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ridith Kohu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 Maansi Srivastav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文丨新京报记者 乔迟
编辑丨陈晓舒
校对丨张彦君
这是一场特殊的毕业旅行。
照片中的六个女孩来自同一个宿舍，她们精心打扮，笑容甜美。在毕业五年后，终于等来之前没有成行的旅行。女孩许诗婷把这美好的时刻分享在社交媒体上。
很快，她发现合照被盗用了。一个拥有30多万粉丝的短视频博主将其配乐做成视频，并附上文字“彩礼都是10万，你会选哪个做女朋友？”视频下的评论更是不堪入目。
许诗婷和舍友们联合起来私信博主要求删除，不仅没得到道歉和删帖，反而被拉黑。直到许诗婷报警，博主才表示，“作品已删除，请不要打扰我。”而被造谣的照片已扩散至多个平台。
女孩们被激怒，决定用法律手段维权。
2024年9月19日，广州互联网法院判定盗图博主侵害许诗婷和舍友的肖像权和名誉权，判决博主出具书面道歉信，并赔偿财产损失12000元。
许诗婷说，盗图博主的主页里不仅有她们的合照，还有其他女生的照片，文字同样是关于“几万彩礼、你选哪个”。她看到女生像货架上被标价的商品，被挑选、评价。
坚持维权，因为她要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造谣不是零成本，而是违法的。“我要通过打官司震慑那些造谣、搬运的人，做了坏事不是删掉就行。”
许诗婷通过私信和评论联系该博主，说明六人合照里是她本人和朋友，要求他立刻删掉视频。
但到了周末，许诗婷打开短视频软件一看，博主竟然又连发了多次合照，这次他在合照上标注“一姐、二姐、三姐……六姐”，年龄标注从20岁至24岁不等。配文“六姐妹彩礼都是十万，你会喜欢哪一个做老婆？”视频文案是，“我们六姐妹都想结婚了，你愿意给我个稳定的家吗？”有的视频评论量和点赞量上千。
不仅如此，博主把粉丝聊天群的群头像也设置成她们六人的合照。许诗婷看到之前的私信对方没有回复，她再继续私信时，发现已被拉黑，留言也已被删除。
很快，女孩们发现，影响不断扩大，照片和造谣的信息已经蔓延开来，“就像蟑螂繁衍一样。”
女孩梁蕊是合照中穿黑衣服、戴眼镜的女生，她看到视频的评论区里博主回复网友，“都是认真找男朋友。”有网友说，“必须选眼镜。”该博主回复，“她是做老师的。”
自己的职业被凭空捏造成老师，甚至还有更过分的评论，梁蕊既生气又憋屈，“感觉自己像个商品被明码标价，还被评头论足。”
为了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状态，她选择屏蔽与此相关的内容。但谣言已经从网络蔓延到她的现实生活，上班时，有同事脸上笑嘻嘻地，用八卦和嘲讽的语气问，“你是不是在网上征婚？”梁蕊感到被冒犯和不尊重。
被盗用的照片在其他平台被搬运、二次传播，许诗婷收到很多网友发来的截图，有不熟的朋友问她，“你要10万彩礼结婚？这么多……我朋友想结婚。”许诗婷解释，“那个不是我发的。”
2023年10月21日，女孩们开始维权。她们分别私信博主，没有得到回复，又涌进博主粉丝群里发声明，“此人搬运我小红书图片盗图造谣，涉及图中本人及其朋友，已准备写起诉信告此账户和此群，注意不要被诈骗，此账户非本人。”
二十分钟后，博主开启群成员禁言，半小时后，群聊被解散。她们又在平台上举报视频侵权，“盗用图片并配侮辱性文字，而且获得1万点赞，已经构成侵犯肖像权。”但投诉反馈显示，“根据现有材料，平台无法判定被投诉内容涉嫌侵权或你是合格的权利人，请补充更多材料投诉，以便平台进一步定位核查。”
接连维权都不成功，盗图博主依旧是不理不睬的态度，许诗婷“气炸了”。她跑到最近的派出所报案，警察了解情况后表示，视频没有造成实质伤害不能立案，建议走法律途径维权。
许诗婷用小号私信博主表示已经报警，博主才开始回应她，“不好意思，我删除了。”他称图片是从一个搜索引擎用户的帖子中搬运的。
许诗婷对博主此前“无视、拉黑”的行为不满，她告诉对方，“我一开始好声好气跟你说，还要拉黑我。别以为删了就可以了，都是有记录的。”
博主回复，“作品已删除，请不要打扰我。”许诗婷觉得荒谬，“是你打扰到我们六个。”博主说，“人家（我）已经删了，你何必还为难人家（我）呢？”
“他完全不认为自己有问题。”许诗婷被激怒了。她说，几年前实习时，她被一个男同事偷拍了一张穿皮衣的照片，发在一个仅有男同事的群聊里，并且发表了侮辱性的评价。群里相熟的男同事把这件事偷偷告诉她，许诗婷觉得恼怒又无能为力，“就算把偷拍的人拉出来骂一顿，又能怎么样呢？”
