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我在深圳，期间天气不好点了几次外卖。我上次用美团是两个多月前，但这次我的感觉不仅速度更快、折扣更多，而且配送费也更低了。

配送费有多低呢？我的住处距离外卖商家大概3公里路程，原本配送费就只要3.6元，我实际支付只花了1元，我想这应该是平台给的折扣，快递小哥赚的还是原价3.6元（否则这样辛苦跑一单才赚一元真的有点说不过去了）。

第一次点这家的快餐（这个农家一碗香+米饭确实好吃分量又足）

第二在同一家商店下单 这次配送费仍然只要1元

外卖小哥从餐厅到目的地所要走的路程

在我看来，在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一单外卖赚3.6元已经非常便宜了。我点外卖的这两天正好还是刮风下雨的日子，手机屏幕上的这些数字让我感觉到赚钱有多么不容易。

我还注意的一个细节，在深圳期间我住在福田和罗湖交界的园岭社区，这里二手房均价大概是10万元/平米。

请屏幕前的你思考一个问题：

在房价10万元/平米的地方，只需要1元钱就可以享受送上门的点对点外卖服务，全世界除了中国，还有别的地方能有这样的组合吗？这样的组合又代表着什么？

一、低运费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付的运费对应的就是外卖小哥的收入，所以不用怀疑，周到的服务 + 低运费 = 外卖小哥又累赚的又少。

过去一两年来，伴随年轻人就业压力的增加，外卖这个行业的从业者也越来越多了，这个工作自由、灵活，也不需要很高的成本。数据显示，2021年全年，共有527万名骑手在美团平台获得收入，到了2022年，这一数字直接升至624万名。对于外卖小哥来说，现在不少订单要抢，而且价格被压低，像过去那种一个月咬咬牙就可以实现过万收入的状态已经很难再有了。

关于“骑手月入过万”话题讨论

社交媒体上出现关于“人比单多”的讨论

不只是外卖小哥，现在蓝领和白领的压力都不小，其根本原因是一样的，那就是竞争太激烈了：996你不想干有的是人排队去干；一块钱一公里的外卖订单你不接有的是人扎堆去接，这就叫内卷。

总的来说，外卖低运费代表的是当下城市蓝领的一个整体境况，收入低、竞争压力大。

二、高房价的背后是什么

高房价是城市化、土地财政，以及中产和富裕阶层在房贷杠杆助力下促成的，热点城市房价的涨幅远超人均收入增幅，更远超蓝领劳动力的增长。根据中原城市指数，目前北上广深各自的全市二手房住宅均价相比2004年5月，涨幅在8-11倍不等，远超同期的可支配收入增幅、也远超同期的住宅租金涨幅。

2006年时，深圳著名小区半岛城邦首期开盘，当时入市销售均价大约在1.2万元/平方米，如今一期的二手房均价在15万/平米左右，现在的价格是开盘价的13倍。该小区164平米的4室2厅户型的总价从196万涨至2400万，相当于过去十四年平均每年增值157万，日均4220元，有什么工作可以每年稳稳地得到这么高的税后收入呢？

对于外卖小哥说，要赶上这样的房价上涨，一天要跑1000单以上，这显然不是人力能做到的。

另外，决定一线城市房价的购房者和在一线城市提供劳动力的打工者完全是两个几乎没有交集的群体，所以超高的房价和超低的外卖运费才能长期共存…

深圳这个城市给了城市中低阶层和蓝领以质量不高但又不会逼死人的生存条件，比如1500元一个月的城中村小单间，如果选择合租和上下铺，价格还能再低，让你活得下去但却难以在城市安家立业，直到你的青春和体力被燃烧殆尽，自己就会主动离开这里，替换你的又是新一批的新鲜血液…

总的来说，高房价代表的是高收入者的财务状况和加杠杆能力，只是房价和劳动力价格之间相差过于悬殊，放在一起比较，令人感到扎心；然而，高房价之下，并不是所有业主都是赢家，特别是对于那些负债较大、较高位接盘的业主而言，他们实际上是在用房款补贴社会，这个我们后文会详谈。

三、扎心的组合

10万一平高房价和1元的低运费，这一极端组合，说明资产价格和劳动价值已被拉大到夸张的程度，也展现出了贫富差距。近期招行发布2022年报，2022年招行总用户数1.8亿，其中：

（1）私人银行客户13万，占总户数0.07%，人均资产2812万，总资产37900亿；

（2）金葵花客户401万，占总用户数2.18%，人均资产151.57万，总资产60765亿；

（3）普通客户1.79亿户，占总用户数97.75%，人均资产1.25万，总资产22564亿。

从招行的年报看，2.25%的人掌握了81%的财富。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海外发达国家居民的整体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仍然存在差距，但不同的工作类型差距是不一样的，比如码农之间差别小一些，但诸如水电工、家政、快递员、外卖等蓝领的差距比两地码农之间就大多了。

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你在中国城市是一个收入还可以的白领（比如中高级码农），在没有负债的情况下是可以过很舒服的，就是因为你这个工作岗位和海外同行相比差距小一些，而那些给你提供服务的蓝领工作者，待遇就比海外同行低得多。

具体一点说，比如在美国的一个水管工或电工，这是一类需要一些专业技能的蓝领，疫情以来这类蓝领的收入增长非常多，算是通胀的一个推动者，但还是供不应求，如果客户有维修需要，必须提前几天打电话请他们有空时来一趟，美国各大城市这样有技术的水管工或电工一年赚个10-20万美元到手是很常见的，其他技术含量稍少一些的例如卡车司机，月薪1万美元也很常见，他们这些蓝领的收入高过许多白领，在所在地哪怕是纽约洛杉矶买房也不难，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蓝领更愿意润出去，因为他们的劳动力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中更有价值。

对比下来，我们看到共同富裕之路任重道远，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改善蓝领的生存境遇，可以从一些细节做起，比如国家真金白银支持企业为蓝领岗位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又比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特别是应当针对某些特定职业从每月最低工资标准改为最低时薪，类似海外的做法（2023年加州最低时薪15.5美元，纽约州最低时薪15美元），同时这个最低时薪不能定得太低，在劳资关系中也不能总是偏袒资方，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的价值会被更加珍视。

四、选择优势资源

从超高的房价到超低的服务成本，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有哪些资源是物美价廉的，哪些又是价格高到不合理的。

在中国，人力成本、水电网、公共交通这些项目是最有性价比且最值得消费的。外卖用来点餐或购物是非常爽的，如果你感觉不到这点，建议出国一趟，墨西哥一个二线城市的外卖运费和Uber车费都比中国的北上广深要贵不少。

除了人力，为了照顾广大市民的基础需求，中国大陆的公共设施价格，在各种补贴和亏损运营的背景下，也是全球相同基础设施水准的国家里最低廉的。

比如地铁、公交、水电网、高铁…同里程的高铁，日本价格大于等于中国两倍；纽约地铁更旧更破，但无论多少站乘坐一趟都是2.75美元，香港地铁体验并不强于内地，但稍远一点二三十港元一趟是家常便饭。

廉价的服务不是白来的，它的代价是地价和房价相对收入而言奇高，一是因为土地的高收入让基础设施可以超前发展，二是买房这件事让很多居民无痛感地贡献了大量收入，除了早年低成本低负债购房的业主，去库存的一整轮上涨之后，新进的购房者实际上都在为社会做贡献，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高房价高地价充实了财政，保证了公共设施和服务可以持续低价，也保证了大量低收入者包括蓝领在收入较低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维持生活。

想一想：如果你有好的投资方式，只要跑赢通胀即可，然后就是不买房，但又享受这些物美价廉的公共设施和劳动力，思路是不是打开了呢？

结语 – 常怀感恩之心

经常在网上看到有人嘲笑美国和欧洲的快递又贵又慢，还吐槽他们没有我们这样物美价廉的各种服务… 

但如果你站在服务供应者的立场来想这个问题，你或许才能明白真相：我们消费者物美价廉的体验，其实是建立在诸如外卖小哥这些蓝领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相对低的收入之上的。没有他们风里雨里奔波，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抢红灯，就没有我们又快又便宜的外卖。

所以我们应该感恩服务我们的所有劳动者，在岁月静好时更应该明白是谁在替我们负重前行。

2024年9月12日，澎湃、光明等网站一则新闻《“我才30岁，正年轻有力，却只能躺在床上”》，采访了很多从事建材切割等工作的尘肺病患者，很多人无法得到赔偿。

尘肺病，因工作或生活环境长期吸入粉尘导致的肺部纤维化，简单地说，就是肺渐渐失去功能，人活活憋死。这些患者得不到赔偿、又慢慢失去工作甚至生活能力，所有家庭都深陷困境。

新闻一开头就提及十多年前的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

没想到过了十四年，尘肺病仍在为害人间。

张海超“开胸验肺”，是2009年震动人心的网络事件。那时候的网络还不如现在普及，网络舆论方向也正常很多，也没有那些爱国网红无底线吃流量的现象。在这个被称为网舆黄金时代的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网络流行词还是“躲猫猫、七十码、钓鱼执法、我爸是李刚、地沟油、我反正信了”，而不是现在的什么“绝绝子、奥利给、难瘦香菇、雨女无瓜、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都是些什么东西）……

