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otional Damage

近日，《光明日报》刊发陈品高署名文章《倾尽心力，为我可爱的祖国》，文中引用一句广为流传的“金句”：“我是流水线上的普通车工，为了回击高市早苗的挑衅，我向班组长申请，从本月起，我每月无偿多加5个班。”

此文一出，舆论沸腾。有人热泪盈眶，赞其“平凡中的伟大”；有人转发高呼“这就是中国脊梁”。可我却忍不住想问一句：

什么时候开始，无偿加班成了爱国的标配？

高市早苗的言论固然荒谬，值得批驳。但回击一个政客的狂言，难道要靠让工人多干30小时不拿一分钱来证明决心？这逻辑荒诞得令人窒息——仿佛国家尊严的基石，不是法治、科技与制度，而是一群人自愿放弃休息权、报酬权，用透支身体的方式“争气”。

更讽刺的是，这句话出自“网友留言”，却被主流媒体郑重引用，升华为“万众一心”的象征。可现实中，多少工厂连法定加班费都拖欠？多少打工人因拒绝996被约谈、被优化？当“自愿无偿加班”被捧上神坛，那些依法维权、要求合理工时的劳动者，反倒显得“不够爱国”了？

这不是动员，这是道德绑架。

 这不是热血，这是精致的剥削话术。

试想，如果这位“车工”真的存在，他多加的5个班，企业省下了多少人工成本？他的社保是否足额缴纳？他的腰椎间盘突出有没有人管？没人提这些。

大家只关心他的“奉献”够不够感人，够不够用来反击日本政客。

于是，一场本该严肃的外交议题，被简化为一场劳动伦理的献祭仪式——你越苦，越光荣；你越不计报酬，越“爱国”。

可真正的强国，不该建立在“自愿被剥削”的基础上。

 一个值得骄傲的民族，应该让每个劳动者体面工作、按时下班、拿到应得的每一分钱。而不是一边高喊“人民至上”，一边把“无偿加班”当作精神勋章别在他们胸前。

高市早苗们当然该骂，但回击他们最好的方式，不是让工人多流汗，而是让中国制造更强、法治更严、社会更公平。

 当我们的芯片不再被卡脖子，当我们的标准成为世界规则，当我们的工人下班后能安心接孩子放学——那才是对挑衅者最有力的耳光。

请别再把“无偿加班”写进爱国诗篇了。

 那不是光，那是沉默的火把，烧的是普通人本就不宽裕的人生。

——祖国强大了，爱国，可以奉献，但已不需要再牺牲劳动者的尊严和时间。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澎湃新闻｜随意屏蔽新闻报道，腾讯成了媒体“总编辑”？

11月14日，澎湃新闻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对腾讯的“檄文”，痛批腾讯对澎湃新闻视频号“影子调查队”的审查屏蔽。但该文也被删除。

文章写道：

新闻报道中使用带货主播公开的画面，是否构成侵犯肖像权？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条的规定，为实施新闻报道，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可以不经肖像权人同意。

显然，腾讯方面判定影子调查队的新闻报道侵犯肖像权，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影子调查队视频号，是经过严格审核，认证了红V新闻机构标识的媒体账号，是依法取得新闻资质、承担新闻采编责任的机构身份。红V的意义，本应是让公众在纷乱信息中迅速识别可信来源。

但问题来了，为什么一个信息聚合平台可以仅凭一方投诉，就把新闻媒体的报道直接“处理掉”？这背后，平台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按照《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及其从业人员不得通过采编、发布、转载、删除新闻信息，干预新闻信息呈现或搜索结果等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

对新闻报道的审核是为了保障真实性与合法性，不是为了迎合投诉者的诉求，平台成了“自动化总编辑”，不问内容是否属实、是否违法，也不问投诉是否合理，直接“屏蔽”了事。

如此一来，说轻了，就是让一些违法违规者滥用投诉机制，借机干预新闻信息呈现；说重了，就是商业平台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粗暴干涉。想给受众呈现什么、不呈现什么，故意营造“信息茧房”不能由信息聚合平台来独断。

网络内容治理并不反对投诉制度，但制度的前提是证据、是调查、是复核。

此外，《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明确要求“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应当加强对本平台设置的广告位和在本平台展示的广告内容的审核巡查，对发布违法广告的，应当依法予以处理。”

然而，影子调查队曝光揭露了某知名品牌牛奶涉嫌虚假宣传的问题，腾讯方面未对违法广告进行处理，却将影子调查队的新闻报道给“处理了”。

换句话说，平台并没有在履行法律规定的“审核职责”，让投诉方轻松获得“信息删除权”。

政策鼓励权威媒体优先传播，这是为了避免谣言先行，不让违法违规、误导群众的信息和行为占上风。但当平台在商业关系、用户投诉、传播流量之间权衡时，红V不再是优先，而成了“高风险内容”。

一旦企业认为报道“不利”，就投诉；平台为了避免麻烦，先“屏蔽”；新闻机构若想澄清，还要反复申诉。

这不是正常的互联网内容治理，而是一种变相的“软封堵”。

新闻要被监督，但监督不是“删帖键”。新闻报道当然可以被质疑、被反驳、被追责。但监督新闻的是法律、是专业伦理、是主管部门，而不是平台的简单投诉审核机制。

[…]当投诉可以直接导致新闻消失，那就意味着谁不愿意被报道，谁就能通过“投诉”让新闻不存在。平台拥有技术权力，但技术权力不能越过法律权力，更不能越过新闻应有的公共价值。

二、建设性意见｜“赤裸小孩”官方通报不方便讲的那些话，我们要看懂暗示

11月11日，云南大理州和南涧县联合工作组通报了此前网传“野人小孩”、”犬化小孩”的调查情况，不过他们用的标签是“赤裸小孩”。

我仔细看了文字通报和配发的视频，对通报的核心事实部分，例如是亲生父母、没有邪教、没有拍视频牟利，我基本是认同的。

不过，大家也要理解“官方通报“的局限性，有一些话作为官方是没办法讲的，有一些话是地方政府不想讲的，这就只能通过细节的表述来看懂暗示。

上述文字来自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被删除的文章《“赤裸小孩”官方通报不方便讲的那些话，我们要看懂暗示》。在该文中，作者项栋梁以对官方就“野人小孩”的通报进行“分析”的方式进行质疑。

文章节选部分写道：

孩子此前绝大部分时间处于赤裸状态，通报前几天才习惯穿衣服，但通报只能说现在好多了。

通报里，民政局工作人员小王说，这些天来孩子变化明显，他已习惯穿上衣服鞋子，也越来越愿意和人交流。

这些话大家要看明白，官方的重点是“向前看”，告诉大家在政府的帮扶干预之下孩子已经有很大改善。但换个角度，也可以作证孩子直到通报的这几天才习惯穿上衣服鞋子， 才开始愿意和人交流。

变化明显，意思就是跟之前完全不同；

已经习惯穿衣服鞋子，意思就是之前抗拒穿；

越来越愿意和人交流，意思就是之前拒绝和人交流。

甚至，直到被干预接近一个月后，孩子仍然没有完全习惯穿鞋。在公布的视频里，工作人员带孩子玩沙子，提醒他不要把鞋子弄脏，孩子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把鞋子脱掉。

孩子父亲李某某的自述也佐证了“孩子长期不穿衣服“是事实。

针对网络上关于”从来不给孩子穿衣服”的质疑，李某某说，事实并非如此，“平平患过湿疹，天气暖和时不喜欢穿衣服，但他觉得冷了也会主动找衣服穿，从来没有因为着凉生过病。”

这种辟谣方式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从来不给孩子穿衣服“是谣言，因为偶尔孩子冷得受不了了会主动找衣服穿。但大家关心的重点从来都是3岁半的孩子为什么大部分时间没穿衣服。

孩子经常像狗一样四肢爬行，但因为没有发现虐打的外伤，所以通报基于落后的观念认定不存在虐待。

联合工作组相关人员介绍，经公安机关调查，结合证人证言、医学鉴定及日常行为观察， 。

大理方面对“是否存在虐待儿童”的调查有一个基础逻辑，是通过医学检验孩子有没有外伤痕迹，这是《刑法》的逻辑，是对的，但却是远远不够的！

之所以我国早在《刑法》之外单独制定一部《未成年保护法》，是因为刑法保护的是一个人最低限度的权益，制约的是那些显著凶残的暴力行为，而未成年人所需要的保护和照顾远在刑法的标准之上。

没有外伤痕迹，可以推定不存在暴力殴打，但按照一个正常人的朴素认知，长期放任孩子赤裸爬行、在地上取食，难道不是生理和精神的双重虐待吗？

然而，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对于家庭暴力是有明确定义的：

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要是按照这个定义，这对父母可能还真不构成虐待儿童的家庭暴力……

三、金无忌｜我在北京“被上访”的两年

微信公众号“金无忌”的作者是一名在北京工作了十几年的“北漂”，2024年的一月，作者在闲逛时突然被警察盘查问话，在被带走后，作者被告知自己成了一名被重点关注的“上访人员”。

作者在《我在北京“被上访”的两年》文章中，讲述了这一段经历，但该文遭到删除。

文章写道：

我是一名北漂，在北京工作十多年，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成了“上访人员”，享受着警察盘问、查身份证、驻京办核查、属地调查的待遇，持续了两年。

我实在忍不住想说说：这一切还要从2024年初说起，当时正值寒冷的一月，我在北京后海南锣鼓巷闲逛，有个警察突然叫住我，让我拿出身份证检查，我配合了他。这种情况我在北京遇到过多次，基本走个流程一分钟就完了。但这一次不一样，警察说，我的身份信息有些问题，让我等等。

我问有什么问题，他没说，而是用对讲机叫来了另一个警察，那个警察到了之后简单问了我几个问题，意思是我还要到警察局配合调查。我当时也是闲逛，想知道我究竟有什么问题。于是在北京第一次坐上了警车，警察在车上还很客套地和我聊天，十几分钟后带我到了南锣鼓巷附近的派出所。这个派出所在一处四合院，院子堆满了落叶。

我在警务室等待期间，有值班警察给我录了笔录，笔录的内容只有两行字，我的身份年龄等，为何到派出所？我说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笔录就真这么如实记录了，我签字按手印了。然后，这个警察就让我在警务室等，等啊等，等了一个小时，没人管我。

我问警察，我可以走了吗？他说刚才那个找我的警察有事出去了，让我等等。我又等了一个小时，再询问的结果是要等我户籍地的驻京办核查。我于是又等了一个小时，驻京办官员才姗姗来迟。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驻京办官员没有对我作任何核查，直接把我给接走了。到警局外面，我还在想着我为何被滞留。驻京办官员说你没事，回家吧。我一时火大，没事你让我在派出所呆这么久。驻京办官员说，我核查了你的身份证，你不是上访人员。“我们也是从五环外匆匆赶来，路上一个多小时。兄弟！我是为你好。”他说，这是北京警方的问题，现在快到春节，他们扩大检查范围，误把一些人员划到重点监控区了。

那一晚，我从六点被叫到派出所，结束都十多点了。我以为这只是一场误会。

没想到，两个多月后，我在前门又遭遇了同样的问题，又是警察拦住我让我去警局，这一次我不干了，我说前阵子刚刚被检查过，我是被误划入黑名单的人员，我在北京有正常工作，不是上访人员。

此后，这类的事发生多次。我开始疑惑，我为何成了北京警方的重点关注对象？直到我去故宫玩，我才知道真相，我真的是上访人员了。

那一次我带着家人去故宫，在长安街地铁就被拦下了，又是到警务室作登记，后来警察还和我老家打电话确认。打完之后，值班警察又把我领到另一个警察处，在他的协助下我才顺利到故宫。我在太庙游玩的时候，遭遇同样的问题。我留了个心眼，瞄了一眼警察的身份证核验器，上面隐约写着：“新冠疫苗”几个字。原来，我是疫苗问题的上访者。

不对啊，我从来没有因新冠疫苗上访过，这在我身上根本不可能发生。曾经，确实有新冠疫苗上访者找过我，但仅此而已，难道接触上访者自己也会变成上访者，就像新冠病毒一样感染？我无法理解，一定是哪错了，可我找不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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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高中的外甥特意来找我探讨一个问题，他看到我要去香港开讲座，主题是“吃不起饭的人真的存在吗”，他很不理解：

生活在大城市，有手有脚的年轻人，怎么会没饭吃呢？

外甥提出这个疑问是很有底气的。16岁的他利用暑假时间在连锁餐饮店做兼职，挣到了四位数的收入，工作期间还有员工餐可以吃。

既然未成年的学生都可以凭自己的努力兼职赚到吃饭的钱，为什么这些成年人还做不到呢？

作为还没有经济独立的学生，有这样的想法我是完全理解的。他没有意识到，他打完工后回家住的房子是有成本的，没打工的日子在家吃的饭其实也是有成本的。兼职工作一个月挣的一千块钱，对于有家庭支撑的他来说是额外的纯收入，可以全部作为零花钱使用。

但对于一个脱离原生家庭的人来说，兼职挣的一千来块钱，要在广州这样一座城市生活一个月，要支付房租水电，要安排一日三餐，还有上下班的交通费、手机话费，其实是根本不够的。

那为什么不找一个工资几千块的工作呢？

嗯……通常也只有没经历过社会的人才会问出这个问题吧？考虑到基本常识的读者绝大部分是成年人，这个我就不多做解释了。

总之，长期来说，有手有脚的年轻人生活在大城市，只要不是有特殊情况，挣个基础温饱总还是可以做到的。但在没有存款，甚至有负债的情况下，是完全有可能陷入暂时的困境，在短时间内面临吃饭困难的。

这张图片是我周二晚上在暖加公益的组织下给广州的露宿“街友”送水送饭时拍摄的。在这位大哥的头顶上，是两位在玩滑板极限运动的年轻人。

时空，在这一刻折叠。

过去一年多，我的“帮困境人士买饭3天”活动已经为超过300人买了饭，在此过程中也听到了很多的故事（系读者主动告知，我不会问的），我是完全能够理解并共情这些困境情况的。

大多数人在得到几天的支持后都可以暂时缓过气来，重新回到温饱的生活轨道，这也是支持我持续做这个项目的最大动力。

当然，我也在思考和探索更好地为这些潜在的困境人士提供支持的方案。

本周六下午，我将在香港的过滤气泡工作室分享一些“暂时吃不上饭”的故事，也分享一些我的思考。

欢迎大湾区的朋友们到场交流。

过滤气泡工作室是由方可成老师发起设立的公共空间，会不定期举办很多有意思的活动，也推荐港深的朋友们去探索体验～

文 | 难得君

最近中日关系有些紧张，网络上又冒出了各种“必有一战”的声音。说这些话的人，似乎战争是场电子游戏，输了可以重来。

仅仅是上海飞往东京的直达航班有53个，加上中转的，差不多七八十趟。这些航班满载着商务人士、留学生、探亲的普通人。

现实世界里，人们依然在往来，在交流，在为生活奔波。

我们这代人，大多没经历过真正的战争。对战争的理解，很多来自影视剧。

可惜，我们看到的太多战争片，与其说是反战片，不如说是战争宣传片。

镜头里，士兵们穿着笔挺的制服，发型一丝不苟，女兵妆容精致得像要去参加晚会。他们轻松地消灭敌人，自己毫发无伤。战争在这些作品里，成了一场华丽的冒险。

这让我想起《拯救大兵瑞恩》开头的奥马哈海滩。那个场景里，有士兵拿着自己被炸断的胳膊，茫然地走在沙滩上。这才是战争的真实面貌，血腥、混乱、充满恐惧。

好的战争片，应该让人看了之后更加珍惜和平。

而我们的一些作品，却在悄悄美化战争，让年轻沙雕觉得打仗很酷，很轻松。

仔细观察那些最好战的声音，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们几乎从不谈论自己或家人上战场的可能性。

如果你问他们是否愿意参军，他们会说在后方从事生产也是支援战争。问他们会不会让孩子参军，他们会说尊重孩子的选择。

这些人精明得很。他们知道战争真要来了，最先被送上前线的不会是他们的孩子。

就像口罩期间，有条件的人早早去了国外，而普通人则要面对封控和物价上涨。

乔治·奥威尔说：“所有的战争宣传、所有的叫嚣、谎言和仇恨，都来自那些不上战场的人。”

