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年里，戴维·郑（音）在抽美国H-1B工作签证的时候总是运气不佳。他的情况和很多人一样：每年有数十万移民申请数量有限的H-1B签证，绝大多数人不成功。

戴维·郑是中国公民，他来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于2021年获得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他想留在美国，在他的领域工作，但时间不多了：他的教育签证只允许他毕业后在美国工作三年。

今年7月，在继续全职工作的同时，他开始读另一个研究生学位，以保持合法身份。

“有时候我会想，美国到底需不需要我们这样的人，”他告诉我。

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是中国年轻人寻求教育机会的首选。在新冠疫情之前，他们当中大约80%的人最终回到中国，因为他们的国家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现在，许多人想留下来，因为在他们的祖国，政府变得越来越专制，国家的经济摇摇欲坠，就业市场黯淡。

但是，美国移民程序难以预测，往往旷日持久，再加上中美关系恶化，许多人陷入了困境。我采访了六名中国移民，并与其他几个试图获得签证以在美国扎根的人互发了信息。他们用“地狱”和“噩梦”这样的词语描述了他们令人烦恼、有时甚至是创伤性的经历。

我采访的一些人要求只透露姓名的一部分，因为害怕遭到中国的报复，或者担心在本文中发声会在签证过程中给他们带来麻烦。不少人表示，事后看来，他们可能应该选择加拿大或其他永久居留权和公民身份的获取途径更清晰的国家。

移民一直是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热门话题，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非法穿越南部边境的人群上。很少有人讨论合法移民必须面对的这个支离破碎的系统。关于如何吸引世界各地最有才华的移民，也没有太多讨论。

美国是一个由移民建立起来的国家，它代表着自由、机会甚至财富，是一个人们可以成就理想的地方，但是对于那些渴望成为它的一部分人来说，它已经成为一个令人生畏且代价高昂的目的地。我知道美国面临着许多挑战。然而，在许多饱受战争、饥荒和专制政府折磨的地方，美国的政府制度和言论自由原则备受尊崇。

H-1B签证是法律、技术、医药以及学术等许多行业领域有意移民者的入境卡。

但就像买彩票一样，获得H-1B签证也是一场赌博。美国政府每年发放8.5万个H-1B工作签证。在2023财年，登记人数为48万；在2024财年，这一数字为78万。印度人通常占申请人数的四分之三左右，其次是中国人，约占八分之一。

一般来说，外国大学毕业生如果是人文专业，可以在美国合法工作一年，如果是科学技术专业，可以合法工作三年。

为了这渺茫的机会，一些中国H-1B申请人求神拜佛。还有人在一家中式点心连锁餐厅用餐，因为它的中文名字是“添好运”。有些人在Chick-fil-A（福来鸡）餐厅用餐时祈祷，因为华人社区传说，这样做会有帮助。

魏女士（音）就是这样一位祈祷者，她要求我只使用她的姓氏。魏女士去过纽约和加州的寺庙。“我去拜菩萨的那一天就说”她告诉我。“，我在几月几号要抽H-1B了！请保佑我！我真的很想留在美国，我不想回到中国去！”

2023年3月她第一次申请签证时，祈祷没有奏效，她被拒签了。四个月后，在她前往加州一座寺庙的第二天，她收到了第二次申请的批准通知。

魏女士说，她在2021年移民美国，因为中国让她感到窒息。她说她曾经为性别不平等和其他问题大声疾呼。她在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的大约10个账号被审查人员删除了。在家里，父母告诉她不要谈论社会和政治问题。

“即使生活上好像没有任何的困苦，但我会觉得生活没有任何的希望、没有盼头，”她说。“每天好像行尸走肉一样。”

现在，魏女士在硅谷一家金融公司的市场部工作。她的理想是为一个倡导人权和妇女权利的组织工作，但她的工作选择仅限于为她提供签证担保的雇主。

“我被美国的自由所吸引，但到了之后，我意识到自由只属于公民，”她说。“给外国人的自由非常有限。”

另一名移民安德里亚·顾（音）十年前从中国来到这里学习计算机科学。作为LGBTQ群体的一员，她相信美国是一个比中国友好得多的地方。她从来没有想到，为了在她的第二故乡合法地生活和工作，她会经历怎样的磨难。

