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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笠被京东“退货”,中国男性脆弱的自我不容取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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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笠被京东“退货”,中国男性脆弱的自我不容取笑?

王月眉
中国最知名的女性脱口秀表演者杨笠在一档综艺节目的截图。在接到男性投诉后,一家公司取消了她的广告代言。
中国最知名的女性脱口秀表演者杨笠在一档综艺节目的截图。在接到男性投诉后,一家公司取消了她的广告代言。 iQIYI Variety via YouTube
在中国喜剧演员最好避免的话题清单上,有一些东西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政治。比如军人。
现在还要加上:男性脆弱的自我。
至少,这是本月一家大型电商平台突然终止与中国最著名的女性脱口秀表演者的合作所传递出的信息。该公司屈服于社交媒体上男性的压力,他们称脱口秀演员杨笠是讨厌男人的女巫。
在中国,为女性权益发声变得越来越敏感,而脱口秀舞台是最新的战场。越来越多像杨笠这样的女性正在大声疾呼,揭露——并且嘲笑——她们所面临的不公正待遇。今年秋天,在两部非常受欢迎的脱口秀节目中,女性表演者脱颖而出,这要归功于其中一些精彩的段子,比如很难找到好的伴侣,或者男人害怕谈论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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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反弹已经出现,因为男性不愿成为笑柄。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攻击这些演员;杨笠描述过自己受到过暴力威胁。这些女性新获得的关注度也很容易被抹去。电商公司京东放弃杨笠之后不久还删除了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关于另外两名女性脱口秀表演者的帖子。
围绕女性笑话的争论反映了中国女权主义更广泛的悖论。一方面,女权主义言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普遍,曾经小众的关于性别不平等的讨论现在可以公开播出。但是,在政府的鼓励下,试图压制这种言论的力量也在增长,政府本身也在打压女权主义活动,并推动女性扮演传统角色
在民族主义评论网站观察者网上,一篇社论宣称:“‘杨笠’这样的舆论撕裂符号越少越好。”
甚至在京东的争议爆发之前,32岁的杨笠就已经谈到了取笑男性的危险。她在最近的一个节目里说,一些年轻的女性脱口秀表演者会问她,有些笑话到底该讲不该讲。
“我没有办法放松地判断这件事情,”杨笠说。“我让她们讲吧,我担心她们日后的处境,我不让她们讲吧,我担心她们演出的效果。”
杨笠通过一名代表拒绝了采访请求,她是第一批展示女性在脱口秀中的可能性的中国喜剧演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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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笠来自河北,家里从事养猪业,她在2020年一举成名时是一名平面设计师和有抱负的脱口秀表演者,她经常讲述自己在约会时遭遇的困境。“男人为什么明明看起来那么普通,却可以那么自信?”这句俏皮话在网上疯传。
对许多女性来说,她成了偶像。但是很多男人恶毒地谴责她,指责她煽动“性别对立”——官方媒体经常用这个词来谴责女权主义——甚至向政府举报她。当英特尔和奔驰在2021年的广告宣传中使用她的形象时,网上的愤怒促使英特尔放弃了她,奔驰也限制了广告的曝光率。
杨笠对此毫无歉意。渐渐地,更多的女性加入了她的行列。在今年的一个节目中,一名女选手感谢担任该节目总编剧的杨笠在一个男性主导的领域扮演了“姐姐”的角色。
这些女性一直在开辟自己的道路,她们的笑话有时比杨笠的更为深入,或者触及女性日常屈辱的新方面。几位表演者谈到了男性评论她们的体重,或者她们的父母对儿子的偏爱。一位名叫菜菜的选手讲述了自己购买卫生巾的故事,跑腿小哥甚至拒绝说出这个词。
“有什么暴露的?你会因为买卫生巾坐牢?”她说。
30岁的珍妮·张(音)是上海的一名IT工作者和脱口秀粉丝,她说,观看女性脱口秀表演帮助她认识到自己生活中的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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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你听完以后,其实是能够感受到自己对自己的情绪感知会更敏感,”她说。“可能以前只是觉得有一点点不舒适,你可能就会意识到这个背后可能是有问题。”
然而,尽管表演者们讨论了曾经是禁忌的话题,但她们并没有明确地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而且,她们对家庭暴力或性骚扰等可能更敏感的问题基本上没有触及。
纽约女权主义活动人士梁晓雯说,即使这些笑话并不出格,重要的是它们在主流平台上出现了。梁晓雯在纽约参加了一场很受欢迎的中文女权主义脱口秀
“在互联网上其实年轻女性已经讨论得非常多,”她谈到月经羞耻等话题时说。但是“男性伴侣、长辈老板,让那些人去了解到(你)自己的经历,其实是很宝贵的体验”。
研究中国脱口秀的里士满大学政治学教授陈丹(音)说,对个人故事的强调也有助于在流行文化中保持提及性别不平等问题,即使更公开的激进主义已被压制。她说,政府审查人员不太可能将这类故事视为政治声明。
“但如果别人和你产生共鸣,那么这个信息就发出了,”陈丹说。她还表示,脱口秀的幽默可以让女性回避对她们在说教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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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便是这种相对谨慎的做法也不足以避免争议,本月,对杨笠出现在京东买药广告的反响就说明了这一点。
愤怒的评论者称她为“极端女权主义者”,引用了她在2020年关于“普信男”的笑话。他们声称要抵制该平台,并向客服投诉,称该公司不尊重男性。
一些人指出,京东的首席执行官是一名女性,证明有害的女权主义者已经渗透该公司。(该公司董事长刘强东在美国一家法院被控强奸;案件于2022年庭外和解。)
在杨笠的广告发布四天后,京东删除了它。“相关脱口秀演员参加京东11.11营销活动受到网友关注,若因此给您带来了不好的体验,我们深表歉意!后续我们没有和相关演员的合作计划!”它在一份声明中说。
京东还删除了关于另外两名开男性玩笑的女性脱口秀表演者的帖子。该公司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在杨笠的辩护者看来,这场争议其实与她无关,而是关乎男性对女性地位上升的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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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用户现在购买力和自我意识也越来越强,讨好更有购买力的群体这本来就是一种再朴素不过的商业行为,”深圳一家互联网公司40岁的经理希恩·秦(音)表示。但她说,“男生就看不惯了呢。”
秦女士说,她在网上发帖支持杨笠后,一个以前的男同学说她愚蠢。
尽管如此,许多女性表示,她们希望女性表演者和观众都能继续在脱口秀中找到表达渠道。(无论表演者的性别如何,脱口秀都可能充满争议。去年,一名男性脱口秀表演者讲了一个笑话,一些网上的民族主义者认为那是对中国军人的侮辱,之后中国多地的脱口秀演出被取消。)
在广告引发争议之前,杨笠就曾表示,她计划更多地关注小规模的演出,而不是在电视上露面。但她鼓励其他女性不要理会别人让他们谈论性别以外话题的劝告。
“我就替我后面有可能会跟我面临同样的处境的朋友们说一句:我们以后就讲这个了,”她说。“如果你真的觉得冒犯的话,你就去看点别的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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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民、泥瓦匠到摇滚明星:瓦依那乐队的“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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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民、泥瓦匠到摇滚明星:瓦依那乐队的“大梦”

王月眉
瓦依那乐队在全国巡演的第一站桂林表演,摄于今年9月。
瓦依那乐队在全国巡演的第一站桂林表演,摄于今年9月。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乐队开启首次全国巡演行程、录制下一张专辑、在一家主要的电视台表演之前,岜农有一件事情要先完成:完成夏收。
今年9月下旬的第一次巡演开始的两天前,中国乐队瓦依那的主唱岜农站在连绵起伏的丘陵环绕下的田头,看着收割后剩下的黄色稻秆,过去几个月里,他一直在田间辛勤劳作。
“让土也休息一下,我也玩一下,”他说。
对一支越来越受欢迎的乐队来说,围绕收割时间来安排表演日程也许是非常规的管理方式,但瓦依那是一支非常规的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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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依那的成员是来自中国广西省的两个农民,以及一个当过泥瓦匠的人。对他们来说,土地和他们的音乐密不可分。他们的歌词描绘的不是常见的爱情和渴望,而是杀虫剂和家禽饲养。
瓦依那在广西壮族语言中的意思是“稻花飘香的田野”。不同于中国过度商业化的流行艺人,这支乐队为粉丝们带来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东西,他们的音乐传达了一种更简单、更缓慢的生活方式,是中国现代生活激烈竞争的另一种选择。
岜农希望他的音乐能帮助人们思考那些超出主流期望的选择。“我觉得社会越宽容越发达,它的生活方式就应该是多样的,”这名现年44岁的音乐人说道。
在乐队开始全国巡演的几天前,岜农在自家地里收割豆子。他在巡演的同时顺便销售家里种植的大米。
在乐队开始全国巡演的几天前,岜农在自家地里收割豆子。他在巡演的同时顺便销售家里种植的大米。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岜农本名叫韦家园,在音乐生涯的早期开始使用这个艺名,意思是来自喀斯特山区的农民,喀斯特山区指的是他的家乡。自从去年他们在真人秀音乐比赛《乐队的夏天》上引起全国关注以来,他和他的乐队成员们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即使代价是牺牲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这是他们的指导原则。
当在节目上被问及如果他们能晋级到去年9月的决赛的话,会发生什么时——那会与收割的时间有矛盾——岜农回答说:“争取不要到9月。”
在上《乐队的夏天》节目之前,作为一种爱好,岜农已经与一群不固定的朋友以瓦依那的名字创作音乐近20年了。他们的乐队曾为30或40人表演,而且几乎没有扩大听众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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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那个真人秀节目找到他时,他欣然同意了。该节目经常关注不那么主流的艺人
“那时候是疫情最高端,各种隔离,还包括什么俄乌战争也都是,”他在广西接受采访时回忆道,同时他一边将最后的收成装进扬谷机。“呈现的都是一种分裂和紧张。”
岜农正在准备自家农场的有机大米。
岜农正在准备自家农场的有机大米。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他看到了一个分享和平共处信息的机会,灵感来自避免使用化肥的自然耕作技术。
“所以上去的时候,我还跟大家都在说什么有机种稻什么的,”他笑着说。“太过于想分享那个东西。”
后来播出的节目“也不会放太多”,他说。
但乐队成员(除了岜农,还有艺名“十八”的农民,以及当过泥瓦工的路民)也明确表示,他们不是在拒绝现代生活,而是在适应现代生活。他们在台上讲收获季节忙里偷闲喝红酒的故事。虽然他们的歌通常被描述为民间音乐,但经常带有摇滚或布鲁斯的风格,他们的乐器既包括电吉他,也包括新摘来的树叶用作哨子。
