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诗婷说，盗图博主的主页里不仅有她们的合照，还有其他女生的照片，文字同样是关于“几万彩礼、你选哪个”。她看到女生像货架上被标价的商品，被挑选、评价。

这是一场特殊的毕业旅行。

照片中的六个女孩来自同一个宿舍，她们精心打扮，笑容甜美。在毕业五年后，终于等来之前没有成行的旅行。女孩许诗婷把这美好的时刻分享在社交媒体上。

很快，她发现合照被盗用了。一个拥有30多万粉丝的短视频博主将其配乐做成视频，并附上文字“彩礼都是10万，你会选哪个做女朋友？”视频下的评论更是不堪入目。

许诗婷和舍友们联合起来私信博主要求删除，不仅没得到道歉和删帖，反而被拉黑。直到许诗婷报警，博主才表示，“作品已删除，请不要打扰我。”而被造谣的照片已扩散至多个平台。

女孩们被激怒，决定用法律手段维权。

2024年9月19日，广州互联网法院判定盗图博主侵害许诗婷和舍友的肖像权和名誉权，判决博主出具书面道歉信，并赔偿财产损失12000元。

许诗婷说，盗图博主的主页里不仅有她们的合照，还有其他女生的照片，文字同样是关于“几万彩礼、你选哪个”。她看到女生像货架上被标价的商品，被挑选、评价。

坚持维权，因为她要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造谣不是零成本，而是违法的。“我要通过打官司震慑那些造谣、搬运的人，做了坏事不是删掉就行。”

博主盗用合照描述为“收10万彩礼的六姐妹”。受访者供图

被盗用的毕业旅行照

女孩们是广州一所高校2014级的学生。2018年毕业时，她们原本计划着一起毕业旅行，但其中一个舍友家里有突发情况，只能暂时搁置。之后又遇到疫情，旅行计划便一直拖延下来。

许诗婷曾经在社交媒体记录过她们的友谊，照片里女孩们在KTV唱歌、在餐厅庆生、在学校操场比“耶”、在公园露营等，配文写着“六个性格不同的女生，一个宿舍、一起上学、一起生活”。

2023年9月，她们终于腾出了一个周末，来完成这场未竟的毕业旅行。旅行目的地是广西柳州，女孩们短暂逃离工作和生存压力，漫步在柳州街头，吃了正宗的螺蛳粉、鸭脚煲，仿佛又回到无忧无虑的大学时光。

2023年9月17日，在柳州龙潭公园的湖边，六个女孩穿着精心搭配的衣裙，记录下了这一刻的美好。

9月28日，许诗婷把柳州旅行的风景和美食照片分享在社交网络，合照放在首图。帖子里写着，“属于我们的毕业旅行，跟好朋友旅游真的可以带来无限快乐，期待下次的共同出游。”

许诗婷说自己是社交网络的“重度使用者”，她喜欢把日常生活记录下来。从小学起她就在QQ空间里发动态，后来用微博记录心情，有时候翻回去看十几年前发的内容，会觉得很好笑，“可以看到自己的成长。”

社交媒体是许诗婷获取快乐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她自认为是一个“宅女”，希望即使不出门，也可以和别人交流。她会在社交网络上分享日常穿搭、古装旗袍写真，也会分享看展、首饰衣物、探店旅行，甚至养生经验。她在小红书上有上万粉丝，能通过网友的互动评论了解某个地方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

许诗婷说，有时在私密的朋友圈发一些内容，朋友们并没有共鸣，不会讨论、回复。但如果发在其他公开的社交媒体上，总会有“get到你的意思”的网友参与评论互动，所以她很喜欢在这类社交媒体上分享心情和想法。

她有时也会收到搭讪或评头品足的私信和评论，在柳州合照的帖子下方，有一些“变味”的评论，有人说“全要”“不贪心，戴眼镜的就可以了”“我要左三”……

许诗婷没在意，她认为网上的互动良莠不齐，总有人说负面的话，没必要理睬。只要不回复，就无法造成进一步影响。

“感觉自己像个商品”

