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最终的结果是在周日公布了一项计划，包括从税收到宗教等方方面面的300多项措施。它重复了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主题，比如强调政府对高科技制造业和科学创新的投资。其中几乎没有提到任何措施，其中几乎没有提到任何能够直接解决中国房地产价格暴跌，或破产开发商留下的数以百万计未完工公寓等问题的措施。

许多经济学家曾呼吁采取全面措施，使中国经济从依赖投资转向依赖消费支出。但这份英译本大约为1.5万单词的文件只是简短而谨慎地呼吁“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

中共的中央委员会进一步强调了产业政策。党承诺完善推动“战略性产业”，涉及从可再生能源到航空航天等八个领域。这些行业与中国实施了10年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的行业基本相同。后者旨在用本土生产的产品取代高科技产品的进口，以作为国家推动自力更生的一部分。

2013年的一项类似计划的有许多条款从未付诸实施，比如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征收房产税，为地方政府筹集资金。

自那时以来，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债台高筑。周日的计划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解决方案：中央政府应该对国家的更多支出负责。该计划还提出了增加地方税收的方案，但对房地产税几乎没有任何提及。

这份文件还反映了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对国家安全的关注。在周日的声明中，习近平警告称，“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

中国欧盟商会周五在声明中表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在经济复苏和国家安全之间取得平衡，同时维护社会稳定，这一点似乎没有偏离。”

周日的文件还显示出领导层对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担忧。中央委员会要求努力完善产假政策，建立生育补贴制度。它还表示，当局将“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并表示这一变化可能是基于自愿的。中国的平均退休年龄为54岁，属于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

虽然与法国等国提高领取养老金年龄的争议性努力相比，中国有关退休的措辞更为谨慎，但这足以立即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批评。许多这样的帖子很快就消失了，表明政府在积极进行审查。

周日公布的文件还表明，习近平无意结束对该国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全面控制。它呼吁政府“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本周召集官员开会，商讨如何让中国经济走出低迷。但若以公报作为参考的话，习近平认为他已经找到了许多解决方案。

他向在北京出席这次会议的363名官员传达的信息似乎是：坚持以国家为主导、以技术为重点的战略，但要做得更好。也就是说，更廉洁、更公平地去做，同时密切关注国家安全。

虽然一些批评人士把中国经济低迷的原因归咎于习近平的高压做法，但为期四天的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简称“三中全会”）的公报却把重点放在动荡世界的危险和创新机会上。

官媒周四发布的三中全会公报称，中国“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受经济困境影响，垂头丧气的中国投资者一直在等待积极信号，但会后发布的公告中只有打着中共口号、语焉不详的方案。

如果过去的三中全会能作为参考的话，更具体的提案也许会在未来几天公布。以下是对官方公报的解读，以及更多细节出现后需要注意的东西。

习近平曾在2013年的三中全会上承诺，让市场竞争在经济的某些领域发挥更大作用。他还承诺成立一个新委员会，以加强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在中国主要是捍卫中共的统治。

但之后的几年里，中国不断扩大的国家安全机器经常发号施令，对生活的更多方面进行监管。批评人士说，这阻碍了创新者和外国投资者。

这次会议暗示，中国领导人想在国家安全与经济增长之间找到更微妙的平衡。公报称，中国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公告在其他部分表明，中共将继续严格控制舆论。并在几处暗示，习近平扩大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野心没有减弱。

公报称，中国需要“引领全球治理，主动塑造有利外部环境”。

将近三年的严格“新冠清零”限制、习近平对科技巨头的监管打击，以及一系列大范围的税务审计已让中国民营部门普遍感到担忧。谨慎的消费支出让企业不敢扩张，因为无法确定是否能找到更多的消费者。

但中国领导层最终并没有在公报中提民营部门。公报只是说，官员们将“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建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报还呼吁采取措施“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换句话说，市场在中国仍在有一席之地，但前提是它要为中共的宏伟目标服务。

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收入减少。官方的公报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几乎未提供任何线索。

中国各地的养老金、医保和教育费用几乎全部由地方和省级政府提供。许多地方政府已负债累累，现在又面临收入迅速下降的问题。

2003年和2013年的三中全会曾建议中国引入有广泛基础的房产税，这将让地方政府有更可持续的收入来源。但除了几个小规模试点外，中国一直没有征收房产税。

公报指出，“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

有近3亿中国人在与其户口所在地不同的城市工作或生活，通常是从内陆农村去沿海工厂工作。这些农民工的子女很少得到在父母工作的城镇上公立学校的资格，所以农民工们不得不把子女留在家乡由亲戚照顾，中国有数百万所谓的“留守儿童”。

允许家庭一起生活在他们想住的地方有利于提高生育率，刺激大城市对新公寓的需求。

中国的大城市对于为许多农民工提供福利持谨慎态度。公报呼吁“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但这听起来不像是一些经济学家所呼吁的彻底消除障碍。

中国前外交部长秦刚的命运一年来一直是个谜。秦刚曾作为习近平意愿的实施者在官场上迅速上升，但一年前突然失踪。虽然他的外交部长职务已有人接任，但中共一直对是什么不当行为或失误导致了他的下台保持沉默。

中央委员会接受了秦刚的辞职，并免去他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但公报仍将他称为“同志”，这表明，至少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被完全排斥。这仍是个未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