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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闻评论|公众对政策的误解从来不是问题
住建部在22个城市推行房屋“三金”试点,即房屋体检费、房屋养老金、房屋保险金,近日遭受连绵指摘,成为民众集中炮轰的社会热点事件。为抵消舆情,政策制订方已经使用了发布会“不经意”透露、放出专家、集合门下媒体宣传等攻守工具,安抚惊惶疑惑的国民。
在民众的观感中,他们对房屋“三金”政策的总体印象是:“虽然我不知道详细,但很受震撼”。不要说发布会上语焉不详地透露一下,就连官媒竭力维护的长篇大论,也未能说明该项政策的真实面貌,决策方及其喉舌强调的是:公众误解了房屋三金政策。
作者:宋志标
发表日期:2024.8.28
来源:微信公众号“旧闻评论”
主题归类:房屋养老金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必须申明的是,公众对政策的误解从来不是问题。而恰恰成为问题的是政策制订者本身,他们无法以决策逻辑说服公众,可他们却能不受节制。因此,住建部及其专家媒体无法坦率地回应动机质疑,更不能在政策的合法性与必要性上作出有力的阐释。
目前的形势是,为住建部说话的专家和媒体,将主要精力放在攻击公众的理解力上,把围绕住房三金的所有讨论,斥责为“误读”。任谁也知道,一项拟推行政策的好坏,并不取决于公众是否误读,而是取决于其政策本身的目标及品质。
如果把缴纳维修基金的1998年作为分水岭,姑且不论此前的非商品房类型,单论70年产权的商品房,其维修责任究竟该如何划分,就是一个需要明辨是非的大问题。可惜,在现有的官方回应中,对这些硬核问题一概回避,这不是一个显著的决策污点。
在汹涌舆情的逼迫下,有专家出来递话,住房养老金的公共账户不会增加业主负担,个人账户就是现行的住房维修基金。那么,公共账户如何做到不增加业主(纳税人)负担呢?现有住房维修基金申请使用极其困难,拨到“三金”名下,就能为民所用?
公众对房屋“三金”的不理解、不接受,实质上是对政策的合法性提出严肃的拷问。可在现实环境下,讨论政策合法性是最不合时宜的,这也注定了公众与决策部门一开始就分道扬镳,说到底不是公众误读误解,而是政策习惯于疏离公众的关切点。
公众特别想知道的是房屋“三金”的具体运作——哪怕是在试点状态——可代表部门的专家除了表态,无法提供必要的信息量。而那些无视政策模糊内涵的官媒评论,早已“认同”政策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剩下的似乎只是细枝末节的政策宣介问题。
坦率地说,现今的决策部门并不真在乎公众的看法,或者说不在意民意在一项法规修订、一个新政中的位置。略微讲究的,会在征询社会意见上做个样子,而后我行我素;不讲究的,这边说征求民意,那边已经在真刀实枪地干了,意见箱只是摆设。
说白了,公众不是存心要误解房屋“三金”政策,而是希望在决策流程上找到一个否定按钮,希望保持对公共政策的否决压力,从而倒逼决策者认真聆听公众的焦虑和惧怕。这当然是一种古老的决策模式,以致于不能见容于当下的决策环境。
在为政策辩护的声音中,分明发散着这样的潜台词:目光短浅的公众看不到房屋衰败的前景,而房屋三金政策将会把他们从可悲的未来处境中挽救出来。可决策者既不是着力于修订提高建筑标准,也不是厘清开发者责任,偏认为开启民智才能让新政呱呱落地。
据研究者发布的数据,全国住房维修基金沉淀了1万亿之多,其利用效率备受诟病。至于如何提高它的利用效率,现在讨论似乎也不合时宜,因为在房屋“三金”的政策导向中,它会有新的去处。可谁能保证那是个安全的去处?讨论已显多余。
不值一提的是,若房屋“三金”政策真像宣传者的那样价值巨大、意义非凡,起码先起一个符合中文表达的名称,用“房屋养老金”这样别扭的汉语命名一个政策,草台班子之感过于强烈。虽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可现在还计较这个真的是很阿Q。
抛开附加在房屋三金政策上的堂皇理由,从它激起的真真切切的社会惧怕来看,人们已经对那些疑似掠夺性政策表现得杯弓蛇影。仅从房屋三金舆论可知,公众绝对没有误解的是:决策者不可能既输出笼罩全民的政策压力,还指望能抚慰一颗颗惊惧的心。
【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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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中国的中国研究”:全球变局下,台湾中国研究的重构与新定位
「台湾的中国研究不仅是学术研究,也是攸关台湾命运的政策研究。」
王信贤
(王信贤,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兼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近年来,国际间关于中国研究“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的讨论不断,由于很多情势异于过往、难以判断,导致出现是否应该由现有的研究传统过渡到另一种研究传统的呼声。这主要肇因于两方面,一是“习近平因素”,自从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习近平正式掌权以来,透过反腐打贪、在党内成立各种“委员会”与“领导小组”,通过诸多法律,甚至修改宪法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等,使得整个国家的权力更加集中,再加上研究领导人性格的难度极高,因而让原本就已透明度不高的决策“黑箱”(black box)更加难以窥探。
另一因素是在2018年3月正式启动的“美中战略竞争”,两大国从关税、贸易、科技、文化、军事战略等,无不争锋相对,导致全球化风潮的退散,使得国际互动更加难以预估。此外,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干扰,中国复杂的内政与外交因素,以及各种灰犀牛与黑天鹅事件、常态与非常态因素的叠加,使得一切变得不是那么理所当然,那么难以预测。这是当前全球中国研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在学术界与政策圈皆然,作为国际中国研究重镇的台湾,当然也无法避免。
