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把中国的股市称为“赌场”，然而却对其趋之若鹜。他们投入资金，赌的是政府确实终于想让经济走出泥潭，而这个经济困境此前是政府一手创造出来的。他们怀着极为不安的心情投机，寻求短期收益。

中国政府在最近几周接二连三地出台了旨在刺激国内经济的政策，激发了中国的中产阶级加大对股市的投资，推动股市出现了2008年以来的最大反弹。

在最近的采访中，投资者表示，在国家似乎走错道路的时候做点什么，甚至是将积蓄投入一个充满风险的市场，让他们有一种掌控感。虽然他们担心政府的所作所为更多地是刺激市场，而不是对经济增长有所帮助，但在目前的通货紧缩阶段，他们仍不愿放弃一种熟悉的、充满泡沫的感觉。

“我们都是‘韭菜’，任由统治者收割，”家住北京的王先生说，他在股市投了100多万元。他用的“韭菜”一词是中国网民们描述老百姓就像这种菜，随时可从地里收割的说法。“但如果我主动参与到股市中去，至少我能控制自己的命运，”他说。

王先生是我上周采访的十名中国投资者之一，采访是通过视频通话、电子邮件或短信进行的。他们都是专业人士或企业主。他们有钱投资，但都不是超级富豪。

他们都要求我在文章中不要透露他们的全名，以免遭到报复。政府已审查了批评其近期措施的文章和评论，一些人说，这些措施刺激股市反弹的贡献大于推动经济复苏的贡献。

中国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恢复股票交易的，那是中国经济改革试验的一部分。为了开户，想投资的人得排好几个小时有时甚至好几天的队。

如今，中国股市的交易账户超过2亿个，几乎全部为个人投资者。但只有不到25%的账户是活跃状态。中国的证券交易所已被证明不是为中国老百姓创造财富的地方，由于波动太大，大多数老百姓避开了股市。

由于中国股市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大多数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大企业基本上无法或不愿意在本国上市。中国股市的表现与国内经济几乎没有关联。上海交易所的上证综合指数达到最高点是在2007年，远早于中国经济崛起见顶的时间。而且，上证综合指数不包括中国非常成功的初创企业，如2014年在纽约上市的阿里巴巴和2004年在香港首次公开募股的腾讯。

老百姓主要投资房地产，房地产约占中国家庭资产的70%。虽然人们的财富随着房价上涨不断膨胀，但拥有全国所有土地的政府收获了大部分经济利益。现在房地产市场已经崩溃，政府正在引诱大家进入股市。

我采访的投资者告诉我，他们知道投资股市的风险，但他们觉得他们别无选择，因为这个国家的政府控制着土地、银行，以及哪些公司能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市甚至比赌场还糟糕，因为赌场有规则，而我们的‘赌场’没有规则，”王先生说。“更有甚者，这个赌场的‘老板’能参与赌博，他们还能看到我们的牌。”

他说，他知道最近的反弹也许是个“圈套”，但他觉得自己别无选择。“这样做，我能找到一个离出口较近的地方，所以当需要逃离时，我能比其他人跑得更快，”王先生说。

另一名来自上海的投资者也姓王，他在今年9月30日把钱投进了股市。他的说法总结了我采访的人的普遍情绪：大家现在投资不是因为他们信任政府，或者以前被政府骗过。“这只是个他们愿意下的赌注，不管输赢，他们都能接受，”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

上海的一名姓安的软件工程师说，政府2021年打击了在线教育行业后，他失去了在一家在线教育初创公司的工作和股票期权。后来，他已经付款的一套房一直没有建成交付。他和其他购房者进行抗议后，他还被警方拘留过。

安先生说，股市今年9月开始上涨时，妻子对他说，“我们来赌一把吧。”他们预留了一些用于偿还信用卡债务的钱和应急资金，把其余的钱（也就是他们手中近90%的现金）都投进了股市，总共投了200多万。他们担心，如果政府推出大规模支出项目，通货膨胀率会在未来几年飙升。

他们的想法是，投资股市可能会亏钱，但什么都不做也可能亏钱，因为如果通货膨胀，他们的银行存款会贬值。但是，如果他们运气好呢？

我采访的另一名投资者是谢先生，他是山东省一家小型资产管理公司的创始人。他说，他认为股市上涨是一个难得的投资机会。

20世纪90年代，谢先生上小学的时候，他的父母都从国企下岗。他们用积蓄投资了中国新的股市，经历了许多涨跌。谢先生从上大学的时候开始炒股，并从2018年开始为他人管理资金。