她的第一次H-1B申请被拒绝了。第二次申请获批后，她回到中国，在美国领事馆激活了签证。那是在2020年初。大流行及其给旅行带来的诸多麻烦使她留在了中国。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签证面试的前一天晚上，她非常紧张，一直哭到凌晨3点。后来她拿到了签证，搬到了纽约。

但她艰难的旅程仍在继续。她申请了永久居留权，但被拒绝了，因为她的律师在表格上犯了一个小错误。然后，在2022年，她的公司开始裁员。她保住了工作，但被焦虑所困扰。被解雇的H-1B签证持有人必须在60天内找到另一个雇主来担保他们的签证，否则就必须离开美国。

“我来到美国是因为我希望有自由，希望活得更好，”她告诉我。“但是来到这个地方甚至都没有办法回国，也没办法换一个工作、出国旅游。”

对我采访过的人来说，被这个程序所困是一种常见的经历。

正在攻读第二个硕士学位的计算机科学专业学生戴维·郑自2018年以来就没有看望过他在中国的家人。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他听过太多人们再入境美国时遇到困难的恐怖故事。他的女友也是中国移民，由于未能获得工作签证，雇主在7月份将她调到了英国。两人之间现在隔着一座大西洋。作为中国护照持有者，他们如果想去探望对方，需要越过重重障碍。

戴维·郑想念她，她也想念他，还有她在美国的朋友们。

“毕竟生活了八年了，身份上不能把这称为家，”他说。“心里多少还是觉得这是家吧。”

7月下旬的一个周六傍晚，在硅谷一座豪宅郁郁葱葱的花园里，100多人参加了一场盛大派对。做东的是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的前首席执行官卫哲，他现在是一名风险投资人。大多数客人身穿白衣，派对给他们准备了巴拿马帽，在加州明媚的夕阳下，模特们在铺着白布的大圆桌之间走着猫步。

许多来宾都是中国科技行业的现任或前任投资者或企业家。与今夏在硅谷举行的许多类似聚会一样，他们的谈话围绕着三个主题：他们对中国缺乏信心；人工智能在美国带来了多少机会；以及他们如何才能参与到太平洋这边的赛道。

中国的科技专业人士正前往硅谷寻找他们认为在中国再也找不到的机会。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目光投向国外寻求增长，中国企业正在掀起“出海”浪潮，他们也是其中一部分。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低迷，投资者和企业家正在寻找下一个中国。近年来，政府打压民营企业，发出了不祥的信号，让他们觉得自己不受政府欢迎。中美之间紧张局势的加剧，使得有国际野心的中国企业在经营上遭遇了很多困难。东南亚、中东和非洲都有机会。但只有一个市场的规模和潜力可以与中国相比。那就是美国。

最急于采取行动的是风险投资家。过去，他们能够从美国大学捐赠基金、退休养老金和富有的个人管理的基金中筹集资金，然后将这些资金投资于中国的初创企业。他们推动了中国科技产业的崛起，支持了阿里巴巴、百度（互联网搜索）、小米（智能手机）和滴滴（叫车服务）。当这些公司上市时，风险资本投资者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他们也是目前处境最尴尬的群体。北京和华盛顿都不希望这些人投资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半导体等尖端技术。两国政府都令他们支持的公司难以在纽约上市出售股票，而这正是他们的主要变现途径。

“我们曾经享受两个世界的好处，”一位在两国工作了几十年的风险投资家说。“现在我们落得两头空。”

我采访的14位中国风险投资家和企业家都在硅谷工作，或者正打算搬到那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要求匿名，因为他们不想引起北京或华盛顿的注意。

当我们在帕洛阿尔托见面时，其中一人对我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她在中国的职业生涯结束了，她很沮丧。近三年来，她一笔生意也没做成。她计划把重点放在硅谷，但还需要在中国待一段时间，给一些项目收尾。

另一位在过去10年里很少来美国的投资者告诉我，她将在两国之间来回跑，同时寻找机会，支持美国的初创企业。

第三位投资者是今年搬到硅谷的，他最有决心安顿下来。他说，他正在出售自己在中国的投资，或者解散他在中国的公司。他说，他在那里不再感到安全，因为政府把企业家关进监狱，有时还对民营企业处以巨额罚款。