中国研究的两种张力
一般而言,针对以特定区域或国家为对象的研究都面临两种张力,分别是“区域研究 vs. 学科专业”以及“学术研究 vs. 政策分析”,而随著中国从社会主义转向市场经济、爆炸性的快速崛起以及美中战略竞争的开展,中国研究的两种张力更加明显。
学科专业 vs. 区域研究
美国政治学名宿 Gabriel Almond 与 Stephen Genco 曾在名为《云朵、时钟与政治研究》(Clouds, Clocks,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的文章中对政治研究提出反思,其将学科的要求比喻为“时钟”,代表的是规则、精准与可预测;然而,实际的政治运作却犹如“云朵”般,如此变化万端与难以捉摸。也就是说,“学科要求”与“现实政治”之间的抉择往往是两难的。同样,学科专业与区域研究间的张力亦复如此。
以中国研究为例,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称为“学科研究”,研究者感兴趣的往往是各自学科的理论问题,进而以中国作为研究个案,借以支持或批判现有的理论;而对中国研究属于“区域研究”,研究者可能更关心“中国”本身的发展动态,并透过中国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科际整合、整全式地解释甚至是预测。
粗暴而巧取的占领:六四维园家乡市集一记
「清除六四记忆,一方面依靠公权力的严刑峻法,另一方面是公帑资助“民间”同乡会占领维园。」
陆松年
“安检,安检;收遮,收遮。打开包包,打开拉链,多谢合作。”
在6月4日下午,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天后入口处,工作人员在(山东)淄博烧烤味下,正忙著检查入场市民和游客的行囊,确保场内举行的家乡市集嘉年华和谐、喜庆、有秩序。
这是香港同乡社团在维园举行的第二届家乡市集嘉年华,也是连续两年有同乡社团在“敏感日子”占据敏感地方。在1990年-2019年期间,每年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六四悼念晚会,都有数以十万计人参与,令维多利亚公园成为“八九六四”其中一处最重要的公共悼念空间。在2020-2022年,在疫情、《港区国安法》及支联会解散(2021年)下,维园球场被封锁关闭,六四悼念烛光不再。
当2023年疫后“复常”,有三十年历史的六四悼念晚会并没有在维园复常,反而迎来一个歌舞升平的新活动——由全港26个省级同乡社团联合举办、安排六千警力戒备、有超过200个摊位的庆回归26周年家乡市集嘉年华。主办方称,“刚好申请了那天,就批了”。
在今年六四三十五周年之际,香港同乡社团又照板煮碗,继续租用维园足球场及草地举行家乡市集,横跨“六四”当天,以“平靓正”、“边行边食有show睇”作招徕。主办方重申,挑选日期并无特别考虑,又指“既然去年这个时间搞得不错,那今年就继续搞。”
连续两年举行的同乡会家乡市集,不乏可堪玩味之处:一方面是香港红色经济圈的某种展现,另一方面看到“民间”同乡会正参与清除六四记忆,标志著同乡社团在“后国安法”和“后选举”时代的角色转变。
香港47人案评论:基本法“违反”国安法?人民权力不会因宪政建立而消失
「道理为自己而写:人民之终极立法权,并不会因为宪政之建立而消除,这跟法律上赋予之权益或者法律权限没有关系。」
无住
(无住,法哲学学者)
苏格拉底在某处说过:一个身为牧养牛群的人,如果令到牛只数目减少,情况变坏,还不承认自己是个低能的牧牛人,他会觉得奇怪;而一个身为城邦领袖的人,如果令到公民数量减少、情况变坏,还不觉羞耻,也不认为自己是个低能的城邦领袖,他会觉得更加奇怪。——色诺芬《追思录》
历经三年多,这场基于2020年香港泛民主派立法会选举初选的大搜捕,终于在国安法庭的审判下,就著16名不认罪的被告宣判法庭裁决。结果在十六名被告中,只有李予信和刘伟聪无罪获释,其余的皆被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成立。不论律政司接续会否上诉得直,但至少这是香港《国安法》判刑史上首宗出现无罪释放的案例。
在一个封闭的国安法庭,全由指定法官组成,并在没有陪审团情况下进行审讯,想当然这不会是甚么公平的法治场所,甚至可理解成一场公开审判国家叛逆份子的表演,一如四十年前台湾的美丽岛大审判。但作为最受触目的政治审判,是次裁决结果不仅影响到大众如何理解国家安全理念,或者《国安法》及其规范的颠覆国家政权行为,更是直接波及到整个香港民主运动的想像。
正如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的豪情壮语,“判我有罪吧,这根本不重要,因为历史终将判我无罪。”一时的法庭判决当然影响到被告人的命运,但作为政治审判,这是以法律技术掩饰了政治打压之暴力,以法庭大戏取代了政治理念在选举上的较量,因此审判结果无法矮化或取消抗争者当天参与行动之政治理念和价值。
「六四」三十五年,记忆的窄门
「在这里,选择自己阅读、记忆或纪念六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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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支持今年是六四第三十五週年。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漸弱到消失,香港已無法成為六四紀念的重要支點。無論身處何處,對這場運動的記憶,與紀念六四對於我們當下的意義,在今年,又到了一個新的節點。
有一些定會被反覆提及的問題:過去的討論與紀念對不同人來說,意味著什麼? 我們對六四的理解與認知是怎樣形成的? 哪些曾經被人們所忽視? 六四的發生與結局,對中國的政治體制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 在香港國安法落地之後,紀念六四成為罪行了嗎? 白紙運動後,這兩場公民行動被視為什麼樣的關係?