一辆坦克百公里耗油400升，一架战斗机飞行一小时花费几十万，航母一天光是油钱就要烧掉数百万。这些费用，最终都要由每一个纳税人来承担。战争一旦开始，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历史书上写着抗战十四年，军民伤亡三千五百多万。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

但现在有些年轻人，受神剧影响，以为打鬼子就像切瓜砍菜一样容易。甚至有位大学生读者很认真地留言，如果不是游击战牵制了二百万关东军，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就完蛋了。

实际上，关东军鼎盛时期也不过百万人，后期大量被调往太平洋。

历史真相在娱乐化叙事中被模糊了。

俄乌战争已经两年多，物价飞涨，男性被大量征召。鹅普通人的生活比我们想象的要艰难得多。

说这些话，肯定会得罪不少人。有人会觉得你不爱国，有人会骂你懦弱。

但真正的勇气，不是在网上喊打喊杀，而是敢于面对残酷的真相。

我非常、非常热爱我的祖国！

因为，爱国不需要理由，

但需要一丁点智商。

真正的爱国，是深爱这片我们祖祖辈辈生存的土地，希望这片土地上的同胞，活的有尊严、有自由、能够享受到公平和正义、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善良、热爱和平的民族。勤劳是真的，但是否每个人都善良、都热爱和平，可能要打上个问号。

在互联网的某些角落，好战之声往往最响亮。这让人担忧。

写作这样的文字，总要承受各种压力。但想到如果因为我们的沉默，让更多年轻人真的以为战争是件轻松的事，我就觉得这些话必须说。

如果你也认为和平珍贵，如果你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面对战火，请支持那些坚持说真话的创作者。你们的每次点赞、每个转发，都是在为我们共同期待的和平未来投票。

这个世界会变好，不是因为少数人的大声疾呼，而是因为多数人的默默坚持。愿我们都能成为这坚持中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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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君原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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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有望成为低级红高级黑新句式，网友们纷纷续写“为了回击高市早苗的挑衅，我向国家申请涨薪/骂日报/加班加点打游戏”……

11月19日，在全运会女子100米栏的决赛中，广东队刘景扬以12秒81创造个人最好成绩获得金牌。

可能很少有人听过刘景扬这个名字，更不知道这位让我们所有人都望尘莫及的运动员长什么样。哪怕是在她拿了全运会金牌之后，依然如此。

这不合理，也不公平，但却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因为一位叫吴艳妮的运动员在这场比赛中获得了银牌，并抢走了所有的戏。

赛后的新闻媒体报道，几乎清一色把标题和头图聚焦在吴艳妮身上：

吴艳妮痛哭！

吴艳妮泪洒颁奖台

吴艳妮给自己打0分

吴艳妮仰面爆哭，差点冲花脸上的阿丽塔彩绘……

拿冠军的刘景扬呢？有的报道在角落里提一句刘景扬获得金牌，还有的报道，提都不提刘景扬的名字。

厚此薄彼，竟至于此！

是刘景扬不够优秀吗？不是的。

这次全运会比赛，刘景扬不仅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而且她战胜的吴艳妮也跑出了本赛季最好成绩，根本不存在什么吴艳妮发挥不好让刘景扬捡了金牌的情况。

刘景扬是靠硬实力拿的金牌，可惜实至而名不归。

那是刘景扬没有潜力吗？恰恰相反，刘景扬的成长潜力比吴艳妮可大太多了！

刘景扬和吴艳妮同岁，都是出生于1997年，目前正处于跨栏运动员的黄金年龄。不同的是，吴艳妮的职业生涯一直都主攻女子100米栏项目，近年来更是享受了国内最好的项目训练资源，而刘景扬进入广东田径队13年来其实一直跟着三级跳项目训练，教练只是兼职带着她练100米栏项目。

刘景扬笑称自己是“最懂三级跳的跨栏运动员”，这可不是凡尔赛，而是在委婉地告诉大家，告诉国家田径队：

请给我机会，给我训练资源！我刘景扬现在只是兼职训练就能拿全运会金牌，假如给我同样的专业训练保障，我一定能取得比现在好得多的成绩！

训练资源什么的咱们帮不上忙，但帮一位努力且优秀的运动员争取一些注意力资源，我还是能略尽绵薄之力。至少，我要帮刘景扬说一句公道话：

拿金牌的是刘景扬，凭什么这么多媒体报道都拿吴艳妮做头条？这公平吗？

其实深究这一现象的背后，吴艳妮近年来花样翻新抢戏上瘾当然是一方面的原因，各路新闻媒体忽视运动本质追逐话题流量的势利眼也是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

拿银牌的吴艳妮抢走所有的戏，是吴艳妮炒作团队和势利眼媒体们共谋的结果。

训练戴发饰、拍写真也能上热搜

运动员也是人，有权利戴任何配饰拍任何写真，冷门田径项目想要寻求公众关注，也的确需要一些时尚话题。平心而论，这是吴艳妮对女子100栏项目的巨大贡献。

但竞技体育的根基毕竟还是竞技本身，是要靠成绩说话的，是激励人类不断去突破运动极限而不是突破流量炒作极限的。

你成绩好的时候，拍写真，接代言，做直播，那都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也是你的本事。可是你成绩不够好的时候还搞这些，并且挡在成绩更好的金牌选手前面抢走大部分社会关注，这只怕不太合适吧？

分享一点建设性意见：

请田径国家队给努力且优秀的刘景扬选手更多训练资源，她配得上。

请各路媒体给努力且优秀的女子100米栏冠军刘景扬一个头条，那是她应得的。

我喜欢山西。

一方面，大好山河，千年古建，非常美。

另一方面，山河四省当中，只要有山西在，我们河北呀，就很难垫底。

比如：

山西的有些医院，居然要给所有得多动症的人的户口本上打一个“精神病”的红色的标记，不打，就不让开药。

户口簿上要盖“精神病”章，有多动症患者取药难

多动症，就是ADHD。

很多孩子都有。

男孩子，就是爱说话，小动作多。女孩子可能会表现为一种社交上的困扰，比如喜欢抱着小伙伴不撒手，跟同学特别热络什么的。

有些轻，不干预就自己好了。有的重，需要取药。

但别管是哪一种，ADHD患者都没有什么社会危害性，完全没有必要在户口本上打一个印。别说多动症没有了，更严重的各种精神障碍也都没有在户口上打标的。

这事儿让山西的公安系统都大吃一惊。

户口本是公安系统发出来的证件，私自涂改户口本上的内容会受到行政处罚，严重的可以拘留。

所以公安建议记者说，可以拒绝医院的盖章，这是自己的权利。

再去问山西的卫健委，卫健委又说，他们没有这个要求。（但是你猜医院会不会自己折腾这个事儿？）

最后取药的患者想了一个办法，她允许医院给她把户口本盖上章、取了药之后，再去派出所补办新的户口本。

荒诞剧。

我就在想，这是什么待遇呢？

是猪的待遇对吧。

生猪的胴体经过检疫之后，咔嚓盖一个章，还带二维码，可以溯源。

管事儿的人里，有文盲啊。

一定是有现代医学背景之外的某个家伙，一拍脑袋：

你作为一个市民，为什么会得了多动症？

就说明你不老实，不服服帖帖？

那就要好好管一下。（成龙大哥也是这么说的）

那我们就从你要吃的药那里开始管。

先给你的户口本上打一个标。

各位，别觉得我不是多动症，这事儿我就笑呵呵地过去了。

多动症的人没有危害性，所以从多动症还是做试点。

未来他总结出经验了，给系统内打样成功了。

抑郁的、自闭的、双相的、小三阳的、HIV携带的，这也给你咔嚓盖一个章，社会治理就陡然升级了。

最后就是让你佩戴着六角星上街。

不是非得暴力部门才会制造暴行的。

过去的事情我们都见过了。

尝过了手握权力的快感，一旦又丢了，就会怅然若失，拼命地想着拿回来。

所以，发现不对，要立刻反应，要嚷出来。

1.要大声说：“你们这么做不对，你们这么做违法。”

2.要联系仅有的愿意发声的媒体或者渠道。

3.要利用各系统之间还没有统一看法，用甲部门的法规去打滥权的乙部门，不要等着乙部门完成合围。

4.我们可以大声嘲笑无知和野蛮的新规，挖苦出台新规、制造麻烦的人。

只要声音被他们内部的人看到，内部会议的时候，那个想要加码的人，就可能受到他竞争对手的攻击。

想当官儿可以，但是别用伤天害理的脏招儿。

有些落后地区的干部素质不高、水平不够。

那我们全国人民呀，就一起帮帮场子！

在鄙省有一种说法，带“江苏”的大学都不好，好大学都带“南京”二字。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无独有偶，简称江科大的江苏科技大学，自证了这条民间定律。它引进了一位据说只有高中学历的骗子郭伟，许以博导资格，册封其为首席科学家。

江科大日前发了个细节欠奉的通报，让外界确认有此一桩荒诞事，也知道骗子果然姓郭，与网传的郭伟对上号。兴许是过于惭愧无措，江科大将郭伟一事错误定性为“学术不端”，已报警，在侦办。恐怕，江科大校长书记想召唤金山寺惊涛骇浪，处以郭伟水刑的心都有了。

按照网传的说法，郭伟伪造了德、日、澳三国留学工作经历，捏造了数个国家科技进步奖，同时，他也没忘在假透气的履历中戏谑加上一笔，祭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称号。他想必很喜欢状元，所以伪称是1994年陕西理科状元，在西安交大读了本硕。

整件事搞笑在于，郭伟作为手法低级的骗子，精准抓住了当下高校引进人才的喜好与口味，江科大要蜜糖，郭伟就给他颗粒度逼真的所有代糖。郭伟2023年被江科大当高级人才成功引进，据传年薪140万，安家费340万，科研经费500万＋。

郭伟将行骗的领域定在理工科的纳米研究领域，是高科技，到事发为止，他名下还有许多家以纳米材料为主打的公司。可见，郭伟没有将行骗止于拿到江科大教职为止，而至颇有精进之态。他不是一个不思进取的骗子，也可能骗着骗着他自己都相信了。

在这件事中，郭伟身为骗子并让人生恨，江科大作为名义上的受害者更无法让人同情。如果算上十几年年前另外一起类似骗局，郭伟可能是第二个在高校取得行骗高业绩的人，无出其右的是，江科大帮助他成为摘取最高学术成就的骗子。

郭伟如何敲开江科大大门，并且如何败露，这都是他传奇人生中令人好奇的故事。但郭伟作为一名高中生，在顶级材料学领域纵横两年之久未被发现（据说是推荐他评选院士时露出马脚），足以证明博导一级的学术生活，太好厮混了。

世上有许许多多条行骗的方法，为什么郭伟不挑更容易混的文科，而是走了一条看起来很难的道路，专门发力“纳米孪晶”这类听上去就很难的高精尖？假如真是一个高中生，他又要如何应付在江科大的学术日常，并且成功地瞒住了两年之久？

要是把郭伟当成骗子，这些都是无可抵赖的犯罪事实；可要是把郭伟当成一块试金石，那他在江科大创下的“骗子最久生存记录”，则写满了颟顸与功利、愚蠢与算计相互交织的大学现形记。大学与骗子如此一拍即合，从此还怎么捍卫大学的纯粹性？

郭伟在江科大的存在，不是一个水货，而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假货，却能将江科大硬生生做成他行骗的舞台。这反映的不是郭伟如何高明，也不是江科大如何低级，而是证明，在骗子与大学、行骗与学术之间有一个共通的地带，郭伟恰好猜准了这个点位。

传说郭伟在授课时，遇到无法推理下去的公式，就让学生自学去。凡此种种强撑骗局的行径，竟然看起来像是惯常的学阀作风。不能说所有真的“首席科学家”、真的“博导”都是骗子，可郭伟滥竽充数几百个日夜，竟也混得风生水起，足见假学术与真行骗之间有交集。

郭伟的故事可以拍成很有意思的电影，他行骗的真实成就有多大，就能佐证江科大的“克莱登大学”比重有多高。至于说，郭伟诈骗了多少国有资产，导致了多少大学名誉的损失，只怕观众听了只会哈哈大笑，关我屁事。郭伟上演这出戏，道行不深，意味却更深。

在许多张科研活动照中，郭伟的眼神都很清澈，举止淡定，反倒是他拉来做陪衬的印度学生看上去很局促，好似知道占了大国的便宜似的。当然，对郭伟这类骗子一定要严打，因为经他泄露的学术殿堂的秘密，一定比他行骗严重得多。鄙人举双手赞成。

【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

商业骗子、政治骗子屡见不鲜，他们凭借着高超的表演技术、对人性的精准拿捏，混得风生水起。

而当骗子混入学术领域，尤其是高深复杂的理工科领域，竟然也可能玩得如鱼得水。

最近就爆出一个学术骗子郭伟——高中学历，竟然冒充材料科学与工程学专家，被高校作为人才引进，并许诺以极为丰厚的待遇。

这是郭伟百度百科的介绍，履历很是光鲜亮丽，一大堆头衔，近200篇论文，完全看不出一点破绽。

最近据说被带走调查了，其学历、核心论文、所获奖项、国外履历等全是胡编乱造的。

这是江苏科技大学知情同学的爆料，说是刚来两年。

被带走后，他指导的博士生一头雾水，不明白为什么长时间联系不上导师。

有同学说，他在职期间年薪、安家费及科研经费奇高，骗走学校近千万元资金。

离谱的是，当初竟然是猎头公司将他推荐进这所高校的。

不知该猎头公司对他的造假一无所知，还是参与了对他的包装，以求共同牟利。

网友感叹，江苏科大真是大大冤种。

六个月前，有两家刊物，即《科学中国人》《中华英才半月刊》专门刊文回顾其人生历程，并盛赞其在材料科学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

目前，其中一家已删文。

这篇文章先列举了郭伟身上的头衔。

接下来，绘声绘色的报道了郭伟的开挂之路，说他是当年的理科状元，考入西安交大，之后师从院士学习材料科学。

后来又在日本读的博。

文章对郭伟给予了高度评价。

文章甚至还称，郭伟在2020年研发的成果，展现出了强大的市场潜力。

我大致搜了一下，这两个杂志称得上正规刊物，但是在学术领域地位较低，属于花钱就能发文那类。

其中，《中华英才半月刊》公众号阅读量平均也就两位数，惨不忍睹。

这位老登花钱在这类含金量低的刊物上宣传自己，估计也是其骗术的一部分。

看了这样的报道后，网友们忍不住在感叹，郭伟这人真的太能编了。

当然，很多网友的疑问是，不似文科，材料科学相对来说是专业性比较强、比较复杂的一个学科，他既然是高中学历，怎么能假冒该领域专家而长时间不被看出破绽。

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如今术业有专攻，骗子也越来越专业。

郭伟这类大骗子往往学习能力很强，除了包装学历、履历，他们甚至也会自学一些该领域的足够糊弄他人的知识。

此外，作为高层次人才引进江苏科技大学后，他完全可以靠着巨额项目经费及地位组建起一支学术团队，让他们进行研究、发表论文，而自己作为幕后“老板”，享有各项成果的挂名权。

也就是说，他只需要管理，而不是研究，展示自己专业水准的场合并不多，所以他才能招摇撞市两年之久。

但是，即便是世界魔术大师刘谦也坦言自己在舞台上会有失手的时候，装神弄鬼的郭伟又怎么可能从来没有露出破绽的时候呢，所以他最终栽了跟头也不足为怪。

发表日期：2025.11.16
来源：微信公众号“百万资管咖”
主题归类：第一财经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su_spoiler]

近日在网上引发热议的赤峰“免费捡白菜”事件，有了最新进展。

11月17日，赤峰市松山区联合调查组通报，此事系网络平台用户发布免费采捡白菜不实信息、部分网民转载传播、当地媒体记者未深入核实予以报道、部分群众受媒体误导采捡白菜、个别自媒体“失真发声”引发，将依法依规对首发视频人员、转发不实信息人员、发布不实消息的种植户、市属官方媒体、参与采捡白菜人员等多方追究责任。

