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刷视频才知道到了先锋书店近期进行了一系列“去网红化”的改造，十字架标识也被替换，说是要体现书店主动回归阅读本质、净化空间、重申其作为“人文地标”初心的坚定选择。说心里话，这十字架的绝版，像是一场无声的告别，不评价，只说本人的一点感受。

原本十字架的存在与否对我而言，根本也没那么在意过，前几天刚去看了半天书，压根儿就没注意到那“十字架”还存在与否？

不过先锋书店的十字架早已不是单纯的装饰，更像是精神坐标，是当年先锋书店创始人钱小华个人信仰和理念的象征，他将其视为“苦难生活的见证”和“人生的永恒追求”。它并非宗教符号，而是寓意着精神的指引、心灵的庇护与救赎，旨在为城市中喧嚣的人们提供一个宁静、神圣的灵魂栖息之所……作为创始人钱小华个人信仰的直观投射，更多的是赋予"向上向善"的精神隐喻。

在这座由防空洞改造的地下空间里，这个发光的符号与坡道书架、旧书收银台共同构成独特的文化景观，让先锋书店在同质化的实体书店浪潮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南京一道靓丽的风景。

十字架的绝版，像是一场无声的告别，拆除虽属实有点可惜！不过，总好于被喧闹的网红流量打扰…回归阅读的本真也是蛮好的！正如看到的“………撤掉十字架等装饰并非孤立行为，而是书店整体去打卡化策略的一部分，旨在通过淡化地标元素来减少非阅读目的客流，将空间优先还给读者，从而回归服务阅读的初衷……”
   
哈哈哈，突然就懂了那句“不是你想看的风景都会在原地等你的”

在西安华清池的氤氲水汽与唐风古韵中，一尊建于二十多年前的杨贵妃雕像静静伫立，曾是盛唐气象的诗意象征。然而近日，这尊承载着历史想象与艺术审美的塑像，竟因“裸露”之名竟要被穿上一件突兀的“花棉袄”——贵妃娘娘的玉体要严严实实裹起来，不可“暴露”，网友把效果图都做出来了。

这一幕荒诞得令人失笑，却又笑中带悲：给大卫穿裤衩、给蒙娜丽莎戴抹胸这种话题一次次上热搜，这不只是个别“卫道士”的无端作妖，更是一种文化认知的集体倒退，是时代精神在某些角落悄然退潮的警报。

同样的戏码，早不止上演于华清池。黄河壶口瀑布景区内营业的小毛驴因为偶尔想起它的女朋友而不合时宜的生理兴奋竟被投诉“有碍观瞻”，于是小毛驴们都被强行戴上了一个滑稽的“套子”。本国有些女性已经纯洁到脆弱、奇葩、滑稽、荒诞的地步了。都不知道她们的孩子是不是因牵手而受精怀孕……你们可以正常一点吗？

这些事件的荒谬性，其实还不在于有人提出奇葩意见，毕竟锑这玩意哪里都有啊！而在于相关部门无脑地“秒速整改”。你不能一接投诉，就无条件“整改”；不能一有争议，就无条件退让与妥协。真正的公共治理，应有底线，也应有风骨。

面对不合理、非专业、甚至带有明显偏执色彩的投诉，管理部门若不加辨析便立即“平事”，实则是对公共审美、文化尊严与艺术自由的双重背叛。这种“宁可错改，不可错放”的懒政思维，助长了极端保守主义的气焰，也助长了“人人皆可审判艺术”的民粹式审查。

杨贵妃雕像建于二十多年前，彼时社会虽不如今日信息发达，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艺术表达的宽容，反而更具底气。那时我们尚能欣赏“回眸一笑百媚生”的风华，尚能接受盛唐的开放与自信；而今，技术更先进、信息更通达，某些人的精神却愈发紧缩，审美愈发贫瘠。这难道不是一种讽刺？

时代的进步，不该表现为对美的遮蔽，而应体现为对多元的包容。可如今，我们却在用“马甲”和“套子”为历史与艺术“消毒”，仿佛唯有如此，才能换取虚假的“纯洁”、“清净”。

这背后，是一种日益泛滥的“道德过敏症”。

它不源于真正的道德修养，而源于认知的狭隘与审美的匮乏。

简单说就是源于无知！

这次连胡锡进都看不下去了，义正严词指出：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有能力区分“艺术表达”与“低俗挑逗”。若连古典雕塑、传统人物塑像都无法容身，那我们的文化自信从何谈起？若公共空间只能容纳千篇一律的“安全形象”，那创新与思想的火花又将在何处点燃？

更深远的危机在于，这种“投诉—整改”模式正在形成一种恶劣的示范效应。美术馆展览因“可能引发不适”而撤下作品，公共艺术因“个别观众不满”而被迫修改，创作者在动笔之初便自我审查：“这个会不会被举报？”长此以往，公共文化空间将沦为“无菌室”——干净，却无生命；安全，却无灵魂。

我们当然要尊重公众意见，但尊重不等于盲从。

公共管理需要倾听，但更需要判断。不能因为有人“看不惯”，就让整个社会为个别人的狭隘审美买单。黄河壶口的毛驴不该戴套，杨贵妃也不该穿马甲。艺术有其语境，历史有其真实，审美有其尊严。我们不能让少数人的“视觉不适”，成为扼杀美的理由。

悲剧的是：时代的倒退，往往不以战火与动荡为标志，而以“温和的保守”悄然完成。当人们开始为雕像穿衣服，为毛驴戴套子，为历史人物“正名”，他们自以为在守护道德，实则正在拆除文明的基石。

真正的文明，不在于人人穿得严实，而在于人人拥有理解美、尊重差异、包容多元的能力。

我们需要一个敢于直面真实、拥抱多元、尊重艺术的社会。 让雕像站立，让艺术呼吸，让思想自由——这才是对文明最基本的尊重。我们不能将审美的阵地交给一群醇货啊！ 否则今天是贵妃穿马甲，明天还不知道出什么幺蛾子呢！

—– THE  END——

要求加外套的人内心一定很肮脏不堪

和罗永浩，又开始作妖了。

他先是承认西兰花是在冤枉西贝。

食品工业的朋友们跟我说，冷冻西兰花成本确实更高，所以西兰花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冤枉的(其他的基本都不冤，甚至不能算"黑"，因为他家大部分就是预制菜!!!这个事实，靠撒谎、偷换概念，请黑公关都改变不了)

但是，他连道歉都不屑于，他可是带头攻击西兰花的人，传播过反智舆论，就这么轻轻放下自己？严以待人、宽以待已？

食品工业的朋友，会仅仅和他说冷冻西兰花更贵么？不可能，冷冻西兰花比在市场上采购的西兰花更新鲜，这本就是这一行业的常识，不可能不说，罗永浩就选择性的选择一个贵来回避真正的科学问题。

也即西贝选择用冷冻西兰化，是中高档餐饮企业站在给客户更好的营养、口感角度选择的成本更好的手段。

罗永浩一点也不诚实，不敢面对。

不可能是由于西贝今天爆出关店，才有人通知你的吧。

你早就知道至少在西兰花问题上冤枉了西贝，你怎么不早说呢？今天才说呢？你有品吗？敢为自己说错话负责吗？

不敢。

直至今天，还是一句否定自己的话都不说，死不认错。

不仅对西兰花问题不道歉，还在后面加一堆情绪用词，意思是：我只是某种程度 上冤枉了你，但你就是坏，用了预制菜，你就是撒谎。我没错！

贾国龙的应对是错误的，但这种错，可不是撒谎。

按政府出台的预制菜标准和定义，西贝就是没有。你把贾国龙的这种辩护说成成撒谎，偷换概念，这也太没品了吧。

罗永浩这与牛二与泼妇有什么区别？

请记住当时他的言论：

9月13日凌晨3点21分，罗永浩在社交平台上接连发问：“如果只靠冷冻技术，完全不用防腐剂，怎么才能让有机西兰花的保质期达到24个月？还能用它做成适合给孩子吃的菜肴？”

这话就是科盲嘛！

绝大多数冻品都不需要用防腐剂，这种问题导向什么样的舆论呢？

你好歹问一下行业内人士，是个舆论大V，就得让自己少说无知的话。

他无知，但无知得理直气壮。

很多人不知道，网红也不会全知全能，骂错了，收回啊，道歉啊，做个人呀！

比如，他骂电信运营公司的千兆网络下载速度只有九十多兆的问题。

通讯行业里，运营商标称的“千兆”为比特速率（Mbps），而下载速度常显示字节速率（MB/s），换算关系为1MB/s = 8Mbps，因此千兆宽带理论下载速度约125MB/s。

当然有不了解行业的人跟着一起起哄，说，你运营商就应该说明一下标准啊。

他们不知道的是，通讯行业从上游到下游（设备到运营），全部是用比特速率，是软件行业，为了简化理解，搞了一个新的单位。

要修改标准，可不止是运营商，而是整个通讯行业的产品单位都要改，比如千兆交换机，也要改成叫125兆交换机了。

这只是一个通讯行业与软件行业搞出两种计量单位冲突的问题。

罗永浩身为IT圈人士，至少身边不缺这种有基本常识的朋友，怼完了后，有道过歉吗？

九十多兆的下载速度，对于独享千兆网来说，就是正常范围内的事，要知道，网线、路由器、光猫、网卡所有的全部是顶级的，也就能到100-110兆每秒，理论速度永远达不到。

因为传输的过程本身就有速度的损耗。

正常范围内的网速，你怎么就要发疯？就要利用网红身份对运营商？

如果连身边的朋友都不提醒他一下，那他得多没朋友、多没有人缘。如果提醒过他搞错了，他却不道歉，收回无知言论，他得有多没品？

即使是他别的攻击都是对的，光是西兰花问题，就逃不了一个煽动反智舆论的罪名。当然，这些网络大V都很擅长逃避责任，他和司马南一样，喜欢用反问的方式来规避自己煽动的责任。

其他言论基本上和西兰花事件一样，都是构陷和污蔑。

包括现在的回应，也是继续在煽动。以下是他的回应内容：

多数发达国家的预制菜都比我国预制菜的市场份额要高，但这些国家的大部分预制菜都去了消费者市场和快餐业，而不是像在我们这里:去了正式的餐厅冒充现做的饭菜(否则也解释不了我们的餐饮业为什么会有锅气香精这么变态的"科技狠活儿")

国家支持发展预制菜工业，是为了让中国人吃得更方便、更卫生，更健康，不是为了让餐馆老板用料理包骗同胞(之前有媒体报道说他家的海外店就不用预制菜，操!)不是为了让成千上万受过训练的厨师下岗，被"微波炉操作师"和"料理包加热师"替代。

以上，不仅是罗永浩无知，也是利用国人的无知，在继续煽动。

好吧，我就来继续反击吧。

我们就去看一看，罗永浩眼里包括不少人眼里那些被大家奉为“美食圣地”的发达国家，看看他们的餐厅后厨到底长什么样。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可能会让你幻灭，但绝对真实的结论：在欧美和日本，越是成熟的餐饮市场，预制菜的渗透率就越高。

甚至在那些人均消费几百美元的米其林餐厅里，所谓的“预制工艺”，也就是我们通俗说的“料包化”，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甚至是行业运行的基石。

先看那个被无数文青吹捧为“匠人精神”大本营的日本。

在日本餐饮界，有一个公开的数据，预制菜（日本称为“中食”或业务用调理食品）在餐饮行业的渗透率早就超过了百分之六十。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在日本街头随便进一家馆子，大概率吃到的一多半都是预处理过的东西。

大家去日本旅游，大概率都吃过像萨莉亚、吉野家、食其家这样的连锁店。尤其是萨莉亚，号称“意大利家庭餐厅”，价格便宜得惊人，味道还相当稳定。

但你知道萨莉亚的后厨长什么样吗？

萨莉亚的后厨，被称为“没有菜刀的厨房”。

这可不是夸张。

在萨莉亚的门店里，你是找不到一把菜刀的。所有的食材，从洗好切好的生菜，到已经调好味的意面酱，再到那些看起来热气腾腾的肉菜，全部都是在中央工厂处理完毕，然后通过冷链配送到店的。

店员要做的事情极其简单，就是剪开包装袋，倒进盘子，或者放进自动化的烤箱和加热器里。甚至连撒在披萨上的罗勒碎，都是工厂按克数分装好的。

日本人对此反感吗？完全没有。

日本人把它称之为“经营的奇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人力成本极高的日本，让普通工薪阶层只花五百日元就能吃饱吃好。日本消费者非常理性，他们知道，要在这个价位吃到这种品质，工业化是唯一的路径。

哪怕是那些稍微高档一点的日式定食店，甚至是某些所谓的“老铺”。

你以为那个每天早上热气腾腾的味噌汤是老板娘四点钟起来熬的吗？

绝大多数情况下，那也是大型食品公司提供的浓缩味噌汤料，店里只是加了开水和一些冷冻的豆腐丁、海带芽。

日本的味之素、日清等公司，拥有全球最顶尖的汤底提取技术。他们能把鲣鱼和昆布的风味提取出来，做成还原度极高的料包。

好，你可能会说，那是快餐。

那我去吃怀石料理，去吃昂贵的法餐，总该是现做的吧？

这就触及到了现代高端餐饮的一个核心秘密。

在欧美的高端餐饮界，有一个词叫“Sous-vide”，翻译过来叫“真空低温慢煮”。这个词听起来非常高大上，非常有科技感，是分子料理的代表。

但它的操作流程是什么呢？

厨师在后厨（或者在几公里外的备餐厨房），把顶级的牛排、鸭胸或者鱼肉，和香草、黄油、调料一起放进一个塑料袋里，抽成真空。

然后把这个塑料袋扔进一个恒温的水浴箱里，用六十度左右的低温，煮上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

煮好之后呢？并不是马上给客人吃。而是立刻扔进冰水里急冻降温，然后放进冰箱冷藏保存。

等到晚上客人点单的时候，厨师把这个塑料袋拿出来，在热书里回温，剪开袋子，把肉拿出来，在高温的平底锅或者喷枪下，把表面煎至金黄，摆盘上桌。

要是中国这些反对预制菜的人看到这个流程，马上就得炸毛。提前制作、真空包装、冷藏保存、复热出餐。

这在本质上，和西贝被骂的“预制菜”，和罗永浩嘴里的“料理包”，在工业逻辑上有任何区别吗？

没有区别。

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叫“真空低温慢煮”，卖你两百美元；一个叫“预制菜”，卖你几十人民币。

为什么米其林大厨都要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懒吗？

恰恰相反，是因为追求极致的品质。

传统的煎牛排，完全靠厨师的手感。火大一分，外面焦了里面还没熟；火小一分，汁水就流失了。

但是用这种“预制”的方法，可以通过精确的温控，让肉从里到外都达到完美的粉红色，汁水被牢牢锁在细胞里。

在法国和美国的高端餐饮界，这种“预处理”也就是Pre-prep，是绝对的主流。

这就涉及到了另一个关键因素：人力成本。

在欧美，一个成熟厨师的时薪是惊人的。如果让一个拿着几十美元时薪的大厨，每天花三个小时去削土豆皮、去熬基础高汤、去切洋葱，那这家餐厅的老板第二天就得破产。

所以，欧美诞生了像Sysco（西斯科）这样的巨无霸供应链企业。

在那个大家印象中“遍地新鲜食材”的美国，Sysco控制了绝大多数餐厅的命脉。

不管是路边的夫妻店，还是五星级酒店的餐厅，每天早上都会看到Sysco的冷链卡车停在后门。

卸下来的是什么？是已经切好的胡萝卜丝，是已经预炸过的冷冻薯条，是已经调好味的五加仑桶装酱汁，甚至是已经做好的冷冻熔岩蛋糕。

有统计数据显示，美国餐饮食材的预处理率高达百分之七十以上。

很多你以为是餐厅独家秘制的酱料，其实都是工厂生产的。

厨师要做的，可能只是往里面加一点点新鲜的欧芹碎，或者滴两滴柠檬汁，来“唤醒”味道，顺便搞一点“仪式感”。

这就是现代餐饮的真相：除了最顶部的那个摆盘和最后的加热环节，底层的脏活累活，早就被工业化承包了。

再来说说大家最迷信的“生鲜”。

大家去日本吃寿司，去欧洲吃海鲜，觉得那肯定是从海里刚捞上来的。

我又要打破大家的幻想了。在欧美和日本，为了防止寄生虫（比如异尖线虫），法律往往强制要求生食的鱼类必须经过“超低温急冻”处理。

也就是说，你在东京高级寿司店里吃到的金枪鱼，绝大概率是在捕捞船上就已经被零下六十度急冻了，然后是一路冷链运过来的。所谓的“冰鲜”，在很多时候，反而是次一等的选择，因为它的细菌繁殖风险更高。

这种“冻品”，是安全和品质的代名词，而不是廉价的代名词。

那为什么在国外，很少听到消费者像骂西贝一样，疯狂攻击餐厅用预制菜呢？

难道是因为外国人舌头不灵吗？当然不是。

第一，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科普在精英层面相对做得好。

在欧美，食品工业的透明度相对较高。受过较好教育的消费者从小接受的教育让他们明白，巴氏杀菌是好的，冷链是好的，添加剂只要合法合规就是安全的。他们不会因为看到一个塑料袋就觉得这是“猪食”。他们更看重的是最终端上来的口味和营养成分表。

虽然反现代食品工业舆论依然强大，但在精英层面，没有多少这类声音。

欧美的普通人一样认定预制菜是垃圾食品，但精英层面反而这类声音小得多，与中国不一样，罗永浩这类的言论影响了一大群精英人群。

第二，是因为国外的预制菜产业已经完成了“良币驱逐劣币”的过程。

在日本，做预制菜的企业，是味之素、日冷这样的世界五百强。

他们有庞大的研发团队，他们的产品真的能做到比普通家庭主妇做得好吃。当工业品的品质超过了手作的平均水平时，消费者自然就接受了。

而我们国内的问题在于，预制菜这个赛道还处在草莽阶段。

确实有很多小作坊，用着最烂的边角料，做着几块钱一包的劣质料理包，让大众有一种预制菜就是低档产品的认知。。

可是，罗永浩们的攻击，却是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他们把“工业化”等同于“低端”，把“标准化”等同于“没有灵魂”。不少人支持罗永浩，他们说，预制菜卖这么贵，就是欺诈。

那我要问的是，凭什么预制菜就应该便宜？

不少人想象中的新鲜健康的餐饮成本是什么？是厨师早上骑着三轮车去菜市场，跟大爷大妈讨价还价，买一堆带着泥的萝卜白菜回来。这个成本确实是肉眼可见的。

但是，当你把这个规模放大到一千家门店，还要保证每一家店的味道都一模一样的时候，这就不是买菜那么简单了，这就变成了一场精密管理的战争。

首先是选材的成本。

你自己做饭，买个土豆，有点歪瓜裂枣，削掉就是了。但是工业化生产不行。为了适应自动化流水线的清洗、去皮和切割设备，原材料必须高度标准化。土豆的大小、形状、淀粉含量，甚至含水量，都有严格的指标。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极高的筛选率。

在农业源头，可能只有百分之三十甚至更少的顶级农产品，能够进入西贝这种企业的采购名单。

这种“掐尖儿”的采购方式，直接就拉高了原材料的底价。你是在为“标准化”这个极其昂贵的属性买单。

接下来是处理环节。

很多人觉得，机器切菜肯定比人工便宜啊。

如果你只是用那种几十块钱的切片机，那确实便宜。但现代食品工业用的是什么？是智能化的光学分选机，是能识别出哪怕一根头发丝异物的X光机。

更重要的是“保鲜”这个环节，这是真正的吞金兽。

比如保鲜西兰花用的液氮急冻技术。大家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那意味着要建立庞大的液氮供应系统，要维持零下几十度的超低温隧道。这不仅是设备折旧的钱，更是巨额的能源账单。

传统的蔬菜运输，是常温或者加冰块，损耗率极高，到了后厨还得扔掉一大半烂叶子。现代供应链是把这个损耗前置了，在工厂里处理干净，然后用全程冷链运送到全国各地。

大家注意，全程冷链。这四个字说出来轻巧，做起来就是钱山银海。

从工厂出货，到干线物流，到城市仓储，再到最后一公里的配送，必须要保证温度恒定。只要有一个环节温度波动，产品质量就会雪崩。

为了维持这个冷链网络，企业需要投入巨大的IT系统来监控，需要购买昂贵的冷藏车辆。这比一个厨师骑三轮车买菜的成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所以，当你吃到那一口口感依然脆嫩的冷冻西兰花时，你吃的不仅仅是蔬菜，你吃的是液氮技术，是冷链物流，是无数个传感器和数据监控系统。这些科技含量，难道不应该体现在价格里吗？

好，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维度的成本，那就是“空间”和“效率”。

现在的餐饮店都开在哪？都开在大型购物中心里。商场的租金是什么水平？那就是寸土寸金。

在传统的正餐馆里，后厨的面积往往要占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你需要洗菜区、切配区、烹饪区、仓储区。每一个区域占用的面积，都是实打实的房租成本。

预制菜的逻辑是什么？它是用空间的置换来换取效率。

通过中央厨房的预处理，商场门店的后厨可以大幅缩小。切配区没了，粗加工区没了。省下来的面积，可以摆更多的桌子，接待更多的客人。

有人说了，你看，省面积了，房租低了，那你菜价就该便宜啊。

这就又天真了。这省下来的房租，并没有变成利润装进老板口袋，而是转移支付给了那个更昂贵的中央厨房。建设一个高标准的中央厨房，动辄就是几个亿的投入。那里的洁净度要求是手术室级别的，地板、墙面、空气过滤系统，那都是钱。

而且，为了在商场那种极其有限的厨房条件下，还要实现快速出餐，企业必须在研发上投入巨资。

说到这，肯定还有人不服。说你吹得天花乱坠，预制菜就是为了省人工啊。把大厨裁了，换成操作工，这人工成本不就下来了吗？

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误解。那就是大家严重低估了“顶级预制工艺”的复杂性，也严重高估了普通餐厅里所谓“现炒”的含金量。

西贝还没有做到米其林餐厅那种加热模式，绝大部分菜品的加熟，是在餐厅完成的，美德拉反应是在吃之前才形成的。

当然，米其林餐厅把这一套技术叫作“分子料理”，叫它“现代烹饪艺术”，你就觉得高端，觉得值几千块。

而西贝还只是前面部分进行预处理、工业化，量产了，你就认为是只值路边摊的价。

这就是双标。

事实上，为了达到这种工业级的稳定，西贝付出的成本可能比一个普通饭馆请两个厨师要高得多。

普通的现炒，依赖的是厨师个人的状态。今天心情好，炒得好吃；明天和老婆吵架了，盐就放多了。而顶级的工业化预制，追求的是六西格玛级别的稳定性。为了这个稳定性，企业必须引入昂贵的质检体系。

每一批次的菜品出来，都要经过理化指标的检测。盐度、糖度、酸碱度，甚至色泽，都有数据卡着。不合格的直接销毁。

这种为了“品控”而产生的损耗成本，是普通小馆子根本无法想象的。

预制菜之所以能存在，之所以被所有的餐饮巨头——不管是麦当劳、肯德基、米其林餐厅，欧美各种高档餐厅，还是西贝——作为核心战略，不是因为它“便宜”，而是因为它“稳定”和“安全”。