在六四三十五年的此刻,端傳媒從過去八年關於六四的所有報導與評論中精選了一系列文章, 在這個頁面裏,我們一同回顧這些年沈澱的回憶與紀念,以及 2019 年後,為了紀念六四還在持續的努力與抗爭。
關於六四的討論與省思,長期以來,集中在對運動過程的回溯與個人記憶的打撈。 這些保存歷史的努力,包括死難者的確認與名單整理,很多並非出自當年的學生領袖,而是來自當年其他的親歷者。 包括身亡學生家屬組成的「天安門母親」,在檔案中孤獨求索真相的教師,甚至是身兼「加害人」、證人、受害者身分的前戒嚴部隊士兵。
除了對運動過程本身的回溯,當時中國社會更大的背景是什麼樣的? 在八十年代一度較為開放的政治討論環境和政改呼聲之外,失控的物價和接近 20% 的通貨膨脹率,如何點燃了人們的不滿? 而在學生與知識份子被認作運動主角的主流敘事之外,工人與市民在其中是怎樣參與的? 他們的政治訴求與學生群體有何不同?
最後,六四運動被軍隊殘酷鎮壓,這個結局給中國的政治體制、國家-社會關係都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出動軍隊面對本國公民的和平示威,使得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暴露出嚴重問題。 在九十年代,中共政權轉身加入了全球化的市場體制與貿易鏈條,在高速的經濟發展中尋求績效合法性,來獲得國民的認同。
與此同時,知識群體與國家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 八十年代具備一定自主性的知識分子,在九十年代被體制吸納與分化。 六四之後,自由主義的思想脈絡失去了進一步本土化的空間,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許多知識份子轉向民族主義,以探求新的解釋,推動了民族主義思潮與民族情緒從九十年代中期的興起。 中國政府以績效合法性、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維穩體制為標誌的 「後天安門政治秩序」,在六四之後的三十年間,逐漸形成。
天安門事件之後,西方並沒有持續太久的對華制裁,這也是中國可以順利發展經濟,並加入全球化進程的重要原因。 日本與美國在其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六四鎮壓發生後,美國總統老布什暗中去信鄧小平,表態將避免更嚴重的制裁措施; 而日本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國家中唯一拒絕進行制裁,並迅速恢復對中關係的國家。 為什麼美日兩國當時會採取這樣的做法,背後分別有什麼樣的原因?
六四清場之後,眾多參與者面臨被捕或流亡的命運。 流亡者被迫在匆忙中離開故土,在陌生的國家重新尋找自己的位置。 在海外民運的紛爭當中,有人選擇了一種「半隱居」的生活,在學術的路徑研究與關注中國的走向。 而留在國內的被捕人士,有人將自由作為一生的事業,也最終為此付出了生命。
在三十年後回望六四,當上述複雜的背景和經過,往往只作為碎片式的畫面被展演與討論時,我們應該如何超越已顯僵化的論述,重新發現六四重要的社會運動價值,與當下的思潮和行動遙相呼應?