〓 **赤峰通报网友发白菜免费视频为不实信息。图/青岛新闻网**

一个谣言连着另一个谣言，一种失真推动另一种失真，不得不说，赤峰“免费捡白菜”事件集合的元素实在太过全面：有自媒体以讹传讹，有媒体不实报道，有AI生成画面，有当事人夸大其词……堪称互联网时代流量驱动下的传播走形典型样本。

复盘此事来龙去脉，不难从中看到一条清晰的“流量异化”路径。

11月3日，网民黄某某路过那片菜地，见有人采捡便有样学样，顺手拍了视频。如果止于记录，倒也无可厚非，可他为了博取流量，非但在评论区主动标注菜地位置，还配发了“免费采捡”的误导性信息，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紧接着，几名网友随手转发，让第二张骨牌跟着倒下，使得谣言获得了社交裂变的动能，进入了更大的传播圈层。

更大的失控发生在“媒体跟进”这一环。涉事记者在未到现场核实的情况下，通过官方账号发布题为“继免费捡土豆后又有新惊喜，赤峰一地可免费砍白菜”的视频。将未经证实的网络传言当作新闻成品发布，无异于用机构媒体的公信力充当谣言的“信用担保”，直接引爆了线下哄抢。

随之而来的，便是数百人来采捡的“一哄而上，一扫而空”失控场面。

种植户李某某发现后私信媒体方面要求答复，未获回应后发布视频称“两天的时间400亩地一扫而空”“损失达100万元”的做法，又与之因应。身为受害者的他，又在夸大损失中变成了新一轮传播不实消息者，虽然此举可以放大自身诉求的声量，却也放大了事件烈度。

部分自媒体就趁机浑水摸鱼，据此利用AI生成虚假内容、配以无关图片，将“霜降后剩余白菜”演绎成“丰收白菜遭哄抢”的悲情戏码，渲染起了所谓的“农民血泪史”。

就这样，谣言的雪球被越滚越大，失控的链条被越拉越长。

在此过程中，责任失守几乎是全链条式的：从自媒体的虚假故事，到网民的猎奇分享，再到媒体的失职转发、更多人的恶意炒作……信息传递链条上的每个节点，几乎都被“流量至上”的逻辑侵蚀，最终合写出了这场闹剧。

虽说此事中没有谁是绝对的大恶，可个中失位、失范、失智的轻佻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包括社会信任成本增加）之间的对比，对我们不无警示价值：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过程中哪个环节出现失守，都可能在层层强化中出现失控的局面。今天是抢白菜，明天没准是抢别的。

在此事中，该汲取教训的不是某一方，每个人都该从多方“吃一堑”中“长一百智”。

对普通网民而言，不让分享的冲动跑在求证的前面该是基本素养。手指在屏幕上轻轻一滑，一条“免费采捡白菜”或“市民疯抢白菜”的短视频便随着几声感慨飞向各个群与朋友圈，却不追问“画面之外是什么？”“前后因果如何？”……这种“先传播后思考”或“只传播不思考”的模式，也是谣言传播的社会心理基础。

对自媒体来说，不让流量凌驾在以事实为先的原则之上该是应有伦理。通过选择性呈现、情绪化配文、悬念式标题，将一起小事包装成引爆流量的爆款，这类“叙事改造”策略，终究会在法律红线与道德责任面前碰头。

需要反思的还有某些媒体。面对汹涌的流量诱惑，能否坚守住专业防线是对媒体的考验。当第一时间发布的压力碾压了“核实再核实”的准则，当爆款指标侵蚀了“真实客观”的底线，媒体也可能成为谣言的二传手。这点很值得警惕。

闹剧若不能以汲取教训收尾，只会催生闹剧的重演。赤峰“免费捡白菜”事件带来的最真切教训就是：网络空间不是无主“菜地”，不能任由流量失控的镰刀肆意收割社会信任。无论传播者身份如何，传递信息都必须对事实负责、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绝不容流量冲动轻易碾压事实本位的底线。

CDT编者按：11月20日，微信公众号“浣花溪杜甫”遭到微信平台永久封禁。据该号作者“徐鹏1”发布的消息，“浣花溪杜甫”的封禁疑似是因文章《日本官员低头听中方讲话，胡锡进很高兴，评论区很清醒》所致。中国数字时代收录该号的多篇文章：点击此处阅读

今天真是至暗的一天，中午我住了十来天icu的表弟，最终还是没挺住，表弟的故事希望以后有机会聊一下。

泪水还没干，下午我的公众号浣花溪杜甫，就被永封了。沙滩上的城堡终将被海浪卷走。

从中午到晚上，都是很恍惚的状态。但又不断打起精神来，照顾孩子。

发呆的时候，不断思考人生的意义，发声的意义。

每次发声都是小心翼翼，履薄临深，最终还是不小心踩到雷炸了。

从2022年底石壕村杜甫没了之后，开始用浣花溪杜甫更新文章，期间断断续续被封了几次。也被删了很多文章。

最终还是存活了四百多篇文章。只可惜这四百多篇文章也没有了。

想要看之前的文章，只能去网易新闻上搜索：历史总在押韵。

这三年来也写过很多爆款文章，但最终也只积累了四万多的粉丝，何其有幸，有这么多三观一致的朋友喜欢，但没办法，努力了这么多年，也只是一个小号，随着视频的崛起，文字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不过再艰难，我都不忘初心，不唱赞歌，只说人话。

指出社会的问题，不是负能量，这是希望社会越来越好。

站在大尺度的历史周期上看问题，当世之负能量，万世之正能量。

杜甫写“三吏三别”，写“兵车行”，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写“国破山河在”，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以当代某些人的眼光看来，都是负能量。

然而，穿越千年，当年的负能量，都成了中小学必背的正能量。

所以我写文章，是希望一百年后的人看了之后仍觉得我没有胡说八道。

这三年也写了一些诗，时文速朽而诗不朽。之前还做了个诗集，现在也找不到了。以后再慢慢整理吧。

如今一声惊雷，浣花溪杜甫也和这四万多名读者朋友说再见了。若是之前没有加好友，想要再次重逢，就太难了。

就像杜甫的人生轨迹，从石壕村，走到了浣花溪，之后他会走到白帝城。所以还有一个白帝城杜甫。麻烦关注一下，记得星标。⭐

以及历史押韵

我会平复心情，在这里更新。我一定吸取教训，痛改前非。

希望大家能帮忙关注、转发一下，找回三观一致的读者朋友。

谢谢

水产、游客、熊猫….都能卡脖子。

11月18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彰访华。该访问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之前的涉台言论有关（其讲话中提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可行使集体自卫权”）。中方就此提出了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并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使两国关系陷入高度紧张。有媒体报道称，金井正彰此行旨在就日方立场作出必要解释，但双方会谈气氛紧张，未能达成共识。会谈结束后，一段视频流出引发网络围观。其中，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穿着中山装双手插兜、神情严肃，而在旁的金井正彰西装革履比较常规，偶尔习惯性的低头聆听。

官媒旗下的“玉渊潭天”栏目在发布视频时称，“日本外务省官员离开中国外交部时，边走边听中方讲话，频频点头、表情严肃……”在微博上，不少中国网民将之解读为对日方“扬我国威”式的羞辱，是“老子训儿子”的名场面，大赞“刘司长兜插霸气”、日方“自知理亏点头哈腰”，并要求“给摄影师加薪”。（相关视频）

但在推特平台上，评论却呈现另外一种画风。不少网友认为中方官员刘劲松的举止缺乏涵养，双手插兜行为相当“流氓化”，不尊重基本的外交礼仪，似乎是精心策划的一场战狼秀，旨在刻意羞辱日本营造“宣传胜利”、“精神胜利”。有网友点评了刘劲松的中山装，认为这是一种划分阵营的“去西装化”姿态，但讽刺的是中山装本就参考了日本学生制服。

@KosukeGoto2013：刘劲松，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双手插在口袋里，我觉得有点眼熟，于是查看了以前的名片，发现他是我20年前经常见面的外交官，真的很惊讶！当时，我在香港的亚洲时报写文章，他主动提出想见我。当时他非常谦逊，一直是一个逻辑清晰、性格温和的人。这次双手插在口袋里的威压姿态，我觉得是为了习近平或中国国内的观众表演的一部分。我认识的刘先生并不是那样傲慢的人。他不是汉族，而是来自北方的蒙古族或满族人士。当时他就是王毅先生的亲信。（AI翻译）

此外，还有网友利用AI技术对中日官员会面场景进行了恶搞、嘲讽，形成了一种颇有创意的反宣/解构方式。（部分图片原为视频，编辑进行了截取。本文标题来自对图中日语的翻译。）

另附推特用户 @GFWfrog 对两幅官媒漫画的反制。

2025年10月31日，山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门诊。（资料图）

医院：“取药都要在户口簿上盖戳，如果别的地方不盖，去别的地方取。”

公安：“可以选择不让盖，那是你的权利，这是你和医院的事情。”

患者：“为什么非要留下这样的印记？我们只是神经发育差异，为何要强化这种污名？”

文 ｜南方周末记者 郑彩琳

南方周末实习生｜谢瑞瑞

责任编辑｜谭畅

2025年9月，山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确诊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俗称多动症，英文简称ADHD）的张静准备开具药物“专注达”时，医院提出了一项她难以接受的要求：必须在户口簿上加盖一个写有“精神病一类药品取药”字样的印章。

南方周末记者以市民身份致电该医院，工作人员称这是“上面”的规定，“取药都要在户口簿上盖戳，如果别的地方不盖，去别的地方取”。

规定究竟从何而来？南方周末记者随后致电山西省卫健委与山西省公安厅，接线人员均表示对医院盖章行为并不知情，建议患者自行与医院沟通。

张静的经历迅速引发了山西地区众多ADHD患者的共鸣。多人表示，在山西开具ADHD药物时，他们都曾在医院未明确告知的情况下，在户口簿上被盖上类似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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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麻卡”，先盖章和张静那枚印着“精神病一类药品取药”的印章不同，苏思言的户口页左上角，倒盖着一个长约2厘米、宽约1厘米的红色印章，上面写着：“一类精神类药品专用病历已办”。旁边，用黑色水笔标记着盖章的时间：2025年3月5日。

2020年，苏思言在山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山大一院”）确诊ADHD。这是一种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患者往往出现注意力难集中、情绪控制能力较弱、冲动行为明显等特征。医学界普遍认为，ADHD是一种由大脑神经递质功能异常引发的慢性疾病。

这种疾病的常见治疗方式包括药物干预与心理行为疗法，其中，含哌甲酯类药物（如专注达、优宁睿）被广泛用于帮助患者调节注意力与冲动控制。对患者而言，确诊并接受规范治疗，意味着症状的有效控制。

在高中时代，苏思言察觉到，自己的注意力、记忆力与同龄人存在明显差异。同学当堂能轻松背下来的课文，苏思言课后就算花很大力气抄上十几遍、再默写，还是记不住。生活中，苏思言也经常有短暂“断片”的现象，她将所有事记在本子上，怕自己转身就忘。

确诊后不久，苏思言便在山西本地寻求药物帮助。在山西全省，仅有山大一院的两位精神卫生科医生，具备诊断、开具成人ADHD药物的资质，来这里开药是大多数山西患者的首选。

然而，多位受访患者表示，在医院办理“麻卡”或取药时，工作人员并未做出任何形式的告知，就在患者本人户口页上盖章。“麻卡”的正式名称是“麻醉药品专用卡”或“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专用病历”，它是国家为了保障严重慢性疼痛患者的用药需求，同时严格管制特殊药品，防止流入非法渠道而设立的一项制度。

2025年3月5日，苏思言带齐所有医院要求的材料，在门诊办理“麻卡”手续时，工作人员忽然拿出一个印台，打算往她的户口页上摁章。苏思言一脸震惊，询问“能不能不盖这个章”。她回忆，医生当时并未解释这个章的必要性，只回了一句“那你想好了再来办”。

苏思言和父母在诊室门外商量了一会儿。最终，他们还是妥协了。病情不等人，药不能没有。父母轻声安慰她：先治病要紧。当时苏思言正准备山西省专科升本科招生考试，处在冲刺的关键阶段，急需用药。

苏思言户口簿上盖的章。（受访者供图）

2025年10月31日，南方周末记者委托太原当地居民前往该院精神卫生科走访，门诊走廊上挂着一张“麻卡办理流程”，上面列出了多项需要的材料，包括身份证、居住证、户口簿、诊断建议书、住院病历等，但在整份清单中，并未提及“户口簿需加盖印章”这一项。

与苏思言的遭遇相似，2024年，已确诊ADHD超过十年的柳叶汀‌急需用药，她试图在山西老家开药，医院要求她必须提供太原市迎泽区的居住证明，否则无法在山西省办理“麻卡”。柳叶汀‌的母亲尝试动用自己在医疗系统的关系，希望能简化流程。即使如此，不在户口簿上盖章，她仍拿不到“专注达”。

“医院在开药方面拥有绝对话语权。你不同意（盖章），可以不开。而我们作为患者，根本没有谈判的资格。”柳叶汀说。

在南方周末记者接触的多位ADHD患者中，无人能确切说出这项规定始于何时。根据患者们的回忆，这一变化大致出现在2022年前后。

患者白千静的经历提供了一个时间锚点。她回忆，2022年以前，她在太原长期就诊并按月领取处方药。尽管当时办理“麻卡”的流程复杂，但从未被要求在户口簿上加盖任何印章。

后来她因升学去了其他城市。到2025年，她再次去山大一院时，被告知要加盖“精神病一类药品取药章”，否则无法开药。最后，白千静选择忍着，不开药。

山西以外，南方周末记者咨询了北京、上海、厦门、济南等多地的卫健部门、医院及患者，得到的反馈均为：在当地办理麻卡、取药时，并不需要在户口簿上盖章。

山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张贴的“麻卡办理流程”。（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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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公安：“不让盖是你的权利”医院是否有权在国家颁发的居民户口簿上盖章？2025年10月31日，南方周末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咨询山大一院精神卫生科方便门诊工作人员，面对质疑，对方回复：“山大一院是（全省）标杆，我们是按照‘上面’的要求，他们（ADHD患者）要取药，都要盖已办精麻药品的戳。”当南方周末记者追问具体是哪项要求时，该工作人员表示：“自己去查”。

1987年国务院颁布的《麻醉药品管理办法》及次年施行的《精神药品管理办法》，仅在邮寄麻醉药品时，经营单位须在包裹详情单上加盖“麻醉药品专用章”。而在患者取药、医生处方书写、核对签名及登记等环节，未提及任何盖章程序。

随着2005年8月《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的发布，前述两部法规同时废止。该条例后来经过三次修订，均未出现“在户口页上加盖专用章”的规定。

多位山西ADHD患者向南方周末记者反映，他们在取药时被要求在户口簿上盖章，而双相障碍、抑郁症患者则无需如此。山大一院工作人员证实：“如果是双相障碍、抑郁症的病人，带身份证、病历就能开药；但ADHD患者拿药、重新换药，就必须带身份证、户口簿原件盖章。”

根据2013年原国家卫计委颁布的《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管理办法（试行）》，需实行发病报告的六种重性精神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障碍、持久的妄想性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而ADHD在精神障碍分类中，通常属于“童年和少年期的多动障碍、品行障碍和情绪障碍”范畴，并未被列入前述六大类需报告的重性精神疾病。

为何不属于国家规定的六大类重性精神疾病，却执行了比“重性精神疾病”更严格的管理方式？南方周末记者以市民身份咨询山西省公安厅，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不了解该情况，要去户籍地派出所询问”。面对居民是否有权拒绝盖章、不盖章后无法取药怎么办的问题，对方表示，“可以选择不让盖，那是你的权利，这是你和医院的事情”。

山大一院位于太原市迎泽区，南方周末记者以患者身份咨询迎泽派出所户政大厅，工作人员建议和医院商量，“盖章之后还有随时用到户口簿的地方，避免日后有影响”。另一位工作人员提到，自己见过盖章的户口簿，“就是盖到（本人）户口页的空白处，那肯定有人家的规定，章程有协商过的”。