但这一次，许诗婷不想继续沉默，她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多事的人，但博主连道歉的态度都没有，这触及了她的底线。另一个坚持维权的理由是，许诗婷认为，合照被盗用是因她而起，她有一定的责任。
许诗婷把起诉的想法告诉宿舍群的女孩们，得到了大部分舍友的支持。
女孩蒋帆说，她们试图在各个平台举报搬运盗用照片的帖子时，发现大多数的举报都没有效果，少数举报成功也只反馈会通知博主删除，没有任何对盗图博主的处罚措施。
而她们却陷在繁琐的举报、申诉流程里。蒋帆心情烦闷，她也萌生想法，有没有更有力的手段能震慑这些盗图的人？看到许诗婷提出起诉，蒋帆立刻响应表示支持。
但女孩梁蕊的态度则比较消极。她回忆，许诗婷咨询律师后，律师建议六人联合参与诉讼比许诗婷一人起诉的成功率更高，虽然许诗婷提出可以先垫付律师费。但如果官司败诉，5000元的律师费需要平摊。
梁蕊刚被裁员，经济压力很大，找新工作已经让她心力交瘁。面对不知要付出多少时间、精力，结果还未知的诉讼，她退缩了。最终，六个女孩中，四人联合起来起诉盗图博主。
许诗婷也没有想到，维权的过程如此艰难。
起初，她在网上寻找起诉的攻略和教程，打算自行研究。但她打开“广州互联网法院”小程序填写信息时发现，对案情的描述，她不知道要写多清晰。博主具体违反了哪条法律，她也不知道怎么填写。博主的个人信息，也无从知晓。
在咨询多个律师后，她聘请了广东智洋凯成律师事务所王梦婷律师。王梦婷告诉她，博主的行为侵犯了她们的名誉权和肖像权，建议她们要尽可能多搜集盗图流传到各个平台的证据，证明博主盗图、造谣行为产生的恶劣影响。
她们手中有博主盗图的截图和录屏，但图片被扩散在其他平台上的证据并不好收集。好在很多网友给了她意想不到的支持，在许诗婷的维权帖子下面，收到很多网友在其他平台搜集的截图证据以及鼓励，“网友让我们一定不能气馁。”
许诗婷说，委托律师后，省去了她们很多精力，但依然有文件需要四人集体签字。共三次签字，她和舍友们分别从广州的各区聚集在一起，路程上至少需要一小时。
许诗婷听过舍友的抱怨，“又要签名，都这么久还没有结果，不想弄了。”她能理解舍友的心情，从起诉维权开始，被告卢某某就没回应过。许诗婷从律师那里了解到，法院给卢某某打电话、发短信都联系不到，导致法院公告和送达用了很长时间。
由于卢某某不配合，原定5月的开庭拖到6月5日，卢某某未到庭参加诉讼。
“如果不是我们坚持维权，（盗图）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许诗婷说，因为维权，有媒体联系她们进行报道，帮助她们澄清谣言。2023年11月6日，短视频平台才将盗图博主的账号封禁，视频清空。而被封号的前几天，盗图博主还一直在发视频，将商品挂橱窗。
2024年9月18日，她们终于等来了好消息。
广州互联网法院认定，卢某某在未经原告授权的情况下，发布案涉视频，将四原告及其他两位案外人的合照描述为“六姐妹”，虚构事实。卢某某将10万彩礼与四原告相关联，诱导网友评论四原告，引发网络用户作“出价”“挑选”等评价，多家平台发布相关报道，引起广大用户热议，部分用户作出负面评价。
广州互联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千条等规定，判决卢某某侵害了四原告的肖像权和名誉权。法院要求卢某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出具书面道歉信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财产损失12000元。
许诗婷把好消息发在网上，许多网友替她们感到开心，“支持你，让坏人们的造谣成本更高一点，让姐妹们可以更开心自在地生活，无畏谣言。”
王梦婷律师说，虽然维权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是胜诉判决表明，网络并非法外之地，每一个网络参与者都要对自己在网络世界的行为负责。在蒋帆看来，虽然赔偿的数额不大，但心理上的胜利更让她振奋。“这次胜诉的意义让我感受到，我们不是孤立无援的6个人，背后站着法律与正义。”
许诗婷说，之前在网上看过“粉色头发女孩被网暴自杀案”，觉得非常可惜。事实上，事情刚发生时，女孩们也曾陷入过自我怀疑、指责和争吵中。
在宿舍群聊里，舍友们埋怨过许诗婷未经允许发布合照。舍友们觉得，合照要经过每个人同意后才能发，不能个人私自发上网络。
