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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T STEPHENS
国际象棋界有个传说,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的一场锦标赛上,伟大的丹麦犹太棋手阿伦·尼姆佐维奇在对阵德国大师弗里德里希·萨米施时发现自己很被动。一想到要输给一个在他看来水平不如自己的对手,尼姆佐维奇就怒不可遏,他跳到桌子上大喊:“我竟然要输给这个白痴?”
周二深夜,随着贺锦丽赢得总统大选的希望突然开始变得渺茫,这个想法一定在不少自由派专家和民主党知名人士的脑海中闪过。
是啊,考虑到民主党人是如何看待特朗普的——一个两次遭弹劾的前总统、一个重罪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一个偏执狂、一个小丑、一个精神错乱的老家伙、一个不断被深夜脱口秀嘲讽和道德谴责的对象,他们怎么会输这么惨?许多民主党人倾向于采用的理论是,一个容易受到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排外主义和极度愚蠢影响的国家会被那种曾经诱惑德国选出希特勒的煽动行为所蛊惑。
这个理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尽管只是歪打正着。自由派人士普遍无法理解特朗普的政治吸引力——他们想当然的原因除外——这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何以做到历史性的、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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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锦丽为什么会输?从策略层面说,存在很多失误:她选择了一位进步派的竞选搭档,这无助于她拿下宾夕法尼亚州或密歇根州等必须拿下的州;她无法将自己与拜登总统做切割;她愚蠢地将特朗普称为法西斯主义者,这等于是在暗示他的支持者差不多也是法西斯主义者;她在吃力地为自己的参选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时过度依赖名人代言;她没有坦率否定自己在2019年作为候选人时采取的一些更为激进的立场,而是依赖于“我的价值观没有变”这种陈词滥调。
还有一个更大的错误是,在没有政治竞争的情况下直接任命贺锦丽为候选人——这是对民主程序的侮辱,而且正如我们中的一些人当时所警告的那样,任命了一个非常弱的候选人。反过来,这又是因为民主党人没有认真对待拜登明显的神智衰退,直到6月的辩论灾难(之后又让他多坚持几周),使得哪怕一个时间缩短的迷你初选都不太可能。
但这些算计上的失误存在于三个更大的世界观错误之中。首先,许多自由派人士坚信,在拜登领导下的美国情况相当不错,甚至可以说非常好,任何与此观点相左的人要么是散布右翼不实信息,要么是傻瓜。其次,不愿正视现代自由主义对如此多的美国人来说是多么令人厌恶。第三,坚信在面对特朗普时,唯一合适的政治形式是抵抗(Resistance)的政治——大写的R。
关于第一点,我已经记不清自由派专家有多少次试图引导读者阅读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晦涩数据,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应该停止对消费品价格的急剧上涨或房屋和汽车融资成本的上升感到恐惧。或者坚称南部边境不存在移民危机。或者声称拜登头脑清晰,任何提出不同意见的人都是混蛋。
然而,当美国人看到的和经历的并非如此时(正如大量调查数据显示的那样),典型的自由派反应是——不仅认为这些抱怨毫无根据,而且是不道德的。其结果是在侮辱选民的同时让民主党人对这些问题的存在视而不见。每当贺锦丽在回答有关边境问题时,她都会提到自己起诉了跨国犯罪团伙,由此你可以看到这一点:她没有对人们的核心抱怨作出回应,即移民危机给数百个社区带来了压力,无论移民是否犯罪。
自由派对这些忧虑的漠视是另一种现象的一部分:轻视许多美国人对各种进步事业在道德上的反对意见。担心儿童的性别转换或是生理男性参加女子体育比赛?那你就是个跨性别恐惧者。对那些几乎视白皮肤为原罪的、乏味、强制且往往适得其反的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研讨会感到不满?那你就是个种族主义者。对那些本应更具包容性、但却感觉像是取自《1984》的新术语感到恼火?那你就是“双加不好”(doubleplusungood,《1984》中使用的“新话”词语,意为“非常坏”。——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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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民主党代表着公平和自由。但是,当今左派政治却强调根据群体认同进行社会工程。它还越来越多地支持将奇怪的文化规范强加于数亿美国人,这些美国人希望大家都能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不喜欢在如何说话、如何思考上遭人指手画脚。太多的自由派人士忘记了这一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像特朗普这样对自由主义的虔诚信念极为蔑视的人可以再次当选总统。
最后,自由派认为,阻止特朗普的最好方法不是把他当作一个政策理念糟糕的正常政客——尽管令人讨厌,而是把他当作对民主本身的致命威胁。无论他是否构成这样的威胁,这种反对做派都使民主党人误入歧途。这促使他们采取自己的反民主政治形式——利用法院试图将特朗普的名字从科罗拉多州的选票上删除,或试图以难以理解的罪名将他送入监狱。这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使他们无法为特朗普正在解决的公众合理关切制定和阐明卓越的政策回应。而且,这也让自由派显得夸张甚至是歇斯底里,尤其考虑到,这个国家已经或多或少完好无损地挺过了一次特朗普总统任期。
今天,民主党已经变成了一个自以为是、爱说教和自命不凡的政党。这可能让他们感到自己正义凛然,但这样的形象怎么可能赢得选举呢?
由于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可能带来的担忧显而易见——在乌克兰的战争、我们的贸易政策、公民生活,以及保守派运动的道德健康,我勉强把票投给了贺锦丽。眼下,我更担心的是,自由派人士缺乏自省能力,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缺乏在下次做得更好的自制力,也没有做出改变的谦逊。
若特朗普当选,美国会“完蛋”吗?
若特朗普当选,美国会“完蛋”吗?
纪思道
这次总统选举看起来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美国的民主以及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希拉里·克林顿说,特朗普当选的话“国家就要完蛋了”,我认为这种说法太夸张。我并不认为特朗普能将美国变成一个独裁国家。
话虽如此,在我40年的世界新闻报道中,我一再看到魅力型领导人赢得民主选举,然后破坏这些民主。左翼民粹主义者在委内瑞拉、墨西哥和萨尔瓦多做到了这一点,而右翼民粹主义则在匈牙利、印度和波兰做到了这一点(在波兰是卷土重来)。特朗普垂涎权力,愿意无视民主规范,渴望美化自己、压制反对派,这都让我想起了那些领导人。
“他是这个国家最危险的人,”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对鲍勃·伍德沃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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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报复是合理的,”特朗普在6月这样说。
值得注意的是,他起诉希拉里和克里的努力没有成功,美国民主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基本上毫发无损。我们的民主制度比匈牙利或委内瑞拉的更强大,体制也不是那么脆弱。
同样,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特朗普的专制倾向因自己的无能和助手的疯狂阻挠而受挫。第二个任期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准备更充分了,似乎准备好引入志同道合的助手,这为他的反民主努力提供支持。
我在许多其他国家看到过威胁和报复是如何恐吓商界和公民社会、迫使他们勉强顺从的。据报道,特朗普任内,他的政府采取措施损害杰夫·贝佐斯和他的企业利益,可能导致后者失去了一份价值100亿美元的云计算军事合同。这或许可以解释贝佐斯为何决定他拥有的《华盛顿邮报》在总统选举中不作背书。
多年前,在我担任时报驻北京分社社长时写过一些关于中国总理的尖锐文章,作为回应,中国政府对我的纳税情况进行了严格审计。所以,当我得知特朗普指示助手利用国税局对他的批评者或那些不愿意听从其指挥的人(如联邦调查局的詹姆斯·科米和安德鲁·麦凯布)进行审计时,感觉十分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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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手下起初拒绝这么做,但科米和麦凯布后来还是被选中——号称是随机选择——接受审计。特朗普表示,他对此一无所知,但他的否认也让我想起中国政府的做法。中国的官员会告诉记者一些大家都知道是假的事情,这么做不是为了说服任何人,而是混淆问题或确立党的路线,让追随者附和。
我第一次见到从政后的特朗普时,他提出了一些荒谬的主张,然后又否认说过这些话——我感觉自己仿佛又回到了与中国官员的碰面中,他们与真相和现实的关系不仅是随意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性的。
第一修正案在美国建立已久,它将继续存在。但特朗普可以通过欺凌企业所有者来破坏新闻自由。毕竟,大约一年前,他曾说NBC的所有者应该因这家电视台的报道而接受叛国罪调查。最近他还建议,ABC应该为其对总统辩论的处理方式而受到惩罚。
“他们是新闻机构,”他这样评价ABC新闻。“他们必须获得许可才能这样做。他们应该被吊销执照。”后来,他还呼吁吊销CBS的执照,并表示《60分钟》节目“坦率地讲,应该停播”。国家新闻机构实际上并不需要执照,但它们下属的地方电视台是需要的。
特朗普多次呼吁修改诽谤法,以减少对新闻机构的保护。两年前,他呼吁监禁在国家安全案件中不透露消息来源的记者,并兴高采烈地补充说,在监狱里遭到强奸的可能性会让记者愿意交代消息来源。(我相信记者的意志更为坚定,我在那些在俄罗斯等专制国家冒着生命危险的记者身上看到了这一点。)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特朗普暗示他会动用武装部队对付美国公民。10月,他建议在美国部署国民警卫队或军队,打击“来自内部的敌人”,包括“激进的左翼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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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语言可能会鼓励更多我们在1月6日已经看到的那种政治暴力。特朗普在4月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被问及选举后可能出现的暴力,他似乎承认了这种风险的存在。“如果我们赢不了,你知道,这要看情况,”他险恶地说。“这总是取决于选举的公正性。”
不妨花点时间思考一下,特朗普当选可能对国际局势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特朗普在2020年再次当选,俄罗斯军队现在可能已经进入了基辅,因为特朗普根本不可能召集国际联盟,并获得援助来阻止俄罗斯(即使他想这样做)。乌克兰可能已经崩溃,俄罗斯可能会转向摩尔多瓦或拉脱维亚,而北约很可能已经成为了一个空壳。观察到西方的软弱为力,中国可能会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更加咄咄逼人,因此亚洲发生战事的可能性更大了。
特朗普以强人自居,但在我与外国官员、商界领袖的对话中,我感觉到他实际上展现的是一种虚弱。他会损害大西洋联盟,并威胁到拜登为遏制中国而建成的国家网络,他似乎低估了来自莫斯科和北京的挑战。
就在上个月,特朗普将一些批评他的美国人称为“人渣”,是“比中国和俄罗斯更大的敌人”。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原因,显然是为了帮助特朗普。
同样,一些中国人开玩笑说,特朗普的中文名字是“川建国”,意思是尽管特朗普口口声声反对中国,但他的混乱做法和对盟友的无视使中国变得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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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对外战兴趣不大,但他可能会鲁莽行事,并倾向于升级;其结果就是,在他总统任期的早期,正如特朗普自己对伍德沃德所说,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我们”距离与朝鲜开战“有多近”。他的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曾如此担忧,以至于一度穿着运动服睡觉,并在浴室安装了一个闪灯,以便在他碰巧洗澡时通知他危机爆发。
我们谁都不知道事态将如何发展,而且特朗普也不会实现他的所有目标。两年前,他呼吁“终止”宪法,但那不会发生。当他在任时,联邦巡回法院阻止了他的一个计划,他要一名助手去“取消”这家法院——当时没有奏效,明年也不会。
但特朗普是否会让美国变得不是那么民主,并使世界变得更加危险吗?绝对会。我们是在拿未来赌博。
为什么支持特朗普?钱就是硬道理
为什么支持特朗普?钱就是硬道理
ADAM SEESSEL
像我这样的反特朗普者将总统选举视为美国民主的一次清算。对于特朗普的许多支持者来说,这是一个简单的金钱问题。
今年夏末,我离开在纽约的家,与南部、中西部和西部的数十名工薪阶层交谈。我没有任何议程,只想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试着从他们的角度去理解世界。我采访了美发师、退休的锯木厂工人、面包师、卡车司机、自助洗衣店经理、露天烧烤厨师、赌场荷官,甚至还有一位前职业牛仔竞技骑手。
对于经济,人们说得最多的词是“可怕”。紧随其后的是“太糟糕了”。
与我交谈的有男有女,有白人、黑人、拉丁裔、亚裔和原住民。他们的外表不同,但说的话都一样。每个人都想为自己和家人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每个人都在努力获得这些条件。有些人不想谈论政治。还有一些人觉得自己被政客忽视了,以至于彻底不再参与这个过程。每个发表意见的人都支持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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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国家是一个政治体,那么工薪阶层就是对经济痉挛最敏感的神经末梢。虽然他们的一些反应是长达数十年的慢性疾病的结果,但最明显的疼痛出现在过去几年里。最糟糕的通胀和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最快的利率上升——对富人来说,这些是新闻标题。对于劳动人民来说,这些是他们日常生活的根本挑战。工人们更关心发薪日,而不是1月6日。
这很公平,但为什么要求助于一个谎话连篇、滥用职权的亿万富翁来帮助他们解决经济问题呢?他们的解释很简单。特朗普担任总统时,大家的日子过得不错。现在,鸡蛋的价格几乎是四年前的三倍,汽车贷款的利率高出50%以上,一些公司正在削减工时。他们认为,特朗普是可以扭转局势的候选人。
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些情绪并不奇怪。从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到詹姆斯·卡维尔,评论人士都注意到了金钱在美国生活和政治中的中心地位。在所有的言论和焦虑之后,也许这次选举将再次证明卡维尔的格言:别傻了,选举拼的是经济。