岜农在瓦依那乐队全国巡演的首场演出中用树叶演奏音乐。
岜农在瓦依那乐队全国巡演的首场演出中用树叶演奏音乐。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岜农出生于广西西北部的农村。在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他和许多同代人一样,梦想着搬到城市去。
他最终在广州找到了一份平面设计师的工作,广州距离香港不远。在业余时间,他自学了吉他。
起初,他弹的都是情歌。但后来,朋友给他听了非洲民歌盗版CD,还给他介绍了将传统音乐与当代影响融合在一起的台湾原住民音乐家。他很好奇:为什么中国音乐似乎只分为两种不同的流派——要么是流行音乐,要么是他成长过程中听过的民歌,而后者被认为品味不高。
岜农手持一把他回到广西农村老家后学习的传统乐器。他在广州居住期间自学了吉他。
岜农手持一把他回到广西农村老家后学习的传统乐器。他在广州居住期间自学了吉他。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他的歌曲《妈妈的靛蓝Blues》借鉴了美国蓝调和壮族山歌,后者也经常被用作哀歌。另一首歌《阿妹想做城里人》是民谣,“但表达了现代人的情绪”,他说。
与此同时,他对自己设计保险广告的工作越来越不满。他读了《半农半X研究所》,这是一个日本环保主义者写的书,讲述了如何通过可持续农业和兴趣项目来生存。2012年,他搬回了老家。
起初,这种改变是孤独的。大多数年轻人都在城里打工,所以岜农只能和村里的孩子一起玩耍。其他村民没法教他种地,因为他们都用农药。
岜农在家乡。搬回农村后,他一开始会感到孤独,因为该地区的大多数年轻人都去城里打工了。
岜农在家乡。搬回农村后,他一开始会感到孤独,因为该地区的大多数年轻人都去城里打工了。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但他在网上与其他有机农业爱好者建立了联系。
他还找到了新的爱好。意识到家乡的传统正受到威胁,他参观了当地博物馆,研究传统乐器。他收集壮语童谣,这种语言随着学校推行标准化普通话而逐渐消失,他还出版了一本歌词和诗歌集。
“有些人跟我说,我回家是有点隐居避世,”他说。“我说没有,我回来发挥的作用更大。”
岜农不能指望其他村民教他耕作,因为他们都使用农药。
岜农不能指望其他村民教他耕作,因为他们都使用农药。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附近城市举行的一次图书推广活动上,岜农遇到了十八。从一所顶尖大学毕业后,十八选择了流动的生活方式,养猪、做酒保和街头卖艺。十八将他介绍给了路民。路民13岁就辍学了,在工厂打工时学会了弹吉他。
他们一起重组了瓦依那乐队,由于岜农追求其他项目,该乐队一度处于停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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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创作的歌曲《大梦》巩固了瓦依那乐队在《乐队的夏天》中的受欢迎程度。歌词涵盖了农民工从童年到老年的一生,讲述了他为谋生而疲惫不堪的故事。
录节目的时候,许多观众都为之动容。这首歌迅速走红,有人称它是失意一代的赞歌。
伴随着名声,批评也随之而来。一些观众指责该乐队过分浪漫化乡村,或夸大农耕生活方式不过是为了营销。
桂林演唱会上的瓦依那乐队的乐迷。乐队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大梦》的歌词涵盖了农民工的生活,讲述了他为谋生而疲惫不堪的故事。
桂林演唱会上的瓦依那乐队的乐迷。乐队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大梦》的歌词涵盖了农民工的生活,讲述了他为谋生而疲惫不堪的故事。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岜农对此不以为意。他说,一切都被浪漫化了,他指出,许多年轻人因为电视剧而涌入城市,结果却大失所望。
此外,他并不是呼吁每个人都成为农民。岜农知道他的生活方式并不适合每个人。他只是在推广一种心态。
巡演的第一晚,在桂林一个全场爆满的演出场地,瓦依那乐队在手工笛子引领的慢歌和《田歌》之间切换,《田​​歌》是一首节奏感很强的歌曲,路民用鼓槌敲打锄头的尖头,岜农则抱着电吉他弹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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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用壮语演唱时,身后会显示白话文的翻译。其中一首名为《灭咒》的歌曲名称源自杀虫剂,以修道院般的吟诵方式朗诵。
表演进行到一半时,岜农点击幻灯片,向大约450名观众讲授自然耕作技术。他和十八带了几袋他们种植的大米供人购买。
在描述他们喜欢瓦依那乐队的原因时,几位观众用了“纯粹”这个词。
乐迷们在贩卖周边的桌子周围看着售卖的有机大米。
乐迷们在贩卖周边的桌子周围看着售卖的有机大米。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现在都是流量时代嘛,”31岁的视觉艺术家玉竹君说。“大家都簇拥着头往前面,但他们比较保持自我,在适当的时候在人群面前表演,表演完又回到自己的生活。”
24岁的大学生李经伟(音)说,他在中国北方的农村长大,也曾渴望逃离。他计划暂时留在城市,但他欣赏瓦依那乐队,因为他们突出了他抛在身后的那些东西的美丽。
“能够从别人那里得到一种情绪,然后让自己能够再安定下来,好好工作的生活就可以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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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岜农对瓦依那乐队新积聚的人气并没有让更多人重新审视自己的日常生活感到有些失望,但他早就知道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乐队已经取得了超出他想象的成就。广西的主要电视台最近播出了一档节目,瓦依那乐队在其中担任了田园幸福的形象大使,乐队最近还在中国最著名的独立摇滚乐队之一的录音室录制了一张专辑。
尽管如此,岜农并不指望瓦依那乐队的名气能持续多久。
“过气了,我就,好,”他说。“又可以种地了,安心种地了。”
演出结束后,瓦依那乐队在桂林向乐迷打招呼。
演出结束后,瓦依那乐队在桂林向乐迷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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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玩过头”:上海严防万圣节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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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玩过头”:上海严防万圣节狂欢

王月眉, MUYI XIAO
警察一直密切关注沿巨鹿路设下的围栏周边情况。一年前,穿着万圣节服装的人们聚集在那里。
警察一直密切关注沿巨鹿路设下的围栏周边情况。一年前,穿着万圣节服装的人们聚集在那里。 Nicoco Chan/Reuters
警察在街头护送佛祖离开,一名警察用双手引导着他。他们匆忙地将一个巨大的便便表情符号从公园里一个欢呼着、围成一圈跳舞的人群中带出。他们还扑向耳朵包扎着绷带的特朗普,并将一名身穿紧身黑裙、戴着珍珠项链的模仿金·卡戴珊的人推上了警车,她在上车前转身向围观的人群挥了挥手。
上周末,上海当局为了应对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万圣节——而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今年,当地官员对万圣节庆祝活动严加限制,因为许多年轻人把去年的庆祝活动变成了一个罕见政治或社会批评的公开渠道。很多人打扮成新冠检测人员涌上街头,嘲弄他们刚刚经历过的三年新冠封控;在就业市场疲软的时候,他们在自己身上贴满招聘广告;他们进行变装打扮,抓住这个机会表达对LGBTQ的身份认同,而不会受人羞辱。
当时,中国社交媒体上有许多人将那场狂欢视为某种欢乐形式的集体心理治疗。上海市政府甚至发新闻稿称,那些庆祝活动证明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宽容”,以及“城市管理者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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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缺少庆祝淳朴乐趣的节日,”新闻稿写道。“万圣节填补了这一空白。”
但近年来,包括看似非政治性的表达在内,当局已对各种形式的个人表达进行了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当局也对即兴聚集的人群保持警惕,尤其是在2022年发生了反封控抗议活动后。因此,尽管他们去年对万圣节活动大加赞扬,但今年看来已决心防止其再次发生。
作为万圣节活动的热门地点,巨鹿路是大多数参加活动的人聚集的地点。今年,巨鹿路沿街已竖起了护栏,将人行道与车行道隔开。街道两侧和地铁口都有警察站岗。据经《纽约时报》核实的社交媒体上的视频和照片,当他们看到带有装束的人时,会把他们赶走。
警察似乎并没有驱赶没有装扮的人。
“如果你有装扮,你会被立即带走,”热门博主这英在上周五的一个直播中说。这英在去年的万圣节上因模仿一位著名歌手而走红。她今年是清宫造型,脸上还是化了浓妆。她说,她被警察带走“喝茶”,刚放出来。“喝茶”是警察对公民进行询问的常用委婉说法。“如果你们想去大街上,衣服该退退吧。”
在几个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搜索“上海万圣节”或“上海巨鹿路”等词条,或没有得到任何结果,或只有几个月前的少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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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政府没有对万圣节发表任何公告,但上周六,有许多人聚集的中山公园在当晚晚些时候突然宣布,公园将在次日因“内部原因”关闭。上海市政府的发言人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来自另一座城市杭州的视频也显示,一些人扮成死侍、蝙蝠侠和中国女演员范冰冰的人被警察带走。北京的一些万圣节活动也被取消。
在万圣节前的周末到来之前,有关当局将限制上海今年的万圣节活动的警告就已经开始在网上流传。一名网红10月中旬曾在抖音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告诉人们哪些地方可能会是最热闹的。她说,视频发布后,两名警察上周来到她家,让她将视频从网上删掉。
因为害怕报复,这名网红不愿透露姓名。她说,警方给出的理由是控制人流,但她不相信警察的说法。
在上海,当局还告诉餐馆和酒吧不要举办万圣节活动,或者至少不要公开宣传万圣节活动,三家不同场所的工作人员通过电话证实了这个说法。
“我觉得好难过,”酒吧老板迈克尔·罗(音)在发布于社交媒体上的视频中说。“这明明是一个开开心心的节日,虽然它是一个外来的文化,但也蛮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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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视频发布不久后,警方也叫他删除了视频。据他估计,与去年的万圣节相比,今年对活动的限制将导致生意下降80%或90%。
一些狂欢活动仍被允许,比如游乐园进行的那些,包括在上海迪士尼乐园。酒吧和餐馆仍可在室内悬挂万圣节装饰物,一些预售门票的万圣节主题活动也被允许继续进行。
但其中多个场所也采取了预防措施。一家购物中心把活动宣传为“奇趣欢乐夜”的购物活动,这家购物中心张贴的海报上有南瓜和鬼魂,入口处竖起了一张巨幅海报。海报上用大号橙色字体写着:“不要玩过头。谨慎装扮,简单出行。”
海报上还写道,严格禁止任何与政治、宗教或“敏感”问题有关的东西。“奇装异服者只能say goodbye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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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台湾海峡举行实弹军事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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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台湾海峡举行实弹军事演习

