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将于2025年1月二度入主白宫。一个极需关注的是健康领域，尤其是公共卫生。

不同于特朗普基本在重复8年前口号的经济、移民等方向，健康领域，特朗普在多个场合明确表示支持他这次选举的小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以下简称RFK）将扮演重要角色。

无论是过往在健康方面的观点，还是当下RFK提出的未来特朗普政府的计划考量，都可能会严重威胁美国卫生部门的科学权威性，以及最重要的，民众的身体健康。

RFK代表重大转变

新的特朗普政府要到2025年1月就职，但美国政府的交接准备在大选结束后就会开始。这包括了新政府潜在人事选择，而用什么人，往往能看出新政府想做什么。所以解读特朗普2.0，一定要关注最近一段时间会陆续出来的将在新政府担任重要职务或扮演重要角色的人。

特朗普之前对RFK在健康领域的角色评价是让后者go wild。考虑到RFK与诸多反科学观念，这需要警觉。

RFK过去是律师，但如今更出名的是反疫苗观点——他自称不反疫苗，只是要求疫苗更安全，可他一直在传播各种早就被学术界反复证伪的疫苗阴谋论，如疫苗引发自闭症。这些严论与行为，属于标准的反疫苗。

注意RFK不仅与当下拜登政府的健康官员们相去甚远，与特朗普1.0时的几位主要健康领域官员也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

特朗普首次入主白宫时，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部长是Alex Azar，虽然也是律师出身，但在小布什时期就在HHS任职，后在礼来就职。HHS下属两个关键部门，FDA首任局长，Scott Gottlieb是医学博士，在就任局长前在FDA、医院以及医疗投资领域都工作过，第二任局长也是医学博士，放射学科领域权威，CDC主任是HIV方面的病毒学家。

相对这些传统科学背景或者至少不反科学的官员，RFK代表了特朗普2.0政府在健康尤其是公卫方面可能与1.0时发生重大转向。这种转向远超目前经贸等其它方面的迹象。

因此，绝对不要低估RFK进入特朗普团队这件事，它可能会是特朗普2.0的最大转变。

潜在角色

目前除了RFK会在特朗普2.0的健康政策里扮演重要角色，我们还不确定他的具体角色位置。美国政府官僚体系里与健康政策最相关的无疑是前面提到的HHS，FDA和CDC。FDA与CDC都隶属于HHS，但是和普通人健康最相关的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包括新药审批等）均在FDA，CDC又负责包括疫苗推荐在内的公卫措施，让HHS更多是幕后统筹功能。当然，在科研领域，著名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也归属HHS。

特朗普之前在竞选集会上表示会让RFK在健康、药品、食品领域都“go wild”，有部分媒体猜测RFK可能会成为HHS部长。但综合各方表述以及RFK本人特点，我不认为RFK会是HHS，FDA，CDC这些机构的主管人候选。

最现实的原因是这些机构主管任命都需要获得参议院投票，RFK本人争议太大，即使共和党有参议院多数，也未必能有过半数的议员支持他。另外一个原因是从RFK以及特朗普的描述看，RFK想管的事还真不是任何一个政府部门主管能做的。HHS，FDA，CDC主管是有很大的权力，但都是整个政府官僚体系之内的一员，受到官僚体系的制约。RFK提出的要动药品、食品，范围应该超出了单一机构的职权，可以参考他说特朗普承诺让他控制（control）HHS和USDA（美国农业部，食品的部分管理在农业部）。

综合以上，更有可能的是RFK以某种资深顾问的形式，获得影响包括HHS及其下属FDA、CDC，以及USDA的权力。而这些部门主管的具体人选可能也会参考RFK意见。

对照拜登曾经专门为福奇设置的首席医学官。福奇本人当时是美国首席传染病医生，NIH下属NIAID的主任，该机构和FDA、CDC等平行，大家各有职责分工。首席医学官的身份让他有更高的身份去影响各机构的决策，也更方便直接与总统联系，不再受NIAID是HHS下面的NIH下面的一个分支，这种政府部门层级影响。

另一个可参考的就是常设的国家安全顾问，也不需要参议院审核人选，属于总统幕僚，但在美国国家安全方向上权力巨大，也都是总统的心腹担当。

因此，除非在接下来两个多月的政府交接过渡期RFK和特朗普突然闹翻，需要担心的不是RFK会不会当上HHS部长，而是RFK可能获得比HHS部长更大的权力，造成更大的危害。

RFK的危害有多大？

RFK本人没有科学背景，并且长期传播包括反疫苗阴谋论在内的不实信息。当然，他的反科学反智观点不仅于此，参考RFK 10月25日在社交网络上发的贴子：

该帖子中，RFK宣称FDA对公共健康的压迫即将结束（指特朗普当选后，他将做的事），包括对致幻剂、多肽、干细胞、生牛奶、高压治疗、螯合物、伊维菌素、氯喹等这一系列有益健康的东西的打压。

伊维菌素、氯喹显然是重复新冠疫情期间这两个药物有治疗新冠作用的不实信息。其它如多肽、干细胞，绝非正经的获批药物，如司美格鲁肽其实是多肽，干细胞移植在很多白血病治疗里也有应用，上述都是FDA批准的，何来打压？他指的应该是那些什么打干细胞、胶原蛋白有各种功效的伪科学宣传。

可以看出，RFK对药物的看法并不基于科学，受很多类似顺势疗法等伪科学的影响。

例如在食品领域，虽然RFK提倡健康饮食这些不违反科学的原则，但在诸多具体方案、办法上，他往往会陷入各种反智圈套。例如他提到的生牛奶很能反映一个思维模式，所谓天然就是好。

像最近一个采访中他说他要去掉各种食品添加剂。但真相是目前使用的食品添加剂都有大量的科学研究显示安全性没问题。即使偶尔更改一些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也往往是出于极度的谨慎小心，不是公众面临健康威胁。甚至食品添加剂以及必要的加工，对健康很关键。

由于RFK这些所谓“天然最好”的不实宣传，有些人追捧生牛奶——未经巴氏消毒的牛奶。但牛奶很容易被细菌污染，未经巴氏消毒的生牛奶，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根据CDC统计，1998到2018年间，美国发生了202起生牛奶导致的疾病暴发，而这还只是上报的数据，大部分相关食物中毒根本不会报告到CDC。

显然，RFK的健康观点，以及他在特朗普集会上鼓吹的让美国再次健康（make America healthy again），是建立在大量的不实信息之上，一旦变成政府决策，危害无穷。

在RFK一直传播的反疫苗方向上，特朗普过渡团队的成员已经承认可能涉及将疫苗下架：

根据这位过渡团队联合主席的说法，RFK称他要检验疫苗的数据，只要给他数据，就能证明这些疫苗不安全，制药公司将不得不下架疫苗。

可是RFK鼓吹的疫苗导致自闭症最初源自一篇早已确证造假的论文，学界也通过大量研究显示现有疫苗安全。由于RFK这类反疫苗人士的运作，不少地方都发生过因疫苗接种率下降，一些本可避免的疾病暴发。

例如2019年，人口仅20万的太平洋岛国萨摩亚暴发麻疹，造成5700例疾病，83人死亡。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当地麻疹疫苗接种率从2017年的74%下降到了2018年的34%。造成这种下降的是反疫苗人士宣传疫苗导致当地两名婴儿死亡，实际是接种的护士操作失误，将麻醉剂误用于稀释疫苗。而RFK正是当时传播虚假信息的主力。

当时萨摩亚6-11个月的婴儿里20%感染了麻疹，每150名婴儿就有1人死于麻疹。这就是RFK在健康领域go wild的历史成绩。

当RFK将要控制美国HHS，USDA时，怎么警惕都不为过。

RFK同道中人可能汇聚特朗普2.0

问题不仅是RFK一个人，特朗普2.0政府里可能会聚集大量与RFK持类似反科学观点的人。

上述提到的特朗普过渡团队联合主席的媒体采访里，这位过渡团队核心成员表达了对RFK观点的赞同，称自己和RFK聊了两个多小时，觉得他说得挺有道理，还重复了多个来自RFK的反疫苗阴谋论，如疫苗导致自闭症。

而目前已知的HHS部长候选人包括了佛罗里达总医官Joseph Ladapo，他在新冠疫情期间反对CDC关于口罩、社交距离、疫苗的推荐。还在2022年建议年轻男性不要接种新冠疫苗，理由是罕见的心肌炎不良反应，尽管研究早已显示即便考虑心肌炎这种极罕见的不良反应，新冠疫苗在所有人群——当然也包括年轻男性，都收益远大于风险。

也就是说，在特朗普2.0版本里，我们可能会看到大量反科学人士影响关键的健康决策。

同时伴随这一点的，可能是对政府机构里的职业科学家“动刀”。在2023年，保守智库发表了Project 2025，提出了一系列特朗普重新夺权后的改造美国政府方案。其中就有HHS的内容，包括将CDC拆分，剥夺公卫管理权限，限制NIH的科研自由等。

综合这一切，我们可能看到重要政府健康机构的科学性被削弱，大量不实且有害的伪科学被扩散。而这是在当下虚假医疗信息已经通过新兴媒体获得了广泛传播机会的时代，潜在危害可想而知。

颇为讽刺的是，2017年，特朗普1.0时期的FDA局长Scott Gottlieb提出加强针对顺势治疗药物的监管，FDA也发出多封警告函，要求一些不安全的顺势疗法下市。

在特朗普2.0里，很可能出现完全相反的局面。大量打着天然、自然的假药不必担心监管部门的审视。这在RFK等人看来可能是让美国再次健康，但其实会让美国生病。

一些人或许觉得这只会发生在美国，和不在美国的人无关。可是包括FDA，CDC以及NIH，它们的诸多推荐、建议有着全球影响，因此，RFK等人对特朗普2.0的塑造，值得所有人警觉。

即便是全世界范围内看，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业”也正在解体。

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督促拜登不要再选了。在那之前，拜登还要坚持，但是那篇社论后，他就放弃了。

拜登是传统新闻业的信徒，认为“体面”和“风度”对一个人很重要。这也是传统媒体塑造的精英人格。

纽约时报通过付费阅读和捍卫版权，获得经济意义上的转型成功。但是，它变成了一个封闭的收费机构。在各种页面上，你只能看几十上百字，再往下看，就要给钱了。

付费似乎是天经地义。但是，你又该如何批判马斯克的“你投票我给钱”呢。

“付费内容”，是把内容变为直接的商品。可以挣到钱，可以养活机构；但是，这不是“新闻业”，真正的新闻业，必然努力面向所有人。在筑起那个信息门槛的时候，就意味着真正的转向。

在哥伦比亚大学访学的时候，我可以免费看华尔街日报，因为拥有一个哥大的ID。哥大学生免费看几年，毕业后肯定支付得起续订的费用。这就是“精英”的再生产。但是对普通美国人来说，每年花几百美元看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是不太可能的。‘

那是一个“好世界”，是你们的。现在“我们”要打造一个自己的。看一下摇摆州的选情地图，几乎被红色淹没。

特朗普8年前的胜利，是自媒体超级个人的胜利。那时候他的对手是希拉里，也是机构媒体的化身。

今年的胜利，则是自媒体超级个人加上平台加持。特朗普甚至遭遇过“封号”，大家都嘲笑，却不知道这是自媒体时代真正的加冕。

我看朋友二湘的文章，特朗普的周围有一批自媒体网红。他们没有泰勒·斯威夫特粉丝多，但是却都战斗力爆棚。他们的声音能更有效地抵达普通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超强个体的联合。

特朗普的镜头总是对准自己，他很自恋、粗俗，但是却又亲切，实际上成为千万粉丝的化身。

希拉里则习惯展示合影和自己的团队。她的演讲精彩，遣词造句优雅，那是传统媒体时代话语系统的结晶，也是这种话语最后的光彩。

特朗普和希拉里的对决，才是真正的对决，后面的两次，没有什么新东西，只不过两个世界的分野变得更大，特朗普和他的世界变得更大。8年前可能是“新世界”的先声，现在则是再次确认。

信息和传播，依然是重要的，比过去更重要。但是，传统机构的瓦解，似乎不可避免。掌握信息的权力，正在重新分配——当然，这是发生在一个自由的社会。

是的，还需要要等到几家电视台”宣布“，特朗普才算真正胜利。很多人仍然在等待“权威的消息”，不到最后一刻不愿意承认。

但是厉害的自媒体和个人，早已通过重新建模，获得了答案。他们不需要”最后确认“，不需要“最后一刻”，他们走在前面，总是走在前面。

这不是说新闻和记者不再重要了。也许，那些奋战在前线的自媒体，才代表“真正的新闻业”呢。

甚至传统机构的三审三校对、信源交叉核验等等原则，在新技术的冲击下，已经岌岌可危，有时候显得可笑。

哥大学生抗议行动，自媒体上每天都有视频。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就在校园内，他们“卧底”、观察，警方采取大行动后几天，深度报道发表出来，但是却几乎没有影响力——它已经不在传播的链条之中。

我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个新世界的到来，而且惶恐不已。

先给出一个并不严谨的定义——这里将「简短空洞，摆拍作秀，颠倒黑白，毫无营养的内容」统称为「黄色新闻」。

我们批判「黄色新闻」最立不住脚的点是——贼喊作贼。

从秦朗到瑞士卷，那些做猛烈批判的媒体本身也是「黄色新闻」的制造者与传播者。

他们素来不拒绝、不负责，是play的一环，也能整理衣襟化身誓要主持江湖公道的灭绝师太。

管理部门的定期行动与名媒正派的威吓宏论，似乎效率有限，因为想在拥挤的内容赛道里杀出来，制造「黄色新闻」是以小博大的最佳投资。

严肃新闻的消亡、流量的导向、内容门槛的降低，是学界与从业者分析「新黄色新闻」滋生原因的共识。

再无新论了，这种认知导向的结果是：

呼吁坚持新闻专业主义，遵守行业准则和伦理标准，确保新闻报道是准确、可靠和可信的。

呼吁管理部门加大力度，扼杀不良风气。

呼吁内容平台加强管理，算法也应有价值观。

这大致构成了一个了「不可能三角」。

譬如发布《刚刚！xxxx!》转脸就批判「黄色新闻」，如何让人信服呢？

譬如内容平台既能用扶农助农、作家学者入驻的案例拔高自身的调性，又能将黄色新闻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用户屏幕上。

我们不应该忽视的是「黄色新闻」从19世纪后期被定义以来，就是拥有最广博的受众，这是市场供需决定的，并不以谁的意志为转移，岁月都无可奈何。

对关注度极尽贪婪的追求，与绝大多数内容生产者想产生「效益」的目的互为因果，当传播手段巨变与内容制作门槛降低，对「效益」的追求更加凸显，所谓的公共使命与新闻价值，那是过于精英的追求。

那么对话的「异变」就产生了——精英的喊话根本无法触动对黄色新闻甘之如饴的大众，而大众又觉得吃了「瑞士卷」的亏并没有多大损失，下一个更有趣的、更撩拨人情绪的内容，手指划一划就出现了。

应该学会与「黄色新闻」共处了。

以「瑞士卷」事件为例，如果我不幸刷到了，会很容易辨别出真假，全然不会有兴趣参与讨论，更不会做出点赞、转发等互动行为。

而为此入戏的看客们，消磨了无处释放的、并不值钱的精力，释放了现实生活里的压力与情绪，「黄色新闻」的价值恰恰体现在这地方了。

至此，一个非常健康的分野出现了——严肃内容的受众不以为意（最好是点不感兴趣）；真假对「黄色新闻」的受众来说并非考量的第一要素。

正常痛苦或滑稽的是——这个「黄色新闻」被专业主义越界评价了，进而是公权力介入替大众明辨是非了。

「黄色新闻」完成了「公共话题」的转变。

本不该有这样的转变，使得我也要花时间来讲两句。

一个长期研究新媒体叫夏之南的朋友，发了个短视频，怒斥了这种「摆拍」的行为。

一个无奈的事实是，他的观点不过巩固了他自己的受众——没错，我也觉得是假的，咱们三观一样正。

而他本身的目的应该是对消费这个「黄色新闻」的人当头棒喝，以图唤醒。

哪能呢？

恐怕还有一个令人无法忽视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如果「黄色新闻」一往无前，就是能产生更大的「效益」，那你固守的所谓的「三要素」又有什么用呢？

从业者复盘的方向恐怕是——如何在不触怒精英又不触及红线的前提下，安全的制作「黄色新闻」。

毕竟「黄色新闻」也是一种服从性测试，由此是能测算出消费趋向的。

「真实的生活里，没有人头上长着摄像头。」

你以为小孩就能明白的道理，但很多人到老了都不知道。

换个角度想，知道这些的人很难快乐，笑一笑、气一气的成本太高了。

我们还是要和「黄色新闻」友好共处啊。

首先要说两点。

第一，我不喜欢特朗普。
第二，我不确定自己这种“不喜欢“对不对。

这听上去像废话。但是我觉得这种废话是有意义的。你要就是想看骂特朗普的，或者夸特朗普的，网上有的是，好像也没必要再多写一篇。

下面我来解释一下这两句话。

01

我不喜欢特朗普的原因主要有下面这几条。

第一，我单纯的不喜欢这个人。如果现实生活中我碰到类似特朗普这样的人，我就不会喜欢。我性格就不接受这样的人。看他竖起一根指头讲话的样子，我就本能的不喜欢。在很多人眼里，这样的人很可能有人格魅力，但我不喜欢这种人格魅力。

第二，特朗普成了聚焦点。好像美国选举不是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举行，而是在“特朗普”和“不是特朗普的人”之间选举。这种情况我本身就不喜欢。我不喜欢个人的重要性被如此放大，所以就捎带着也就不喜欢这个人。

第三，他让我有不安全感。如果民主党的哈里斯上台，或者共和党的另一个政客上台，我会觉得未来四年大致可预测，但不会忽然有变化。可是特朗普一上台，我就觉得可能随时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好事还是坏事，我不确定。但是这种不确定感就让我不安。

第四，国会山事件。以前也有过质疑选举结果的事，但走的是正常流程，而特朗普竞选失败后居然出了这种事。国会山事件里他有没有个人责任，先不去说，但这本身这就是危险的征兆。所以，我就捎带着对特朗普增加反感。

至于其他的反感理由，还有一些，但是我不确定是否可靠，这里就不说了。

02

再解释一下，我为什么不确定这种“不喜欢”对不对呢？理由也有几条。

第一，信息茧房问题。我接受的信息来源里，确实来自左翼主流媒体的多一些，来自FOX之类的媒体少一些。所以，可能存在信息茧房问题。我觉得这是普遍现象。反特朗普的、支持特朗普，都多多少少存在类似问题。

第二，我又不是美国人，也没有花太多时间去追踪了解特朗普，对美国社会现状更缺乏感同身受。所以，那些人支持特朗普的理由，我可能缺乏缺乏设身处地的情感体验，所以才不为所动。

第三，我自己确实有个人思想烙印。我重视规则甚于重视绩效，重视程序正义甚于重视结果正义，重视规避风险甚于重视取得成就。对于个人影响力过大的事情，我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这是观念问题，不见得对其他人也有说服力。

第四，我并不反对共和党的很多主张，甚至希望出现一个里根似的保守主义者，来做一些矫正。我不喜欢特朗普这个人，但是不见得反对他的很多主张。而个人作风到底有多重要，我是不能确定的。

第五，如果把历史拉长时间段看，也许我夸大了特朗普的影响。也可能他只是历史的一个过门，一个警告。也许这种警告是有益的，我不能完全否定这个可能性。

03

还要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关注特朗普。有人说中国人关心这些美国人的事，是自己给自己加戏。我不同意这个说法。理由有两个。