“进一步”的影响还是在许诗婷不知道的角落里发生了。

2023年10月17日，正在上班的许诗婷收到一网友的私信，“有人盗你图，发了抖音。”在网友发来的截图中，一个名叫“商业大佬”的短视频博主在六人合照上配文，“彩礼都是10万，你会选哪个做女朋友？”

许诗婷进入短视频平台搜索看到，该博主的IP在广西，有33.1万粉丝。他在2023年10月17日盗用合照并配乐做成视频，截图显示，视频已经有1.1万个点赞，2.6万个评论。评论大多粗俗，“我从不挑食，给我哪个我要哪个。”“六十万全部打包。”“60w我全娶了，不忍心让她们姐妹分开。”

许诗婷感到震惊，“我们这么美好的照片，被造谣成这样，真的好离谱。”

而在这个博主的主页上，许诗婷看到，有其他年轻女生的照片被配文，“本人26岁彩礼18.8万，你们愿意娶我吗？”在一张四个女孩的合照上，她们的头顶被分别标记“ABCD”，配文“彩礼都是8万8，你选择哪一个？”另有两个女孩跳舞的视频被配文，“只要你想要，只要我有，我尽量满足你，说吧，你想要啥？”并打上“完美身材”的话题标签。

盗图博主多次盗用合照并造谣，主页里还有其他女生照片，配文同样与彩礼有关。受访者供图

许诗婷通过私信和评论联系该博主，说明六人合照里是她本人和朋友，要求他立刻删掉视频。

但到了周末，许诗婷打开短视频软件一看，博主竟然又连发了多次合照，这次他在合照上标注“一姐、二姐、三姐……六姐”，年龄标注从20岁至24岁不等。配文“六姐妹彩礼都是十万，你会喜欢哪一个做老婆？”视频文案是，“我们六姐妹都想结婚了，你愿意给我个稳定的家吗？”有的视频评论量和点赞量上千。

不仅如此，博主把粉丝聊天群的群头像也设置成她们六人的合照。许诗婷看到之前的私信对方没有回复，她再继续私信时，发现已被拉黑，留言也已被删除。

很快，女孩们发现，影响不断扩大，照片和造谣的信息已经蔓延开来，“就像蟑螂繁衍一样。”

女孩梁蕊是合照中穿黑衣服、戴眼镜的女生，她看到视频的评论区里博主回复网友，“都是认真找男朋友。”有网友说，“必须选眼镜。”该博主回复，“她是做老师的。”

自己的职业被凭空捏造成老师，甚至还有更过分的评论，梁蕊既生气又憋屈，“感觉自己像个商品被明码标价，还被评头论足。”

为了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状态，她选择屏蔽与此相关的内容。但谣言已经从网络蔓延到她的现实生活，上班时，有同事脸上笑嘻嘻地，用八卦和嘲讽的语气问，“你是不是在网上征婚？”梁蕊感到被冒犯和不尊重。

被盗用的照片在其他平台被搬运、二次传播，许诗婷收到很多网友发来的截图，有不熟的朋友问她，“你要10万彩礼结婚？这么多……我朋友想结婚。”许诗婷解释，“那个不是我发的。”

一个朋友看到网上照片后，问许诗婷是不是要10万彩礼结婚。受访者供图

“请不要打扰我”

2023年10月21日，女孩们开始维权。她们分别私信博主，没有得到回复，又涌进博主粉丝群里发声明，“此人搬运我小红书图片盗图造谣，涉及图中本人及其朋友，已准备写起诉信告此账户和此群，注意不要被诈骗，此账户非本人。”

二十分钟后，博主开启群成员禁言，半小时后，群聊被解散。她们又在平台上举报视频侵权，“盗用图片并配侮辱性文字，而且获得1万点赞，已经构成侵犯肖像权。”但投诉反馈显示，“根据现有材料，平台无法判定被投诉内容涉嫌侵权或你是合格的权利人，请补充更多材料投诉，以便平台进一步定位核查。”

接连维权都不成功，盗图博主依旧是不理不睬的态度，许诗婷“气炸了”。她跑到最近的派出所报案，警察了解情况后表示，视频没有造成实质伤害不能立案，建议走法律途径维权。

许诗婷用小号私信博主表示已经报警，博主才开始回应她，“不好意思，我删除了。”他称图片是从一个搜索引擎用户的帖子中搬运的。

许诗婷对博主此前“无视、拉黑”的行为不满，她告诉对方，“我一开始好声好气跟你说，还要拉黑我。别以为删了就可以了，都是有记录的。”

