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薇：王晓光老师、萧强老师好！我的习惯性叫萧。你们两个人真是难得，你们得热烈握一下手。
王晓光：很高兴能见到你。
吴薇：我先解释一下今天这个很神奇的相聚。其实这是两位第一次见面。
萧强：是的。
吴薇：但是我们今天一起坐在普林斯顿的校园里，其实也有几层非常重要的含义。一个是我们身后就是你们二位都非常喜欢的，代表自由科学精神的爱因斯坦的雕像和他的住宅。二是因为你们两位是因为《大声》的节目结缘。但是其实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是聊六四。整个的契机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当然你们可以补充，就为什么我们今天三个人会坐在这里。
是因为我六四35周年的时候去伯克利采访了萧强。我跟萧老师是很多年前就认识的，他之前是我的导师，是领导。我当时就觉得35周年的时候，我想请到的是那种 unheard heroes，就是并不是声音很大，但是他们的人生都是因为六四而改变的。所以我就专门找到了萧，我觉得萧是一个很难得的——在公众层面上是著名的人权捍卫者，但我知道他的人生是真的，他自己选择了为六四而改变的。否则他应该是一个物理学家，他应该是教天体物理的。他是当开枪之后，所有人都往外走的时候，他从美国回了中国，回了北京，然后再决定做全职人权捍卫者几十年。
但是那场节目播出以后，很神奇的是，我找到了您。也是因为那个节目里，萧谈到了记忆和传承的时候，他说有一个非常让他泪流满面的作品叫《长夜》，后来他专门查了一下，是王晓光。您可以再继续讲这个过程。
结果几个月前，我收到了一封很认真、很郑重的来信，而且在我的节目底下和邮箱里都收到，来自王晓光的夫人。她跟我讲，他们在很偶然的机会看到了这个节目，然后觉得非常需要把《长夜》这首作品在今年六四这个时候拿出来，希望《大声》能够传播和让大家听到。我听到以后我就很高兴，我就第一时间把这个信息截屏发给了萧，萧也很激动，所以就有了我们今天这次相聚。
吴薇：所以其实二位是第一次见面。
萧强：对呀。
吴薇：你们可以继续补充你们的缘分。
萧强：可以说精神上的相遇，至少是七年前——是2019年，第一次听您的《长夜》。
王晓光：你那时候就听到了？
萧强：对，是在六四三十周年的时候。
王晓光：我也就是那时候刚放上去。
萧强：所以说有点宿命。
王晓光：是。
萧强：我后来知道您这个音乐是91年首映的，是吧？
王晓光：93年。
萧强：93年首映。
王晓光：93年5月2号。你听到那个时候只演了两场——5月1号演了一场，5月2号演了一场，正好你听的那场是5月2号的现场录音。
萧强：对，是93年的录音。那么多年以后，也可能没有机会再演出，是吧？
王晓光：对，后来就没有机会演出了。
萧强：那我们其他人也都没有听到过。我自己也还在90年代一直从事人权工作，有一些各地纪念六四的节目演出，有的时候我都知道，所以我听到那个音乐非常吃惊——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个人和这个音乐。
可是那天……我可以稍微说一下，这个音乐怎么找到我的。就是说，不是我找到这个音乐，是音乐找到我的。我在你那个节目里头稍微提了一下，说我那时候正在出差，在东京，应该是在4月份，我参加一个会议。可是我当时在准备两个公开的演讲——一个是我的母校圣母大学。因为1989年的时候，我在圣母大学物理系做天体物理的博士生，正在写博士论文的中途，这个六四发生了。发生了以后，我就离开了这个学位，就直接回北京了，6月6号。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回去完成过这个学位，我的人生就是——也不能说是我选择改变，我觉得是什么东西选择了我。
就是2019年的时候，我就收到了圣母大学物理系和国际学院的邀请，请我回去——30年以后——做一个讲座。但这不是关于物理的了，这回是关于中国的。这个邀请很特别，我也很感动，就是我自己没有完成学业离开了，那么30年以后，我属于另一个身份，这个学校还请我回去。但是我也很紧张：我谈什么呢？我怎么准备？还要面对我以前的导师，我有很多焦虑和紧张，但是也很激动。
另外，六四30周年的时候，美国国会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要准备一个听证，就在6月5号，关于六四的。我也是被选择的几名证人之一，这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场合。