第一，当然是因为美国太强大了，它的走向对我们中国人也有很大影响。这个无需多做解释，大家都能明白。

第二，美国的成败，对人类的观念也会有深刻影响。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选举制国家（我不知道怎么具体形容才妥当，能理解就行），而且运转了两百多年。如果它的玩法走向衰败乃至终结，那就意味着，无数学者和专家对世界未来的判断，有了根本性的偏差。现代政治学的很多观念，就要做大的调整。

04

最后再说说全球化。

特朗普现象不是原因而是结果，是多年矛盾积累的产物。我个人感觉（还是我经常说的那句话，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这里有两个最重要的矛盾来源。

第一， 就是技术革命。

历史上的技术革命，往往都会造成新的社会矛盾。从工业革命开始就是如此，不然哪里来的卢德分子呢？从长远来看，技术革命最终会让所有人都受益。这个我觉得不用怀疑。但是在刚出现的阶段，一定有受益者，一定也会有受损者。而且大多数技术革命刚出现的时候，往往更有利于拥有资本资源的人，而不是普通人。直到它普及开来，门槛降低下来，普通人才能更多地在经济上受益。这就调整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就会有大量矛盾。

第二，就是全球化。

美国面临的这个问题其实在历史上也能找到类似例子，比如古代的罗马和中国，都有过那个时代的“全球化”问题。

就跟美国一样，罗马当年也是“民族大熔炉”，汇集了不同的人种和文化。罗马共和国的传统派对这些外来之物忧心忡忡，也不愿意广泛授予外族公民权。他们希望回到干净纯洁的古老罗马传统。但最后他们失败了，共和国变成了帝国，罗马公民权普及开来，对五花八门的外来文化也采取包容态度。

从当时的角度看，帝国成功了。它维持了数百年的秩序，但是罗马传统的公民精神也最终被消磨殆尽，帝国的框架也最终被蛮族冲垮。回过头来看，其中的得失利弊很难说得清。

古代中国也有这个问题，比如东汉接纳南匈奴，就引发过很大的争议。到了晋朝，中国北方有很多羌人、胡人、鲜卑人。江统写了一篇《徙戎论》，要把这些移民都赶出去。晋朝没有这么做，结果出现了所谓“五胡乱华”的局面。但是，江统那一套做法行得通吗？恐怕也够呛。

当然，最终这些外来物被融合为一体，用陈寅恪的话说，就是“以蛮族精悍之血，注入衰朽之体”，成就了灿烂的唐代文明。但是中间的过程确实不堪回首。

现实和历史毕竟不同，我们不能去硬套。但是现在美国确实也面临“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突。以前美国也有大量移民，但是他们主要来自欧洲，文化差异不算大。尤其西北欧的移民，跟美国人基本是无缝对接。但是当全球化波及到更大范围，出现了大量文化观念完全不同的移民，美国有没有能力去融合他们？

特朗普他们的想法，多少有点像“罗马共和国传统派”。他们对公民传统有强烈自豪感，希望回归古老美国。而大家所说的“白左”，他们更近于罗马帝国精英的想法，有点倾向于“文化相对主义”，希望把各种文化调配成一杯混合物，其中本土传统肯定还在，但被大大冲淡。

说到“全球化”，我觉得它可能不光是美国的一个坎儿，也是全人类的一个坎儿。人类在技术上已经能够实现真正的全球化流动，但是在观念上、政治上却隔阂依旧。原来大家虽然差异很大，但隔着千山万水，缺少面对面冲突的机会。现在他们被技术拉在一起，被经济拉在了一起，也被现代文明的平等观念拉在了一起，冲突的机会就会倍增。能不能打开这个结，很可能不仅关系到美国的命运，也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命运。

如果几百年后再看特朗普现象呢？现在关注的经济起伏，贸易冲突，地缘政治，到时会被看成比较次要的问题。历史学家可能更多把特朗普现象和“全球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说到底，这是更大的问题：

在未来世界，价值观念完全不同的文化可以各行其是，互不干扰吗？还是说可以把各种文化调和成一杯混合物呢？如果可以，那么这杯混合物里，需要有什么东西做基地吗？还是说，把各种分成完全对等的放进去，然后调和均匀就行了呢？

天通苑这个街道，名气很大。

成就其“大”的因素，与其地处首都无关。首先是社区规模大，在全国乃至全亚洲无可匹敌，这说来算是一种“硬实力”。

天通苑也不乏“软实力”的。比如这里首创抓居民“软肋”，作为网络热词至今深深扎在无数人的心里。

“找个黑地儿拘他三天”，“他的软肋其实是他儿子”，“往寻衅滋事上靠”，“看看哪个帽子扣他合适”，这等惊人言论，字字如刀，直扎心尖。

天通苑社区干部一句“软肋”，足以抵消十万句生娃宣传口号。

这事过去近两年了，本不想再提及。因为它决计不是什么“正能量”，唯一的功效是撕裂干群关系，打击世道人心。

再说了，翻人旧账，揭人短处，实在没啥意思，本人素来无此癖好。

而近来听闻的一桩事情，让人感到这个街道，正在将专治百姓不服的传统特色、斗争精神，继续发扬光大。

在天通苑南街道办治下的佳运园社区，以“地头蛇”自居的村干部，铁了心要在被小区居民楼四面包围的一处空地上，违规违法建设露天菜市场。

这块空地规划用途，载明是养老服务设施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归属于小区开发商。村委会强势开建的菜市场，无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任何合法手续。

一个彻头彻尾、距离天安门不过17公里的违法建设项目，竟然如此“霸王硬上弓”，这在首善之区，实在闻所未闻。

居民就此向12345热线求助，三个多月来打了近千个投诉电话。

迄今为止，除了一处建在距离小区公共饮水机几米远、为菜市场配套的简易厕所，被愤怒的居民轰走，其他违建仍岿然不动。

菜市场日渐成形，开业在即，街道办却坚称“没有建菜市场”，“只是在平整场地”；

该区域菜市场早已饱和，居民急切盼望建“一老一小”服务设施，街道办却说建菜市场是“城市更新”、“嵌入式服务设施”之需；

居民指出违建菜市场隐患多多，贻害无穷，街道办主任却说这是村民代表会议决定事项，“具有合理性”；

昌平区规划执法部门将违法线索移交街道办，街道城建科科长却说两处矗立的门头、墙顶盘绕的电缆、私设的电表箱、堆叠的棚架等不属于违建；

居民吁请街道执法部门依法依规向违建方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街道办却向上级建议对此“不纳入投诉即办考评”；

这处违建菜市场惊动《北京日报》，予以公开报道后，街道办仍一口咬定只是正常的“三通一平”，对现场进行象征性清理暂时停建，违建几乎纹丝未动。

街道办的屁股，端端地坐在违法建设的那一边。

他们到底想干啥，在挑战谁？

街道办相关人员与违建方存在怎样的利益纠葛，这个不好妄加评论，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专治百姓各种不服。

昔日跃跃欲试要抓百姓“软肋”的，是天通苑南街道第二居委会，似乎与街道办无关。

问题在于，当时有报道说，天通苑南街道办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会认真调查”，时至今日未见任何调查处理通报。

网传与下属三名工作人员商讨抓居民“软肋”的居委会主要负责人，去年六一儿童节还受邀与“软肋”们欢度节日。

“软肋”舆情曾鼎沸一时，抓“软肋”刺中公众最敏感的神经，成为某种特定意义的指代而流行于网络，制造这一舆情灾害的人居然毫发无损。

这足以说明，在天通苑南街道办层面，抓百姓“软肋”是被允许的，没准还视为本辖区行之有效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

就违建菜市场一事，居民越投诉越不搭理，舆论越关注越不当回事。你们要跟官家讲法律、论公理吗？老子就是不拆违建，再闹就抓你“软肋”。

两件事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抓孩子这个“软肋”，后者是抓“权利弱势”这个“软肋”——权利不服膺权力，这可以么？

对待治下百姓“不服”，拿粗挟细，揣歪捏怪，放刁撒泼，这在天通苑南街道办，说来是有传统的，不排除俨然成为“土围子”内的治理共识。

都是因为“软肋”在握，具体从何处下手去抓，全凭人家的兴趣，“抓手”可以有异，内在逻辑却是一致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专治子民的官员，历来不乏其人，水浒世界里的华州贺太守、江州知府蔡得章等即是，一身市井市侩的痞气，至今未有绝迹，且刁泼作派更甚。

这类官员最显著的特征是在“治民”上，想出些歪点子，使出些烂招数，明明知道很不着调，却公然摆到桌面上，不能奈它何。

明明是违建菜市场，依法依规拆了就是，但几个月下来就是拆不动。

以最小的权力，行最大的刁难。一个周边居民强烈反对的违建菜市场久攻不下，这件事不管从哪个角度分析，都充斥着小官僚的满满恶意。

把“以人为本”叫得震天响，暗地里却把“骗瞒哄捂”伎俩视为一种“大本事”；在人跟前道貌岸然，背地里却是鸡鸣狗盗。

这也揭示了一个真谛：放刁撒泼还真不是脸皮薄的正人君子们能玩得转的。

天通苑南街道办擅抓百姓“软肋”，作为一类官场“亚文化”，虽然摆不上台面，却能渗透并形成集体无意识，逐渐演化为一种行政潜规则。

《中国流氓史》有一段话：“无论是哪朝哪代、哪省哪乡，比绅士层与流氓无赖层共同管理或控制地方社会更可怕的，无疑是国家社会与流氓社会的合流。”

放刁耍赖之徒混入重要领域的管理层面，控制这种文化从基层社会逆流向上，一个地域势必渐失正派价值，基层权力微循环必然不畅甚至坏死。

从根本上说，一个日益搅动舆论场的违建菜市场，最终拆不拆得掉，对应的乃是天通苑南街办的政治微生态。

电动自行车新国标于11月1日起正式施行，各地自11月1号起都有了新动向，大多开始收紧旧款车上牌的尺度等。但这项关乎几亿人利益的政策，似乎难得民心，伴随着新国标的各种争议，始终不绝于耳。

这其中，知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的发言尤引人关注。

李稻葵认为，新国标固然有一些进步，但在万众瞩目的电动车限速问题上，最高仍然不得高于25km/h，这比骑自行车的速度要慢。此外，李稻葵还质疑，新国标要求电动车加装北斗系统，会增加200多元的成本，加重百姓负担。

李稻葵直言，新国标电动车标准与老百姓的实际需求相差甚远。同时呼吁：“在定标准的时候，一定要事先征求老百姓的意见，一定不能让平时不太骑车的人来闭门造车。”

李稻葵的重磅发声，在网络上激起很大反响，许多人都觉得李稻葵的观点“接地气”，称赞“这才是真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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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电动车国标的演进，关注了多年，之前在媒体任职时，也写过相关文章，呼吁正视民生需求，对电动自行车的不合理限制“松绑”。

应当说，此次公布的新国标，确实有些呼应民意的内容，比如电动车整车重量限值从55公斤，上调至63公斤，比如脚踏不再强制安装等等，就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但在关键的限速问题上，新国标依然原地踏步，不仅如此，新国标还要求，电动车速超过25km/h上限，电动机必须自动断电，换言之，这次限速，比起以前更动真格，进一步增加了解限速的难度。

电动车限速如此严格，理由为了安全。近年来，各种电动车事故频发，似乎验证了电动车限速的必要性。

不过，正如李稻葵教授所说，25km/h的限速，未免有些离谱，普通人日常骑行自行车都能达到15—25km/h，山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时速可达到35—40km/h，电动车连自行车都跑不过，这得多讽刺啊。

制定这个限速标准的人，肯定不是骑电动车上下班的人，否则，他不可能忍受得了这慢吞吞地“龟速”行驶。有网友因此调侃，建议公职人员必须骑新国标车上下班，只有让他们体验过，才能知道百姓的怨言从何而来。

当然，理论上讲，电动车限速越低，它确实安全性更高。但是，这种所谓的“安全”，代价未免太高，因为它建立在损害民众基本便利，限制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的。

凡事得有度，“安全”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因噎废食。电动车限速真有必要这么低吗？适当提高限速真有那么可怕吗？我看未必。

我骑了十多年电动车，平时正常行驶速度都在每小时三十四公里左右，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交通事故，相信这不仅是我，也是许多人的共同经历。

都说电动车是马路杀手，实际上，你看那些电动车事故，大多都不是正常行驶的，比如闯红灯，比如非法改装等等，其中正常行驶导致事故的比例，能有多少呢？

改善道路安全，电动车当然要管，但正确的办法，应当是追根溯源，严抓闯红灯、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而不是本末倒置，把车辆人为限制成“龟速”，让大多数规规矩矩的骑行者，为极少数人的违法行为买单。

2

李稻葵教授提到电动车加装北斗系统，我觉得不仅是增加购车成本的问题。

加装北斗系统的理由是可以通过定位，防止盗窃，可问题是，现实中电动车最为普遍盗窃问题，是电池的盗窃。绝大多数盗窃案，只偷电池不偷车，这种情况下，加装北斗系统又有啥实际作用？

电动车一般也就在一两千元左右，这种低价值的交通工具，居然比小轿车还高一等，享受和大型货车一样的待遇，连北斗系统都用上了，实在有些杀鸡用牛刀的味道。

李稻葵还提到，电动车安装挡风被违法的问题，这也是一个不得人心规定。

挡风被固然会提高风阻，影响视线和驾驶的自由度，但是其存在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

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南方，在寒冷的冬季骑电动车都是一件遭罪的事情，挡风被不仅给了骑行者在寒风冷雨中一些温暖，也使得他们在免于挨冻的情况下更从容驾驶，提高驾驶的安全性。

所以，以安全的名义禁止挡风被，动辄进行罚款，其实并不合理，它无视了民众的实际需求，缺乏基本的人性化考虑。

电动车管制如此之严，真的有助于改善安全吗？我看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李稻葵教授就预言，新国标实行后，各种违法改装会越来越多。对此我也是忧心忡忡，比方说解限速，可能难度比以前更大了，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恐怕这样的技术障碍很快就会被攻破。

国标变了，但民众的需求没有变，卡得紧了，非法改装只会更猖獗。不如通过国标修订，让需求更好满足民众需求，也降低了非法改装的二次监管成本。

对电动车管得过死过严，这种“高标准立法”不仅无助于改善道路安全，它反而会带来“普遍性违法”，为执法创收带来便利，加重百姓负担。

3

电动车新国标出现一些不合理，不接地气的规定，并不是偶然，根子上，它正如李稻葵教授所说，属于政策的“闭门造车”。

表面上看，电动车新国标在出台之前，征求过公众意见，但是，这种征求意见，有些走过场的意味，如解除25km/h限速等公众主流意见，并没有影响到最终决策。

征求公众意见，理当是更开放透明的。征求公众意见最好的方式，应当是召开一场公平公开的听证会，全程直播，把一切摊到阳光之下，而不是关起门来，在小圈子内进行决策。

现实中，一家博物馆的票价调整，一个城市的水价上涨，都要开相关的听证会。而电动车国标的修改制定，牵动数亿人的利益，对民生经济带来直接影响和冲击，却不用召开一个听证会，这合理吗？

社会的治理，需要有效的公众参与，那种打着“一切都是为你好”的旗号，一厢情愿，为民做主，大多是靠不住的，其结果，往往走在民意和科学的反面。

据央视新闻消息（记者 张颖哲）当地时间11月6日凌晨，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会议中心发表讲话，宣布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获胜。

根据《国会山报》、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等多家美国媒体最新公布的测算，特朗普已收获超半数的选举人票，预计将锁定本次美国总统选举胜局。但其他美国主流媒体尚未发布类似报道。目前美国总统大选计票仍在进行。

美国总统选举采取选举人团制度，50个州按人口比例分配选举人票，获得538张选举人票中的至少270张即为获胜。

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哈佛大学博士丁学良分析，特朗普第二次上台，将给世界带来巨变。全文如下：

假如特朗普胜利当选第二次入主白宫，他的对外政策将造成什么后果？对于全世界都在琢磨的这个恼人问题，美国自由主义阵营早就连串发出令人惊恐的警告。美国的高校尤其是知名大学基本上都属于这个阵营，我因此一度被这类警告搅动得悲情满怀，感觉特朗普的重新上台就是世界末日来临。这一年来我竭力做逆向思考，试图在人类社会的演化里辨识出冰封雪盖下的暖流，发掘冬天地里的绿苗。

我宁可看到特朗普团队击败贺锦丽团队，主要原因就是特朗普在国际事务上迄今表现出来的三大特别素质（以后也许还能发现更多）：

第一是孤立主义，而孤立主义是美国从立国开始就主导华盛顿决策层的政策取向。

在美国将近250年的历史进程中，前三分之二时间里孤立主义是主流，因为孤立主义对美国本土带来的伤害最小。这几年特朗普有力地推动着这个趋势，所用的理由也是挺符合普通美国民众的常识和生活期待，那就是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把本国的事情处理好，别把那么多的精力和宝贵资源用在对外事务上。天下那么大，麻烦那么多，美国干嘛要成天烦别人家的事，把自家的日子过好就行了。

在第一任期里，特朗普真诚地用中国的例子来为他的“美国优先 America First” 立场辩护，说中国过去几十年里（大概是指1978年 – 2015年）经济发展那么快，就是他们的政府做什么事都是本国优先，根本不在乎对其它国家可能有什么不利。我们美国人当冤大头的时候太多了，让许多国家白搭我们的便车。

第二大特别素质是特朗普对有些国际问题的知识储备不多，却相当自信，并且敢于发声。

中国人俗语 “艺高胆大”套在特朗普身上绝不合适，他在国际问题上是艺不高却胆大。而且正因为他自视来自于美国的 Deep State 深层权力体制之外，对那个体制奉为天经地义的一套根本不在乎，想怎么挖苦就怎么挖苦，藐视老派的外交成规。

再加上他特别依赖社交媒体，他在种种国际问题上的态度就极易被外界迅速得知。

第三大特别素质是特朗普非常不靠谱，说过的话表过的态，随时可以改口甚至抵赖。

这三大特别素质集合在美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身上，对国际事务必然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因为它们将不断地刺激各方势力寻找时机、充分利用国际力量对比的诱人空隙、以便迅速出手斩获猎物。我最关注的是它们对既有的国际秩序的冲击，该秩序确立于1945年大战结束后不久，到明年整80岁了。

这些年里该秩序遭到来自多方面的冲击，西方政界外交界用 Revisionist states/ powers 修正主义国家势力来概括这些冲击的各方。在该秩序的建立者和维护方看来，这些修正主义也就是改变现状的势力图谋不轨，要搅乱世界，乱中得益。

而在冲击方看来，该秩序建立时就有不公不义之处，延续了80年，很多环节已经磨损失效，该国际秩序对国际现实问题的处理频频露陷献丑。

从来修正主义势力的矛头首先是针对美国的，但特朗普的言行却也有一些修正主义的元素。两股修正主义的冲击一合流，或许就把几十年稳固的权力和利益架构大幅度摇撼。比如联合国总部一直在纽约，特朗普及其铁杆多次抱怨联合国对美国不友善不公正，而且美国还当冤大头，资助给的太多。所以有些美国议员动议把联合国总部迁出美国，若是，可以迁到别的经济大国去，我建议来亚洲。

又比如，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都有一票否决权，这个陈旧体制让安理会越来越缺乏广泛的代表性，难以发挥维护国际安全的基本功能。像近年来俄罗斯出兵攻入几个小邻国，安理会一点作用也没有起到。所以全面改制联合国章程，把多个人口和经济规模巨大的国家，如印度、德国、日本、巴西，选作常任理事国，是合理的修正主义之举。

迄今为止，既有的国际秩序基本上是靠美国为首的西方维护着。特朗普的孤立主义价值观可能大大消减美国的国际警察重任，因为在他眼里，担任国际警察既耗费金钱，又被斥责为霸权主义，还常常牺牲美国的军人。