王月眉, AMY CHANG CHIEN
一周前,中国曾进行环台军演,展示其有能力切断台湾的食品和燃料供应,现在再次宣布进行实弹演习。
一周前,中国曾进行环台军演,展示其有能力切断台湾的食品和燃料供应,现在再次宣布进行实弹演习。 Tingshu Wang/Reuters
中国表示于周二在台湾海峡举行实弹军事演习,这是它最近在该地区接二连三进行军事活动的最新动作,再次加剧了区域紧张局势。
在周二演习的一周前,中国军方为展示它将可能将如何封锁台湾,已部署了一次创纪录的演习。中国还在周日派舰艇跟踪了穿越台湾海峡的美国和加拿大军舰,中国军方发言人称美加的行动“滋扰搅局,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实弹演习预计将在中国牛山岛附近进行四个小时,该岛是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地方,与台北的直线距离约160公里。实弹演习还计划在更北边的另一处地点进行。福建的地方海事局宣布了这些消息,牛山岛归福建管辖。
台湾则似乎淡化了相关演习的重要性。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周二在台北对记者说,这些演习是毫无意义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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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它的演习规模有多大,都不应该频繁的,而且靠近台湾来做,”他说。“这只会徒然引起不必要的紧张。”
他还说,台湾军方会做好准备:“不会有任何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台湾国防部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它的声明将这些演习称为中国军方“年度例行演习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国防部承认中国可能是用演习来达到“威慑作用”。
中国没有解释周二实弹演习的原因。但中国政府经常使用小规模的演习来表达对台湾相关事态发展的不满,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舒孝煌表示,这次实弹演习可能是对西方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回应。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是一家得到台湾国防部支持的智库。
“中国经常将这种小规模演习用作非常灵活的对外宣传手段,”他说。
上周,中国政府对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国庆讲话表现出了更大的不满,派出创纪录数量的中国战机越过中国与台湾之间的非正式边界。中国海警船只也加入到海军舰艇的行列,将台湾岛包围起来,还向台湾以东的海域派遣了一艘航空母舰。一名台湾官员上周对记者说,中国在环台军演中发射了两枚导弹,这名官员要求不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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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台军演的目的是展示如果中国入侵台湾,它会试图如何将台湾隔离起来。这将让美国及其盟友更难向台湾提供援助,拜登总统已承诺会那样做。
频繁的军演表明,中国正在加强恐吓台湾的力度:自从赖清德今年5月上任以来,中国军方已举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环台军演,与过去八年的次数相同。
中国政府厌恶赖清德由来已久,指责他鼓吹台独,尽管赖清德的支持者说,他要的是自治,而不是直接呼吁完全独立。
中国的这些演习是近年来不断扩大的更大规模施压行动的一部分。中国的战机已经定期在台湾附近的上空飞行,检验台湾的防御能力。如果紧张局势继续升级,中国可能会再次发动大范围的军事演习,展示各军种的协调和进行现代战争的能力,在印度马尼帕尔高等教育学院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助理教授阿姆里塔·贾什说道。
但频繁地进行这些入侵性的活动也增加了发生可能将美国卷入其中的冲突的风险,无论是意外的,还是非意外的。
在中国环台军演结束约一周后,美国和加拿大的军舰驶过了台湾海峡。参加这次行动的美国军舰归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管辖,该舰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次穿越是在不属于任何国家的海域进行的正常活动,“表明了美国和加拿大致力于维护所有国家的航行自由。”
美国海军公布的一张照片显示,一艘美国驱逐舰与一艘加拿大海军舰艇周日一起穿越了台湾海峡。美国海军称此次穿越为正常活动。
美国海军公布的一张照片显示,一艘美国驱逐舰与一艘加拿大海军舰艇周日一起穿越了台湾海峡。美国海军称此次穿越为正常活动。 Petty Officer 3rd Class Trevor Hale/U.S. Navy, via Associated Press
中国外交部坚称台湾海峡属于中国,不是国际水道。中国军方发言人李熹周一,中国的海军和空军对美加军舰从台湾海峡经过进行了“全程跟监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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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就边境巡逻问题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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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就边境巡逻问题达成协议

ANUPREETA DAS, HARI KUMAR, 王月眉
印度总理莫迪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6年在印度果阿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上。
印度总理莫迪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6年在印度果阿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上。 Manish Swarup/Associated Press
印度和中国表示,两国已就喜马拉雅边境巡逻安排达成协议。这可能会缓解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的冰冷敌意,四年前,双方军队在这条边境上发生了有人员伤亡的冲突。
印度外交秘书维克拉姆·米斯里周一在记者会上说,有关边境巡逻的协议是在双方的外交和军事谈判人员经过数周的紧张谈判后达成的。米斯里说,达成协议是为了走向“避免交火,解决2020年在这些地区出现的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有关边境巡逻协议的消息时说,中印一直“保持密切沟通”。
“目前双方已就有关问题达成解决方案,中方对此予以积极评价,”林剑说。“下一步,中方将与印方落实好上述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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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在金砖国家峰会开幕的前一天宣布了这条消息。由新兴市场国家组成的金砖国家集团包括印度和中国。印度官员对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是否会在峰会期间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闭口不谈。这次峰会在俄罗斯西南部城市喀山举行。
但宣布这个消息的时间表明,莫迪可能会在峰会上提到避免两国边境发生军事交火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在美国为制衡北京试图取悦新德里之际,印中两国之间的任何关系缓和都可能产生全球性的影响。
印度外交秘书米斯里没有具体说明沿所谓“实际控制线”的巡逻将如何进行。实际控制线是1962年中印战争后两国划定的长达近3400公里的边界,它穿过喜马拉雅山脉的高海拔、荒凉且地形多变的地区,这使得边界难以明确划定,也容易引发领土争议。
2020年6月,印度和中国军队在边境地区发生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冲突。至少有20名印度士兵死亡。印度媒体报道称,有40多名中国士兵死亡,中国政府否认了这些报道。中国军队的官方喉舌在2021年承认有四人死亡,但人们对真实的死亡数字仍存疑。
一段视频的截图显示,印中军队曾在2020年发生冲突。
一段视频的截图显示,印中军队曾在2020年发生冲突。 CCTV, via Associated Press
印度官员表示,新的巡逻协议将使两国关系恢复到2020年前的状态。
几十年来,两国的军队一直在保卫这条动荡不安的边境线上保护自己的领土。虽然曾发生零星的边境冲突,但随着中国和印度沿着边境修建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冲突变得更加频繁。2017年,两国因一条未铺砌的道路发生争端。2020年发生了流血混战后,2021年和2022年都曾发生过小规模的冲突和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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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冲突已具有更大的全球意义。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南亚地区主导地位的竞争已变得更加激烈。
尽管中国军队比印度强大,但印度政府在全球舞台上已变得更加自信,这与莫迪把印度转变为世界强国的雄心相一致。印度还受益于美中之间日益冷淡的关系,正在与西方建立更牢固的贸易和军事关系。
分析和评论人士对印度关于达成边境巡逻协议的消息普遍表示欢迎。
“恢复巡逻权是我们能得到的最接近2020年前状态的一次尝试,”退役中将迪彭德拉·辛格·胡达说,他曾领导印度军队的北方司令部,负责与中国接壤的部分边境。“这也为修复两国关系奠定了基础。”
胡达补充说,达成协议对印度来说是一个胜利,因为印度政府一直坚持在讨论更广泛的关系之前,先与中国在边境问题上恢复正常关系。
但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的国家安全专家巴拉特·卡纳德说,这项协议不是一个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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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用在原则上同意的做法来愚弄印度,”卡纳德说。“按照中国通常的时间表,谈判具体的巡逻安排需要几年的时间。”
周二,中国似乎在严格控制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一家官媒发起的关于边界协议的标签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走红,但标签下的评论有限。
中国退役军官、现为独立军事评论员的宋忠平表示,作为主要的发展中大国,中印有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
他说,虽然新协议并不意味着两国之间所有边界争端的结束,但至少能让两国暂时搁置冲突,集中精力解决本国经济等问题。
他还说,这项协议会使中印避免被其他国家挑拨离间,尤其是美国。他说,美国政府“希望印度能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印度变成遏制中国的桥头堡或一个重要棋子”。