太原市卫健委工作人员表示并未听说过该要求。“说得难听点，就是患有高传染病的人，我们都不会给人家盖章。户口簿那个东西怎么能随便盖章？”其建议南方周末记者再向医院确认，是否理解错医生的意思。

山西省卫健委工作人员则表示：“好多（规定落实）都是在医院解决，掌握政策都在医院里头，应该跟医院沟通，去问问具体医生。”

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廉高波表示，根据户口登记条例，户口登记工作由各级公安机关主管，户口簿是户口登记的法定载体，其制作、变更、盖章等权限仅属于公安机关 。

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律师薛政指出，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授权的情况下，医院不得对户口簿这一国家法定证件作出任何标注或盖章行为。无论是否事先告知患者，医院均无权在户口簿上加盖印章。

3

“可能导致患者隐私泄露”为了不因拿药而盖章，从2025年开始，白千静都没有再吃药。最初几个月，她还能逼自己维持日常生活，后来，焦虑、失眠、注意力混乱开始反扑。但白千静还是选择停药，“停了也不盖”。

在南方周末记者接触的多位山西ADHD患者中，白千静并不是唯一选择停药的人。有人担心户口簿被人看到，有人害怕影响日后升学或者工作，从而选择放弃治疗。

柳叶汀‌的办法是“往外跑”。2024年，在家乡开不了药后，柳叶汀‌辗转北京、郑州、上海三地开药。她每两周向老师请假一次，因为开一次药而重新走诊断流程需要花费2000元左右，这对还是学生的柳叶汀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苏思言的选择是“补办”户口薄。她从此拥有两本户口薄：一本盖有“一类精神类药品专用病历已办”印章，用于开药；另一本保持干净，用于其他所有需要证明身份的场合。在她看来，这是保护自己免受因用药记录带来的歧视偏见的一种手段。

这种做法并非个例。在张静的社交帖子下，有网友留言劝说：“开完药就去‘补办’一本户口簿，我就是这么做的。”张静本计划在国内备足药物赴英留学，最终，她选择抵达英国后再开药。

“为什么非要留下这样的印记？”张静在帖子中写道，“我们只是神经发育差异，并非精神病。即便真的是精神病患者，为何要强化这种污名？”

一位患者的母亲说，她最怕的是孩子将来入学、就业、相亲时被人看到户口簿上那一页。“谁能解释那是药品管理章？别人只会想，‘孩子有过精神病’。”

薛政表示，从民法上看，医院可能构成了对个人隐私信息的泄露，虽然盖章行为并非直接向社会公众公开患者隐私，但鉴于户口簿在个人生活和工作中的多种使用场景，医院应当预见到，这一标注可能导致患者隐私被间接暴露，从而侵犯其个人隐私权。

以北京、上海为例，ADHD患者只需凭诊断证明、身份证，就可办理“麻卡”取药，信息记录在医院与药监系统内，足以实现追溯。“（山西）这是一种过度谨慎的地方执行逻辑。”一位熟悉药政管理的业内人士分析。

薛政建议，对于医院实施的在户口簿上盖章的行为，患者可以向当地卫健部门反映，要求卫健部门对医院进行调查处理。如对卫健部门的处理结果不服，患者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文中张静、苏思言、柳叶汀、白千静为化名）

在清朝的对外接触史中，始终存在一种奇特的礼仪逻辑：外交不是为了讨论问题，而是为了展示天朝的尊严。在此种心理之下，外交时的表情、姿态、服饰、上下位序被视为是比条约本身更重要的事。

大清官员们往往相信，只要在场面上赢得气势，就等于赢得了谈判。于是，“冷脸以对”“目不旁视”“手藏袖中”成为许多场合的基本动作。这些动作本身微不足道，却代表了一个思维框架——以天朝中心的自信压倒对话，以礼仪姿态取代利益交换。这种观念后来深刻影响了清朝的对外判断与实际决策。

最典型的案例是乾隆接见马戛尔尼使团。1793年，这位英国使者希望以平等外交姿态递交国书，而清廷则坚持以朝贡模式来处理。乾隆特意安排礼部官员与侍卫列于两侧，全程要求保持肃立、冷面，以显示天威。

当时的英国记录写道：“中国官员双手藏在袖中，以不屑的冷眼注视着我们”（“They stood with their hands concealed in their sleeves, staring at us with an air of disdain.”）。在英国人眼中，这种接待方式毫无诚意可言。英国人不认为这是威严，也不认为这是礼仪，而是拒绝交流，甚至是敌意的流露。

礼仪冲突使得双方无法进入任何实质议题，清朝本可以借此次接触了解英国实力，进而了解世界，但最终却因姿态坚持而错失机会。

这种场景在乾隆与嘉庆时期多次出现，英国使团记录中多次写到清廷大臣的“hands in sleeves, staring coldly”。

与英国、美国等远方国家如此，面对俄国这样现实力量强大的邻国时，礼仪逻辑依然主导。尼布楚谈判期间，清方代表屡次强调必须“仪制不亏”，对俄国使团的行为也常以“失礼”评判。

而在条约商定前，清廷内部奏折关注的依然是“番使队列松散，有乖恭敬”，而不是对方的军事部署或实际目的。外交被简化为一场表演，似乎这并不是一场关乎边境安全的谈判。

类似的情景在晚清依然反复出现。咸丰年间，肃顺曾代表朝廷接见英法等国代表。英语文献记载，当西方代表试图解释条约条款时，肃顺双手负袖，不说欢迎话，也不请坐，只是以居高临下的眼神盯着翻译和对方代表。而在沟通过程中，肃顺几乎全程以沉默应对，脸上带着“仿佛对一切都不屑一顾的表情”。

英法外交官记录形容肃顺：“He stared at us with disdain, hands hidden in his sleeves.”

另一位随员在日志中记录道：“他不发一言，只以冷淡的目光盯着我们，仿佛我们打扰了他的清净。”（“He refused to speak, fixing us with a cold indifferent stare, as if we were intruding upon his peace.”）

此类记录大量存在，它们共同呈现出一个模式：清朝官员倾向于在礼仪上保持绝对优势，希望通过姿态威慑对方，而不是通过规则谈判解决问题。

这种“怒视外交”的后果很快在19世纪全面显现。由于官员过度强调礼仪胜负，他们往往把外交目的置于次要地位，更忽视军事与科技的巨大差距。鸦片战争前后，多份奏折把英国舰队的举动解释为“见我水师森严，不敢轻举”，理由不是情报分析，而是“彼见我军容整肃，面露惧色”。

然而英国海军日志却记载：“他们摆出严肃的姿态，但我们既不畏惧，也不认为那是真正的军事力量。”（“Their officials displayed a grave posture, but we felt no fear; it was form without force.”）清廷基于表情读出的“胜利”，往往是对方眼中的无意义礼节，从而形成决策上的结构性误判。

更严重的是，礼仪优先的逻辑让清朝官员无法真正理解国际秩序的变化。他们把外交等同于场面，把谈判等同于“压住对方气势”。这使得清廷不仅无视了欧洲工业化带来的实力差距，也丧失了收集信息、评估风险的基本能力。许多本可通过谈判化解的冲突，被硬生生拖成军事对抗；许多本可通过妥协换取时间的局面，被表情和姿态堵死。

清朝在19世纪的连续失败固然有复杂原因，但礼仪遮蔽现实是无法回避的一条深层结构。

回看这一段历史，所谓“怒视外交”并不是一个动作，而是一整套认知方式：相信气势可以取代制度，相信姿态可以掩盖弱点，相信礼仪可以抵挡世界的变化。表情越严肃，越自以为强大；礼仪越繁复，越误以为秩序稳固。

可惜世界从不按表情运转。等清廷意识到礼仪失效时，已经没有退路；等他们准备谈判时，已经没有谈判筹码。清朝的礼仪外交最终没有守住任何体面，却用僵硬的姿态加速了帝国的崩落。

加微信，防迷路：

前年参与了（扮猪吃虎型，画册+绘本+资料集）科普书《湖泊中国》的创作，写100个湖中的5个。幸运的是抢到了重要的《三峡水库》，不幸的是，那么大的题目，也必须用2,000个字以内来完成，写得连滚带爬，一点也不从从容容。今年这本书终于出版了。

为什么说这本科普书扮猪吃虎，请看VCR：

一开始领导给的指示很鼓舞人：客观地写！临出版的时候，我的原文被删了五分之一。所以这一篇的笔名，也被我改成了李白寻，用来纪念已经灭绝和即将灭绝的白鲟、中华鲟。

贴出被删节前的原文之前先叠三个甲：

1.人类对于能源的无止境的追求，我是完全理解，并且比较认同的。水力发电作为目前最环保、安全、稳定的技术方案之一，肯定也是支持的。

2.人类对于自然环境保护的漠视，跟提升短期生活水平的追求，同样都是触目惊心的。我们正在把自然界毁成一整个荒漠。我作为一个个体，也只能希望漠视自然环境的人也早日灭绝。

3.清风不…

原文：

三峡水库

作者：李白寻

有很多人可能说不出“瞿塘峡”的名字，但大概率他们会背“朝辞白帝彩云间”——白帝城是瞿塘峡的起点；有人可能不知道“巫峡”，但他们应该听说过“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巫山就在巫峡两岸；还有人不一定知道“西陵峡”，但他们不会不知道长江三峡。自先秦到现在，三峡都是中国人极为重要的集体记忆。

三峡对于先人来说，更多是留下了一个浪漫而无奈的背影。而从民国起，她又承载了中国人对于现代化、工业化的期盼。孙中山在他的《建国方略》中就提出了建设三峡工程的设想。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带队在三峡地区视察，拉开了三峡工程真正的前奏。此后，在地震、抗核轰炸、溃坝、泥沙淤积等多项实验完成，相关技术研发取得进展，以及争论意见得到统一后，1992年，全国人大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的投票结果通过建设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1993年，三峡水库淹没区移民和文物抢救工作展开。此后共计约有130万人迁离家园，占中国当时总人口约千分之一；有10余处省级或以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处于175米水位淹没线以下。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在西陵峡江段的三斗坪开工。工程的动态总投资约为1800亿元，从1992年起设立的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每度电加收3厘钱来帮助工程筹资。

三峡工程的设计、施工难度和体量，都是世界工程史的奇迹。仅土石方一项，就相当于开挖了7个西湖，工程量为目前的世界第一。完成蓄水后，三峡水库全长600余公里，平均宽度1.1公里，面积约1084平方公里，超过丹江口水库和千岛湖等水库，成为我国最大的人工湖。三峡电站的装机容量达到了2250万千瓦，是全世界装机容量最大的发电站。

2006年，三峡大坝主体完工；2020年，工程完成整体竣工验收全部程序。同年，由于降雨较多造成径流量增大等原因，三峡电站共发电1,118亿度，超过巴西伊泰普水电站此前创造的最大年发电量的纪录，成为全世界年发电量最大的电站。三峡水库的水流，持续、稳定地输出清洁能源，从其开始发电至2023年间，总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2亿吨，减排量相当于让美国所有轿车和轻卡停开一整年的效果。

三峡水库蓄水前，长江三峡段水流湍急，因此李白才能“千里江陵一日还”，而且险滩无数，丰水期才能单向通行3,000吨级船舶。完成蓄水后，上海出发的5,000顿级货轮可以在枯水期直达重庆。三峡段整体货物可通行量提高了4倍。因此，整个库区的经济发展也得到了极大的促进。同时，增加的人类活动也给库区已经十分脆弱的自然生态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除了发电和航运之外，三峡工程的第一大任务是防洪。水库蓄水20年以来，拦洪总量接近8个鄱阳湖的容积。三峡大坝同葛洲坝、溪洛渡大坝等工程，加上洞庭湖、鄱阳湖等自然湖泊，构成了长江防洪体系的重要一环。但是长江的径流量巨大，没有任何人工水库或者天然湖泊可以将汛期的洪水全部积蓄起来，目前也没有水利工程可以让人类完全摆脱洪水的侵袭。此外，由于三峡大坝的阻拦，长江中下游含沙量减少，对之前泥沙沉积较多的河道产生了冲刷作用，这一方面使得下游河道的泄洪能力得到加强，但同时也加大了河道崩岸的频率，又影响了防洪安全。被冲刷过的河道，水位也有所下降，导致下游部分地区在长江的取水受到影响。

以三峡大坝为代表的长江流域大坝群，阻隔了流域内大型湖泊与长江的自然联系、阻挡了部分鱼类的生殖洄游通道、改变下游的水温变化模式，这些影响，叠加其他人类活动，导致流域内超过100个物种受到威胁，从而对长江的生物多样性带来打击。葛洲坝工程是三峡工程配套的反调节水库，其建成后，阻断了长江鲟属鱼类的洄游。白鲟在2022年灭绝；同年，长江鲟野外种群灭绝；长江水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示物种：中华鲟，虽然受到了特殊关照——1983年以来，人工繁殖放流超过700万尾——但在2020年，成体数量仍较1981年之前下降了93.67%。如果没有更有效的措施，预计中华鲟自然种群将在未来10到20年内绝迹。

人类对于生存和发展是极其渴望的，对于保护自身生存环境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但是其中的平衡却又是最难解的谜题之一。三峡这个集体记忆，肯定还会带着这个谜题，继续萦绕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的脑海中很久，很久。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实业计划. 1920 [2]闫东，大三峡. 中央电视台文献纪录片，2009.10.3 – 2009.10.10 [3]汤耀国，三峡工程论战风云录. 瞭望，2009年12月11日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筹集三峡工程建设基金的通知. 1993年6月14日，国办发[1993]34号 [5]中国长江三峡开发总公司官网，三峡工程简介. 2002年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2020三峡工程公报. 2021年11月30日 [7]张云昌，三峡水库蓄水20年回顾与展望[J]. 中国水利，2023.19 [8]Center for Sustainable System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23. "Carbon Footprint Factsheet." Pub. No. CSS09-05. [9]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The world’s nine largest operating power plants are hydroelectric facilities. 2016.10.18 [10]Sterling TT, The biggest power plants in the world. 2023.04.28 [11]马骏，等,三峡库区生态脆弱性评价[J]. 生态学报，第35卷第21期，2015年11月 [12]夏军，等，从防御2020年长江洪水看新时代防洪战略[J].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21年第51卷第1期 [13]谢平，长江的生物多样性危机——水利工程是祸首，酷渔乱捕是帮凶[J]. 湖泊科学，2017,29(6) [14]董炳江，等，三峡工程运用后长江中下游河道冲刷特征及其影响[J]. 湖泊科学，2023,35(2) [15]许兰馨，等，长江鲟类资源现状及保护[J]. 水产学报，2023,47(2)

CDT编辑注：“田间Tian Jian”是关注全球华文媒体相关议题的刊物。点击这里访问田间Substack。

大概是2022年吧，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词汇的时候，我预感这个现象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COVID-19疫情期间，中国采取严苛的抗疫政策，让许多人生活受到冲击，纷纷想要移居他国。而英文run与「润」的汉语拼音相同，代表「逃离」、「出走」等意义的网路用语「润」于焉诞生。

在这波润出潮中，日本成为不少中国人移居首选。根据日本入出国在留管理厅统计资料，2021年（令和3年），在日本的中国人数超过71万，而截至2025年（令和7年）6月底，有逾90万名中国人旅居日本。

日本早稻田大学兼任研究员舛友雄大采访这些到日本的中国新移民，写了《润日》这本书，日文版于2025年1月发行，繁体中文版则在同年11月出版。

舛友雄大认为，润日现象会变得愈来愈重要，并好奇当更多中国知识分子、自由派人士在东京聚集，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另外，曾在中国媒体工作的舛友雄大接受《田间》专访，也分享中国、日本的媒体间差异，以及对于媒体该如何报导润日现象的看法。