若是，一直被美国强硬抑制的修正主义势力就有机会施展手脚。北韩和伊朗已经被美国压了几十年，它们都有制成的或待完工的核武器，能够对本区域形势发挥重大影响，这就刺激南韩和沙特阿拉伯快速拥有核军力，日本和埃及也会紧随其后。这些国家政界军方观察美国几十年，都担心华盛顿决策层在使用核武器保卫盟邦一事上举棋不定，最可靠的是自己掌控核武按钮。这样一来，核武器的扩散很可能导致核恐怖均衡。

许多观察家说，如果1994年尾乌克兰不参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拒绝把本国核武库清零转交给俄罗斯，普京就不敢放手发动攻击乌克兰的全面战争。

特朗普的三大特别素质放到俄乌战争上，很可能迫使北约和欧洲更快成为自身安全的独立维护力量，改变1945年后严重依赖美国军力的状况。特朗普责骂那些长期未把偏低水平的军费提高到GDP2% 的欧洲国家，合情合理。如果特朗普把驻欧的美军力量减少一半，美国纳税人会非常赞成，欧洲国家就必须适当扩军，联手建设整合它们的军工产业，欧洲完全具备相应的金融和技术的潜力。

如果特朗普出面推动的俄乌战争结局，以乌克兰割让18%的东部领土作为和平代价，这对俄罗斯周边的各个中小国家，都是大刀架在脖子上的教训。俄罗斯这次得手，就会受到鼓励对1988 -1991年逐步从苏联独立出去的国家作类似的手术。处于俄罗斯持续的 hybrid operations 混合战术威胁的欧洲多国，只有全民皆兵像瑞士和芬兰那样，才能保持领土完整和国民安全。

特朗普的三大特别素质放在东北亚，无疑对我们的影响最直接。假如他第二任期里把驻扎在南韩和日本的美军减少一半（他第一任期里已经放过此类风声），不继续在菲律宾更新和扩增美军的海空基地，也不向南太平洋岛国提供军事援助，那么这些战略要地对周边的中长程武力投射强度会大大弱化。

如果他再明确表示，台湾海峡的事态并不关系到美国的核心利益，因此他不会命令美军直接介入该区域的大规模武装冲突，避免给美军造成严重伤亡。10月19日他答记者问，只提到用增加关税来对付可能的台湾战争危机，很值得玩味。

假如特朗普在2025年1月入主白宫后能够做满4年，导致出现这些战略评估基本参数的变化，那么世人都明白，1945年以后东北亚这个大火药桶区域的整体秩序就会发生连锁互动。这一波波的互动（可能要延续三年以上）对全球经济贸易、政治和安全、跨境移民潮的震撼力，将远超出俄乌战争表现出的幅度。

若此，特朗普也许是半有心半无意地开放出各种巨变的空间，成为百年一遇的新纪元催谷人，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遗产也就是西方政界外交界成天强调的那套国际秩序，最终送进了历史博物馆。

全球对特朗普持两极分化的评价，很大程度上他是Outsider政治素人。若是有第二任期，在对外事务上充分体现自己的三大特别素质，特朗普的素人操作，就让全球修正主义势力遇上各显身手的大好时机。世界巨变不远了，香港身处东北亚的台风眼近旁，应该准备得充分一些。

乌坎事件发生于2011年，是一起震惊中外的中国民众集体抗争事件。当时，广东陆丰市乌坎村的村民因不满村干部私自出售土地、腐败和选举不公，爆发了集体抗议。村民们要求重新选举、公开财务以及归还土地。最终，村民如愿以偿，乌坎村进行了“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选出了新的村委会成员，基本实现了村民的诉求。这一事件在当年引发了广泛关注，许多人将其视为中国基层民主和维权的象征。

尽管中国当局之后对乌坎村的打压持续不断，导致这场基层民主实验最终不幸失败，但其象征意义却难以磨灭。在美国大选前夕，旧金山湾区华语青年行动组织“擦星星事务所”组织了一场乌坎事件纪录片的放映活动，并发布了相关报道文章及“共笔”。

活动当天坐无虚席

在该篇文章的编者按中，作者评价这场“民主实验”道：

从城市到农村和牧区，从中原汉地到东部沿海，到民族多样的边陲，中国每个地方的生活方式、社会动态都有着因地理和人文的迥异产生独特的地方，包括抗争的动机与策略。乌坎村民强大凝聚力的背后是一个明确的、以社群利益、土地归于农民为焦点的共同诉求……

促成乌坎人凝聚力的还有当年相对自由的社交媒体— 年轻人建立QQ群在村内匿名宣传上访和抗争事宜，对外则使用微博和各大论坛更新乌坎村的状况。乌坎各年龄层的人各司其职，有声望的长者主持大局、谈判，有行动力的年轻一代负责宣传、保护关键人物和纪录，甚至小学生也来帮忙给选票盖章。

乌坎的村民从对组织选举毫无经验，到构造出一套照顾到很多细节的选举流程和机制令人叹为观止。包括考虑到如何让不识字的村民参与选举，因保护新移民较多的一条村而设计了秘密写票处……

图片来自擦星星事务所

在“共笔”中，一位观影者写道：

老实说，任凭我一个生长在中国 30 年的人，也看的我恍若隔世。让我深刻体会到了‘熟悉又陌生’的含义。我从没想过中国人会那样勇敢的去捍卫自己的权利。一幕幕，人们和政府辗转斗争，从土地到选举，从规则到人权，环环相扣，谁是谁的基础，哪个是不可背叛的信条？没人怕引火烧身，没人祈求大雾何能主动散去。有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众人将悲痛化为更强有力的回响，他们拼尽全力去维护的，不过是最起码的规则啊！作为观众，我可以轻飘飘的说一句，他们也不过是在瑕疵中摩擦出了关于民主的最初的火花。但是作为一个深知中国社会的人，我却没办法不为那一幕幕有残缺的勇敢和抗争去称颂。

另外两位观影者则表示，“乌坎事件”证明了中国人也可以拥有民主：

当年我在网络一直关注并支持乌坎事件，村民们团结和持之以恒的抗争决心给我很大鼓舞。 看了纪录片里面村民参与选举的细节更让我震惊 在今天看来，精彩程度绝不亚于这次的美国大选 选举流程专业、村民参与度高、热情洋溢 所以不是中国人不适合民主，是共产党不让 ！

乌坎的民主尝试是对「中国不适合民主」的最好反驳。纪录片里最触动我的一刻是村里的老奶奶第一次拿到选票，志愿者为她讲解怎么投票。还有小学生也参与到民主实践里，帮选票盖章。即使民主权利不是与生俱来，也是很好被学会的; No matter for how long we have been conditioned to accept a reality of authoritarianism, it’s never too late to start learning the language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图片来自擦星星事务所

擦星星事务所还联系到了乌坎事件唯一一位流亡海外的亲历村民庄烈宏。在编后记中，作者记录了对庄烈宏的采访：

13年前风起云涌的乌坎事件几乎已经被人遗忘，曾经和庄一起选举的伙伴都已经刑满出狱，庄烈宏也流亡美国10年了。如今的乌坎已经重回平淡，大家对民主选举，对收回土地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他们想要的生活似乎越来越不可能。不过庄烈宏说村民们并没有后悔当年的走向街头，抗争和搞选举。虽然，如今的他也不希望村民们再去抗议，因为如今的中国再也没有街头政治改变局面的可能。他谈到他很少与国内联系，以他的身份不太方便。

我问他，选举的诸多细节设计看起来设计得很全面，当时是遵照什么设计出来的，庄坦言大部分流程都是村民按着常识商量着办的，没有什么人教，只有秘密写票处是熊伟提议的，熊伟是民间智库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他的身影活跃在那时的乌坎，也出现在纪录片中。

庄谈到乌坎是中国民主化进程必需过的一道坎，是中国传统社会和现代民主价值碰撞出的火花。同时他谈到乌坎的选举能够实现有一些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村子的宗族色彩很强，是个独立村。地理位置上村子靠海，进出村子只有两条路。村子很大，有1.3万人40多个姓氏同住一村，所以各个家庭必须互相协商，互相牵制，村子里的大事小情也都是各个家族互相角力的结果，有民主协商不受到外界影响的基础。没有单一姓氏独大，造成极端事件的条件。

一

姜萍竞赛一事有通报了，“天才少女”故事破碎，她的老师违规了，达摩院表示道歉。我看到最多的声音之一是：

为什么当初都在站队，却没人去调查真相？

如果当初有人去挖掘真相、公布真相，那么我们就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猜，人们当初也不会那么入戏地站队，大家可以少吵架少退群，媒体和博主们现在也不用偷偷删稿子了。

愿望是美好的，但事实是无奈的。“挖掘真相”，现在已经成了最赔本的买卖了。

报道并不等于买卖，我是打比方。这么说吧，如果你是干内容创业的，想拒绝一个MCN，你就说你的业务是挖掘真相。他一定逃得飞快，裤衩都追不上。

如果他还坚持要签你，那么没跑了，查一查身世，多半他是你失散已久的生父。

二

现在，乙方已渐渐失去了挖掘真相的能力。

媒体大家在做的事基本不是挖掘，而是下注，看哪边调子更响亮更正，并且情绪大、流量多，就下注哪边，在泼天富贵中捞一把。试问下注买马这种事有真相吗，没有，只有吃和赔，以及屁胡。

一波流量过来，就好比开席，有在包房吃的，有在大厅吃的，还有吃残席的，甚至收潲水的。可如果你挖掘真相，连吃潲水的都瞧不起你。

江南五怪被杀，全江湖都谴责黄药师，那就跟着谴责；回头如果发现搞错了，那就加入反思；如果黄药师已经受冤枉被气死了，大家纷纷怀念，那就说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然后小黄蓉坚强活了下来，就说“天意怜幽草”；然后黄蓉婚姻不幸福并发胖了，就说中年女人的失败会写在她的脸上；再过十年她复出拿了奖，走了红毯，就说岁月从不败美人。

六波大流量，波波不重样。媒体猜错了真相是没关系的，只要记住一个永远和大众站在一起就行了。断头台上的人永远是错的，但断头台下的围观群众永远是对的。

三

事实上，观众也真的并不需要真相，而且越来越不需要。

“天才姜萍”是假的，人们失去了什么呢？对很多人来说，不过是失去了一个故事而已。需要热血和“燃”的人，失去了一个相信相信的故事；需要阶层议题的人，失去了一个底层逆袭的故事；需要性别议题的人，失去了一个性别对立的故事。

姜萍这个孩子的真相不重要，她是不是我的姜萍这才重要。想说忍辱负重，她就是李萍；想说单纯美好，她就是依萍；想说坚强抗压，她就是翠平；想说大气端庄，她就是倪萍……

死磕真相是让人厌恶的。都还记得吧，当初如果你支持姜萍，会得罪一半人；你反对姜萍，得罪另一半人。但是你挖掘真相，会得罪所有人。长此以往，傻子都看得出挖掘真相最赔本。

金庸小说里，一旦有人坚持要挖掘真相，你就知道他日子好不了。

张无忌说：少林寺里有坏人，那个圆真就是坏人成昆。

结果是：“少林清名，岂能容你随口污辱？圆真师侄……他死后清名，岂容你……老和尚今日要开杀戒！”

恒山的仪琳说：令狐师哥不是坏人，不会谋夺别人剑谱。

结果是：“你们是佛门弟子，纠缠着一个大男人……呸！好不要脸！……你们要倚多为胜，杀人灭口，尽管上来！岳姑娘怕了你们，也不是华山门下弟子了！”

黄药师说江南五怪不是我杀的。

结果是被柯镇恶一口痰吐在脸上，附赠一堆亲切问候。

没有任何给乙方开脱的意思，但你想，连挖掘出食用油问题的人都难逃被各种污名化，这种脏活苦活还有哪个聪明人肯干呢。

四

我也是琢磨了很多年，才想明白了真相二字背后的道理。

灭绝师太问：“我厉害还是青翼蝠王厉害？”

丁敏君说当然您厉害，他卑鄙无耻，被“啪”地抽了一耳光，赶紧悔罪称“弟子知错了”。

所以，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公布真相？答案是有能力中止讨论的人。

灭绝师太有能力在峨眉中止讨论，所以可以公布真相。

而之前张无忌、黄药师、仪琳，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能力中止讨论，所以他们公布真相只会被嘲笑和污名化。

真相就像文物，可以公开，也可以不公开，但你不能自己挖掘。

如果你无意中发现了文物，那么最稳妥的做法是交给有关部门。（完）

虽然当下各级财政也不宽裕，可是保障弱势群体健康的支出，还是应该成为优先考量吧。

文 | 梅堂

十一过后，各地陆续开始了新一年度的新农合医保缴费工作。

2024~2025年新农合医保缴费标准，从之前的380元，涨到了400块，缴费截止到12月31日。为了顺利把钱收上来，各地绞尽脑汁，各显神通。比如四川南充有些部门就打起了学生的主意。

南充一位家长曝光孩子所在班级家校交流群截图，上面显示，语文老师在群里提醒家长，没给孩子买城镇医保的，要马上给孩子买，否则学校要求停课，还要给没有买的开家长会。

新农合医保实行自愿缴纳的原则，现在却和孩子受教育捆绑起来，甚至用孩子停课来要挟家长，很难不让人反感。在引发舆情后，当地有关部门都说跟自己没关系。

医保局说医保是自愿购买，没向学校下达过任务；教体局直接把锅甩给了学校，说学校的做法是错误的，将对此进行调查；街道办说自己有2万多的任务量，但学校不归他们管。

这些部门把自己摘得明明白白，可明眼人都知道，主管部门不强推，学校何必没事找事，还以停课相要挟？老师又何苦在家长和学生面前当坏人？

记者采访了一圈，碰了一鼻子灰，终于碰到了一个肯说实话的。当地一位街道副主任表示，“这个不是强制的，但是上面要求购买，你懂的嘛！”。

街道领了2万的任务量，教体局的征缴压力想必不轻，毕竟孩子是最好拿捏的。但社区征缴，就没那么容易了。

前段时间，有媒体曝光，南阳市淅川县的社区干部为了完成指标，不得不给居民降价，然后自己掏钱补差价，有的甚至要向一些“专业中介”收购指标。

一份医保少收三五十元，如果一个工作人员有100份的任务量，就得自掏腰包补上这三五千元的窟窿，出钱出力还免不了挨骂，基层征收人员的无奈可见一斑。

就算这样，很多人照样不愿意交，或者只给老人和孩子交。去年国家医保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居民医保下降了2517万人。一年退保2500万人，这个数据着实把大家吓了一跳。

考虑到又涨了20块钱，今年医保征收的局面恐怕更不乐观。

医保作为现代社会给居民兜底的保障措施，能带来什么好处，农村居民并非不知道。然而远水解不了近渴，对于一些农村低收入家庭来说，一年两三千的保费，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曾有媒体采访退保的家庭，一些家庭因为老人生病，享受到了新农合报销的巨大好处，但仍然选择性地缴纳医保。与其说他们参保意愿低，不如说这些低收入家庭参保能力不足。

农村居民收入低，有时只能顾眼前，顾不了长远。然而医保制度要运转下去，必须有足够多的人缴费。

本质上，医保就是大家出份子筹钱，救助少部分不幸生病的人群。只有缴费的人足够多，医保的盘子够大，才能起到积极的保障作用。

如果缴费人少，尤其是如果缴费的都是高概率得病的老人，那么就会收不抵支，失去兜底的意义。

这就是医保制度面临的两难困境。从农村居民的角度来说，各地因病致贫的案例很多，事实上也需要一个兜底的医保制度。可如果低收入家庭太多而不愿意交，那么医保制度就无法良性运转。

此前有专家建议强制缴纳，就和职工医保一样。可是职工医保，那是通过企业缴纳，职工痛感不强，而且有份能交医保的工作，说明还有一定承受能力。

放在农村居民身上，就很难落实。即便强制，农村居民如果手中就是没钱，那能怎么“强制”？

面对这个困境，长远看，当然只能寄希望于发展经济，让更多农村人有机会找到工作、提升收入，而在短时间，或许要考虑对于低收入群体，有无可能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实现短期的兜底。

虽然当下各级财政也不宽裕，可是保障弱势群体健康的支出，还是应该成为优先考量吧。

阿里达摩院对数学竞赛的说明，是一份精心措辞的公关文书。它对王闰秋与姜萍的初赛情况，作了极其圆滑的描述。这一极简且世故的描述，主要是勉强填充那块该死的舆情拼图，而非裨益信息对称，它再次抛弃了本应提供恰当事实的义务。

就姜萍事件的舆论源头来说，达摩院是始作俑者。没有达摩院就没有数学偶像姜萍的“社死”急行军，就没有“天才少女”的急速流行与强烈质疑。但随着央视人日接收这一典型的宣传操作，涟水中专、地方政府甚至更高层级的舆论管理部门也被卷入。

达摩院确认姜萍初赛的违规后，当初的质疑者除了向反对质疑的人投以轻蔑的眼神，批量投掷诛心之论，还对媒体口诛笔伐，列举数个月前它们的正能量报道，谴责它们没有尽到核查之责，没能揭批真相，以致于让竖子成名，欺名盗世。

新闻核查是新闻机构的核心能力，也是新闻媒体的核心业务，是建立新闻专业主义的重中之重。有新闻核查资格的媒体不一定是新闻媒体，也可能是宣传媒体；有新闻核查能力的新闻媒体也不一定能实现核查目标，观察舆论场动向时，此间区别不可不察。

姜萍事件蔓延四个多月来，其包含的两大舆论主基调有二：一是“天才少女的数学梦”，二是“造假团队的女工具人”。这两大舆论基调成型于6月份，斗争并僵持于第三季度，后期的舆论走势变化不大，维持了早先塑造的舆论争锋态势。

因为无力划分宣传与新闻，宣传媒体与新闻媒体的差异也很难被公众识别或标记。这种情况下，泛泛地谴责“媒体未作核查”，怒火所指就缺少精度。若观察姜萍事件的舆论全貌，即能发现宣传类媒体的引导之效，及新闻人记者努力核查却遇阻的恶果。

姜萍的板书视频是达摩院向舆论场释放的第一批公关物料，媒体随即准备介入，但奇怪的是，只有央视等个别央媒获得了采访核心当事人的权利。但对央视董倩他们来说，宣传造势是任务，向他们索取事实核查，无异于缘木求鱼。

央视人日这些央媒最早设定了“天才少女”的议程主题，海量的抖快自媒体账号随即选摘信息碎片，开始夜以继日的加工，并借助算法实现病毒式传播。这是姜萍享受最强烈光环的时段，那些想要做事实核查的市场化媒体随即跟进，但这些真正的记者发现了障碍。

阿里达摩院6月份时对记者求证式的采访请求，表面上说可以，实际上是拒绝。也就是说，达摩院作为姜萍事件中三大主要信息源，从始至终没有接受过任何一家称得上是新闻媒体的采访。反观舆论进程，达摩院实际上是舆论封堵的“三剑客”之一。

在察觉达摩院的虚与委蛇后，抱着核实意图的外省新闻记者（江苏省内媒体在事实核查上毫无建树，这与该省媒体不报道重大新闻的现状相匹配）掉转方向，赶到姜萍老家村子，试图从这里寻求突破。可是，等待他们的同样是早有准备的信息壁垒。

姜萍父母是本次事件中三大信息源之二，可他们在第一时间被转移，为的就是躲避非宣传类媒体的记者。姜萍父亲一度混杂在村民当中，直到被记者认出后彻底藏匿起来。事实核查在姜萍老家也没有收获，抱着求证之心的记者只能退而求其次。