今年9月初，他感觉到政府的政策正在改变，所以开始建仓，认为应该有钱可赚。但他对社交媒体上充斥的股票投机者感到不安，网上有人声称，目前略高于3000点的上证指数将达到1万点。

他认为这轮反弹将是短暂的。“金融市场无法解决中国面临的根本性的长期问题，”谢先生说，他指的是政府让老百姓越来越难以获得财富和自由表达。他说，蜂拥入市的年轻人应该对股市持更多的怀疑态度。

程先生是我采访的另一名投资者，他认为中国面临着更大的问题，远非市场反弹就能解决。

程先生曾在今年2月告诉我，他刚在股市上损失了360万元。

作为一名企业咨询公司的老板，他发现，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的商业环境正在变得对民营企业越来越不利。“我从没见过有人把一手好牌打得这么差，”他在当月联系我提到习近平时写道。

在最近的这次采访中，他说他投资股市就像打麻将一样。

“我以旁观者的心态来看待这件事。我已经买了门票，”他说，他指的是他今年早些时候损失的钱。“我不妨把这部悲剧电影从头看到尾。”

9月18日，一名日本男孩在中国上学的路上被刺伤。1931年9月18日是日本侵华开始的日子。

第二天早上，这名10岁的孩子被宣布死亡。警方在现场逮捕了一名44岁的男子，称其对袭击事件供认不讳。日本领导人要求得到答案。中国政府称这次袭击是一个“孤立事件”，要求日本冷静下来，停止将这起事件“政治化”。

一些中国人认为，这名男孩是反日情绪的受害者。中国政府在学校里教授有害的民族主义思想，并通过网络和国家媒体反映出来，从而煽动了反日情绪高涨。

男孩死亡当晚，50多名中国人在东京参加了烛光守夜活动，并发表声明：“中国长期以来盛行的极端民族主义及仇恨教育，遮蔽了一部分人对日本的认知，甚至放纵了蒙昧与罪恶。我们也将致力于改变这种令人不安的现况。”

然后，在他去世一周后，年轻的活动人士（主要在中国，也有一些在国外）发起了纪念活动。中国的民间习俗认为，死者的灵魂会在七天后回来探望家人，然后前往天国。

“作为中国公民，我们不希望在仇恨的土地上成长，”活动人士在一份有200多人共同签署的声明中说。

我采访了许多中国人，他们说排外思想的灌输越来越多，对此他们感到愤怒。这些人有的身在日本或美国，有的在中国，而在中国，这种时候即使是公开的悲痛也会被视为异议。他们说，在中国，仇恨日本人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

他们问自己：保持沉默是否会助长仇恨？他们能做些什么来防止未来的悲剧？他们决定必须大声疾呼；不作为就是一种怯懦。

于是，他们到男孩在中国南方城市深圳的学校门口献花。他们举行小型追悼会，有的在网上，有的是在线下。他们用真名共同签署声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和帖子，尽管他们知道，审查员和民族主义暴徒会猛烈抨击他们。

“有朋友说，别写，别发声——因为会被骂，”两名北京的法学教授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那孩子都死了——再不发声，我们都是共谋。”

“噤声、沉默和回避都是对暴力的放纵，都是对逝者的漠视，”他们写道。

很难说有多少中国人有这种感觉。但多年来，通过采访和研究网上的言论，我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的民族主义。自十多年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中国置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束缚之下以来，如今，人们对仇恨教育的愤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

超过200人实名在这两份声明中签名，这是一种挑衅行为，因为中国当局本能地反对这种有组织的行动。

一名签署了声明的24岁女子告诉我，她被两名国家安全官员传唤，并被审问了两个小时。她说，他们告诉她，该声明是“反华势力蓄意组织的行为，意图挑起事端，破坏中国社会的稳定”。

她说，警官们不想谈论那个男孩。他们只关心谁组织了这份声明，以及为什么会有人签署。“他们对逝去的生命毫无尊重，”她说。

警察的态度并不令人惊讶。反日内容充斥着中国的各种媒体。一位前日本大使告诉一家日本报纸，他曾要求中国当局删除网上的错误信息，但没有任何效果。令他感到担心的视频将中国的日本人学校描述为未来间谍的训练基地，或者展示了普通中国人殴打日本人的虚构戏剧。

中国主要短视频平台快手对90多个传播有害信息、煽动中日对立的账号进行了处罚。另一家短视频网站的前雇员表示，反日内容很受欢迎，因为它吸引流量，而且通常不会受到政府的审查。