所以在这两件事情还有其他事情中间，加上时差，我就很紧张，然后又被压了很多事，那个晚上就没睡着觉。睡不着觉，本来还正常。然后那个 Twitter——就是我的手机上——我就随便看了一眼，那个时间线上有一个 "long night"。并不是因为写着六四，并不是因为我在找六四，是因为我自己睡不着觉，所以有个长夜——我说我正是长夜，谁说什么长夜。这个就点了这么一下，不然的话我是不会点这个链接的。
点开了以后，第一句话说，是学生运动和1989。我当时正在想这些，这是我自己的生活经历，我才开始听。也可能是因为……我也不知道凌晨几点，三点还是四点半，那会儿我也不知道，而且很醒，不是糊糊涂涂的，是个非常醒的时候。然后又突然听到这种——也不是天外的音乐，是从自己的，好像生命的深处，几十年来传来的音乐。好像这个音乐就是为我醒着，好像觉得这个声音就是把我带回了当年1989。虽然我那时候不在广场，可是我在美国的时候，一天24小时看着CNN，因为CNN是24小时播的嘛，所以一幕幕都是跟着广场过来的——戒严令、民主女神站起来、挡军车、最后屠杀。后来我回到中国，又见证了更多的事情。
这个音乐在30周年的时候，就等于是像对着我的灵魂说话，一幕幕又再现出来了，在东京旅馆的那个夜里，就对着我的灵魂说话，对着我的记忆说话。是不是那天晚上我都不记得了，但是是我生命中精神上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好像是它在告诉我：你是谁，你为什么在这儿，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包括你受到的这些压力和焦虑，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这个音乐等于是像一个更高层次来的声音，来把我放在我应该在的位置。我只能这么说。
所以见到王老师，我觉得这有一种灵魂上的连接，虽然咱们头次见面。
王晓光：我就是把我的感受如实地写下来了。但是这个东西传到了你那儿以后，你看这种……都是好像无意中，大家谁也不知道怎么样——你就在那个时空下听到了这个音乐。实际上你也在你的人生道路上，在你的心灵里，在那一个时间完成了一个你自己心灵的创作。实际上你的感受又是带着你自己的一个灵魂在那里完成，当然带着我的经历，带着我的状态。这个就是一个音乐作品的奇妙之处——它如果能够触碰到一个人，触碰到别人的心灵，能够产生共鸣，这个就是音乐、艺术的一个伟大之处。我觉得我能搞音乐，我对这点还是觉得蛮欣慰的。
萧强：是。我觉得音乐有它触及灵魂的力量，是不是别的能够代替的。能使我们的心，某种东西通过这个建立起了一个桥梁，搭在一起了。我说这个可能词不是太准，但是就是——我说这个更大的东西，指的是那也是一种历史的精神，那种力量通过您、通过您的音乐……那个音乐也不是您就坐在那怎么编出来的，是从您的这个经历和您的灵魂里头把这个音乐谱写出来的。然后又在演奏和30年以后再传播的时候，在那个时空，像我这样一个有特定经历的人，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听到以后的作用……我觉得是我人生经历里最深刻的时刻之一。
王晓光：你看我们两个的相遇都有点类似——你也是在睡觉的时候……
萧强：对对对，我是醒着的时候。
王晓光：我是在梦中听到你讲你的那个经历的时候，然后最后你们讲的这个作品，我一下就醒过来了，听到在讲我。
萧强:谢谢吴薇。
吴薇：这个让我特别感慨——什么时候，如果每个人都能大声说话，我们都能把一些东西大声说出来。还有一个点我觉得，这个正好也想听你们二位前辈的——因为你们比我往前早了一些年，我们差不多是两代人。但是我在阅读上、体验上，和我做记者这么多年的努力上，其实是在精神上和体验上，努力去接近你们的。因为我当时觉得，像我，二零零几年开始做记者的时候，第一件祛魅的事情，就是要去了解基本的真相。那当时中国还有短暂还没有防火墙的时候，赶紧上外网去看所有能看的东西，第一个要了解的就是六四。然后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北京的街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看到那么多血染的照片——您今天也专门讲了，后来在我的很多节目里都发现，市民去拿板车去运那些受伤的、中弹的学生们，然后军车、坦克，一切一切的……