照片被盗用后，也有舍友认为，是不是因为最初许诗婷对帖子下的“变味”评论没有制止，才导致有更多博主去盗用、传播。甚至有舍友说，以后不想跟许诗婷一起玩了，就算出去玩也不跟她拍照。
女孩们还陷入了“受害者有罪论”的思维里，视频评论中有人讨论、评价她们的身材，她们会怀疑，“是不是自己的穿着有问题？”“裙子太短了？”许诗婷说，有舍友甚至想把合照中穿的衣服丢掉，“觉得好脏。”
蒋帆说，事情刚发生时，她有一种不安全感，决定以后还是不要再乱发照片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感觉。”她的家人也叮嘱，别在社交媒体发图片或视频，“发生这样的事情还不怕吗？”
直到冷静下来，她们才想通，她们的衣着很正常并不暴露，问题不是出在她们身上，而是盗图的人。胜诉后，也有一些网友在许诗婷分享维权经历的帖子下方留言指出，这不是她们的错，盗图、造谣的人才应该反省、害怕。
许诗婷将收集证据、平台举报、找律师代理的维权过程整理出来置顶在社交网络的主页上，希望给更多想维权却不知该怎么做的人提供指导。她想告诉更多人，遇到这种事可以反击，“千万不要想不开。”她希望让更多人知道，盗图、造谣是违法行为，而且不是零成本，“要震慑那些造谣、搬运的人，做了坏事不是删掉就行。”
距离法院作出判决结果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卢某某依旧没有履行道歉和赔偿，后续许诗婷和舍友准备申请强制执行。
女孩们的情谊没有因此改变。“我们平常相处也是闹闹哄哄，大家一起吃吃喝喝、没心没肺的。”蒋帆说，大家认识快10年了，是像家人一样的朋友，密不可分。争吵的时刻、感动的瞬间、笑中带泪的回忆，都是漫长时光里共同经历的，这份友谊难能可贵。
蒋帆期待着，拿到赔偿后六人第一时间去吃顿美食庆祝，等到大家都赚到旅游经费，再一起结伴出游，拍美美的照片。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许诗婷、梁蕊、蒋帆均为化名）
观影会上看纪录片，流亡的巴勒斯坦妇女们，合作编织一条传统工艺的挂毯，以此为线索，把个体的流亡叙述，联系在一起。电影拍的不错。观影者们，也纷纷映照自身经历，讨论各种美好的文化，被战争或强权摧残，是多么可惜；以及作为物理或精神上的流亡者，如何从文化叙事的角度，相互连接、支撑。进而强调口述性历史的学术意义。
然而，几乎所有的反映难民的作品或讨论，都是类似的视角，赞扬受害者原先的文化或者美好的生活，从而凸显破坏这些的行为，是多么的不义。
这样的视角看多了，忍不住想：从摧残文化的角度去谴责战争，真的是合理的么？
1.
我所在的文化里，有很多糟粕、或是庸碌，是我们日常在坚持努力抵抗着的。读到这篇文章的人，同样也有很多，是日常和这些文化氛围对抗着的少数派。如果有一天，我们也遭遇战火，成为难民，那么，在这个关于难民或离乡者（diaspora）的叙事中，我们之前在群体内部的反抗，那些苦苦坚持着的自我，就，消失了？变得全无意义？甚至，在和 diaspora 同温层的交流中，仅仅是提到这些，都变得不应该？
关于 diaspora 如何不自觉地被迫形成群体性，以对抗整体的政治性，在学术界大概也不是什么新鲜话题。我只是从被湮没的个体的角度，又一次想到这些。
2.
：这部电影让我很感动……我不想让我所在的文化，或者我自己，从历史上消失，被抹去。
：我也很感动，——但是，如果，我不在乎自己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样的我，仍然会面对不公而反抗，也会为遭受不公的你们去反抗，那么，我的这些反抗，是否会因为我不想坚持自己的传统文化，就变得更弱一些呢？
就像我不是因为自身利益才支持女性主义那样，我反抗的，是更纯粹的不公。而不是什么相关利益，或者附加的理由。
3.
我承认，在难民群体中，用文化来团结大家，保持连接，在人们的现有认知中，是很有效的方式。但是，这样的操作，平空又多了一道工序：对自身文化的美化和维护。网上关于巴勒斯坦、乌克兰、乃至香港的争论，很多也都流于这个模式——
黄丝：香港原有的美好传统，被摧残得不剩什么了。
小粉红：就你们那点破传统，譬如啥啥啥陋习，有什么可保留的？（这里的很多例子，其实我是同意的……）
黄丝：艹，你们的啥啥传统才叫做垃圾，blah blah
然后争论的重点，就歪成了「这个文化是否足够好，是否值得保留。」——然而，如果这个被摧残的文化，它不够好，那么它反抗强权的合理性，就会减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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