博主回复，“作品已删除，请不要打扰我。”许诗婷觉得荒谬，“是你打扰到我们六个。”博主说，“人家（我）已经删了，你何必还为难人家（我）呢？”

许诗婷维权过程中，盗图博主称“作品已删除，请不要打扰我。”受访者供图

“他完全不认为自己有问题。”许诗婷被激怒了。她说，几年前实习时，她被一个男同事偷拍了一张穿皮衣的照片，发在一个仅有男同事的群聊里，并且发表了侮辱性的评价。群里相熟的男同事把这件事偷偷告诉她，许诗婷觉得恼怒又无能为力，“就算把偷拍的人拉出来骂一顿，又能怎么样呢？”

但这一次，许诗婷不想继续沉默，她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多事的人，但博主连道歉的态度都没有，这触及了她的底线。另一个坚持维权的理由是，许诗婷认为，合照被盗用是因她而起，她有一定的责任。

许诗婷把起诉的想法告诉宿舍群的女孩们，得到了大部分舍友的支持。

女孩蒋帆说，她们试图在各个平台举报搬运盗用照片的帖子时，发现大多数的举报都没有效果，少数举报成功也只反馈会通知博主删除，没有任何对盗图博主的处罚措施。

而她们却陷在繁琐的举报、申诉流程里。蒋帆心情烦闷，她也萌生想法，有没有更有力的手段能震慑这些盗图的人？看到许诗婷提出起诉，蒋帆立刻响应表示支持。

但女孩梁蕊的态度则比较消极。她回忆，许诗婷咨询律师后，律师建议六人联合参与诉讼比许诗婷一人起诉的成功率更高，虽然许诗婷提出可以先垫付律师费。但如果官司败诉，5000元的律师费需要平摊。

梁蕊刚被裁员，经济压力很大，找新工作已经让她心力交瘁。面对不知要付出多少时间、精力，结果还未知的诉讼，她退缩了。最终，六个女孩中，四人联合起来起诉盗图博主。

没有动摇维权的决心

许诗婷也没有想到，维权的过程如此艰难。

起初，她在网上寻找起诉的攻略和教程，打算自行研究。但她打开“广州互联网法院”小程序填写信息时发现，对案情的描述，她不知道要写多清晰。博主具体违反了哪条法律，她也不知道怎么填写。博主的个人信息，也无从知晓。

在咨询多个律师后，她聘请了广东智洋凯成律师事务所王梦婷律师。王梦婷告诉她，博主的行为侵犯了她们的名誉权和肖像权，建议她们要尽可能多搜集盗图流传到各个平台的证据，证明博主盗图、造谣行为产生的恶劣影响。

她们手中有博主盗图的截图和录屏，但图片被扩散在其他平台上的证据并不好收集。好在很多网友给了她意想不到的支持，在许诗婷的维权帖子下面，收到很多网友在其他平台搜集的截图证据以及鼓励，“网友让我们一定不能气馁。”

许诗婷说，委托律师后，省去了她们很多精力，但依然有文件需要四人集体签字。共三次签字，她和舍友们分别从广州的各区聚集在一起，路程上至少需要一小时。

许诗婷听过舍友的抱怨，“又要签名，都这么久还没有结果，不想弄了。”她能理解舍友的心情，从起诉维权开始，被告卢某某就没回应过。许诗婷从律师那里了解到，法院给卢某某打电话、发短信都联系不到，导致法院公告和送达用了很长时间。

由于卢某某不配合，原定5月的开庭拖到6月5日，卢某某未到庭参加诉讼。

“如果不是我们坚持维权，（盗图）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许诗婷说，因为维权，有媒体联系她们进行报道，帮助她们澄清谣言。2023年11月6日，短视频平台才将盗图博主的账号封禁，视频清空。而被封号的前几天，盗图博主还一直在发视频，将商品挂橱窗。