那时还年轻，看张海超那种绝地求生的悲壮与悲凉，感同身受之下，写了一篇《贱民的胜利》。过了几年再注意到他的时候，他虽然欠债并需要终身服药，但还活着，并且走上了一条帮助尘肺病人维权的道路，创办“张海超尘肺病防治网”，为更多的尘肺病人提供帮助。

贱民的胜利

【一】

我知道两个故事。一个叫“皮鲁斯的胜利”，一个叫“皮克特冲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公元前三世纪，罗马入侵意大利半岛，皮鲁斯率部与罗马大军作战，他战胜了罗马，但自己的主力也几乎损失殆尽，这就是“皮鲁斯的胜利”，“代价惨重的胜利”。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军部队中有一个将军叫皮克特，在南北决战的葛底斯堡战役中，率一万一千名士兵走出战壕，齐步冲锋，试图踏过一个小平原占领北军阵地，这是一种视死如归、英勇无畏的精神。但当时已是枪炮时代，北军数百门炮齐放，约有一半的士兵根本没有到达敌阵，被直接轰死在阵地之前。这就是“皮克特冲锋”，算是死亡冲锋，“代价惨重、后果惨烈的壮举”。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还知道两个名字，两个都是中国人。一个叫张海超，一个叫孙中界。

【二】

张海超，河南人，为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打工数年，由于工种原因患上尘肺。但郑州职业病防治所竟然在多位医生一看就知是尘肺病的情况下坚持判定为肺结核（原因你懂的），企业由此拒绝赔付。

为证清白，追回权益，张海超不顾医生劝阻，铁了心以惨绝人寰的“开胸验肺”方式证明了自己正是尘肺，而非肺结核。

更让人绝望和愤怒的是，张海超确证是尘肺病后，相关部门轻飘飘地告诉他：你那个医院没有做职业病诊断的资格，我们只承认郑州职业病防治所。

而为张海超做开胸验肺手术的医院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张海超激怒之下表示，如果有必要，他愿意二次开胸！（可搜索《那个开胸验肺的河南农民工，14年后活得怎么样了？》了解详情。）

该验的，不是张海超的肺，而应该是企业主和与之勾结的“相关利益部门”的心，应该把它们一个一个挖出来看看是不是还属于人类。

张海超说：面对这样一个企业和一串机构，“我是一个人在战斗。”

其痛之深，其情之苦。

看到报道说“张海超及其工友：感恩祖国、感恩时代”，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悲痛感。

【三】

孙中界，还是河南人。嗯，河南多倔人，秦末陈胜、唐代张巡、宋代岳飞、明末史可法，都是河南人，差不多都是那种一条路走到底儿的人。

孙中界的出名，也纯属意外。他是上海一个公司的司机，2009年10月14日，遭遇上海交通行政臭名昭著的“钓鱼执法”：有人求助，希望搭车，然后“恰好”遇上盘查，被诬为“非法运营”。他为证清白，愤而挥刀自残，几乎把自己的手指砍断，由此引发了对上海交通行政执法部门长期以来的名为执法实为敛财的钓鱼执法的巨大质疑。

交通管理部门作了“老子调查儿子式”的调查，于10月20日认定该案件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使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又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之下，10月26日，重新认定为“在执法过程中使用不正当取证手段，依法终止执法程序”，并表示将彻底终止这类执法。

这一事件是非常典型的双刃剑：

一方面，执法部门处心积虑设置陷阱，用明目张胆的方式，利用市民助人的善意来进行陷害：冷漠的人必对求助者直接视而不见、能被陷害的人正是那些有“帮助他人”善意的人——这正是这个执法方式最让人感到透体寒冷的原因：他们专门绞杀那些还愿意帮助他人的人！这必然使这个社会的道德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让人们把身边的人都当成假想敌。

另一方面，相关部门作恶的前提是手握本来正当的相关法律。他们本应该用它来保障这个社会的正常运行，当他们利用它反过来危害了这个社会，这必然又使这个社会的法治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让人们根本不信任法律以及执法者。——执法者作恶对这个社会的伤害和摧毁，比黑社会作恶严重、更彻底。

让人非常寒心的是，孙中界根本不是第一条鱼（但愿他是最后一条），上海同一区域，前面早已有过张军、陈瑞勤等案例，2008年还发生过黑车司机在被钓到之后，憋屈愤怒之下，直接在那些执法者面前刺死了那个当“钓子”的女子。

——在孙中界砍掉自己的手指之前，“钓鱼执法”一直一帆风顺。记者调查发现，该区域甚至形成了专业的“钓鱼业”，分工仔细，计划严密，有专门的“钓头”和“钓子”，和相关部门狼狈为奸、配合默契上，一直张着大网等待市民上钩！如果没有孙中界愤然一刀，这个社会法制的脓疮不知道还会存在多久。

孟子在《梁惠王上》中说：“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意思是说，为政者要让人民安居乐业，如果不能，那么他们为了求生就可能做各种坏事，这本就已是为政者的错误。如果又因为他们做了坏事而去处罚他们，这是为政者在陷害百姓（“网”民）。

——我们已经进步了，执法者不是等着人民犯了错然后逮住惩罚，而是给他们制造犯错的陷阱，甚至直接制造他们的犯罪事实。

【四】

本来只想到写两个人，写到这儿又想起了两个名字：张剑和夏俊峰。

张剑，辽宁本溪市民，遭遇暴力拆迁，2008年5月14日（汶川地震后两天），数十名拆迁人员强行进入张剑家里，拦住张剑妻儿，并殴打张剑本人，张剑拿刀乱捅乱刺，最终导致一名拆迁人员受伤身亡，而在张剑逃离时，未受伤的人员非常敬业，居然仍然用挖掘机扒掉了张剑的房子才离开。

法庭在审理时，拟定张剑罪名为“故意伤人并致人死亡，有自首情节”，张剑的律师认为应属“遭遇不法暴力，防卫过当，且有自首情节”，最后张剑被判三年缓期五年，即：重获自由。

百度词条：本溪中院作出张剑杀人有罪但不担责的这一充满人性的判决，并不是鼓励人们去杀人，而是强调一个法治原则：公民有保护自己合法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

夏俊峰，辽宁沈阳市民。2009年5月16日，夏俊峰和妻子在马路上违法摆摊被城管执法人员查处并殴打。在勤务室接受处罚时，夏俊峰再次被殴打，掏出裤兜里的小刀反抗，刺死城管队员两名重伤一人。2013年9月25日被执行死刑。

【五】

张海超的尘肺、孙中界的手指、张剑和夏俊峰的小刀，这些真实发生的事情，让我想起金庸小说《飞狐外传》里提到的一个故事。

侠客胡斐在广东佛山碰到一件惨绝人寰的事情，佛山土豪凤天南因为要霸占邻居钟四嫂的房院，就把鹅毛扔进钟家菜地，假称一只鹅不见了，怀疑是钟四嫂家小儿子偷吃了，并串通官府把钟四哥抓进牢房毒打，钟四嫂悲痛欲绝之下，为了自证清白，竟然把儿子拉到庙里一刀剖开孩子的肚子。凤天南一不做二不休，让人带上十数条狼狗抓钟四嫂的大儿子，说既然不是小儿子偷吃的，就必定是大儿子偷吃的。终于激发了胡斐的侠义心肠，从此与凤天南不死不休，非要为钟家追回公道。

是什么把一个个普通人逼得非要开自己的胸、砍自己的手、剖自己的肚子？正是那些血腥野蛮、明目张胆而又带着合法面具的肆意凌辱，导致了这些处于全面下风的贱民只能通过这样惨烈的方式来自证清白。

任何一个允许这种现象存在的地方都是恶地，任何一条这样允许人作恶的法令都是恶法。

有这样一段文字：人人生而平等，他们拥有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而不是侵犯这些权利，人类在这大地上建立政府……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直到完全无法忍受……

【六】

 一个法令的制定、一个政策的推行，不仅要思考它会带来什么好处，还要用同样多的智慧和力量来推断执行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每一条政令的出台，都应该有一个严密的论证过程，尽量确定“制定它的理论基础确实有益于人民生活”，尽量能推断“执法过程中会不会导致误用和滥用”。

然而，我们的“法令”的出台方式，常常让人匪夷所思，某些为政者甚至是在用屁股或肾上腺发布一些随心所欲的政令，他们的屁股坐在了那个位置上，或是他们今天高兴了或不高兴了，命令就出来了。比如“全县杀狗令”“全城种三叶梅令”………没有一丝一毫现代法制意识，一幅赤裸裸的土皇帝式霸道。

然而，我们还得再继续思考一下：为什么这样的脑残指令会在这片神奇的大地上被执行？

一条狗屁式命令的执行，必须由这样几个环节构成：一个发布命令的狗脑，一条执行该命令的狗腿，一只被执行的狗。——因为第三个环节的存在，所以你和我都在中间，没有人在局外。

