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安。

2024年8月至9月10日，中国发生系列引发关注的事件，如中非合作论坛北京揭幕，习近平再度"大撒币"、孙雯被控“外国代理人”，“砸锅卖铁”工作班子的成立等。中国当局在互联网上持续对相关敏感词进行审查。基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CitizenLab)团队的敏感词搜索探测器系统，中国数字时代整理并介绍近期检测到的敏感词。

要进一步了解这些审查规则是如何被发现的，请参阅公民实验室报告《缺失的链接：中国搜索审查制度比较》

基于百度搜索、搜狗及微博的敏感词组

事件一: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揭幕，习近平再度"大撒币"

敏感词组：

中非 + 砸锅卖铁；极权 + 撒币；撒 + 非洲 + 钱；币 + 撒 + 非洲；非洲 + 撒 + 币；无偿 + 撒币；非洲大撒币；合作论坛 + 撒币

非洲 + 3600；800亿；三千六百亿；3600亿；10亿；700亿；2100亿；

中非合作论坛9月5日上午在北京正式开幕。官方称，有来自中国和53个非洲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代表团团长、部长以及非盟委员会主席等分别出席峰会和部长会。习近平在峰会上承诺，未来三年向非洲提供三千六百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支持，引起民众不满。

9月5日上午 习近平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经过近70年的辛勤耕耘，中非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面向未来，我提议，将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将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 。 @xuejianosaka @YAMAMO2021 @hgh0815 pic.twitter.com/ufLso0gij0

— Chikawa🇨🇳 (@GUTS_1997) September 5, 2024

据新华社消息，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主旨讲话，宣布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并将实施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

为推动落实“十大伙伴行动”，习近平承诺未来三年，愿提供三千六百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包括提供两千一百亿元人民币信贷资金额度和800亿元人民币各类援助、推动中国企业对非投资不少于七百亿元人民币。

此外，中国还将支持非方在华发行“熊猫债”，并向非洲提供十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为非洲创造不少于一百万个就业岗位，以及向非方提供十亿元人民币无偿军事援助。中方还愿主动单方面扩大市场开放，给予同中国建交的包括三十三个非洲国家在内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

在微博上，多数官媒的微博相关报导下边均是“评论内容暂不显示”。

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X（原twitter）平台的网友评论：

“砸锅卖铁，支援非洲3600亿。这和当年饿殍满地还要‘亩产三万斤’支援阿尔巴尼亚如出一辙。”

“国人活着太难了，面对失业、跳楼、贩卖人口器官，他视而不见，却年年向非洲大撒币！”

“自己家失业成啥情况了不知道吗？自家百姓穷成什么样了也不知道吗？”

“砸锅卖铁也要让非洲人民过上好日子，大概率非洲人民捞不到多少，大头还是回扣。”

“习近平真是为非洲兄弟操碎了心。”

事件二: 孙雯被控“外国代理人”遭逮捕

敏感词组：

纽约 + 孙雯；孙雯 + 被捕；幕僚长 + 孙雯；孙雯 + 纽约；中共海外特务

近日，美国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Kathy Hochul)的助理孙雯(Linda Sun)被控充当中共代理人。孙雯案发后迅速成为国际媒体报道的重点新闻。

美国前国务卿麦克·蓬佩奥9月5日在孙雯案被披露后两天在X上发文说：“我做国务卿的时候就警告过各州州长们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中共已经进门了。”

I warned all governors years ago when I was Secretary of State that this very thing was happening.

The CCP is inside the gates.https://t.co/u2qKnPfIgN

— Mike Pompeo (@mikepompeo) September 5, 2024

生于中国，5岁来美的归化入籍美国公民 孙雯 2009年进入纽约州政府，曾担任州长办公室亚裔美国人事务主任。在前州长库默政府时期担任副首席多元文化官，以及现任州长霍楚尔的副幕僚长等多个高级职位。也是霍楚尔政府中任职最高的华裔。

根据起诉书，从2016年开始，孙雯就应中国领事馆官员的要求采取行动，尽量限制台湾政府官员与州长办公室之间的接触。与此同时，她推动中国的叙事，竭力避免州长谈到台湾、维吾尔人权等中国的“红线”问题，并为中国江苏、河南的地方官员与纽约官员的接触提供了便利，包括增加州长办公室与中国政治代表团的互动，为中国官员赴美提供便利，并多次试图安排纽约州官员访华等。

2022年，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下属的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就曾发布报告，提醒地方官员警惕中国正在加强对美国的影响力运动。

“中国在美国进行影响活动的部分目标是扩大州和地方领导人对中国利益的支持，并利用这些关系向华盛顿施压，要求其制定对北京更友好的政策。” 报告说。

据悉，孙雯案是最近纽约数名华裔美国人被控充当中国代理人的案件之一。

事件三：地方政府成立 “砸锅卖铁”工作班子

敏感词组：

泉港区砸锅卖铁；地方政府 + 砸锅卖铁；璧山 + 砸锅卖铁；重庆 + 砸锅卖铁；砸锅卖铁 + 工作专班；青海海东市 + 砸锅卖铁；

近日，重庆市璧山区、青海省德令哈市等地政府发布的成立“砸锅卖铁”专班的红头文件在中文互联网上广为流传。

该文件全称为《关于成立重庆市璧山区“砸锅卖铁”工作专班的通知》（璧山府办[2024]26号），其中提出：“按照《重庆市璧山区推动国有资产盘活工作方案》相关要求，经区政府研究，决定成立重庆市璧山区“砸锅卖铁”工作专班。工作专班由常务副区长担任组长、区财政局局长、区国资中心主任任副组长，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在区财政局。”

该消息引起网民关注之后，有网民证实，除了重庆璧山区外，青海省德令哈市等地也已成立“砸锅卖铁”专班。

目前，多个相关微博话题已遭到屏蔽，网民的留言也被审查删除。

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微博用户评论：

乔山大可George：不是遥遥领先吗？ 混到这个地步？

lukeskywalker596：领导想听什么看什么，他们就说什么演什么。这不是常态吗？有啥奇怪的？

毛眼眼404：从东升西降到砸锅卖铁只用了十二年！是不是很喜剧？

琶洲西小哥：“砸锅卖铁”估计是某大领导为了达到生动形象的效果而比较随意说的一句话，结果下面就当成了圣旨写进了红头文件，还成立了“砸锅卖铁专班”

好望角之恋：这是要砸谁的锅？

某一个沈先生：反正不会砸他们自己的锅

糊涂猫2023：58年大炼钢铁就是砸锅“炼铁”，最后出现一堆铁疙瘩。

在中国数字时代收录的一篇被404的文章《【404文库】弱信号｜从住房养老金到砸锅卖铁，政策语言应该规范化》中，作者表示，例如住房养老金和砸锅卖铁，表面看，都是很生活化、很形象化、很生动、很接地气的语言。但仔细想一下，这样的语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规范化。在生活中，这样的语言一说就懂，但一变成政策语言，就往往就模糊不清，甚至引起误解。

现代政治是一种规范化、制度化的政治，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那些接地气的口语化的“通俗说法”，往往是含义不清，所指不明，边界含糊。这样的说法，貌似接地气，貌似贴近群众，但结果只能是降低社会生活制度化、法治化的程度，并为随意滥用权力留下空间。

临沂二苏案辩护人：黄佳德律师、仲若辛律师、王万琼律师、冯延强律师（由左至右）

作者 仲若辛

来源 公众号辩护人Defenders

临沂苏纪峰、苏晓峰被控故意杀人案，一审由临沂市中级法院判处一个死刑、一个无期。上诉至山东省高级法院后，开庭六天，由徐昕、何智娟、冯延强、黄佳德四位律师出庭为两位七旬老人做无罪辩护。二审审了三年，裁定发回临沂市中级法院重审。

我在案件重审阶段介入新的一审辩护。和我一起为两位老人辩护的还有王万琼、冯延强、黄佳德三位律师。辩护工作团队还有肖明静、邓庆文律师做辅助工作。李仲伟律师多次赶来为辩护团队提供帮助。鉴于两位老人家庭困难，所以和之前的二审辩护律师一样，我们这些律师都没有收取律师费。

令人绝望的未审先判

通常来说，案件发回重审让人看到起死回生的希望，但这个案件的发回却是令人绝望。

首先，山东省高院的二审裁定仅是将刑事部分发回重审，理由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但民事部分未发回重审。辩护人通过临沂市中级法院得知，山东省高院认为民事部分已经生效。也就是说，山东省高院事实上认定了故意杀人行为的成立。在这种情况下，临沂市中级法院的再次一审，不可能违逆上级法院的生效裁定而认定故意杀人行为的不成立。

其次，原一审判决是经过了临沂市中院审判委员会的集体讨论的。因案情重大且疑难复杂，本次的再次一审，肯定还要经过该审判委员会的集体讨论。同一个审判委员会，很难做出与之前判决完全相反的无罪判决。就像福建的念斌案，福州中院判处念斌死刑，发回重审后再次判处其死刑，再次发回重审后再次判处念斌死刑。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很可能在本案中发生。

第三，本案的公诉人是张志超冤案的公诉人朱学珍，审判长是任艳红冤案的审判长陈刚。他们制造了重大冤案，但未受法律追究。这个冤案制造二人组来审理本案，实在令人绝望。他们能否公正审判，着实令人生疑。

第四，本来很多程序问题应该在庭前会议中解决，但这个案件的庭前会议完全是流于形式、走过场，不解决辩方提出的回避、管辖、非法证据排除、调取新的证据等问题，对于我和王万琼律师介入后提出的各项申请也视而不见，拒绝再次召开庭前会议，法官甚至拒绝和辩护人沟通，连电话沟通也拒绝。他们决定直接开庭。但2024年5月16日的庭审，因未向各辩护人送达起诉书而被迫停止。

以上诸多因素，让我们对本次一审陷入深深的绝望。我们认为，既然“我辩我的，你判你的”，那就干脆不发表质证意见和辩护意见了。加上两名被告人也在5月16日的庭审中明确要求案件移出临沂，否则拒绝接受法庭的审判，我们决定不再发表质证意见和辩护意见。两名被告人家属对我们的决定表示认同并坚决支持。

四天庭审的事实证明，审判没有公正可言

虽然确定了那样的辩护方案，但开庭时，我们仍然就程序问题发表意见，仍然尽最大努力说服法官，让案件回到正轨。但是，不但阻击未能完成，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更加绝望。

9月3日开庭第一天，被告人苏晓峰双手带血进入法庭，向辩护人反映其被法警暴力拖拽致使手部受伤。之前苏纪峰也反映其被法警拖拽手铐拖出法庭致使手部受伤。以前我们只能在张志超、任艳红这样的案件中看到侦查机关的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从未见过案件到了审判阶段，被告人还在遭受体罚虐待。两名被告人再次当庭拒绝接受临沂市中级法院的审判，要求将案件移出临沂。我们注意到，审判长陈刚将被告人高压159视为血压正常，进而安排继续开庭，而其找来的医生明确表示高压140以下才是正常；公诉人朱学珍，在休庭检查伤情期间，坐在那里和其他检方出庭人员谈笑风生，枉顾法律规定的监督职责。无论是公诉人还是审判长，对人的生命的漠视令人心寒。

第一天的庭审结束后，法庭竟然拒绝辩护人复制庭审笔录。这是我们之前从未遇到过的。

9月4日开庭第二天，审判长一上来就宣读庭前会议报告，驳回辩方的全部申请，并且故意不安排听取辩护人对庭前会议报告的意见。对公诉人的回避申请本来应该由检察长决定，但法庭也越俎代庖决定了。两名被告人拒绝回答公诉人讯问，多次大声表示：案件移出临沂，不和冤案制造者说话。辩护人向法庭明确，鉴于法庭已经毫无公正可言，庭审是在走过场，辩护人将不再发表质证意见和辩护意见。随后的排非调查程序，成了公诉人单方的独角戏。

9月5日庭审第三天，审判长陈刚宣布：“经合议庭评议认为，相关证明材料能排除二被告人供述系非法的，供述可以出示，其真实性和关联性在举证质证环节，发表意见。”

陈刚审判长在任艳红案的判决书中几乎也是这样写的：“被告人任艳红在侦查阶段的多次供述客观真实，且可以排除刑讯逼供的可能。”之前的庭审中，公诉人朱学珍也曾口口声声说，讯问笔录显示保障了吃饭、休息，陈刚审判长在任艳红案的判决书中也是这么说的：“2011年8月8日、9日的讯问笔录亦显示公安人员讯问期间安排休息、吃饭等情节。”而事实证明，任艳红案是个冤案。

9月6日庭审第四天，公诉人朱学珍继续有选择地播放苏纪峰的讯问录像，只播放他被刑讯逼供后的供述录像，未播放在重审阶段声称遭到刑讯逼供的辩解录像。在之前的排非调查程序中，朱学珍明确表示，本案部分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在移送过程中遗失。

后来，朱学珍又开始朗诵苏晓峰的供述笔录。这同样是苏晓峰在刑讯逼供及刑讯逼供的影响下形成的重复供述笔录，同样被她声情并茂地朗诵出来。但苏晓峰在看守所内第一次被讯问时，曾经多次提出侦查人员回避，并且明确说明他们没有杀人，这个案件是一个错案。为此，苏晓峰当时被侦查人员长时间辱骂、威胁、逼迫。可这些内容，被她歪曲成侦查人员在对苏晓峰进行政策和法制教育。即便如此，我们且看她如何播放相应的讯问录像，她敢播放吗？

下午，不出所料，公诉人朱学珍当庭播放苏晓峰的讯问录像时，果然将上述苏晓峰被辱骂、威胁、逼迫的录像给隐匿了。苏晓峰辩解无罪的内容，统统没有被记录、播放；侦查人员对苏晓峰的辱骂、威胁、逼迫，也没有被记录、播放。录像中的真相，被她彻底隐匿。