在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稳定和安全，本身就是最昂贵的商品。

你想想看，你在北京吃到的西贝，和在深圳吃到的一模一样。这背后需要多么庞大的物流和管理体系来支撑？

如果真的像网上的键盘侠说的那样，只要买个冷冻包热一下就行，那为什么那些用廉价料理包的小店，卖十几块钱都还要倒闭？

而西贝为什么能长期把客单价维持在那个水平？

因为消费者不是傻子。

消费者的味蕾能分辨出，什么是五块钱的低品质肉，什么是经过液氮急冻、进价极高的草原羊肉。虽然它们都是“预制”的，但一个是垃圾，一个是现代工业的结晶。

这就好比，优衣库的衣服也是流水线生产的，爱马仕的包其实也有很多工序是标准化的。你不能因为它们都是工业品，就要求爱马仕卖优衣库的价。

西贝的问题，不在于它用了预制菜，也不在于它的成本低。而在于它没有把这个价值传递给消费者。

它没有讲清楚，我这个预制菜，不是为了偷工减料，而是为了让你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吃到那一口经过科学计算的、营养保留最完整的、品质最稳定的好菜。

人们总是对“人工”有着过度的迷恋。觉得人才是值钱的，机器是不值钱的。

但现实是，在一个劳动力越来越昂贵，而对食品安全和品质要求越来越高的时代，依“人”才是最不可控、成本最高、风险最大的。

真正的高科技，往往是反直觉的。

它看起来冷冰冰，没有烟火气，但它背后凝聚的资金密度和智力密度，远远超过了一个颠大勺的厨师。

最后，我想说，预制菜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是人类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

三百年前，每个人身上的衣服都是家里女人一针一线缝出来的。那时候，如果有谁穿了一件纺织厂机器织出来的衣服，可能会被嘲笑是没有温度、没有灵魂。

但今天，还有谁会因为穿了优衣库而感到羞耻吗？还有谁会非要追求每一块布料都是手工纺织的吗？

餐饮业正在经历纺织业三百年前经历的变革。

在未来，百分之九十的餐食，注定将由中央厨房和食品工厂来完成。这是效率的胜利，也是品质的胜利。

有一些人说，应该杜绝这种标准化的连锁餐厅，应该回归小馆子靠着厨师手艺来生存的小馆子，不好意思，这种店铺在现代商业体系中，更难以活下去，因为他不能带来质量和安全的稳定性。

绝大部分食品安全问题，包括你吃到的口味不稳定问题，就是小餐厅搞出来的，他没有这么多钱达成稳定与安全，也没有办法给你产品质量的确定性。

消费者最终一定会抛弃这种小馆子。

西贝的尴尬在于，它处在这个变革的夹缝中。它用奢侈品的成本去做工业化的产品，却没能讲好这个价值故事，反而被舆论的脏水泼了一身。

所以，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全球，你会发现，西贝走的路，其实就是麦当劳走过的路，是吉野家走过的路，是米其林餐厅走过的路，是所有现代餐饮巨头必经的成人礼。

中餐的味道，在全世界餐饮里，是被广泛认同的，但中餐难的就是标准化，西贝本来是中餐标准化的王者，年入七十多亿，快要上市了，有可能成为中高端餐饮的中国麦当劳，甚至走向全球，结果呢？

罗永浩几句话就能毁了它。

我们不需要对“预制菜”感到恐慌。我们需要恐慌的，是那些利用我们的无知，试图把我们拉回农耕时代的“叫魂者”。

因为，阻碍我们吃得更好、更安全、更高效的，从来不是技术，而是傲慢与偏见，是对科学和现代商业的无知。

我不过是再一次在证明，罗永浩是一个无知、偏执、死不认错的网络黑嘴，反智舆论领袖对世界的伤害极大。

文 | 难得君

1月16日下午五点零五分，西贝创始人贾国龙在微博上发了条动态：“各位好，我是贾国龙，一会儿上高铁。今晚10点，我们将就罗永浩对西贝的重大污蔑诽谤一一全面回应。” 语气郑重，像一场战役前的檄文。

三十五分钟后的等车间隙，他又转发了一条所谓的“西贝黑公关”内容，列出四个质问罗永浩的问题。从预制菜的定义到餐饮行业的国际标准，字里行间透着要“讨个说法”的倔强。

这已不是他第一次直面罗永浩的质疑。四个月前，这位以“较真”著称的企业家，就曾因为一句“西贝不是预制菜”被卷入舆论漩涡。而如今，他选择再次出征。

贾国龙可能至今都没想明白，为什么自己每一次“正义凛然”的回应，换来的不是掌声而是更多嘲讽。

当他字正腔圆地要求罗永浩“给西贝，给无数宝妈，给全国餐饮业造成的危害，认真道歉，并赔偿相应损失”时，他以为自己站在了道德制高点。在他那个年代，这样的发言或许能赢得满堂彩，一个坚守品质、不畏诋毁的企业家形象跃然纸上。

但时代变了。

在这个娱乐至死的互联网时代，人们看重的早已不是谁更“正确”，而是谁更有趣，谁更接地气。从“认真你就输了”到“看吧他破防了”，网民们追求的是一种敢于自嘲、能与大众情绪共鸣的态度，而非高高在上的说教。

贾国龙的落伍，就体现在他对此浑然不觉。他依然沉浸在一种幻觉中：只要我说的是事实，只要我占理，我就应该赢。

于是他反复强调西贝的食材有多好、管理多严格、经营多不易，他以为大家就会信。

可他不知道，在如今的舆论场，大众只关心这场戏好不好看，情绪有没有被满足。

贾国龙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主动跳进了自证陷阱。

罗永浩最初的吐槽，核心其实是“不好吃”和“不值那个价”。

这本是一个主观感受问题，仁者见仁。如果贾国龙能轻松一点，幽默一点，说句“老罗下次我亲自下厨请你尝尝”，事情可能早就不了了之。

但他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路，非要证明西贝不是预制菜。于是他开始大谈特谈食材供应链、烹饪工艺、行业标准，每说一句，就把自己往陷阱里推深一步。因为当所有人都在争论西贝是不是预制菜的时候，西贝就已经输了。

餐饮行业高度依赖现金流。当潜在顾客因为这场争论而对西贝产生疑虑时，他们最直接的选择就是“先不去西贝吃饭了”。

争论越激烈，观望的人就越多。

数据显示，西贝已计划关闭102家门店，将有4000名员工面临失业。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生计问题。

贾国龙以为自己在捍卫企业荣誉，实际上是在亲手摧毁企业的生存根基。

更令人失望的是贾国龙在这场争论中的人格变异。

他曾是备受尊敬的企业家，将一家小吃店做到全国连锁。但在这场舆论战中，他逐渐露出了不体面的一面。

不到晚上十点，他就发起了反攻。

他竟将罗永浩提到“红毛药酒事件中的谭秦东”一事，解读为“污蔑政府，污蔑司法”，还声称要拉罗永浩去政府和公安部门对责。

这种“因言获罪”式的逻辑，这种试图假借公权力之手打击对手的做法，已经超出了商业争论的范畴，触碰了公众的敏感神经。

当一位企业家不再依靠产品和服务说话，而是试图用“政治”压倒对手时，他就已经输了格局，也输了人心。

就连与西贝合作多年的华与华老总，都曾哭着求贾国龙不要与罗永浩正面硬刚。贾国龙的公关总监也已离职。所有人都看到了这条路是死胡同，只有贾国龙自己，一意孤行地往前冲。

看着西贝要关闭百家门店、数千员工失业的消息，我原本对贾国龙还存有一丝同情。企业家的压力，外人难以体会。

但看了他这两天的表现，这点同情心彻底消散了。

一个企业的领导者，肩上扛着上万名员工的生计。在危机面前，他最该做的不是逞口舌之快，不是证明自己有多正确，而是想办法让企业活下去，让员工有饭吃。

贾国龙却选择了最情绪化的应对方式。他像窦娥一样喊冤，像祥林嫂一样诉苦，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一场注定双输的舆论战中。

当记者问他如果见到罗永浩第一句会说什么时，他的答案是：“老罗你太坏了。”

这不是企业家的格局，这是市井吵架的气话。

性格决定命运。

贾国龙决意做一个专权的霸总，就得接受这样的命运。但可悲的是，他的固执，要让成千上万人付出代价。

昨晚十点，贾国龙说要全面回应。但说实话，已经没多少人关心他要回应什么了。

只要他的行事态度不变，只要他还在用1980年代的思维应对2020年代的舆论场，结果就只有一个：

一输再输。

这个时代已经不同了。精英主义的那套话语体系正在失效，装腔作势只会招致反感。

人们要的是真实，是共情，是“我和你一样”的平等感。贾国龙越是摆出“我为你们好”、“我代表正义”的姿态，就越让人想回一句：“瞧，他又破防了。”

看着西贝上万名员工可能因为老板的任性而失去工作，看着那些在后厨忙碌的身影、那些在餐厅微笑服务的面孔，我感到一阵心酸。他们做错了什么？他们只是找了一份工作，养家糊口而已。

但他们的老板，却正在用最愚蠢的方式，把企业推向深渊。

贾国龙，真的不值得同情。因为他不仅毁了自己半生心血，把背后的资本带进沟里，更毁了成千上万个普通家庭的安稳生活。一个企业家可以有很多缺点，但唯独不能又蠢又固执，因为这种愚蠢，代价太大了。

据新黄河报道，16日21时50分许，记者从罗永浩方面有关人士确认，@罗永浩的十字路口以及@西贝贾国龙两个账号均被禁言。22时19分，新浪微博CEO王高飞发博表示：“以后想论战，应该还是需要通过媒体采访的方式来进行。”他还附上一则《关于规范网络名人账号行为管理的通知》链接。其中，网络名人账号行为负面清单第八条是组织约架论战。因个人争端和利益冲突等原因，策划或组织网上论战骂战、线下约架，攻击竞争对手，挑起网络戾气，占用公共资源。

1月16日，极目新闻记者注意到，前湖南卫视主持人李湘的抖音、小红书和微博的账号被禁止关注。

李湘在抖音有421万粉丝，在微博上有2456.2万粉丝，在小红书上有48.7万粉丝。

当日，极目新闻记者联系小红书客服，接线人员表示，会记录相关情况，进行核实处理。抖音平台客服表示，无法查询他人账号被禁止关注的具体原因。微博提示消息显示，“该用户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微博社区公约》被禁止关注”。（极目新闻记者 丁伟 刘琴）

《西郊密林》是一档由五羊创办并担任主理人的中文访谈类播客节目，主要在Spotify、Apple Podcasts及YouTube等平台更新。该栏目以“记录应该，却不被记录的；讨论应该，但尚未讨论的”为宗旨，深度关注中国时政、社会、文化、人权议题及历史回顾等，内容涵盖《白纸世代》、《往事要再提》、《境外势力们》等多个系列。

播客“西郊密林”的本期节目（西郊打边炉49）中，主持人五羊与长平展开了关于流亡者如何对抗遗忘与失语的深度对话。长平回溯了从中国媒体“黄金时代”的亲历者到海外流亡者的身份跨越，而今身处海外，不仅要面对环球时报等官方宣传机器的污名化叙事，还要承受海外舆论场中“回响”的极度匮乏——常态化的谩骂以及死寂般的无回应。此外，审查制度也导致了历史抹除与记忆断裂，但长平本人并未陷入一种虚无，而是将自己数十年如一日的写作与行动定义为“在黑夜中唱歌”——正因为黑暗还很漫长，每个人的呐喊才显得重要。他认为，即便当下的系统性遗忘普遍存在、已无抗议遗产可以继承、无法立即改变残酷现实，但个体的发声依然是克服恐惧、确立存在意义的必要行动。

以下是中国数字时代编辑利用AI工具整理而成的文字稿件：（若仍存在错别字或内容遗漏，欢迎指正）

媒体人长平：黑夜还很漫长，我们更需要倾听每个人的呐喊 | 西郊打边炉 49

五羊：

本期的《西郊打边炉》是“境外势力都在忙些啥”系列。我邀请到的是专栏作家、媒体人长平，他同时也是六四纪念人权博物馆的总策展人。我会和长平一起聊一聊他在海外这十多年的流亡生活，还有他作为专栏作家和媒体人的工作。

声量有高低，视野无边界。欢迎收听《西郊打边炉》，我是五羊。

“境外势力”是群神秘、无所不在，好像很活跃，但好像也没啥用的海外机构、组织或个人。反正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群众，总会成为最终的胜利者。那么在这个系列节目里，我会找些不同形态、不同背景的“境外势力”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最近都在忙些啥。

长平：

我是突然就不能回去了。所以是一个突然的流亡，没有什么准备就留在了海外。

五羊：

现在大家会说“离散”或者“流亡”，您觉得您更符合哪种状态？

长平：

我跟很多流亡的中国知识分子相比，可能比较幸运的一点是，出国前后都在做几乎同样的工作。我甚至在法律上，比如说我没有申请难民身份，我一直持有工作签证。对，我可以说我不是流亡身份，但实际上我是流亡身份，而且我愿意说“流亡”这个词——流亡身份。国内或者监控环境对“流亡”这个词有很强的负面化，甚至污名化。

相关阅读：WOMEN我们｜新闻人长平：一场延迟了二十年的流亡

五羊：

长平在离开大陆之前，就已经是国内非常知名的媒体人了。1993年，他参与创办了《成都商报》，任职编辑部主任。这份媒体在当时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1998年，他加入《南方周末》，任职新闻部副主任、主任。2007年，他担任《南都周刊》的副总编辑，之后任执行总编辑兼总主笔。2011年1月，他被南方报业集团解聘，在香港参与创办了《阳光时务》，出任主编。之后，由于政治原因，不得不离开香港，前往德国。到德国以后，他开始为“德国之声”撰写新闻报道及时事评论，并开设了《长平观察》专栏。同时，他也为包括《纽约时报》、《南德意志报》在内的国际媒体撰写文章。

长平：

“流亡”当然首先跟某些方面有关，比如说失败、被赶走、到了异国他乡，然后过得比较贫困潦倒，就是这样一些形象，比较悲惨。你会发现，历史上绝大多数我们知道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流亡过，从亚里士多德到雨果，我们随便捡，比如说但丁，一直到现在的（许多人），更不用说了。这基本上是一个常态，因为人类社会大部分经历的是专制社会。在专制社会，独立知识分子或者是有不同想法的知识分子，流亡几乎是一个常态。

但是在中国，这几十年的社会发展，有一个人所共知的一个社会倾向，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些声音。而且官方有意地利用这种来贬低流亡人士。《环球时报》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宣传口径。《环球时报》多次写到海外流亡人士，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写法：他是一个失败者，他是个 loser，他在海外过得很惨。接下来，它就可以朝别的方面演绎了：在西方人面前摇尾乞怜，饭都吃不饱，还谈什么国家大事等等。这一套在他的读者面前是非常有效的。那你首先要做一个“成功人士”，你才有话语权。而所谓成功人士，又把它狭义地定义为：不是你有什么想法或者你有什么勇气，而是你有地位、有钱。官方把这种社会简约成这种“社达”，是有它的好处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这三四十年的经济发展的动力。

相关阅读：【异闻观止】环球时报 | 等待“中国崩溃”的人都将空耗人生

就是你首先必须在经济上成功。那普通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很深地接受了这种教育。有很多人出来是不愿意申请难民身份的。可能国内的亲戚会受到影响，可能几十年回不了国等等，这是原因。但是也有很大的原因，就是自己心理上都过不了关，觉得我流亡了，我是一个难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时候我是有意地站出来说我是流亡者。

在国内的时候，我是比较宅的人。虽然我是“六四一代”，但是在国内上街的机会不多。但出国之后我上街多了，是因为上街的华人非常少。特别是六四纪念、刘晓波追悼会诸如此类的，你去了只有几个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会刻意地说服自己去。很多时候用流亡者这个身份是有这样一个原因。甚至汉堡有一家博物馆还做过一年的展览叫“流亡者”，其中一张很大的照片挂在博物馆的墙上就是我。那我就有这个原因。

流亡者不只是《环球时报》污名，在西方社会它也给到你一种身份定位。首先你是一个异议人士。当我在发表评论文章的时候，我希望别人首先看到我是一个写了几十年时评，每周至少一次近距离地观察中国政治社会，这样一个专业人士。当别人看到你的标签——一个流亡者，很多人会想象：他的观点我基本上不用看了，大概就是那么回事。我不希望被这样概括。所以有些事是比较矛盾的。

五羊：

我有点好奇，为什么你到了海外——我觉得您人也在海外了，您的思想也在海外，而且您会接触很多比如说您在德国的周围的信息——但是我有点突兀感，就是你为什么要提到《环球时报》或者中国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我觉得你既然已经到了外面，那其实我可以用另外一种眼光，或另外一个视角，或者另外一种价值观来套自己。你为什么还把自己套在一种所谓的“社达主义”或者国内这个语境里面呢？

长平：

我可能没说清楚。它不是对我重要，是对公共表达重要。它也没直接写我，老实说的话。我的读者还是有很大部分——不只是这样，包括在海外的华人读者，他们是接受到这样的信息的。我说的意思是我并不在乎，但是，这个时候我是一种——我个人觉得我是一种公益的行为。我愿意站在人少的那一边。

五羊：

我知道您是2011年离开中国的。但是您提到当时你离开的时候，媒体环境或者中国这个环境已经有很多恶化。这个跟我的认知有点反差。我觉得好像更重要的是习上来以后，12年底、13年或者14、15年，整体媒体环境是渐渐这样走下去。但你给的时间线好像更久了一些。在“胡温”第二期的时候，2011年，你就觉得当时这个媒体环境已经不行了。你能说一说那个前后发生了什么吗？

长平：

对我来说，媒体的转折点有很多个。但是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是2008年。不光是媒体的转折点，也是中国社会或者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我把它叫“中国梦元年”。“中国梦”是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强化的一个概念，所以很多人是把这个时间线放在2012。但是我一向有个主张，我不认为习近平是一个从天而降的中共体系的异类。我觉得他的出现在中共体系里是必然的，没有他也有别人。中国从邓小平提的“韬光养晦”，到现在的“亮剑战狼”，甚至有人说前几天叫“屠夫外交”，它是一个系统，一个整体。而在这个整体中，非常重要的一条线就是2008年。

2008年是非常重要的年份，也是被西方误解中国最多的一个年份。在那一年，当然首先是中国举办了奥运会。在世界眼里，中国加入 WTO以后，正在与世界接轨。世界期待中国进一步的接纳和遵守。我自己回忆，在中国民间社会也是充满希望。基本上和世界的期待是有一点不一样，但总体上又是合拍的，那就是向民主化转型的希望。所以其中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叫《08宪章》，就是在这一年诞生。

但是在中共眼里，这一年具有另外的意义。就是在此之后，在2008年之前，中共讲“韬光养晦”、“与国际接轨”。作为媒体人，我们非常清楚，媒体上不管是官媒还是相对独立性的媒体，出现最多的词之一就是“与国际接轨”。2008年以后，逐渐淡出。然后到现在，你在官媒上找不到这样的话了。现在官媒的话叫“为世界指明方向”。

就是在那一年，中共发现自己可以成为世界的中心。在此之前，官媒都津津乐道于中国的领导人去世界出席了一个重要活动，参加了一个重要的论坛，讲了话。在此之后，中共发现自己可以搭建舞台，自己可以成为世界的中心。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2007年到2008年，世界爆发经济危机。中共开始向民众宣传中国的制度好于资本主义。之前也宣称，但是那基本上是一个自己也知道是假的、说服不了人的意识形态话语。但是之后，他觉得是可以真的这样说了，真的可以说服人，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不仅能够办奥运会，还能够帮助世界度过经济危机。所以“中国梦”的原点不是在2012年，而是在2008年。

五羊：

我想问一下，2008年您当时是在干什么？

长平：

2008年，我是一个媒体人，时评写作者。我一边是一家媒体，叫《南都周刊》的副总编辑；另一方面，可以说更为公众所知的，是在很多媒体写作的专栏作者。不谦虚地说，当时读者是非常多。在中国做媒体人，宣传部经常告诉我们有很多高压线——还不只是红线，就是高压线，一碰就要触电、就要猝死的。有很多条高压线，比如说少数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边疆问题、媒体问题等等，当然还有群体事件。少数民族的事，很多就是同时可能存在五六条高压线。所以一般媒体人是不会去碰它的。

尤其是你要想在媒体行业不仅生存下去，还要往上走。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做媒体，可以说是机会比较好，因为人才断层，媒体又有逐渐市场化的变革。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会有很多机会。所以在我们那一代人，做媒体主编的很多都是二三十岁，我二十多岁就做了好多个主编了。这在西方的大媒体看来像个笑话，但是当时就是这样。所以很多人一做主编，在中国的媒体环境中，你就最好不要再写时评了。因为“言多必失”。何况你还有意地去拓宽边界，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但是我有意的，我是非常刻意地利用这样的机会去做。所以在2008年，我个人来说是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事，非常大的变化的一年，整个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就在那年4月，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在广州的一家餐厅吃饭，有个朋友给我发了信息说：“你到网上看一下。”他给了我一个网址，我打开一看，出了意外。就是我刚刚发表的一篇文章，在一家网站被置顶展示。当时我看的时候，就有40多万的阅读量，有2万多的评论。而且90%的留言都在批评我、谴责我、诅咒我、威胁我，要驱赶我、弄死我。这篇文章就是我在FT 中文网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就那一年的3月14日，西藏拉萨发生了抗议运动。藏人希望在这样一个——因为奥运嘛——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年份，让世界看见自己，听见自己的权利主张。

相关阅读：中国猛博之十一： 长平——被围殴后，举起双刃剑

五羊：

我很好奇，比如说2011年您离开中国以后，这些红线已经不在了嘛。比如说您给“德国之声”也好，给《南德意志报》写稿，或者您刚提到《纽约时报》或者是海外的媒体写专栏的时候，那么这些红线不在的时候，您自己觉得心态是不是就轻松了呢？还是觉得不知道写什么了？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您还记得吗？

长平：

对我来说写没有问题，可能要适应新的情况。就是在中国，我的确是有大量的读者。每一篇文章你写出来，或者你在写的时候，你大概都能知道它有什么样的反响。当然你不是总能把握到，但是基本上你有一个数据。

五羊：

那就是您是很需要有一个读者或者听众，或者是您的这些观众反馈的一种？

长平：

我不是需要。就在那时候，你是那种状态。你就说有什么不同啊。

五羊：
对，我说2011年出来以后。

长平：
出来之后，就失去这种（反馈），你的读者少多了，或者读者变了，或者是分散了，或者是没有反响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里刚才也提到，这个出来的人的心理创伤，我认为是存在的。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在国外生活的人，某一方面可能比在国内生活的人还要压抑一些。在国内生活的人，他的压抑他是可以把握的，他知道什么时候他可以闹一下，对吧，他知道可以“领导”一下。在国外，就是把你放到一个自由的空间，其实你一拳打出去，可能是没有回应的。那对很多人来说，没有回应是可怕的。所谓自由，萨特他们就一再讲吧，这自由可能是让人害怕的，因为这就意味着你是要做选择，你要承担责任的，这个后果就不能立即看到。

很多人就选择，我就尽量退缩。有很多中国人出国之后，就特别珍惜在国外的机会，在国外的自由，在国外的孩子受教育的机会。那他绝对不愿意做任何可能被送回去（的事）。比如说一位华为的员工，他犯了错，那可能很严重。但如果他犯错，那他出来是比在国内更高的，他还可以得到一个薪水，而且还可以让家人签证、孩子可以到国外受教育。这种情况下，他不要说感恩戴德了，就算不感恩戴德，他也比在国内更加谨慎。

这是原因之一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国外即便有读者同意你，大家习惯不会反馈，不会回应。那除了有一些就是可能有五毛任务，或者是要“表忠”，或者说真的就是非常愤怒——就是骂你的更多，骂你的更愿意表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可以说在，比如我在“德国之声”发表的评论文章，从2012年到现在，十多年了，绝大多数反馈，绝大多数都是在辱骂我。我基本上也就习惯了，也不去看他。这就是你说国内和国外的一个区别。