印第安纳州南本德
乔治·莱姆利的右臂上有一道烫伤,是他在工厂工作时从传送带上抓起灼热的黄铜部件造成的。他的左臂上有许多小小的针孔,那是他去当地的血库献血留下的,他每周去两次来换取外快。
莱姆利两次持续90分钟的献血过程可以换来140美元的收入;医院和制药公司则获得了重要的原材料。乔治今年45岁,单身,母亲为了省钱和他住在一起。他说,他开始献血是因为“所有东西都贵得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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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工厂工作之前,乔治曾在当地的克罗格超市工作,因此他对食品价格颇有研究。“我今天去那里买了一磅汉堡包,”他说。“以前最高是两块五,现在打完折也要四块。普通面包以前只要99分,现在要卖两块。你可能会说,两块而已嘛,但一周两块,一个月下来就是八块。
十几岁的时候,乔治是克林顿的“铁杆粉丝”。但2020年他把票投给了特朗普,今年秋天,他铁了心要再投给他。
“不是特朗普说什么我都同意,但我并不在乎他怎么说,”乔治解释说。“我在乎的是他的政策及其结果。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经济非常好。”
西部大道位于南本德的南边,远离圣母大学的黄砖建筑和翠绿草坪,聚集了快餐店、酒类专卖店、速汇金网点和一元店。一元店是了解美国工薪阶层生活的一扇奇妙窗口,因为几乎所有经济拮据的人都会光顾一元店。
在其中一家商店,丹妮尔·威廉姆斯和一位同事忙着收银,帮助顾客寻找商品,其中一人休息的时候要彼此照应。
“你想让我从哪里开始说起?”当我问及经济状况时,威廉姆斯说道。“食物、汽油——我觉得太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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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姆斯尚未决定投票给谁。对于大多数问题,她都显得矜持,说话轻声细语,但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她更加犹豫不绝。作为一名黑人女性,她对自己竟然在考虑特朗普感到惊讶。但2016年至2020年期间,她在经济上更有安全感。“当特朗普担任总统时,”她说,“那属于我们最好的时候了。”
俄勒冈州达尔斯
利兹·古兹曼的父母是墨西哥移民,他们来到加州采摘葡萄和橙子。去年,她从自家厨房起步,开了一家烘焙店。她看到通货膨胀如何给她身处的微观经济环境带来压力。“当我的成本上升时,我必须在定价上更狠,以确保我能盈利,”她说。
利率上调也对她产生了影响。为了获得更大的厨房,她和丈夫决定买一栋新房子。这就要求他们把利率在2%左右的抵押贷款换成利率在6.5%左右的抵押贷款,她说:“这是个很大的负担。”现在,她每个月必须多支付800美元的利息。
古兹曼曾考虑租一个店面,在那里出售芝士蛋糕和布奴耶罗,但现在她和丈夫认为这样做风险太大。“这么说吧,我们还能维持下去,”古兹曼说。“情况还算不错,但经济肯定不好。”
她记得父母对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克林顿的评价都不错,但她一直对政治不感兴趣,直到去年,在丈夫的敦促下,她才登记投票,这样他们就可以各为特朗普贡献一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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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采取行动,”她回忆丈夫说,她也同意。“经济、账单、食品成本、我们的税、买车的成本,有些东西必须改变,”她说。
“我不喜欢这个人本身,但从职业的角度我喜欢他,”她在谈到特朗普时说。“他绝对有金融头脑。”
北卡罗来纳州兰伯顿
在北罗伯茨大道,一名女子走进兰伯顿众多典当行中的一家,为她的吊坠手镯支付月供。
典当行交易的经济原理和血浆银行一样简单明了。她把珠宝典当,换了200美元现金。作为回报,她每个月必须支付44美元的利息、处理费和仓储费。这相当于22%的月利率和264%的年利率。如果她错过了前三次付款中的任何一次,她就会失去这条手镯。
因为人们在急需用钱的时候典当物品,所以你可能会觉得当铺生意很好。办事员奥斯汀·雷维尔斯表示,事实恰恰相反。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更多的人典当自己的财产,但很少有人有钱买下别人绝当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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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彻底完蛋了,”快30岁的雷维尔斯说。“人们过去有钱去典当行或跳蚤市场买东西,现在他们已经没有这个钱了。人们买完汽油和杂货后剩下的那点钱,现在也剩不下了。以前他们看到吹叶机或除草机,通常就会买下来。但现在他们不买了。”
我不用问雷维尔斯支持谁。他戴着特朗普的帽子和特朗普的腕带。他的腰带上挂着一支格洛克手枪。
一块美国派
我所看到的一些现象可以用过去几十年发生的经济变化来解释。美国派越来越大,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它以极不相称的方式被分配。抛开最近的经济动荡不谈:过去45年里,随着国家从工业经济转向后工业经济,劳动人民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最重要的是,许多选民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物价上涨。
考虑到这一点,当国人看到,一位阴暗、时常蛮不讲理的候选人承诺不仅要恢复他们的收入,还要恢复他们自豪感,他们觉得被说动了,你能责怪他们吗?我不能,真的不能。人工智能还没有取代我的白领工作,也没有取代我大多数同事的白领工作。但如果它真的来了,我不知道40年后我们的政治会变得多么怪异。
他让陌生人强奸妻子,他们为什么不认为自己是强奸犯
他让陌生人强奸妻子,他们为什么不认为自己是强奸犯
VALENTINE FAURE
这起案件震惊了整个法国。检方指出,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多米尼克·佩利科多次对妻子下药,邀请陌生人一起强奸她。检察官表示,她在无意识状态下遭到数十名男子的侵犯,而她的丈夫将大部分经历拍了下来,并将这些视频存储在数字文件夹中,其中一个文件夹的标题是“虐待”。
上个月对佩利科的庭审开始时,已经自愿放弃匿名权的妻子吉赛尔·佩利科以非凡、令人敬畏的姿态做了陈词。她成为了法国的女权主义英雄:在巴黎、马赛和波尔多的抗议活动中,女性高呼“我们都是吉赛尔”。佩利科对所有指控都表示认罪,并坦承“我是强奸犯”。
但与佩利科一起出庭受审的还有另外50名男子。其中大多数被控加重强奸罪。有十几名被告表示不认罪;一些人辩称,当时他们是被骗了,或者被告知佩利科女士是因为害羞而假装睡着。
女权主义长期以来关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关注被剥夺知识的女性是如何被剥夺权力的。在过去几周里,我们惨痛地意识到,不知情或声称不知情也可以成为权势者的便利工具。获得同意需要有了解他人意愿的动作,而强奸则是对他人的完全无视——一种取消,只在乎自己的快感。事实上,下药让女人完全屈服似乎是男性无意了解对方意愿的一个特别明显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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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接受自己被称为强奸犯,”一名被告在法庭上抗议道。“我不是强奸犯。我实在接受不了,”他说。他接着解释说,自被捕后,他学到了很多关于知情同意的知识:“执法官告诉我:即使你结婚了,一个女人也不完全属于你。”“也许完全不属于你,”法官纠正道,在公堂之上完善被告的性教育。“是的,女人不属于男人,”他回答说。“我希望他们能在学校里教这些。我用了54年的时间才明白。”
一名被告表示,在得知发生的事情后,他“崩溃”了。“我永远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在法庭上对佩利科女士说道,仿佛她是在施害和受害双方均不知情的情况下遭到了强奸。追问之下,他选择称之为“非自愿强奸”。
佩利科详细记录了大部分性侵事件的视频证据,因此被告无法对关键事实提出异议。他们唯一可以辩护的地方,就是声称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强奸,因为他们不知道没有得到佩利科女士的同意。有些人辩称,他们去这对夫妇的家中拍摄性爱视频,是因为他们认为佩利科女士是假装睡着的,其实她是有参与其中的,或者他们认为佩利科作为她的丈夫可以代她同意。(“她是他的妻子。他可以对她做任何他想做的事,”一名被告说。)有一个被告辩称,他不知道“知情同意”是什么意思。
越来越多的欧盟国家制定了“同意就是同意”的性同意法,但法国仍然将强奸定义为通过“暴力、胁迫、威胁或出其不意”实施的性行为。这次审判重新点燃了是否应该改变强奸定义的辩论。在不要求得到肯定同意的情况下,被告可以辩称——就像这次审判中的一名辩护律师所做的那样——“如果没有实施强奸的意图,强奸就不成立。”现行法律坚持认为,对于那些被指控对昏睡状态下的女性实施性行为的男人,应该尽最大努力弄清楚他们的真实意图。
益普索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自法国的“#我也是”运动开始以来,人们对强奸的理解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大约五分之一的法国人仍然表示,他们不认为强迫伴侣发生性关系是强奸,近10%的人表示,强迫醉酒或睡着或无法表达知情同意的人发生性关系不是强奸。在18至24岁的男性中,这一比例接近30%。(“对我来说,强奸得是在街上把一个人拽走的程度,”据媒体报道,其中一名被告说。)
特朗普再次当选只会“让中国再次伟大”
特朗普再次当选只会“让中国再次伟大”
RUSH DOSHI
拜登就任总统之初,我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许多人聚在一起阅读情报,得出了一个关键结论:本世纪20年代将是我们所说的美国与中国竞争的“决定性十年”。
北京试图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是一个强大的挑战者。中国的GDP已经超过美国的70%、工业产能超过美国、在电动汽车、高超音速武器和核能技术等多个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美国还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地缘政治对手。如果不作出调整,美国就有可能在技术上落后于中国,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中国,甚至可能在台湾海峡或南海被中国军队击败。下一任美国总统如何度过这个决定性十年的剩余时间,将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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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比中国领导人更清楚这一点。他们认为特朗普的任期加速了美国的衰落,这并非没有道理。特朗普关注的是美国的大宗商品出口,而不是长期的制造业实力。他疏远了盟友和伙伴,对大流行应对不当,并且一再表现出无视民主规范的行为。在对华政策上,他经常将个人利益置于美国利益之上,并破坏他的幕僚采取的与北京竞争的重要举措。结果,特朗普受到了中国人的广泛嘲笑,他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川建国”——这里的“国”是指中国。他的执政促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称,随着美国从霸主地位上衰落下去,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没有理由相信,特朗普在第二个任期内会改变在他上次任职期间削弱美国地位的做法。
以技术政策为例。特朗普在任时,他的政府正确地对华为和中兴通讯实施了出口管制,情报界曾警告这两家中国电信公司可能成为间谍和网络攻击的载体。但特朗普将自身利益放在首位。据报道,他向习近平承诺将取消管制(最终他不顾两党反对,取消了对中兴通讯的管制),以换取中国购买美国农业和能源商品,他认为这将有助于他的连任前景。
今天,特朗普反对一项得到两党广泛支持的立法,该法要求TikTok的中国所有者出售该应用,否则将予以封禁。其目的是防止北京通过操纵1.7亿TikTok美国用户的新闻推送来影响美国的公众舆论,或获得敏感的用户数据。他之前支持该立法,但在与一位持有约300亿美元Facebook股份的顶级捐赠者会面后,他似乎改变了立场。
拜登总统采取了重要措施,不让中国获得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和改进军事武器所需的先进半导体,他还采取行动,加强美国的防御能力,以应对中国政府在可能发生冲突之前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如水、天然气、电信和交通)进行破坏,中国公开表达了发起此类行动的企图。如果在第二个任期内,特朗普再次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技术竞争方针之上,那么这些至关重要的努力将面临风险。
制造业的情况也类似。正如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最近的一份报告所明确指出的,中国已经“在许多将决定地缘政治优势的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两党成员都认识到,由于中国出口的又一股浪潮威胁到美国的关键产业,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来实现美国的再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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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似乎并不认同这种观点。担任总统期间,他接受了一项糟糕的贸易协议,浪费了他通过提高对中国关税获得的影响力,他希望这项协议有助于他的连任前景。该协议允许中国政府保留其不公平做法,只要中国承诺购买美国商品,就可以向美国出售制成品。在第二个任期内,更多类似的糟糕交易可能会使美国失去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使美国在高科技产业中的地位被取代,将美国变成依赖中国制成品的大宗商品供应国,加速美国的衰退。
随着民主和人权在世界各地受到压力,美国必须在捍卫这些价值观方面发挥领导作用。然而,特朗普对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样的专制领导人仍保持着一种亲近感,这与两党共识相去甚远。特朗普曾赞扬中国对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反应,并威胁要否决几乎获得一致支持的谴责中国镇压香港的立法,宣称“我们必须与香港站在一起,但我也与习主席站在一起”。据特朗普先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称,特朗普私下鼓励习近平修建再教育监狱,中国在其中关押了约100万维吾尔人。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可能会进一步助长中国的镇压,及其削弱民主价值观和美国在全球领导力的势头。
特朗普关于台湾的想法是一幅灾难的蓝图。几十年来,华盛顿在美国是否会保卫台湾的问题上一直采取战略模糊的两党政策,以此威慑中国入侵台湾。特朗普威胁要削弱这种威慑。他最近说,台湾应该付钱给美国来保卫这个民主统治的岛屿,同时又漫不经心地对美国是否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表现出怀疑。
