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学校没有“说不”的权利，那么教育就永远无法雄起。

“你不买，天天群里催，小孩都被区别对待了，不买不行啊！”近日，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实验小学一位家长反映称，班主任在家校交流群发通知催缴医保，没买医保的学生不仅要被停课，学校还要给家长开家长会。

空口无凭，家长有截图为证：

一份学生医保是400元，该家长表示，他们家庭并非属于低保等特殊人群，最终在学校强推之下，还是不得不给孩子购买。

11月4日，面对媒体质疑，当地教体局工作人员称，学校的做法错误，将对此进行调查。

那么问题来了，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干嘛越俎代庖推销医保？吃饱了撑的？

“老师说她也没办法，老师说学校安排的，学校说教育局安排的，教育局说政府安排的……”这是从家长口中说出来的因果链条，多么熟悉。

当然，没有人会承认自己下达了强制的命令，这个链条越往后的主体，越不会承认。

当地街道办回应称，“9月份接到文件开始启动医保，我们没有说是强制要买”；但是转口又是一句春秋语法：“南充市医保局要求是全民办理，说这是国家政策……”

还能说什么呢？懂的都懂。

真是看够了这虚伪的措辞和拙劣的表演。

如果你不承认存在“强制”，那么就去证明新闻报道中的群聊天截图是假的，就去证明老师说了谎、街道办也说了谎。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被胁迫的何止学生和家长，教师乃至学校，又何尝不是被胁迫的呢？

当指标一层层传达下来，已经不再有人追问，错的源头到底在哪里，在谁身上。

矛盾总试图在基层解决，可总是循环往复。

我们似乎也已然忘记了，医保自然由专业的政府职能负责管理，如果要求是从医保局、卫健委来的，还容易让人理解，怎么负责教育的学校，却在家长群搞起了直推？

一直以来，学校似乎都成了一个“中介机构”，或者是一个按钮，这个按钮背后有无数根丝线连接着学生和家长，医保也好，其他部门的其他政策也罢，似乎都能通过学校“分发”，然后触达千千万万个家庭。

医保不决找学校，打击诈骗找学校，计划生育找学校，劝生二胎也找学校，孩子家里有人维权找学校，需要投票点赞评转也找学校……

好像是个行政机关，有一点点权力，就可以给学校下指令，对教师吆五喝六，为其服务。这把教师当什么了？把学校当什么了？你们又曾真正尊重过教育，把教育当教育吗？

在下达指令的时候，是不是压根就没有想过，这种途径本身合理吗？合法吗？能稍微尊重一下行政伦理和依法治国吗？

如果你们真的有一点点法治精神，压根就不该在推行医保政策的时候想到学校，想都不应该想。

“上面的政策都是好的，都是下面的搞砸了”，我们也经常听到这种逻辑。

然而，如果一种医保需要强推，甚至通过学校跨界，以孩子的受教育权为筹码，最终胁迫家长就范，那么人们就有理由怀疑：这样的医保，到底是利好谁？

总有人说，“都是为了孩子好”；新闻留言区里，不乏指责家长“不懂事”的高赞评论。

你要问为什么学校会沦为行政的附庸，这些留言其实就是答案。

家人们，是时候醒醒了，少捕慎诉慎押的政策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从数据上看，这种变化尤为明显。

2024年1月到3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和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16.8万人，而不捕的人数为8.4万人，不捕率为33.2%。

与此同时，共起诉了34.7万人，而不起诉的人数为8.4万人，不起诉率为19.4%。

对比去年，也就是2023年1月到3月份的数据，不捕率由48.5%下降到了百33.2%，不起诉率则由28.3%下降到了19.4%。

不逮捕率与不起诉率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而指望第二季度数据发生逆转，目前来看，可能性真的不大。