中国人被反复告知，他们应该憎恨日本人、美国人、香港民主抗议者、支持独立的台湾人以及任何批评中国政府的人。这是唯一正确的做法。

一名农民工在去年的一次采访中告诉我，当他解释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紧张关系时，他11岁的儿子感到被冒犯了。他的儿子指责他不是一个好中国人。他在学校被教导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他来说，这是唯一正确的答案。

一位在欧洲生活多年的中国女性写信给我说，她不敢和父亲谈论那个日本男孩的死亡。“我很害怕听到父亲说，‘活该。’如果他这么说，我可能会崩溃，”她写道。“但如果民族主义情绪继续被煽动，这好像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今年6月，一名中年中国男子在东部城市苏州的一个校车站持刀袭击了一名日本母亲和她的儿子。他们受了伤，而巴士乘务员，一名中国女性，在试图阻止该男子时身亡。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为这次攻击欢呼——“他们活该”“干得好！”——同时称那名中国女子为“叛徒！”

东京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社会学家阿古智子说，中国的问题在于政府对言论的严格控制。

“一个政府应该允许多种意见，包括那些批评仇恨言论的意见，”她说。阿古智子同样批评日本网上对中国人一概而论的言论。

日本一家主要报纸报道了东京的烛光守夜活动后，一些日本人在雅虎日本上留下了严厉的评论。“如果你真的想哀悼，那就谴责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一位评论者写道。“如果做不到，那就只是一种姿态。”

这就是有独立思想的中国人所面临的困境。在国内，强大的威权国家让他们反击极端民族主义的努力显得微不足道。“螳臂当车”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说法。在中国之外，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倾向于用怀疑的眼光看待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

在日本男孩死后的第二天，一封似乎来自他父亲的信在中国互联网上流传。他说，他和他的中国妻子觉得他们和他们的儿子属于中日两个国家。

“我们不会憎恨中国，同样，我们也不会惜恨日本，”这位父亲写道。“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这封信，几乎是作为一种抗议。后来信就完全消失了，这是只有最高政府审查者才能下令做的事。

过去三年里，戴维·郑（音）在抽美国H-1B工作签证的时候总是运气不佳。他的情况和很多人一样：每年有数十万移民申请数量有限的H-1B签证，绝大多数人不成功。

戴维·郑是中国公民，他来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于2021年获得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他想留在美国，在他的领域工作，但时间不多了：他的教育签证只允许他毕业后在美国工作三年。

今年7月，在继续全职工作的同时，他开始读另一个研究生学位，以保持合法身份。

“有时候我会想，美国到底需不需要我们这样的人，”他告诉我。

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是中国年轻人寻求教育机会的首选。在新冠疫情之前，他们当中大约80%的人最终回到中国，因为他们的国家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现在，许多人想留下来，因为在他们的祖国，政府变得越来越专制，国家的经济摇摇欲坠，就业市场黯淡。

但是，美国移民程序难以预测，往往旷日持久，再加上中美关系恶化，许多人陷入了困境。我采访了六名中国移民，并与其他几个试图获得签证以在美国扎根的人互发了信息。他们用“地狱”和“噩梦”这样的词语描述了他们令人烦恼、有时甚至是创伤性的经历。

我采访的一些人要求只透露姓名的一部分，因为害怕遭到中国的报复，或者担心在本文中发声会在签证过程中给他们带来麻烦。不少人表示，事后看来，他们可能应该选择加拿大或其他永久居留权和公民身份的获取途径更清晰的国家。

移民一直是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热门话题，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非法穿越南部边境的人群上。很少有人讨论合法移民必须面对的这个支离破碎的系统。关于如何吸引世界各地最有才华的移民，也没有太多讨论。

美国是一个由移民建立起来的国家，它代表着自由、机会甚至财富，是一个人们可以成就理想的地方，但是对于那些渴望成为它的一部分人来说，它已经成为一个令人生畏且代价高昂的目的地。我知道美国面临着许多挑战。然而，在许多饱受战争、饥荒和专制政府折磨的地方，美国的政府制度和言论自由原则备受尊崇。

H-1B签证是法律、技术、医药以及学术等许多行业领域有意移民者的入境卡。

但就像买彩票一样，获得H-1B签证也是一场赌博。美国政府每年发放8.5万个H-1B工作签证。在2023财年，登记人数为48万；在2024财年，这一数字为78万。印度人通常占申请人数的四分之三左右，其次是中国人，约占八分之一。