“为了维护其全球霸权,美国不断煽动印度进行军备竞赛,购买武器装备,以挑战中国,”宋忠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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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你怀孕了吗:中国的“新婚育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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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你怀孕了吗:中国的“新婚育文化”运动

王月眉
北京市密云区的宣传画,画面上是一对有三个孩子的夫妇,上面有提倡生育的标语。
北京市密云区的宣传画,画面上是一对有三个孩子的夫妇,上面有提倡生育的标语。 Andrea Verdell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第一次有政府工作人员鼓励由美·杨(音)要孩子时,她没有多想。当时,她和丈夫正在中国东北的一个婚姻登记处办手续,工作人员给了他们免费的产前维生素,她以为这是政府想要提供帮助。
后来,政府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问她是否服用了那些维生素;在她怀上了孩子后,他们又打来电话追踪进展情况。由美·杨还是没往心里去,觉得那些问题是出于关心。但在她分娩后,政府官员登门,要求给她和孩子拍照以便存档。这就太过分了。
“他们来到我家,就太荒唐了,”28岁的由美·杨说。“我觉得有点讨厌了。”
面对威胁经济增长的人口下降,中国政府正在采取一种屡试不爽的策略来应对:插手女性最私密的选择——是否要孩子。
政府工作人员不只是挨家挨户询问女性的生育计划。他们还与大学合作,开设“对婚姻和生育持积极态度”的课程。在备受瞩目的政治集会上,官员们尽其所能地传播这一信息。
官员来到由美·杨家中要求为她和她的孩子拍照,这让她很不高兴。“我觉得有点讨厌了,"她说。
官员来到由美·杨家中要求为她和她的孩子拍照,这让她很不高兴。“我觉得有点讨厌了,"她说。 Andrea Verdell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我总觉得,作为一个女人,如果你在这个世上活过,却没有生育另一个生命,那真是个遗憾,”来自全国妇联的人大代表高洁今年在北京的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对记者说。
至少,这种毫不隐晦的方式让女性更难无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关于结婚生子的呼吁。在一些人看来,这完全是侵入性的行为;在社交媒体上,女性抱怨社区工作人员联系她们,甚至有人打来电话询问她们最近一次来例假时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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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活动发起了镇压的习近平表示,将促进生育作为国家优先事项是确保女性“始终与党同心同行”的一步。(中国是世界上总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这是衡量一个女性一生中生育数量的指标。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估计在1.0左右,而去年美国的数字为1.62。)
这场促进生育运动也提醒着人们中共长期以来一直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们的生育决定。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数十年时间里,该党执行独生子女政策,有时甚至采用残酷手段实施这项政策。政府工作人员对未经批准就怀孕的夫妇处以罚款,甚至强迫一些女性去堕胎。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共有所退让,但也从未完全放弃权威,它在2021年规定,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三个孩子
现在,它正迅速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为了解个中详情,《纽约时报》走访了多家产科医院,以及几个社区,那里的工作人员在促进生育方面有着突出表现。在我们采访的10名女性中,有七人表示,她们曾被政府工作人员询问是否有生孩子的打算。
面对威胁经济增长的人口下降问题,中国已将提高生育率列为国家优先事项。
面对威胁经济增长的人口下降问题,中国已将提高生育率列为国家优先事项。 Andrea Verdell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对许多女性来说,政府持续纠缠的同时似乎并未解决她们真正关心的问题,而且显得不合时宜。它未能解决抚养孩子的高成本问题,以及女性要如何在事业和其他抱负之间兼顾母职。
“我们不像70后、80后。大家都知道,90后普遍不想要孩子,”由美·杨说。“是否想生孩子是一个非常私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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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共来说,这些言论正是这些新举措如此重要的原因,也就是所谓的“新婚育文化”运动。
“有些人认为,婚姻和生育是个人的私事,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片面的,”在有200万人口的北方城市牡丹江,政府下属的计划生育协会在今年的一份新闻稿中表示。
政府的计划生育协会是这项工作的核心,它有着数以万计的分支机构,分布在村庄、工作单位和城市社区。几十年来,在中国计生协的领导下,它们是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机构。
现在他们则正在努力推广所谓的新生育文化。
根据中国计生协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在有约50万居民的北京密云区,当地计生官员成立了一个500人的宣传团队来推动这项事业。
文章称,该团队至少与密云区超过一半的“适龄”夫妇联系过至少六次。他们还在公园里设置了新的艺术作品:一个真人大小的纸板广告牌,是一男一女带着三个孩子走路,在他们上面是一个口号,敦促夫妇要适龄生育。
密云公园里的的宣传板,上面描绘了孕期不同阶段的胎儿。
密云公园里的的宣传板,上面描绘了孕期不同阶段的胎儿。 Andrea Verdell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文章还提到,工作人员的奖金将与他们推动新文化的成功程度挂钩,但并未具体说明绩效如何衡量。密云区的官员拒绝了采访请求。
不久前的一个上午,38岁的张荣兴(音)带着学龄前的儿子走在这幅作品附近。她说,当地的计生工作人员曾通过电话和当面询问了解她是否打算再生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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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这个打算。她已经有两个孩子,足够了。“太辛苦了,”她说。“精神上、经济上、时间上都是如此。”
追踪和影响妇女生育计划的努力甚至可能在婚姻之前就开始了。许多城市提供免费的婚前健康检查,对夫妇双方进行遗传病筛查,并告知他们理想情况下应该在35岁之前生孩子。几名女性表示,在接受健康检查后不久,政府工作人员就给她们打电话,告诉她们去领取免费的备孕补剂叶酸。
在孕期,政府工作人员也会持续参与。政府网站指示女性在社区卫生中心登记她们的怀孕情况,这些中心由当地政府负责管理。
在北京一家妇产医院,34岁的杨莹莹(音)说,在她怀孕期间,社区工作人员一直在检查她的情况。“他们会说,我看你该去做检查了,”她说。
一些女性告诉《纽约时报》,她们很感激这种关怀,因为她们感觉受到了关心。女人们还赞扬了支持生育运动的其他部分,包括扩大儿童保育资源和鼓励男性帮忙做家务。
即使是那些认为官员的提问构成侵扰的人也表示,完全可以无视这些问题。没有迹象表明政府的行动已经接近独生子女时期的那种过度干预。
北京的一家妇产医院。据一些妇女描述,社区工作人员在她们怀孕期间与她们取得了联系。
北京的一家妇产医院。据一些妇女描述,社区工作人员在她们怀孕期间与她们取得了联系。 Andrea Verdell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人口统计专家王丰说,考虑到可能引发的政治反弹,也不太可能这样做。
不过,他还说,政府关于生育是公共责任的言论表明,它试图控制女性生育选择的总体心态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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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他们实施计划生育时的心态完全一样,”王丰说。“我想说,政府完全没有意识到社会已经超越了他们。”
一些学者、活动人士和普通女性担心,政府可能会采取更有力的行动限制女性的选择。中央政府在最近的几项卫生计划中承诺减少“非医学需要的堕胎”,这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议,人们担心堕胎可能会受到限制。
政府并没有明确定义什么是非医学需要的堕胎,十多年来,它一直做出类似的承诺。中国是世界上堕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部分原因是独生子女政策使堕胎变得普遍。目前还没有关于新障碍的广泛报道。但政府越来越迫切地要求生育更多孩子,这让许多女性感到警惕。
在密云公园的另一处,一群上了年纪的居民在婴儿车旁打牌。
在密云公园的另一处,一群上了年纪的居民在婴儿车旁打牌。 Andrea Verdell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一些地方,堕胎不仅受到医生的监管,也受到官员的监管,这些官员可能有单纯的医疗问题以外的考虑,这加剧了人们的担忧。一些城市要求怀孕14周及以上的妇女在堕胎前必须获得当地计划生育部门的许可。
这项规定是在本世纪头十年出现的,目的是防止父母打掉女性胎儿,这种做法在独生子女时代很普遍。但在实施该规定的城市之一南京市,两家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官员表示,一般来说,他们会试图劝阻申请者。
这些官员没有被授权接受采访,因而没有透露姓名。他们说,他们没有收到任何明确的指示。但他们都提到了政府向三孩政策的转变,以及年轻人不愿生育更多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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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间办公室的窗户上,有14张不同的宣传婚姻和生育的海报。其中一张海报上写着“生命是爱的延续,”画面上,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三个孩子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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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家庭领养中国孩子的时代结束了,他们如何看待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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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家庭领养中国孩子的时代结束了,他们如何看待这一切

AMY QIN, 王月眉
艾米·卡贝奇(左)和格雷厄姆·特鲁普(右)在翻阅2008年前往中国领养女儿琼时的领养旅行相册。
艾米·卡贝奇(左)和格雷厄姆·特鲁普(右)在翻阅2008年前往中国领养女儿琼时的领养旅行相册。 Jon Cherr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和她之前的无数美国家庭一样,艾米·卡贝奇初为人母的经历始于中国的一个酒店房间。
2008年,卡贝奇和她的丈夫格雷厄姆·特鲁普刚刚领养了一个名叫秦淑萍(音)的两岁女孩,她住在中国桂林的一个寄养家庭里。这对夫妇来自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他们等了两年多,才匹配到一个孩子。
但在那间酒店房间里——这对夫妇从未来过中国——这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一直哭闹个不停。