我觉得这个回声，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在国外你可能是一个石头投进水里，一点声音都没有。从这个意思，它恰好说明它是一个自由的空间，人们可能也有更多的事情去关注、去做，或者说也没有那么多切身的愤怒。但另一方面也是人们可能更害怕，更不愿意在这方面去碰政治，或者去给我这样的作者有任何的回响，这个是我要去面对的。甚至在国外……在国内，我随便参加一个活动，发起一个活动——我曾经在国内参与发起一个诗歌朗读的活动，那都是听众非常拥挤，一个礼堂都站不下的这样的听众。但在国外，一些非常重要的、看起来非常重要的活动，比如说六四周年纪念，或者是刘晓波的追悼会，其实去一个地方就三四个人，五六个人。那是你得习惯这样的环境，这是出来很大的一点不同。

五羊：

我觉得是，当然可能我出来的时候状态跟长平老师不一样。我觉得您是有点半被迫的，或者被迫的一种流亡的状态。我自己当初是20年前、20多年前了，选择留学出来的，而且基本上都是自己决定可能要留在海外。但我觉得有一点可能跟您是相似的，可能当我自己开始从事媒体，我想试着跟公众讲话的时候——当然我一开始也在一些平台上，比如说在美国之音，或者自由亚洲这样的平台上说，通过他们的平台有些人、有些听众听到我的声音。我主要，当然我也写过一些文章，但更多还是用播客，或者声音的形式去做。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因为没有接受过那种像您在国内这种鲜花和掌声，或者那种有很大的声量的（反馈），所以我反而觉得就像您说的，可能一块石头丢到一个湖水里，或者丢到水里面，其实没有什么波纹，或者有一点小小的波纹，我觉得就蛮欣喜的。可能我更多是这样一种状态。

但是我同时也觉得，没有回声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所以有时候我自己比如说像我自己的节目，在Spotify或者Apple Podcast就在播客平台上也发，但我其实反而很喜欢在YouTube上发，因为YouTube上它有些评论你还是可以看到。我是自己很喜欢看到大家一些反馈的，长的或者短的反馈，我觉得都……那个上我觉得很好。所以我非常理解您说的，就是有没有回声，或者回声多少，对一个创作者，或者做一个写作者的影响。

长平：

我得去习惯它，我得去面对它。我不认为它对我的影响有多大。其实我的写作，应该是……那肯定是更自由。这个回声的确是，从阐释学的角度说，它是作品的一部分，对吧，非常重要的一点。在国外你更不知道真实的回声。你知道，就是中共对这个，特别是近几年，对国外的中文环境的侵蚀非常严重。你不知道，比如说推特上，你不知道那些反馈有多少是真实的，在骂你的有多少是带着任务的，甚至是传说中的比如说那些囚犯在上班在骂你。

五羊：

您说这很对。我突然想起，比如说您刚才说的网民，或者网友，我觉得这词十多年前、二十年常用的。但我自己其实挺怕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有种小小的虚无感在里面。我自己也是觉得，你在海外待久了，你其实把不清中国这个脉是哪，因为我们不在那里生活。我觉得周围人，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人，我觉得大家都是台面上一套，台下一套，或者是有些话是你在台面上不可以说的，对吧？就是下面是怎么说的，你就只能靠你原来的经验，或者是你的想象去填补那部分了。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自己觉得蛮困惑的。也经常会作为一个写作者，经常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你还怎么保持跟中国的联系？

长平：

这个时候，网络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我比较宅，用网络比较多，网络联系也比较多。出来可以相当部分继续保持，但是相当部分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有些人就是要么你为了不牵连他，你都主动不跟他联系，或者他也不跟你联系。

但是我后来加入了中国数字时代。这个网站非常重要，它保留被审查的文章为核心，反映中国网民对言论审查的反抗。我们有一个团队，从各个方面监控中国网络的情况，记录，还整理，还研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是对中国的民意不陌生，可能比光明日报的副总编辑陈品高先生，还要理解网民的话的意思，不会搞那样的乌龙。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时空没有完全隔绝我和中国人的联系，或者是和我的潜在的读者的联系，或者和我观察的对象的联系。它不只是说我编辑这个网站有用，而且它也帮助我时评写作。就像我写那篇文章，我还会问我们的编辑，就是说这个我弄不清楚，我还要问他们，因为有些编辑对某些领域更熟悉。

相关阅读：【翻车现场】光明日报｜倾尽心力，为我可爱的祖国

五羊：

其实我之前用中国数字时代浏览的很少，但这两年我觉得中国的言论空间、国内的言论空间越来越窄，我还是经常会上去，有意识下意识去看一看。因为我觉得知道很多被删除的、就 404 的文章，实际上基本上也可以表现出一个中国当下哪些是民意，或者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些热点话题。我觉得这方面，好像中国数字时代的技术还是蛮不错的，可以很快的把那些在中国微信上或者社交媒体上的一些有影响力的、但是很快会被删除的文章都可以保留下来，然后都可以在那找到。所以我也蛮推荐我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到中国数字时代网站上，可以看一看他们的文章，或者有一些我觉得404文库吧。

相关阅读：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

长平：

对，我们现在基本上做到很多文章在它“秒删”之前就“秒存”了。

五羊：

我好奇问一句技术性的东西。那么这几年，我刚提到说中国这个言论空间，言论审查越来越严，那你们这两年的数据有没有显示，这个浏览量是越来越多呢，还是？

长平：

有。最多的，不能说是越来越多，就最多的、多到让人惊讶的，比很多国外大媒体的数据还多的，是疫情期间，非常多。我们当然也是，疫情期间可能由于封锁嘛，很多人上网。再一个就是它的确被审查的也是一个高峰期。疫情之后是有些降，但是再如果比方说放到10年期间，你的那个说法就是成立的，对，就是越来越多。

五羊：

你们大约一天浏览有多少，像你这网站？

长平：

几万。疫情期间有，最高有二三十万。

五羊：

中国数字时代的网站，都是需要翻墙是不是？

长平：

对，国内看不到。

五羊：

刚才其实您聊到了，您出来以后，就是您还继续可以做您的专栏作家吗？或者你还可以继续从事媒体工作？您自己觉得，就是当下中国的哪些公共话题，是可以在海外也可以继续做下去的？您刚提到两个，比如说您说关于文革的，或者是关于六四的，我觉得关于这样历史的议题。另外一方面，因为我还是想联系您现在经常做专栏、写时评的这样一种身份上的优势，您觉得哪些中国的现在当下的公共话题，是还可以在海外继续做下去的？

长平：

我还是要讲它不只是历史。我讲的就是我们要摆脱这个民族国家体制对我们的定义，这个对我们思维的定义。它不只是中共充分的利用了这个，其实整个世界、当下世界，这个国家秩序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这个是要重新思考的。这如果不走出这个框架，实际上很多事情你是很难去理解、去突破的。你说过，“工人没有祖国，绝不能剥夺他们没有的东西”。虽然马克思这样说，但是中共显然认为这个祖国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基点，包括台湾问题等等。以及现在可能比较危险的，我把它叫《1984》的新的版本。它里面讲了一个国际秩序，这种国际秩序其实分成三个部分：三个国家互相假装仇恨，实际上是互相依存。这样一种背景，我觉得要突破这个东西的前提下，来思考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

五羊：

顺着您这思路讲，比如说当下我觉得很多关于中国，比如关于性别的讨论，关于性少数的讨论，关于女性主义的讨论，实际上也都是在这个框架之外的，可以说……

长平：

你说对了，这就是我想说的。我刚才提到一点没展开，就是过去的人们以那个为框架，很容易陷入。就是最后大家走出什么来？实际上是西方背叛了六四，也背叛了自己。最后大家变成了说，在现在这种国家体制之下，只有自己救自己，对吧？中国人只能自己救自己。这是不对的，这个逻辑是不对的。现在的年轻的社运，他们好的一点，他们是打破了框架，从另外的结构去想问题。那它就没有和国际社运造成隔阂，反而走在一起了。

五羊：

对，您的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我想怎么说呢，反驳也好，我想提出另外一个角度的可以看这个事情。就是说，因为当我们讨论中国的女性主义也好，讨论中国的性少数群体也好，或者讨论中国的少数族群、少数民族的一种权益或者他们的一种处境的时候，我们都发现实际上，这个党国的体系是一个绕不开的一个墙，或者是一个完全绕不开的话题。因为我们发现所有的症结都卡在这里。就引用我原来记得一个采访受访人说过的：“这个房间里面，这个大象已经大到了足够可以把这个房间的所有的缝隙都给占住的时候，你现在没有任何的言论空间可以去讨论其他的东西。”

长平：

你说的非常正确。反过来说，就是这些运动呢，虽然在策略上他们可能假装这个大象不存在，但是所有人一定要明白，房间里有一个大象，而且在很多时候你要去面对它。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说，你如果有另外的思路，你可能更容易看见那头大象，对，更容易赶走那头大象。如果你从过去（的角度），你可能会看到它在过去的那个既有的框架，那你就……那个就是相当于划分了很多房间嘛，那这个房间就是那个大象占领的，另一个房间是一头牛占领的，另一个房间是一头鹿占领的。那个大象就会说：“你看，我们都是这样嘛，各个房间都有个东西占领嘛，我们只是不同而已，在根本上是平等的，是对等的。”这个是不对的。

五羊：

对。因为我们讨论这些关于中国的所谓当下的一些重要的公共意义。第一个方面是，我觉得像包括您，包括我，我觉得我们自己物理上、肉身上其实都好像回不去那片土地，好像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双眼去看，你只能通过一些网络信息去试图去“盲人摸象”，去摸这个时代，去把这个时代的脉，去试图去还原这个国家的一些当下的状况。

但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这个党国每年有几亿、几十亿啊，或者上百亿的这个大外宣的钱啊，这个是都摆在台面上的。他可以去制造这种叙事，他可以去制造这个话语，而且现在又有 AI 的这个加成，对吧？我们知道，在这个社交媒体、在这个网络空间上，他有很多的资源。这个党国可以用这个国家的资源——经济的资源，军事的资源，人力资源——全部用在上去为他自己服务。

我总觉得，就像您可能做二三十年时评，我自己也做节目，有时候——但我还觉得还没到您那个地步——有些人我觉得好像我们干的时候，就像西西弗斯推那个石头一样，每天推上去就落下来，而且落得越来越快。而且我自己其实做这个行当，当然也就十年左右的，我自己觉得这种无力感是蛮强的，说实话。

长平：

那当然，这个对我个人来说，也是如此。我本来我年轻的时候，我是误入媒体行业，当时我是想写小说的，也发过小说，发过诗歌。但是做媒体可能简单一点吧，就“为稻粱谋”。但是一进来之后，就发现还挺有用的。就像刚才谈到的，有回响嘛，还能很快地帮助解决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些冤案，为他们提供一些帮助，或者我写时评能够解释一些事情。所以就做下去了，然后就把自己套进来了，可以说就做了大半辈子。

相关阅读：改变中国 | 笼中自由——对《南方周末》前新闻主管长平的访谈（全）

那我们年轻的时候，做这个东西，不只是眼下解决问题，那我们很大程度上是融入了西方对中国的这个整体叙事。就是说，他只要打开国门，只要引进这个，让人们看见西方——所谓看见西方，其实是指说看见现代社会，对，看见这个民主自由，那中国人也会心向往之。而且中产阶级大了，就会变成纺锤型社会，然后就什么，中产阶级就会要求民主自由。

我们当时也是相信这个思路的。而且呢，我也一步一步的看见……当时我是相信，当时《南方周末》不是要写一些抒情性的新年献词吗？我也是作者之一，我的确也很抒情地写过一些东西。比如说我说：“我们每一次敲击键盘，都有回响；我们每一次出去采访，都在丈量这个国家前进的尺度。哪怕它这个回响小到你听不见，这个内部可能那个尺寸小到你看不见，但是它都存在。你做的每件事情都在推动这个国家往前走。”我不只是为了写出这样的东西，不只是为了为写而写，我是心里相信的。

但是后来再出来一看，这几年整个社会，特别是舆论场这方面是在倒退。我个人是有很强的那种创伤感的，就是相当于我个人的生命的意义被砍了几刀，甚至被卡死了。对，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是挺需要心理医生的，我甚至去跟人讲。当然也有很多人的安慰对我也是有用的，比如说有人说：“现在中国人动辄还是会说我的权利，宪政，自由，这些词还存在。”这当然不只是我们在倡导，但是当时的《南方周末》或者南方报业的确是花了大力气，叫推广普及这些概念吧，公民社会啊等等。那可能对我还是一些安慰。

但是像你刚才说的，还是毕竟整个社会不仅没有照我们想象的再往前走，甚至在倒退。但对我个体生命来说，是一个很强大的否定，我需要去面对这个东西，我甚至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五羊：

好奇问一下，您大约花了几年时间去解决这些心理上的问题，也可以说现在都没完全解决吧？

长平：

我真的想过去看心理医生，但是（你还没有看过），我们没有什么心理医生的教育，不太相信这东西。然后我要去和朋友聊。在聊的过程中，当然大家也会觉得，这个我们可能还是有些事情可做吧。

中国数字时代，我们叫它博物馆的工作，其实不只是收藏、整理、记录，它还有一个展览和研究的这样一个功能。那这样来说，我们还是觉得起了一些桥梁作用。对，就中国数字时代，我觉得比较骄傲的一点就是，它可能是少有的——就是内容都来自网络，但是它跟专业主义媒体一样是可信的，甚至更可信。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你问到我在做的工作，其实我自己也在做一些现在还没有公开的事情。

五羊：

如果您没有公开的，我们就不用在公开台面上聊。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您公开的，我们可以聊，就是我记得您一开始也提过，您现在还是一个叫“六四纪念人权博物馆”的一个，您是发起人之一是吧？

相关链接：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

长平：

也是，对。

五羊：

您觉得为什么这个对你来说很重要呢？

长平：

我是“天安门一代”，当那一代很大了……我也是亲历者，天安门也是，六四事件也是改变了我个人的人生轨迹的。

五羊：

您当时是在广场上待过的吗？

长平：

我也是。我是在成都的广场上，我也是被官方认为是学生的主持人。

五羊：

您在天府广场待过是吧？

长平：

是，不在天安门广场，在成都的天府广场。对，被称为“小天安门”。在这前10年前吧，25年前突然海外发现了成都，这个在《纽约时报》被称为“小天安门”。也有人写，在书里重点写了这个，林慕莲有本书（《失忆人民共和国》），重点写了成都的章节。所以很多人才意识到，原来成都当时也这么厉害。

五羊：

我插一句啊，我给您推荐一下。因为当时我两年前做的那个得奖的那个报道，就是关于白纸运动的，成都的那个我是着重笔墨说了一下。因为正好有一个在天府广场——不在天府广场，就在成都的这个叫望平街——对，其实成都的白纸抗议，或者白纸运动的规模是很大的，我觉得是可以跟上海和北京（相比）。具体没有统计数据啊，但是在现场的他们告诉我说，将近有上万人，而且他们是真正游行了蛮长时间的，而且是被警察真的是有出特警镇压的。

长平：

成都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可能它的持续性啊，散落在民间的这种抵抗，可能比很多地方更加普遍和持久。就成都有很多……前不久我遇到一位学者，写了一个写成都的，他叫“野生知识分子”。这很多也是成都的传统，甚至是很久远的传统。《花间集》第一部民间词集，就是成都。有很多野生知识分子，他还不只是民间知识分子，就是比民间知识分子还要“野”一些。

五羊：

我记得原来有一个，他是在FT还是在哪写，叫流沙河是吧？流沙河是很有名的一个老先生。

长平：

关于成都的市井文化，有好几本学术书成为畅销书。对，所以我是觉得成都是有这个——怎么说，说俗点，文化底蕴吧。

五羊：

说一点，我觉得还是有些种所谓的公民社会，或者是这些一种公共的言论空间在的一个，这个是蛮少，国内其实城市也蛮少见的一种。对，你说六四也好，或者白纸也好，我觉得他在那里发起，或者有很大的这种回响，或者这种市民的支持，我觉得都不是偶然的，或者是有一些必然性在里面。

长平：

对。在这里讲成都，讲后来成都被看见，当年的抗议被看见，它有一个意义，就是说：我也想说成都很重要，但是它也只是一个地方。我做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有一个想法，就是也是后来的研究者越来越多的看到的一个，就是六四它是一场全民运动。它是中国——不只是上海北京，它是一个遍及中国各个地方，甚至贵州的山区小县城的一个中学，或者一个中专，它都有抗议活动，都有上街，而且有些人受处罚。因为在一些小地方，人们受处罚的程度，甚至更严厉。但是这些都可能被忽略了。

所以在我们博物馆，你可以看见，我们特意的不只是展示上海、北京、成都这样的受到关注的地方的抗争，也展示了各个地方。但也尽我们所能去收集，还有很多没有收集到，这也是有很多学者注意到的。甚至包括当时的，比如说西藏人在干什么，维吾尔族人在干什么，青海发生什么样的抗争运动。在很多六四叙事中，这些是缺失的。不只是过度聚焦于天安门广场的问题，甚至有过度聚焦于六四的问题。所以我做这个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这个名字听起来比较绕，就是“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它是把六四和六四记忆放在人权抗争的大背景下的，又把中国的人权抗争放在全球人权抗争（的背景下）。它有几个维度来做这个博物馆。但做出来是不是达到了这个目的，因为它还在建设当中，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的思路是那样的。

五羊：

您说这个提醒我了，因为我自己也在……我觉得我很多音频的播客也好，或者我自己说的叙事类播客，我觉得还是有些蛮强的口述史的痕迹在里面的。我也想做一些这样的声音上的收集。我就想起来，因为我之前给美国之音做的《越洋电话》里面，也有几个关于六四的故事。我就记得当时比如说一个叫莫莉花的，她当时在湖南邵阳，她也讲过他们邵阳其实当地也发生了一些学生上街游行的事情。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蔡崇国，蔡崇国当时在武汉，武汉其实游行的运动的频次还有规模，还持续时间也是蛮长的。而且您提到成都，其实如果您没提到，我其实都想不起这个事，我觉得应该是当时应该持续时间蛮长的，或者是应该规模也蛮大的。

因为我自己是云南昆明人，我就记得当时昆明——我自己没有去过那儿，但是我知道昆明的东风广场，就是市中心，是有很多的在上面的静坐，或者是很多学生就在那边抗议什么的。因为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有个叔叔，我爸爸的弟弟，我叔叔他每天都好像去东风广场骑停车要去那看，看完又出来跟我爸说这个事。然后我爸回来还说，就说他这个、我这个叔叔他有点担心他，就是他每天就是上去看，晚上下班了就骑个自行车老跑那边看。那我觉得那可能是那段时间都有的事情。

我还是想问一个细节，您当时您在成都天府广场是待了多少天？

长平：

我在那里具体静坐绝食没有多少天，是因为我当时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做演讲宣传。就是我去了很多这个……

五羊：

天府广场也还有也有绝食吗？对不起问一下。

长平：

我没有绝食。（你说有人绝食了是吗？）有有有，有很多，有很多。当时的其实跟北京联系是很紧密的，所以很多事情都跟北京是同步的，对，有绝食。

五羊：

我觉得这个以后我都很想做一个这样的，对，不光是北京，我觉得北京讲的最多了。包括上海、像成都，或者我觉得什么广州、像包括昆明，或者西安，我觉得特别那些武汉啊，这些这个大学多的城市，我觉得肯定是有很大规模的。只是对啊，现在我觉得大家都忘却了，或者这些东西都被抹去了很多。

长平：

对，这是我们做这个博物馆的一个可以说的一个野心吧。我这有一个团队哈，但是我非常感激我这个团队一起工作。但是出于安全原因呢，我是唯一的一个公开露面的人，来作为这个发言人。那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有很多，比如说请了一些年轻人做设计，差不多就是他们想要看到的样子。

五羊：

哎呀，您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我大约可能大半年前了，我自己开了一个新的栏目啊，在西郊密林里面叫这个《往事要再提》。我记得当时我开篇念过的或者读过的东西就是，就是来自中国数字时代的。那篇文章是在中国网上被删过一篇，我不知道您可能有印象，叫《中文互联网正在快速崩塌》。

长平：

是的，我记得。

五羊：

里面就是讲了实际上其实现在的很多信息，就90%以上信息实际上都已经被删了，你很多都找不到了。包括我现在想起来，我之前其实我写过一些文章，就发过一些刊物，我觉得我我我再找我也找不到了，包括原来工作过的媒体机构，我想找过找到一些我我原来读过东西，我就发现很难找到。这个我觉得是啊，就很多东西都很快就消逝了。真的是，对，这个八九我觉得过了30多年，我觉得包括10多年前或者几年前很多东西，我不知道是刻意的被遗忘，还是这种主动的被遗忘，我觉得反正这个已经是一个事实了。

长平：

对，你提到这个来，我当然是可以说是有很深的个人感受。很多年前我就知道，事情的一部分，从个人的经历来说，我当时被宣传部公开的禁止发表文章。但一般我们的印象就是你被禁止发表，就是不再有了，对吧？但是网络上还有的东西，其实，人们想不到他会被删或者被会被删的那么彻底。但是我的读者多的时候，在网站，到处都是我的文章，因为我们也没有版权意识，而且因为你有读者，很多网站，甚至一些很知名的媒体网站，都有我的专栏——但都不是我写的专栏，或者有些房地产网站也有我的专栏，就是他们做成专栏的样子，他们都网上去收我的文章，每天更新，假做成是我在更新的样子。有些很多是给我说了的，那我想反正有人看也好，对吧。所以你不会想到，今天你去搜长平，什么都搜不到，只收到一些什么地名，什么类似的。

我就发现原来被删的这么彻底。然后那篇文章更进一步的说，其实不只是异议人士在被删，就是他列举了什么马化腾、马云、王石，这些当时是媒体的高光人物，有很多报道，很多这些都没有了。所以他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在中国这些互联网的经营者，它也不想保存这些东西。但具体原因我们可以去猜一下。有一些我知道，比如说一个网站，它做不下去了，它就不想保存那个服务器，结果整个就没有了。当时有些服务器上有非常好的文章，甚至一些网民抗争的文章，到哪去了？这个时候你真要到中国数字时代去找，还在。比如说有个牛博网，罗永浩当时做的，有很多很好的文章，但是我估计罗永浩后来他不做了，他也不想养那个服务器了，那就没有了，对吧。

但是中国数字时代收藏了。但是我还是没想到，现在去想可能有这样的逻辑，有些比如说甚至新浪网，它不像别的《纽约时报》，它会有一种百年意识，它觉得这些我的数据我要存在那里，对吧，我以后回头要整理的。但是可能中国的这些互联网经营者、拥有者它们不想这样，没有这个意识。另外可能存着也是麻烦，老要被删，被要求删，我没必要去存的，我想有这样的原因。但还有很重要的原因，的确是审查原因。包括马云那他们，他们也有受到一些审查。所以那个文章其实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个事实，就是整个互联网，中文互联网是在坍塌。我们以为有的东西，你完全想不到它就消失了。以前人们最爱说的一句话叫“互联网是有记忆的”，那个文章就说，现在我们知道它只是金鱼的记忆。接着这个事实是很重要的。

五羊：

我想给长平老师举个例子。因为我刚才有把我几个月前念的这篇稿子找出来。然后因为我这稿子，我记得是4月份还是5月份——当然也不是这篇稿子，我的播客是4月份5月份发的。因为2025年7月22号，或者7月底的时候发生过一个事情，是四川江油，您还记得有个江油未成年人欺凌事件，最后变成很大的公共事件，很多人上街游行。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这个事情，今年7月份。