1989 年 5 月 21 日,密切關注北京局勢的香港市民歷史性的百萬人上街遊行。 全稱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支聯會」也在此次遊行中宣布成立,此後 30 年,不間斷地舉辦維園燭光晚會紀念六四。
當年,也有香港學生北上支援,整個八九學運期間,香港中文大學就有共約30名學生赴京支援。 亦有數十名香港記者前往北京進行報導,在 6 月 4 日的凌晨,見證了軍隊從長安街的駛過,與槍響後倒下的市民。 還有一批台灣記者,專程在 6 月 4 日之後趕往中國,並前往成都、上海等地,希望紀錄六四鎮壓發生後各地的情況。
八九之後,香港維園每年的燭光晚會,成為全球參與人數最多、連續性最強的六四紀念活動。 而香港被看作中國人傳承六四記憶的重要陣地,在 1997 年之後,更是整個中國唯一可以高呼「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的城市,扮演著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難以取代的角色。
不同年份,維園燭光晚會的參與人數有所起伏,在 2014 年的雨傘運動之後,本土思潮的興起也讓部分人質疑傳統的六四紀念對於香港自身的意義。 但是,六四記憶在香港的持續性,以及三十年來與本土的政治訴求和民間情緒的共振,成為香港一代人最初的政治運動啟蒙,也形成了有關香港自身的「記憶的政治」。
維園的六四集會,還是很多內地人接觸八九這段歷史的契機。 他們在這裡,第一次看到了公開集會與政治表達的樣貌, 維園的人群與那些年香港的街頭政治和大大小小的社運一道,帶給他們過去的生活未見的影像,也讓很多人開始反思自己所受教育與歷史真相之間的距離。
除了維園的集會與直接的政治表達,香港文藝界多年來也在持續創作六四題材的藝術作品。 有的是紀實類的影像,有的是對六四符號的再思考和創造。 人們採用雕塑、舞台、行為藝術、影片等各種形式,既反映事件本身,也折射當代的社會氛圍和爭議——六四論述與記憶不僅僅是歷史,也是當代史,這一點在文藝創作中多有體現。
只是,在 2019 年之前,香港的六四記憶維護就已面臨多方困境。 籌備多時的六四紀念館,在 2014 年正式開展後,不久便被展館所屬大廈法團告上法庭,之後則經歷閉館、更換場所、被當局查封、最終轉移至網絡的命運。 傳媒界對於六四的報導,因中央政府對言論的愈發收緊,在香港也呈現出越來越政治敏感的態勢,集體回憶的承傳比以往更加艱難。 初中歷史課綱排除六四事件,在課堂講述這段歷史的空間也變得越來越窄。繼續以此前的方式紀念六四,是否將不再可能?
站在五年後回看,2019 年香港政治氣氛的波瀾起伏,不僅僅在反修例運動上。 當年 4 月,事關 2014 年雨傘運動的「佔中九子」宣判罪成,審判歷時79日,被稱為「世紀審判」, 這直接促成了 1989 年曾赴北京支援學生運動的香港學聯代表李蘭菊,特意為當年的六四維園燭光集會而從多倫多飛回香港。
當年參加維園燭光晚會的人數達到 2014 年以來的新高, 期間香港獨立樂隊、被稱為「六四樂隊」的 VIIV 演繹中國大陸獨立歌手李志的《黑色信封》開場, 大會播放的影片亦以李志的《廣場》為背景樂,大會指18萬人將維園球場擠得水泄不通。
2019 年六四 30 週年這天的維園場面,成為絕響。
五天後,反修例運動經百萬人遊行漫長開啟。 翌年支聯會再向警方申請維園作為六四紀念場地,被禁以 COVID 疫情和「限聚令」,該年 6 月底港版《國安法》實施。 經五年後,「紀念六四可能犯法」不宣於法而宣於心,2019 年的六四也成為最後一場香港的公開紀念活動。
儘管公開集會被禁,2020 年逾萬名市民依然如往年一樣進入維園自發集會,現場曾高喊現在已經被禁止的運動口號和歌曲。 在 2019 年之前,香港對於六四的論述和儀式看法曾出現世代分歧, 本土派年輕人和「大中華」民運人士對如何看待民主香港與民主中國的關係產生差異, 而至 2020 年,六四紀念延續的反修例運動情感則不言自明。
紀念活動各地開花,各區立法會議員、區議員街站和公民團體自發派發白色蠟燭、紀念單張等。
也是在是次集會上,自行到維園悼念的支聯會和民主派等 26 人,被控「煽惑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罪。 至 2021 年 12 月,該案判刑,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前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席鄒幸彤、前記者何桂藍等 8 人, 被裁定「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公眾聚集」、「舉行一個未經批准集結」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會」等罪成,被判 4 個半月至 14 個月不等。
2021 年,警方二度以疫情為由禁止六四集會,消息亦指當晚在維園附近身穿黑衣或點燃蠟燭,都可能被視為和集會有關。 時任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在 Facebook 及 Twitter 上發布題為「燭光無罪 堅守陣地」帖文;鄒並於六四當日於《明報》發表題為〈燭光承載良知重量 港人執著說出真相〉文章。她向公眾表示,自己將以個人名義到維園紀念。
但六四當日早晨,鄒幸彤在其律師樓附近被捕,其後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 當日,警方亦派出 3000 名警力維持治安。 支聯會本欲重開六四紀念館予公眾獻花,該館卻在 6 月 1 日遭香港食環署執法,指經營已8年的六四紀念館未有領取公眾娛樂場所牌照,屬無牌經營。
集會被禁,延續逾10年的街頭藝術成為發生在香港街頭幾乎唯一的公共悼念, 藝術家三木、盧樂謙、阿V等10位藝術家,在6月3日的銅鑼灣街頭「提前悼念」,為這個城市帶來勇敢的藝術形式,在禁忌之日表達仍存的真實情感。
最終,這一年的維園在警察嚴守下空無一人,惟入夜後,天后、銅鑼灣一帶再現六四光海。 路上不時可看到零星坦克車模型、燭光,街道亦見寫上「不要讓六四成為禁詞」的塗鴉。 在香港其他地區市民亦自發悼念,網絡上流傳隱晦表達的梗圖。
2021 年是失去的一年。 6 月 19 日,《蘋果日報》出版最後一份報紙,宣布翌日停刊; 8 月,成立於 1989 年的支聯會宣布解散,其後 7 常委因「拒交資料」被捕,警方定性支聯會勾結外國勢力; 9 月,從實體轉移到網上的六四紀念館網站,在香港遭到封鎖,香港 IP 需通過 VPN 才可登陸網站; 12 月聖誕前,旨在紀念六四、已樹立多年的香港大學「國殤之柱」及香港中文大學「民主女神像」、香港嶺南大學的六四浮雕,先後被強行拆除或偷偷移走。
縱民情譁然,六四集會、紀念館及實體記憶至此皆被政府取締。
