公共情绪成这样了,要我说,也真是因为制度性挑逗。
本来,这些农民工内心就很不爽,在城市工厂倒闭了,回农村土地也没地种了,你们还要防止我们回来,难道,我连回家和老婆同房的资格也要剥夺吗?

这里得补充一下——别看我哥是个种田大户,其实,今年他都亏惨了。不信,你们去打听打听,粮价都成啥样了。这几个月,他还是靠借我钱给农户发承包费和劳务费的。
我想想他们那么累那么苦那么惨,我真不是滋味。
前几天,我在文章中说,不要多说什么“大环境困难”之类的话,因为说了没球用,还给自己添堵,也招有人恨。
但,我也认为,如果真的混到制度性救济和政策性补给都跟不上,你情绪价值至少还是要提供好吧。
说什么“严防规模性返乡滞乡”,这不就是在大家伤口撒盐嘛。


我一直认为,先把人话说好了,才能真把人事做好了。
在现在经济环境下,农民工跟着城市化步伐来养家糊口或发财致富,机会肯定渺茫了。孙立平教授在那篇《未中国会不会迎来艰难十年?》中也说,随着农村从过去温饱状态向传统耐用消费品阶段的转型,未来如何走好过去几十年中城市居民所经历的那个阶段,就很重要了。
现在说防止规模性返乡滞乡,说白了,还是因为没有准备好,感觉这些返乡人员都回来,接不住了。
问题是,城市也没能接住呀,你难道要他们睡公园睡桥洞,去跟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抢睡觉地方吗?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至少不要再传递一种信号,给人错觉是在硬性“限制人员流动”,是在阻止外出务工人员返回家乡。
信心比黄金还重要。要我说,“防止规模性返乡滞乡”这个说法,就是典型没自信的表达。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两步走,如果不能让人感觉到并驾齐驱了,至少,也要让人觉得是此起彼伏,自由伸缩吧。
想想吧,当年,老人家都还能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至少,是在展示农村能接住城市大量学生的豪情。
现在,不能让人产生农村连农民自己都接不住的错觉。气势上,不能输。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又有老大哥在看着我,但,我能声明,我没有质疑工作做主要是说,不能把话说得跟没过脑子似的。
还有“滞乡”这词用的,就算不像狗啃的,也像是猫抓的。
我感觉,好像不是在暗示,乡村就是农民不应该久留停滞的地方。这种话,对咱这种进城打工人员来说,也是“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不小”。
农村,对农民工来说,至少还有白发亲娘,以及风韵犹存的娇妻吧。
这时候,你哪怕多说几句“欢迎兄弟们回来”,也是对留守老人的一种安慰,或许,还能意外地多生出些孩子,为解决中国生育率作出贡献呢!
最后,我要报告一下,作为进城务工人员,我这次回乡,绝不是规模性的,老婆和孩子都没带。
还有,我绝不“滞乡”,过几天就滚!这,总该放心了吧!

前段时间,歌手郑智化乘坐轮椅登机,由于机舱高出升降楼梯25厘米,只能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挪进舱门。事后,郑智化发微博描述这段经历,使用了“连滚带爬”的字眼,引发公众的广泛讨论。
冰冰也是一名残障人士,童年时她因病失去左腿,后常年穿戴义肢行走,大学毕业后,她进入职场,成为一名中层,她会穿着义肢去打羽毛球、做瑜伽,也会脱掉义肢去游泳。
在过往的20多年里,她下意识地隐藏自己的义肢,努力表现得“像健全人一样”。但目睹郑智化事件后,她被触动,写了一篇长文,回忆自己也会在登机过程中经历种种不便,后来这篇长文冲上了热搜。
对冰冰来说,登机的过程依然充满关卡,每次跨过廊桥和机舱之间的缝隙时,她都会因为义肢无法精准发力,而下意识地提一口气。安检时,有的机场没有单独的隔间,她只能坐在安检处旁的布帘后,先脱掉衣物,再脱掉义肢,极其没有安全感;脱下义肢后,汗液不能及时清理,导致再穿时穿不到位是常有的事,大腿根也总是被磨得血肉模糊。这种经历,除了对身体的磨损,更多是对尊严的磨损。
她想说,整个社会的无障碍设施面向的群体,其实不止是残障人士,还有行动不便的老人,推婴儿车的宝妈,甚至是手提重物的行人,我们生活中的每个人,一定都有需要使用无障碍设施的时刻。
以下是冰冰的讲述:


看了郑智化的道歉声明,我心里的想法很复杂,当下就决定,隔天一定要动笔写点什么,可晚上我躺在床上,怎么都睡不着,于是凌晨两点爬起来,写了那篇文章。
▲ 10月27日,郑智化发微博表示歉意。图 / 微博截图
整个事件中,争议最大的四个字或许是“连滚带爬”。作为一个失去左腿、常年穿戴义肢的残障人士,我完完全全能体会这四个字。
高考结束后,我换了一条机械关节的义肢,这条义肢陪伴了我20多年。有了义肢的帮助,我其实已经算是残障人士中活动能力很强的一位了。我能自如地上下楼梯、下蹲起立,几乎能够独立地完成生活中的大部分事,“就像一个健全人一样”,但不同的是,我得时刻多加小心。
对健全人而言,登机需要关注的是时间、地点这些关键信息,但我要注意的是地面。下车后进入航站楼,我需要经过一段凹凸不平的减速地砖,然后是带有轻微坡度的糙面砖路面,紧接着,路面会变成大块的光滑瓷砖路面,等过安检时,可能有时还会碰到地毯路面。
机械义肢只有在完全伸直和呈90度直角时才能受力,此外其他任何一种角度,都没办法承受我身体的重量,稍一施力,就会直接摔向地面。而且在完全伸直的状态下,受力的也不是整个脚面,而是脚后跟的一个点,就像踩高跷一样。也就是说,在路面发生变换之前,我必须要格外留神,确保我能在完全伸直义肢的情况下,精准地把脚后跟那一点落到一个平稳的地方,这样我的每一步才能顺利着陆。
这么多年下来,我其实已经能适应机场的各种路面了,但进入机舱,依然是一个需要格外注意的关卡。廊桥和机舱之间,其实是有一个缝隙的,虽然大多数的缝隙不会有25厘米这么高,但多少也是有一定高度的,每当经过这条缝隙时,我都会下意识地进入二级战备状态,如果不小心踢到或者擦到,让义肢发生任何一点角度的变化,我整个身体就会立马扑倒在地,别说连滚带爬了,四脚朝天都是可能的。
▲ 冰冰担心自己会在廊桥和机舱之间摔倒。图 / 视觉中国
事实上,登机时受伤是常事。对于我来说,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是安检。大多数情况下,义肢需要单独拆卸下来过安检,惯常的操作是,两名女性员工陪我一同进入单间,我脱下义肢后在单间等待,检查完毕再穿上义肢离开,听起来,这套流程很顺畅。
实际情况是,机场一般没有专门负责陪同的工作人员,要现场协调,她们要放下手上的工作,专程来陪同我。每当这时,我心里就会下意识地生出一种类似愧疚的情感,总感觉,好像因为我一个人,耽误了她们的工作,耽误了其他人的时间。我希望一切能赶紧结束,尽快穿好义肢离开,让一切都恢复正常。
伤口往往也是在这时产生的,我印象里,有好几次坐飞机回家后,大腿根都是水泡被磨破后留下的几条狭长的血口。义肢的接收腔是密封的,不能透空气,这样一来就会闷汗,尤其是夏天,汗水甚至能直接倒出来。这种情况下,把义肢脱了再重新穿上,是非常艰难的,出汗后再穿衣服都会觉得不舒服,更何况是一条腿,再加上着急,经常是穿不到位的。
正常情况下,穿上义肢后大腿根是不用受力的,可如果穿不到位,大腿根就要被迫承受身体的重量,那里的皮肤要被不断拉扯、摩擦,很容易就会磨出水泡,出血。更难受的是,我明知道已经磨出水泡了,也没办法调整,只能继续忍痛走下去。
看到新闻后,我非常能共情郑智化,进入机舱的过程里,身体已经很难了,可是尊严呢?
身体产生的伤口,大多我已经忘记了,但尊严受到的磨损,很难忘记。有一次,工作人员没有把我带到单独的隔间脱义肢,而是直接在安检台旁拉起了一块布,就像是小服装店里的简易试衣间。义肢又是贴身的,也就是说,我必须要把裤子也连带着脱下来,作为一名成年女性,在公共场合,下身只穿着一条内裤,坐在一块布帘子围起来的空间里,外边就是来来回回的旅客,是极其没有安全感的。
等到义肢安检完成后,工作人员把义肢递给了我,她可能以为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竟然直接走了。布帘不是封闭的,我只能一只手紧紧攥着布帘,另一只手艰难地穿义肢,那个瞬间,我现在想起来都会觉得狼狈。
不止是布帘,有的机场会把我带进楼梯间,让我在楼梯间脱义肢,这些过往里,虽然我的身体是完好的,但尊严已经碎了。
其实,在机场或者其他公共场合,如果遇到了诸如25厘米的困难,最低成本的办法就是求助他人,这听起来也是最简单的办法,但每一次开口求助,仿佛都在提醒着我和其他人的差异,而且第一步就是展示自己的脆弱和困境。
早些年,光是和安检人员承认义肢都很艰难。我一直记得,几乎是从一踏入航站楼开始,我就会紧张,在安检环节,最害怕的是扫描仪挨到左腿的那一刻,尖锐的“嘀嘀”声立刻响起。我只能承认:“是义肢。”我一般会说得很轻,仿佛害怕自己听到一样,偏偏很多时候,工作人员好像对义肢这个词并不了解,我只能叹口气,又赶紧解释,“义肢,就是假肢的意思,假腿”。
后来,坐飞机的次数多了,我已经能够更自然地向工作人员说明自己的义肢了,但求助还是很难,因为求助以后,事情仿佛都不受控制了,我不知道开口后等待我的会是什么,是被单独带进隔间,或者是又要调集更多原本在忙其他事的工作人员,还是又拉一块布帘?
每一次,我的首选都是尽可能自己解决,实在没办法了,才开始在心里排练求助的话术,然后观察周围的工作人员,挑一个看起来面相最善良、手头工作相对轻松的人求助。
不光是流程无法预测,对方的反应我也无法预料。去年,我换了一条义肢,于是把旧义肢装进一个编织袋里,打算带回老家,托运时,我向机场的工作人员求助该如何具体操作。得知袋子里是义肢后,工作人员沉默了几秒,紧接着脱口而出,“那你要不穿上呢”,可我当时本就穿着义肢,完完整整地站在他的面前。我当下觉得既好笑又无语,但后来想想,可能他工作时很少遇到残疾旅客,自然也拿不出的具体应对方案。
最崩溃的经历,发生在前年冬天,我代表公司去参加联合国在北京举办的一个活动。那段时间我觉得特别开心,也非常骄傲。当天早上,我早早地起床,穿着自己最爱的西装套装出发,路上一直在想,会上要如何代表公司发言。眼看着就要到大厦了,地面上恰好有一块冰,我一不留神,啪地摔倒在门口。义肢很硬,腿上穿的每一层裤子都摔破了。摔倒的那一瞬间,那些骄傲和开心,烟消云散了,仿佛老天突然给了我一记耳光,它在提醒我说:“你和别人能一样吗,还不多加小心。”