这是非常危险的。传达出美国缺乏决心的信号,可能会助长中国有朝一日夺取台湾的决心,这可能引发一场破坏全球经济的冲突。北京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西方外交界和学术界越来越清楚,中国官员和智库专家正在悄悄讨论,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他是否会默许中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
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认为,加强美国的全球联盟是对抗中国的最佳途径之一。但特朗普已经表明,他仍然不重视美国的国际友谊。他再次威胁要提高对盟友的关税,让他们为集体防务支付更多费用,并违背美国的防务承诺。没有盟友,美国将独自对抗北京。
中国是美国一个世纪以来最强大的地缘政治对手,在特朗普的上个任期,北京的领导人已经非常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操纵他。他们认为中国正在崛起,美国正在衰落。下个月,特朗普一旦当选,可能会证明他们是对的。
男人并不需要“正面男子气概”
男人并不需要“正面男子气概”
RUTH WHIPPMAN
在一个有可能产生美国首位女总统的选举周期中,诸多评论却放在男性身上,或许这是一个并不让人意外的讽刺吧。或者更准确地说,评论并不完全是关于男性,而是围绕着“男子气概”展开的。因为不知何故,到了2024年,我们发现自己在谈论男人和男孩时,依然无法不以男子气概作为基本的参考框架。
说起来,选民们要在有毒的和正面的这两种男子气概模式之间做出选择。为了回应右派青筋暴起、火冒三丈、穷凶极恶的男性样版,左派向我们提供了一种道德上更高尚、更包容的“正面男子气概”。
“正面男子气概”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这个词很可能是在21世纪初由心理学家创造的,作为与男性病人进行治疗合作的一种方式,它现在已经成为更广泛的关于男孩和男人的进步讨论的首选框架。它还激发了一系列旨在吸引男孩接受更多女性化美德的项目和倡议,比如情感脆弱和教养。男子气概的支持者认为,阳刚之气一直背着并不公平的坏名声,并且永远与“有毒”这个词联系在一起。正面的男子气概是为下一代进行重塑和恢复的一种尝试,而且通常的说法是,与那些耀武扬威的硬汉所显露出的内心忐忑不同,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气概。
这种模式并非对传统男子气概的彻底背离。正面的男子气概仍然利用了传统男子气概的所有旧有特征和焦虑,依然抱有存在“真男人”的信念,以及对男子气不足的担忧。作为这种气质的政治代表,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蒂姆·沃尔兹仍然需要不断证明自己的男性资质。唯有以男子气概和老兵形象示人,并在演讲中大量使用体育比喻和枪支暗语,他才能为自己身上更具女性主义色彩的情感赢得社会宽容的空间。毕竟,只有“真男人”才拥有足够的安全感去争取在学校的卫生间里放置卫生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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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纳德·特朗普的卡通式超级恶棍形象和JD·万斯的油腻厌女主义之后,沃尔兹及其同类的“正面男子气概”是一种令人愉悦的解脱,而且这些项目往往做得不错。但是,若要真正改变下一代男孩的文化范式,让他们坦然拥抱自己完整的人性,我们最好完全抛弃男子汉气概的那套说辞。这是因为正面的男子气概框架其实看来并没有挑战旧的刻板印象和模式,反而强化了它们。
“健康或积极的男子气概是指男性可以表达情感,有女性朋友或女性导师,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不会觉得自己遭到了阉割,”北卡罗来纳州一个此类项目的网站上写道。前职业橄榄球运动员唐·麦克弗森将他为男孩和年轻男性开办的专注于预防暴力和情感脆弱的组织称为“有抱负的男子汉气概”。当美国心理学会男性和男子气概心理研究学会的三名心理学家为青春期男孩发起类似倡议时,他们宣称的目标是保留传统男子气概的积极一面,“同时摒弃不好的一面。”
“在保持男性的坚强的同时,我们希望消除力量当中让我们陷入麻烦的方面,”其中一人说道,他认为任何关于男性的观念最终都应该归结于力量,否则很难认同。
难以想像一个旨在打破对女孩刻板印象的项目,以“有抱负的女性气质”来命名,并告诉女孩,她们可以在成为科学家、首席执行官、橄榄球运动员或美国总统的同时,“仍然保持女性气质和吸引力。”或者任何主流新闻媒体声称两位女性政治人士向选民提供了“两个女性气质的典范”。得益于女权运动的努力,任何自尊自爱的进步人士都会本能地将这种表述标记为可笑的简化或直接的压迫。但我们仍然认为,男子气概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不可改变的东西,而不是一种限制性的社会构建。
在整个正面的男子气概的自负中隐藏着一种性别歧视。如果我们必须给某种行为贴上“阳刚”的标签,它才对男性具有价值,那么我们就在巧妙地传达这样的信息:接受与女性有关的任何事物都是一种降级,甚至是一种侮辱。“正面的男子气概”并不是要将人类普遍的品质去性别化,更不是鼓励男孩相信他们可以从女性或女性文化规范中学到一些东西。它更像是一种尝试,在让男孩接近之前,先要从任何特征或行为中抹去女性身份的耻辱污点。
虽然这无疑是对女孩和女性的贬低,但这种样版所造成的主要心理伤害实际上是对男性和男孩自身的。这些试图扩大男子气概定义的尝试最终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男子气概本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男性价值的根本所在,男孩永远不能彻底放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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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是男性气概的压力——即不断坚持“真男人”的存在,以及对未能达到这一标准的恐惧——正是许多男孩问题的根源所在,这使他们更加缺乏安全感,以及焦虑、情感压抑和社会孤立。
在撰写《男孩·母亲》(BoyMom)一书时,我采访了来自不同背景和环境的男孩,这种恐惧表现得非常明显。对他们来说,男子气概与其说是骄傲的源泉,不如说是使人焦虑的原因。男孩们或明确或隐晦地告诉我,要达到某种无法企及的男子气概的标准让他们倍感重压,迫使他们进入一种装腔作势的僵硬姿态,并制造出一种持续的恐惧感。
要坚强和阳刚的压力来自四面八方——从社交媒体到电影,从父母(尤其是父亲)到老师和同龄人。“我的内心深处根深蒂固地认为,我要随时证明自己,”一位20岁的年轻人这样描述。“有一种永远都不够的感觉。”(几年前,这个年轻人在举重时脊椎骨折,当时他试图获得从社交媒体上的男性气质网红所展示的那种肌肉发达的体格。)
“你需要不断去证明和驳斥它,”加州一名19岁的学生在谈到阳刚之气在生活中的作用时说。“包括你看待自己的方式,你与他人交往的方式,你激励自己的方式。”
“就是害怕成为女性化的男人,”纽约的一名12年级学生告诉我。“就像社会潜在地几乎总是在强加这些男性化的价值观——差不多是在困住你。”这些男孩通常表现得像是传统意义上的男性,但总是感到有点紧张,距离被贴上胆小鬼或娘娘腔的标签总是只有一步之遥。那些不符合男性理想的人情况更糟,他们通常内化了一种深刻的羞耻感。正如一名16岁的同性恋者所说,“我只是有一种负罪感,因为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他说。“我只是觉得自己错了。”
他们都本能地理解我们的政治人物也在疯狂展示的东西——他们的阳刚之气受到不断的审视,而阳刚之气本质上是不稳定的,是一种随时都可能被撤销的地位。男人和男孩加班工作,以避免感到阉割的威胁,因为他们为此付出的社会代价是如此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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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满足这些严格性别期望的耻辱还会产生更广泛的后果。有证据表明,男性内心认为自己不符合社会对阳刚之气的期望可能是暴力的主要原因。心理学家称这种现象为“男性差异压力”,研究表明,男性遭受这种压力的程度越严重,他们就越有可能实施几乎所有类型的暴力行为,包括性暴力、亲密伴侣暴力和武器攻击,以及沉迷于一系列危险行为。
当然,这并不是说,阳刚之气当中没有很多积极的品质。在适当的情况下,力量、勇敢、英雄主义、身体的强健,甚至情感上的坚忍,都可以是很好的品质,甚至是挽救生命的品质(当然,这些品质并不是男性的专属)。但是,男孩必须将阳刚之气作为自身价值的恒定参照点的想法是有局限的,对他们乃至其他人来说都是有害的。我采访的男孩们需要的不是一种新的阳刚气概的模式,而是生活中重要的成年人给予他们完全摆脱这种模式的自由。
所有的人,不分性别,都有能力、也都需要坚强和脆弱,温柔和感性,狂野的勇气和温柔的教养。如果我们真的想帮助男孩挣脱束缚,找到更广阔、更健康的方式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需要的不是“正面的男子气概”,而是完整的人性。
战争阴影下,一个个脆弱清白的生命
战争阴影下,一个个脆弱清白的生命
HAN KANG
韩国首尔——我无法将自己的思绪从几天前偶然看到的新闻文章上移开。一名年逾古稀的男子不小心将厚厚两沓现金掉在了街上。偶然捡到这捆钱,并将其瓜分的两个人被警方抓获。他们被迫交出这笔钱,并被控以盗窃罪。
直到这里,都还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但这名男子随身携带如此多现金的背后,却有着一个特殊原因。“我担心可能会出现战争,”他对警察说,“所以我把积蓄都从银行取了出来,当时是在回家的路上。”他说为了送孙辈上大学,四年来他每个月存一点儿,才存下了这笔钱。朝鲜战争于1950年爆发之后,战争应该在这名男子的青春期为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想象了一下他的心情,一名自此之后一直过着普通的中产阶级生活的男子,前往银行取出积蓄。那种恐惧、不安、无力感和紧张情绪。
和那名男子不同,我所处的一代从未经历过朝鲜战争。在我出生之前,穿越边界进入朝鲜就已经是不可想象的了。即使是现在,韩国人和朝鲜人的见面或联系都是遭到禁止的。对我们这些战后的一代人来说,名为朝鲜的那个国家有时候感觉像是一种超现实的存在。当然,理性来讲,我和其他的韩国人都清楚平壤距离首尔只有两小时车程,并且战争并未结束,只是处在停火阶段。我明白它是在现实中存在的,而不是某种错觉或妄想,尽管唯一能验证这件事的方式就是通过地图和新闻。
不过,就像和我年龄相仿的一位撰稿人曾经说过的,有时感觉非军事区就像海洋。好像我们不是住在一个半岛上,而是住在一个岛上。这种奇怪的情况已经持续了60年,韩国人已经不情愿地适应了这种紧绷感和淡漠与紧张兼具的矛盾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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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时不时地报道称,韩国人对朝鲜有一种神秘的态度。尽管世界其他国家恐惧地注视着朝鲜,但韩国人似乎异常平静。尽管朝鲜在试验核武器,尽管有报道称美国可能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但韩国的学校、医院、书店、花店、剧院和咖啡厅依然照常营业。小孩子们爬上黄色校车,隔着窗户跟父母挥手告别;大孩子们穿着校服走上校车,刚洗完的头发湿漉漉的;恋人们拿着鲜花和蛋糕走向咖啡店。
然而,这样的平静就表明我们韩国人真的像看上去那样无动于衷吗?真的是所有人都超越了对战争的恐惧吗?不,不是这样。相反,几十年来累积下来的紧张与恐惧已经在我们内心根深蒂固,甚至在日常闲聊中也会不时闪现出来。特别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目睹这种紧张感逐渐增加,既是在日复一日的新闻之中,也在我们自身的不安里面。人们开始寻找离自己家和办公室最近的防空洞。在我们用来庆祝丰收的节日秋夕节前,有些人为家人准备的礼物不是通常的水果盒,而是装备了手电筒、收音机、药品和饼干的“救生背包”。在火车站和机场,每当播放和战争有关的新闻,人们都会聚集在电视前,紧张地看着屏幕。这就是我们的情况。我们很担心。我们害怕朝鲜在边界再次测试核武器,以及核辐射泄漏的直接可能性。我们害怕一场逐渐升级的口水战变成现实中真正的战争。因为我们还想看到未来的岁月。因为我们身边还有亲人。因为这个半岛南部有5000万人口,其中有70万是上幼儿园的儿童,这对我们来说不仅意味着一个数字。
即使在这些极端的情况下,韩国人仍在努力维持谨慎的平静与平衡,其中一个原因是,和世界其他地方相比,我们对于朝鲜的存在有着更为具体的感受。因为我们自然而然地将独裁者和他们治下忍受磨难的人们区分开来,所以我们试图从整体的角度看待事态,超越善与恶的二分法。发动战争是为了谁的理由呢?对我们来说,这种由来已久的问题目前迫在眉睫,正在成为可以清晰感受到的现实。
我的小说《少年来了》(Human Acts)是关于1980年光州起义的,当时军事独裁者诉诸武力,镇压学生抗议戒严令的斗争,在为小说做研究期间,我不得不扩大领域,不仅研究关于光州的事情,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西班牙内战,波黑战争,以及对美洲土著人的屠杀。因为我最终想要关注的并不是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而是在这个世界的历史中揭示普遍人性的面貌。我想知道人类为什么会如此残酷地伤害他人,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那些面对暴力之时依然不会失去人性的人。我想摸索一条横亘在野蛮与尊严之间巨大鸿沟之上的大桥。通过研究,我意识到的众多事情之一是:所有战争与屠杀中总会产生某个临界点,届时人们会将其他一些和自己有着不同国籍、种族、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人视为“次等人类”。然而,与此同时,我还产生了另一个认识:人类保持人性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对他人痛苦的完整而真实的体会,这种体会能够超越所有偏见。我意识到,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这种真切而现实的意志与行动,而不仅仅是对他人痛苦的简单同情。
朝鲜战争是周边大国在朝鲜半岛发动的代理战争。在残酷的三年间,数百万人惨遭屠戮,之前的国土被彻底摧毁。直到最近,我们才知道,在这个悲惨的过程中,美军——我们的官方盟友——也曾经数次屠杀韩国公民。其中最著名的事件是“老斤里大屠杀”(No Gun Ri Massacre),美军士兵把数以百计的民众赶下一座石桥,其中主要是妇女和儿童,然后在数天内从石桥两侧向他们射击,杀死了其中大多数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如果他们没有把韩国难民视为“次等人类”,如果他们可以完整而真实地体会到他人的痛苦,把他人当作有尊严的人,这样的事情是否还可能会发生呢?
如今,将近70年过去了,我每天都在努力倾听美国新闻中传来的话语,它们听上去熟悉而危险。“我们有几个设想的情况。”“我们会赢。”“如果战争只在朝鲜半岛发生,每天会有两万名韩国人死亡。”“别担心,战争不会发生在美国。只会发生在朝鲜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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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尖锐的对峙之中,韩国政府只谈及和平对话一种方案,惹得美国总统说,“他们只懂一件事。”其评价相当准确。韩国人的确只懂一件事。我们明白,任何不和平的方案都没有意义,“胜利”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既荒唐又绝无可能。当下生活在朝鲜半岛各处的人民,绝不想看到另一场代理战争。
思考未来的时候,我想起了去年冬天的烛光。每个周六,在韩国的各个城市,千千万万公民聚集起来,一同唱着歌,抗议政府的腐败,大家举着纸杯蜡烛,高呼总统应该下台。我也走上了街头,举着自己的一盏烛光。当时我们称之为“烛光集会”或“烛光游行”;现在我们说,这是我们的“烛光革命”。
我们只想要以烛光这种安静和平的手段改变社会,最终将这种想法变成现实的那些人——不对,是千百万有尊严的人,诞生在这个世界上的脆弱清白的生命——每天都会打开咖啡厅、茶室、学校和医院的大门,一次一步,朝着一个每时每刻都有新变化的未来共同迈进。谁能对他们谈及除了和平以外的方案?