2024年9月18日，她们终于等来了好消息。

广州互联网法院认定，卢某某在未经原告授权的情况下，发布案涉视频，将四原告及其他两位案外人的合照描述为“六姐妹”，虚构事实。卢某某将10万彩礼与四原告相关联，诱导网友评论四原告，引发网络用户作“出价”“挑选”等评价，多家平台发布相关报道，引起广大用户热议，部分用户作出负面评价。

广州互联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千条等规定，判决卢某某侵害了四原告的肖像权和名誉权。法院要求卢某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出具书面道歉信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财产损失12000元。

女孩们向短视频平台举报，但平台反馈“无法判定被投诉内容涉嫌侵权或你是合格的权利人”。受访者供图

违法不是“零成本”

许诗婷把好消息发在网上，许多网友替她们感到开心，“支持你，让坏人们的造谣成本更高一点，让姐妹们可以更开心自在地生活，无畏谣言。”

王梦婷律师说，虽然维权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是胜诉判决表明，网络并非法外之地，每一个网络参与者都要对自己在网络世界的行为负责。在蒋帆看来，虽然赔偿的数额不大，但心理上的胜利更让她振奋。“这次胜诉的意义让我感受到，我们不是孤立无援的6个人，背后站着法律与正义。”

许诗婷说，之前在网上看过“粉色头发女孩被网暴自杀案”，觉得非常可惜。事实上，事情刚发生时，女孩们也曾陷入过自我怀疑、指责和争吵中。

在宿舍群聊里，舍友们埋怨过许诗婷未经允许发布合照。舍友们觉得，合照要经过每个人同意后才能发，不能个人私自发上网络。

照片被盗用后，也有舍友认为，是不是因为最初许诗婷对帖子下的“变味”评论没有制止，才导致有更多博主去盗用、传播。甚至有舍友说，以后不想跟许诗婷一起玩了，就算出去玩也不跟她拍照。

女孩们还陷入了“受害者有罪论”的思维里，视频评论中有人讨论、评价她们的身材，她们会怀疑，“是不是自己的穿着有问题？”“裙子太短了？”许诗婷说，有舍友甚至想把合照中穿的衣服丢掉，“觉得好脏。”

蒋帆说，事情刚发生时，她有一种不安全感，决定以后还是不要再乱发照片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感觉。”她的家人也叮嘱，别在社交媒体发图片或视频，“发生这样的事情还不怕吗？”

直到冷静下来，她们才想通，她们的衣着很正常并不暴露，问题不是出在她们身上，而是盗图的人。胜诉后，也有一些网友在许诗婷分享维权经历的帖子下方留言指出，这不是她们的错，盗图、造谣的人才应该反省、害怕。

许诗婷将收集证据、平台举报、找律师代理的维权过程整理出来置顶在社交网络的主页上，希望给更多想维权却不知该怎么做的人提供指导。她想告诉更多人，遇到这种事可以反击，“千万不要想不开。”她希望让更多人知道，盗图、造谣是违法行为，而且不是零成本，“要震慑那些造谣、搬运的人，做了坏事不是删掉就行。”

距离法院作出判决结果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卢某某依旧没有履行道歉和赔偿，后续许诗婷和舍友准备申请强制执行。

女孩们的情谊没有因此改变。“我们平常相处也是闹闹哄哄，大家一起吃吃喝喝、没心没肺的。”蒋帆说，大家认识快10年了，是像家人一样的朋友，密不可分。争吵的时刻、感动的瞬间、笑中带泪的回忆，都是漫长时光里共同经历的，这份友谊难能可贵。

蒋帆期待着，拿到赔偿后六人第一时间去吃顿美食庆祝，等到大家都赚到旅游经费，再一起结伴出游，拍美美的照片。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许诗婷、梁蕊、蒋帆均为化名）

入职第一天被辞退、到手的offer被撤销、 面试屡屡碰壁，拒绝录用的理由仅仅是求职者发起过劳动仲裁。劳动仲裁成为求职污点， 这是很多求职者正面临的困境。当在职场上遭遇违法辞退、欠薪，劳动仲裁，为了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选择，却让他们背上了职场 “案底”，不断带来新的难题。