向他人求助的前提是,直面自己的残疾,可单接受这一点,我就花了将近30年。
刚失去左腿时,我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12岁时,我生了一场重病,直到手术前,父母都没敢告诉我具体的手术方案,但我好像隐约有些预感。手术前一晚,我环抱着左腿躺在床上,自言自语,“我会失去你吗?”
隔天手术醒来后,我感觉左腿有种悬空的感觉,我问病床边的舅舅,“我的腿被吊起来了吗?”他回答我:“没有,你的腿已经没了。”当时的反应,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我猜应该很崩溃,导致身体开启了自动保护机制,让我忘记这件事。
▲ 图 /《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
但我记得,大概几个小时以后,全家人都很悲伤,我反而开始安慰家人:没关系的,我和别人没什么不同。看起来,我好像只花了几个小时就接受了这件事,从那以后,我几乎也没有因为失去左腿而情绪崩溃过。如果单从成长轨迹来看,从小县城考到北京读书,再入职大公司,一步步晋升到中层,我和很多人的确没什么不同。
甚至,我一度以为自己早就与左腿和解了,直到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二三十人的小型读书会,其中有一个环节,每个人有一分钟的时间分享自己的故事。我讲了自己做手术的经历,那也是我第一次在那么多人面前聊起自己的身体,而且完全不受控制地,讲着讲着我就哭了出来。
也是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可能并没有完全接受失去左腿这件事。再回头看去,我发现自己几乎是下意识地隐藏残疾,而且努力地证明自己依然和别人一样。
刚做完手术后,有一段时间要坐在轮椅上,我左腿的裤管打成一个结,家人推着轮椅向前走时,我总是故意把轮椅的脚踏板掰起来,让右脚落到地面上,来回动,感觉就好像自己在走路一样。我当时心里想的是:“我只有一条腿,但我这条腿是没问题的,和健全人没什么不一样。”现在想想那个画面,会觉得非常好笑,我为什么要这样证明自己?
但事实是,往后的20多年里,我反复在证明。
穿上义肢后,我更会隐藏自己的残障状态了,我很少穿裙子,即便穿裙子,也是过膝长裙,里面再加一双肉色打底袜。原本上厕所时,我会目不斜视地上普通卫生间,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只有一条腿能自如弯曲,在蹲下时,义肢要单独伸直,再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右腿上缓慢下蹲,这个造型看起来很像叶问。
为了和健全人一样,我脑子里也总是在思考。比如工作时经常开会,有时需要上台发言,除了思考上台以后说什么,我得额外分出一部分脑子,思考今天穿了什么裙子、什么鞋,路面是地毯还是地板,讲台有多高,我要如何控制步速,才能确保上台的时候抬起的恰好是右腿。因为义肢是没有办法抬上去的,如果到了台下再换脚,会显得很刻意。
现在回想起手术后的情况,我也会觉得奇怪,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可能那么顺利地接受这么大的一件事呢?我只是暂时地自欺欺人,把这件事压下来,往后的这20多年,其实都没有真正直面过这件事。
我其实也能理解郑智化登机事件引发的舆论,很多人会觉得他登机的过程“还好”,但也许,健全人和残障人士的感受是不同的,很多健全人觉得还好的瞬间,对残障人士来说,可能就是痛苦。
除了肉体感受的不同,对于权利的体验也是不同的,对健全人来说,自如地走入各种公共场合,几乎是一件不需要费力地,只要抬腿就能做到的下意识行动,但对于残障人士来说,它变成了需要被保障的权利。
早在2017年,中国残联康复部主任胡向阳就曾公开表示,我国残障人数量约有8500万,占总人口的6.34%,这相当于每16人中就有1位残障人士。其中,肢体残疾占比最高,约为2472万人。
但日常生活中,我好像很少能看到残障人士,不止看不到,从很多公共场所的无障碍设施里,似乎也看不到他们真正的需求。
▲ 冰冰拍摄的无障碍卫生间。
去年,我和父母自驾回老家,想顺便做一个服务区无障碍卫生间的测评,但很快,我就发现根本做不出来,因为我碰见的大多数无障碍卫生间都没法正常使用。最常见的情况是,门上锁了,根本打不开,有的虽然能打开,但要么马桶坏了,要么扶手缺失,甚至还有的卫生间堆满了清洁用品,成了杂物间。
我有时候会刷到残障人士的视频,有个盲人博主记录了自己出行的画面,有一次,一段盲道上停了车子,也有路人在走。每当博主不小心撞到了人或车,就会有人帮忙挪开,博主也会说一声谢谢。两百米的距离里,博主可能说了几十声谢谢。我看了以后心里有些不是滋味,被人帮助当然会真诚地感谢,但其实,原本可以不用说出那声谢谢的。


今年是我失去左腿的第28年,而真正接受自己的残障状态,我是去年才开始慢慢做到的。
高考后换的义肢,是我穿得最久的义肢,一穿就是22年。其实,我之前工作的地方离一个著名的义肢品牌旗舰店只有1公里,我知道,却从来没去过那里,甚至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有专门研究过义肢发展出了哪些新功能,有哪些新技术。
我好像同时承认两个身份存在,一种是作为健全人,另一种是作为残障人士。但残障人士的身份被我有意地隐藏了,所以也很少关注义肢的信息。对我来说,查询或者走入一家义肢店,相当于要再次面对自己的残障。
如果用健全人的参考系来看,世俗意义上应该具备的东西,我已经都有了,攒够钱以后就去买房、买车,然后升级换代。但其实,房子、车子对于我来说,远没有一条腿重要,每次想到要升级义肢时,我都会下意识地和健全人做比较,我已经比健全人多花一部分钱安装义肢了,再花更多的钱把它升级换代,也依然不能达到和健全人一样的行动能力,值得吗?
显然,很多年的答案都是不值得,后来,我穿上了新的顶配版义肢,但我依然很难找出到底是哪个节点,答案突然变成了“我值得”。
想法都是慢慢改变的,但也有一些情绪波动的瞬间。某次和朋友交谈,她困惑:“为什么你不换更好的义肢,这关系到你每一天的生活质量。”我突然有点愣住。某次刷到一篇文章,发现买智能高端义肢的,绝大部分是老年男性,很少有女性的身影,我突然在心里对自己生起气来:已经40岁了,我到底还在等什么啊?难道等老了之后再去装更好的义肢吗?
最打动我的,也许是销售的一句话,我问他智能义肢究竟好在哪里,要怎么用。他顿了一下,回答我:“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那个瞬间,我有点想哭,这种自由真的是我可以拥有的吗?
而实际上,换上顶配版的智能义肢后,我马上发现,我的活动空间更大了,朋友直接把我带去了羽毛球场,她左右吊球,我们意外地发现,我比原本能多迈整整一步的距离,原本只能用右腿支撑,现在也能用义肢做支撑腿了。
也是从去年开始,我开始更关注公共空间里的无障碍设施,也看到了很多改变。前段时间我去看话剧,发现一个无障碍卫生间的扶手坚固,高度合理,还放着应急使用的卫生巾,剧场里有备用轮椅,还有专用的无障碍排队区。登机也有变化,有一次我在浦东机场坐飞机,安检时不用脱义肢,直接站在一个机器上,几秒钟的时间就检查完毕了。
其实,人的一生中平均有11%的时间处于残障状态,即便不是身体残缺,人也会面临衰老带来的行动障碍。无障碍设施不止是给残障人士用的,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推婴儿车的宝妈,甚至是手提重物的路人,每个人都会有需要无障碍设施的时刻。
人们的反应也在发生变化。有一次在成都坐高铁过安检,扫描仪靠近左腿时发出了“嘀嘀”声,我刚要开口承认,没想到工作人员自然而温柔地开口,“是不是受伤喽”。
那是一句很软糯的四川话,那一瞬间,我有一种好像独自战斗了很久,突然被轻轻戳了一下的感觉。
▲ 旅途中的冰冰。

作者:倪万俐 | 公众号:我是倪万俐

世界给我的第二个记忆,是计划生育小分队在拆我家的房子。而我的奶奶和妈妈,正在锅屋里给他们蒸馒头吃。
1991年的苏北农村,计划生育抓得紧。土墙上刷满了标语: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好;该流不流,扒屋牵牛……