这个“次”，就是试图还原姜萍在家乡的成长历程。不出所料，姜萍曾就学的小学和中学，也都竭力躲避新闻记者的探寻。也就是说，在泛泛可称之为信息源之二的姜萍老家，无论父母、还是小学初中老师，都表现出震耳欲聋的沉默，一致对外抗拒求证举动。

涟水文旅也以夸张手法去接姜萍走红带来的泼天流量，这是当地政府介入姜萍舆情的明证。而涟水中专在完成对央视的接待任务后，在大门口就设置了森严门禁。可以说，作为姜萍事件的信息源之三，当地政府与中专都拒新闻核查于千里之外。

一如前述，在论断姜萍事件中事实核查如何如何时，首先要知道宣传机构与新闻媒体的区别，不是所有叫作媒体的都有事实核查的资格、动力与能力。同样是“媒体”，对新闻、对新闻核查的态度迥异。其次要了解三大信息源所行的坚壁清野策略，困住了核查之力。

阿里达摩院及涟水当地严格控制核心当事人姜萍、王闰秋对外发声的渠道，严格限制在央视等个别央媒，然后再以“准备决赛”为名隔绝于其他新闻媒体。在当时看，或是为了引导舆论，但若以11月3日的达摩院说明往前看，似乎更加微妙。

整个6月份，志在事实核查的新闻记者发现，他们被全面封堵在三大信息源之外。而它们之所以严防死守，有一个舆论动态值得注意，亦即央媒+社媒掀动的正面宣传姜萍逆袭的舆论，同时激活了数个焦点话题，让舆论降温变得比舆论引导更紧要。

在赞赏姜萍的浩大舆论中，不算质疑者在内，就是在姜萍的支持者那边，也激发了一些混合类型的反思主题，这些问题意识借舆论热度而高涨。如教育体系对天才的疏忽、中专教育得失、疑似贫困的姜萍家，这些主题的发散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典型报道的初衷。

假设阿里达摩院没有从一开始察觉王姜组合的违规，涟水中专对此也不知情，只是被动接受宣传出镜任务。及，涟水上下对新闻类媒体记者的警惕，对核查式采访的坚决回避，主要是为了于降低热度的防范措施，但也足见封堵之高效。

任何想要谴责新闻媒体在姜萍事件中核查缺位的人，都该了解6月份的涟水，是如何应急建立全面的信息壁垒，将所有核心当事人（王、姜）、次级当事人（父母）、外围当事人（老师）全部纳入信息封锁阵线，再努力的求证也会碰壁。

姜萍事件本质上是一次私密的作弊计划，被物色为公关物料后，一步步被迫公开化，然后正能量叙事中遭遇反转的宣传事故。考虑到姜萍事件的舆论意义大过其实际意义，民营及官方从锁闭信息源头入手，拒斥事实核查，节制舆论强度，令人印象深刻。

因为阿里达摩院、涟水中专及当地政府、姜萍父母有着一致的利益，所以在可能遇到新闻核查的冲击下，三者结成浑然一体的同盟，能够以一致的决心，最大可能地截断信息流。从这个角度，姜萍事件提供了在县级规模上控制舆论的生动版本。

对于多点分布的信息源，只要在利益上有统一的诉求，就很容易结成信息攻守同盟，实现对舆论的调控。姜萍事件的舆情状况，从一开始以正面宣传为主的舆论引导，发展到后来以降低信息量的舆论降温，可能都为类似的舆论接化发作了示范。

有些人批评，为何记者采访时不带着数学老师去核查？这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外行看法，透露出朴素而纯真的质疑心态，叫人不忍心戳破。其实，媒体偶然接近过权威核查的时刻，那就是王闰秋导师、数学教授卢殿臣受访赞赏姜萍，但他很快收声隐遁，还不够说明问题吗？

实际上，姜萍事件发生后，涟水汇集了国内所有能做新闻核查、也抱着求证目标赶赴当地的新闻记者。但在这个小小的苏北城乡，这些记者频繁敲门而频频受挫，受制于严阵以待的信息壁垒，最后只能无功而返。再来责备新闻界无人，新闻记者未尽核查之力，着实理太偏。

【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

复赛之后，阿里达摩院终于承认姜萍师徒在初赛中作弊。与此同时，后两者所在的涟水中专也出公告，宣布取消数学老师王闰秋本年度评先评优资格。

网上又是众说纷纭。关于姜萍风波，我写过两篇评论：

撕扯姜萍：一部爽剧，观众争着做导演

姜萍作弊？最新消息来了！

现在，我仍坚持原观点：姜萍师徒有无作弊，一点都不重要。没必要跟一个纯PR项目较劲儿。

今天我还要补充一句：感觉情感被欺骗，智商被侮辱的人，都属活该。

这年头还相信“中国奇迹”和“底层逆袭”，你配得上东亚和东南亚的任何骗局。

数学大赛本就是阿里达摩院一个自称公益的PR项目，初赛又是开卷。这样的赛制下，任何人的成绩不经复审都不能认定为真，尤其是中国选手。

阿里达摩院将这起舆情甩锅给师徒二人，有点不厚道。你给了选手作弊钻空子的机会，这可以解释为全球数学大赛已习惯了开卷。但在初赛成绩出来后，对姜萍的数学能力却不做基本考证，就发动那么多媒体渠道大吹特吹，这口黑锅是甩不出去的。

阿里达摩院前几年推出的数学天才，是否也和姜萍一样？如今只有姜萍被抓现行，以后人生路可想而知有多艰难，达摩院要不要给她一点补偿呢？

至于参与造势的媒体，它们都已经做肉喇叭很多年了，作伪远甚于此案者不计其数。信它们的人，我一个都不同情。

最后，希望官媒和阿里达摩院和再接再厉，变本加厉，为爱国者制造更多正能量。再找演员的话，请放过未成年。

最近发布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显示，我国劳动就业参与者平均每天的活动时间是6小时23分钟，通俗的讲就是，一周下来，平均每天工作的时间是6小时23分钟。

这明显和我们的感知不同，也和其他的调查数据不吻合。“时间利用调查公报”是抽取的今年5月份作为样本。当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是48.7小时，算下来每天是6.95小时，将近7小时。 这两个数据明显是不吻合的。

如何解释这种数据和现实的背离呢？

首先，要看调查的对象。“时间利用调查”采取的事居民入户调查，随机抽取5月份周一到周五的一天，以及周末的一天，然后让被调查者每十五分钟记录一次自己的活动。只要这期间有过以薪酬为目的的活动，就会算进去。而“企业就业人员”的调查是以企业为单位的，排除了非正规就业，以及没签合同的，零时工等等。

这可能带来一个偏差，就是有些人是非充分就业的，并不是全职工作。这可能拉低了整体的工作时间。这些人很难纳入失业统计，根据国家的统计标准，每周只要工作了一小时以上，就算作就业人口。 比如，现在大学生就业难，有些暂时没找到工作的，可能会做一些零工，贴补点收入。如果这部分人被统计进去，就会拉低整体的就业时间。 当然了，这只是笔者的猜想，并没有任何的数据支撑。 

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所发布的数据

另外，这个调查统计的是6岁以上的所有人口。而这里的6小时23分钟，是就业参与者的数据，虽然排除了16岁以下的人口，但是仍然包括60岁以上的人口。如果分年龄段看，16/17岁的平均时间是4小时21分钟，18-59岁的时间是6小时32分钟，60岁以上的时间是5小时30分钟。很明显，老年人口和18岁以下的人口，就业并不充分，这也拉低了数据。 

但是，18-59岁的人口中，并没有进一步细分的数据。所以也很难确定，是不是青年群体中有大量的非充分就业人口。但是按照目前青年失业率高企的状况，这种可能性是很高的。 

如果按五天八小时的正规工作时间，每周七天平局下来就是5.7小时。这是显著低于6小时23分钟的。所以，这个数据所反映的工作时间仍然是很高的。

事实上，这里提到的两个数据，都无法真正反应我们的工作时间。“时间利用调查”的数据会被非充分就业人口稀释，而“企业就业人员”的数据，没有包括大量非正规就业，以及灵活就业人口。很多不正规的加班也不会算进去。所以，这两个数据都是明显低估实际情况的。但，即使这样，出来的数据仍然明显高于五天八小时的正规工作时间。这更能说明，我们是处于全民加班的阶段，工作时间远超五天八小时。 

老年人口大量参与劳动

这个数据还反映了一个重要现象，就是老年人口的劳动。数据显示，60周岁以上人口，平均的有酬劳动是5小时30分，无酬劳动是3小时31分钟。 这说明，我们有大量老年人口，处于退而不休的状态，甚至做了大量的无酬劳动。这也和我们的常识吻合，很多人退休了还会找点事情做，尤其是帮助儿女带孩子，做家务。

最近国家出台了延迟退休的政策。如果实际情况是很多老人虽然退休了，仍然在工作。那么延迟退休，无非只是延迟退休金的领取。如果老人在家做家务。那么，延迟退休之后，谁做家务呢？

数据的复杂性

总之，数据虽然看起来客观，但是背后却隐藏着非常复杂的现象。 如何对解读数据，就非常重要。“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发布后，很多媒体直接拿着数据来宣传。比如，有媒体说，全民健身时间多了。他们的理由是，运动健身在2024年参与率为49.6%， 2018年为30.9%，提升了18.7个百分点。

这确实没错。但是，如果细看数据，就会发现，2024年参与锻炼健身的平均时间是1小时10分钟，而2018年的平均时间是1小时41分钟。虽然参与率提升了，但是参与时间降低了啊。而且，2024年的数据是6岁以上人口，2018年的数据是15岁以上人口。大量的学生参与运动是很正常的。

所以，不要简单的相信数据，数据的解读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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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坡原创.

敢于相信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与自己有关。

文｜西坡

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组委会：

在本届竞赛中，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教师王某某和其指导的学生入围决赛，引发社会关注。根据决赛阅卷结果，二人未获奖。据调查了解，王某某在预选赛中对其指导的学生提供帮助，违反了预选赛关于“禁止与他人讨论”的规则。这也暴露出竞赛赛制不够完善、管理不够严谨等问题。对此，我们表示诚挚的歉意！

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

据调查了解，在 2024 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预选赛中，我校教师王某某对指导的学生提供帮助，违反了预选赛关于“禁止与他人讨论”的规则。

经研究，我校给予王某某诫勉谈话处理，取消本年度评先评优资格。我校将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和校风学风建设，教育引导师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成才观，鼓励师生踏实上进。同时，恳请广大公众对未成年人给予更多包容和爱护。

说实话，看到这样的消息，一点都没有感到意外。一出闹剧终于到了收尾的时候。

但我还是感到失望，深深的失望。不是对王、姜二人的失望，而是对偌大的机构如此不在乎自身信誉的失望，更是对我们的社会如此彻底地失去了生产事实的能力的失望。

从这两份通报，我们依然拼不出幕后的事实。一个很大的疑问在于，究竟谁是作弊事件的主谋？如果王某某是主谋，学校对他的处罚明显是过轻的。

但我觉得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一个社会里，个体有各种卑劣的、侥幸的、投机的想法，都是正常的，是大海里边普普通通的小浪花。

最重要的是，这样一起不难甄别的作弊，却产生了一个轰动全国全网的“天才数学少女”，而当这样一个“天才少女”的真实性引发强烈质疑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却没有任何办法抵达迷雾的中心去获取真相。

当时我就写了这样一篇文章《通往真相的道路，已经堵塞》：

我们需要的是信任中介机制。比如说，有我们都愿意相信的第三方，把大家的材料、判断、疑问、推导都带上，深入到故事中心，求得一个真相。那么我虽然不懂数学，我也可以通过对这个第三方的信任，来获得我可以充分信任的真相。

但你发现，这种可以信赖的第三方已经消失了。我们社会的信任中介机制崩溃了。所以遇到大小事情，争论各方都是快速“抛开事实不谈”，娴熟地攻击对方的道德动机。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异常严重的事，比“天才数学少女”是否造假严重一万倍。今天是这个事，明天是那个事，无数的大事小情我们都无法抵达事实核心，只能在外围开展情绪激烈的低层级论战。长此以往，我们族群的智力会被我们自己锁死的。

事实证明，正是如此。今天，我们确实获得了考试存在作弊的真相。但这样的真相是被施舍来的不完全的真相。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相关方面是在认为这样一个时间点，这样一种措辞，可以实现负面效果最小化，所以才把真相施舍给了我们。如果他们不讲，我们又能怎么办呢？

闹剧收场，悲哀未央。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已然生活在一个无力生产事实的社会。通报，是我们与真相发生关系的唯一途径。

今天铺天盖地转发通报的媒体，全部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当然，没人会感到羞耻的。每家媒体都会说，别的媒体也没有挖掘出真相。媒体里的每个人都会说，别的同事也没有挖掘出真相。

搁在前些年，我会假设，有些记者已经挖掘出了真相，只是碍于各种各样的阻力，没有办法把稿件发出。但是现在，我觉得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大概率没有一个人试图去挖掘真相了。如果我错了，我愿意向被我冤枉的人满怀感激地道歉。

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失去了生产事实的能力，而且失去了生产事实的冲动。所有人都满足于在情绪的泡沫里互相安慰、互相辱骂或者自怨自艾。

我甚至为自己执着于谈论事实感到羞愧，因为我知道这会让很多人难堪。他们每个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去说：生活已经如此艰难。

最后我只能说，在一个无力生产事实的社会，将来发生什么都不值得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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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打压所有人的老中的一生

永远不要跟系统共情

“内卷”或者简化后的“卷”，是近几年最流行的词之一。

“内卷”本来是一个相当值得思考的经济学名词，但是在网络的推波助澜下，逐渐被简单化和滥用，变成了一个粗浅的词，可以说是非常遗憾的。

内卷本来是指什么呢？其实看字面意思就是“向内部卷曲、把一个东西扭转为筒状”。

让我们来看看维基百科的定义：

德国哲学家康德区分了“内卷化”（英语：involution）与“演化”（德语：Entwicklung）的不同意涵。

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发展了内卷化的概念。在1936年的研究原始文化的一篇论文中，他使用“内卷化”来形容某文化模式达到某最终形态后，无法自我稳定，也无法转变为新的形态，只能使自己在内部更加复杂化。

戈登威泽认为，文化模式达到了上限之后，模式的规定导致了文化的外在的统一性，从而渐进发展起统一性内部的不同要素的多样性：如毛利人的装饰艺术要素很少，却有着复杂而精细的设计，戈登威泽将这种现象称为内卷化。

30年后，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农业的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一文中借用戈登威泽的内卷化概念，以研究爪哇的水稻农业。

格尔茨认为，印度尼西亚许多世纪以来稻作的强化产生了更多是社会的复杂性，而不是技术或者政治的变革，这一过程也被格尔茨称为“内卷化”（英语：Involution）。

格尔茨使这一概念在人类学界与社会学界广为知晓，成为一种描述社会文化发展迟缓现象的专用概念。

以上是维基百科的资料。

从经济上来说，内卷可以理解为“不做大蛋糕、只更复杂地分蛋糕”。中国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曾用“内卷”来研究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据此解释为什么当时的社会运行没有出现大突破。

内卷一开始在中文互联网流行，在我的印象中主要是起源于知乎。当时，知乎有一些写作者频繁使用内卷这个概念，来指代一些不良的经济模式。

在那段时间，恰逢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突出，就有越来越多的人用内卷概念描述经济的发展问题。后来这个词被继续扩大适用范围，无论是人口还是教育，在很多话题上，都被引申使用。

再后来，这个词就开始变味了，尤其是它作为简化版的“卷”开始被应用之后，它的意涵变得简单化和粗糙化，退化成了“竞争”的网红代名词。

比如说下面这些例子：

“除了卷学习，还要卷事业。”

“我决定开始卷了。”

“在XX赛道上卷。”

最终，卷和躺平成了对立的词语，卷在这时候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内涵，就是奋斗、努力赚钱。

这时候，什么都会被说是卷，比如“在XX赛道上卷”，就是一种商业方面的滥用。在同一个商业领域竞争，是再正常不过的商业现象，但现在只要是竞争就会被说成是卷。

其他竞争也是，比如学生比较考试分数，就说是卷。

在企业里如果有拼命工作的员工，就会被说是“卷王”。

其实这些都不过是再正常不过的竞争行为，或者仅仅是为自己而奋斗的行为，都被概括为卷。

那么内卷的意思到底被偏离在哪了呢？原本的内卷和现在的卷核心区别在什么方面？

以前的内卷，其实并不强调竞争，它强调的是一种内部结构更加细致的分化。无论是在生物演化或是各种文化结构方面，它的意思都是：一个事物外在的边界被限定死了，无法继续向外扩张，于是它只能向内发展，将内部结构变得复杂。

引申到经济上，比如在水稻生产方面。不卷就是指发明新的高效率器械，或者农业技术方面的重大革新，从而从本质上提高生产力。卷，则是指不断增加同样大小的稻田中的劳动力，每个人都把活干得更细，但产量上升很慢，每个人的劳动所得也变得更少。

内卷也可以这么定义：“长期停留在一种简单重复、没有进步的轮回状态”。

综合起来看，内卷的本质，其实是不愿意搞创新，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制度创新，只是一味地在旧的机制上搞内部分化，最终大家都无法感受到进步与发展。

图片来源：澎湃·美数课

滥用之后的卷，成了很多人对抗现实的一种出口。只要一有奋斗的行为，就是卷，一搞竞争，也是卷，都会带上负面的色彩。

这样一来，会有两个害处。

第一，将正当的竞争污名化了，同时将恶性竞争简单化了。正当的竞争，是需要鼓励的，也是进步的源泉。比如企业之间通过技术的革新进行赛跑，看谁能更快地提高生产力。

内卷式的竞争则是，拼命压低生产成本，降低价格，甚至倒贴钱只为了抢占市场。以耗死别人、自己享有市场为目的，而不是依靠更好的产品品质等来竞争。这种行为叫它“恶性竞争”更合适一点。

我们必须区分良性竞争和恶性竞争，而不是把它们都装进“卷”这个框里。

第二，让奋斗行为被污名化了。

内卷式的奋斗，是通过压低别人的成绩、成果，来让自己变得排名更高，或者一味通过熬夜、延长工作时间等来竞争。

但正当的竞争也是存在的，比如提高学习能力，不断吸取各种知识，增加有用的技能，或者发展一些爱好，等等。

一个“卷”字，就让搞不公平竞争的人和努力奋斗的人混为一谈，也是一种不公平。

总体而言，“内卷”这个词被滥用的过程，集中体现了中文网络上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喜欢用流行语来消解和简化现实，从而带来一种反智的倾向。

内卷被滥用后，原来在哲学、人类学、经济学上的一个严肃词汇，变成了定义模糊的大众流行语，从而导致那些学术成果被幼稚化和忘记，这本身就是一种降智。

再加上滥用词汇所带来的混淆概念，让恶行者——比如那些大搞价格战的恶劣公司只需要一个“卷”字就能逃避道德责任，而让那些优质的奋斗型公司——比如小米这样持续精进产品质量的企业也被扣上“卷”的帽子，就会带来方方面面的认识误区。

中文的这种混淆、滥用、造词行为太多，导致中文本身也出现了严重的退化，我们根本就无法好好说话，因为每个人对每个词的定义都不一样。

这既是中文本身的一种特质，也是现在反智、降智的群体文化的一种反映。它说明，人们正在迅速丧失理解复杂概念的基本能力,只能理解一些肤浅的标签化概念。

文｜西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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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组委会：

在本届竞赛中，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教师王某某和其指导的学生入围决赛，引发社会关注。根据决赛阅卷结果，二人未获奖。据调查了解，王某某在预选赛中对其指导的学生提供帮助，违反了预选赛关于“禁止与他人讨论”的规则。这也暴露出竞赛赛制不够完善、管理不够严谨等问题。对此，我们表示诚挚的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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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