“我哭了,因为我在想,‘我们对这个孩子做了什么?’”卡贝奇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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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后,这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已经变成了琼·卡贝奇-特鲁普,是匹兹堡杜肯大学的大一新生,还是学校杂技社成员。
“我过去常常想起亲生父母,但现在不怎么想了,因为我现在过得很幸福,我爱我的父母,”18岁的卡贝奇-特鲁普说。“我对我的生活很满意。”
“我对我的生活很满意,”18岁的琼·卡贝奇-特鲁普说,她现在是匹兹堡杜肯大学的大一新生。
“我对我的生活很满意,”18岁的琼·卡贝奇-特鲁普说,她现在是匹兹堡杜肯大学的大一新生。 Kristian Thack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中国本月宣布将暂停几乎所有外国收养,标志着一个造就了几代美国家庭的项目的结束。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自1992年该项目启动以来,逾8.2万名中国儿童被美国家庭收养。
其中一些领养家庭表示,他们很高兴这个项目即将结束,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是一项严厉政策显而易见的副产品,该政策只允许许多中国家庭生一个孩子。尽管虽然大多数人都很珍惜他们的收养经历,但许多人也看到了该项目的弊端,以及将孩子从他们的亲生父母和文化中带走可能带来的创伤。
对于逐步取消收养项目,许多参与该项目的父母和被收养人都用苦乐参半来形容。对于数以万计渴望成为父母的人来说,尤其是单身人士和同性恋伴侣,该项目多年来为他们组建家庭提供了一条相对简单的途径,免去了在其他地方经常使收养过程陷入困境的官僚主义障碍。它还为有特殊需要的中国儿童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在海外获得所需的医疗和经济支持。
格雷厄姆·特鲁普(左)、琼·卡贝奇-特鲁普和艾米·卡贝奇,2008年摄于中国。卡贝奇记得,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女儿时,她不停地哭闹。
格雷厄姆·特鲁普(左)、琼·卡贝奇-特鲁普和艾米·卡贝奇,2008年摄于中国。卡贝奇记得,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女儿时,她不停地哭闹。 via Amy Cubbage
中国对国际收养的需求似乎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2016年间,中国因人口负担过重,许多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许多孤儿是女婴,收养父母被告知,由于严格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以及中国的重男轻女传统,她们遭到了遗弃。
当有报道称,在实施计划生育期间,一些婴儿被人贩子拐走或被计划生育官员强行带走,该项目的声誉受到了损害。这些婴儿随后被卖给孤儿院,孤儿院再把这些孩子当作孤儿推销给不知情的外国家庭,这些家庭往往愿意支付相对高额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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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更多资金用于孤儿,来自中国的国际收养自200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后有所放缓。据中国政府称,近年来几乎所有的外国收养都涉及残疾儿童。
布莱恩·斯图伊是三个从中国收养的女孩的父亲,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这个项目越来越持批评态度,现在他经营着一家公司,帮助中国被收养者收集有关其收养历史和出生家庭的信息。他认为,仍然需要对存在健康问题的儿童进行国际收养,但他终归认为这个项目的结束是好事。
“既然收养的是健康的年轻女婴,这个项目根本不应该存在,”他说。“从来没有这种必要。”
许多被收养者也表达了复杂的感受。在他们的描述中,被收养的经历经常被说成巨大的收获,同时也是巨大的损失——失去了原生家庭和直系亲属的环境。这种损失在国际收养中会被放大,因为被收养者往往与他们的出生文化和语言割裂开来。对于许多中国裔的被收养者来说,这一切都更加复杂,因为他们很多人无法核实自己的出生日期和地点,不知道亲生父母的姓名以及他们是如何来到孤儿院的。
夏洛特·科特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从镇江的一所孤儿院收养的,那是一座以醋闻名的中国城市。她知道自己当时只有五个月大,在寒冷的孤儿院托儿所里,像她这样裹着厚厚襁褓的婴儿大约有20个。
布伦达·科特(左)和女儿夏洛特·科特在马萨诸塞州牛顿市的家中翻看全家福照片。
布伦达·科特(左)和女儿夏洛特·科特在马萨诸塞州牛顿市的家中翻看全家福照片。 Kylie Coop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多年后,科特才开始了解到更多信息,当时她经历了一件对被领养中国裔美国人来说很罕见的事情:通过中国的社交媒体,她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2016年,她在中国与亲生父母团聚,虽然气氛略显尴尬,但也让人热泪盈眶。她终于得到了一些长期困扰她的问题的答案。
她的亲生父母都是农民,他们告诉她,根据计划生育政策,她的出生严格说来是非法的。他们说,他们把她交给了一个中间人,相信她会被送到当地一个富裕的军人家庭,因为他们自己不能生育。她的亲生父母说,他们不知道她最后被送进了孤儿院,并被外国人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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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见到亲生父母也让她产生了更多疑问。她得知,在她出生一年后,她的亲生父母又生了一个孩子——一个儿子——他们把这个儿子留了下来。为什么她是被送走的那个?如果她和原生家庭一起长大,她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30岁的科特说,她尽量不去纠结这些问题,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自己被领养的事实。2011年,她与他人共同创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将世界各地的中国被收养者联系起来。和其他一些被收养的中国裔美国人一样,她对中国特别感兴趣。她在耶鲁大学主修东亚研究,现在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并多次前往中国学习,以及带领志愿者旅行。
2016年,夏洛特·科特前往中国,在淮安郊外的祖宅见到了生父颜三洪(音)和生母杜丽琴(音)。
2016年,夏洛特·科特前往中国,在淮安郊外的祖宅见到了生父颜三洪(音)和生母杜丽琴(音)。 via Charlotte Cotter
“在每个人的人生中,都会出现不同的岔路口,你可以选择走这条路,也可以选择走另一条路,有时你能控制它们,有时却不能,”科特说。“这一次恰好特别的戏剧化。”
在收养夏洛特之前,布伦达·科特参加了一次会议,听到韩国裔的领养者谈到了在中西部以白人为主的社区成长所面临的挑战。她记得一位被收养者描述说,自己生活在持续不断的恐惧中,担心被亚洲人接近,担心自己在别人眼里“不够亚洲”。
“这让我大受震动,”布伦达·科特说道,她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牛顿,是一位退休的知识产权律师。“因此我们尽可能让我们的孩子感到舒适,以便他们能够坦然地说出和感受到‘我是百分百的华人’。”
她和妻子鲁森·谢尔曼让她们的两个从中国收养的女儿上了中国文化课。她们还为女儿们制作了书籍,明确说明她们的原生家庭在中国。她们庆祝农历新年等中国节日,也会庆祝圣诞节和光明节。她们全家去中国旅行,这样女孩们就可以更多地了解她们的出生文化。
然而,也有一些被领养者在很少见到其他亚洲人的地方长大,他们很少有机会获得应对种族主义的资源或支持,包括在自己的家庭中。一些人描述了他们在身份认同问题以及孤立感和抑郁情绪中挣扎的经历。
鲁森·谢尔曼、布伦达·科特和夏洛特·科特,摄于1995年,那是夏洛特刚被收养不久。
鲁森·谢尔曼、布伦达·科特和夏洛特·科特,摄于1995年,那是夏洛特刚被收养不久。 via Brenda Cotter
“很多人叫我滚回自己的国家去,很多人还说我‘不亚洲’”,28岁的被收养者卡米尔·伍斯托夫说,她在佛罗里达州郊区由白人父母抚养长大。“但我的父母没有能力抚养一个中国孩子——他们无法帮助我理解我所经历的种族主义和歧视。”
在中国寻找亲生父母本来就很困难,但一些被收养人担心,国际收养项目的终止会让这一切变得更加困难。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中国近年来变得更加专制。“中华家脉”的创始人李伟汉说,以前可能会冒险的地方官员现在几乎没有动力采取行动,因为担心会引起上级不必要的关注。这家公司曾与150多名希望找到亲生父母的中国被收养者合作,试图找到他们的原生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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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被收养者希望中国政府向海外被收养者道歉,或者至少承认他们的痛苦和创伤。他们一直希望中国有一天能对其国际收养项目中的虐待行为展开正式调查,就像韩国在2022年对其国际收养项目所做的那样,韩国的项目早于中国。
如何处理有医疗需求的孤儿的问题仍然存在。中国政府承认,与国际家庭相比,中国家庭传统上不太愿意收养残疾儿童。
“像中国的收养家庭的话,他还是观念问题,他还是想收养一个完全健康的孩子,”在上海鲁冰花舍工作的任燕说。该机构专门照顾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孤儿。“所以如果国际上停止的话,其实有很大的一批孩子会滞留在福利院里面出不去。” 
任燕说,她的寄养家庭的孩子主要来自河南、贵州和江西等缺乏足够医疗资源的贫困省份。据她估计,自2011年该院成立以来,已接纳的100名儿童中,有一半被收养,几乎都是美国家庭收养的。
在位于路易斯维尔的家中,壁炉上放着格雷厄姆·特鲁普、琼·卡贝奇-特鲁普和艾米·卡贝奇的全家福。
在位于路易斯维尔的家中,壁炉上放着格雷厄姆·特鲁普、琼·卡贝奇-特鲁普和艾米·卡贝奇的全家福。 Jon Cherr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自2008年以来,琼·卡贝奇-特鲁普已经做了11次唇腭裂手术。这个问题几乎没有妨碍到她什么。四岁时,她开始练习体操,到高中时,她每周训练25小时。在杜肯,她每天早上6点开始举重训练。
虽然父母在她成长的过程中一直让她接触中国文化和食物,但现在她有机会自己建立自己的身份。她和室友(也是被收养的中国儿童)因为针对亚洲人特征的化妆技巧而成为朋友。她的下一项任务是加入一个亚裔学生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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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更多地了解亚洲文化,和更多像我一样的人在一起,”她说。
她还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她已经找到了一个出国留学项目,可以让她在桂林度过一个夏天,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正是她的出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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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日本人学校男童遭持刀袭击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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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日本人学校男童遭持刀袭击身亡

王月眉, KIUKO NOTOYA
这起持刀伤人事件发生在中国南方城市深圳。
这起持刀伤人事件发生在中国南方城市深圳。 Cfoto/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据日本和中国外交部称,周三,一名10岁的学生在中国南方一所日本学校附近被刺伤,这似乎是中国发生的一连串针对外国人的持刀袭击事件中的最新一起。