长平：

记得。

伍扬：

对，然后呢，我这稿子，我觉得有点神奇的地方是，当时做这个叫《往事要再提》，我讲的是一个2008年在贵州瓮安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您08年还记不记得，当时在贵州瓮安县也是一个“俯卧撑”事件，引发了最后民众去围攻县公安局和县政府大楼，县政府大楼和县公安局都是被焚烧了。然后那个县委大楼，其实也是也都被烧了，但是公安局是一开始被上万民众去攻打了，反正真的就是暴动那种感觉。

然后神奇的地方是，我在网上我去找，是《中国新闻周刊》写的有4篇长的连续的报道，那个报道还当年得了媒体的报道奖，但是我就都怎么找不到第三篇文章。因为第三篇文章后来我发现这篇文章是详细讲述民众围攻县公安局和县政府大楼的经过的。但是这篇文章在网上就完全找不到，一找到就是有标题，其他文章都有，但这篇一找就是404，要不就会跳回主页。然后我后来托我朋友到图书馆找，他也找不到。后来反正我就托了几个关系找，后来都发现实际上你要找实体书可能有，但是需要各种身份证明什么的，最后我就打消了那个念头。所以我就那个时候我想说，就这一个侧面反应，即便是当下这种信息爆炸的时代，但信息内容也是非常脆弱，我们的很多公共记忆其实也是被选择性的铭记和遗忘的。

长平：

对，是的。就是什么“俯卧撑”啊，嗯，对啊，这个是当时那个年度词汇啊，“打酱油”啊，是啊是啊，这些词啊，在当时什么“草泥马”啊，非常流行，包含了全民的可以说网络运动。但是这个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啊，是啊，就是我侧面说明我们的党国这个还是很成功的吧，这些事情还是……它导致就是这些抗争者啊，没有遗产可以继承。

一方面是这个就从记忆中消除了，另一方面是它把有些东西可能变得更加可怕了。比如说六四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说张志新，我们会说胡耀邦，因为这些很大程度上是官方被允许说的。但是我们要么不知道这个“西单墙”，要么知道也不说，这是很有意思的，就没有遗产可以继承。

对，但是面对这种现实，我觉得是……所以我还是找回那个话了，我觉得反而我自己是每每感觉感受到这些，或者感触到这些现实的时候，无力感又突然回来了。就觉得哎呀，做这份工作在做给谁？做在做，这有什么意义在呢？对，我觉得我自己的职业价值，我自己人生价值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公共价值这部分就变得很弱很弱了。

长平：

回到讲回响的问题，在国内的后期啊，其实我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在前期，我的媒体工作的前期，刚开始当然我也是受过处分，就是你也老犯错误嘛，你会觉得这个触了红线，走到边界，没有得到认可。但是中间当你勇敢的径往前走的时候，发现很多读者以麻袋寄来读者来信。我为什么说2008年，那“胡温”后期就已经是“中国梦”的开始了。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同事，就在南方报业一个同事，他半开玩笑的跑过来说：“原来我们和读者是站在一起的。”因为这是我们很强的一个信念，我们觉得反抗党国专制，我们背后站的是读者。一篇文章写出去，就几十万几百万的读者看、支持你，这是很明显的。《南方周末》的确都做到了……在那个稀缺的真相和良知稀缺的年代，它的确是甚至被过分推崇了，走到哪里都造成那种明星与粉丝的这种现象了。

但是到后期啊，这个《环球时报》比较成功地做了另一种党国宣传，还有一些什么中华网啊，比《环球时报》走得更远的，扮演了这个和网民互动的角色之后，就越来越多的那些民族主义者，越来越多的人在揭露，比如“南方报业和境外势力的联系”，南方报业是“西方这个势力的代言人”等等。这些说法，本来是很可笑的说法，但越来越多的人相信。

所以我很清楚地记得，当时有一位同事跑过来，半开玩笑地跟我说：“哎呀，不对不对，原来‘人民’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虽然他是在开玩笑，但大家都知道他在说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受到越来越多来自读者的攻击了，这种变化在当时就已经开始了。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历史的消失不只是因为互联网会被删，还牵涉到记录者的问题。现在的审查比较吊诡：偷偷记日记的人肯定还有，但很多抗争者还是想把东西发表出来。你也知道，要有机会发表，比如开个公号，但公号是有很强审查功能的。所以，在那些以“抗争者”名义写出来的文章里，其实包含了很多的自我审查。你以为它是对历史的补充，但实际上它也有很大的缺失。

我自己就偶尔发现，有些文章明明是写我参与过的事情，却把我给删了。比如有人写过一篇《我们要记住孙小果案背后的媒体英雄》。孙小果案是昆明那个著名的黑社会案子，隔了20年，死刑复活，又被执行，引起了很大关注。但实际上，最早在《南方周末》报道这个案子的人是我。我去查了那篇文章，发现它提了一些值得记住的记者——这很好，我不是说那些人不该提——但是整篇文章假装没有我这个人，完全略过了我的两三篇核心报道。后世的历史学者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篇记录真相的文章，但你会发现，它里面其实有很强的自我审查。

相关阅读：德国之声 | 长平观察：暴力受害者群体为何成为隐形人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回忆录里。有些人写《南方周末》或《成都商报》的回忆，为了能发表，也会做很多自我审查，这跟历史真相很不一样。别说我了，就说《成都商报》的创始人何华章，他是非常关键的人物，当了很多年老板，后来做了成都市委宣传部长。周永康倒台后，他受牵连被判了八年。结果在《成都商报》的报史和30周年报庆里，都没有这个人。这很有意思。

相关阅读：城市的地得｜成都商报和成都的30年

有人写文章质疑“为什么不提何华章”，我就跟他说：“其实再进一步说，你这篇文章里也没提透。何华章当年办《成都商报》其实也跟‘六四’有关。”这大家就更不会提了。我举这些例子就是想说，这背后的审查是一层套一层的，甚至是无穷无尽的。

但是，这不代表我们不做事。就像我现在分析它、化解它，一步步去整理、记录，然后戳穿它，这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最后说到无力感，以及为什么我要谈“回响”。后来我们确实没有正面回响了，甚至得到的回响都是攻击。比如我写西藏那篇文章后，攻击非常厉害，甚至有人直接号召对我个人和家人进行人身攻击。当时美国杜克大学的留学生王千源，她在天津的父母家就遭到攻击，甚至被迫躲了出去。

面对这些，为什么还要做下去？很大程度上只能说：一方面相信它是有用的；另一方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有个交代。我已经大半辈子在做这个事了，原以为很快见效，但实际上没有。那还做不做？

如果是明天就要解放了，今天你赶紧上街去呐喊，那你不是一个投机主义者吗？正因为黑暗还很漫长，我们每个人的呐喊才显得重要。我把它叫“在黑夜中唱歌”，互相鼓劲嘛。包括你做的节目，就是让人听见一点歌声。如果你在走夜路，有时候只有你一个人，你会唱歌，发出声响，这样你就不那么害怕了。这就是对个人的意义。

至于有多少读者，我其实不太去在乎了。像我说的，现在的网络环境已经很难分清了。你去推特上看，可能99%的评论都在骂你。但在这种时候，坚持表达对你个人的意义，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五羊：

我觉得就借这个长平老师最后的话，在黑夜里鼓劲。我觉得现在我们，我们这期节目也是在长平老师今天一个长途旅行之后，从晚上10点开始录的，现在我们已经录到了12点了。我觉得我们也在长夜里面，黑夜里面相互鼓劲，相互分享。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献给我们的听众了。我们应该就是这种相互的鼓励，我觉得相互的这种扶持，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不管是对内容创作者，还是对于这种内容的消费者，或者分享者，我觉得都很重要。很高兴今天，我们《西郊打边炉》请到了长平老师来这儿，非常感谢你的访谈。谢谢长平老师今天做客《西郊打边炉》。

长平：

好的，好的，感谢五羊的访谈。

五羊：

行，那我有机会，还希望长平老师再来，我觉得还可以聊很多，我想听一听什么孙小果的呀，或者您之前的很多事情，我觉得我们听众也会很感兴趣。

五羊：

好的，好的。

长平：

我从1992年以来，几乎是每周不间断的观察中国社会。你每一周啊，你要去观察很多事件，然后找一个事去评论，对吧？这个事要值得评论，你还能谈出意义来。这个事本身，这些事情你把它列出来，你就把目录列出来，它都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说明。你能理解吗？就是但是，一直一直在发生的事。因为你是时评啊，你必须去评论热点事件嘛。对，能反映中国的一个这个社会变化的线索的一个事情。你刚才说到很多典故，很多什么，就是这些确实都是我不只是看见了，经历了，而且呢，你还得去思考，因为你要分析，要解释嘛。所以我自己觉得，你那样每周都近距离，你得去观察中国社会，你就再笨，你都能看见一点什么，都能想明白一点什么，对吧。

五羊：

我知道，那个希望长平老师早日在这个中国数字时代里面，把你这个从92年开始这个目录，赶快给列起来，好吧，哈哈哈。

相关阅读：【CDT关注】西郊密林｜中国数字时代萧强：我们是当下的“抵抗媒体”

还得是张维为

整整125天，还没有结束。

2026年1月15日，西贝创始人贾国龙在朋友圈发出了一条长文，字里行间透着悲壮与愤怒。他正式确认了一个令人唏嘘的消息：

西贝将关闭102家门店。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业务收缩，而是三分之一的门店，4000名员工。自舆论危机爆发以来，西贝没有一家门店实现盈利，累计亏损已超过5亿元。

在朋友圈的长文中，贾国龙字里行间充斥着一种“窦娥冤”式的委屈。

遭到铺天盖地的污蔑125天……我们不求人，就靠自己，拼了整整125天。

为了自证清白和“实业报国”的赤诚，这位曾经扬言要开十万家店的内蒙古汉子，把自己“扒”了个精光：

没有海外资产，北京只有一套房，老家呼和浩特的房子甚至是租的。

最后，他还不忘“登味”十足地深情告白：

一生只做一件事，西贝；一生只爱一个人，我的妻子张丽平。

这场浩劫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25天前。罗永浩发了一条微博，吐槽西贝是预制菜，既贵且难吃。

这本是一个平常的消费纠纷。如果贾国龙选择幽默回应，或者不回应，事情可能三天就过去了。

但贾国龙被激怒了。他把这定义为“污蔑”，把罗永浩称为“网络黑社会”，甚至扬言要起诉。一次用户的投诉，硬生生被折腾成一场关乎西贝生死存亡的战争。

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叫“细胞因子风暴”。

很多时候，真正致人死地的并不是病毒本身，而是人体过激的免疫系统。当外敌入侵，免疫系统为了歼灭敌人，不分敌我地疯狂攻击，最终导致多器官衰竭。

1

要理解今天的贾国龙，得把时钟拨回1988年。

那一年，大连水产学院大二学生贾国龙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

退学。

那个年代，大学生是天之骄子。贾国龙的父亲是医院院长，母亲是妇科主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退学无异于自绝前程。

但他必须退，因为他病了。病因是：

神经衰弱。

从高二开始，贾国龙就生活在一种极度的精神紧绷中。那是中国女排五连冠的时代，身为校排球队主力二传的贾国龙，将胜负看得比天大。

升学的压力叠加对胜利的极度渴望，让他整夜失眠，甚至一度休学半年。

他受不了自己不是最优秀的，受不了失控感。这种由于好强而引发的生理性崩溃，成了他人生的第一个注脚。

退学后的贾国龙回到临河，很快展现出了他的商业天赋。

他从家里拿钱，卖过小商品，开过一家名为“黄土坡”的风味小吃店，后来又开过酒吧，甚至开了当地第一家高档西餐厅。

那时候的贾国龙，不仅要做小县城的弄潮儿，更想证明自己比所有人都洋气、超前。

1999年，在深圳做海鲜酒楼赔得底掉之后，贾国龙杀回北京，在金翠宫饭店旁开了第一家西贝莜面村。

这一次，他找对了路子。粗粮细做、西北风情，在那个充斥着地沟油和假肉的餐饮草莽时代，迅速击中了城市中产阶级的痛点。

这次成功让贾国龙确信了一点：

好材料是餐饮的灵魂。

他开始在食材上下功夫，从草原羊肉到五常大米，从有机蔬菜到天然调料。这种对品质的偏执，成就了西贝的黄金二十年，也让他养成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大家长性格。

在西贝，他推行“715工作制”——每周工作7天，每天15小时，夜里还得开总会。他觉得这是奋斗者的喜悦，是：

冠军的游戏。

这种高压、封闭、唯我独尊的企业文化，就像一个高度敏感的免疫系统。

在顺风顺水的时候，它能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但当外界环境发生微小的变化，比如罗永浩的一个吐槽，就会瞬间识别为致命威胁，进而发动毁灭性的反击。

“轴”和“爱折腾”就是贾国龙的AB面。哪怕西贝已经做成了，他还是有心结：

中餐太慢、太重了。

他想做中国的麦当劳，他想开10万家店。

为了这个执念，从2016年开始，他像一个疯狂的赌徒，不断把筹码推向快餐的赌桌。

西贝燕麦面、麦香村、超级肉夹馍、西贝酸奶屋、弓长张、贾国龙功夫菜、贾国龙中国堡……九年时间，九次尝试，几乎全部铩羽而归。

你看这些项目，每一个都带着贾国龙深深的烙印：食材必须好，价格必须贵。一个馒头夹肉卖23块，甚至比麦当劳的套餐还贵。

他永远试图教育市场。他会觉得馒头定贵了是失误，但他从来没想过，也许消费者根本就不需要一个：

“贾国龙牌”的高端馒头。

在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贾国龙依然在谈他的理想。

他说不会主动裁员，还要给员工加薪。这话听起来感人，但在关闭102家门店的现实面前，却显得有些苍白。

他在《南方周末》的采访中承认，最近这125天，他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那个曾经因为排球输赢而失眠的少年，如今又回来了。

他反思了三个错误：不该正面硬刚，不该开放厨房（反而暴露了更多预制痕迹），不该在群里骂人。

但仔细看看这些反思，你会发现他依然在逻辑的迷宫里打转。

他后悔的是战术上的失误——不该骂人、不该让你们看见厨房；他到现在都不知道这场仗在打什么。

消费者反对的，其实并不是预制菜。

2

2025年9月的那场风波，其实本不必如此惨烈。

罗永浩当时的诉求很简单：希望能标注清楚预制菜的比例。这几乎不可能做到，也没有对应的法律和标准执行，太政治正确了，一下子站到了为民请命的高地上。

但贾国龙的第一反应是：

起诉。

那个由极度自尊、顽固性格和长期封闭的企业文化构成的防御机制——被瞬间激活，并进入了狂暴模式。

他在内部群里激愤地打下“网络黑社会”几个字时，内心一定充满了正义感。

他觉得自己的羊肉是草原直供的，自己的西兰花是急冻保鲜的，怎么能叫预制菜？这是对餐饮行业工匠精神的侮辱。

他陷入了一种技术理性的陷阱。他反复解释“预制工艺”不等于“预制菜”，就像一个工程师在向用户解释：

蓝屏不是故障，是系统保护机制。

但商业的本质，是人心。

当他晒出那张长长的起诉清单，当他试图用定义去驳倒感受时，他就已经输了。他给自己树立了一个根本打不赢的敌人：

不是罗永浩，而是公众情绪。

在关闭102家店的声明最后，贾国龙说，我们不求人，就靠自己。

这句话，很硬气，也很悲凉。

贾国龙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实业家。他白手起家，把不入流的西北菜，做成了中国餐饮的一面旗帜。

他建立的供应链体系，他对待员工的厚道，离职工资一分不差，在今天这个动荡的餐饮行业里，依然稀缺。

但他也是一个典型的悲剧英雄。

他亲手打造了这个帝国，又正在用自己的性格，亲手拆解它。

他给大家演示了，创始人如何成就一个品牌，又如何成功地毁掉它——只要你足够固执，只要你把外界的建议当成攻击，只要你沉浸在自我感动的“拼命”中，而无视时代情绪的变化。

这102家关掉的店，大多集中在北上广深。这些城市的中产阶级，曾经是西贝最忠实的信徒，如今却成了决绝的弃用者。

这125天里，西贝发了3个亿的消费券，把客单价硬生生拉低了20%。这种割肉式的救赎，换来的是什么？是客流同比依然下滑50%。

125天后，多次认错的贾老板，最终拿出了鱼死网破的决心。关店是因为亏损问题，但同时也是一种姿态，就像他的长文中最重要的是那句：

对（罗永浩及网友）的恶劣行径，有关部门不该管管吗？

他还是不知道，真正的病灶到底在哪。

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敌人。罗永浩不是敌人，吐槽预制菜的网友也不是敌人。

真正的敌人，是那个因为神经衰弱而无法入睡的自己，是那个必须赢、必须掌控一切、必须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世界的自己。

时代变了，那个靠“大家长”式咆哮就能感召队伍、教育市场的草莽时代，早已落幕。

现在的消费者不需要被教育，尤其是一个正在追求极致性价比的消费市场。

3

如果你翻开贾国龙的旧账本，会发现这位内蒙汉子曾经是多么痛恨资本。他曾发过毒誓：

西贝永远不上市。

在经济上行的年代，他有底气说这话。他觉得上市就是为了圈钱，而西贝不缺钱。

但2020年的疫情，像一记闷棍，打醒了他。那年春节，他对着媒体哭穷，说账上的现金流撑不过三个月。

这虽然是一次成功的公关，但也让他从此患上了“资金饥渴症”。从那以后，贾国龙变了，开始拥抱他曾经看不起的资本。

拿了钱，就得办事。资本的逻辑是冷酷的：他们不关心你的莜面是不是手工搓的，他们只关心增长曲线，关心能不能复制，关心能不能IPO。

西贝莜面村这种大店、重服务、高客单价的模式，在资本眼里太慢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两年，贾国龙像疯了一样折腾副牌。

每一个项目，都是为了给资本市场画一张“10万+门店”的大饼。

其中最荒诞的，莫过于“弓长张”。这个连名字都透着股随意劲儿的项目，定位是“国民食堂”，号称要开遍社区。

但结果这家店刚开业，就黄了。

在贾国龙的规划中，2026 年，西贝要完成高质量IPO、成为市值超千亿的上市公司。

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这个可能了。

这102家关掉的店，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撤退，更是贾国龙那个“千亿市值梦”的破碎。

贾国龙在昨天朋友圈里说：

接下来的日子会继续拼，争取活下来。

我想起2018年，万科喊出“活下来”的时候，郁亮曾说过一句话：

我们要告别对规模的迷恋，回归对常识的敬畏。

可惜，郁亮和贾老板，其实都明白得太晚了。

我希望这一次，贾老板能学会“输”。因为只有承认自己输给了时代，承认自己的局限，才能真正放过自己，放过企业。

毕竟，对于一家企业来说，活下来，远比证明自己是对的，要重要得多。

伊朗电影人 Javad Ganji 与 Ahmad Abbasi 在德黑兰抗议中遇害

2026 年 1 月初，伊朗首都德黑兰爆发了自去年 12 月底开始的全国性抗议浪潮，在这场危机中，不仅普通民众付出了生命代价，一些文化艺术界人士，包括电影人，也成为牺牲者。

据伊朗独立电影制作人协会（Iranian Independent Filmmakers Association）确认，导演兼制片经理 Javad Ganji 与 演员兼剧场导演 Ahmad Abbasi 于 2026 年 1 月 9 日在德黑兰参与抗议时遭到武装力量开枪射杀身亡，这一消息在国际影坛引起强烈关注，主流电影媒体deadline等也对此事件进行了报道。

抗议最初源于伊朗里亚尔货币暴跌、物价飞涨与经济崩溃，民众因生活压力走上街头，自去年 12 月底以来，抗议迅速蔓延全国 31 个省份，形成伊朗现代史上最严重的内政危机之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和艺术界人士的人身安全状况尤其令人关注。电影人作为社会观察者和表达者，他们的参与不仅带有艺术与文化意义，同时也成为社会冲突中的象征性人物。

死亡伊朗影人档案：Javad Ganji 与 Ahmad Abbasi

Javad Ganji — 导演与制片

Javad Ganji（年龄约 39 岁）是伊朗地域哈梅丹（Hamedan）出身的一位电影导演与制片人。他在 2026 年 1 月 9 日的抗议中在德黑兰 Sadeghiyeh 区域遭到枪击身亡。

根据公开资料（IMDb 页面显示），Ganji 曾担任导演、编剧与制片人，多次参与影视短片与电影类项目创作，其中包括早期短片《Remember》（2005）、《Zaj》（2003）与《Somewhere in Silence》（2000）。他亦以演员身份出现在多部作品中，展现了跨领域参与电影制作的多面才华。

Ganji 在伊朗电影界虽非国际知名导演，但他作为独立电影人、推动本土影像表达的人物，他的死亡不仅是个人悲剧，也被视为抗议运动中文化阵线的牺牲标志。

Ahmad Abbasi — 演员与剧场导演

与 Ganji 一同遇害的 Ahmad Abbasi 则是一位活跃于伊朗独立戏剧与电影界的演员兼剧场导演。尽管具体的个人作品信息较少公开，但伊朗独立电影制作人协会确认 Abbasi 在 1 月 9 日的街头抗议中同样遭到致命枪击。

Abbasi 的身份体现了伊朗当代艺术与戏剧领域的独立声音，他将自己的职业身份融入到这场社会运动中，显示艺术界与普通民众的命运紧密相连。

伊朗的经济长期承受国际制裁、资源分配不均与内部管理问题的影响。特别是 2025 年下半年以来，货币急速贬值与物价疯涨，使许多民众生活陷入困境。这些经济问题成为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的直接导火索。

伊朗独立电影制作人协会（IIFMA）发表声明，强调有必要让伊朗重新连接到外部世界，以便国际社会理解国内真实情况。该组织特别指出网络断绝使得信息无法外传，呼吁外国议员与使馆协助恢复通信。

此外，两位伊朗著名导演贾法尔·帕纳希（Jafar Panahi） 与 穆罕默德·拉苏洛夫（Mohammad Rasoulof） 联名发表声明，表达对当前局势的深切担忧，呼吁全球电影人关注伊朗的状况，在美国和欧洲，一些电影圈内人士和影评人通过社交媒体及新闻表达了对这一事件的震惊。

国际社会对这一事件的关注，不仅是对个别生命的哀悼，更是对普世价值、表达自由与人权基本保障的呼吁。正如许多电影人所言：当电影无法再表达真实时，现实本身就变成最沉重、最残酷的影像。

华清池景区内的“贵妃出浴”雕像，是由我国著名雕塑家、广州艺术学院教授潘鹤创作，于1991年正式安放于景区，距今已有35年。

此雕像实为艺术对历史之庄重致敬，以杨贵妃沐浴之经典场景，再现盛唐文化之浪漫风韵与典雅气度。

“贵妃出浴”雕像，多年来无人置喙，如今却有不少网友发帖，呼吁拆除“贵妃出浴”雕像，或增加遮挡。

他们认为，雕像半裸造型“不雅观”，可能误导未成年人，败坏社会风气，且以真实历史人物裸体展示“亵渎古典形象”。

针对雕像裸露的批评，网友们对其进行了再创作。

这样一点不裸露，很本土化，但是却不美，不艺术了。

实际上，这次贵妃雕像被指责，和前阵子鲁迅抽烟画像被非难如出一辙，内在逻辑高度一致。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长期存在、早已被社会接受的文化符号，却在最近突然被拎出来，从道德层面遭到集中指摘。

这很难不让人觉察到社会风气的变化。

研读历史的人总结出一条规律：当时代上行，日子好过，社会风气往往就会趋近于开明开放；反之，就会变得保守固执，各种道德家、卫道士就会纷至沓来。

这似乎是有道理的，这幅雕像建于上世纪90年代，恰逢改革开放后经济蓬勃发展的年代，社会风气也越趋开放，所以它得以产生并长期保留。

而最近雕像被呼吁拆除，道德卫士越来越多，是不是也从侧面反映出现在经济活力不足，大家日子没那么滋润了。

这几天，网上流传关于霍英东的著名故事：以前他每次来内地，都要先看机场一幅壁画《泼水节》，看上面裸体沐浴的傣族少女还在不在，如果在，就说明可以放心大胆投资。

这样做法，自有其逻辑。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创新和社会的包容度、开放多元性深度绑定在一起。

