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字的疆域里，解困式报道的探讨早已深耕，而当叙事的载体走向音频，解困式报道便有了另一种表达可能。以声音为桥，我们或许能更真切地听见困境，更清晰地听见答案。

作为以人声为核心的音频媒介，播客自带天然的亲近感与情感传递力，能搭建起私密的收听场域。脱离了视觉的纷扰，听众的注意力更易聚焦，沉浸感与想象力也随之被唤醒，推动着人们主动走进故事，在聆听中探寻困境背后的解决之道。

但如何评判一期播客单集，是否真正践行了解困式报道的内核与理念，需要一套贴合音频媒介特性的专属评价标准。

为此，几位“解困”成员组成了解困播客案例评选小组，在新闻实验室发起人、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方可成老师的带领下，遴选出截至2025年的解困播客代表单集，并搭建起音频类（播客）解困式报道的评价标准（见表1），以期提供一个清晰、可操作的评估指南，让每一份用心的音频解困叙事，都能被精准发掘。

表1 音频类（播客）解困式报道评价标准

过去数月，解困播客案例评选小组通过全面梳理播客榜单、单集主题词检索、专家与内部推荐等多种方式，筛选出近150个带有解困色彩的单集，议题覆盖教育、医疗、科技、城市治理、性别、环境、特殊群体等多个领域。每一个单集，都在尝试以声音听见困境、探寻答案。经小组成员的层层细致甄别、反复研讨，最终遴选出10个代表性单集（排名不分先后）。

除了这些入选节目，还有不少播客长期关注解困议题，多次推出相关单集，《声东击西》《涟漪效应》《明日之路》便是其中的代表，始终以声音为炬，在困境中寻找答案。

播客的世界广阔无垠，至今仍无一张囊括全局的探索地图，此次梳理难免有百密一疏之处，仍有许多用心讲述的解困声音，等待被听见、被发现。我们诚挚期待大家的推荐与指正，欢迎分享宝贵的优化意见，让这份以声音解困的探索之路，能走得更稳、更远，让更多人听见困境，更听见答案。

照护家人，是一场无尽、无条件的付出吗？

节目：《看理想时刻》
图源：安孟竹等主讲《良善照护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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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囊切除后，主播DY遵医嘱忌荤腥，有一天，来照顾她的妈妈却偷偷在面条里加了猪油。

DY的第一反应是生气。不过，一想到妈妈照顾外公外婆时也常常被无端呵斥，DY又开始心疼妈妈。

代际间的沟通内耗、照顾者的情绪透支、女性对无偿劳动的默默承担……这些照护的普遍困境藏在无数家庭的日常里。

人类学者安梦竹的分享，为这些困境带来了破解的微光：沟通技巧、喘息服务、互助小组……与此同时，情感拉锯难以避免，责任私人化仍未改变，中小城市的支持服务依旧缺位。

照护从来不是独角戏，如何打破性别与阶层的枷锁，让责任从家庭转向社会共担，织就一张不压垮人的关怀之网？

我在公立初中开了一学期的性教育课

节目：《多多益善More For Good》
图源：多多益善公众号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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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性教育被带入校园，它不只是关于身体，更是关于社会如何定义“好女孩”和“值得喜欢的人”。长期以来，这些答案来自网络碎片、同伴压力与成人世界的规训，而非系统性的学习与讨论。

翠翠试图改变这一点。她把性教育从隐秘话题变成公开课堂：带孩子认识身体，讨论审美标准，正视懵懂情感。在真正行动之前，校方的顾虑、家长的反对、学生的起哄似乎都是不可逾越的阻力。但当这些规训被搬上课堂，它们反而成为讨论的入口。

这一期播客记录了翠翠如何自学性教育知识、与学校协调课程的边界、和家长建立信任，也呈现出一个现实困境：突破性压抑的教育从来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一个不断协商的过程。

当孩子们开始重新回答“什么是美”“怎样才算爱自己”，性教育的意义或许才真正显现：不是给出标准答案，而是让孩子们有勇气去质疑那些被默认的规则。

隐藏在冰山之下的性侵救助

节目：《不合时宜》
图源：图片由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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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性侵与成年人之间的性骚扰不同。未成年人往往缺乏反抗能力，甚至难以意识到伤害已经发生。”

很多孩子不会直接说出施害者的名字。有时，加害者正是照顾他们的人；有时，受害者甚至会对施害者产生复杂的依恋。

记者熊阿姨在报道中试图让这些经历被看见，社工沐恩则在漫长的救助流程里陪伴孩子走过报警、医疗复核与后续教育。

当然，性侵救助从来不是一次性的行动，而是一条需要法律、医疗与社会支持系统共同运作的路径。在现实中，资源分散、机构经验不足，甚至不专业的介入，都可能让伤害再次发生。

这一期播客讨论了媒体报道如何成为求助的入口，也呈现了救助实践中的细节、障碍与反思。然而，当越来越多幸存者开始发声，社会是否已经准备好承接这些声音？

一个经济学者和他的教育实验

节目：《脆弱世界》
图源：叶晓阳（受邀嘉宾）公众号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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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宁夏地区的实证研究显示，出于信息认知、偏好偏差及策略匮乏上的重重困境，高分农村考生往往录不到好大学。

在宁夏的黄土高原上，经济学者叶晓阳和一群北大师生曾试图用电子信息系统帮农村考生填出改变命运的高考志愿。

但现实远比模型复杂：老师分不清平行志愿和顺序志愿；家长警惕地骂他们是“骗子”；学生拿到22分的“虚拟加分”，却因家庭变故、专业误判或社会偏见，最终仍滑向“天坑”或沉默。

教育公平是否只是精英的浪漫想象？“张雪峰式答案”为何在现实中更具吸引力？

对话潘启超&周浩然：在逐利的市场上，守护星星的我们需要保持良知｜大龄孤独症群体社区融合解困之路

节目：《解困》
图源：播客节目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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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孤独症孩子长大，逐渐老去的父母迎来新的照料难题。

这些大龄孤独症群体可以“由家庭内部走向附近”吗？

美好家园心智障碍家庭支援中心创始人詹颖指出，这一尝试既需要家长重塑对孤独症的认知、改变与孩子的沟通教育方式，也需要邻里摒弃污名化、以包容心态共同营造自然的支持氛围。

但这一解法在家长实际执行中，却面临诸多难以落地的现实问题，本期节目特邀两位专业的“附近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特殊教育博士生潘启超、应用心理学博士生周浩然，结合自身研究与从业经历，分享具体可落地的破解方案。

他们提到：孩子确诊孤独症后，许多家长容易陷入焦虑内耗，忽视自身的心理需求，事实上，正视这份情绪、找到适合自己的疏导方式，才能更从容地陪伴孩子。

无声世界里的“医”靠：助聋门诊如何打破听障者的就医壁垒？

节目：《去病三分糖》
图源：图片由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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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站在大厅里茫然无措，只能靠我东问西问才找到医生。“这是“重听”患者梁文英小时候陪听障母亲去医院看病的经历。

包括梁文英和母亲在内，中国目前有约 2780 万听障者，沟通不畅致误诊、医学信息匮乏、手语翻译缺位、老年听障者慢性病管理困难，这都是他们正在面临的就医困境。

“自己淋过雨，所以更要给别人撑伞。” 这份执念让梁文英放弃了高薪设计师工作，把每周三下午的门诊拓展成24小时服务。她通过视频问诊摸清病情，线下全程陪同，把白内障比作“蒙尘的玻璃窗” ，化解了专业沟通壁垒。去年的联合义诊更让近百位听障者受益，三十多人顺利手术。

但挑战从未消失。“我做了十几个手语科普视频，但因为没有医师资格证，没法在平台公开发布，只能一对一转发。” 梁文英坦言。此外，二三线城市服务覆盖不均、模式依赖个人奉献难以复制，也是待解的难题。

预防老年痴呆的答案，会是一款严肃游戏吗？“严肃游戏”严肃在哪里？

节目：《果壳时间》
图源：「腾讯脑力锻炼」认知功能训练软件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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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着一位九十四五岁的奶奶，两小时里反复绕圈找妈妈。她只记得九岁时的画面，连丈夫孩子都认不出。”

在广州养老院调研的时候，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的王楠，被眼前的这位患有轻度认知障碍的奶奶击中。这种介于正常衰老与阿尔茨海默病之间的状态，转化率高达十倍，却因病耻感和认知不足，很少有人主动干预。

面对这个缺口，王楠团队的解法是打造一款以循证医学为指导逻辑、趣味性呈现的 “严肃游戏”。临床数据显示，12周训练完成率98%，不少老人认知分数回归正常。

但挑战接踵而至。“很多人跟我说‘不可能’，有人质疑‘玩游戏也能治病’，医生和老人都有顾虑。” 王楠坦言，游戏的可持续性仍需验证，不同老人认知储备不同，12周疗程后的效果尚无统一答案。

严肃游戏能否真正留住老去的记忆？如何让数字疗法真正落地，让轻度认知障碍干预不再遥远？

十年前，我们去监狱开绘画课

节目：《狱望》
图源：参考狱望公众号插图 由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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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被法律定义为“罪犯”之后，他是否还能拥有表达情感、讲述故事、甚至创造美的空间？

十年前，三位拥有社工、美术、心理学背景的年轻人，走进北京的一所监狱，尝试用跨学科艺术教育项目打开高墙内的另一种可能。

他们对监狱中传统的“矫正”和“治疗”概念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认为不应仅仅把服刑人员视为需要修理的“零件”，而是通过绘画课、正念练习等鼓励服刑人员自我表达、感受非评判性。

一位学员分享了自己在艾滋病医院做义工的经历。尽管他过去犯过错，但仍展现出人性的光辉。他画了一颗弯曲的钉子，并写下“请记得有人正经受绝望”。

这不是改造，也不是治疗，而是一次关于“人如何被看见”的实验——因为再严厉的惩罚，也不应抹去一个人作为“人”的基本尊严。

那群改变台湾教科书的年轻人

节目：《放晴早安》
图源：美感教育社群「美感细胞」官网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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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台湾大学生在欧洲见识到无处不在的美感熏陶后，萌生了让美触达普通人的想法。

他们发现，从小学到高中，教科书是陪伴孩子时间最长的读物，远超过电影、小说与影视剧，是最平权的美感资源，并以此为切入点，开启了教科书改造之路。

这份“想当然”的理想，居然由这群大学生推动，落地成“做得到”的实践。

没有足够多的专业设计师，就用现有力量先做出第一版，让更多人看到、提出修改意见，不好就改、错了就调；撬动体制屡屡碰壁，就从成员的教职工家属所在学校开始行动。

过程中，他们也迎来了来自学校、出版社、教育部门的不同声音。这群大学生要如何面对呢？

野猪频伤人，人兽共存难题如何破解？野保工作者这样说

节目：《自然选择NaturalSelection》
图源：民间公益环保组织“猫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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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猪繁殖期是秋季，庄稼成熟期也在秋季，秋天的田地对野猪来说就像食堂开饭了。

正因如此，野猪秋季入田，误入农户，与人类发生冲突的概率才会相对较高。播种不同季节成熟的庄稼能帮助防范野猪伤人。

猫盟“豹乡田”项目主管Hannah，结合长期一线野生动物保护实践与农村生活经历，将鲜为人知的“野猪世界“娓娓道来。

野猪喜欢在树林土地里刨坑，它刨出的坑积水后变成树蛙栖息地，养活无数小微生物，生物活动又会滋养大树，物种多样性靠野猪保护。

人兽怎样才能和平共存，这期播客虽然没有给出斩钉截铁的问题解法，但给出了它们生活世界的丰富细节，让远离大自然的我们可以对野兽有多一些了解，多一些好奇。

在梳理这十期解困播客代表单集的过程中，小组成员发现，由于中文播客节目的形态目前仍然较为单一（多以对话聊天的方式呈现，少有欧美叙事型节目的探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未能实现多元信源的充分呈现。对话聊天过程中的讲述视角可能过于单一，往往呈现的是泥泞中披荆斩棘的“英雄故事”。这也让我们心生一问：这些被娓娓道来的内容，究竟是可被参考的解困之法，还是仅为个体的经验分享？

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以解困为导向的播客，让诸多社会结构性议题走入了公共讨论的视野，让系统性支持的缺位、社会观念间的深层张力被更多人看见。也让听众在聆听中，既读懂了社会问题的复杂肌理，也知晓了那些正在发生的草根解困行动，看见平凡人在困境中躬身摸索的力量。

不可否认，此番观察仍受限于现有样本，也囿于小组成员对中国解困叙事方法的认知边界，因此以上思考与发现，都只是对音频解困叙事的初步探索。未来，“解困”仍会持续关注解困播客的成长与发展，也将尝试对比不同媒介形式中的解困叙事表达，在持续的探寻与思考中，更深入地感知解困式报道的内核与生命力。

2025解困播客评选小组成员

方可成 胡明皓 胡远茜
李奕萱 周雨彤 伍三三

那场外卖大战，其实是一场残酷的“倾销”。

一

临近清明，小红书上多了许多特殊送别，送别的不是故人，而是街角的小店。

杭州中学生发现常去的猪脚店锁门了，济南女孩找不到常去的蛋糕店，吉林大哥返乡，急匆匆去喝思念的羊汤，却返现橱窗已拆，满地瓦砾。

江苏姑娘说，她加班后常吃的米线店，早上路过时，发现贴出了转让告示，“那碗热气腾腾，再也吃不到了”。

那些小店大多藏在城市街角，店面不大，装修一般，多为夫妻操持生意，靠味道留住老客，相处如家人。

珠海人说楼下茶餐厅藏着童年的味道，北京人说胡同面馆才有正宗的炸酱。

在广州打工的黑龙江小哥，最不舍常去的东北铁锅炖，每次去时，服务员阿姨都会多准备大拉皮，叮嘱他好好吃饭：

“以后再也没有这样一锅热乎、有人情味的饭了。”

小红书上，人们晒出失效的收藏夹，变灰的店铺名，送别“突然没了的神仙小店”。

那些送别来自天南海北，小餐馆告别理由不一，但有个共同点：它们都曾被卷入外卖大战的巨浪之中。

去年春天，京东强势开战，阿里空降入局，美团竭力应对，外卖大战在春天喧嚣开场。

最初订单暴涨，让许多餐饮从业者欣喜，生意仿佛很简单，“租个档口，接入平台，坐等爆单”。

然而欢乐的日子短如朝露，很快，老板们发现，那些爆单，多是平台补贴砸出的低价单，流水好看，但存不下钱。

补贴退潮，流量骤降后，以为赶上风口的人们，等来满地狼藉。

那场风潮中，大量从无餐饮经验的新人，揣着积蓄入场，经历过山车起伏后，又失望离去。

被称为“餐饮收尸人”的二手设备商，受访时称，外卖大战开打一个月后，它们的回收生意倒是爆单了。

他称，那些新人老板，以原价几分之一价格，甩卖了没用几次的烤箱，崭新的封口机，“昂贵的学费”。

甩卖持续了一整年，二手设备商称，“一直到今年春节才稍微缓下来”。

退场的不止新人。外卖大战冲击了正常价格体系，而影响最大的就是那些烟火小店。

海量补贴冲击下，去年餐饮的堂食价格已被打回十年前，接近2015年水平，餐饮利润被压到极低水平，甚至赔钱。

媒体报道中，补贴大战以来，近七成商户营业额较2024年下降，80%商户净利润下滑。

一家云南米线店老板，讲述困境：外卖大战时，9块9就能买一碗米线，可成本都要12块，“不补贴就没单子，补贴了就自己亏钱”。

那些街角小店就这样被裹挟进战场，并见识到截然不同的命运。

同一条街上，连锁品牌店生意红火，中午时三色外卖员飞奔穿梭，而街角小店却在无声退场。

那场春天开启的战争，经历了喧嚣初夏后，一度被叫停中止，但改变已永久发生了。

有咖啡馆老板苦笑发问，“习惯了9块9一杯的咖啡，突然涨回15块，你还买吗？”

二

小店退场只是冰山一角，那场外卖大战的余波，正影响整条供应链。

外卖大战巅峰时，三家平台日订单达2.5亿单，比开战前多了1亿单。

然而，75%的新增订单是15元以下低价单，其中近一半是饮品。

乱象随之到来。年轻人冰箱塞满过期奶茶，更多奶茶因骑手送不过来，出不了门店，晚上被倒进垃圾箱。

19块8的羊肉串加门钉肉饼，被平台标价2块5，18块的饺子，不经商家同意就被改价1块2，老板吐槽“连面粉钱都不够，想退出不参加？对不起，退不了。”

有甜品豆花店老板晒出91单订单，但收入只有290元，“这开个毛线啊？”

一家受访的螺蛳粉店主称，7月，外卖大战最火热时，他一天收到过800份外卖订单，打印机持续喷单，“忙到崩溃。”

然而，三天后算账他发现，原本堂食还有盈利，这三天订单暴涨，扣掉各项补贴推广，反倒亏损了。

亏损压力之下，低价浪潮开始在整条供应链传导。

立信咨询报告显示，外卖大战后，已有39%商户，更换原材料价格更低廉的供应商。

压力层层传递，2025年三季度，全国食材市场多数品类价格承压，其中水产和肉类交易价格整体下跌约5至6个百分点。

从老板到供应商，再到养殖户和种植户，所有人都在战场之中。

那个平台发出的外卖红包，最后一路传导，最后可能由某个凌晨三点起来喂鸡的农户买单。

低价带来不止是价格改变，也改变着餐饮品质。

后厨内，曾经现熬的高汤改为料包冲泡，手工擀的面皮换作机器压制，鲜切的蔬菜变成了冷冻料理包。

小红书上，人们疑惑发问，“有没有觉得现在的餐厅，越来越一个味，越来越不好吃了？”。

评论区里，人们热议预制菜，以次充好，科技狠活，千篇一律的美食街，直到有人发问：

“以前讨论都是谁家好吃，这一年，好像都在比较谁家便宜？”

低价重压下，餐饮者无从幸免，留下无数的疑惑、失望与意难平。

那些只有十几桌子、老板既是厨子又是采购的小店，没有连锁品牌供应链，没有资本输血，早已无力参与这场战争：

“人家餐饮店都上了补贴，顾客都愿意点外卖薅羊毛。像我们不参加补贴、不搞价格战而且主做堂食的小店来说，生意只会是越来越糟糕。”

他们只有做好饭的执念，这也曾是生存的底气。

然而，当整个市场都在比谁便宜时，执念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三

这场改变一切的外卖大战，本质其实是一场“倾销”。

2001年，中国加入WTO，按协议将大豆进口关税降至3%。

随后，美国大豆凭借转基因技术和政府补贴，价格大幅低于国产大豆，进口量快速攀升，国内豆农和压榨企业持续承压。

数年间，美国大豆倾销如巨浪，2006年，国内约85%大豆压榨产能，落入外资手中。国内豆农持续受损，东北产区尤为严重。

同样的故事，重复在外卖大战。

开战时，京东砸100亿闯入战场，两个月后，淘宝闪购喊出“请全国人民喝1亿杯奶茶”，7月，闪购再称，未来一年，外卖补贴要投500亿。

一年过后，三家平台投入资金已远超最初计划。各家最新财报披露，截至去年年末，京东、阿里、美团三家平台已经在这场仗里烧掉了超过1700亿。

这笔钱相当于最巅峰时期，外卖全行业5年的利润总和。

1700亿中，巨头将电商平台的利润，跨界砸入餐饮行业，只为打赢价格战。

那些平台补贴流向不一，大型连锁品牌因有运营团队，熟悉规则，能控成本，获利颇丰。

而小店们则沉于巨浪，小店的顾客变成平台的用户，线下堂食收益变成平台交易额，最后催生，坐在餐厅点外卖的乱相。

一如当年的大豆倾销，跨界的巨浪席卷而下，每个个体命运再不相同。

外卖大战如飓风般扫过一切，而今年开春，外卖大战重来的风声再起。

3月23日，红餐产业研究院发布《餐饮行业未来趋势预测报告》，向全行业预警。

研究院基于2025年餐饮商户调研数据推演，若外卖价格战按当前烈度持续至2028年，三家平台预计要烧掉5500亿。

结果则是，三年内，餐饮行业预计将有约1318万家门店退出，一家餐饮店平均只能活一年。

推演之下，中小餐饮门店彼时每单净利润将不足0.6元，近60%商户将更换更低价的原材料供应商，“内卷式”竞争压力将传导至餐饮产业链各环节。食品安全问题也将从个案隐患演变为结构性风险。

一场倾销大战，正从看似短暂的行业阵痛，滑向无法回头的恶性循环，最终拖垮整个餐饮行业。

报告发布同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多部门约谈十二家平台，就“内卷式”竞争提出整改要求，并通报第一批典型问题。

3月25日，《经济日报》刊文直言“外卖大战该结束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转发。

那篇文章写道，外卖大战影响的不仅仅是餐饮业老板的账本，更是普通人的生计：

当作为“压舱石”的餐饮消费因价格战而失速，经济大盘感受到的寒意，最终会传导到每个微观个体。

这场巨头内卷式的搏杀，终于到了熄火时刻，1分的奶茶，3元的咖啡固然可喜，然而隐性的代价却会落在每个人头上。

战事或将停歇，但修复是缓慢的过程。

平台千金散尽，商家遍体鳞伤，被低价破坏的消费习惯不会立刻恢复，被挤出市场的神仙小店不会立即回归，被迫降低标准的供应链也不会一夜恢复品质。

而被破坏的城市烟火气，恢复则需时日。

免费的才是最贵的。那些薅到的羊毛，最终化为叹息的伤痕。

王朔给电影《一声叹息》写的旁白，或可为闹剧作结。

许多事情都是始料未及的。有些事隆重地开幕，结果却是一场闹剧；有些事开场时是喜剧，结果却变成了悲剧。

希望荒诞的战争永不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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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风暴眼》出品

文丨洄野

编者按：
在恩施大山里，老人们的疼痛是安静的。它丈量着过去的贡献，也度量着当下生活的重量。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托底的背景下，这片土地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发展的同时，一些蹒跚身影仍值得被看见。本篇报道将视角聚焦于留守在武陵山区的部分高龄老人，记录他们在摆脱绝对贫困之后，于衰老与病痛中面临的具体生计挑战。

周仝妹每月只有100多元的固定入账，是这位71岁老人的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当然，除此之外，她还有多寡不定的卖菜收入——3月13日一整天，入账2元；3月14日半天，最新入账6元。

14日下午，这个位于武陵山区的恩施州小村镇，被裹进风雨欲来的阴沉里。这里最大的集市空了大半，人群早已散去，只留下她和十来个老人，守着他们的小菜摊。

“卖不脱啊，卖不脱……”周仝妹把后腰抵在摊板边缘，好让火烧似的腰疼能够缓解一点。她心里清楚，不会有人来买菜了。那些低矮摊子上摆着的永远是那几样：两捆青菜、顶着黄花的小白菜，还有几把理得整整齐齐的香菜和小葱，谁家的坡地上都种着。

但他们依然每天早晨7点准时出摊，坐到下午4点钟，卖不掉的菜原封不动地背回家。第二天继续滞销，青菜开始打蔫儿，腐烂，最后被扔进市场边的垃圾桶。

这座村镇，已在六年前走出整体贫困的名单。发展的洪流漫过山脊，确实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但细微处，仍有部分老人被慢性的病痛和缺乏持续收入来源的现状，静静地钉在过去的时光里。在遇到周仝妹以前，凤凰网《风暴眼》已经接连探访几位老人，残病、光棍、丧子，每月领着的基础养老金，以及部分人的低保金，就是他们全部的倚靠。

虽然有了这些倚靠托底，但当遇到疾病时，这种紧巴巴的平衡还是难免会被打破。所以，他们需要拧紧开支的水龙头，用各种土方子麻痹自己的痛觉神经。

就在今年，全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的月最低标准，将上调20元，达到163元。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发放标准接近千元。这些事关农村老人生计的持续改善，以及更迫切的关注、热议与争执，在大山外喧腾。

而山里的那些老人，正在日复一日安静地面对衰老与孤独，期冀着日子风平浪静，能够让自己颐养天年。

恩施州农村。凤凰网《风暴眼》摄

01 止痛，买药比吃饭贵

如果不是腰椎痛，如果不是丈夫走得早，周仝妹应该会更爱笑。

她眉眼弯弯，很容易害羞。领着客人回家时，要念叨好几遍“家里好丑”。你想看看她过去的照片，她也会用手捂住半边脸，笑得脸颊通红，嗫嚅一声：“好丑”。

如今，她则是脊背弯弯，一手领着孙女、一手拎着一兜作业本和学生水壶上坡时，她的身形只和8岁的孙女一边高了。

这座小镇被山包围着，街道狭长，一眼就能望到头。她的家就在距离集市两道街的地方，是一间经过改造的木屋。堂屋水泥地上，搁着一盆白萝卜，是没卖出去、准备留着炖菜的。

周仝妹没卖出去的萝卜。凤凰网《风暴眼》摄

理论上，靠着地里这几畦菜，她似乎能以最低的成本老去——只需添几把面条，称十来斤大米，日子就能一天天轮转。但在现实中，她超期服役的身体，每个关节都在默默计提“折旧”。

此时，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已经兜住超过十三亿人口，参保率守在95%线上，试图接住每一个被大病突袭的家庭。住院的花销，自己出的部分能少一些；一些价格不菲的药，也逐步被纳入报销清单。设计图纸是严密的，层层叠叠。只是，武陵山区深处，这些日常的、琐碎而缓慢啃啮的疼痛，依然消耗着他们。

于是那笔100多块的养老金，大部分成了身体维修的专项基金。几个月到信用社去取出几张纸币，立马上街买药。

“专项基金”时常见底，但她也有的是办法。

她从厨房端出一杯颜色深红的液体，自顾自地喝了起来：“我自己弄的土方子。”

“什么土方子？”见凤凰网《风暴眼》好奇，她又折回厨房，端出一口小锅。锅里沉着些已经煮得发白的丝瓜络和深红色的花椒粒。等自家种的丝瓜在藤上彻底干透，把外皮和里面的籽都揉搓掉，剩下的丝瓜瓤就和花椒一起煮水，天天当药喝。

说是能祛湿散寒、通络止痛。可说到底，总绕不开她那句：“买药贵，买不起。”

周仝妹用丝瓜络煮花椒治疗疼痛。凤凰网《风暴眼》摄

周仝妹练就了一套省钱的本事。烧煤炭要花钱，一个月就得几百，她只买很少一点，更多的时候，背起砍刀到坡上去，砍些柴，捡回细小的枯枝，一趟背几十斤回来。

“该花的花，不该花的不花”。她像一个精明的理财师，规划着这百元资产的现金流。买药和买煤，都被划进了“不该花”的部分。

周仝妹在炉膛里添木柴。凤凰网《风暴眼》摄

这里不会有人觉得她奇怪。止痛，吃药，没药吃时用各种土法子尽可能减轻身体的折磨，这是许多老人的日常。

凤凰网《风暴眼》在集市不远处经过杨枣花家门口时，她刚买药回来，把满满两袋参芪健胃颗粒、奥美拉挫搁在屋里木桌上，然后坐在门口与邻居翠英逗弄一条小黄狗。“招财，它叫招财！”她笑得颧骨高高地耸起来，像两座山丘。

“招财”是山上野狗下的崽，几天前溜达到门口，杨枣花在地上搁两个碗，剩饭汤面胡乱喂几口，偶尔丢个鸡蛋，狗就认了家，得了这个吉利的名字。

杨枣花刚买回两袋药。凤凰网《风暴眼》摄

杨枣花63岁，邻居翠英61岁。两个人都有胃疼的老毛病，翠英还常因腰椎压迫神经，痛得走不动路。一天前，她刚取出130块钱，转头就买了三盒药。有时候药吃完了，距离下一次养老金到账还有些时日，她就硬拖个十来天。一直拖到实在受不了了，才再买一点药回来。

杨枣花四年前患上肾炎，女儿陪她去医院，切掉了一颗肾。手术醒来后只觉得身上某个地方空落落的，直到现在，那块凹陷处，一到阴雨天就隐隐作痛。

她喜欢刷抖音那些卖草药的直播间，看看别人都生了哪些病，买了哪些药。有时候也会在上面买一些，能比线下便宜十几块钱。

有研究称，近六成老年人面临不同程度的身体疼痛。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人生必修课，他们都成了最用功的学生。

“有些药是真的，有些不是。”屏幕里那些配好的中草药，装在透明罐子里，杨枣花从小跟着大人上山采药，一眼就能认出来。对此，她颇为自豪：“我要是有文化，我也去卖草药。没得文化，不敢卖。”

她的房子比旁边的自建房矮小一半，挤着她和4个孙辈。这是租的别人家的老屋，每年房租2000元。即便是阴雨天，屋里光线昏暗得像傍晚，她也不开灯。一个月电费要一百多块，能省一点是一点。

从小镇出发，沿着盘山公路驱车四十多分钟，向大山更深处驶去。在某个被层层山峦包裹的村庄里，同样藏着像周仝妹、杨枣花这样的老人。

60来岁的光棍石柱，曾在煤厂做工，落下了严重的关节炎。如今，那双手已蜷曲得像枯树根，他颤抖着提起水壶，给围坐在炉桌旁的客人泡杯绿茶，然后，从桌上摸出一粒布洛芬，用茶水送下肚。

这药，一吃就是十年。一顿不吃，一股钻心的疼就会从指关节顺着胳膊一路冲到天灵盖。有时候实在受不了，去镇卫生院打止痛针，那也顶不了一天。

石柱的木桌上常年放着各种药品。凤凰网《风暴眼》摄

同村75岁的李田也要天天吃止痛药。遇见他时，他正和老伴推着一斗车木柴和竹子，卯足劲儿上坡，车里的柴加起来大约两百斤。李田的双腿跛着，裤腿膝盖处沾了灰黄的泥土。

老两口的儿子二十年前患上了精神疾病，前阵子，他们把儿子从精神病院接回来，可家里没有药，病情很快复发，只得又送了进去。

李田自己则饱受风湿关节炎的折磨，脚疼。腰椎变形，压迫得头疼。他每天上山采草药，煎好了一遍遍洗脚，然后在脚踝上敷上白色膏体——牙膏。

牙膏当然算不上药，但至少能让伤口不那么火烧火燎地疼了。

李田在推柴火上坡。凤凰网《风暴眼》摄

02 山风中的记忆

他们如今的病痛里，带着年轻时修路筑坝、肩挑粮食的印记。

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民要把每年生产的粮食，按规定的比例，作为实物农业税无偿上交国家。“交公粮”之外，还需低价出售统购粮。剩下的口粮，则按照农民做劳力挣工分的情况来分配。

在武陵山区，平坦肥沃的水田是金贵的。交公粮时期，秋收的稻谷、玉米晒干后，得把最干、最饱满的“上等粮”挑出来。高山上的旱地，也要交洋芋、马铃薯。每个人头大约要交两三百斤，10月底前交完。于是，农民用扁担挑起装着百斤粮食的箩筐，徒步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朝发夕返，已经算脚程快了。

杨枣花至今记得自己十五六岁时交公粮的画面。用扁担挑着七八十斤的担子，走几十公里路。一家人你挑一点，我挑一点。家里要是劳力不够，还得找别家“换活”——今天他帮你送一回，改天你再还他一次。

走上五六个小时到粮管所，常常已是下午。粮验收了，才能蹲在路边，吃一碗面条或几个粑粑，接着往回赶。

女孩要早早嫁人。家里人口多的，粮食紧，早点把女儿嫁出去，家里就能“少一张吃饭的嘴”。

83岁的陈满仓，当年交粮时一路要穿过重庆黔江地界。他一个人就挑一百多斤，走十五六里地。粮如果没晒干，粮管所是不收的。这就得在粮站外头铺开晒，晒干了才能交。要是一天没晒干，第二天还得再去，有时候，得折腾上三五天才能全交完。

公粮是无偿的。“统购粮”则每斤大约9分5，“只有个本钱”。而假如这些粮食能自由流通买卖，一斤本应卖上2角钱。

收上去的粮食要保障城市供应，根据年龄、工种等严格进行分配。

城镇居民凭票购买粮食，价格长期低于那9分5，更远低于市场价。通过这种“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剩余被转化为工业积累。

镇上74岁的赵来福向凤凰网《风暴眼》回忆起，“交上去的粮食，是给‘有单位的人’吃的，他们买粮很便宜，而种粮的农民是买不到的。”

“煤矿工人能吃52斤，做苦力的45斤，教书的29斤半……”赵来福在脑海中搜索着当年不同工种允许买粮的数量，蹦出一个个数字。“……农民，最苦的时候，每人每月分配的口粮，大概只有10多斤。”

谁家实在揭不开锅，得一级一级向上申请，批下来，可以从生产队“借”一点。等来年收了粮食，得先把这“债”还上。

赵来福拾木柴回家。凤凰网《风暴眼》摄

有几年，地里已经种不出什么粮食了，可公粮还是要交。

为了一家人糊口，陈满仓曾去粮食相对宽裕的重庆黔江地区，排队买粮。粮价有时2角，有时5角，规定每个人一次不能买多。陈满仓想了个法子，买完一次，把粮食背到半路藏起来，再换一身破旧衣服，混进排队的人群里，再买一次。

大多时候，收粮是连夜干的活。白天的时间，还要用来挣工分。

陈满仓曾被生产队抽去很远的地方修水库、铺公路。把山崖上炸下来的巨大石块，一锤一锤手工敲碎，铺成路基。他从屋里翻出一把小铁锤：“就是用它，一下一下敲石头。当时敲狠了，现在身上都是老伤。”