我们今天是5月10号，是母亲节。刚才萧今天专门说了，其实您是要专门谈一谈，在今天讲六四这个事情的意义的，正好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我把一个更大的话题放在这——天安门母亲。她们年龄也都很大了。就今天我们三个来自中国的，但我们都把自己当作已经在美国落地、在自由世界落地的人，我们去讨论六四，或者我们讨论人生的选择的时候，你们最大的感慨，最想说的是什么？王老师？
王晓光：首先我们都感谢自己的母亲，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能有这一番人生的经历，我都觉得首先要感谢我们自己的父辈。但是我觉得今天更有意义的、需要纪念的，是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去世的那些亡灵的母亲。他们在国内确实很不容易，我听过他们的故事——那个丁子霖，她当时就是一个代表，她是人大的老师，她的故事一直在传讲，我一直都听得非常感慨，非常感人。我就是祝他们——这些在国内的，还在这种精神上煎熬的这些母亲们——祝他们平安。有些已经过世了，有很多过世了。还有张先玲，她儿子叫王楠，被射杀了。当然还有更多的母亲。
萧强：说到天安门母亲，因为1999年的时候，这是六四十周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在纽约的"中国人权"，我的组织做执行主任。因为我后来从中国回来以后，先是在全美学自联做了两年，然后就在纽约的中国人权，一直在继续这个事情。
那时候我们就和丁子霖和天安门母亲们取得了联系。他们在国内已经开始了寻访这些受难者的名单，他们那时候已经搜集了200多人的名单，但那个条件非常危险和艰苦，警察就是跟着他们、逼着他们。他们在一个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做这些事情，我们在国外作为一个人权组织，就想让国际社会听到他们的声音、知道他们，所以我们才跟他们一起推出了"天安门母亲"这样一个声援活动，就在1999年十周年的时候。后来当然是这个群体越来越壮大，海外有更多的声援，香港你都听到了……
不过今天因为是母亲节，又说到天安门——因为我当年回到中国去了，我去寻访死难者的家属。上次的采访的时候，我讲了一个萧承芳的事。因为我自己一直想把我当年的一些经历写下来，所以有些事情我确实没有完全讲，因为我自己也在整理，虽然经过那么多年了，还是在想这些事情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因为是母亲节，我想再讲一个，除了丁子霖、除了张先玲，和那些我们知道名字的母亲和他们的亲人以外，还有我们不知道名字的。
就我自己的经历，当年在前门——因为我那时候想找，虽然很不好找，有一个过去的同学住在前门那边告诉我，那时候前门还是胡同，可能现在都没有了——说那家死人了，你去看一下。然后我就想办法去了，也不认识人家，就在门口进去，请人说哪家，然后就听见他们在屋里哭。那时候已经过了两三个星期了，但是好像一说又有人来看你儿子，妈妈就哭了。我没有见到那个人，我在屋子外头，不仅哭了，然后就嚎啕大哭，听一个北京口音——"老天爷，老天爷，你不睁眼啊，你不睁眼啊"，就哭老天爷。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我就站在外头，听这位母亲在哭，哭她的儿子——儿子已经不在了。
但是我站在那的时候，就听到了……我觉得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句话。因为她在哭老天爷，你睁睁眼，为什么不睁眼，然后哭着哭着，突然她就说——"老天爷，你瞎了吗？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句话。
后来很多年，包括前几个星期，有个美中关系委员会，就是纽约的，在中美高层关系最交流、起了最大作用的那个组织，他们有一个全国的公共知识分子项目，在旧金山的时候专门请我跟大家见面。然后中间有一位学者就问我："六四对你是什么？"我就想起了那位母亲说的"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吗"。换句话来说，六四对我是什么？六四是一个老天爷不会做天的时刻，是一个中国人连最基本的信仰——善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最基本的正义权利——全都崩塌的那一刻。