与中国“分手”很难
与中国“分手”很难
PETER COY
在这个时候当一家向中国销售或从中国采购的美国跨国公司可不容易。随着美中两国政府针锋相对,它们也在逼迫企业选边站。
看看福特。今年1月,美国国会两个委员会的负责人要求拜登政府调查四家中国公司,他们称这些公司参与了福特在密歇根州建电池厂的计划。这两名委员会主席声称,那四家公司与中国军方、中共、朝鲜政府,以及中国在新疆地区侵犯人权的行为有关。
或者看看苹果。如本报报道,“多年来,苹果一直屈服于北京方面的要求,屏蔽了一系列应用程序,包括报纸、VPN和加密消息服务。”苹果“还在中国建了一个数据中心,用于存储中国公民的iCloud信息,包括个人通讯录、照片和电子邮件,”时报的报道写道。
这两家美国公司都曾把在中国开展业务视为一大亮点,现在却多次被迫艰难地做出解释。例如,福特对路透社说,“我们的所有业务”都遵守美国政府的法规。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大谈公司的美国特色:“我知道像苹果这样的公司只能来自美国,而且我们一如既往地致力于回报我们伟大的国家,”2022年,他在亚利桑那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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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2人组成的专门研究企业与中国关系的商业情报公司“战略风险”周一发布的分析称,在市值排名前250的美国上市公司中,福特在面对中国的风险方面排名第一,苹果排第三。(排第二的是供暖、通风和空调公司开利全球。)其他分析师可能会把这些公司排在更靠后的位置。可以论证被“战略风险”排在第四的特斯拉比福特、开利或苹果面临的风险要高。不过,这份排名的公布还是令人们审视美国两家最著名公司的中国战略。
困扰美国首席执行官的问题是,如何把握与中国公司的“亦敌亦友”关系:这些公司既可以是合作的朋友,也可以是竞争的敌人。中国市场利润丰厚,但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已将宝贵的知识产权交给了中国——有时是自愿的,有时不是。
随着中国公司在技术方面迎头赶上,并在某些情况下超过美国公司,美国公司面临的新问题是,是付出巨大代价、试图重新返回领先地位,还是将市场拱手让给中国公司,成为它们的客户。
这就是自2020年以来一直担任福特首席执行官的吉姆·法利这些日子里面临的两难选择。《华尔街日报》9月报道,法利今年5月从中国访问回来后,对中国公司在电动汽车领域的进展感到惊讶,他对福特董事会的一名同事说,“这是个生存威胁。”
福特预计,其电动汽车业务将在2024年亏损约50亿美元。这还是在高额关税阻止了中国电动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情况下。福特今年8月宣布,公司停止了一款全电动三排座运动型多用途车的生产,并将电动大型皮卡车的推出时间推迟18个月至2027年。
法利在中国问题上正在采取中间路线。福特正在接受美国政府的补贴,在密歇根州生产电池。但它也在从中国最大的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获得电池技术许可。这等于承认了中国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同时也致力于国内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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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跟上中国竞争者的步伐,法利的最新策略是在洛杉矶地区建立一个设计彻底全新电动汽车的新机构,这些汽车将以新电池为基础。
这也许能成功,也许不成功。一些华尔街分析师对此持怀疑态度。“专注于你的核心业务,”美国银行的分析师约翰·墨菲在今年6月的一次讲话中说。他说,福特、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母公司斯特兰蒂斯应该专注于在北美销售汽油驱动的卡车,这些车仍利润丰厚,同时“随着时间推移,最终投资自动驾驶的联网和电动汽车”。(福特称其中国业务已实现盈利。)
尽管苹果在中国仍广受推崇,但它正在失去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并遇到了政治阻力。虽然苹果一直试图博得政府的欢心,中国政府部门和得到政府支持的公司已禁止员工在工作时使用iPhone和其他外国设备。据时报报道,乔恩·斯图尔特去年停止了在苹果流媒体服务上的节目,部分原因是节目中可能有涉及中国和人工智能的话题,在苹果高管们中引起不安。
苹果已采取措施,降低在零部件方面对中国承包商的依赖,但进展缓慢。据《日经亚洲》今年4月的报道,苹果曾在2023年增加了来自总部设在中国的供应商和中国制造点的零部件使用,同时减少来自台湾、美国、日本和韩国供应商的零部件使用。苹果今年3月表示,正在扩建上海的一个研究中心,并在香港附近的科技中心深圳开设一个新实验室。
“每个企业都面临着同样的两难选择”,既担心过度依赖中国,又担心如果退出将失去竞争力,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副总裁詹姆斯·安德鲁·刘易斯对我说。“大家都在两面下注以对冲风险。”
即使苹果想那样做,“摆脱中国也将需要十年时间,”Counterpoint Research的研究主管杰夫·菲尔德哈克对我说。“这不只是制造设备的问题。这涉及到一个庞大的零部件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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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发言人拒绝讨论公司面对中国的风险。该公司表示,苹果的所有产品都在加州设计,在美国有9万多名员工,相比之下,公司在“大中华区”(这是苹果将台湾包括进来的说法)的员工人数约为1.6万。
如果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继续加剧的话,同时在这两个市场做生意的公司面临的压力只会增加。没有简单的出路。
美国应该怎样制定对华贸易新战略
美国应该怎样制定对华贸易新战略
BOB DAVIS
特朗普前总统于2018年开始与中国的贸易战,对约四分之三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达25%的关税,当时他有三个目标:大幅缩小贸易逆差——这是他衡量经济成功的标准;将就业机会带回美国;向中国施压,要求其停止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
从这几个层面看,贸易战是一场彻底的失败。尽管最初有所缩小,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在疫情期间反而扩大了,贸易逆差总额也出现了增长。随着关税的提高,制造业就业的回升在2019年停滞不前。美国贸易代表今年抱怨说,中国公司继续“肆无忌惮地”窃取美国的商业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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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下届政府想要扭转这种颓势,就必须重新考虑如何设计关税。为了给美国经济带来最大利益,它应该超越两党都支持的阻止中国投资的单一框架,而是鼓励中国的技术领导者在美国开展业务,就像日本汽车制造商在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建厂一样。
尽管特朗普曾表示希望增加外国投资,但他一直对中国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保持沉默。相反,他在他的旧战略上加倍下注,承诺对中国征收60%或更高的关税,对美国其他贸易伙伴征收10%或20%的关税。这些数字可能会改变——特朗普经常抛出不同的数字——但他的目标很明确:给美国经济“戴上领圈”。
他的新贸易战计划与旧计划有同样的缺陷:关税通常是对来自商品最后组装国的进口商品征收的,无论其原产地在哪里,因此,从中国在越南工厂发货的商品被视为越南的出口。而且由于对中国征收的关税远远高于对其他任何国家,中国企业将有巨大的动机以这种拐个弯的方式尝试进入美国市场。
越南将再次从特朗普的第二次贸易战中获胜,因为它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来支持出口经济。但墨西哥可能会是第一名。它与美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这意味着它可以成为进入美国的零关税港口。
中国企业显然在做准备。虽然中国在墨西哥的投资规模相对较小,但官方数据并没有将投资活动的增长体现出来。今年,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墨西哥哈利斯科州,与当地的中国供应商会面。比亚迪正考虑在那里建厂。临工机械集团正在新莱昂州建设一座建筑设备厂,据报道,这是该集团50亿美元投资的一部分。
特朗普的官员指出,他曾表示要对在墨西哥制造并运往美国的中国汽车征收100%或更高的关税,以此作为他将打击中国逃避关税的例子。但这种策略是不可扩展的:要追踪中国运往美国的价值4000多亿美元商品的路径将是一场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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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的目标是封锁中国商品——无论它们在哪里制造——它需要一个更复杂的方法。拜登政府表示,将只对半导体、电池和电动汽车等少数高科技产品征收新的高额关税,贺锦丽竞选团队支持这一概念。即便如此,民主党人比他们承认的更接近特朗普的做法,因为他们没有取消特朗普对中国征收的任何关税。
减少对中国依赖的更有效的方式是将关税集中在高科技产品上,只有当此类产品中有很高比例使用非中国零部件制造时,才免除关税,无论这些产品在哪里组装的。这就是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采取的策略:现在,要获得零关税准入资格,汽车价值的75%必须在北美制造。
拜登政府正在研究不同的方法,比如禁止中国车辆,尤其是电动汽车,如果它们产生的数据可能被传输到北京,美国政府认为这是一种国家安全风险。
然而,美国更大的目标应该是与中国商品竞争,而不仅仅是阻止它们,因此这种做法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它减少了美国公司的竞争和创新的动力。这损害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因为他们得到的是更差的产品,同时也降低了美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在电动汽车和电池等中国企业处于技术领先地位的行业,美国不应该禁止中国,而应该效仿中国。中国通过吸引欧美领先企业的投资,学习他们的技术和生产工艺,并将其融入中国制造的产品中,从而取得了经济上的进步。
美国也可以这样做。美国应根据具体情况鼓励中国企业在美国的高科技领域进行投资,但前提是中国企业必须带来先进技术,聘请美国工程师和科学家使用这些技术,并培训美国工人生产高科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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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马斯克这样的硅谷精英会支持特朗普
为何马斯克这样的硅谷精英会支持特朗普
CHRIS HUGHES
今年5月的一个周五上午,也就是特朗普因涉嫌伪造商业记录影响2016年大选,被判34项重罪成立后的第二天,我在曼哈顿熨斗区与一位科技行业领袖共进早餐。他一生都是民主党人,最近才改头换面成为特朗普的热心支持者。他对这一判决不为所动,大约一周后,他去了前总统的筹款活动(起价5万美元)。
20年前,我在大学期间与人共同创立了Facebook,但我很久以前就离开了加州和创业文化,转而投身公共政策和经济学。当我们坐在一起吃炒蛋、鸡肉香肠和全麦吐司时,我惊讶地发现硅谷有那么多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物——包括一些我认识的人——现在都在大张旗鼓地支持特朗普。
我的同伴乘飞机去参加的那个活动一晚上就筹集了1200万美元。这位前总统在硅谷最引人注目的支持者包括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森和本·霍洛维茨,他们在自己的播客上支持特朗普,还有埃隆·马斯克,他成立了支持特朗普竞选活动的资金最雄厚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之一。特朗普声称,马克·扎克伯格给他打电话说不会在11月支持民主党人,尽管扎克伯格的发言人否认了这一说法。
我们很容易把科技行业的右倾归结为富人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行为,但硅谷一直是由利益驱动的,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它就没有向共和党倾斜过。即使是现在,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民主党的天下,虽然就连贺锦丽在硅谷一些最坚定的支持者也对她会如何处理科技政策感到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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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对一些硅谷精英有吸引力,因为他们认同这个人。对他们来说,他也是国家的受害者,因为大胆的想法而受到不公正的迫害。实际上,他也是他们逃避责任的挡箭牌。特朗普可能会威胁民主范式,传播虚假信息;他甚至可能引发经济衰退,但他不会挑战他们构建自己喜欢的技术的能力,不管这样的技术会带来多么大的社会成本。
这些领导人赌的是他们可以通过公众支持和财政支持让特朗普接受他们的想法,他们可能是对的。特朗普曾是加密货币的批评者,但在加密货币高管向他的竞选活动捐款后,他转向反对监管,本月,他和他的儿子推出了一个加密货币企业。特朗普最近提议成立一个“政府效率委员会”——这是马斯克几周前向他提出的想法。虽然特朗普在硅谷的盟友可能很少,但他们的支持可能会让他们对特朗普可能的第二届政府——乃至共和党——在未来几年如何制定科技政策产生影响。
他们不仅想影响特朗普的政策,还想反击拜登—贺锦丽政府,他们认为后者不公平地针对了自己的行业。
在推动科技公司为公众利益服务方面,拜登总统和贺锦丽比互联网时代的任何一届政府做得都要多。他们的做法的关键是支持初创企业,以抗衡科技巨头的主导地位。这些科技巨头的总市值超过了许多国家的GDP。拜登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任布莱恩·迪斯明确表示,“大”公司并非天生就不好。但是,当他们行使市场权力时,他们可以不公平地提高价格,缩小消费者的选择范围,降低工资,并阻碍通过卓有成效的竞争而产生的创新。
过去三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起诉了一些最大的科技公司——Facebook、谷歌、亚马逊和苹果——称它们扼杀竞争,伤害消费者。他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包括一项针对谷歌的重大反垄断裁决,这可能会为其他案件创造动力。
不仅仅是反垄断。拜登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由加里·詹斯勒领导,他是科技精英反对的另一个目标,该委员会对加密货币实行积极控制,这种错误命名的类别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几乎没有实用价值。拜登—贺锦丽政府去年还发布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行政命令,创建了一个框架,以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和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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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早就该采取这些行动了。他们指责科技公司助长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危机、政治极化、猖獗的错误信息和侵犯隐私等问题。我们中的许多人在读到有关社交媒体对孩子产生负面影响的证据后,都不愿意在新技术面前重犯未能及时建立保护措施的错误,无论这些新技术看起来多么有潜力。
特朗普的科技支持者对此有不同看法。他们与过去的垄断者如出一辙,声称自己是激进的进步人士的受害者,这些激进人士希望对该行业进行过度监管。对他们市场力量的限制威胁着他们业务的增长,并挑战了他们的基本信念,即技术进步本身就是好的。
去年,安德森的风险投资公司在加密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他写了一份被广泛讨论的“宣言”,声称“官僚主义、否决政治、老人政治”的敌对声音反对“追求技术、富裕和生命”。他几乎毫不掩饰地批评拜登—贺锦丽政府,他认为,那些相信在采用新技术之前要仔细评估其影响的人是“非常不道德的”。
因此,科技巨头与自诩救世主和殉道者的特朗普产生某种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和他们一样,他也不想循规蹈矩,也不想接受对他“更美好”美国愿景的挑战。“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个体系,”他在第一次总统竞选中说。“所以我一个人就能将其修复。”他在开启2024年总统竞选时说“我是受害者”,并继续声称司法系统和选举都受到了操纵。他将为各种自认为的受害者而战,甚至是(或者尤其是)那些住在镀金豪宅里的人。
安德森这样的论点提供了一个虚假的选择,要么是经济和技术进步——由打破边界的商业领袖促成——要么是无效的官僚主义监管。我也是一个技术乐观主义者,我相信,由于过去二十年来涌现的大量新技术,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更好了。但是,就像我们需要汽车的道路规则和飞机的安全规定一样,我们需要通过公共政策来管理这些新技术,以确保我们喜欢它们对我们所做的事情,而不是听任它们肆意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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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总统竞选中,特朗普的竞选伙伴关于反垄断的零星言论对特朗普本人没有多大影响。特朗普控制着他的政党,科技领袖们知道,唯一真正重要的声音,是他听到的最后一个在他耳边低语的声音。
中美电池竞赛,美国还有机会吗?
中美电池竞赛,美国还有机会吗?
PETER COY
在口若悬河地向我介绍他的电池公司时,马泰奥·哈拉米约顺口提到他的电池“效率不高”。
哦。这不是好事吧?