据袭击发生地深圳警方的一份通报称,一名44岁的钟姓男子已被拘留。遇刺学生被送往医院,日本驻中国大使馆表达,该学生于周四凌晨重伤不治去世。
中国和日本当局都没有具体说明这名受害者的国籍。据深圳警方称,这名受害者姓沈(在日本,汉字“沈”也可用作姓氏。)
但据事发地点附近的深圳日本人学校网站显示,该校学生必须是日本公民。在周三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表示,政府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所有在华外国人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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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发生的一系列袭击事件令人们更加担心,中国的仇外心理和民族主义——这样的情绪多年来在政府的煽动下不断升温——正在蔓延成暴力。今年6月,四名美国教师在北方城市吉林被刺伤;当月晚些时候,一名日本女性和她的孩子在东部城市苏州遭到持刀袭击。
中国政府称这些攻击都是孤立事件,并表示攻击者没有针对任何特定国家的公民。它坚称,这样的袭击可能发生在世界任何地方。
但在苏州事件发生后不久,几家主要的社交媒体平台承诺打击针对日本人或煽动“极端民族主义”的仇恨言论。
中国执政的共产党经常鼓励民族主义情绪,以此来争取对其统治的支持。
对于日本尤其如此。日本帝国在20世纪30年代对中国的侵略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从那时起,两国关系就蒙上了阴影。周三的刺杀发生在一个特别敏感的日子:共产党将1931年9月18日视为日本入侵的开始。
那一天,日本士兵在中国的一条日资铁路上制造了一起爆炸事件,日本将此归咎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并以此作为侵略的借口。每年的9月18日,学生们都会被要求默哀。周三,社交媒体上的热门标签包括“每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九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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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其他日子,尽管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承诺严厉打击,但反日言论仍屡见不鲜。自称爱国者的人上传关于日本学校的视频,询问为什么日本人被允许在中国开办教育机构,或者暗示里面的学生被训练成间谍。其中一些视频是关于深圳那所日语学校的。
在6月的袭击事件以及周三的袭击事件之后,一些评论者赞扬袭击者,或者暗示袭击是日本策划的,目的是赢得同情。
在周三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森屋宏表示,日本已要求中国当局分享有关此次袭击的详细信息,并努力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中国各地的其他日本学校提醒学生要小心。距离深圳约140公里的广州日本人学校取消了社团活动,并要求家长在本周剩下的时间里陪伴孩子上下学。该机构还建议家长避免在公共场合大声说日语。
今年,日本政府首次要求提供约250万美元,用于为中国的校车雇佣保安人员。
据深圳日本人学校的网站显示,截至今年4月,它有273名学生。它所在的社区有很多日本人居住。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数据,深圳约有3600名日本居民,日本人口在中国大陆排名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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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苏州的持刀伤人事件也发生在一所日本学校附近。一名中国男子在学校外的大巴站袭击了一名日本女性和她的孩子。一名名叫胡友平的中国女性是大巴乘务员,她试图保护受害者时受伤,后来因重伤不治而死。
在此两周前,在中国北方吉林教书的艾奥瓦州一所大学的四名教师在公园散步时被一名中国男子持刀袭击。这些教师现已经返回美国。一份中国官方声明称,一名中国旁观者试图制止,但声明没有提供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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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国囚禁18年,美国华裔牧师林大卫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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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国囚禁18年,美国华裔牧师林大卫获释

王月眉
Greg Baker/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据美国国务院称,一名关押在中国近20年的美国牧师周日出人意料地获释,并已返回美国。
这位牧师名叫林大卫,现年68岁,于2006年遭拘捕,后来因合同诈骗罪被判处终身监禁。他一直试图在北京开设一家基督教培训中心;他的支持者表示,中国当局常常对不受执政的共产党控制的“家庭教会”和其他宗教机构的负责人提出诈骗指控。
林大卫是美国国务院认定为遭中国“错误羁押”的三名美国人之一。一般说来,这个称呼是华盛顿用来形容那些为了达到影响美国政策的目的而遭到劫持的美国公民。总部位于美国的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估计,另有200多名美国人在中国处于“强制措施”之下。
林牧师的女儿爱丽丝在接受Politico采访时表示,对于他的获释,“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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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很多失去的时间需要弥补,”报道援引她的话说。
在华盛顿,美国官员对林牧师的获释表现得相对低调,也许是希望避免让北京看起来像是对美国做出了重大的政治让步,从而激怒中国官员。在拜登总统上任初期,中美关系一度剑拔弩张,在最近几个月里,紧张的气氛有所缓和。
“我们欢迎他的释放,”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不动声色地说道。
“有时候在外交上,说得越少越好,”他补充说。
他指出,在与中方的每次高层会晤中,拜登政府都会提到那些遭到羁押的美国公民的案件。
美国曾多次向北京施压,要求释放林牧师,包括上个月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访华期间,以及7月27日国务卿布林肯到老挝参加区域峰会期间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的会晤中。林牧师自获刑以来三次得到中国政府的减刑;原定于2029年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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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拒绝透露中国是否通过释放林牧师获得了好处,仅表示“这是我们在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努力的事情”。
中国政府尚未就此发表公开声明。但随着中国经济陷入困境,近几个月来,它一直在努力稳定与美国的关系。尽管双方在贸易限制、台湾和其他问题上发生了冲突,但中方已同意与美方增加军事方面的交流,并采取措施限制芬太尼流入美国。
“中国正在想方设法让外界觉得它在某些方面并不是那么有对抗性,”驻台湾的研究者史凯文(Kevin Slaten)说道,他也是追踪中国抗议活动的异言网的负责人。“释放囚犯无疑与这些努力相一致。”
史凯文还表示,“中国关押了成千上万的政治犯,如果这个党国认为能获得一些外交善意,那么释放几个人对它来说只是很小的成本。”
据美国基督教活动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称,林牧师是出生在中国的归化美国公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频繁前往中国,试图说服人们皈依基督教,当时他住在加利福尼亚州。
中国当时的政治环境较为宽松,因为它试图通过展现开放来建设经济。但中共始终对有组织的宗教持谨慎态度,认为有可能威胁到它的统治。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政府加大了打压力度,根据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傅希秋在国会的证词,截止2007年底,中国将100多名外国传教士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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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师最初因帮助家庭教会盖一座教堂而遭羁押。他后来被指控犯有合同诈骗罪。
据美国政府的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称,在北京的监狱里,林牧师成为了狱友们的牧师,并将《圣经》翻译成中文。但他的健康状况据说在恶化。
林牧师的家人表示,华盛顿在处理他的案子上进展太缓慢。“我们不知道我们俩还剩下多少时间,”爱丽丝在4月份给《华尔街日报》的一封信中写道。“他现在年纪大了,而我得了癌症。我们等不起了。”她呼吁高级外交官在访问中国时优先考虑她父亲的自由问题。
北京继续对基督徒和其他信仰者进行打压。史凯文指出,自2022年6月以来,异言网记录到36宗政府针对和平实践信仰的基督徒的案件,采取的手段包括突袭、逮捕、监视及其他方式。
被国务院认定为错误羁押的另外两名美国人是李凯和马克·斯威丹。来自纽约的商人李凯因间谍指控自2016年以来被关押在中国,而得克萨斯州商人斯威丹因与毒品有关的指控自2012年以来被关押。国务院一直警告美国民众慎重考虑”前往中国旅行,因为可能存在错误羁押和“随意执行当地法律”的风险。
黛安·福利的儿子詹姆斯于十年前在叙利亚遭绑架后遇害,她运营着一个致力于关注被拘留在国外的美国人的基金会。她在一份声明中称,林牧师的获释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她还说,距离中国上一次释放遭错误羁押的美国人已经过去了三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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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W·福利基金会的声明指出,中国“至少还关押着另外11名美国人,或者利用出境禁令阻止他们离境”,并且“这些美国人平均被关押了八年以上”。
声明称,福利希望林牧师的案子能“成为进一步对话和谈判的典范”,以争取释放所有关押在中国的美国人。
然而,前国防部官员、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高级研究员的德鲁·汤普森表示,林牧师的释放对两国关系的整体基调影响不大。
“释放一个在牢里被关了近20年的人,并不能算作一个触及美国对中国治理方式的核心担忧的让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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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宣布提高法定退休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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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宣布提高法定退休年龄

王月眉
在北京一个公园里下棋的老人。中国周五表示将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