这种政策的变化，并非无迹可寻。在今年最高检的工作报告当中，就已经提出了对于轻微犯罪依法少捕慎诉慎押，减少对抗，增进和谐的方针。

然而，这一提法事实上对“少捕慎诉”进行了限定，即在轻微刑事案件当中才适用少捕慎诉，言外之意，对于非轻微的刑事案件，则可以不考虑少捕慎诉。这种政策性调整，可能是导致不捕率、不起诉率大幅下降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那么，这一变化又意味着什么呢？

它充分地说明了，未来的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上，可能会采取更为严格的态度。对于那些可捕可不捕的嫌疑人，检察机关可能会更倾向于批准逮捕；

对于那些可诉可不诉的人，检察机关可能会更倾向于决定起诉。这种趋势的出现，无疑给那些原本抱有“反正也不逮捕，反正也不起诉，取保候审就没啥事”想法的当事人和家属敲响了警钟。他们必须趁早打消这种幻想，正视现实，积极应对。

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这种政策的变化也反映了我国刑事司法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国一直在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强调保障人权、尊重程序正义。

而少捕慎诉慎押政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一种司法理念，旨在减少不必要的羁押和起诉，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犯罪形势的变化，刑事司法政策也需要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完善。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政策的变化就一味地悲观。毕竟，政策的调整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权益。

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只要他们积极配合调查、认罪认罚、积极赔偿损失等，仍然有可能获得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机会。而对于当事人和家属来说，他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正确地应对这种政策变化，如何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总之，少捕慎诉慎押政策的变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我们需要正视这一变化，理性地分析其原因和影响，并积极地寻找应对之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适应这种政策变化，更好地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民的合法权益。作为刑事律师，我们更应该密切关注这一变化，为当事人提供更为专业、更为有效的法律服务。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前些年每年到了年末，就会有很多新闻谈论“财政突击花钱”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看起来很荒诞，但持续了很多年。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新闻的时候还是在大学，当时感到很惊讶——既然钱多到花不完，为什么不发给老百姓呢？当然，这只是一种天真朴素的想象，因为我那时候还不是很了解财政体制和财政的运作方式。

但现在回想一下，我那时候的稚嫩想法，又何尝不是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

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最不缺少的就是大家已经熟视无睹的荒诞现实。财政突击花钱就是其中一个。

咱们先来看一下百度百科的定义：

突击花钱指的是政府部门在岁末一段较集中的时间内，把预算内的钱集中花出去，每年岁末，各级政府是否“突击花了钱”，都是社会各界关心的问题。岁末政府多花钱，几成惯例。专家认为，在《预算法》不完善的情况下，突击花钱的情况还会存在下去。

财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各级政府在最后一个月花掉了近1.2万亿元，超过全年财政支出金额的1/4。2008年12月，政府的财政支出金额为超过1.5万亿，2009年为两万亿。而2011年，按照统计数据，财政部门不得不在余下的近两个月中确定超过3.5万亿财政资金的去向——这相当于瑞士20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也就是说，2011年，各级财政还能极其潇洒地突击花钱高达3.5万亿（等于花掉瑞士的一年GDP），可是到了2024年，财政竟然普遍面临着发不出工资的窘境。 

不过短短十来年，当年花钱有多潇洒，现在没钱就有多窘迫，让人不禁感叹情况的变化速度之快。

当年，突击花钱的方式很多，比如公费旅游、单位里的“豪华版”年终福利等等，各单位一到年末就发愁钱花不完，为了能名正言顺将钱花掉，也诞生了很多“智慧”。

那时我认识的一些单位内人士说，一到年底就变着法儿地发东西、发福利，比如趁着元旦发什么昂贵的进口电饭锅之类。

可是当年为什么会存在突击花钱这一荒诞的现象呢？

原因之一是，年末之前花不完，明年能得到的财政拨款就少了。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的财政预算制度是增量预算。