这种隐匿证据的手法，她在张志超案中也干过。有四名同学的证言证明张志超参加了早操，没有作案时间。但这四份证言被朱学珍隐匿，致使冤案酿成。

“沉默式辩护”及其职业伦理问题

“沉默式辩护”是刑辩同行对我们这种辩护方式的称呼。当然，拒绝发表质证意见和辩护意见，不是拒绝辩护，也不是对证据无异议。这种辩护方式是一种特定状态下的无奈选择：死刑案件，一审阶段，未审先判。而且这个案件已经经历过一次二审，二审开庭六天，对证据的质证相当详尽，辩护意见也很给力。现在重回一审，鉴于上文所说的原因，即便我们发表详细质证意见和辩护意见，也改变不了判决结果。只要案件不移出临沂，甚至说只要案件不移出山东，案件就没有公正可言。另一方面讲，死刑案件二审必须开庭审理，即便我们一审采取这种拒绝发表意见的方式，二审仍有机会。也可能，一审这种辩护方式会促进二审法院对案件更加重视。

关于这种沉默式辩护涉及的职业伦理问题，我在庭上阐明了不再发表意见的理由：“辩护人之所以为辩护人，乃基于被告人的委托，辩护人的职责是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鉴于被告人拒绝接受法庭审判，拒绝发表质证意见和辩护意见，辩护人无权超出被告人的意愿去辩护”。如果我们和被告人就如何辩护不能达成一致意见，那就要解除委托关系，退出辩护。但这个案件中，两名被告人及其家属对我们的沉默式辩护极为认同。他们不认为我们没有履行辩护职责，相反，他们认为我们很华丽而又完美地履行了辩护职责。

2024年9月8日写于临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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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感谢这些天来前来法院旁听本案的人员，尤其是各地的律师朋友们，有北京安志军律师，海南杜家迁、张凯律师，上海葛绍山、胡孙承、姜茂坤律师，山东刘慧君、刘伟、吴雨、李仲伟、英政、陈思彤、王艳、张焕坤、杜孝勇、李文昌、张荣娟、李华、孙中圣、李晓律师，等等。你们能来旁听，是对被告人及其家属们莫大的支持。

算法
——献给死去的外卖员

你躺平的姿态
终于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偷懒
彻底的舒展
死亡甚至令你感到久违的松弛

我不想再考证你的生平
在一个吵闹的时代
就用那个最朴素的词称呼你：
一个人
不是一匹马
或一台机器

一个人只可能为了爱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个人在越过极限时
会故意遗忘掉痛苦的重量
那几乎是一种习惯

是遗忘使你变轻的吗？
你突然回过头
看见爱过的人已远远地站在身后
隔着一场闷热的梦
而这个夏天再也捂不热你的尸体

“就蒸发掉我的一生吧”
你说。汗的一生
连流泪的水分都不够
而那个完美的算法
在计算出路线和效率的同时
是否也算出了一个人体内绝望的盐
是否也算出了他肩上透明的债

在共和国的夜晚
那个崭新的算法
是否能算出一个奴隶
陈旧的命运
和他草率的一生

口口
2024年9月10日

对于“一代单王”的陨落，我们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个体的选择，而应该从更深层次去思考，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健康的工作环境，让他们不用这么拼，也能获得满意的收入，看到生活向上的希望。

据纵览新闻报道，近日，有网友发视频称，浙江杭州一中年外卖员接完单，不幸猝死。视频中，一位男子躺在电动车上，双手无力地垂下，外卖箱静静地放在一旁，周围有民警拉起警戒线，场面显得格外凄凉。发布者称，“一代单王就此陨落，希望大家好好休息别这么拼，记得早点睡觉！”

据当地发布的通报，死者袁某某55岁，警方已经排除了刑事案件的可能性。知情人透露，去世的这位外卖员不是杭州本地人，家里经济压力比较大，身体也不太好，但跑单非常“拼”，每天能挣五六百元左右，下雨天能赚到七百多元，是他们这里每天送餐时长最长的人，所以大家叫他“单王”。

在同行的描述中，这位猝死的外卖员，有时晚上跑单到凌晨3点多，早上6点又起来接单，经常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没单子时，就躺在电动车上睡觉，手机一响他就起来接单，还有人说他睡过桥洞。

警戒线内，是冰冷的现实；警戒线外，是无尽的唏嘘与感慨。

他的“拼”，让他成为了同行口中的“单王”，也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每天长达20个小时的工作量，对身体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消耗。因此有人倍感心酸的同时，建议平台负起责任，限制外卖员的接单时长，否则就是把人往死里逼。

其实，近些年，限制外卖员接单时长，充分保障他们的休息权益，帮助他们走出“算法困局”的呼声不断。比如，全国人大代表黄超曾建议，专送骑手应保证每周至少一天、每月至少四天的休息时间，并且为避免骑手陷入自愿接单的怪圈，休息时间应为强制，休息日系统不予派单。

石家庄等地人社局也出台相关规定，要求网络餐饮平台对连续送单超过4小时的配送员，20分钟内不再派单，避免过度劳累危及健康。

为了保障外卖员的出行安全，前不久，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外卖骑手新规：对一周内有3次以上违规行为的骑手，实施全行业停单一天以上惩戒。

平台在这方面也并非无所作为，有的平台规定，骑手最长接单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

然而，这些所谓的“为你好”举措，并不被所有外卖员接受。在很多骑手看来，打这份工，拼的就是“速度和激情”，“时间就是金钱”，每多送一单，就意味着多一份收入，家庭就能多一份保障。

为了争取更多的接单量，很多小哥经常打破规则。3年赚102万的外卖小哥陈思，同样每天只睡三小时，工作时间长达18个小时。为了打破接单12小时的限制，他注册了多个平台一起送单，提高接单量。此前有媒体报道过，为了在多个平台注册接单，甚至还有人使用他人身份证，违法购买健康证，进行注册。

出自好心的种种规定和限制，对于那些渴望多赚钱的人来说，不过是换一个平台继续奔跑罢了。

当“单王”从来都不容易，26岁的陈思双手长着冻疮，像62岁的手。当然不是人人都能如此拼命，一位熟识猝死外卖员的同行表示，自己曾经也尝试像这位外卖员一样，但坚持了一个星期就吃不消了。

骑手们不是不知道休息的重要性，只是对一些人来说，生活的重压让他们不敢停下来，他们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可以赚钱的机会。

尤其外卖行业如今越来越卷，钱越来越难挣。以前舆论常诟病，平台压榨骑手，抽成厉害又拼命催单，骑手才会不顾生命危险去违章，去抢时间。但比起困在算法里，骑手们现在更担心日益摊薄的收入。也就是说，单靠平台调整，恐怕很难给骑手们减负。骑手“自主选择”的背后，有更复杂、更沉重的压力。

平台算法的推动、配送费的降低、外卖从业者的增加、订单量的减少……每一个因素都在挤压着外卖员的生存空间。他们就像是一台台不知疲倦的机器，被算法和规则驱使着，不断奔跑。外人感慨他们的无奈，同情他们的悲哀，可又有谁能真正为他们解困？

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和理解。对于“一代单王”的陨落，我们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个体的选择，而应该从更深层次去思考，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健康的工作环境，让他们不用这么拼，也能获得满意的收入，看到生活向上的希望。

记得去年看《种地吧》，就有不少人表达过想看“女版种地”的诉求。

可当真千呼万唤始出来，一开播却差评无数。

也是不巧。

还记得几个月前禾伙人手撕节目组吗？

平台这边还没能平息禾伙人怒火，后脚就推出女版《种地吧》——

《燃烧的月亮》（下称《月亮》）。

作为该类节目的主要受众，本就积怨的禾伙人自是不买账。

但除了自撞枪口，《月亮》也注定无法再像综艺黑马《种地吧》一样出圈。

1

首先它踩了第一雷，生搬硬套。

从嘉宾人选上看，节目的动机就被怀疑不够纯粹。

让12个女孩去牧场搞养殖，但其中就有9个女孩的身份跟演艺圈相关，且没有一个有畜牧业相关经验。

不免让人怀疑，又要搞一出农业选秀《种地303》。

除了1:1复制《种地吧》的配置，更是把一档充满偶然性的“纪录片”，做成了设计感满满的“综艺”。

《种地吧》给男孩们留了个积灰宿舍。

女版呢，地板干净到反光，但要特意留一间待整理的房间和一扇待修缮的破窗给女孩们收拾。

《种地吧》捡了几条流浪狗，整了个狗屋。

女版一出场就直接标配上了。

《种地吧》亲手接生并抢救了一只小羊晴天，后来节目还没结束就心脏病发去世，刀哭过不少观众。

《月亮》第一期也迎来一只小羊，却是当地羊倌养了一半，特地送来的。

除了相似的配置，还有熟悉的剧情。

还记得《种地吧》连夜卸四千盆玫瑰花，最后只能向节目组求助，是因为货车司机等着回家，又怕棚外的花坏掉的无奈之举。

《月亮》也有这类紧迫性任务，只不过是节目组在背后push。

好比要求她们四天内剪完所有羊毛，最后剪不完，节目组便主动提出派几个女工作人员出镜帮忙。

即便摄制组有男工作人员，再延后一天剪完也不是不行。

直到其中一个女孩点睛总结，我才懂节目整这出是为了突出这句“girls help girls”。

这效果，堪比看小品看到结尾来了句“包饺砸\~”。

也不知道在燃些什么，尽透着刻意和腻味。

这也是节目埋下的第二雷，没苦硬吃。

虽说同样是吃苦，但女孩们吃苦的难度和危险系数却更高。

“十个勤天”搞种地，《月亮》则安排12个女生到内蒙古一牧场搞养殖。

种地看天吃饭，女版的条件更差，在内蒙古一天可能经历四种不同的天气。

10个男生养几十只羊就够他们手忙脚乱了，这边12个女孩却得在18000亩的牧场上养1800只羊，120头牛外加6匹马，还要种植20亩地。

这工作强度和难度，换成12个身强力壮的男孩都未必完成得了，更何况是一群毫无养殖经验的女孩。

既折磨了动物，也折磨了嘉宾。

然而，《月亮》有意做一档全女综艺。

出镜的是女导演和女工作人员，连科普的旁白也是女声。

先导片也借嘉宾之口表明想打破大众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证明女生也可以做得比男生好，传达女性力量。