他说，大多数跟他情况差不多的人都不愿意完全离开中国，到语言和文化完全陌生的外国重新开始。他还说，这对他来说很困难。

人脉广泛的人力资源专家汤姆·张（音）曾在硅谷的几家大型科技公司工作，他表示，自去年以来，他会见了许多来自中国的投资者。

“他们完全失去了方向，像苍蝇一样飞来飞去，不知道下一步该投资什么，”他告诉我。

毫无疑问，这些人属于特权阶层。为了与他们见面，我参观了不少豪宅。一所房子坐落在洛斯加托斯的山顶上；我的优步司机在驶入长长的私人车道时吹了一声口哨表示惊叹。然后，在把自己那辆不起眼的SUV停在一辆红色法拉利、一辆特斯拉Cybertruck以及几辆奥迪和宝马前面时，他轻声笑了起来。还有卫哲的派对，一位参加派对的人对我说，那是盖茨比式的。

尽管如此，这群富人的挫败感反映了科技世界的一个重大转变：以美元计价的风险投资基金的融资管道破裂，以及推动中国科技增长的市场经济驱动模式的消亡。这一转变的背后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中国科技产业的愿景：由政府主导，实现民族自强。

这种做法对中国推动创新及其与美国技术竞争的影响可能在未来几年才会显现出来。

但就目前而言，从个人层面看，这是对中国人才的浪费。整整一代投资者花了20年时间培育初创企业，塑造科技发展，却无处施展才华。

这些变得无用武之地的中国投资者面临的问题是，美国并不是一个欢迎他们的国家。

自2018年以来，美国政府加强了对中国技术的审查。一年前，拜登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在可能有助于提升北京军事能力的关键行业进行新的投资。

这让硅谷的许多人对中国感到害怕。一位在硅谷创立了两家基金的中国风险投资家告诉我，如果一家初创企业接受过与中国有联系的投资者的资金，那么一些知名风险投资公司就不会再考虑这家企业。这使得创始人不愿接受来自中国投资者的资金，因为他们担心吓跑后来的投资者。我采访的其他人也证实了他的判断。

只有迫切需要融资的初创企业才会接受中国投资者的资金。少数几家与中国有联系的风投公司已经改头换面，并煞费苦心地解释说，所有合伙人都是美国公民，他们的资金主要来自中国以外。

一位资深投资者告诉我，一位创始人拒绝与他交谈，即使他解释说，他已经入籍美国几十年了。这位投资者说，人们的行为格外谨慎。

但这并不能阻止一些风险投资家将硅谷视为乐土。那位在硅谷创立了两个基金的投资者说，他们仍然抱有一些渺茫的希望。他还说，他们可能无法找到下一个阿里巴巴，但他们可能会找到一些机会，投资可能成功的小型初创企业。

总归是聊胜于无。

1996年，当何伟(Peter Hessler)来到四川一所规模不大的高校任教时，他的学生九成来自农村。何伟身高一米七五，比他们高出约莫半个头的样子。他们通常只有一身衣服：有的是一件蓝色西装，有的是仿冒的芝加哥公牛队球衣。有个学生几年后告诉他，当年自己每天只吃得起一顿饭。

2019年，何伟回到中国，在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任教。这一次，他的非虚构类写作班上的学生全部来自城市，班上甚至有些女生的个头都超过了他。有几个学生穿着一两千块的复刻版乔丹鞋。

借由他的观察可以看到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个国家的人口构成从七成农民变成了三分之二的城市居民。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人均经济产出增长了20倍。医学杂志《柳叶刀》2020年的一项研究报告称，从1985年到2019年，在200个国家中，中国男孩的身高增幅居首，女孩的身高增幅居第三位。

然而，定义社会的政治体制却未有丝毫改变，何伟在他的新书《另一些河流：中式教育》（Other Rivers: A Chinese Education，暂译）中写道。

“我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隔壁教书，这所大学仍然举行过去那种共产主义集会，”他写道。“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在社会、经济和教育上经历了那么大的变化，而政治却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了呢？”