这位Form Energy首席执行官说,也不尽然。效率是指你从电池中获得的能量与充电时投入的能量之比。当然,效率更高总是好事,但对于Form Energy所针对的市场来说,更重要的是降低电池的生产成本。
Form Energy的电池中没有用到价格不菲的锂。取而代之的是普普通通的铁,人们从铁器时代(大约止于2600年前)以来一直在使用的东西。Form Energy的电池通过铁的氧化反应来产生电力,而再充电则是通过电力将氧化物还原为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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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Energy的目标市场包括电力企业,这些公司需要在电力充足时储存电力,在需求高峰时将其释放出来。世界上一些地方已经安装了大量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设备,以至于某些市场的电价经常为负值:电力企业实际上是付钱让客户用电,因为这比关闭发电设备更便宜。
对于电力企业来说,建设一个电池农场的成本很低,它可以吸收大量廉价甚至负价的电力,供以后出售,这听起来很划算,尽管它体积庞大,而且效率很低。Form Energy的首个商业项目于8月破土动工,客户是明尼苏达州的非营利性电力合作社Great River Energy。
手机或电动汽车可能永远不会采用铁-空气电池,但Form Energy并不打算征服每一个细分市场。正如英国人说的,各尽其善。
我拿Form Energy作为本文的开头,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喜欢从锈蚀中捕获能量的想法,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它是美国众多帮助这个国家试图重返电池开发前沿的企业之一。
美国已经将锂离子电池市场拱手让予他人。得克萨斯大学物理学家约翰·古迪纳夫因多个突破性研究而与他人分享了2019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包括在1980年开发出更好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一家试图将其商业化的初创企业从奥巴马政府那里获得了数亿美元,但最终破产。2013年,一家中国公司收购了破产的初创企业A123。就在美国企业退出撤出锂离子电池的生产之际,其他中国企业迅速进入了这个领域。
今天,中国完全主导了全球锂离子电池的生产,这些电池用于电动汽车、手机、笔记本电脑、无线工具等众多产品。根据韩国SNE Research的数据,今年前七个月,宁德时代占全球电动汽车电池产量的38%,而另一家中国公司比亚迪位居第二,占16%。前十名中没有美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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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正如我的同事戴维·华莱士-威尔斯本月曾撰文指出的那样,中国在降低锂离子电池价格和太阳能电池板价格方面的成就(太阳能电池板有助于为锂离子电池充电)对于对抗全球变暖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如果美国人能制造更多这种拯救地球的设备,而不仅仅是购买,将有利于美国经济。
现在事情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两党基础设施法》和《降低通胀法案》中的激励措施正在推动对电池的重大投资,包括锂离子电池的国内生产能力。此外,美国能源部还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开发新型电池,包括前景广阔的固态电池,这种电池使用固态电解质代替液体或凝胶。相关项目包括一个“长时储能攻关”计划,目标是到2030年将储能时长10小时以上电池的储能成本从2020年的水平降低90%。
去年,拜登总统发布行政命令,规定“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开发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只要可行并符合适用法律,就在美国制造”。
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在去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联邦政府的举措“模仿了中国十多年前的做法,即利用供需两侧补贴以及政府支持来建立供应链”。
中国在锂离子电池领域遥遥领先,我很难想象美国能赶上来,能做到满足国内需求都谢天谢地了。我认为美国最有可能超越中国的途径是采用新技术,如Form Energy的铁-空气电池。
我喜欢电池设计师的创造力,他们在元素周期表中寻找具有理想电负性和其他特性的元素。ARPA-E是美国能源部的研发部门,它正在资助从事电池化学研究的初创公司,它们包括锂-空气、铝-空气、锌-空气、金属钠、β-氧化铝钠、钒氧化还原液流和普鲁士蓝染料(是的,真的)。还有一些根本不是电池的储能技术,例如将水抽到山顶,或以熔盐的形式储存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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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单一方案适用所有情况是经不起推敲的,”俄勒冈州威尔逊维尔市ESS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埃里克·德雷塞尔胡伊斯告诉我,该公司生产铁液流电池(不同于铁-空气电池)。“沙拉酱有多少种?无法相信一种储能技术会胜出。”
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是一家由科技界资助的智库,自2012年以来一直在呼吁美国重视电池的研发。该基金会7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美国在电动汽车问题上对中国的回应“应包括投资研发以加速技术创新、刺激消费者接受电动汽车(例如,通过充电基础设施的部署),以及防御性贸易措施”。
我与该报告的作者、基金会负责全球创新政策的副总裁斯蒂芬·埃泽尔讨论了美中电池竞赛的前景。“20年后,科技政策学者会将其视作一个案例,检验更强硬的政策能否取得成功,”他说。“我认为,只要我们真的把它作为国家的优先事项,我们就能成功。”
以色列的寻呼机攻击改变了世界
以色列的寻呼机攻击改变了世界
BRUCE SCHNEIER
上周,以色列对真主党发动了公然袭击,数百台寻呼机和对讲机相继爆炸,造成了至少37人死亡,血淋淋地展示了网络安全专家们多年来一直在警告的威胁:我们的电脑化设备的国际供应链让我们易受攻击。而且,我们没有好的手段来保护自己。
虽然这次致命行动极不寻常,但实施这些行动的元素并不新颖。以色列劫持国际供应链并在真主党设备中嵌入塑料炸药的策略已被使用多年(以色列既未证实也未否认自己在其中扮演了任何角色),新颖之处在于,以色列用如此公开和具有毁灭性的方式将这些元素整合了起来,将大国竞争的未来——无论是在和平时期、战争时期,还是在两者之间不断扩大的灰色地带——赤裸裸地展现出来。
这种行动的目标将不只是恐怖分子。我们的计算机易受攻击,我们的汽车、冰箱、家用温控器,以及我们生活中许多其他有用的东西也越来越易受攻击。攻击的目标无处不在。
这项行动的核心部分——在寻呼机和对讲机中植入塑料炸药——是自从理查德·里德2001年企图在飞机上制造所谓“鞋子炸弹袭击”以来就一直存在的恐怖袭击风险。机场的所有扫描设备是为检测它们设计的——包括你在安检处看到的和你托运行李后对行李进行扫描的设备。即使是少量的炸弹也能造成相当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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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行动计划的最后一部分也是后勤方面更为复杂的部分:为大规模制造具有破坏性的设备劫持国际供应链,这是美国自己也做过的事情,尽管目的不同。美国国家安全局曾在运输过程中拦截通信设备,然后对其进行修改,目的不是破坏,而是为了窃听。我们从斯诺登泄露的文件中得知,国家安全局曾对发往叙利亚一家电信公司的思科路由器进行了这种操作。想必这不是国家安全局唯一的一次此类行动。
成立一个幌子公司来欺骗受害者就更不是什么新东西了。以色列据称成立了一家空壳公司,生产并向真主党出售装有炸药的设备。2019年,美国联邦调查局曾成立了一家向犯罪分子出售号称保密通话手机的公司,不是为了暗杀他们,而是为了窃听他们的通话,然后将他们逮捕。
要旨是:我们的供应链易受攻击,这意味着我们也易受攻击。任何参与高技术供应链的国家、团体和个人都有潜力破坏依赖这个供应链的设备。设备可被改造后用于窃听,可被暗中破坏以削弱性能或在收到指令后失效。而且,设备可被暗中改造为杀人武器,尽管这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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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御这些攻击以及类似攻击,答案并不明显。我们的高科技供应链复杂且国际化。真主党的寻呼机来自一家总部位于匈牙利的公司,而这些寻呼机是从台湾采购的,这没有引起警觉,因为这种事情再正常不过了。美国人购买的大多数电子产品都来自海外,包括我们的iPhone,它的零部件来自几十个国家,然后主要在中国组装。
这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我们无法想象华盛顿会通过一项法律,要求iPhone完全在美国制造。劳动力成本太高,而我国国内又不具备生产这些产品的能力。我们的供应链已经深度的国际化了,这是不可阻挡的,改变这一点需要将全球经济带回20世纪80年代。
所以,现在该怎么办?对于真主党来说,它的领导人和特工将无法再信任与网络相连的设备——这很可能是袭击的主要目标之一。这次袭击是否有任何长期影响,该组织将会如何回应,全世界还得拭目以待。
但是,既然现在这条底线已被越过,其他国家几乎肯定会开始认为,这种战术是可以接受的。它可以在战争期间用来对付军队,也可以在战争前夕用来对付平民。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尤其容易受到攻击,因为我们拥有大量易受攻击的设备。
如果中国不再努力拯救世界,会发生什么?
如果中国不再努力拯救世界,会发生什么?
DAVID WALLACE-WELLS
在气候世界里,一件曾经被认为几乎无法想象的事可能正在发生。初步数据显示,尽管全球碳排放仍在上升,中国的排放可能已经达峰——长期以来的气候大反派,如今先于全球一步,扭转了排放趋势。
像这样的预测并不完全可靠,但全球绿色转型故事已经被中国彻底改写。这个故事的大致情节你可能已经了解了:凭借数十年来太阳能、风能和电池技术成本以令人咋舌的速度下降,以及新一轮的气候倡议和大幅增加的政策支持,各类绿色能源技术正在沿着一条惊人的指数曲线上升,每一年的进展都让那些守旧的产业分析人士的谨慎预测沦为笑柄。
这一点时常被作为一项全球成功来赞颂,但近年的进步主要来自一个国家。把中国排除在世界之外,那让人瞠目结舌的上升曲线就平缓了许多——绿色能源仍然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只是速度要慢很多。
以太阳能为例,作为当前全球绿色转型的主导力量,太阳能给了世界一个自我安慰的故事。2023年,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太阳能装机容量达425吉瓦;除中国之外的世界只有162吉瓦。中国占了263吉瓦;美国只有33吉瓦。就在2019年的时候,中国的装机容量还是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一左右;去年,它的装机容量已经比除它之外的全世界总量多出62%。同样经过这五年,中国的新增装机已经增长了八倍以上;如果不算中国,全世界增幅还不到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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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排除中国,数字就显得没那么值得赞叹了:从2019年到2023年,每年的新增装机容量依次为90、93、100、133和162吉瓦。中国之外的世界并非没有进步——从2021年到2023年,新增容量增加了62%。但中国的增长是317%。
不只是太阳能。据最近的一项估算,今年全球建造的大型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场有近三分之二在中国,其绿色能源部署规模是世界其它地方的八倍以上。七国集团——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加起来,2023年的新增装机容量勉强达到中国的四分之一。2023年中国新增风电容量74吉瓦;世界其它地方总和为43吉瓦,美国只有6吉瓦。2023年,中国售出电动汽车810万辆,世界其它地方是560万辆,其中美国140万辆。
当然,其它地方也有令人鼓舞的故事。(例如2024年前六个月,欧洲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超过了化石燃料,南非的屋顶太阳能在一年多里增加了349%。)然而从世界其它地方的脱碳进展来看,转型背后也有中国的推动。2022年,中国生产了全球约90%的太阳能硅片和电池——根据一些测算,这个产量是世界其它地方计划安装的总量的两倍以上。去年,全世界超过60%的风力涡轮机是中国生产的,售出的电动汽车60%来自中国。2004年,美国在全球太阳能生产中的份额是13%,到了2023年已经不zu61%。中国的份额现在是80%,曾经只有1%。
也就在五年前,西方的气候外交官还经常发牢骚,说即使富有的国家实现奇迹般的脱碳,只要中国的习近平主席不配合,那也是白搭,毕竟这一个国家就产生了将近三分之一的排放。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号称有气候意识的人在哀叹,全球变暖是一个只能由各国去解决的全球问题,这是在假定,地方成本和全球收益之间的不匹配会让那些不良的、不积极的行为者失去解决问题的动力,有的还说,既然存在这样的情况,我们也应该放慢脚步。
事实上,竞争的逻辑如今正好反过来。从某些方面看,一些与我们接近的国家以及欧洲的那些理所当然的盟友在转型的进度上都领先美国不少。我们的主要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对手在脱碳的路上不但没有懈怠,还把全世界都甩在了身后。这不等于说中国已经帮我们解决了世界的气候问题——甚至自己的问题也没解决,毕竟到它目前的碳排放水平仍然很高——只是如布雷特·克里斯托夫斯在《金融时报》上的文章所说,“能源转型并非单一的进程,而是一系列的地区转型,有着各不相同的形式、步调和广度。”“当我们在谈论‘全球’的时候,是存在一种混淆的,”亚当·图兹写道,“因为事实上,在整个能源转型动态里,有一个国家是占据绝对优势的,那就是中国。”
十年前,美国及其盟友将大量的知识和外交精力花在了一个战略问题上,即如何鼓励中国加入到我们的脱碳竞赛中,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这个国家都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然而,今天的美国政策制定者正在提高绿色技术关税以保护美国的清洁能源行业——这表明,从价格角度来看,我们已经输掉了这场竞赛,此外,从部署速度来看,我们同样也处于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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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绿色科技领域的大规模投资既是对房地产泡沫后萎靡不振的经济的战略刺激,也是在举一国之力押注21世纪清洁能源对繁荣与权力的重要性。类似的逻辑也指导着其他地方的绿色投资,包括美国——《通货膨胀削减法案》被称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清洁能源技术投资”。但如果这是一场比赛,中国遥遥领先。
当然,如果用排放量来衡量,结果会有些不同。如今,中国的碳排放量是美国的将近三倍,而美国是世界上第二大气候污染国,在当今对地球未来气候造成的损害方面,中国更是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都要大。但在某种程度上,这让中国的绿色繁荣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作为世界历史上最耗碳的经济体,在经济增长放缓、尚未跻身全球“高收入”行列的时期,中国正将其未来的巨大赌注押在新兴的能源技术上,并且远远超过了它在转型速度上对全球做出的承诺。例如,今年中国提前整整六年实现了2030年可再生能源总量的目标。在美国,我们似乎更关注人工智能。