现在的他，坐在长板凳上，背后是自己的菜地，面对着儿子修建的砖房，吹着山风。他手里的锤子，连自己的老木屋都修不了了。

陈满仓曾用来敲碎石头挣工分的锤子。凤凰网《风暴眼》摄

“交公粮”持续了数十年，1985年之后，逐渐改为折征代金（交钱）形式。这段关于粮食与重量的记忆，最终在2006年1月1日尘封为历史。那一天，《农业税条例》正式废止。延续了两千六百年的“皇粮国税”，就此终结。

据测算，与改革前相比，全国农民每年减轻的负担，大约是一千二百五十亿元。摊到每个人头上，是一百四十块钱。这是一个标志，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从漫长的“取”，转向了“予”。

而一代农民在特定时期为国家工业化积累做出贡献后，如何在晚年切实享有发展成果？这成为实现代际公平的一道思考题。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左停长期关注乡村发展领域，他对凤凰网《风暴眼》表示，2009年9月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正式启动全国新农保试点，强化了国家责任，之后快速实现了制度全覆盖，通过社会保险制度来解决农民养老问题。

“目前，农民养老保险中相当大的部分来自国家基础养老金，有基础养老金比没有好，但保障水平仍不够充分。”在他看来，国家基础养老金标准应达到全国低保平均水平，每月约500元，才能保障老人的基本生活。对于部分农民，可将其早年的贡献与养老金挂钩，同时体现年龄差异。

03 留在村镇“找钱”

如今，村里的年轻人，基本都到山外头打工去了，他们称之为“找钱”。

杨枣花的大儿子，在广东“找钱”，六七年前的一次事故，让他再也没能回来。大儿子在白岩厂工作，那晚加班时，用铲车把矿石装上大车，矿石落下来，正好卡在了他的喉咙上。

大儿子去世后，留下一点钱和土地，杨枣花一分不敢动，全留着，这是给孙辈上学用的“老底”。

周仝妹的儿子则去了浙江，原本是修桥筑路的建筑工，可这几年行业不景气，他自己年纪也上来了，才四十多岁就查出了高血压，最后进了厂。在武陵山区的这一头，她只能从儿子偶尔打来的电话里知道，儿子经常在夜里加班，“几乎见不着太阳”。

她的丈夫49岁因尿毒症去世。那是19年前，儿子带着父亲去省城的医院，做肾透析，前后花了十几万，掏空了积蓄，还借了不少债。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只好放弃治疗。

从此，她生活的轴心，就变成了每天雷打不动地去那个集市。

集市里常常半个小时才会晃进来一个人，只是买几个橘子。卖水果的老板娘原本靠着火炉打盹，被惊醒后，把重量一称，收下几枚硬币，又缩回她的椅子上。

周仝妹有过一笔大买卖。有一次，一个准备去上海打工的年轻人，想在异乡吃到点老家的味道，在她这儿一口气买了二十多斤菜，打包寄往上海。那一次，她赚了20块钱，到现在还津津乐道。

更多时候，集市上的老人只是在漫无目的地打发时间。

他们真正的据点，慢慢向菜摊中间那张四角方桌转移。四人围坐着慢悠悠地打牌，一局打完，也不论输赢、不算钱，把牌一洗，一切归零，瞬间开始下一轮。桌边的人不时起身，换另一个坐下，像一台不生产价值的永动机，持续空转着。

“没钱，就只能‘打光头’，图个好玩。”周仝妹说，她们从不打麻将，因为不成文的规定是，“打麻将要出钱的”。

干体力活没人要了。前年，那位双手像树根一样的石柱，听说村里找人负责清理垃圾，主动揽下这个活计，好歹能赚点生活费，每月400块工钱，另外有200块补贴。活倒不重，隔几天把各处的垃圾归拢到一起，烧掉。

可干了一年，合同到期后，没人通知他，就把这工作悄无声息地换了别人。他还照常去打扫，又干了半个月。这笔工钱，一直没个说法。

卖点小东西，也没人消费了。翠英的丈夫快满70岁了，腿脚不便，每天慢慢地骑着一辆旧三轮，卖一点货。儿子也在镇上摆了个小摊，卖五金件和农具。可农村的年轻人像退潮一样少了，也有人学会了网购，东西直接送到家，没人消费，货就难卖。

有中年人从外地回来，看着这村镇一点点沉寂下去。

村民付胜40来岁回到老家做养殖业，想“搞点事情”。比如把养猪场弄大点，让村里年纪大、出不去的人也能做点工。可想法归想法，自己没发展起来，“没得办法。”

在这样闭塞的大山里，嫁过来的姑娘，许多待不住，走了。“如果不出去打工，就没有经济来源。没有收入，就没有开支。姑娘过来，看不到一点希望。”付胜说。

赵林伟也是从外头回来的，他是赵来福的儿子。他记得，2010年到2017年，房地产火热，连农村也跟着“疯了一阵子”。现在镇上街道两旁那些小住宅，几乎全是那几年间竖起来的。

以前街边的店铺，房租十几万一年，人还抢破头，一年忙下来能挣二三十万。现在，很多店连房租都挣不出来了。最好的地段都有空铺面，常年贴着“旺铺招租”。

在这座仿佛停滞的空心小镇里，“找钱”衍生出一种奇特的、内向循环的模式。

村镇里挂着禁止违规宴的横幅。凤凰网《风暴眼》摄

缺乏收入来源的人们，变着法子办酒收礼。老赵一家最怕的是每年的毕业季。有些人家，孩子分数还没出来，升学宴的请帖就发出去了。你问他：“孩子考上什么大学了？”对方只呵呵笑道：“别急嘛，肯定有书读。”结果分数一出，没考上，孩子外出打工去了。

结婚更离谱，有人上半年结一次，下半年结一次。“就是借个名头，敛点财”，赵林伟说。

就这样，一年几十次随礼跑不掉，最平常的一次也得200块钱。赵林伟家，一年给出去的礼金，得有一万五六。“人缘好、亲戚多的，一年给出四五万都不稀奇。”

04 谁为他们托底

赵来福家的炉桌又方又大，中央的锅子里，煮着半条鱼，配着些豆腐，咕噜噜地冒着热气。这是凤凰网《风暴眼》这些天在村镇走访时，见到的最为丰盛、最有热气的一餐。

赵来福吃完晚饭。凤凰网《风暴眼》摄

他的养老金，也比其他老人要多一些。60岁以后，每个月能拿到400多，这些年逐渐涨到了1800块左右。

这份“宽裕”，是他的儿子赵林伟在十多年前，一口气为他缴了52000块钱换来的。这笔钱，让赵来福从农民基础养老金的序列里拔足，“跃升”到了职工养老金的行列，虽然只是其中偏低的水平。

当时针对曾在原国有或集体煤厂工作过的职工，推出了这项补缴政策。赵来福正好符合标准，他曾在煤厂做过一段时间的合同工。只要调出工资表，补上费用即可。

赵林伟当年手头并不宽裕。16岁上完中学就南下打工，一个月也就一两千块钱工资。打了十年工，结婚生子，根本没攒下什么钱。

他从政策要求补缴36000元时就一直关注，眼瞅着数字涨到43000，又涨到52000，最后一咬牙，借了些钱补缺口，才把这件大事落定。

此后，赵林伟做什么都透着些从容，说话中气十足：“现在我做点小生意，投点资，心里都不那么怕了，因为知道老爹老了不会受冻挨饿。要是他只有两百多块养老金，那我做什么决定，都得掂量掂量。”

不过，也有不少老人，虽然符合资格，却因为掏不出钱错失了机会。赵林伟告诉凤凰网《风暴眼》，当时周围有资格补缴的，大概有十几二十人，最终真正拿出钱来的，只有三四人。

一些地方也推出了允许农民一次性补缴农村基础养老保险的政策，一时掀起儿女代补的“孝心缴费潮”，给老人托底甚至提档。不少地区为80岁以上老人发放高龄津贴，金额随年龄递增，还有地方为老年人发放护理补贴。

在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那些没有积蓄、没有谋生手段、也没有儿女托底的老人时，遥远的山外激起各种不同的声音。

有人坚持养老金“多缴多得”，需要考虑现实的财政压力。超过1.8亿人领取城乡居民养老金，其中七成以上是农民。每人每月增加100元，全国年支出就增加约2160亿元。

但在左停教授看来，解决“钱从哪来”的问题，有多种方法。“大家普遍认为，应重点关注7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原因有二：一是这部分人最需要保障；二是可大幅减少保障对象，70岁以上老人约几千万人，相较于60岁以上的上亿人，能显著减轻财政压力，更具可操作性。”

他认为，给所有60岁以上老人每月增加20元养老金，这种方式无法显著提升老人的获得感。应该按照年龄差异化给付，比如给70岁以上老人每月增加40元，更能提升其实际获得感，也能大幅减少资金投入。

“农民没有雇主，无法像城镇职工那样由雇主承担2/3保费、个人承担1/3，但实际上，有条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应视作农民的雇主，承担一定的养老金缴纳责任。”左停说。

除了养老金兜底，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恩施发展了“茶烟菜药果畜粮蜂”等特色产业，促进就业、为农民增收。靠这些，恩施在2020年实现了全州8个县全部脱贫摘帽、109万贫困人口脱贫的历史性目标。

05 头等大事：体面地老去

其实，周仝妹是个很有主见的人，爱玩，敢闯。丈夫去世几年后，她在家里总觉得闷得慌，于是没跟任何人商量，把卖菜一元一元攒下来的钱拿出来，给自己报名了老年旅游团。

那旅游团来到镇上宣传，说是百八十块钱就能去桂林玩4天。她风风火火地跟着几十个老人坐上大巴车，跋涉一整天，晚上住进简陋的旅社，几人挤一间房，像极了年轻人说走就走的“特种兵式穷游”。

虽然路途颠簸，但她新奇又兴奋，“坐车总比走着好呀！”

当导游变着花样劝游客在景点购买纪念品时，周仝妹总是把笑挂在脸上，眼神飘忽，装作听不到，绝不掏钱。“没钱买东西，他们搞半天也就算了。”

就这样，她在自己单薄的人生轨迹上，画下一个新的地标。后来，她又想交几十块钱，参加一个去北京的旅游团。可还没来得及，就赶上了新冠疫情。

几年过去了，她身上疼痛的零件越来越多，在家与集市之间吱吱呀呀地缓慢移动中，她知道，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去北京了。

很多事情不可逆，比如衰老，比如死亡。在这小小的人情社会中，丈夫的去世也改变了她周遭的人际关系。“孤零零的，受人欺负。”潮水漫过她的双眼，她以一种极为羞赧又自尊的神情，决心守护好这委屈的秘密，不让任何外人窥探。

与衰老相连接的死亡的潮湿，总是能精准地钻进人们的骨骼缝隙。山里那位无儿无女的石柱，多年前借了债，自己掏了些积蓄，买了些原木回来，找木匠打了口寿材，静静地摆在一间空置的屋子里。

这是这片土地上，人们郑重处理身后事的风俗。备寿棺，从直视死亡、为子女减负、为自己求得体面和安心，逐渐绵延成一种祈福延寿的仪式。过去，很多人到了六十岁上下，就会置办好棺椁。后来，一些地方经济条件好了，年纪尚轻的人，已不再担忧后事潦草。

但在这些深山村落里，许多老人依然延续着这个习惯。“一般是有儿女的，由儿女提前置办；没有儿女的，就自己给自己张罗。”看着石柱木讷的面庞，旁边烤火的付胜插话了：“哪怕生活再困难，这也是头等大事。”

他见过太多不够体面的终局。村里有老人走失，他去帮忙找了一天，没有结果。后来，家人只好把老人早年为自己准备的那口空棺材，埋进土里了事。

为了改善这些处境，恩施多地已在探索“以老助老”的互助养老模式——组织相对年轻、健康的低龄老人去照顾高龄老人，比如白果乡的典型网络，覆盖了全乡数千名老人，提供从生活照料到精神关怀的多种服务。

“这种模式，政府给予少量补贴就能调动低龄老人的积极性，依托社区内部关系，成本较低。此外，还可通过公益性岗位、政府资助的互助养老等方式，解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问题。”左停教授对凤凰网《风暴眼》说，“养老服务问题得到解决，本身也能降低老年人对养老金的需求。”

而关于提升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的呼声，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再一次成为焦点。毕利霞代表哽咽建议将农村70岁以上老人月养老金提至400元；雷茂端代表建议用三年时间，将70岁以上农民基础养老金分步提高至每月500元。

这些建议迅速得到相关部门的关注与沟通，也让人们看到了向前推进的希望。一种共识正在凝聚：让曾为国家发展承受了艰辛的一代人，在晚年分享更多发展的果实。

杨枣花在炉上烤火。凤凰网《风暴眼》摄

临走前，山里憋了许久的雨，淅淅沥沥地落了下来。微凉细雨中的一切，依旧在湿漉漉地生长。

凤凰网《风暴眼》提上两袋在镇上买的大米，经过那个集市，转进小道，重寻杨枣花的家。零星有老人握着雨伞、背起背篓来赶集，摊主透过大喇叭卖力推销着春装，声音高亢，像是要唤醒整个村镇和街道尽头的山谷。

远山的云雾绵白氤氲，杨枣花锅里的水汽同样正热烈翻滚。她往锅里撒了一把面条，向里屋喊了一嗓子，孙儿们和小狗“招财”鱼贯而出。像每天一样，她在碗底撒了一撮红辣子。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去年4月4日，食通社发过一篇“删稿合集”。那之后，每被删稿，同事们就有个聊以自慰的内部玩笑：“明年的404被404又有了。”

但两年的404也不完全一样。2024年，食通社被删的稿子大多并不是当时的舆论热点或传统意义上的“敏感话题”，比如盘点2024年国内媒体和学界对外卖和电商平台进行的报道、研究和创作；介绍新加坡为平台工人出台的社会保障。所以每次稿子被删，编辑部都会很意外，甚至想不通被删的逻辑和动机。

但在过去一年被删的稿子当中，有两篇是当时或长期的社会热点，机构媒体和自媒体也有报道。但最终在某一刻，大家都安静了。

为保粮食安全，我们有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为了保护环境，我们也有生态保护红线。但在公共舆论场，我们看不到这条清晰的线。我们能看到的，只有一句“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剩下的，只能通过每一篇被404的稿子去揣测。

以下是2025年被404的文章。可根据提示词阅读它的前半生。

404 not found NO.1

这其实是对当年出版的一本讨论外卖工作的书《过渡劳动》的回应。作为关注社会经济关系对人群健康影响的营养学博士，作者从营养健康的角度，讨论送外卖作为一份工作，会不会真的使骑手更“短命”？最后她强调，过度劳动并非单指外卖员，现代社会中的许多人，也经历着三餐不规律，高强度的工作和收入的不稳定性——这是和跑外卖类似的“具有工具性而非价值型”的劳动。作者希望大家借由骑手的境况去思考：为什么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并没有让好好吃饭变得更容易？

“外卖大战”期间，在等待取货的外卖员们。摄影：天乐

文章在2025年8月12日发布，8月24日被删除。关于外卖员和数字平台类的稿件，2024年，食通社已经遭遇过好几篇删稿，虽然都和外卖骑手相关，但每篇稿子讨论的方向都不同。其实这篇文章的批评对象并不是外卖平台本身，或者说它想谈的是比外卖平台更大的平台——社会：为什么产量和经济都上去了，人们却更不能好好吃饭了？

CDT存档：【404文库】食通社｜送外卖是一种“短命劳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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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华北秋收时节遇上连月阴雨，玉米无法收割，接连发霉。“华北连阴雨”上了热搜，不同媒体平台都接力报道。食通社走访了河南和河北六个农业县，发现在玉米从种植到销售的每个环节，种植户、收购商和地方政府想尽了各种办法应对，但无论农户规模大小、实力和设备如何，几乎所有玉米种植者还是只能接受减产、降价和霉变对他们造成的损失。

受到今年华北连阴雨下的影响，邯郸的玉米收购商李军的玉米棒子很快就发霉了。摄影：裴丹

文章在2025年10月22日发布，10月24日被删。据我们所知，有些其他平台的稿子也遭遇了删除。也许热点刚出时，大家都可以讨论，但在某一个节点，又全部被噤声了。无论是内容生产者，还是想了解真相的读者，这都是一个拼手速的时代。

CDT存档：【404文库】食通社｜华北六县秋收调查：连阴雨下，如何“撑伞”？

404 not found NO.3

和“华北连阴雨”类似，“河北农村取暖问题”是过去这个冬天另一个农村热点。

1月5日，《农民日报》公众号发布《河北农村取暖问题，不能再耽搁了》，提到在小寒这个一年中最冷的一天，河北一些农村地区的老百姓宁愿挨冻也不敢开暖气。

食通社很快发表了一篇评论。作者既是河北人，也曾经是一名环境记者，见证了政府为治理北京雾霾而实行的一系列强有力手段。包括2013年，政府发布“大气十条”治理空气污染，京津冀地区开始了大规模推广煤改气、煤改电，当年在河北，就出现了农村取暖难的现象，当时的归因是天然气供应不足。

十二年后，天然气供应问题倒是解决了，但价格也上去了，收入有限的农民，特别是留守老人，还是取不上暖。

村镇纪录片导演“遇真纪事”1月初在河北农村发现农民捡拾柴火取暖。图源：“遇真纪事”视频截图

当城市供暖稳定，而部分农村地区却需要更高的成本才能满足活着的基本条件，作者发问，为何农民总是政策“一刀切”的受害者？并且呼吁，绿色转型不能以牺牲农民这样的弱势群体为代价，只有公平公正的转型，才可能持续。

文章在今年1月9日发布，1月18日被删。比《农民日报》《河北农村取暖问题，不能再耽搁了》一文多存活了8天。农民身体冷，我们心冷。

CDT存档：【404文库】食通社｜禁煤、禁烧秸秆，农民为什么总被一刀切

404 not found NO.4

基于去年在多个省份的调研，食通社在26年年初发布原创文章《谁拉低了高标准农田的“标准”》，吸引了全国各地农业、工程领域的从业者和研究者留言，分享了他们对当地高标准农业建设、使用的观察，证实文中提到的高标田“标准”不高的问题在中国西南、西北、中部的村庄都有存在。

食通社整理了读者提供的信息，在1月21日发布《全国人民热议高标准农田》。

2023年11年22日，杭州郊区一块种苗木的土地被改成了高标准农田。摄影：陈晶晶

究竟怎样的农田改造才能真的保障粮食安全？食通社认为，在对农村进行建设和改造前，应该先虚心倾听一线农民的声音，并且破除对规模化农业的迷思。文章发布10天后被删。随后重发。

CDT存档：【404文库】食通社｜这些年我见过/种过/修过的高标准农田 | 读者留言

除了前面提到的几篇文章被平台处理，过去一年里，我们也接到过不止一次删稿或修改内容的电话。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一场极端天气、一次田间作业，甚至一篇看似普通的稿子，仅仅陈述一些可能已经广为人知的事实，都会让那些制造问题或者本应解决问题的相关方坐立不安。大家似乎都在“守卫”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但公共讨论的空间，也在这样的拉扯中逐渐缩小。

对食通社来说，每一篇文章不只是“发出来”，更重要的是，文章能成为一个入口，让不同立场的利益相关方得以在这里交流信息，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很多时候，真正有价值的是文章留言区的交流，但这些声音也在被反复404后，越来越少。

过去一年，我们发现，公众号文章的留言被屏蔽得越来越快。有时读者留下很认真地思考，很快被删除，甚至我们还来不及看读者到底写了什么，只能看见后台显示“留言因涉嫌违规已不可见”。

公众号后台常见“因涉嫌违规”不可见的留言，现在还多了个“因涉嫌骚扰被屏蔽”的理由。

也就是说，读者看似是可以评论的，但并不是所有留言都能被看到——很多声音，只存在于评论者自己的界面里。

久而久之，有人不再留言，也不再尝试表达。慢慢地，声音就少了，沉默变得更常见。

我们能做的，或许只是尽量把还可以说的话说出来，守住仍未消失的空间。至于那些没能被看见的声音，也不该就此被当作不存在。无论如何，我们不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清明，祭拜“公共空间”的消亡。

CDT编者按：食通社整理了读者提供的信息，在1月21日发布《全国人民热议高标准农田》。而后被微信删除，修改后重发更名为《这些年我见过/种过/修过的高标准农田 | 读者留言》

食通社说：

1月12日，食通社基于多地调研，发布了原创文章《谁拉低了“高标准农田”的标准？》，吸引了全国各地农业、工程领域的从业者和研究者留言，分享了他们对当地高标准农业建设、使用的观察，证实文中提到的高标田“标准”不高的问题在中国西南、西北、中部的村庄都有存在。农民反映高标田灌溉不便甚至缺水、由于建设不合理导致抛荒，施工方也头疼项目不好做、监管严格、利润率低。究竟怎样的农田改造才能真的保障粮食安全？或许在对农村进行建设和改造前，应该先虚心倾听一线农民的声音，并且破除对规模化农业的迷思。

以下均为《谁拉低了“高标准农田”的标准？》在微信公众号和腾讯新闻的留言，文字略有编辑。为保护读者隐私，也考虑到食通社无力对所有评论进行事实核查，评论均以匿名+IP所在地的方式刊出，并模糊了具体的州市县镇村位置。

本文在微信公众号首次发布于1月21日。22日下午被删除后，编辑部补充了更多留言并重发。

1 高标田为何会被抛荒？

在食通社的实地走访中，我们发现，在一些村庄，改造后小农被迫退场，外来老板承包了被改造过的高标准农田，但既没好好种，也没认真收，还有些地方产量甚至比改造前还低。对此，各地网友也分享了他们见到的抛荒的问题，其中许多地方是因为被改造田块本身水源不足，而“水稻上山”的梯田抛荒尤为突出。由于“小田改大田”，土质、地势差异极大的农田被“一刀切”推平，再结合标准化的水泥水渠，更容易“高的旱死、洼的涝死”。

梯田，在南方不缺自然降水的地方或许能种出来点粮食。在北方，陕北，甘肃只能靠天吃饭。可以当田，根本不敢当基本农田，哪个立项的领导敢保证北方的梯田能稳定供应粮食？（IP：宁夏）

来我们云南看看，多大的山，改出来的高标准农田根本用不成，水也没有。（IP：云南） 

完全是搞钱的。xxxx镇的高标准农田，水都没有，大片荒芜。（IP：重庆）

◉在社交媒体上，荒山改造的梯田是高标准农田被抛荒的重灾区。图源：公众号“华南之声”

有正儿八经的考虑每个地域的不同吗？我们那边一个平原，到需要灌溉的时候，有些地方挤破头就是没有水。（IP：江苏）

 我们这边的高标田田埂有四五米宽，远远看上去像飞机跑道，有必要这样宽吗？（IP：湖南）

我们老家就是四川xx，不知道哪个搞得高标准，地方为了讨好上面政绩，把成年果树砍了，拿去种一文不值的农作物，好不容易培育出来果蔬产业链，改成种粮食了，结果个个丢荒。（IP：广东）

◉2023年11年22日，杭州郊区一块种苗木的土地被改成了高标准农田。供图：陈晶晶

2 农民需要什么样的“高标准”

针对各地农户反映的施工破坏了表层土肥力的问题，食通社查得工程建设技术标准里进行土地平整的三种方法。从维护地力的效果而言，越省事，越伤地。抖音用户@工程人小李对三种施工的差异进行了解释：

一是“倒行子法”，能保留耕作土土壤，但操作精细，进度比较慢。

二是“抽槽法”，进度快，可以同步作业，但是合槽时易造成地力不均。这两种方法都要求人工与机械作业相结合。

最后一种是“全铲法”，适合机械作业，功效高，可生土多，但是地力恢复难。

2022年，国家发布《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GB/T30600-2022）》，进一步对田块整治、有效土层厚度、耕地地力等指标都进行了详细规定。但土地平整中，究竟该使用哪种施工方法，《通则》与各地标准文件都未说明。

但在留言中，也几位评论者对如何建设能保障粮食安全、符合当地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农田设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理想中的高标准农田应该是土、渠、路等一系列基础设施合理的在地化配置，其核心在于顺应“地势”，它是农村社区在长期农耕实践中基于地方知识对农田环境持续调适的结果。但现实中很多改造的问题，除了偷工减料这样的问题，最缺失的是与“地势”的结合，在不清楚地形、土质、居民生活的情况下把土地“格式化”。

高标准农田不是越大越好、越整齐越好，而是要让这一匡土地上水、保水、放水都能很方便，土壤肥力能够保持。地块太大，总会有不平的地方，高的旱死、洼的涝死，还得中间打田埂。水渠修得横平竖直，可能与实际地势不匹配，上大水时洼处溢出渠了高处还没多少水。就算把地面强行推平，可能一部分裸露出的是死土甚至碎石头。这都是我在调研中见到过的情况。

悠悠三千年，成土不过三寸，不顾地势和种植规律，再高标准的农田都是对地力的损蚀。（IP：山东）

我们湖南xx市也有类似的问题：通过改造，好田变差田，差田变荒田。今年收的稻谷可能不及去年的一半。希望还没改田的地方，一定不能把肥土翻到地底下，上面盖地底下的生土。不然的话，五年内土地也翻不了身。改田会变成损坏田，囯家投了资，看着大田，望着心慌，计划落空。(IP：湖南)

我发现这些搞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人都是不懂农业的人，他们一味的认为只要把土地平整下来就是高标准农田，可是平整过后的土地都是生土，种庄稼成不了气候，要投入大量的农家肥化肥来养地，四五年的时间只有投入没有回报，农民自己种的话成本高，流转出去的话，人家种一两年没收成也不会继续投入，最后只有荒废，能不能考虑一下实际情况呢？以前依山伴水建成的农田他们说浪费土地，用大力气把山头推平，最后什么也没得到。(IP：云南)

农业最好的政策，就是别折腾。（IP：北京）

◉一位广西读者附上了图片和评论：挖了没人管叫标准吗？

3 施工方也有话要说

无论在食通社的调研还是读者留言里，高标田的施工质量一直是被诟病的重点之一。文章发表后，许多参与了农田建设施工的读者都前来留言，分享了施工方的困境。他们表示施工方真不一定赚到了钱，还面临复杂的设计监理要求，和村里可能也会产生矛盾。关键是，土管出身的设计方、土木出身的施工方，对于农业项目，知识经验储备都不充足。

抖音上，也有项目工程方反映这几年高标田项目利润越来越少。一位抖音用户表示：好几年前，利润能有30-50%，各环节都能“抽条”，但现在竞争激烈，价格下调，利润最多10-20%，被卡得严的时候，赚不到5-7%都有可能。最重要的是，验收繁多，纪委监委全环节监管，钱也难到账。

◉抖音用户@红光聊工程 对高标准农业建设的发言引来众多同行吐苦水。

中央专项资金下来之后，很多房建交通领域的施工方来做高标施工，这些施工单位本来就是土皇帝流氓项目经理，不带乡镇派出所的人来群殴不配合征地的村民就算好的了，怎么可能施工的时候还主动征求村民的意见？

县里的小施工单位来施工的话，村里人会要求说名义上你来接活，但实际上施工的得是村里自己的人。这种时候施工和设计单位都会很抗拒，因为村里不会按照图纸施工，台阶踏步写的10级踏步他愣是给你做5级。他自己虽然觉得够用了，但是专家现场验收过不了，设计施工监理都还要配合出变更资料。问题是10级变5级本来就不合规范，变更资料做出来不仅是给自己埋雷，还给评审专家埋雷，万一炸了这个圈子大家都别想混了。

最后最最关键的一点，无论设计施工还是监理，实际负责这一块的人（尤其是设计），无论是小技术员还是项目经理，都没什么赚头，从头到尾没有哪怕一个人手里钱是给够了的，怎么可能配合搞这么多琐事。更何况，农田水利这一块的工程，设计方多半是土管出身，施工方多半是土木出身，很多小设计院里全院找不出一个水相关专业的，光灌溉这一块的知识就全靠小时候在农村里的耳濡目染，能做的合理全靠经验。问题是三五年的工作经验能顶个屁用，更长的工作经验又没那个力气天天驻点加班，卡死了搁这。（IP：湖北）

（回复上条）就是，实际干活的一个也没给够。（IP：陕西）

◉短视频平台上，高标准农田项目资金井喷盛状下，是自称接下项目的人员表示资金被挪用、补城投的窟窿、拿不到结项款。

曾经接触过提灌站项目，没水源，就只有旱坑，设计说等着下雨汇积雨水，我说下雨都积水了，你提灌上去给谁用啊？问当地农民伯伯，伯伯只摇头。（IP：河南）

高标，重点关注的不应该是生产道路，机井，沟渠吗？但是现在，非要设置比例，比如修路只能20%，还要种树……好多又给道路挤占，于是再把树拔了，种菜。（IP：河南）

（回复上条）因为不设置比例全去修路了，跟村里跑的第一稿设计方案道路占比永远在50%左右，然后就是无穷无尽的拉扯。不过这都不是关键，关键是现在设计费本来就低，地方政府还一纸地方财政的文件给你折上。（IP：湖北）

（回复上上条）能说配比的是真知道这活。（IP：河南）

明面上的路修得不错，看不见的排水修得一塌糊涂，还不是个例。（IP：黑龙江）

没谁拉低标准，而是标准一开始就是工程标准。用工程标准去建设需要长期发挥持续功能的农田。结果从一开始就注定了。（IP：湖南）

4 投入成表演，如何能纠偏

但是施工方到底“专不专业”？有读者认为，必须透过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外在“表象”，认识其内部问题——

要是说高标准农田建设自身的问题，那可就太多了，田间地头和老百姓抱怨的那是表象，内在的问题不解决，表象怎么解决？1、当地政府太重视（基本上当地政府都极其重视资金，因为资金基本上都是转移支付资金、国债资金、中省资金，这全是现钱！为什么重视？挪用啊！怎么挪？成立农投公司啊！农投公司当业主，再找个国企做施工，钱不就想咋用就咋用？）2、建设单位太专业（农投公司本质是投资啊，投资才是专业，他们怎么能对耕种了解？就算他们都愿意学，没个十年八年能学好？）3、设计太科学（你怎么保证一群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和姑娘们能懂耕种？他们不懂，怎么设计？按照规范、指导意见、文件来设计啊，有人说设计没有到实地，都是在公司用地图就画了，这点我要证明，他们肯定来了，只是他都不明白怎么种，那就只有按照他的想法和计划，结合规范来设计了，至于种的人的想法，他又不知道，肯定种的时候就觉得不合理）4、施工单位太专业（不管是私企还是国企中标做施工，他们都是极其专业的，说人家不专业的人才是外行，但他们的专业不是说你农田建设、耕种需求等专业，人家是成本核算、工程规划很专业。国企或私企绝大部分都是利润一计算，抽成比例一定，再分包出去，根本就不会去实际操作！）5、现场施工太专业（现场实际施工或垫资的人，唯一的标准就是有钱、能垫，为啥？最开始政府就把钱挪用了呀！他们施工不专业但是计算很专业啊，成本控制算的很到位啊，材料能都是最便宜的）（IP：四川）

无独有偶，一位长期从事三农领域独立研究的观察者将高标准农田的机制称为外在的表演。

作为一项战略投入，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十四五期间乡村振兴领域最大的一笔投资——中央财政十四五期间投了7000多亿，加上地方政府财政投入、金融投资、社会资本投入，总规模肯定超过1万亿元。十四五乡村振兴方向总投入是10.8万亿。可实际上，效果特别不好，还丢了民心。

这五年我也写过很多抱怨的话，发过不少视频。乃至有些极端地认为高标田降低了粮食产量，每年粮食增产的数据是不真实的。不过更麻烦的，是背后的这一套实际运行着的机制、逻辑，是普遍的。看着有标准、有程序、有监督，实际上都是外在的。大家都在“演”，要符合这一套正确的、现代的要求。农业农村部现在的督察其实也是这个环节里的一部分。

在高标准农田是这样，在乡村振兴其他领域，特别是产业振兴这块，可能情况还更严重。估计在芯片、AI等高科技领域也会类似。政治口号的高扬、程序和行政的网罗、社会实际的不光彩的默许合在一起，成就了现在独特的“表演”中的中国。这“表演”当然是扭曲的、不自然的、高成本的，却变成了一种必须。

深入改革能解决这些问题吗？也很难，因为要动既有的利益、规则。（IP：浙江）

据报道，2024年，农业农村部已启动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工程“回头看”专项行动，聚焦2019年以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重点摸查田间水利设施工程质量、资金拨付使用、工程设施管护等方面的问题。有评论表示，有关部门也已经“累断腿”。

做高标国家花了大钱，部门工作人员累死累活责任无限放大，已经到了没人愿意做的地步，老百姓也不满意。既然大家都不满意，都难，建议别做了。名字不要叫高标，就做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吧，尽量把用水解决了，把路解决了。地力提升单独做吧。（IP：四川）

5 外来大户vs.家庭农场

与食通社实地走访时见到的农户们一样，许多网友都不相信高标田的施工方与包地大户的初心是把地种好。通常的解读是：对方一定为补贴而来。

此前的文章中，我们也确实发现：外来大户需要首先投入成本，对改造过的高标田再次挖沟排水。他们还有额外的雇工成本，田间管理也考验水平。

如果不是当地人大面积种植作物，而是外来者或者大集团，他们不是通过产量来增收的，人家有人是来套国家大型补贴的，没一个真心种地的。（IP：山东）

对于外来种植大户，不懂农业，必亏无疑！高标准农田的改造，非常复杂，要因地而改，灵活实用，否则使适得其反！（IP：重庆）

我们那里也有，包地大户种了许多高粱和大豆，但秋天也没有收，晾那儿了，有胆子大的农民收了一点。（IP：山东）

高标准补贴才是想要。（IP：广东）

我们这边水稻上山。外地人包的。亩产100斤。都是吃国家补贴钱。（IP：浙江）

山头出好田？这帮人是拿补贴的吧？听本地的农民说，有一个旱改水的项目，补贴是几万块一亩。（IP：广西）

套补贴的，改造费几万块钱一亩，实际成本只需几千元，不超五千。（IP：广东）

人家赚的是补贴。（IP：广西）

就是冲着补助来的。（IP：重庆）

研究者也发现，虽然国家有意通过公共服务的方式推动农业基础设施的“提标”，但是一方面，这些政策可能失效，另一方面，农业技术的社会化服务，不一定能惠及最广大的种植群体——小农户。

