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中国研究不仅是学术研究，也是攸关台湾命运的政策研究。」

王信贤

（王信贤，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兼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近年来，国际间关于中国研究“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的讨论不断，由于很多情势异于过往、难以判断，导致出现是否应该由现有的研究传统过渡到另一种研究传统的呼声。这主要肇因于两方面，一是“习近平因素”，自从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习近平正式掌权以来，透过反腐打贪、在党内成立各种“委员会”与“领导小组”，通过诸多法律，甚至修改宪法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等，使得整个国家的权力更加集中，再加上研究领导人性格的难度极高，因而让原本就已透明度不高的决策“黑箱”（black box）更加难以窥探。

另一因素是在2018年3月正式启动的“美中战略竞争”，两大国从关税、贸易、科技、文化、军事战略等，无不争锋相对，导致全球化风潮的退散，使得国际互动更加难以预估。此外，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干扰，中国复杂的内政与外交因素，以及各种灰犀牛与黑天鹅事件、常态与非常态因素的叠加，使得一切变得不是那么理所当然，那么难以预测。这是当前全球中国研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在学术界与政策圈皆然，作为国际中国研究重镇的台湾，当然也无法避免。

中国研究的两种张力

一般而言，针对以特定区域或国家为对象的研究都面临两种张力，分别是“区域研究 vs. 学科专业”以及“学术研究 vs. 政策分析”，而随著中国从社会主义转向市场经济、爆炸性的快速崛起以及美中战略竞争的开展，中国研究的两种张力更加明显。

学科专业 vs. 区域研究

美国政治学名宿 Gabriel Almond 与 Stephen Genco 曾在名为《云朵、时钟与政治研究》（Clouds, Clocks,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的文章中对政治研究提出反思，其将学科的要求比喻为“时钟”，代表的是规则、精准与可预测；然而，实际的政治运作却犹如“云朵”般，如此变化万端与难以捉摸。也就是说，“学科要求”与“现实政治”之间的抉择往往是两难的。同样，学科专业与区域研究间的张力亦复如此。

以中国研究为例，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称为“学科研究”，研究者感兴趣的往往是各自学科的理论问题，进而以中国作为研究个案，借以支持或批判现有的理论；而对中国研究属于“区域研究”，研究者可能更关心“中国”本身的发展动态，并透过中国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科际整合、整全式地解释甚至是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