增量预算是指：通过对现有预算进行细微调整来制定新预算。它的基本概念是使用当前预算作为起点，然后应用增量变化（增加或减少假设）来计算新预算金额。

这样大家可能就理解了，今年一地方政府花了多少钱，将决定明年的中央财政资金预算拨款。

这样一来，就诞生了很多怪象，比如当年特别火的“跑部”，通过多报和虚报预算，问中央尽可能地多要钱，反正“不要白不要”。至于这些钱是怎么花出去的，那就不重要了。

所以，总是存在一种情况，即要来的钱多于实际上需要花的。

年末突击花钱的另一个直接原因，是财政的“12月关闸、来年4月开闸”，导致能花钱的时间大部分集中在下半年。

但是以上，都只是次要原因。因为突击花钱很明显是在公开浪费财政资金，用任何制度的原因去解释，都无法解释“浪费”和“乱花”这两个事实。

所以，根本原因来了：钱太多。

说具体点：财政收走的钱太多。

财政收走的钱是什么？是纳税人缴纳的税。很多人以为“国家的钱”是国家挣的，或者是凭空而来的。事实上，国家又不是企业，国家只是一个行政机构，哪有直接赚钱的能力？

所谓国家的钱、财政资金，都是来自于老百姓缴纳的税。即便没有直接纳税，在日常消费中也会缴纳间接税，包含在物价之中。即便你只是去买了一把青菜，里面也有税。在欧美，这个税具体是多少，都会直接体现在付款小票上面。

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长期高于GDP增长，更是高于国民收入的提升速度。比如：2023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6784亿元，同比增长6.4%；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3036元，增长5.3%。

但另一个现实又是，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长期与经济发展实际水平不符。就比如都到现在了，养老金等社会保障还是存在着双轨制，无法做到全体国民一视同仁。

教育、医疗等民生支出，在十几年前突击花钱的时候，就处于世界落后水平，现在也仍然没有得到质的提升。

正如我前面所写的，他们即便用来在单位内部绞尽脑汁花钱，也没有增加民生支出来突击花钱。

如果地方政府愿意在民生方面突击花钱的话，可能就不用那么费心思了——教育和医疗哪个不是嗷嗷待哺、长期缺钱？

事实上，就在突击花钱最疯狂的那些年，挪用教育拨款的新闻依然被频繁曝出。别说突击花钱给教育了，人家甚至一边突击花钱，一边还要侵吞教育拨款，如此贪婪，不禁令人感到愤怒！

那么突击花钱这个现象，为何就迟迟无法得到改变呢？

事实上，这个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

让我们看一组资料（来自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新华社北京1956年12月22日电，以《北京有些单位正在“突击花钱”》为标题首次报道突击花钱问题。“往年，一进入12月，‘突击花钱’现象就会显露出来，某些单位想办法把预算中可以节省下来的钱全部花掉不上缴给国家。”

……

1984年《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防止年底突击花钱的通知》要求，从发文之日起（11月12日）到春节，“停止审批购买纯毛毯、呢绒及其制品、沙发床、沙发、地毯等专控商品。对其他专控商品的审批，可批可不批的暂时不批的精神严格控制，坚决制止突击购买紧俏商品之风”。

由此可见，突击花钱的问题，已经存在很久了。

既然如此荒诞，却能长期存在，症结在何处？怎样才能真正遏制突击花钱这种怪象？

答案是公民的监督。现有的财政体制，可以说公民的参与感几乎为0，很多人都不知道“国家的钱”其实是自己的纳税，就更不要说主动参与财政的监督了。

财政是全体公民的共同财产，所以财政信息也应当由全体公民共享，应当做到完全的透明。财政信息如果能做到透明，媒体和公民都参与监督，违规使用就一定会少很多。

突击花钱，本质上是无监督所导致的巨大财政浪费。那些年，正是中国经济最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各地政府最“有钱”的时期。那些资金和现金流都是非常珍贵的，因为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处于高速发展期。

但是，那时候却浪费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导致钱没有花在刀刃上，比如应该趁当时的高速发展期，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

现在经济下行、财政吃紧，很多地方现在连发工资都困难，这时候再搞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难度会大很多很多。