10 月 25 日,鄒幸彤為 2021 年的六四控罪自辯, 她在自辯詞中指:「 如果法庭要說,這樣一個沒有指定地點的行動呼籲,都是在煽惑一個未經批准集結, 那我也很疑惑,這個集結是在指哪個集結、在哪裡的集結,是否地點是全香港或者全世界,是否任何人在那個時間點起燭光,就是在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如果這樣說,不如直接承認,要禁止的,就是六四的悼念本身。 」
2022 年,對觸犯紅線的恐懼開始展現影響,過往教會是紀念六四的重地之一,該年天主教香港教區卻決定從此不再舉辦追思六四彌撒。 至此,所有具名的、組織的六四活動皆在香港消失。 6 月 3 日,藝術家如往年悼念,至傍晚警方則拘捕數人。 到了 2023 年,行為藝術家們剛站上街頭就被捕。 2023 年的維園,被批准舉辦「香港回歸 26 週年嘉年華」。
縱然城市中仍可見燭光,但也是從這兩年開始,人們開始寄望台灣能接過紀念六四的棒子,海外紀念六四活動愈發遍地開花。 每個獨立的個體,在這時代重新拷問自己,悼念六四的初心是甚麼? 那份觸動或憤怒又是甚麼? 中國和香港的海外離散者,若未曾放棄將六四作為連結的契機,那麼其所追尋的連結是什麼含義?
一個擺在面前的問題是,當公共條件全部喪失,六四紀念會否如虞斷裂? 除此之外,紀念週期也逐年縮短,香港的中小學校也不再主動教授六四歷史,圖書館相關書籍被下架。 公開的集體記憶消失之後,個人記憶及主流之外的記憶論述,可能接班嗎?
歷史也在此時更迭。 2022 年 11 月,江澤民逝世,他在六四後接任中國國家主席,開啟中共、中國和他個人的13年。 他的逝世難免提醒人們一個時代的結束。 2022 年底,大陸爆發反封控潮(白紙運動),成為新一代人的政治啟蒙, 而 2023 年六四老人王丹等爆出 #MeToo 醜聞,這條追尋正義之路開始面臨更為嚴格的審視,折射出人們對「民主、自由」的新闡釋的渴望。
2024 年 3 月,香港完成另一部國安條例、「23 條」的立法。 至 5 月 28、29 日和 6 月 3 日,香港警方拘捕獄中的鄒幸彤及其母親、友人等共 8 人, 首次動用 23 條,指 8 人在社交媒體上「利用某個將至的敏感日子」持續發布煽動帖文,涉嫌違反 23 條下的「煽動意圖罪」。
記者提問保安局長鄧炳強「敏感日子」是否指六四,鄧答「日子不重要,重點是有人煽動對政府憎恨」, 記者續問「無叫口號、提及六四,是否已違法?」 鄧答「你講的問題不是最重要。」 與此案相繼的是國安大案「47 人初選案」的裁決(5 月 30 日),被捕 7 人中,有人獲保釋後即到庭外排隊聽審。
如此,2024 年的六四紀念形同冰封,而維園獲批於六四當日舉辦「家鄉市集」,空間意義繼續被改寫。 曾經,六四的主流論述在本土思潮、左翼反思下瀕臨「失效」,如今連這「失效」也不可得。
我們重回 2019 年前凍結住了的人聲熙攘,也關顧 2019 年後打壓下的勇氣與靜寂。 未來 2025、26 或更遠的年份,氣氛或有變,或無出其右。 但是,每個人,仍有權選擇自己閱讀、記憶或紀念六四的方式。
(截至 2024 年 6 月 3 日)
- 鄒幸彤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12個月
- 2021 六四煽惑集結案,「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罪,判囚 15 個月;2024 年 1 月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此兩案刑期部分分期執行,總刑期 22 個月 - 2021 支聯會拒交資料案,「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成,判囚 4.5 個月;2024 年 3 月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 2020-2021 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鄒還押兩年,申請保釋被拒,法官預計 2024 年無法開審
- 2024 年 5 月 28 日獄中再次被捕, 警方指其自 2024 年 4 月起,「利用某個將至的敏感日子」,透過他人在「小彤群抽會」持續發布「具煽動意圖的帖文」,涉嫌違反 23 條下的「煽動意圖罪」
- 鄒幸彤舅父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鄒劉華珍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劉家儀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2023 年 6 月 3 日在維園禁食,被以「涉嫌作具煽動意圖行為罪」拘捕
- 關振邦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2023 年 6 月 3 日在維園禁食,被以「涉嫌作具煽動意圖行為罪」拘捕
- 李盈姿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2023 年 6 月 3 日在銅鑼灣被以「作出具煽動意圖的行為」拘捕
- 陳劍琴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潘幼翠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同時被指於網上訂閱資助羅冠聰等人,違反《國安法》「以金錢或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實施分裂國家」罪
- 陳式森
(三木)- 2024 年 6 月 3 日在銅鑼灣用手劃出「八九六四」,被逾 20 名警員包圍帶走
- 2023 年 6 月 3 日在銅鑼灣進行行為藝術,被警方帶走
- 2022 年 6 月 3 日在銅鑼灣進行行為藝術,遭警方截查
- 陳美彤
- 2023 年 6 月 3 日在銅鑼灣進行行為藝術,被警方帶走
- 2022 年 6 月 3 日在銅鑼灣進行行為藝術,涉嫌「公眾地方行為不檢」
- 鄧岳君
徐漢光- 2021 支聯會拒交資料案,「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成,判囚 4.5 個月;2024 年 3 月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即時服刑
- 支聯會
- 2020-2021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法官預計 2024 年無法開審