在农业社会学及经济学的研究里，外来资本下乡投入农业，时常“水土不服”，已是定论。当本地小农不是管理者和获益者，就很容易怠工，老板也欠缺农业经验，合作就很难平顺。而在劳动力无限高密度投入的中国小农历史中，老板的雇工成本永远无法与小农“自己卷自己”相竞争。许多学者和调研者都发现了外地老板种药材、挖鱼塘、不赚钱又跑掉的情况。当农业附加值太低，老板往往只能“打土地主意”。毕竟，资本追求的是利润率，而不单单是产量。

这种情况下，如何能让有能力组织和协调大规模生产的经营主体与小农户更好地协作，让小农户在生产过程中保留话语权，或许才是保证粮食丰产的关键。

我有一种感受是，公共服务与市场服务的错置。大量的公共资金被用于工程基建，而设计的人却不懂农业，造成浪费。而像拖拉机、收割机、无人机等现代农机，又采取完全市场化的方式配置，这些主体往往倾向于服务大户。小户和小农，在农忙的时候，很难找的到农机服务，找到也是价格比大户高很多。很多大型农机也确实是政府采购，但在具体执行时，承包给私人公司，小农又很难得到相应服务。至少在我们本地，农民不愿种地，有一部分原因是农机服务不便利造成的。希望这方面能得到改进！（IP：浙江）

曾在安徽农村从事田野调查的社会学研究者林子涵告诉食通社，已有不少研究指出，规模经营不一定能提升土地生产率。但美国大农场式农业图景的“迷思”仍在广泛流传，补贴政策也往往向规模化经营倾斜。

林子涵还解释道，当小农户也都在广泛使用农机，规模化农业不一定是流转经营权的“土地规模化”，也可以是通过农业社会化服务实现的“服务规模化”。后者由机械统一完成包括耕、种、管、收在内的多数环节，农户依然保留经营权，自主进行除草、放水等人工管理。这样的管理中，小农户虽然对农资、农技失去了话语权，但依然保留着田间劳作的积极性。

政策也已经在调整，比如鼓励百亩规模的“适度规模经营”。在过往走访中，食通社也了解到四川一些地市正在搜集在家务农收入与在外打工基本持平的家庭案例——家庭农场是一种主要的适度规模经营形态。农业种植，确实不是规模越大就越好。

这是食通社第 755篇原创

_编辑：裴丹 天乐

_版式：明林

一、九年，变与不变

2026年1月5日，看到农民日报题为《河北农村取暖问题，不能再耽搁了》的报道，我恍然一惊，以为穿越回了九年前。

◉这则发布于小寒当天的新闻于一天后被删。

我是河北人。2016年是很多乡亲过的第一个无煤无气的寒冬。再往前几年，北京雾霾成为全球热议的环境事件，中央政府开始铁腕治污，于2013年发布了“大气十条”，从工业、交通、农业等领域多管齐下减少空气污染物排放。

同时专家通过源解析发现，北京雾霾不全是自产，周边省份的贡献不小，特别是作为工业大省的河北。而在秋冬季节，农村老百姓取暖用的散煤也是华北雾霾主要源头之一 。于是“大气十条”里就有这么一句：增加对京津冀地区天然气供应额度，采用煤改气、煤改电等方式对北京周边传输通道地区的工业用煤和散煤进行替代。

此后河北开始大规模推广煤改气、煤改电，一度造成天然气供应不足，农民不被允许烧煤、又无气可烧的荒唐局面。2016年即是如此。到了2017年冬天，也就是“大气十条”的收关之年，情况更糟：11月底河北发布天然气橙色预警，全省供应缺口在10-20%，一些城市只好暂停工业企业用气和车辆加气服务。

我家位于冀南某县城边缘，相当于城乡结合部。那年家里厨房也停了天然气，我妈只好用电磁炉炖菜吃。但至少，城里没有停止供暖。还在老家村里的亲戚就没那么幸运了。没有天然气，也不让烧煤，做饭也是电磁炉，取暖只能靠小太阳和电褥子。

我对这些问题比较在意，是因为大气十条出台后的那几年，我是一个环境记者，亲身经历过这段污染治理的高光时刻——强有力的环境政策密集出台，环保督察组雷厉风行，环保组织揪出一个又一个偷排工厂、提出一个又一个激动人心的公益诉讼，专家们对空气污染的源解析、健康影响乃至治理机制方方面面的研究汗牛充栋……我以为，以政府治理空气这般的雷霆手段，以媒体、公益组织和全社会对这事儿的关心程度，妥善解决华北农民冬季取暖的问题，想必用不了两三年。

但没想到，快十年了，新闻连标题都不用换。一定要说变化，也不是没有——删稿速度更快了。《农民日报》小寒这天为河北农民发声的新闻，第二天就被全网删光。

这也是为什么，在看到几乎同一时间，北京交出了一张亮眼“蓝天成绩单”——2025年PM2.5浓度已从2013年的89.5微克/立方米降至27微克/立方米，多项指标创有监测以来最优时，我既感欣慰，亦觉心寒。

二、清洁取暖，知易行难

我曾经常在各类空气治理相关的新闻发布会、专家研讨会上听官员和学者们谈论农村散煤禁烧问题，这些有机会决定政策走向的人士往往用“完善补贴机制”“因地制宜稳步推进清洁取暖改造”“不可一刀切”“还要加强农村建筑节能改造”等答案投喂给提问者。这些话都很正确漂亮，但转译到地方语境中，却总是显得苍白无力。

◉村镇纪录片导演“遇真纪事”1月初在河北农村发现农民捡拾柴火取暖。

2018年山东省政府发布《山东省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8-2022年）》，提出到2022年省内农村地区平均清洁取暖率达到75%的目标。当地一家环保组织“绿行齐鲁”决定去看看，这个75%的目标，究竟意味着什么？

实地走访几年至今，他们发现虽然山东省已经“完成”清洁取暖改造任务，但在补贴退坡之后，实际很难持续下去。省内各地已经出现补贴发放不及时、不按补贴政策执行等问题，导致很多农民不愿再使用清洁取暖设施。他们分析五百多份有效问卷后发现，在完成清洁取暖改造的调研对象中，近1/6已经或准备弃用，主要原因是取暖价格高；若未来不再发放补贴，41.6%的用户可能也会放弃。

不止农民，政府似乎也无力再采购清洁煤。绿行齐鲁检索政府采购网站发现，山东省内各级政府对清洁煤的采购近年来呈收缩态势。同时，威海市某区原先有40多个民用散煤场，治理关停后，又重新启用了17个。

农民放弃清洁取暖的原因，不止价格高。清洁取暖的能源不止天然气，可再生能源比如太阳能被认为是更便宜、干净的选择。可是，绿行齐鲁在某村入户调研还发现，国家补贴的太阳能电辅热设备有2/3已被弃用，1/3被当作废品卖掉，因为质量太差，造成“太阳好的时候能够暖（这时基本不需要供暖）、太阳不好的时候供不上暖”的尴尬情况。

在其他村也有同样的情况，而且坏了不给修。最后村民不得已用回煤炉子——不仅可以通过管道烧炕取暖，平时还能烧热水、做饭，用途更多。

“这些国家补贴的产品并不是三无产品，但第一年就废掉了50%，第二、三年就没人用了。由于产品质量问题，经常出现跑冒滴漏、炸管等情况，放在屋顶上反而是风险。品牌企业好一些，产品质量和安装没问题，售后也相对负责。”机构负责人郭永启说。

政府采购网站信息显示，2019至2021年间山东省各地依托政府采购渠道落地的太阳能电辅热清洁取暖项目共11个，覆盖近3万户居民，累计中标金额近1.45亿元。但这11个中标商全部是本地中小企业，无一家来自行业龙头企业。对此绿行齐鲁呼吁：农村不应成为低质商品的倾销场所。

对比八九年前河北农民无气可烧的遭遇，今年其实算有进步——至少有气可烧，无非补贴缩水、多花钱罢了。

据农民日报被删报道，河北农村天然气价格在3.15-3.4元/立方米，100平米的房子冬季取暖费约需5千至1万元。而在北京，有几种供热方式，其对应的100平米收费价格分别是：燃煤锅炉（直供）1650元、燃煤锅炉（间供）1900元、燃气/燃油/电锅炉3000元（没错，集中烧煤是可以的，因为有末端处理污染物排放的措施，散煤就不行）。

此外，根据政府统计数据，2024年北京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92464元，河北农民为22022元。

和北京PM2.5浓度下降之神速、城市居民暖气供应之充裕相比，我们的讨论还停留在百公里外的农民配不配得上在冬天烧暖气。这种割裂过于魔幻，让人觉得两者不在同一个时代。

◉2025至2026年度北京冬季供暖收费价格。图源：北京市人民政府官网

三、不能烧的还有秸秆

煤，不许农民烧；天然气，农民烧不起；近两年我开始关注农业后，发现田间地头的秸秆，也是不让农民烧。

秸秆如何处理是个老问题了。早在1991年，政府就下文要大力推广秸秆还田技术，目的是消化过剩秸秆。但是没用。由于化肥普及、农村生活水平提高、同时剩余劳动力转移向城镇等因素，秸秆作为能源、建筑材料、牲口饲料、堆肥原料的需求锐减，而复种指数提高、机械化等农业生产变革也让秸秆从宝贝变为麻烦。对农民来说，最方便就是一烧了之。

1999年多部委联合发布的《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拉开了行政层面禁烧秸秆的序幕，第一次提出秸秆利用率的量化目标——85%。20多年前的这项政策更多是出于公共安全、而非人体健康的考虑。因为当时曾发生多起烧秸秆浓烟影响航班起降、公路安全事件。这也是为什么《办法》中明确提出的禁烧区都是交通干线和高压输电线路，并不耽误大多数农民该烧还烧。

动真格的秸秆全面禁烧，则是在前述“大气十条”之后。虽然烧秸秆对于雾霾整体的贡献比例并不高，但焚烧的时间窗口集中在夏秋季节，导致高浓度颗粒物在短时间内集中排放，所以也成了治理重点。

在中央政府对于PM2.5的严格量化考核之下，地方政府对于禁烧秸秆展现出了空前决心。例如2015年河南省以环保部正式公布的卫星遥感秸秆焚烧起火点数为依据，以县为单位，每发现一个起火点，省财政扣减相关县财力50万元。河南省内某国家级贫困县当年仅秸秆禁烧的行政工作费用，就投入了将近1000万元。尽管该县在每个村都成立了禁烧指挥部，将乡里干部全部下放到村里，24小时派人值守，但还是因为秸秆禁烧不力，出现多处起火点，被处罚总计2000万元。

政府也为秸秆综合利用投入了专项资金补贴，但面对中国农业史上空前之巨的秸秆产生量，这些补贴杯水车薪。秸秆禁烧主要是靠行政力量在强制推行。农民因为烧秸秆而被罚款、刑拘的新闻屡见不鲜。

即便如此，很多农民依然冒险在夜里悄悄焚烧秸秆，有人因害怕被发现提前离开，火苗烧到旁边的草垛甚至引起山火。还有人害怕起火被发现，干脆将秸秆推入附近沟渠塘坝，引发水污染。

与此同时，由于土壤退化、技术不到位等原因，还田的秸秆也给农民带来病虫害、经营成本上升等问题，让很多农民对于秸秆还田的可行性提出质疑。

◉多地生态农业的实践发现，如果土壤健康、措施得当，秸秆覆盖和还田不会加剧病虫害风险，还有多重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

随着这些问题的暴露，政策文件中关于“秸秆还田”的简单表述，也渐渐进化为“秸秆科学还田”、“秸秆可控腐熟快速还田”等措辞，这至少反映出政策制定者已经意识到了禁焚政策十多年来的种种乱象。

四、谁应支付绿色转型的代价？

本质上，禁烧秸秆和散煤背后是同一个预设：当整个社会开启“绿色转型”的步伐，农民要为所有人呼吸清洁空气而承担额外成本。以环保为名，禁止农户小规模畜禽养殖，也是同一逻辑。但是，对农民这一低收入和弱势群体来说，公平吗？更何况，他们已经在城镇化进程中被“代价”了一次。

当然，烧煤、烧秸秆、养猪养鸡，确实有污染，需要规范和管理。但城里人开车、取暖、叫外卖，也造成不低于烧煤烧秸秆的环境污染，更何况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是为所有人供应食物，而城里人的消费则只是为了自己的舒适和便捷。城市推行煤改电、垃圾分类、车辆限行等环保政策时，往往会处理得更加柔性、至少不影响居民的衣食住行，或者有可负担的替代选项（如公共交通）。为什么只有农民经常遭遇环保“一刀切”？

关于农民如何取暖这事儿，已经有了太多的政策、技术和研究成果。但我们更需要的是，回归常识，回归人性。

华北秋收遇上连月阴雨，有的地方甚至罕见地从8月下旬就下了起来。玉米收不了、棒子发霉等新闻频频登上热搜。食通社走访了河北、河南六个农业县，发现在玉米“成熟-收割-晾晒-储存-销售”的各个环节上，种植户、收购商和地方政府想尽了各种办法应对。但无论农户规模大小、实力和设备如何，几乎所有玉米种植者还是只能接受减产、降价和霉变对他们造成的损失。

不仅仅是玉米，受影响还有其他经济作物，这些农户面临的经济损失可能更大。

本文记录了今年反常的绵绵秋雨下，华北农民的困境和挣扎。气候已变，以各种姿态努力抗衡的大小农户们却还缺一把遮蔽风险的伞。

一、无法下地抢收的收割机

一天一夜的雨后，河南商丘柘城县朱庄村的李大爷终于见了两天的太阳。10月17日，商丘刚经历了一场暴雨，雨水淹没了农田，只有还没收割的玉米秸秆指示着农田的方位。

◉暴雨过后，商丘低洼的土地上出现了积水。摄：谢小丹

两个月来，他见到太阳的时间有限，一场秋雨仿佛没有尽头，从9月延续到了10月。如今土壤也已经吸够了水分，低洼的土地上仍留有前天的积水。9月以来，河南已出现8轮大范围明显降水，平均阴雨日数达27.5天，为1961年以来同期最多。在河北邯郸、邢台等地，雨也断断续续连下了20多天。

按照他过去的经验，每年6月种玉米，9月收割再接着种小麦。如今，节奏被这场秋雨打乱了，已经到了10月，村里还有人玉米没收上来。李大爷说，玉米的生长周期就115天，可因为连续下雨的缘故，今年的生长期已经大幅延长到140、150天了。如果再不收割，玉米就要倒了，秸秆也硬了，打碎还田之后会不好腐熟。

也有的地方玉米收得晚，在河北中部能到10月中旬。在河北东南部邯郸市，峰峰矿区界城镇的政府人员在10月16日告诉我们，由于海拔和气候条件，这里玉米成长和收割期也较晚。但玉米留在不通风的地里一直淋雨，仍会持续发霉，甚至发芽。

界城镇有着8000亩玉米种植面积，本地人赵峰（化名）就承包了1000亩。食通社在他的田间看到，不少玉米都染了青霉菌和穗腐病。霉斑也沿着被鸟、虫啄蛀了的玉米粒进一步蔓延扩大。

◉赵峰的玉米染了青霉菌和穗腐病。摄：裴丹

地里的玉米不能再等了。但种植户们也很难按时收割。像轮式收割机这样的大型机械进入被雨泡过的土地，会压实土壤，即使勉强作业，也可能打滑，或者陷入泥中，无法动弹。

在邯郸曲周，小移庄村一位承包着200多亩地的村民尝试把收割机开到地里，但只收了一小片玉米，作业就被迫终止了，田地里裸露出混乱的轮痕。而在商丘的朱庄村，有农户为了抢救收割机，甚至还配了一台拖拉机守在旁边，以备救援。

◉往常雨后，出于保护耕地的原因，大型机械不能进地。但为了防止发霉，很多农民选择收割，收割机在被水泡过的土地上留下了车辙的痕迹。有村民说，这样的土地可能两三年都长不好粮食。摄：谢小丹

峰峰矿区界城镇的千亩种植户赵峰有两辆履带式收割机，这种收割机重量较轻，且用履带来分担轮子的重量，更能进入浸水的地。但他依然无法收割——用来收集棒子的拖拉机还是下不了地。他的地太多，许多地块进深就有几十甚至几百米，人工搬运或使用三轮车都不现实。对赵峰来说，1000亩地需要9到10个劳动力，连续收割10天半个月。但10月17日，雨停了没几天，当地又下雨了。他没有找到开始收割的好时机。

◉一辆无法进场的轮式收割机停在小移庄村承包户的田地前面，这辆收割机比传统的联合收割机还要轻型一点。摄：裴丹

在收割机没办法下地的情况下，河南焦作博爱县芦边桥村一位村民选择了自己下地抢收玉米，遇到发霉的玉米就放弃，只掰好的。

商丘的李大爷也自己人工收了两亩多。由于地湿，三轮车也会陷入泥土之中，他只好砍了玉米秸秆铺在地上，才把三轮车开进自己的玉米田里。不过，人工掰玉米费时费力，而人毕竟不是机器，李大爷说，“头天能掰一亩地，第二天就掰不了了，只能掰半亩了。”

最终李大爷还是用上了收割机。剩下4亩地的玉米很多都已经发霉，他必须赶紧收回来。

为了抢收，很多农户付出了比往年更高的成本。在河南焦作修武县孟村，村民成小凛是当地的种植大户，还与其他种粮大户联合成立了粮食专业合作社。他说，雇佣本地的收割机，还能有笔补贴，但本地机子都是轮式的，不适合在潮湿的土壤上作业。很多农民宁愿牺牲补贴机会，选择外地的履带式收割机。

在河北曲周肥乡区小移庄村，农民连收割补贴也没有。一位村民在中秋前短暂的两个雨停的日子抢收玉米，雇佣农机的费用一亩要八十，比平时贵了二三十元。当地还有不少村民就一直在等，哪怕轮式收割机就在地头等着，但他们怕把地压坏，宁愿先不收。

直到10月18日，无论在邯郸西侧的峰峰矿区，还是东侧粮食种植面积更大的曲周、肥乡，食通社都了解到，收上了玉米的主要还是零散小农户，一袋袋、一包包人工往外扛玉米。而种了几百亩的大种植户必须依赖收割机，都还没收上来。

二、晒不干、烘不了，棒子还是发霉发芽了

◉河北邯郸曲周县，一个收购站在土地上垫了点砖，成袋地装玉米棒。摄：裴丹

可是刚摘下来的玉米棒子可能比在地里水份还大，继续受潮不晾晒的话，一晚上就能发霉。

以中储粮为代表的大型企业只收“干粒”，也就是含水量在14%以下的玉米粒。但刚刚收割的玉米水分都在20-30%。按照往年的经验，河南农民收上来的玉米粒在空地上摊开铺平，2天的时间就能晾干水分。

但阴雨天气下，一个稳定、有硬化地面的晾晒场对大部分小农是一种奢侈——泥地和砖地上，玉米棒会受到地底下湿气的影响，容易升温腐熟，甚至发酵；天上还可能继续降雨，铺上塑料布挡雨后内部湿气更大。网上有人形容，“不盖长芽，盖了长毛”。

更大规模的晾晒场所更稀缺。像是商丘朱庄村的承包了100多亩地的种植户，只能在有限的空地上反复腾挪。而大规模收玉米的粮站和商贩更是要用铲车每天翻搅玉米棒子。

河北沧州献县西蔡村的陈叔承包着300亩地，他有专门的一大片场地做晾晒场，也更“幸运”些——国庆后，雨水下了一周，没有邯郸和河南久，已经收下来的的几千斤玉米完好无损。但是，晾晒场的砖地地基被雨水浇透了，砖块滚进泥里，大车开进来轮子会东倒西歪，后续的收割也被中断。两口子抓紧雇人浇筑水泥，至10月17日，工程只完成小半。这笔工程花了他们10万多元。

◉（上）陈叔在他宽敞的、新浇了水泥的晾晒场里。（下）晾晒场里的钢管玉米架子。摄：裴丹

在食通社此行走过的大部分村子，村民把玉米棒子堆在圆柱形的囤子（墩子）里，堆放在院里或屋顶上。陈叔另辟蹊径，买来钢管和铁丝网，建了方形的玉米架子，它的底部也可以垫高通风。陈叔骄傲地告诉我们，他的玉米虫害少，雨水难随着被咬坏的谷粒表皮渗进来；他还认为自己收割下来的玉米已经完全断浆成熟了，保存方法也更得当。这都让他的玉米抵御了霉化。

但即使是在与陈叔一样的玉米架子里，在邯郸西侧峰峰矿区的另一个镇子，玉米收购商李军的玉米棒子却还是很快发霉了。他租了水泥场地，还有大仓库专门存放玉米，今年才刚刚花钱竖起了玉米屯。峰峰雨水持续更久，纬度也比沧州低，玉米成熟相对早。他们只能抓紧给玉米脱粒，摊在地上晾晒。

◉李军新修的玉米架子里，玉米也发霉了。摄：裴丹

农户们说，玉米粒的通风条件还不如玉米棒。李军向我们比划：干透了的玉米，把手伸进去，它是凉爽的，而水分到了20%以上，手伸进去就烫手了，玉米粒发霉结块，炊烟一样冒烟。

10月13日起，天气放晴，他们在水泥场地连晒了三天玉米粒，水分终于要降下去，17日，天气预报显示明天要再下一场雨。他们全天在地里抢收，“要是明天收不起来，都白干了。”

晾晒难，烘干更难。小农户缺乏烘干设备，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把刚收割下来的“湿”玉米棒子或玉米粒低价卖给二道贩子；要么在家中简单晾晒后，以干粒形式出卖，这样即使刨去玉米轴和水分的重量，价格也更划算。此外，在现货市场上，玉米价格也有波动，所以农民也会储存粮食，期待之后能卖上比秋收时更高的价，甚至留到腊月里。

李军也想买烘干机，一台设备少说十来万，大的上百万，但租借的场地并不稳定，他不敢随便添置。

三、捱过干旱减产，难捱霉变减收

在连绵不绝的秋雨之前，许多农民们刚刚度过了一个干旱而糟心的夏天。

从7月初到8月初，河南陷入了大范围高温干旱。这段时期也是玉米生长关键的“花粒期”，即从玉米的雄穗长出、授粉、到子粒全部成熟的阶段。要保证粒多、粒重，“灌浆”饱满，本来最需要水。农民们一直盼雨，却不来。为了抗旱，他们只能不停地从机井中抽水给玉米灌溉。

在焦作孟村，农民们不到半个月就要浇一次，一共浇了四五遍，好在地里灌溉条件相对不错。但也有的地井水位太深，顶多前期浇两、三遍。于是，有的种几百亩的种植大户前期还能跟得上浇水，浇了两三遍之后，就跟不上了。

而河北多地使用深层地下水井，大户赵峰所在的邯郸峰峰矿区界城镇海拔200多米，水从机井抽出来，再泵到地里，一小时电费得60元，还浇不透一亩地。邯郸新坡镇的李军也回忆，干旱时，村都旱了，人们开始从两口接近50亩的大水塘抽水，直到塘里的养鱼户抗议才作罢。

“光杆玉米那么高，不结棒子，叶片都卷起边。”赵峰被地里的“小矮子”玉米逗得哭笑不得。他花过电费浇地，但在地势高的一些地里，预计亩产甚至不到去年的一半。

◉因为干旱，界城镇赵峰地势较高的几片地里，玉米长成了小矮子。摄：裴丹

到了9月份，熬过干旱的玉米开始顶浆、即将成熟，盼了两个月的雨，不合时宜地来了。推迟的收割、玉米的发霉又带来了新的减产。“相当于叠了个buff。”李军说。

即使是商丘柘城县朱庄村的李大爷这样灌溉及时、顺利捱过了干旱期的农户，收获时，玉米在地里就开始霉变，“就不压秤了。”

收割机收割腐烂的秸秆也有困难——收割台有高度，秸秆要是从底部腐烂，倒下的玉米无法被全部收获，李大爷说，他原本预计亩产可以挺高的，往年能收上来90%，今年只有50%-60%，剩下的都撒到了地里。

发霉的玉米也难卖出——粮食厂家对霉率有要求。太霉的，甚至做饲料粮也不行。有的村民只拣好的玉米掰，剩下的发霉棒子只能留在秸秆上还田。

最后，河南李大爷4亩多的土地只收了不到3000斤玉米粒，平均下来每亩地六、七百斤，比往年少了一半。

四、雪上加霜的低粮价

近年粮食价格本身就不够理想。焦作孟村一位农户告诉食通社，在2022年，玉米干粒价格最高能到1.5-1.6元/斤，这意味着含水量更高的湿玉米棒收购价也能在每斤8毛到1块多。但之后价格一路下跌，从去年的1.3元一直掉到了9毛多，意味着每亩地少赚大几百元。今年粮价才有所回升，到了1.2元/斤左右。

◉根据博亚和讯监测，从2022年到2025年10月17日，玉米价格持续下跌，并在2024年11月跌入最近几年的最低谷，2025年玉米价格才有所回升。图源：choice

在河北邯郸，去年秋收时，小贩在地头收购湿玉米棒子一斤0.45-0.49元，今年则维持在5毛上下——刚“开秤”时能到每斤5毛8，十月上旬下雨后抢收的湿棒子也有一斤5毛，不少村民本来盼着今年价格回涨，能多赚一点。

但霉变太厉害了，让好不容易抢收回来的好玉米也卖不上价了。河南商丘的李大爷抢收的不到3000斤玉米，一斤最多只能卖3毛多钱。4亩地还卖不到1000块钱，他心疼得慌。

商丘另外一位受访农户表示，他从2亩4分地里掰下的玉米甚至全部按每斤2毛卖了，只得了200块钱，是往年的十分之一。

李大爷这样的小农户，种地除了劳动力，成本很低，而且本来一年种地只有几千块收入，即使损失惨重，生活还能靠在外打工的子女补贴。

但常规种植的包地大户成本更高，光地租一亩地就要600-1000元，高的甚至能到1300元。面对天灾和市场行情波动，他们的经营风险也成倍放大。

成小凛承包九百亩地，因为减产，他算下来今年一亩就要赔一百块。而正常年景下，大户一亩地也就只能赚几百元。河北峰峰矿区界城镇的千亩种粮大户坦言，今年的愿望，就是玉米卖掉后，能把地租、化肥种子钱全给农户结清，剩下能有个十万八万，养活自己的这一年生计就行。

不仅农民挣不到钱，发霉的风险向链条下游传导，收购商可能也得赔钱：李军从南阳5毛8收购的玉米在运输途中一直下雨，棒子在车里发起了芽，到达目的地后，水分到了40%以上——这是水分密度仪能测出的最大数值。最后，5毛8收来的玉米粒被半价收购，三车买卖反而赔了五万块钱。河北市曲周县另一位玉米贩子收来几十万斤棒子，也都长出芽，如果卖掉，每斤湿粮要赔2毛5，如果不卖，还可能进一步霉化。

如今，李军仓库里有四种玉米：比较好的、霉变30%、50%和70%的。后者的比例可能还在上升。

波动之下，村民仍在期待玉米售价走高。在河北曲周，虽然收来的棒子都开始发霉发芽，收购站已经不敢再收更多了，仍有村民认为，今年“不一定”赔钱：如果湿棒价格涨到一斤七毛五，即使扔掉三分之一，也还可能赚点儿。希望这不仅仅是一种阿Q精神。

无、灾害连年来，作物排队烂

这场反常的秋雨影响的不仅是正在收获的玉米。在华北大部分地区，玉米收割后，就要抓紧种小麦了。今年，小麦晚播已成定局。

虽然上冻之前，冬小麦的播种还有时间窗口，但仍有农户担心播种推迟，赶上气温下降，可能造成减产。成小凛解释道，小麦的“发茬率”（分蘖数）会低，意味着麦穗会减少，原来一粒小麦能长四五个茬，现在可能只长一个，肯定减产。为了补救，农民只能多买种子，“以前25斤，现在就得40斤，再往后面，还得再加”。

商丘朱庄村的农户会选择在玉米收割后栽种大蒜，他们更心急如焚。按照往年的经验，这时候大蒜已经长了3到4片叶子，但今年现在还没法播种，家里的蒜种都已经发芽了。按照农业专家的说法，大蒜最晚播种时间是10月20日，实在不行，11月也要种下去。时间已经不等人了。

还有其它农作物同样遭受了损失。最近几天，正赶上了无花果树大熟，家住朱庄村的小朱从早上5点多起床就开始忙着采摘，仅10月18日一天就摘了上千斤，但很多无花果都开裂了，光这一天时间他就扔掉了两、三百斤无花果，大概是往年一天的采摘量。受到雨水影响，他今年已经没办法再以鲜果的形式销售无花果，只能全部烘干成果干出售。

到了下午三点多，他才腾出空来抽水。连续阴雨后，进无花果园采摘需要穿及膝高的水鞋。今年积水最高时，水位已经快没过水鞋的高度，村里来干活的奶奶因为水鞋灌水，不得不回家换鞋再回来干活。

由于临近安徽亳州，加上当地是全国有名的辣椒交易中心，商丘的朱庄村很多种植大户承包了土地后便种植中药材、辣椒等经济作物。这类经济作物种植成本更高，白术每亩成本更高达上万元，一旦遇到这两年这样的天灾，大户们损失甚至高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

◉因为阴雨，白术在地里就已经腐烂，种植户只能雇佣农民冒雨抢收，再抓紧烘干。摄：谢小丹

◉菊花的收获需要农民坐在马扎上采摘。因为阴雨加上土地泥泞，这片菊花只勉强采摘了一部分便被放弃。摄：谢小丹

虽说农业本就是看天吃饭，但对于河南农民而言，这几年已经遭受了连续的天灾，从2021年的720暴雨，到2023年的烂场雨，再到今年的秋雨，他们已经连续几年没有见过所谓的风调雨顺。

但每年他们遭遇的灾害又不一样。像是去年，商丘朱庄村里赶上了那场特大暴雨，根据气象站监测，7月15日7时至18日7时，商丘市平均降水量达295毫米，5个观测站超过500毫米，几乎是三天时间下了一年将近一半的雨。

“去年的暴雨过后，省道上也全都是水，都是小朋友在捞鱼。抽水都没地方抽，沟和路面的水位都是平的，我的无花果园子整整泡了六天。”小朱说。最终那场暴雨后，他的很多无花果树都淹死了，只能挖掉。

朱庄村很多村民对那场暴雨仍然记忆犹新，但今年虽然没有暴雨，但连续阴雨不放晴的情况同样罕见。“去年是直接绝收了，今年虽然有一定的产量，但更累人。”

连续的天灾成了压倒不少人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就有人选择了退出。今年，朱庄村的地租已经开始下降，原本每亩1000元的地租已经降到了800元，而原本800元的则降到了600元。

六、随雨带北移的技术和设备

在河北、河南两地，面对连续的气候变化，农民常年经验积累下来的种植方式很多都渐渐失效了。天灾面前，什么才是有效的应对措施？

这场秋雨中，一些原本不在华北应用的农机，如履带式收割机、烘干塔都开始发挥用途。

无论是在河南还是河北，履带式玉米收割机并不常见。邯郸曲周市肥乡区地势平坦，是河北的玉米种植重地，重型轮式联合收割机本来最受欢迎。肥乡区光小移庄村民就买了15台。它马力大，好用，最受农民喜爱，能一边给玉米脱粒，一边把秸秆也粉碎拉走。虽然一台售价高达30万元，但有人去年一年就能挣回15万元来。而履带式收割机却被一些农户认为是效率低，收得慢。我们走访的地区中，只有河北峰峰矿区两三年前就已经引入了履带式收割机。因为这里地处山区丘陵地带，土地破碎，在田里转弯掉头，龙头低的履带式更不容易翻车。

◉工作中的烘干塔。摄：谢小丹

秋雨中，烘干塔也成了农民保住收成的“神器”。成小凛是修武县第一台烘干塔的拥有者。2023年，成小凛觉得包地大户们粮食打得多，也不愿意晾晒，烘干未来会成为发展趋势，就斥资100多万买了两台烘干塔。

不到3年时间，根据修武县公布的信息，到2025年全县已经拥有了13台烘干塔，日烘干能力达1200吨。成小凛估计，下一年修武县的烘干塔就要更多了，已经有好几家准备发展。

但修武县的烘干塔数量还是有限。这几天，成小凛的烘干塔24小时日夜不停，工人吃住都在厂里，只能抽空回家换身衣服。但农户们抢收的玉米还会源源不断地卖到收购站来，仓库里放不下就只能堆在院中，然后抓紧时间烘干。

◉种植户们卖的玉米远超烘干塔的烘干速度，仓库里放不下的玉米只能堆在院中，靠塑料覆盖挡雨。摄：谢小丹

从事中药种植的孙明的烘干房今年“大材小用”，也参与玉米秋收了——中药烘干房的设计当然为了烘干中药材，烘玉米不划算。但无奈今年玉米太潮湿，只能利用现有条件来挽回损失，附近也有人找他烘干玉米。