从突击花钱到无钱可花，是长期以来的财政体制不科学、不透明所造成的结果，更是“民富”没有跟上“国强”的深层次影响之体现。

真正能拯救他们的，其实也不是做题，而是让所有像“聊天”这种看似不稳定、不正经、没保障的工作，都能在体面、有尊严、权益均等的前提下，挣到钱。

日前，《十三邀》第八季最新一期节目，许知远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的对谈“灌木也能成乔木”播出后，备受关注。

在这期节目里，林小英依然很犀利，并直言现在的教育弊病：教育功利化、无效“内卷”、唯分数论，评价体系单一，学生的时间和空间被填满、没有时间探索自我，成长路线被预定、出口单一，等等。

林小英的这些话引发了很多共鸣。

其实这些都是近几年教育批判的一种主流话语，人们并不陌生。比如说教育内卷，这已经是共识了，至于卷到什么程度，成年人去做一下小学生的题就知道了。

林小英的话因此得到了很多赞同，这也是她此次能够出圈的原因所在，她的评价确实戳中了很多人。

但是更值得琢磨的，其实是群嘲、批判她的声音，这在视频的弹幕里可以随处可见。

01

节目里，林小英说了一句，“如果你一生做的所有事情都只是为了谋生，你这一生就是个苦役”。

这是她本次节目飚出的一个金句。但弹幕里也迅速飘来了反怼，“站着说话不腰疼”“应试教育的成功者叫后面的人别上车了”“不是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坐着聊天挣钱”，等等。

这样的意见很常见，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崇拜分数的应试教育，已经是普通百姓改命的唯一机会。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高考是最公平的，毕竟这个考试里理论上只看分数。而每年围绕高考产生一系列诸如保密、押运、护航、停工等一系列宏大叙事，都在强化这一点。

然而，现实中，某些所谓自主招生、素质教育等，确实也滋生了一些腐败。一些有权势的家庭会和学校合谋，叠加监督不到位，在这些面前，寒门子弟更是毫无机会。此前个别高校领导和工作人员落马，都在印证这种印象。

所以，哪怕内卷的应试教育如此乏味、残酷，那些毫无生气的校园生活，整齐划一的着装妆扮，甚至催生了一些惨剧，但很多人依旧无动于衷——“这就是最公平的，没办法”。

当然，应试教育是不是公平其实也值得再想想。

比如，这两天就有一个新闻，2025年高考报名陆续开启，多地要求严防“高考移民”。这一方面说明有人可以移民，另一方面说明不同地方同分不同命。

但这不妨碍芸芸众生出于对丧失公平的恐惧，而自觉地维护起内卷的教育机制。所有赋予“自由度”的教育改革，也因为慑于这种民意而无法被提起。

哪怕他们其实就是这套内卷机制里最疲惫的一群人——可以想象，群嘲林小英的观众，他们除了内卷别无选择，他们最大的理想，就是在这套系统里争取胜利。

林小英曾经写过一本反思基础教育的非虚构作品——《县中的孩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不过，她试图拯救的“县中孩子”，以及背后的家长，也许就是她最大的反对者。

02

今天的教育内卷是矛盾的现象。

如果说过去大学录取率很低，考上大学即是“天之骄子”，那么内卷确实说得通，入场劵就几张，当然得努力。

可是这么多年的高等教育，其实一切都指向反内卷：本科、硕士、博士全都经历了大规模的扩招，本科录取率从5%到93%，堪称几何级数增长。就在前不久还有一个新闻，博士点拟大幅新增831个。

按这个逻辑，教育不应该再卷了。因为每个人上大学更容易了，没什么必要卷。

这时候又有人说了，这是学历的通货膨胀，学历变得不值钱了，更要卷。

这是不是不讲道理？招生少是卷，招生多也是卷，难道宇宙的尽头就是卷，卷是所有人的宿命？

这实在是太颠覆常识了。人们基本的思考逻辑就是，当资源变多，人们就不需要过度竞争。医院多了，球场多了，人们就不用去抢了，这才是正常的。

但教育似乎很独特。学校多了，录取率高了，可是内卷却越来越激烈了。这真是不可理喻。

我突然又想起了那句怼林小英的话，“不是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坐着聊天挣钱”。

怎么不可以呢？网红不就是吗？

但估计在做题家眼中这就不是一个理想的工作，在社会眼中也是如此。虽说网红挣得多，但网红承受了多少骂名，翻一翻评论区也能感受得出来。

网红，就像一个时代的照妖镜——这并不是说网红是妖，而是看待网红的态度，折射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民众心态和深层人性：仇富、偏见、固执、从众等等。