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政治暴力事件，他在精神上的这个断裂，我觉得只能在人类历史上，跟奥斯维辛、犹太人大屠杀，这种至暗时刻相比。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和平的诉求中，你这么用暴力、血腥地屠杀生命，把世界上的善恶好坏全部打乱，连中国民间最基本的信仰秩序都没有了。
而这个精神的断裂，跟奥斯维辛不一样的，是那个正义已经建立了——德国总理已经到波兰去跪过了，从此以后，人权法也开始建立了，欧洲才可以在这个上头重新建立自己的精神。中国还没有，四十年以后还没有。这个黑暗和精神的断裂依然存在。这就是今天您的音乐为什么还是《长夜》——那个黎明还没有到来，我们今天还在这里头，谈这个的时候，是过去的事吗？还没有过去。
正因为没有过去，另一方面中国崛起了，中国强大了，中国的军力也强大了，经济也好像强大了。可是如果这样的强大建立在一个精神断裂的、精神黑暗的基础上的话，不仅对中国人的自由、灵魂、尊严是一种践踏，对于世界的和平，都是一个威胁。就是等于说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而且没有报应，没有后果。没有后果，今天还可以强大，还可以正确。如果这件事情的正义没有最终建立的话，那这样的强大，绝对是对所有人的自由的威胁。这个首先对我来说，就是不忘记这些的意义。这样的话，你才能看这个政权，看我们今天处的这个世界，看中国的现在和未来，才有一个道德的基础。
而这个基础，是一个未完成的任务。虽然过了这么多年，虽然我们今天刚刚相见，虽然您的《大声》也在努力，可是这些所有努力，都是保存和见证这个很小的一部分，但是是必要的一部分。总有一天，正义会建立，但是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比我们原来想象的，可能都要漫长。
王晓光：我当时为什么起这个名字，也就是——我好像跟你说过，就是那一天晚上，6月3号那天晚上，我感觉好像就会天亮不了了一样，就好像是一个非常长的……我那一天晚上都没睡着，一整夜都在翻江倒海的脑子里，反正就一直熬到第二天。第二天我就跑出去，马上去看现场去了。所以那一天晚上给我的感受，就是长长的夜的感受，所以当时我写这个音乐的时候，我也就把这个名字放上去了。我就感觉是一个未尽的夜——哪天这个世界才能够转回来，哪天天才能亮了。
萧强：我觉得王老师是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个音乐家，他的直觉就能够看到这个事情的本质。你不用经济政治分析来分析去，他身在这个处境中的直觉，他的艺术家的灵魂告诉他，这是一个漫长的夜。而且他写出来的这个音乐，我想他之所以能够30年以后触动我……
请你，和将来我们一起分享的、看到我们这个采访的这些观众，请大家去听一听，静下心来听一听。这个里头所含的那种态度——不是苦难，有庄严，有青春，有壮阔，有残暴，有悲怆，还有一种永恒。我听到最后的那个音乐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些死者的脸，那些学生的脸，好像在我的面前浮现。虽然这是一个残暴的结果，可是那些灵魂的力量，是杀不死的，这个音乐是杀不死的。你今天听的时候，我相信，再过几代，别说今天才37周年，就是370年，我们的子孙的子孙的子孙，在历史书上看到的时候，在博物馆里看到的时候，谁还记得，除了邓小平、李鹏几个负有责任的人物，谁还记得那些——管他们算什么。我们只会记得站在坦克前的人，只会记住那些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头绑白布的人，只会记得中国人有过这样的精神和这样的自由。中国人度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漫漫长夜，也会记得这个长夜——这个长夜可不是短暂的。