于是我很痛苦。我显然非狗脑，也无才做狗腿，那么，我就得思考我养的那条狗的命运，它能逃脱厄运吗？我能不能与它共存亡？

当打狗队来时，我会不会提一把菜刀站在门口、绝不让路？

假如来的不是打狗队，而是我的领导来“做思想工作”，我怎么办？

或者也不必“做思想工作”了，直接下达“留狗不留人，留人不留狗”的死命令，我又如何？

我是坚持到这个地步之后含泪献狗呢，还是明知这一时刻必定到来所以一开始就不战而降主动杀狗以便给领导留下“我听话，我乖顺，不给领导添麻烦”的好声誉。（这样我的领导就会在他的领导获得了同样的声誉，然后我领导的领导又在我的领导的领导的领导那儿获得，然后一环扣一环，直达天庭。）

还或者，我就举着菜刀站在门口，最后自残一指，以血护狗，直到惊动《今日说法》，然后由上级的上级的上级的上级以同样不经任何程序的方式直接发放红头文件《你他妈的给老子停止你的杀狗令，地球人都知道了》，之后天地变色、打狗令突然停止，杀气腾腾的打狗队员们如潮水般退去并神奇消失，一切尘埃落定，天地一片清明？

然后我就转身抱着我的狗痛哭一场？

想到我为了一条狗竟然得把人生过成这样，我就悲从中来，不可断绝。

《论公民的不服从》中有这样一句话：“从严格、正义的意义上讲，除非我同意，否则它无权对我的身心和财产行使权力。” 

【七】

我只是希望，张海超们今后不要再开胸，孙中界们今后不要再断指，张剑们今后不必再杀人。

他们虽然取得了胜利，然而，那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一些，更不是每一个可能遭受同一待遇的人都能去选择、去承受。

我只想平平静静的生活，并不愿意去作皮克特冲锋，并不渴望得到皮鲁斯的胜利。

【八】

到了今天，也就是2024年9月15日，我觉得，我还应该补上这么一句：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发现，付出再大的代价，我们往往也只能得到：贱民的不胜利。

长按二维码扫一扫，加小编好友

（资源有限，请不要重复添加）

近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回答道：中国调整了跨国收养政策，今后除外国人来华收养三代以内旁系同辈血亲的子女和继子女外，不再向国外送养儿童。

看到这个新闻，我感觉挺遗憾的。这些被外国人收养的儿童，大多都是被父母抛弃的弃婴，因为重男轻女思想，其中大多都是女孩，而且还有很多都是有先天性疾病，甚至残疾的。

比如生下来就没有双臂的女孩被美国父母收养。

一对美国夫妻收养来自中国的12名残疾儿童。

这些弃婴的人生开局难度可谓是地狱级别，有什么能比生下来就被亲身父母抛弃更难的呢？

以前的国际收养政策给他们开了一个逆天改命的口子，让这些弃婴能得到被外国人领养的机会。

而且外国人也很喜欢来中国领养儿童。因为手续不复杂，等待的时间是最短的，一般250天左右，又和原生家庭断绝了联系，所以欧美很多人喜欢到中国来收养弃婴。

据相关数据统计，光美国人在16年间就收养了7万个中国儿童。而很多收养是90年代就发生的，被收养的人就更多了。

天使降临人间，让很多儿童逆天改命。

从被抛弃，到福利院，再到外国家庭。本来一出生拿到最烂的剧本，结果被天使改变命运。

在很多润人的鄙视链中，这种被外国家庭收养的儿童，从小生活在外国家庭，充分融入外国家庭，可以说比很多费劲心思移民的人更加能适应外国生活。正常移民可能要二代三代才能融入当地社会，而被外国人领养的儿童则能一步到位。

这些被收养的人，其中不乏很多被培养成优秀的人。

2021年东京奥运会女子100米蝶泳决赛后，中国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场热议。当天，加拿大选手麦克尼尔以55秒59的成绩击败了中国选手张雨霏，成功夺得金牌。

而这位冠军曾经却是来自江西的孤儿。

再比如在2023年的世界体操锦标赛上，以巨大优势夺得了女子全能的金牌，同时还获得了平衡木和自由体操的金牌，成为世界冠军的李娜，也是来自中国的弃婴。

这些都是在体育比赛中崭露头角的中国弃婴，更多的人可能没有从事体育，但他们的人生真的是翻天覆地的改变。

甚至改变得比一些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还要好。

18年前，一名湖南的弃婴被美国首富亚马逊的贝索斯收养，从一无所有到每个月20万美元零花钱，并还有可能继承百亿美元资产。

这人生的大起大落，上帝看了也会惊叹命运的神奇。

荷兰新首相斯霍夫有两个华人女儿，也是收养自中国福利院。

两个被遗弃的孩子瞬间麻雀变凤凰，成了一国首相的女儿。

还有瑞典首相Kristersson也收养了三名中国弃婴。

遗弃她们的父母知道了会不会跑去认亲呢？

我们能知道这些人的幸福成功，是因为他们是公众人物，还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弃婴在欧美国家幸福的生活。只不过不是公众人物，不为世人所知。

而这些外国人收养孤儿都不是免费的，通常还要交几万美元。所以有很多人很乐意做这件事，至于这个钱最后落入谁的腰包就不得而知了。

虽然有人因为这个挣钱，但好歹也给这些孤儿的命运开了一个口子，照进一束光。让他们有逆天改命的机会。

而现在，这个口子关上了，光照不进来，天使无法降临到这些孩子身上了。为他们心疼一秒钟。

而评论区很多人在为此叫好，并说外国人收养是中国孩子是为了研究中国人的基因、培养卧底、以及萝莉岛等原因。

而且这样想的人还很多，这和义和团说外国传教士收养中国孤儿是用来做药引子有什么区别，一百多年了，义和团的脑子一点都没变，不得不感叹，历史总在押韵啊！

为什么美国人能养得起那么多，他们的劳动供养率是4.8，就是一个人干活可以养活接近5个人，要是两口子上班，养活十个孩子也不是大问题。

而我们的劳动供养率只有1.1，这就导致了养孩子太难，所以很多父母会狠心把孩子遗弃。

还有一点要说一下，发现没，这些领养的孩子基本都是女生，这让很多人造谣说是为色情而领养。很多人自己心里龌龊看啥都龌龊。

这个现象的逻辑很简单，是因为重男轻女思想，导致弃婴绝大部分都是女生。所以外国人也只能收养到女生。

以前弃婴是社会的负担，有了外国人领养的变现渠道，也可以为国家换外汇。

现在这条路被关闭，可能是人口出生率不足，也有可能是技术进步让人有了新的价值。

而且这些被收养的孩子过得越好，反差就越大，可能会让某些人脸上无光吧，总之现在这条路断了。

希望这些孩子在国内一样能得到好的照顾吧。

～全文完～

如果喜欢小编的文章，请加小编的微信hhxdufu

PS：下方链接是我十年诗词的合集

徐鹏诗集《千山孤鹫鸣》

请关注上面三个号↑↑↑点赞、收藏、在看、转发

一个身无分文、举目无亲、语言不通的中国女孩在异国他乡被性侵后会遭遇什么？

在蒙古徒步旅行的第十天，29岁的李佳馨在露营地遭受了性侵。施暴者是一个几小时前还热情提议互加微信成为朋友的蒙古壮汉。在黑暗无人的帐篷里，他对身高一米五、瘦弱的李佳馨实施了殴打和强奸，抢走了她和男友带的全部现金。

怀着可能被发现、二次伤害的恐惧，李佳馨光着脚穿过草地，走到满是石子的马路上，慌乱搭上车到了警察局报警。沟通不畅、不懂蒙古法律，李佳馨第一时间想到联系中国大使馆求助，只得到一千元人民币资助和一份在蒙律师翻译名单。但在给她名单前，使馆工作人员希望她签署一份免责确认书，她拒绝了。

被使馆打过招呼的父母打电话给李佳馨，催促她赶紧回国，放弃维权。她感到非常无助。一向性格温和的李佳馨心中升腾起一股从来没有过的愤怒——她要为自己争取到底。她在能找到的社交平台上都发了陈情视频，得到了许多热心女性的帮助。她们帮李佳馨寻找信息和联系翻译，推荐了现在的代理律师赵朝新。

目前，蒙古警方已立案，赵律师告诉李佳馨，他也在敦促警方处理。接下来，她要在反暴力机构的救助站待上几个月，直到得到诉讼结果。

以下是她的自述。

被打断的旅行计划

我感觉夏天去比较凉快，慢慢旅行到冬天，再感受下北方的冬天，看看雪。

这是我自由职业的第二年。大学毕业后，我做了五年HR，但在工作中始终找不到意义感。疫情之后，我鼓起勇气辞了职，到大理摆摊生活了一年，才发现自己不按部就班也是可以生存的。大理太安逸了，但我想还是要出去看看，要去不同的环境里生存和挑战，所以今年就搬到了成都，到了一个快餐店打工。

我和男朋友都是旅行爱好者，我在旅途中认识了他。这是我第二次出国旅行，第一次是在菲律宾。出国旅行后，我的世界观发生了很多变化。之前也是只信网络上新闻中的，从未真正见过，但等我自己去体验后，好像情况和别人口中说的不一样，就开始有自己的想法。这个过程中，我也重新有了动力去学习语言。