舆论对网红的挞伐可谓不遗余力，看看这些所谓翻车网红的评论，那些呼吁“严厉打击”“彻底取缔”“关闭电商直播”的声音是多么亢奋。

这里只是拿网红举个例，无意去为网红辩驳。但是“不能靠聊天赚钱”的想法，或许正是教育内卷的原因：

很多人在有意无意，封闭教育之后的就业出路。

比如一个可以“靠聊天挣钱”的工作，在群情激愤的不宽容下随时被扼杀。很多年轻人或是突然失去了这个工作，或是战战兢兢、敬而远之。

那么剩下了什么呢？

应试做题，跟他们此前的教育逻辑是同构的。看看今天年轻人崇拜的职业，考公考编考教师。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做题。

很多年轻人不仅鄙视网红，也鄙视文科，崇拜理工科——这其实还是崇拜做题，文科所谓的自由发散、不求唯一、重视“综合素质”的学科，是没用的，就是不如只求唯一解的理工科。

03

那么，教育怎么能不卷？

教育最后的目标，都是为了有限的那几种工作，只能是有编的、稳定的、要考试的、看学历的那些。

所有脱离了做题路径的职业，都不是好职业，万般皆下品、唯有做题高，那么当然得卷。

教育是扩招了，社会的宽容度并没有，少数出路才能被认可。体力活、做生意、陪聊代练、“靠聊天的网红”，都不在很多人的理想之列。

这当中有观念的问题，比如人们对新型职业的陌生和恐惧，舆论压抑了多元创造，社会不能理解“实物生产”之外的价值，等等。

但也并不全是观念，这些没有被纳入“好职业”，背后一定都是普通人根据嗅觉和感知，进行理性筛选的结果，一定存在着或是权益福利或是工作境遇的差距。

比如，当城市落户用学历乃至学校作为筛选标准，那么自然是告诉年轻人卷好学历才配被大城市“看上”，更有实际的好处。

又比如，国内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为3.7年，中小型企业的平均寿命仅2.5年，这些自然也是告诉年轻人，找个稳定有保障的工作，不要“想有的没的”。

再比如，只有某些职业才有完备的五险一金、医疗养老保险，那么当然也是告诉年轻人，你该朝这个方向努力。

没有人能说林小英说得不对，学生不能过度嵌入，而应该“脱嵌”，从一种固定的、标准的、统一的模式中挣脱出来，道理都懂。

但是，万一做题就是他们最认可的模式呢？一个年轻人喜欢看风看云，满脑子天马行空创意，他敢去尝试吗？

我总是忍不住脑补那些怼林小英的年轻人形象，他们会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大概也会刷短视频成瘾，然后看到网红翻车的时候忍不住啐一口：早该封杀你们了，对实体经济一点好处没有。

然后，躺倒在床上刷手机，刷到个某单位的招聘信息：要不我也报个名？

这是一种认知的困境：没有也没法有“其他想法”的年轻人，也不会想到应试做题之外还有什么。

真正能拯救他们的，其实也不是做题，而是让所有像“聊天”这种看似不稳定、不正经、没保障的工作，都能在体面、有尊严、权益均等的前提下，挣到钱。

能停止内卷的，不是学校多了，而是路多了。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中，我们常常听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庄严宣示，然而，当真实的事件摆在眼前时，我们不禁要问，这平等是否真的存在？