我是家里第三个孩子,上头已有哥哥姐姐。在村人眼中,一男一女,已经凑成了“好”字,多圆满。
可妈妈后来告诉我,姐姐出生几天后,爷爷对着三姨奶奶感叹:“你家好哦,添了个孙子,我家只添了个孙女。”这话,妈妈在旁边听得真真切切。
后来,妈妈又意外怀上了。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天天上门,催她去引产。“跟催命似的!”妈妈说。
那天爸爸不在家,他们来了三五个人,一个人坐在门槛上堵门,其他人围住妈妈,不让她做家务。最后妈妈被连拉带拽推上拖拉机,到凤谷卫生院做了引产。
回到家,爸爸气得打了妈妈两巴掌,责怪道:“你胆子太大了!怎么舍得的?”
后来,妈妈告诉我:“那是个男孩。”
为此,她写过一篇文章,叫《那些未出世的生命们》。
意外怀了我之后,他们又上门“催命”。妈想起上一个引掉的孩子,心下不忍,没睬他们。他们天天来,妈受不了,就躲到她奶奶家,直到我出生。
可是多一个姐姐,又多一个我,严重超标了,罚款接踵而至。爷爷是村里有名的老木匠,爸爸继承了他的手艺,家里有些积蓄。可一年来三五趟的工作人员,“像喂不饱的狼”。三五年后,家渐渐空了。

我五岁那年的秋冬,他们又来了。这次人真多啊——有的上房揭瓦,有的在墙下码砖,有的坐在院子里指挥。
当时,爷爷、爸爸、哥哥都不在家。
奶奶和妈妈真忙呀,在锅屋蒸馒头招待他们。妈妈默默地烧火,奶奶用簸箕端着刚出锅的馒头,一趟趟往他们跟前送。
我和姐姐真快乐呀,啃着热腾腾的馒头,在院子里蹦跶。对我们来说,馒头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现在还没过年就能吃到,多好。
几天后,我家三间青瓦青墙的主屋被一拆到底。砖头、瓦片、木梁,全被拖拉机拉走了。
记忆里,奶奶曾坐在中间堂屋的椅子上跟我说过话;记忆里,我曾在西边爷爷奶奶的屋子里翻找过好吃的。妈妈说:“西边屋子的墙根底下,埋过一坛子铜钱,你奶奶留下的。”后来爸爸挖过,没找到。
还是那年,快过年了,爸爸在外打工未归,他们又来了。
四五个壮汉把猪圈里的大肥猪拖了出来,猪赖在地上嚎叫,不肯走,他们就拽着猪耳朵往前拖,后面的人就用细枝条抽猪的屁股。
两个男子抬走了妈妈的缝纫机,那是爸妈恋爱时,爸爸买给妈妈的,让妈妈学手艺谋生。
妈妈站在门口望着这一切。
我站在她身后望着她。