吴薇：我在前两天一个跟朋友的讨论里头，我也是泪流满面。就是大家比较焦心，在讨论自己为什么要做自己现在的这个事情。我就说，我觉得我有两个时刻，很短暂的……一个就是在香港的区议会选举，那天晚上我们BBC在报道，其实我们都安排好了报道，同事们加班，我可以休息了，但我自己坐在沙发上，就看着那个票，一票一票一票一票，然后你会发现就是民主派赢了。那天我就是泪流满面，因为我说我这辈子没有体会过什么叫民主，也没有体会过民主会赢这件事。就是在我的生命体验里面，我一直觉得我是在黑夜里面的，就是没有看见过天亮。
所以我才说，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在精神上去接近六四一代的时候，是因为体会到广场上有短暂的民主——当大家都可以走在马路上大声喊着，那个的时候，那一刹那，你知道如果中国有民主是这样子的，中国人也可以这么漂亮、这么高兴地在广场上跳舞，然后喊出民主，可以这么一起分享，这是我们的希望。
我说我从来没有在我的人生里体验过。所以你们说长夜没醒，我从睁开眼睛，从生下来就好像没有体验过天亮。但是那天，区议会选举那天，我泪流满面，我说原来民主赢了是如此美好。虽然它只是一个区议会选举，当然你后来才知道它不是真的赢了，它只是黎明前更深的黑暗。
另外一个让我一直感受到特别深的，就是我在曼哈顿当时报道川普去投票。记者都在一个特定的位置，警察在那，各种特警在。我见到警察的第一反应就是跑，因为我在中国，所有做记者的经历就是见到警察就跑。结果我发现，美国的警察是大大方方地在那围住特别的位置，最好的spot给记者们，记者们一个一个神气地在那报道总统去投票，站在最好的位置。所以我那天报道完了，在寒风中走回New School去读书上政治课的路上，泪流满面。我说这就是民主，我就不知道中国人是不是还有一天，能够跟总统一起站在一个投票站去选举，然后记者可以堂堂正正地被警察守护着报道——这就是民主。
我在想，什么时候中国人能够得到这些，可能我们的这个业才能平治。但是你们当年，你们是非常非常接近过这种民主的感觉的，所以你们当听我说这些——就是我从来没有在天亮的时候生下来的人的感受是什么？
王晓光：那个时候的感受，一个是昙花一现的民主就断裂了。另外一个，我们那个时代在历史的那个当下，对民主是什么也没有概念的，没感觉的。我们那时候离真正的民主还很远很远。我还老实跟你说，什么叫人权，我完全不懂，完全不知道。就是突然听说过人权这两个字，但是到底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我从来没有感觉过它，也没有知道过它。
直到有一天我坐在公共汽车上，那个公共汽车上有一个人，他是买了票了，还是那个票作废了，还是怎么就被查票员抓住了，然后马上就把车停下来，让司机把那个门打开，他一脚就把那个人给踹下去了。那个人就很老实巴交的，还像是一个农民，农村来的这样。就在那一刹那，我就坐在那个公共汽车的座位上，我就想到：这怎么能对人这样——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就可以这样地无视他的权利。从那个一刹那，我脑子里面突然出现了——什么叫人权这两个字。
这个是一点。另外还有一个经历，我是86年到的中央音乐学院，然后89年离开的。大概87年、88年的时候，有一天——你们中央音乐学院有一个大院，你可能知道——我路过那个大院的时候，突然发现在那个大院中央摆了一个桌子，然后后面挂了一个横幅，就是那个红条白字的，写的是要什么选举投票，为某某某什么地方的一个代表，中间摆了一个投票箱，然后旁边也有一个老师在那吆喝，"大家过来投票啊"。我们当时就觉得非常新奇，非常陌生的一个感觉——投票干嘛，跟我有什么关系？就是对那种什么叫民主、什么叫投票、什么叫选举，一点概念都没有。我就从那旁边走过去，看了一下那个投票，我觉得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那么一种感觉。
我想八十年代，包括八九年，八十年代末的时候，中国其实政治发展也还在非常非常特殊的时候，虽然人们有很多希望和很多期望。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天安门广场上人们自由和自豪的一刻，那是天安门群众运动在发展的过程中，在权力的夹缝中，有过那么一刻的自由，大家体验了那么一刻。那一天为什么大家兴高采烈地特别高兴？我就想到就像那个演小品的赵本山和宋丹丹，红旗招展，锣鼓声一片，就是那样一个场面。
萧强：我是在美国看到以后泪流满面。
王晓光：那个时候突然大家感觉到，好像是人活的应该像个人了，人出来了……
萧强：那是自由的一刻.