她们一出场，像是带着一份不服气，为女性正名的使命而来。

节目里，女孩们也的确在身体力行地践行。

什么骑马赶牛开挖机，修窗修炕搭蒙古包，这些体力活和技术活都不在话下。

遇到小牛难产，也会想到重点照顾母牛。

塑造又飒又细腻的女性，拓宽女性的可能性自是好事。

但一味给女孩的困难加码，以自证“男人能做的粗重活，女人也能做”，依然处在崇尚力量的规则之下。

本质上，这依然是以男性的标准为准的爹之逻辑。

表面上看内娱又出了一档全女综艺，但细究其内里，“含女量”并不高。

2

《月亮》的爹感还不止于此。

要说最大的雷，还是制作上的投机取巧。

《种地吧》已经验证过，温情戏码是一记杀手锏，但《月亮》却总把它耍翻车。

好比女孩们给一只难产小牛的死胎土葬，左下角一条“后续进行无害化处理”的标注却仿佛在强调：多此一举。

啥意思呢？

就是等女孩们哭着走完温情流程，后续节目组还是会把她们已经埋好的小牛再挖出来做无害化处理。

你知道它想复制一些温情故事，却把《种地吧》被忽略的养殖问题放大了。

多数人看《种地吧》大概只记得人与小动物的羁绊。

但最后因为养的羊太瘦卖不出去，只能退回给养殖户继续养肥，却少有人提。

所以若真要论专业性，种地少年也经不起考验，但好歹人能意识到这点，到了第二季也只扩大种植规模，养殖工作再不敢乱碰。

然而，《月亮》连人与动物的情感还没建立，倒先把风险预估问题暴露无遗。

由于12个女孩完全没有养殖经验，第一次赶一千多只羊入圈就造成踩踏事件，导致5只小羊当场被踩死。

现场也没安排专业指导人员即时抢救，只留女孩们在原地惊慌失措。

在节目组安排的骑马训练中，有一匹马突然受惊乱跑，把所有人都吓一跳。

但节目组还没意识到严重性，仍然没有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

直到另外一匹马也不受控，直接把女孩摔成暂时性失忆。

而如此触目惊心的危险画面，竟还被用作节目当期的最大看点。

很难想象，一档主打人与动物共处的综艺，却冷冰冰透着四个大字：

漠视生命。

要知道，隔壁《种地吧》为了救助一条流浪狗还掉进过粪坑呢。

相较之下，除了节目里无辜生命被践踏，连女孩们也成为被play的一环。

拿节目培训不到位，牺牲了5只羊惹哭嘉宾这事来说，节目像极了那些给孩子养宠物，又不告诉她们怎么养的家长。

只负责冷眼旁观，让孩子自己承受生命在手中消逝的负罪感。

无辜的生命、女孩们的惊慌和自责，统统沦为节目对外展示的表演工具。

即使打着全女综艺的旗号，但这种凌驾于无辜生命之上的上位者视角，一点都不“女性视角”。

表面看似在为女性群体发声，实则反而是在给女性群体火上浇油。

3

《种地吧》和《燃烧的月亮》，总让我想起0713的团综和后来09快女的团综《想唱就唱的夏天》。

都是相似的模式，但口碑和热度都不是一个量级的。

从前者脱胎而来的女版综艺，最终都沦为“失其精华，承其糟粕”的炮灰，被扣上“蹭热度”的帽子淹没在骂声中。

嘉宾的艺能固然是其中一大决定性变量。

但可悲的是，它们宁愿依葫芦画瓢，也不愿真正从女性视角出发，去花心思打造另一个新的瓢。

《月亮》总导演曾在采访中提到，原本节目组是想让女孩们在江浙地带种桑树、养蚕、做丝织品。

但后来觉得太“正确”，才选取了对观众更有吸引力的放牧。

针黹纺织的确是旧时代女性的一大标志，但其本质不过是同样光荣的劳动，所谓“封建”的标签不过是社会强加在上面的。

从导演的考量不难看出，节目组从一开始就走了一条自欺欺人的路——

他们以为站到旧女性价值的对面就能代表新女性，殊不知旧女性的对面，只是爹。

她们拒绝干“传统的女性事业”，但也没有开辟新的可能，反倒刻意干起“传统的男性事业”。

跳出了第一层的刻板印象，跃入了第二层的刻板印象。

所以会发现，即便《燃烧的月亮》想打破刻板印象，但呈现出的女孩们反而更符合刻板印象。

与女性客观生理条件不适配的规则，让她们为了做到“和男人一样”，只管埋头苦干，不断逞强硬撑。

不敢喊累，太累也只敢悄悄抹眼泪。

再苦再难也能苦中作乐。

懂事、乐观、坚强，是不是非常符合我们印象中的劳动女性形象？

但最让我觉得可惜的是，截至目前，你几乎看不到节目留给女性发挥自主性的空间。

相比《种地吧》十个人对自己种植项目的规划。

节目给女孩们指派了超出她们专业认知和能力范畴的工作，布置紧迫性任务。

而女孩们也丝毫意识不到不对劲，每天像在完成节目设定好的程序，只管吭哧吭哧埋头苦干，工具感异常强烈。

如此训练出的，与其说是女性力量，不如说是吃苦精神。

所以跟看男的吃苦不一样，这节目有种表演虐女的不适感。

你以为全女综艺是想打造一个女性专属的乌托邦，却几乎感受不到治愈。

你知道节目想传达女性能吃苦、不娇气，但没苦硬吃只会让人感叹：

“女人可真能忍”。

因为现实中女性的苦难，并不真正来自节目组制造的那些有序的凌乱，以及游戏关卡般的劳作任务。

先导片里女嘉宾自述的真实遭遇，才是现实苦难。

来自外界的婚育压力。

与生俱来的性别歧视。

职场性骚扰。

但目前来看，节目里的拙劣假治愈，显然没能跟这些宏大的现实议题做联结（事实上也很难联结）。

于是节目倡导的这种女性力量，反而形成了一种讽刺又可悲的隐喻。

那就是，女性一生都要不断培养忍耐力，才能去应对现实的苦难。

所以可怕的不是假治愈，而是披着女性主义皮的真驯化。

既然如此，那这样挂羊头卖狗肉的全女综艺，不要也罢。

小高，你到我们这里来，对你是个很好的历练，你好好干，好好学。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大熊，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考试可以说是他唯一擅长的事情。2021年毕业后，他先考上了政府志愿服务计划，一年后考上事业编，两年后，今年6月，他终于考上了公务员。

今年，公务员考试考生人数又达到了历史新高，303.3万人，录用比例达到77:1，超过2023年的67:1，2022年的61:1。大学毕业至今的三年里，我周围的同学几乎都选择了考公或考编，还有不少人考到酒厂当工人。一份智联招聘的报告显示，从2020年到2024年，想进去国企的毕业生越来越多，今年达到了47.7%。

大熊进入体制工作这三年，我看着他发生变化，起初对官场上的迎来送往，他还常常找我商量应对，嗤之以鼻，渐渐地，我的作用对于他而言，已经成为告解室里的神父。

最近一次，他考上公务员后来找我见面，已全然不见曾经的那些纠结和困惑。他接受了这套运转的机制，并默认了自己的角色。他固执地认为，自己不过是一颗螺丝，一颗子弹，机器怎么转动，子弹射向哪里，他都身不由己。

大学四年一事无成

考公上岸一朝翻身

大熊大名高天志，因酷爱哆啦A梦，大家都叫他大熊，今年26岁。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住在我对门寝室。

大学四年里，大熊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擅长考试，他最骄傲的事情是：我可是我们班男生中第一个过四级的——而且还是裸考。

他和室友关系也不近，我常常看见他独自一人坐在电脑前，脑袋搭在那把电竞椅上，看老版的《三国演义》电视剧，然后看新版的《三国演义》电视剧。他喜欢哆啦A梦，经常对着那个玩偶自问自答。

2020年大三时，大熊本来在准备考研，但疫情来了，他弃考了。大四时，经历了近一年的网课，同学们都变得沉默。

我们学校是一所二本院校。校招时，我和室友投的简历都像石子入水一样杳无音讯。那天回寝室的路上，我看到图书馆墙上贴着莎士比亚的名句：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

大熊告诉我，他准备再次考研。同时，他报名了一个大学生志愿服务计划，如果选中，可以进入政府见习一年，保留应届生的身份。

那年大熊被志愿服务计划录取。过了一年，2022年7月，他考上了东南沿海地区一个小镇的事业编。又过了两年，2024年6月，他考上了老家X县的公务员。

大熊打来视频向我报喜。他还和大学时一样胖，只是比大学时精神了许多，笑得也更爽朗。

公务员面试成绩公布那天，大熊的一位室友给他发来消息：大学四年，你一事无成，如今你总算做了一件最对的事儿，我真替你感到高兴。

大雄变身临时工小高

大熊是这样考上政府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计划的：

先是学校面试，面试官是学校团委的学生干部，每人轮流进行两分钟的自我介绍，并讲讲对服务计划的理解。大熊一股脑地将计划的精神要领背了一遍：到基层去，到祖国需要的角落去，用一年的青春，换取永远的珍贵经历，等等。他通过了学校的筛选。

一周后是由S省团委组织的面试大会，大熊讲的也差不多，在最后他重申作为S省人想要帮助S省人民的愿望。

2021年7月，大熊收到了来自X县团委试岗报到的短信通知，他被分配到了县里新成立的金融局办公室。

正式报到那天，政府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从团委书记到下面的各部门领导挨个发言，志愿者有80多人，站在台上，等着主持人点名领走，就像《士兵突击》里的新兵入伍仪式一样。

大熊被分到了金融局。领他走的是一位30岁上下的大姐，姓李，长得像大熊初中的语文老师。一年之后的大熊回想起来，才意识到这就是传说中的贵人。

金融局就在县政府旁边的商务中心大厦的十六层，站在上面可以看到县政府门前巨大的广场，外面淌着的一条河，再远处是X县的一半全貌。

李大姐领着大熊进了金融局的金融办公室，李大姐就是这间办公室的主任。办公室加上李大姐一共三个人。130平米的办公室被分成了两个区域，一个是大熊所在的公共办公区，另一半则是李大姐的办公室，里面又分出来一个仓库和一个小卧室。

上班第一天，他去局长办公室报到，办公室的门半开着，里面放着一张会客的皮质黑沙发，局长坐在办公桌后面，背后是一整面的柚木色书架，党史资料和文件档案一层一层叠着。局长戴一副黑框眼镜，白色衬衫扎在裤子里，精瘦身材，正低头看文件。大熊压着身子走进去介绍自己，局长对大熊说：

小高，你到我们金融局来，对你是个很好的历练，你好好干，好好学。在这学明白之后，对你以后很有帮助的，整个政府，大到中央，下到乡镇基层，都是这套运行机制。你以后就算不在体制内工作，干些其他工作，文员秘书之类的也是很有帮助的。

大熊边听边点头。他当时想的是，一边做着这份清闲的工作，一边准备再次考研。

整个局里一共16个人，除开领导和四个科室负责人以及四个正式编制后，剩下（7人）的都是临时合同工。大熊是志愿服务，每个月只能拿2300块，比临时工的工资还要低1000块。他主要是打下手，并不承担具体的工作责任。因为老是跑上跑下，加上年纪最小，大家都叫他小高。

小高很快弄清楚了自己的职责，包括但不限于：收发文件，上传下达，布置会议，购买办公用品，预约公务用车，买杂物，打扫局长办公室，以及完成局长下达的所有工作和生活要求，比如拿个快递，买包烟，递瓶水，食堂带饭……最麻烦的一个活儿是安排会议，要端茶倒水，还要摆桌子摆椅子。

他觉得自己像个太监。他看着桌上摆放的领导座次和那些银行代表名字，心想，局长说的运行机制，敢情是这样。

小高和李大姐相处最多，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李大姐叫他：高儿。李大姐有个女儿，常被带来办公室，小高有段日子最忙的事就是陪小孩玩儿，辅导功课。

有次李大姐的老公来局里开会，小高下去迎接，对方是一位乡镇领导，穿着一身黑西裤、黑皮鞋、白衬衫，微微扬起的刘海刚好齐到黑色镜框，小高心里默默地想，要是有一天也能如此穿着打扮，也拥有一位李大姐这样温柔的且有正式工作的妻子，人生足矣。

作为小高的直属领导，李大姐手把手地教他处理文件，还帮他解决了不少麻烦事儿。有一次，一个上访常客来局里，小高被对方骂得不知所措，慌在原地。这人因为参与民间集资，钱被卷跑后公安机关抓不到人，政府也没办法解决，总是来金融局上访。小高只好一个劲儿地安抚他的情绪，实在没办法了，就找到局长，局长没好气地说：这人都是老油条了，下次赶紧打发走。

李大姐知道后，告诉小高，遇到上访问题的口诀：端茶倒水做记录，热情礼貌三不知。她让小高下次将人直接带到接待室，由李大姐出面了解情况安抚，要还是搞不定，才请局长出面订个日期许个承诺，对方又能安静不少日子。

局里有老一点的人告诉小高，以前有上访的人要是说话解决不了，直接就带着进局子了，关个几天，这人自然就安静了，只是现在政策下来了，不能用以前的手段了。

金融局的工作很闲，小高每天9点到局里，大多时候是看书和看手机，帮着换下水，中午有两小时的午休时间，一天也没什么事儿。下班时间是五点半，但他在的办公室算是领导的秘书处，必须等领导下班了，才能离开。

李大姐看局长没什么事情安排时，经常让小高直接走，或者带着他一起溜走。慢慢地，大姐开始和小高唠起了家常，听说他还在准备考研，立马制止他，让他不要考研，直接去考编考公。

李大姐讲起自己的经历。毕业后，她做了两年销售，父亲和爷爷生病了，家里没人管，日子散成一地鸡毛。她的销售工作并不如意，每天跑得大汗淋漓。她想过安稳的生活，先是考编，进入编制工作两年后，又考上了公务员。

李大姐告诉小高，公务员福利待遇很好，有公积金买房，对下一代的帮助很大。她严肃地建议小高，考研出来还得考公，何必浪费时间，不如一劳永逸直接解决。这思路，小高以前没有想到，经李大姐一点拨，才恍然大悟。

2021年10月份，在金融局待了三个月后，小高决定放弃考研计划，开始考公。

金融局考编考公的老人很多，多是屡败屡战者，小高很容易就获得了复习资料，但不久之后，疫情在小城滋生，小高被分派到防控点去执勤，复习的时间成了问题。

临近2022年春节，小高参加了第一次公务员考试，距离面试差8分。

毕业后，我们大学的同学总是时不时地在群里吐槽工作：加班，被PUA，被欠薪，没有社保，没有公积金，没有双休。大家都过上了一眼看不到尽头的生活。有时独自生活在出租屋里，我常常感到被巨大的沉默所吞噬，精神也随着干瘪下去。

小高很少加入我们的话题，他在金融局享受着朝九晚五的生活，办公室里的人带着笑脸，友善客气，每一天去上班都不必纠结，还能拥有不必将早餐囫囵吞下的松弛。他甚至和在学校一样，保持着两小时的午休习惯。每天下班，他步行十几分钟就到了家里的楼下，此时的夕阳还未全部成型，他还能留出来一小时跑步。他理解我的压力，有时候也说：你看起来衰老了好多。

为期一年的志愿服务只剩下半年，每次看到我们抱怨，小高仿佛感觉那台高速运转的社会机器齿轮，正一步一步向他逼近，一种如履薄冰的恐惧让他头皮发麻。他已经习惯而且喜欢上了现在的生活，第一次考公失败后，他更加迫切地渴望上岸成功。

防疫一线当“大白”

局长倚重照顾

小高身不由己

2022年春节过后，小高所在的县城冷清了下来。从2021年底开始，疫情持续加重，可感染情况并未公布，只在政府内部流传。

小高听李大姐说，马上就要封城了，县里的娱乐场所都停掉了，现在只开放少数超市。春节假期后上班没几天，县里开始全面管控，金融局也开始居家办公。直到管控的第20天，下午四点，县政府的公众号发布了新增三例的公告。晚上七点，市里又发出全面清零的公告。

第二天，县政府的微信公号发布了新的公告——封城。他记得上面有段话写着：此前我县进行了20天的封控演练。很快，外出学习的县委书记回归，市里派驻指导组，X县开始了长达一个月的 “真”封控。

小高每天待在房间里复习备考。考公失败后，他听从李大姐的建议，先报事业编。此前离面试只差8分，加上现在居家办公，时间充裕，小高觉得这次把握很大。

2022年4月25号早上8点，闹钟响起，小高迷迷糊糊打开手机，看到一条凌晨四点发来的消息，局长说：务必于4月25日早上六点前到xxx防疫点位集合进行疫情防控，不来的将计入年度考核档案！！！

小高一看时间，已经迟了两个小时，他立马掀开被子，换好衣服，擦了把脸就往外走。走到小区门口，他发现大门关死，只留下一扇门卫室通往外面的小门。门卫坐在椅子上刷着短视频，斜了小高一眼说：封城了，所有人都不能出去。小高解释自己是政府的，要去防控。对方抬眼打量小高，说：工作证。小高是个临时工，没有工作证，只好给局长打电话，门卫向局长问了姓名、单位、执勤点后，才让小高通过。

防疫点位上只有四个人，局长、副局长、局长司机、一位女同事（后来走了）。局里的正式员工和临时工都没来。实际上，局长给金融局的16个人都发了相同的私信，但并没有在群里统一通知。好在下面乡镇上的人前来支援，才解决了人手问题。

小高所在的金融局，有5人是年过三十的合同工，为了考编制，一直留在政府里。其中一位大哥从大学毕业开始，边工作边考公，直到35岁才考上。政府里的工作由上往下安排，到合同工这里便是最后一环。他们最忙碌，实际上也最被需要。小高觉得有些人已经在潜意识里把自己当成了正式员工。只在发工资和逢年过节发油卡、礼品时，他们才能感到差异。