◉今年孙明用上了自家烘干房烘干玉米，一次性可以烘干10吨玉米粒。摄：谢小丹

下雨闲着没事，自动化专业出身的孙明琢磨了一套小型烘干机。他自己画图纸，再找周围的工厂用机床加工，花了3000块钱做了一套简易的烘干机。这台烘干机可以通过燃烧玉米芯制作的燃烧颗粒，或者直接烧柴火，通过产生的热风烘干玉米。

利用这台自制烘干机，孙明烘干了自己家剩下的两三千斤玉米。不过，今年还没真正发挥作用。而这未来或许能成为一种自救的方式。孙明觉得，未来如果天气还像今年这样，家里有6-10亩地的人或许就适合准备这样一台烘干机。

◉孙明的自制烘干机，12小时就可以完成烘干。摄：谢小丹

但这些设备在河北、河南两省毕竟数量有限，所以它们也是政府有关部门今年救援农民应对灾情的重点措施。

此前，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中央财政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4.84亿元，用以支持河北、河南、陕西等7省受灾地区加快开展农机抢收、潮粮烘干、农田排涝等农业生产防灾救灾工作。截至10月10日，农业农村部还按照黄淮海地区需求，调剂调度履带收割机24.63万台。

地方层面，截至10月15日，为缓解抢收压力，河南调集近8000台履带式玉米收割机投入作业，将履带式谷物收获机换装割台纳入农机购置补贴范围。同时利用832个区域农机服务中心和742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应急抢收，并向农民群众公布全省4963台烘干机械位置和联系方式，先后安排5000万元救灾资金用于烘干机械奖补、秋粮收获补助和调度农机。

河北则强化了农机应急响应。“三秋”期间，全省预计投入73万台农机具，其中大中型拖拉机22万台，玉米收获机7.6万台，小麦播种机16.8万台。储备履带式玉米收获机568台，谷物烘干机（塔）1292台，以供应急所用。

虽然，在我们10月中旬的走访中，没有河北和河南的农户表示使用了地方部门调来的农机，或享受到了专项资金。

农业保险也在发挥作用。一些购买了玉米险的农户还是能拿到些赔偿，尽管不多。因为农业保险的赔偿，原本每亩地赔了100元的成小凛差不多保了本，朱庄村的农户也有的收到百十来元的赔偿。

问题在于，这些措施究竟能惠及多少农户，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帮助农民减轻灾害带来的损失？

而在焦作芦边桥村，食通社遇到的村民今年两亩四分地的玉米只卖了两百元。村旁的田里大量玉米发霉，却没有获得农业保险的赔偿。“业务员说今年这情况不能算绝收，老百姓跟他都吵起来了，人家扭头就走，再打电话就不接了。理赔权在人家，人家说不包，我们又没办法。”他说。

在农民的种植经验里面，旱和涝是两种他们最常见的灾害。但旱不怕，靠抽水灌溉还能解决，涝则是他们更怕遇到的情况。气候变化面前，农民过去积攒下来种植经验也正失效，他们更无从自救。而类似的灾害或许还会反复上演，阴雨之下，谁能为农民“撑伞”？

文中孙明、赵峰、李军为化名

食通社成员令钰、玉阳对本文亦有贡献

编辑：天乐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是一份1990年起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行的学术期刊，每年出刊4次，内容为研究民主和民主运动的发展。

一、民主期刊：AI并非无所不能，独裁政权仍无法消除大规模抗议

4月，民主期刊 (Journal of Democracy) 刊发了一篇题为“威权AI的边界”的研究文章。研究结果一反之前的论调，指出尽管人工智能被视为强化威权统治的“灵丹妙药” (silver bullet)，但其在现实政治中的效力仍然受到结构性限制。

报告封面

文章指出，“人工智能常被认为可以让镇压更廉价、更快速、更精准”，这一判断“至少在短期内成立”。然而，作者强调，“最强的应用部分——预测性、预防性的大规模控制——会遇到一个根本性的约束”。这一约束被作者概括为“威权者的校准困境”。

研究写道，任何基于概率的系统都必须决定如何界定“风险”：若降低门槛，“可以减少漏报，却会提高误报，将更多无辜者卷入并引发反弹”；若提高门槛，则“减少附带镇压，却会错失真正威胁”。换言之，“预测就意味着一定程度的错误，问题只是选择哪种错误”。

文章以中国为例，指出这一困境在制度化监管中更加突出。作者表示，自2022年以来，中国要求算法备案、内容审查与身份验证，使AI治理成为“一个持续调整错误容忍度的过程”。这种机制在实践中呈现为“阈值鞭打” (threshold whiplash)：在敏感时期收紧控制，随后因反弹而放松并修复舆论。

例如，2022年底“白纸抗议”中，民众以空白纸张表达不满，使监控系统难以识别具体内容；随后，当局一方面迅速放松防疫政策，另一方面继续压制相关讨论与纪念活动，体现出“行政放松与政治收紧并存”的治理逻辑。

文章进一步指出，AI系统在威权治理中的局限源于其统计属性。首先，误报问题不可避免：“即使一个系统准确率达到99%，在极低比例的真实威胁下，被标记者中的大多数仍是无辜者。”这不仅“淹没安全机构”，也会“侵蚀政权合法性”。

其次，算法依赖历史数据，但现实社会会不断适应监控，“公民通过改变语言、转向私密渠道或改变行为路径，使模型迅速过时”。此外，地方官员可能操纵数据以迎合上级，“将AI输出的‘数据’转化为政治资本”，从而加剧“垃圾输入、垃圾输出”的问题。

文章还列举了多国案例。中国“健康码”系统曾因误判导致民众被限制出行，甚至在河南村镇银行事件中被用于阻止储户维权；俄罗斯出现通过化妆干扰人脸识别的抗议方式；伊朗部署AI监控女性着装，但仍无法阻止大规模抗议。这些案例显示，“AI促使抵抗方式演化，却未能将其消除”。

然而，作者指出了AI对威权体制的另一种“帮助”，即AI仍能产生心理威慑效应。文章指出，威权政体从中获得一种“独裁者红利”——“通过制造无处不在的算法威胁，促使公民自我审查，其效果远超实际监控能力”。然而，这种威慑依赖“偏好伪装”，一旦系统失误被广泛认知，“恐惧可能迅速转化为愤怒”。

作者总结称，AI并未消除威权统治长期存在的“信息困境”，反而“以精确的表象掩盖根本的不确定性”。当政权越来越依赖量化指标时，“它所使用的地图可能已不再对应现实”。相比之下，民主制度的“混乱与摩擦”反而能够提供真实反馈。

最后，文章表示，AI时代既不会自动巩固威权，也不会自动推动民主，其影响取决于制度环境与社会应对。“关键不在于被技术能力所震慑，而在于理解其运作方式，并据此发展有效的应对策略。”

二、Lingua Sinica：当AI成为“更有人味的宣传机器”

4月2日，中国传媒研究计划 (China Media Project, CMP) 旗下的研究平台——华语世界Lingua Sinica发布了一份报告。结果发现，在全球新闻界仍在审慎讨论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之际，中国的宣传体系却将其视为强化叙事能力的重要工具，并尝试通过AI塑造“更具人性”的官方传播。

文章封面

文章以一场在郑州举行的相关论坛为切入点，描述了AI与宣传结合的象征性场景：“AI机器人与跳舞的孩子同台演出”，作者将这一画面形容为“关于AI人性化的某种不协调的国家叙事”。

在论坛讨论中，官方媒体不断强调新闻应具备“专业性”“贴近现实”“把握趋势”和“创新”等特质，甚至提及“同理心 (empathy)”。然而，文章指出，这些在西方新闻语境中强调人与公共之间联系的价值，在此却被重新定义为“通过人工智能实现的生产技巧与修辞工具”。

换言之，“人性化”不再是新闻伦理或职业理想，而成为可被技术模拟与放大的传播手段。文章讽刺性地指出：“中国梦想拥有一支由唯命是从的埃德加·斯诺 (Edgar Snows) 式人物组成的军队，他们全都以同情的口吻宣扬党的崇高人性，这个梦想或许离我们并不遥远。”

文章进一步指出，这种趋势与中国媒体体系的结构密切相关。在一个“封闭且受控的媒体环境中”，AI并未引发对新闻独立性或伦理风险的广泛反思，反而被视为“提升国家叙事能力的技术助推器”。

与此同时，Lingua Sinica将这一现象置于更广泛的国家战略背景下。近年来，中国不断推动“AI参与对外传播”和“媒体技术融合”，包括建立AI合作平台、推动国际AI交流机制等。这些举措表明，AI不仅是国内舆论治理工具，也被纳入对外传播与影响力建设体系之中。

结合其他研究可以看到，AI在这一体系中的潜力不仅体现在内容生成，还体现在舆论监测与引导能力上。例如，有研究指出，相关技术可以“追踪公共讨论、分析情绪，并大规模生成回应，从而影响舆论走向”。

然而，文章暗示，这种“更人性化”的宣传并不意味着更真实或更开放。恰恰相反，当“同理心”成为算法生成的修辞，当“贴近公众”成为数据驱动的策略，宣传的说服力可能增强，但其本质仍是对叙事的控制与塑造。

最后，作者总结称，AI并未削弱宣传，而是使其在形式上更加柔软、在表达上更具情感，并在技术上实现规模化生产。这种“人性化的机器宣传”既可能提高传播效率，也可能进一步模糊真实与操控之间的界限。

三、维权网：三月中国新增29名良心犯

维权网（公民维权志愿者联网组织）于2026年3月31日发布《三月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报告显示，上期名单中40人已被刑满释放；并获悉有17人狱中有新动态。同时，本期新增了我们又搜集到的被刑事拘留的3人以及被判刑的26人（编者注：原文为25人，但经计算为26人，可能为笔误），共计29人。被捕的主要原因包括从事宗教活动、少数民族维权、维权上访以及参与民主人权活动等。

1. 本月获悉上期名录中刑满释放的40人名单：

李宜芳、蔡彩影、仓央嘉措（藏）、崔长胜、何林夏、

梁顺景、刘嫦娥、慕恩、南杰顿珠（藏）、卿立菊、

唐云淑、肖青山、杨长宽、于兰芳、余荣新、

扎西达杰（藏）、张玉凤、朱明兰、果洛华丹、张新发、

杜亮明、詹瑞华、孙华、王世军、路连义、

段桂秀、张淑琴、杜丽娟、朱桂清、贾兴蓉、

杨秀兰、潘汉玉、杨宗霖、明月、王文果、

谭萍、杨岳桥、李向阳、泽噶嘉措、张春雷、\

2. 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的3人名单及简历：

1）、于凯：山东晓临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2026年3月26日，其在司法部门前公开举牌，实名控告青岛市司法局局长邓焕礼。举牌内容直指邓焕礼涉嫌“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3月27日，于凯律师被警方带走时，警方给出的理由为“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目前具体刑事罪名尚不详。现获悉：于凯律师目前已被刑事拘留，关押在北京西城看守所。

2）、李道国：乌有之乡网站主编。李道国系民间知名左翼网站“乌有之乡”的主编。李道国近年因辉县老家的环境被毁、耕地受破坏、矿山遭盗采而参与了家乡群众的维权活动，坚持举报不法企业及家乡政府有关部门执法犯法。李道国于2026年3月25日晚上8点左右从北京海淀区的家中被带到北太平庄派出所，随后由来自河南新乡辉县市的公安人员带走。因24小时后仍下落不明，家属先后与北太平庄派出所、辉县市公安局等多方联系，才确认李道国已被以“敲诈勒索”的罪名刑事拘留。办案单位是辉县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现羁押于新乡市看守所。

3）、王岸然：1954年3月13日出生，本名黄觉岸，英文名Wong Kwok-ngon，别名：岸伯、三个法律学位君，祖籍广东中山，前英属香港籍、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籍人，前廉政公署及房屋署公职人员和大学讲师，香港人民广播电台创办人，专栏作家及时事评论员，前民阵民生及民权小组副召集人，中国在押政治犯。早年曾在香港树仁学院和香港大学就读，毕业时获取法哲学硕士学位；后其又到英国的韦尔斯大学亚比理斯学院和伦敦大学继续修学，并分别获取法学硕士、法学荣誉学士及哲学文学士学位；20世纪80年代初，其因热衷于时政评论，遂开始投稿香港《信报》，并积极参与组建政党、创建论政组织“北辰学社”，又担任香港民主民生协进会创会评议长；1996年，因不满香港民协参与临时立法会，其与已故市政局议员区玉霞及前深水埗区议会主席黄仲棋等人组建了社会民主阵线；2003年，因不满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其又组织民主倒董力量，由此又于2004年7月与他人组建了香港人民广播电台；2006年，其又担任民间人权阵线民生及民权小组副召集人；2025年，香港发生大埔宏福苑大火事件，12月1日，港内的民协、民主党等组织就宏福苑大火发起关于香港高楼维修政策的“民间记者会”，但次日就有港府相关部门通知该记者会取消，并且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让其与另一参与举办记者会的人士廖成利到旺角警署面谈；事后，其虽在Facebook上发帖表示已见过国安处人员并安全返家，但12月6日就突遭国安处警方拘捕；其被指控因在YouTube披露了协助调查国安案件的会面内容，并由于曾就大埔宏福苑大火发表的评论以及带有煽动意图的内容（含陈述、相片、图片及/或影片），已涉嫌煽动仇恨中央政府及特区政府，所以其言行触犯了港版国安法条例（即《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88条和第24条）的“妨害调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简称“妨害调查罪”——及“明知而发布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简称“煽动意图罪”；12月9日其案在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庭审，后又经2026年1月20日、2月23日两度在西九龙法院庭审，依然无果续押，并将其案移送至区域法院再审；3月12日其案在区域法院再审，但因其申请保释被拒，其正在申请法律援助，故其案又将于2026年4月28日再审，以待法援署处理。目前疑似被羁押于香港荔枝角收押所。

3. 本期新增被判刑的26人名单：

17年：别尔扎提·波拉特汉、

10年：田杏宝、

7年：谢会建、

6年：巴丹益西、

4年6个月：栾庆玲、田仙言、

4年2个月：那子波、

4年：龚永成、姚玉芬、姜莲花、王海燕、孙福梅、孟宪强、

3年9个月：栾艳萍、崔秀菊、朱育池、

3年6个月：翟善勇、李升星、夏忆林、

3年4个月：付景春、

3年：李冰、熊素香、

2年6个月：李玉芳、宋瑞香、

1年：王金凤、张淑香、

报告称，截至目前，中国共有1698名在押政治犯、良心犯，其中死缓11人、无期徒刑19人、有期徒刑1409人、刑期不明25人，羁押未判259人，另有大量人员被精神病或强迫失踪的情况未完全记录。

每位政治犯、良心犯的被捕原因详情可访问维权网：《维权网：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2026年3月31日）第126期（共1698人）》。

反正你就得“感恩”就对了

引言

1994年，南京发生一起抢劫杀人案。原新闻提到，“案发后南京市公安局市区两级刑侦部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抽调精干警力组建专案组，全面启动案件侦破工作”。两名犯罪嫌疑人作案后“仓皇弃车逃离现场，从此踏上了漫长的逃亡之路”。此后32年间，南京警方“始终坚持‘命案必破、不破不休’的信念，每年梳理案卷，借助刑事技术迭代升级”。2026年，警方通过“痕迹物证比对锁定犯罪嫌疑人郑某某”，案件告破。原新闻未提及作案具体细节（如凶器、受害者姓名），也未提及嫌疑人逃亡期间的生活状态。

这个跨越32年的案件，像一把尺子，量出了中国追诉时效制度的尴尬：法定最高刑为死刑的抢劫杀人案，追诉时效本为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七条第四项），却因嫌疑人“逃避侦查”突破了时限。当“有限追诉期”在实践中沦为“无限追诉期”，我们不得不追问：这究竟是正义的坚守，还是权力的任性？

一、全球视野下追诉时效制度的法理依据与维护的法益

追诉时效是各国刑法普遍设立的一项制度，指国家对犯罪进行刑事追诉的有效期限，超过该期限则不得再行追诉。其设立并非纵容犯罪，而是基于多重法理考量，旨在平衡多种相互冲突的法益。

（一）主要法理依据

各国理论界对追诉时效的正当性存在多种学说，共同构成了其法理基础：

1.改善推测说（特殊预防说）：犯罪人经过长时间未再犯新罪，可推定其已改过自新、重新融入社会，再施以刑罚的特殊预防必要性已大为降低。

2.证据湮灭说：随时间流逝，证据可能散失、证人记忆模糊或离世，查明事实的难度和错误裁判的风险显著增加。时效制度可避免基于不可靠证据的审判。

3.尊重既成事实状态说：犯罪行为对社会秩序造成的扰乱，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平息，形成新的、稳定的社会关系。此时再重启追诉，反而会破坏这种安定状态。

4.权力丧失说（懈怠行使说）：国家在法定期限内怠于行使追诉权，可视为默示放弃该权力。这旨在督促司法机关积极履职，提高司法效率。

5.报应必要性与比例原则：从报应刑角度看，经过漫长岁月，犯罪人可能已长期生活在恐惧与不安中，再施以刑罚可能超出其应承担的责任比例，变得不合比例。

6.法安定性与个人权利保护：允许国家无限期追诉，将使个人长期处于可能被追诉的不确定状态，严重损害个人生活的安定与规划自由，与现代法治保障人权的精神相悖。

（二）核心维护的法益

追诉时效制度旨在维护以下几项核心法益：

1.社会关系的稳定性：法律不仅追求个案正义，也追求社会秩序的总体安定。时效制度承认时间对修复社会关系的积极作用。

2.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有限，应优先用于追诉现行犯罪和近期犯罪，时效制度有助于将资源集中于最需要、也最有可能公正处理的案件。

3.实体真实的可靠性保障：避免因证据湮灭导致的事实认定错误，维护司法裁判的准确性。

4.对个人权利的保障：防止公权力无限期悬于个人之上，保障公民免于长期处于刑事追诉恐惧中的基本自由。

5.督促公权力及时行使：时效制度是对国家刑罚权的程序性限制，倒逼侦查、起诉机关提高效率，防止案件“沉睡”。

（三）国际比较与例外

各国追诉时效期限长短不一，通常与罪行严重程度成正比（如重罪时效长，轻罪时效短）。同时，多数国家对最严重的罪行（如谋杀、战争罪、反人类罪）规定了不适用时效或极长时效的例外。这体现了在极端恶劣犯罪面前，社会正义与历史记忆的价值被置于时效利益之上。例如，德国对纳粹战犯、许多国家对种族灭绝罪均不设追诉时效。

二、对中国刑法第88条“不受追诉期限限制”条款的法理评析

中国《刑法》第88条规定了两种追诉时效“不受限制”的情形：1)立案侦查或受理案件后，逃避侦查或审判的；2)被害人在追诉期内控告，司法机关应立案而不立案的。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引发了关于其是否导致“无限追诉期”的争议。

（一）制度设计的初衷与表面合理性

北京市万商天勤（南京）律师事务所任远律师指出，从立法目的看，该条款旨在防止犯罪分子利用时效制度故意逃避制裁，并弥补因司法机关失职（应立案不立案）导致的正义缺失。其出发点具有一定的正当性：

1.惩罚恶意规避：对于立案后故意逃避侦查、审判的嫌疑人，其主观恶性大，人身危险性并未因时间流逝而降低，排除其时效利益具有报应和预防的考量。

2.救济司法不作为：在被害人已及时控告的情况下，因公权力机关失职导致无法追诉，后果不应由被害人承担，该条款提供了补救途径。

（二）实践中引发的争议与“无限追诉”风险

然而，任远律师也指出，该条款在司法适用中存在被扩大解释的倾向，导致追诉时效制度的基础价值受到冲击，引发了“形同虚设”的批评：

1.“立案侦查”解释宽泛：“立案”包括“以事立案”（仅发现犯罪事实）和“以人立案”（已锁定嫌疑人）。若将对事立案即视为时效无限延长的事由，则意味着只要发现犯罪现场并立案，即使不知凶手是谁，追诉期也永久停止。这实质上使大量案件的时效起点变得极其模糊甚至无限提前。

2.“逃避侦查”认定宽松：有观点认为，只要嫌疑人未主动投案，甚至包括不如实供述，即可被认定为“逃避侦查”。这几乎将“逃避”等同于“未到案”，极大扩张了该条款的适用范围。

3.架空时效制度：有学者尖锐指出，结合中国刑事诉讼实践（几乎所有案件都会立案，且被害人控告常见），第88条的两款情形可能覆盖绝大多数案件，使得刑法第87条规定的5、10、15、20年等具体时效期限在实践中被虚置，形成“原则上无限追诉”的局面。

4.混淆国家责任与个人责任：第2款将司法机关“应立不立”的渎职后果，完全转由犯罪嫌疑人承担（无限期被追诉），在法理上存在责任分配失衡的问题。

（三）中立与法理学视角的评价

从法理学和比较法的中立视角看，中国现行规定在价值平衡上存在可商榷之处：

1.价值冲突与失衡：追诉时效制度本质上是社会秩序安定性、司法效率与可靠性、个人权利保障与报应正义之间的精巧平衡。中国刑法第88条的现行解释与实践，明显向“报应正义”一端倾斜，且在“督促公权力行使”和“保障个人免受无限期追诉”方面作用减弱。

2.与法治原则的张力：法的安定性是法治的基本原则。允许基于宽泛条件（如对事立案）即启动无限追诉，使得公民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是否终局性地摆脱追诉）缺乏稳定预期，与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明确性、可预测性存在内在紧张关系。

3.“文明进步”的辩证看待：

·进步性：该制度体现了对严重犯罪“不饶恕”的立场，特别是针对逃避司法、恶意对抗的罪犯，以及试图弥补因公权力过错导致的正义漏洞。这在情感和某种实质正义观上具有说服力。

·倒退风险：若适用过宽，则可能倒退回“刑罚权无期限”的前现代状态，削弱了现代刑法基于人道主义、证据理性和社会修复理念而对国家权力施加的时间限制。这与人权保障、司法谦抑的现代法治文明趋势存在抵牾。

4.学术界的改良建议：许多学者主张对第88条进行限缩解释或立法修改：

·将“不受追诉期限限制”重新解释为时效中止，而非永久消灭。即立案或控告后，时效停止计算，待逃避状态结束或司法机关纠正错误后，剩余的时效继续计算。

·严格限定“逃避侦查”的认定，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明知已被追诉，并客观上实施了积极的逃避行为（如潜逃、隐匿身份），单纯的“不在案”或“不供述”不应构成。

·区分“以事立案”和“以人立案”，仅后者才能触发时效停止。

·对于因司法机关过错导致的“应立不立”，应探索国家赔偿等其他救济途径，而非简单地将追诉期限无限延长。

三、当例外吞噬原则，我们失去了什么 

用中立视角剖开这个制度变形，会发现三个致命伤。

第一，价值天平彻底倾斜。追诉时效的本质是“价值平衡器”：一边是“报应正义”（让犯罪人付出代价），另一边是“秩序安定”（不让社会活在过去的阴影里）。中国第八十八条的宽泛适用，把砝码全压在了“报应正义”这边。改善推测说被无视——嫌疑人逃亡32年，或许早已结婚生子、老实做人，但我们假定他“永远危险”；证据湮灭说被抛弃——32年前的物证可能只剩残片，证人可能离世，我们却坚持“必须查清”；个人权利被碾压——一个人从青年逃到老年，终生不敢用真名，这种“隐性惩罚”远超刑罚本身。这不是正义，是复仇。

第二，法治原则的崩塌。法的安定性要求“相同情况相同对待”，罪刑法定要求“处罚必须有明文规定”。但第八十八条的模糊性，让追诉与否成了“看心情”：警方立案松一点，时效就停；嫌疑人跑远一点，逃避就成立。这种不确定性，比明确的“无限追诉”更可怕——它让每个人都活在“不知道哪天被翻旧账”的恐惧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曾判决，“无限追诉违反法治国原则”，正是因为这种恐惧会摧毁人们对法律的信任。

第三，权力与责任的错位。第二款“应立不立”本是对司法机关的约束，实践中却成了“甩锅条款”：被害人控告无果，追诉期过了，责任算被害人的；但如果立案了，嫌疑人跑了，责任又算嫌疑人的。公权力的过错，最终由个人承担无限追诉的后果，这在法理上是赤裸裸的双标。就像本案，若当年警方立案后消极侦查，导致嫌疑人轻易逃亡，难道不该追责警方吗？但现在，我们只看到嫌疑人被抓，看不到权力部门的懈怠。

有人说这是“文明的进步”——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但文明的真谛是“克制”，不是“放纵”。现代法治的进步，恰恰体现在对权力的限制上：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禁止双重危险，德国基本法禁止溯及既往，都是这个道理。当我们的追诉时效制度从“有限”滑向“无限”，看似强硬，实则是对法治精神的背叛。

结论

各国设立有限追诉期，其法理根基在于平衡正义、秩序、效率与人权等多重价值，核心是承认时间对修复社会关系、降低刑罚必要性的作用，并约束国家权力。中国刑法第88条的例外规定，其初衷在于堵截漏洞、惩罚恶意，具有一定现实合理性。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其适用条件模糊且存在扩大化倾向，确实存在架空普通时效制度、导致“事实上的无限追诉”风险。从法理学视角看，这反映了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实现正义与维护安定之间，现行制度更倾向于前者，对后者的保护有所削弱。这究竟是“文明的进步”还是“倒退”，取决于价值权衡：若将其严格限定于嫌疑人主动、恶意对抗司法的极端情形，可视为对正义的精密补强；若泛化为大多数案件的常态，则可能侵蚀现代刑法时效制度的人权保障内核，有悖于法治文明对权力进行理性限制的基本精神。因此，关键在于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实践，为该条款设置明确、严格的适用边界，使其回归“例外”的本质，而非成为“原则”。

——— END ———

特别声明

本文仅为起诉状公众号观点，不构成对相关案件或事件的意见和建议。本公众号的原创作品，是出于普及法律知识及学习、研究的目的，谢绝一些形式的转载。

文｜木白

算是一个好友发来的信件吧：

木白你好，看到你今年一直在外地游走乡镇，这点毅力还是难能可贵的，但遗憾的是，你并没有像凤凰网那般，记者到大山深处采访到了那些留守老人的真实生活，反倒是写了十几篇边缘群体的无聊生活，这样是不是就失去了游走乡镇的意义！

其次，从去年到今年，发现你也变得畏首畏尾，很多网上的话题出现，以前都是第一时间打开你的公众号，第一时间见到有见地的评论，但现在你好像也已经不敢写了。诸如，乌有之乡主编的因为维权言论被抓的事件，于律师的事件，包括最近一些自媒体的不好遭遇等等，甚至说伊朗和美国的战争文章，翻看你的公众号也几乎没有几则有见地的评论，不知道是环境左右了你，还是说你也已经变了？

我的回答：

首先，我很感谢这样的来信，因为这种来信能促进我的思考，是属于正面，大家平等交流观点的一次碰撞，对此，无论是多年的好友还是才相遇的新朋友，能来信探讨，这就是人生路上的贵人了。

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见贵人，理性的人其实都知道，真正的贵人并非是俗世现象中的那些金钱，资源，很多的贵，是你在人生路上某一个节点，迎面而来的一句话让你自己产生了思考，会促进你人生轨迹的改变，这种被忽略的贵，其实是更值得珍惜的。

也所以，我的好友，你能信任我，给我说这些，就是我的贵人。

其次，游走乡镇，的确，那些真实的采访我并没有写出来，甚至一些边缘的群体也只能用小说的格式才能表达出来。这一点需要解释的是，我并非媒体，也没有采访权，以纪实的手法发表出来，很可能会给我带来麻烦。当然，有的人写就没有问题。但，人与人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我不参与社评的写作，那么我相信我写一些现实的采访应该会降低风险。

但问题是，我日常会写很多的犀利社评。而为了降低这些潜在的风险，我只能写小说。还有就是，我这样的人是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采访，个体写作比不上大报社，个体的写作无论付出的金钱实用，还是时间的维度能维持自我的生活已经不容易，这也是一个考量的点。

还有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关注的测点，像我，这几个月的游走，关注更多的是你看不到疼痛，却疼痛就在这里的“边缘群体”。苗寨的女子，客栈的母子，无所事事有家不归的青少年群体，这些群体在世俗的眼光中是无法看到疼痛的，甚至会有些人还很鄙视这样一个群体，但问题是，这社会是多元的，你要允许人的自我性格的张力，既然人家性格张力造就了今日的生活，那么需要被看到。

至于，最近的一些很多关于声音的事件，我的确有点畏缩，这一点的怯懦我是承认的。甚至我还很羞愧的说，这几起事件的当事人，除了乌有之乡那个主编，其他的都是熟悉的人，尤其是于律师，还多次打赏我，但悲凉如我，真的不敢为之发声。为此，我深夜失眠过，为此忏悔过。

我现在的每一步都是如履薄冰，你不身在局中是不知道的，我为何从去年的十月份到今年一直宁愿在外，其实也是有着自己的逼仄，当你在家里写出一篇文章，很多敲门声就响起了，那么你自己会做何感想？

尤其是，我现在的生计几乎全依赖这几年好不容易又聚集到一起的朋友赞赏，如果再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么我真的没有力气再从头来过。

当然，完全可以去做其他的，但问题是，现在我的方向是看见更多的人，而聚集的朋友们看到才会增加这些看见的意义。很多时候我会说一句，哪怕有一个人看见就够了，但问题是，当我走了这么久，用尽心力去看见，到最后只有三两的好友能一起看到，那么这份热情不会持续太久。

因为你自己都会觉得这没有多少的价值和意义。

当一个人的价值无法发挥出来时，相信我的，热情消失就在瞬间。

也所以，为了这份价值，为了自己这无聊的一点信念，我今年很多的话题，很多知道会死一次的话题都不会再触碰了。起码在这个阶段我会保护好自己，保护到自己走完这一小段的路程。

仅此而已。谢谢！

编者按：根据“三月云”的姊妹号“三月暴雨至”的消息，三月云已经转移到新号“三月云烟”

开门见山的说，本篇文章可视作三月云和姐妹们的一份告别预告。

就在3.21-3.28，我又被屏蔽了七天。这期间，我无法进行任何发表和回复功能，并且我也被禁止关注，甚至连账号都搜不到。

更可笑的是，如果把平台封禁的通知截图放在这里，就连这篇文章也发不出去。

与此同时，他们对我文章大肆进行毫无理由的下架、屏蔽。我一共是发表了147篇内容。但是大家在我主页上能看到多少篇？答案是36篇。

被屏蔽得连零头都不到。

谢谢一直坚持、努力在每一次事件中发声的我自己。也谢谢屏幕前每一个勇敢的你、敏锐的你。

如果姐妹心有余力，可以帮忙传播一下我的文章，无比感谢。

如果姐妹经济上宽裕，可以点一下文章最后的赞赏，无比感谢。

但无论如何，请姐妹先爱自己，我们本身就是希望和火种。只要看到这里，我已心怀感激。姐妹的心意我领了，无比感谢。

最终，来到了文末。其实我之前就想过，这一篇该怎么结尾呢？未来怎么办？我的文章怎么继续写下去？怎么继续传播下去？我自己会有满血归来的那一天吗，或许，我现在的确还没想好，也无法做出任何保证。但是，这一刻我同样也想到了：女人总会有办法。

“新新闻”与“低音”日前联合发表文章《女权博主落生去世 朋友：“她从未停止过为性别平等而战斗”》，文章讲述了知名女权博主落生十年来坚持不懈为性别公共事件发声的历程，以及她在此期间所承受的严酷言论审查、公权力打压、网络暴力、女权社群内部的疏离与苛责，最终在长期抑郁症的折磨下不幸离世的悲剧。

过去十年里，拥有逾90万粉丝的她凭着朴素的正义感，几乎参与并呼吁了近年来国内每一件重大的性别公共事件。从2018年的“米兔”运动到丰县铁链女事件，她的微博俨然成为了中国平权运动的一份民间档案，为无数受害女性提供了发声的平台与切实的帮助。

然而，持续的公共发声让落生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外部重压。她不仅要面对严酷的言论审查、删帖和网络暴力，更长期遭到公权力的监控、传唤与拘留。这些恐吓与骚扰严重透支了她的身心健康，导致她患上“接电话PTSD”，被迫搬家，甚至因害怕连累父母而一度不敢发布原创求助。在许多同路人因大环境恶化而退网时，她依然在承受巨大代价的情况下选择坚守。

在承受外部打压的同时，落生在行动者社群内部也经历了无奈的孤独与疏离。受限于安全空间与资源的匮乏，女权主义者们难以建立深层的线下连接；而社群早期对议题“纯洁性”及商业化变现的严苛挑剔，也曾让尝试靠卖课维持生计的落生饱受批评。她的离世促使许多同盟者开始反思：权益的争取离不开这样尖锐且坚韧的“战斗型”人物，大众不应在享受她们争取来的权益时，又在道德和经济上对她们提出不切实际的苛求。

为了不在网暴者面前暴露软弱，落生将抑郁症的痛苦深埋心底，始终以强硬的斗士姿态示人。她在私下里曾通过跑步等方式拼命挣扎求生，在自己极度痛苦时依然体恤他人、不愿成为朋友的负担。虽然抑郁症最终夺走了她的生命，但正如网友在悼念中所隐喻的那样，她的离去如同播下了一颗种子，其付出的心血与理想主义精神，将继续激励并唤醒无数的女性。

以下是文章内容节选：

网名“再见罗丝”的21岁女生指控称，她在太湖迷笛音乐节担任志愿者期间，遭到迷笛副总兼志愿者负责人周翊性侵。落生帮她在微博公开发布指控，弦子陪她去北京酒仙桥派出所报警。

此前，落生半夜在私信里受到“再见罗丝”的求助，她并不认识这名女生，但对方大量求助文字和一同发来的身份信息，让长期接触性侵害受害者的落生相信对方所言是实。“那些纠结的过程太过真实了。”落生后来回忆。出于正义感和女性间的信任，落生帮她发了微博。