王晓光：就那么一天，真的就是……为什么后来的反差那么大？就是人们体会过那么一点点，昙花一现就那么一下。
萧强：是，你一看那个天安门的时候，今天我们回顾六四的时候，有很多照片……
王晓光：这完全是发自灵魂、发自肺腑的人们的一个真实的表现、真实的诉求，结果最后被打成一个暴乱，打成一个反革命。你要看到那个镇压，看到血腥，可是你要看到，在5月17号那一天，或者是在那段那几天那个时刻，当中国人那时候以为他能自由表达，突然可以在人群中自由表达自己的时候，多美好。
萧强：做一个有尊严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哪怕是那一刻，你也永远不会忘记。我甚至想说，统治者也看见了，这是统治者最害怕的。这才是邓小平要用子弹、要用坦克、要用正规军，去杀掉的——是你对自由的那一刻的期望。一旦你有对生命有这样的期望，你就不可能再做一个专制下的顺民了。所以他要用屠杀，用恐惧，把这个全部压回去，然后再盖上谎言，再盖上欺骗，再盖上任何什么这个理由那个理由——他的基础只剩下暴力。
吴薇：还有一个，就是到现在特别有现实性的一个问题。就像您刚才讲了，我刚才也问了王老师，在采访他的时候，现在我们都接触了很多从中国新来的人，你们是老移民，老移民就是早出来了几十年，所以你们其实是在美国的自由的民主的社会里待了几十年的。但是新移民，或者我们现在接触到的中国人，包括现在整个媒体上的这种舆论——当然很多舆论是故意的，是制造出来的——就有一种声音是：你们这些人，包括那些在《大声》底下天天灌水骂我的，天天揪着几十年前的事说什么；还有就是：多看看中国的好。所以像这样的声音出现，还有像国内出来的来说：你们这帮老移民，你们就是没赶上中国好时代，你们都不知道中国经济挣了多少钱了，中国AI都要干掉美国了。当这种话语出来的时候，我们今天在谈六四，如果有人在嘲笑我们是老了，或者过时的话题，你要怎么回应他呢？
王晓光：我就在想他们这种话，这种感觉——他就是生活在一个信息茧房的框里面，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人，你应该活出一个什么样子，他不知道。所以他就以为他活得很好，以为他有吃有喝，有高楼大厦，就那么漂亮。其实那个高楼大厦也不是他的，他自己也不能住进去，你说那么亮丽的那些高楼写字楼，你也不能搬回家去。你的实际的生活里面，还不是现在毕了业找不着工作，经济下滑，实实在在的生活，还不是时时刻刻发生在你身边？但是你觉得这是好吗，他自己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应该有另外一种人，有另外一种活法，他没有体会过，没有体验过。所以我觉得我能够来到这样一个自由的世界，活出一个自由的人生，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能够有这一番新的人生体验。这种体验是我以前——没有出来之前，在国内长了三十几年——没有体验过、没有体会过的。
萧强：当然，你作为在过去三十多年、将近四十年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生活和成长起来的人，他的生活经验确实跟我们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在中国生活的人是不一样的。他的生活经验，不仅包括他经济上的经验，也包括他的社会程度，也包括他受到的信息环境等等。所以从他们的角度来讲，他们说的这些话，我当然完全不奇怪。说老实话，也没觉得有多重要，需要认真去辩护。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是王老师刚才说的，人生的价值和人生的活法，这个是每个人通过自己的生命经验去找到的。不管是说这些话的人，他的生活经验，也许在他看来已经是很多了，包括可能钱也好什么也好，但实际上可能就缺一些最重要的事情。