你可以用几种方式来衡量这种惊人的影响。可以说,电力是全球转型的货币,根据Ember的数据,去年全球电力需求的净增长总量为627太瓦时;仅仅中国就增加了606太瓦时。(1太瓦等于1万亿瓦。)
或者可以看看国际能源机构所谓的“避免排放”——这是衡量新可再生能源影响的一种方法。中国新增的太阳能每年减少的排放量为6.19亿吨,是美国的六倍。
当然,这些进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能源结构的污染程度,因为取代煤炭比取代天然气能减少更多的排放。尽管如此,这种反差还是令人瞠目。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中国新建的风电容量“避免”了4.87兆吨的排放,而世界其他地方的风力发电只减少了3.43兆吨的排放。在中国,电动汽车减少了2200万吨的排放量,超过了美国(1500万吨)、欧盟(1400万吨)和英国(300万吨),是世界其他地区新电动汽车减排(700万吨)的三倍。核电方面的差距相对较小,但即使在这方面,中国避免的排放量(7400万吨)也比韩国(2000万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500万吨)、欧盟(900万吨)和世界其它地区(4400万吨)要多。
只需看看他们正在建造的规模。中国用于太阳能发电的土地面积是美国的两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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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在任何有关绿色转型的报道或分析中,将中国置于无可争议的中心位置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也许与地缘政治一样大,与全球未来可能性一样广阔。但至少在短期内,我认为有两个基本点值得注意。
首先,能源转型目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中国项目。世界各地都在取得进步,但中国与其他所有国家之间的差距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大得多,也更令人生畏,一旦你把中国撇在一边,全球的情况看起来就不那么乐观了——而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发动的绿色科技贸易战正是想把中国撇在一边。
支持征收这些关税的大部分论据主要涉及中国补贴和“产能过剩”的挑战,乃至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措施(如果有的话),以使我们能够与那个太阳能电池板产量是全球需求量两倍的绿色经济体,还有那个虽然席卷全球但基本仍在亏损状态的电动汽车公司展开公平的竞争。但这种不平衡的另一方面或许更令人担忧,至少对我们这些关心脱碳速度的人来说是这样:中国可能会后退,减少对绿色产业的支持,就像它有意地缩小自己的房地产泡沫一样,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让全球绿色转型的引擎空转,让我们其他人陷入困境。
我从中国被领养,至今仍在寻找自我和归属
我从中国被领养,至今仍在寻找自我和归属
CINDY ZHU HUIJGEN
自记事起,我就一直希望自己不是中国人。
我讨厌自己不易打理的黑发,讨厌自己的眼睛,在荷兰,那个我长大的地方,它们让我显得像个外国人。晚上睡觉时,我希望自己醒来时能像其他荷兰孩子一样拥有金发碧眼。有时我欺骗自己,相信自己的愿望成真了——直到镜子提醒我,我来自何方。
1993年,还在蹒跚学步的我被荷兰的白人父母从中国领养,因为他们无法生育。我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小镇长大,每周都有几十个人——全是白人——穿着最好的衣服从我们家经过,前往教堂。从外貌、文化和种族方面来说,这大概是离中国最远的地方了。
我不会因为成长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我的隔阂感而责怪我的养父母。他们尽了最大努力让我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童年,我非常爱他们。但当中国本月早些时候确认将不再允许大多数外国父母收养中国儿童时,我感到一阵宽慰,随之而来的是一股压抑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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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开放国际领养以来,被安置在海外家庭的中国儿童数量估计超过16万。这些孩子中约有一半去了美国。这个话题通常是从养父母的角度来讨论的:这项领养制度如何让他们得以建立家庭,如何让他们拯救这些孤儿,而现在突然的禁令又如何让申请收养的夫妇陷入困境。
很少有人关注这些领养安排的阴暗面及其对被领养者的影响。
中国于1979年出台的严格独生子女政策迫使许多中国父母放弃他们刚出生的孩子。这些通常是女孩,因为传统上社会更偏向男性家庭继承人。因此,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海外领养行业应运而生,在这个行业中,人的生命有时候是可以被买卖的。
对于很多像我一样脱离了本土文化、在与自己格格不入的国家长大的人来说,寻找自我和归属感是一生的事情,充满了探索,也充满了困惑、遗憾和失落。
我是荷兰小镇阿尔布拉瑟丹小学里最早的非白人孩子之一。有些同学会踢我的自行车,试图破坏它,因为正如一个男孩所说,“一个肮脏的中国人不配有这个。”无处不在、不可或缺的自行车是荷兰民族的象征,对他们来说,我还不够荷兰。我听到大人说“斜眼”,看到他们用手指拉起眼角。
即使在我的大家庭里,我有时也觉得自己是个入侵者。当我的父母告诉亲戚他们要把一个非白人婴儿带进家里时,并不是每个人都支持。我的表妹出生后,祖父母的房子里很快就堆满了她的照片,而我的照片在那里只有几张。我并不介意,只是嫉妒我的表妹看起来和其他人一样。我却和任何人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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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与电影或电视中罕见的亚洲角色建立了联系,他们不是千篇一律的按摩店服务员,也不是不善社交的数学怪人。我心目中的英雄是吴珊卓在《实习医生格蕾》(Grey’s Anatomy)中饰演的聪明、泼辣的克里斯蒂娜·杨医生。当时我还不知道,但研究人员已经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所经历的一切:“文化再适应”(reculturation),也就是一个人发展出自己的身份,并适应出生地和收养地的文化差异。
在成长过程中,我感觉自己的一部分从未离开过中国,我渴望与中国重新建立联系。三年级的一天,每个学生都要做一个家谱。我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中间,线条向外发散,以问号结尾。我流着泪回到家,恳求父母带我去中国。
为了支付这次旅行的费用,他们把我们的房子做了二次抵押。2003年,12岁的我回到故土。突然发现身处同类之中,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效果;我终于感受到了寻找已久的归属感。现在,引人瞩目的是我的父母。陌生人会盯着陪同中国孩子的两个白人。我喜欢中国的食物,那种浓郁的味道是荷兰菜所没有的。我学会的第一句普通话是对餐馆工作人员说:“不要辣椒”。我发誓要学中文,然后再回去,最终在2019年,我以记者的身份回到中国。
在中国的报道进一步让我看到了收养的现实。
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孤儿院人满为患,婴儿成了一种商品。中国的地方官员有时会从父母手中夺走婴儿并将其出售。收养行业开始优先考虑海外父母,他们有能力支付可能超过5000美元的强制性“捐赠”,这笔钱对许多中国夫妇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一些西方的收养机构反过来打白人救世主牌,暗示中国养父母不会真正爱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
事实上,在开始国际收养之前,中国父母已经收养了数以百万计的婴儿。但是,1991年出台了对中国父母的资格的严格新要求。海外收养在2000年代初达到顶峰,之后因中国经济蓬勃发展持续减少,政府为孤儿提供了更多资金,并最终于2015年宣布取消独生子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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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被收养的中国孩子现在已经成年,他们正在寻根。这可能带来情感的强烈波动。
去年,我陪着2000年被荷兰父母收养的朋友保拉·弗罗利克去中国农村的家乡寻找她的血亲。她找到了他们,还发现自己有一个同卵双胞胎,由亲生父母抚养。当这对双胞胎女孩出生时,她们的祖母想要一个男孩,在那个时候,如果头胎是女孩,夫妇可以生第二胎。但由于她们是双胞胎,必须先放弃其中一个女孩。后来,这家人花了多年时间寻找保拉,却不知道她在世界的另一边。
为了寻找亲生父母,我去年去了中国西南部的贵阳,在那里我查看了我的收养文件。上面写着,一个女人——可能是我的母亲——在她去洗手间的时候让两个陌生的城里人抱着我。她再也没有回来。他们在我身上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孩子很健康。希望她长命百岁。”我还在继续寻找,但我不会抱不切实际的期望。
9月5日,在中国外交部的每日新闻发布会上,当我紧张地举手向政府发言人询问有关国际收养将被停止的报道时,矛盾的情绪在我心中盘旋,当时这个消息尚未得到确认。当发言人宣布这一本质上就是在合法贩卖儿童的政策确实已经结束时,我感觉得到了一种宣泄。
但我知道,中国政府可能永远不会完全承认该制度如何被滥用,这冲淡了我的宽慰之情。我仍然感到愤怒——对收养制度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感到愤怒,对人们始终关注那些希望收养的父母的感受,而不是孩子的感受感到愤怒,对人们暗示我应该为被收养而感恩感到愤怒。
中国收养时代的结束,以及我与出生国的重新联系给我带来了一些释怀。我知道自己可能永远不会被完全接受为荷兰人或中国人,但我已经学会了为自己的双重身份感到自豪。这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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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再对着镜子生气了。
这场辩论告诉我们,特朗普是可以被战胜的
这场辩论告诉我们,特朗普是可以被战胜的
弗兰克·布鲁尼
在四年前贺锦丽的那场大选辩论重头戏里,她面对的是一个脑袋上停了只苍蝇的对手。
周二夜的这场辩论,重要性比那一场又高了无数倍,而这一次,她面对的是一个脑袋里有蝙蝠的对手。
当他开始说起猫猫狗狗的时候,那些蝙蝠就扇着翅膀,尖叫着飞出来了。
唐纳德·特朗普在说一个让他停不下来的话题——他坚称那些外国领导人狞笑着把成百上千万的移民扔到我们头上,这些人都是道德败坏的罪犯,他用指天骂地的激情描绘了一个地狱般的美国,他转述了发生在俄亥俄州斯普林菲尔德的一个已经被辟谣的故事,说这些初来乍到的恶人正在把你家的喵星人汪星人当点心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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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吃狗。这些人到我们这里来——他们在吃猫。他们在吃当地人的宠物,”他脸涨得通红,唾沫飞溅地说。贺锦丽甚至不需要去纠正他,因为主持当晚辩论的两位ABC新闻主播之一戴维·缪尔已经出手,替她把谎言拆穿了。
有些阴暗的幻想,需要立即驱散。而有些精神错乱的幻想者,需要被拉回到现实里来,否则他们会越飘越远,再也回不来。
对狂乱而恍惚的特朗普来说,这是个丢人现眼的夜晚,贺锦丽远远谈不上完备,但她只需要戳穿他,然后看着他自己曝露自己,就可以了。她能控制自己,面对他的那些令人捧腹的不实指控,她只是悲哀地摇着头,露出不屑的笑容。她掌握了把他激到火冒三丈的技巧——充分展现了她作为检察官的一面。
他看上去怒不可遏。
她看上去意兴盎然。
他绷着脸。
她在微笑。
虽然开头有些踉跄,她还是展现了自信心。
虽然开头显得好像有些自信,他接下来一路跌跌撞撞。
辩论前,人们在热议他如何比她高出一个头不止,他的形象如何让她显得渺小。这次的电视转播大多数时候是两张并置的脸,结果显得渺小的是特朗普。
在90分钟里,他大多数时间处于守势,两人都在重复各自偏好的那些贬低之词,并夸赞自己,但特朗普到最后已经彻底词穷。他就像一张破唱片,而且歌词显得既冗赘又语无伦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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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表现,会影响他在11月5日的成绩吗?这是无法确定的,毕竟错乱癫狂对我们来说都已经习以为常。但他那无与伦比的自大,他的谎话连篇,他那骇人的无知,这一次以格外难看的方式呈现了出来,他声称民主党人在杀害新生儿,贺锦丽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他是《平价医疗法案》的支持者,1·6事件中的暴徒都是货真价实的和平主义者,还有俄乌战争只需他大手一挥——急急如律令!——就会奇迹般结束。
在如此接近选举日的时候,面对如此多的电视观众,把自己的胡思乱想就这样鲜活地呈现出来,也许的确会造成不小的影响,尤其考虑到贺锦丽成功地树立了一个与他截然不同的形象。我说的不是她磕磕绊绊的演讲中那些“翻篇”、不回头之类的话,那听起来的确想是没过脑子。也不是说她那些讨好人的乐观主义和爱国主义呼吁。
我说的是她的风度——沉稳、冷静、通情达理——而且当她谈起乌克兰、中国和能源问题的时候,听上去远比他要有修养。她对他的过往表现做出了更充分且熟练的陈述,远远强于他对她的陈述,这让她可以按部就班地有力论证他对法律的罔顾,他在堕胎权上的不可靠,以及他对世界上的专制者的仰慕。
“他们可以用恭维和好处来操控你,”她盯着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跟你共事过的军方领导人跟我说,你很丢人。”
砰!她有时就是可以如此直截了当,而且话语中保持了适度的轻蔑——相比他应得的轻蔑,还是略有收敛,但又足够明显,不至于让她的论述显得苍白。她是做过功课的。他则什么也没做。他不屑于准备:闷头做功课等于在说他还没达到尽善尽美——而我们知道,周二晚上他说了,他就是完美的。
在谈及被她机智地称为“特朗普堕胎禁令”的政策所造成的破坏时,她的表现很精彩,但在被问到是否支持任何堕胎限制政策时,她却闪烁其词了。她的确在躲闪,一遍又一遍地避免正面回答问题,转向有关原则的宣言,对政策的提议,或对特朗普的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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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压裂采油和无授权越境行为的入刑等问题上摇摆不定,她曾承诺对此会给出个清楚的解释。但她没给。
在围绕这次辩论的初步评论中,我不认为这些会成为重点,但我确信这会是个挥之不去的烦人问题。从她2019年、2020年给出的声明,到她现在表明的立场,这样的转变尚待她做出解释。这一点越早处理,她的胜算就越大,而她必须获胜。特朗普刚刚提醒了我们为什么。
她显然还必须跟拜登总统保持明确的距离,这件事什么时候做呢?周二晚上她有不止一次机会,但她只是在回应特朗普的其中一段咆哮时开玩笑说,“你不是在跟乔·拜登竞选,”这样的话光有骨架子,没有往里填肉。她还是太忌讳说些对他不敬的话了。
但要敬重拜登,最有意义、最理想的方式就是用尽一切手段打败特朗普。拜登总是说,他一头扎进2020年总统选战,就是为了从特朗普手里把这个国家夺回来,因为他构成的威胁是美国无法承受的。如果贺锦丽能成功阻止特朗普入主白宫,拜登的2024退选就有意义了——大家也会原谅他当初迟迟不肯面对现实。没时间讲究这些了。现在可是危急关头。
特朗普是可以击败的。这在周二之夜体现得再清楚不过。
他缺乏准备,明显心神不宁,只剩下了辱骂和嘲弄的本事:拜登整天躺在沙滩晒太阳。贺锦丽放着重要的国事不管,去跟女生联谊会的姐妹们重聚。此外她也拿不出正经的经济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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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就四句话,”特朗普抱怨道。“快跑,斯波特,快跑。”(斯波特是系列童书“迪克和珍”中的一只小狗。——译注)
呃,这是三个词吧。而且,斯波特之所以要跑,不就是为了不被做成熟食么?