近年教课书中关于“文革”定性的翻来复去,映照着中国当下社会政治生态的波谲云诡,而拙作《天坑——93条人命》(附后)的去留删存也蠡测着网络言说“文革”空间的深浅宽窄。值此“天坑”事件53周年之际,我特将近年来了解到的一些相关情况补记再发,以资祭奠。
经年打探终获制造“天坑”事件主角黄天辉的儿子黄芪(化名)音讯,于是我几次托人约他一谈,但均未成,幸而结识与他相交30余年的一友人,得窥黄芪对天坑事件态度之一斑。
上世纪80年代初文革处遗将其父黄天辉枪决后,黄芪便离开老家外出打工经商并再未回乡,期间虽十数次经过家门而不入,其中原因主要是怕当年那些被他父亲推入天坑者的亲友找麻烦。我问那友人,在与黄芪交往几十年中,是否谈到过他父亲当年制造天坑事件情况以及他自身对此事心思意念?那友人说,交往半生当然多次有意无意谈到过这事,因为这事在当地我辈中影响实在太大,但黄芪对此事多是避而不谈,有几次实在无法推脱,就说那是父辈的事,放谁在那个时代的那种场合都会那么做,自己父亲不过是听命而行。对自己父亲最后被处决,黄芪心有愤懑,认为父亲是替人受过。而对当年受害者,黄芪概不提及。
由黄芪不多言论可见,他理解自己父亲当年所为,对最后自己父亲下场心存不平,对当年受害者没有一丝忏悔与负罪。
面对黄芪所言,我问那友人,根据自己几十年对黄芪的接触了解,如果1967年情势重现,黄芪会作出何种抉择?友人稍作思考后回答:更可能再造天坑事件。我追问为何?友人说:因为他既然理解自己父亲当年的选择,那他处于那种情境也就会那么选择;今天他怕当年那些受害者亲友报复,不是选择赔罪获得谅解而是选择躲避,一旦时势转换,有强力撑腰,那消灭惧怕的对象就是自然选择;文革处遗没有让他认识父辈罪错,而是积愤不平,如此一旦风云变换,他重蹈父径,以舒怨愤,顺理成章。
闻友分析,心惊肉跳。然而,当下情形,似在佐证。
我的故乡平福村,距离天坑事件发生地——黄瓜冲不到二十里,因坐落于五岭山脉东侧都庞岭北端,各种天坑星罗群山。在文革期间,本地众多天坑都或多或少成为了“黑五类”葬身之所。在距我家两里湘桂分界的楚粤亭旁的清塘凹中的天坑,就曾在1968年春被推下过四名“黑五类”,而距我家三里地的半江水村后一天坑,在1968年夏推下过两名外地路过的大学生。该两人翻越都庞岭欲前往湖南,在两省交界被巡查的联防员抓住,吊审一天后获知是“支伍”(文革中广西有支伍支韦两派争斗)的大学生,于是便推入天坑就地正法。
据1968年白宝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在一次开会中说,当年5-6月,白宝公社在短短一个月中处死282名所谓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分子”。而这些黑五类多是当地有知识、有才艺的能干人。他们中一部分就是被推入了天坑,或者处决后丢入了天坑。
至今对文革中各地出现杀人事件的缘起有众多探讨,我无意赘述,在此仅记我大队两名被杀者简况供方家分析。
我村的地主儿子王时仙,天资聪颖,拉得一手好二胡,学习成绩优异。读初中时同班一出身贫农但调皮捣蛋、学习极差的男生,明令王时仙在考试时给他抄。王时仙在一次大考中因碰到难题,独自思考而忘记给那人抄答案,结果考试结束后,王时仙不仅遭致那人辱骂与殴打,还被警告说有一天要将他弄死。果然,文革开始后,那人担任大队干部,就将王时仙先作为“黑五类”批斗,后用电将他触得半死,再押他到事先挖好的坑里,一边骂着“教你不给抄”,一边用棍棒将其打死。
与我村相距不到三里的立家田村,一名叫唐浩的老师,因为老婆较漂亮,在当地算美女而引起同村同族光棍堂兄的垂涎,于是他堂兄搜集杜撰唐浩平日一些所谓反动言论上报大队,致使唐浩被定成反革命杀害而妻子被堂兄霸占。
前几年那人死时,我叔前去吹鼓,还对唐浩女儿参加杀害自己亲生父亲的继父的葬礼而愤愤然予以嘲讽。
王时仙、唐浩的悲剧,注释着一个罪恶得逞的时代。而制造天坑灾难当事人的社会心理甚至动物欲求显然也是解开历史密团的引线。
对黄瓜冲事件有两个需要特别说明的事。
其一、黄瓜冲当年究竟被推入了多少人?坊间流传是上百人,官方处遗资料公布是76人,而黄瓜冲当地村民记忆是93人。权衡各方,或许93人更接近事实。
其二、有资料称三江公社,也有资料称三江大队,其中原因我专门请教过当地一些老人,他们说曾经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过在公社下面设小公社的情况,三江曾经也设过小公社,所以称当年三江公社或三江大队均可。
摘选几段记录黄瓜冲事件的资料供诸君参看。
《广西文革大事记》记述:
一九六七年九月间,湖南省江华、道县等地以所谓湘江风雷派地富要暴动为藉口,开始大规模的屠杀湘江风雷派和四类分子及子弟。这股杀人之风刮到邻近的广西全州县东山区,三江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于十月二日上午和晚上两次召集会议策划杀人。晚上在群众组织负责人和民兵班排长以上骨干会议上,黄天辉煽动说:“湖南道县、江华的四类分子要暴动,群众起来杀了一些四类分子,我区斜水公社也在开始行动了。”他主张:“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一扫而光,斩草除根,留下子女是个祸根。”
但治保主任杨隆义却强调要讲政策和策略。两种意见都有支付者,争论激烈。黄天辉开始蛮不讲理,压服不同意见,说:“其余的地富子女给你们管,看你管不管得了!“最后威胁道:“哪个不同意(大屠杀),就是和地主有联系!”当有的干部提出打电话向上级请示时,黄天辉大包大揽:“我在区里开了会,难道连这点都不晓得?一切责任由我负。”公社会计黄天爰又提出:“杀完就不行了。譬如有的贫下中农到地富家招亲的,也有地富及子弟到贫下中农家招亲落户的,杀了那恐怕不好,贫下中农有意见,会引起动乱的。”最后议决分别对待:贫下中农到地富家的男女都不杀,地富到贫下中农家的女的不杀,男的要杀。最后,黄天辉公布了纪律:“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不能通风报信。谁走漏消息,走脱地主了,就要和地主一样对待!”会议结束,已是十月三日凌晨二点。黄天辉带着民兵挨门挨户地把地富及家人从睡梦中喊醒,捆起来就押往黄瓜冲山上的万丈无底洞。有人刚刚醒来,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被杀气腾腾的民兵推下无底洞。有的心如死灰,一声不吭地奋身跳下。有的求饶,有的讲理,一律枪托棍棒齐下,打得哭声震天,最后还是被民兵用叉子叉下坑去。凶手们兽性大作,连吃奶的孩子也不放过。
从十月三日凌晨二时至下午三时,黄天辉等共坑杀地富及其子女七十六人。其中地、富分子二十一人,子女五十五人。最惨的唐正伯一户摔死九人。另有被迫上吊、投河自杀的各一人。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记述:
10月2~4日,全州县东山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召集大队会计、“联指”组织负责人等商议,决定召集民兵班、排长等三十佘人骨干开会,会上黄传言湖南道县杀地富情况,并提出;“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铲草除根一扫光”,还宣布“不准通风报信,谁走漏消息就和地主一样”。最后决定采取坑杀的办法,即将人推下黄瓜冲山洞,并按村分配抓地、富的任务,各村自报名单,会后,黄天辉连夜带民兵去抓人,抓到人立即押送黄瓜冲山洞,强迫被害者跳坑,有的不愿跳,被黄用棍打后推下坑。地主出身的刘香元在坑口向黄求情,请求留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爱人,说“天辉,我有两个仔,到政府去判我也得一个,我老婆也有一个,我抱一个跳下去,留一个给我老婆”黄说;“不行”。结果刘被迫抱着两个小孩(大孩三岁,小的一岁)跳坑而死。
《全州县志》对此也有所记述。
附:王德邦:天坑——93条人命
1967年10月2日至3日,在不足24小时中,广西桂林地区全州县三江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率队将当地93名地富分子推入无底天坑——黄瓜冲。其中一个大地主家族中老少共76人,包括外嫁的女及所生的孩子,小的不足一岁,老的65岁,全部被推入坑中。
天坑——黄瓜冲(由下往上拍摄的照片1)
天坑——黄瓜冲(由下往上拍摄的照片2)
时隔50年后,桂林洞穴探险队员深入天坑,拍摄到触目惊心的森森白骨(参见后面实拍图片),并发出了《森森白骨负衔冤,郁悒大衍终返天——悼念“文革”期间桂林东山坑杀93人》的纪实网文(附后)。
天坑黄瓜冲中的白骨(照片3)
天坑黄瓜冲中白骨(照片4)
天坑黄瓜冲中白骨(照片5)
天坑黄瓜冲中白骨(图片6)
让人惊心的是,类似黄瓜冲天坑在当地不只一个,据洞穴探险队员跟我说:“在那个时期前前后后推下去蛮多人,当天(2017年元月1日)我们还去了距离(黄瓜冲)约3km的竹坞村路边一个深坑洞,那里也发现一些白骨,附近村民讲此洞是附近推下去第二人多的洞”。
印证探险队员所言,与我老家相邻的大贵大队,一个地主出身不到30岁的医生,1967年10月在外出行医返家路上,被一批民兵拦截后,推入了路边一天坑。当时他新婚不久,女儿刚出生。
这个黄瓜冲天坑是我小时候的恶梦。因为当地大人偶尔提起这个天坑的惨案,就特别惊惧而压低声音,甚至环顾左右,仿佛死神在侧。这种情形将极度的恐怖传入我幼小的心灵,致使我常午夜被有关天坑的恶梦惊醒。
1983年暑假,我在县高中守校,8月初一天,在县体育中心广场,看到黄天辉被五花大绑押在台上,罪名正是他制造的天坑坑杀案。宣判大会后,黄天辉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我注意到他居然没有认罪悔改的神情,而是将头不断从押解人员强按的手中挣开昂起。如此罪大恶极之徒,致死无悔的表现,究竟深藏着社会与人生什么样的密码?这显然是值得探究的课题。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然而,当历史被虚拟粉饰,后人就无以为鉴,自然就难知兴替。看看当下时势,许多人公然否认当年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惨案,仅此,今天推出这些累累白骨照片,实不过时。
恳请大家转发收藏,以为史鉴!
转:桂林洞穴探险队:《森森白骨负衔冤,郁悒大衍终返天 ——悼念“文革”期间桂林东山坑杀93人》
文化大革命被广泛认为是自1949年建国至今最动荡不安的灾难性阶段,其全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称“十年动乱”、“十年浩劫”、“文化浩劫”或“文化灭绝”,指1966年5月16日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文革期间,随意打杀黑五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常指黑五类子女,也就是地、富、反、坏、右(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子女。)、现行反革命(特定时代产物,是建国初期清除国民党特务和土匪武装提出的,50-55年是使用高峰期,主要由于当时法制不健全,找不出一个合适罪名,1997年刑法已将其废止。)、四类分子(1956年农村普遍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1958年后增加“坏分子”,简称“四类分子”)纵观当前社会,其影响的广泛性与深远性仍可见一斑。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全州县东山区(现为东山瑶族乡)就在因“文革”之风的肆意吹刮发生了一起惨绝人寰的“东山黄瓜冲坑杀”惨案。
历史背景
在该乡的三江村(旧时称为三江公社)黄瓜冲山上有个洞,洞深万丈,人称无底洞。1967年10月2日,受一月前湖南省红华、道县等地发生的所谓地、富要**,贫下中农可以组织人民法院判决的杀人风影响,三江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召集了刘性林、黄有生、黄天爱、杨隆义、刘义周、刘俊博、杨雨生等包括治保主任、民兵排长、党支部书记在内的共30人在区里老邮电所(即现在的旅社)召开群众组织负责人和民兵班、排长以上骨干会议。这场屠戮准备会议在黄天辉的主持下主要讨论哪些人该杀、在哪里杀。期间提出“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一扫光,斩草除根,留下其子女是个祸根。”、“人不断根必有祸,草不断根必有生。”的极端言论。出于担心因贫下中农家庭与地、富家庭有姻亲关系,如若杀完会引起动乱,最后得出“贫下中农到地富家的男女都不杀,地、富到贫下中农家的女的不杀;男的要杀”的区别对待,丢到黄瓜冲万丈深渊的结论。杨隆义分配“杀人行动”的任务,次日凌晨2点在黄天辉带领下民兵闯入地富家庭绑人并连夜押送至黄瓜冲坑口边,无论男女老少都被强迫跳坑,不从者被虐打或用叉推入坑中。杀红眼的“杀人别动队”甚至连在襁褓中的婴儿都不放过。据史料记载,直至10月3日下午3点,共计76人被害,上至65岁老人,下至不足1岁婴儿。
现场勘察图片7
从1967年至2017年,时值冤案发生50周年。为铭记历史祭奠被害者,1月1日上午10点24分,桂林洞穴探险队9名队员(领队蜘蛛、老牛,队员无名指、炎炎、精灵、老唐、故事、摇篮、积木鱼)出发“杀人坑”,采用SRT单绳技术进入几十年来未曾有人涉足的竖井现场。
现场勘察
队员下坑前焚香祷告图片8
从1967年至2017年,时值冤案发生50周年。为铭记历史祭奠被害者,1月1日上午10点24分,桂林洞穴探险队9名队员(领队蜘蛛、老牛,队员无名指、炎炎、精灵、老唐、故事、摇篮、积木鱼)出发“杀人坑”,采用SRT单绳技术进入几十年来未曾有人涉足的竖井现场。
探险队员下坑前焚香祷告图片9
上午11点,全体队员到达竖井口,并开始打点设置下降路线。该竖井口宽近8米,深约70米,壁道光滑,有流水沿岩壁下淌。其形成与一至两百万年前第四纪冰川运动有关。为保证队员安全,由熟练的老队员带新队员下井,从探险队找到洞口、打点至全部队员完全进入竖井,已是夜幕。
探险凳下坑图片10
探险队员进入天坑照片11
探险队员到天坑中照片12
下降的过程中从井底吹来的阵阵凉风,似乎在泣诉着50年前的冤屈。当队员们的双脚踏到井底,满地触目惊心的巨石和尸骨残骸让大家心中一滞。然而,更为惊恐的是他们脚下所踩1米多厚的土层其实全是由碎石与被推入坑中的受害者的尸骸组成。据村中一名60岁有余的老者所说,其实被害的远不止史料记载的76人,而是93人。
当时黄天辉将所谓的“地富阶级”推入坑中,为了控制当地舆论,降低影响,侩子手们强迫当地村民推了许多巨石至竖井中,将被害者的尸体压住,甚至企图用炸药炸山体石头扔下去那洞填满,然因各种原因未能实行,才有了今天我们能看到血淋淋的历历在目的事实。
很难想像,50年前,那群在睡梦中被惊醒的受害者,在漆黑的夜里被民兵五花大绑压至“刑场”,每一步的蹒跚和惊恐,苦苦求饶却无果的绝望。或无奈纵身跃入竖井或被迫踢入时的撕心裂肺。一个成年人206块骨头,4000ML的血液,我不知道这近1万9千多块的骨头和近37万毫升的血液掉入深渊时是否撞到岩壁还是凸石?是肋骨断了椎骨粉碎还是脑浆迸裂肝肠寸断?到底岩壁还有哪里没有被血洗过?暗红的血渗到地下多深?现在的泥土是否还有50年前的腥味?掉下去未死却残的人如何在满是尸体的环境中等待死亡的召唤?我,不敢再想了……..
感谢9位队员用专业和执着撕开时间严密的皮肤,还历史还真相自由,让被害者的尸骨让被巨石掩盖的过去重见天日。在现场在事实面前,任何理辩论都是讽刺又苍白无力的,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愿逝者安息。
蕪戈于丙申年涂月初九申时

最近很闹心。不知是怎么了,手机接二连三接到归属地显示为广东的骚扰电话,拉黑都来不及。
如今,我几乎每日三省吾身:我是不是在广东留下了爱情的结晶?是否曾欠下某位广东朋友的债务?然而思前想后,确实没有。
这不禁让我想起网络上对反诈工作的某种调侃:实名制推行已十年,电信诈骗却不减反增,骚扰电话依旧络绎不绝。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作为一个普通民众,我确实感到困惑。
近日,律师周筱赟在银行提取4万元现金时,被银行工作人员详细询问资金用途,并要求查看流水记录。周律师认为此举侵犯个人隐私权而拒绝配合,最终银行选择报警处理。
这起事件经网络发酵后迅速登上热搜榜首,包括央视在内的多家主流媒体纷纷予以关注报道。