《润日》作者舛友雄大认为，日本东京房价飙升，不完全是因中国新移民涌入所造成。（舛友雄大提供）

田间（以下简称田）：这本书原本想以怎样的模式呈现内容？转换过程中有哪些较困难的地方？

舛友雄大（以下简称舛）：我本来就用杂志文章的方式写，然后我先给编辑看第一章，那时编辑说看上去有点像教科书，这个写法不行，所以我大幅改变了写法，就是一个新的挑战。

这位编辑给我可以参考的一本书，然后就去写。他也具体说过，希望我写文章的时候，特别是每个场景一开始的画面，希望我能写得像电影一样有画面感。

田：当时预设希望是哪一些群众要读这本书？编辑又希望是哪些人看？

舛：我觉得编辑的想法是，这本书不是写给专家，而是更面向大众的。我也觉得这个方向比较重要，因为在日本书店看到的那些有关中国的书，都是关于政治的。

我这本书可以当作另一类，不太像其他有关中国的书籍，是比较有意思的书。出版社给我五个封面设计方案，我希望就是不带上红色、黄色那种满刻板印象的东西，所以我特意避免红色那种。

田：您有想到这本书会给中文读者看吗？希望他们是用怎样的态度来读这本书？

舛：为了了解现在的（日本）反移民潮，我相信这本书里一些描述，有助了解现在的政治情况，为什么现在很多日本人反对移民。

田：原本就想要这个书名吗？日本人是怎么解读这个词？

舛：这个书名我一开始就想到，当时就决定了。日本人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因此就有副标题。

田：您大概什么时候接触到，或是看到润日这个词？当时是怎么样看待这个现象？

舛：我觉得就是背后的现象非常吸引我，因为在那期间，我也开始关注这些海外的中国人，包括在东南亚、在日本。大概是2022年吧，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词汇的时候，我预感这个现象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田：「润」其实源自于（英文）run，您一开始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是怎么解读？

舛：与润美的那些人相比，润日的这些人有点不一样。当然来日本不用透过「走线」这样的手段，所以有很多阶级，比如说超级富裕阶级或者中上、中间阶级，我觉得他们很多人是被日本的生活品质吸引，就是在东京的生活是比较快乐吧。

《润日》中文版已在2025年11月5日出版。（简恒宇摄）

田：以你的观察，这次中国（润日）新移民有哪些正面跟负面的影响？

舛：先说正面影响，我觉得一部分是高学历、工作经历也丰富的那些人， 基本上是给日本社会带来新的活力，比如说软体工程师。再来的话，我觉得现在很难透过传统媒体了解中国真实的情况，虽然传统媒体都有特派员去中国，但是我猜测，这些人也没那么容易接触到很多中国老百姓。当然因为中国政府，这些年特派员的压力也越来越高。

所以我觉得，在日本的我们是可以从这个群体， 多多少少能够了解真实的、最新的中国人的情况。

我觉得很多日本人今天感受到就是，新来的中国人购买房地产，特别是在东京市中心，他们（日本人）觉得这些人爆买房地产，所以东京的房地产价格一直上涨。但我觉得，（房地产）上涨的原因，不完全是因新来的中国移民，也有其他因素。

田：您在《金融时报》（FT）的访问中提到，（润日）这个现象一直发展，将会变得政治化。请问可否详述这部分？

舛：现在能自力更生的中国人及知识分子聚集在东京的情况，引起很大的关注。这些在东京的知识分子里面，好像没有像孙中山那样的人，但我听说有些较有名的民主活动家准备来日本，所以多年后，如果更多知识分子、民主活动家，就是自由派来到日本的话，好奇他们会发挥什么角色。

我也不确定他们会发挥什么重要的作用，因为六四之后，也有很多华人离开了中国，然后他们做了一些运动，但也改变不了中国的情况，那现在客观来看，条件更不理想。

田：移居日本的中国媒体人有试着跟日本民众传递资讯吗？他们都是在哪一类的平台分享资讯？

舛：确实有不少中国媒体人搬到东京，但我觉得语言是很大的问题。因为最近几年来到日本的这些人，基本上都不会日语，所以我不会觉得他们是直接与日本民众对话，而是面向中国社会。他们有些人用YouTube，用的是中文。

田：您有观察他们主要会从哪接收资讯吗？

舛：年轻一代的话都看小红书。因为有中国润日新移民跟我说过，小红书对润出来的人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社交媒体，因为其他的话，比如说抖音、TikTok的话，在（中国）国内外是分开的，但小红书是一起的。

田：您有用小红书吗?

舛：有啊，因为有关润日的话题，在那面讨论很热烈，很多有意思的用语都在那边，例如文京区的3S1K这个关键字。关键字很多，东西很有意思。

田：您之前也待过中国的媒体，可否分享看看中日媒体的运作有哪些不一样跟相同的地方？

舛：至少我以前工作的（中国）媒体，他们的运作方式其实不太像我们（日本）的媒体，因为他们的榜样就是 《经济学人》或者《纽约时报》。他们的目标很高，而且我当时的同事们很多是有过欧美留学经历，他们的价值观也相对自由。

《润日》作者舛友雄大曾在中国媒体任职。（舛友雄大提供）

当然，中国媒体现在不用说，当时我还在中国的时候，政府干预就愈来愈常见。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很遵守新闻专业主义，他们的精神很了不起，因为他们都不知道红线在哪里。

你还问了我日本媒体的运作，我不得不说，很多日本主流媒体的记者，更像是公司员工。当然我没有在日本媒体工作过，但是我有在日本媒体工作过的朋友，还感觉到在他们工作（环境）当中，编辑的机会、能力是很大的。

有时候，日本媒体的编辑也收集一些资讯，然后写成文章，但在中国媒体里面可能没有这样子的模式。我觉得中国媒体跟西方媒体一样，喜欢写故事性报导。日本媒体的话，没有那么多这种模式，他们都是根据资讯的报导。

田：您当时怎么会想要当记者？

舛：我从小一直很喜欢看新闻，小时候每天都看报纸，从头到尾，每天晚上一定要看新闻节目，这就是一个我想要的事情，很自然的。

田：现在还有看报纸的习惯吗？

舛：没了。

田：以您的观察，日本左右派媒体报导润日议题的时候，有哪些差别？您会建议媒体该怎么报导这个议题？

舛：不论是哪一家日本媒体，我希望他们发表文章或者做报导的时候，尽可能先是采访到当事人，也就是中国人。

我觉得媒体报导应该是有个假设，然后要确认这个假设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是专业的报导方式。但很多时候，有些媒体因为有自己的立场，不太愿意看到某个现象的背后原因。

田：您觉得自媒体的影响有增加极端状况吗？或是也有正面影响？

舛：社交媒体反而放大我刚讲的情况，更多极端的意见或是看法。

田：若想知道现在中国境内一些发展或动态的话，有什么办法或较可信的管道或地方可看到资讯？

舛：我现在觉得付费（订阅）越来越重要，至少这些有付费的媒体，我觉得报导基本上可靠，免费的资讯越来越杂乱。我也慢慢地开始付费订阅，我觉得里面有很营养的资讯。

“特大桥”是一个建筑学术语，指的是单孔跨径大于150米或者多孔跨径总长大于1000米的桥梁，是桥梁分类里的最高级别。

简而言之，就是最大最雄伟的那一批桥梁。相应的，必然也是施工技术标准最高、建筑质量要求最严的那一类桥梁。

理论上，也应该是最不容易垮塌的桥梁。

这也很好理解，特大桥的建设投资动辄数亿甚至数百亿，这么多钱投下去就算豆腐渣工程至少也得整块冻豆腐吧？而且特大桥往往地处交通要道，车流繁忙，一旦发生垮塌事故，伤亡可能极为惨重。你说桥面偷工减料坑坑洼洼的也就算了，桥上灯光三个月坏一批也问题不大，但桥梁主体结构安全可容不得丝毫马虎，那是要掉脑袋的干系。

当然，现实与理论总还是难免会有差距，特大桥的安全事故偶尔也会发生，只是极为罕见。所以，每次有特大桥发生安全事故，肯定会引起安监部门的重点关注、责任追查，肯定也会成为热门新闻。

但最奇怪的是，特大桥垮塌这么罕见的安全事故，2025年至今已经发生了3次。

贵州猴子河特大桥引桥垮塌

垮塌处一辆大卡车车头悬空

2025年6月24日，贵州三都县猴子河特大桥发生垮塌事故，所幸在最前方的大卡车司机及时刹停，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大桥发现异常后实施交通管制，拦停了超过200辆车。

猴子河特大桥主跨220米，桥墩高135米，相当于40层楼高。

建设中的青海尖扎黄河特大桥

尖扎特大桥垮塌

2025年8月22日，正在施工建设，即将合龙通车的青海尖扎县黄河特大桥发生垮塌事故，造成12人遇难，4人下落不明。

这座桥设计全长1596.2米，主跨366米，投资4.36亿元。

2025年11月11日，四川阿坝州马尔康市红旗特大桥发生垮塌。由于事故发生前巡查发现异常，已实施交通管制，垮塌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红旗特大桥全长758米，主跨220米，投资额超3亿元。

这座桥今年1月合龙，4月通车，11月垮塌，卒年不到1岁。

当然，上面三座垮塌桥梁里，有两座都是因山体滑坡导致的事故，不能一概而论说是豆腐渣工程，也不能一概而论说是责任事故。

我作为外行哈，完全跟桥梁建设不沾边的外行，有三个基于朴素认知和基本常识的疑问：

第一，特大型桥梁，建设在有地质灾害风险的地区，是不是应该有一些针对性的防护措施？

第二，如果一个地方有一定概率会发生桥梁抵抗不了的大型地质灾害，是不是没有那么适合建设特大型桥梁，甚至不适合建设桥梁呢？

第三，中国建设了全世界最多的特大桥，全世界前十高的大桥里，前8名都在中国，最高的贵州花江峡谷大桥高达625米。我们作为旅客，需要额外的担心吗？

求专业人士赐教！

今年2月，有网友在江苏科技大学的贴吧里提问：

材料学院的郭伟教授水平如何？

这位同学，上没上过学，当着这么多人怎么评价老师？所以这个问题肯定没有人回答。

几个月后，一段关于江苏科技大学的聊天记录开始流传，有学生说自己学妹的导师被抓走了。

这位导师很快就被锁定，江苏科技大学材料学院教授、首席科学家郭伟，爆料说他只有高中学历，只靠一张嘴和PS技术就混入了江苏科技大学。

这种事情校方一开始肯定想捂下去，所以面对媒体他们扭扭捏捏说不清楚，郭伟已经离职了。但这种事情怎么捂得住？校方很快就承认今年9月接到郭伟造假的举报，警方正在展开调查。

其实大家已经把郭“教授”调查的差不多了。什么德国工程院院士，肯定不是；什么高考状元、国家领军人才、有什么海外留学经历，上百篇SCI、发明成功被洛杉矶时报评为美国第一，带来万亿订单等等……用一句话来说：

假的，假的，全都是假的。

但是有一个肯定是真的，他买过，不是，获得过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怎么买，不是，怎么获得，乃悟就不展开了。

网友们对这件事感兴趣一点也不奇怪。都2025年了，怎么搞得和莫泊桑的小说《漂亮朋友》一样，文盲直接就混进巴黎上流社会了？

根据材料学院公布的领导分工，负责人才引进的，是材料学院党委书记李瑞峰教授，他本人也是材料学的专家。

学院里引进个教授，总有个面试吧？领导们自己是专家，面试的时候不是一说就露馅儿了？

别的不说，郭伟号称自己在西安交大读的本科和硕士，江苏科技大学就没人在学信网验证一下吗？

上一个南郭先生，北京化工大学的陆骏，就是被自己手底下学生发现真实水平，从而举报的。郭伟频频出来接受采访，在媒体面前大谈自己的纳米材料技术如何取得突破。他的学生就一点没发现问题？

乃悟试着回答一下这些问题。我发现上海叁健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法人也叫郭伟，该公司申请了一个叫郭博士的商标，长这样

而郭教授本人，长这样：

不能说一模一样，只能说一毛一样吧。

根据天眼查显示，上海叁健新材料的法人郭伟名下有9家企业，几乎全部和材料有关，主要集中在江苏和上海。其中大部分已经注销，郭伟本人还存在限高。

此外，郭伟还和郭洪斌、郭宇等人合作，申请过很多关于材料的专利。上海叁健新材料还获得过奉贤区科委赞助的10万元用于创新。

商标上头发多的郭伟要跟照片里头发少的郭伟是一个人的话，那就只能说明一件事：

他真的懂点儿材料学。

根据裁判文书网的记录，开公司的这位郭伟，1976年10月31日出生，是江西永丰县人。巧合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也有一位1976年出生的，名叫郭伟的教授，主攻材料加工方向。

乃悟有个大胆的假设，假的郭教授会不会说真的郭教授的论文都是他的？

更有意思的是，根据此前的宣传，早在加入江苏科技大学之前，郭伟教授就参加了由中国科协和浙江省政府联合主办的2020年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照片里，郭教授正在和人合影。

郭伟在江苏科技大学到底混了多久？根据网上流传的聊天记录，是2年多时间。但乃悟仔细查了一下，关于郭伟教授的大量宣传报道出现在今年。

江苏科技大学的官网上，2020年、2021年和2022年和2023年拟接收人员名单并没有郭伟的名字。2024年以后的，则不允许公众查看了。如果真的是2年多以前进入江苏科技大学，那郭教授的公示在哪里呢？

此外，如果他真的是在2023年左右才进入了江苏科技大学，那他混入青年科学家峰会的身份是什么？

乃悟查了一下，根据江苏科技大学的招聘启示，海外学科带头人，一次性购房补贴是80万、理工类研究起步经费是30-40万，材料学等学科，购房补贴还要上浮5万。再加上各种有的没的，网上说郭伟在江苏科技大学搞了近千万。

不要一出了事情推说警察叔叔在调查就觉得完事儿了，警察叔叔可没给郭大教授一千万。

前几天，我陪爸爸去银行取一万块钱，发现这张银行卡一个月只能取5000块，限额上限就是5000块，如果要提高额度，那就要证明一系列的信用状况，银行还要根据你的用途，平时消费，再决定能不能提额。

此刻，银行经理又说了：“这也是为了账户安全，我们也是没办法，现在管控都很严。”

我们刚准备放弃时，银行经理又说：“要不你们在我这存点钱，帮我完成一下这个月的任务，我帮你提一下额度。”

不由的让我想起了以前，好像很少听见“限额”两个字，取钱也比较方便，没有人会问你“取款用途”，也不会有人问你要“相关证明”。

从进银行大门到取完钱有时候快的连10分钟都用不了。

可是现在呢？

科技是越来越进步了，一进银行各种自助的机子，一会要人脸识别，一会又要设置指纹，就连排队抽号都需要扫码……

尤其是老年人要是想进去取点钱真的是太难了。

先不说各种机器会不会用，就说那一堆的表格和手续，就够折腾半天了。

上次在银行，我就亲眼看到一位70来岁的大爷，在柜台前站了快一个小时。银行工作人员一遍遍地问："您取这笔钱是干什么用的？"

大爷说：“给孙子交学费，孙子上的私立学校。”结果银行柜员不依不饶的问：“有没有学校的证明？比如说学生证什么的。”

大爷直接说：“没有，我就取点自己的钱，用得着问这么详细吗？”因为提供不了相关证明，大爷气得当场拍桌子，和银行柜员争论，全银行都是大爷的声音。

其实，这种场景现在已经见怪不怪了。

为什么取钱变得这么麻烦？

银行的说法就是：这几年电信诈骗案发生的太频繁了，很多老年人被骗子忽悠着去银行取了大额现金，或者转账。

所以，国家就出台了反洗钱法，反电信诈骗的各种规定，银行也是执行的部门，也没办法，就要层层把关。

但是，让我觉得讽刺的是，银行一边把控你取现金，一边又会给你推各种理财，让你帮忙完成点任务，而且还有忽悠你办信用卡的，让你消费攒积分的。

在这种时候就风险好像大大降低了。

科技提升的同时，对老年人的便利就少了。

现在几乎干什么都看不见现金，手机转账支付，几秒钟就搞定了，对年轻人确实方便了。

但老年人呢？转账对他们来说很难，他们甚至没有手机银行，而且对于经常干活的老人，指纹验证是很困难的，手指脱皮，磨损，根本识别不出来。

前一阵看了个新闻，说有个老人为了取3万块钱，跑了三趟银行，填了五六张表格，最后还是没取出来。

这到底是在干嘛呢？

银行到底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还是增加麻烦的？

站在银行的立场上，是应该理解他们，但是应该想一想，怎么在保证安全的同时，也保证客户的便利。

能不能对于一些明显合理的取款需求简化一下流程？对老年人群体多一点人性化的服务。

不要动不动就用“账户安全”当挡箭牌。

毕竟，银行卡里是老百姓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钱，而不是银行的钱。

取自己的钱，不应该比借别人的钱还难。

关于我：

我是叮铛，23年从大厂裸辞后

就专注写文章

这期间也实现了单月过万

也看透了太多的人情世故

现在喜欢分享关于职场现状，存钱方法

理财小知识，同时也会写一些社会现象

愿我们

不上班也可以活得很精彩 

被警察从家中带走前，蔡洋还不明白自己闯了什么祸。“网上对我一半支持一半反对。”他对母亲说。 （南方周末资料图）

砸穿西安日系车主李建利颅骨的嫌犯已被警方抓获，他是21岁的泥瓦工蔡洋。

蔡洋从老家南阳来到西安，吊在空中刷了两年墙，刚刚为涨到200块一天的工资而感动振奋。他喜欢看抗日剧、上网玩枪战游戏、有一个上大学的梦、在QQ空间里孤独地诉说对爱情的渴望。