翌日，落生收到周翊的律师函，称她发布的微博已符合诽谤罪立案标准，并将以“涉嫌犯罪”名义向朝阳公安报案。落生公开回应称，自己很“荣幸”成为对米兔的反扑中，第一位被“诽谤罪”报案的博主。几个月后，周翊改以“名誉侵权”民事起诉落生和“再见罗丝”，要求删帖、道歉、赔偿10万元。

“我坚持帮助被性侵人士发声，早晚都会面对这种问题，即使收到了律师函，我也没有后悔帮那个女生爆料”，落生在接受《每日人物》采访时说，“女性生而为人，我们应该有被平等公正对待的权利。”

弦子称，落生是一位“特别自然、朴素的女权主义者”，其行动并非通过系统理论知识来引导，而往往是来自朴素的正义感。

弦子和落生一直未见过面，两人也较少私下联系，主要的交流是请对方支持转发自己的贴文。弦子分析称，她们没能建立更深层的联系，既因为自己在北京、落生在云南，也因她所在的女权支持网络未能触及落生身边。“落生被公权力骚扰、情绪困扰的情况，我也没能提供太多实际或情绪上的帮助。”弦子说。

弦子解释，2018年以后，女权社群缺少足够的资源去组织网络博主们线下见面，而随着公权力的监视越发严密、互联网的厌女和猎巫行动越发盛行，女权行动者们对“安全”的需求也随之提升。

“我和落生，随着米兔运动的蓬勃发展，开始相对频繁地交流，但也随着米兔被打压变得沉寂后，交流渐渐变少，”弦子说，“我们没有办法建立更深层的联系，很多时候也是因为我们的社群缺少足够的资源和安全的空间，这些其实都是很遗憾的。”

“运动是被迫变得没落的，而我们也被迫处于疏离的状态。”她说。

“在她自己抑郁症状最难的时候，她还会说‘如果有情绪困扰就打给她’；最艰难的时候，她依然害怕麻烦别人，亏欠别人”，网友“卡卡荷光”在纪念落生的贴文中写道，“我希望大家记起她的公义、付出、善良、对抗病魔的坚韧和付出了所有努力。致敬理想主义、致敬勇气，好好活着，活得好好的。”

2026年3月16日，落生去世的消息在微博上传开，许多受她影响、和她一起在女权运动的浪潮中彼此塑造、陪伴、成长的女性们，纷纷在微博表达对落生的纪念。

有人写道：“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你离去了。落生，落生。落下一颗种子，生长出千千万万个觉醒的女性。”

“十里长街”送张雪峰的场景让很多人都震惊了，要重估张雪峰，我也是，但我的重估可能跟很多人不一样。

我特别理解很多人对他的感激之情，在人生特别关键又无措的时刻，有人指点迷津，当然令人感动。不止于此，这恐怕也是你人生当中少有的（甚至是第一次），有人设身处地站你的位置，为你的利益着想。

之前的学校教育，是那种虚妄的接班人话语；父母或许是真心为你好，但认知所限，也说不出什么道道来。所以对于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来说，张雪峰所说的那些话，足以信服到令人感动，这不是简单的“在商言商”就能涵盖的。

中年人如果不能理解，想想八十年代的王朔就明白了，王朔的“消解崇高”，包括“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语气，和张雪峰不乏相似之处。

但是张雪峰不是解药。

打个比方可能更容易理解。就好像一群人过河，张雪峰给建议：“张三你方向错了，得换个方向；李四你身高不够，那边上不了岸；旁边有船，但王二不要想了，你没资格上去……走这边！这才是最适合你的。”你正在水里扑腾，前面大雾弥漫，这时候有人给你指点，谁不感激涕零？

但问题在于，张雪峰不会跟你说，其实可以不这样过河的，我们可以修座桥，让多数人都能顺顺当当过去。张雪峰也不会跟你说，很多人再怎么折腾，也过不去。

比喻总是蹩脚的，就拿我一直在说的养老金问题就明白了。2300万体制内退休人员拿着比1.8亿城乡居民（主要是农民）高30倍的退休金，过不了河的人是上岸的人8倍。反对提高农民养老金的其中一种说法是“谁叫你不去考公呢”，张雪峰就是那个指挥大家去考公的人，你告诉我，他是解药吗？

这也是张雪峰跟王朔不一样的地方，王朔虽然“消解崇高”，看似“痞子”，但骨子里并非如此。王朔从来就是排斥体制的，但张雪峰不是：他是真信这个体制，从他对女儿的安排就能看出来；王朔绝不可能说出“捐五千万”这种混账话，但张雪峰就可以。

好，你现在告诉我，一个人真心维护体制，可以说出“捐五千万”的话，在这样的态度面前，哪个群体才是最大的牺牲品？对于底层来说，综合评估他的作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也是我为什么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因为我之前低估了他的影响力。

对个体而言，张雪峰也许是“最优解”；对整个社会而言，张雪峰不是解药，甚至可能是毒药。

有人可能会说，为自己利益考虑有什么不对？你前面不是说“虚妄的教育话语”和“消解崇高”吗，为什么这时候要拿集体主义来绑架人？我反对“伪崇高”，但不反对真崇高，我反对集体压制个体，但我不反对共同体——实际上，“化整为零”是治理术，“人人为己”正好中了别人下怀。

这是一个悖论，不是逻辑上的悖论，而是行动上的悖论：如果人人为己，最后多数人都会很惨；如果想大家都能过得好一点，就要有人跳出这个系统。

这就是秦晖说的：

“要跳出这种困境，人们必须面对的不是学理问题，而是实践问题：面对压迫，人们如果各怀私心，都为‘珍视自己’的实际考虑而沉默，就无法冲破压抑去实现自由。于是，‘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低调的制度必须以高调的人格来创立，为了实现一个承认人人都有‘自私’权利的社会，必须付出无私的牺牲，为世俗的自由主义而斗争的时代需要一种超越世俗的‘殉教’精神。”

比如像赵玉顺袁贞贞这样的年轻人，用五年时间，走过一千多个村镇，采访拍摄了无数农民和农民工，制作了140多期片子。他们就跳出了这个系统，做一件对自己未必划算，但是让系统出现裂缝的事情——用他们的话说，叫“让被忽视的，得以被看见”。

如果说张雪峰是在教人怎么上岸，赵玉顺袁贞贞就在让那些在水里挣扎的大多数得以被看见。谁在真正帮助底层？谁才是这个社会的解药？

我真正想说的是，我们的社会评价应该是怎样的？我们应该给谁更高的评价，更多的鼓励？做不到像赵玉顺袁贞贞那样没关系，但是多一点支持总能做到吧？

网上都在传一句话“为大众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路者，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我觉得这个要求太低了，我们不能满足于让他们免于“冻毙于风雪”“困顿于荆棘”，而是要让他们活得很舒服，名利双收才对。怎么才能“让搭便车”不再是困境？当然是给先行者更多的回报。

这几天我为什么不厌其烦地推荐他们？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同道，因为我想多卖一点书（帮他们也帮我自己），我觉得，如果能让跳出系统的人能够活得更好一点，这个社会才能有希望。如此一来，才会有更多人愿意涌进这条“赛道”。

如果你有一束花，你会优先给谁？这是大众可以做出的选择。

前两天写了一篇《张雪很励志，但别忘了中国是全世界最歧视摩托车的国家》，现在有两百多条留言（在网易有一万多条跟帖）。不少留言看得我瞠目结舌，我本以为这里面的道理非常粗浅，不需要解释也能明白，但显然不是。

既然有这么多人不明白，说明很有代表性，本文以极大的耐心展开说一下。

1、摩托车炸车扰民不能解禁

这种说法看得我直摇头，因为这里面只有情绪波动，没有任何思考。

摩托车半夜扰民怎么办？报警啊。

报警没人管，这是谁的责任？警察失职啊。

这跟其他摩托车主有什么关系？人家在睡觉呢，你怎么就怪到他们头上了？

这个逻辑复杂吗？我没想到这么简单的逻辑会有人不明白。

另外，因为少数人犯错让多数人陪枪毙，这样的人不仅没有逻辑，也没有任何现代社会治理常识。

2、摩托车不守规矩不能解禁

这种情况比半夜炸车扰民要常见一些，但道理是一样：谁违法你处罚谁。

有人觉得行不通，你这是瞧不起中国政府。中国目前的监控水平全世界遥遥领先，什么车牌违章识别不了？

不用保证每次都能抓到，只要抓到处罚就行了，这又不是杀人，不用“命案必破”。

如果还是不管用，屡教不改我支持加大处罚力度，从罚款扣分到扣牌扣车，我就不信管不了。

上一段说的是：不能因为少数人犯错而连坐多数人；这一段说的是：不能用禁止来替代管理。

3、电动车都管不好，还要解禁摩托车

前面说过的不再重复，这里补充一点别的。

首先，真正的电动自行车是自行车上面带一个辅助电机，但主体还是自行车。如下图所示：

所以，中国99%的“电动自行车”应该算作“电动摩托车”。

现在之所以归入“自行车”，这是“禁限摩政策”下的掩耳盗铃。

以“电动自行车”中国目前的保有量（接近4亿辆，超过小汽车保有量），“禁限摩政策”已经事实上破产。

并由此导致了电动车“无法可依”：实际上不是自行车，但又不算摩托车（如果算摩托车就不能上路），不能像摩托车一样管理。

正常情况下，应根据车辆的保有量分配相应的路权，根据时速/排量实行分级管理。现在不给路权不给管理，能不乱吗？试想汽车也这么做会是什么后果？只有取消“禁限摩政策”，直面大众需求，才能把电动车真正管起来。

结论：“电动车乱象”跟“禁限摩政策”直接相关，后者不是解决方案，而是乱象之源。

4、中国人太多/中国人素质差不能解禁

“中国人太多”是一个万能理由，不管你在说什么，他都会这么说。

他们把“不同”等同于“不适用”，即便我大声说：拜托，这是两个词好不好？我去把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抄过来，他们还是不能理解。没办法，他们已经形成条件反射，不需要过脑子。

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人素质差”。他们的意思是：中国人不仅要管起来，而且配不上精细化管理，只能用最简单粗暴的办法。

他们比成龙还瞧不起中国人，这当然是错的，实际上，所谓素质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仅需要良好的制度设计，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形成习惯。想想看，中国的小汽车车主这些年终于素质提高一点了，这是怎么来的？

5、禁限摩不是歧视普通人

上篇文章我说“对摩托车的歧视就是对普通人的歧视”，有人不理解。

这件事稍微复杂一点，需要一点点脑回路，所以我放到最后，以示尊重。

一个政策，不仅要看它是不是适用所有人，还要看它一般情况下针对哪些人。前半句的意思：如果有钱有权的人骑摩托车就不管，这是对普通人赤裸裸的歧视；后半句的意思是：如果摩托车（包括电摩）车主主要是普通人，即便政策不区分人，这也是一种歧视。

我再举个例子，比如社保政策，如果不能全国范围内无条件转移，那就是对农民工的一种歧视，因为体制内工作稳定，而农民工则不然。

我这么说能理解吗？实在不能理解我也没办法了。

好了，暂时就说这么多，最后放一道思考题：为什么张雪既赞成严加管理又赞成解禁摩托车？

上述言论，表面看是缺乏逻辑、常识和思辨能力，实际上暴露的是两点：1、政府做的都是对的，如果你说不对一定是你错了；2、我只要我岁月静好，其他人的死活不关我事。

对于一个欺软怕硬又自私自私的人，不要试图说服他，我只是揭露这一点并羞辱之，这才是他们应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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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1日—3月31日，我们测试发现有36篇墙内文章遭到404。涉及的主要话题有：张雪峰去世、伊朗战争、微信审查、315晚会，已加入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

• 相关阅读：【404文库】中国数字时代2026年3月404文章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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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对这三篇404文章进行选读：

• yaya的房间｜张雪峰老师走好——也祝愿女生不再听到爹味训导
• 观人随笔｜张雪峰去世，医院的这个责任就无人问津吗
• 老萧杂说2｜离开“精神奶嘴”张雪峰，孩子们未来或会更好

3月24日，中国网络红人、知名考研辅导讲师张雪峰去世的消息引发广泛讨论。

在过去几年中，他以“劝退文科”“建议普通家庭子女优先选择稳定职业”等言论而走红，也因此长期处于争议之中。一部分人将其视为“功利主义”的代言人，认为他揭示了教育与就业体系中的结构性问题；另一部分人则批评其言论加剧了对文科与普通个体的贬低。

同时，他此前关于“攻打台湾愿意捐款”等表态，曾引发不少网民的质疑与反感。

在他去世之后，这种分裂并未消失。悼念与质疑同时出现，关于“他到底代表了什么”的讨论迅速扩散。追悼会当天，现场甚至出现“十里长街送雪峰”的场景。但也有不少网民对这一现象提出批评与反思。

无论是褒是贬，围绕这一事件的讨论都受到限制，微博、微信等平台对相关话题进行了封禁与降温处理。

一、yaya的房间｜张雪峰老师走好——也祝愿女生不再听到爹味训导

在张雪峰去世引发舆论讨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yaya的房间”作者从其个人言论出发，对其长期传播的教育观与性别观进行了反思。

文章指出，张雪峰的走红建立在对公众焦虑的精准捕捉之上，其建议往往以“现实”为名，但背后带有明显的功利导向与规训意味。尤其是在对女性的建议中，他频繁将“找男朋友”作为重要选项，将女性的未来更多地限定在家庭角色之中。

作者认为，这种“附送”的婚恋观，并非中立建议，而是一种带有性别偏见的价值输出。

但该文发布后不久即遭删除，“yaya的房间”账号也因此文遭到微信平台封禁。

文中部分内容写道：

很多人说张雪峰为普通小孩服务，打破了信息差，有莫大功绩。对此我有点怀疑，张雪峰是做生意的，不是搞公益慈善，他的收费咨询据说一万多，有多少普通人家买的起、舍得买？他能提供一些资讯不假，但这些资讯只有他家独有吗？当然，如果是独有的而他免费发了出来，那些高度评价就是名副其实。

从商业角度而言，张雪峰的服务是否物有所值，我对此也有质疑。张雪峰作为个体，是人不是神，认知总是有局限的，判断也可能失误。而且，他提建议的态度过于专横独断，这给家长和学生带来的是负面效应。当然，我不反对大家考学选专业多了解资讯，但途径很多，你不必要非得从这类规训中去获取（参见下图）。最重要的是，了解相关资讯后，你（我指学生，非其家长）仍然要独立进行权衡、做出抉择。

我有一个朴素的观点，一个人的人生——哪怕已在底层——需要自己来考量，任何人都只是建议，不能替代对方做决定。但张雪峰说的话往往越界，他主要是在给家长提供（强势）意见（剥夺孩子选择的权利，对孩子的成长不利），他更多考虑生存需求而不兼容兴趣（过于功利的选择很少有人能长期坚持，即使能坚持生活质量也低）…..这些都是我反对的。

而最让我反感的，还是张雪峰的性别观。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女生的求学建议中，有一个高频词：找男朋友。简而言之，不管女生是否征求婚恋建议，张雪峰都会“附送”他的婚恋观给你，其要点是让你找个男朋友然后跟着他。——这样的建议他从来不会对男生说。

显而易见，张雪峰对很多女性的建议就是你不用努力发展事业，你只要找到一个肯养你的男人就行，也就是在他眼里，女性更多是妻子、母亲的家庭角色，他希望女性认同这个角色、按此去计划自己的生活。

二、老萧杂说2｜离开“精神奶嘴”张雪峰，孩子们未来或会更好

在微信公众号“老萧杂说2”被删除的这一篇文章中，作者指出，许多家庭对张雪峰的依赖，并非源于其个人，而是源于一种对“选对专业、一生安稳”的强烈期待。但这种期待本身，可能就是问题所在。

文章通过列举专业兴衰与就业变化的现实，指出所谓“稳定”的路径正在不断变化。教育被简化为一场“选专业”的算术题，而忽视了个体能力与长期发展。

作者认为，真正的安全感，并不来自某一个“不会被淘汰的专业”，而来自持续学习与适应变化的能力。

文中写道：

张雪峰的离世，让无数家庭怅然若失，扼腕叹息。

他们惋惜的，未必是张雪峰其人，而是“选对专业，一生安稳”的承诺。

可当“选对专业“等于“一生安稳”成了唯一信仰，教育就从滋养生命的土壤，变成一场孤注一掷的赌局。

但是，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所谓的“好专业”，能保证职业生涯终身顺遂。

[…]当所有专业都在流动，今天最热的，明天可能就是被撤销的名单；今天最稳的岗位，明天可能被AI替代。

这不是偶然，是产业迭代的必然结果。

越是平民家庭，越不能只盯着眼前的“稳”。逼孩子放弃人文社科专业，一头扎进内心并不认同的领域，他们失去的可能是理解世界、定义自我、发挥创造潜能的可能性。

当所有专业都在流动，唯一不变的，是人本身。

真正的安全，从不是选了一个不会被淘汰的专业，而是拥有持续学习的韧性、面对不确定的勇气，以及对生命意义的感知力。

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让你赢在起跑线，而是支撑一个人在漫长岁月中走得更远、更稳。

寻找那份更加深刻的意义，或许才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终其一生去完成的真正答卷。

张雪峰的服务，或许能平衡某些信息差，看似能解燃眉之急，却也把教育简化成一场“摸专业”的算术题——选对了，就能上岸；选错了，就万劫不复。

他教人如何“赢在当下”，却不教人如何“活在未来”。

他给的更像是地图，而不是路。地图能告诉你哪条路最近，但走不走、怎么走和能否走通，最终得靠自己实践。

那些被张雪峰劝阻的“无用之学”，不是没用，是太深了——深到可能要花十余年，才能让你的孩子具备一种能力：在裁员潮里不慌，在AI取代岗位时还能写出一份别样的文案。

这种能力和素养，是当所有人都在卷的时候，孩子能真正地把一件事想明白、做到位。

你家孩子，或许没能赢在起跑线，但可能赢在人生的下半场。

这正是普通家庭的孩子最硬的底气，一种不被世俗标价的能力。

张雪峰猝然离世，是他个人及其家庭的大不幸。

离开张雪峰这个“精神奶嘴”，孩子们未来或有更多发展的可能性，能够活得更好、更有意义。

三、观人随笔｜张雪峰去世，医院的这个责任就无人问津吗

与很多作者关注张雪峰本人的争议言论不同，微信公众号“观人随笔”作者在这一篇被删除的文章中，将关注点转向张雪峰去世事件中医院的责任漏洞问题。

作者注意到，在张雪峰去世后，疑似其住院记录的截图在微信群中广泛传播，其中包含医院、科室、时间等详细信息。如果这些信息属实，则涉及严重的隐私泄露；如果不属实，则同样可能构成谣言传播。

文章进一步追问，这些信息究竟是如何流出的？相关责任是否会被追究？在类似事件中，医院管理与内部规范是否存在漏洞？

相比情绪化的悼念或批评，作者将问题落在一个更具体的层面：在一场公共事件中，个人隐私与制度责任是否被忽视。

被删文章部分内容写道：

微信群、朋友圈里，很多人都在议论这件事，惋惜的、批评的、开玩笑的，说什么的都有。

然而，我还是看到一些让人膈应的信息：疑似张雪峰的住院记录，包括清晰的电脑端截图，在不少微信群里传播，从中可以看到医院、科室、时间、姓名、年龄、病因等，一目了然。

如果这些信息是真的，显然属于张雪峰的个人隐私，岂能如此大肆公开传播？在一个人遭遇不幸的时候，这么做无论如何说不上“关心”吧？也已经明显触犯法律了吧？

如果这些信息是假的，那么问题其实也很严重：那是否为同名人的住院信息？当事人岂不是“躺枪”了？这些信息被套在“知名教育博主张雪峰”身上，算不算传播谣言？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这些包括截图在内的信息是如何传播出来的？直白一点说，是谁截的图？是谁发到微信群里的？这恐怕违反了医院的管理规定，侵犯了患者权益。

作为医院的管理者，也应当提前预料到，特殊身份的患者到来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别的不说，一旦医院及科室的相关信息曝光，会不会引发一些粉丝或其他人去线下围观？会不会造成医院秩序的混乱？

此前，演员周海媚去世，其住院病历也曾被曝光。不少医院内部人员似乎还为此洋洋得意，觉得自己有岗位便利，有门路，乃至有“权力”。

诸多殷鉴在前，这也是值得管理者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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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早上，贵州赫章县河镇乡恒底工业园附近发生车祸。一辆载着16名学生的五菱小型客车在前往小学路上，与路边停放的大货车碰撞，造成2名学生死亡，14名学生受伤。该车核载7人，实载17人（含司机），严重超载。

这场悲剧的背后，是当地长期的求学困境。村小撤并后，孩子们求学路拉长，最远达十余公里。没有正规校车，在外务工的家长只能将孩子托付给私人面包车。“哪怕知道危险，也没办法。”

出事

3月23日早上7点多，贵州赫章县河镇乡新寨村的陈芳在海雀小学的家长群看到老师信息，“（老师）问新寨村的同学还安全吗？”这天是周一，是孩子们结束周末假期，要返校的日子。

收到老师信息后没多久，村里就收到了消息：搭载着新寨村孩子的车出事了。海雀小学距离新寨村五六公里，平常孩子们上学多坐专门接送学生的私家车。因为车子太拥挤，这一天，陈芳的三个孩子是走着去的学校。他们六点刚过便背着书包出门，为了赶七点半的早读。陈芳松了一口气。

当天下午，赫章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通报称，赫章县河镇乡园区大道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驾驶人张余广驾驶自有五菱小型客车违法超员，在途经河镇乡园区大道时，与一辆停放在路边的大型货车碰撞，致车上2名学生死亡、14名学生受伤。陈芳后来听说，离世的孩子中，有一位是自己读五年级的儿子的同班同学。

张余广在外务工的堂弟张启富告诉本刊，车上的孩子都是新寨村的，离世的两名孩子是姐弟，男孩读五年级，女孩读六年级。一个坐在副驾驶，一个坐在副驾驶的后排，这正是撞击最严重的区域。在网上流传的事故图片中可以看到，张余广驾驶的白色五菱车与路边同向的红色大货车碰撞后，车头右侧嵌入货车后轮车厢下，车头结构被撞得碎裂变形，引擎盖完全掀起、弯折，发动机舱部件裸露，车身碎片散落在路面上。

附近村民告诉本刊，事发地点位于赫章县河镇乡老街村恒底工业园附近，距离海雀小学不到两公里。一位海雀小学的学生家长告诉本刊，孩子周末回家时说，出事的同学从三年级到六年级的都有。

此次涉事五菱小型客车，核载7人，事发时共载17人。很多网友表示难以置信，“怎么能塞下这么多人”。新寨村的兽医黄瑞龙，经常开车往返各村寨给牲畜看病，对村民出行和事发路段十分熟悉。他告诉本刊，超载在当地拉学生的面包车里是普遍现象，“超载就是小的站着、大的坐着，一个抱着一个，（小车）挤得满满当当像挤公交一样。”

小客车意向图（ai生成）

对于孩子们来说，上学的距离是无法回避的难题。新寨村到镇上的海雀小学约5公里，周边的双河村到学校的距离更远，达十余公里。一位新寨村村民告诉本刊，像张余广这样的面包车司机每天接送，每个孩子每月收150块钱左右。“我以前也坐过这种车，成年人都能挤十几个，更别说孩子了。”黄瑞龙说，司机超载也不完全是为了多赚钱，更多是为了省时间，孩子要赶早去上学，司机一趟拉得多就能少跑几趟，不然要来回跑好几趟时间来不及。这种说法在本刊采访的多位村民口中得到证实。

黄瑞龙告诉本刊，撞上的那辆货车，已经在那儿停了半个月左右。“一半在路上一半在路边田里，但并不影响正常通行，路还是够宽的。”黄瑞龙说，那已经是当地公认的好路，笔直、宽敞，双向可以并行三四辆小车。相比之下，进村的路要凶险得多，“又窄又陡，拐弯特别急，开起来像过过山车一样，很多上坡和拐弯路段的护栏都被撞坏了。”

张启富告诉本刊，堂哥张余广事后向律师描述，事故发生时，那一段路上的雾相当大，“他说车祸发生时，从他对面来了两个车子，有一个开的是近光灯，另外一个开远光灯，他就没看清楚（前面停的大货车），就撞上去了。”

困境

张余广的初中同学周伟告诉本刊，两年前他就曾提醒过张余广，拉这么多孩子太危险。当时他主要担心张余广超载拉学生被交警发现要罚款、拘留。他还记得，张余广说没办法，村民特别相信他，都愿意把孩子交给他接送，不给他们接也不好。

这背后是山区村庄普遍的现实困境。黄瑞龙告诉本刊，在家种地不赚钱，山地多，干活还辛苦。村里大多青壮年为了赚钱养家，多是前往浙江、江苏、广东一带，去工地或者进厂打工。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家长们也不放心老人接送孩子。黄瑞龙说，“村里有些老人一辈子都没去过县里，顶多就是逢年过节去镇上赶集，买些生活用品，偶尔坐一次面包车。”

河镇乡双河村村民李忠华家里有三个孩子，两个在海雀小学就读，老大在镇上念初中。为了撑起一家人的生计，他和妻子常年在温州电子厂打工。他也不是没想过把孩子带在身边。“之前大儿子在温州读了半个学期一年级，光各项开销就花了3000多。”提起这笔账，李忠华满是无奈，“现在小孩读书，看似免学费，可班费、杂费不断。”他说，疫情过后，工厂活计变少，工资也大不如前。以前在皮革厂，一个月能赚七八千甚至九千，现在只有四千多到五千。收入降了，城市消费却没减，扛不住了，他把孩子又送回老家上学。

他的孩子在学校寄宿，一周往返一次。在去年之前还都是搭乘私人面包车上学，“一年八百块钱一个学生”。后来，那个司机生病去世了，李忠华的孩子找不到人送。家里两个老人不识字，考不了小车驾驶证，只能让六十多岁的奶奶开敞篷的三轮车接送，三个孩子坐在车棚里。老人冬天怕冻着孩子，就在后棚给孩子铺上被子盖着。李忠华说，他们也曾跟海雀小学反映过，“不是不愿意出钱，只要学校安排合规的校车，费用在承受范围，我们都愿意交，哪怕比私人面包车贵几百都可以。”学校老师也只回复“没办法”，接着让填表，登记孩子们的交通方式，再无下文。

李赫跟张余广一个村，也曾搭过他的车。李赫对张余广的印象很好，“开车很稳、不快，不会像其他司机那样漂来漂去。”他还记得，张余广话少，但很温柔，会帮他拿行李，等他们从学校出来的时候也不会一直催。在恒底村附近开砖厂的刘桂兰，经常坐张余广的车，“车都开旧了，他的车技一直很好”。她告诉本刊，张余广人很实在，每次载她出门都不肯收钱，总说“老人也坐不了几回，不用给”。拉老人的时候，也不会超载，说怕挤到老人。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在电话里反复说道，“他是个仁义的人，人一点都不讨嫌。这次出事就是意外。”刘桂兰说，张余广家里条件不好，负担重，上有老下有小，日子过得难。

据张余广堂弟张启富讲述，张余广离不开村庄，是因为要照顾家里身体不好的七十多岁父母。张余广的老母亲患有心脏病，常年服药，老父亲也年事已高。当地的风俗是儿子养老，张余广下面有三个妹妹，都有自己的家庭，无法帮衬。张启富说，张余广的四个孩子都二十多岁了，三个大孩子都读了大学，但毕业了都没找到稳定的工作，“在外飘着，偶尔还需要我哥贴补。”

2019年张余广曾陆陆续续找张启富借了6万块钱。那时正值三个孩子读大学，为了供几个孩子读书。后来这笔钱，张余广也一点点还清了。张余广一边开车拉学生，一边在家种十几亩地，还养了几头猪和牛。种地的收入微薄。老同学周伟告诉本刊，张余广平时不抽烟、不喝酒，菌子丰收的季节，他妻子会去附近的菌子厂打零工，一天能赚80-100块钱。开面包车拉孩子上学，是张余广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撤并后的难题

一位孩子在海雀小学就读的家长李忠华告诉本刊，出事后学校发布了新通知，将原本周一早上到校的规定改为周日到校，学校统一提供晚餐，并安排晚自习。他猜测学校调整可能有两大原因：一是当地早上雾太大，六点二十分左右才天亮，七点多雾还没散，孩子挤面包车危险。二是避免孩子赶时间上学，不得不坐超载的车。

在二十多岁的兽医黄瑞龙的记忆里，2008年他读小学的时候，新寨村村里还有教学点，可以读到三年级。读完三年级后，就得去几公里外的镇旁边的集市小学读书。再后来，那所集市小学也被取消了，村里的孩子只能去更远的海雀小学读书，上学的时间、距离就拉长了。据家长们介绍，海雀小学的教学条件相对较好，一个年级两个班，一个班四五十人，学校提供寄宿服务，低年级也可以寄宿。寄宿的孩子周一到校，周五回家。学校有食堂和宿舍，还开设了免费的晚自习，“能管住孩子写作业”。

据教育部历年教育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至2023年，贵州省的小学数量从9275所减少到6156所，教学点从3581个减少到1737个。十年间，小学减少了近1/3，教学点减少了近一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本刊，全国的村小撤并始于2001年。当时地方财政紧张，县级政府难以支撑众多村小的运转，教育部出台了学校布局调整的相关文件，各地开始对村小进行撤并整合。

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周新成，曾赴贵州铜仁乡镇调研，三年间走访了东中西部的三十多所乡村学校。他告诉本刊，2012年之前是大规模的“撤点并校”，当时学生数量还比较多。2012年之后中央严格控制村小撤并，各个地方的差异就比较大。周新成调研发现，2012年之后湖北的村小撤并整体规模最大，西部的云贵川其次。他向本刊解释，湖北撤并力度大，主要是因为湖北人口少子化发展趋势更快，家庭普遍重视教育，陪读风气也普遍，生源向乡镇和县城聚集。“而贵州撤得多、撤得快，是因为当地村小很多都是90年代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建起来的，本身生态就比较脆弱，再加上人口流动、山区老师调配困难，借着布局调整的风气，不少村小就被撤掉了。”

周新成观察到，各地的村小撤并也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湖北的村小撤并虽然速度快，但后续的保障工作做得相对较好，例如湖北浠水乡镇中心幼儿园和小学共用校车，幼儿园的校车送完孩子后，再去送小学的孩子，资源利用合理，而且政府给校车补贴，司机有工资，运营有保障。

《中国教育报》2021 年也曾报道湖南新田县乡村教育优化案例，当地将 104 个农村教学点整合为 24 所，推动乡村小规模学校从“小而弱” 向 “小而优”转变。该县实现行政村校车全覆盖，并且完善寄宿制生活设施、为低年级学生配备专职保育员。报道提到，优化后，当地农村教学点学生学科合格率达到 96.53%。

但包括贵州在内的很多西部地区，撤并后的配套保障是存在缺失情况的。周新成说，国家层面并没有出台具体的保障文件，各地的保障措施落实情况也差异很大。储朝晖告诉本刊，贵州的高速路2010年以后修得很好，但很多村民住的地方不在高速路边，甚至是很偏的路，要翻山、要过河，路况很差。这种路况下，搞校车的成本比中部地区高，大型校车在贵州的山路上根本没法开，只能用小型校车，而小型校车如果接送的孩子少，运营成本承受不了。如果当地有充足的财政经费保障校车的运营成本，这件事就能做好，可如果财政经费短缺，这件事就根本办不成，这就是最核心的原因。

面对“黑校车”问题，当地并非没有整治过。赫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2023年2月曾印发《春季开学“黑校车”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提到要通过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车辆接送学生，杜绝“黑校车”上路运营，确保全县中小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

“村小撤并是无法抵挡的趋势。”周新成表示，即便现在不撤并村小，随着农村人口外流、出生率下降，大量村小迟早也会自然消亡。一方面是因为家长们都希望把孩子送到教学质量更好的乡镇学校，即便村里有教学点，也不愿让孩子就读。另一方面，村里的学生数量越来越少，一个年级只有几个孩子，根本无法配备师资，教学质量也无法保证。周新成及其所在研究团队成员认为，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乡校模式”是乡村教育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即强化对乡镇中心学校以及片区小学的支持与保障，例如提供校车服务，配备寄宿制生活老师，以及配置优秀师资等。

这次事故之后，李忠华家老人说，路上太危险了，要不让孩子别读了。但在山区，读书是孩子唯一的出路，李忠华自己就有深刻体会。父母在他小的时候就去安徽打工，他也在那边读初中，“当时成绩不错”。他一米八三的大个头，初中毕业也能去当兵。但后来父母在城市几次打工换工作，他因为转学证和交通原因，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这成了他一辈子的遗憾。如今他和妻子在温州电子厂打工，拼尽全力供三个孩子读书，“只要他们想读，砸锅卖铁我都供”。

他的两个小儿子从一年级便开始寄宿，小儿子很争气。上小学前小儿子就写完100多本练习本，背完了唐诗三百首。如今小儿子在海雀小学成绩稳居年级第三，语文、英语都考了A等级。孩子也乖巧懂事，过年时，孩子拿着奖状找他兑换奖金，一张奖状20块钱，孩子把换来的300多块钱都给了爷爷。“让爷爷买烟吃，自己每个礼拜只要三块钱零花钱”。

（应受访者要求，除储朝晖、周新成和张余广外，其余受访者均为化名）

张雪峰心源性猝死的热搜还没消退，张雪机车WSBK夺冠的热搜就紧随而来。一个41岁的教育博主在公司跑步后倒下再没起来，一个38岁的摩托车疯子在葡萄牙赛道上领先第二名将近四秒。两个姓名只差一个字的人，在同一个三月，分别完成了他们各自最冰冷和最热烈的注脚。