小高和我聊到临时工的问题，我常和他争辩，应该同工同酬。小高一句话就给我打了回来：人家给你一个救生圈，你不说感恩就算了，还想要上船，想什么呢。

现在小高成了兜底的人。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没有防疫物资。酒精、口罩、隔离服都没有。第二天，宣传办的人来拍照，局长毛了：现在口罩酒精什么都没有，隔离服也没有，就连饭菜水都没有，让我们怎么防疫，天天就搞这些形式主义，物资不给我们送来，宣传标语倒先送来了。那个来拍照的大姐也很委屈：没办法，领导就是这样要求的。

小高在一旁看着，觉得局长说得对，也理解那大姐。但他心里想的是：复习考试的事儿咋办。

局长连着三天追问物资，电话一直打到了县政府，每一次都声嘶力竭。三天后，酒精和口罩终于送来了。等到第十天才送来桶装水，之前一直靠局长在旁边住户接水牵电。局长没让小高直接去接触感染人员，让他做一些文员的工作，并在私下里给了小高500元钱。

小高自己一个人住在一顶帐篷里。帐篷里面只有一张铁板床，比学校宿舍的床稍宽一点。一日三餐，他们吃政府配送的菜，早餐是馒头咸菜，午饭是几颗堆起来的青菜花菜，还有几片猪耳朵，一小盒米饭，没有盐分，很清淡。小高吃不饱，很难受。局长不知道从哪里搞来许多方便面，面包，火腿肠。他将这些东西都藏在司机的帐篷里，只有局长、副局长、司机和他，四个人知情。后来局长又搞来四箱怡宝，偷偷地给了小高一箱。天逐渐热起来，帐篷成了蒸笼。局长又搞来了街上一家安保公司的钥匙，这下小高能用上空调和干净的厕所了。

小高执勤的地方是个没有物业的老小区，出口被大铁皮门封住了，政府每三天配送一次物资包，物资由大卡车配送到据点，他们拿下来，再分发给各个单元楼小组的组长。

一天深夜1点，一辆黑色皮卡开过来，停在了小区门口。六个穿着便服的大汉从车上走下来。一人冲着小高喊，把门打开，要准备消杀。小高见对方没有文牒，便准备通知局长。这人没等小高摸出手机，便疾步上前：不用说了，我们刚从县里开完会，县里领导直接下的命令。此前局长给小高下了死命令，没有文件证明，一律不得进出，小高边拿手机边说：那我也得说一声，我没有通知就让你们进去我得倒霉。这个大汉上前准备自己开门，小高的电话也接通了。

小高：局长，来了五六个人要进门消杀，说是县里安排来的，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局长：消杀？！这都凌晨1点了。消杀什么？你把门给我看好！我现在立马过去。

A大汉：这点位长是谁，那么屌，县里领导安排的他都不开门。

B大汉：我看一下工牌子，陈**。就上次开会县里领导说他防疫不到位的那个。

A大汉：我的乖，就这还当局长呢。

他们说话声音很大，局长听见后暴怒，让小高打开免提：你们在说什么？我可是都听到了！我倒要问问是哪个熊孬说的！我没有接到县里通知，你们今天哪个敢进去试试！

局长挂了电话往这边赶，小高没搭话，坐在椅子上，六个大汉则站在车边。十几分钟后局长到了，火气也消了不少，对方只说：你不信自己给县里打电话。局长通完电话后，又耗了十分钟才放他们进去。

需要消杀的住户都被隔离了，只剩下一个80岁的大爷。消杀的人让小高去安抚情绪，小高找来副局长出面。副局长说：你也是老党员了！现在疫情这么严重，国家有政策你不知道吗？你不遵守规定，出了事儿，我们谁都背不起这个责任！随后大爷被请出房间，给了一个折叠床和小被褥，在小区保安室对付了一晚。

小高回去之前，给那位大爷拿去了一瓶水。他认为自己做不了什么，只是一颗子弹，不是扣动扳机的那个人。那段时间，“身不由己”成为小高最多的感叹。

经过了十来天的慌乱过后，防控的节奏稳定下来。小高开始思考接下来的复习计划。他断定今年的事业编考试会延期，果然，考试时间往后推迟了3个月，要到7月举行。

他没觉得疫情是什么大事，他已经司空见惯了。小高算了算，除去每天四小时执勤，以及为局长整理一些文件外，还有很多空闲时间，完全可以用来复习。但他出门的时候走得急，复习资料全部没拿。

纠结了一天后，小高下定决心要偷溜回家拿资料。2022年5月10号，封城的第15天，他打电话给母亲，让其准备好备考资料，约好深夜在小区楼下背面的铁栅栏见面。

凌晨两点，小高关掉手机屏幕，躺着床上听了一会儿帐篷外的动静，只听到一些树叶沙沙声和很远处传来汽车报警声，外面的马路没有汽车经过。他起身，铁板床发出刺耳的吱吱声，他站起来又停了几秒，才掀开帐篷的门帘，弯着身子，迈出腿，左右环顾了一下，走到外面。30顶帐篷齐刷刷地黑着，马路上路灯下泛着白雾，在行道树的作用下，呈现出丁达尔效应的反射光。

他迈着小碎步跑到帐篷对面的马路上，躲在树荫旁边往前走。他的防疫工作证还没发下来，不敢走大路，怕有人巡逻。他穿过公园的树林，看不清路，也不敢拿手机照亮。他很紧张，根据规定，执勤人员非必要不得擅自离开据点，倘若被抓到的话，他这一年的志愿服务算是泡汤了。

走了大约十分钟，小高隐约听到汽车驶来的声音，他一个箭步躲进树丛，蹲下观察。树枝插在他的头发上，汗水沿着头皮一直往下渗，很快就打湿了整个后背。过了一会儿，汽车的声音逐渐消失，一切又安静下来，小高却不敢往前走了。

重新回到帐篷后，小高脱下衣服，躺在床上，把风扇风力调到最大。他大口喘着粗气，一直到凌晨4点多，才睡了过去。

第二天，小高打听到政府门口的路没有管控，可以通过，他决定再试一次。这次他拿到了临时工作证，还穿上了执勤时的白色防护服。

往常回家只需五分钟的路程，绕了快半小时。他终于走到小区铁栅栏围起的一个角落，母亲正在栅栏后面朝他喊。小高冲上去让母亲不要说话。匆匆拿到资料后，他叮嘱母亲，让她和父亲这段时间千万别出门，马上就要清零解封了。他没来得及看清母亲的脸，说完便转身往回走。

回到帐篷里，小高脱掉防护服，全身被汗湿透了。母亲给的袋子里装着试题资料和一本面试书籍，还有一些口罩、酒精，一个插排和一盏小台灯。

此后小高开始将时间全部投入到备考中。局长让他有空就去帮忙，他有时候故意不去。他把折叠床弄成了临时书桌，地上垫几张纸坐着，把书放在床上看。白天他在外面商店的台阶上看书。

2022年5月24号，解封前一天，小高看完了所有的书和复习资料。

在帐篷里复习的时候，他想起大学时有同学因为他的肥胖和不善言语，投来轻视的眼神。以前他没机会证明自己，现在他下定决心要让人刮目相看。小高也确实擅长于此。试题里的那些逻辑问题，图形问题，他总是能一眼找出其中的关系。

拿回复习资料没多久，城里开始进行清零工作，所有感染者或接触者都要转移出去。晚上九点，小区门打开了，人们走出来，儿女带着老人，父母带着小孩，都穿着隔离服，排成蜿蜒的队伍。小高负责拍照。

这些人里，有他初中时暗恋的女同学。小区刚封时，她要出去实习，跟局长说了很久才得以出来，小高认出了她，但她显然认不出穿着防护服的小高。他还记得那个大妈，她的父亲去世，她在家里等了两天，才得以把父亲的遗体送到了殡仪馆。还有一位临盆的孕妇，等了很久，救护车才来，还有一个误食消毒药丸的小孩儿……

在县里，每天都要开点调大会，会上每个点位长要汇报当天的防疫情况，从感染人数，消杀工作，到物资分配，人员排班，全部需要记录在册。

解封前的最后一次大会上，一个点位负责人仔细做了PPT，洋洋洒洒讲了一个小时，受到了书记表扬，说要让电视台来采访。局长也为这次大会做了充分准备，拉着小高将发言稿改了又改，点位人数、任务分配、辖区人数、多少妇孺老幼、哪家哪户没有消杀、物资分配情况……改了整整一天。局长没被抽到发言，他看到别人受表扬，用手拐了一下小高，问他什么感受，小高挤出勉强的笑容，心里想：人一旦成为数字时，每一个人都能被一笔带过。

在连续十五天没有新增病例之后，2022年5月25号，城里宣布逐步解封，县长被撤职。

解封那天晚上十二点，他躺在折叠床上，忽然听到了外面马路上出现吵闹声，骑车的、鸣笛的、放烟花爆竹的……响成一片。那晚他只迷迷糊糊地睡了三个小时。

第二天起来，他们收拾东西，拆掉帐篷。他意识到，在体制这个巨大机器面前，大家都只是零部件而已，开关按下，一切只能跟着转动。

考编上岸

送礼的事让他犯难

解封后，距离考编只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小高每天早上8点起床，先刷一套试题，然后去金融局上班。上班时，他在办公室看讲课视频。下班回家后，他学习到晚上10点，洗漱完躺在床上，再看半小时的网课视频。

看视频的时候，累了他就会打开弹幕，成千上万的弹幕瞬间铺满整个屏幕：师傅别念了、我大着胆子来听了、轮到我点开这个视频了泪目、四点多还在卷的局长们你们好、懂了大领导秃了这就去弄同款发型……小高盯着，心里也好过了些：原来大家都这么辛苦。

我偶尔会在游戏上看见他在线，便发消息给他为啥没学习，他说太累想要放松一下，然后头像又成了灰色。

2022年8月3号，我接到他的电话，得知他考上了Y市某个乡镇的事业编。

小高的成功，带着很偶然的成分。他一共报了四个岗位，都在不同地方。最后他考上的岗位是距离他最远的，他只是顺手报了名。考试当天进入考场时，他发现有三分之一的人缺考了。这个岗位的笔试他考了第二名，只比第一名低了0.9分。

他的爷爷奶奶听说这个消息，立马就要去取钱给他，让他报名面试速成班。小高很犹豫，拨打了当地排名第一的辅导班的电话，对面给出了3天七千四，5天九千八的培训套餐。大熊觉得价格有点高，对方只说，我们就这价格，你要报吗？小高挂了电话，在网上花2000块钱报了网课。

面试那天，考场里坐着四个考官，看起来都已经年过四十，眼神冷漠。小高脑子里不断地练习着答题的模板和说话的节奏语气。情景模拟时，考官出的题是，镇上就要刮台风了，让他去进行通报。小高从人身安全、公民财产、防灾规范、撤离路线、事后安置这几个点进行了阐述。

考完当晚，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坐在办公室里查成绩，考上了。

一周过去后，小高在当地的政府公众号上查询面试成绩，他是面试第一，笔试第二。消息出来后，他一个人也没有通知，直到公示期过了，才向为数不多的朋友和家人透露。

体检那天，小高遇到了另一个考来的朋友，对方说自己花了三万报的面试班。他内心窃喜。

一周后，岗位所在乡镇派人来政审，小高需要找金融局的四个人来参与。他去找局长，给局长拿了一条中华烟，感谢他在疫情时的照顾，并请他劳心接待政审的人。局长嘱咐他，要给政审的人准备礼品，然后安排李大姐来接待。局长还给小高颁发了市优秀志愿者的奖。

送礼让小高犯了难，他给局长拿烟纯粹是真心感激，也没什么心理负担。但人情世故的事他还是第一次接触。小高想，买烟买酒太贵了，不合适，他考虑再三，决定送点家乡特产：香烤啤酒鸭。

政审那天来了三个人，一老一少，还有一个司机。小高拎着特产，准备在司机停车的时候顺手将礼物放在后备厢里。车子停下后，还没等小高上前，司机就把车开走了，小高只好又把礼物收了起来。此前一天，他还跑到县里一家比较好的饭店打招呼，说会有招待，让饭店务必要留出一个包房。

政审时，镇上的人先找到小高了解他对即将上任的工作的看法。两个人里，有个人只比小高大一岁，看着冷冷的，但另一个人稍年长的人每次向小高提问完后，都会朝这位年轻人投去征求意见的眼神。小高心里既羡慕又失落：年纪明明差不多，可他还是被考察的一方。后来小高才知道，这人在镇上名声在外，据说“上头有人”。

和小高聊完后，他们又找了小高安排的四个人面谈，李大姐就是其中之一。李大姐出来后对小高说：局长见人就夸你，说我们高儿这孩子素质高，办事强，疫情的时候帮了很多忙，是个踏实的人，而且走之前还给自己解决了前途问题。

政审结束后，李大姐邀请这两人吃饭，小高见状也赶紧上前邀约，对方拒绝了。临走，他们又问了一句：这里哪个饭店比较好吃？小高没多想，推荐了一家。如今他回想起来才明白，当时人家给了他机会，但他没有抓住。有些时候，需要克服难为情，制造一种“盛情难却”的局面，才能达到目的。

考编通过后，小高一直告诉家里人要保密，他觉得在公示期结束之前一切都不算确定。他还有些迷信，总觉得事儿没成之前，一定不能声张，毕竟煮熟的鸭子也能飞。结果，他父亲几乎立即告诉了全家亲戚。他去看望外公外婆时，外婆咧开嘴笑不停，说，我的宝贝大外孙，要去拿政府的大红票子了！

这次可是“正式的”

小高考上的是D镇政府里一个事业编制岗位。政府设在离镇中心1公里的地方，一个巨大的广场包围着单独一栋大楼。2022年国庆节过后，小高来到这里上班。

小高被分到了招标办，由人大主席分管，负责镇上工程的投标招标和验收工作。上班第一天，办公室的冷大姐领着小高去食堂吃饭，旁边的人说，又来个新人啊？大姐笑着回：以前那些都是临时的，这可是正式的。