一般来说，外国大学毕业生如果是人文专业，可以在美国合法工作一年，如果是科学技术专业，可以合法工作三年。

为了这渺茫的机会，一些中国H-1B申请人求神拜佛。还有人在一家中式点心连锁餐厅用餐，因为它的中文名字是“添好运”。有些人在Chick-fil-A（福来鸡）餐厅用餐时祈祷，因为华人社区传说，这样做会有帮助。

魏女士（音）就是这样一位祈祷者，她要求我只使用她的姓氏。魏女士去过纽约和加州的寺庙。“我去拜菩萨的那一天就说”她告诉我。“，我在几月几号要抽H-1B了！请保佑我！我真的很想留在美国，我不想回到中国去！”

2023年3月她第一次申请签证时，祈祷没有奏效，她被拒签了。四个月后，在她前往加州一座寺庙的第二天，她收到了第二次申请的批准通知。

魏女士说，她在2021年移民美国，因为中国让她感到窒息。她说她曾经为性别不平等和其他问题大声疾呼。她在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的大约10个账号被审查人员删除了。在家里，父母告诉她不要谈论社会和政治问题。

“即使生活上好像没有任何的困苦，但我会觉得生活没有任何的希望、没有盼头，”她说。“每天好像行尸走肉一样。”

现在，魏女士在硅谷一家金融公司的市场部工作。她的理想是为一个倡导人权和妇女权利的组织工作，但她的工作选择仅限于为她提供签证担保的雇主。

“我被美国的自由所吸引，但到了之后，我意识到自由只属于公民，”她说。“给外国人的自由非常有限。”

另一名移民安德里亚·顾（音）十年前从中国来到这里学习计算机科学。作为LGBTQ群体的一员，她相信美国是一个比中国友好得多的地方。她从来没有想到，为了在她的第二故乡合法地生活和工作，她会经历怎样的磨难。

她的第一次H-1B申请被拒绝了。第二次申请获批后，她回到中国，在美国领事馆激活了签证。那是在2020年初。大流行及其给旅行带来的诸多麻烦使她留在了中国。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签证面试的前一天晚上，她非常紧张，一直哭到凌晨3点。后来她拿到了签证，搬到了纽约。

但她艰难的旅程仍在继续。她申请了永久居留权，但被拒绝了，因为她的律师在表格上犯了一个小错误。然后，在2022年，她的公司开始裁员。她保住了工作，但被焦虑所困扰。被解雇的H-1B签证持有人必须在60天内找到另一个雇主来担保他们的签证，否则就必须离开美国。

“我来到美国是因为我希望有自由，希望活得更好，”她告诉我。“但是来到这个地方甚至都没有办法回国，也没办法换一个工作、出国旅游。”

对我采访过的人来说，被这个程序所困是一种常见的经历。

正在攻读第二个硕士学位的计算机科学专业学生戴维·郑自2018年以来就没有看望过他在中国的家人。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他听过太多人们再入境美国时遇到困难的恐怖故事。他的女友也是中国移民，由于未能获得工作签证，雇主在7月份将她调到了英国。两人之间现在隔着一座大西洋。作为中国护照持有者，他们如果想去探望对方，需要越过重重障碍。

戴维·郑想念她，她也想念他，还有她在美国的朋友们。

“毕竟生活了八年了，身份上不能把这称为家，”他说。“心里多少还是觉得这是家吧。”

7月下旬的一个周六傍晚，在硅谷一座豪宅郁郁葱葱的花园里，100多人参加了一场盛大派对。做东的是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的前首席执行官卫哲，他现在是一名风险投资人。大多数客人身穿白衣，派对给他们准备了巴拿马帽，在加州明媚的夕阳下，模特们在铺着白布的大圆桌之间走着猫步。

许多来宾都是中国科技行业的现任或前任投资者或企业家。与今夏在硅谷举行的许多类似聚会一样，他们的谈话围绕着三个主题：他们对中国缺乏信心；人工智能在美国带来了多少机会；以及他们如何才能参与到太平洋这边的赛道。

中国的科技专业人士正前往硅谷寻找他们认为在中国再也找不到的机会。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目光投向国外寻求增长，中国企业正在掀起“出海”浪潮，他们也是其中一部分。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低迷，投资者和企业家正在寻找下一个中国。近年来，政府打压民营企业，发出了不祥的信号，让他们觉得自己不受政府欢迎。中美之间紧张局势的加剧，使得有国际野心的中国企业在经营上遭遇了很多困难。东南亚、中东和非洲都有机会。但只有一个市场的规模和潜力可以与中国相比。那就是美国。