王晓光：我还跟你讲一个事情，我觉得也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就是我们不是在电视上听过王毅讲的那句话吗，"你去过中国吗，你了解中国吗"？我当时听了觉得挺好笑的。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做梦，梦见一个情节——就是那些国内的学生，我们所说的那些小粉红，就问王毅说："那你说，为什么你们这些中央当官的要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美国去，你们为什么会这样，你不是说中国好吗？"王毅说什么？他在梦里说："你去过美国吗，你了解美国吗？"——真的假的！我觉得这个梦做得不错，我就把这个串到一块了——"你去过、了解美国吗？"
萧强：我想，刚才我说了一方面，为什么六四对今天我们理解和看待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个人而言，我更觉得说，不仅仅是这些经历过的人，或者是四十年前的人，才在谈这些事情。只是我们经历过的人有这个责任，不仅记住它，还要继续把它保存下来，把这个未完成的事情——这个精神的断裂，中华民族的创伤，我觉得是人类精神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断裂——它的愈合和它的重新恢复，我们是这个努力的一部分，哪怕是非常微小的一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王老师的音乐，它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仅是我个人正好在那一天，正好有我自己独特的经历。我想通过《大声》介绍给更多的人，让他们留下来，是因为六四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留下来的灵魂的声音、灵魂的音乐。我听过很多很多各国的作曲家谱写的音乐，各国的歌手，也包括中国的诗人写的音乐，可是一部管弦乐作品，是一个亲历的人，在那个时刻，用生命谱写的作品，我觉得他一定应该被世界记住。就像站在坦克前的白衬衫的青年要永远被我们记住，就像天安门母亲和她们的死难者的名字我们要让人记住——这种时代的声音、历史的声音，触及我们灵魂的声音，经过像王老师这样一个艺术家、作曲家生命的努力把它呈现出来以后，一定要传下去。这是历史给我们的责任。
吴薇：是，我的感受就是，也许我看到的不多，我的感受是，因为本身一个管弦乐的作品是很严肃的，很复杂的，很great，很伟大的……
萧强：而，甚至都不是台湾的作曲家，香港的作曲家，或者是欧美的作曲家可以代替。他们能谱写他们的音乐，台湾的二二八……都有自己的伤痕。可是六四，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了这样的巨大的精神事件，它的黑暗，和它人民精神的伟大之处、学生的青春，都在这个作品里头你能听见。我听到的时候，不可能再有这样一部作品。你也不可能，三十年之后，再叫别人命名给你，花一年时间去写这个作品。绝不可能。
吴薇：就是它这个艺术作品，它的价值的张力是有几个层次的，就是您自己的感受，您自己的这种艺术创作的能力，这种才华，这种凝聚你的那种声音的再现，你的那个音乐篇章的那种表现和呈现，这是一层非常重要的音乐价值；二是这个作品在那个时间，我刚才反复访谈也在问您这个，您是在什么样的情绪下，什么样的状态下，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上，为什么在那一刻一定要做出来这个？您给我的回答是，你当年那天晚上听到的声音一直在你的耳朵里，你觉得有一口气是吐不出来的，然后直到这个四年以后你把它最终做出来，把它演奏出来，让交响乐团来把它演奏出来。而且这是一个team effort，这不是一个人。而且音乐作品它的这个困难之处就是，您作曲家做出来还需要有人演奏，和有人去听到。
萧强：这么说吧您当然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这个教师，中央音乐学院是中国最好的音乐学院，那么多作曲家……这么说吧，再过很多年以后谁还记得中央音乐学院的那些得了奖的什么什么作品。可是为六四写出的作品就您这一部。中央音乐学院，将来的中央音乐学院如果还在的话，这一部比别的都记得住。