如果某一天，“贵妃出浴”雕塑、傣族沐浴少女壁画等大胆的创作统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满墙的道德教育标语、宣传画——

这样的社会是我们所期望的吗？

创始人称，软件是“被要求下架”。（中国蓝新闻）

西安华清池那尊“贵妃出浴”雕像，矗立了三十五年，接待观光游客无数，没见有人说啥。如今却有好事者跳将出来妄加指摘，斥其“不雅”。

此雕像实为艺术对历史之庄重致敬，以杨贵妃沐浴之经典场景，再现盛唐文化之浪漫风韵与典雅气度，何曾沾染半分低俗？

‌然而，争议焦点从来不在雕像本身，而在观者心境。

你真看的是雕塑，还是在自己灵魂的暗巷里，自导自演了一出不堪入目的宫闱秘戏？

你是怀着对文化的敬畏，凝视艺术的纯粹，还是让目光在污秽的想象中肆意逡巡？

她露的是肩，不是胸；是曲线，不是私密。怎么到某些人嘴里，就硬生生把盛唐浪漫解码成了“宫廷深夜档”？

回溯千年，华夏文明对身体的表达，向来坦荡如天地，舒展似云霞。‌

我们的祖先，鲜有这般对身体的羞赧与避讳。

汉代墓室壁画中，女子舞姿翩跹，腰肢如柳枝摇曳，难道不比今人健身房中的刻意舒展更显生命本真？

敦煌飞天衣带当风，似与天地共呼吸，半透的衣衫从未闻有非议之声，难道不是艺术中“天人合一”的绝妙诠释？

唐代陶俑仕女，体态丰润如春山，神情自若似闲云，何曾有过半分矫饰与局促？

若真觉得贵妃出浴塑像“有伤风化”，那敦煌莫高窟第220窟的飞天壁画是否该被尘封？汉墓里那些扭腰甩袖的乐舞俑是否该被熔毁？唐俑中的丰腴仕女是否该被强行“修正”为裹在厚棉被里的模样？

若论“报官”之事，古时罕闻。非因古人天性疏狂、罔顾风化，而是他们洞悉：身体本无罪愆，羞耻不过是后人强加的标签。

“贵妃出浴”雕像，多年来无人置喙，如今却有人突然“觉醒”——究竟是雕像变了，还是心中的狭隘被激活了？

敢在故宫看《韩熙载夜宴图》里半裸侍女，却不敢在景区看贵妃身影——不是她太露，是有人内心太龌龊。

怕自己那点隐秘的窥视欲，被照得无处遁形。本质是‌将传统神圣化为博物馆标本‌，而非活态文化。

我们自豪于汉唐的开放气度，却对当代的公共艺术大惊小怪，这岂不是自相矛盾？

如今却把祖先的坦荡，当成了需要遮掩的污点，不是艺术变了，是某些人的眼睛，被一层层“道德滤镜”蒙住了。

沈阳那尊“武松杀嫂”，被骂下架，说它“刺激未成年人”。可真正被污染的，不是孩子的眼睛，是你自己——把“艺术”和“色情”画了等号，才让所有身体表达都成了罪证。

清华美院的《堆云·堆雪》，被一块白布遮了私处，像极了旧时闺阁里，用红绸盖住铜镜的荒唐。遮的不是身体，是恐惧。怕身体一旦自由，灵魂就无处安放。

真正的文化自信，源于对祖先开阔视野的认知：既不将人体艺术视为威胁，也不以“含蓄”为盾牌遮掩表达的贫瘠。

倡导文化自信，就该撕掉对历史身体艺术的“过敏反应”，避免陷入“自信于传统，怯懦于表达”的矛盾困境。

真正的文化保守，应该是守护传统的精神内核，比如对美的追求、对生命的尊重，而不是用刻板的道德律令去抹煞表达。

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把飞天供在神龛里，而是敢让贵妃在阳光下出浴，敢让武松的刀落在真实的人体上，敢让《堆云·堆雪》不靠白布就站得坦荡。

当一个社会，连雕塑的曲线都要审查，它还能容得下多少思想？当举报成为风尚，沉默岂不成了最安全的表达？

曾记否？1979年首都机场壁画《泼水节》里的三个裸体女性形象，曾被不少人批为“伤风败俗”。邓公一句“这有什么好争议的”，成就了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性艺术作品。

西安有关方面，这一次必须挺住，别搭理某些人那猥琐的小眼神。

道德绝对主义‌以“保护未成年人”为名，实则否定公众的审美判断力，将社会成员视为需被规训的“无知者”。

行政资源不应过度投入应对网络道德恐慌，而非提升公众艺术素养与批判性思维。

不要惯着网络环境下的“群体极化”，让少数人的批评被迅速放大，形成看似“多数人”的声讨。

面对歪风邪气，西安不妨硬气一回，以文化自信坚守审美自主，果断剥离艺术与道德的强行捆绑。

这种硬气不是对抗，而是对城市文化主体性的捍卫——当西安能坚定表达自身审美，不被外界裹挟时，其文化生命力便能在传统与现代交融中焕发光彩。

如果西安的态度，是让艺术继续作为思想的试验场，而非道德审判的法庭，这种立场既能守护历史根脉，也为创新留出了呼吸空间。

反之，当艺术不再是探索人性与社会的媒介，就会沦为道德纯洁性的仪式性展演。

以“主流价值”为名、算法为刃、举报为武器的新型文化规训‌，只会导致公共空间持续被“道德恐慌”所支配。

如果公共空间的审美裁量权，让渡给最极端的网络声音，必然形成‌无规则的道德暴政，公共空间便会从“思想对话场”退化为“无菌装饰区”。

最终被消解的不只是艺术，而是社会的包容力与创造力。

（为防失联，请长按下方二维码关注备用号）

1月14日，聂卫平去世，这个消息令人震惊。不夸张地说，对于围棋爱好者，甚至延展到中国人，这都是比马拉多纳去世更大的事情。

因为这里面不仅有围棋，还有时代。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已经不知道中日围棋擂台赛，也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先简单说几句。

之前中国围棋是什么水平？

1960年和1961年日本棋手两次访华，中国棋手完全没有还手之力：1960年“剃刀”坂田荣男穿着拖鞋随便下下，毫不费力取得全胜，中日整体战绩2胜1和26负；1961年更惨，日本派出了54岁的女棋手伊藤友惠，老太太从北京到上海，连胜当时中国最顶尖的8位国手（包括时称“南刘北过”最顶尖高手”），同样，老太太下得也很轻松。这么说吧，当时中日围棋的差距，大概相当于中医和现代医学的差距，从理论到实践都不是一个层次的，没有可比性。

1984年是什么时代？

如果说1978年是打开国门一条缝，1984年算是大开国门，一口气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今天大家可能觉得没什么，但如果回到60年代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了，什么叫新时代？这就是新时代。

然后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国队居然赢了。聂卫平三连胜终结比赛，赢的三位日本棋手是小林光一、加藤正夫和藤泽秀行。这大概相当于中国男篮回合赛赢了库里、詹姆斯、杜兰特带队的美国男篮吧，聂卫平场均三双+最后绝杀（以四分之三子的最小差距赢了藤泽秀行）拿了MVP。

更不可思议的是中国队后两届居然也赢了，聂卫平第二届五连胜终结比赛，第三届主帅决胜赢得比赛。这已经不太好打比方了，只能说是神迹，所以后来被称为“棋圣”。

为什么擂台赛影响那么大？

这跟今天的追星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这对于刚刚打开国门，看见外面的世界的中国人来说，这意味着中国人不弱于人，通过努力是可以达到巅峰水平的。

而且，这和今天很多人通过贬低别人来鼓吹“遥遥领先”也是不一样的。

知道从1960年到1984年之间发生了什么吗？

中国在努力学习日本，没有去编一套体系来说自己很厉害，没有说别人丧失了围棋文化的真谛，没有靠各种保护政策，而是扔掉那套落后的理论体系，完全拥抱日本围棋的先进理论。

而且，这是日本人教我们的结果。日本最顶尖的棋手藤泽秀行先生（对，这里必须称“先生”），从80年就开始带“秀行军团”来中国交流——名为“交流”，实为“指导”。后面这些在擂台赛大放异彩的中国棋手，几乎都是藤泽秀行的学生，不要觉得这很夸张，甚至可以说，当时整个中国棋界都是藤泽秀行的学生。以至于有本国人指责藤泽秀行帮助中国棋手战胜日本棋手，藤泽秀行在第三届中日擂台赛回答记者问的时候说：

“这种封闭自守的愚蠢行为只会让日本围棋越来越萎靡，只有我们的对手强大了，日本围棋的强大才有意义，围棋是没有国界的，只要是棋道中人都是一家子。”

所以中日棋手一直非常友好，即便在擂台赛这种民族情绪特别浓烈的赛事中，一直保持着对彼此的尊重。直至今日，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有棋手发表过那种愚蠢的民族主义言论。

所以，今天我们怀念聂卫平和那个时代，不仅是那种不屈不挠敢打敢拼的精神，更是那种开放友善、互相学习、彼此尊重的氛围。什么叫擂台赛的精神？这才是擂台赛的精神！这才一念及此，为之热血沸腾浑身战栗的东西。

我在年轻一代的棋手身上也看到了。前几年阿法狗横扫人类棋手，而这一次，比当年日本棋手横扫中国棋手更令人绝望，因为不可能翻盘了。但中国年轻棋手那种拼搏的精神、开放的心态和求道的执着，令我无比感动，寻常人真是难以企及。

我贴几条当时古力、柯洁、唐韦星、李喆的发言：

这一切，都是1984年擂台赛精神的延续。什么叫薪火相传？这就叫薪火相传！看到这一幕不禁会想：如果我们在其他领域也都能这样，该有多好。

我们要跟最先进的东西学习，要全身心地去拥抱它，没有什么不适合我们；我们要向对手学习，要尊重对手而不是贬损对手；我们要自由开放，不要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我们要去继承那些美好的东西，扔掉那些恶心巴拉的玩意儿。

谨以此纪念聂卫平先生和那个时代，擂台赛精神不死。

最近，不少淄博市民在社交媒体上反映，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的孝妇河，变成了黄褐色，“看起来污染严重”。部分市民在网络上“调侃”，博山区的孝妇河，变成了“姜糖色”的“鱼火锅”。

变色的孝妇河博山段图/网络视频截图

淄博市民李先生家住博山区，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发现这一现象已经三个月了，从2025年11月初，就已经变成了黄褐色。他说：“去年夏季，河水颜色整体还比较清澈，但入冬以来，河水开始变色，最近几年的冬天，孝妇河河水并不是这样的颜色。”

淄博市民王先生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近期他观察到了同样现象。他说：“集中在博山段，今年秋冬以来一直都是这样的颜色。”

在社交媒体上，针对孝妇河变色的情况，不少淄博市民怀疑可能有企业向河流中偷排污染物，还有市民怀疑河水被某种化学物质污染。

不过，李先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近期孝妇河博山段颜色变成黄褐色，但走近并未闻到刺鼻气味。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以市民身份，向淄博市生态环境局博山分局咨询孝妇河变色情况，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孝妇河博山段变色，原因在于该区域已关闭的煤矿，因2025年当地降雨量大，导致地下水位升高，矿井地下水涌出，而涌水铁离子含量较高，进入河道后经氧化（类似铁生锈），导致河水变色。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地下水位通常在夏秋季汛期过后升高并引发涌水，故夏季河水未出现此现象。同时，该工作人员否认了是污染企业向河道中偷排污染物导致河流水变色。他说：“博山河段周边已经没有了污染企业。”

中国新闻周刊致电淄博市生态环境局，询问孝妇河变色情况，以及对普通居民的健康是否有影响，工作人员回复称“相关情况正在处理中”。

孝妇河源于淄博市博山区神头群泉，流经博山区、淄川区、张店区、周村区、邹平市，河流全长135.9公里，流域面积1705平方公里，当地人将该河称为“母亲河”。 

早在2002年11月，《北京大学学报》就曾发表题为《淄博煤矿矿坑排水对孝妇河水质影响及机理分析》的学术论文。该文指出：“矿坑排水的总量约占孝妇河水径流量的80% , 它们从不同的地段，通过漫流或沿渠流动后排入孝妇河，必然导致河水的严重污染。” 

到了2021年，《淄博日报》报道称，博山区地下矿井涌水丰富，且铁离子含量高，在涌上地面接触空气氧化后矿井水颜色变红，影响整个岳阳河及孝妇河的水生态环境。

据了解，最近几年，孝妇河污染治理成果显著。李先生回忆，孝妇河曾经污染严重，但是最近几年，河流污染治理的效果非常明显。他表示，大约六七年前，博山区关停了不少污染严重的企业，再加上当地大力治理，孝妇河整体变清了。此次孝妇河博山段变色，让他倍感意外。

记者：赵越

编辑：孙晓波

运营编辑：马晓轶

01

之前刷到个帖子，提到有部讲述中国高铁发展的纪录片，用了AI生成的画面。

这部纪录片是系列节目中的一集，有争议的画面展示了一段架梁作业的过程。

整个画面AI味十足，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至少三岁小孩都知道，要先带好安全帽，才能进入这种大型施工现场，而图上却有这么多人不带安全帽，还站在施工设备正下方。

更专业的网友指出，视频中呈现的这种建筑结构，也并非国内高铁箱梁的常用结构。

如果真要这么搭建，安全事故跑不了。

但最直接的证据是，画面下方直接标注了“豆包AI”的水印，还真没准备藏。

虽然现在在官网上看这期节目的回放，已经找不到这段AI画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旧照片。

但在其它视频平台上，还有当时留存下来的初始版本，可以证明博主所言非虚。

这样的事情并非孤例。

2021年，导演摩根·内维尔拍摄了纪录片《流浪者：一部关于安东尼·波登的电影》，追踪了一位已故知名厨师的人生故事。

大部分人物传记，都会使用主角生前留下的探访、节目等等影像和声音记录作为线索，串联起人的一生。这部也不例外。

其中一幕，出现了波登阅读自己回复好友的一份电子邮件的声音，听起来很有冲击力。

而问题在于，当事人读邮件的音频是怎么获取的呢？制作人表示，是AI合成的。

带来的连锁反应是，观众们开始对整部影片内容产生怀疑，因为大家无从判断是否还有更多声音或画面来源于AI，而非真实存在。

反正波登本人已经无法澄清了。

02

这种情况让我很困惑。

用AI来做别的内容，比如电影，比如综艺画面，我都可以理解，毕竟用起来很方便。

但是这不是纪录片吗？

纪录片的意义就是记录真实的生活、拍摄具体的真人真事。它的核心只是真实。

这个过程可以有艺术加工，但是不应该有胡编乱造，更不应该是凭空生成啊。

结果现在，拍纪录片都用上AI生成画面、声音，生成的内容甚至还可能完全违背逻辑，和事实不匹配，那真实又被置于何地了呢？

要知道，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

所以我们靠各类媒介凝固、保存和传承应该记得的东西，纪录片也是其中之一。

而很多纪录片的内容是会被反复引用的，因为观众默认纪录片内容是经过严谨考证的。

现在，分不清真假的AI素材被融入到纪录片中，在互联网上、在其他电影中被作为“真实”的影像被传播出去，很可能会混淆历史和真相。

就像档案制作联盟在《好莱坞报道》上发表的公开信中说到的那样：“人工智能生成的素材在互联网上、在其他电影中被作为‘真实’的影像传播出去，这将可能永远混淆历史记录。”

更严重的，还会引发集体记忆的扭曲。

另一方面，AI虽然没有立场，但是使用AI的人有立场。因此我们也无从判断，AI生成的内容是否可能混杂个人或算法的偏见。

本来现在AI幻觉就很严重，人工智能总会根据你的需求编造一些你觉得合情合理的东西，那些都是假的，却会被信以为真。

一旦这些虚实混杂的内容进入以真实为本的纪录片市场，并且开始传播时，我们又该如何分辨幻觉和真相，分辨孰真孰假、孰对孰错呢？

如此种种，都会导致纪录片的公信力被弱化，让纪录片提供的内容更加真假难辨。

长此以往，纪录片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03

事实上，远不只是纪录片，现在越来越多立足于真实的领域，都被AI产物混淆了。

每天上网刷手机，看到的很多离谱新闻就是是AI编造出来的。他们比人类有创意多了，很容易编出那种骇人听闻的新闻，让人大肆传播。

前阵子，很多人用AI伪造流浪汉跑进家里的视频和人开玩笑，就是很好的例子。

还有很多需要专业知识的领域，也混进了AI的身影，充斥着胡编乱造的痕迹。

AI还会批量复活那些已经去世的公众人们，让他们再次回归公众视野。

于是你可以看到伊丽莎白二世在摔跤场肉搏、迈克尔·杰克逊在短视频里扭动、甚至是马丁·路德·金在演讲中突然来了一段骂人。

你还能看到李玟、乔任梁、高以翔对着镜头诉求对家人、粉丝的思念。

这也导致有人很容易就会假借这些过世名人的名义来做一些名不符实的宣传。

像“茶界泰斗”张天福，之前就被一家茶企给复活了，用来给自己打广告。

这就很离谱啊。人都不在了，还能站出来夸你的茶好，这不就是纯纯在骗人吗？

消费者被骗了，逝者家属也很苦。

他们要被迫观看一个机器生成的糟粕，用自己亲人的脸，说根本没说过的、甚至违心的话。

完全是对生命、记忆、历史和真实的践踏。

还有更荒谬的。

就在最近，湖北孝感大悟法院审理了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起因是租客没有支付后半年租金及水电费，被房东告上法庭。

结果一看证据，原告提供的用于证明租客欠费的水电表照片，全是AI做出来的，都来不及把“豆包AI生成”的水印给抹掉。

发展到此，AI已经不仅在伪造真相、混淆视听了，更是直接攻击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防线。

04

当AI生成的脸虚假信息以高度逼真的形式渗透进纪录片、新闻报道，乃至是法庭的时候，我们面临的将是一个真假难辨的“罗生门”时代。

造假这种行为当然比AI出现得早太多了，但问题在于AI会大大降低造假的门槛，甚至大大解放造假者的劳动付出和成本。

某种程度上，AI放大的不是虚假和谎言，只是人性中固有的贪婪与虚荣。

如果说以前只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人有能力造假，那么现在就是哪怕小学没读完，哪怕不认识几个字，都可以利用AI来造假。

再加之，如今是流量为王的时代。

没素质的人会故意制造各种假东西来博关注，好利用别人的关注换流量，也换钱。

AI天生就会制造爆点，编出来的内容既囊括了时下的热点，又创造了各种立场冲突，怎么看怎么耸人听闻，很容易获得流量和收益。

于是引发恶性循环。

举个例子。一个有操守的人，平时写新闻写文章，靠的是自己查资料、自己啃笔头。就算用AI当工具，也会主动审核，把假信息筛出来。

这样的新闻真实，可能就不够有爆点，那么点击率不够，也没啥收入和正反馈。

久而久之，人就没有写的动力了。

但没操守没素质的人不在乎。他们不需要很多时间，也不在乎真相，只在乎够不够劲爆。

让这样的人吃到流量赚到钱，只会激励他们用这种方式继续操作下去， 最后赚得盆满钵满。

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

结果就是AI炮制的假消息会越来越泛滥，我们深信不疑的 “眼见为实” 会彻底失效。

久而久之，社会赖以运行的信任越来越少，人与人之间的链接也就越来越弱。

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

我们当然可以去借助一些完善的规则对AI生成的内容进行合理的规范。

比如，任何使用AI进行生成的内容，都应该有完整的、醒目的标识，不能够以假乱真。毕竟不是所有观众都有辨别真假的能力。

如果涉及到重要的事实，一定要引入专业人士和材料进行审核，而不能光听AI的。

又比如，和个体相关的画面、声音，都要尊重个体隐私，没有人天生就应该成为AI的素材，哪怕对方是生活在镁光灯下的公众人物。

但是这些规范并不是万能的。

因为只要有利益，就一定会有人会铤而走险，去做有风险但能够获得利润的事情。

或许有些悲观，但未来我们可能就会生活在这样一个真假难辨的世界，我们需要花很多精力去分辨一张照片、一件事、一个人的真假，去孤独地打捞那本来就所剩无几的真相。

不少用户的手机上都曾收到“XX想给你隔空投送一张照片”的请求提示，“隔空投送”作为日常分享文件、图片的快捷功能，为我们数据传输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和别有用心之人盯上，给个人信息和国家安全带来风险隐患。

功能便捷，暗藏风险

“隔空投送”是基于蓝牙发现与Wi-Fi直连技术，实现设备间快速传输照片、视频等数据的系统功能。不法分子可能将设备设为“所有人可接收”模式，向周边用户肆意发送接收请求，用户一旦误点“接收”，不仅会收到不良信息，还将导致个人隐私数据泄露风险。攻击者还可能利用传输协议的漏洞远程操控用户设备，悄无声息地开启摄像头，若该漏洞被境外反华敌对势力利用并实施窃密，将直接威胁国家安全。

——被用于制造恐慌。公开案例显示，有不法分子在公共场所使用“隔空投送”功能向人群随机投送低俗不良信息，造成公众恐慌，涉事人员均已被依法处置。

——被用作传谣源头。公开案例显示，境内人员杨某某在留学期间被境外反华敌对势力拉拢，参与非法游行活动。在非法活动内部群聊中，杨某某提议利用Wi-Fi热点和“隔空投送”功能散布不良言论，意图扩大不良影响，后杨某某被依法处理。

——被当成窃密通道。公开案例显示，多个境外反华敌对势力以免费提供设备、共享信息为诱饵，招募境内人员非法采集敏感数据，而具有隐蔽性的“隔空投送”，正是这类窃密行为的“帮凶”。

维护国家安全，筑牢信息防线

筑牢国家安全防线，需从规范信息功能的使用、警惕泄密风险做起。

——严控接收权限：严禁通过互联网、无线网络等非涉密渠道传输处理涉密信息，建议将个人电子设备的接收范围设置为“仅联系人”或直接关闭相关功能。

——拒收陌生投送：对来源不明的投送请求，尤其是包含“内部文件”等诱导性标题的，应一律拒绝，以防恶意程序植入或信息泄露。

——及时更新系统：建议从官方应用商店等渠道安装软件，定期更新手机系统，修补安全漏洞，加强设备防护，降低被技术攻击的风险。

广大人民群众如发现利用“隔空投送”等功能进行窃密或传播敏感内容的行为，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www.12339.gov.cn）、 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1月11日晚上11点，在电脑上码完一篇旧文，准备发到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时，突然发现公众号里1月8日发的一篇有关“暖气”的文章，被平台判为“违规”给删除了。随后，看到公众平台安全助手发来的“关于文章被处理的通知”：您好，该文章被判断为违反《互联网用户公众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已删除。

赶紧点开该规定的详细条款逐一核对，也没看到被删文章里有哪一项违规。作为干了10年新闻宣传工作的人，深知写文要真实。原本1月8日写的这篇文章内容，也是官方多个媒体发过的内容，笔者是从官方媒体上看了新闻报道，感触很深，因为官方媒体里报道的内容，也笔者家人和多位亲朋曾有的经历。笔者又深入采访了家人、有同样经历的亲戚朋友后，才下码的文字！

因为是反映民生的文章，笔者认真采访完，写的时候更是极为慎重，从什么角度写，哪些可以写，哪些不能写，如何既要为基层百姓的困境发声，又不违反相关规定，同时还赞扬国家惠民政策、弘扬正能量等等。