文| 魏芙蓉 

编辑 | 王珊瑚

到手的offer，丢了

24岁的邹玉没想到人生中第一次被认为有“犯罪”嫌疑，不是在警察局或法庭上，而是在办公室里。

这是今年9月邹玉才开始的新工作，在深圳一家电商公司担任运营。经过几天试岗，9月24日上午她刚跟公司签署完劳动合同，下午就被叫进了人事经理的办公室。

“你过去有没有什么经历是需要跟我分享的？”

一上来对方就抛出一个让邹玉摸不着头脑的问题，被进一步提示后，她才知道自己的“背景”资料存在异常。入职前她按要求上交了体检、无犯罪证明和征信材料等。现在人事经理却告诉她，在公司针对入职员工例行的背景调查中，发现她名下有一条“犯罪不良记录”。他们不清楚具体情况，希望邹玉能坦诚，到底隐瞒了什么“犯罪”经历。

邹玉懵了，她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另外，如果自己真的有罪，为什么能在官方政务渠道顺利开出无犯罪证明？

“犯罪”事由不能明确，邹玉被告知需要暂时停职，等公司调查核实后再作安排。那天下午她结束工作后照例打卡下班，走出办公室不到半小时，就发现自己被移出了企业钉钉。

连续数天邹玉都陷入一种深深的自我怀疑中，她不停复盘，试图找到答案——是自己闯红灯被电子眼抓拍了？还是因为那次跟人吵架？越想越觉得荒唐，这些年自己甚至没跟人发生过肢体冲突。

事情在几天后终于明朗。所谓的“犯罪不良”记录其实是她跟前公司的劳动纠纷。几个月前，她被上家公司以表现不佳为由辞退并拒付赔偿金，她通过劳动仲裁才拿到了两个月工资补偿。

邹玉说，这段经历她并非有意隐瞒，她认为跟当前的工作内容无关，而且面试过程中也没有被问及。但就在仲裁记录被核实后不久，人事部门的同事正式发来辞退通知，“有过劳动仲裁记录的，公司有规定都不能要。”

被核实存在仲裁记录后，邹玉在微信上收到了人事部门的辞退通知。讲述者供图

邹玉从没想过那段经历会成为找工作的绊脚石。不是因为工作能力不足或存在道德瑕疵、而是因为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被否定，这让很多有类似经历的求职者感到委屈又无可奈何。

制造行业的珂珂也遇到了一样的难题。今年8月，她正在进行新工作洽谈的最后环节，几轮面试和体检都已经通过，offer也发到了邮箱，只剩最后的背景调查——这个环节由用人企业委托的第三方背调公司进行，没多久她就接到背调公司打来的电话，“你名下是不是有个诉讼？”

当时珂珂和前司的劳动纠纷刚进行完一审。那家公司拖欠她两个月工资未发，后来又在毫无通知的情况下突然裁员，并以经营困难为由拒绝赔偿，无奈之下，珂珂联合被裁的30多位员工发起了集体诉讼。

那通电话之后，珂珂才隐约意识到，仲裁可能对自己的新工作有影响，她主动联络了HR告知。当时对方只是告诉她需要“内部报备一下”，但两天后，她便被通知offer撤销。

珂珂工作十多年，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意外，她三天后就要去新公司上班了，眼下除了默默接受，似乎也没有其他选择，“他们的 offer里有一则条款，如果（公司）了解到的情况跟你提供的信息不符，公司有权撤销。”珂珂说。

毫不夸张地说，劳动仲裁经历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求职“污点”，对一些求职者来说，它更像甩不掉的职场“案底”，伴随的影响可能是漫长且未知的。小七也是在一次背景调查后丢了眼看就要到手的offer，对方给出的拒绝理由是四年前的一份仲裁记录，那次劳动纠纷发生在她大学毕业后不久，也是因为欠薪。她觉得又惊讶又可笑，“不是他说，我都完全忘了这件事。”

作为仲裁的胜诉方，她把当年劳动纠纷的仲裁书、聊天记录、赔偿的转账记录通通找了出来，想跟HR解释原委，遗憾的是，它们没能帮她扭转结局。

小七也因为四年前的仲裁记录丢了快到手的offer。讲述者供图

企业的“渔网”