如果说这还只是金融服务领域的个案,那么另一则新闻则更显离奇——有民众反映,在江西使用异地身份证办理电话卡时,除常规的工作证明、社保证明外,竟还被要求提供营业执照、房产证或房屋租赁合同,甚至需要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
这两起事件看似孤立,实则共同揭示了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在“反诈”这面正当性旗帜下,一些行业和部门正在将防范措施异化为对普通民众的普遍性怀疑。
原本旨在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的反诈工作,在某些执行层面却演变成了“宁可错查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过度防控。
说起反诈工作中的过度防控、层层加码现象,没有最离谱,只有更离谱。我再举个奇葩例子。
去年5月,温州文成县人民医院一名职工遭遇电信诈骗损失4.9万元,当地卫健部门随后就祭出“连坐式追责”:包括对受害人扣罚1000元绩效,涉事医院罚款10万元,并取消评优资格。
还远不止于此,该县的《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更叫一个离谱,不仅要求各单位确保电信诈骗“零发案”,若党团员被骗的,不仅自身要接受处罚,所属支部还要被取消评优评先资格。
这叫什么逻辑,被骗的人本来就够闹心了,还要被当地处罚。你们不去追讨被骗财产,不去抓诈骗分子,却将被骗的按在地上打上几板子,这种反诈手段真是闻所未闻,令人啼笑皆非。
这种责任转嫁的治理思路、技术依赖背后的能力缺失,所暴露的已不仅是懒政思维,而是背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
当每一位取钱的储户都被预设为潜在洗钱者,每一位办卡用户被视为可能的诈骗犯时,这种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不仅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更侵蚀着社会的基本信任基础。
全民反诈的初衷,是通过提高公众防范意识,构建群防群治的社会防线。如果把全民都当作潜在诈骗犯来对待,不仅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可能引发民众的抵触情绪,削弱社会协同治理的基础。
当普通民众在办理正常业务时屡屡受阻,当合法权利因过度防控而受到侵害,这种“防御性反诈”已经背离了保护人民的初心。
我们的社会需要的是智慧反诈,而不是懒政反诈;是精准反诈,而不是全面设防。
全民反诈的真正含义,是发动全民参与防范诈骗,而非将全民视为防范对象,这是最基本的界限与底线。
总之一句话,不要再打着为你好的旗号,为难群众了。

这两天,上海绿捷的处理通报终于出来了。
根据通报,绿捷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及营业执照被拟吊销,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某华等 8 名责任人被依法逮捕。
除了涉及“虾仁炒蛋”中发现虫体与腥臭问题,通报还披露绿捷存在串通投标行为:通过组织陪标公司进行“围标”,从而非法中标86个校园餐服务项目。
事发后,从9月23日起,上海全市484所学校的校园餐已经临时由市属国企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接管。
波及项目和学校如此之多,绿捷的背后想必也有“了不起”的人物。
然而按照通报的说法:
经问责调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闵行区人民政府在上述事件中,履行校园食品安全的主管责任、监管责任、属地责任不力。上海市纪委监委分别给予上述单位分管领导党纪或政务处分。
不知道说的是哪几位领导,名字叫什么,也不确定具体的处分是什么。
不禁让我回想起了三年前的春天,发生在此地的三个事件。
第一个事件同样在闵行。
4月的时候,闵行区梅陇镇居民反映:当地政府发放的生活保障物资中,猪肉出现肥肉过多、品相不佳、多为边角料,甚至变质变味。
该批猪肉由一家叫做上海咨谕实业有限公司的供应商提供。
调查显示,梅陇镇政府与该公司签订协议,金额约760万元,该公司只花了300万采购猪肉,以次充好。
虽然运送的是冻猪肉,但工商登记显示该公司资质为“预包装食品销售(不含冷藏冷冻食品)”。
甚至有网友发现这家公司的社保参保人数为0,背后含义不言而喻。
这家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后来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领导中,梅陇镇副镇长任伟萍、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栗爽也因此被免职。
一个月后,第二个事件发生在宝山区高境镇。
高境居民发现:给他们发放物资的供应商中,有一家企业仅成立了6天。
该供应商名为上海朝晟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供应蔬菜包。
资料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22年5月17日,而5月22日发布的物资公布中即已入选。该公司取代了成立于2017年的上海萃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接任高境镇蔬菜包供应商。
根据媒体报道,这家公司两大股东(郑世磊与常艳青)共有7家合资或合作企业,业务集中在食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零售,成立时间集中在那年春天。
对此,上海市商务委表示:政府选择供应商时优先选择上海市生活物资保供企业,但在使用“白名单”企业方面没有强制要求。
高境镇方面则迅速表示:因原供应方表示“无能力承担”,推荐朝晟,并通过线上连线实地考察其蔬菜供应能力后最终同意。
物资没发现质量问题,没人吃了不舒服,这事情到这儿也就不了了之了,领导和老板都相安无事。
第三个故事相信很多人都还有印象,主角是巴黎贝甜。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工厂被封控无法正常生产,员工被困在培训中心。
员工们利用培训中心的设备和原材料制作面包,按平时售价卖给周边居民。
但由于无证生产,企业被查处:没收违法所得约5.85万元、罚款约58.5万元。
由于社会反响强烈,市场监管局回应表示,罚款已是法定最低幅度,从轻处罚,企业可提出异议。
但后来怎么样了?不得而知,我在百度中找不到后续报道。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才发现那天春天已经过去了三年之久,很多事情甚至渐渐变得模糊。
但一番检索后,往日的一系列事件又一次清晰浮现眼前。但食品安全这个话题就远不止我所提及的三个事件,一个个让人不堪回首。
三年前的一幕幕荒诞之作,曾以为只是特殊时期的畸形产物。
殊不知,今日的绿捷何尝不是那年春天的后传与脚注。
绿捷倒了,光明只是暂时的接管。
想必后面还会有新一轮的校园餐供应商竞标,下一家供应商又打算用什么方式胜出呢?
面对这样的通报,忍不住感慨:一棵树苗,如果树根烂了,砍去旧枝条、再嫁接新的枝条,它还能长好吗?
最后的最后,有句话是想跟学校老师们说的:面对种种政策或是领导的压力,当看到有家长希望给孩子送饭的时候——也许很难——能否高抬贵手,抬高一厘米的枪口?

昨天,澎湃新闻控诉腾讯成了新闻媒体的“总编辑”,屏蔽了澎湃新闻一个叫影子调查团队制作的一则新闻。(全文可在澎湃新闻客户端查看)
相关阅读:【404文库】澎湃新闻|随意屏蔽新闻报道,腾讯成了媒体“总编辑”?
我最先在同学曦姐的朋友圈看到了这则控诉,和她简单探讨了此事。我俩都认为,澎湃做得没有问题,同时,传统媒体应该有自己的自有平台,不管大小强弱,否则很容易被大平台垄断话语权,真遇到事儿了连个发声的地方都没有。
后来,同学小云妹儿又给我发来一个小红书上的帖子,表示评论区让她很震惊,因为这件事竟然有那么多人在骂澎湃以及所谓的媒体“四大金刚”。
我点开看了下,同样被震惊到。
在我们看来,澎湃这次做的是民生类的舆论监督,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因为不明投诉就被平台屏蔽显然是不合理的,侵犯了民众的知情权。
但让我们无语的是,评论区几乎一边倒地骂澎湃,还有的网友玩起了可汗大点兵,国内做舆论监督比较出名的媒体在他们眼里都成了坏蛋。



其实类似的言论我在网上也见了不少,但还是被下面这位无语到忍不住路见不平一声吼了,要知道,我在小红书上很少主动惹是生非的,绝非好战分子。


唉,无语到我都打了个错别字,把当年打成了当面
后来又在别的帖子下面看到若干网友口口声声说澎湃吃人血馒头,是无良媒体,我忍不住回复了其中两个,询问他们澎湃吃了谁的人血馒头,能不能说出来给我听听。
我问这个还真不是挑衅,确实是不知道,想和这些见多识广的网友互通有无,结果等到现在,他们俩谁也没给我个说法,属于典型的只有论点没有论据论证。
回到澎湃与腾讯的冲突,从根本上来说,是媒体丧失传播渠道的结果。传统媒体时代,媒体自身既做内容也是渠道,风光无限;
到PC时代,传统媒体和门户网站因为新闻的转载分发问题也闹过,但前者依然有一定的议价权的,可以谈谈版权问题,虽然也不多;
再然后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因为使用场景的变化,用户几乎不可逆地涌向平台,传统媒体同样不得不依附于各大平台,所谓的全网多少多少粉丝,说白了,就是在给平台打工。
平台想用自己的逻辑规训媒体,这个逻辑就是向流量看齐。
于是,传统媒体,尤其是市场化媒体为了生存开始当标题党,追逐黄色新闻,甚至因新闻业务能力的退化失误连连,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公信力,这些都是要反思的,但在丧失渠道、用户流失的大环境下如何解决,这恐怕就需要一场系统性变革了。
这次冲突是澎湃的一次勇敢抗争,他们想为自己和同行们在平台上争取权益,让大家别忘了,媒体也是有自己的底层逻辑的,那就是做新闻,报道真相。
前段时间因南大大闸蟹评论被大家追着骂的新京报和澎湃新闻都获得了今年中国新闻奖舆论监督类报道一等奖,前者报道了油罐车装食用油乱象,后者聚焦的是大家关心的进口药难买问题。

这波我坚定地站澎湃,这是我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对自身新闻知情权的捍卫。
澎湃新闻「影子调查队」视频号上线以来,屡遭腾讯方面的屏蔽。


做公众号一年多,达成两个10万+,眼看着要跑到20万+,在上周连续两天内一前一后,里程碑似的大数据。
文章很小生活,但评论区很杀戮,有一篇被和谐了,赶紧关了另外一个评论。
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11月3日发出的文章,在11月7日下午5:20,这篇文章被删除。
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晰,是因为设置了留言手动精选,我正在后台通过留言。朋友说评论区吵得越凶,文章越火,我还有些得意,说评论全放出来了,吵得很。
在11月7日上午,后台奖励给我500次推送,我想将这篇文章再助力一次送到20万+,与此同时,有运营号联系我转载。
我授权后不久,评论区太过火爆,有些评论我未经筛选就放出了,就在那几个评论放出不到一分钟,突然那篇文章就被删除了。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我看到后台奖励给我500次推送,仅用了一半不到。
昨天我问运营号主是否将我文章已经转载,她说转载了,但是平台给删除了。我说我早点关闭评论就不会了,是我失误了。
其实,平台很早已经有预警了。
评论区很多我放出来的和未放出来的留言被平台删除,我只要稍稍有一点点当年的做采编的新闻敏锐性和觉察力,就应该警觉。
但恰恰因为多年不做采编,迟钝了。或一时被热闹冲昏了头脑。
在11月7日下午5:20放出三条“太过激烈的话语”后,文章突然没有了。连通知删除的消息都没有,平台就悄咪咪地将这篇16万+,并且我笃定这篇文章可以跑到20万+ 或 25万+的文章删除了。
我不无遗憾地向朋友表达了懊恼,朋友说,该得的钱已得了,删就删了。是啊,又能怎?得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就算跑到25万+,能为我再多带来100-200的收益又怎么样,不是我的了。吸取教训,从头再来。


昨天发了这篇文章:做公众号一年多,我被泼天的流量眷顾了
有网友在问评论会影响删文吗?我在这里郑重地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会!因为很多留言会出现违规字眼。 作者有留言的筛选权限。一些容易引发争议或挑事的留言就不要放了。
风险大于收益。 据说一些吵不赢的会举报文章,这样文章容易被删除。
以上总结,与大家共勉!