之前在菲律宾旅游做沙发客，这是我们和沙发主的合影。

我是北方人，但现在长期在西南地区生活，蒙古这样北边的地区，我感觉夏天去比较凉快，慢慢旅行到冬天，再感受下北方的冬天，看看雪。8月5日，我们从中国的二连浩特入境蒙古。我们最初的打算是入境蒙古，在蒙古旅行一个月，然后到蒙古和俄罗斯的边境，入境俄罗斯，从莫斯科再飞到阿塞拜疆，进入中亚地区旅行，最后在新疆附近入境回国。

想去中亚也是受了《搭车去柏林》这本书的影响，里面描述的游牧生活很吸引我。入境当天，我们用搭车的方式，跟着一个俄罗斯人来到了乌兰巴托。乌兰巴托很像我家，一副北方城市的模样，比较现代化，垃圾很少乱丢，很有秩序，也会像中国一线城市一样堵车很厉害。我们待了一周，去城市里游览体验，以露营的形式过夜。

谷岳这本《搭车去柏林》，触动了我去中亚旅行的想法。

11日，我们从乌兰巴托出发，徒步搭车往北走，12日到达宗哈拉。宗哈拉是牧区，水草丰盛，人很少，村落附近比较安静，生活自在。村民开车帮我们找了露营地，在一个度假村旁边。度假村日常也算一个景点，村民会在周围聚餐露营过夜。12日下午，我们就在这里驻扎了。

在旅行途中拍摄的蒙古牧区

奇怪的邂逅

我感觉他整个人很偏执，总是自顾自讲话，自己说很多但不看对方反应。

这里的人对我们很友好。我们露营过程中，遇见过一家人野餐，他们邀请我们拍照聊天，一起野餐。我们没买蒙古的电话卡，日常上网要靠公共网络。有一天，我去村里的超市借网络查看信息，有个小朋友看到，邀请我去他家玩，我们还拍了合影。

去超市借网络遇到的孩子们

旅行前，我们自己准备了很多食物，燕麦、意面、茶、奶粉等等，在当地会买一点肉，蒙古以肉食为主，很少买蔬菜，因为太贵了。村民做饭也简单，很清淡。14日晚上，我带着一点蔬菜回到露营地，看到我男朋友正在做饭，放下菜后我就出去沿着河边散步了。

溜达了一阵儿，隔着河岸，我看到前面一百米有两个蒙古人在喝酒。他们知道我是个外国人，再三地招呼我过去一起喝酒。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我就拒绝了他们。回到露营地后大概半个小时，这两个蒙古人开车路过了我们住的地方，在河对岸招手让我们过去。我们和他们用翻译器聊了两句，就回去做饭了，结束了对话。这两个人开车离开了我们露营的地方，我们看着他们走了。

我以为和他们的交谈已经结束，他们也不再回来了。但晚上8点多，这两个人又开着车回来了，带了一瓶大瓶的伏特加，不请自来地直接趟着河过来跟我们坐一块儿，要喝酒聊天。我们也没多想，心想当地人可能就是这种风格。

其中一个人就是施暴者。不知道名字，就叫他犯人吧。他知道我们从中国的二连浩特过来，说他也去过二连浩特，还给我翻照片看。他说他有微信，让我们加他微信建立联系。我们一直跟他说没有网，等有网了再加他微信，他硬塞给我们一张他的sim卡，说你用我这个卡上网就可以了，你加我微信让我们成为朋友。我感觉他整个人很偏执，总是自顾自讲话，自己说很多但不看对方反应。

他用翻译器告诉我们，今天是他生日，想人多热闹，一起喝酒庆祝，说了两三次。但那天我不太舒服，可能是水土不服，有点拉肚子发烧，没有喝酒就提前离开了。我男朋友和他们两个喝酒，我回了帐篷。

黑暗中的性侵

看到我反抗，他就用拳头打我的头，用力掐我的脖子到窒息。

整理帐篷时，我从远处看见他们好像又叫来别的朋友一起聊天，看了一眼，也没去打招呼。我整理完东西拉上帐篷，就去睡觉了。大概10点多，我男朋友跟我说，他们要去旁边度假村的酒店再玩一会儿，我应了一声，说我知道了，他就离开了，我继续睡觉。

应该是11点到12点左右，我听见帐篷在响。一开始是比较轻手轻脚的，不是硬扯的，所以我当时警惕性还没有那么高。我以为我男朋友回来了，跟他搭了一句话，说你回来了，但是没有人回我。等我再睁开眼看的时候，帐篷门就被拉开了。那个犯人，他进来了。

他整个人把我压倒在帐篷里，用手掐着我。我想反抗，就去抓挠他，也想掐住他的脖子，但他很胖，脖子太粗了，我握不住。看到我反抗，他就用拳头打我的头，用力掐我的脖子到窒息。我被他的拳头砸懵了。等我没有了反抗能力，他把我裤子脱了进行了第一次性侵，还有把手指伸进我下体的行为。

后来他开始在帐篷里疯狂地倒东西，往帐篷外面扔。他下手非常重，我觉得他要杀了我，我就一直跟他说不要杀了我、不要杀了我。我在帐篷里大叫，他就用手使劲捂着我的嘴，让我没有办法呼吸。

他找了一阵以后停止了，想进行第二次性侵，拉着我的腿把我往帐篷外面拖。这时，他没有办法把生殖器塞进我下体，抓着我的头发让我张开嘴，含住他的生殖器。我不张嘴，他就一直打我的头，一直吼叫。

殴打停止后，他继续翻我们帐篷里面的东西。我看不到外面什么情况，他把我们的睡袋全都扔在我的头和上身，把我的头遮住，不让我看。我听到他把所有东西往外扔的声音。中间他还跟我要了一次打火机。他把睡袋打开，用手跟我比划打火机的样子，我摇头，他就又把睡袋拉下来，把我头遮住。翻找了一阵儿，他把睡袋打开条缝，把护照扔给了我。那个时候就知道我们的钱被抢了，因为我们钱和护照都是在一个贴身包里的。

我一动也不敢动，听见周围都没有声音了，也不敢起来，就一直在那儿躺着。当时我男朋友也没有回来，我觉得过了好长好长时间了，就想是不是这两个人故意把我们分开，一个人对我进行抢劫和强奸，另外一个人，可能还有更多的人，再去抢劫我男朋友。

我想我在这里躺着可能也不是很安全，扒开睡袋往外看，大概确定应该没有人了，我就从草地上起来了。因为天太黑，我就随便先捡起一条短裤，找到我的外套穿上了。现在蒙古晚上是非常冷的，十三四度左右。我找不到我的鞋了，光着脚摸索着方向往马路上走。我想我得去报警，在这边躺着挺危险的，我要赶紧走，离开这个地方。

前往警局的漫长路途

这让我很害怕。如果那个犯人开车路过看见，会不会真的把我杀了？

一般从我们露营的地方到马路边，走路可能要20分钟，但我那天感觉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慢慢摸到了马路边。我知道的坐标点是那个度假村，它有灯，我就朝灯的方向走。

沿着围栏走的时候，我还听见里面有人大声聊天，很欢快，可能也是在喝酒聚餐。我当时想进去找一下，看看那两个蒙古人和我男朋友是不是还在一起，但是我觉得不是很安全。如果我男朋友不在，只有他们一帮人，我可能会被第二次伤害。

我继续往前走。在草地上走的时候，也路过了几辆汽车，这让我很害怕。如果那个犯人开车路过看见，会不会真的把我杀了？我没有其他办法，就远离开车那条道，往草地上靠。看到有车从远处过来，我就尽量放低身体，静止不动。还好路过的车都不是那个人的。

光着脚，地上石头硌着，我走得特别慢。我没有戴眼镜，看不清路。天特别黑，真的是摸索了很长时间才走到马路边上。在路边我也想不了那么多了，看见车就拦，还好那个时候还有车来车往，没过很长时间，我就拦到了一辆车。

我一直跟司机说“Help me! Help me!”，他就让我上车了，也是一个男的，但我当时没别的办法，还是上车了。一开始也交流不了，我比划着让他拿手机，打字写上警察的英文，他知道应该带我去警察局。到了警察局，我看警察的手机，已经是15日的凌晨两点半了。

证据和检查

警察只带走了案发时我穿的内裤和长裤，没有检查睡袋和帐篷底下垫的防潮垫。

晚上值班的警察也全是男的。我说我被人强奸了，他们愣住了。我不知道是翻译器的问题，还是出于对这个事情的态度，他们就愣住了。我很急，感觉他们没有重视这个事情，我就跟他们说还有我男朋友，他离开我们住的地方很久了都没有回来，我害怕他可能被人杀了。我用了这种更严重的字眼。

他们交流了一下，很快顺着地图定位记录找到了事发草地。出动了两辆警车，有四五个警察。他们应该是叫了其他人过来，我报警看到的值班警察只有两个。他们先是带着我去度假村那个酒店，没有找到我男朋友。警察跟我用翻译器交流，让我带他们去我们露营扎帐篷的地方，另一拨人去寻找我男朋友。

坐标很难定位露营地，晚上方向感迷失，很难找。我们从警局出来的时候不到3点，到天蒙蒙亮了，能看清了很多以后，我们才找到那个案发的地方。同时另一拨警察也看到我男朋友了，他安全返回了我们的露营地。