如此认真、严谨写下的文字，短短三天阅读量就1.3万，收到了上百条点赞的文章，怎么被判为违规了呢。笔者请教了几个作协的老师，又咨询了几个写公众号的大咖，在网上又请教了一下“豆包”。得到的回复五花八门，但感觉他们说的那种原因，被删的文章里基本没有。

当然，豆包说，要是觉得委屈，认为是被平台误删的，可以向平台申诉。一想，原本就是晚上打发时间随手写的随笔，一篇文章被删对我本人也没多大影响，没必要兴师动众地在网上进行申诉。

但是不刨根问底问清楚具体原因，心里就不踏实，自己心理这一关都过不去。突然想起，去年十一月份，曾参加过一个网宣培训。其中有一节有关网络舆情处置课，其授课的老师，有多年网络舆情处置经验，同时也是主管网信工作负责人。于是，立查找老师的微信，马上请教老师。

看到老师的回复，我才长舒了口气。再回看网上“豆包”的回复，终于知道文章被判违规的原因：一是可能文章内插入了官方媒体发的视频，事先没给该媒体申请使用权限。二是，可能文章里涉及到了极个别敏感词，被平台误判了。以下是网络舆情老师的微信回复，另一个是请教网上的“豆包”的解答。相信您看完也就明白了。

笔者问“豆包”：微信公众号实事求是写的文章，为何会被平台判为违规给删除了？

“豆包”解答：

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困惑和委屈，明明是实事求是写的文章却被查封，换作是我也会觉得特别郁闷和不解。

微信公众号文章被查封，即便内容“实事求是”，也可能因触碰平台规则或法律法规的“隐性红线”导致。结合微信平台规范及常见封禁原因，可能涉及以下几类情况：

1.内容合规性误判

敏感词或表述边界问题：部分看似客观的内容可能因涉及政治、社会事件、历史人物等敏感领域，或使用了平台算法认定的“风险词汇”（如特定事件代称、争议性数据引用），即使事实准确，也可能触发系统自动审核封禁。例如，对政策解读、社会现象分析若未严格依据官方口径，易被判定为“不当评论”。

证据链不完整：若文章涉及事实陈述（如举报、纠纷、数据披露），缺乏官方信源（如政府公告、权威媒体报道）或完整证据链，可能被认定为“未经证实的信息”，存在误导风险。

2.平台规则与法律法规差异

广告与营销违规：若文章包含产品推荐、服务宣传等内容，未按规定标注“广告”，或涉及医疗、金融、教育等需前置审批的行业，即使内容真实，也可能因“违规推广”被处理。

版权与授权问题：引用他人图片、数据、观点时，未获得原创者授权或未规范标注来源，可能被判定为“侵权”，即使内容真实，仍会因版权问题封禁。

3.投诉与举报触发审核

用户举报叠加效应：若文章涉及争议话题或触动特定群体利益，可能引发集中举报。平台在处理大量举报时，可能通过“关键词匹配”或“人工复核简化流程”导致误判。

历史违规记录影响：若账号此前有轻微违规记录（如删文、警告），再次出现疑似问题时，系统可能从严处理，升级处罚措施。

申诉建议

1. 查看违规通知：登录微信公众平台后台，在“违规记录”中查看具体封禁原因（如“违反《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第X条”），明确问题指向。

2. 准备申诉材料：若确属误判，需整理文章事实依据（如官方信源链接、证据截图），说明内容合规性，通过平台“申诉”渠道提交，重点强调“信息真实性”及“未违反具体规则条款”。

3. 调整内容表述：若申诉失败，可尝试修改敏感表述、补充权威信源后重新发布，或联系微信客服获取更详细的违规说明。

由此可见，网络发表文章，仅仅做到守法守规还不够，同时，也要做到严谨细致！读者朋友，您有这样的经历么？您写的文章被误删过么？请文后留言分享一下吧！

当书店卖不动书，当书籍变成低价商品，我们还能怎么办？

提到开一家书店，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如果你考虑投入与收益，想必你会犹豫。

大部分人都认同：人需要读书，读书的人也一定需要书店。书店尤其是不卖教辅和成功学的独立书店，往往被视作读者的心灵归属地，但很少被看成一个消费场所；坚定投身此行的热爱者，多少都有“亏损甚至闭店”的预期。

但新的变化也在发生：成都有杏书店关而复开，武汉百草园闭店一年后迎来了诚与真，一家远在桂林的野山书店，夫妻二人在小红书上纯卖书月成交额突破了百万。还有很多我们能想到的书店，万圣、浮于野、先锋……都在线上社区中经营出了一片天地。

过去一年，在低价拼无可拼的大环境里，我们发现，在小红书电商中经营的书店整体收入增长超过30%，近万家线下书店集体搬进小红书。在这个以兴趣为导向的社区，买书不再是仅围绕价格的商业行为，人们找回了实体书店中不可被替代的阅读氛围——突破信息茧房，发现一本意料之外的好书，与身边人分享。人与人之间真实友善的关系也在这里生长了出来。

我们带着好奇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独立书店如何活下去、活得好，以及读者们在这里到底获得了什么？因此我们前往桂林和武汉，去见野山夫妇和诚与真的老王。

“为了人与书的相遇”

野山书店开在桂林高新区一条商业街里。

商业街分外街、中街、内街，外街一排餐饮店做街面生意，白天黑夜都颇为热闹。到了中街则已经人烟稀少。书店坐落在内街某入口旁边，面朝一个小区，背对着行人视线，很少有人能顺路逛到这里。

这位置不好找，读者宋双记得自己看到野山书店那一瞬间的突然。2025年8月一个雨夜，司机把她放在小区附近，导航不准，她在黑黢黢的夜色里一直向左看，偶然往右边回头，书店门头暖黄色的“野山书店”四个字突然跳进她眼里。

一定要来书店看看的原因是“好奇”。

早在来书店之前，宋双就在小红书刷到野山书店的笔记。书店老板山猪与野兔在笔记中分享他们见证了一本新书的加印——为了给每月订阅了“年度阅读计划”的读者发书，野山书店抢走了这本新书最后的库存。 “年度阅读计划”是野山书店的新产品，读者订阅后可以每月收到一本由野山夫妇精心挑选、并写上导读卡的书籍。

她在小红书里买了一本书，《苔藓森林》，这是一本讲述苔藓在不同自然环境下生长和适应的书，译者就是书店老板之一，野兔。吸引宋双的是小红书页面里的有一句话：从看见微小爱生命。除了买书，宋双还下单了野山书店的“年度阅读计划”。

宋双学历史，她往常的阅读习惯也是沿着专业方向细细挖，讲丝线的、讲鸦片的、讲英语的历史类书籍她都看，“钻到这样小的视角里”。但野山的“年度阅读计划”把更多类型的书籍送到了她手中。先是《过渡劳动》《比山更高》让她对非虚构、人类学作品产生了兴趣。5月，她又收到《我脑袋里的小狐狸》——关于双相情感障碍的绘本故事。高中之后宋双就不看绘本了，因为“字少，没什么意思”，但这本书让她意识到，绘本所能承载的内容并不被形式限制。

因为野山的阅读计划，宋双感觉收获一段信息茧房之外的阅读时光。如果没有野山夫妇的推荐，她自己是不会想到要去搜索小狐狸绘本来看的。

野山书店最深处，两张供读者阅读的方桌，桌上摆放着留言本。

这些体现书店老板个人审美情趣，与城市文化、人文紧密连接的书单选品，对读者来说是“恰到好处的盲盒”，也恰成为了独立书店的存在价值。宋双注意到，野山书店内几乎没有一本流行的畅销书，人文社科类书籍占多数，几乎所有书都是近一年出版的新书。

野兔和山猪夫妻两都在出版社工作。山猪在用做产品的思维做书店，他想给读者买书打造一种场景：在人们如此习惯目的导向线上购书的当下，独立书店的店主们，用凝结着自我智识、经验和心血的书店，为读者们提供一种可能——一种找到自我真正阅读兴趣的可能，一种看到视线以外生活的可能，以及一种通过书店这一特定场域，重新看见他人、联结他人的可能。

在武汉的老王，开书店13年，百草园闭店一年之后，他重新选址，开了如今这家诚与真。

老王选书、评书眼光毒辣，我到店找他当天，还有出版社编辑专门带着新书来诚与真，感谢老王给书提的意见。店里许多绝版书也是由老王亲自从出版商仓库里挑中的。

他清楚找到诚与真的读者大多对读书有偏好，也有自己的诉求，因此想提供给读者稀缺性——做绝版书盲盒，每个购买盲盒的读者都可以提需一本绝版书。老王把店内所有绝版书拍进一张图片放在小红书笔记里，《雪山之书》《现代学林点将录》《焚舟纪》等等。然后在小红书的直播里展示他根据读者需求配盲盒的过程。

大概也只有小红书的直播间，能有如此“耐心”的“慢”氛围。这里没有秒杀砍价上链接，没有夸张的剧情表演。直播时，老王选书、配书，回复直播间里的问题，盲盒链接就挂在直播间最下面，店员则打包。直播间的网友们不是光看着，常常，他们也爱给盲盒选书出主意。一场直播下来，直播间好则卖出两万多元书，差一点也能卖出五六千。

有一回，老王收到盲盒订单，女生几乎没留下任何与书籍相关的信息，只说了一种状态：新婚，好奇老王“第一反应”的书。

选书选了一个小时还多，这是老王配过最漫长的一个图书盲盒。那场直播里，读者给老王出主意：“选育儿相关的”，“选两性关系的”。老王都否定了：一个刚刚结完婚，对婚姻这件事感到确定的人，为什么会需要一本书告诉她育儿或者两性关系应该怎么处理？他唯一感知到的是她的幸福与轻松。

书迟迟定不下来，有人在催促“要不先下一个”，老王也向直播间其他兴趣正浓的读者讨饶：我私下配好行不行？直播间里读者不答应，非要他当场选出来。

重开书店似乎是老王的随意之举。百草园闭店大约一年后，他逛街到昙华林，看见有店面正在出租。推门进去，发现店铺格局和从前的百草园一模一样。租金很快交付了。一开始，书店明亮的大橱窗前摆着绿植，但很快，更多百草园的风格回到了诚与真——书太多了，一摞摞四处堆放，到店的读者多上几个，就需要彼此擦着身不停借过。

诚与真书店内

为什么重新做书店？我问老王。他的回答是“因为我有这个选书的资源”，意思是重开书店顺理成章。早几年，还有一种回答是，“疫情之后武汉这座城市不能没有一家独立书店”，那时，和百草园同时代的独立书店几乎都已经关闭。

野山夫妇和老王做书店有个共同的前提，他们都相信人需要读书，而读书的人需要书店。独立书店又是书店中特别的一种，往往由长居本地的人经营，图书选品体现出书店老板的个人品味。通常，你不会在独立书店看到中小学教辅书，也不会有摆在显眼处的畅销书。它们可能会视作文艺青年小众朝圣之地，但很少被看成一个消费场所。

也正因此，在图书行业，独立书店经营者的处境并不轻松。他们必须根据日新月异的新生活方式和阅读习惯，创造新的模式，维系阅读的乐趣。野山夫妇和老王搬进小红书，做的年度月度计划、盲盒、绝版书就是这样的探索。

百草园时代，老王贴在书店门头上的一句话是“为了人与书的相遇”，而到诚与真，这句话变成了“诚与真与书业相拥致远”。

如何活下去？

野山书店开业头几天，野兔和山猪办活动，其中一场是看武汉百草园书店闭店的纪录片。

有到店的读者问：是不是有些不吉利？山猪的回答是，“从我们的有限性来说，闭店是必然的事。”他的意思是，独立书店的变动与店主本人密切相关，任何人生变动都可能影响书店本身。

实际上，影响独立书店生存状态的远不止店主本人的人生变化。一座城市的人口规模、高校数量、店铺位置甚至其他周边因素都影响着书店的经营。2021年，百草园书店闭店，正是因为租方强行收回场地、腾退商户。

关店前几个月里，百草园断水断电，读者举着手机照亮找书。最后几天，有人找到老王，想请他去当选书顾问，称他是“人才”。老王迅速接话：“人才？人才把书店开倒闭？”他没想呛声对方，只是对自己太不满意——作为老板，百草园的失败就是他的失败。

但就是这样一个带着狼狈和悲愤退场的老王，在野山书店播放百草园闭店纪录片时，已经重新开起了 “诚与真”，这个名字取自哲学书《诚与真》。在书里，作者追溯了四百年西方文化史中“自我”这一概念的演变。

老王的确是一个自我的人。我们见面时，他随意地倚坐一堆还未拆封的书上，聊起天来，他总爱反问。在做书店这件事上，老王有野心、有自信。通常，出版社挑书店合作，但老王不同，他也挑出版社。对那些坚持在本社直播间卖低价却不肯给书店让利的出版社，他的看法很简单：没必要，书店不是求着出版社做生意，两者作为行业里的不同角色，应该互相成就。

老王就坐在这条过道里，为读者配盲盒

的确，当卖书变得和售卖任何产品一样，一切围绕价格时，书店就卖不动书了。

在图书产业链里，出版社作为上游，已经逐渐在线下渠道之外，发展出货架电商和直播等形式。如今，全国所有的出版社都开设了自己的直播间。书店作为图书产业链的最下游，失去了原本的销售功能。

没有从出版社低价拿书的能力，因为难以“走量”。老王举例，书店六折采购一本书，定价就必须在八折才能盈利。但在出版社的直播间里，三折就能买到。”读者不是傻子“，有三折为何要买八折的？

出版社并非刻意针对独立书店，现实是，出版社人力有限，绝大多数独立书店采购书目的数量之小，不值得出版社专门分出精力，与之维护关系，给出低价。

独立书店要想活下去，必须获得与出版社的议价权，也就是能谈到更低折扣的资格。而要想谈条件，书店就要能“走量”。

在野山书店掌握议价权的过程中，在小红书中推出年度阅读计划的销售起到了决定性作用。2025年，野山书店阅读计划售出超过2000份，2026年才刚开始则已售出超过5000份。

这意味着，这一年里有12本书，野山书店一定能卖出去5000份以上。要知道，绝大多数人文社科类书籍，出版社为避免滞销风险，首印数量都在4000至5000册。

老王的议价权则更加独特，不仅在于走量，更在于书店有自信卖别人卖不动的“小众”书籍。一本在豆瓣显示只有102人读过的哲学书籍《论确定性》，发行时印了6000册，电商渠道卖不动，将书退还给出版社。老王接过手来，卖出去八百多本。

不仅如此，在全国独立书店中，老王还有独一份的能力：复活绝版书。他联系相关出版社，提前垫资，买断出版社重印绝版书的库存，免去出版社后续销售的压力。随后再将书拿到店里卖给读者。民族史学家郭净关于梅里雪山的民族志研究《雪山之书》就是其中一例。

2012年，《雪山之书》首印，发行2000册，没过几年便绝版了。二手书网站上，这本原价68元的书被炒到近三百元一本。老王盯上《雪山之书》也已有七八年，之前问过几次，都没下文。2025年5月份，他又打电话到云南人民出版社问，发行部没给确定回答：书太久了，得问编辑。一个多月后，出版社答复：应该能做。老王立马追问：什么时候能印？仍是等待。作者需要重新修订书籍内容，编辑也要重新校对，更何况还有出版社内部的流程。又过一月余，合同终于签订。10月，崭新的实体书拉到了店门口，老王心里终于踏实了。

为了复活绝版书，老王已经陆续投入超过一百万。他的方式是，等投入上一本绝版书中的成本收回之后，就去复活下一本书。

因为诚与真，《雪山之书》成了小红书上读者许愿的热门书籍。不到三个月，老王已经收回了成本。小红书是老王唯一运营的账号——他不想只做一个把书上架到线上的“店小二”，更想要传递自己对一本书的理解与感受。

而对于野山书店来说，“年度阅读计划”的销量保证了书店不用再为“存活下去”而担忧，“书店可以赚钱”，是野山夫妇想要证明的事情。

现在，对于野兔和山猪而言，需要思考的是规模的问题——书店的生意，他们想要做多大？

阅读的兴趣会传染

12月底的一个下午，我和老王在诚与真书店里聊《雪山之书》的细节，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伯在旁边选书，也跟着听了许久。趁我和老王停下的空档，他走上前来问：“你们刚说的那是哪本书？”

诚与真书店让我想起了我初中时代学校门口的书店，那时大家还没有智能手机，穿着相同校服的同学们总是穿过一堆堆摆在书店靠前位置的教辅书，聚集在小说、杂志区。有的坐在地上读书，有的茫然浏览一排排书脊上的书名。

有时我会被其他人手里的书吸引，有时我只是转转，随机决定要翻开哪一本书。那时买书很耗时间，不像现在，搜索、下单、收快递，而更像是一段探索自己兴趣的旅程。

到诚与真的那天早上，我几乎和另一个中年男人同时进店。他在每一个书架前都要驻足一番。途中，他问店员：有没有关于山西古建筑的书？过了一会儿，我又被他放在柜台上的一本书吸引了注意力——《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我问他能否看看这本书，他手里的是店里唯一拆封过的。男人低下头来看我一眼，语气有些奇怪：“你直接翻呗。”好像我问的太过多余，想看就看才是天经地义，即便这本书已经被他买走。

粗读几页后，我请店员帮我留下一本。这本书几乎不可能出现在我的网络视野中，我也没理由突然在哪个网购平台搜索《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但在书店里，我与那位头发花白的老伯一样，被身边人的兴趣传染了。几天后，元旦第二天，我再去诚与真，书店人多到开门出去都困难。

两位读者向诚与真店员咨询选书的问题

相比城与真的热闹，开在商业街最里的野山书店读者寥寥。山猪告诉我，开了书店之后，他们才意识到书店也“看天吃饭”。天太热、太冷，读者都不愿意出门。假如书店周围没有其他可逛的商圈，那么读者为一家书店专门跑一趟的可能性就会进一步降低。

好在野山在小红书的店铺里拥有几千名散布全国各地的年度阅读计划订阅会员。线上社区一定程度上还原了线下门店中的读书氛围，兴趣传染。

在书店的小红书笔记评论区，一些犹豫的网友询问阅读计划的相关问题，总能得到其他读者的热情“安利”，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不同时期购入阅读计划的发货方式、拿到书时的惊喜感，以及选书如何精准动人。

现在，野山书店阅读计划的快递已经能装满快递车

在野山书店的线上社群，每月总有一些地方的书友会较快收到书，于是就掀起“猜书名”活动。野兔和我讲读者们五花八门的提示信息：“书的配书是红蓝色”“书名八个字”“是法国作者”……令人意外的是，真的有人可以根据这些线索猜出刚上市新书的书名。

野兔留齐刘海，戴一副圆框眼镜，讲起话来声音温柔，语速不紧不慢，口头表达书面但并不掉书袋，而是精准、直接、观点分明。我们见面当天，谈到学术书籍，她说：“学术在开始走向通俗。这两年的通俗学术写作真的是多了一些。”

山猪则是黄皮肤，戴一副黑边方框眼镜。讲起话来语速更快，但也很少有无意义的语气词或内容重复。

书店存在的意义

开小红书开书店之后，山猪和野兔最深刻的感受之一是：阅读在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都可能发生。

读者们留下的阅读计划收货地址，有的在夫妻两从未听过的村子里，有的在“消防支队救援物资箱的柜子上”，或者在医院、律所、公安局……他们把这称作书店的人类学观察。“太神奇了。”提到这些地址，野兔忍不住感叹。

一位老爷爷来野山书店买书

松树是野山书店的第三任快递员，三十多岁，颧骨高高的，平时不太爱说话。松树是他的微信昵称，人们因此这样叫他。他很细心，看到店里的快递是书，会将一个个快递包裹在编织袋里整齐摞好，以防书籍受损。店员雨荷和野山夫妇因此对松树多几分热情，见他来了，常常给他倒水，帮他装货。

雨荷热情，做事也麻利，与人说话时总是情绪饱满。她常常和松树聊天，某天下午，松树装完货后，雨荷发出邀请：“你晚上下班后要不要来书店看看书？”

这是没有任何期待的邀约，照面几次的人，雨荷总这样口头邀请。但让她意外的是，松树真的来了。她很高兴，冲出柜台给松树选了七八本自己喜欢的书，松树安静地坐在角落里的小桌上读起来。

二十多分钟后，接到雨荷消息的野山夫妇也赶到了店里。两人商量片刻，山猪拿起一本《我在北京送快递》，想要送给松树。松树立马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连连摆手拒绝：不用了，不用了。山猪不肯放弃，继续举着书：拿着嘛！书就是让人看的！反正店里这么多书你拿一本也不会怎么样！松树仍是摆手：不用了，我平时也不怎么看书，还是放到店里卖吧。雨荷也跟着劝，但最终未果。于是三人围着松树聊起天来：老家在哪里？为什么在申通干？以及，我们家的快递会不会比别家晚？

那本赠书松树虽未接受，但确实看完了大半，他向雨荷反馈读后感：好像和我做的工作不是很一样，这个作者是发散单的。所谓“发散单”，是指面向个体消费者收发快递。松树则是半天发散件，半天发商铺快递。他告诉雨荷，自己“平时没有遇到那么多鸡毛蒜皮的事”。

重要的是，雨荷向我强调：从松树踏入书店开始看书起，他们的“关系又变了”，不再仅仅是对接工作的人。从那之后，松树大概半个月就会来书店看书一次，每次来之前，他都会先和雨荷打声招呼。通常，松树会在晚上八点半左右出现，在书店待上一小时，陪着雨荷直到下班。

一开始，松树会在不同的书架前逡巡，但后来，他经常在博物类书架前停住脚步，翻看关于植物的书。雨荷把这种阅读偏好形容为“特别”。

2025年四五月份的一天晚上，雨荷把书递给松树，松树接过，突然说到：雨荷，我准备不做了，我要回家了。

雨荷觉得不可置信，反复确认几次，最后终于问：那你回家要去做什么？

松树的回答更在意料之外：种砂糖橘。

四五月份是种砂糖橘的时节吗？雨荷不知道。冬天，砂糖橘快要上市了，雨荷给松树发去消息，问他砂糖橘种的怎么样了？过了一会儿，松树回来消息：正种着呢，种的差不多了，结果给你拍照片。

雨荷同样不知道，在松树翻阅的博物类书籍里，是否有一本提到了砂糖橘。但那些似乎都已经不再重要，在松树种起砂糖橘的日子，他的微信昵称已经不再是松树，而变成了“快活自在”。

茑屋书店的创始人增田宗昭曾说，“书店始终因顾客的精神需求而存在，盈利只是自然的结果”。场景、包装等创新都只是不断吸引的手段，洞察读者需求、激发分享欲望，经营一个持续交流的场域，或许才是独立书店成功的核心。

文中宋双为化名

作者———乔

我们持续招募最好的

作者、编辑、实习生，请联系

近日，多地法院上传至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司法文书，都将案件审判员的姓名隐去，引发法律界的广泛关注。

记者经查阅发现，2024年至2025年这一时间段内，在裁判文书网中上传的近2万份裁判文书中，审判员、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的身份都被隐名处理成“XXX”的形式。这些审判人员隐名处理的裁判文书，又以四川、内蒙古、河北三地居多；浙江、山东、河南、天津、北京等地法院的文书，同样出现了相关情形。除了审判人员的名字被隐去外，部分法院文书的案号也被模糊处理。例如，多份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文书，案号均为“（2024）浙01民终XXX号”；北京金融法院的部分文书，案号甚至被模糊为“XXX京XX民终XX号”。