小高的部门负责镇里所有工程建设的招标工作：土地复垦、修厕所、铺路、安装路灯、红绿灯、植树造林、买电视买电脑，甚至食堂承包买菜买粮……

总的来说，只要涉及资金支出的，小高所在的招标办都要参与。钱自然不由招标办管，但把款项给谁就是他们的工作内容。小高主要负责招标材料和信息发布，比如某个村子需要建设一条柏油路，需要写一个呈报表，包括长度、厚度、宽度、预计时间等，然后给分管领导，由镇长、人大主席签字，最后材料递交到招标办，小高再根据工程信息撰写招标公告，发布在微信公众号或者报纸上。竞标的企业提交材料，他再审查，查缺补漏。

随后当地工程队或企业开始竞标，如果工程金额巨大的话，就要请招投标公司来主持了，如果10万块左右的，招标办可以直接开标。中标的工程公司完成公示后，开始修建工作，由小高所在的招标办实地进行验收，签字上交上级，最后政府拨款结清。

几家工程公司投标，并不是谁出价低谁就中标，为了防止低价竞争造成质量参差，他们增加了综合评分项。但综合评分的标准颇为玄妙，里面有多少人情分、利益分就说不清了。

小高每天8：30上班，他的宿舍就在办公室楼上，他8点起床，去一楼的食堂吃早餐，再去五楼的办公室。第一周，他什么工作也没有，每天坐在工位上玩儿手机，没人管，更没人查岗。慢慢小高开始做一些资料工作，每天两个小时就能做完。

后来他发现，其实大家都没有什么事情做。每年只有年底比较忙，要出外勤去验收工程。

有一次，他和一位年长些的男同事还有镇长一起在食堂外沟通工作，恰巧看见一位食堂的阿姨抱着一个纸箱子走出来。镇长说：这些食堂阿姨，又往家里拿东西。他让小高和同事上前去查。

阿姨见小高他们走过来，立马放下手中的东西，露出尴尬的笑容，用方言朝那位同事打招呼。同事让阿姨打开箱子，阿姨说是自己的快递，寄到食堂来，她准备拿回去。说完便弯腰下去准备打开箱子。这位同事见状立马说：行了行了，下次不要把快递寄到食堂来。然后给了小高一个眼神，就离开了。

小高有些不理解，这位同事像大哥一样教导小高：咱们就是要吓唬吓唬她，敲打一下，不然她们后面会变本加厉，越来越过分。小高想起之前在金融局时，他曾用局里新到的打印机打印照片，一天就把墨水用完了。他觉得这阿姨情有可原了。

后来他开始负责验收工程项目。这对小高来说是个麻烦事儿。常有人给他塞烟，哪怕小高很严肃地拒绝，并说自己不抽烟，但香烟总是很巧妙地就到了他手里。小高当面拒绝的香烟，事后就出现在车子的挡风玻璃、座椅上，甚至对方递上来的资料袋里也有。好几次，他看着同行的女孩儿和单位老人也收下后，才也跟着收下。

之前在大学时，他和我争辩，总是讲一些为人民服务、人民公仆的正能量口号。谈起收烟的事，我用他当时的话反过来质问他，他说：大家都这样，我不这样我就会被人不待见。

但更多时候，即便别人不塞烟，他也没办法给人家不合格。有一次他和同事去验收一片树林，验收资料上写的，植树造林五千平米，其中有一千棵树，五百株月季，四百棵银杏。小高他们的工作就是查清楚是否种满了一千棵树，有没有五百株月季，四百棵银杏。

小高隔着一条河站在桥上，看见另外两人朝对面看了一眼，拿起手中资料又看了一下，然后和施工方开始沟通。小高见他们并没有进树林的打算，只好自己目测，先数起头一排有几棵，然后再估算看过去有几排。

同行一位老哥看小高目不转睛地瞅着，拍了他一下，问，小高，干什么呢？你不会真在数吧？看个大概行了，这要数，凭咱们三个人数都猴年马月去。他让小高放心，说这东西大差不差。说完，和施工方用方言又沟通了几句，便签上了字。施工队给他们塞了两包烟，就离开了。

回去的路上小高一直在想：到底有没有一千棵树，倘若真要去挨个数的话，什么方法是最快的，有没有不用去数就能核对数量的方法……他甚至想到用无人机来进行AI识别，就像疫情时人脸识别一样。

又一次，他去验收一个河道清淤的项目，小高彻底想不到办法了。施工队把小高拉到河边，看清淤的成果。小高傻了眼，河道已经清干净了，他不知道以前河道里有没有垃圾，有的话是多少？表格里写的是200立方米，真有这么多吗？小高只能问着施工队，河道长度多少，宽度多少，垃圾怎么处理的，花了多久。施工方一一回答，他又沿着河道走了一圈，见河道确实没垃圾，便签字通过了。

这些项目尚且还能目测，他还能根据常识来判定，更让小高头疼是那些看不见的。比如埋水管、修化粪池的项目，小高真的毫无办法了，只能转一圈，就签字了。

他向我抱怨：去验收时，水管都已经埋好，化粪池也装上粪水盖好了，我咋办，我总不能把水管挖出来算米数，把化粪池抽干算体积吧，我也想根据标准验收，可我没办法，还有那种修楼的，用的什么材料什么方法，我也不懂。

验收项目多了，小高也不再纠结了，他想，真有上百上千万的大项目，也轮不到他，纪委那边怎么来操作，他才不去琢磨。那个时候《狂飙》热映，里面有段拆迁招标的情节，他一边看一边想，这段情节都能过审播出，证明全国人民都知道这里面怎么回事儿。这样一想，他心里的负罪感倒减轻了不少。

只有一次，他拒绝过签字。

有次审核资料时，一位老同事没过问，便签字通过。资料传到小高手上，上面白茫茫什么都没写，小高不知如何是好。他如果不签，那前面签字的老同事会对自己心生不满，自己一个外乡人，恐以后在单位得绕着走。但他心里也明白，好多工程还没开标就已经完成，只是补个手续资料。比如，实际上只花了3万补个路面，往上一报转手就填个5万，先斩后奏，人家想赚多少就是填个数的事儿。但他不愿意当这个冤大头，填数字的不是他，拿钱的也不是他，可事情倘若追究下来，要负责的可就是他了。

另一位老同事一个劲儿地劝说：小高，都是这么办事儿的，这文件没问题的。小高也直言不讳：以后出了事儿，我们也负不起责，我刚来，以前怎么弄的我还不是很清楚。他对施工方说：我要回去问问我们领导。见小高把领导搬出来，同事和施工方两人没再说什么。回去的路上，同事跟小高讲：你刚来，好多事情还不了解，慢慢就习惯了。

小高其实有些后悔，担心没给同事留台阶。可是，他不懂为什么需要去处理人际关系，需要情商，需要照顾各方利益。大家按规则办事儿不好吗？法律上讲程序正义，他觉得体制内更应该如此。

后来，施工方还是如愿拿到了签字。小高知道这是一种默契。但不久之后的一件事儿，让小高开始感到害怕了。他开始考虑要离开这里。

某天，主任叫他去趟办公室，随手递给他一个信封，让转交给下面一个揽政府工程的老板。小高一接手，立马觉得不对劲。出了门，他拿起信封一捏，知道里面装满了百元大钞，汗珠慢慢地从他脑门沁下来。最后小高还是照办了。

如何处理领导的一些看似不合理的要求，也是小高在复习考试时的一个知识点。一种重要的解题思路是：“阳光思维”，即不以恶意去揣度他人。

比如有一道典型真题：单位组织一场座谈会，需要采购一些水果，领导暗示你去他的一位朋友那里采购，但是你去了后发现那里的水果不新鲜，质量不好，请问你该怎么做?

题目已经用“暗示”“领导朋友”来表明这是一次以权谋私的采购，但回答的时候不能让自己背锅，也不能让领导犯错，要用“阳光思维”来看待。答题的关键在于，不管是领导还是“我”，目的都是为了座谈会，而不是去买水果。绝对不能在回答时深究领导是否犯了原则问题，我是不是帮凶。

所以正确的回答是：

领导之所以建议我去他朋友那里购买水果，我想也一定是基于水果的价格、质量等多方面因素的考虑，一定是希望我们能够在保证水果质量，满足此次座谈会需求的前提下，可以节约更多的经费。

因此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会这样处理：

第一，转身离开做到货比三家。查看完水果的价格以及新鲜程度后默默离开，前往别的水果超市、农贸市场，针对于我们所需要的水果，再次询价并查看水果的质量，在这一过程当中可以记录3-5家的水果价格，并对水果进行拍照；

第二，再次前往该商家，并向其说明来意是受领导的委托购买，用于座谈会上的水果，并询问商家是否还有更为新鲜的水果出售，以及价格方面是否有相应的优惠；

第三，以自费的方式购买少量水果亲自试吃，然后结合多家水果店的价格质量以及试吃感受，向领导汇报，并发送之前所拍摄的水果照片以及价格，从而选择出一家水果新鲜价格优惠性价比最高的水果超市，作为我们此次采购的商家。

首先得肯定领导的决策，然后货比三家规避自己的责任，其次告知商家是领导让来的，弦外之音便是“你不能拿质量差糊弄”，最后再知会领导。整个过程只有我、领导、指定商家参与，让信息闭环。

小高联想到如今面对事情，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原来以前的那些答案里竟然藏着“真理”。

美好的未来

小高还是决定要考上公务员，离开这里，到家乡去，那边熟人熟地，就算再遇到这样的事，也没有顾虑了。

除了有人庇护，考上公务员也比事业编更有前景。在体制内，事业编只算是专业技术人员，而公务员则可以参与到行政管理工作，两者的晋升之路完全不同。小高将其简单分为办事的和管事儿的。而且，公务员的薪资福利也往往高过事业编岗位。

2022年12月，他参加了公务员考试，顺利进了面试。他以为自己胜利在望，却低估了这次难度。此前考编时有很多人缺考，他吃了一点人数红利，但如今考试的人足足比之前多了好几倍不止。小高面试失败了。 

回到镇上，他想起刚来的时候有一个周末的下午，他搭上办公室一位大姐的车。大姐姓冷，28岁，人长得秀气漂亮，老公是部队军官。车是奥迪，她坐上驾驶座，拿出一副墨镜戴上，小高坐在副驾，车窗开着，风吹在脸上，他忽然觉得人生有了盼头，从此以后他或许就能和冷大姐一样，戴着墨镜开着车，过舒适的生活。他告诉我，当时他觉得他的人生就这样确定了，不用担忧失业，只需要考虑幸福的念头，比如去旅行，去恋爱，去享受世界，再也没有生存的担忧。

2023年春节之后，小高又开始埋头学习起来，每天6点起床，23点睡觉，梦里都在刷公务员考试的题目。

2023年12月，他参加Z市公务员的考试，岗位报了老家X县的一个乡镇，离家只有几公里。笔试出来后，他考了第二名，顺利地进入了面试。

这次小高没有冒险，在Z市花4万块钱报名了面试补习班，一共15天的线下课程。他又在闲鱼花了800块，买了一个网课的账号，接着听课。

2024年春节，他利用春节假期，又向领导多请了一周的假，去Z市的辅导机构开始为期15天的面试培训。事业编和公务员的考试，相当于四级和六级的区别，题型基本一致，只是难度增加一些。有了之前一次的经验，小高这次复习顺利很多，辅导班的指导让他有了更大把握。

此前困扰他的人际关系题，也驾轻就熟起来。小高已经摸清了答题的套路，基本围绕在：群众都是好群众——只是有一定局限性；领导都是好领导——要尊重服从；同事都是好同事——要理解共情。

比如遇到：老同事爱磨洋工，把写报告得事情推给你，你怎么做？这种题，大熊会先把磨洋工这个概念转化一下，这是常见的陷阱题，如果顺下去责怪老同事分析原因可就大错特错了：不利于内部同事友好团结。磨洋工得说好听点那叫工作认真细致；甩锅则是给自己锻炼机会，倘若想要得高分，那就得展开聊聊：工作认真细致是因为报告前期调研得花时间沟通需要老同事的经验，报告撰写交给我是因为老同事拟好了大纲，给我只是更好地传帮带。

大熊向我分享时颇为得意，他总结的诀窍是：把漂亮话说具体。

面试前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曾经的同学，已经入职了他报考的那个岗位。同学听说小高报考的消息，告诉他很多单位的福利，比如经常会发电影券，可以免费看电影。在梦里，小高不知道从哪儿拿到了一张《长津湖》的电影券。

面试抽签入场环节，小高第一个举手抽签，幸运地抽到了最后一位。这意味着他将比前两位多出半小时的准备时间。

考场里坐着四个考官，给他出了四个题目。他印象最深的一道是，让他模拟直播带货，作为主播，把村里滞销的水果卖出去。

小高的考试运一直很好。考编和考公时，他的笔试成绩都不高，如果报了其他岗位，肯定会被刷掉。但考编时他报的岗位是特招岗位，只有参加过当地志愿服务的人才有资格报名。这次考公，其他岗位的平均分都在130左右才能进面，而他们组最高才110分。后来他在政府的公示公告上看到了所有录取的人的笔试分数时，才发现自己排在了倒数第二。

他通过了面试，和我打视频报喜，咧着嘴笑得无比开心。他说他什么也不求了，甚至连谈恋爱也没有想了。

接下来又是政审，与之前不同，这次他什么也没准备。来的人是他的老家X县的，资料对接很顺利。

他想给镇委书记送两条中华烟，之前在招标办的时候，有一次开会，他不认识镇委书记，言语有所顶撞。他怕影响到政审的结果。他去问一位同事老哥该怎么做，老哥告诉小高：倘若办公室里面没别人，你就走进去，然后反手把门关上，不能提送烟给他，直接把烟放在不起眼的位置，然后只说正事儿，让他帮忙接待一下政审的人，说完后就立马离开，如果他让你把烟拿回去，你也不要接话，笑着脸退出来；如果他又把烟给你送到办公室来了，你也不要说话，把烟收好，自己留着抽。

第二天，小高按照那位老哥说的照做。政府办公室的门总是开着的，小高走进去关上门，告诉书记自己要走了，让书记帮忙在政审的人那里说几句好话。书记问了句，什么时候。小高回答完，顺手就把手中装着烟的黑袋子放在了书记办公桌的下方。果然如老哥所料，书记让小高拿走，但小高一句话没说就退了出来。后来小高没有收到退回的香烟，他知道这事儿成了。