在北京一个公园里下棋的老人。中国周五表示将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 Jade Gao/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中国政府周五批准了一项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计划,这是一项期待已久却不受欢迎的举措,旨在应对人口快速老龄化的挑战。该国当前的法定退休年龄位居全球最低之列。
这是中国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首次提高退休年龄,将从2025年1月1日开始分阶段提高退休年龄。男性退休年龄此前为60岁,明年起将以几个月为单位递增,最终在2040年达到63岁。白领女性(干部岗位)的退休年龄此前为55岁,将提高至58岁。蓝领女性(工人岗位)此前可在50岁退休,未来将不得不工作到55岁。
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萍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一决定将“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几十年来,政策制定者和专家们一直呼吁改变退休年龄,并指出此前的规定是在中国人的预期寿命短得多,且生育率较高的时代制定的。他们警告,维持此前退休年龄的规定将严重影响中国的劳动力和养老金,因为大量老年人退休,而接替他们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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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统计数据,自2012年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平均每年减少300万人以上。去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为2.97亿,约占总人口的21%。
但延迟退休年龄的提议遭到了广泛反对,包括年长和年轻的劳动者,他们担心劳动力队伍扩大意味着就业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中国还缺乏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雇主普遍存在年龄歧视,这让许多蓝领劳动者担心自己会失业,但又无法领取养老金。
政府此前曾承诺提高退休年龄,但面对公众的强烈抗议又撤回了这一承诺。该问题的敏感性由此可见一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在延迟退休年龄对政府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时机。中国经济仍在举步维艰地试图从疫情中恢复。青年失业率仍然很高。负责管理养老金和其他政府福利的地方政府近年来已经削减了养老金支出——有时甚至引发了抗议
但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教授吴木銮表示,政府很可能意识到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拖延了。他指出,政府最终采取行动的速度令他感到惊讶。(立法机构本周早些时候宣布正在审查一项法律草案,该草案没有像很多法案一样设置公众意见征询期。)
“我认为中国已经失去了很多让公众更容易接受这一决定的黄金机会,”吴教授说。“也许另一种方式就是直接公布决定。让人们接受它,然后就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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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看起来并不是公众的第一反应。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有关这一决定的几个标签成为热门话题,网友抱怨,他们不得不等待更长的时间才能领取他们认为本来就太低的养老金。
还有人担心,到他们最终退休时,养老金将面临枯竭。由政府支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曾预测,中国的养老基金将在2035年耗尽。
周五宣布的决定还将延长人们在有资格每月领取养老金之前必须向养老基金缴费的时间,从15年延长至20年。
显然为了缓解人们的担忧,该计划还包括一个所谓的弹性选择,即如果人们达到了20年的缴费要求,他们可以提前最多三年退休,也就是在目前的退休年龄退休。
“决定体现了对个人意愿的尊重,不强制要求每个人必须达到新的法定退休年龄才能退休,”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援引浙江大学教授金维刚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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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工人的退休年龄推迟了三年,少于许多人预期的五年。
政府还承诺完善带薪年假制度,防范治理年龄歧视,并为从事体力要求高的职业的工人提供提前退休的机会。
政府还表示将努力建立普惠托育服务——这对于确保延迟退休年龄不会因导致人们不愿生育,从而无意中加剧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至关重要。目前,许多退休人员承担着抚养孙辈的主要责任。
除了这些保证之外,政府还有另一个工具来确保公众的反弹不会失控:审查。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主要的官方媒体控制着相关新闻的评论区。共产党喉舌《人民日报》的一篇帖子下的热门评论之一是:“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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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外嫁女”如何争取土地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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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外嫁女”如何争取土地权益

王月眉
中国广东省的一个村庄。农村妇女如果出嫁,就会被剥夺土地权。
中国广东省的一个村庄。农村妇女如果出嫁,就会被剥夺土地权。 Phil Behan/VWPics, via Associated Press
这些妇女来自不同的村庄,上午10点刚过,她们就聚集在当地的农业农村局门外。其中一位有一份做肠粉的工作,上午专门请了假前来。一位是旅游从业者。还有一位刚退休不久。
她们一共有九人,在仔细地检查了文件后,她们走了进去。在一间灯光昏暗的办公室里,她们把三名官员紧紧围住,要求解释为什么政府发放的补助没有她们的份,这笔数十万的款项本应发放给每位村民。
“我一出生就该拥有的,为啥我是半途没有?”其中一名女性问道。
正是这个质疑将这些生活在中国南方省份广东的女性团结了起来,她们加入了全国各地一个正在壮大的农村女性群体,以对抗长期以来剥夺她们土地权的习俗——这一切都是因为她们所嫁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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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大部分农村地区,如果一个女性嫁给了外村的男性,就成了“外嫁女”。对于村里来说,她不再是其中一员,即使她继续住在那里。
这造成了村委会——一个在理论上面向所有成年人但通常由男性主导的决策机构——可以拒绝她获得村里提供的福利,比如医疗保险,以及政府征用土地时给予居民的补偿金。(男性无论跟谁结婚,都有资格获得这些补贴。)
现在,女性们正在反击,这成为了女性权利和公民社会的一个罕见亮点。她们正在提起诉讼,向官员陈情,因为她们坚信自己应该得到更公平的对待,而且政府也越来越认可她们的权利,这些都激励着她们。
在此过程中,她们挑战了几个世纪以来将女性定义为男性——无论是婚前的父亲,还是婚后的丈夫——附属品的传统。尽管国家在迅速实现现代化,女性开始接受教育,有时甚至成为家庭经济支柱,这种观点却仍然存在。
她们还暴露出执政共产党的言行不一。许多由共产党控制的法院拒绝受理这些女性发起的诉讼。即使打赢官司,地方官员也拒绝执行这些裁决,因为他们担心引发社会动荡。在这些案件中,女性因追求自己的权利而受到骚扰、殴打或拘留。
我和一位同事见到了这群广东的女性,并陪同她们前往农业局,之后没过多久,有的参与者告诉我们有官员找到了她们,有参与者则说不能再出现在本文中。出于安全原因,《纽约时报》仅以姓氏称呼这些女性,并略去她们所在的具体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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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外嫁女的诉求会被直接驳回。在前面提到的那个农业局——该部门也负责土地分配,一名身穿蓝色马球衫的中年男性官员试图将这些女性赶走。
“是因为你们自己自然村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他说。当这些女性指责政府忽视她们的困境时,他警告说:“不要乱说话。”
一位女士呛回道:“怎么可以把它全放到一个小村庄里面去的,要你们干嘛的呢?”
城市扩张与不平等的加剧
长期以来,中国女性一直受到歧视,但在经济飞速发展后,这种不平等带来的财务影响变得更加明显。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市场改革以来,政府开始征用农村土地用于建设工厂、铁路和购物中心。作为交换,村民们获得了补偿,通常以新公寓或从土地未来使用中分红的形式。
政府规定,女性村民应获得平等补偿。但对于“成员”的定义却留给了男性主导的村委会,而在许多村委会看来,有一个群体不符合资格:外嫁女。
随着中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市场改革,城市里涌入了大量农民工。
随着中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市场改革,城市里涌入了大量农民工。 Forrest Anderson/Getty Images
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女性因婚姻而被剥夺了土地权,但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跨省——不仅仅是跨村——的婚姻在不断增多。政府支持的调查显示,多达80%的农村妇女——数以亿计——没有被列在本村的土地文件上。这使得在纠纷发生时,例如嫁给了外村人,她们很难为自己的主张辩护。
几十年来,这种情况下的女性几乎没有追索权。一些人认为被剥夺权利是正常的。但有迹象表明,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找到更多相互联系的方式,一种悄无声息的抵抗正在展开。根据官方数据,涉及“外嫁女”一词的法院判决书数量从2013年的450起跃升至五年前的近5000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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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许多村庄仍然固守传统。
中国西南部城市南宁的一个村庄在反驳2019年的一起诉讼时声称,外嫁女不再靠土地生活,因此没有资格成为村民。(离开村子的男性则不适用这个标准)。
中国东部山东省的一个村庄在回应2022年的一个诉讼时说得更为直接。“外嫁女不能享受我们的财产福利,”它在法庭文件中说。“这就是我们过去20年的做法。”
关于女性遭受的经济损失目前还没有权威的估算。但特别是在繁荣的沿海地区,损失可能是巨大的。在港口城市宁波,根据官方文件和当地的平均房价,在2022年的村庄拆迁中,外嫁女被剥夺的公寓价值可能高达400万元。
学者们指出,无法证明土地权利的女性在投资或获取创业贷款方面也面临更多困难。
日益增强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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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亲眼目睹女性是如何争取土地权利的,一位法律专家建议我去广东。那是最早城市化的省份之一,也是外嫁女行动格外积极的地区之一。