蔡洋在项目经理的奥迪车上撒过一泡尿，为此“感觉很爽”。他想要得到更多，想证明“我很重要”，但属于他的精神与物质世界同样贫瘠。而喧嚣的游行队伍给他提供了宣泄的“机会”。

生产队长领着便衣警察找到蔡洋家里，是在2012年10月2日中午11点。他的母亲、57岁的杨水兰从麦地里奔跑回家的时候，蔡洋已经被警方带走。匆忙间，蔡洋只带走了一只红色西凤酒的袋子，里面塞了一件毛衣、一条裤子和一条内裤。

过去的十多天里，杨水兰已经知道儿子犯事儿了。蔡洋的照片在央视节目里出现，视频上那个身材粗壮，奋力砸车，并跳起来用U形锁砸西安市民李建利的人，正是杨水兰90后的儿子。

在逃回南阳郊区村庄老家的5天里，蔡洋就藏身在那个1987年盖起的平房里最北边的一间小屋。1991年出生后，蔡洋在这间屋子度过了童年和少年。

十多平米的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一张没有床垫的双人床和角落里堆放的一些谷物。即使是白天，一盏无力的白炽灯下，来人也需要辨认很久才能看清屋里的东西。

“这个屋子是相对好的，做过他哥哥的婚房。每次蔡洋回家就住这，他走了以后我再搬过来住。”57岁的杨水兰说。

2004年秋天，在蒲山镇第四中心小学上完五年级后，蔡洋就和同村的伙伴们一起辍学回家。那以后蔡就开始逐渐远离这间屋子和这个家庭。

他先是跟着大哥蔡德伟在南阳周边地区的建筑队上当小工。2009年，又跟表姑父王超来到西安，学习外墙刷涂料的技术，这是这个乡村少年第一次和大城市发生交集。

除了和二姐蔡玉凤不时地通电话和聊QQ，平时他和家人很少联系。只有在逢年过节、麦种麦收时，他才偶尔回家。2012年9月28日晚上的这一次回家却有点突然。

“我的侧面照片已经被发到网上了。”他告诉杨水兰。

“我害怕。”

杨水兰听得云里雾里，她只知道儿子在西安的反日游行中“和人打了一架”，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蔡洋用手机上网看消息，不时喃喃自语——

“我是爱国，抵制日货。”

他不断地跟杨水兰说：“网上对我一半支持一半反对。”

直到有一天，在邻居家看电视时，杨水兰才知道，蔡洋把一位名叫李建利的西安人脑袋砸开了，对方伤情严重。电视里面，白岩松在劝她儿子去投案自首。

杨水兰当时全身瘫软。

这次事情闹大了，“闹到北京去了”。

蔡洋打砸的视频截图。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在QQ空间中，蔡洋孤独地诉说对爱情的渴望，时不时哀叹自己“悲摧的人生”。 （何籽/图）

“三亿鼠标的枪战梦想”

蔡洋在西安粉刷外墙，吊在建筑物外作业，摔下来过两次。

2009年，辍学五年的18岁乡村少年蔡洋来到西安。

当时在南阳的工地上当泥瓦工一天才120元钱，而同样的工作在西安可以多赚60元。杨水兰于是同意让蔡洋跟着表姑父王超到西安打工。

“人傻傻的，脑子缺一根筋的感觉。之前他在南阳的工地上干了两三年，也是啥都学不成。”表姑父王超说。

外墙粉刷并不轻松，通常没有更安全的施工吊篮，他们就用简易的绳子做防护，吊在建筑物外作业。“就像蜘蛛侠一样，很危险。”蔡玉凤说。

即使在室内，这份工作也需要审慎和运气。有一次在QQ上聊天，蔡洋告诉南阳的朋友张迥，他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过两次，“差点摔出脑震荡”，但是当时张迥不知道蔡洋是不是在开玩笑。

王超也能看出那一段时间蔡洋干得并不开心。他不跟工友交往，也很少说话，只喜欢下班后出门上网。王超训斥他，他一句话都不听。

在网吧里，蔡洋不停地玩一个叫“穿越火线”的网游。这是一款激烈的枪战游戏，口号是“三亿鼠标的枪战梦想”，界面上大大的字迹跳动“兄弟们！战起来！”

游戏里蔡洋的“军衔”是一名下士，总共杀敌4824次，自己也被击毙了7997次。

没有亲人或者朋友对这时候的蔡洋有更清楚的了解。他离南阳村庄里那个家距离遥远，身边只有闹僵的表姑父一人。他只在QQ空间上零零散散地写下自己的想法。

“……想上学”（原文如此）。有一次他用一个奇怪的格式写道。

将近半年后，他又在QQ空间里开玩笑地提到相近的话题：“我想出家做和尚，可是可是连和尚也要大学生。”

即使在长达三四年的QQ说说和微博记录上，也极少有人回复他的内容。看起来大部分时间他像是在自说自话，他的QQ名字也改成了“自舆自乐”（原字如此），恋爱状态上写着“单身”。

到西安不到一年，蔡洋离开了表姑父，自己找了个建筑队跟着干。

“在我最缺人的时候他去跟别人做了，我说过他，他生气就不跟我联系。”王超说。

即使两个人一个在西安，一个在咸阳，只有27公里远，但这对姑父和侄子也只有逢年过节回到老家才会碰面。

“为了今天的两百块继续奋斗”

在项目经理的奥迪车上撒了一泡尿后，他在QQ空间写道：“感觉很爽”。

但是在2011年之后，蔡洋的打工“事业”开始渐入佳境。他告诉朋友，等到那一年的8月底，“我就能挣够一万块钱了。”张迥十分羡慕蔡洋有每天200块钱的工钱，这个收入高出老家许多。

蔡洋在QQ上罕见地挂上了一个状态昂扬的签名：“为了今天的二百块继续奋斗！”

蔡洋和做汽车维修的张迥成为朋友，当时蔡洋短暂地回到南阳做粉刷工程，在张迥的印象中，蔡洋在同龄人里极为开朗，两人经常一起吃饭、KTV。“他豪爽，花钱大手大脚”。

西安的朋友许顺国至今难以相信蔡洋后来成了“打砸抢”中的一员。在他看来，蔡洋还是个小孩，“每回都是乐呵呵的，从来也没跟任何人吵过架”。

除了去西安莲湖区潘家村附近的网吧，蔡洋也经常到许顺国家里蹭网。“他爱说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经常是别人的出气筒”。

但是只要在家里，蔡洋和父亲蔡作林的争吵就不断爆发。村子里六十多岁的老人蔡世刚时常看到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蔡作林至今极为气愤的是，有一次，蔡洋偷偷把家里的电动车卖掉，拿钱自己出去花了。

到了2012年夏天麦收的时候，蔡洋回家和父亲一起帮邻村一家人家盖房子，回西安前，蔡洋又瞒着家里领走了蔡作林两千多元的工钱。

蔡洋外出打工几乎没有向家里寄过钱。蔡家最值钱的家当是几年前买的一台电视，现在也坏了，一家人不得不经常到邻居家去看电视。为了能挣到更多的钱，62岁的蔡作林依然在南阳市区的一家工地上砌砖。

蔡洋一直让杨水兰感到头疼。最让她感到失望的是蔡洋和蔡作林的激烈冲突。蔡洋经常突然对父亲蔡作林发起攻击，“一把就把他爸爸撂倒”。

在村邻眼里，蔡洋也表现出令人疑惑的两面。有时候他彬彬有礼地打招呼，有时候他也会突然粗暴地撂倒客人，“一阵阵的”。

连他最亲密的二姐蔡玉凤也并不清楚他在西安住哪，工友是谁，好朋友是谁，有没有女友。像是在家人的失望中渐渐隐退，他只在互联网上留下一些痕迹。

爱情似乎是他最大的烦恼，占据了微博和说说上最多的篇幅。

“现在什么东西都对我不重要！只有爱情对我才是最重要的！”2011年1月他在QQ空间上说。

“快烦死我了！该怎么办啊？谁帮帮我？”

“烦烦烦烦里我都快要崩溃了。”

“唉……纠结！！！！！”

“在过半个月我就二十了…唉…明年的我还是和现在这样吗？真想找个老婆过日子了。不想在放荡下去了！主阿，赐我个老婆吧！阿门…”（原文如此）

但渴望爱情的蔡洋又听张远喆的歌，把一首《我不配做你男朋友》设为QQ空间背景音乐。

有时候他充满了愤怒。为了下载一个游戏，他新买的智能手机花完了一百块钱的流量，他为此在空间上大骂。

有一次他在项目经理的奥迪车上撒了一泡尿，他写道“感觉很爽”。

他在个人空间里先后四次留下手机号，让朋友们联系他。这些号码有的已经成空号，有的换了机主。

在被抓捕前，他发出的最后一条微博是在9月30日，用新买几个月的智能手机，这可能是他用过的最好手机，安卓系统，触屏的：

“悲摧的90后，90后的我们感觉到幸福了吗？”

“这是爱国行为，我鄙视你”

蔡洋会突然从身后推邻居，“他可能脑子里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

2004年夏天，张瑞太嫁入蔡家，成为蔡洋的嫂子。那时候她经常看到十几岁的蔡洋和村里几个孩子在玩游戏，拿个小木棍站在村里不断地高喊“打倒小日本”。

他至今痴迷于战争片，打开前年上映的抗日电视剧《雪豹》一遍遍地看。“他还特别爱看那个‘731部队’，日本人整毒的那个。”杨水兰说。

在村子里，关于蔡家的“秘密”已流传多年。蔡洋的爷爷蔡近德年老后经常头扎红绳，光着屁股，在大街上拾瓶子。蔡洋的大伯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突然说话含混不清，整夜整夜在村里唱歌。而大伯的女儿二十多岁开始常常光着身子在村里乱跑，最后在自家的院子里上吊身亡。

像是一场难逃的命运，等到蔡洋稍稍长大的时候，让杨水兰和村人担心的一些征兆表现了出来。

“当时只有两三岁的蔡洋经常跟着来村子里卖肉的肉贩，抓着一块一块的生肉吃。”六十多岁的邻居蔡世刚说。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种种怪异的行为随着蔡洋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突出。

在蔡洋十三四岁的时候，村里来了一个收羊的，蔡洋硬缠着收羊的，让其到家将家里的老羊收走，蔡洋口中的老羊却是他的妈妈杨水兰，因为她姓杨。

另一位名叫赵蒲的村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2010年她怀孕期间，蔡洋曾经前后一共三次从背后推她。“他可能脑子里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

“今天参加游行了，头被砸出血了。”

15日晚上游行完，同样的话他跟许顺国和QQ上的张迥都说了一遍。他并没有提及他的致命反击和那把U形锁。在许顺国的记忆里，蔡洋当天就是在他家上的网。

这一天的游行让他意犹未尽，他兴奋地对QQ那头的张迥说：“明天还有游行！”尽管曾经在村子里不断地高喊打倒小日本，但那里只有电视剧和想象的仇恨。但是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身边驶过的车很多就是日本的。

这一天晚上，在山东打工的二姐蔡玉凤也接到了蔡洋的电话。蔡玉凤对他砸车感到极度气愤：“你去砸车正常人都觉得你要赔偿。我们负担不起！”

不过这天晚上，蔡玉凤的一番训斥换来的是蔡洋的反击：“这是爱国行为！我鄙视你！”

“我们下了车，在两边站着，想看看能不能劝他们不要砸。”“都是老百姓辛辛苦苦攒钱买的车，别砸行不行，我们买日本车不对，以后不买日本车了，好不好。”李建利的妻子回忆起当天遇到砸车时努力求饶。 （图片来源 凤凰网/图）

涌出的鲜血

蔡洋下班乘坐的公交车被游行的人群堵住，他很快被队伍的热情感染，汇入人潮之中。

蔡洋似乎并不清楚，他的四下跃起的攻击对李建利造成了什么伤害。

过了两三天，蔡洋用手机上网时发现自己照片和手机号码都被网友人肉了出来。

他给蔡玉凤发去了一条短信，“你看了打砸照片没？”当时正在车间里上班的蔡玉凤心里咯噔了一下。下班后她上网一看，很多网站上有她弟弟的照片。

蔡洋和张迥最后一次联系是在9月18日的早上8点多。两个人在QQ上进行了几分钟的视频聊天，张迥回忆：当时蔡洋人还在西安的一家网吧。蔡洋给他看了自己头上的伤，但当时视频里黑乎乎的，看得并不清楚。

蔡洋还问起家乡有没有游行，随后就匆匆忙忙下线了。

对于15日那天，蔡洋为什么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杨水兰和蔡玉凤及另一位蔡洋的好友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在杨水兰讲述的版本里，9月15日上午，蔡洋所在工地上的吊篮坏了，不能工作。蔡洋和工友们在工地上休息时，听到街道上游行的呐喊声，蔡洋加入了人群。

蔡玉凤和蔡洋的好友的说法则是蔡洋在下班途中，公交车被游行的人群堵住，他准备下车走路回家，但很快被队伍的爱国热情所感染，汇入了人潮之中。

目前还没有其他工友对两个说法作出证实。

现在能够知道的是乡村青年、外来打工人员和蔡洋最终加入了汹涌的队伍。

另一个站在队伍中的青年，曾帮助日系车主调头逃离的韩宠光在西安城墙西门拐角处注意到了蔡洋。在马路栅栏边的一辆车旁，蔡洋大喊，“把车拉出来再翻！”

游行队伍到达玉祥门转盘附近，一辆卡罗拉已经被围成了里三层外三层。旁人已经无从了解，一把U形自行车锁如何到了他手里，他开始把锁砸在西安市民李建利的车上。

51岁的车主李建利情急之下，拿起一块板砖拍在蔡洋的头上，鲜血从蔡洋头上流下来。蔡洋奋力跃起，暴怒完全攫住了这具兴奋的躯体，将手中的U形锁猛力砸下，一下，两下，三下，四下。

激愤的人群在涌出的鲜血前停滞了一下，随即从李建利身边散去。被砖砸得头昏脑胀的蔡洋用T恤捂在头上止血，跟随着队伍继续向前，口号震天。

（应受访者要求张迥、许顺国为化名）

这事儿有特别浓烈的幽默感。

江苏科技大学的首席科学家郭伟教授。

根本就没有上过大学。

学历、学位、个人经历，全是假的。

江苏科技大学在镇江，本省二本就可以上（不在主校区，但是毕业证一样），外省有的按照第一批来录。

知道我们这儿的二本差，但是没想到这么差。

以前觉得理工科不好造假。

现在发现没毛病，只要胆子大，一样可以造假。

他们学校接到举报之后，报警了。

郭教授已经非常成功了。

他厉害在什么地方呢？

1.他真的敢吹；

西安、澳大利亚、日本，三个地方三个大学，但凡有一个校友，这事儿就要露馅。

2.迎合领导的想象力；

你看德国的洪堡学者，是非常高的地位，郭教授就不冒充洪堡学者，他说自己是洪堡青年学者——合理吧，有长江学者，就有青年长江学者，对国内二本大学的山炮领导来说，用我们这儿的规矩去推测外国有什么，非常合理。