现在，他的公务员公示期已经结束，7月就将正式上任。他听说之前他做志愿服务的金融局撤销了，原来的局长升了官。他公务员考上的单位刚好是局长升官后管辖的范围。小高决定等报道的时候，去看看他的老局长，放在古代，他也算是局长的门生了。

文中人物为化名

我曾经服务于民航业十一年，在这期间和之后的岁月里读过许多份情况通报，而以下截图里的这一份对我来说可以算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说实话，我不是很能理解这件事里的各方。究竟是什么航司，什么飞行机组，什么祖父母，什么同行旅客，会允许两个陌生人把一个据传只有一岁多的小女孩带到封闭的洗手间里进行所谓“教育”？为什么？凭什么？这难道不是机上劫持人质和非法拘禁未成年儿童吗？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可以毫无阻力地在航班上发生？

不敢想象一个一岁多的小女孩，被两个陌生人强行从熟悉的祖父母身边带走，单独关进狭小封闭的机上卫生间里是什么感受。人类不会做这种事情，哪怕动物都不会让自己的幼崽处在这样的状态下。剥夺安全感，人身控制，亲人分离，空间幽闭，这是什么一种行为？指望不上自己信任的亲人，被陌生人强行带走禁闭，这对于孩子是一种怎样的伤害？ta能理解发生了什么吗？ta还能相信自己身边的什么人和事？

最先人们只是在网上控诉旅途中遭遇的“熊孩子”，然后是指责“熊家长”，所有这一切都限于言论的范畴。最先带孩子的家长只是在网上陈情，讲述自己带孩子的艰难，请求大家将心比心。然后带孩子的家长最先开始行动，上飞机之后就要给所有旅客发糖发小礼物，事先争取理解和原谅。

现在旅客开始突破了言论的边界，也采取了行动，针对孩子的行动。在这之前，我认为无论言辞如何锋利，那是文明人之间的互动和冲撞，也是成年人之间的互动和冲撞。这是现代社会的特点，大家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可以争吵，甚至可以相互辱骂。通过这种互动和冲撞，大家可以确立相互相处的方式，也可以增强相互的理解，虽然过程可能不大愉快。

现在，有人越过了这条大家心照不宣的底线，不再把事情维持在成年人之间，而是突袭儿童，这在我看来就是恐怖主义。只有恐怖分子才不去区分“我反对孩子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哭闹”的言论和“我要抓住小孩子给他们上一课”的行动之间的区别，因为恐怖分子不会在意后者可能触及法律问题，更不会在意后者可能产生的伤害。事实上，他们要的就是伤害。

面对这种恐怖主义行径，孩子祖父母、飞行机组、同机旅客安静如鸡，任由两个旅客对幼童施为，这种静默和许可我不理解。仿佛是之前网上的海量小作文，汹涌的声讨声已经把所有人魇住了，人们针对公共交通工具上儿童哭闹不假思索的反感和愤怒，已经变成了一种公共意识，认为它已经接近于一种非法行为，认为它必须得到纠正或者中止，具有某种不言自明的神圣性。

从来就没有这回事。在公共交通中，承运人的责任是确保旅客安全、准点地从A地前往B地。旅客所能得到的服务，就是安全、准点地从A地抵达B地。这中间不包括所有旅客都应该洗干净，身上不带异味，不包括所有旅客在睡觉时不打鼾，在旅途中不生病—所有这一切，旅客们都在忍受，认为这是旅程的正常组成部分。

人们真正会抗议的是在机舱里有人打开手机平板外放，抗议有人用脚踩在椅背顶端或者反复踩踏，抗议幼童不断用行动骚扰周围旅客—会抗议是因为这些行为原本是可控的，可以避免的，但是有人任由它们发生。

儿童哭闹算是哪一类？一两岁的幼儿哭闹算是哪一类？属于旅途的正常组成部分。幼儿因为气压变化因为机舱噪音因为陌生环境而哭闹，和旅客有狐臭，睡觉打鼾，突发急病，在你身边吐了一地一样，是会对人造成不便，是会让人不悦，但这就是旅途，这就是人。在票面价格提供的安全方便快捷之外，每个人还需要负责自己忍受的那一部分，因为有天别人可能也需要同样忍受你自己。

你可以表示反感，你可以表示厌恶，你甚至可以表达你的反对，要求打鼾乘客和狐臭乘客单独组成一个航班飞行。但是，认为自己有权去“教育”别人家的幼童，那是两回事。这种权力主张和中小学后巷里的小流氓没什么不同，他们也认为自己有权去“教育”从学校里走出来每一个学生，乃至有权向他们“征税”。

而这件事情的流氓之处在于，老板模样的人在机上打电话他们不阻止，壮汉踩踏座椅靠背他们不呵斥，刺青大哥不允许他们放平椅背他们不抗争，面对老人和幼儿的时候，他们果断出手了，要带人去洗手间讲道理了？是因为老人和幼儿无法反抗吗？成功选取了最弱的环节吗？

以往发生任何针对儿童的恶行，网上的父母就会闻风而动，带入自己和孩子，陷入狂暴的状态。这一次很奇怪，大部分人安安静静。我认为这种默许是一种不祥之兆，因为它给陌生人“教育”自己家孩子开了绿灯，给外人破坏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纽带开了绿灯。那每家每户最好现在就开始祈祷，祈祷自己家孩子没有做未来也不会做任何网民反感的事情，否则陌生的叔叔阿姨就有权单独把孩子带到小黑屋里去，而周围所有的人都会安安静静看着。

这就是大家想要的社会吗？这就是未来小孩子需要面对的社会吗？整件事情里，最让我难过是通报里小朋友父母说的话：同时对机上两位旅客提供协助的行为表示理解。

我不理解。

从今年春天开始，很多高校教师发现，AI已经悄然渗透进高校学生学业的核心考察环节。

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借助AI完成自己的课程论文、毕业论文。AI「统一」了一部分人的写作风格，大话、套话、车轱辘话占据文章越来越多的部分。很多学校开始检测论文的AI率，但荒诞的场景也在出现：明明用了AI的，很可能不高；明明没用的，很可能挺高。

检测AI率，成了「玄学」；把AI率降到学校和老师规定的比例之下，同样是「玄学」。

用AI写论文，用AI检测论文的AI率，再用AI把AI率降下去。同学之间开玩笑说，世界像个巨大的机器人。

当AI入侵本该体现思辨力、创造力的毕业论文时，师生之间突然都进入到一种无序的状态……

入侵

周冉的毕业论文是在AI的帮助之下通过的。

她是四川一所二本院校法学系的学生，今年毕业。春天，由自己完成的初稿交给老师后，周冉没多久就收到了反馈：「写得非常差」。

于是在改稿时，周冉尝试使用AI。她把自己论文中的观点抛给AI，问它对此有怎样的看法，然后对自己的初稿做补充；同时根据AI的回答去找相关的论文，再把论文里的观点补充到自己的文章里。

最让她惊喜的，AI不止提供理论资料，还有案例。哪怕没有直接提供案例材料，也会给出相关的网站，周冉借此给自己的论文增加了很多全新的内容，弥补了初稿「太过理论，缺少实务」的不足。

二稿提交后，除了一些格式、措辞方面的小问题，老师没再说什么。论文顺利通过了。

周冉说，在毕业季，身边几乎每个同学都会不同程度地借助AI完成论文，大家也会在私下里互相分享更好用的软件。

2022年11月，OpenAI公司推出ChatGPT，这款AI工具，能通过学习和理解人类的语言来进行对话，并且有很强的自然语言生成能力。通俗的理解就是：AI能帮你写文章了。近两年，国内的AI通用大模型例如文心一言、通义千问、Kimi等也陆续进入市场。AI离日常生活越来越近，不可避免地入侵到毕业论文。2024届毕业生，也成为第一波在论文中大规模使用AI的群体。

在很多高校的校内论坛中，总能看到互相租借ChatGPT账号的帖子；在其他社交媒体，也有很多关于如何在毕业论文中使用AI的攻略，例如「1小时写完论文的GPT指令」。有网友调侃，「毕业论文的致谢，最该感谢的是AI」。

一所重点高校的女孩楚楚说，不管是课程论文还是毕业论文，使用AI几乎成了学校里「公开的秘密」。

平日，期末考试周几乎是一个学期里最难熬的阶段，一周时间里要考几门试，同时要交大概三四篇、总数两万字以上的论文。「比如一篇6000字的作业，从零开始一篇一篇查论文，一点一点去写，对我来说是可行的，但对时间来说是不可行的，我需要更高效的产出方式。」楚楚说。

她最早接触到AI是在去年，同学们聚在一起闲聊，她感慨论文写得很痛苦。一旁的同学推荐了ChatGPT，说「GPT让我效率倍增」，她尝试着用了用，发现很高效，一路摸索着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国产AI软件。

楚楚说，AI能帮人写一个几百字的小东西，但想要完成一篇完整的文章，它只能帮人在某些步骤上节省时间。大多时候，她拿AI当做一个「高级浏览器」使用。

写一篇综述性文章，楚楚往往需要精读十篇论文，再泛读二三十篇。「以往需要三四天时间看资料，真的是人肉在啃，看得我头都大了」，现在这个工作由AI替代，直接筛选出最有用的资料，同时，把一篇论文的PDF上传，就能迅速生成论文的框架和提炼后的内容，这样便可以跳读，而不必读完整篇论文了。如今，前期的阅读时间有两个小时就够了。

阅读完成后，楚楚会将筛选出的有效资料和自己生发出的灵感一起提供给AI，由它生成一个文章框架；紧接着为这个框架增添血肉，针对更详细的小标题，问AI能找到哪些资料，最后结合自己的想法补充完整，一篇文章的底稿就完成了。

「它生成的不是最出色的，但却是最保险的。」楚楚说。只不过，AI用多了，发现有时候自己动手写的东西也一股「AI味儿」——官方的、书面的语言风格，以及习惯性的「总分」结构。

「渡劫」

高校教师们也逐渐感受到了AI的入侵。在社交媒体上，一边是学生们的使用攻略，另一边也不乏老师们的观察。

有的老师质疑，「好多表达很奇怪，真的在想是不是AI生成的」；也有人分析，「有位学生用AI写的，是特别拙劣一眼就能看出的程度，比如国内外研究现状一篇论文都没有，都是大话套话，研究建议提的都是跟自己研究一点关系没有的空话」 ；有的老师感慨，「每年带毕业论文都感觉在渡劫，抄袭、AI、拼凑，自以为不露痕迹」……

毕业论文的字里行间弥漫着浓浓的「AI味儿」，越来越难闻到「人味儿」。是很多老师共同的感受。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的老师王敬雅发现，由AI生成的论文最大的特点，就是容易出现「假大空的车轱辘话」，给出一个论点，得到三个分论点；拿其中的分论点追问，再次得到三个分论点。但往往没有什么研究意义。

王敬雅平时和同事们交流时，大家还提起，如今马克思主义学院成了AI的「重灾区」，其他专业的作业、论文也同样，越是标准化、程式化的内容，学生越容易用AI替代完成。

像王敬雅老师遇到的那样，在一所双一流高校任教的李欣总结，从论文的写作风格就能「闻到AI味儿」——往往是结构很完整，语言很通顺，内容也面面俱到，但到了该深入论证进去的部分，始终停留在表面，反复缠绕、涂抹。

李欣说，以前批改论文，看到语句不通的、使用接近学生本人平时说话习惯但不符合学术规范用语的，会感到生气，但现在她看到，第一反应是开心，「至少说明是自己写的」。

论文致谢的部分往往是偏感性、有「人味儿」的内容，但现实情况是，连需要真诚、走心的这部分，很多学生都要找AI代劳，只留下一些官方的、空洞的文字。

李欣的一位同事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看到学生的论文致谢很简单、敷衍，让其回去重写这部分，没想到最终交上来的还是AI帮写的，后来学生坦言，直接询问了「如何感谢老师」、「如何感谢同学」。

由AI操控的论文，致命的问题不只是鲜有独立思想、新的观点，对学术、事实也缺乏基本的尊重。

李欣的一个学生，撰写的论文关于某一类视频的传播策略，在「研究现状」部分，学生写：目前对这一主题的研究相对空白，没有相关文献。但一直看到最后，李欣发现学生还是列了整整十个参考文献，不仅和前述的「研究现状」矛盾，这些文献名称本身也过于相似：时间全部为2023年，题目中全部包含着共同的关键词，且每一篇文章都是双作者，以「XX＆XX」的格式排列得整整齐齐。

李欣察觉到异常，拎出其中一篇去搜索。在知网搜，文章不存在；在浏览器搜，同样搜不到。她逐一搜索了这十篇，全部是同样的结果。这才意识到，原来全是围绕关键词，由AI编撰的——这十个参考文献，全是假的。

王敬雅说，语言逻辑类软件的工作原理，是根据语言构建信息，但不做事实检验，所以会有「胡编乱造」的风险。她所在的历史领域，AI也可能「编」史实，比如说「刘半农是中国近代的女性革命家」。

所以，在布置课程作业时，她会给学生「打预防针」：AI会编造一些事实性的内容，有的以本科生的知识储备或许看不出来，但老师一眼就能看出来。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侯毅凌也曾发布微博：给研究生毕业论文开题时，一位组里的同事面色凝重地说，我今天会得罪人，但我不得不把这事情说出来。（对着6位学生）我把你们每个人的电子版的开题报告都用AI内容检测工具过了一遍，结果有的AI生成内容高达80%！我和另一位同事不由一惊，一眼看过去，学生们的脸色也变了，躲避着我们的目光。让人愁啊，那诱惑叫学生怎么抵制啊。

但无论如何，浪潮已经来了。

「玄学」

国家感知到了这股浪潮。2023年8月28日，我国学位法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对利用人工智能代写学位论文等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其中明确，用AI代写学位论文属于学术不端行为，若是学生，或被撤销学位证。