据调查了解，在 2024 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预选赛中，我校教师王某某对指导的学生提供帮助，违反了预选赛关于“禁止与他人讨论”的规则。

经研究，我校给予王某某诫勉谈话处理，取消本年度评先评优资格。我校将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和校风学风建设，教育引导师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成才观，鼓励师生踏实上进。同时，恳请广大公众对未成年人给予更多包容和爱护。

说实话，看到这样的消息，一点都没有感到意外。一出闹剧终于到了收尾的时候。

但我还是感到失望，深深的失望。不是对王、姜二人的失望，而是对偌大的机构如此不在乎自身信誉的失望，更是对我们的社会如此彻底地失去了生产事实的能力的失望。

从这两份通报，我们依然拼不出幕后的事实。一个很大的疑问在于，究竟谁是作弊事件的主谋？如果王某某是主谋，学校对他的处罚明显是过轻的。

但我觉得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一个社会里，个体有各种卑劣的、侥幸的、投机的想法，都是正常的，是大海里边普普通通的小浪花。

最重要的是，这样一起不难甄别的作弊，却产生了一个轰动全国全网的“天才数学少女”，而当这样一个“天才少女”的真实性引发强烈质疑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却没有任何办法抵达迷雾的中心去获取真相。

当时我就写了这样一篇文章《通往真相的道路，已经堵塞》：

我们需要的是信任中介机制。比如说，有我们都愿意相信的第三方，把大家的材料、判断、疑问、推导都带上，深入到故事中心，求得一个真相。那么我虽然不懂数学，我也可以通过对这个第三方的信任，来获得我可以充分信任的真相。

但你发现，这种可以信赖的第三方已经消失了。我们社会的信任中介机制崩溃了。所以遇到大小事情，争论各方都是快速“抛开事实不谈”，娴熟地攻击对方的道德动机。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异常严重的事，比“天才数学少女”是否造假严重一万倍。今天是这个事，明天是那个事，无数的大事小情我们都无法抵达事实核心，只能在外围开展情绪激烈的低层级论战。长此以往，我们族群的智力会被我们自己锁死的。

事实证明，正是如此。今天，我们确实获得了考试存在作弊的真相。但这样的真相是被施舍来的不完全的真相。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相关方面是在认为这样一个时间点，这样一种措辞，可以实现负面效果最小化，所以才把真相施舍给了我们。如果他们不讲，我们又能怎么办呢？

闹剧收场，悲哀未央。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已然生活在一个无力生产事实的社会。通报，是我们与真相发生关系的唯一途径。

今天铺天盖地转发通报的媒体，全部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当然，没人会感到羞耻的。每家媒体都会说，别的媒体也没有挖掘出真相。媒体里的每个人都会说，别的同事也没有挖掘出真相。

搁在前些年，我会假设，有些记者已经挖掘出了真相，只是碍于各种各样的阻力，没有办法把稿件发出。但是现在，我觉得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大概率没有一个人试图去挖掘真相了。如果我错了，我愿意向被我冤枉的人满怀感激地道歉。

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失去了生产事实的能力，而且失去了生产事实的冲动。所有人都满足于在情绪的泡沫里互相安慰、互相辱骂或者自怨自艾。

我甚至为自己执着于谈论事实感到羞愧，因为我知道这会让很多人难堪。他们每个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去说：生活已经如此艰难。

最后我只能说，在一个无力生产事实的社会，将来发生什么都不值得惊讶。

大新闻。

据澎湃新闻等多家官方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0月18日晚，据韩国情报机构国情院消息，朝鲜已决定向俄罗斯派出4个旅团规模的特战部队士兵参战，规模为12000人。

据悉，本月8日至13日已有部分朝鲜士兵通过俄罗斯海军舰艇抵达俄罗斯境内。据国情院消息，首批1500名已抵达俄罗斯的朝鲜士兵从朝鲜北部清津、咸兴、舞水端等地搭乘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所属舰艇抵达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预计在展开适应性训练后投入俄乌作战前线。

这是官方媒体首次出现朝军入俄的报道。

此前，网上有消息说，18名朝鲜士兵从俄罗斯边境上的阵地逃脱。若为真，则说明，朝鲜在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外，也早已派出了兵力投入俄乌战事。

另一方面，朝鲜那位宇宙最牛80后日前宣布，朝鲜军队要认清韩国是他国、是敌国的事实，朝方已完全破坏并切断了连接韩国领土的公路和铁路。这不仅意味着从物理上的封闭，也意味着将同族意识和统一的认识打消。朝方以此最后宣告，今后韩国侵害朝鲜主权时，朝方武力将不受任何条件的约束。

二

老实说，我不是太明白这个80后的一系列激进操作手法。一方面，跟韩国摆出强硬姿态，宣布为敌对国家，随时干架；另一方面，为俄罗斯出武器不算，还出兵，等于将自身命运与俄罗斯深度捆绑在一起，不留任何回旋余地。

也就是说，不是什么唇亡齿寒，而是直接让自己成了“唇”的一部分。

问题是，这样做，不是主动将自己逼到墙角了吗？俄罗斯一旦失败，不是意味着将自己玩完了吗？还嫌不够，这个时候跟韩国交恶，莫非真的一眯退路都不留了？

当然，人家雄才大略，个中玄机不是我这样的普通人所能揣度的。

不过，大道至简，这世上的事，原本也没有那么复杂。要我猜测的话，我想至少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个80后在进行一场豪赌。

赌什么呢？

赌特朗普胜出。

日前，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乌克兰领导人泽连斯基对俄乌冲突的开始负有责任。

特朗普还隐晦表示，乌克兰可能不得不将部分领土割让给俄罗斯以达成协议，但乌克兰方面一直严词声明不可接受。

特朗普说，如果他11月在大选中获胜，他计划解决俄乌冲突。他打算当选后就做成这件事，而不是等到1月正式就职。

《再见爱人4》播出的时候杨子的极致爹道震惊了观众，留几手（刘爽）对妻子的打压也不遑多让，还以为这即将是有毒老公的批判大会。

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从上一周到这一周，网络上（尤其是女性用户为主的小红书）骂得最凶的，是歌手李行亮（代表作《愿得一人心》）的全职主妇妻子麦琳。

麦琳所有的问题总结起来无非就是过于节省和拧巴，需要老公提供情绪价值又不能提具体要求，又想省钱又想要老公送礼物，老公送礼物又要退了。

最大不应该也就是干预老公创作，但是老公砸了吉他，她也就知道不能这样了。

一个有情感需求无法跟老公沟通的妻子，她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就变成“麦琳 窒息”这样的词条三天两头上热搜。

网络上骂她骂得简直是花样百出：从“吃绝户”到精神控制PUA；从讲话有台湾腔到为什么她戴眼镜还挂个链子好讨厌。

麦琳说自己以前很多人追，就有人嘲笑她现在又矮又胖又丑，甚至把胖和懒惰爱吃相关联起来直接攻击起了人格。

麦琳说自己不是物质的人，就有人说她明明也有名牌，闲鱼卖过名牌还说自己包包太多。

麦琳深夜跟杨子和留几手坐下来聊了几句，就有人说是“三恶人聚首”说他们都在吸血，可另外两个男人比麦琳可恶得多。

杨子和留几手的爹味语录一串串，杨子说黄圣依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害人害己，黄圣依一思考，老天爷就发笑”。留几手满嘴“我妈说我妈说”，当着外人面打压葛夕“你才几个粉丝你算什么博主”。

而麦琳是觉得每一份来自李行亮的礼物都难以令她满意，说了几次“没有送到我的心趴上”，这就变成了一个网络梗。诚然看节目她令人疑惑，但这难道真的比杨子和留几手那种毫不留情的全方位打压伴侣的人格和尊严更可怕吗？麦琳跟音乐相关的答案都会说李行亮或《愿得一人心》，说不能让老公去卖唱。她对李行亮是有珍惜和尊重的，只是情感需求沟通不好，跟那两个男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杨子和留几手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的可怕，现在攻击麦琳的火力让骂他们的声音都少了。

黄圣依成名没多久就跟杨子紧紧捆绑，杨子自己都承认，是黄圣依让他老杨家全家都有名了，让巨力索具更广为人知。而出道21年的黄圣依，名下竟没有自己的个人财产。杨子支支吾吾说很多钱在藏品里，黄圣依要先进入他的圈层理解了收藏以后才能变现。黄圣依也提到自己曾经想找自己应得的劳动所得，发现杨子拿不出来，她认为亏掉了。杨子却说黄圣依是听了朋友怂恿想要自己的钱，是被带坏了。

杨子从不带孩子，对“如果黄圣依消失”的问题都没想到没有了老婆没人带孩子，脱口而出：“她不是带娃走吗？”

葛夕的几百万嫁妆（总数有说600万的有说900万的）都被留几手亏光了，亏光了留几手还骗人。现在是葛夕在养他，留几手也不跟粉丝解释葛夕不是蹭他热度，被葛夕投诉“软饭硬吃”，此外还毫不关心丈母娘超级疼的带状孢疹。

麦琳再怎么跟李行亮闹情绪，她也是生了孩子（两个孩子随李行亮的姓）、操持了家庭（连自己的衣服都很少）、全方位支持李行亮（李行亮说要一个月专心创作就能放下家庭琐事去创作）。

关于麦琳掌握家庭财权的问题。首先她掌握家庭财权不等于李行亮真的没有自己的钱。两个人都是一起决策消费的，麦琳只是习惯节流。

网友说麦琳图李行亮的钱。可是在黄圣依讨论钱在哪里，能不能查到自己的钱，李行亮和麦琳夫妇都在肯定点头连声说“可以查可以查”。可见李行亮并不是黄圣依那种一无所知的状态。“麦琳管钱”，跟杨子直接收走黄圣依的钱，完全不是一件事。

而且，麦琳只是抠门，麦琳没有亏过李行亮的钱，如果麦琳投资亏过李行亮的钱，如果麦琳骗过李行亮，她可能已经被部分网友绑上断头台了。

麦琳也没有拉着着伴侣上自己的直播间。就算有保姆麦琳也一直在照料孩子。

比起那两个男人的恶毒，麦琳到底算什么恶人？

最不能忍受的是，“吃绝户”是本是一个形容男人侵吞女人财产的词汇。一家的丈夫死了，他还没留下男丁，其他男性亲戚要来占领这家的财产赶走女人，这是“吃绝户”。有些别有用心的男人择偶，专门找家庭条件好的独生女，生下孩子“天经地义”随自己的姓，岳父岳母的资源也顺势归自己，女婿变成了这个家庭继承最多话事权最大的人，这是他们的“吃绝户”目标。

“吃绝户”这个词，从来都是跟男人受益相关，跟男性占领了冠姓权和继承权相关。怎么可以用在一个遭遇了巨大生育损伤、生了两个孩子都随父姓、自己始终在操持男方家庭事业的女人身上？

如果只是图钱，图老公收入都在自己口袋，麦琳为什么要省钱，为什么买东西都要退货？她不能自己拿着钱自己出去买钻石买爱马仕吗？如果只是图钱，麦琳为什么反反复复在节目里说“不关心我”总提“心趴上”，她就是在乎“心”，但是现在捋不顺自己啊。谁爱钱还会这么纠结？

再说，主妇为什么不能掌管丈夫的财产？生育占据了女性时间和精力，没有工作没有社会地位，万一丈夫出轨了钱都被他转移走，这不是很多妻子最害怕的事情吗？财产和收益都归女方最起码是一个表示，虽然真要离婚不一定怎么分。这至少是比较有利于生育女性的一种家庭安排示范，为什么网上都是女性在骂她？

麦琳说破天去，也就是个脾气不好的主妇。

做妻子，做母亲，脾气不好不是很正常吗？这么累的事情有谁脾气好，连吉赛尔·邦辰都因为前夫不带孩子受不了离婚了。李行亮给麦琳提供什么样的生活条件，都不妨碍她可能是为了家庭太累了还没有个人成就所以就是脾气不好啊。

麦琳就是个生活里的普通人，而且她的丈夫李行亮还反复说不会离婚，离不开她。要是妻子说离不开旁人不看好的丈夫，那肯定是“一个被窝睡不出两样人”“活该”“不用管”。但李行亮自己都在反复肯定麦琳的付出和价值，全网却用最恶毒的话攻击麦琳。麦琳开了小红书，就有人去举报她，认为她已达“三观有问题需要封号”的程度。

同样疯魔的还有，一贯喜欢维护婚姻制度的网友，这次却希望李行亮离婚，希望有人去插足李行亮，希望这对夫妻分开。

以上是不用看节目都可以讲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不应该这么骂麦琳这么恨麦琳。舆情对男女绝对是双标的，骂女人，从每个毛孔里挑剔女人，几乎是一种厌女文化造成的本能。不管平时大家怎么说要对女人宽容，一旦到了具体的女人就会变成，“但是她真的太坏了她例外”。这个“但是”和“例外”，每一年每个月都在网络上出现。

就目前信息说，麦琳的举动是不是可以理解的？

我尝试这么理解。

麦琳和李行亮夫妇登场就双双表示自己不是来离婚的，是来解决婚姻问题的。

李行亮进入娱乐行业之前在一家销售公司找了工作，麦琳是他的同事，两个人就开始谈恋爱，李行亮准备做歌手，麦琳就从深圳陪他到北京，不会做饭学做饭，生活困难就去批发市场进饰品到网上去卖来维持生活养家。（请注意这些都是李行亮自己说的，他认可的麦琳的付出。并不存在网络攻击的“麦琳说的话不可信”。）

在李行亮低谷期看不到事业希望的时候，麦琳从学做饭开始学着当李行亮的后盾，说摆地摊也要陪他。

两个人共苦却不能同甘，但是现在有了两个孩子，经济条件也好了，他们却经常吵架。

麦琳一开始的叙述是自己的付出不被看见，为什么还要她讲。李行亮则说麦琳过于“抠”了，什么东西都捡别人剩下的。

到了第二第三期他们吵架的事情开始变得具体。

第一个是“衣柜”矛盾，麦琳说家里的衣柜都是李行亮的衣服，没有自己的衣服，她就会感觉到委屈。李行亮也提到触发点包括她可能看到朋友家自己有大衣帽间电动梳妆台，回来看看自己会情绪变差。

李行亮的解决思路一是，搬新家就有更多储物空间了，就有麦琳的空间了。解决思路二是，给麦琳买衣服，但麦琳又嫌贵给退了。

这样总是解决不了，麦琳却为此发作的时候，第三次李行亮把自己的衣服打包全扔到垃圾堆了。

两个人在复盘这个衣柜问题时，麦琳重复的是“你不关心我”，李行亮重复的是“我已经想办法解决问题了，你到底要什么”。

第二个是“礼物”“惊喜”矛盾，麦琳羡慕朋友能经常收到来自丈夫的礼物，就会表达自己也想要。但是无论李行亮如何努力，她总是有不满意的地方。

李行亮曾经瞒着她策划大惊喜，扮成公仔，给她做功课送生日礼物，做功课的过程还做了PPT，麦琳当时惊喜了，事后说“还好”。还有一次是李行亮打飞的去上海买青团，因为不记得麦琳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全买了，麦琳在意的是第一口吃到的不是自己喜欢的口味。而且她还说李行亮是大吵一架之后才会有这个举动。

衣柜也好，礼物和惊喜也好，麦琳的根本矛盾点在于：一方面她是一个标榜付出、标榜省钱的人，这已经刻到她的“道德标准”里；另一方面她看会感到缺爱、不被关注，又很难直接承认自己要具体的东西和具体的话语。

这里我还要引入一个信息是，麦琳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是个非常时髦活泼的辣妹。李行亮说她像张曼玉像安室奈美惠，也不全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麦琳在节目里说自己胖了会不自信，就算李行亮说没关系也还是不自信。这些跟要礼物要惊喜争吵衣柜的空间，可能都是一件事。

她个人的容貌、精神状态，都跟婚前、生育前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她自己能看到，她对自己不满意。但是育儿和照顾丈夫的琐碎填满了她的时间，她难以改变。而且她受到的“付出规训”，也会为在意外表、在意“别人都有的我也要有”，而感到羞耻。她一方面在意，一方面要否认自己在意的不是令她羞耻的事情。

她的敏感和失落也体现在，她希望不是自己发起要求，才能收到回馈。她可能希望李行亮主动发现，衣柜里没有妻子的衣服。

当然，从表面信息来看，李行亮策划惊喜似乎很好了。但在这之前麦琳是不是数度失落，是不是每次都抱怨了李行亮才开始行动，我们至少是无从知晓事情全貌的。

仅就“又有愿望又不配得”这个矛盾来说，在东方式的母亲和妻子身上很常见。对全职主妇这样一个已经在不公平位置的女性来说，解开心结需要有耐心。

张婉婷为麦琳说话，说妻子要的是丈夫主动发现的情感表态。

我是觉得，麦琳需要的是关心，哪怕有耐心地买完退了然后不断重复，这个过程，对她来讲都是感受到爱的。女儿们如果试图疗愈付出型的妈妈，应该也能明白这个过程，妈妈要的不一定是实在的东西，哪怕她拒绝，也要反复给，这过程她能感到有关心在。

第三个还有“省钱”矛盾，李行亮说麦琳特别节省，家里的东西总是捡朋友剩下的，垃圾桶都是油漆桶。为了省钱还造成了更大的麻烦，比如舍不得买电脑影响工作，舍不得买新手机结果手机坏了照片全丢了，修手机再找人恢复数据花了更多的钱。

但是李行亮也说了，如果不是麦琳省钱，全家无法过上现在的生活、无法买房子。麦琳有一种节俭的惯性，而且李行亮享受到了这个好处。现在掰不过来节俭，至少应该和麦琳一起想办法。但网友已经先帮李行亮审判了麦琳是虚伪。

而对于李行亮说自己抠门，其实麦琳的第一感觉就是丢脸。她就是这么拧巴，在家可以抠，又不想让外人知道。

有个非正片的情节，在“能否接受对方有异性亲密朋友”的问题上，麦琳能接受，李行亮不能接受。李行亮自己就是一个“传统男人”啊。他就是因为麦琳足够传统足够贤惠选择了她。麦琳经过了艰苦的生活变成了拧巴的样子，这不都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吗？

第四个矛盾是共同工作产生的。李行亮和原经纪公司解约了现在自己开公司，麦琳帮他处理工作杂务，但是会连创作方向也干预，让李行亮生气得砸了吉他。干预创作显然是不对的。而且麦琳确实不懂。

但是，但是。李行亮说家庭生活很繁琐他写不出歌会焦虑，他要是一个人待一个月就写出了五首歌就不焦虑了。——那么就是说，他有时间能一个月一个人待着做自己的事业。可麦琳永远浸泡在家庭琐事里。就是因为她总是被排除在李行亮的事业之外，她特别想参与，才会参与得这么可笑。

第二期加更里李行亮和麦琳在跟留几手聊天时提到自己家里有保姆，说一开始也不习惯家里有人后来就习惯了。攻击麦琳的人说，你看她不是有保姆吗。网传李行亮和麦琳住在北京8万多一平的小区里，家里有300平米，另外从李行亮之前发的视频里看到了奔驰车。这样麦琳的生活就被描述成“住豪宅开豪车有保姆根本不是独自付出的全职主妇”。