最急于采取行动的是风险投资家。过去，他们能够从美国大学捐赠基金、退休养老金和富有的个人管理的基金中筹集资金，然后将这些资金投资于中国的初创企业。他们推动了中国科技产业的崛起，支持了阿里巴巴、百度（互联网搜索）、小米（智能手机）和滴滴（叫车服务）。当这些公司上市时，风险资本投资者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他们也是目前处境最尴尬的群体。北京和华盛顿都不希望这些人投资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半导体等尖端技术。两国政府都令他们支持的公司难以在纽约上市出售股票，而这正是他们的主要变现途径。

“我们曾经享受两个世界的好处，”一位在两国工作了几十年的风险投资家说。“现在我们落得两头空。”

我采访的14位中国风险投资家和企业家都在硅谷工作，或者正打算搬到那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要求匿名，因为他们不想引起北京或华盛顿的注意。

当我们在帕洛阿尔托见面时，其中一人对我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她在中国的职业生涯结束了，她很沮丧。近三年来，她一笔生意也没做成。她计划把重点放在硅谷，但还需要在中国待一段时间，给一些项目收尾。

另一位在过去10年里很少来美国的投资者告诉我，她将在两国之间来回跑，同时寻找机会，支持美国的初创企业。

第三位投资者是今年搬到硅谷的，他最有决心安顿下来。他说，他正在出售自己在中国的投资，或者解散他在中国的公司。他说，他在那里不再感到安全，因为政府把企业家关进监狱，有时还对民营企业处以巨额罚款。

他说，大多数跟他情况差不多的人都不愿意完全离开中国，到语言和文化完全陌生的外国重新开始。他还说，这对他来说很困难。

人脉广泛的人力资源专家汤姆·张（音）曾在硅谷的几家大型科技公司工作，他表示，自去年以来，他会见了许多来自中国的投资者。

“他们完全失去了方向，像苍蝇一样飞来飞去，不知道下一步该投资什么，”他告诉我。

毫无疑问，这些人属于特权阶层。为了与他们见面，我参观了不少豪宅。一所房子坐落在洛斯加托斯的山顶上；我的优步司机在驶入长长的私人车道时吹了一声口哨表示惊叹。然后，在把自己那辆不起眼的SUV停在一辆红色法拉利、一辆特斯拉Cybertruck以及几辆奥迪和宝马前面时，他轻声笑了起来。还有卫哲的派对，一位参加派对的人对我说，那是盖茨比式的。

尽管如此，这群富人的挫败感反映了科技世界的一个重大转变：以美元计价的风险投资基金的融资管道破裂，以及推动中国科技增长的市场经济驱动模式的消亡。这一转变的背后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中国科技产业的愿景：由政府主导，实现民族自强。

这种做法对中国推动创新及其与美国技术竞争的影响可能在未来几年才会显现出来。

但就目前而言，从个人层面看，这是对中国人才的浪费。整整一代投资者花了20年时间培育初创企业，塑造科技发展，却无处施展才华。

这些变得无用武之地的中国投资者面临的问题是，美国并不是一个欢迎他们的国家。

自2018年以来，美国政府加强了对中国技术的审查。一年前，拜登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在可能有助于提升北京军事能力的关键行业进行新的投资。

这让硅谷的许多人对中国感到害怕。一位在硅谷创立了两家基金的中国风险投资家告诉我，如果一家初创企业接受过与中国有联系的投资者的资金，那么一些知名风险投资公司就不会再考虑这家企业。这使得创始人不愿接受来自中国投资者的资金，因为他们担心吓跑后来的投资者。我采访的其他人也证实了他的判断。

只有迫切需要融资的初创企业才会接受中国投资者的资金。少数几家与中国有联系的风投公司已经改头换面，并煞费苦心地解释说，所有合伙人都是美国公民，他们的资金主要来自中国以外。

一位资深投资者告诉我，一位创始人拒绝与他交谈，即使他解释说，他已经入籍美国几十年了。这位投资者说，人们的行为格外谨慎。

但这并不能阻止一些风险投资家将硅谷视为乐土。那位在硅谷创立了两个基金的投资者说，他们仍然抱有一些渺茫的希望。他还说，他们可能无法找到下一个阿里巴巴，但他们可能会找到一些机会，投资可能成功的小型初创企业。

总归是聊胜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