警察拍了案发的地方，只带走了案发时我穿的内裤和长裤，没有检查睡袋和帐篷底下垫的防潮垫。当时下雨了，警察让我把帐篷外的东西收到里面，别被雨浇湿了。做笔录的时候，旁边一位警官，他和我说了几句话，我理解的意思是嫌疑人应该已经被抓到了。他们那个地方很小。说完之后，他们就带我去了村里的医院做妇科检查。

15号当日去做性侵检查的记录

医学报告指出了我身上几处外伤和淤青，还有下体撕裂，但是说犯人没有体液留在我身体里，这是我心里始终过不去的一个坎。16日，警察跟我要报警穿的那条黑色短裤，问我有没有清洗。因为15日下雨了，东西都扔到草地上，又沾了雨水，我也没有带很多衣服，所以当天转到酒店住下之后，我就把身上所有的衣物和那些睡袋都清洗了。16日收走的是已经被清洗过的短裤。

律师跟我一起录口供的时候和我说，在我身体里没有检查到体液这个事情，他想到会不会是遗留在帐篷和睡袋，还有床垫上。但当时那些已经损坏了，我们在酒店退房的时候已经把它扔掉了，后来又找回来放到警局。

从15日到现在，过了好几天，我再化验也是没有用了，这份报告也就这样了。

向大使馆求助

每一次我跟他说需要什么帮助，他就说要跟领导商量商量，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15日，我报完警，录完口供，十点半左右，我想起来应该也给大使馆打一个电话。语言不通，我跟警察沟通实在太难了。一开始警察还说案件报告出来以后再打，我说我现在就要给大使馆打电话。

争取到机会打给大使馆，一个中国工作人员接的，我讲了我被强奸抢劫的遭遇，说我们只带了现金，没有其他的钱了，都被抢了。他说要不你们就再配合着警察调查，看人逮到以后能不能还你们钱，又说要不行你们就找中国的亲友借点钱。我说手机也都被抢了，联系不上国内的家属。他说那行吧，我跟领导反映，看能不能资助你们。

16日，大使馆通过警局资助了我50万蒙图现金（蒙古货币），约1000元人民币。他们没有询问我提到的强奸，也没有告诉我该怎么处理。我问大使馆工作人员，有没有律师和翻译能提供给我，先解决我跟他们沟通不畅这个问题。他说他们有一份名单，我说想和名单上的人员联系，他也没有主动提出帮我去联系。

我们加上微信以后，他让我先签一个免责确认书，然后再给名单。确认书上写着：“本人确认将自行向有关机构、个人寻求服务。如本人与选定机构、人员产生任何争议，将自行解决。”

我与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微信沟通记录

对方要求我签署的确认书的内容

我在网络上检索到一份英国大使馆给英国公民在蒙古遭受性侵的帮助指南1，其中附带了律师翻译等相关人员的名单，并不需要公民签署免责确认书这样的文件，所以我不明白签署免责确认书的意义，就和他们说我不同意。我说我现在需要大使馆的帮助，家里也没法资助我，我和男朋友现在没有钱，但是我想维权。

英国大使馆给英国公民在蒙古遭受性侵的帮助指南（文本为微信翻译）

17日下午，他还是把名单发给我了，写的原因是“因考虑你在外地签署确认书有困难，现向你提供以上文档”。大使馆人员在电话里和我说，《领事保护指南》里写了使领馆不能直接给我提供翻译服务，也不能帮我支付律师翻译等个人需要承担的费用，他们是按国家规定来办的。大使馆每天也要接很多案子，这边会蒙语的人非常少，所以他们在服务别人的时候，如果再去给我做这些，精力也达不到。

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在中国也没请过律师，怕在蒙古被人敲诈。我也担心如果翻译人员不专业，不懂法律，有意无意地泄露了我的信息，会不会威胁到我的人身安全。我当时还住在案发的那个村里，他们这边本来人就很少，邻里间可能都互相认识的，万一犯人的朋友或者他本人对我进行二次报复怎么办？我挺害怕的，他要是再杀人灭口呢？我听说他只被关押48小时。

我跟大使馆的人说，我需要他们帮忙找个医院做检测。当地警方带我去做的医疗检查，我也不懂是什么，除了担心没有正确提取到犯人体液以外，我也担心自己会感染艾滋病，艾滋病要在72小时之内检测。我和大使馆人员说明了我的担忧，他答应了，说要跟领导去商量商量。但每一次我跟他说了需要什么帮助，他就说要跟领导商量商量，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宗哈拉的物价很高，一个很小的房间一晚的价格相当于人民币两百元，一个小菜也要七八十。我们每天吃饭花二十多，加上酒店费用，1000元最多维持4天。从莫斯科到阿塞拜疆的机票是1300元，我想退了机票再撑些日子。

在宗哈拉的酒店住宿费用

航空公司需要我提供一份因故无法乘机的证明，我问警方是否可以给我一份报警记录，或者我身体检查的医院证明，他们说案件进行中没办法给我，相关证明可以和大使馆沟通。我把情况告诉大使馆，他们说一般他们不会出相关证明。后来警局给了我一份15日妇科检查的病历。

大使馆人员看到我找到了律师，又打电话和我说，抖音上有一个律师不是帮你吗？他懂去哪里做艾滋病检测的，到时候让他带你去就行了。我听律师说，19日大使馆的人要和他一起过来的，后来也没过来，大使馆人员在微信上和我说，他们敦促蒙古警方办案中。

大使馆建议家人劝我回国

蒙古存在腐败懒政，我一个外国人不留在这里维权，这件事可能就不了了之。

15日当天，我给我妈打电话，说我出了事情。她也着急，但不知道怎么帮我打官司。我妈是下岗职工，退休前靠自己打工赚钱，我爸是钢厂职工，去年工伤，不能回去工作了，一直到现在还在治病，所以诉讼的钱我得自己想办法。

16日，我妈又给我打电话，语气更坚决了，劝我别打官司了，蒙古很危险，我又人生地不熟的，可能对方也很穷没钱赔，赶紧自己凑点儿路费回国吧。我觉得不对劲，给我爸打电话，才知道大使馆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他们打了电话，这些说辞也是大使馆告诉他们的。

大使馆和家人的做法让我觉得非常无助，但我不想就这样轻易算了。我要靠我自己的力量，在网上求助。出来前，我卖掉了电脑，再加上工资，买了一台三千多的大疆手持相机，想记录路上喜欢的景色和遇见的人，但现在它成为了我拍维权视频的趁手工具。我在手机上剪辑，我说话慢，就加速了一点。我也怕别人不信我，就随时录影。视频发出后，有位网友帮我整理了蒙古女性权益NGO的名单，我给她们发了邮件，也有网友帮我找到了现在的代理律师和翻译。

18日，我在微博上发布了求助视频

钱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赵律师介绍了一家酒店让我们住进去，酒店老板也开中餐厅，我问他能不能在店里帮忙打杂，打工换食宿。那个老板人也很好，帮助了很多在蒙古出事情有困难的中国人。他说我可以先在酒店住着，每天吃饭下来中餐厅吃就行了，要是状态还可以的话，可以来店里帮忙，要不舒服，就在住的地方待着。

17日，我开始出现手抖的状况。19日，实在太难受了，我就去找警察求助，和他们沟通的时候我就吐了。他们带我去了医院，医生给我量了血压心率就不管我了。我在医院的时候又吐了两次。我吐到地上了都没有人管我。医生的一个朋友会说中文，过来和我说，你要是在这里看病，你有什么不舒服，是需要花钱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没有钱了，后来可能医生看不下去吧，还是给我打了一瓶葡萄糖。

警察把我们被抢的现金送了回来，但住酒店很快就会消耗掉这些钱。酒店老板提议可以去他朋友家住，但那位朋友也是一位男性，独居。我不想去住，跟一个陌生男性住在一起，我感觉不安全。现在在外面大街上走的时间长了我也会非常难受，蒙古这里喝酒的人非常多，那些人喝了酒就摇摇晃晃的，在我身边来回走，我的手就会非常抖，整个人非常害怕。

我和男朋友都没有存款，我们商量好，他回国先去继续工作赚一点钱，可以支持我在蒙古。我虽然也有不舍，但是考虑到实际情况，这是比较现实可行的选择。我们也商量，等案件结束，看我状态再决定是继续完成旅行还是陪我回国休息。

我听律师和本地人说，乌兰巴托看起来没有我们在网络和新闻里感觉的穷，都是现代化建设的，大家衣着面貌都让人觉得是富足的，但是他们都靠网贷生活。乌兰巴托物价堪比中国一线城市，但本地人可能一个月工资也就三千人民币，挺畸形的，所以还会有小偷，我也让男朋友把大部分贵重物品带回国了。

我也了解到，蒙古存在腐败懒政等情况，我一个外国人不留在这里维权，那这件事可能也就不了了之了。而且在蒙古，强奸罪本身刑期很短，量刑一至五年，嫌疑人得不到多少惩罚，可能会再做类似的事情，所以我想坚持留在蒙古完成这个案件。同时，这件事如果没有结果，我离开这里，我的心结也会一直无法打开，无法安心做其他事情。

一位素不相识的蒙古朋友给我帮助

我现在住在一家反暴力机构的救助站。一位在网上看到我视频的蒙古女孩当了我的翻译，是她帮我沟通好住进来的。现在生活比较简单，让我有安全感。在出事后我出门在人群中就会感觉害怕，但在救助站都是些小朋友，他们让我感觉很治愈，他们愿意和我一起画画，愿意教我蒙语，愿意和我分享他们的吃的。在不去想案件的时候，我还是比较放松的。