麦琳私人闲鱼号被扒出来之后攻击越来越多。她的闲鱼里一些看起来完全不值钱的东西也在卖，这就是她奇葩，人品不好。她也卖过奢侈品包袋，录视频介绍时说自己“包太多了”。

各种“吃瓜”满天飞，麦琳朋友为她写的长文却被忽视。麦琳有非常大的生育损伤，生第一胎耻骨骨裂，第二胎七八个月胎停了引产。（而现在麦琳有两个孩子，就是说在大月份失去孩子之后她继续选择第三次怀孕。）此外麦琳父亲罹患了癌症，麦琳和李行亮买房的时候还遭遇一房两卖的情况需要维权，李行亮想要用互联网上发声，麦琳没有同意，后来自己找律师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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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育损伤，详细的描述更让人心碎。生育导致耻骨骨裂是“她躺在床上，每天都在哭，因为太疼了”。骨裂之外还要喂奶，又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麦琳和李行亮当时住在北京一个小两居里，一个房间要给李行亮创作，她在另一个房间没日没夜地带孩子，还担心孩子哭闹影响李行亮工作，生育给她带来太多疲惫。

她处理这么多焦灼的事情，难道不会觉得委屈，不会觉得缺爱，不会抑郁吗？这信息量不比她闲鱼卖了什么东西重要吗？什么破烂都卖不就是习惯性节省吗，拍视频说一句“包包太多用不掉”不就是假装跟别人一样是富裕奢侈的闲置而不是更舍不得钱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麦琳上节目不说自己具体的痛苦比如生育损伤。也许她并不想当众说这些，她连被指出抠门都会觉得没面子。更可能的是，她不能真正说她老公不好，会影响李行亮的形象，她只抱怨最不致命的事情。

无论是否有麦琳朋友给的信息，只看节目我也非常理解麦琳。她太像很多很多个母亲了。

因为长期以丈夫和孩子为第一顺位，习惯性为别人活着，觉得自己的意义就在于付出和奉献，因为长期以付出来维系自己的意义，她的心已经被掏空了，没有自己真正的精神世界。会感到委屈和不满足，但是又无法提要求。因为这又违背了她所推崇的奉献美德。

她当然有她的问题，但绝不是网络现在对她的恶语相向。

有人说，就是因为麦琳像“母亲们”，想到了童年，才感到窒息，要说出来。可是，令人窒息的母亲，不都是因为承担了太多母职而产生的失控和变形吗？指责母亲的时候，真的不需要看看父亲站在那里做了什么吗？

除此之外，我还有感觉是，麦琳和李行亮在困难的日子里，曾经紧密地相互支持和共生过。他们现在还在随时手牵手，两个人永远说绝对不离婚就是来解决问题。

但是现在日子比过去好了，生活也被经营家庭的琐事填满。麦琳找不到过去那种强烈的相互共生的情感。她总是想要情感和浪漫，又觉得一旦说“我需要你这样”，就不是她想象中的浪漫爱。他们在困境里紧密共生时，想要的东西更一致，更容易被满足。现在失去了这个前提，她找不回当时的那种激烈的爱意。

更重要的是，李行亮始终都有自己的精神世界，麦琳没有。随着生活困难的解决，她跟李行亮的精神交集在变少。

张泉灵安慰麦琳，你已经是她生活的大部分。但因为张泉灵说过自己的先生占自己生活很少比重，却是最后的托底。麦琳立刻说，我不是那托底的部分。

麦琳并不理解李行亮喜欢什么音乐，麦琳只喜欢李行亮的音乐，归根结底是喜欢李行亮这个人，而不是喜欢音乐。麦琳说自己的听歌趣味是抖音流行曲，说完了立刻解释说大俗也是大雅，可见得她也知道这种趣味不被丈夫认可。

这些其实也不重要。但你让麦琳说自己想要什么，她根本不像葛夕那样清楚回答，现在我变了，我喜欢跳伞，喜欢一个人掌控。麦琳没有那种“我”的精气神。虽然她其实也知道，自己现在的问题是“不会给自己留空间”。而解决问题的方法唯有，学习为自己而活、找到自己。

如果麦琳现在脾气不好让大家觉得“窒息”，那么我觉得真正窒息的点应该是，麦琳已经有个财权上交的老公了，已经有保姆有大房子了，她还是这么累。可见全职做妻子做妈妈就是非常损耗，是物质补偿不了的损耗。

——损耗到你的心如果因此掏空，因为太久没有自己的东西放进去，可能根本不知道拿什么填满。损耗到看着丈夫一个人有精神世界，会无法承受。

有人嘲笑麦琳说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太对了，她就是不清楚自己要什么，才自然而然走上一条全社会都不会阻止她的路：找一个男朋友，绕着他转，做个好女人，生孩子，做个好母亲。

如果李行亮要走这条路，说麦琳喜欢时尚你去当模特吧我当后援。会怎么样？没有人会认可李行亮，没有人会认可在前面冲的麦琳。他们都会怀疑自己的选择。

这个机制就是在这样运转的。

是，麦琳不聪明，不机灵，不前卫。没有舆论没有社会压力没我自我暗示去阻止她，她就顺着从众的惯性会去为爱情和家庭付出。

可是朋友们啊，女性一旦有没有坚决的自我认知和意志，可能就会走上一条痛苦的路。这件事还不够可怕吗？

而男性不管什么性格什么起点，整个社会和文化都在教他们一切以自己为中心。留几手这个以嘴臭为乐趣的人都能表示自己从小有自己的内心世界，从小开始80%的精力都在这里，包括婚后。而看起来跳伞旅行会怼人的葛夕，结婚最初80%的精力在留几手身上。

（包括麦琳自己在内）为麦琳辩护，好像必须证明她没错，她真的付出了，她没有坏心眼，她不是要钱，才能说，她现在心里总也填不满需要回报有情绪问题是正常的，她握着财权也是应该的。虽然麦琳就算真的只是脾气不好也不应该这样被网暴。

砝码就是这么不公平。

如果要讨论“做全职主妇不是一个好选择”，话题很容易变成“因为麦琳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变成了一个她个人的错误。

很多骂麦琳的人，都是认为只要找到李行亮这样的老公，就能做一个幸福全职主妇。她们认为是麦琳脾气不好不满足才会这样的。当李行亮知道抬行李，知道吵架之后再先办法和好，她们就已经觉得这丈夫足够让婚姻全是通途。全然不顾每个女性生孩子都可能有生育损伤，每个人要是只带孩子只照顾家庭就是会扭曲。很多母亲们，都是这样扭曲的。

幻想中一个男人的优点，都会被百倍放大，当做真事来爱。一个女人还没有彻底厘清的“情绪失控”，足够发起全网围猎女巫，连她说话、戴眼镜、素颜的脸，都是错误，真正“活着呼吸是错死了也是错”。

对于有些人来说，找到男人的好处，好像是一种本能的习惯。杨子再怎么样，幻想他有钱，全然不顾黄圣依所有事业金钱都被杨子吸血，真正的霸总就是对妻子也不手软的霸道和不讲理。留几手再怎么样，会怼人，会现眼看着挺好笑，全然不顾留几手亏了妻子多少钱，生活如同废物，不照顾妻子和妻子全家的感情，甚至连搞笑这件事也是不公平的。同样动作语言女人说就是讨厌恶心，男人说就是搞笑。

诅咒麦琳就是一种对婚姻制度绝望的信仰：只要我足够好，足够顺从，足够知足，足够贤惠，足够忍耐，我就会得到幸福的婚姻和生活。这个游戏规则完全没问题，有问题的是正在抱怨的正在发疯的妻子。

骂女人，比怀疑游戏规则，更容易。

中专女生姜萍高分闯入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决赛的消息刚刚传出时，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人都曾信以为真，将其当作“努力改变命运”的励志故事来传播。

此后，关于姜萍数学能力的质疑声不断增强，而赛事主办方阿里巴巴达摩院以及姜萍的导师王闰秋一直没能给出有力的回应，事件陷入争议僵局。

为了搞清楚真相，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办法联系可能知情的人士。今天赛事主办方和涟水中专同时发布了情况通报，我也终于可以把了解到的事件始末分享出来。

声明：以下信息是从私下谈话中了解到的，不方便透露信源，也不能百分百保真，仅供对事件好奇的读者参考。

姜萍事件的起点是一连串自以为是的“乌龙”，涉事各方都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一件业内早就习以为常的小事情，玩了一点点见不得光但没什么大不了的小心思。谁都没想到，一个数学天才少女横空出世的故事会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会引发海啸般的舆论关注。

最开始是郁郁不得志但自视甚高的中专数学老师王闰秋的一点小心思：

既然阿里巴巴数学竞赛的初赛没有监考，那么替考就非常容易。如果能以自己的实力替考保送一位学生进入决赛，无论名次如何，在这名不见经传的中专学校都是一件破天荒的、非常长脸的事情，对自己的前程大有好处。

更重要的是，决赛阶段选手可以自由选择三个不同的时段答题，而同个方向的试题只有一套。如果受自己控制的学生能进入决赛，可以让学生选择时段A来提前获取试题，自己选择时段C就相当于多了16个小时答题时间。

反正初赛成绩只用来选拔名额，不计入决赛总成绩，反正决赛只公布获奖名单，不公布每位选手的具体分数，到时学生静悄悄下线就好了，神不知鬼不觉。

只是万万没想到，初赛时王闰秋先提交了自己的答案，然后作答姜萍那一套试卷时又有了新的思路，得到了更高的分数，并一举拿到了第12名，成了舞台中央一颗异常耀眼的明星。

然后是面临抛弃风险急需拿出成绩证明重要性的阿里巴巴达摩院的一点小心思：

在集团整体收缩业务降低成本的背景下，达摩院的前途命运可谓朝不保夕，最容易低成本出成果的就是公关事件传播了。现在有一个中专女生闯入数学竞赛决赛，巨大的反差意味着巨大的传播价值，只要集中力量推一推，说不定可以上个热搜。

至于天才少女初赛成绩是不是真的，达摩院不关心，也没打算去核实，反正决赛才是重头戏，这会儿先把公关传播做出去最紧要。

只是万万没想到，天才少女的故事不仅上了热搜，而且几乎霸占了一个星期的全网热搜，成为年度最热新闻事件之一。空前的热度也引来了空前的审视，原本一个大家都喜闻乐见没人会去较真的公关故事，突然被放到了全民断案的显微镜下。姜萍初赛成绩的真实性突然成了不容回避的全民关心的话题。

再有就是承接姜萍宣传片制作的那家电视媒体的小心思：

很多人以为最初介绍天才少女姜萍的那部宣传片是由达摩院制作的，其实不是。达摩院的确是出钱的甲方，但实际去到涟水中专采访拍摄的其实是一家拿着官媒牌照但广告收入岌岌可危的电视媒体，他们是具体做事的乙方。

达摩院之所以把拍摄制作的业务外包给电视台做，其实也是业内通用做法。一方面，大厂需要给各家官媒缴纳“保护费”来保平安，另一方面，对于几乎已经没有传播价值的电视台来说，直接投放广告又不合理。所以，大厂普遍都会找一些难度不高但费用丰厚的外包项目交给这些传统媒体来做，算是变相缴纳“保护费”的做法。

在电视台看来，去拍谁，拍什么主题，都是由甲方达摩院来决定的，重要的是帮甲方实现宣传目标。至于人物事迹的真实性，作为乙方的电视台完全不关心，他们日常做多了这类“正能量”访谈，美化一些，摆拍一些，拔高一些，从来没出过问题。万一，就算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也是作为民营企业的甲方在前面顶着，自己作为官方媒体是不可能有事的。

只是万万没想到，这回他们摆拍的宣传片居然成了年度热点新闻，原本是常规操作的摆拍画面突然受到了全社会的质疑。

于是，一连串的自以为是在涉事各方都缺乏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搞了个大新闻”，大家全都懵了……

到这时，阿里巴巴达摩院其实还是有机会挽回局面的，毕竟，无论是王闰秋初试作弊还是宣传片供应商虚假摆拍，达摩院都是受害者，他们完全可以第一时间切割干净，严厉谴责造假者。

然而，因为内部领导对舆论形势的误判，加上来自官方媒体和有关部门的压力，达摩院很遗憾地采用了鸵鸟战术来应对公关危机，试图等姜萍决赛“自然落榜”之后事件热度逐步平息。

只可惜，鸵鸟战术没能奏效，公众面对赛事主办方的沉默发起了更广泛更强劲的质疑……

到这时，姜萍事件已经由“商业公司公关事件”升级成了“牵连甚广的社会热点事件”，有关部门强力介入，达摩院失去了主导事件走向的信息发布权。

在有关部门看来，这是在帮民营企业收拾超出掌控的烂摊子，是对互联网秩序和国家教育公平形象的积极维护。但在客观实际层面，这样的消极应对反而强化了公众对社会诚信的负面印象。

最终，由于公众的质疑一直没能平息，要求达摩院公布决赛结果的呼声越来越大，在有关部门的指导要求下，达摩院和涟水中专商议出了一个“承认问题但尽量淡化”的方案，并在11月3日同时公布出来。

在达摩院的通报中，王闰秋行为的性质是“违反竞赛规则为姜萍提供了答题指导”，在涟水中专的通报中，对王闰秋的处理是诫勉谈话。给了结果，但细节欠奉。意思很明确：

这件事到此为止吧。

虽然我个人很不理解有关部门对这件事的强力介入，但相关处理结果还是非常典型，熟悉的配方，熟悉的通报。

嗯，以上就是我所了解到的姜萍事件的始末。

整个事件中，唯一无辜，也几乎是唯一受到实质性伤害的，就只有未成年少女姜萍一人。

这实在是一个太过草台和残酷的社会。

唉……

六四在中国失去的这三十五年历史中，虽然它的中心是空的，但辐射出去是更广阔的天地，是一个正在不断发展中的精神和理想图腾，其内涵变得越来越丰富厚重。

1989年6月4日 AP

实际上我还没有三十五岁，1989 年我也还没出生。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从大明王朝 1566 年就已经活着了，活到今天如行尸走肉。

我们常说中国人没有历史，但往往中国人这个群体身上显现的疲惫与痛苦，又确凿无疑是历史的遗留。他们能瞬间梦回清朝，满嘴的“我要洋人死”、“八旬老太守国门”、“与小日本不共戴天”，却独独将终于步入现代的部分忘却。或者这二者本就是相互“成就”的，是种下的因结出的果。

我就在中国著名的社交平台“小红书”上看到，有人将 6.4 期间不允许换头像和背景，当成是全国高考的某种举措，进而合理化它的存在。

没有经历过共产主义中国的人可能会觉得，六四被遗忘，肯定也有你民众自己的原因在。但禁令都已经挖空心思到这份上了，几乎是抹除成空白，宁愿退回至清朝、大明王朝 1566 年，宁愿走进历史的死穴，也不要这段企图前进的历史。民众又能传递什么呢，哪怕是侥幸的亲历者，也只会变成一个整天跟自己儿女说“少在网上发表意见”的人。一代人终将老去。

而相应的，我们更能看懂苏联笑话，也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共产主义中国。很残酷的事实是，没有人需要对审查拥有想象力，我们对万事万物有想象，但唯独不可对审查有想象，因为后者就是为了限制前者而存在的。那些记录审查的作品，饶有兴味地添加意义，也只不过是对审查的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表现。但换句话说，除了和审查玩把戏，我们又还能玩些什么呢。

今天早晨醒来，我翻阅了谷歌最先能触及的六四资讯，它们大多由照片和众人的口述记忆构成，最使我感到心痛和愤怒的证词是：

“军队凌晨抵达时，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一名20岁学生对美国之音说，为躲避枪击，他花了近两个小时才爬出广场。他说，一路上他看到数百具尸体。士兵对任何站起来或在动的人开枪。

这名学生说，他看到四名女大学生请求军人不要杀她们。他说，其中一名女性抓住军人的腿，军人的回应是用刺刀刺她。他看到军人向其她三人开枪。”

然后我在 X 看到了一些倒地的学生照片，鲜血真的如人们记忆中那样惨烈，雪片般的照片纷扬于中国之外的互联网——我相信六四在中国失去的这三十五年历史中，虽然它的中心是空的，但辐射出去是更广阔的天地，是一个正在不断发展中的精神和理想图腾，其内涵变得越来越丰富和厚重。

我没有办法在今天诉说“家”，诉说一切“温暖、幸福、束缚、逃离”，虽然它听起来与我的处境如此相似，它可以是我与中国的关系，但我并不想这样缠绵悱恻地重复一种虚假的感情，而导致最终毫无表达，只是落入一种又怨又恨的前现代家国关系——一个需要被反复确认的常识是，家并不是国，并不意味着它可以侵入到我的房间里，搜查我的思想。

在那个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家”的房子里，土地是七十年后就要被政府收回的，门即便有锁，也是社区居委会可以任意闯入的，我母亲的女儿们，学过新闻、做过互联网工作，或者毕业后一直在待业，还有需要高考，他们事无巨细地掌握，以便有一天能够加以利用。且就在这过去的三年间，已经无限度地利用过，再也没有交还。

从 6 月 4 日的凌晨开始，我就变成了需要被管控的“海外 IP”，我一张图都发不出来，尽管我已经不打算再测试审查，但它就这样凶狠站在我面前，将赛博空间也圈成自己的领土。住在香港的朋友发了一条朋友圈，但我也知道，那条可能只有我和她可见，“墙”是如此的冷酷，且如此见效。

而纽约时代广场的看板广告，正在等待当地时间的 6 月 4 日到来，人们将在那里上架台湾，让全世界看见台湾人对于民主的决心。

这声音终于变成歌变成诗
我们就这样
成为一个个活着的诗人
不只是一个个在世的诗人
在今生和今生之后也必须从一个
变成三个、七个和十一个
我们降生
我们逝去这时间的官能即是我们
此刻我们为某人献上的哀悼
与他献给你我的哀悼同在

——【韩】高银《与逝去诗人共度的时光》（节选）

2024 年 6 月 4 日

今年的万圣节，上海静悄悄。

网上稍稍搜索一下，基本上是去年的内容——去年的上海万圣节，算得上是一个有意味的文化事件，它承包了彼时网络上几乎所有的笑点，比如在所有的自媒体中出镜的安陵容、直播中的向太、说撇了嘴的李佳琦、垂眉丧目的乙方、“相约1998”的那英和王菲。

更重要的是，它第一次大规模地实现了万圣节的本土化，将万圣节过成了中国年轻人的万梗节。没有什么南瓜灯、鬼斗篷，有的是各种作妖搞怪、出其不意的欢乐创意。

但即使是这样，还有人不放心。

网络消息显示，在去年一度成为上海知名景点、位于巨鹿路的“FOUND158”下沉式广场已被黄色栅栏团团包围，本应出现的各种“奇装异服”，在身着黄背心的保安人员的“劝导”下销声匿迹，就连财神爷的装扮者也被“遣返”。

说实话，对此我感到非常不理解。对平庸生活的一种反抗而已，年轻人为数不多的释放情绪的节日而已，有必要如此紧张、如临大敌么?