如果把求职看作一场闯关游戏，像邹玉、珂珂这样有仲裁记录的候选人，往往很难通关企业的背景调查环节，他们会被调查员残酷地判予“红灯”，提前出局。

红灯，这是背调机构给用人企业的一种风险警示，当针对候选人的调查内容以报告形式呈现给用人企业，其中绿、蓝、黄、红四种警示灯将被用来判定个人资料的真实程度，绿色表示无异常，蓝色轻微异常，黄色中度异常，红色严重异常。

“蓝灯和黄灯还有争取的空间，红灯候选人（offer）大概率没戏。”陈安，一个从业八年的背调员分析道。他把自己和所在行业称为“渔网”，负责帮企业筛选人才，把控用人的法律和经济风险。

职场对有仲裁记录的员工容忍度极低，在陈安所在的行业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具体来说，陈安的日常工作主要是核查候选人资料，有两种常用的渠道，一方面调查员会通过访谈相关证明人，来核实候选人的工作履历和工作表现；另一种被称为客观数据验证，核实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职业资格证书，排查他们是否有诉讼、网贷等风险——这部分内容背调公司通常交给合作的数据商，如果劳动纠纷从仲裁庭走到法院程序，进入民事诉讼的范畴时，只需要输入候选人的一串身份证号码，就能从数据库中查到。

两种调查方式互为补充，即便是通过庭前调解化解的劳动纠纷，也很难逃过调查员的追踪。

只要仲裁过的候选人，陈安“一律打红灯。”当然他也指出，背调公司只做警示，最终决定权还是在企业方。

当一份带有仲裁记录的背调报告传到自己手里，对西南地区某互联网公司的HR卫盈盈来说，不管该候选人跟岗位匹配度多高，都意味着需要重新评估了。

为什么选择仲裁？她希望候选人提供充分的证明材料来还原当时的背景及原因。

用卫盈盈的话说，这个举动的目的主要是筛掉“瞎搞事情”的员工。卫盈盈的公司实行全员背调，来来往往的背调档案里，她经常注意到一些存在连续仲裁记录的求职者。另外，“员工自己想离职，却通过一些非正常手段逼公司去把自己裁掉拿到这笔钱”，在卫盈盈的公司也不少见。因此，只有企业认定的合理仲裁诉求，例如讨要欠薪而维权，他们才会特批录用。

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标准，同样是互联网公司的HR张益全介绍了他们公司常采用的两种策略，如果查询到过往的仲裁记录——职级高的员工一律不予录用；基层员工的录用标准相对宽容，人事部门会和用人的业务部门沟通，隐性的劳动风险能不能接受？还要不要录用？“说白了就是这个员工是不是足够优秀，不然为什么要为他走特批程序？”

大部分时候，人事部门会比业务部门更敏感，几位HR解释，这是因为产生的劳动纠纷通常由人事部处理，对他们产生的影响也最直接。

“处理不好（劳动纠纷）老板会怀疑我们的能力，也会觉得我们日常没有做好员工沟通、关怀以及培训等工作（导致了仲裁）”，林玲是南方某一线城市酒店行业的HR，公司员工的背调通常由她直接负责，她会通过各大平台找到对应酒店的人事部做背调。

评估有仲裁记录的员工时，林玲所在的公司有一套近乎苛刻的招录标准。“除了拖欠工资达到数月，其他仲裁原因被采纳的都不多”，林玲说，“而且如果只是晚发了一两个月就仲裁公司，（候选人）肯定不会被考虑，被拖欠了半年左右的话，基本没问题”。另一类常见的仲裁原因，“讨要加班工资”也会被他们视为敏感，“除非我们自己公司对加班工资有很严格的把控，不然也会担心以后被员工用同样的理由仲裁”。

尽管评估细则上有所不同，但大部分HR的顾虑都是相似的，即为企业避险。张益全在人事领域从业十余年，曾供职于不同规模的公司，在他看来，不管是小型企业、还是体系完备的上市公司，都很难做到完全合规，遇到纠纷时，企业更倾向跟员工用沟通协商的方式解决，诉诸法律对公司的形象和利益都有损害。因此，有“前科”的员工往往意味着一种潜在风险。