围绕张雪的舆论让我觉得有意思。很多人说，从张雪峰到张雪，中国互联网的情绪一夜之间从现实主义转向了理想主义。

其实哪里理想主义了？

张雪机车820RR量产价四万三，对面杜卡迪、雅马哈、川崎清一色十几二十万，然后他以近四秒的差距把它们全干了。这不是理想主义，这是最硬核的现实主义，是功利计算所能给出的最漂亮的答案——便宜、能赢、还赢得碾压。

舆论之所以亢奋，不是因为张雪的梦想感动了谁，而是因为他赢了。如果那台820RR在葡萄牙站排位赛就摔了车，如果德比斯跑到一半机械故障退赛，如果张雪机车至今还在亏损泥潭里挣扎没有拿出任何大众认可的胜利——你猜舆论会怎么讲这个故事？

一个放弃股权净身出户的偏执狂，一个全年亏损两千多万还要烧钱参赛的赌徒，一个用自己名字命名品牌的自恋者。叙事会是嘲讽的，不堪的，甚至是冷酷的。

中国社会既非理想主义社会，也非现实主义社会，而是唯成功论的社会。不在乎你月亮还是六便士，成功了就最大，没成功就是原罪。

所谓的「理想主义叙事」，不过是成功者事后才能享用的一道甜点，而所有尚未成功的理想主义者，咽下的都是冷饭。

张雪峰恰好是这套逻辑最精确的镜像。他是中国功利主义教育观的集大成者，别报新闻，报计算机，别谈热爱，谈就业率。他极其诚实，诚实到把这个社会的评价标准不加修饰地说出来，因此被千万家长奉为救星。

然后他过世了，41岁，心源性猝死，朋友圈最后一条是跑步打卡72公里。讣告发出之后，舆论迅速完成一轮标准的悼念程序——草根逆袭、一代人的记忆、鞠躬尽瘁。而一个把自己累到胸闷心悸强制住院、三年后猝死在公司的人，他所信奉并传播的那套「只要够努力就能改命」的叙事本身，是不是恰好也是杀死他的东西——这样的疑问，在舆论场始终是少数。

张雪峰的一生像一道自证的方程式，他是这个社会功利法则最虔诚的信徒，也是它最忠实的祭品。他确实帮助了一些人，更拿出了功利意义上的成果，所以讣告是体面的，叙事是温暖的，全网都在缅怀他。

其实何必如此？

如果高更不是高更——如果他的画最终没有在死后被追认为杰作——他辞掉证券交易所的工作，妻离子散，病死在南太平洋荒岛上的癫狂一生，难道就没有一丁点价值吗？

我想大多数人会犹豫。而这份犹豫，就是唯成功论最隐秘的心理根基。我们口头上承认过程的意义，身体却诚实地只为结果鼓掌。

我们歌颂张雪的理想主义，本质上歌颂的是他理想主义的胜利，而非理想主义本身。假如某一天张雪机车资金断裂倒闭了，今天所有赞美他「眼里有光」的文章，都会变成复盘他「盲目扩张」的素材。

其实张雪峰和张雪，都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活到了最极致的人。一个信奉务实，务实到把热爱从人生选项中删除，一个信奉热爱，热爱到押上全部身家净身出户从头再来。两种绝对相悖的活法，社会却给出了同一种势利的赞扬——因为他们都赢了。

可这种赞扬真的重要吗？如果张雪峰没挣到钱，他的务实就会被叫作认命。如果张雪没拿到冠军，他的热爱就会被叫作任性。卷和躺，拼和退，在唯成功论的评价体系里，从来就不存在什么被尊重的选择，只存在被结果追认的正确。

而此刻正在被这套评价体系碾压的，是无数既没有张雪峰的商业版图、也没有张雪的赛道冠军的年轻人。他们或许正在某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做着一件可能永远不会「成功」的事情，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只是安安静静地活着。

他们不会拥有任何一种叙事，不会被赞美为理想主义者，也不会被追认为现实主义者。他们只是输了，或者说，他们只是还没赢。

优绩主义的社会必然是一座金字塔，只有两个选择，向上或者向下，可真正好的社会应该像一座图书馆，每个人无论身份都平和地坐在一起，读自己选中的那一本书。

所以与其问年轻人究竟该学习张雪峰还是张雪，不如问问——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一个人才可以不用成功，也能被同等地尊重？

两天前，全红婵度过了自己19岁的生日——过去这一年，是她进入成年人世界的第一年。成年，意味着法律意义上的独立，她成为了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个人意义上，她成为了自己人生决策的主要承担者，为自己做选择，也为自己负责。

成年也是一个艰难且复杂的心理过程，那个14岁就为世界带来了惊艳水花和无限快乐的女孩，在18岁的这一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面对《人物》，全红婵首次公开讲述自己18岁的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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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 

2025年3月28日，在国家跳水队的宿舍，全红婵度过了自己18岁的生日，正式跨入「成年人」的门槛。

那天，很多队友都来给她过生日。她收到了满屋子的鲜花、礼物，光桌子上摆的蛋糕就有5个。这些平日泡在跳水馆里的年轻人吃蛋糕，玩闹，全红婵很开心，她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生日视频，「我18了」，配乐中有一句旁白：「天天说先苦后甜，干嘛先苦呢，就不能先甜再甜，永远甜甜甜……」

「18岁的生日，是我过过最开心的一个生日了。当天很开心，因为有很多朋友跟我一起过生日，也收到了很多礼物。那天大家都在一起，一起陪我过生日，一起吃蛋糕，一起玩闹。那天，我许的生日愿望是，家里人身体健康，大家天天开心，不要有压力。

之前没有成年的时候，我能跟很多很多人都合得来，也放得很开，但成年了之后，或者说巴黎奥运会之后，我就总觉得变了挺多了，我感觉跟大家好像有点疏远了，没有之前的那种，就是跟你很近，就抱抱你之类的一些举动。我很少再像之前那样子去抱其他人，因为自己长大了，以前那样子抱别人的话，总会被说你长大了，女孩子不能这样子。但我挺喜欢抱抱的，因为这个动作让自己挺开心的。

现在在小朋友面前，我感觉我得装出那种，嗯，大姐姐的样子。但我还是想对别人保持那种，那种孩子心吧。」

全红婵和队友们一起度过了18岁生日图源微博@全红婵

3年 

18岁之前的两个生日，全红婵都是在比赛、备战中度过的。2024年的3月28日，她刚比完两站跳水世界杯，正在备战总决赛。2023年的3月28日，她刚结束上海的全国跳水冠军赛回到北京。那场比赛，是全红婵记忆中输得最难受的一次——整个巴黎奥运周期，在参加的14次单人比赛中，全红婵输了10次，几乎每一次都输在了难度动作207C。

想要跳好207C，除了技术，心理控制也极为重要。对于那段时间的她，央视的拍摄团队曾有过一些记录——镜头里的全红婵常常叹气，她承认自己一跳207C就害怕，训练的心情也变得不好，「今天又是207……今天练不好会怎么样……会不会挨骂」，只有16岁的她脸上写满了无奈，语气沧桑，「我也有年轻过，但我怎么也回不到年轻的感觉了……」全红婵在广东省队的教练何威仪也告诉《人物》：「这几年的光环压得她有点喘不过气。」何威仪说，「讲她好的东西太多，对她反而是包袱，总想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但越是这样，越想赢怕输。」

从东京到巴黎的3年，全红婵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媒体采访，那究竟是怎样的3年，这个未满18岁的、向来以快乐示人的女孩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内心激荡，在这次面对《人物》的镜头之前，她几乎从未向任何人提及。

「2023年上海的全国赛，我印象挺深的。因为在那个比赛之前我老是输。然后回来就改动作，到上海比赛前，我那段时间是跳得很好的，基本上自己都很满意了，那段时间真的跳得很好，特别是207，就感觉是我那几年跳得很好很好的一段时间了。我感觉已经做好十足的准备了，我也希望能把那一场比赛拿下，但可能当时也是给自己太大压力了，希望自己能做得很完美，那次比赛反而是那段时间跳得最差的一个。比赛结束我还哭了。自己也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还是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很多人都说我「大心脏」什么的，感觉我是很开朗、很开放，对动作也很自信，很敢去挑战的那种人。但这并不是真实的我。我也会害怕，会想很多。我的心态也不是特别好。我也不是什么大赛型选手，因为每一场比赛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心态不一样，状态也不一样。

很多人都说我很幸运，我肯定是幸运的，就像推迟一年的奥运会，刚好我满了 14 岁，刚好能参加。那一刻我真的挺幸运的。跳第一届奥运会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年纪小，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就是一个比赛而已。

拿完第一届奥运会之后，自己也慢慢长大了，也承受了一些东西，外界也有一些否定，到后面夹杂着各种压力，也没法像小时候练那么多了，状态掉的时候，一下子会掉得很快，然后再慢慢慢慢爬上去，这个过程挺难的。

那时候，在队里大家会打赌，比谁的水花小，我老跟别人赌，但基本上我老是输的那个。输了就给大家买水，买奶茶。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别人跟你比的时候，你能去克服一下心里的那种感觉，这样比赛的时候也有人跟你比，你就能更放开一点。

这种状态持续了挺久的，其实伤病都是小问题，每个运动员都有伤病嘛，我也不想把我的伤病说给大家听。我只想把最好一面展现给大家。主要还是自己对自己的不认可、不自信。跳下来就觉得好像很差，很差很差，被说之后就感觉自己跳得越来越退后了，没有进步空间了。我一度觉得输意味着我还不够努力，我还做得不够好，赢得话，我觉得我是侥幸。后面也不知道是怎么坚持下来，把那3年跳完了。

所以我觉得能上（巴黎）奥运会我已经很满足了。拿到金牌也意味着那几年的压力什么的都可以放一放了，奥运会比完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很轻松，我觉得整个人感觉都好像变了，轻松了特别多。那也是我过去几年最轻松的时刻。」

弦与弓 

竞技体育的高强度竞争，令运动员很多时候就像是一支拉满了弦的弓。普通人很难想象这其中的压力与张力。

对于女子跳台跳水，这支弓则会被拉得更满，拉到极限中的极限——女孩们会在14岁左右迎来高光，轻盈地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15岁到16岁期间，是难以逾越的发育关，身高、体重的增长会使动作完成难度增加，受伤风险增加，更重要的是，发育后的身高、体形像一个盲盒，充满未知——在中国女子单人10米跳台领域，所有的奥运冠军都不满20岁。

从东京到巴黎的3年，全红婵经历了自己的第一个发育期，她长高了7厘米，体重增加了6公斤，为了抵消这些变量，只有更刻苦地训练。多位接近跳水队的相关人士都曾告诉《人物》，在国家跳水队，女子跳台的训练时间最长，而在女子跳台项目中，全红婵是练得最久，也最刻苦的那一个。平时，她会比其他运动员早半个小时抵达训练馆，所有人离开后，她还要加练3组肋木举腿，一组30个，同时，她还要进行极其严格的体重管理。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延后了她真正的发育——根据女性的生理规律，身体能量摄入长期小于消耗、过低的体脂率、心理压力都会抑制月经的启动——巴黎奥运会结束不久，全红婵才迎来第一次生理期，身体进入全面发育的阶段。

对于这个阶段，2012年伦敦奥运会获得女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的汪皓曾告诉《人物》，哪怕时隔多年，再回忆起发育期控制体重的艰难，她依然觉得，「难到好像是人生中最难的一件事」。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单人10米跳台冠军任茜，曾对《人物》形容发育期的体重变化，「喝口风都长胖」。

巴黎夺金、短暂地放松之后，全红婵也迎来了自己跳水生涯中最不可测的挑战，那支弓也将被再次拉满。

「巴黎奥运会比完，我才来的例假。那时候我发现吃一点体重就会长，吃一点就长。其实巴黎奥运会后我有想过退役，很想很想，但是后面我还是想坚持去跳一跳。

我是2024年年底的时候回的国家队，那个时候很多人见到我的第一眼，哇，你怎么胖成这样啊？然后我就开始训练、减肥，每天都去跑步、减肥，本来脚就痛，跑着跑着就更痛了。但这些都不是问题，那段时间，不只在队里，还有外面的舆论，每天都能看到有人说我胖。但我已经要饿爆了，减肥减到我感觉我都快「嘎」了。

那几个月也是有比赛的，比了三站世界杯，这三站比赛，我听到的声音，全部离不开这个「胖」字。大家都知道，体重是每个女台运动员的噩梦，我也很看重自己的体重，我有一点接受不了老是被别人说胖了，每天都有人在说我胖了，我特别伤心，到后来，我已经有心理阴影了，看到体重秤我就特别害怕。

我不敢上秤，每次照镜子的时候，也觉得自己特别胖、特别壮，然后我也很恐惧镜头，别人拍我我也很害怕，也不敢穿那种短裤、裙子之类的，我只敢穿长裤长袖，因为我接受不了这么胖的自己。可是我没有办法。我那个时候喝口水就重了，我没有办法。

训练的时候，我感觉每个动作都很害怕，曾经不害怕的动作，都很害怕，很害怕。这不是身体上的害怕，而是心理的害怕。我站上去，本来要翻的是三周半，但站上去就突然感觉自己要翻两周下来，感觉要摔下来，那种感觉就有点乱。自己不知道怎么做，那几个月全都是靠着自己的肌肉记忆在跳。

以前我也有难过的时候，有时候难过难过就过去了，第二天还是开开心心。但那段时间，我想得比之前多了很多，每天晚上都会想，脑子里有很多乱乱的东西。晚上做梦也会梦到跳水。我会梦到比赛的时候，自己站上去就特别不稳，晃来晃去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很想跳下去，但是我很害怕，很害怕，然后后面不知道怎么就掉下去了，就给自己吓醒了，特别害怕。还梦到跳的时候，那个跳台，感觉自己要磕上去了。我做过很多跳水的梦，大部分都是从上面掉下来的。

我也有跟朋友说过一点，但我不愿意说很多自己的事，我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不想说自己的难处，也怕别人觉得我太矫情了。我总觉得有这么多人喜欢你，不应该把这么多负能量给别人。而且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烦恼，没必要去麻烦别人，别人也有自己的烦恼，别人也要去想很多东西，很多要做的事情，很多压力要去解决。所以没必要去说这些东西。

但我也能感觉到自己的那根弦已经拉到极限了，太累了，身体上的累，精神上的，还有心里面的，各方面的累，堆积在一起。我感觉自己完全坚持不了了，再加上一些伤病，我就跟队里说想暂时离开，休息一段时间。很多人都来跟我聊，我也聊了自己的状态，队里也选择了尊重我的决定。」

「牛」

2025年，全红婵一共参加了4次比赛：两站世界杯分站赛、一站世界杯总决赛，还有2025年11月在广东举办的全运会。

前三场比赛，她都拿到了单人项目的亚军，成绩也都超过了400分——这一直是中国跳水队为女子跳台项目制定的队内达标线，在国际比赛中，400分也是顶级运动员最重要的成绩分界线，只要能跳过400分，无论是世锦赛还是奥运会，都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尽管身心都在经受发育带来的剧烈震荡，但全红婵依旧保持着顶尖的竞技水平。

2025年11月，第十五届全运会的跳水比赛在广州举行。暂别赛场近半年的全红婵再次走上10米跳台，她没有参加单人的比赛，团体赛的双人10米台项目，她与队友王伟莹发挥出色，以0.90分的微弱优势夺冠。赛后，她发了一条微博，只有三个字：我真棒！

几天后的女子双人10米台单项比赛中，她们最终获得了第五名。所有比赛结束后，全红婵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多张全运会比赛的照片，配文写道：「没有白走的路，对错都是我的脚印。」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我的2025年，我会选——牛。」

2025年我其实挺难的，也想过放弃，自己比完奥运会之后，毕竟这个体重，还有自己的身材、还有动作变化都挺大的。跳的动作也没有之前那么好，没有那么理想。我也休息了一段时间，快到全运会的时候，我也考虑了挺久的，感觉自己还是有一点想拼一下。

这次全运会也是我经历的最难的比赛，决定参加的时候，我已经休息了几个月，然后还得恢复、减重，训练的各种地方都得调整，还有自己的伤病，都挺难的，也很累。关于全运会，我没有给自己定任何目标，我只要能参加，能完完全全比下来，我就觉得很开心了。

我也真的坚持下来了，自己也想着要做到最好，尽管自己好像做得也不是很好，但我觉得自己已经很厉害了。

全运会完了之后我还是选择继续休息一段时间。休息的这段时间，我确实挺开心的，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休息。但是慢慢你休息久了又觉得……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吧，我也尝试再去跳水馆里看看，去了二沙的跳水馆，但是走进去的时候，那种很压抑、很恐惧的感觉又回来了，还是有那种很害怕的感觉。但没关系，很多人都能承受下来，我应该也能承受下来。这个东西总会过的嘛，虽然说不知道什么时候。

其实在我休息的时候，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很多人说你去不去练了？为什么？怎么了？很多人说我是不是要退役了？是不是要怎么样？你看她这样子肯定是不练了之类的。其实我特别想说，我只是走一步看一步，当下做什么决定就去做就好了。很多人都问我未来不跳水了，你该怎么办？你要去做什么？你要上学吗？你要去干吗？是不是要当教练什么的。其实我都有想过，但是我都不确定，我只能说当下我是想休息的，我想好好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好好去休息，好好去想想接下来要做什么。

对于这个决定，我一点也不觉得后悔，也不认为自己做错了，因为这就是我自己的选择，我自己走的路。」

快乐 

全运会上，赛后的各种采访中，全红婵还反复提到一个词——快乐。

双人比赛拿了第五名，她说：「我很快乐，没有之前那种感觉，自己没上领奖台、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成绩就会不开心，虽然我今天也没有跳好，也没有登上领奖台，但是我还是会很开心。」

和长期跟访跳水队的央视记者杨烁趴在场边的围栏上聊天，全红婵说：「虽然我现在跳得很差，但是我自己很快乐。」杨烁问她：「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假如你不练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人喜欢你，可以接受吗？」全红婵答：「我知道，我一直都快乐啊，那我快乐，我可以接受。」

围栏边的聊天很随意，像两位老朋友聊起自己的近况。但这段对话被摄像机记录了下来，随后在央视播出，很多人看过后深感触动——在我们过往的竞技体育语境里，「快乐」并不常见，且大多会伴随胜利出现，与之对应的，是另一句体育圈里的名言——当年，刘国梁还是国乒总教练的时候，队内比赛，许昕拿了第一，但为了防止他过于快乐，刘国梁在全队训话时对许昕说：「你日常里太快乐了……你天天在队伍里头阳光、灿烂、快乐、开开心心的，哪有这么阳光的奥运冠军啊？」那次训话，还诞生了一句网络名梗：「嘻嘻哈哈，等于自杀。」

某种意义上，这的确是成为冠军的真相，冠军之路一定是「苦」的，但一个具体的人的快乐，也很重要。全红婵14岁横空出世，成为最受关注的运动明星，除了近乎完美的技术动作和水花效果，还有一点至关重要：她是一个快乐的人，也给无数人带来了快乐。当两届奥运冠军的光环连同更极致的身体要求、更多的凝视与评价、更大的压力袭来时，在弓弦即将拉断的那一刻，她停下来，选择了快乐——一个18岁女孩本应拥有的当下的快乐。

「我7岁那年开始跳水，那时候还挺喜欢的，虽然也会害怕。我第一次跳7米台的时候，很害怕，很害怕，站了快半个小时都没跳下来，特别特别害怕，不知道为什么。到最后也没跳下来，是走楼梯下来的。但后来上10米台的时候，我直接就跳下来了。

那个时候我觉得很神奇，我能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我一般在水里是睁眼睛的，然后一看，很蓝，就感觉很神奇。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入水的话，会很深，所以也挺恐怖的，感觉下面有鬼（笑）。所以我游得特别快，赶紧往上爬。

后来开始学动作，刚开始挑战不会的动作的时候，也觉得挺好玩的，很期待。到后面就是每天、每周重复那几样动作，慢慢练到熟练。女台竞争很激烈，你会面临那种随时要被淘汰的感觉，所以你每天都得重复去做那几个动作，尽量不要让自己被淘汰掉。

其实我们训练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很激动、很兴奋的那种感觉。到比赛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很安静的时候，我会很紧张，不确定是该用力还是不用力，但还有点兴奋。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时候还挺无忧无虑的，拿完冠军之后也给我带来了挺大的变化，挺多我过去不敢想不敢做的事情，感觉一瞬间就敢做了，别人也不会说你什么。但后来开始慢慢有压力。会自我怀疑是否做得很好？是否做得完美？是否能够让外界觉得跳水很有那种观赏性吧。然后跳水的快乐就变成，跳的途中，跟朋友在一起、说话的时候很快乐。

我交朋友的原则很简单，就是你对我好，我也会对你好。生活中，有时候快乐，有时候不快乐，但跟朋友在一起，跟很好的朋友玩得来的、还有队友在一起玩的时候，是非常快乐的，跟朋友一起做想做的事情时是没有烦恼的。所以，我很需要朋友。我可以给别人带来快乐，我也希望别人能给我带来快乐，而不是整天对着一个手机在那里傻笑。

我还很喜欢玩很刺激的项目。比如坐过山车的时候从高处往下冲的那种感觉，很爽很刺激。我有一次去游乐园，坐过山车坐了20次，坐的时候，别人都是把手握紧，但我喜欢把手敞开，把脚敞开就觉得特别爽。

但过山车坐得多了，慢慢好像也就那样，所以我还想去蹦极，想去跳伞。还有滑雪，也想了很久，去年年底终于去滑了一次，虽然也摔了很多，摔得很惨，但是我很开心，摔得很开心。滑雪的时候，那种速度，就感觉好像魂在后面追，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自由的。

也有人问我怎么理解自由，我觉得只要你在这个世界上就不是自由的，但滑雪的时候，我是自由的。其实那时候舆论还是有很多声音吧，还有人发别人滑雪的视频冒充我，但我觉得没关系，那个时候，我是自由的，我很开心，很快乐。」

孩子 

这几年，《人物》接触过多位一路看着全红婵成长的媒体记者，谈起全红婵，每个人都有类似的表达——她是那种表达很独特的运动员，「天马行空」，「天真、敢说话、敢表达」。

7岁开始练习跳水之前，全红婵有一个几乎完全放养的童年，无拘无束，由着自己的天性长大，这也使得她保持着极强的生命力和主体性意识。

过去几年，除了大赛前后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全红婵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采访，有人会借此攻击她文化水平薄弱，应对采访能力不足。但事实是，无论是成名前在赛场混合区的临时采访，还是巴黎卫冕夺金后接受央视《面对面》的专访，全红婵都有着非常鲜活、生动，但又充满个人思考的表达——顶级运动员拥有的从来都不只是对于身体的感知和控制能力，对于自己之外的世界，全红婵始终都保持着一种出自本能的、未被规训的理解和察觉——作为一个具体的人，这也是一种独特的天赋。

巴黎奥运会单人比赛夺冠后，在混合区接受中国香港媒体采访，记者问她，这次夺冠和3年前有什么不同。她说，3年前，自己很小，个子也矮，金牌挂在脖子上又重又长，走路时总是一晃一晃地打在肚子上，很痛；而这次，她长大了，也长高了，金牌也变得合身，走路时不会再打到肚子了。这段视频被上传到YouTube，为她吸引了大批粉丝，一位第一次看到她比赛、听到她采访的网友留言道：在这个女孩身上，比跳水天赋更迷人的，是一种天赐的无邪。

《人物》也多次与全红婵在广东省队的教练何威仪谈起这种可贵的天真。东京奥运会后，何威仪反复表达着一种观点，不要轻易用成年人的眼光去判断全红婵，她有她的道道，「她的单纯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做作的」，那些打击她的声音，「是成年人的世界，权力、利益、自保，（觉得）丢他们的脸」，「不要小看她，白发人不要欺负小孩，小孩有时候想的东西你还想不到」。巴黎奥运会后，谈起全红婵即将面临的成年后的社会化挑战，何威仪说：「任何复杂的社会都需要单纯。」

18岁像是一道分界线，将全红婵划入了名为「成年人」的全新世界。

过往的烦恼依旧存在——老家的门口，举着手机的人群络绎不绝，由于招待的陌生人太多，爷爷甚至已经学会了普通话。AI的时代，关于她的谣言变得更难辨认，有人用AI合成照片，让她登上了一本不存在的泰国杂志封面，谣言太多，她和家人如今也很少再出面辟谣。

新的挑战和压力也扑面而来——在一些不被察觉的角落，过去那个似乎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孩也会流露出自己的迷茫和忧伤，有朋友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了一条视频，「以前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莫名其妙地哭泣，直到昨天，在一个平平无奇的下午，我也莫名其妙流泪，我才明白，每个人心中都有着难以言说的心事。在没办法倾诉的时候眼泪会比语言先涌出来。」全红婵在评论区默默留言：哭，我也是这样的。但是没关系，一起加油。

人生一定有很多的「难」要一一跨越，18岁或许只是一切的开始，但过去这一年，女孩一直在努力，努力守护自己内心那份孩子般的纯真。

「最近，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是前几天抽盲盒，我抽中了一个隐藏款，是一个乌龟，上面是一个星星人，很可爱，真的很可爱。我很喜欢星星人，每次看到它的时候都感觉非常非常治愈，我也很喜欢乌龟。

很多人都知道我很喜欢小乌龟，也会问我为什么喜欢乌龟。一个原因是我喜欢绿色，绿色很清新，植物都是绿色的，我整个人看到绿色就感觉心里一下子空了很多东西，很治愈。喜欢乌龟是因为这种生物真的很可爱，丑萌丑萌的，而且乌龟比较缓慢。我希望我的时间多一点，之前这样想是想让我练得好一点，跳得好一点，有时候我总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还没搞懂这个动作的时候，就要过去了，每天都感觉非常快。现在我也希望时间慢一点，我不想那么快长大。

全红婵在社交媒体上晒出的小乌龟玩偶图源微博@全红婵

我是个农村孩子，也比较爱玩，小时候我很爱爬树，老摘别人果子吃，从挺高的地方摔下来。我还记得那时候骑大人的那种车，摔晕了，不知道被谁扛回家了。被扛回家之后，还有人给我盖被子，但我醒了之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面我再去骑的时候，再去借别人单车骑的时候，别人说你还敢骑，我说发生什么事了，他就跟我讲了这个过程，我说我不知道，你别告诉我妈，你别告诉我爸，后面还是出去玩了，很快乐。童年的时光，老是这样子这样骑车，因为脚够不到。

我从小就非常有力，那时候我吧，立定跳远，就是在那个选的里面是跳得最远的，而且还小，然后翻得也快，二年级的时候就被选去跳水。刚开始的第一个星期，我觉得离家太久了，还以为我家里人不要我了，然后一直哭。后来他们就来接我了，因为周六可以回家。

那时候回家，村里面有很多那种植物的味道，不像市里面，有很多汽车的那种味道。但现在家里变化挺大的，感觉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样子了，包括整个村里面吧，变化太大了，我有时候很想回家，但在家又很想逃离。我记忆中的家，那一条街还没有小吃摊这些东西什么的，都没有，也有很多小孩在那里跑，闻的那些味道，都是很清新的，现在闻的全是那些油烟味，还会有很多陌生人到门口。其实我有一点不喜欢，但那是别人的自由，我也没办法。

这几年，我也交到了很多好朋友，但现在很多人都很少聊天。网络上那些攻击我的人，也会攻击我朋友，我朋友跟我玩的时候，也会说，尽量不要被什么拍到，就怕被网上说。所以我也不能跟他们走得特别近，我也怕外界说他们。

所以，我看上去好像朋友很多，但真正的朋友并不多，基本上都是跳水队的朋友。休息的这段时间，自己待着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很孤独，对于未来我也挺迷茫的，觉得自己好像除了跳水没什么优势，所以自己待着的时候就会想特别多，但跟别人待着的时候会去聊其他东西，就不会想很多。所以自己待着的时候，我会打打游戏，我爱打游戏，但也不是特别爱，但总要有个东西能让我不去想那么多。

今年跨年那天晚上，我在家，一个人，打了会儿游戏，很早就睡了，第二天起床，很多人给我发「新年快乐」，我也希望快乐，但我更希望那些攻击我的人，不要再骂我了，不要骂我家里人，也不要骂我朋友，要不然他们都远离我了。

我希望这些话发出去的时候也不要骂我，但肯定也会有人骂的，所以想想就好了，可能也是别人工作压力大，然后看到不喜欢的，就随便说几句，理解理解，人人都不容易吧。

我之前总说为什么一定要成为大人呢，做孩子也挺好的。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一个人不管在哪个年龄段，总会有孩子的一面，做小孩就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但我自己也长大了，有些东西总会要改变的。虽然自己也不想改变，但是没办法。我是很开心、很活泼，然后很开朗，也比较搞笑的一个人，之前我对陌生人也会很开朗，但是现在我看到陌生人就有一点内向了。我现在也比较敏感，别人一个眼神，我就会觉得他对我好像不满意，好像我做的东西不会让他开心，我是不是得自己想想，该怎么做？该怎么重新去做？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挺恐惧采访的，每次讲话的时候都特别害怕讲错。因为一讲错、一讲得不合大家心意的时候，就都会说我，就这讲话水平。我也不确定自己还是不是一个勇敢的人。

所以我很想做回以前的自己，虽然这是不可能的。我就希望时间能慢一点，给我的时间能多一点。那天抽中盲盒，我很开心，还有一个原因，盲盒里除了有星星人和乌龟，还有一张小卡片，上面写了一些话，其中一句就是——慢慢走。」

3月28日至29日，葡萄牙波尔蒂芒赛道上引擎声轰鸣。中国摩托车品牌——张雪机车，连夺SSP组别（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与第二回合冠军，实现两连冠！

这是中国摩托品牌的高光时刻。它打破了雅马哈、杜卡迪、川崎这些欧美日豪门品牌数十年的垄断，让国产品牌站上了世界舞台之巅。

一个草根修车工，把人生一次次推向高风险边缘，最终闯出了一条路。张雪的经历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有人说他是一个野蛮生长的“疯子”，但在我看来，他更是一个极具冒险精神的纯粹企业家。

这一切不是偶然，更不是运气，而是一个草根创业者孤注一掷、步步惊心闯出来的奇迹。

01

张雪爆火后，很多人联想到了前不久刚离世的张雪峰。

的确，如果按照张雪峰那套极致实用主义的职业规划，张雪的人生道路堪称一部“反面教材”：他的每一步，都在将风险拉到最大。

据报道，张雪出身湖南农村，父母离异，无背景、无资源。14岁辍学当摩托车修理工，凭借一腔近乎痴迷的热爱，他一头扎进了满是油污的机车领域。

一个被广为传播的细节是：2006年，19岁的张雪骑着一辆比他年龄还大的摩托车，死缠烂打地追着湖南卫视的节目组跑了100多公里，只为博一个展示车技的机会，想让职业车队看到自己。

19岁的张雪参加湖南卫视节目（图/视频截图）

这份执着打动了导演，摔得满身是泥的张雪获得了出镜机会。他对着镜头说：“有梦想就去追，因为勇敢，我的人生更精彩。”这句话，成了他此后人生历程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2006年的张雪靠的是一股子“疯劲”，那么三年后的他，则向世界展示了藏在疯劲下的恐怖天赋。2009年，张雪在镜头前表演了一项蒙眼组装发动机的绝活：在视线被完全遮蔽的情况下，他仅凭指尖对金属质感的触觉记忆，将一堆散乱的零件组装成成品。

2013年，26岁的张雪没有像大多数同龄人那样进入工厂谋求安稳，而是揣着仅有的2万元积蓄，只身来到“摩都”重庆。起初，他的创业更像是“瞎捣鼓”：买零件组装、改装，在各大机车论坛发帖，一点点积攒口碑。

在求稳、实用成为主流选择的当下，张雪的每一步都像在搏命。他没有寻找风险最小化的最优解，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走上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野路子”。

即便在创业后期，他的选择依然激进：为了坚持研发发动机，他毅然离开了一手创立并已小有成就的品牌；更疯狂的是，他将新品牌直接命名为“张雪机车”，将个人的名誉与企业的命运死死捆绑在一起。

在旁人看来，这种偏执难以理喻，但正是这份“疯劲”，成就了后来横扫国际赛道的黑马。

02

从企业家精神的角度看，张雪的样本意义颇为深远。

在夺冠后的采访中，当被问及在重庆创业得到了多少政策支持时，张雪的回答赤裸而直白：“没有，一个子儿都没有。”

这种大实话可能会让某些习惯了“政绩叙事”的人感到尴尬，但这恰恰道破了一个真相：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从来不是靠政策“喂”出来的，而是靠市场“杀”出来的。

张雪曾感慨：“没有重庆，就没有今天的张雪机车。”

重庆确实没有给予他特殊的补贴，但这里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摩托车产业链。从发动机到轮毂，配套设施应有尽有。这种深厚的产业底蕴，让张雪不必从零起步，能将全部精力放在研发和创新上，去攻克发动机这块“硬骨头”。

张雪机车在重庆拍摄的宣传视频（图/视频截图）

在市场经济中，对于有冒险精神的创业者来说，最好的支持不是源源不断地输血，而是不干预、少插手。提供一个公平、自由的市场环境，保护他们的冒险精神，让他们自主试错、自担风险，这比任何补贴都重要。

也正因为没有“兜底”的依赖，像张雪这样偏执的创业者，才会有那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狠劲。