有好心人捐款给救助站，救助站也分我了一部分钱，我用这些钱给小朋友买了糖果，想尽我的能力回报给他们。外出的时候，我会和男朋友打电话，他什么时候来找我，还在商议。最近我签证的问题，赵律师也在协调帮我解决。从救助站出去和赵律师见面，他还带我去吃饭，关心我在蒙古是否习惯。

从案发到现在已经半个多月了，我遇到了很多阻碍，也沮丧过，但也收获了很多帮助。可能司法程序会持续好几个月，但我会维权到底。

1. Foreign, Commonwealth & Development Office. (2023, April 25). Information for victims of rape and sexual assault in Mongolia. gov.uk.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information-for-victims-of-rape-and-sexual-assault-in-mongolia/information-for-victims-of-rape-and-sexual-assault-in-mongolia

(亦可通过文末“原文链接”跳转浏览）

撰文_夏南

编辑_赵小鲁

平台编辑_cc

水瓶纪元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 点击头像关注

大龄农民工干不动、留不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选择更多、不愿进工地……十年间，建筑业农民工减少1500万

离开建筑工地的农民工去哪了？

阅读提示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23年底，全国有近3亿农民工。与10年前相比，建筑业农民工少了1500万。记者采访发现，重体力、高收入的建筑业不再是农民工的首选，更多人从建筑业涌向了服务业或返乡就业。专家建议，农民工出现就业新趋势后，相关配套政策措施也应跟上。

8月下旬的沈阳，暑气未消。58岁的张军拎着水壶走在工地坑洼的小路上，额头渗着汗珠。退休在即，张军感慨万千，当初一同出来干工地的七八个兄弟，如今只剩他一人。他细数，4个大哥退休后返乡养老，两个青壮年去了厂里打工，还有一人转行当了快递站理货员。

建筑工地收入高、门槛低，曾是农民工打工首选，如今情况出现了变化。一面是高学历青年农民工不愿进工地，一面是大龄农民工干不动、留不下……

张军工友的离去，正是这一变化的真实投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2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753万人，其中建筑业农民工占比15.4%。相较于2014年，27395万农民工中有22.3%从事建筑业，有超过1500万人离开建筑业。

有的等退休，有的想转行

8月20日天不亮，张军被疼醒，最近他的腰椎滑脱症又犯了。想着还有不到两年就可以退休了，他咬咬牙翻身，半睡半醒地休息着。如今，他是工地上年龄最大的一个，从辽宁朝阳带他出来的包工头赵大哥已70多岁、回老家带孙子去了。

2019年开始，全国多地发布建筑业“清退令”，60周岁以上男性、50周岁以上女性被禁止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这几年，工地招工越来越年轻化，新来的小伙子再也不“张哥”“张叔”的叫着张军，而是唤他“张大爷”。

“现在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啥活儿给的钱多就干啥，苦点累点都不怕。”张军说。

早上6点，张军喷了药就准备开工。今天他要把几处台阶抹平赶完。如今这样的工地“零活”没人愿意干，全包下来，平均每个月到手4000多元。

入行40年，张军在工地上见证了建筑业的辉煌。第一次上工地时，张军才18岁，小学毕业没啥技能，但有使不完的力气，让学啥就学啥，力工、水泥工、架子工、钢筋工、瓦工他都干过。

“赵大哥认识我三舅，便把我从村里带出来打工，这一带就是半个村的劳动力。”张军回忆说，那时候村里拉起来的施工队有50多人，如今只有12人，其中新招的只有3人。

队伍里年长的除了张军，还有49岁的李洪伟。李洪伟是木工，由于工地的活变少了，最近正想转行去干装修。“早些年，支混凝土模板、制作木屋盖及木门窗，工地上的木工活可多了。这几年，变成了在工厂造出半成品，拉到工地一拼接就完事了，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工人了。”李洪伟说。

新生代农民工有了更多选择

4年前，闫伟离开工地转行去送快递了。1年后又在快递站从事理货工作，每个月休4天，一天工作6个小时，月薪4300元。

“工地包吃住，每个月到手9000元，那时孩子还小，家里不用我操心，可以安心在工地上赚钱。”闫伟告诉记者，以前进工地是因为赚钱多、花销小。但工地上，一年才能回一次老家。如今老大上了大学，老二上小学了，闫伟把一大家子接到城里，一起生活。相比之前，虽然收入少了，但他能有更多的时间顾家、陪孩子。

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找工作不只看挣钱多少，更要看性价比。

34岁的吴志强大专毕业后辗转多个行业，也在工地短暂地干过。他学的旅游管理专业，如今在沈阳的一家环保公司做甲醛清除工作。

吴志强的经历，正是报告公布的全国农民工就业流向变化的一个生动体现。2023年，有15.8%的农民工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10年前仅为7.3%。随着文化程度的提升，更多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聚集。2023年，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已占总数的53.8%，其中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十年间增长近100万人。

“在家门口也能找到好工作，为啥还要跑那么老远呢。”许新荣和张军是老乡。家乡在振兴乡村经济，发展特色产业。2021年后，他没有再外出务工，留在镇上一家食品加工厂工作。这几年电商产业发展迅猛，家乡的白羽鸡销售骤增，许新荣的收入稳定且可观，每个月到手能有3800元。

根据报告，全国农民工省内流动的比例增长至61.8%。以辽宁为例，由于近年来辽宁产业升级，相当一部分产业留住了跨省打工的农民工，“家门口找工作”已成为新趋势。

新趋势呼唤新政策

“真干不动了，村里的自建房还没盖完，再有两年就回村里打零工。”张军说，他是他们村里少数坚持在沈阳打工的务工者，更多他认识的50多岁的农民工都在本市、乡镇厂里找零活儿。

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末，全国农民工平均年龄为43.1岁，其中超过三成农民工年龄达到50岁。本地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46.6岁，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8.9岁。无论是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还是年龄渐长的大龄农民工，近3亿的群体仍然是城市发展的中坚力量。

农民工离开建筑业，这不仅是一个数字的减少，更是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的缩影。年龄渐长、外出打工的动力愈低，如何为他们提供适合的工作岗位成了各地急需解决的问题。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王磊认为，农民工就业流向的变化是各行业发展下市场选择的体现。对此，应切实提高农民工的劳动技能水平，让他们有能力胜任不同行业的不同岗位，从而获得更稳定、更高的收入。而对于农民工“家门口找工作”的新趋势，各地方政府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出台一些切实可行的支持和鼓励性优惠政策，扩大当地农民工的就业岗位。此外，还要治理好农民工薪资拖欠问题。

从自身经历出发，吴志强希望社会上向农民工提供的免费培训多一些。有了技能，找工作会容易不少。“只要肯学习，就算文化水平不高，无论外出打工还是回乡就业，都能找到出路、站稳脚跟。”吴志强说。

来源：工人日报（记者刘旭）、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编校：王莹、董佳兴

编审：张秋晨

更多新闻

“娘家人”喊你回家！“职工之家”APP试运行啦！

60000元奖金！“劳动美时美刻” 第二届全国职工短视频大赛启动

8月29日，关于李佩霞案家属委托律师称会见受阻、已有“官派律师”一事，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郭睿律师告诉“法度law”，今天（8月29日）早上，其按通知前往看守所，但被告知可以会见李佩霞但要派员在场，“我们多次询问他们，能否依法依规安排律师会见，他们不回答，所以我们离开了看守所。”

此前，郭睿律师和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的李送妹律师发布声明，接受家属委托，担任江西省万年县上坊乡原党委书记李佩霞涉嫌职务犯罪一案的辩护律师。

今年6月，李佩霞被查。据官方通报，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接受万年县纪委县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7月25日，李佩霞的父亲李长柳网络实名举报万年县委书记毛奇涉嫌性侵女下属。李长柳称，今年5月份，李佩霞与毛奇发生争执并声称要去省纪委监委举报毛奇，3天后李佩霞自己却被万年县纪委监委带走并留置。

李长柳称，李佩霞被带走前曾留给家人一个U盘，嘱咐这个U盘能救她的命，李长柳还公布了3段录音。

事情发酵后，官方介入调查。8月18日，上饶市委联合调查组发布关于李佩霞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情况通报。通报称，李佩霞涉嫌受贿犯罪，经按程序报批，对李佩霞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发现毛奇存在利用职权影响与李佩霞发生不正当性关系问题，李佩霞为了职务调整升迁违反生活纪律。对毛奇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省纪委监委正在审查调查中。

在官方通报前的8月15日，李佩霞的家属已委托郭睿和李送妹二人担任李佩霞的辩护律师。不过，就在律师团队介入案件13天后，8月28日，郭睿律师公开发文称会见受阻、投诉无果，当地已安排“官派律师”下场。

郭睿律师说，8月21日，两名辩护律师在上饶市看守所会见李佩霞，会见时间仅10分钟且中途多次被打断。

“欲签署委托书时，李佩霞身边站着三名工作人员。最终李佩霞表示，她已经向调查组申请与家人联络，联络后再签署。”郭睿律师说，随后律师向上饶市检察院递交了投诉上饶市看守所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控告信。