媒体的新闻报道中使用带货主播公开的画面,是否对主播构成侵犯肖像权?腾讯给出了答案:构成侵犯肖像权。
11月13日下午,澎湃新闻影子调查队视频号发布了一则关于某知名品牌奶粉涉嫌篡改相关研究论文数据用于产品宣传,带货主播违规宣称能增高的新闻报道。
在报道发布一个多小时后,便遭到了不明来源的投诉,最终腾讯方面认为该新闻报道侵犯了肖像权,对该视频新闻报道进行了“屏蔽”处理。
这已是影子调查队视频号上线以来,第二次遭到腾讯方面的屏蔽。视频号所谓的“屏蔽”,会导致该则新闻报道仅自己可见,无法转发传播,其实和“删除”几乎无异。
新闻报道中使用带货主播公开的画面,是否构成侵犯肖像权?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条的规定,为实施新闻报道,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可以不经肖像权人同意。
显然,腾讯方面判定影子调查队的新闻报道侵犯肖像权,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影子调查队视频号,是经过严格审核,认证了红V新闻机构标识的媒体账号,是依法取得新闻资质、承担新闻采编责任的机构身份。红V的意义,本应是让公众在纷乱信息中迅速识别可信来源。
但问题来了,为什么一个信息聚合平台可以仅凭一方投诉,就把新闻媒体的报道直接“处理掉”?这背后,平台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按照《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及其从业人员不得通过采编、发布、转载、删除新闻信息,干预新闻信息呈现或搜索结果等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
对新闻报道的审核是为了保障真实性与合法性,不是为了迎合投诉者的诉求,平台成了“自动化总编辑”,不问内容是否属实、是否违法,也不问投诉是否合理,直接“屏蔽”了事。
如此一来,说轻了,就是让一些违法违规者滥用投诉机制,借机干预新闻信息呈现;说重了,就是商业平台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粗暴干涉。想给受众呈现什么、不呈现什么,故意营造“信息茧房”不能由信息聚合平台来独断。
网络内容治理并不反对投诉制度,但制度的前提是证据、是调查、是复核。
此外,《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明确要求“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应当加强对本平台设置的广告位和在本平台展示的广告内容的审核巡查,对发布违法广告的,应当依法予以处理。”
然而,影子调查队曝光揭露了某知名品牌牛奶涉嫌虚假宣传的问题,腾讯方面未对违法广告进行处理,却将影子调查队的新闻报道给“处理了”。
换句话说,平台并没有在履行法律规定的“审核职责”,让投诉方轻松获得“信息删除权”。
政策鼓励权威媒体优先传播,这是为了避免谣言先行,不让违法违规、误导群众的信息和行为占上风。但当平台在商业关系、用户投诉、传播流量之间权衡时,红V不再是优先,而成了“高风险内容”。
一旦企业认为报道“不利”,就投诉;平台为了避免麻烦,先“屏蔽”;新闻机构若想澄清,还要反复申诉。
这不是正常的互联网内容治理,而是一种变相的“软封堵”。
新闻要被监督,但监督不是“删帖键”。新闻报道当然可以被质疑、被反驳、被追责。但监督新闻的是法律、是专业伦理、是主管部门,而不是平台的简单投诉审核机制。

申诉未通过。
每一篇报道背后都经过新闻工作者的认真调查核实,新闻单位及新闻工作者对新闻的真实性负主要责任。
当投诉可以直接导致新闻消失,那就意味着谁不愿意被报道,谁就能通过“投诉”让新闻不存在。平台拥有技术权力,但技术权力不能越过法律权力,更不能越过新闻应有的公共价值。
新闻机构要承担新闻责任,平台也应承担平台责任。平台不是新闻媒体的“总编辑”,也不应该成为“总编辑”。

作者:章云苏 | 公众号:不正确

“围标”86个项目,这是一张多么庞大而隐秘的关系网?没有公权力机关的人涉嫌犯罪。我的内心很不平静。
上海绿捷食品安全事件,今天出结论了。
调查组用四千字报告承认了一个事实:我们孩子的饭盒里,爬进了一整套发霉的体系。
绿捷公司存在串通投标行为,非法中标86个校园餐服务项目。公司被吊销“双证”,高层有8人被逮捕。
最关键的细节之一是食堂食物中的虫体来源,被确定为“境外生产环节”:
经查明,9月15日上午9时40分许,绿捷公司驻静安区某小学食堂厨师王某和经理孙某亮,从冰箱取出虾仁后未经清洗直接入锅焯水,发现2条虫体,随后孙某亮拍照并层报至张某华。张某华要求将当日配送至全市211所学校(含分校区)的虾仁全部销毁,对外瞒报有虫情节、谎报为“系虾肠外溢,有泥沙”,且要求相关人员删除信息、更换手机。
经昆虫专家、物证鉴定专家论证,虾仁中的虫体系丽蝇幼体。鉴于丽蝇幼体发育需要一定温度条件(15℃至35℃),且同批次虾仁入境后均冷链储运,判断上述丽蝇幼体应系前端境外生产加工环节混入。
发现虫体后,绿捷高层的应急方案很急智:销毁证据比销毁问题食材更彻底,他们谎报“虾肠外溢”的创意也足以让科幻作家失业。
这是一条蛆虫牵出的食安黑洞。
有个问题:抓了绿捷,未来学生们就会吃好喝好了吗?
我们回溯一下绿捷事件时间线。
9月15日事发,9月23日由市属国企光明食品集团临时接管了其校园餐供应业务。这速度尚能接受。
10月28日执行逮捕,这算很神速了。
但为什么,此前针对绿捷的多年食材投诉从未进入监管视野?校园餐的“防火墙”,是用纸糊的吗?
绿捷有86个校园餐项目中标,这是一个全靠串通投标的精密骗局。招标代理公司成掮客,餐饮企业当群演,连标书都出自绿捷流水线。这种每个环节都在盖章签字中完成的“合法犯罪”,又岂是8个被捕高管能扛下的?
86个学校的校长不可能不知情吧?
而“围标”86个项目,这是一张多么庞大而隐秘的关系网?绿捷公司能如此肆无忌惮,必然有更高层级的官僚“内部人”照应。这些人没一个涉嫌犯罪吗?
通报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闵行区人民政府在上述事件中,履行校园食品安全的主管责任、监管责任、属地责任不力。上海市纪委监委分别给予上述单位分管领导党纪或政务处分。
没有公权力机关的人涉嫌犯罪。我的内心很不平静。
通报中提到:
“近年来,绿捷公司派驻学校的食堂经理共向公司反映食材质量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多起,绿捷公司均未按规定上报监管部门。”
这说明内部预警机制早已失效多年,监管的耳目在平时是失聪失明的。
一座GDP超五万亿的国际化都市,多年来上演着针对未成年人的食物虐待,而其原因竟是校园餐暴利背后的“权力寻租税”?
绿捷用围标成本买断了垄断经营权,再用压缩食材成本,来回馈腐败成本,最终只能委屈孩子的胃袋了。
所谓“零容忍”,要等到蛆虫爬进舆论视野才能启动,这有点可悲哦。
这究竟是“零容忍”,还是“零容忍于被看见”?
绿捷退场,让一家巨型国企来接盘,固然能暂时用行政命令压住阵脚,但这是否意味着从一种垄断走向另一种垄断?
光明集团能否真正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利益板结?
后续的公开招投标,是会成为一场公平的竞赛,还是为新的“指定玩家”铺路的过场?
如果游戏规则不变,换一个球员上场,有没有可能只是把“绿捷”的苍蝇,换成了“光明”的蚊子?
公众要的不是临时救场的神话,而是一个能让多家企业公平竞争、让家长投票器(选择权)真正发挥作用的长效机制。
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中式经济政策:捂嘴