03

前段时间，DeepSeek 大模型的爆火让全球科技巨头为之一震。

DeepSeek 的成功同样不是规划出来的。没有人提前设定路线，其核心团队甚至是一群搞量化交易出身的“外行”。这说明了一个道理：颠覆性的创新，往往诞生在边缘地带，诞生在那些敢于冒险、习惯野蛮生长的“疯子”手中。

我们常说要呵护企业家精神，但呵护不是给予多少减税和补贴，而是放手让他们自由闯荡。

企业家精神的底色就是冒险。如果张雪当初留了后路，没有偏执地追求自研，没有押上全部身家名誉，或许就不会有今天的双冠。

在全民考公考编、“上岸”成为某种社会共识的年代，张雪的故事之所以让人热血沸腾，正是因为它太疯狂、太“不理性”了。

张雪机车（图/视频截图）

这个时代不缺聪明人，更不缺追求风险最小化的理性人；我们缺的是像张雪这样，敢把一切押在热爱上的“赌徒”，缺的是能打破实用主义惯性的勇气。

当张雪机车一战封神，我们更应清醒地意识到：要想有更多中国品牌走向世界，就需要给这些“野路子”创业者更多的空间。给他们一条路，他们就能还世界一个奇迹。

托与不托，皆是恩情。

作者：刘亚东

前几日在北京和几个朋友聚餐时，有位211大学的党委书记给老刘提出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似乎比俄罗斯人更怀念苏联？借着酒兴，老刘谈了三点看法，在座的人多表认同。事后细想，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琢磨的现象。现把那天所谈整理成文，与大家分享。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苏联解体，无疑是二十世纪最具震撼性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三十多年过去，一个耐人寻味的对比愈发清晰：在今日俄罗斯，除俄共等特定群体外，社会整体对苏联解体多持平静和释然的态度，甚至觉得是“翻了篇”的事；而在中国，仍有不少人对苏联的崩塌深感痛惜，视之为巨大的历史遗憾。这种情感的“错位”，并非简单的好恶之别，而是根植于两国不同的历史沿革、身份认同与现实处境。

01

记忆的分野：

作为镜鉴的史诗与作为重负的往事

对许多中国人而言，苏联是一段镌刻在集体记忆中的“悲剧史诗”。其鼎盛时期的辉煌与骤然解体的惨烈，构成强烈反差，成为时常回望与深思的历史镜鉴。

苏联的高光时刻，至今仍被许多人铭记。它率先叩开太空时代的大门，把人类第一颗卫星送入苍穹，让第一位航天员翱翔太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以数千万人的牺牲铸就了抗击纳粹的中流砥柱；在文学、音乐、科技领域，诞生了影响世界的巨匠与丰碑；更在短短几十年间，建立起完整的重工业体系。这些标志性成就，构成了许多中国人对苏联的核心印象。尤其对经历过国家筚路蓝缕发展历程的一代人而言，苏联的故事承载着对一个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复杂想象。

而它崩塌的方式，又为其增添了浓厚的悲剧色彩。一个曾与美国分庭抗礼的超级大国，竟在短时间内分崩离析，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发展道路坎坷曲折。这种“由盛转衰”的宏大叙事，极易引发中国人对自身国家命运的关注与忧思。

反观俄罗斯，苏联对多数民众而言，更多是需要直面和反思的沉重过往，而非值得沉溺的黄金时代。对亲历了苏联后期停滞与解体后震荡的俄罗斯人来说，苏联时代不仅关联着超级大国的荣光，更与计划经济的物资短缺、官僚体系的僵化低效、社会活力的压抑等记忆紧密相连。苏联解体固然带来了转型阵痛，但也常被视为摆脱旧体制束缚、开启新可能的转折。因此，除了特定政治力量，俄罗斯社会整体并未普遍沉浸在对苏联的怀念中，更多人关注的是如何解决现实问题、重振国家实力。

02

身份的差异：

作为参照的他者与作为本体的自我

中国与苏联、俄罗斯与苏联，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关系，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两国对苏联解体认知视角的本质不同。

对中国而言，苏联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参照系”。两国关系经历了从“以苏为师”到论战对峙，再到关系正常化的复杂历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既借鉴过苏联的经验，也汲取了其教训。苏联解体后，中国社会对其进行了持续而深入的反思，这种反思的核心在于将其视为一部蕴含着丰富历史教训的“教科书”，思考如何避免类似陷阱，走稳自己的道路。

对俄罗斯而言，苏联是其直接的“历史前身”，解体的过程是国家本体一次深刻而痛苦的重构。俄罗斯民众亲身经历了联盟瓦解带来的地缘政治收缩、经济衰退、身份认同危机等切肤之痛。苏联的解体是“自家的事”，是必须消化和处理的内部遗产。这种“身在其中”的沉浸式体验，使得俄罗斯人更倾向于从内部根源理性剖析苏联解体的原因，而非从外部赋予其浪漫化的怀想。

03

认知的距离：

作为象征的符号与作为经验的亲历

认知的距离感，也塑造了不同的情感投射。

许多中国人对苏联的认知，主要通过历史记载、经典文艺作品、科技成就等媒介完成，这容易形成一种聚焦于其高光时刻的、带有一定距离感和理想化色彩的印象。苏联因而成为一种象征强大、秩序与理想的抽象符号。当面临外部压力或内部转型的挑战时，这种符号化的苏联形象，有时会成为一种情感寄托，象征着对某种确定性、秩序感和宏大叙事的向往。

而俄罗斯人的认知，则始终与鲜活、复杂的直接经验与集体记忆交织在一起。他们既承载着超级大国的历史遗产，也背负着旧体制的沉重包袱；既经历了解体初期的混乱与失落，也面对着重建国家认同与尊严的现实任务。这种植根于生活实践的全方位体验，使得他们的态度更为复杂、务实，也更少浪漫滤镜。

总而言之，老刘的结论是：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的相对平静，源于他们作为继承主体，亲身经历并消化了这场变革，将其视为一个必须翻过的历史篇章；中国人对苏联解体的痛惜与深思，则源于我们作为重要的观察者和参照者，始终将其视为一部关乎大国兴衰、治国理政的深刻教科书。苏联的历史已然终结，但它留下的关于改革、发展、稳定与民生的宏大命题，至今仍在叩问着每一个追求长治久安的国家。

相比神化和工具化已经“证明”自己的“英雄”，能够有足够的耐心和包容去容纳那些不循规蹈、尚未“成功”的“异类”，显然更重要。

作者丨朱昌俊

资深媒体评论员

毫无疑问，张雪是近几天全网受关注度最高的顶流“素人”。

3月28日至29日，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WSBK葡萄牙站在波尔蒂芒赛道落幕。中国张雪机车ZXMOTO厂队表现惊艳。该车队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驾驶国产摩托车53号820RR-RS赛车，连夺两回合冠军，拿下周末双冠。张雪机车也因此创下中国摩托车品牌在世界顶级摩托赛事的历史首冠。

这一幕，被普遍认为，“不仅是车队的胜利，更标志着中国制造在国际摩托赛事技术层面的全面突破，打破了国外品牌数十年的赛场垄断”。再叠加张雪个人从湖南麻阳的摩托车修车学徒，在20年“磨一剑”中成长为新一代中国摩托车企业“掌门人”的励志故事，可以说在方方面面都衍生出了被“赋义”的空间。

也正是因为这种延展性，“夺冠”后的张雪，采访者来了，消费者来了，投资者来了，连当地政府也宣布将为其提供近200亩全新生产基地……这种连锁反应在流量时代不难预料，也可以理解。

但是，某种程度上，有人为他喝彩，有人借他发声，有人将他视为某种“证明”，也意味着张雪正在被过度符号化。

重庆“没给一个子儿”，为何诞生了创业天才？

夺冠之后，面对记者的采访，张雪那句“重庆没给我一个子儿”的“真话”，也迅速成为舆论焦点。应该说，这句“反场面”话，击中了不少人的情绪。在很多人看来，这似乎也印证了一种熟悉的逻辑，即像张雪这样“横空出世”的“草根英雄”，从来不是被“扶持”出来的。

同时，也有不少人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对于创业者而言，政府最应该提供的本就不是直接的补贴，一个健全、高效的产业生态才是关键所在。而重庆之所以能走出张雪这样的创业者，恰恰得益于其深厚的摩托车产业积淀，包括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相对成熟的技术工人队伍、浓厚的产业氛围等。事实上，这一点也得到张雪本人的肯定。

当然，当地媒体也更乐于接受这种解读。在他们看来，张雪的夺冠是重庆摩托车产业不断创新的一个有力证明，是这座老牌摩托车制造基地焕发新生的缩影。

这个角度当然有其道理，但如果仅仅停留在“产业生态论”的层面，又难免失之简化。问题的复杂性体现在，不同产业、不同阶段、不同发展目标下，企业和产业发展对于政府角色的需求，其实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前几年合肥的“风投模式”备受推崇。很多人知道，合肥市政府通过敏锐的产业判断和果断的投资，曾先后引进了京东方、蔚来等一批新兴产业龙头，被舆论称为“最牛风投城市”。那种模式的核心，其实就是在新兴产业及其分布格局尚未成型的阶段，地方政府通过前瞻性的布局和真金白银的投入，降低产业和关键企业入驻的风险，从而帮助新兴产业在本地落地生根。很明显，这一模式确实不是简单一句“营造生态”就能实现的。

相比之下，作为全国重要的摩托车制造基地，重庆在摩托车产业上已深耕了几十年，从市场主体到产业链条都已经比较完备，市场竞争也相对充分。在这种情况下，抛开政府的“砸钱”动力不谈，直接出手给某一家企业“投钱”，反而可能带来对市场公平竞争的破坏。

从这个意义上说，张雪那句“没给一个子儿”的直白话，其实未必值得放大。外界最该关注的，也不是重庆方面有没有给他直接扶持，而是到底有没有给所有像他一样的创业者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和稳定的政策预期。包括浙江资本最终投向张雪，其实也包含了这种对本地产业生态和发展环境的“投资”。如果这些做到了，那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合适的“支持”。

这其实也再次呼应了那个早些年被反复提及的词——“筑巢引凤”。在人才和项目的争夺已经成为城市竞争常态的今天，随着张雪“传奇”的上演，这四个字的含金量或许还在上升。而这里的“巢”，既包括产业生态，也指营商环境。

“草根英雄”的受捧悖论：该如何看待“天才”的逆袭？

张雪的故事之所以能够迅速“出圈”，除了夺冠本身，更因为他身上确实贴着太多这个时代容易引发共鸣的标签，比如草根、热爱、偏执、坚持、不被看好却最终逆袭等。在“躺平”“求稳”“上岸”等成为高频词的今天，张雪的出现仿佛是一记响亮的耳光，不出意外地被许多人拿来证明“理想主义依然有用”、“拼命依然值得”。

甚至，有人还拿他与张雪峰作对比。的确，这两个人，一个的形象是劝人务实、追求确定性的“规划大师”，一个是靠一腔孤勇赌上一切的“热血疯子”。这种对比固然有戏剧性，但如果因此就把张雪简单塑造成“反躺平”的代言人，恐怕同样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误读。

必须接受的一个事实是，像张雪这样因为“热爱”而坚持数十年，甚至带着某种偏执的“理想主义者”，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其实都注定是极少数。说得更直白点，他不可能是一种可以量产的成功样本，个人选择也不具备太多可复制性。

这背后其实还有着一个明显的悖论，那就是当很多人一边对张雪不惜溢美之词，一边又希望他能被复制和推广时，其实也同时在消解他的价值。

道理很简单，越是希望这种成功成为普遍现象，他的独特性也就越被稀释，价值也就越低。就像尽管很多人都会去研究和学习乔布斯、马斯克，但恐怕没有多少人会天真地以为按照某种“成功公式”就能批量复制他们。对待张雪，同样需要这样的清醒。

可以说，把他捧上神坛，和把他当作某种社会情绪的宣泄出口，本质上都是一种可疑的简化思维。真正尊重他的方式，就应该承认这种不可复制性，并推动社会去真正思考，到底该如何对待那些不可复制的“天才”？

不必过于浪漫化想象：夺冠只是企业发展的开始

在将张雪符号化的诸多声音中，还有一种倾向值得警惕，那就是将这次张雪机车夺冠等同于张雪机车这家企业成功本身。仿佛赛场上的一战成名，就意味着一家企业已经站稳了脚跟，未来已是一片坦途。这种认知，其实是对企业成长和市场竞争的浪漫化想象。

确实，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看，张雪机车的夺冠，在方方面面都可以说，给张雪机车这家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遇不可求的泼天流量，可谓是打响了“第一炮”。但是，市场竞争比赛道的比拼要复杂得多。一家摩托车企业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要想真正长远地立足，特别是要在国际市场闯出一片天，说到底还是得靠持续稳定的产品质量、可靠耐久的用户体验、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以及在全球市场上与国际头部品牌正面竞争的综合能力。

其实，张雪本人的认知比很多围观者清醒得多。在接受采访中，他明确提出，“十年的长期目标是成为世界TOP10的摩托车品牌”。这个目标或的确让人振奋，但也必须承认，它其实才刚刚开始。要知道，世界TOP10意味着要与本田、雅马哈、杜卡迪这些动辄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拥有深厚技术积累、成熟供应链体系和强大品牌认知的国际巨头同台竞技。

切不可低估其中的不确定性，它既与技术攻关的难度、资金链的考验有关，也与企业本身的组织管理能力能否同步“进化”密切相关。而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拖后腿，都可能影响到目标的实现进度。

对此，社会舆论也理当有更成熟、更理性的审视。还是要看到，一家企业从创立到真正成熟，往往得经历数次生死考验，要穿越多个周期。这个过程需要的，不仅是创业者的激情，更是持续的创新活力与稳健经营能力，甚至运气。

更进一步说，围观者也不妨扪心自问：假如未来作为企业的张雪机车褪去了光环，或未能走到张雪所期望的终点，又该如何对待？

是翻出今天的赞美当作嘲讽的素材，还是以“早就知道会这样”的姿态事后诸葛亮式地冷眼旁观？

包容尚未成功的“异类”，才能孕育更多可能

这其实也引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社会氛围，才能让更多张雪式的人物有机会冒出来？

张雪早年的一段经历，或许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根据这次“翻红”的节目视频，当年湖南卫视的记者在拍摄他时，曾有过明显的犹豫。但最终，记者怀着恻隐之心，还是答应了拍摄。而正是这份包容，让张雪的故事得以被更多人看见，也更加具象化地增添了今天的“传奇”色彩。

这个细节，其实颇有象征意味。现实中，像张雪这样的人，虽然“成功”后那份赤子般的“执着”“纯粹”很让人动容，但在之前其实往往都是不被理解的。因为他们太不符合社会主流价值对“正常人生”的想象。特别是在当前这样一个愈发追求确定性的社会里，他们往往更是“极少数”，是那些更不容易被规训、劝退和“矫正”的人。

但是，也恰恰是这样的“异类”，才让一些真正突破和创新变得更具可能性。“伟大不能被计划”，创新也从来不是按计划生产出来的，它们往往就诞生于那些不被看好、被误会但却不肯放弃的“边缘人”手中。

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如果只容得下“正常”，只鼓励“稳妥”，也就难免要承受创造力打折的代价。

因此，社会各方对待张雪，相比把他捧成英雄，给予他作为一个创业者和企业家应有的尊重或许就足矣。比如，他坦言目前接受过多的采访已经“没有意义”、“在浪费时间”，这样的心声就应该被正视和理解。

说到底，舆论的纷纷扰扰，主要还是由于不同的围观者在他身上投射了不同的情绪，不同的立场也试图将他纳入不同的叙事。诚然，这或是他“出圈”后不得不承受的“宿命”。

但是，相比神化和工具化已经“证明”自己的“英雄”，能够有足够的耐心和包容去容纳那些不循规蹈、尚未“成功”的“异类”，显然更重要。

本文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稿件，仅代表作者立场。

主编｜萧轶‍‍‍

这个账号是在去年创建的，2024年的时候，我开始沉迷户外徒步，尤其是高海拔的川西，云南，西藏。

去了之后，回来还是念念不忘，身边的人很多都不理解，为什么偏要喜欢去那些“鸟不拉屎”的，没信号的地方。

我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了突破自己？为了猎奇刺激？还是冥冥中的吸引力？

为了这份不可知，我想到了用文字来记录的方式，把这些过程记录下来，在记录的过程中，有回味，有思索，也有反思。即便是为了年老后的回忆，也是值得。

就这样陆陆续续写了几十篇，慢慢的有几篇文章被推荐，被看见，也有了一定的关注度，一度我还沾沾自喜，以为是自己的文笔好。

直到上周，因为一篇关于进藏路线的文章突然引发了流量的关注，随着评论区里留言增加，触发了平台的监管红线。

于是，一记闷棍砸下来

当时是百思不可其解，更是觉得万分冤枉。

去申诉，被无情驳回。

后来，冷静下来，反思自己，确实活该！

评论区的言论，作者本人有责任监管，有义务屏蔽，不能说不是作者本人的言论就事不关己，甚至当发现因为评论区热闹而引起了流量推荐还沾沾自喜。

所以，流量这个事情，千万要警惕。

今天账号终于解禁回来了，但是流量肯定没了，推荐没了。这也罢了，最可惜的是因为受过平台的处罚，这个账号再也抹不去这个记录，成为了一个永远的伤疤，一个犯过错的账号，历史不再清白。

以后写文章的积极性也会受到影响，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评论要屏蔽，这都在考验账号的运营者。

进入游戏，就要遵守游戏规则。

以此为戒。

今年的春天，依然美丽的另文字无法描述，希望你们的心情也如这春天，温暖而充满了生机。

记得关注我，点赞助力，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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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由CDT辑自网络：

浪淘沙：到底是触发什么敏感词了？

退休了就去徒步吧：一张封面配图

第五封荒原来信：什么样的配图会被封呢？

退休了就去徒步吧：不是配图有问题，是因为有读者看到配图上面的字不爽，就在评论区说了敏感词

CDT编者按：最近，原财新记者苑苏文关于“鲍毓明案”的报道再次在社交平台上引发讨论。这起案件曾经在2020年上半年成为长达数月的新闻热点。事件曝光之后，引发网民对《刑法》强奸罪相关法条进行修改的倡议，也让亦私下送养与收养问题成为讨论焦点。

案件发酵过程中，最知名的两篇报道是2020年4月9日《南风窗》的《涉嫌性侵未成年女儿三年，揭开这位总裁父亲的“画皮”》和 2020年4月12日财新网的特稿《高管性侵养女事件疑云》，而二者受到网民皆然不同的评价。

案情比社交媒体舆论呈现的更为复杂。2020年9月底创办的“全现在”性别报道频道“水瓶纪元”刊出的第一篇报道，呈现了从2019年开始，众多中国妇女权利社会和法律工作者在此案中投入的努力，以及寻找真相之难。

2021年5月，“全现在”50万订阅者的微信公众号因报道反映女权主义者被网暴的大地艺术项目，被俗称“蛆块链”（中文网络俚语，对“区块链”的戏谑改编，指中国社交媒体上高度同步、风格一致的宣传账号矩阵）的民族主义博主“子午侠士”举报，账号被注销。2021年底，“全现在”解散团队，停止运作。

该报道发表于2020年9月21日。CDT收录的报道文本由原“全现在”编辑提供。

信疑两茫茫：重访“李星星”案援助者 | 水瓶纪元

费顿 水瓶纪元 (Weixin ID Aquarius-Era)
性别解码，多元观察。完美世界·全现在出品。

这是“水瓶纪元”的01篇文章
作者 |  费顿
编辑 | 赵小鲁

《全现在》编者按：

2020年4月，李星星（化名）在主流媒体和社交博主的帮助下发声，指控其“养父”、海归高管与知名律师鲍毓明对其实施性侵害，因巨大的舆论反响，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派出联合督导组，指导山东、安徽、江苏和京、津两地警方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群情激愤之中，早在此前一年已经介入陪伴和帮助李星星，但又相继退出的援助者们却多数保持了沉默。9月17日，联合督导组通报案件详情，全现在重访当初的援助者，了解她们当初的行动，以及今天如何看待事件的终局。她们是真正投入时间、专业努力和情感陪伴李星星的人，并不认为存在非黑即白的真相；她们经历的内心冲突和挫折，凸显了性侵议题和受害者援助的复杂样貌，以及仅仅通过援助难解的结构性问题。

2019年4月，李星星一连给林漫（化名）发了三条微信信息。

“法律不是要保护受害者吗？怎么放着强奸犯不管，却一直来伤害我？”

“你们永远不会明白我的感受，就像我永远不明白。”

“太痛苦，只能结束自己的生命才能解脱。”

第四条是一个十秒钟的割腕视频。林漫开着会，看到后感到惊慌和不适，她立刻跑出会议室给李星星打微信电话，对方再一次把她拉黑了。林漫紧急联系上南京当地的社工和志愿者，让她们前去救助李星星。

虽然这样的情况不是第一次了。

回到会议室，林漫瘫坐着。做了十几年性侵害和家暴受害者援助角色的为平妇女权益机构负责人冯媛提醒她，“她在裹挟你，要谨慎，不要被她牵着走。”

自2018年1月1日北航博士毕业生罗茜茜实名举报性骚扰引发的社交媒体揭发性骚扰浪潮后，越来越多女性站出来指证曾经遭遇的性骚扰和性侵害。林漫也是从那时开始作为志愿者介入性骚扰、性侵害援助。一直以来，她都在“以受害者为中心”和“不被受害者裹挟”中小心翼翼地平衡着。只是，从2019年初，李星星主动加她微信找她求助开始，事情超出了她的能力范围。

一年后，李星星的社交媒体控诉先是收获了网友的同情与义愤，而在警方调查结论公布之后的则遭遇了舆论的反噬。但对于林漫她们这些曾经帮助过她的人，事态并未如此跌宕起伏，因为性侵的故事，大多是复杂的。

回避与反复

图片：CFP

在李星星之前，林漫接触过性侵受害者。她学习过性骚扰、性侵害等性暴力产生的相关知识，参加过性骚扰干预工作坊。她很清楚性暴力背后是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和陈腐的性别观念，以及干预机制和社会支持网的严重缺失。

所以当李星星断断续续对她讲述自己遭遇养父性侵，并被长期控制，绝望无助到曾经多次自杀时，林漫自然选择了“相信受害者”立场。

但援助过程中，林漫不是没有疑虑。

她注意到李星星特别不容易建立信任感。李星星只愿意和她打字和发音频，却从来不愿意和她视频。她发现李星星声称自己高三，却经常在上课时间段和深夜一两点给她发信息。她也觉察到，李星星的讲述里有前后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当她提出问题，李星星又都会以“现在上课了”、“忙学业”来躲避回答。她想与李星星的母亲视频，被李星星拒绝。她想联系李星星口中曾经求助过的“社工姐姐”和“医生奶奶”，也被李星星以各种理由推延。她想看看李星星的学生证，想知道李星星就读的学校，李星星总是以“准备高考”挡了回去。当她查到鲍毓明的身份时候，李星星又阻止她与鲍的联系，甚至要求她不要去打听鲍的信息。

林漫坚持了“以受害者为中心”的理念，一切以尊重受害者的讲述和诉求为主。她想的是，或许，当事人还没有完全信任她，想求助但对她诸多防备。

2019年3月份，林漫链接了律师、社工、心理咨询师以及司法资源给李星星之后，李星星的表现更加反常和反复了：她一时说恨鲍，当援助者告诉她，基于鲍的美国公民身份，领事馆回复有证据就可以调查鲍的时候，又说爱上了鲍；一时说只想把鲍送进监狱，一时又说怕鲍一把年纪死在监狱；一时说要离开有鲍的环境，一时又说自己一辈子毁了，只能跟鲍在一起；她一时发信息来说决心举报鲍，一时又打来电话哭诉“算了，还是放了他，即便是一只狗，我也不舍得”。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李星星在求助过程中表现出的担忧、恐惧、反复，以及医院开出的抑郁和焦虑诊断书，暂时回应和解释了林漫和一起援助的律师、社工的一些困惑和无力，大家认为，李星星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了解和面对。“相信受害者”、“没有完美的受害者”、“不苛责受害者”——这是援助者经常探讨的原则。

况且，受到伤害刺激的人在一定时间内无法面对伤害，或者伤害过于深重无法讲述，又或者讲述得混乱无序，甚至逻辑不清晰，都情有可原。林漫当时思考的是，对于一个有钱有地位有知识有权力的美籍律师来说，生于农村曾是留守儿童的李星星在绝对的弱势地位。

前期也参与援助的长沙律师付薇坦言，做性侵案需要和受害者共情，“不相信，不共情，你无法感受受害者的感受和理解受害者，无法提供有效的援助；但是共情到哪一步，就得抽离出来思考真相？这需要长期的学习。”

取证之困

图片：CFP

付薇以律师的身份参与了李星星案子曝光前的前期援助。她记得自己2019年5月初开始介入时的角色定位：不是社工，不是咨询师，不负责李星星的情绪安抚，只负责案件本身的信息。

然而，李星星有强烈的诉说欲望，三更半夜也会给付薇发信息，打电话。当时的付薇初为人母，对“幼儿性侵”、“律师知法犯法”有母性天然的愤怒，她一边照顾新生婴儿，一边义无反顾援助李星星。

“那时候预设她当时情况危险，不及时处理就会产生严重后果，也考虑到作为援助者不及时反应会造成二次伤害，所以都是有求必应，不管多晚。”付薇想推进法律程序，然而她根本得不到李星星有效的信息。

“她给出来的信息是重复的，无效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付薇回忆，李星星反复问她“为什么警方不立案，为什么立案了又撤案？为什么她的证据不算证据？”

然而当付薇把问题细化，问她细节和具体的情景甚至报警的程序时候，李星星又欲言又止，“当事人不提供回馈，或者提供的都是无效的信息回馈，那根本做不了事情。”

李星星不断催促付薇作为律师去派出所，甚至质疑她“是不是故意不去派出所查她的报警和立案”，但是谈到具体的委托，李星星都再三拖延，没有回应。

当时在林漫、付薇以及其他援助者安宁（化名）等人的催促下，李星星提供了她口中的证据：鲍裸露上身拿着胶带的图片，恋童癖相关视频的播放记录、马桶上的血丝痕迹。

现在看来，这些所谓的证据其实不能解释什么，裸露上身撕胶带是在干什么？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具体什么情景下发生的？播放记录又是什么时候的？谁看的？马桶上的血丝是月经还是其他？怎么可以证实是李星星的？而且还是被性侵后的？但是放在李星星的叙述里，构建在李星星提供的信息上，参与援助的人都觉得事件很可怕，也未能对图片的真实性继续进一步调查。

此外，李星星也一而再再而三向付薇透露“要自杀”的念头和举动，让付薇在整个援助过程中感到压抑和紧张，甚至绝望又无能为力。
林漫提出她最大的困境，那就是该怎么求证这些证据的真实性。例如李星星在她再三要求下发出来的身份证号和真实名字，“那身份证那个时候是真实有效的，谁会质疑，这个身份证曾经被更改呢？”

况且，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出动督导组，查阅李星星的学籍资料和历史档案，询问相关当事人，并结合李星星的骨龄鉴定结果，才能查实她真实出生日期。

林漫回想，即便是李星星给她发过来的那份焦虑和抑郁诊断书，其实也没有办法求证是李星星的，“她截头截尾的，只看到症状，看不到名字、时间、身份信息。”

而作为自带干粮协助弱势群体的援助者有什么能力和资源来求证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呢？是不是没有办法到达真相的时候就停止协助呢？
付薇得到的教训是，再遇到这样的案子，她一定不能把求助者作为单一的信息源，“一定要去找其他信息源。”

然而，当林漫设法接触到李星星曾经求助过的南京社工以及南京的派出所，得以了解事情全貌时，就破坏了李星星对林漫的信任。

复制房思琪

台湾作家林奕含关于未成年人性侵的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曾经引发受害者和关注性侵议题的公众巨大的共情，而今天援助者需要在仿效房思琪的叙事中寻找被证据支撑的事实。图片来自网络。

幼女、性侵、囚禁、洗脑、恋童癖。李星星的故事中，每个词都是一个新闻热点。林漫有过媒体记者工作经验，对于这么多的元素放在一个故事上，她知道事件的爆炸性和杀伤力。

即便原则上选择相信李星星，并且对接律师、社工和心理资源进入援助，林漫对李星星多次提出的曝光维权诉求还是持了保留态度。她很清楚，要做媒体曝光，需要多方求证和佐证性侵事实，但是多方打听下来，她没有证据可以支撑这一性侵指控。她变得更加谨慎。
林漫绕过李星星，联系上南京的社工以及南京妇联，从对方口中得知，李星星从未说过的信息：李星星确实曾报过警，南京妇联也派出了援助律师、心理咨询师以及社工进行援助。

“为什么妇联给你援助，你说没有？”

“你报警时候是不是有南京的社工陪着？为什么（现在）不可以联系南京的社工？有什么顾虑？”

“案子是你主动去撤的吗？”

当林漫拿着这些问题问李星星的时候，李星星十分抗拒，指控南京社工和鲍有联系，根本不是在帮她。

李星星也质问起林漫，“为什么你和警察一样，不相信我？为什么受害者明明受伤了，还要流着血给你们提供证据？”

林漫回复李星星，“如果你要曝光，这些问题就是会被质疑和放大的。”

同一时期进入援助的援助者安宁记得，李星星多次要求曝光，而且曾三番两次说出“活不下去”、“站在桥上，想跳下去”，并发出定位给林漫，以此要求林漫写稿曝光。一些新闻机构的记者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当林漫拒绝李星星的曝光诉求后，李星星不再信任林漫，转而向付薇和安宁求助。

安宁复盘援助过程，她发现李星星习得了台湾作家林奕含的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主人公的话语，“我的爱都是被迫情况发生的”，“不爱他，我怎么活下去？”，“被伤害了，就感觉自己一辈子都脏了”。

她也开始希望了解社交媒体反性骚扰的模式能否给她带来帮助。她会问安宁，这一潮流中，站出来的当事人怎么克服恐惧的，也会谈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谈创伤。

安宁问她为何反反复复，她的回答是：“我反反复复的是，我对他的态度，要不要让他坐牢，而不是对他性侵事实的反复。我很清楚，他是性侵了我，我纠结的是，要不要让他坐牢，坐牢死了怎么办？我也很清楚了，我即便对他的态度会反复，对他的亲情、爱情，都是在他这几年的洗脑下产生的。这难道不是大家应该考虑的吗？我一个十几岁小孩，怎么可能爱上他三四十岁的人？那么小就被这样伤害了，又怎么可能不反复纠结呢？”

安宁指出，即便每一个援助者都意识到，李星星对每一个人的讲述都有所不同，且都有所保留，还有一部分的谎言，但又无法苛责受害者必须全盘托出、毫无遮掩，“有所保留的情况太正常了。”

本身是性骚扰当事人，后来援助众多案件当事人的弦子也发现，越来越多个案里，举报者的叙述中，房思琪式的表达被模仿，得到巨大的关注，自然也会引来效仿。然而关注可能引起反挫。

援助者纷纷退出

李星星最后的援助律师郭建梅是中国第一位全职公益律师。图片来自网络。

林漫介入的半年过程中，看到援助者纷纷退出李星星的案子。

第一个退出的，是一开始就对李星星提出质疑的邱姓律师。

2019年2月下旬，李星星告知林漫等援助者，她的养父鲍毓明来了南京，她想去见鲍毓明最后一次，并获取精液或录音等证据。

林漫等人当然不支持李星星这样的想法，他们给她分析种种风险，但无法动摇李星星的决定。林漫等人只好提出，那至少要让当地社工陪伴，要让她母亲知晓。

此时邱律师第一次提出质疑，他担心李星星有被迫害妄想症，他多次跟李星星提出，需要联系李星星在南京曾求助过的心理咨询师以及南京妇联未成年保护中心的老师。

李星星敏感地嗅到邱律师的质疑，变得愤怒又委屈，“我求助过她们，但她们都说没有证据，叫我不要去其他地方说。我不相信她们，也不想让她们知道。”

权宜之计是让李星星母亲介入。援助者们要求与李星星母亲通话。让他们深感震惊的是，李星星母亲竟然也同意李星星的决定，并拿出与李星星说辞一致的理由：“反正已经被他性侵三年了，几百次了，说实话都麻木了，再伤害一次能取得精液等关键证据的话，不在乎。”

邱律师无法相信李星星以及其母亲的说辞，提出可能另有隐情。他认为求助者不诚实难以有效援助，第一个退出了援助。

林漫也有了更多的疑虑，邱律师退出后，她在3月份给李星星链接了另一位律师万淼焱。万淼焱曾代理过李彦杀父案，也援助过罗茜茜、弦子等性侵事件的当事人。

李星星最初对万淼焱的援助表示欢迎。万淼焱也十分积极参与援助和调查，但她展开调查后，对李星星产生了更多的质疑。

万淼焱从南京警方以及南京妇联处得到更多的消息，除了李星星曾报警一事得到支撑外，她发现，李星星隐瞒了很多事情。例如，李星星的母亲早就知情，还收取过鲍的钱财。

她查到了李星星报案的经历：李星星报警被性侵，警方曾立过案，然而李星星不听劝告后来又去了酒店与“养父”发生了关系，并且去派出所撤了案，警方也深感无奈。

万淼焱当时也是谅解了李星星，以为李星星就像大多数受到家暴的妇女，无法一下子脱离，也无法说出所有真相。

然而，万淼焱了解得越多越发现，李星星不仅不坦诚，还有说谎和诋毁他人的嫌疑。南京方面向她透露，一次报案后有注册的社工前去援助李星星，李星星在派出所把陪同的社工支了出去。当社工询问警方为何不立案时，警方回答“没有案子，这个女孩说她与对方是恋人关系”。