郭睿律师称，8月28日，两名辩护律师再次赶到上饶市看守所，得知当地已安排“官派律师”汪某某拟会见李佩霞，且这名“官派律师”为地方政府法律顾问。“我们律师团队对当地办案机关严重侵犯律师执业权利和在押人员合法权利的行为表示严重抗议，强烈要求审查官派律师所持委托书的来源。”

28日傍晚，李佩霞的父亲李长柳在社交平台发布《十问李佩霞的官派律师》一文，询问律师汪某某是如何拿到李佩霞的委托书、谁支付的律师费、如何成为第三名律师、是否会见过李佩霞、受何人安排等问题。

新黄河曾联系上饶市多个部门了解情况，有工作人员表示“李佩霞案以市纪委通报的信息为准，后续可关注市纪委的官网”。

8月29日，“法度law”联系到郭睿律师了解此事的最新进展。

“法度law”：截至目前，律师团队一共会见了几次？

郭睿律师：一次。具体情况我在此前投诉中有提及。

“法度law”：“官派律师”一事，家属和律师是什么时知道的？当时是何情形？

郭睿律师：我们是昨天（8月28日）知道的，然后告诉家属。

当时我们在看守所排队会见，看到排在我们前面的江西赣都律师事务所汪某某律师的会见手续。当地的汪某某律师不是法律援助律师，手续不是法援公函，而是打印好的有李佩霞签字的委托书，落款时间是8月28日。

后来我们跟家属确认，家属表示他们全部不知道委托的事情，也没有签合同，都很奇怪。那么，是谁传递了李佩霞的委托书？怎么传递的？明显违法。

“法度law”：家属对“官派律师”一事是什么态度？

郭睿律师：坚决反对，强烈谴责，不认可，并且已经发信息给“官派律师”要求其立即停止代理。

家属发给汪某某律师的信息：“汪某某律师你好，我是李佩霞的家属，我现在代表全体家属要求你立即停止代理李佩霞的案子，你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李佩霞和我们家属的权利！”

“法度law”：稍早前你发文称，看守所给律师团队的回复是，需要领导研究，48小时内给答复。目前此事有进展了吗？

郭睿律师：此事进展是，今天（8月29日）早上，看守所负责人通知我们去看守所，要给我们答复。

我们到了之后，看守所工作人员就开着执法记录仪对着我们。他们回复的核心是，我们可以会见李佩霞但是他们要派员在场，我们表示这是违法的，坚决拒绝，并告知他们，看守所昨天下午安排汪某某律师会见李佩霞也是违法的。

我们多次询问他们，能否依法依规安排我们两位作为家属委托的、目前仍依法享有辩护权的律师会见李佩霞，他们不回答。所以我们离开了看守所。

作者｜赵果

转载或者合作请联系

mszhangziyan\@foxmail.com

《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来了，脱口秀回来了。

作为最早开始看脱口秀综艺的观众，现在的感觉是，这个领域还是非常需要新人的。因为新人总有还没展示过的素材，还没消耗光的表达欲，以及新人一般还有很切实很鲜活的烦恼，拿自己开玩笑大家都有共鸣。今年的《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下文简称《脱友》）又哗啦啦上了一大批在线下很瞩目的新人，这个“新人美”，就给够了。

跟第一季脱口秀节目相比，我尤其想说的是，今年又多了好多好多女脱口秀演员！这些年每逢脱口秀综艺季，我们都会盘点女脱口秀演员。前几年还是一只手能数得过来，现在已经多到形成一个新的规模。真的很为女性创作者们骄傲。

这两周我印象最深的都是女性脱口秀演员。

上一周最惊艳我的是颜怡颜悦和张慧。

颜怡颜悦开场白总是“大家好我是一个双胞胎”。她们总是有一种隐隐的锋利，说的都是知识分子段子，结构精巧，洞察精准。

今年的《脱友》里颜怡颜悦继续稳定发挥，我最喜欢的就是她们说给女孩取名和给男孩取名的区别。这是一个大家习以为常但是很少人指出的不平等现象。

家长给儿子取名字，都是带动词的，寄予厚望的，要去征服世界的，“一听就不是你的女朋友”。

而女孩的名字，被她们概括为“emoji”，乍一听有点无厘头，其实很贴切，因为怡、悦这样的名字，都表示了提供正向情绪，把女性放在客体的位置，这不就是表情符号吗。这个吐槽特别有颜怡颜悦风格，是别人想不出却回味无穷的比喻。

什么样的女性常用名有动词？招娣（招弟）。

相比过去隐藏在思考中的锋利，颜怡颜悦现在变得更鲜明了，她们喊出了更直接的口号：夸我温柔懂事等于骂人，这代女孩最好的品质应该是难搞。

不知道这几天有多少女孩开始取这样的网名：强势、刻薄、得罪、下头、一意孤行、越老越嚣张。

也许录制现场的反馈跟网络上大家集体细品的结果会有些偏差，颜怡颜悦在录制现场反响最大的梗是一个社畜笑话。但我会想，这也不重要。是什么样的段子会持续启发我们思考，发明全新的语言，影响更多人？我知道，你也知道。

“强势女人”张慧则是让我自己特别有共鸣的。

作为一个从小就被指责不够文静讲话语速太快发表意见声音不够温柔的人，看了张慧的强势段子简直爱上我自己（？），这辈子自洽值达到了顶峰！

（△谁懂，这个开场简单粗暴的强势感，特别浑然天成，立刻被迷倒）

张慧的强势梗和她天然的利落（其实并不是强势，只是有逻辑和干脆而已）结合在一起，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有力的表达，人梗合一。

比如张慧说自己花钱相亲还是见到了很普通的男人，她会很有逻辑地问，为什么花钱还跟免费遇到的男人一样。在有些人眼里她可能就是“强势”，都去婚恋市场了怎么还不等着挑选（本质是性别歧视），但张慧用一种如同在上班的逻辑指出了相亲的荒谬，也暗讽了制造剩女焦虑对女性的规训。

“好woman哦”这个梗也是超级棒，以后我就准备这么夸女人。

张慧有两个梗都是女性领笑员感受到了共鸣拍的灯，场面也很妙。

她说到“女人太强势，家庭都不会太幸福”，张雨绮立刻拍灯，全场鼓掌起哄，张雨绮做了一个“嘘”的手势。这种拍灯就构成了表达的一部分，张雨绮是在完成一种认同和自我认同：我强势，我离婚两次了，怎么了呢。

当张慧解构了“撒娇的女人最好命”之后，鲁豫是认同地拍灯，张雨绮则是活学活用立刻大喊“好woman”。

更妙的是在喜剧里本来是大家都不待见的“要掌声要肯定”在张慧这里进一步“人梗合一”变成了她表演的一部分。

大张伟顺手给了灯，窦文涛却怎么都不给，说作为男性有点颓。

于是张慧的表达立刻就有了现实里的reaction。张慧对窦文涛不拍灯的评价是：“能理解，有的男人是这样子的。”

张雨绮说张慧是让自己都惧怕的神。

张慧则立刻接梗对窦文涛说：“我得到这样的评价，我根本不在乎你那一票。”

这样的段子看似是嬉笑怒骂自嘲而已，但每个被攻击过“强势”的女性都明白，从小到大就要面对这种看似天经地义的批评，需要多少思考和打破才能自洽地面对自己爱上自己。

2021年上过脱口秀节目的鸭绒现在比之前更有辨识度了。她的“相亲捡漏就像早高峰的共享单车”理论已经热搜过了。当别人给你介绍相亲对象说是“捡漏”的时候，不要相信，就像早高峰地铁站有孤零零的一辆共享单车。

后面她怼相亲男的部分更好笑。鸭绒是追星女孩，到世界各地工作过，在非洲工作都看到爱豆的周边买回来分发一下。在相亲男的眼里，这样的女人，不可靠，说她不能负起照顾家庭和孩子这个“社会责任”。鸭绒的反击是：我最大的社会责任是建设祖国和社会。

关心孩子有什么了不起，追过星的都关心过，孩子发展得都挺好！

上周的大国手也是一位潜力股。作为哲学博士散发着女知识分子气质。哲学梗和生活完全融到一起，还能自然而然对男人进行女性凝视，又丧又有文化，语文标准规范又精巧。看了想说，鸟鸟风格后继有人了。

（△“保帅还是保车”这个梗太妙了，摩托车和男友都需要修应该给谁花钱的问题，原梗层层递进一波三折请务必去看全过程！）

而这周的女脱口秀演员则是一个比一个敢说，一边看一边鼓掌，太多了太多了，优秀的女人太多了！介绍不过来了！

女rapper于贞，我一开始以为是跨界艺人来玩玩，听了几句就发现，一个女性创作者，创作rap和创作脱口秀都是一脉相承的。

嘻哈圈的所谓diss文化，于贞概括为：“一个对母亲非常不友好的环境，我说不出口，上过大学。”这个吐槽很棒，除了说男rapper学历低之外，也指出了，低质量的diss只是脏话的堆砌，而大部分脏话是辱女词、侮辱母亲的词，语言是需要反省的。