在我去过的城市,经济转型的迹象比比皆是。在曾经支撑着当地经济的丰饶稻田旁矗立着高铁站。两层的乡村住宅已经被有围墙的住宅小区所取代。
我到来的时候,几位外嫁女聚集在一间客厅里,计划第二天去农业局。其中一位与会者姓马(音),尽管已经退休,但一身工装加上马尾辫让她显得很年轻。
几十年前,她所在的村子将鱼塘承包给一家私人公司后开始分红。但在1997年,马女士嫁给一名外地人,从此就没有了分红。即使几年后她离婚搬回家,村里的仍然拒绝给她发放分红。
马女士没有法律经验,也不知道该向谁求助。其他村民指责她索取不属于她的东西。她的兄弟们叫她不要小题大做。
她买了一本中国民法典自学。她多次致电并拜访政府部门,但他们拒绝受理她的案件。“等人家出头你啥都没有,”她说。
然后,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女人开始采取类似的措施——不仅是在广东,在中国各地都有。有时,她们会遇到同情她们的官员,有些人还打赢了官司。
一个女人在中国湖北省的一个村庄里种地。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在中国各地提起诉讼。
一个女人在中国湖北省的一个村庄里种地。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在中国各地提起诉讼。 Roman Pilipey/EPA, via Shutterstock
随着消息传开,马女士和附近的其他几十名女性通过口口相传找到了彼此。她们没有领导者,只有零星的聚会。她们估计,在她们的村子里,数以千计的乡村女性被剥夺了土地权,她们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尽管如此,她们不断增加的人数给当地法院带来了压力。马女士的案件于2020年被受理,其他女性的案件也被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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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厅里另一位姓李(音)的女士笑着说:“现在很多法院开庭都开到怕。”
李女士与一位来自湖南省的工厂工人结婚后一直留在村子里,两人是在男方来这座村子附近工作时认识的。现在,她一边做肠粉,一边去法院打官司,争取五年前结婚以来一直被拒付的约35000元。
老一辈的女性花费数年时间寻找合适的投诉渠道,但年轻的一代表示,别人的经历给了她们某种意义上的指导。20多岁的霍女士(音)得知,村里从2020年起中止了她的待遇,她立即起诉了她的村子。(当她生完第一个孩子后,医院说她不再享有由该村出资的医疗保险,她才知道这个情况。)
李女士和霍女士的故事反映出年轻女性对于自己应该在哪里生活享有了更大的发言权。传统上,女人会搬到丈夫家里;老一辈的外嫁女只有在离婚或丧偶后才会回乡。年轻的女性开始接受把丈夫带回自己的村庄,部分原因是为了维护她们的独立性。
“女孩子的退路,”目前在建筑行业工作的霍女士说。“说句不好听的,有个万一的时候起码有个自己的家。”
艰苦的战斗
单纯从法律上看,这些女人的官司是有机会的。学者们的分析发现,在这些案件中,许多法院做出了有利于外嫁女的裁决。
但这些都是法庭审理的案件,而不是那些被法官驳回或被官员强迫进行庭外调解的案件。村里经常拒绝接受对他们不利的裁决——广东那几位女性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政府机构经常表示,他们不能强迫村委会遵守规定,理由是尊重村民自治,这是中国法律对村民某些民主权利的名义保障。(实际上,党仍然保持着控制权。)广东的几位女性说,她们在政府办公楼外举行小型示威,但被强行驱散了。
法律本身存在漏洞。去年秋天,一个最高法律机构敦促检察官根据宪法对性别平等的保障,保护外嫁女的权利。
2014年广东省村委会换届选举。政府机构以尊重村民自治为由,拒绝代表这些女人进行干预。
2014年广东省村委会换届选举。政府机构以尊重村民自治为由,拒绝代表这些女人进行干预。 Sim Chi Yi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但今年6月,中国通过了一项法律,重申村委会可以继续决定谁是村集体的成员,也就是谁有资格获得土地权利。女性权利倡导者呼吁法律明确规定女性是村成员,无论其婚姻状况如何。
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从事妇女土地权维权工作20年的律师林丽霞说,由于外嫁女仍然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群体,政府没有什么动力去冒险激怒村里的大多数人,这些大多数中也包括与本村人结婚的妇女,她们仍有资格获得补贴。
“所以从社会稳定维护来看,可能地方政府或者法院它更倾向于保护多数人的利益,”林丽霞说。她说,她每年都会收到40到50个咨询,其中约90%的诉讼都以失败告终。
找到团结,还有一些幽默
在困难中,这些女人也找到了集体。
在客厅里商讨去农业局的计划时,一些女人以“姐妹”相称。她们吃着当地特产荔枝拿村民们对待她们的方式开起苦涩的玩笑——他们把垃圾堆在她们门口。她们争论谁的村委会更糟糕。当霍女士说村里的人没有苛待她时,马女士取笑她:“那么好,对你。”
霍女士回答说:“我就说你他们不够凶,我说我够凶,谁敢对我那样。”
她们讨论策略。如果她们向上级政府部门写信陈述自己的情况,应该把所有的细节都写出来,还是概括一点?考虑到她们被拒绝了多次,有些人对找农业局表示怀疑。但也有人说,重要的是记录每一步,来支持她们的案子,无论成功与否。
几个女人强调,她们不是一个统一的运动。她们猜测,她们当中有一些人受到威胁或者收买,成了向政府告密的人——这是当今中国公民社会受到监控、日益分裂的一个体现。
但这些女人以前也曾面临过恐吓,她们说这不会让她们却步。
第二天早上,在农业局,官员们似乎已经熟悉了这些女人,他们不需要她们解释自己的不满。但在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女人们还是把这些不满都说了出来。
中午过后不久,她们终于凯旋而归。她们还没有得到赔偿——远远没有。不过,一位官员同意书面确认她们的来访,她们现在可以带着这份确认去下一个政府办公室了。
“我们每个地方一步一步来,”其中一个女人说。
她们挤进车里,去吃午饭,并计划下一步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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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皆可疑?一份中国国安部眼中的不完整威胁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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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皆可疑?一份中国国安部眼中的不完整威胁清单

王月眉
中国政府已把国家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中国政府已把国家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Roman Pilipey/EPA, via Shutterstock
鳄龟、纸巾盒、寻找兼职工作的大学生有什么共同之处?
他们都可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隐蔽的威胁。
至少,这是中国主要的情报机构国家安全部接二连三地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推动的信息。在过去一个月里,国安部每隔几天就在其涉及范围广泛的威胁清单上增添新的内容,并表示这是为了让公众保持警惕,让他们帮助抵御外敌。
这种警钟长鸣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更大范围地推动国家安全的一部分,旨在将其提升为头等大事,置于经济发展等其他长期目标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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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府看来,维护国家安全只靠增强间谍部门或增加军事投资还远远不够,政府需要将“全社会”动员起来,让所有的中国公民参与进来
通常行事隐秘的国安部去年在社交媒体上建了账号,朝这个目标迈出了一步。它的帖子阅读量极大:其微信公众号的每个帖子阅读量都超过了10万(该平台对10万加的文章不再显示具体阅读量),有关警告的话题标签一直是另一个社交媒体网站微博上的热门话题。
下面是国安部在过去几周里警告的一些风险:
表面上的好心人最近一个帖子的题目是《小心!披着羊皮的狼》,它警告读者,间谍可能是冒充慷慨的捐助者。帖子讲述了一名成绩优异学生的故事,他是个孤儿,一天,一名陌生人找到他,表示愿意资助他念大学。在这名学生念大学期间,此人一直与他保持联系,并鼓励他报考公务员。这名学生考上了公务员职位后,此人要求他分享有关中国经济政策的涉密信息。帖子称,幸亏这名学生记住了“自己入职后接受的反间防谍宣传教育”,举报了那名陌生人。经中国当局查明,此人是境外间谍。
中国国家安全部已对可疑的快递发出警告。
中国国家安全部已对可疑的快递发出警告。 Andres Martinez Casares/EPA, via Shutterstock
快递服务:另一个帖子的题目是《这种快递不能寄!》,该贴除了提醒人们不要将涉密文件邮寄给间谍外,还警告称,“一些境外组织和个人”把鳄龟、美国牛蛙、红火蚁等动物寄往中国,让其繁殖为入侵物种,破坏当地的生态系统。
想挣点钱的学生:大学生一直让中国政府头疼。国安部的一个帖子警告说,寻找兼职工作的学生可能会被境外间谍利用,他们让学生拍摄涉密科研基地照片并支付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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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留学的学生:学生无需与间谍分享敏感信息也会威胁国家安全。他们也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传播中国负面形象的工具,正如国安部的一个帖子所描述的,一家留学中介为了帮助学生被境外大学录取,将批评中国的政治内容添加到学生的申请文书中。“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名学生“从一个履历简单的青年学生,摇身一变成了反华‘急先锋’”,国安部的帖子写道。
几乎所有的东西:钢笔里可能藏着摄像头。打火机里可能装着窃听器。那只蜻蜓?其实是一个微型无人机。还要当心纸巾盒,客人可能会把一个纸巾盒带到讨论主要基础设施项目的饭桌上来。纸巾盒里也许藏着录音机。“一些不起眼的日常用品里也可能暗藏玄机,”该帖写道,并提供了举报这些东西的热线。
随着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恶化,中国当然不是呼吁提高警惕的唯一国家。比如,美国警告称,中国正在使用领英网站招募间谍。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也抱怨说,尽管持有有效签证,他们有时会在美国边境被拘留或被拒绝入境。
大学生一直让中国政府头疼。
大学生一直让中国政府头疼。 Roman Pilipey/EPA, via Shutterstock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安德鲁·丘伯表示,中国希望将这些情景置于人们头脑中的首位,让怀疑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
“问题在于政府希望每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它在限制人们将参与的活动、干扰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让人们停止他们原本会富有成效完成的事情方面有重大的负面影响,”丘伯说。
目前还不清楚国安部的宣传运动效果如何。中国的互联网受到严格审查,许多网上评论都持支持立场。尽管如此,偶尔也能看到一些讽刺性的评论,例如,有人问邮寄报纸是否涉及泄露国家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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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部发这些帖子的事实表明,政府知道许多中国人并不认为存在同样的威胁。
“最上层有一种意识,那就是普通民众中的多疑(如果非要这么说的话)程度还不够,”丘伯说。“所以有一种愿望,这个愿望一直是要让人们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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