3.人家不贪

郭教授人不贪，人没有说上来就奔着南京、复旦这样的学校去，直接扎根二本学校，这就对了，你的学历是假的、身份是假的，那就到更好蒙的地方去，然后再往上走。

郭教授已经成功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省内高级科学家了，我们看这个报道：

江苏省的高层次人才培养计划首席科学家，这个身份是真的。

他已经用完全虚构的假身份，去拿到了一个真身份。

所以问题来了：

1.他搞的那些跟深潜相关的材料，还安全吗？

2.他教的博士生，是不是从头到尾都是错的？

2我觉得好一些，应该他就没上过课，忙着拿钱呢，大师兄教小师弟，损害没有那么大。

据说骗了一些安家费、薪酬和科研经费，牵扯进来有几百万。

科研经费无所谓啊，反正谁拿走都差不多。

你说这么聪明的人，骗点什么不好。

为什么非要来大学呢？

可能真的就是热爱学术，热爱深海潜水和材料事业，希望以自己为千金买马骨，让我们这尽快强大起来吧。

p.s

郭伟这个劲头，有点像2016年落马的卢恩光。

卢恩光是个很逗的人，山东阳谷县的，过去是个民办教师，做生意挣了钱，但是想要当官，就一路买官，砸钱当过报社社长，一些协会的负责人。

借助这条路曲线入编，真的当上公务员了，劳动保障部的巡视员、副主任、副局长。最后，调入司法部，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入党材料、工作经历、学历、家庭情况等全面造假，长期欺瞒组织；金钱开道，一路拉关系买官和谋取荣誉，从一名私营企业主一步步变身为副部级干部。”

卢恩光后来行贿、单位行贿罪（注意，是行贿）判了十二年，处罚金300万元。

他真的就是纯粹地热爱做官。

作者：江雪

被砸后50个月，李建利右边身体仍然不能活动，双腿只能慢慢走上100米，“砸日本车，那不都是中国人的血汗？”他说。

2016年11月9日下午，西安明城墙内的中心医院。老旧的住院部楼上，45号床的病人李建利，正拖着残疾的半边身子，在楼道里缓慢挪动着脚步。

自从2012年的9月15日下午，被一名叫蔡洋的“爱国青年”用摩托车U型锁砸穿了颅骨，今年55岁的李建利，已在同一间病房里度过了四年零两个月。

50个月，新的头皮长了上来，弥合了被用钛合金补上的头顶，但看起来还是坑坑洼洼的，稀疏的头发也掩盖不住。严重的后遗症夺走了李建利过去的强壮与灵活。经过两次开颅手术，他的右边身体，至今仍不能活动， 右手指合拢如“鸡爪”状，无法抓握。

每天六点，李建利在附近报时钟楼里传来的“东方红”乐曲声中醒来。妻子王菊玲照顾他洗漱，吃饭，再去康复室。每天，妻子要帮他做两、三个小时的康复训练：戴特制的手套，但只有偶尔能够成功，大多时候，戴不上手套，他沮丧到想哭。

如今，李建利能自己慢慢走上100米。他常在楼道里扶着墙移动，周围病人的情况都清楚。不久前，隔壁的“47床”死了，他心里难过了很久。另一张床上躺着一个在2008年汶川“512”地震中受重伤的年轻人。李建利和他们聊天，缓解心头的郁闷。大多数时候，他都关紧病房的门，仿佛这样就能把生死无常、病痛呻吟和药水味儿都关在外面。

但每天门都会被推开，护士会送来医药费单据。到11月9日这天，单子上的费用已达80万7168.97元。医院并没有直接催要医药费，据说“政府会管”。但政府代蔡洋赔偿的50万，3个月前才刚刚打到账上，药也从那个时候被停了。

病房的窗外总是灰蒙蒙的。李建利偷偷在水杯里养了三棵绿植，放阳台上，郁闷时会看一看。 “就这样熬着吧，”王菊玲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里。

下岗开出租，终于熬出了辆丰田卡罗拉

2012年9月15日，对李建利来说，是一生的“劫数”。在他看来，这一年一直“不太平”。

当年4月，中国和日本关于钓鱼岛的争端开始升级。7月，日本政府称要在年内将钓鱼岛国有化；8月，香港保钓人士在钓鱼岛登岛，被日本警方拘捕；9月10日，日本政府正式购买钓鱼岛……这一切，在中国的政府和民间，都激起强烈抗议。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报导，不断渲染的气氛，使得愈临近日本侵华战争开端81周年的9月18日，气氛愈加紧张。在北京、深圳等大城市，开始爆发反日游行。

即便如此，李建利从来没有想到，一直“很爱国”的他，会倒在“爱国青年”反日游行队伍的围攻之中，头骨被砸穿，他在完全昏迷之前的最后一个意识，是看到妻子掏出一张被血浸透了的人民币，递给送他到医院的出租车司机。司机拒绝了，吼着：救人要紧！

李建利是土生土长的西安市民。1961年出生，家在城墙内一条老巷，巷边都是上了年岁的国槐，平静安详。在李建利的记忆中，除了“文化大革命”、1989年六四运动那些特殊的时刻，这座城市一直是平静的，直到2012年的9月15日——这一天，内地有50多个城市发生反日游行，多地游行演化成骚乱，西安是其中最为激烈的一个城市。

“这是咱中国产的车，天津一汽的，不行你们看标志……”“以后我们不开日系车了，好吗，求求你们……”

这一年，李建利51岁。之前他是西安市莲湖区一家集体企业的工人，1993年前后，集体企业改制，还不满40岁的他和妻子“响应国家号召，为国分忧”，双双下岗。之后，他们几乎一无所有。

为了生存， 他和妻子开起了租车。他们凑了所有的钱，在1994年买了一辆白色“夏利”。 这个心灵手巧的男人，爱车，喜欢钻研，曾把一辆出租车的发动机拆下来，自己组装，他此后的命运，也似乎一直和车有关。

开出租车的那几年，为了省钱，夫妻俩不雇司机，丈夫夜班，妻子白班，风里来雨里去。1990年代的西安，治安不好，抢劫出租车司机的事情常常发生。李建利两口子都被劫过。王菊玲到现在还记得，一把冰凉的刀抵住自己的脖子，她把身上所有的钱都交了出来，最终逃过一劫。

就这样干了五六年，日子极为辛苦，但终于攒下了点钱。2000年前后，夫妻俩都不愿意再这么辛苦下去，就卖掉出租车，和4S店合作，帮人办理二手车的中介手续等。李建利对车熟悉，两口子人又勤快，利用过去的人脉，生意不错，一年能有10多万的收入，生活渐渐好了起来。

2011年，他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第一辆车。李建利精心挑选了一辆丰田卡罗拉，天津一汽产的，省油，实惠，他们很满意。和当年赚下第一桶金的夏利一样，这车是白色的，亮亮堂堂。夫妻俩商量着该给大儿子筹办婚事了，婚期就定在2012年底。

“这是咱中国产的车，不信你们看标志”

2012年夏天， 李建利夫妇帮儿子装修婚房，天天跑建材市场 。9月15日这天，装修基本完成了，他们去西安北郊的建材市场买灯。

一早出门，他们就听说当天有游行，但没太往心里去。李建利想，游行都在市中心，建材市场在城郊，另外，游行半天也就该结束了。买完灯，夫妻俩和儿子儿媳吃了午饭，开车回家。到了环城西路，离家也就两三公里的地方，却发现游行还没结束。

他们被包围了。

前面是辆五菱面包车，后面是辆“猎豹”，李建利夫妻俩的丰田卡罗拉在中间，白亮耀眼，三辆车的前后方都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很多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拎着木棍、砖头等等。

李建利的车陷在人群中无法动弹，路中有隔离栅栏，他没法掉头，只好慌忙下车，给围拢在车旁边的人解释：这是咱中国产的车，天津一汽的，不行你们看标志……妻子也给那些年轻人忙不迭解释着：以后我们不开日系车了，好吗，求求你们……

哀求没用。有人开始砸车的挡风玻璃了。

4年后，李建利说：我被砸倒的路旁边，就是治安局的办公楼。

李建利拉住一个壮小伙（事后才知道他叫蔡洋），带他到车后边，专门让他看车的标志，可包围者们压根听不进去。李建利从一个砸车者（事后知道叫寻建奎）手里抢来一块砖，想着自卫。此时，看到蔡洋又要砸车，李建利拿起砖就拍了下去，一瞬间，蔡洋的头流血了，李建利心里立即就怕了，把砖扔到了地上。没想到，此时的蔡洋，抡起手里的U型锁，朝李建利头上砸了下来：一下、两下、三下、四下……李建利瘫倒在了车跟前，血混合着白色的脑浆从头顶喷了出来。

妻子王菊玲大哭着，尖利地呼叫着，周围的人全都在拍照。有摄像头拍下了这一幕。

有人帮助王菊玲，终于拦了一辆出租车，她拿了一大卷卫生纸，捂住丈夫的头顶，血汩汩地从她手缝中间冒着。车到环城西路北段内的玉祥门，执勤的交警见状，让警车开道把他们送到了医院。

到玉祥门之前，李建利夫妇一直没有见到警察。4年后，李建利说：我被砸倒的路旁边，就是治安局的办公楼。

“爱国”砸了李建利，洗劫了西安城

砸断了李建利人生的“915”，也让西安这座古城遭遇了一场以爱国为名的洗劫。当天在西安城区内的多条主干道上，都发生了打砸抢事件。

在南二环，一位年轻的母亲带孩子去公园时，被呼喊着反日口号的人们包围。她跪在地上哀求，也未能阻止心爱的车被砸 。在一些地方，有游行者翻过围墙，进入停车场，打砸、掀翻那些日系品牌的车辆。

在市中心的钟鼓楼，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 钟楼饭店内有两位日本客人受到围攻，武警出动保护日本客人，并和人群发生冲突。

在城市的其它地方，打砸抢的行为没有得到警方的有效制止。一位目击者在微博上直播他看到的情景：陕西省政府外的西华门附近，山葵、索尼店被一伙人砸毁，连门口的矮树都被拔起来扔在地上。另一位目击者播报：一位女士因为车被砸，急晕过去。外面有救护人员抬着担架进来，结果担架被没收，救护人员被打跑。一些人在路边搜寻身着日本品牌服饰和拿着日本品牌相机的人，一名外国游客的“尼康单反相机”被砸。一位大学男生，因为身穿川久保玲的针织衫，被人扒光了衣服，只剩一条内裤……

而在西起玉祥门的莲湖路，一伙人把一家已经关了门的4S店铁门撬开，店主跪在玻璃渣上哀求，因为一位回族老人出手相救，施暴者才悻悻离开……

“毕竟群众是表达爱国热情，这中间的度不好把握，”有不具名的西安警察在“9.15”之后这样对媒体表示。

下午4点多，李建利被送往医院时，暴力还没有停止。西安本地一家草根信息网站“在西安”（网站、微博、微信已在内地被封），于当天接到上千条目击者和受害者的信息。

9月15日当夜11点半，手术结束，李建利还在病房里和死神搏斗。

9月16日，西安本地的媒体无一字报导这场骚乱，但发布了 西安市公安局“坚决制止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的公告。警方开始控制事态，在西安城墙的各个城门口，派驻了武警把门 。城区内处于戒严状态。10月2日，蔡洋被捕。

10月8日，西安的两位市民——江雪和王天定，向西安警方提交了“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布有关“915”当天的公共信息。他们没有得到回应。

但警方没有否认，在“9.15”当天的西安，面对打砸抢的现场，面对骚乱的人群，他们基本保持了沉默。“毕竟群众是表达爱国热情，这中间的度不好把握，”有不具名的西安警察在“9.15”之后这样对媒体表示。

李家4天撤诉，警察驻守病房两年

李建利保住了性命，9月18日从重症监护转入普通病房。“915”事发后，舆论汹涌，10月11日，李建利的家人向西安莲湖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西安市公安局行政不作为，并索赔损失。

但仅4天，这场诉讼就被瓦解了。

王菊玲回忆，“915”之后那段时间，来了很多记者，警方开始应对各路试图进入医院采访的记者。“一直有警察在这里，白天晚上。他们也辛苦。晚上就睡在楼道上，”王菊玲说，有一次，来了一位记者，自称是韩国的。刚说两句话，就被警察请出去了。还有一次来了一位美国记者，但连门都没有进来。

10月14日到15日，警方与李家洽商了一天半，李家获得了6万多元的补偿——已支付的医疗费用，15日下午，在警方的陪同下，王菊玲去莲湖区法院要回了诉状。对此，李家的解释是，公安局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政府，“我们只好相信政府。”他们也为两个孩子担心，担心“和政府对着干没有好处”。

李家撤诉，警方并未撤离病房。按照王菊玲的说法，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两年，到2014年8、9月。人们也渐渐忘记了他们。

“就这样熬着吧，”王菊玲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里。

2013年11月，“915”发生一年后，蔡洋被法院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判决认定，由蔡洋赔偿李建利的医疗费等52万余元。但这显然无法实现。 蔡洋家在河南农村，在西安打工，本身就极贫穷， 根本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来。

警方承诺政府可以代蔡洋完成这个赔偿——这也说服了李建利家人撤诉。但直到2016年8月，这个承诺才得到履行。不久前，莲湖区法院将50万元打到了李建利家的账上。

王菊玲说，从8月份拿到“补偿”开始，医院里的药也停了。如今，他们想回家，但又不敢轻易出院。李建利失去了工作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需要人终身照顾。她也担心他发生其它的并发症。出了院，将来的日子，漫长得让人发愁。但是老在医院里，也不是个滋味。

“砸日本车，烧日本货，那不都是中国人的血汗？”

在蔡洋被判刑之前，2013年7月，西安的四个区级法院，宣判了9起关于“915”打砸的案件。其中打砸了4辆日系车的一名被告人王刚，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10个月。另外有11人被分别判刑。但大多数参与打砸者，已很难得到追惩。

四年过去了，“915”带给城市和人的伤痛还在继续。文化程度是高中毕业的李建利，之前很少关注日本。2012年9月15日之后，他开始关注和日本有关的新闻。“我在电视上看到，很多人去买日本马桶盖，结果还是中国产的。”

“我们这代人经历过文革。我就担心呢，哪天暴徒闯到家里了怎么办？”

他有时想，中国人真是“极端得很，也狭隘得很”。“砸日本车，烧日本货，那不都是中国人的血汗？日本没有一点损失。”但同时他觉得，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去日本了，毕竟，招来这么大的灾难，还是和日本有关。

李建利的弟弟在医院上班，每天来看哥哥。他是个爽朗的中年人：“我不恨日本人，都是人啊。可我现在也不会买日货了。”弟弟把电视换成了“康佳”，空调也用“美的”。“我们这代人经历过文革。我就担心呢，哪天暴徒闯到家里了怎么办？”前一阵子，定居在日本的表妹要给他一辆自行车，明明知道质量好，他也没敢要，“怕惹祸”。

52岁的王菊玲，学历是初中肄业。在医院的日子让她郁郁寡欢。这4年里，除了两个儿子都结了婚，抱了孙孙，王菊玲没有什么高兴的事情。“反正我还是恨日本人。他们不抢钓鱼岛，不就没这回事了？”和很多她这个年龄段的人一样，她的信息来源是看看微信朋友圈，发一些养生的东西。也看看电视，看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现在是南极时间11月16日上午6点钟，在这片远离尘嚣的纯净之地，我热烈祝贺新东方32周年的生日快乐！现在的南极几乎24小时充满阳光……”

老俞似乎没有意识到，当他在南极享受阳光之时，他的很多员工已经连续上了十几个小时的课，为自己的脱发、肾虚、以及勉强够还房贷的工资而发愁。

南极的极昼，阳光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办公楼的深夜，灯光也常明不熄。

这是同一家公司的两面，也是两种不相通的人生。

说实话，俞敏洪的这封信，是发错对象了，如果他是发给正在搂着超模的合伙人和股东们看，或许会赢得“老俞也是不闲着”的赞许。

但给自己的员工看，简直就是“麻木不仁”。

这封内部信全文提及17次“我”和5次“南极”，却新东方员工当下的工作压力鲜有提及。就像雷布斯这两天怒怼媒体断章取义，却丝毫不提那些被大火带走的生命。

口口声声梦想，字字句句吃人。

有新东方的员工在社交媒体调侃：

“今夜，所有xdfer（新东方人）都是南极人。”