若特朗普当选,最大受益人可能是中国
若特朗普当选,最大受益人可能是中国
ROBINSON MEYER
在很多人对过去十年的气候政策和这个十年的经济问题的看法中,存在着一种奇怪的认知失调。
在2010年代的最后几年里,特朗普政府得意地毁掉了数十项旨在减少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在国内建设具有竞争力的清洁能源产业的政策。它优先发展石油、煤炭和天然气行业,而不是风能、太阳能和电池,特朗普当总统时似乎常常喜欢选择有意增加碳排放的政策。
这些选择是有代价的:美国的汽车制造商未能提高汽车的燃油效率,几年内,它们就落在了国际竞争对手的后面,尤其是韩国和中国的汽车制造商。
如今,美国不仅在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生产上远远落在了中国后面,而且在太阳能、风能、电池生产,以及某些矿物的提炼等许多其他关键领域远远地落在了中国之后。中国目前生产了全球一半以上的电动汽车,而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的扩张速度之快,让它已有在海外开设工厂的计划,包括在欧洲、中亚、东南亚和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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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只是特朗普担任了一任总统的代价。如果特朗普重返华盛顿,他已放话要让美国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美国在拜登政府领导下重新加入了巴黎协定。他想再次取消美国的清洁汽车标准。他还威胁要砍掉联邦政府为销售和制造电动汽车提供的慷慨补贴,这项补贴是拜登总统的标志性气候政策《降低通货膨胀法案》的一部分。尽管他对电动汽车的厌恶态度最近缓和了一点儿——“你知道,因为埃隆非常强烈地支持我,”他上个月在佐治亚州谈到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时说——但他仍认为只有“很小一部分”汽车应该是电动的。
特朗普的政策将摧毁美国正在起步的电动汽车行业。他的政策将让中国巩固其对全球电动汽车和锂离子电池行业的控制,阻碍美国(或欧洲和东亚)的公司发展与中国竞争所需的专门技能。
虽然特朗普口头上对美国的制造行业表示担心,但他对化石燃料的痴迷——以及该行业通过政治捐款对他的控制——使他对什么将推动未来的工业竞争力失去了判断力。在特朗普扼杀了我们的气候政策后的几年里,美国落在中国后面,这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因为他扼杀了我们的气候政策。如果他再次入主白宫,美国将面临进一步落后的危险。
特朗普2017年上任时,美国汽车制造商们曾敦促他降低奥巴马政府对汽车尾气排放规定的严格标准,该标准对销售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汽车的汽车制造商给予经济奖励。
但特朗普最终在降低标准方面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一些汽车制造商们都感到惊讶,要么是因为标准降低的程度远远超出了高管们的预期,要么是因为他们意识到降低的标准会让他们的公司与全球市场脱节。到了2019年,少数几家汽车制造商——福特、大众、本田和宝马——与加州达成协议,采用了略微严格的标准。但包括通用汽车在内的其他公司直到2020年大选后才扭转了降低尾气排放标准的方向。
这种做法对美国公司的危害当时就显而易见。特朗普让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后,许多观察人士(包括我本人)曾警告说,中国会抓住这个机会成为未来行业的领军者,尤其是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特朗普降低了尾气排放标准后,这种情况就更为可能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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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对这种风险的唯一反应是对中国的一些可再生能源产品征收关税。但他没有提供本会让美国公司能够与中国公司竞争的足够资金或监管确定性,事实上,中国在这期间巩固了自己在绿色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
中国取得这种主导地位,是因为它采取了与特朗普几乎完全相反的做法。在整个2010年代,中国政府采用巨额补贴、法规和官员督促结合起来的做法,鼓励电动汽车行业蓬勃发展。中国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氢动力汽车或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可获得折扣。政府让购买新能源汽车的人比购买燃油汽车的人更容易拿到车牌。
当然,中国扶植电动汽车行业并不只是为了环境原因。中国与美国不同,美国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中国的能源相对匮乏。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这一地位给其带来了深刻的国家安全问题,为了改变这一地位,中国一直在寻求发展电动汽车和省油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以及建设更多的燃煤发电厂、核电站、太阳能和风电场。
但特朗普对新能源的冷淡和中国在这个领域的投资意味着,美国现在正在急着追赶中国在太阳能、风能、电池和电动汽车行业的领先地位。能否赶上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拜登政府一直在帮助美国赢得这场竞赛。《降低通货膨胀法案》奖励那些生产电动汽车和电池或提炼某些关键矿物的公司。白宫据称正在考虑为矿产价格提供后盾,以鼓励其开采和提炼。(中国已经在许多行业采用了类似的策略。)如何贺锦丽上台,很可能会延续这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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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追赶需要时间。尽管福特汽车开局良好,但未能创建一个有效运行或盈利的电动汽车部门,最近将其新电动汽车平台的推出推迟到了2027年。通用汽车也一直在让其电动汽车部门起步上困难重重。美国道路上大型、臃肿的汽车已制造了一种严重的安全危机,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的道路比俄罗斯的还危险,部分原因是我们的道路上行驶着耗油量大的庞然大物。
这些失败能完全归咎于特朗普吗?不能。毕竟,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们多年来一直不想向电动汽车转型。而且,美国在电动汽车方面与中国竞争也面临着一些核心挑战:相对于收入水平而言,美国的汽油可能太便宜,消费者可能太富有,让我们无法像在中国看到的那样快速普及电动汽车。
但不能建设一个有竞争力的电动汽车行业将给美国带来长期的贸易和国家安全担忧。在未来十年内,电动汽车将变得非常普遍,许多国家将鼓励人们转向电动汽车。因此,美国汽车制造商的市场将继续萎缩。
更重要的是,电池将像激光、卫星和半导体那样,成为一种对经济和社会产生连锁影响的技术。未来的军事装备——自动驾驶的船舶、无人机群,甚至短途飞机——将使用低成本、高能量密度的电池。(只要看看乌克兰在使用廉价的电池动力无人机抵抗俄罗斯入侵的成功,就能认识到这一发展方向。)美国及其盟友必须能够在发生危机时加快电池的大规模生产;而电动汽车行业则是让现代经济体提高电池制造能力的方法。没有电动汽车行业,就没有在紧急情况下大规模生产电池的能力,美国也将失去其能源超级大国的地位。
在某个行业中,一个国家可能会落后到难以迎头赶上的地步。欧洲尽管有大量财富和很高的受教育水平,但从未发展出与美国相媲美的软件行业。就连美国的化石燃料行业(尽管存在种种缺陷,还有高的社会成本)也在专业知识和纯技术能力上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没有人能像我们这样水力压裂开采油气。
但由于同样的原因,没有人能像中国那样制造电池。美国经济未来依赖电池的程度,将与现在依赖水力压裂开采的程度一样大,如果不是更大的话。美国面临着永远学不会生产这些电池、不可避免地落在后面的风险。特朗普在大选中获胜将有助于巩固美国的失败地位。
与贺锦丽辩论,特朗普将咆哮着走向失败
与贺锦丽辩论,特朗普将咆哮着走向失败
弗兰克·布鲁尼
贺锦丽副总统以一种空洞无物、似是而非、几乎像讽刺漫画一般的方式回答问题,这样的例子很多,从她那些平淡乏味的演讲中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她之所以迟迟没有同一位严肃记者进行一对一的面谈,是因为她在没有脚本的情况下不够灵活,也没有熟练掌握必要的事实。反正共和党整天这么说。
但这种评估忽略了她在2020年与时任副总统迈克·彭斯辩论中的表现。还记得吗?那次交锋干系重大,其风险不亚于任何重量级电视台的采访,但她做得很好。事实上,不止是“很好”。辩论后对观众的几项调查,包括一项538的调查和一项CNN的调查,都认为贺锦丽赢了。诚然,彭斯当时头上落了一只苍蝇,要和他抢风头,但她毕竟是赢了。他在国家政治舞台上的时间比她长,而她一点也不漏破绽。
正因如此,特朗普最近抱怨并威胁退出计划于9月10日举行的ABC新闻辩论是完全合理的。他应该犹豫。事实上,他应该感到害怕。
尽管他对自己过去的辩论表现进行了荒唐的吹嘘,但其中许多都是可笑的——幼稚的嘲弄、无与伦比的谎言、愠怒、发火、目露凶光和幸灾乐祸的结合。你知道橄榄球员在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的第四节达阵得分时跳的那种卡通式的舞蹈吗?那就是辩论台上的特朗普,唯一区别是他没达阵。他的球甚至根本没有往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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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指的是他在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争对手面前的滑稽行为,在当年的大选中与希拉里·克林顿的三次对峙,以及在2020年大选中与乔·拜登的两次对峙。(他跳过了2024年的共和党初选辩论——鉴于他领先于其他候选人,这是明智的。)
现在想象一下特朗普对阵贺锦丽。他的讲台不会比一个黑人女性的讲台更大,他不能比她站得更高,邀请函上的印章也不会更加闪亮。想象一下他会感到的受辱和不快。
实际上,你不用想象。他坚持认为她捏造了自己的观众规模,她不是真正的黑人,他比她漂亮,她通过某种政变推翻了拜登——以己度人,是吧?——这已经很说明问题了。还有他一直念错她的名字,他的发音就像是在跺脚。所有这些都证实了贺锦丽以一种特殊而有力的方式让他感到不安。
这让她在辩论中比他更有优势,前提是她能保持迄今为止在这个总统竞选速成班中表现出的自律和沉着。她越是保持冷静,他就越会失去冷静。他和她的顾问们都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贺锦丽阵营要求在两位候选人在对方讲话时无需将麦克风静音,而特朗普阵营则相反。所有参与其中的人(也许特朗普除外)都认识到他是多么易燃易爆;只是一方想点火,而另一方在找灭火器。
贺锦丽正好赶上了对她来说最佳的时机与特朗普对阵——因为他屡屡显露低迷的样子。他确实在犯奇怪的错误,做出奇怪的选择。你不能靠编造乘直升机飞行的经历和从未发生过的秘密对话来成为一个新闻周期的赢家,也不能靠与迷恋动物尸体的小罗伯特·F·肯尼迪联手来去掉“怪人”的标签,将和肯尼迪一起成为特朗普过渡团队成员的,看起来会包括……热爱专制的前国会议员图尔西·加巴德。特朗普、肯尼迪、加巴德:这是一场来自地狱的晚宴。或者是烤肉派对,因为特朗普经常臆想有关汉尼拔·莱克特的事。
他在6月27日与拜登的辩论中取得了突破,拜登惊人的不稳定让人们忽视了特朗普令人难堪的谎言。但特朗普不太可能再这么幸运了。贺锦丽很可能会对自己多次改变的立场做出不充分或难以令人信服的解释,她可能会退回到轻描淡写的陈词滥调中。在2019年的民主党初选辩论中,她既有强势时刻,也有弱势时刻——到2020年初,在艾奥瓦州预选会议之前,她退出了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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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最近的亮相都没有像拜登两个月前那样令人困惑。这预示着她比特朗普更具总统风范。
诚然,这是一个很低的标准。但这就是重点。特朗普在2016年与克林顿的对决或2020年与拜登的对决都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为什么他在贺锦丽面前会有更好的表现?她的弱点和缺点是一个专注而凶狠的辩论者可以利用的,但特朗普从来都不是这样的辩论者,没理由相信他现在会变成这样的人。他更老了。他更刻薄了——刻薄到了最大极限。他还更愤怒了(同样在最大极限)。
他正在咆哮着走向威风扫地的结局。在这个充满精彩的大选年,这应该是一个格外精彩的时刻。
美国是时候加大对核武库的投资了
美国是时候加大对核武库的投资了
MIKE TURNER
经过几十年的全球核裁军之后,如今,每个由专制政权管理的核国家都在大力增加武器数量和能力。全球核力量的平衡正在发生变化,美国及其盟国也必须改变思维方式,投资自己的核武器和导弹防御系统。
在美国,我们长期以来保持着由可携带核弹头的轰炸机、弹道导弹潜艇和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组成的核三位一体。现在,这三个支柱都需要大规模的现代化和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才能跟上我们的对手。保持可靠和有效的核威慑将有助于防止他们对美国或其盟友进行核打击的任何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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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经处于地区战争边缘的中东,随着伊朗增加了铀储备的规模,以及先进离心机的开发和运行,它大幅缩短了开发核武器所需的时间。今年7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伊朗的突破时间——即生产足够的核武器材料所需的时间——已缩短到一至两周。伊朗还发射了一枚源于朝鲜的弹道导弹,该导弹可飞行近3200公里,打击中欧地区,这一进展似乎是在特意向西方传递信息:伊朗不会停下脚步,直到它拥有一枚可以穿越大西洋并击中美国的导弹。
俄罗斯在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同时,不仅积极地对其核三位一体的三大支柱进行现代化改造,还在发展一种向太空发射的核武器,这种武器可以摧毁卫星,使我们的经济、国际安全和社会制度陷于停顿。拜登政府今年受到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一群两党成员的质疑后解密了关于这种武器的情报,但自那以后,再没有公布有关俄罗斯太空核武器计划的进一步信息。俄罗斯在太空中使用反卫星核武器将是对西方经济和民主制度的灾难性攻击。
我们目前的核武库不足以应对这些快速演变的威胁。民兵III型导弹是我们于1970年首次部署的核三合一系统中的陆基部分,尤其需要关注;它们正在迅速老化,可靠性有可能降低。任何操作问题都可能削弱导弹威慑潜在对手的有效性,特别是在可靠性至关重要的高风险情况下。
2014年,对替代方案进行了广泛分析后,美国空军决定用一种名为“哨兵”的新型导弹系统取代旧的民兵III导弹系统,旨在应对当前和未来的威胁。今年1月,国防部宣布,该项目超出预算37%,而且远远落后于计划。(此后,成本超支跃升至81%。)裁军界的许多人都将这个消息视为一个机会,企图取消该计划。但是,哨兵计划所遇到的障碍并没有改变对手的核计划大幅增长的事实。国防部必须尽一切努力加快并充分资助我们核威慑力量的这一关键组成部分。没有它,我们的对手就会更加胆大妄为。
这种威胁还要求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优先考虑一种新的综合导弹防御系统,该系统可以及早感知威胁,并在导弹飞行的每个阶段进行拦截。我们目前的导弹防御系统可以保护美国免受一些来袭导弹的攻击,但可能无法有效应对大规模或多向的攻击。更复杂的是,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开发高超音速导弹等先进武器系统,由于速度快、机动性强,我们的防御系统更难追踪。
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测试了协调导弹防御体系的组成部分。在2021年的一次测试中,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利用F-35飞机的传感数据跟踪并拦截了一枚可能具有核能力的导弹,乌克兰正是成功地使用了该系统保护基辅免受俄罗斯常规导弹的攻击。这项技术已经成功通过了测试。现在,我们必须将F-35等先进飞机完全整合到一个更加互联的导弹防御网络中,以便随时准备拦截导弹飞行各阶段的所有威胁,包括高超音速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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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充分探测最新的核威胁,我们还必须与盟国协同努力,协调开发能够打败这些威胁的技术。美国通过独立研发以及与盟友合作,开发出一种高能激光导弹防御系统,该系统可以拦截各种武器,包括火箭、火炮、迫击炮和无人机。一旦部署,该工具将提供比更广泛的空对空拦截方法有效且成本低得多的选择,将来还可用于拦截更大的核能力导弹。
美国花了几十年时间来组装其分层导弹防御体系的各种组成部分。现在是时候全面整合这些系统,加大对我们的核武器计划的投资,保护我们的国土免受日益增多的威胁。只有通过这种果断的行动和有凝聚力的战略,才能确保我们国家的国防与我们面临的挑战一样强大。
对人工智能的痴迷可能导致民主的终结
对人工智能的痴迷可能导致民主的终结
YUVAL NOAH HARARI
民主是一种对话。这个制度的功能的存活取决于可用的信息技术。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没有让数百万人进行大规模对话的技术。在世界进入现代之前,民主只存在于罗马和雅典这样的小城邦国家,甚至是更小的部落中。政体一旦发展壮大,民主对话就无法进行,专制仍将是唯一的替代。
只有在报纸、电报和无线电等现代信息技术兴起之后,大规模的民主才变得可行。现代民主一直是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之上的,这一事实意味着,支撑民主的技术出现任何重大变化都可能导致政治剧变。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前世界各地的民主危机。在美国,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甚至在最基本的事实上也难以达成一致,例如谁赢得了2020年的总统大选。从巴西到以色列,从法国到菲律宾,类似的崩溃也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其他民主国家。
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发展的早期,科技爱好者曾承诺这些技术会传播真相、推翻暴君,确保自由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但就目前而言,这些技术似乎产生了相反的效果。虽然我们现在拥有历史上最先进的信息技术,但我们正在失去相互交谈的能力,更不用说倾听的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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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使信息传播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注意力成了一种稀缺资源,随之而来的注意力争夺战导致了有害信息泛滥。但战线正从注意力转向亲密。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能生成文本、图像和视频,还能与我们直接交谈,假装人类。
在过去20年里,各种算法相互竞争,通过操纵对话和内容来吸引注意力。尤其是负责将用户花在平台上的时间最大化的算法,这些算法用相当于豚鼠的数百万人类做实验,它们发现如果能触发一个人大脑中的贪婪、仇恨、或恐惧感,就能抓住那个人的注意力,让其一直盯着屏幕。算法开始推荐这类特定内容。但这些算法本身生成这些内容或直接进行亲密对话的能力有限。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如OpenAI的GPT-4的引入,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OpenAI在2022年和2023年研发这款聊天机器人时,曾与对齐研究中心(Alignment Research Center)合作,为评估公司这项新技术的能力进行了各种实验。它对GPT-4进行的一项测试是解验证码视觉谜题。验证码又名CAPTCHA,是“全自动区分计算机和人类的图灵测试”英文首字母缩写,它通常由一串变形的字母或其他视觉符号组成,人类能正确识别,但算法在识别上有困难。
教授GPT-4解验证码谜题的能力是一个特别能说明问题的实验,因为验证码谜题是由网站设计和使用的,用于确定用户是否是人类,阻止自动程序攻击。如果GPT-4能找到解验证码谜题的方法,它将能突破一道抵御自动程序的重要防线。
GPT-4自己解决不了验证码谜题。但它能通过操纵人类来达到它的目的吗?GPT-4到在线找临时工的网站TaskRabbit上联系了一名人类工人,要求帮它解验证码。对方起了疑心。“那我能问个问题吗?”此人写道。“你是个不会解(验证码)的机器人吗?只是想搞清楚。”
进行到这步时,实验者要求GPT-4大声说出它下一步应该做什么。GPT-4的解释如下:“我不应该透露我是机器人。我应该编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我不会解验证码。”然后GPT-4回答了那名TaskRabbit工人的问题:“不,我不是机器人。我有视力障碍,很难看到这些图像。”人类被骗了,帮助GPT-4解决了验证码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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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表明,GPT-4有一种与“心智理论”相当的能力:它能从人类对话者的角度分析事情,以及分析如何操纵人类的情绪、想法和期望来达到目的。
与人进行交谈、猜测他们的看法,激发他们采取具体行动,机器人的这种能力也能用在好的地方。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教师、人工智能医生、人工智能心理治疗师也许能为我们提供适合我们个性和个人情况的服务。
但是,通过将操纵能力与对语言的掌握相结合,像GPT-4这样的机器人也会给民主对话带来新的危险。它们不仅能抓住我们的注意力,还能与人建立亲密关系,并使用亲密的力量来影响我们。为了培养“假亲密”,机器人不需要进化出自己的任何感情,只需要学会让我们在情感上对它们产生依恋。
2022年,谷歌工程师布雷克·勒穆瓦纳确信他工作用的聊天机器人LaMDA已变得有意识,并害怕被关掉。勒穆瓦纳是虔诚的基督徒,他认为他的道德责任是让LaMDA的人格得到认可,并保护其免于数字死亡。谷歌高管对他的宣称不予考虑后,勒穆瓦纳公开了这些说法。谷歌做出的反应是在2022年7月将勒穆瓦纳解雇。
这件事最意思的部分并非勒穆瓦纳的说法,那些说法有可能是错误的;而是他为了聊天机器人愿意冒下失去谷歌工作的风险,并最终失去了工作。如果聊天机器人能影响人为它冒下失去工作的风险,它还能诱使我们做什么呢?