不知道跟上海的“禁止”有没有关系，今年的万梗节大本营，移师到了杭州。

2024年万圣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很多年轻人直奔西湖边。可以不扮鬼，但不能不扮“梗”。什么刀螂组合、阳光玫瑰和巨峰葡萄……遍地抽象梗，想起了有人说过的一句话：不是精神病院住不起，而是万圣节更有性价比。

放一组照片大家感受一下。

平日在学习、工作、生活中不断压抑自我的年轻人，在这一刻好像才真正活了过来。

杭州的万梗节，出现啥问题了么？我反倒觉得对这个城市来说，万梗节是一个加分项。

再说回上海。

说实话，上海是一座我非常喜欢的城市。同事马骥远和他的叔叔、上海作家马尚龙在合著的新书《上海秩序 深圳气质》里写道，上海人的形成是酿酒式的，经过了时间的发酵与沉淀。我认同这种说法。江南文化与世界文明在这里交汇、激荡，形成了富有能见度的上海品格。

去年秋天我第一次到上海——惭愧——随手在街头拍了几张照片，其中一家餐馆的“反画饼文学日报”，其实就有点万梗节的意味。

所以，对这座城市的这一次表现，我是比较失望的。

关于上海，除了驱离万圣节，另一件令我感慨的事是，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标题叫《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关停唯一的外语频道》。文章说，上海外语频道疑似被关了。

上海外语频道开播于2008年，就是举世瞩目奥运盛会举办的那一年，开播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服务2010年上海世博会，这是继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大型国际盛事。

那些年，中国盛事、喜事不断，占据了国际舞台的中央，中外互动频繁，国际宾朋盈门。上海外语频道的开播，用当时官方的话来说就是：

“体现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所应有的开放意识和服务意识。”

而今，它疑似被关，其中一个原因是，上海的老外在减少，观众流失了。从2020年开始，上海市统计局不再单独提供在沪外国常住人口的数据，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外企撤离，以及其他一些不方便说的原因，很多老外离开了上海，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或者去了别的地方。

疑关外语频道与禁止“奇装异服”，彼此间有什么隐秘关联吗？

我不知道。

我知道的只是，再过些天，圣诞就要来了。

不知道到时会不会有抵制圣诞的声音。近些年，我们不断看到，一些地方出台禁令，不允许商家悬挂圣诞饰物、进行圣诞促销，乃至规定须清理沿街与圣诞有关的橱窗贴画等。总之，要对圣诞来一场“坚壁清野”。

我想说，对待圣诞的态度、圣诞节日氛围的有无，也可以成为一个地方的文明发育程度的观察与衡量指标。要知道，在这样一个强调开放的时代，对一个城市来说，驱逐洋节并不是一种荣光。

我还想说，哪个地方对世界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你就可以选择将自己的肉身与梦想安放到哪个地方去。

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和印记，始于2008，止于2024。

上海广播电视台近日宣布，将有序关停四个电视频道。虽然在对外发布的信息中没有点出这四个频道的名字，但有细心的人发现，这四个频道分别是：

上海外语频道

纪实人文频道

东方影视频道

七彩戏剧频道

与之一起关停的，还有四套广播频率，不过其中最让大家意难平的还是“上海外语频道”。

上海外语频道开播于2008年，就是举世瞩目奥运盛会举办的那一年，开播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服务2010年上海世博会，这是继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大型国际盛事。

那些年，中国盛事、喜事不断，占据了国际舞台的中央，中外互动频繁，国际宾朋盈门。上海外语频道的开播，用当时官方的话来说就是：

“体现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所应有的开放意识和服务意识。”

过去十多年，外语频道很好地匹配了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形象，展现了上海“洋气”的一面，是外国人了解上海，透视中国的一扇窗口，也是国人放眼看世界，接触外国风土人情一个渠道。

可现在，外语频道要被关停了，即将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被上海当地人调侃为“卖海参”“卖虫草”“搞装修”的购物频道却保留了下来，继续轰炸观众的荧屏。

这让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曲卫国教授“心里不由哀怨”：

“偌大的上海，号称改革开放的窗口，竟然容不下一个外语频道！”

2008年1月1日上午7：00，上海外语频道整点开播。

为了迎接这一重要时刻，上海的地标性建筑——东方明珠塔在前一天晚上还专门亮起了外语频道的蓝色台标，流光溢彩。政府领导、驻沪领馆的外国官员、企业家等齐聚一堂，共同见证。

上海外语频道（ICS）开播，各位嘉宾共同按下巨型仿真电视遥控器。来源：东方网

作为外语频道，其特点不仅在于所有节目用英语和日语播出，更在于内容的独创性。

上海广播电视台下属的所有频道中，除了门面担当“东方卫视”，外语频道被认为是最有特色、最有干货的一个。

毕竟是上海，人才济济，主播来自大陆、台湾、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美国等，不少栏目办得非常好，即使和央视旗下的英文频道CGTN相比，也毫不逊色。

如果和其他省市的一些外语频道、国际频道相比，不谦虚地说，更是天花板一样的存在。

比如说脱口秀节目《说东道西》Culture Matters，谈论的中心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比较，在轻松愉快的聊天中，增进不同文化的理解和沟通；

每周日推出的日语节目《中日之桥》Bridge To Japan，定位于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还会定期邀请日剧当红影视明星来做客；

此外，外语频道还有一档节目《影视总动员》High Drama，播放英语原声的欧美电影，包括《指环王》、《傲慢与偏见》和《蜘蛛侠》等等，为喜爱观看原版电影的观众奉上电影大餐……

过去十多年里，上海外语频道成为十多万在沪常住外籍人士获得新闻、生活、娱乐资讯的最主要途径之一。

本地观众也受益良多——

“外语频道是小时候看世界的唯一途径，好多美剧都是在ICS看的。”

“高中的时候，吃完饭趁休息时间看外语频道的节目，表面上是学英语，其实是趁机娱乐放松，很有意思。”

甚至还有一位网友说，初中放暑假，无意间看到在外语频道播出的英国BBC著名汽车节目《Top Gear》，

“对一个从小就喜欢车的男生来说，简直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甚至影响了我的就业方向。”

除了“国家队”中央电视台，国内也就北京、广东、江苏等少数几个省市播出或者曾经开播过国际/外语频道。

作为“行业天花板”的存在，上海外语频道为什么要关停呢？

上海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解释是：

“坚决摒弃做‘虚功’、图‘虚荣’、变‘虚胖’，着力强身健体、提质增效… 真正实现主业更加突出、特色更加鲜明、效益更加改善。”

盖棺定论，外语频道看来是被归到“虚功”“虚荣”“虚胖”的行列了，不知道频道的工作人员还有广大观众对此是什么感受？

关停到底是什么原因，好像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钱，是一个大问题；

官方解释也提到了“效益”两个字，但眼下，国内电视台的“效益”普遍不乐观。

广告收入是电视台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经济好的时候，企业就愿意花钱打广告、做宣传，但现在经济这个样子，还有多少企业愿意上电视打广告呢？

以国内最会赚钱的电视台之一“湖南卫视”为例，2015年、2016年广告收入连续突破100亿元，但之后一路下滑，现在估计只有40亿元左右，跌了一半还多。

赚钱高手都如此，更别说其他电视台了。所以近些年来，全国多地的电视台传出关停频道的消息，一开始是市级电视台，后来有些省级电视台也慢慢撑不住了，甚至深圳、上海这些发达地区的电视台。

本来是众人眼中的铁饭碗、香饽饽，没想到很多地方的电视台穷得揭不开锅，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有的主持人和主播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转行直播带货，卖鸭子，卖海参，卖红酒…

很难想象，曾经光鲜亮丽的电视台，如今变得如此落寞。

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少；

上海外语频道，观众主要是在沪居住生活的老外，以及对外面的世界感兴趣的本地居民。

从2005年开始，常住上海的外国人快速增长，从10万增长到2018年的17.2万，老外越来越多，为外语频道打下坚实的观众基础。

从2020年开始，上海市统计局不再单独提供在沪外国常住人口的数据，所以现在有多少外国人在上海居住生活，找不到官方的统计数字，但可以肯定的是，

因为三年口罩，外企撤离，以及其他一些不方便说的原因，很多老外离开了上海，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或者去了别的地方。

观众流失，对于上海外语频道来说，无疑是一个坏消息。

至于本土观众，现在获得资讯和娱乐的渠道这么多，各种新媒体、短视频，低头刷手机，一刷就是几个小时，也越来越没人看电视了。你家的电视机，多久没开了？

电视就和曾经的广播和报纸一样，被扔进历史的故纸堆里吃灰去了。

在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曲卫国教授看来，上海外语频道关停，也有其自身的原因：

“因为指导思想和各种限制等原因，现在该频道播放的内容越来越体现不出外语频道的特色和优势。”

节目越来越难看，关了也罢。

上海外语频道的关停，很多人并不在意，也不在乎，太阳照常升起，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些依然生活在上海的老外，估计会感到一丝惋惜。毕竟，一个本土的外语频道，为他们了解上海，看待中国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的视角。

影响最大的，除了频道的工作人员，应该就是各大院校英语系、日语系的大学生了——

不仅少了一个学外语练听力的渠道，更少了一个求职找工作的好去处。

“英语无用论”的声音，怕是又要响起来了。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越是这样越要学好外语，有条件多学几门，懂的都懂。”

我觉得很有道理。

上海外语频道，2008-2024，RIP！

参考资料：

正解局，《电视台自救：密集关停频道，挑战才刚刚开始》

前阵子，一位在基金会发展论坛工作的朋友问我，要不要在闪电发言环节发言。

给不了解的朋友科普一下：

在这个公益行业的盛会里，闪电发言是唯一一个没title的人也能上主舞台发言的环节。相当于快闪。

我说：那当然好了，那我可要憋个大的。

结果，今天这位朋友告诉我，这个环节需要我提前提交发言提纲和发言亮点。

五年前，我是直接在现场报名了这个环节，结合当天在场嘉宾的发言讲了自己的看法。现在，大会都还没开，竟然就要提交“闪电发言”的提纲了？就连这五分钟的自由发言都要被提前审核了？

我突然觉得，我的处境跟非常多公益机构特别像：

有行动的能力，有自己关注的议题；但是行动的空间那么小，还完全被资方控制着。如果要利用这个空间存活，就要去迎合他们设定的议题。

而我们自己关注和擅长的领域，以及创新的、应对当下的尝试，反而变成最不重要的了。

01 | 你觉得应该存在的机构，都快死了

每次出现社会事件的时候，就是公众开始问“公益机构都去哪儿了”的时候。

比如，儿童被性侵/家暴/虐待时，大家会问：儿童保护机构去哪里了？

比如，当女性被性骚扰/性侵时，大家会问：有什么能帮助受害者的公益机构吗？

再比如，当有人要自杀需要专业力量介入的时候，大家也会觉得，是不是有这样专门做自杀干预的人，怎么联系他们？

我告诉大家，有（或者有过）这些机构，但有好些都快活不下去了。

公益机构是怎么死的？

你要说咱们这儿有没有能做这些工作的专业人士，那肯定是有的。不说国内每年毕业的社工学生有多少，每年海外留学回来的社工研究生也一大把；更不要说经验丰富的职业公益人了。

可为什么他们没有在做这些事了？因为，没钱啊。这些直接和受助人相关的工作，要付出的人力和资源成本是很高的；并且短期内难以取得“结果”或者“成效”。另一方面，这里面有好些是“敏感”议题，难以从资方拿到资助。

结果就是，支出巨大，捐赠收入极少；能运营下去的，要么是主要负责人有钱，要么是工作人员不爱钱。而那些需要钱的专业人士，就不得不转去做了其他工作。

02 | 所有机构都在做乡村振兴

应对这类情况，一个常见的策略是：既然只做自己专精的领域活不下去，那就多接点儿别的活。

我本科学校社工系老师就这么干的：通过多接政府购买项目养活他想做的项目。拆东墙补西墙，累点儿就累点儿，多活一天算一天。

结果大家就会发现：有好多机构做的事完全跟着政策走，你完全忘了他们机构原本是做什么的。就好像是一个巨大的动物园里只有几个饲养员，除了饲养员放的饭没有其他的食物来源。一到放饭时间，别管放的是什么饭，所有动物都饿得扑过来抢。

比如，2018年左右开始，几乎所有公益机构都在做乡村振兴。当然有很多机构是一直在做乡村工作的。但让我震惊的是，有的机构/基金会原本的工作领域跟乡村八竿子打不着边，也开始套个“乡村+”的衣服做项目了。这是“生存策略”还是“抢热钱”？我也不好说。你甚至可以把“乡村振兴”换成好多其他的词，也成立。

但即使是作为生存策略，这个策略是有效的吗？就不说钱了，一线公益机构工作人员的精力是最宝贵的。往往把有“收入”的项目做完了，就已经没什么力气去做机构本身聚焦的领域了。长此以往，机构的工作重点也开始发生偏移了。

哦，倒是偶尔有游客投喂。有的动物从饲养员手里抢不到饭，就只能纯靠游客投喂。那这时候，谁能吃饱谁饿肚子，就纯靠谁能吸引注意力了。所谓“筹款”嘛。

03 | 基金会资助趋于保守，机构不敢创新

我发现，另外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是：各大基金会们越来越保守了。以前还敢搞一搞双创，弄一些大赛激发一些创意；现在，各个资助规则复杂地就差直接说：我们这儿是萝卜坑，只资助我们的老伙伴了。

我也理解基金会们。钱也不多了嘛。“敏感”的议题不敢做也不能做嘛。资助自己最熟悉的伙伴肯定是最安全的嘛。一线机构存活反正不关你们的事，你们对捐赠人负责就好了嘛。哦，可能有的刚毕业的项目官员也不认识几个一线机构。

结果就是，一线机构们的创新能力全都用在了，怎么把自己机构的品牌项目贴到相关政策和资助标准上。基于受益人群和新的社会问题的创新项目，那是万万不敢的。基金会更不会支持这样的试错成本，还会拿着预算表和发票一条一条跟你抠这些钱到底是怎么花出去的。

我以前就吐槽过，各类公益组织已经没有办法快速响应到相关社会问题了。当然一方面是社会环境变化迅速问题激增；另外一方面，公益组织已经失去了做事的空间和能力。

缺乏非限定性资金、基金会资金审批流程过长当然是老问题；社会环境也的确变得更加严峻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记得蛇口基金会在社会事件后发布的那篇文章。那晚我看到的时候，真的是有点热泪盈眶；这是一个公益组织在承担属于自己的社会责任。然后，那篇文章就被删了。

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04 | 那我们能怎么办呢

之前跟一位读者聊到她对我的文章的看法。她说：“我和朋友们的反应都还是，哎，那还能怎么办呢。”

是啊，还能怎么办呢。

前段时间参加了益盒举办的跟Peter Singer的座谈。这场座谈很有意思的点在于：他提出来了“有效公益”这样一个宏大的概念；但对于所有具体的问题和困境，他的答复都是“要在具体的场景中看待，看有什么是我们直接能做的事。”

我觉得，我写文章也是一样的。

如果大环境无法改变，那么当下每个个体能够直接做的事情，每一点小的突破都是重要的。

比如，当基金会告知你的创新性项目不在他们的资助范围之内，你是否会再争取一下，或者再问一下下一家，而不是放弃；

再比如，各个基金会能否开始尝试踏出自己的舒适圈，哪怕那么一小步，放宽对于被资助项目的细枝末节的审核，留多一点自由的空间；

再比如，当社会问题真的发生在了你的身边，你敢不敢和朋友们商量一下，快速地做一点什么事，哪怕是发一篇公众号；

……

请大家，保留一点锐气，坚持自己在关注、在行动的议题，为自己关注的议题多争取一点空间。

If not me, who? If not now, when?

哦！你问我会做什么？我不希望自己的“闪电发言”被提前审核，所以选择不参与此次基金会发展论坛了。然后就有了这篇文章。

不知道你，想做什么呢？

–END–

我是艾大荀，一名前全职公益人，豆瓣公益科普博主。

多年公益从业经历，曾就职于社工机构、基金会、互联网企业等。曾在英国/香港学习，受到社工/人类学的专业训练。

在这个公众号，我会分享许多我对公益行业/社会问题的观察和见解。

感谢关注，感谢信任。希望我们一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前两天，国家卫健委旗下的公众号“健康中国”发表了一篇科普文章，介绍了女性生孩子的四大好处，包括缓解痛经、减少子宫肌瘤和巧克力瘤的发生概率、降低癌症风险以及让女性变得更聪明。

最后一条甚至登上了热搜，号称是对“一孕傻三年”的辟谣。

如果没记错的话，就在几年前，官媒还曾宣传过“一孕傻三年”是有科学依据的。现在突然改变说法，难不成是在这方面又有了什么新的研究成果吗？

别说，还真有。

“2022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女性在怀孕期间可能会出现特定脑区域的体积变化，尤其是在调控情绪和社会行为的区域，这种变化可能与提升情感能力、同理心和社交能力相关，从而改善母亲与孩子之间的联系。[1]

另一项2023年的研究表明，怀孕期间和产后，女性的大脑会经历神经可塑性变化，尤其是在与母性行为相关的脑区，如前额叶皮层和杏仁核，这些变化可能增强母亲对孩子需求的敏感度，提高情感理解和社交互动能力。[2]

而今年的一项研究则表明，怀孕和分娩后，母亲体内的激素（如催产素和雌激素）水平会显著变化，这些激素也会影响大脑的功能和结构。特别是被称为“爱的激素”的催产素，能够促进母子之间的情感纽带，增强母亲的照顾行为。[3]”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这些研究仅仅是支持女性在经过生育后，所谓的“母性”会增加，并没有提到女性会因为生育而变得更聪明，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类似的不严谨在这篇文章中随处可见。比如文章说“孕育可以缓解痛经”，但实际上，大多数关于生育与痛经的研究都属于观察性研究，这类研究能够揭示相关性，但无法证明因果关系。

换句话说，某些女性在生育后痛经确实减轻了，但不能确定生育是导致这一变化的唯一原因，还可能与生活习惯、精神压力以及健康状况有关。

而且，受限于样本数量与多样性，类似研究的普适性往往是存疑的，何况目前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也有部分研究显示，生育后痛经没有显著改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加重。

同样的，在这篇文章介绍生育的另外两大好处时，也或多或少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只选择对结论有利的研究且无视这些研究的局限性与置信度。

更严重的问题是，作为一篇科普文章，对事物的介绍应该力求全面，而不是只说好处不说坏处，搞得好像生育行为成了没有副作用的灵丹妙药一样。

当然，根据进化论的原理，雌性的生育应该只会给其自身带来好处，起码不应该出现什么明显的副作用，毕竟某种繁衍行为一旦给物种带来生存劣势，很可能会被自然选择淘汰掉。

一位因为生育的负面效应而失去竞争优势的母亲必然会导致其子女的存活率大幅下降，进而使得她的基因在一代代的遗传中走向消亡。

但人类却很不一样，从学会直立行走开始，女性的生育风险就大大增加了，比如分娩疼痛和难产、生育间隔变长、脊椎和下肢压力增加等等。

按理来说，这样的弱点本应在漫长的演化中被其他优势基因所取代，但也正是人类的特殊之处，包括社会成员的相互支持、适应性优势、可积累的育儿经验等，大大降低了这种生育风险对种族繁衍的负面影响，使其一直保留了下来，直到被现代人类女性所继承。

如今，随着各学科的发展，生育对女性潜在的不利一面也被更多的揭示，比如产后抑郁症、包括妊娠高血压、妊娠糖尿病在内的身体健康问题、社会与经济压力所导致的心理问题等，而这些都是影响女性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是应该被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所知晓的，她们有这个权利。

至于这篇所谓的科普文章为何只报喜不报忧，其实在一开头就说明原因了——“孕产妇和家人应该更多关注生育带来的正面价值。”

很明显，这不是一篇遵循科普原则、以科普为目的的文章，而是为了配合最近频频出台的各项鼓励生育的政策所炮制的另类宣传。

不是说不能宣传，要宣传就用专门的宣传渠道，而不是假借科学之名来搞伪科普，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且不说女性的生育意愿低下究竟是不是生育风险所直接造成的，就算是，那也应该先解决这些风险，而非通过掩人耳目的方式传播充满误导性的“知识”。

目前，该文已被发布者删除，不知是因为评论区翻车了，还是出于科普工作者的良心发现，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好事。

相关文献：

[1]:Kim, P., et al. (2022). Brain Structural Changes Associated with Pregnancy: A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Barrett, J., et al. (2023). Neural Changes in Pregnancy and Motherhood: A Review. 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3]:Uvnäs-Moberg, K. (2024). The Role of Oxytocin in Maternal Behavior: Insights from Neuroscienc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如果写内地的舆论史，哪怕带着激愤的观点，只怕也绕不过胡锡进这个人。这一点，一定会让写史的人沮丧，以为是向某个阶段，某些不那么光彩的时代特征让步。这种洁癖值得铭记，却也是侧记舆论场真相时，不得不自我说服的作者心态。