公司对员工的透明度要求越来越高，背调越来越下沉和全员化，这是背调员陈安近年来的强烈感受。以前入职背调都是针对高管，现在很多小型公司的普通岗位，包括快递小哥、外卖员和滴滴司机等也需要背调。前不久他妻子刚生产完，他们请了一位住家月嫂，家政公司也把一份月嫂的背调报告摆在了他们夫妻俩面前。

当前的就业环境也加剧了这种趋势。多位HR提到，近年来随着就业环境越来越内卷，人才大量过剩，当一个岗位的候选人数众多，HR直接用有无仲裁记录为标准筛掉一批人，“很节省时间”。

劳动争议仲裁庭。讲述者供图

正义的“回旋镖”

回过头来看，小七觉得自己四年前仲裁公司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可能年轻吧，刚出社会，不怕麻烦，就要一口气（跟不公平）磕到底。”

当年她大学毕业后第一次找工作，没有任何经验，找到一家夫妻作坊式的小店，底薪1000来块。她工作了一年多，底薪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节假日加班不另计工资。当因为打卡不合规被老板口头辞退时，她都觉得能接受。没想到临走前，那点微不足道的工资还要被克扣，她选择了仲裁。

那是一段艰难的维权，小七说。虽然仲裁庭支持了她的诉求，老板却想方设法拖延、拒绝赔偿。被逼无奈，她把裁决书的内容提前录制，带着音响去工作室循环播放。老板恼羞成怒，不但抢走了她的音响，双方差点发生肢体冲突，警察也来到现场调解。后来老板不服裁决选择上诉，历时两年多，她才最终拿到违法解雇的赔偿金以及拖欠的工资。

她一直坚持自己做了正确的事。离职后，不时有同事找来跟她打听如何维权，她听说，老板克扣工资的情况还在不断发生。

那个决定的影响在四年后显现。找工作被歧视后，她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到了社交平台，引来很多相似经历的人的讨论。评论区里，她当年的仲裁决定也被网友戏称为“正义的回旋镖”，“迟早被砸中”。

过去的决定无法改变，如果相似的事再发生在自己身上，小七说她大概率没勇气做出同样的选择了，“尽量规避（仲裁）吧”。

事实上，从法律规范来看，“如果仅仅因为劳动者曾有仲裁记录，就取消offer或解除劳动合同，是不合法的”，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春阳介绍，“可能构成不合理就业歧视。”

陈春阳建议，面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或撤回offer，劳动者可以通过联系劳动监察部门或发起劳动仲裁，向用人单位主张赔偿金。如果劳动者认为自己遭到了就业歧视，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但她也提到，实务中更可能出现的是劳动者吃哑巴亏的情况，因为企业通常在背调后才会发放offer，拒绝求职者时可能也不会正式告知理由。入职后以仲裁记录本身为由解除的，如果公司的规章制度中有类似诚信规定，套用公司规章制度违反诚信原则来解约，员工获得支持的可能性也不高。

取证难、代价高，大部分遭歧视的求职者几乎从一开始就放弃了维权。在微信上收到正式被辞退的信息时，邹玉很久都没说话，只提出了一个要求，让公司开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后来她得到了两天的工资作为赔偿，拿到的证明书上写着她“自愿离职”。

仲裁的“污点”会一直伴随自己吗？丢了offer的小七现在仍感到忐忑不安。为了尽可能避免那段经历的影响，小七曾打电话到当时法院，希望能申请诉讼记录不公开，但没有获得支持——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劳动争议产生后，只有通过调解达成和解协议的一般不公开；仲裁阶段可协议不公开、或特定事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不得公开；像小七这样进入法院审理的案件，判决结果均一律需要公开。目前在裁判文书网公开查阅，或依法向法院提出申请查阅能查到生效判决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背调机构获取信息的方式并非通过官方的公开渠道。背调员陈安透露，现在市场上的大部分背调公司都有专门合作的数据商，即便公开的查询渠道有些会隐去当事人的真实姓名，甚至当事人成功申请了不公开的仲裁案件，数据商们也能精准获取个人的诉讼信息。