今天,看到官方媒体发布了一则新闻,200亩白菜被哄抢应该由谁来赔?
在内蒙古赤峰,一则白菜免费的视频在网上传播,而且当地的官方媒体《红山晚报》还转发了这一则消息。
本来民谣的传播力很小,去抢白菜的人也不多。可万万没想到,官方媒体一报道,有了官方媒体的背书,就出现大量人去哄抢白菜,局势彻底失控,无数人蜂拥而至,喊着“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于是乎,两百亩的白菜,被抢干净,拦都拦不住,菜农损失近百万。
而菜农则发文质问红山晚报,发作品之前没有核实信息,大量人来砍白菜,菜农说是400亩地被一扫而空,比媒体报道的还多,那么这个损失应该由谁来赔偿呢?
有人提出,现场抢菜的人,有视频影像证据的,是不是应该让他们赔偿呢?
但面对人山人海的抢菜大军,个人追责都是杯水车薪,而且很多人说是看到媒体报道来的,甚至很多人还是抱着做好事的心态来,帮菜农把滞销的白菜砍了,
这些人太多,法不责众,估计很难惩罚。
而最开始发视频造谣的,估计也难逃处罚,毕竟是他造谣引起的。
而最大的推手就是红山晚报,它的传谣,让很多人信以为真。
最开始发造谣视频的,是点燃一根火柴,而红山晚报的传谣,则是一桶汽油。
火星落地,烧毁的不止是几百亩白菜,更有人们对官媒最后的一点信任。
而到现在为止,这家媒体还没有道歉赔偿,只是默默地删了视频。
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这家媒体用不实信息带节奏,可以说是罪魁祸首。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可为什么到现在还在装聋作哑,过去十来天了,央视新闻都开始点名了还不行动?
而这一幕正是当下媒体乱象的缩影。
越来越多的“记者”,不在现场,不去核实,他们的工作变成刷视频、搬热点、剪片段。
都为了去追求流量和速度,却忘了真相才是最重要的。
前不久正好是记者节,现在还有多少记者,还有多少人有真正的记者精神。
那些曾经奔走田野,深入一线的新闻人,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背影。
而现在的很多新闻人发新闻,不是通稿,就是坐在办公室里找热门视频,再配一点音乐,就是新闻。
各种新鲜事的当事人成了一线的记者,主编只需要刷视频,转发引用或者盗用别人的视频,就凑成一篇报道。
每天大量的信息,都在告诉你果,而不告诉你因。
负责人的主编还会去核实一下事情的真实性。不负责任的主编只看什么流量大就转发什么视频。
这次抢白菜就是一次翻车。
我们自媒体写文章就要反复去看官方媒体的报道,官媒报道了证明此事是真的。就可以写这个话题。
而且因为官方身份的背书,让这件事变得更加可信,来的人也更多。
200亩的白菜被抢空,不只是菜地,更是信任。
一篇传谣式的报道,能毁掉一个农民的收成,也能暴露一个媒体的灵魂。
新闻若不求真,传播就是造孽。
所以这家官媒应该站出来道歉赔偿。
道歉了至少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不道歉就是傲慢无礼你能奈我何?
而且央视都开始点你了,懂不起吗?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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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人们更应该具备一种随时学习的能力,像在笼子里爬滚轮的仓鼠那样,不断地学习,学习一切能活命的本事。
撰文丨青柳
日前有媒体报道了计算机专业的窘迫。
麦可思研究院《2025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中关于“2022-2024届本科主要专业类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去向落实率”的统计显示,2024届计算机类毕业生去向落实率仅有82.4%,在61个主要专业类中排名倒数第十一,显著低于全国本科平均水平的86.7%。

▲《2025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节选(图/网络)
计算机的就业率,已经开始低于一些经典的、常被群嘲的文科。比如历史学类专业2024届去向落实率为87.2%,高出计算机类专业4.8个百分点;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去向落实率86.9%,高出计算机类专业4.5个百分点。
比“外国语”都低,这还能忍吗?
计算机专业不仅就业率降低,收入也在下降。据统计,从2014届开始,计算机专业应届生薪资排名常年居于高薪专业榜单第五位左右;但在2022届,该专业月收入下滑至第八位;而到2023届,则直接跌出了榜单前十,位于第二十七位。
有应届生就直言,“按我的了解,计算机专业刚毕业出来,工作经验少的应该也是六千到八千吧,但是有很多企业六千都给不到”。
当然,这并不是说文科就逆袭了,过得有多好。而是理工科也不妨放下骄傲,看清现实吧:
在大潮面前,文科理科有什么区别?
计算机专业为什么不吃香,原因其实有很多。这肯定也有水位的变化,历史、外语专业肯定也不会好哪儿去。
但不可忽视的一点,即原本视为有点“护城河”的专业,正在被AI之类的技术演进冲得七零八落,比想象中更剧烈。
近期最有名的案例,就是一批IT企业大裁员。比如电商与科技巨头亚马逊日前宣布净裁减约 1.4 万个企业白领岗位,此次调整覆盖人力资源(PXT)、云计算(AWS)、广告及设备与服务等多个核心部门,是 2022 年底以来该公司规模最大的人员结构优化行动。
至于原因,则是“为了聚焦AI转型以及让组织更敏捷”。说白了就是有AI,你们可以滚了。
而在今年5月,微软公司宣布将在全球范围内裁员约6000人,占其22.8万名员工总数的约3%。这也是该公司自2023年裁员1万人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裁员。
讽刺的是,公开报道中微软的AI战略已初见成效,据CEO纳德拉透露,公司约20%至30%的代码由AI生成。
也就是说AI来势汹汹,结果先碾上了写代码的程序。
图/图虫创意
别看每年高考季,各路英豪们拿AI写高考作文写到飞起,前不久一个中学生写了一篇怀念奶奶的文章,都被人怀疑是AI写的。
目前AI最大的民间应用层,就是写代码。毕竟任何文科,多少还需要点个性,用AI写的文章也只能是嗅出AI味。但可以放心,现在100%的程序员都会用AI写代码,而且看不出痕迹——这种标准化的语言,就是AI最擅长的地方,对于AI来说,就是从机器语言中来,到机器语言中去。
而这带来最大的冲击,是大幅削减码农的需求。码农已经和车间工人没太多区别了,不需要那么多人没日没夜地手搓代码,只需要给予指令,等待反馈,然后看一下有没有问题。想一想看监视镜头的保安,一个人能管一个园区,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当然,这并不是说程序员已经彻底沦为初级工种了,天才程序员也还是需要的。异常复杂的代码实现,还是需要人类的灵感。
但这样的人真的是凤毛麟角了,想想全国有945所院校开设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每年乌央乌央的毕业生,出这种人才的概率可能不那么高。
而且,即便是天才程序员,他也怕AI。Meta 公司新晋亿万富豪、被称作 “下一个比尔・盖茨” 的 Alexandr Wang(汪涛),在采访中就说:“我写过的所有代码,5年内都会被 AI 取代。”
5年,一个计算机毕业生才刚毕业,世界可能就变了。
今天我们身处的时代,确实是个学历缩水的时代。不只是拥有学历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拥有的知识也越来越没用。
日前有媒体报道,美国数据分析巨头帕兰蒂尔(Palantir)正在发起一场对所谓“出了问题的”大学教育的直接挑战,该公司通过一项创新的“精英奖学金”计划,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募人才。这项计划的核心是,如果参与者表现出色,将有机会直接获得Palantir的全职工作,而无需大学学位。
图/网络
这项实验不仅为年轻人提供了绕开传统四年制大学、直接进入科技行业核心岗位的路径,也反映了如今一些高科技公司对当前高等教育培养人才有效性的深刻质疑。
其实,这有什么不可以呢?
就像那句调侃,高中仿佛是“人生知识水平的巅峰”:那时候可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算得了三角函数,解得出高次方程,记得住气候洋流,背得出历史年表……虽然这些知识除了考试可能也没什么用。
但这种调侃却无意间反衬了一种现实:大学教育,确实没留下什么“我涨知识了”之类的印象。当然,这肯定不准确,大学肯定还是(在考前一星期)背了很多专业书籍,在学生组织里谋得了一官半职,学会了查寝室和向导员写汇报材料,为了加分、保研学会了参加各种所谓的创业项目……
这些也有用,但真的离社会太远了。对于企业来说,可能还真的不如熟练使用AI,会套Excel模板管用。
大学其实是个很原始的产物,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三、十四世纪(不过国内一些高校说自己可以追溯到上千年前)。人们想象中的大学,是那种贵族化的、古典化的教育模式,灌注着“看不见摸不着反正就是有”的人文精神,大学生应该是从容不迫、慢慢熏陶,然后出来的就是一个“重新成长”的人。
可惜,这种想象式的old school风格,未见得能真正适应这个日渐流水线化的世界。在大学里也许真没学到什么“管用的技能”,相比可能还是岗前培训、“破冰行动”之类的企业毒打,对一个人塑造更快。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一些原本被视为有技术门槛的专业,在技术冲击下也渐渐露出了原形。原来技术只要稍微一迭代,那些令人骄傲的能力,瞬间就烟消云散了。

图/图虫创意
当然,别把这当成文科生的“复仇”,文科生只不过更早被打脸罢了。以前学文科,学了很多宏大又粗线条的知识,还以为自己有“经天纬地之才”,通“先圣治理之术”。
结果工业化生产一来,稍微需要标准件和可验证的逻辑,文科生那套“思考的深度”“洞察的质感”立刻就被市场打回原形:写方案不如模板,写文案不如A/B测试,写报告不如商务软件系统自动生成。文科生那点自我感动的才华,被现实揉搓得明明白白。
只不过,今天轮到理工科了,被同样的命运按在地上摩擦。等AI把代码变成流水线产品、把开发变成提示工程、把“专业门槛”变成“熟练使用工具”(远古人类进化的象征),很多原本看似坚固的东西,也开始显得轻飘飘。
“这谁不能干啊?”老板啐了一口,随手就在优化表上把名字一划。
英伟达的皮衣黄曾经在一次活动中阐述自己的观点:AI取代不了人 ,但不用AI的人将被用AI的人取代。
他这么说,也有安抚情绪的意思,毕竟他还是想卖AI芯片的。但现在人们天天津津乐道AI,却根本无暇想一件事:自己的饭碗,真的会丢掉的。
人们应该认清命运——在技术面前,大多数人都变成了“骆驼祥子”。你干的活并不高级,你也必须一直拉车,否则,随时汹涌的浪潮会卷过来。
人们或许真的需要脱下“孔乙己的长衫”。并不是说大家应该穿上送外卖的黄衫或蓝衫,而是别把自己的大学教育、专业背景太当回事,别整天觉得自己是“文科生”“理科生”而互相攻伐——在技术面前,你们都算什么?
图/图虫创意
在今天,人们更应该具备一种随时学习的能力,像在笼子里爬滚轮的仓鼠那样,不断地学习,学习一切能活命的本事。
喜欢直播,就去蹦蹦跳跳;想剪视频,就赶紧上个网课;能做点电商,就赶紧找找进货渠道;想学AI,就赶紧琢磨一下,在小平台上接个单试试。别管自己专业是什么,有机会接触点新工具、新流程、新岗位,哪怕只是打个杂、跑个腿,也别那么多顾虑。这些,可能都比你身上那个专业光环管用。
在今天人生活成什么样,可能已经不再由你所学的专业决定,也不再由你的学历决定,而是由一个更冷酷的变量:你有没有及时更新自己,哪怕学一些最基础的技能。