“亲爱的老板，你虚无又狡黠的红字，仿佛在不经意间炫耀着你那被员工血汗染透的成功。”

一些人在南极看冰川，一些人在办公楼熬夜。深夜的工位上，有人双眼紧盯着续费率报表，有人反复修改着明天的课程方案。

但在南极的冰雪世界里，老俞看到的是“浩瀚的洁白、翡翠般的冰山和无边的宁静”，冰川在极昼的阳光下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其实这种反差也是合乎逻辑的：

没有员工的熬夜加班，哪有老俞看“地球的极圈正五彩斑斓……”

据网友统计，俞敏洪乘坐的“夏古号”邮轮一人入住价格最高为148万元，人均消费30万。

而新东方教师月平均工资约8000元，一趟南极旅行费用相当于一位普通教师连续工作多年且不吃不喝的全部收入。

当俞敏洪在邮轮上举杯欢庆时，他可能没有想到，自己的员工正在出租屋里盯着KPI发愁。当他在颂扬企鹅精神时，绝大部分人一辈子都见不到南极企鹅的肉身。

“南极没有牛马，牛马会冻死饿死，南极只有牛马的主人。”

俞敏洪终于用“背单词”“考研留学”，把南极企鹅兑换到手了，这是“优绩主义”最完美的自恋循环：

老板用员工的加班时间，兑换了诗和远方，然后回头告诉员工，这就是奋斗的意义。

放在多年前，俞敏洪的励志叙事曾是无数人追捧的精神标杆。

但今天，这份精神引领却失灵了，今天的年轻人需要的是被看见、被尊重。

俞敏洪却还在习惯性地使用着老一套——以自己和自己的事业来作为激励的素材，把自己打造成KOL，引起教徒们的顶礼膜拜。

曾经，董宇辉和俞敏洪在直播间互动时说：

“一群活在阴沟里的人，每天指责阳光耀眼，他用道德来要求你，因为你有道德，但你没法用道德要求他，因为他没有原则。”

俞敏洪表示赞成：“这种活在阴沟里的人，很容易把活在阳光下的人，或者说给人阳光的人拉下去。”

你看这两位，一唱一和，阳光积极，寓意深刻。

但只要仔细一品，就会发现这不过是两个“成功人士”的商业互吹，甚至还还有点对平凡者的恶毒：

只要是人，就没有一个想生活在阴沟里，你看见了，能伸手拉一把，你就是阳光。你看见了，上去砸砸嘴，露出鄙夷的神情，你也就是阴沟本沟。

就拿老俞来说，从徐小平到董宇辉，合伙人走了一批又一批，难道他们不想始终靠近阳光吗？

万物生长，没有人会嫌太阳耀眼，除非你是假太阳，是监狱铁架上的探灯。

赚钱了就是赚钱了，对自己的用户负责就好，对自己员工慷慨了就行。

不要在安全的时候勇敢无比、在免费的时候慷慨激扬、在浅薄的时候煽情励志、在骗人的时候真诚大方。

追逐太阳的时候，希望你们这些爱把梦想发在微博上的企业家也保留点人性，善待自己员工，善待自己用户。

至于良心，可以没有，咱也就不强求了，毕竟股东们也要赚钱嘛。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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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南宁的朱女士因“拉人进微信群”遭湖南石门警方跨省传唤，原因是她涉嫌“侮辱的行为”。朱女士就“被跨省传唤”一事向石门县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11月16日，她收到了石门县公安局的不予处罚决定书，被认定违法事实不成立。

据南国早报报道，9月28日上午，正在开会的朱女士被传唤。她看到有8人站在工作单位门口，其中5人来自石门县公安局。一名民警称，她被传唤的理由是涉嫌侮辱的行为，并给了她一份石门县公安局传唤证。

朱女士称，她自认为没有侮辱过他人，当时民警也未告知具体的侮辱行为，所以她拒绝在传唤证上签字。

随后，她被强制传唤，带到南宁市公安局青秀山风景名胜旅游区分局。在该局的办案中心，对方对她进行了搜身，将她随身携带的手机、记录仪和录音笔放进储物柜，并让她换上了一件橙色的马甲和拖鞋。

朱女士说，民警称她拉高某入群后，对方转发了一篇涉嫌侮辱他人的文章。

“我问他们，我哪个行为涉嫌侮辱，对方没有回答。”朱女士说，自己并不认识高某，事后她查询发现，这篇文章涉及湖南省石门县纪委副书记吴某军，在被举报后文章已删除。

朱女士还表示，有一名刘姓博主一直在举报吴某军，并在网上征集对方的违法违纪线索，自己并不认识刘某，“我之前维权的事也被刘某写进了微博，所以他们怀疑是我指使刘某写的文章。”朱女士说，她被警方跨省传唤，或许和她之前的维权经历有关。

当天下午，警方结束询问后将朱女士送回单位。

“他们让我坐在审讯椅上，限制我的肢体动作，甚至连喝水都要请示。”朱女士说，如果自己或群友涉嫌违法，她有义务配合警方调查，但民警在传唤过程中的行为已涉嫌滥用职权。10月10日，她向石门县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石门县公安局曾于10月17日回复称，警方是接到群众报警后依法开展工作，已接到朱女士的行政复议申请，会在规定时间内按程序回复。

11月16日，朱女士称收到了石门县公安局寄来的不予处罚决定书。

该决定书显示，2025年9月18日、20日，吴某军、孙某英分别向公安机关控告：其被网络侮辱诽谤。经查，有证据证明高某被朱女士实名注册的微信号拉进石门县多个微信群后，转发了侮辱、诽谤孙某英、吴某军名誉、人格的博文。因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高某所转发的博文系朱女士要求转发，故违法事实不成立。根据有关规定，决定对朱女士不予处罚。

关于此事，有网友表示“公民有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义务，但警察也不能滥用职权”。

那么，朱女士的行为是否涉嫌“侮辱他人”呢？

北京执诺律师事务所行政法律事务部主任朱久林律师向“法度law”分析认为，侮辱是以暴力或者辱骂等行为方式，公然贬损他人人格或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根据目前的新闻报道，朱女士只是将他人拉进群聊，并不构成侮辱。

朱久林律师说，警方是否涉嫌滥用职权，还需要相关部门进行判断。“但本案在办理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太合理的地方。首先，警方在受案时，朱女士没有任何初步的违法事实，所以警方不应该作为行政案件来受案。其次就是在传唤的过程当中，警方应当告知被传唤人传唤的理由。此外，被传唤人到办案中心后，警方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与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相悖。”

朱久林律师表示，对于违法的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或者行政复议，追究相应的行政违法行为的责任。

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言论，破坏了中日关系。

最近很多人都在骂她，也在骂日本。两国的关系极速降温。

中方甚至还发出了旅行警告，说日本太危险了，不要去旅游。

反正每天与日本相关的话题，一直待在热搜榜上。

而今天，我看到日本官员低头听中方讲话的视频，也上了热搜。

视频中中方官员气质碾压日本官员，日本官员一直在点头哈腰，看起来就像领导在训话。

而胡锡进也发了这条微博，并配上哈哈大笑的表情。


虽然我也想中国胜利，但从这张照片来看，似乎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因为我也接触过一些日本人，日本人出于长期的礼貌训练，说话一直都是点头哈腰的。

我刚毕业那会儿，在工作上，接待了日本客户。那个日本客户，说句话就对我点头哈腰，一个中年人，对我一个小年轻，点头哈腰，甚至鞠躬。

搞得我也要回礼，跟着点头哈腰，接待两小时，腰都要断了。

后来又去了两次日本旅行，这样点头哈腰，真的就是日本人的日常。

所以，我们看日本官员的表现，好像只是出于礼貌的点头哈腰，虽然看上去确实在表面上，中方占据上风。

那气质，那眼神，很有感染力。但实际上，还是要从谈判结果多方考虑。有没有达成目标。

而胡锡进的评论区，除了有几个跟着嘲笑的评论，更多的人在嘲笑他是阿Q。觉得这样的意淫没什么意义。

而且很多人也都知道日本人的礼仪。


所以评论区的网友，还是有很多清醒的。这样的自嗨没啥意义。

是啊，中日两国的矛盾，就是要从各个方面打败日本。

要从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民生等等方面击败日本，而不是用别人的礼貌来自嗨。

所以老胡这哈哈大笑，他到底知不知道这是日本人的礼貌行为？还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

这样让大家以为，我们陷入一种，又赢了的胜利的情绪，而掉以轻心。

我只想提醒大家，不要因为日本人点头哈腰，就放松警惕。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大家觉得呢？欢迎留言区讨论。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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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碳简报 (Carbon Brief)：是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网站，专注于报道气候科学、气候政策和能源政策的最新动态。

一、被困在数字之网：中国对朝鲜脱北者的数字监控

11月13日，朝鲜人权数据库中心 (NKDB) 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结果指出，中国的数字监控系统并没有放过在华的“朝鲜脱北者”们，反而成为控制他们的工具：脱北者既被默许滞留，也被数据监控系统持续记录、识别与追踪，处于“被允许存在，但不被允许隐藏”的灰色地带。

报告封面

首先，报告指出，中国官方长期将朝鲜脱北者定义为“非法入境者”，并保留随时遣返的政策选择。然而，自习近平上台并于2013年启动“天网工程”以来，地方公安愈发依赖数字技术管理这一群体。比如，在北方乡村地区，对于一些被贩卖、与中国男性建立事实婚姻的朝鲜女性来说，一旦身份被发现，当地公安就会要求登记姓名、出生地、家庭成员、居住地，甚至采集指纹、虹膜与血样。

许多受访者起初误以为，这种登记是取得某种“合法身份”的预备步骤。然而报告强调，这实际上构成了一套从“身份识别—登记—持续上报—监控”的技术化治理体系，逐步让她们陷入无法摆脱的监控网络。“她们无法看到监控自己的公安机关，却被这些机关随时通过手机定位、通话拦截、强制上报等方式观察。”

报告显示，86.3%的脱北者在中国拥有智能手机，而其中近三成意识到微信等应用可能被公安用于监控。部分受访者表示，当地公安会要求她们安装特定APP，照片自动记录时间与地点，“发出去的每一个图像都将像是一张行踪汇报单”。

50%的受访者直言，他们“感觉手机受到监听”，有人认为通话被拦截，有人觉得聊天记录被查看。心理压力由此成为一种“日常性内化的监控机制”，促使她们主动规避、主动汇报，呈现类似“数字全景监狱”的效应。疫情期间，这种控制进一步加剧。没有身份证的脱北者们无法申领健康码，无法穿越村落与检查站，只能依赖熟人代购食物。其中有36%的受访者表示，即使生病也因害怕暴露身份而选择硬扛，不敢就医。

朝鲜人权数据库中心指出，29.4%的受访者曾被公安采集生物信息，19.6%曾被要求进行身份或户籍登记。许多人在登记后虽未立即被遣返，但被要求定期向公安汇报动向——即便公安没有明确要求，有些人也会“主动天天报备”，因为深知自己的“非法居留”身份随时可能被利用。报告指出，这种“自我规训”是数字监控的关键：监控并不是始于暴力，而是通过不透明的权力关系，让弱势者主动顺从。

在接受访谈的脱北者中，不少已在中国生活数年甚至十余年，建立了家庭与事业。然而，从2020年起，随着公安更频繁要求“出行前报备”“安装指定应用”和“上报家庭照片和定位”，越来越多人感到“不逃走就会被抓住”。

在调查中，51.8%的受访者离开中国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身份证导致生活极度不稳定”，另有12.9%因担心“假身份随时会暴露”。对她们而言，中国的数字监控不是抽象的“科技治理”，而是切实改变命运的高压系统。

最后，该机构强调，外界常将关注点放在“强制遣返”事件上，而忽视了脱北者在中国生活期间承受的“长期、持续、无形的压迫”。中国的数字监控技术原本用于治理公民社会，却在制度性歧视下成为管理“无证群体”的强力工具，让脱北者“在被允许留下与被随时驱逐之间摇摆”。

二、中国电动汽车快速普及助力中国降低碳排放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其减排目标能否实现将对全世界的气候变化造成深远影响。今年上半年，专注于气候变化的媒体碳简报 (Carbon Brief) 就曾刊文，表示受益于清洁能源政策，中国的碳排放增长在过去一年出现逆转。

在今年第30届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碳简报再次发文，表示“自2024年3月起，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连续18个月持平或下降”。其中，2025年第三季度，中国排放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文章封面截图

该机构虽然尚未确认全年是否净下降，但文章认为，在九月录得约3%同比下降后，“全年总量下降的可能性显著增加”。不过，文章也强调，这依然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排放量是否真正下降，还将取决于第四季度的走势。

具体来看，不同行业的表现分化明显。该机构将这次碳排放并未增长的主要原因归功于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的快速普及使交通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比下降了5%。另一方面，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收缩也使水泥与建筑材料生产相关排放在三季度同比下降7%，而金属行业（如钢铁）则下降1%。”

此外，作为二氧化碳排放的主力，2025年第三季度中国电力相关排放同比基本持平。文章将原因同样归结于能源转型：尽管用电需求大幅上升（增长6.1%），但可再生能源增长迅速。“2025年第三季度，太阳能发电量同比增长46%，风能发电量同比增长11%。”这意味着太阳能、风能等非化石电源几乎覆盖了新增需求，因此化石燃料发电排放才得以保持平稳。

然而，中国化工行业却出现排放增加的问题。包括塑料、化纤、乙烯等行业的产量大幅增长，从而使石油需求、油制品消费在除交通以外的部门增长了8%–10%。文章表示，如果这一情况持续，可能会抵消其他行业减排的努力。

不仅如此，报告虽然称赞中国的碳排放进入“不增长”阶段具备象征意义，但中国在“碳强度”（编者注：碳强度是指每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排放峰值”方面仍然面临重大挑战。比如文章指出，中国的2021—25五年规划强调的碳强度下降目标为18%，但该机构估计，到2025年底预计只能实现约12%的降幅。而在排放峰值方面，报告表示中国虽承诺“2030年前”达到排放峰值，但尚未公布明确的峰值年份。

最后，报告表示：“为了实现其2030年的主要气候承诺，即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65%的碳排放强度，中国需要在未来五年内减排约22%—24%。”而要实现这一目标，该机构认为中国的能源转型迫在眉睫，“清洁能源的增长率需要远高于中国在2035年承诺的每年新增200吉瓦风能和太阳能装机容量的最低水平——除非能源需求增长率出现急剧且意想不到的放缓。”

三、中国记者董郁玉狱中荣获2025年国际新闻自由奖，保护记者委员会呼吁立即释放

本月底，保护记者委员会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CPJ) 将在纽约举行第35届年度国际新闻自由奖颁奖典礼，以表彰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自由捍卫者。今年共有五位获奖者，分别来自中国、厄瓜多尔、吉尔吉斯斯坦和突尼斯，“以及一位美国新闻自由的捍卫者”。其中，中国的获奖者是2022年以“间谍罪”被逮捕入狱的记者董郁玉。

文章封面截图

据悉，董郁玉是一名中国资深记者，曾任《光明日报》社评论部副主任。2022年，他与一名日本外交官共进午餐时被捕。2024年11月，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判处其七年有期徒刑，董郁玉于次月提出上诉。2025年11月，其上诉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维持原判。

保护记者委员会表示：

他的文章被广泛认为倡导中国进步改革，包括支持法治和宪政民主。董先生也曾为《纽约时报》中文网站撰稿。董先生的入狱凸显了中国以间谍罪和危害国家安全罪名打压记者的趋势日益增长。

11月13日，保护记者委员会在得知北京高院维持原判后，立刻发表了一篇声明，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董郁玉，并允许他与家人团聚。

保护记者委员会亚太区主任易碧丽表示：“这是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决定。今天的裁决表明，中国决心不给董宇宇应有的公正”，“与外交官对话是记者的日常工作，而不是间谍活动。中国必须立即释放董宇宇，否则就是在向世界发出一个信号：其宣称的公开对话目标不过是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