- 李卓人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舉行未經批准集會」罪,判監 14 個月
- 2020-2021 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法官預計 2024 年無法開審
- 何俊仁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10 個月
- 2020-2021 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法官預計 2024 年無法開審
- 何桂藍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判監 6 個月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罪成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判監 6 個月
- 黎智英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判監 13 個月
*另有數項國安案件在身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判監 13 個月
- 蔡耀昌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12 個月
- 梁耀忠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9 個月
- 梁錦威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9 個月
- 胡志偉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判監 4.5 個月
- 尹兆堅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10 個月
- 張文光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9 個月,緩刑 18 個月
- 陳皓桓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10 個月
- 郭永健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8 個月
- 趙恩來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8 個月
- 麥海華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8 個月,緩刑 18 個月
- 梁國華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4 個月,緩刑 12 個月
- 何秀蘭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6 個月
- 梁國雄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6 個月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罪成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6 個月
- 朱凱廸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6 個月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認罪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6 個月
- 楊 森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6 個月
- 黃之鋒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10 個月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認罪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10 個月
- 岑敖暉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6 個月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罪成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6 個月
- 袁嘉蔚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4 個月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認罪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4 個月
- 梁凱晴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4 個月
- 羅冠聰
張崑陽- 2020 六四集會案
- 流亡海外,被法庭通緝
註:涉案類型和人數眾多,或有疏漏;名單上多人仍有其他政治案件在身,這裏主要呈現六四案件和近期大案。
越南“政变”风云:公安部长苏林,如何打乱阮富仲接班计划,跻身国家主席?
「总书记阮富仲重病不愈的情况下,苏林代表的公安系统为了满足权力野心,出现了越南政坛罕见的“夺权”。」
特约撰稿人 杨企云
5月19日,时任越南公安部长苏林(Tô Lâm)被提名为新任国家主席,持续数月的政治动荡终于暂告段落。然而5月21日,越南国会突增议程,随后几天内苏林先被免去公安部长职务,然后国会又选定了与苏林关系并不深的陈国祖(Trần Quốc Tỏ)担任代理部长,表明这场罕见的政治大戏仍未落幕。按越共惯例,公安部长应由政治局委员出任,而不能仅由只有中央委员身份的陈国祖出任,这也就意味着下一轮人事变动仍在酝酿之中。
这一轮越南政治动荡,从武文赏(Võ Văn Thưởng)突然被迫辞职开始,但其实早有端倪。
南北斗争,白热化还是不存在?
对越南政治观察的最常见误解之一,是认为至今越共内部仍然存在严重的“南北之争”,并把所有的内部斗争都理解为南北两大派系的争夺,例如这一次就是“苏林代表的北方派全面击溃意图内部演变的南方派”。但是,这一波辞职的王庭惠、武文赏、张氏梅等人,往往都被认为是北方派。北方派既已大权在握,有什么必要自乱阵脚,在十四大之前临时撤换大批人马呢?