▲直播公司进学校招聘(图/网络)
想想前不久,还有直播公司进学校招聘,引来了不少口诛笔伐。仔细想想又何必呢,还觉得“坐办公室”比直播高级呢?一年年薪(如果有工作的话),可能还没别人的粉丝数多,都哪来的优越感呢?都几点了,还天天“士农工商”呢?
或许我们该承认一个更朴素的事实:时代已经不再按专业分配命运,而是看谁更能适应这个时代。与其守着一纸学历怀旧,不如早点把自己更新成能跟得上变化的人,不仅要“活到老学到老”,而且得“能学一点是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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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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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萝卜岗”指的是在一些招聘中早已被内幕预定好的岗位,为了筛选到特定的应聘者,这些岗位的招聘条件通常十分具体。

AI制作
在电力、烟草等等“世袭制”普遍存在的国企职位招聘选拔中尤为常见。
10月底,有网友发现在2025年河南驻马店市事业单位联考招聘里,驻马店新蔡县招商服务中心招聘的一岗位疑似出现“萝卜岗”,该岗位对专科不限专业,对本硕却要求一堆,引不少网民质疑。
之后,新蔡县人社局发布情况说明,公开道歉。

对此,微信公众号“独角鲸工作坊”发布评论文章,该文遭到审查删除。
文章写道:
光看招聘要求,岗位专业设置不当,肉眼可见。同样一个岗位,对专科毕业生啥专业限制都没有,对本科和硕士却有各种条件限制,这里头的“意思”还用多说吗?
此前,新蔡县招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对记者说的只言片语,似乎透露了玄机。工作人员表示,该岗位招聘条件系领导定的,是按照岗位需要所设置的,不是为某人特定。
[…]仔细看,新蔡县招聘的是专业技术岗。既然是专业技术岗,怎么可能没任何要求?这也是此事的蹊跷之处。 […]网友对“萝卜岗”敏感程度那么高,并不是吃饱了撑着没事干,而是因为大家对这一现象深恶痛绝。多少人一路苦熬读书,过了一关又一关,好不容易本科、硕士毕业,又要备战国考,结果到头来,还没上战场就已经输了。对于这样的命运拨弄,你服气吗?实际上,但凡是“萝卜岗”,其报考条件和招录过程大多很奇葩。正因为是量身定制,越少人报名越好,所以,利用报考条件和招录流程来卡住其他人,也就成了一门“技术活”。夸张点说,这里头有一万种办法可以把非目标对象拒之门外,而且让人无话可说。
举个有新闻报道的例子,辽宁某高职院校一岗位招聘,其要求是:学历本科及以上,专业为工学,并需具备两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此外申请者需在该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赛项中名列前三”。
学历和专业要求很正常,要求有相关工作经验,也不算过分(虽然这一点就可以筛除很多人),奇葩的是最后一点,不仅指定赛事,而且具体到了第几届。几个条件一对照,几乎已经圈定了具体人选。难怪网友说,直接报姓名算了。
其他的,有在公共知识和专业知识考试上做文章的,也有在笔试面试比例上做文章的,不一而足。
相对于这种明面上找不到什么把柄,实际上能把岗位盯死在少数人的“萝卜招聘”,新蔡县招商服务中心招聘的这个岗位,倘若真是“萝卜岗”,那真是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太简单粗暴了。
10月25日,歌手郑智化在微博发文控诉深圳机场忽视残疾人权益。

他所发原帖称:
深圳机场对残疾人的态度是最没人性的,远机位就算了,升降机停至机门居然离机门地板25公分,我轮椅推不进飞机,推也没办法跨进机门,更恶劣的是操纵升降车的司机根本不顾我的安全,完全不愿把升降板提高,冷眼看着我连滚带爬进飞机。
我已经算是一个有涵养的人,但对这种没人性的行为跟态度,我忍无可忍!”
该帖发布后不久,深圳机场立刻道歉,并取得郑智化的原谅。

然而,在深圳机场放出事发时的视频录像后,一些网友开始攻击郑智化,称他并未“连滚带爬”。
之后,郑智化清空微博,不再回应。

在微信公众号“浣花溪杜甫”发布的遭到删除的评论文章中,作者借此事谈论中国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差异。
文章写道:
很多人说他矫情夸张,但这恰恰是不同生活环境造成的参照系差异。
评价一个地方是否属于发达国家或地区,就看这里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和照顾到不到位。
郑智化长期生活在台湾,一个注重对弱势群体关照的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中,残障人士出行有完善的无障碍设施和人性化的服务。
对他一个来到对残障人士照顾不足的地方,自然会感到不适。
很多网友觉得他还不至于爬着上飞机,有夸大其词之嫌,可他是吃惯了细糠,吃到这口粗糠觉得难以下咽。
国内网友是常年吃草根,吃到一口粗糠,就觉得做的挺好的。
这就是两类人的参照系不同,造成的偏差。
所以对于常年生活在对残障人士有尊严的环境中,突然来到没有尊严的环境中,就是连滚带爬的狼狈。
正如现在热歌里的“连滚带爬”其意思也不是真的在地上打滚和爬行。就是形容狼狈不堪。
他说的的确也是事实,国内目前对于残障人士的出行,虽然有一些表面功夫,但终究是马屎皮面光,里面一包糠。
现在大街上的盲道,修的时候,都有标准,可很多时候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有轮椅的无障碍通道,也会因为各种原因,充满障碍。
内地很多地方还是缺乏这种意识,甚至有的人还会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尽最大限度去为难别人。
所以成为发达国家,不仅仅是高楼大厦,飞机高铁,更重要的是对于弱势群体的关照。
[…]希望郑智化的吐槽,能够推动社会能重视对弱势群体的关爱,从文件落实到细节,推动社会进步。
从“看起来很文明”,到“真正让人感受到温度”。
让每一个人,不论身体是否健全,都能从容出行,而不是连滚带爬。
从9月开始,一种由蚊媒传播的传染病——基孔肯雅热在广东江门蔓延,9月20日,江门市政府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Ⅲ级响应,打响了一场人与蚊子的“战争”。防蚊灭蚊成了全市人民的头等任务。
压力之下,基层与居民的矛盾时有发生。有工作人员未经允许进入居民家中,清理可能滋生蚊虫的绿植;也有居民在忧虑之下,决定连夜带着植物离开;基层工作人员同样在网上诉苦,自己已经连续工作了70多天。
10月25日,江门市决定终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Ⅲ级响应,疫情防控工作转为常态化。但多位基层工作人员反映,他们的工作没有太大变化,目标依然是灭不完的蚊子。
上述文字来自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发布的被删文章《灭蚊36天,一个基层工作者和她消失的周末》,该文讲述在过度防疫要求下,一些基层工作者的无奈。
文章写道:
那段时间,消杀喷雾浓郁得像云朵,在窄小的巷道、居民区、学校铺开,空气是氯腈菊酯、残杀威、倍硫磷等杀虫剂的混合物。小区的广播循环着宣传标语,“做好防蚊灭蚊,守护健康生活”。基层工作人员楚红感觉脚背一痒,一只吸了血的蚊子尸体黏在她的手心。
她收到的最新指示来自疫情防控会,“不惜一切代价,用3-4天时间灭成蚊、杀蚊卵,迅速将全市成蚊密度指数降到安全水平。”
于是,楚红的一天变成了这样:
上午:倒垃圾、消杀、灭蚊。
下午:倒积水、宣传、灭蚊。
晚上:入户发蚊香、灭蚊。
她已经数不清自己连续上班多少天了,“国庆取消休假,周末也取消。”
今年夏天,基孔肯雅热,一种蚊媒传播的传染病在广东各地蔓延,主要症状包括发热、关节痛和出皮疹。7月初,广东佛山市报告了第一起确诊病例,7月28日,佛山迎来疫情峰值,单日新增病例超过400例。
楚红在广东江门某乡镇工作。佛山出现病例时,江门也已经开展相关的疫情防控工作。起初,她觉得这项临时的工作或许很快就能结束,江门的新增病例一直在个位数徘徊,情况并不严重。那时她的工作主要是以线上宣传、科普为主,有时周末会取消放假,她和同事们加入到一周两次的灭蚊消杀队伍里。
直到9月,灭蚊行动迎来一个猝不及防的高潮。全省新增报告的基孔肯雅热本地个案,超过90%分布在江门。9月20日,江门市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Ⅲ级响应。
一场人与蚊子的战争拉响号角。Ⅲ级响应启动的第三天上午,一位市民拍下了工作人员消杀的场景,杀虫剂喷出的白雾罩住了半个小区,浓烈刺鼻的气味顺着紧闭的门窗缝隙渗进来,这位市民打趣,“在拍西游记吗?好像要升天了。”
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只是这一次的敌人不是病毒,而是名为白纹伊蚊的微小的节肢动物,体长不超过零点五厘米,但它的存在,再次改变了一座城市的日常。
[…]每次入户检查,基层工作人员楚红都会遇到不太配合的居民,“尤其是清理花花草草那些,群众都觉得自己种的,护理得很好,为什么要丢掉或者剪掉,解释到人家都烦了。有一些还是很多年前就种的花花,突然就被清理了,会很生气。”楚红理解群众的情绪,但她同样无奈,她接到的工作要求就是清理容易产生积水的地方,“水生植物比如富贵竹、绿萝什么的就一定要清理了。”没有积水的土培植物则要求剪掉枝叶,但这确实有利于防止蚊虫滋生吗?楚红坦诚,“我也不知道。”
针对市民对防疫问题的担忧和批评,10月21日,江门市政府发布相关文件,列举了22条防疫中的禁止行为,包括不得非法进入居民家中、车房等私人领域;不得非法处置他人财产,包括个人种养的绿植、盛水容器和其他物品;不得实施填埋鱼塘、抽干公园人工湖等无效防控措施。
有时候,楚红觉得这份工作好像没有尽头,敌人是蚊子,可是蚊子怎么能灭干净呢?只要下一场雨,好几天的活可能就白干了,地上又有了积水,他们又得重新清理积水。喷的灭蚊药可能也会失去效果,“下水道的药包能起作用,但是水渠、暗沟那些,都得再喷药了。”一切周而复始。
她如今最大的期盼是,周末什么时候能恢复正常休假?她想回去陪陪家人。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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