今年春天，也陆续有高校发布了关于AI在论文写作中的规范。天津科技大学对「生成式AI检测结果超过40%」的学生发出警示，并要求自查自纠；湖北大学本科生院通知，在本科毕业论文审核过程中，试行加入对论文使用生成式AI风险情况的检测；福州大学称，对2024届本科论文进行AI代写的检测，并以此作为评奖评优的参考依据……

周冉所在的学院，规定AI率不能超过30％，她的论文指导老师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不能超过20％。在检测之前，她有点忐忑，自己的论文里有不少来自AI的内容，万一数值太高，只能花工夫再和论文死磕一轮了。但没想到的是，显示在眼前的数字只有5％左右，她想，可能和自己没有完全复制AI提供的内容有关。

在很多学生眼里，AI率检测就是门「玄学」。明明用了的，很可能不高；明明没用的，很可能挺高。周冉的情况属于前者，新闻与传播专业的学生陈露则遇到了后一种情况。

刚刚过去的上半年，是陈露的大二下学期。她上了一门网络与新媒体课，老师对期末课程论文的要求很严格，一切按照毕业论文的标准来，要格式规范，也要查重。

临交作业前，陈露说，或许是考虑到AI率检测在将来会是一种趋势，老师突然通知，要求学生提交论文时要附带AIGC检测报告，且数据不得超过15％。

陈露将论文上传到老师要求的网站，没想到一篇完全纯人工走心写完的论文，被检测出AI率超过了30％。那些被标红标黄的段落或者句子，是她自己逐字敲出来的。

在社交媒体上，很多人在讲述类似的遭遇。比如在毕业前，接到学校关于查AI率的通知，学生将自己写作的论文上传到网站，最终却得到了一个高出学校要求的结果——「一个字一个字手打，被确诊AI」。

没人知道AI检测的具体逻辑是什么，也没有任何申诉的渠道，毕业在即，事关能否顺利毕业，大家只能去逐字改写那些明明是自己写的，却被AI识别成AI所为的文字。

陈露也经历了同样的情绪转变，由惊讶到无语，又到无可奈何。最后只能面对。

AI率是门玄学，降AI率同样是玄学。

陈露去网上看攻略，看到不少网友在分享建议，比如：暴露一些「人」的缺点，例如让语句不那么通顺，或是多一些口语化、接地气的内容——尽管这和论文本身的要求是相悖的。

还有人说，自己把「被判AI」的段落转换成了爱沙尼亚语，然后再转换成中文，就通过了。

陈露没有尝试，自己花了心思写的论文，再亲自弄成破碎、杂乱的样子，总归有点下不去手。

其实，在网上，这样的帖子有很多，但里面混杂着个人的建议和攻略，以及各种广告。在小红书平台，有人贴出醒目的招揽：「AI率从87%→2%，我是怎么做到的？」从简介中能看出，降AI率，用的也是AI工具，「一键成文」，但在评论里，发帖人则说出了「打折券」、「教程」的字样。

陈露也遇到过，网友热情分享一款可以降AI率的软件，她按照对方提供的步骤操作，最后发现软件需要付费。陈露也尝试过一些免费软件，发现并不好用，逻辑被打破，句子被改得七零八落，很多甚至都不通顺了，只好放弃。

用AI写论文，用AI检测论文的AI率，再用AI把AI率降下去。同学之间开玩笑说，世界像个巨大的机器人。 

战争

在学业最紧的时期，降AI率无异于一场战争。

那段时间恰逢考试周，陈露要一边备考，一边给自己的课程论文降AI率。网站每天提供一次免费检测机会，每天早上起床，她的第一件事就是登录网站，上传论文，检测，然后用这一天的空余时间，来和那些标红标黄的句子搏斗。

不止是她，全宿舍四个人，AI率全都超了，大家每天钉在各自的椅子上，空气里回荡着吐槽的声音。去考试的路上遇到同学，打招呼的方式都变成了：降下来了吗？

但更让陈露痛苦的是，室友确实使用了AI，也检测出了60％多的AI率，但没多久就降下去了；自己完全没有用，不仅被测出30％，还迟迟降不下去。不仅如此，中间有段时间，甚至还「不降反升」了。「精神状态」屡遭打击之后，她跑去网上发帖吐槽：我是什么AI吗？配图是三张检测报告，数据从28.5％到26.41％，又到27.63％。

发布动态后，她收到了一些来自网友的建议，同时也收到了一些「问候」：需要人工降吗？她发现，如今已经衍生出了人工降AI率这种新「工作」。

正在读大学的男生卢凯，给不少参与这场战争的人做过「外援」。如今，他就在用业余时间靠帮别人降AI率赚外快。四五月份是他最忙的时候，临近答辩，几乎每天都有人「下单」。

卢凯的工作流程是，先由对方发来AI检测报告，然后根据「疑似AI生成文字」字数定价（每千字收费30到40元），对方支付定金，卢凯将被标注的句子重新改写，完成后重新进行AI率检测，达到标准后截图报告给对方，支付尾款，发送修改后的论文。如果有人介绍别的同学过来，卢凯会发红包致谢。

过去几个月里，卢凯的订单有百余元的，更常见的费用在400元左右。他接过最「艰巨」的一单，是一篇一万余字的文章，疑似AIGC占全文比达到88％。

明明是自己写的文章，被判定为疑似AI，还要把数据降低下去。陈露不想为这样一件荒谬的事情付费，但又不得不面对，最终只能继续自己「降」。

后来，她慢慢总结了一些有效的办法，比如：去掉每小段前的总结，忌模式化的总分结构；多变换句式，避免重复词语；一定要给句子加主语；别用太多逗号，多用句号断句，多分段；短句变长句，「首先其次」变「其一其二」，「和」变「与、并且、以及、等」……

尽管只是一篇课程论文，但因为老师要求严格，陈露也足够重视，前期她在它身上花了不少功夫：查资料、写作、修改润色，每个环节都尽了心。过程中时间和精力都花了不少，但文章肉眼可见地变好了，也就觉得「值了」。但降AI率的那几天，她每天都在怀疑人生，因为明知道在做的事情毫无意义，却又不得不做。

到第九个早上，登录网站，上传论文，检测。跳出来的数据终于降到了老师规定的范围内。陈露没有丝毫成就感也并不开心，只觉得如释重负，「一个烫手山芋终于扔了」。

退化

AI来势汹汹，但迎接它的人还处于无序和探索中。

有的学生得知学校查AI率，于是努力降下去；有的学校不查，但学生又担心查，怕影响毕业，每天四处打探消息。

新华财经曾报道，为避免AI写作的影响，一些国外高校正在减少课后完成的开放式作业，更加强调课堂作业、手写论文、小组作业和口试。

国内的高校教师们也不得不面对这个新的挑战。重新思考和调整自己的训练方式和考核方式，哪些是有意义的，哪些是没有意义的，怎么考察过程而非结果。

围绕AI和毕业论文的各种讨论中，有学生在社交平台吐槽：本科生写论文，无非是制造学术垃圾；不要指望我一个小小本科生写出多么高深多么有学术意义的东西；AI写的都比我写的好。

AI来袭后，李欣还特意和同行讨论过。

如果说，一个学生对一个话题是有想法的，但不会表达、说不清楚，借助一款软件来表达更清楚，这样可不可以？

——但想了想，她还是觉得，把思考的过程和结果用大家都能理解的语言表达清楚，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当具备的能力之一，也是教育应该培养的目标之一。

如果说，学生把AI当做高级浏览器使用，只是借助它来检索文献、提炼重点，减轻自己看文献的压力，这样可不可以？

——李欣也想过，最终的结论是，看文献过程中寻找和激发自己的兴趣点也很重要，是机器无法替代的，同时，在海量资料中筛选自己需要的信息，在各种论述中寻找自己的研究线索，同样是一种研究能力的培养。

「传统手艺都还好用，只是效率问题。一旦有一个更方便的办法，就回不去了，只会追求越来越高效，越来越方便，而这个过程中的损失很难去评估。」李欣说。

李欣从教15年了，关于技术对人的影响，始终保持着觉察。

她回忆，以前上课的时候，偶尔还需要维持课堂秩序，因为学生之间会小声聊天，讲台上的老师则需要在课程中加一些学生感兴趣的话题，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而现在，底下常常一片死寂，无论上课下课，几乎都没人说话，大家埋头在手机和平板里，即使是讲段子也很难吸引学生的注意了，让他们「抬头」成了很多老师的难题。

同时正在发生的是，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环境下成长的一代，有的学生已经很难用一个完整的句子表达一个完整的想法了，「很多时候都是在蹦词、蹦短语」。更别说一篇毕业论文，用一万字左右的篇幅，分几个部分，有逻辑地论证、推理，然后把一个问题讲清楚，「有的学生已经做不到了」。

前不久，李欣读到一篇关于宿舍投毒案的深度报道，在事件之外，还探讨了关于人际关系等等话题。但她注意到，文章在社交媒体传播时，很多年轻人评论：文章怎么这么长？到底是不是他干的？「大家只想要一个直给的结论，但没有能力和耐心去理解一个相对复杂的事情，和中间关于人性细微幽暗的部分。」

李欣记得，前段时间她的同事，一位硕士生导师，在改学生论文时写了大段大段的批注。后来学生改了一版论文发来，同事发现很多地方没有改动。学生很坦诚，说：「老师你写得太多了，我看不完。」

「思维方式和思考能力是需要训练的，如果不用也会退化，而毕业论文，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逻辑能力和思考能力的训练和检验。」李欣认为。

而碎片化的侵袭还在进行中，AI又来了。AI的能力在一点点进步，而人的能力不能越来越退化。

应对

必须要有应对之策，而且越来越迫切。新技术不会停止脚步，科技的发展无法阻挡，李欣说，作为老师，她还在尝试和探索，如何了解它、应用它。

今年学院有一笔针对硬件设备的经费，由各个专业申报。李欣想给每个老师申请一个文心一言的账号，让老师们先了解，以便更好地引导学生。但后来，申请还是被砍掉了——一台电脑或是一台摄像机可以，但一个虚拟账号，一旦失效，验收时无法证明这笔钱花在了哪里。

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赵思渊也和同行聊起过，或许在将来，一些课程将会不得不回归传统的考察方式，比如以随堂测验、闭卷考试的方式来观察学生的学习进度，「有些考核内容在课后的确很难知道学生是如何完成的」。

对于AI的使用，从事多年数字人文研究的赵思渊持更积极、开放的态度。

「如果一个人想要应付一件事，他能找到一万种方法。」赵思渊说，在没有AI的年代，想要敷衍论文的人也可以找「枪手」，「每个时代都会有人试图投机取巧以实现目的，这是亘古不变的社会现象，只是在不同技术环境下，用不同的技术手段实现。」而如今在新的技术环境之下，教师的引导作用也就显得更重要。

这些年，赵思渊在校内开设一门关于论文写作的课程。2022年底，ChatGPT横空出世，他意识到这一定会显著改变学术写作的工作方式，所以从2023年起，会在每学期的课程中专门拿出一节课来，从技能角度和伦理角度，和学生一起探讨如何恰当使用AI。

过去的时间里，赵思渊尝试和探索了一些关于AI的应用场景。他觉得，AI可以代替人完成一些低难度、重复性的工作，比如制作表格、PPT；在处理程式化、标准化的文本方面也可以提供帮助，尤其在发表英文论文时，赵思渊曾读过一个实验室学者写的文章，对方说，如今用GPT做论文润色的成本大概0.3美分，但过去可能要付几百美元做这件事。

但同时，该读的史料还是要读，该做的田野调研还是要做，包括在电脑里跑数据、在桌前做实验，永远是人要做、该做的事。「人工智能不能替代对真实世界的真实性的检验。」

「技术带来的变化，是每一代人都要面对的。」赵思渊说，但只是训练方式在发生变化，工具永远是学术训练的辅助，文章写得好不好，不取决于用什么样的工具，取决于研究者是否想清楚了自己的研究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师王敬雅也觉得，目前AI可以替代一部分「手」的工作，但永远无法代替「脑子」。

以ChatGPT为主的AI产品，背后的语言生成机制，是依据已有语料精炼出的概率模型，换句话说，它们可以利用已有的知识来回答问题，但是很难创造出全新的内容，提出新的想法和观点。王敬雅说，而最珍贵的，往往是「跳」的那一下。

什么是「跳」的那一下？她举例了田余庆先生的经典作品《东晋门阀政治》。

在这本书中，作者梳理了大量史料，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豪强大族的交替，他们和皇权的关系，他们怎么支持某个皇帝，怎么进行家族联姻，怎么实现自己的家族利益。

王敬雅说，事实上，这样的关系网在如今是可以借助技术实现的，比如在新兴学科「数字人文」领域，有非常便捷的资料库，「谁是谁的姻亲，谁是谁的门生，谁和谁祖籍相同，很多细节是人容易忽略的，但数据可以做到，可以给研究提供帮助。」王敬雅说，但是，在构建关系网之后，田余庆先生基于对文化的理解、对政治的敏感性，实现了那珍贵的一「跳」：分析了当时的门阀世家如何以自己的关系网络，影响当时的政治格局。

「这是AI做不到的。」

（文中周冉、楚楚、李欣、陈露、卢凯为化名）

“我感觉自己好像被关进小黑屋里，明明知道出口在哪，但是怎么都出不去。有种绝望的感觉。”

8岁的男孩坐在精神科医生对面，描述自己的感受，在门诊里，很少有孩子能这么清晰准确地描述自己的情况。

几个月之前，他和妈妈都察觉出了一些问题。他无法完成作业，妈妈越催促，他越烦躁，咬自己的胳膊，全是牙印。每到快睡觉的时候，他都跟妈妈抱怨，睡不着，“觉得恐惧”、“烦”。

各种辅助检查后，男孩被确诊为抑郁。妈妈问医生，“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

“这样能准确描述自己情况的孩子并不多”，医生说，在临床上，大部分孩子只能向家长和医生描述身体的痛，冒冷汗、发抖、拉肚子、头痛。一些孩子在来到精神科门诊之前，可能已经在消化科、神经内科转了一圈。

即便常被误诊，因为抑郁症辗转来到精神科门诊的孩子还是越来越多了。精神科医生们发现，过去在门诊就医的孩子们更多是孤独症、抽动症这类发育障碍疾病。近年来，抑郁焦虑的儿童青少年越来越多，年纪也越来越前移。