 1 

执行人员的理解偏差导致的不当操作？

为何在裁判文书中对审判人员隐名？很多法官在解释此次事件时都猜测是上传文书的操作人员对隐名处理的要求理解有误。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多次要求在裁判文书中隐去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尤其是对自然人姓名“能隐则隐”，却未曾提及需对审判组织成员的姓名进行隐名处理。故而，这种“能隐则隐”，可能引发了操作人员的理解偏差。

在记者就此次隐名事件进行采访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的负责人也回应称：按照有关要求，在案件中依法履职的审判人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姓名，在上网文书中不做隐名处理。此外，案号作为区分案件类型、次序的重要标识，也予以保留。实践中，因部分操作人员不熟悉文书隐名要求，错误将法官姓名和案号都隐去，显属不当，最高法已关注到上述问题，也已安排相关法院整改。

裁判文书中涉及的人员的姓名是否要进行隐名处理，在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中早有规定。该规定第8条明确，“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时，应当对下列人员的姓名进行隐名处理：（一）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中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二）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证人、鉴定人；（三）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由此来看，需要隐名处理的人员，并不包含案件的审判人员。

对于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删除的信息，该规定第10条的列举是，“（一）自然人的家庭住址、通讯方式、身份证号码、银行账号、健康状况、车牌号码、动产或不动产权属证书编号等个人信息；（二）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的银行账号、车牌号码、动产或不动产权属证书编号等信息；（三）涉及商业秘密的信息；（四）家事、人格权益等纠纷中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五）涉及技术侦查措施的信息；（六）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公开的其他信息”。由此来看，除审判人员的姓名外，案号信息同样不属于裁判文书中应被删除的信息。

 2 

隐去法官姓名导致的监督目标落空

而很多法官猜测的，在裁判文书中隐去法官姓名属于操作人员的理解偏差，也非毫无理据。最高人民法院在2024年1月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就提出，要平衡好文书公开与当事人合法权利、隐私保护的关系。上网公布裁判文书要隐去相关识别信息，确保当事人及其家人的生活工作、各类企业单位的经营发展不受裁判文书上网的影响。

2024年12月公布的《人民法院第六个五年改革纲要（2024-2028年）》同样强调，在坚持深化司法公开的基础上，完善国家数据安全、公民个人信息和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机制，完善上网文书的隐名规则。也因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持续推进，至2024年6月，裁判文书网的上网文书已全面施行隐名处理要求，自然人仅保留姓氏，企业则隐去字号和法定代表人信息。

对当事人的信息进行隐名处理，其目的当然在于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及企业的合法权益。在最初推行裁判文书上网时，因为强调一律公开，已引发不少争议。例如，有的劳动争议案件当事人因相关文书上网公开，找工作时屡次被拒；有的民营企业因涉诉信息公开，融资贷款受阻、商业合作困难，甚至难以参加招投标；等等。所以，从一律公开到隐名处理，无疑更有利于对当事人的隐私保护。

但这种隐名处理，在实践中已渐渐突破规定的范围。例如，在行政案件中，作为原告的自然人或企业应被隐名处理，但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却不应做匿名处理。实践中已然出现不少文书同样对行政机关进行匿名处理的；再例如，因为裁判文书上网后，个别文书中的“低级错误”被网友挑出又经网络不断放大，给案涉法院和法官带来不小压力，以至于很多法官若认为自己的裁判文书质量不高，也会倾向于隐去自己的名字。

若隐名处理从对当事人的隐私保护，扩张到对审判人员的个人信息都要匿名处理，无疑彻底悖离了裁判文书公开所追求的目的——当初推行裁判文书上网的核心目的，就是通过公开确保社会监督，提高司法透明，进而倒逼法院公正裁判，并提高司法裁判的质量。

如果裁判文书审判人员的信息都要彻底抹去，通过社会监督来督促司法公正的目的当然就会落空。

所以，《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第6条也规定，即使某些裁判文书因涉及国家秘密、未成年人保护和个人隐私而不能上网公开，这些裁判文书也应公布案号、审理法院、裁判日期以及不公开的理由。就如2016年8月30日《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公布时，最高人民法院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的，“裁判文书不上网公开的理由也需要上网公开以接受社会监督”。

如果说隐去审判人员和法院的信息已使通过公开来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的目标落空，那么将案号也彻底隐去就意味着，学者、律师和公众再无法通过裁判文书网进行类案的溯源检索。

此外，因为案号就是法律文书的“身份证”，所以隐去案号也就无法保证上传案件的真实性，其结果就是不仅社会监督司法的功能会被持续弱化，司法透明也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3 

裁判文书网为何引发高度关注？

事实上，裁判文书网受到广泛关注，并非首次。早在2024年初，因最高人民法院要在内部启用“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就曾出现过裁判文书网可能会被关停的舆论风波。而引发该风波的原因，除了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发布的启用仅供法院内部人士查询的“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的红头文件外，还有裁判文书网自2021年以来上网文书的数量骤减。典型的如，2022年公布的行政诉讼裁判文书，仅有不到100份。

针对裁判文书网可能被关停的隐忧，诸多学者和律师都曾发表过反对意见。理由也都集中于：

其一，裁判文书公开是司法公开的重要方式，若不能实现普遍公开，仅选择法院内网公开或是有选择地公开，都不是真正的司法公开，也无法实现社会对司法公正的监督和司法公信力的确立。

其二，裁判文书的普遍公开，不仅可提高法官的业务水平，促使其谨慎对待每个案件，也有助于全国法院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的统一。

其三，裁判文书公开，不仅有助于提升整体的法学教育水平，也有利于促进法律共同体的形成。因为裁判文书网不仅重塑了法科生的教学方式，同样也为包括法官、律师、检察官在内的法律人士提供了意见交流的重要平台。仅从学术研究角度而言，公开的裁判文书就使法律学者突破了象牙塔的束缚，进而直面司法实践中的真实问题。

而彼时，也的确出现了裁判文书公开带来的社会问题。典型的例如，文书上网后对当事人隐私信息乃至国家安全的影响，文书上网量大给法官造成的工作负担，以及公众对裁判的质疑给司法工作造成的压力。

但大部分法律界人士的普遍意见是，上述问题只能说是裁判文书网上线十年在取得显著成果后，所暴露出的需要改进之处，并不能成为关停网站、改为法院内部可查的正当理由。

为平息上述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在2024年2月召开新闻发布会称，裁判文书网并不会关停，人民法院案例库所收录的是体例规范、要素齐全、便于检索的参考案例，二者功能不同却会并行适用：前者重在司法公开，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后者则是为法官办案提供权威精准的参考和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也许诺，人民法院案例库的建设使用不会导致裁判文书网的作用减弱，未来仍旧要加大裁判文书的上网力度，使其覆盖至各个审判领域。自此，有关裁判文书网可能会关停的风波暂时平息。

虽在并行适用，可裁判文书网在近年出现了一些颓势。有的基层法院在2023年后再未上传刑事裁判文书，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中规定的“公布为原则，不公布为例外”，也因为不少法院扩张适用不公布的兜底条款——“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在互联网公布的其他情形”，而演变为“不公布为原则，公布为例外”。

所以，此次的法官隐名事件爆出，尽管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时间回应称，“显属不当，已安排相关法院整改”，但学界和公众仍旧对司法公开是否会倒退存有疑虑。

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行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规定》明确声明，“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这成为裁判文书上网的政策基础，也开启了司法公开逐步向好的来时路。至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的意见》宣称，“目前，司法公开规范化、制度化、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审判流程公开，庭审活动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法信息公开四大平台全面建成运行，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已经基本形成”。但从2022年起，这条道路却颇多坎坷。此前关于裁判文书网可能被关停，以及此次大量裁判文书中法官姓名被隐去，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为表征。

法治既然已经向前迈进，就不应允许其轻易后退，人类社会也不应再回到“刑不可知，则威并不可测”的司法神秘主义时代。所以，那些隐去了法官姓名的地方法院是否会如最高人民法院要求的一样进行积极整改，裁判文书网是否还能如其设立之初一样，不断实现司法公开和透明的功能，都需要法律界人士和社会公众的持续关注。

本文首发于凤凰网风声“法治理想国”专栏，主编萧轶。

文/六神磊磊

华清池最近挺热闹。91年的杨贵妃雕塑，近日忽然被举报了。

刚看到新闻时我吓一跳，还以为是又被领导偷偷卖了，赝品留给观众，原件上了拍卖行。仔细一看才知道，不是雕像被换了，而是有人认为贵妃露了胸，有伤风化了。

91年就可以露的胸，现在忽然不能露了，居然还引发一场大讨论。这很让人困惑，唐玄宗都没意见，群众为啥那么大意见？仔细一想才醒悟，因为道德高尚的人过去都没有手机，现在他们全都有了，当然就有意见了。

而且并不只是我们，外国亦然，听说玛丽莲梦露的捂裙子像也不能容许了，非要拉走。

我的主业是读金庸，金庸小说里讲得很明白了，武侠世界里，当时代上行，日子好过，社会风气往往就会趋近于开明开放；反之，就会变得保守固执，各种道德家、卫道士就会纷至沓来。

你看《笑傲江湖》里，华山派实力最强的时候，号称五岳第一，风气就比较奔放，风清扬居然去和一个失足妇女成了亲；等到后来华山实力不行了，在五岳剑派里几乎吊车尾，道德上就最保守，令狐冲去了一趟群玉院，师父都威胁要砍他项上人头。我都不明白，自己能悄悄砍小头的师父，怎么会理直气壮砍徒弟的大头。

我还发现，一个人，如果不到三十岁，就会觉得遇到的事都是新鲜的。如果过了三十岁，就会发现原来世上没有新鲜事，都是周期循环。类似雕像露奶的问题，是个太老的问题了，印象里那是我童年时才讨论的事，甚至当时都已经讨论完了。

比如杂志可不可以登接吻照片，1979年就讨论完了。当时《大众电影》刚复刊，在封面登了一张亲吻照，激怒了一批正义群众，痛斥“庸俗”、“下流”、“难道社会主义最缺的是接吻吗”。后来该讨论以《大众电影》销量暴涨而终结。我还深信未来不会再有这样的讨论了。谁知道如今又讨论转来了。

自从我35岁过后，发现类似的讨论就不断重新上演。川美的教授课堂上教人体素描，被指责伤风败俗；杨丽萍老师的孔雀舞，被指责穿得太少；有人和外国人睡了觉，要被全网声讨，所谓“有辱国格”；如今杨贵妃的胸也要裹起来，唐朝人敢露，现代人不敢看了。这才愈发恍然大悟，世上哪里有什么新鲜事，不过是周期循环。

很多人满以为“新鲜”的话题，不过是一个个当初早已被填平的粪坑，又被人又重新刨开而已。如《红楼梦》和悼明，如能不能“拿来主义”，如过不过洋节，如能不能裸体雕像，如许不许人体素描，都是早被埋了许久的陈年粪坑，却又被人刨开，重新吸引了惊奇的少见多怪的人群，趴在坑缘说哇塞这个好新鲜唉，好振聋发聩唉，大开眼界大开眼界！就连国际时事也是，你看伊朗，大半个世纪都耗在周期循环了，同一个老坑，伊朗人刨了埋，埋了刨，最近又想埋。

我仔细看了那个华清池的杨贵妃雕塑，觉得还挺美的，贵妃躯体健硕，身材饱满，又不失力量；人物头部微偏，神情宁静，整体还算得上生动。如果要挑毛病，我觉得浴袍和人体的关系还不够自然；面孔偏写意而身躯偏写实，上身骨架纤细而下肢粗壮，略有一丝违和，失了点古韵。别的没啥大毛病，起码比某地的章子怡出浴雕塑好，连本人看了估计都晕倒。

再说了，一个袒露胸膛的杨贵妃，不是正好满足网上各类人群从夯到拉的诉求么，女性主义者可以说这表明女性不必为身体羞怯，要光明袒露；老登们如我则可以抓紧机会拼命凝视。各取所需，互不冒犯，多好啊。非要去给裸了三十多年的贵妃较劲做什么？替唐玄宗着急，你是高力士啊？

不禁想起个关于霍英东的著名故事：以前他每次来内地，都要先看机场一幅壁画《泼水节》，看上面裸体沐浴的傣族少女还在不在，如果在，就说明可以放心大胆投资。

但现在已有新情况了，老公式不灵了，因为这已经是全球都面临的问题，无论中西方，大家都贤者起来了，人们全面趋于保守，内心仿佛都像刚撸完一样纯净。之前说了，外国的玛丽莲梦露的像，放了那么多年，不也被指责有伤风化，要取缔吗。

现在除了伊朗人想少穿点衣服，大家都恨不得多穿点衣服。多么有意思的世界啊。

-完-

喜欢好三文鱼的，挪威弗罗亚Froya冰鲜三文鱼补货了，新一批已到，这个品牌在国外许多精品超市都有。我自己前前后后下过十多单给家人朋友。随手截图，这就是我切了叮嘱家里人吃的。

质量好、新鲜，大家喜欢的可以拍：

作者：胡文辉

从前，没有网，从前的世界是隔绝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从前每条村都有每条村的方音。

从前，没有网，从前的时光是迟缓的，“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一辈子，只够寄几十封情书。

那么就可以说，没有网的时候，是古典社会。

但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去从前，回不去古典社会，回不去“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

是的，没有网是古典社会。我说的。但我还有下一句：有网而强行断网，是野蛮社会。

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我觉得，顾炎武对“亡国”与“亡天下”的分疏，在当今世界，依然有用，有效。

对于萨达姆来说，那是“亡国”；对于阿萨德来说，那也是“亡国”；对于马杜罗来说，那还是“亡国”。但又怎么样呢？“易姓改号”而已。甚至连“易姓改号”都用不着，一片云淡风轻。

那么，伊朗断网，又发生了什么了呢？我们不知道。然而，这样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那里在发生什么，岂不是最可怕的吗？这样的话，我们很应该学鲁迅了，“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我想，伊朗正在发生的事，就属于顾炎武说的“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吧！

在地球已被星链包裹的时代，网络已不是外在于我们之物，它是必需品，是我们日常生活，甚至就是我们的文明。什么时候强行断网，就意味着，文明已坠落到了底线以下，“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事，就可能在我们看不见的情形下发生。

断网就等于“亡天下”。

首先，跟姐妹们报个平安，我很好，这段时间没出什么事。算一算，我停更公众号已经接近三个月了，这么长的时间不见，抱歉让大家担心了。在此感谢所有私信的姐妹们的牵挂！梁梁梁抱歉不能一一回复，但大家的私信我都会努力在看！

然后，很开心再次见到姐妹们，我，三月，又！回！来！啦！

这段时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忙（叹气），有非常多头疼的事情一直在处理，包括身体似乎也没有之前好了沈。这导致我基本没怎么看过公众号，也就更没精力写文章了。不过现在已经远不像之前那么忙啦，并且我也有在努力锻炼身体\~

接下来，会和sis们一起继续战斗！

另外，我不在的日子里，某一些br⭕跳得好像很欢啊，甚至还纷纷造谣式开香槟了？

▲你还《可以确定》上了？姥姥在此。

都敢舞到我眼前了，这是生怕自己不挨官司啊……怎会如此好笑。行啊行啊，满足你\~

这段时间，还有br⭕把名字改成我的ID给我发这个的：

真是好笑。我从来不觉得这有什么好害怕的，我也早就预见到了他们那点可怜的、下作的伎俩。br⭕以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给我吓得不再发声，但其实，只会更坚定我留在牌桌上的决心。

这些br⭕恐怕不知道：世界上是有法律的，侵害她人的法定权益是会付出代价的。我巴不得他们更为猖狂，好给日后的量刑依据再加一条。

最搞笑的是，还有直接造谣说我已经狗带的……很难想象他们是有多害怕我：

▲打码不是为了保护br⭕的隐私，而是为了保护姐妹们的眼睛

很难想象，这个贴子发出之后，各大♂拳群有多炸锅。好喜剧的效果。没办法，这就是三月的威力\~

实际上，这个说“3月死了”的贴子是一个姐妹发贴问说好久没见到三月了，谁知道她去哪了，然后这个贴子被推送到另一个叫三月的博主的粉丝那边，造成了一定的混淆。后来双方都澄清了说的不是一个人，br⭕的智力真是堪比半截烟头。

另外，跟姐妹们汇报一下之前起诉br⭕的进展，前情回顾：

很多姐妹问，这么多田力对我进行侮辱谩骂和网暴威胁，已经明显触犯了法律，就没有什么办法能把他们绳之以法吗？

理论上当然可以，但现实中很难。如果去报案，可能很多地方压根都不会立案，因为说你这是民事纠纷，要去法院解决，或者说你都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信息，我们怎么抓呢？是的，他们会要求你自己搞清楚他们的具体身份信息……再或者，像我一样，立案了，但是石沉大海，再无回音。

我们看到的网暴被抓的新闻，基本都是由于当事人自己通过缜密调查，掌握了侮辱谩骂者的具体身份信息和确凿证据（往往是熟人、同事等），提供给他们，他们才会行动。否则，在茫茫网络中，毫不知晓对方的身份信息，基本没有任何可能通过直接报案将对方绳之以法。

所以，面对网暴，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对他们进行起诉。但实际上这个方式也很少会有人采用，很多律师直言不讳：不建议打这种网暴侵权的官司。

因为算账的话，很明显得不偿失。首先，起诉的流程是非常长的：第一步要起诉平台让平台告知网暴者的具体身份信息，否则不可能拿一个网名去打官司。而拿到网暴者的身份信息就需要数个月的时间。接下来，名誉权胜诉的过程可能需要大几个月甚至一年多。而我们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付出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最后能够得到什么呢？往往只是一个删帖道歉，和对方支付几百块的诉讼费（有些法院甚至不支持对方支付）。

这期间的律师费，总的算下来要几千，少数甚至会上万，而这都是要我自己出的。

最终结果大概率只能得到一个道歉。

并且，这只是针对一个网暴者的流程，如果有几百几千人网暴你，想要追究的话，就是上述过程乘以几百几千……

这也是为什么，哪怕财大气粗、背景强硬的明星或者大企业，在面对网暴时，往往也只是发送律师函警告，或者将对方的贴文投诉至下架，而非选择真的去起诉。因为太不划算了。

可是，如果只看划不划算的话，我从一开始，就不会当这个女权博主。

如果只看经济账，只算划不划算，只顺应所谓的“大环境”，那么没有任何变革会发生。我希望用短期的、我个人的“不划算”，去推动长期的、女性群体的“划算”。

之前，我的起诉已经立案了，算是取得了一点点初步成果：

然而，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巧，就在初步立案后，出台了新的相关规定，从去年的11月1日起，网暴侵权相关的案子不能在互联网法院上审理了，要在管辖的基层法院开庭：

之前，拿到网暴者的身份信息这一步在互联网法院上就可以完成，虽然等待时间很长，但总体来说还比较方便快捷，并且互联网法院对网暴相关的案子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共识，这一步不至于存在太多拉扯。但，如果是到基层法院提起诉讼……大家应该知道那里的案子要排到多久以后吧，并且比起互联网法院，一部分基层法院之前可能并没有审理网暴案件的经验。于是，维权需要付出的时间成本会肉眼可见地增加。

但，还是那句话，我如果只是单纯考虑“划不划算”，本身就不会来当这个女权博主。

当前，相关案件的诉讼和审理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并且鉴于部分br⭕的行径实在恶劣，并且证据确凿、充分，我和律师也在商量，不排除刑事自诉的可能。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受害者心态，因为做了错事的是他们，该害怕的也是他们。

我为我自己所做的事业、帮助过的女性而感到自豪和充实，我为feminism的洪流贡献过涓滴溪水。而那些incel，在接下来的一两年内，可能每一天早上睁眼，都有机会收到惊喜哦\~记得及时检查手机信息和邮件。

我的存在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辱女是有代价的。

另外，上那个，相信姐妹们也都看到了。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力度，是因为他们太清楚不过，没有女人，这套系统根本无法运转。正如发达国家那些跨国公司的超额利润建立在亚非拉等地工厂的廉价劳动力之上，正如老板的闲暇和财富建立在劳动人民的劳累与困苦之上。如果女性不玩他们的游戏，不给烟头抬价，那么这个看似庞大坚固的系统便会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

不要紧。他们能噤声一个两个、十个百个人，但当千万朵浪花奔涌向前时，没有任何堤岸能阻止大海的呼吸。

调整，是为了更好的战斗。2026，希望和千千万万的姐妹携手并进，新的一年，我们再出发。

李一诺翻车，以及“一土”爆雷，纷纷攘攘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李一诺的多个社交媒体被封，包括坐拥几十万粉丝的公众号“奴隶社会”，丈夫申华章更被经侦部门带走调查。

一土的老师、学生，连一场散伙饭都来不及吃，就散伙了。

最难过的还是家长，被迫在这个并不算冷的寒冬，为孩子寻找新的学校，一场关于创新教育的梦，悄悄碎掉。

作为同行，李一诺与我的某些熟人是朋友关系，她也是我很喜欢的年轻科学家颜宁的同学兼好友。在个人IP的初兴时期，李一诺、颜宁曾经携手姐姐妹妹闯天下。

两个山东姑娘，是清华大学“生科院96级”的同班同学。在学校，颜宁是李一诺的小跟班，走出清华园后，李一诺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颜宁则去了普林斯顿大学。2004年，两人同时拿到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命运却在这个路口将她们推上了不同的岔路。

李一诺放弃科研，入职著名的咨询公司麦肯锡，颜宁则继续留在普林斯顿大学从事博士后的研究工作。

2014年，已经升职为麦肯锡全球合伙人的李一诺，与丈夫申华章创办公众号“奴隶社会”，开启了她回国的起点。

2015年，她自愿降薪三分之二，离开职场的高光十年，受比尔·盖茨之邀，成为盖茨基金会的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颜宁接受采访时说过，从大学到博士毕业，她的每一步，都跟随着李一诺的脚步，以至于当李一诺决定放弃科研的时候，她曾经有过短暂而激烈的迷茫。

2016-2017年，这对被称为中国最牛闺蜜的女性，接受过很多杂志的采访。她们一起拍摄大片、追忆往事、畅想未来，在迎接鲜花与掌声的同时，也迎来了一些非议与质疑。

10年，放在历史长河中，弹指一挥间；放在个人的人生中，却可能是波澜壮阔中，“关键的那几步”。如今的颜宁，刻意淡出公众视线，回归科学家的专注与清冷；而李一诺，风光之后，收获了创业者的滑铁卢。

这或许是“别人家的孩子”李一诺，近五十年人生中的第一个跟头。

李一诺的前半生，实力与运气共存，过得实在太顺了。

少女时代，她经历了人生的第一个挫折，父母离婚。然而身为工程师的母亲，很好地庇护她并且成为她的榜样。

成名后的李一诺，无比自豪地称母亲让她感受到职业女性的魅力，因为她在独立抚养女儿的同时，还成为了一个拥有三千多人企业的唯一的女总工程师。

在山东这个高考内卷大省，以年级总分第一的成绩，被保送清华大学，李一诺的成功，很难用运气去解释，她无疑是努力并且优秀的。

此后留学、工作、创业，一路顺风顺水，每一个选择，她都踩准了时代的风口。

在事业上取得傲人成绩的同时，与一直未婚未育的好闺蜜颜宁不同，李一诺不仅英年早婚，而且四年生下三个宝宝，稳准狠地拿捏住了世俗所定义的所有成功的要素。

我一度困惑，上帝究竟为她关上了哪一扇窗户。如今谜底揭晓，那扇窗，名为“敬畏”。

李一诺回国创业，一脚踏进难度很高的创新教育领域。

与教培不同，“一土”是12年制的基础教育。2016年9月，一土的第一批学员，在故宫举行了开学典礼，此后这个传统一直沿续到2025年。

一土的学费一年为二十万左右，在北京的国际学校里，其实不算太高，但足够它去筛选出相对有钱，且教育理念比较超前的一部分家长。

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释放天性、博学多能，在充满想象力的空间下自由成长，而“一土”，恰好成为这样一个教育的“乌托邦”。从传统教育中，卷出头的精英人才李一诺，扛起了反传统教育的大旗。