这个事件到了李星星口中，李星星指控，“是那个社工，是她和警察说我和养父是‘恋人关系’的，她为什么要这样害我？”

万淼焱从她的职业经验上提出质疑：社工陪同未成年人接受询问，只要未成年人年满10周岁，警察就会让未成年人自己陈述，而非父母或社工等陪同角色来取代本人陈述案件事实。

“这样的情况下，警察不会允许社工代替陈述。这位社工在南京长期从事未成年保护工作，她的专业能力也不至于在这样的情况下说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万淼焱分析，李星星不仅撒谎，还诋毁援助她的人，“她今天会这样诋毁援助者，若不合她的心意，明天就可以这样诋毁我。”

万淼焱还提出，李星星在派出所可以自然地撒谎，一个谎言背后就会有无数谎言。例如李星星曾发誓说从来没有拿过鲍一分钱，当有社工佐证她母亲曾收过钱后又改称，作为鲍的养女，用他的钱也是正常的。

万淼焱多次质疑李星星，导致李星星一度在林漫面前提出对万淼焱的微词，“这个阿姨太厉害了，说话好伤人”，甚至要求更换律师。
“李星星在警方面前说的话可以翻脸不认，更别说在其他人面前了。”万淼焱要求自己审慎接案，发现自己无法相信李星星，她坚决退出了对李星星的援助。

随后退出的援助者是安宁。安宁学过心理学，对女权理论有深入研究，也自学过一些妇女权益保护相关法律。在她看来，李星星事件是一个社会性结构性的悲剧，若没有极大的社会资源支撑，根本没有办法对李星星进行援助，“例如说对李星星与鲍进行隔离，可是能给李星星提供庇的地方有多少？”

安宁退出的理由不是她不相信李星星的故事，而是她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来平衡“以受害者为中心”和“不被受害者裹挟”。此外，李星星无时无刻的陪伴需求，严重扰乱了她的情绪和生活。

她对“收养”一事有极大的质疑，也怀疑事件中李星星父母亲的角色。即便如今最高检和公安部通报了鲍某涉嫌性侵的调查情况，安宁指出，她的疑问仍未被解答：通过“收养”来“改善生活条件”是李星星的真实意愿？还是父母的意图？更改出生日期发生在李星星被“收养”之前，那更改出生日期的想法和行动是谁在主导？其中父母亲的角色和目的到底为何？李星星是积极配合还是反对的？她是否又有能力反对？

接着介入援助的付薇律师、李莹律师、杨斌律师、林漫以及多位志愿者，都因为无法从李星星处获得有效信息，需要的材料李星星也长期没有提供，纷纷退出了援助工作。

据林漫后来了解，李星星把曾经援助过的志愿者、律师的微信再一次全部拉黑，又重新通过社交网络继续进行新一轮的求助。

冲突激化

鲍李二人居住过的山东烟台滨海社区。图片：CFP

2019年5月底，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主任、律师李莹接到同事李慧茹的电话，说受助者李星星要跳海自杀。和对方通话——微信语音和电话背景是海浪和趟水的声音。

这一天在忙乱中度过。李莹打电话截住一位正在开车上班路上的当地朋友，一边辗转通过南京的妇儿权益工作网络联系上李星星的母亲。一两个小时后，那位朋友载着李星星母亲到海边，李星星已经“被人救了”——当时实情如何，朋友也不得而知。最后，李莹的朋友把母女俩送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这让李莹后怕不已。自从4月下旬热线接到李星星求助以来，她的经历与之前的律师、社工与记者一样。“我当时是完全相信她的。”

当时，李星星的要求是能让公安再次立案。她自述还有几个月满十八岁，也说到自己已经有很严重抑郁症，有自杀倾向，医生让她住院。“我们觉得要更加重视她。我说你是未成年人，我需要跟你的父母沟通一下。”让李星星配合依旧不容易，李莹坚持之下，终于得到了与李星星母亲沟通的机会，“感觉她母亲没有什么主意，闺女怎么说怎么是。”但无论如何也不算太诡异——可能就是跟她遇到过的很多受害者家属一样，可能是因为能力、生活状态和文化程度，不能给孩子更多帮助。

之后，与山东与南京的相关部门沟通的过程中，李莹了解到许多李星星没有告诉她的复杂情况，觉得有些困惑和“情况不对”。当时，再次立案的可能性很小，她只能劝后者，“有证据不足的问题。我们会努力，不要太着急。”

事实上，与李莹等援助者的联系激化了鲍李之间的冲突。这一个时间区间在鲍毓明一方的记录中，是李星星和某位“北京阿姨”“阴谋”将其送进监狱的时期。一些援助者感觉到，她们的存在，最后李星星都会让鲍毓明知道，似乎这也成为了双方角力的一部分。

不久，李星星来电，说鲍毓明将其打伤，当时在派出所。源众决定帮她申请一笔紧急救助基金，但申请需要的身份信息，跟李星星磨了很久。

没几天，这笔救助金又退回了源众。李星星告诉她们，鲍支付医疗费。“我有些小感动呢，觉得这是一个懂事的孩子，知道这些对她的支持资源是不容易的。”

与其他人类似，李莹对李星星的感受，在困惑与怜惜之间往返。她知道她的反复和谎言，跟之前遇到的个案当事人差别很大；但在李莹看来，这些表现又跟过去遇到的受害者有相似之处：无法安放自己的情绪，因此爱上加害人，可以理解。围绕对李星星的照顾，源众和深圳市春风心理创伤援助公益平台以及南京帮助李星星的一位咨询师组成了微信群组。

跳海事件之后，李莹觉得情况危险，心理问题不能再拖了，“我跟她说，追究责任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去治病。”李星星不合作，源众的同事再次申请了紧急救助基金，费了很多功夫，终于说服她住院治疗了。

“阿姨，我来北京找你好吗？”李星星开始如此请求。李莹感觉，李星星对办案表现出较强的主导性，而了解越来越多复杂情况的李莹，希望坚持自己办案的节奏和思路，婉拒了她的来访，让她先好好学习，不要耽误考试。

很快，源众、春风的工作人员和南京的心理咨询师同时被李星星“集体拉黑”了。

黑箱

南京是李星星的父母与哥哥长期工作与生活的城市，她曾在此报警，也得到警方、妇联和社会组织的帮助。图片：CFP。

2020年4月初，李星星一案在《南风窗》曝光后引发全民关注。千千律师事务所介入援助，律师郭建梅和吕孝权共同代理。此时，李星星差不多已经把全国在性别暴力上最有处理经验的社会组织都求助过一遍了。

吕孝权坦言，案子成为全国性舆情事件后，有记者找到他们，请求给李星星援助，“但案子进行侦查阶段，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很有限，看不到核心证据，调查的卷宗资料一页都没看到，对李星星提供的证据，如身份证，也没有足够的查证能力。”

介入代理后，郭建梅和吕孝权一直与李星星保持着联系。那段时间，李星星情绪和心理状态不稳定，有时候焦虑到凌晨两三点给他们打电话做长时间咨询。

两人会见过李星星，也多次提出想见见李星星的母亲了解情况。但因种种原因，未能见到李星星的母亲或其他家人。

李星星的家庭就像一个黑箱，让人无法看清楚内部真实情况。李星星的家庭情况具体如何，父母亲在事件中到底是什么角色，她受到的教育是怎样的？李星星在老家县城的数一数二的高中读着书，为何突然“请病假”去了南京？按照现在的调查通报，李星星一家与鲍某在2015年9月才开始接触，然而李星星父亲在2015年3月就给李星星更改了年龄和身份证。为什么？更改年龄是谁的主意？

这些都是导致李星星案发生的关键信息。然而，不管是媒体采访还是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的调查，都没有深入解释。无法全面了解这些因素，就无法从中探知逻辑关系，也无法准确分析和判断。那如何到达真相？

吕孝权的执业困境是，如何与各种当事人之间迅速建立起彼此互信及友好的沟通关系。面对纷纷扰扰的各路舆情，如何在第一时间进行有效辨识，并做好帮助当事人屏蔽二次伤害。如何及时有效稀释负面信息对代理律师身心的负担。

李星星对援助者，包括律师都不够信任，在受到质疑时又以一些自以为是的谎言回应，导致事件真相越发破朔迷离。

李莹童年时期有过与父母分离的经验，这让她不断回到原生家庭和早期经验去理解李星星“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一个孩子”。她的个案援助经验告诉她，熟人性侵案很少是简单明了的，而当事人复杂的精神状态，会让性侵害案件变得更加难解。“我们不能够轻易谴责可能的受害人，她们所作所为一定有背后的逻辑，一个是为什么没有安全感、对帮助她的人没有信任？跟童年经历有关。”

一些报道此案的记者披露，李星星在初中阶段学习较好，还是班干部；父母较早将儿子带去南京，而将女儿交给老家的父母。这让李莹更加质疑星星的家庭在她后来经历的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长期进行性别暴力受害者心理咨询的心理学者张澜（化名）对全现在表示，童年遭受性侵和其他早期创伤性经验，譬如家暴和父母忽视、贬低和歧视的个体，如果没有来自重要他人的支持，其对自己、他人和周围世界的看法会受到负面影响。这是童年心理创伤造成的后果。

张澜表示，在性侵事件中，有经验的援助者较多的是记者、妇女组织成员和律师，多是从社会结构与法律的角度去理解事件；而有相关个案积累的心理咨询师介入很少——处理这类当事人的个案，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心理能量，同时可能需要支付昂贵的督导费来获得专业指导，以及支付同样昂贵的个人体验费（个人体验是指心理咨询师以来访者的身份，去资深前辈处进行心理咨询）来预防或者处理可能的替代性创伤。而司法系统的工作人员可能既缺乏对性别处境的理解，也不太了解这类当事人特殊的思维方式和言行举止，因此沟通可能会出现问题。

在救助李星星的过程中，助人者很可能因为感受到无力、无助、委屈和愤怒而最终撤退。张澜提醒，这样的救助工作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包括性别视角、创伤学和人格结构领域的知识，以及相应的干预经验。“我们都要在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前提下去帮助她们，否则就像不会游泳的人去水里救人一样，白白搭上自己。”

几年前，有性侵案需要介入，转介者提醒郭建梅：“这或许不是一个好的当事人。”郭建梅的回应是：“没关系，当事人很少有‘好的’。”——不会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无懈可击、纯洁无暇，对律师也未见得一定坦诚，这是长期为弱势女性与儿童进行法律援助的她，已经习惯的事实。

郭建梅坚持认为，即便没有发现鲍毓明违背李星星意志，采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李星星发生性关系的证据，但鲍某某明知其本人和李星星的情况，都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收养和被收养条件，且在误以为李星星系未成年人的情况下，仍以“收养”为名与李星星交往且发生性关系，就已经是有主观的性侵故意了。

多位救援者对鲍毓明都持类似的看法：他利用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而伤害了地位与阅历都与他有天壤之别的年轻女性，这是不公平的，只是法律并没有作好准备，干预这种不公。

社交媒体时代的援助挑战

图片：CFP

真相并未因为调查结果出台而彻底清晰，社交媒体上已经出现了“反转”和“没有反转”的两极。

当下的网络环境下，受害者多方求助，一边习得别人的经验，一边也有了条件想着各种办法来打磨自己的故事。求助者还可能认为，求助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不如求助网络来得快速有效。然而，对维权的目标、代价与法律风险考量不足，反而可能让当事人因直接面对网络暴力和撕裂的舆论而承受超过预期的压力，增加个案解决的难度。

在最近梁颖—罗冠军围绕是否约会强奸而引发的网络风暴中，李莹的一位性侵当事人特意向她表示感谢。因为李劝阻了她实名在网络上曝光对方的行为，而又在法庭上为她争取到了胜利。对曝光，李莹的立场一直是：“要保护好自己的信息，避免遭受二次伤害，因为曝光是不可逆不可控的。”而她认为，很多当事人可能并未意识到，揭发事实需要极为谨慎，这个过程中离不开专业人士的帮助。

林漫曾多次提醒李星星要谨慎曝光和小心面对舆论。然而，无论是李星星还是帮助她发声的微博账号“烟台B律师性侵案受害人姐姐”，看来都缺乏媒体经验。不止一家媒体在发稿之前都遇到过李星星声称不发稿就自杀，而当一家视频媒体的报道导致李星星不满，“烟台B律师性侵案受害人姐姐”直接宣布：没有接受过这家媒体采访。

林漫注意到，社交媒体舆论仍然是要么“李星星诈骗”要么“鲍恋童性侵”的两极对战，要么“相信受害者”要么“归咎受害者”的对立立场。而这些长期耕耘妇女权利议题的援助者则更多地认为，没有非黑即白的真相。

“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普遍的网络求助？”李莹认为，理解性暴力上理念不够和实践操作中的具体问题，现状就是很多真实的性侵害案件无法走法律程序，而网络能够作为一个外部压力，推动个案解决。而在社会支持系统不足的情况下，网络舆论对于受害者也是一个安慰。

弦子总结自己支持受害者的经验，如果要坚持践行自己的性别主张，承担对运动的责任，那援助者永远不可能轻松面对所有的呼救和求助。“援助者需要反思失误，需要面对混沌，否则怎么努力进步呢？”

林漫的反思是，援助者要清楚知道自己的能力范围和职责界限，坚守自己的底线和伦理，知晓援助行动的风险，不被求助者和舆论绑架。说到底，还是共情与理性的平衡。

对于援助者们，“总是狼来了，我们要不要相信性侵控诉者”这个问题是个伪问题。李莹在最近的一个讲座上提及，自己经手的三分之一的性侵案件无法立案或者定罪，而现实中诬告构陷很少，并且几乎都能被发现。“受害者打破沉默就很不容易了，我们还是要相信她们。”

原创稿件。转载请后台留言联系。

CDT编辑注：本文由CDT编辑根据文章截图转录。

一个建议废除模糊条款的律师，被用模糊条款惩处。
一个控告司法局长的律师，被没有文书地带走。
没有哪个环节看起来是错的，但结果是荒谬的。

撰文｜燕十三
出品｜有戏 Review

2023年8月，青岛律师于凯和同事以律师事务所名义，向全国人大法工委提交了一份《关于废除寻衅滋事罪的立法建议》。

其理由是：这个罪名罪状表述模糊，成为选择性执法的兜底条款，与罪刑法定原则冲突，司法实践中存在滥用。

这是公民的法定权利。《立法法》第一百一十条写得清清楚楚。

2024年7月，青岛市司法局认定此举属于"炒作案件"，对于凯作出停业一年的行政处罚，对其所在律所停业六个月。

2025年7月，停业期满。于凯的执照没有被如期归还——司法局以"流程延迟"的方式，在处罚期届满后继续剥夺他的执业资格。

2025年7月28日，于凯拿回执照后第11天，再次向全国人大法工委邮寄第二份废除寻衅滋事罪建议书。

2026年3月26日，于凯在朋友圈实名控告青岛市司法局局长邓焕礼，指控其涉嫌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2026年3月27日，于凯失联。随后确认：他因涉嫌"扰乱公共秩序"被带走调查。同行律师赶去了解情况，据称"未出示任何执法文书"。

1、这是一道逻辑题，答案已经自动揭晓

你可能觉得这个故事有些奇怪。让我把它翻译成更简单的版本：

一个律师说，某条法律过于模糊，可以被用来惩罚任何人，所以建议废除它。

然后，他被这条法律——或者与它逻辑结构完全相同的另一条法律——惩罚了。

这在修辞学上叫"自我证明"。在法学上叫"恶例"。在日常语言里，叫做：你说得对，我用行动证明给你看。

于凯在建议书里写：寻衅滋事罪"边界不清，易泛化"，"成为选择性执法的兜底条款"。

青岛市司法局的回应是：把他举例论证的行为定性为"炒作案件"，停业一年。青岛市的执法机关随后的回应是：把他站在大院门口举牌的行为定性为"扰乱公共秩序"，带走调查。

"炒作案件"。"扰乱公共秩序"。"寻衅滋事"。

请注意这三个词的共同特征：它们都没有清晰的边界。没有人能告诉你，哪种程度的表达是"炒作"，哪种程度的站立是"扰乱"，哪种程度的建议是"滋事"。而这正是于凯在建议书里要废除的那种东西。

所以，于凯用自己的遭遇，完成了他建议书最有力的补充论据。只是这个补充论据，是被迫写就的，写在他的人身自由上。

2、"炒作案件"这个定性，本身值得被炒作

青岛市司法局2024年的处罚决定书里，把向全国人大提交立法建议定性为"炒作案件"。

这个定性需要被认真对待，不是因为它正确，而是因为它太有创意了。

向人大提立法建议，是《立法法》明确保护的公民权利。在建议书中举例论证，是人类使用逻辑数千年以来的基本方式。你要证明一个规定有问题，你就得举出它造成了什么问题的例子。否则你在证明什么？

但青岛市司法局找到了一条精妙的处理路径：不去碰"提立法建议是否合法"这个问题（这个没法碰），而是把"举例论证"这个动作单独切割出来，定性为"炒作"。

这个逻辑如果成立，推论链条相当壮观：所有法学论文引用判例讨论立法问题，都是"炒作"。所有律师在辩护词中援引类案，都是"炒作"。

最高法刑事审判第四庭2023年发布的调研报告，指出寻衅滋事罪存在五大问题并列举具体情形——那也是在"炒作案件"。

当然，最高法刑四庭不会被停业，因为他们不是于凯。

所以，这个逻辑真正的含义不是"举例论证等于炒作"，而是"在不该说话的时候说话，叫做炒作"。这是一个简洁的结论，只是不能写进正式文件里，所以需要绕一个弯。

绕这个弯的代价是：法律文书本身变成了一个笑话，只是没有人在笑。

3、11天：这个数字需要被记住

停业一年，执照还被拖延归还。在于凯公开发出律师函施压之后，他终于拿回了证书。

然后是11天。11天后，他再次向全国人大邮寄了废除寻衅滋事罪的建议书。

有人说这是"任性"。有人说这是"硬汉"。我觉得这两个词都不够准确。

任性是一种不计后果的冲动，它不需要理解代价。于凯显然理解代价，他刚刚付出了整整一年。"硬汉"这个词带有一种审美化的色彩，好像这是一种值得欣赏的气质展示。但于凯做的事情，其实没有那么浪漫。

他只是认为这件事是对的，然后继续做了。

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环境里，这种行为甚至不需要任何勇气，就像你认为红绿灯设置有问题、写信给交管部门建议改进，不需要勇气，只需要一个信封和邮票。

11天这个数字令人心情复杂的地方恰恰在这里：它揭示的不是于凯有多特别，而是他做的事情本来应该有多普通。

一个公民，拿回自己的证件，继续行使法律赋予他的权利。这件事如果需要被以"11天"来强调、以"铁骨铮铮"来形容，那出问题的地方，不在于凯身上。

4、没有坏人的荒谬剧

于凯这个案子，可能让很多人想找一个具体的坏人。

但你仔细看整个链条：青岛市司法局的工作人员执行上级意志；执法办案中心的人走程序；每一个环节的人，大概都有文件可以援引，有依据可以出示。没有哪个人会在事后说"是我做错了"。每个人都只是在做"该做的事"。

这就是制度性问题的核心特征：它不需要任何一个坏人，只需要每一个人都照章办事。章，是可以被写成任何形状的。

一个建议废除模糊条款的律师，被用模糊条款惩处。一个控告司法局长的律师，被没有文书地带走。没有哪个环节看起来是错的，但结果是荒谬的。

这种荒谬，是系统性的。它不会因为某一个具体官员被处分而消失，因为它存在于规则的结构本身。

于凯一直在做的事，就是指着这个结构说：这里有问题。然后这个结构回应：是你有问题。

5、沉默是一种投票

于凯这个案子，有人会说：我不是律师，和我没什么关系。

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寻衅滋事""炒作案件""扰乱公共秩序"这类词汇存在的最大价值所在。模糊，意味着它可以适用于任何人。

而让大多数人觉得"和我没关系"，它就可以一次只适用于一个人，直到轮到你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在旁边了。

于凯被带走的理由，是"扰乱公共秩序"。他做的事是：一个人，站在大院门口，举了一块牌子，上面写了几句话。

一个人。
没有聚众。
没有煽动。
周遭连第二个人都没有。

如果这叫"扰乱公共秩序"，那这个"秩序"本身，可能才是需要被讨论的问题。

一个律师，行使法律明确赋予的权利——提立法建议、控告官员——然后消失了。没有文书，没有通报，没有任何正式的告知。消失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表态。

于凯试图提议废除的，是一种可以惩罚任何人的模糊性。他现在正在亲身证明这种模糊性的威力。而我们能做的，至少是记住这件事，记住它发生过，记住它正在发生。

记住，是最低限度的不服从。而最低限度的不服从，在某些时刻，也是唯一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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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一的西安，大街上一对情侣送给流浪汉一枚口罩。张宏伟摄（本届获奖新闻作品）

第二届“记者的家”新闻奖获奖名单于今天公布。

主办方的公告说，今年是疫情深重的一年，许多优秀的作品与此有关。即便它们因为管制原因消失了，仍应褒奖作者付出的努力。

公告并称，自媒体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即便是机构媒体记者，亦常常通过自媒体发声，影响改变事件走向。

社会重大事件报道奖

《武汉病毒纪事——2020 年的第一场疫情》/作者郑宇钧，丁香园·丁香医生主笔，原《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记者。

获奖理由：作者1月3日即赶到武汉现场进行深入采访报道。该文在微信公众号上阅读量近200万（1月17日首发链接当天被禁止转载禁止分享禁止收藏），在看8559。腾讯新闻客户端阅读量 517万。报道被彭博商业周刊三声公众号的《抗疫时期的中国舆论场》一文三次提及，称其为疫情的开篇之作；被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视为“疫情的第一篇深度报道”。

此外，郑宇钧还有《误诊、没有床位、一家五口被感染 | 湖北女医生罗轩的生前身后》《天门疫情背后的生死疲劳》《回不去的家 | 困在中东土豪城的中国人》《她们为武汉拼过命，如今只想要家乡认可》《父亲被隔离 6 天后，疫情阴影下的残障少年之死》《疫起高墙| 3省5监狱确诊555例背后的人情冷暖》《后解封时代的武汉：家人逝去之后 生活还得继续》等多篇反映疫情的优秀作品。

入围奖
《为减刑家属耗资超200万元 杀人犯郭文思无期徒刑的10次减刑背后》/作者李微敖，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

获奖理由：3月29日，作者在自媒体上披露了因故意杀人被判无期徒刑的郭文思，离奇获得9次减刑，出狱几个月又打死无辜老人的恶性事件（《出狱7个多月又杀人 北京杀人犯郭文思的9次减刑》），引发中央政法委、北京市委及市纪委的关注，成立专案组，调查该案。事后，北京市有32人被党纪政纪处理，并有包括北京市高院政治部副主任、新闻发言人郭京霞等11人，被移交司法。9月，在半年多的追踪采访积累后，作者发表独家深度报道《为减刑家属耗资超200万元 杀人犯郭文思无期徒刑的10次减刑背后》，揭秘这一性质恶劣程度超过了云南“孙小果案”的京城大案的前因后果。

李微敖也是最早到达李文亮医生去世时的病房前的记者，最早披露了李医生不幸去世的消息。

“扫黑除恶”案系列观察（四个题材）/作者邓全伦，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调查记者。

其作品包括：

山东青岛宫殿基涉恶案：《青岛枪击案起底：受害者枪伤被疑造假》，2019年11月11日发布于看看新闻knews；

重庆大足尹光德涉黑案：《黑老大当庭指认主诉检察官为保护伞》《黑老大指认主诉检察官为保护伞 扫黑办介入调查》《继“黑老大”指认检察官后 其妻子再爆双方恩怨》《重庆尹光德涉黑案开庭：曾指认检察官系保护伞》，分别于2019年11月18日、11月19日、11月21日和2020年8月11日，发布于看看新闻Knews；

河南桑中生涉黑案：《被指胁迫涉黑人员认罪 当事法官称录音不实》《被指胁迫涉黑人员亲属配合认罪 法官被停职调查》，分别于2020年6月9日、6月10日，发布于看看新闻Knews；

重庆巫山李冰涉黑案：《涉黑案被告人称遭舔尿逼供 重庆官方介入调查》，于2020年9月16日发布于看看新闻Knews。

获奖理由：其不多见的对全国涉黑案中一些有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事件的深入观察。报道引发全国扫黑办和当地官方关注。

《香港码头空了：鸦片养大的世界第一港，一艘船都没了》/作者梁红玉，供职金角财经。2020年6月29日发表于金角财经公众号及各平台。

获奖理由：文章通过纵向时间线和横向历史事件交错，可以窥见香港码头、贸易行业、经济、社会以及香港文化的来龙去脉。也可以借此理解香港当下各种纷繁复杂的乱象和面临的问题，理解香港的前途命运。

非虚构作品奖

《信疑两茫茫：重访“李星星”案援助者》/作者：费顿，独立撰稿人。作品2020年9月21日发表于“全现在·水瓶纪元”。

获奖理由：作品深入探寻了“养女”与海归高管、知名律师鲍毓明“性侵”举报的幕后真相。作者致力于讲述性别权益和中国人权捍卫者的故事，且颇有建树，本年度作品还包括《刘伟伟：我想看看谁让我不自由》《他们为被删的文档存档，却可能因此面临刑罚》等。

入围奖《倒在出租屋里的外卖员》/作者祖一飞，时任《新京报》记者。2019年12月12日发表在《新京报》深度部“剥洋葱”。

获奖理由：一个49岁的外卖员猝死在了南京的出租屋里。时代高速发展的浪潮下，每一个社会角色都被裹挟着高速运转，无论是困在外卖系统里、压倒在生活的重担下，还是忍痛割舍中年爱情，这些都是主人公身上的横切面，构成了他作为“人”本身的色彩。即便是社会底层，这样的色彩也不该隐匿于社会、不被人看见。作者走进主人公租住的房屋，联系上了他的身边人，尽力刻画出人物的生前形象，也通过采访附近的外卖员群体，呈现出外卖配送员的生存困境。文章用冷静细腻的笔触去展开讲述了一个小人物离去的故事，引人深思。

《他用腐尸身上的钥匙，打开了自己家的大门》/作者巫英蛟，独立写作者，原重庆出版集团编辑。2020年8月26日发布在“巴蜀独立评论”微信公众号及网易号。

获奖理由：这篇独立调查新闻严谨、客观地复盘了一起被政府“雪藏”了三十年的广西宁明李尚昆等特大杀人案（26人遇害）。作者在中越边境的当地，前后花3天时间，耐心沟通，终于采访到了李尚昆的儿子李平等核心信源。作者还从当年参与办案的警察等获得了独家内情，回击了种种网络传闻。30年前的杀人案早已结案，但它到底带来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

疫情期间的西安春节市民生活（17组照片）/作者张宏伟，摄影师，曾担任《华商报》首席记者、摄影部主任、图片总监，搜狐网图片总监。作品发表在今日头条号“西安纪事”。

获奖理由：疫情期间，中国人的生活“闭门不出”成为主要方式。古城西安从大年初一开始，也进入到一个非常时期。作者却每天都带着相机，外出去记录下这个特殊的春节时期。疫情防控日益严格后，作者仍然隔一天出一次门，尽可能地去记录下古城西安市民在这个不同春节的点点滴滴，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忆。

“杰出媒体人奖”

王文志，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编委、调查报道室主任。

王文志致力于调查性报道17年，坚守公平正义的新闻理想，发表了上百篇舆论监督报道，所采写的调查报道作品向以尖锐、深刻、硬气著称。其中20多篇被评为“新华社社级优秀新闻作品”，是新华社以监督报道类型获得这个奖项最多的记者之一。近日，入选央视“2020年度法治人物”。

2013年，王文志揭露了国内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国有企业-华润集团一起百亿元并购案的黑幕，直接导致该公司副部级高管宋林被判有罪，另有三名副部级高官受到调查和控告。2015年，挖出了作为“国家彩票”的中国福利彩票涉嫌巨额利益输送的内幕，导致三名副部长级政府官员被撤职、降级或判刑，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规范彩票管理的法规。

王文志的最新作品是《青海“隐形首富”：祁连山非法采煤获利百亿至今未停》。报道引发了青海省副省长文国栋主动投案，另已有16名县处级以上官员相继落马。这篇报道发挥了舆论监督的威力，为痼疾重重、久攻难下的祁连山生态破坏乱象的治理，做了直接和有益的推动。

入围奖

曹映兰，供职于梨视频。

曹映兰2003年5月进入江西商报任时政部记者，同年10月进入江西电视台，在江西公共频道新闻部及专题部任记者，在此期间一直致力于公益及公义，做了大量相关报道，尤其是调查及揭露性报道。她2017年进入上海新梨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梨视频），先后从事调查报道、专题拍摄及热点新闻事件及人物的聚焦。

疫情期间，她完成了对新冠肺炎死者的病理解剖推动和“口述武汉”“寻找疫情吹哨人”两个系列作品。更为重要的是，她积极推动了“中国服刑时间最长冤狱者”张玉环案的平反。

她在2016年12月第一次知道了张玉环杀人冤案的情况后，即去到张玉环的家江西南昌进贤县张家村调查，发现此案证据存在很多疑点，决定助其申诉。她将此案问题很大以及家属无钱申诉的情况告诉了律师王飞及尚满庆，并安排张玉环的哥哥张民强与他们见面。王飞和尚满庆决定接下此案，并免费代理。

此后，曹映兰又协助律师与家属进行沟通，帮助家属完成各种申诉材料的邮寄，为其他媒体报道提供各种便利及素材共享。在律师和家属的不懈努力下，张玉环终于在被关押近27年后获无罪释放。

罗敏，红星新闻首席记者。

罗敏除了保质保量完成所在机构的新闻选题以外，通过个人微信公众号“羅胖眞談社”笔耕不辍，积极关注中国的法治进程、经济社会各领域发展、普通中国人的个人命运等进行评论，鞭挞社会阴暗面，以几乎每天一篇的速度，一年里先后撰写新闻评论文章350余篇，阅读总量超500万人次。

其评论代表作包括《殴打记者、栽赃家属、刷机删信息……河南原阳县“教科书式”骚操作打了谁的脸？！》《蔡莉退休，平安着陆！》《震惊：赵盛烨要毁灭地球，居然有2.7万人点赞！》、民营企业家孙大午事件系列评论等。

温航，供职于海峡导报社。

温航2010年入行，先后供职于中国知识产权报社和海峡导报社，对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思考。其疫情时期的新闻业观察《许知远与龚晓跃17年后的喟叹，是中国新闻业的积重难返》，评论辛辣，切中时弊。2月1日首发于自媒体“时务观察”，已被删。

最佳评论奖

《在國家哀悼日，我拒絕加入被安排的合唱》/作者江雪，独立媒体人。发表于2020年4月5日的端传媒。作品以清明节国家哀悼日为切入口，回顾了新冠疫情、汶川大地震等“国难”的真相与纪念。

入围奖

  “疫情评论”一组/作者王石川，供职于央视。过去一年，在央视新闻客户端和人民日报客户端等平台，以笔名秦川，撰写数百篇时评。紧盯热点，言之有度，其中大量疫情期间的时评，较有影响。
      1、卫健局局长被停职，庸政懒政与防疫不兼容（2020.1.26央视新闻客户端）
      2、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搞填报抗疫！（2020.2.4人民日报客户端）
      3、全面调查李文亮事件，让正义抵达人心（2020.2.7人民日报客户端）
      4、疫情防控，严禁过度执法、粗暴执法（2020.2.19央视新闻客户端）
      5、人命关天的疫情数据必须实事求是（2020.2.22人民日报客户端）
      6、“假的，假的”，从群众喊话中听出门道（2020.3.6央视新闻客户端）
      7、“假的，”真不了！（2020.3.6人民日报客户端）
      8、说他们“千里投毒第一名”，很不合适（2020.3.18人民日报客户端）
      9、扣工资促消费  这招有点偏（2020.4.10央视新闻客户端）

《汉口殡仪馆排了长长的队伍，没有哀乐，却有删帖》/作者谭敏涛，独立评论作者。此文2020年3月发表在“律界之音”公众号，阅读量突破80万时，公众号被封。

这场从武汉爆发的疫情，到底有多少家庭失去了至亲，至今也没见全部的名单公布，或许永远都是敏感话题。如同殡仪馆门前领取骨灰盒一样，多少人离开，多少人没在统计数字里，在疫情面前，死亡需要讲政治。作者叹息政治大于死亡，“没有哀乐，却有删帖”，其文章也没有摆脱被删除的命运。

《证据与证件——详解“原阳记者事件通报”》/作者卢义杰，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中国青年报》记者。作品发布于微信公众号“大案CASE”。

评论主题为侵害记者采访权利的公共事件-河南原阳记者事件。该事件一是波及媒体多，红星新闻、上游新闻、新京报记者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侵害；二是情况典型，有关部门避重就轻、被侵权方取证难等常见状况同时出现；三是背后蕴含主题丰富，包括采访是否须经相关方面同意、采访人身安全防范等新闻伦理及实操问题，也包括未持证记者采访权、涉嫌违规采访的通报批评权等法律问题；四是原阳事后继续出台备受诟病的记者采访新规，后续影响较大。

作为有记者从业经历的律师，本文作者从证据、证件两个层面剖析了此次事件的事实及法律问题。文章从通报认定的事实出发，综合多份证据，发掘通报的矛盾及不合逻辑之处，综合新闻实务操作，对部分网友的常见误解予以澄清；再以现行新闻行政管理有关规定为基础，解读相关法条，并结合新闻业发展来分析立法滞后的现状。全文6000字，内容详实，理性客观，跳出了评论写作的传统框架，体现了法律从业者的专业价值。

（据记者的家/作者：刘虎/202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