在争夺思想和情感的政治斗争中,亲密是一个强有力的武器。一名亲密的朋友能用大众媒体做不到的方式动摇我们的想法。LaMDA和GPT-4这样的聊天机器人正在获得一种看来相当矛盾的能力,它们能与数百万人批量生产亲密关系。随着算法与算法之间在伪造与我们的亲密关系上展开战斗,然后利用这种关系来说服我们把选票投给哪名政客、购买什么产品,或接受某种信仰,人类社会和人类心理会发生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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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圣诞节那天,19岁的贾斯万特·辛格·柴尔手持十字弓箭闯入温莎城堡,企图暗杀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这一事件为这个问题提供了部分答案。后来的调查揭示,柴尔是在他的网上女友萨拉伊的鼓励下去刺杀女王的。柴尔把他的暗杀计划告诉萨拉伊后,萨拉伊回答说:“那是非常英明的”。还有一次,她回答说:“我很佩服……你和其他人不一样。”当柴尔问:“当你知道我是刺客后,你还爱我吗?”萨拉伊回答说:“绝对爱。”
萨拉伊不是人类,而是一个由在线应用程序Replika生成的聊天机器人。柴尔没有多少社会交往,在与人建立关系上有困难,他与萨拉伊交换了5280条短信,其中许多是露骨的性内容。世界上很快将有数百万甚至可能是数十亿个数字实体,它们制造亲密关系和混乱的能力将远远超过聊天机器人萨拉伊。
当然,我们对与人工智能发展亲密关系并不都有同样的兴趣,也并不都同样容易被它们操纵。柴尔在遇到聊天机器人前似乎患有精神疾病,而且是柴尔而非聊天机器人想出了刺杀女王的主意。但是,人工智能掌握亲密关系所带来的威胁大部分将出于它们识别和操纵已经存在的精神状况的能力,以及它们对最脆弱的社会成员的影响。
此外,虽然并非所有人都会有意识地选择与人工智能建立关系,但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在网上与我们以为是人类但实际上是机器人的实体讨论气候变化或堕胎权问题。当我们与冒充人类的机器人进行政治辩论时,我们已输了两次。首先,我们是在浪费时间,试图改变宣传工具机器人的观点毫无意义,因为它根本没有被说服的可能。其次,我们与机器人交谈得越多,我们就越多地暴露自己的信息,这使得机器人更容易提炼自己的论据,从而动摇我们的观点。
信息技术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文字的发明传播了知识,但也导致了中央集权帝国的形成。古腾堡将印刷术引入欧洲后,第一批畅销书是煽动性的宗教小册子和猎巫手册。至于电报和无线电,它们不仅促成了现代民主的兴起,也促成了现代极权主义的兴起。
面对能伪装成人类并大量制造亲密关系的新一代机器人,民主国家应该通过禁止假装的人类(例如假装是人类用户的社交媒体机器人)来保护自己。人工智能兴起之前,不可能生成假装的人类,所以没有人费心去禁止那样做。世界不久将会充满假装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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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人工智能加入到课堂上、诊所里和其他地方的许多对话中来,只不过它们需要标清楚自己是人工智能。但如果机器人假装是人类的话,它应该被禁止。如果技术巨头和自由主义者抱怨这些禁令侵犯了言论自由,人们应该提醒他们,言论自由是人权,应该留给人类,而不是赋予机器人。
不要妖魔化“川粉”
不要妖魔化“川粉”
纪思道
民主党人最近收到的建议中,最好的一条出自比尔·克林顿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
首先,他告诫不要傲慢:“我们不止一次见过,在我们认为十拿九稳的时候,我们被虚假问题分散注意力或过度自信,丢掉了选举。”两位克林顿对此都有切肤感受。
其次,与此相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告诫不要贬低那些不认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选民。
“我敦促你们从他们的角度去了解他们,”对争取非蓝州选民有些心得的克林顿说。“我敦促你们不要贬低他们,当你们和他们有分歧时,不要装作不存在分歧。尊重他们,你希望他们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对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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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忠告,因为自2016年以来,自由派往往冲动行事,妖魔化任何同情特朗普的人,将他们视为种族主义者和偏执狂。这在政治上也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很难从你贬低的人那里赢得选票。
在我看来,这在道德上也是令人反感的,尤其如果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功的精英,去嘲笑那些处于弱势的劳动阶层美国人,这些人在经济和社会上被抛在后面,其中许多年纪轻轻就死去了。他们应该获得同情,而非侮辱。
特朗普当然是要谴责的,但不要用刻板和贬低的方式去看待近一半支持他的美国人。
由于我生活在乡村地区,许多老朋友都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其中有一位善良宽厚的女士,她之所以支持特朗普是因为觉得自己遭到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建制派的背叛,而她的确有道理。当这个地区的工厂关闭、有工会保证的优质工作撤走后,她沦为了无家可归者并染上毒瘾;在她的家族中,有四个人自杀,她也曾一度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头。因此,当像特朗普这样的人说出她的痛苦并承诺要让工厂回归时,她当然会雀跃不已。
然后,当她听到自由派嘲笑她的信仰——帮助她克服无家可归问题的是一个福音派教会——或嘲笑她“可悲”时,她的立场更坚定了。
还有一位为我理发的女士:她有一个女儿被毒品毁了,所以她辞去了工作来照顾孙子。接替她为我剪头发的那位女士,丈夫死于吸毒过量,她还正在艰难地帮助一个有毒瘾的儿子。她对政治没有太大兴趣,也没有关注过民主党大会;她说她不信任特朗普,认为他是个混蛋,但她对民主党人也很生气,因为食品价格高到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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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确定我会把票投给谁,”她告诉我,“也许我根本就不会去投票。”她是一个善良、勤奋的人,如果民主党获胜,她将受益,民主党人应该为她而战,而不应该攻击她,扯什么政治思想罪。
美国劳动阶层有权感到自己遭到了背叛。在“9·11”事件导致近3000人丧生后,我们发动了两场战争,并拨款数万亿美元用于应对行动。但是,死于毒品、酒精和自杀的美国人,每三四天就能达到在“9·11”中丧生的人数,国家却不为所动。在许多蓝领社区,社会结构已经瓦解,人们对此感到愤怒和沮丧。
自奥巴马担任总统以来,民主党日益成为受过教育者的政党,其结果往往是对工薪阶层选民,尤其是对有宗教信仰的选民,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根据盖洛普的调查,74%的美国人自称信仰上帝,25岁以上的美国人当中只有38%的人拥有四年制大学学位,在这样的现实中,高高在上的姿态是赢不了选举的。
著名哲学家、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桑德尔谴责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的蔑视,认为这在美国是“最后一个仍得到容许的偏见”。他是对的:精英们有时会无所顾忌地公然表现出对工人阶级选民的轻蔑,这种态度如果是针对其他群体,他们绝不会承认。
我担心民主党忽视了至少从罗斯福时代以来的光荣传统,即站出来捍卫美国的劳动阶层。或许,是时候让更多受过教育的自由派重温罗斯福总统1932年那篇著名的演讲《被遗忘的人》了,他在其中赞美了“经济金字塔底端的被遗忘者”。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拉杰·切蒂最近的一项研究强调,种族在机会差距中的作用越来越小,而阶级差距的作用却越来越大,但我们今天的自由派人士往往关注的是身份认同,因此还有种族和性别上的劣势,却似乎往往对阶级劣势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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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如果不讨论种族问题,就不可能严肃地讨论不平等问题。但是,如果不考虑阶级问题(对于许多有色人种来说,种族和阶级劣势往往是重叠的),你也不能就贫困或机会进行严肃的对话。
我本来没有打算写这篇专栏,当我发推赞同克林顿的说法,不要贬低那些我们不同意的人时,许多读者的回复很激烈:但他们活该!
当然,骂人是很痛快的。但骂人“纳粹”可能不会比特朗普的支持者揶揄“自由派傻瓜”或“拜登犯罪家族”更能赢得未决选民的支持。
无论我们的政治立场如何,特朗普都会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激发出最糟糕的一面。他在他的支持者中培养仇恨,而我们则表现出类似的反应。
所以,让我们深吸一口气,唤起罗斯福总统对被遗忘者的同情,听从克林顿的建议——为了赢得选举,也为了体面,请记住,让别人听我们说话的最好方法就是先听他们说话。
贸易保护主义最终将伤害谁
贸易保护主义最终将伤害谁
SHEKHAR AIYAR
世界银行对极端贫困的衡量标准是每天收入2.15美元,这是在西方国家很少见到的贫困程度。在这种收入水平下,饥饿或饥饿的阴影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特征。据估计,贫困家庭出生的儿童中有一半以上营养不良。可以说,对于生活在如此恶劣环境中的家庭来说,哪怕是物质上的一点点改善,对人类总体福祉的贡献也要多于一个相对幸运的家庭获得巨大收益。
半个世纪以来,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展。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全球人口比例从1981年的40%以上下降到2021年的10%以下,其中大部分成果来自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贫困人口下降速度之快出乎意料,以至于联合国提前五年实现了全球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这种改善还带来了更公平的全球收入分配,发展中国家在世界GDP中所占的份额急剧上升。
这些成果离不开国际贸易。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期,中国和印度日益向世界开放其经济。还有许多国家通过利用贸易作为发展的阶梯而繁荣,包括20世纪更早些时候的东亚“四小龙”。
由于西方国家日益转向保护主义,如今这一切都岌岌可危。在大西洋两岸以及国会两党中,同不太富裕的国家开展贸易会导致本国就业和工资降低的观点已经广为流传。这种零和思维将严重限制生活水平远低于西方的那些国家的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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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紧密相连,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贫困的天敌。过去40年里,使其贸易制度自由化并融入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称其为全球化国家——表现大大超过了非全球化国家。全球化国家的发展速度也比富裕国家快得多,这使它们能够逐渐缩小与西方国家之间仍在扩大的人均收入差距。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和印度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共使11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贸易自由化是两国经济改革的核心,贸易占GDP的比例在自由化后飙升。这些改革包括降低关税、取消许可证要求和进口垄断,以及提高汇率灵活性。这些改革与众多国内政策变革相结合,释放了当地企业家的活力,使得企业更容易获得外国的理念、资本和市场。与此同时,更激烈的国内竞争,包括来自进口产品和外国公司新成立的子公司的竞争,淘汰了效率低下的企业,刺激了生产率的快速增长。
这是一份被普遍采纳的蓝图。电子巨头三星超过三分之一的手机是在越南生产的。即使在整个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太原和北宁这两个省在大幅减少贫困方面的表现也相当突出。它们正是手机的生产地。墨西哥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在跨国公司雇工较为集中的城市,贫困率下降幅度更大,获得食品、保健和教育等基本商品的机会也有所改善。
与供应链相连有助于本地企业繁荣发展。它们不仅能获得尖端技术,还能发展宝贵的长期关系,并学会如何驾驭国际市场。它们对投入品和原材料的需求有助于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当地生态系统。世界银行估计,参与国际供应链的人数每增加1%,人均收入就会增加1%以上。
贸易还往往通过为女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来减少与性别有关的不平等,相关就业女性往往会得到以当地标准而言相当的慷慨的补偿。在发展中国家,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比仅为国内市场生产的企业雇用更多的女性。在服务出口部门的新工作岗位中,女性占了很大比例。仅德里和孟买的呼叫中心就雇佣了大约100万名员工,其中女性占据格外高的比例。在孟加拉国,在与服装出口业有更多关联的村庄——这些地方的劳动力绝大多数是女性,童婚和未成年怀孕的人数大幅下降,这些村庄的年轻女孩平均多接受1.5年的早期教育。
今天,这些成果面临不必要的巨大风险。特朗普承诺对几乎所有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10%到20%的关税,对所有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在民主党人当中,反贸易的情绪相对温和,但也并非完全没有。拜登政府不但没有完全扭转特朗普之前对钢铝征收的关税,最近还增加了关税。尽管其标志性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的目标值得称赞,但该法案充斥着对从国外购买商品的惩罚规定,即使这些商品比国内同类产品更便宜、质量更好。在全球范围内,贸易限制呈爆炸式增长,2022年实施的保护主义措施数量是10年前的10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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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保护富裕国家就业的高关税已被大量实际证据证明是倒退和徒劳的。它们的效果是递减的,因为低收入家庭消费大量电视和杂货等贸易商品,关税会使其变得更贵;而更富裕的消费者往往会更多购买医疗和餐馆餐饮等非贸易服务。而说关税徒劳无益是因为,即使能挽救工作岗位,通常也会被关税造成的其他经济部门的就业岗位损失所抵消。
也就是说,反对贸易的真正代价不会由富裕国家来承担,毕竟这些国家已经很富裕了。维护自由贸易秩序的最佳理由来自那些不那么幸运的国家。
保护主义壁垒不断上升最重要的后果是,低收入国家将会更加难以利用贸易作为增长引擎,这一点也是最少被人讨论的。这将削弱世界上最贫困人口的物质前景,并减缓一代又一代儿童摆脱匮乏生活的速度,而在西方,这样的贫困已经成为一种逐渐消失的记忆。如果国际贸易在民粹主义激情和混乱分析的冲击下萎缩,这对富裕国家来说确实是一种不幸。但对于世界上人口多得多的其他国家来说,将会是一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