的确,越南二战后是劳动党在北方执政,其在南方的活动长期由南方局负责,相对独立。越南统一后南方局完成历史使命,“回归”成为越共内部一部分。统一初期,由于南方局长期独立活动,形成了内部派系,越共内部的确存在南、北两派的路线争议,例如北方的劳动党成员很多都参与过中国革命,所以更亲华,而南方派则更亲苏。特别是在是否要效仿中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等重大政策问题上,两派有严重分歧。
台港“支语警察”辩论,与“华语”的标准化和生命力
「标准化在什么情况下是语言的生命力,什么情况下会变成语言的孱弱和残缺?」
布言
注:本文讨论的“中文”和“华语”等概念,或不符合中港台三地任何一地之约定俗成用法,请读者阅读时留意。
过去几周,安装试用了 Meta 推出的新社交平台 Threads 的两岸三地与海外华人用户,都很难不被一场网民大辩论吸引眼球,那就是“支语警察”引发的“港台大战”。
这场大战发源于一些 Threads 用户对台湾汉语官话(台湾称为“华语”或“中文”)环境中“中国用语渗透”的担忧。这些用户用“支语”来简称或蔑称“中国用语”。
有人贴文说,台湾人越来越多在口语中使用了“支语”,而非台湾用语——比如帽衫是台湾用语,卫衣是“支语”;比如手提包是台湾用语,手袋是“支语”;忧郁症是台湾用语,抑郁症是“支语”,等等,并鄙夷这些“支语”不好听,或不文雅。
很快,就有香港用户在相关贴文下留言,不解为何港人说的“手袋”和“抑郁症”也要遭到鄙夷,并质疑这些用户对台湾用语和“支语”的二分过于狭隘。随著越来越多关于警惕“支语”的串文出现,Threads 上港人群体对“支语警察”的嘲讽和批评也相应激增,演变为一场港台语言文化辩论。
More interesting problems
阮一峰的周刊里写他读到一篇有意思的文章,他总结道:
文章大意是,人的一生就是解决三个基本问题:事业、家庭和财务。
一份有成就的事业,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个健康的财务状况,人生就没有遗憾了。
我去看了原文内容:
… believes that there are three big problems in life: career, family, and finance. It usually takes people a decade to figure each out.
…
Her goal i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as fast as possible, so she can focus on more interesting problems.
fin.
从“主权在民”到“和平靠实力”:解读台湾四位总统的主权论述
「即便四名总统都宣称“中华民国是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但其他面向则是大异其趣。」
倪世杰
【编者按】随著台湾首位女总统蔡英文将于5月19日卸任,台湾民主政治路程也走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在这不算短的时间中,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与蔡英文这四位总统如何看待“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尤其这四位总统在国族身份认同的差异,以及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皆分居不同的阵营和角色的情况下,回溯其对主权相联系的观念,更能够理解他的政策主张、敌我观念构成以及台湾的政治发展概况。
本文透过数位化文本探勘技术,从157篇台湾四位总统在公开讲话谈论到“主权”的段落,探讨与比较其主权论述及其在现实政治的意义。即便四名总统都宣称“中华民国是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但其他面向则是大异其趣。
(倪世杰,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台湾,从战争中进入现代化的国度
世界上,像是马达加斯加、冰岛与日本这一类拥有“天然”国界线的国家属于极少数,绝大多数的国家之间,都存在著一条或数条人工划定的国界线,这是过去宗教战争、反殖民解放斗争等各类武装斗争或以谈判等文明方式所留下的巨大政治标记;即便这条标记往往只能在地图上看见。
在国界线内的地理区域,称之为主权国家。这个被韦伯(Max Weber)称之为正当使用武力的权威,按照蒂利(Charles Tilly)的看法,它在国际体系中能够生存下来必须通过战争的考验,“战争创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为其最有名的一个论断。
应用在台湾,由于先有日本在二战的失败(1945),以及后有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内战(1947-1949)中的失利,加上1950年在韩半岛发生的战争中,美国派遣第七舰队巡防台湾确立了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这三场战争,加上1958年的“八二三砲战”,美国援助国民党军队取得胜利,如同台湾历史学者薛化元所说,“台湾海峡的形势,实际上已经固定为冷战的军事对峙局面,欲以战争形式消灭对方,基本上已不具可行性”。如果再加上热兰遮城包围战(1661-1662)与日清甲午战争(1894-1895),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脱胎于战争,发展于战争。
《立场案》遥遥无期的等待:法官在刑事案件中尽早作出判决的人权法责任
「难道这代表法官不受任何约束,审结案件即可以随意束之高阁,迟迟不颁布判词吗?」
黄启旸
(黄启旸,法律评论员)
“立场案”等待判决的时间将已超过10个月,而自落案起诉至裁决当天,历时更将已近33个月,即超过1000日,相比起其他反修例或国安案件平均介乎300至400日的处理时间,长达至少两倍半。
《立场新闻》时任总编辑钟沛权、署任总编辑林绍桐及网站注册公司2021年12月被控发布煽动刊物等罪,控辩各方2023年6月底于区域法院法官郭伟健席前完成结案陈词。案件原订同年10月颁下裁决,其后一度改至11月,后因郭官希望等待上诉法庭在另一宗牵涉“快必”谭得志被指煽动的案件中澄清煽动意图的元素,裁决日子再改为2024年4月20日。上月底有传媒报导,控辩各方获法庭通知,郭官需更多考虑时间,案件将第三次押后至8月29日裁决,届时“立场案”等待判决的时间将已超过10个月,而自落案起诉至裁决当天,历时更将已近33个月,即超过1000日,相比起其他反修例或国安案件平均介乎300至400日的处理时间,长达至少两倍半1。
普通法法谚有云:“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此中“正义”,不单指诉讼案件的实质结果,亦关乎身负秉行公义之责的整个司法系统运作程序是否畅顺。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纳入为香港法律的《香港人权法案》,其第10条保证任何人都有权受独立无私之法庭公正公开审问,而第11(2)(c)条则具体规定,刑事案件被告人应“立即受审,不得无故稽延”,作为最低限度之公平审讯权利保障[2]。国际法下负责监察《公约》实施的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第32号一般性意见》[3]中解释,此项规定旨在避免有权被假定无罪的刑事被告人长期处于命运不定及不安的状态,并且即便因还押候审,亦不必被过长地剥夺人身自由。英联邦枢密院和纽西兰最高法院因此都曾言,尽早接受审判固然往往与审判的公平性紧密相关,但两者是各自须独立捍卫的权利,纵然案件的延误并无直接对审判造成不公,但刑事指控过长时间悬在被告人头上此事实本身,已足以构成违反人权[4]。
诚如有律师接受访问时指出,司法机构的服务承诺与绩效目标一般所计算的平均轮候时间,是指(以区域法院刑事案件为例)由被告人首次提讯至聆讯之间等候的时间,但并不包括法官考虑裁决并撰写判词所需的时间。难道这代表法官不受任何约束,审结案件即可以随意束之高阁,迟迟不颁布判词吗?