这个问题也困扰着许多中国人、外交政策制定者、学者和记者，包括我自己。

在《另一些河流》一书中，何伟称他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学生为“改革一代”。他们相信竞争，他们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回报。他称自己在本世纪20年代的学生为“习近平一代”。习近平上台后，全面收紧了对中国社会的控制。这一代学生愿意努力学习，就像他们的学长一样，但对制度或自己的未来几乎不抱幻想。

“习近平一代”求平稳。这一代人对政府更为不满，但不愿反抗。何伟布置学生阅读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他们最认同的两个角色是对新农场持怀疑态度但不表露想法的驴，以及勤劳但愚忠的马。

在《另一些河流》一书中，何伟没有对他的疑问给出明确的答案。但他相信，在自己近三十年书写中国的写作生涯中，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他说，年轻人越来越不满，但他们还没有做好试着发动变革的准备。他们知道反抗体制所要付出的代价，也知道顺从可以获得的好处——即使回报变得越来越难获得。

除了在中国西南省份四川的两次任教经历外，何伟还在本世纪前十年担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他写了五本关于中国的书，其中三本翻译成了中文。由于《另一些河流》一书中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在中国出版的可能性很小，何伟说，他以前的书若是在现在也不可能在中国出版。

尽管如此，《另一些河流》仍然是中国最受期待的新书之一。

何伟在中国可算作名人，他以敏锐的观察和对普通人充满同理心的刻画而闻名，在他的笔端，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勤奋、坚韧、务实，而且基本不大关心政治。中国读者用“同情心”这个词来形容他的作品。一位著名的中国作家如此评论他的处女作《江城》：他的作品“超越了是或不是、喜欢或不喜欢的二元对立”。这本书出版于2001年，讲述了他作为和平队志愿者在一座中国小城教英语的经历。

但在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世界里，何伟和他的写作在中国和国外都遭到了许多批评。有人认为他太过政治，也有人认为他总是躲避政治，他也因此被贴上了“亲中”或者“反中”的标签。

一些在中国被称为“小粉红”的激进民族主义者称，他为《纽约客》2020年3月刊撰写的关于新冠疫情的文章存在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批评。五个月后，他发表了另一篇报道，讨论中国对疫情的有效控制，一些西方记者和中国问题专家又认为他在帮中国政府说话。

2021年，由于校方没有与他续签合同，何伟和家人搬回美国。他没有经历中国政府在2022年实施的残酷的“清零”政策：频繁的检测、封锁、隔离、食物短缺和医院拒诊。

上月底，他在“中参馆”网站发文，对批评做出了回应。他称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评价，尤其是那些已经离开中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2020年3月许多美国记者遭到驱逐后，他成为了少数仍然留在中国的记者。上个月，他在我的播客节目中接受采访时告诉我，他当时觉得自己还在球场上，“其他的球员都变成了体育评论员，在吹毛求疵。”

何伟在中国的一些批评者说，他在《江城》和其他早期作品中对普通人的细致描绘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脉搏，当时中国更加开放，人们正努力适应快速发展的变化。他们说，但是在习近平时代，他们希望他能更直接地谈论政治。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每个人都与政治紧密相连。

对于自己的角色，何伟并不这么看。他告诉我，作为一名接受虚构写作训练的作家，他对人物和地点比对事件更感兴趣。“政治是其中的一部分，”他说。“但我几乎从来不会从一个问题入手。”

让我好奇的是，如果他在中国一直呆到2022年冬天，《另一些河流》是否会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当时，抗议者在中国各城市走上街头，包括他曾居住过的成都，要求政府停止“清零”政策。一些愤怒的示威者要求习近平下台。

在《另一些河流》一书中，何伟写道，通过电子邮件和各种调查问卷，他与他的年轻学生保持着联系，他们对封锁感到愤怒，常说封锁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看法。

一个年轻人从欧洲写信给他：“最重要的是，这改变了我对‘反抗’和‘示威’的看法。我认为中国人应该更多地通过示威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尽管示威在中国被等同于‘造反’。”

何伟在《另一些河流》中写道，他之前教过的那些年轻学生更多关注的是个人问题，比如就业机会，而不是政治或气候变化。

“你常常听到很多人说：‘我们不需要民主。我们只需要稍微多一点空间，不那么大的压力。’但也许事情并非如此，”他告诉我说。“一旦你打破了这一点，而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或何时会发生，那么你就会制造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