吴薇：我刚才其实反复问了，我说为什么没有人写？王老师比较谦虚。然后我还说，为什么中国的很多音乐家也好，艺术家也好，没有让我看见的。在重要的政治和历史时刻
萧强：正好相反，像张艺谋这种曾经写过苦难的人，在奥林匹克之前写什么英雄，为帝王唱赞歌。所以他这种灵魂写不出来这种东西。可是王老师有这种心，和有这种灵魂，所以他为历史呈现的这个作品才是我们真正要听的和留下来的。
吴薇：而且他还非常谦虚地跟我说，他没觉得需要用这个作品来出名。
萧强：这跟名没什么关系。
吴薇：对。因为我知道又会有一些人会说，你就要写一个什么东西，好像要趁这个什么政治的……我觉得特别让我感受深的，就是我今天又在来的路上，又认真听了一遍，我还是能听见音乐里的那些东西，就是他把他自己灵魂的哭喊永恒了。而且那个时间点，那个记忆，你那个时候的状态，这一切就固定下来了。
萧强：这就是艺术作品。王老师说的那口气，那是天安门的气，那口气，我特别理解您说的那口气。您是那个气的容器，把它呈现出来。
王晓光：谢谢。
吴薇：而且再多说一个从艺术的东西——我们老说人有好多好多的情感，就包括为什么我们要听情歌，有的时候你不觉得失恋了一定要听特别惨的歌，听一听把情绪抒发出来。就是人的记忆也好，情绪也好，苦难也好，是需要有载体的。而艺术家的伟大就在于，你把我们的情绪赋予了一个载体，让它输出来。这个我觉得我是很感谢的——就是你把那一刻的故事，那一刻的记忆，那一刻的苦难和我们的情绪，你给了我们一个载体。
萧强：要说这个，音乐家也是一代一代的，今天有今天的音乐家，今天的演奏家，有今天的管弦乐团，这个音乐是要被演奏的。这是我们希望新一代人的任务，当然最好您指挥。
王晓光：谢谢，谢谢。谢谢有你们，作为一个听众的角度反馈出来的信息，让我感觉到——我刚才说的一句话，其实你们也在用你们的灵魂，在创作你们自己，听到这个音乐以后的你们自己的心声，也在这里面。音乐它就是一个共鸣吧，一个交流，通过这个音乐，我们之间达成了灵魂的交流。
吴薇：对。而且，因为咱们是漫谈坐在一起，我也特别感谢这个机会。我也觉得现在在这个时代，有很多人说，一个人能做什么呢，经常会说体制就是这样的，现实就是这样的。但是我在你们每个人身上，包括我在做《大声》每天感受到的，就是千万不要小看一个人的力量。您看，您一个人做出来的作品，它是可以穿越时间、物理空间，作曲家作曲，然后以完全你无法预测的方式，去到达千千万万的人那里。你不知道你的东西会改变什么……
萧强：也许要等三十年，可是还会的
吴薇：对，它还是会出现的。我现在越来越相信偶然和必然的关系。你看，我觉得我们是必然会遇见的。
萧强：可是有些事情可能就需要三十七年。可能时间是这个因素的一部分。
吴薇：然后这个中间的坚持坚韧……而且我觉得我很开心的就是，三十七年后大家还是以现在的这个样子坐在这边，我们没有变成我们当年讨厌的那个人。
萧强：但是还有更多的人……变了，还有更多的人变了。我说的是还有更多的人和更多的声音吧。王老师写的音乐，那我也知道，很多人都知道，比如说诗人写了诗。我举过——可能大家都知道廖亦武，他现在在德国。廖亦武曾经写过一首诗，我记得很清楚，他把死去的死者叫他的爱人，最后的两句话我特别记得，他说：（引廖亦武语）："生者我流浪中老去，死者你永远年轻。"
吴薇：死者永恒，死者永远年轻。
萧强：当然从个人的生命来讲，他是这样的。咱们上次采访的时候，我跟你谈到孟浪。
萧强：你也认识孟浪。孟浪是我的好朋友，但是也是我心中一个真正了不起的诗人。孟浪编了六四的诗集，他自己也为六四写过很多诗。前年做美国的另外一个采访的时候，我用英文念了他的一首诗。今天因为咱们要做采访，而且又是因为六四的节目，孟浪作为一个——孟浪已经去世了，2018年已经去世了，可是他的诗还留在世界上，他的声音还留在世界上。所以我很想把他的诗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跟您的音乐一样。他有一首诗叫《纪念》，我在手机上马上看一下，因为他的诗我不想念错。六四的时候他在深圳，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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