【母亲节】母职路上,女人需要的不是赞美,而是忠告与支援
「若你有一个女儿;或想像自己有一个女儿。」
Muk Lam
(Muk Lam,新手妈妈)
在我成为母亲后,我的steam帐户新增了9款游戏,我玩过当中的6款,每款都玩了超过十小时,解锁了三十七个成就。
如果要以一句话来描述我的母亲生涯,我会说,马照跑,舞照跳。过了初生头四个月的埋身喂奶日子后,我基本上与孩子彻底脱勾,不管是参与同事临时约下班后的饭局、临时加班、上健身室、参加课程、抛夫弃女与朋友出国旅行、或者与老公两个人跑去做瑜伽、看电影、出国旅行,我都能毫无心理负担地安排。就连我的经济状况都没受到影响︰我拥有十四周的全薪产假,扣除加班津贴后,我在放产假期间的收入是平日的六份之五。当我回归职场后,我的收入一切照旧。
一切看起来很轻松,然而规则证明例外的存在,即使母亲这个身份并未为我的生活带来多少压力,街上满满母亲节快乐的庆祝标语依旧让我感觉怪怪的。我深知自己是多么的Privileged,才可以如此轻松无痛地当妈妈︰
专访法律学者张湖月:当中国式监管遇到互联网巨头,揭露出体制什么样的问题?
「2020至2022年的“监管风暴”与其说是政府强势的表现,不如说是制度失灵的体现。」
特约撰稿人 艾迪 端传媒记者 田叶 发自新加坡
在疫情封控解除后的第二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各种问题,从地缘政治紧张、外商投资减弱,到政府负债增加、产业发展疲软、房地产危机、青年失业率高企等一连串问题。当中,占比中国GDP近40%的数字经济亦大不如前,很大程度与2020-2022年刮起的一场监管风暴有关。
这场中国政府针对本国互联网巨头的监管运动从2020年底开始,首先是史上融资最高、募资超340亿美元的蚂蚁集团沪港上市计划被叫停。到圣诞节前夕,阿里巴巴又接受反垄断调查,股价大跌13%。翌年4月,阿里因违反《反垄断法》,遭创纪录罚款27.8亿美元。到2021年7月,中国网约车巨头滴滴出行在美上市后,遭中国网信办作网络安全审查,其后 APP 下架,同年底宣布将从美国退市。监管风暴一路蔓延,更席卷教培、游戏等行业,产生巨大冲击。
到2022年3至4月,在股市抛售潮下中央终于释出信号,要求保持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并就平台治理、房地产和中概股等给出正面政策风向。其后监管从运动模式转向常态化监管,一场历时18个月的监管风暴暂告一段落。然而震动已经造成,互联网大厂重组业务,裁员不断,市场仍心有余悸,如今中国科技巨头的市值比三年前的顶峰下跌75%。
我们应如何理解这场已然停息但仍未远去的监管风暴?这场监管运动造成什么深远影响?又怎样揭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深层次矛盾?这些问题都在香港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干亨中国法研究中心主任张湖月2024年3月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走钢丝:中国如何监管科技巨头并治理经济》(High Wire: How China Regulates Big Tech and Governs Its Economy)有深入的解答。在书中,张湖月提出“动态金字塔模型”(dynamic pyramid model),藉考察政策制定者、监管部门、科技公司和平台参与者的动机、行动和互动,探讨中国特色监管体制的牢固层级、动荡过程和脆弱结果。
High Wire: How China Regulates Big Tech and Governs Its Economy
作者:Angela Huyue Zhang
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日期:2024年4月
端传媒就此专访张湖月,她带我们复盘蚂蚁事件和滴滴事件,讨论最高领导层和监管部门的互动、不同监管部门的张力如何导致种种监管的反效果,并分析中国的人工智能监管、香港在中国监管形势下的有限红利,由此透视中国政商关系的博弈,并剖析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深层次问题。
张湖月指出,中国向上负责的政治制度导致监管部门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陷入管太少和管太多的循环,一切端看政治风向和自身的部门利益,带来种种反效果。她认为,2020至2022年的监管风暴与其说是政府强势的表现,不如说是制度失灵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