●写字间的文件档案 IC photo

陈安一直觉得这是行业不合理的地方，“这些数据库的数据来自哪里？哪些数据可以展现、不可以展现，是不是应该有个标准？”

“我自己作为从业人员，如果有一天我自己跟公司闹到仲裁，我也逃不掉（被查询和歧视）。”在陈安看来，想要真正有效解决因劳动仲裁引发的就业歧视问题，只能寄希望于数据的规范化管理。

从用人企业的角度，多位HR也承认歧视“几乎难以避免”，很难给出有效建议。

而与此同时，“仲裁污点”的影响还在不断扩大，已经成了一些用人单位的威慑手段。因为项目提成被屡次拖延，一位员工跟老板提出辞职，并明确表达了仲裁意向。离开前老板再三提醒，“你考虑清楚，如果仲裁，以后去国企、事业单位肯定影响不好。”

颇具戏剧化的转折也发生在HR林玲身上。因为和公司产生了一些纠纷，林玲说自己被公司逼迫自行离职，并遭到“背调”威胁，“人事圈就这么大，到时候别人（背调）问就一句话的事”。

“见识了无良企业恶心人的程度，我那些因为劳动仲裁记录不想用人的理论一瞬间破碎了。”林玲说。和公司僵持了一段时间，因为缺乏公司违法辞退的证据，也担心仲裁留下“污点”，她最终妥协自行离职。

日后在自己的职能范围内，“多从员工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是那段经历后林玲给自己的告诫。至于现在，她和几位“污点”求职者一样，更紧迫的任务都是，找到工作。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昨天下午，朋友发了张照片给我。画面里是我常去的那个咖啡馆所在的大楼，外面熙熙攘攘地挤满了人，一群来讨薪、维权的苦命人。

晚上从舞蹈室回到家里，我想起这事，就跟咖啡店的老板聊了几句。整个店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他也很无奈。他在现场发了晚上的照片给我看，从画面里可以感受到，无论是他、咖啡师、人群都很无奈。

直到今天回公司，中午吃饭路过，我才意识到，原来被波及的不只是他们。这其中，也包括我。

这是我周五停自行车的位置。我工作日都会把车停在他们店门口，周五停在这里之后，周末两天车都在这里静静待着，直到我周一晚上来骑它回宿舍。今天中午我找不到它了。

它没在周五照片里的这个位置。

我在附近来回走了三遍，非常疑惑：不可能有人偷这辆车吧？图啥啊？直到我想起昨天的事情，于是扩大了搜索范围。终于在不远处一堆电动车包围的地上，看到了我倒下的单车。

它身上被缠了一条警戒线，篮子里有两支空水瓶，半残的车铃也完全断了。

我突然想到昨晚 DY（店老板）给我的照片，心想没准能看到我的单车是如何参与了昨夜的事件。果然，作为一辆单车，在人群聚集的场合中，往往被作为隔离带使用：

我多少有一点点生气：何故迁怒于我的无辜小车？

但气不过三秒，又觉得很好笑：自行车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这样的命运吧？不是被人骑，就是当作围栏，或者焚烧和打砸的对象。起码，这群苦命人没有把我的车高高举起，砸个稀巴烂。它只是掉了链子，躺在地上；和前一个周末一样，被人推倒了，躺在地上。区别是，上一次脚架变形了，这一次没有。

一夜之后，随着一场大雨，除了两张照片和我躺在地上的车，还有什么能证明这一切发生过吗？

咖啡师杠杠上午发来一张照片，是店外的装饰植物，一棵全身金属但被许多人挤变形、掉光了叶子的假植物。我说，幸好它是假的，真植物肯定早就断气了。

她说他们走了之后，玻璃上全是人的指纹。但这些曾经发生过的证据，早已被她和小蒙擦干净了。开门做生意要保持整洁，但指纹的存在不利于社会经济。

这是一件「小事」，不被传播的事，但它不会被忘记。

一系列变化的传导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倍受影响的不会只有当事人，还有每一个「与此无关」的路人、小车、植物和玻璃。此时有一点点庆幸作为非真社会性动物的人类，可以选择一定程度的远离，而不是真社会性动物的蚂蚁那样，只有全或零。

众生皆苦，何时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