近日发生的两起新闻事件，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中的讽刺与现实，让人深思不已。

第一起事件发生在重庆，一个粮库被曝出将过期大米卖给乡村学校。

这一行为不仅违反了法律法规，更是对孩子们健康的严重威胁。

过期大米可能携带细菌和寄生虫，甚至黄曲霉毒素超标，这些都是对生命的极大威胁。

然而，当举报人将这一行为公之于众时，却遭遇了重重阻碍。

县级市监局的初次调查未能查实相关违法行为，未予立案，直到事件闹到市级部门，才勉强立案。

更令人震惊的是，即便证据确凿，处理结果却显得轻描淡写：

粮库主要负责人段某某只是被免去党支部书记、执行董事和总经理职务，调离并降级处理。

这样的处理结果，无疑是对违法行为的纵容，更是对公众期待的一次嘲讽。

值得注意的是，段某某并非初犯。

早在两年前，他就因违规套取资金111.39万元被纪委通报，并只受到了严重警告处分。

这一次，他再次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却依然只是被轻饶。

这不禁让人质疑，某些人是否真的拥有“免死金牌”，以至于可以一再违法而不受严惩？

这样的处理结果，不仅未能起到震慑作用，反而可能让更多人觉得违法成本低廉，从而滋生更多的违法行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起事件。

在江苏南京，10月10日顾先生网购了50克发菜，怀疑是野生发菜后报警。

结果一查，卖家田某确实在销售野生发菜，这是一种一级保护植物。

田某因此被判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

这一处理结果迅速引发了公众的关注。

与段某某的轻描淡写相比，田某所受到的惩罚显得更为严厉。

然而，田某所犯的罪行，与段某某的违法行为相比，似乎并不在同一个量级上。

这种双重标准，让人不禁要问：法律面前，真的平等吗？

更让人感到讽刺的是，类似田某这样的案件并非个例。

在甘肃靖远，有人在乡镇捕捉野生蝎子被抓获，收缴了2.1万余只野生蝎子；在另一地，一男子因捕捉野生蛙被抓，现场查获69只野生蛙。

这些案件的处理结果都相当严厉，甚至有人因此被戴上手铐，成为媒体上的“反面教材”。

然而，当我们回顾那些涉及权贵、贪腐的案件时，却发现处理结果往往显得更为宽容。

这种双重标准，不仅让人对法律的公正性产生怀疑，更让公众对社会的公平正义感到失望。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法律在保护动植物方面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比如，“三有动物”和“保护植物”等概念的提出和实施，对于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在执行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宣传不足导致很多人对保护对象不了解、不清楚；再比如一些常见的昆虫和植物被纳入保护范围后，很多人在不经意间就可能触犯法律。

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正视和解决。

回到这两起事件本身，我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在处理类似问题时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双重标准？

是因为权贵拥有更多的资源和影响力吗？

还是因为普通人缺乏足够的维权意识和能力？

无论原因如何，我们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个需要我们去追求和实现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需要加强法律的宣传和教育力度，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

我们需要加强对执法部门的监督和制约力度，确保他们在处理问题时能够公平公正、不偏不倚；

我们还需要加强对权贵阶层的监督和制约力度，防止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来逃避法律的制裁。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目标，让每一个人都能在法律的保护下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尊严。

在结束这篇文章之前，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我的观点：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应该只是一句空话或口号，而应该是一个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实现的目标。

只有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正感受到法律的公正和力量时，我们才能够说：这个社会是公平和正义的。

【“你看看现在外面的那些人，嘴上啊，都是主义，那心里啊，全是生意。”】

1

10月6日，昆明机场。

一名游客在出境海关安检处办理手续之时，被来自湖南省的警务人员告知，国庆期间出行需报备。

一番交涉后，该警务人员表示：“这个事处理起来也简单，我给领导打个电话，把你护照发过去，相当于你在我这里报备了，前提就是给我们领导买包烟，100元。”

随后，该游客为不影响出游，无奈支付了100元，当作给对方领导的“买烟钱”，然后被“通融”出境。

10月7日，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工作人员表示，此事系外省公安在机场工作组的行为。