然而名气巨大的一土，始终没有拿到正规的办学资质。在风光无限的故宫开学典礼背后，所隐藏的这个大雷，李一诺在一土爆雷之前，鲜少提及，一土的家长中，也一定有不知情者。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土选择了与有资质致知学校联合办学。最终明面上是致知的烂账转移到了一土头上，导致爆雷。

实际上，据公开资料推测以及知情人士的描述，一土的管理、尤其成本管理混乱，可能是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学校不断发展与扩张的过程中，多个股东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尤其去年10月，大股东退股导致李一诺夫妻的名下财产被冻结，加上与致知的矛盾，最终资金链断裂。

十年创业梦一场，苦的还是孩子。网上不少贴子，是一土的家长求助，询问应该给孩子转学到哪里。

网上有个家长谈自己给孩子选学校，说她选私校的标准，一定是看创始人之前在教育领域做过什么，而不是说过什么。

这个简单、有效、中肯的建议，想选私校的朋友，可以收藏一下。

教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不是有理论、有梦想、有体系、有热钱就能成事。之前的成功经验，才是判断TA到底懂不懂中国教育的金线——虽然之前成功过的，不一定能再成功；但之前没有成功过的，风险一定更大。

我喜欢所有为梦想而努力的女性，李一诺也一度是我关注和喜欢的博主，我希望她成功，毕竟每一个成功的女性，都在推动女性地位的改变。一土的爆雷，我是有些伤心的，但我也认可，更伤心，更值得被同情的是一土的孩子与家长。

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我属于不敢拿孩子冒一点风险的家长。

虽然我对传统教育有很多看法，有时候也被卷得十分痛苦，但多方权衡之后，还是选择让两个孩子都读公立学校。

我认可教育的复杂性，放眼全球，教育都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无论是不同国家还是不同教育体系，其实都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问题。我非常警惕那些把一件事描述得毫无缺点的宏论，总觉得完美背后，一定有阴谋。

时间永远是最厉害的评委，无论是一个商业模式，一个梦想，还是一个创始人，一个梦想家，在残酷的现实与时间面前，都需要建立自己的护城河。而我们选择一个人，一个学校甚至一家公司、一个伴侣，也都要看TA的护城河到底宽不宽。

如果回望，个人IP催生的梦想家学校一土，似乎真的看不到任何护城河。

顾客让我帮忙找一件刘亦菲同款小貂，带着这个任务，我去了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的南京禄口皮草市场，找到了创牌于1954年的KC皮草。

参观博物馆、跟专家交流、下工厂考察皮草工艺，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累归累，开心也是开心，因为我终于完成了粉丝交待的任务。  

今年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不仅仅是羊粉，我身边的朋友想买貂的心，也都到了最大。

我算是歪打正着，找到了第一手的好货。1月16号，KC皮草专场，除了高品质水貂还有今年超级流行的小胡羊，买貂找我，绝不踩坑。预约防错过！

哈罗哈罗，我是你们的云闺蜜艾小羊

畅销书作家、资深媒体人

喜欢我的文章麻烦点击公号名片关注我——

公号改版后经常有读者反馈收不到推文，为防止失联，让大家每天看到好文章，麻烦按下面步骤操作，星标公众号，以后就能快速找到小羊啦〜

 往期爆文推荐

李玟  ▏叶童  ▏陈建州  ▏吴越  ▏张嘉倪 ▏林志玲 ▏黄子佼 ▏黄永玉 ▏章子怡 ▏黄觉 ▏首富小三上位  ▏秦昊的反击  ▏朱珠  ▏ 庾澄庆伊能静  ▏

当济宁市司法局原副局长国庆启的判决书被公之于众，一桩荒唐的权钱交易撕开了法律服务行业的遮羞布：60万元贿金，换来一顶律协会长的乌纱帽。

判决书的字里行间，清清楚楚刻着济宁市律协会长朱玉冰的名字。那笔60万元的行贿款，正是他踩着权力阶梯上位的“敲门砖”。

行贿与受贿本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唇齿相依、罪责相连。按理说，从国庆启东窗事发、被法院认定受贿罪的那一刻起，朱玉冰的涉案行为就该被立刻拎出来严查到底。

可吊诡的是，这场正义的“迟到”竟长达一整年。从国庆启获刑到济宁市律协召开理事会罢免朱玉冰，三百多个日夜悄然流逝。

据红星新闻报道，1月12日，济宁市律师协会召开理事会，紧急罢免了朱玉冰的会长职务。针对朱玉冰的涉案行为，后续将根据调查核实的情况，依法依规做出处理。

然而，所谓的“紧急罢免”未免来得太晚了些。这一年里，朱玉冰顶着律协会长的光环，在行业内发号施令、风光无限，不知情的人恐怕真会以为，他是凭过硬的专业能力和良好口碑坐稳了这个位置。

难道这一年间，济宁市律协对会长的涉案传闻真的毫不知情？还是说，面对这桩明晃晃的行贿案，律协“揣着明白装糊涂”？

要知道，律协会长本应是律师行业的标杆，是法治精神的忠实践行者。可朱玉冰却用行贿的龌龊手段谋得高位，这不仅是对律师职业道德的公然亵渎，更是对法治的无情挑衅。

更讽刺的是，律协这场“紧急罢免”来得太迟，也太像一场敷衍了事的表演。

非要等到判决书传遍全网、舆论哗然，才手忙脚乱地召开理事会走流程。早干嘛去了？是怕拔出萝卜带出泥，牵扯出更多不堪的内幕？还是担心撕破脸皮，影响了所谓的行业“形象”？这种被舆论倒逼出来的整改，不过是一场迟来的“面子工程”，糊弄得了自己，糊弄不了公众的眼睛。

细细深究，这起案件暴露出的疮疤远比我们看到的更触目惊心。一个司法局副局长，能轻易向律师索要200多万元好处费，能靠收受贿赂随意左右律协会长的人选，背后折射的是监管权力的全面失控。

律协本应是律师的自律组织，肩负着规范行业行为、净化行业风气的重任，可在这起案件里，却沦为了权力寻租的“后花园”，何其可悲，又何其可叹。

朱玉冰被罢免了，但事情绝不该到此为止。那笔60万元贿金的背后，是否还藏着更深的利益输送链条？律协在会长选举过程中，到底有没有建立严格的资格审查机制？那些对朱玉冰的涉案行为视而不见、听之任之的人，该不该被严肃追究责任？

律协不是法外之地，行业自律更不能异化为“自我包庇”。一年的拖延与漠视，已经让公众对律师行业的信任大打折扣。

若想重拾公信力，就必须拿出刮骨疗毒的勇气，将案件查深查透，把责任追到底、问到位。否则，今天罢免一个朱玉冰，明天难保不会冒出另一个“李玉冰”“张玉冰”，继续啃食法治的根基，践踏公众的信任。

毕竟，法律的尊严容不得任何交易，行业的清风正气，更等不起这种“拖延症”式的整改。

“法度law”首款周边产品已上架，专为律师、粉丝朋友定制，长按右下角二维码下单

作者|赵果

版权来源|法度Law

推荐阅读

涉案30亿，李建平被执行死刑 ：20年来获“极刑”的贪官都有谁

纪委通报中曝光举报人全名，谁赋予的权力？

兼职代人信访一审被判寻衅滋事｜律师：开发商危害更大

“纸面服刑”案后续：300余次报警反映情况仍被报复杀害 谁该担责？

被指寻衅滋事，辩护人：伤情鉴定复印件涉嫌造假，不能作为证据

退休七年被查，老检察长未被追刑责，更多细节待公开

最高法原法官评高丙芳律师涉嫌虚假诉讼案：不能让扶助弱小者蒙冤受屈

民事判决生效5年后突变刑事，河南新乡企业家骗贷案引发关注

法度Law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近期，在小红书、抖音、微信、微博等平台，陆续有网民发帖，称因为农村天然气费用高、政府补贴退坡、官方禁止烧煤取暖等原因，在一年中最冷的时节，河北农村的一些老人无法取暖，硬扛挨冻。

消息传出后，有媒体和网民前往河北部分农村求证，一些视频显示，有很多老人只能通过晒太阳的方式取暖。

更令人咋舌的是，部分村镇政府还通过无人机检查烟囱的方式，监控是否存在烧煤的情况。

实际上，“气用不起，煤不让烧”不是这个冬天才出现，早在几年之前便有网民提出这一现实。然而，彼时当局的严密审查之下，河北农村老人的生存困境并未引起过多关注。

直到这个冬天，河北农村老人取暖问题终于再次被提起，相关讨论在短时间内得到广泛关注。但即便如此，当局仍对部分文章进行审查删除。目前，这些老人的取暖问题也并未得到有效改善。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 经济观察报｜河北农民的这个冬天
• 农民日报｜河北农村取暖问题，不能再耽搁了
• 明天真的会更好吗｜蓝天不该有血的颜色——请给农村老人一个温暖的冬天

一、经济观察报｜河北农民的这个冬天

经济观察报记者实地走访河北两座地级市的7个村庄，电话采访了另外4座地级市的多位村民，最终发布调查报道《河北农民的这个冬天》。

很快，该报道便遭到删除。被删之后，该文仍然通过文档转发等形式，在微信等平台传播。

被删文章部分内容写道：

河北农村开始大规模以天然气取暖，始于2017年。当时，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重污染天气频发，在农村实施清洁取暖是空气治理的重要手段。

清洁取暖，是指禁用传统的散煤取暖，改用天然气和电，在无法煤改气、煤改电的地区，则用洁净煤兜底。

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生活方式变革。中央财政、河北各级财政投入数以百亿元计的资金，用于取暖设施、能源费用补贴，但随着政策推行年份增加，补贴逐年下降。

根据北京市发改委与天津市发改委的通知，2025年，北京农村煤改气采暖用气第一档价格为2.61元/方，天津农村煤改气价格约2.86元/方。而河北多数地区农村煤改气价格为3.15元/方。

正在晒太阳的老人们

在保定的这个村落，2025年采暖季已无补贴。“种这点棒子（玉米），还不够烧气的。”一位老人说。

在河北东部某村，正午12点半的阳光洒在屋里，壁挂炉的水烧到30度，村民张军穿着小棉袄、夹袄、绒衣开衫、薄毛衣、保暖内衣，他也不觉得热。他的家在2021年完成了煤改气，煤炉已经当废铁卖了。平时温度也不敢开高，室温最热也就十七八度。

他刷着支付宝的付款记录：2025年12月4日—2026年1月3日，他交了6次燃气费，总计1300块钱。除了靠燃气以外，他家也靠烧木柴、加热土炕来取暖。

张军家里分了6亩地，种玉米，“一年下来，一亩地能剩300块就挺好了”。下午1点一到，他戴上帽子就离开家。虚岁68的他，仍要打每天200元的日结工。

前述保定村子的一户老人家中，厨房里的煤改气壁挂炉用泡沫箱子包着，完全看不见箱体，80岁的老人说，开燃气得先把泡沫取下来才能操作，他近两年都没取下来。

被泡沫箱包裹的闲置壁挂炉

前几年有补贴时，老人摘过这个保护罩，白天不开夜里开（注：河北冬季昼夜温差可达10℃以上），一冬天花了约3000元钱。补贴少了，他就去捡柴火烧炕。院子角落还堆着些散煤，是他前两年偷着买的，用麻布盖着。老人说：“不怕村里来查，我怎么也得活着呀！”

老人家的散煤

[…]距小米家35公里的老马家，房子200平方米，为维持室温18度，一天要烧20多方气，该村一方气3.17元，一天取暖费60多元。他每年都等上大学的老大放寒假了才开气，平时只有上小学的儿子写作业时开会儿空调。老马觉得今冬是个暖冬，不开暖气也勉强能承受，阳光好的时候，温度计显示室内最高能有9度。

老马家收入主要靠打零工，一年有四五万元，钱不好挣，开销还多：基本医保全家一年约2000元，老大一年上民办大学要花三万多元，老二上小学也得花钱，收入刚够硬支出。

老马想烧煤，但难办。一是不敢，二是只能买到较贵的洁净煤，三是家里的锅炉前两年被拆了，也生不了火。他所在村环保查得严，不能烧烟煤，也不能烧柴火，村里大喇叭吆喝，谁家冒烟了就有干部来。

老式的煤炉

老马所在村有约500户，这个冬天一大半人家都没怎么开暖气。以前，村里人爱串门，围着炉子拉拉家常，现在很少了。“现在你往人家去，人家感觉你来蹭暖气了。”老马呵呵笑。

二、农民日报｜河北农村取暖问题，不能再耽搁了

《农民日报》在其微信公众号上也发表文章对河北农村取暖问题进行报道，但该报道文章同样遭到删除。

文中部分内容写道：

农民为啥不敢开暖气？

原因就一个，用不起。

2016年开始，为了解决锅炉烧煤带来的环保问题，河北农村开始推行“煤改气”，最开始补贴多，大家也愿意配合，纷纷装上了壁挂炉。

但近10年过去，天然气价格依旧很高，补贴金额却在减少。

河北农村天然气价格稳定在3.15—3.4元/立方米，100平米的房子，一个冬季的取暖费在5000到一万元左右。想暖和点，花钱就得多，舍不得花钱，就得挨冻。

补贴却从最初建设时的1元/立方米，降到0.8元，现在又到0.2元。

即便是冷得扛不住了才选择开暖气，河北农村家庭过冬的取暖费也得几千元。而农民一年收入也就一两万元，取暖费就占了不少，实在是担不起，行不通。

煤不让烧，气用不起，最受煎熬的就是那些腿脚不便、抵抗力弱的农村老人。目前农村老人的养老金一个月也就是一两百元，全部加起来，也不够交一季的取暖费，这事儿怎么听起来，都不合理，更不合情。

温暖过冬，从来都是乡亲们最朴素的期盼，更是农村老人安度晚年不能打折的基本权利。

解决农村老人的取暖困难，必须拿出实招硬招来，而且，刻不容缓，耽搁一天都不应该。

三、明天真的会更好吗｜蓝天不该有血的颜色——请给农村老人一个温暖的冬天

微信公众号“明天真的会更好吗”作者也发文对该事件进行评论。

被删文中写道：

当湛蓝湛蓝的“北京蓝”再次成为一道风景时，城里人是否曾想过，在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的某些村落里，一些农村老人正蜷缩在冰冷的屋中，用颤抖的双手搓着身子，靠晒太阳、做家务来取暖？他们不是不愿拥抱蓝天，而是这抹“蓝”来得太贵，贵到要用整个冬天的体温去换，贵到让本就微薄的养老金在燃气费面前不堪一击。

“煤改气”本是一场指向绿色未来的环保革命，初衷不可谓不善，目标不可谓不正。它的确让北方的冬天少了许多煤烟，让“雾霾围城”成为渐行渐远的记忆。然而，当清洁能源的旗帜高高飘扬时，一些农村家庭的壁挂炉却成了摆设，天然气管道通到了灶台，却通不进温暖的被窝。这不是技术的失败，而是政策温度与民生感知之间的断裂；这不是环保的胜利，而是一种以牺牲最脆弱群体基本尊严为代价的“进步”。

在河北某些农村，一位农民全年养老金不过三千元，而一个冬天的天然气取暖费用动辄七千元以上——这意味着，老人一辈子攒下的体面，还烧不暖一个季节的夜晚。他们不是不想用气，是“有气不敢烧”；他们不是不支持环保，是环保的成本压得他们喘不过气。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画面：老人点燃枯树枝在灶膛里取暖，孩子回家才舍得开暖气，有人甚至靠抖动身体来抵御严寒。

这哪里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图景？这是蓝天之下，老人用血肉之躯为能源转型买单的悲凉现实。

环保不该是冰冷的数字竞赛，也不该以牺牲最基层群众的“温暖权”为代价。农村自建房保温性能差、居住分散、用气量大，本就决定了其单位取暖成本远高于城市集中供暖住宅。可现实却是，农村气价有时比城市还高，补贴退坡却比城市更快。这种“低收入、高成本、少保障”的倒挂，是对公平最沉重的拷问。那些被迫“积极响应”政策、主动拆掉土炕、接入管道的农户，曾是环保治理的同盟军，如今却成了被遗忘在寒冬里的“代价”。

我们常说“人民至上”，可当一位老人因怕花钱而整夜不开暖气，当一个家庭因取暖支出陷入全年拮据，这样的“至上”便显得多么苍白？

蓝天不该有血的颜色。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大家通过电报(Telegram)平台 向我们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作出你的贡献！

了解更多投稿信息，请阅读中国数字时代征稿说明

欢迎读者访问 CDT播客 和 CDT视频 收听/观看更多相关内容。

“退休人员产检”，乍听之下满是矛盾感的组合，如今正照进现实。

按照现行政策，女性年满50岁便到了法定退休年龄，这个本该步入含饴弄孙阶段的年纪，大多已迎来绝经。如今却迎来了退休产检也可报销的好政策。

具体的规则是：必须是参加北京市职工医保的退休人员，医保范围内产前检查费用实行分段报销：3000元（含）以内全额报销，超出部分按30%比例报销，年度封顶线1万元，简单来说和在职女职工待遇相同。

这个政策只能说是一个打补丁的政策。

的确也有很多高龄产妇，难道说以前她们产检还不能报销吗？

单从政策上来分析，能惠及一个人，也是好样的。

虽说到了退休年龄，大多已经绝经，但通过辅助医疗技术，还是可以成功怀孕生子。

今天就看到张家港一个59岁的大妈顺利产子的新闻。

大女儿常年在国外，感到寂寞就生个孩子带一带。

而中国女性生孩子的最高记录是67岁。

虽然技术可以使老树开花，枯木逢春。

但是高龄产妇还是要面对更多的风险，比如妊娠高血压，胎儿畸形等风险。

让绝经的人再努努力，不要有后顾之忧，多生一点。

现在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比较低，让他们改变观念比较难。而且很多年轻人是有生育的身体，没养育的钱。高昂的养育成本、巨大的生活压力，让他们对生儿育女望而却步。

但退休这一代就不同，这一代人还认同“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而且那些有高额退休金的人员，也有能力养得起孩子，甚至还可以一边领退休金，一边领生育津贴。

而且五六十岁也有时间和精力带孩子，以前是帮忙带孙辈，现在好了，可以带自己的孩子了，弥补了年轻时因计划生育只能生一个的遗憾。

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别说生育，结婚这一关都很难过，从生物学上看，谈恋爱结婚的目的，不就是为了生孩子吗？

而同父同母的弟弟妹妹的基因和自己生的儿女的基因相似度都是50%，而且还保真。

从基因角度来分析，人就是基因传递基因的工具，年轻一代传递不了，就老一代再传一棒，年轻人帮忙养弟弟妹妹可好？

退休父母再生一个，就不用年轻人生了。

以前是天天催年轻一代孩子生，现在好了，可以让老一代人再努努力了。

这发展到最后，这生育年龄会不会继续延后。

这会不会让很多人真的到了退休年龄，才考虑生孩子。

毕竟这个年纪，有钱又有闲，正是生儿育女的年纪啊。

不过话说回来，让退休人员生孩子，这只是一些偏门，对社会的整体生育率影响不大，最主要的还是创造一个让年轻人愿意生，敢于生的环境。

看到一则改名公告，不胜唏嘘。

1月12日，“独立精神”公众号改名“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并表示将一如既往做好文章发布工作。

为什么要把“独立精神”这个极具历史积淀、极具清华特色的名字改掉，公告没有说，咱们作为外人不得而知，也没有立场去评价。只觉得非常可惜……

“独立精神”这个典故出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原清华大学教授，学贯中西的大师陈寅恪所题，也一直被认为是清华大学治学思想之精髓。

1929年，陈寅恪为已故国学大师王国维撰写纪念碑铭文，其中写到：

“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海宁王静安即王国维先生，此碑立于清华大学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既是陈寅恪大师与王国维大师之间的惺惺相惜，更是大师对清华同僚、对中国学术界的期许与鞭策。

清华大学历史上，当得起“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教授灿若繁星，已故的有陈寅恪、王国维、朱自清、闻一多等大师，健在的也有秦晖教授等令人尊敬的学者。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清华大学一脉相承，源远流长。也因此，一份由清华大学主办的哲学社科刊物以“独立精神”命名其官方账号，是非常妥帖且足以自豪的，也是其他任何学校（包括北大）所抢不走的。

以“独立精神”作为一份学术刊物的标签，有着极其鲜明的导向作用，也是对每一位投稿作者的指引与鞭策：

你投稿到《清华大学学报》的研究，是不是基于一名学者的独立精神完成的？做研究的过程，有没有受到权势的影响？你研究得出的结论，有没有屈从于利益的诱惑？

你的学术研究，有没有愧对清华大学先贤的教导？

作为对比，“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则很难看出任何价值倡导的主张，看起来就是中国数千份大学刊物中平平无奇的一个。

当然，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改名的并不是清华大学的学术刊物本身，而是一个认证主体为清华大学的微信公众号。

很可惜，“独立精神”这个名字被放弃了，希望清华人治学的独立精神还在吧。

祝《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越办越好！

 一个单身妈妈因为儿子被骗到柬埔寨，在最终无奈之下她孤身一人勇闯柬埔寨寻找儿子。她的寻子经过也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有多少人被骗到柬埔寨没有人知道，但像叶文斌母亲这样实实在在鼓起勇气直闯柬埔寨寻子的人寥寥无几。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由于签证时间到期，不知道通过中转国家后重新入境来“续签时间”，以至于她回国后表示，“现在不能出境了”。网上还有人说她是因为“恶意寻子”导致被限制出境。

不管怎么说，她出国前往柬埔寨寻子的勇气和精神都是实打实，她的寻子经历也被国内外关注。对于柬埔寨形象来说，这无疑是毁灭性的灾难。国内一些媒体时不时报道柬埔寨旅游，叶文斌的妈妈是用亲身经历在告诉外界、柬埔寨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一个电诈猖獗的国家，正常人看了叶文斌妈妈的寻子经过后都不会去柬埔寨旅游。尤其某些媒体报道宣传中国人是柬埔寨旅游大客户，仅仅叶文斌妈妈在柬埔寨寻子的事情，相当于毁灭了柬埔寨旅游业里面的中国市场。

对于柬埔寨旅游部门而言，肯定是很难受这种重大负面影响。另外一个问题，这样跨国寻子大概是头一回。给了一些部门很大的压力，因为国内的事情弄到国外了，不过也是国外的事情，人从国内被骗出境的。

叶文斌妈妈的做法不仅给了有关部门压力，柬埔寨官方、甚至电诈园区都会有压力。网上现在有不少被骗去柬埔寨的家属在诉求，如果多几个叶文斌妈妈这样勇闯柬埔寨，那种影响非常大，弄不好变成“国际事件”，不仅仅单纯的寻子问题，在柬埔寨寻子期间的安全问题，甚至又会造成新的舆情。

有视频中显示，叶文斌妈妈说自己已经不能出境了，虽然网上有人说她是因为“恶意寻子”，站在法律的层面上来说，如果禁止他出境，好像很难理解。但她出国了，这件事会不会升级，会不会产生新的问题和影响不好说。

另外，如果网上亲人被骗去柬埔寨的人都像叶文斌妈妈一样，内外方方面面会比较尴尬。柬埔寨GDP40%至60%来源于电诈，柬埔寨第二大城市西港更是犯罪的天堂，经济70%来源于电诈、灰产。这种国家指望配合打击电诈，也是不现实，只有泰国那样用实力教训，柬埔寨才会老实。不过话也说回来，柬埔寨的电诈园区都是华人资本，最后又来坑害国人，有些还被包装成为优秀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