2019年刊发的一项关于中国中小学生抑郁的荟萃研究显示，2005年-2016年的相关研究报告中，儿童青少年的抑郁症状时点患病率（观察时间一般不超过1个月的患病率）为4%到41%，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汇总患病率为19.85%。在中国的临床案例里，医生甚至发现了3岁、4岁的抑郁儿童。

这种前移，有部分原因来自诊断标准的变化——过去几十年里，关于抑郁诊断的年龄标准不断降低。

一项2021年发布的调查显示，在来自北京、湖南、江苏、辽宁和四川城市和农村校园中的7.3万多名6-16岁的中小学学生中，1.4万多人被确定为精神疾病高危个体。这些参与者中，一种或多种精神障碍的总体患病率为17.5%。注意缺陷和破坏性行为障碍的患病率为10.2%，焦虑障碍患病率为4.7%，抑郁症患病率为3.0% 。

研究团队提供了一个观察：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患病率在女孩中较高，而行为障碍的患病率在男孩中较高。这与医生们在临床的观察相符合。

除了反复查不出原因的躯体化症状外，许多家长带着孩子走进医院的直接原因是，孩子已经无法正常上学了。

但在这之前，这些孩子已经与痛苦周旋了很久。他们被裹挟在人际交往、学习焦虑、家庭照料、童年创伤事件中，但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当做成长过程的注脚。

他们是在替家庭生病吗？

从孩子走进门诊开始，医生的观察已经开始，他们需要在有限的门诊时间中跟孩子建立连接。黎景（化名）副主任医师告诉《知识分子》，他在儿童精神科从业十余年，“无论孩子说什么，只要能说就好，只要开始互动，基本能观察到孩子的问题特征集中在哪里。”

“你爸爸妈妈平常唠叨你吗？”

“谁照顾你比较多？”

“他们吵架吗？”

多项研究对于父母因素（如父母冲突、过度介入、父母关爱程度低）对青少年抑郁症的影响提供了充分证据基础。根据依恋理论，青少年与父母的关系质量高时，出现抑郁症状的可能性较小；更好的亲子关系可能导致更高的社会支持感知和自尊。

在诊室里的十几分钟里，每个家庭中成员的关系被高度浓缩短暂释放。一个父亲陪着女儿来看病，她主要表现是强迫症，还伴随抑郁的症状，问诊即将结束的时候，父亲问医生，“是不是平时她妈妈管她太过严格？”

另一个表现为典型抑郁的男孩，母亲提到，当他拒绝学习的时候，父亲没有听任何解释，暴揍了他一顿。

很多时候，孩子们还被卷入了成年人的关系之中，甚至包括代际之间的冲突。“我的爸爸妈妈总吵架，”一个7岁男孩告诉医生，“我爷爷和妈妈也总吵”。

一位妈妈曾向我描述她和丈夫带着13岁孩子去看医生的片段。医生问夫妻俩，“你们觉得孩子在哪些情况下会情绪低落？”

母亲说，“可能是我和爸爸一直给太多否定和批评，我们有的时候也没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孩子学习已经很难了，还要面对这些批评。”

丈夫显然并不适应这种自我检讨，“那我也很难啊，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她怎么就不能体贴体贴我呢？”

她拽了一下丈夫，“大人管大人的问题，你好意思让孩子来担（你的问题）。”

过去的许多报道中，展现过许多家庭冲突里艰难求存的孩子，有人提出一个观点，“孩子是替家庭生病”。

“但这个观点还是有些片面”，黎景希望对这一观点进行适当修正和补充，“如果一直强调，孩子的问题是父母的问题，那么父母的问题是谁的问题，这样往上追溯十八代没有意义。我们可以理解为是整个家庭系统（祖辈、父母辈、子女）出现了不平衡，而我们需要找到新的平衡点，这样的话每个成员的压力都会更小一些”。

“不然只会出现甩锅的情况，爸爸指责妈妈太过宠溺孩子，妈妈说，你平时不管孩子，这样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在给出诊断结果的同时，医生们还会适当帮助调整家庭的沟通方式，当然，这需要家长的配合。

最常见的嘱咐是，“不要再打孩子了，打得越狠，药吃得越多。”

一个父亲在门诊喋喋不休讲述孩子的问题，一再表达自己对孩子前途的担忧，“明年就中考了，我是不是说过很多次，这个对你来说，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

医生打断了他，“你说得太多了。让孩子自己说。”

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被妈妈带来复查，她已经休学了一段时间，整天躺在床上，除了打游戏，对其他事情没有任何兴趣。上一次，医生除了开药之外，告诉母亲，“多陪伴，找一些非学习的事情让她做。”

这次再来门诊，妈妈的不满穿插在问诊过程，“一天到晚关着门拿着手机。我看她都没问题了，天天都挺开心的，吃饭睡觉都没问题，叫她运动也不去。”

医生说，“你如果不想让她玩手机，先把自己的手机收起来，可以做到吗？尝试跟她一起玩游戏，不然你们两个聊天都不知道聊什么，先试着走进孩子心里。”

黎景也会遇到很多因为孩子生病而负疚的家长，“妈妈会更多一些。因为很多家庭中，妈妈照管孩子比较多，所以当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妈妈又自责又愧疚。”

一位妈妈问医生，“是不是我做错了哪些事情”，快要哭出声。

“不是你的错，”黎景告诉她。这位母亲似乎松了一口气。

“这种情况下，母亲是需要支持的，可能在原本的家庭系统里，母亲就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在问诊中，哪怕是这么短短一刻，跟母亲稍微共情，她的情绪都会得到释放。这也能更轻松推动相关治疗，更好帮助孩子和家庭。”

孩子们为什么会得抑郁症？

从确诊那一刻，家长们试图向医生讨要答案，这样小的孩子为什么会得抑郁症？但这个问题太过复杂，直到现在，大多数精神障碍的确切原因都不够清楚，医生们只能提供与之相关的因素。

“可以分为内因和外因。”黎景说，“一个孩子出现问题，一定不是某个单一因素作用，而是诸多因素作用。”

“比如说，早期成长中的一些经历，父母的冲突，代际之间的冲突；或者父亲在教育中的缺失；还有一些在不同年龄段动态出现的问题，都可能导致发病。”

“在小学高年级和初中阶段，人际关系的冲突比较突出。这个阶段孩子们开始三五成群，一些孩子可能会被边缘化，融入不了其中，人际冲突的压力陡增。”

一个女孩坐在医生对面，讲述自己“想变得更漂亮一些”，想拍很好看的照片放在社交平台，“这样就会有人给我点赞”。

医生告诉我，这是孩子渴望“被看见”。

不只一个孩子为成绩苦恼。一个女孩告诉医生，她这次“考得不好”，只考了第七名。在她看来，考得好意味着“很多人喜欢” —— 在当下成绩为单一评价标准的系统里，对许多孩子来说，成绩好是一种社交名片，也是一种身份。成绩一旦下滑或失守，他们似乎也失去了身份的锚点，惶惶不安。

这一阶段的孩子大多10\~15岁，由于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交互作用，他们正在逐步建立自我的认知，“我是谁”“我是什么样的人”，而这一过程并非一条坦途，充斥着怀疑、混乱和冲动，和外部的世界发生尖锐的碰撞。这期间，也是校园暴力和霸凌的高发阶段。（见旧文：陷入心理危机的农村青少年群体：隐秘而庞大｜精神？精神！）

而长期生活在压力下的孩子，他们的大脑功能也出现了变化。

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相比成年人，青少年的大脑更容易受到压力的影响。受长期压力影响的三个重要脑区分别是海马、前额叶皮层和杏仁核，它们分别是记忆、执行功能和管理情绪的中枢，在青春期阶段，这些区域还未发育完全。

当一个人遭遇压力源时，会激活两种激素系统。第一种激素系统由交感神经系统的快速活动介导，这种即时反应介导了对压力的短暂“战斗或逃跑”反应。第二种激素系统则是一种较慢、更持久的激素反应。由下丘脑-垂体-肾上腺 (HPA) 轴介导，在这一反应链路中，产生了一个关键物质——糖皮质激素。它负责许多适应性生理和行为对压力源的反应，例如调动能量储备、增强免疫反应以及提高学习和记忆能力。但是，长期或更长时间地接触这些激素会导致许多适应不良的结果，包括代谢紊乱以及免疫和认知功能受损。

而对于青少年来说，他们的大脑对于糖皮质激素的反应性比成人大脑更强，时间也更持久。

诸多研究也报告了压力之下，青少年大脑功能的变化。比如长期处于慢性压力，青少年的前额叶皮层和海马的神经元结构发生改变，情绪功能、认知功能和记忆力都有所损伤。年龄越小，经历高水平的压力和疲劳，也会越来越容易感到持续焦虑，大脑反复受到抑郁情绪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压力对于成年人大脑的影响是可逆的，动物从压力源中恢复至少10天，参数会恢复到压力前水平。但是一些研究发现，即使青少年从慢性压力中恢复一个月后，一些结构和功能的变化依然存在。这意味着，即便同样可逆，与成人相比，压力对青少年大脑的影响也将持续更长的时间。

需要注意的是，青少年之所以会成为抑郁症易感人群，与其生长发育中的可塑性有关。但也正是因此，“治疗的价值和意义其实更大，越早介入有效性越好，”黎景告诉《知识分子》。

过去三四十多年，关于抑郁诊断的年龄标准不断降低。抑郁症最早被当做成年人的问题，一些精神分析学认为儿童并不具备出现抑郁的心理能力。

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人们还在讨论青少年到底是否会出现重度抑郁症。90年代，研究者们逐渐意识到，抑郁症状可能出现在8-10岁的儿童身上，“一些慢性心理疾病自我们幼年时开始萌发，在儿童时代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往往相当显著，并塑造着我们成年后的模样，”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情绪与焦虑障碍症项目情绪与发展办公室的主任丹尼尔·派因（Daniel Pine）这样总结。

2000年以后，更多的讨论在于学龄前的孩子是否会得抑郁症。一些儿童精神病学家发现，抑郁症最早可在两到三岁的幼儿身上显现——这一点，中国媒体报道了一些个案，2013年出现了3岁的抑郁症患者。

诊室之外，如何拯救这些孩子？

不但青春期的大脑应对压力的工具很少，青春期的孩子应对压力的手段也越来越贫乏。

很多家长向黎景抱怨，孩子们刷手机毫无节制。在黎景看来，（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可能是孩子对抗现在情况的一种手段，因为他们能对抗压力的工具已经不多。

“我们应该问家长的是，孩子不玩电子产品，他还可以干嘛？一个8岁的孩子写完作业，有三个小时自己安排，他想去找爸爸妈妈，他们似乎都有各自的事情，他也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的有趣的事情，只能回归电子产品。”

“当然，在普及化很高的情况下，接触电子产品是必然的过程，家长们需要掌握的是如何教会孩子有限地使用。”

《三联生活周刊》曾引用过美国国家儿童医疗中心成员、临床神经心理学家威廉·斯蒂克斯鲁德（William Stixrud）的一个猜测：新时代的生活削弱了孩子原本具备的压力应对机制。斯蒂克斯鲁德还进一步指出，制造这种慢性压力的并不是多么重大的危机，而是持续的失控感。

“今天的孩子们对自己的生活全方位地感到无力。研究显示， 就算孩子在一个领域中没有控制感，只要他们在另一个领域中能实打实地有控制感，他们就能更好地应对挑战。但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问题——孩子在任何地方都缺少控制感：在学校，他们被管得很严；而在家里，也是如此。随着社交媒体的崛起，孩子在社交上的控制感也愈发缺失。”

类似的观察，医生和心理咨询师都向《知识分子》提到过，比如孩子们那些密密麻麻，被切割得以分钟计的日程表；还有稍早前，“为了孩子安全考虑要不要取消课间十分钟”的讨论。

黎景说，很多家长眼中，孩子是他们的延伸，但这忽略了他们和孩子的界限。“有些事情本身是孩子自己的事情，家长的越界会孵化副产品。你越界替孩子把他的事情都做了，他就可能变得无能，一旦出现任何问题和压力，孩子的第一反应是，回家找家长。家长替孩子完成了所谓的成长，却也剥夺了孩子的成长权利。”

门诊中，黎景尝试劝家长“放手”。一位母亲愤怒又疑惑地问，“你说不要催促他，不要逼迫他，难道我对他的一切行为都放任不管吗？”

“不是0也不是1，而是找到一个合适的点。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需要家长和孩子找到彼此能接受的节奏和界限。孩子和家长的互动如果出现问题，就需要新的策略。很多家长的误区在于，一直保持同一种教养方式，用对待6岁的孩子去对待12岁的孩子。但你要知道，孩子已经长大，父母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调整跟孩子的互动。”

对于这些处于焦虑和抑郁中的孩子来说，失去学习动力，无法学习是最常见的表现。他们的表现，从一定程度上，便是源于他们无法忍受旧有的评价系统带来的压力，无法接受自己可能不达标的评价结果。

但是，在提供多种治疗手段之后，医生们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是，如何让一个无法学习的孩子逐步回到学校，回到之前的轨道？

需要配合的不只是父母，还有学校。黎景说，他曾去一些学校做过讲座，尝试做医教结合的推动，希望讨论如何通过医疗机构、父母、学校三位一体的架构兜住这些下落的孩子。

但现实中确实存在难度，这更多仰赖学校和教师个人的认知。“一些老师向我表示，他们也在推动类似的事情，比如给这些康复中的孩子提供一些过渡的培养策略。从0到1比较难，但只要有了对第一个孩子的策略，后来者就会跟着受益。”

黎景表示，现实中一些学校已经建立了相关机制，以帮助孩子逐步恢复，比如先保持上学的节奏，不着急交作业，老师会安排两三个学生下课多陪伴。

但更多时候，对于一个医生来说，他更多是在诊室中和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产生交集。孩子们总会走出这间诊室，去面对更庞杂的系统问题 —— 而这些，不只是这间诊室能解决的。

（应受访者所在机构要求，受访医生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