10月9日，湖南湘西自治州公安局通报表示，经核查情况属实，目前，收取的100元“买烟钱”已退回，涉事民警陈某也已被停职。

公元2024年、非“临时工”、公职人员、机场、民警、满大街都是摄像头手机保留证据，这么多的前缀条件下，铤而走险的就为了100元的买烟钱。

剧情荒诞到让人一度觉得这是假新闻。

我一时间也分不清，究竟是现在的人都太穷了，连警察都要挣这100块钱了，还是过度贫穷下，使得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都集体降智了。

但凡是高中毕了业的，都知道挣这100块钱，是有多蠢。

2

10月11日，浙江温州。

市民项先生举报称，他母亲在配合河南省濮阳市公安局华龙区分局警察办案过程中，收到该局一名警察要求支付其和同行人员往返机票费用和2天住宿费用等合计2907元，他母亲随后向对方支付3000元。

项先生认为，该名付姓警察借办案为名收取当事人3000元差旅费有违纪违法之嫌。

12日，濮阳龙华分局发布情况通报：

情况属实，3000元差旅费退回，涉事民警被停职处理。

不是不我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太快。

这个世界，终于疯癫成了我以前不敢想象的样子。

万合天宜那批人，当初拍了个“癫狂段子视频”，国足0:7输球了。

嘿，你猜怎么着？

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国足还真就0:7输给日本了。

后来，岳云鹏上了一档喜剧节目，“输给叙利亚的话，我会有点面子挂不住。”

就这，岳云鹏后来还因为讽刺国足而迫于压力道歉了。

甚至，一群蓝V亲自下场阴阳怪气地指责岳云鹏，“国足不仅需要批判，更多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如何把球踢得更好，一味地指责，并不能让国足变好”。

再后来，铁子一进去，监狱风云一开播，“国足不需要批判”的官方论调，再没有一家媒体有脸说了。

现在，别说叙利亚了，咱能跟印度尼西亚踢平，就算烧高香了。

哪还有面子，里子都被人笑成渣了。

《太极张三丰》里，君宝天宝街头卖艺，胸口碎大石卖力表演了一天，辛苦挣点钱，最后一群官差来“收钱”了：

“谁让你们在这杂役表演的啊， 交税了吗？个人所得税五十文钱、擅用官地税五十文、娱乐事业税五十文钱，一共是一百五十文钱。”

电影可是假的剧本啊，这拍的，明明是大明朝的事啊。

历史最大的变化，就是没有变化。

3

挣钱嘛，生意，不寒碜。

就是捞钱的手段不光彩些，三教九流社会大染缸人性如此，咱也不想过度指责。

真正令人恶心的，是“千年的狐狸，还跟我两幅面孔。”

喊着要为大众服务，最后拿大众当捞银子的最佳法器；直播间里全部都是“为家人们争取最大优惠”，最后三只羊的美诚月饼、东北雨姐的红薯粉、辛巴的燕窝事件…

都跟岳不群一样，裤裆割了胡子不长，还非要说自己是“君子剑”。

扒了皮是个什么货色，这信息高度透明化的年代，谁还不知道谁啊。

泥垢水里长出来的水线虫，你装什么白莲花啊。

所以啊，要干丑事，你就闷声不吭地干，最烦的就是背地里丑事做尽，一上台开喇叭就是各种浮夸地夸，“我们正能量、我们是好人、我们是为你好、我们是真诚为你服务”。

国内消费者的统一窘境是一个标准出来的：

掏钱之前，都是大爷；交钱之后，都是孙子。

要搞大业了，“咱们一条船，勠力同心”；双十一要到了，大主播归位又开始下跪表态了，“直播电商，至暗时刻，我们想向所有用户们说一声对不起，想请大家再次相信昔日坑骗了你们的大主播们和这个行业的从业者们”。

言外之意，不要害怕我欺骗了你，请准备好银子，让我们再次欺骗你。

MD，这些鸟人，是真拿劳苦大众当大傻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