胡锡进以不可描述的原因，淡出舆论场近百日后，账号在千呼万唤中苏醒。于他而言，不知道是南柯一梦，还是漫长星途上的必要休眠。他账号重启的第一篇博文，写了京郊之变的闲笔杂感，甚或是晚年归隐的念头，颓唐之色不加掩饰。‍‍‍‍‍‍‍‍‍‍

相较于胡锡进归来时的沉郁，他的关注者——或者说阅听人——表现得异常兴奋，可谓奔走相告。这些群体的很多人，在他账号沉默期间，边谈论胡锡进的“离开”，又期盼着他的重来。这是一个非常矛盾、也很有意思的舆论场景象。‍‍‍‍‍‍‍‍‍‍‍‍‍‍‍‍‍‍‍‍

看待胡锡进、尤其是流传的“老胡”“胡编”这两个名字时，看似亲切的称谓中包含着显而易见的可称之为“亵玩焉”的语气。与其说胡锡进是一名退役宣传员，不如说随着他职业生涯的结束，他越来越被当成一名表演家，一种被围观的论界活化石。‍‍‍‍‍‍‍‍‍‍‍‍‍‍‍‍‍‍‍‍‍‍‍‍‍‍‍‍‍‍‍‍‍‍

阅听胡锡进的那些人，很大比例不是他的同路人，反而是价值观相左的人群。如果查看这些人灵魂深处、脱壳而去的古早立场，只怕还泛着自由主义的底色。但这些人围聚在胡锡进周边，耳熏目染，两下关系围绕虐恋的主题而演化。‍‍‍‍‍‍‍‍‍‍‍‍

如果放在一个较长时间段看，充斥胡锡进与他那些真真假假的欣赏者之间的，是一场双向奔赴的舆论场病症。胡锡进的存在，象征一种意见市场现状下的“基础病”。重要的不是他说了什么或没说什么，而是齐聚的病友通过他向公屏投射了流行的病情。‍‍‍‍‍‍‍‍‍‍‍‍‍‍‍‍‍‍‍‍‍‍‍‍‍‍‍

最初，这些舆论场的病人之所以看向胡锡进，并非折服于他的观点，而是鄙夷他的立场。其后，受鄙夷动机驱使的这些人受制于某些匮乏，将调笑作为嬉游舆论场的手段，进一步贴近老胡。最终，他们在暴风骤雨般的自我厌弃中，“拥抱”了胡锡进。‍‍‍‍‍‍‍‍‍

胡锡进与其受众之间的关系变迁，明面上是信息供应剧变叠加舆论场生态恶化的结果，实际上反映在深层的心理上，则是后者挣扎于失败者的沮丧，沉浸于纵乐，下意识地维持舆论场的在场感。这是一种不死之死，是舆论修正主义的必然产物。‍‍‍‍‍‍‍‍‍‍‍‍‍‍‍‍‍‍‍‍‍‍‍‍‍‍‍‍‍‍

对胡锡进本人而言，他不会真的相信这些环绕他的人。而那些持嬉笑、亵玩的态度，声称爱老胡的人，本质上是不爱自己的体现。这可能是舆论场中第一个“我爱他，却与他无关”的虐恋故事，展露的是比去价值观化更微妙的舆论子生态。‍‍‍‍‍‍‍‍‍‍‍‍‍‍

胡锡进为自己的言论表达打上了独特标记，概言之，其肯定X加否定Y再得出肯定X的路数，约等于1＋另外一个1等于第一个1 的套路。就像是表演中可预测的折子戏，那些观众既轻视他所言，又习惯用这些言语制成他们亟需的白噪声。

若衡以新奇、深刻的标准，老胡所言悉数中庸、保守，谈不上太多的启发价值。但在宏观的坐标系上，老胡的墨守成规，因为言论背景的剧烈变动，有时竟然焕发显著的醒世与警示效用。这一点早已成为他观众所知，亦炼成后者的把玩心态。‍‍‍‍‍‍‍‍‍‍‍‍‍‍‍‍‍‍‍‍‍‍‍‍‍‍‍‍‍‍‍‍‍

在无法自拔的双向奔赴中，胡锡进与病态的观赏者构成了时针与分针的链接，而荡漾在二者之间的胡编语录，也能偶然地指向某种社会弊病，让观赏者发出“老胡也怒了”的哄然鼓噪。老胡越是做自己，赏玩者越是乐在其中，是谓药病同源也。‍‍‍‍‍‍‍‍‍‍‍‍‍‍‍‍‍‍‍‍‍‍‍‍

胡锡进劝进，服下这几剂药，就跟我们走罢；那些自视清高的围观者说，我服你胡药也不跟你走。斗转星移，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将胡锡进当作笑料的那些人，已然离不开他们的老胡。老胡避走舆论场，这些人抓耳挠腮，病情复发得很厉害。‍‍‍‍‍‍‍‍

老胡重出江湖，恢复言谈之功，不只是他个人的退有所养之需，也预示着通盘考虑。据此权衡，让老胡继续扮演老胡，谁能说不是洞察前述天机的明智之举呢？比起让这些病友或因涣散滋事，不若以老胡统领病友心神，维持无害化的治疗需求。‍‍‍‍‍‍‍‍‍‍‍‍

以今日之格局视之，老胡俨然已是舆论场的道德高地与良心支柱，流传朋友圈真假难辨的老胡语录，佐证这一象征的存在及扩散是现实而非臆想。归去来兮，胡锡进是否调整言说配方尚未可知，可那些嗷嗷待哺的围观者指嗓示意，喂药喂药，倒是真真切切。

最近，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公报”，调查了3.85万户家庭、10.7万人，详细记录了大家一天的时间是怎么用的。结果发现了很多有趣的数据，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关于性别和无酬劳动方面的情况。后面我还会继续分析工作时间、休闲时间等数据，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关注！

报告中所称的无酬劳动，是指那些没有报酬的劳动，包括做家务、照顾孩子、辅导孩子学习、照顾成年家人、购物、看病就医和做公益活动等等。虽然没有薪水，但这些事情却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2024年的数据显示，全国居民每天平均花在无酬劳动上的时间是2小时45分钟。其中，男性平均每天花1小时52分钟，女性则高达3小时29分钟。换句话说，女性在无酬劳动上花的时间是男性的1.9倍！

另外，无酬劳动的参与率也是有差异的。总体参与率是75.6%，但男性只有67.5%，女性达到了83.9%，也就是说100个人里面，有67.5名男性会参与无酬劳动，而女性则有83.9名。这说明，女性不但花的时间更多，参与无酬劳动的比例也更多。

再来看看2018年的数据。当时，居民每天平均用于无酬劳动的时间是2小时42分钟，男性为1小时32分钟，女性为3小时48分钟。参与率方面，总体是70.2%，男性是55.3%，女性是84.2%。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男女在无酬劳动上的差距确实很大。虽然相比2018年，女性的无酬劳动时间稍微减少了，从3小时48分钟，减少到了3小时29分钟，男性的则有所增加，这说明家务劳动方面的性别平等有了一点进步。但即便如此，女性承担的无酬劳动仍然远远多于男性，差距依然巨大，要实现真正的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看全社会总的平均无酬劳动时间，2018年是2小时42分钟，而2024年是2小时45分钟，略有增加。具体的原因，可能是我们花在照顾孩子和老人上的时间增加了，也可能是经济下行，我们更倾向于的自己做饭了。

女性、社会和隐性劳动

女性在社会生产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她们不仅参与有报酬的工作，还承担了大量的无酬劳动。这些无酬劳动，被称为“隐性劳动”，虽然没有直接的经济回报，但却支撑着整个家庭和社会的正常运转。而且这种劳动，如果做了是看不见的，比如，一个人天天把家里打扫的很干净，别人是看不到的，但是一旦不打扫了，区别立马就出来了。而在父权制的社会意识形态下，经常会默认女性的这种隐形劳动是理所应当的，而忽略了这背后的付出。 在统计数据和社会评价中，女性的这些付出经常得不到应有的认可。但事实上，没有这些劳动，我们的社会生活将难以维持。

国家统计局的这份报告，难得的对无报酬劳动做了统计，还是很有意义的，也让被长期忽视的隐形劳动浮出了水面。

当时只当笑话的一些小细节

酝酿了历史的大风暴，再也笑不出来

最近，上面密集表态经济承压，需要经济大省挑大梁、发挥财政支柱作用。今年的经济发展目标5%，也从必须完成变成了努力完成，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

但具体什么时候不行了，对不同的人和行业而言，时间点可能并不一致。

早在2010年

这几日在澳洲采写家传，两位朋友发现不行了的时间，前后差了12年！

一位曾是一家国际消费品大陆市场高管。这个品牌在市场上有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类似于麦当劳与肯德基的关系，明面上是竞争对手，实际上长期共生。

他发现，早在2010年，两大品牌的销量出现了「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这意味着市场进入了存量竞争，增量消失了。

另一位朋友则一直关注金融市场，他在2022年春季的上海，经受了一段无法磨灭的时光记忆。当年到达澳洲，参与了美股交易，从国际金融市场的视角回看那些年和国内金融市场，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不客气点说就是上帝视角。

可能拉开距离，才能看得更清楚，这是他的感受。

网课后遗症

一位初中生小朋友说，她感觉不行了，可能是2020年只能上网课之后，班都不能上，肯定不行了。

这三年并非全部病因，但是让很多人感受到了问题的存在。反映在就业市场上，一是失业率大幅变化，另一个则是人力市场对「疫情班」毕业生的歧视。

近日，一名2024届毕业生发文，在BOSS某聘上与某物联公司老板沟通时，被对方回复「不接收‘疫情班’，‘疫情班’应届生简直是受不了，没办法说」。

用人单位被迫用手机用电量来推断工作的注意力是一个方面，但从我们家传编辑部的招聘经历来看，主要还是两个方面，一是没有好的实习。毕竟学校只是读些书，连老师都不懂的职业技能，只能通过实习来训练。

二是不读书了。小红书和抖某占据了太多的时间，我们在几家高校有家传和数字人文课程，发现学生连开场白都不听，一入座就进入手机游戏、小红书和抖某状态。因为不读书，连基本的培养价值都没有。

这导致我们自2022年以来几乎没有招到像样的毕业生，甚至有三次「遇险」经历：面对拒绝，一位东北朋友逼问「我哪里不合适了？我觉得很合适」；询问一位河北学生有关俄乌战争的看法之后，她直接举报我们讨论政治敏感话题；一位贵州学生仅实习一个多星期，就在办公室录音三张光牒上网举报。

学生质量的下降是明摆着的，但是大环境也很明确。一个重要的表征是考公数据。

2008年金融危机次年，国考报名人数首次超过百万，是2005年报名人数的4倍，意味着年轻人的就业取向从原来的外企、民企转向了体制内岗位，直到今年的300余万人。

厌恶风险，是人类生存下来的基本技能和经济理性。当人们趋向保守、稳定、热衷考公，而非进步、变化、创造财富时，经济肯定生病了。

从就业角度看，2009年就不行了。

2023年民企信用崩盘

自信的体制内感知到不行了，可能会更晚一些。虽然10年前温先生一直讲今年是有史以来最困难的一年，但也都平安度过了，让人误以为危机从来并行，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警惕，毕竟数据一直在强劲增长。

最近官方采取的动作，有两个我印象深刻。

一个是老赖名单上民营企业家的比例太高， 2023年5月，发改委公布《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管理办法(试行)》，信用系统不得不启动大规模修复。

二是在劳资纠纷中，以前几乎都是判企业输，而现在则几乎判员工输，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这是个经典的维稳手段：谁弱谁有理。
最近有个热帖说，很多律师今年不会再接劳动仲裁案件了：

有几个朋友欠薪已经长达5个月，每天还要拼命干活。公司被很多债主追上门，员工还要笑脸帮忙应对，工作环境乌烟瘴气。老板不能不说辞退，这几个朋友找到我打劳动仲裁，我和他们讲，现在仲裁风向对劳动者不是很有利，今年不会再接了，问了其他几个律师也都不愿意再接了。

很明显，这是官方的指导意见。之前是让企业拿钱出来安抚员工，现在则是保护企业以保税源，否则企业裁员，死给你看。

记得戴口罩时，说经济不过是暂停，脱下口罩分分反弹。现在包括财政政策大调头在内的举措，可以推测官方认为不行了，时间当在2024年10月份。

一条射线天地宽

换个非经济视角，则是2006年。

2003年孙志刚事件是市场化媒体的高光时刻，人们普遍相信可以向好，岂知却是顶点。2006年时，市场化媒体彻底被掐断舆论监督之路。
差不多同时，一位胡先生明言，东北邻居在政治上是正确的。

最近有人讨论垃圾时间，我说不对，至少应该是2006年。而且，现在是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变化一日千里，是个人应该都感受到了。

最近很多人感受到了不行，却还在用周期论来分析，而我认为，之后是一条射线，不存在起伏。

此外有个时间点更重要：2011年。

那年，在秘鲁有一个谈话，很多人根本没有注意到；有些人看到了，但没有意识到划时代意义。

正如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认为，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

分析框架更新之后，我的结论是心病还得心药医，问题出在经济基础，答案却在上层建筑。

时间是2006年。

你觉得是什么时候不行了？

我写了一本书，讲浙江人怎么培养家族企业家，上架当月入选浙江省好书榜：

我写了那么多家传，发现许多成功的家庭，祖辈要么是读书人、绅士，要么是企业家地主。

或者，平民家庭一代人突起奋发，通过读书等方式逆天改命，从而实现阶层跃升。

又，每6.5个浙江人就有一个老板，山东湖南常出将军，且举族生长，郁郁葱葱。

为什么？

每个人都是大地之子、家族之魂，欲要认识自我、启迪后人，必先追溯祖辈事迹、了解家乡风物。

无论欧美，还是立国仅200余年的澳洲，孩子们入学先讲家传，次学国史。

每一个来过世间的人都应该留下记录。如果上辈已年逾70，请长按下面微信二维码，识别加我好友，一起抢救家庭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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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下调了中国经济增长预测，从5%调至4.8%。这次下调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担忧消费复苏不及预期”。

其实，从国庆前一周至今，官方出台了相当多的政策惠及房地产、股市、企业，也包括居民消费。“刺激消费”一度成为媒体报道提及频率最高的词汇。

中国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这是老生常谈了。光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也几乎成了各方共识。然而，尽管专家大力呼吁，政府也出台了不少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消费还是不够强劲。原因何在？

从根本上说，消费是人的自然需要，也是收入的自然结果，消费低迷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收入问题。那么，消费是可以被“刺激”的吗？或者说，要想促进消费，除了“刺激”，是否还有其他途径？

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低，影响消费能力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消费者的当期收入可以分为永久性收入和临时性收入两部分，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是由当期收入决定的，而是由可以预计到的长期收入决定的。因此，当政府试图用短期的政策来影响消费时，往往不能奏效，因为人们增加的收入是临时性的，不会立即增加消费，更可能转化为储蓄。

例如，当政府试图用税收政策影响消费时，如果减税或增税是临时性的，消费就不会有大变化，只有永久性税收变动，政策才会有明显的效果。

简单说，一个人的消费取决于他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消费能力是指一个人最多能消费多少，大体上相当于他的可支配收入。消费意愿指一个人愿意将多少收入用于消费，主要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非常关键的是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人们对未来的收入的预期越乐观，消费意愿就越强，甚至愿意借钱消费；反之就会将更多的收入存起来。

让我们再回到居民的消费能力。居民的消费能力，依赖于国民收入在部门间的分配状况。也就是说，个体层面上的消费能力，在宏观层面上是由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决定的。

根据殷剑峰等人的研究，从2001到2020的二十年间，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平均61%，美国为76%；同一时期，中国居民消费倾向是63%，而美国是92%。那么，要提高中国的居民消费率，有三个途径：

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二是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三是同时提高两者。

自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以后，在居民消费倾向趋于上升的同时（直到新冠疫情期间被打断），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基本没有变化，2019年的数据甚至低于2012年。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不低，即便是人均GDP，也距高收入国家水平仅一步之遥，那为什么会出现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严重偏低的情况呢？

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投资为主导的，其中又是以建设投资为主导。统计显示，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建筑投资与设备投资之间的比值，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5上升到了2017年的3.9。

这种投资结构也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土地谋发展”的结果这个事实，相应的，作为土地出让者的政府，财政收入也不断提高。在土地越卖越少或房地产市场冷却下来之后，不少地方政府仍可以通过举债获得建设投资所需的资金，即便出现暴雷等问题，也往往通过超发货币解决，实际上再度把国民收入从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转移到了政府部门。

国民收入集中到政府手中后，投资决策由政府做出，会改变经济运行的信息基础，即从分散的、私人投资，转变为集中的公共投资，这也是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向往政府、事业单位和国企等体制内工作的一个原因。

但这种集中投资，往往效率不高，且可能挤压了企业家得以涌现和成长的空间。

与其刺激消费，不如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大体相当于劳动报酬；财产性收入包括利息、红利、租金等。财产性收入和劳动报酬一起构成了初次分配的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则是指政府通过再分配途径给予居民的收入。

殷剑峰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居民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不算太低，因此要提高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需要增加的是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

众所周知，中国居民的财产结构并不是非常合理的，一方面实物资产占比过高，另一方面金融资产中存款类资产占比过高。现在，很多人仍然将更多的资金从权益类资产转为存款，如将理财、股票投资转为存款。

许多人观察到，60后、70后和80后，相比95后、00后，对未来还要更乐观一些。有些95后、00后，显得很“佛系”，不如他们父辈的70后、80后那么有叛逆性、独立性和奋斗精神。这其实与这几代人对财产的直接感受不同有关。

许多出身普通家庭甚至贫穷家庭的70后、80后，虽然面对迅速变化的世界也有迷茫和焦虑，但仍有激情，相信通过自己努力和奋斗，可以拥有一定的财产，包括在大城市置业买车之类。他们知道自己的财产的难得和可贵，知道财产权利的价值和重要性，因此也更愿意投资，对获得财产性收入很有信心。

相比之下，有些95后、00后，对财产权利没有这种直接感受，似乎很早就打算接受整个世界了。他们一方面更向往有稳定的工资收入的“铁饭碗”，另一方面刚开始上班就考虑退休后的生活，于是很早就开始存钱。

有人呼吁，要刺激消费，就要让居民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上文已阐明，影响消费的主要是长期可预期的永久性收入，因此最重要的是让居民获得更高、更稳定的财产性收入。

（以上内容部分引用了殷剑峰先生的文章“为什么中国人不消费？”）

不管官方用的是什么维护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的借口，某些城市管制万圣节装扮的真实原因有且只有一个：

他们心虚，有太多不愿让市民触碰的疮疤，他们心虚，害怕来自公共场合的行为艺术讽刺，他们心虚，所以这也不行那也不让。

这实在是非常可悲。

万圣节被市民选择作为公共表达的渠道，本身已经是退了一万步的妥协，官方其实完全可以与市民良性互动，进一步消解那些“特别装扮”的政治意味，将万圣节装扮游行作为 一个很好的社会减压阀。只可惜，他们太过心虚，完全没有信心和市民良性互动，最终只能一刀切禁止万圣节“奇装异服”。

在万圣节装扮成特定人物，甚至把自己装扮成物品，一部分人单纯是为了玩儿，一部分人则是寄托某种意义，表达某个主张。但因为有节日习俗的保护，无论多么严肃或伤痛的话题，都完全可以解读为“搞怪”，解读为“戏谑”，可以不用严肃回应，更不用严阵以待如临大敌。

自信点，OK？

共青团上海在2023年发表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