然后就开始吐槽男rapper了，名言诞生：rapper塌男不塌女。

女rapper创作挖掘深度，男rapper的创作主题：票子车子妹子。（这个梗大张伟立刻拍灯！）

于贞的表情和肢体语言跟她的段子配合得也很好，微笑着就阴阳了男rapper。

但到底什么是“身上真的有点东西”？后面于贞直说了，男rapper才是HPV“传播大使”。

于贞敢说，她说的也是事实啊。于贞的作品都有自己的思考和对社会议题的关注，挖掘女性力量（《她和她和她》），但绝大部分男rapper嘴里念叨的不就是炫富和性别歧视吗？包括这几天炸热搜的“嘻哈男diss乙女游戏”事件。

（△每个创作领域都需要多一点女性从业者！）

菜菜讲的月经段子，这几天已经转了三万多！

月经羞耻和月经贫穷话题在网络上已经讲了不少。菜菜的语言能力、吐槽能力、洞察能力都很棒，把这件事依然讲得细致入微。

开头，菜菜说，半夜让跑腿小哥去代买卫生巾如同黑市交易，还吐槽了卫生巾取名方式就是非常迂回的，本身就是月经羞耻。

男性不了解卫生巾，分不清日用夜用，不知道卫生巾的长度单位是毫米，接触卫生巾都会让他们不好意思，但是，男明星却可以代言卫生巾。

一切关于月经的诅咒都莫名其妙，但让公司考虑到痛经等问题给女员工放个月经假是不可能的。

统计显示，女性一生的经期时间是六年半，花费在卫生巾上的开销是5万。

菜菜：一定要写一套段子赚够5万，这是“经费”。——文字梗和月经话题完美融到一个段子里，高水平！

菜菜在讲述月经羞耻和月经贫穷话题时，都是淡淡的吐槽，用朴素的生活逻辑指出问题的不合理之处，大方喊出女性的诉求。

今天，菜菜的月经段子上了这么多热搜！我们菜菜已经在用创作改变世界！

昨天刚播出的一集里，很瞩目的是来自大山的Echo（冉榕）。她把出生在多个姐姐一个弟弟的家庭的经历，讲成了举重若轻的笑话。

重男轻女是那么稀松平常，贫困的家庭里孩子的生活每一天都是随机的，作为女儿的Echo已经可以用这些来讲笑话。笑话里面，字字都是曾经真实的痛苦。

Echo讲的才是“地狱笑话”，多少失望多少难过，都可以拿出来调侃，带着一种淡淡的厌世感。

很多人说她在台上很酷。而我每次想为她鼓掌的时候，都会很心疼她。

王梓晗讲了会让女性都深有共鸣的母女关系段子，既是洞察，也是一种自我疗愈。

三弟谈到父母的催婚催生，她的反催婚催生思维相当硬核：有房子的女人怎么会担心死了之后没人送我去火葬场！

也是有人想谈恋爱的。但是一旦用女性的自主意识来看待谈恋爱，就会发现什么不一样。周欣雨讲了择偶难的段子，看起来是调侃自己不好看，实则是点出了很多女性深有共鸣的问题。为什么男的只要很正常就有女朋友，同样条件性转到女性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普通女人，幽默不是加分项，普通就是减分项。

女性对男性的外貌要求是“不丑”，男性对女性的外貌要求是“漂亮”。

婚恋观点上关于男性的一切优势在女性身上都不存在，而针对女性的焦虑换到男性身上也不存在。比如美女也会年龄焦虑和被荡妇羞辱，男性却理直气壮搭讪女人一辈子。

不过这也无所谓！我们普女也可以平等地物化每一个帅哥。（不是帅哥的就算了。）

跟周欣雨这个讲谈恋爱的段子交相辉映的是，我们熟悉的赵晓卉这次来讲的是谈恋爱了。

但她讲的并不是“秀恩爱秀男友段子”，而是一种我特别提倡的恋爱态度——这个恋爱我也可以谈，但是这男的也就这样吧。

女的，一定要明白，你跟谁谈恋爱，就谁“吃得好”。

晓卉外卡赛的输出更是不得了，直接发疯，真情实感。你们懂什么叫社畜梗什么叫班味儿，只有真正在上班的晓卉懂！

最后一个天降大梗，晓卉说，明星不懂上班，就像男人看了（有月经羞耻的）卫生巾广告，也依然不懂月经。这也是跟菜菜的月经段子相互呼应了。

本季《脱友》里优秀的女性创作者远不止上文提到的这些，爆梗也是多得数不过来。

步惊云也是过去上过脱口秀综艺的老朋友，但是今年觉得她已经变化了。开始创业的步惊云变得更有锋芒，能拿婚姻当做一个调侃，她体会到“成功”对于自我的重要，会有意识去超越一个“第二性”的位置。

山河用自己胖胖的身材来当做创作素材，但并不是自嘲不够美不够瘦，而且是欣然接纳自己，反过来用自己的脸型，去消解“有福气”“旺夫相”这种另一个方向的性别歧视。

千千也讲了容貌焦虑问题，也是大方地用自己来当段子。我会觉得，新一代的女性创作者、新一代的女孩子，都更舒展，更自然。当她们讲到自己不够美的时候，不是自我否定，是否定这个世界衡量女性的标准。过去的人们认为，“女丑”才能做喜剧，这本身就是一种性别歧视，现在的女性更有自主意识，会用创作去打破凝视。

这么多女性创作者，这么多创作视角，总是可以对照起来看，婚恋关系、身体自主意识、刻板印象、女性的成长经验……不同的段子构成了问题的不同侧面。

我们女孩子的段子，就是可以相互共鸣，形成宇宙的。脱口秀舞台上所有的女性表达，都在隐隐地相互呼应。

从最开始的脱口秀节目思文几乎是孤军作战，到现在《脱友》里涌现出了这么多说脱口秀的女性，大家都讲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好、越来越松弛，真的是很由衷地为女脱口秀演员和女观众感到高兴，是大家一起努力推出了更大的表达空间，引发了更多的共鸣。

思文起初参与脱口秀的时候，会觉得“脱口秀是一种阳性的能力”，等到她说婚姻段子开始有些名气了，还会被记者刁难“性别对立的网络视角”这样的问题。她是在四面八方的刻板印象里，艰难地把自己掏心掏肺的痛苦说成了笑话，探索出女性脱口秀的风格。仅仅在几年前，女人进入幽默事业空间还是如此狭窄，她的干扰还是这么多。

但是随着女脱口秀演员的数量在增加，女性创作者找到了更多角度，讲出了足以改变中文词汇库的爆梗，世界不一样了，我们在跟着她们一起前进。

虽然，直到现在还是能看到很多自以为是的质疑，例如攻击女性创作者的段子都是关于吐槽婚恋或性别歧视的，说她们只关心“这点事”。

那么，问题是，在女脱口秀演员触及这部分表达前，国内脱口秀里有这些话题吗？男脱口秀演员一般都聚焦社畜、宅文化、都市话题。女性开始讲述自己的洞察，这些明明对于脱口秀的现状是一种重要的补充和拓展，怎么会变成“这点事”？

颜怡颜悦就这样回击过“你们只讲女性视角能不能讲讲男性视角”的问题：你怎么只当男记者不当女记者？

（△颜怡颜悦根据真实事件拍摄的短视频）

更重要的是，这是女性创作者们真正的生命体验，是她们经历过的真实的痛苦锤炼出的“幽默”。

张慧说强势段子看起来多么自洽，但是她说：“我这样的自己我也会咬牙做下去。”仅仅这一句话我们就能知道，从被指责强势到拒绝修剪自己，她走了多长一段路。用说段子来诠释自己的强势，本身就是女性的一种生命宣言。

重男轻女、在恋爱时也能感受到性别不平等、调侃自己的外表、女rapper对男性同行的意见……每一个梗的灵感，在最初发生时，那都是真切的痛苦和不解，是她们一次次感受到不公平再思考凝结成的笑话，这怎么会不深刻？

本季《脱友》有两位女性领笑员，张雨绮和鲁豫，她们也是在不同维度上可以跟女性创作者共鸣的。

张雨绮是一种从生活经验出发的本能在寻找共鸣，比如积极给“强势女人段子”拍灯的时候。鲁豫则是从自己的知识结构和认知出发，和女性创作者一起探索。

（△鲁豫点评菜菜的表演时提出公共场合应该给女性免费提供卫生巾）

回到本文开头说的“新人美”问题，某种程度上，也许这男脱口秀演员更容易遇到的问题。

女性脱口秀演员，是新人和老朋友一起在绽放。女性创作者，越红，越成功，受到的非议和阻挠越多，面对的挑剔越多，这灵感真是源源不断，思考日渐精进。

更让我高兴的是，节目内外也能看到女性创作者们在相互支援，相互帮助。

人见人爱的鸟鸟这次没有上台表演，但她是幕后的总编剧，也很厉害。女性在台上说段子的时候，镜头总是能扫到鸟鸟在积极鼓掌，在等待姐妹们的发挥。真的很温暖。

节目里，女性和女性之间经常相互鼓掌是最起劲的。节目外，女性脱口秀演员们也在一起做内容，比如她们有一个女性从业者集体制作的播客“小fool人”（“小妇人”的谐音），女脱口秀演员们讲述自己从事喜剧创作的心路，回顾参加综艺比赛的过程，她们真切地相互欣赏，共同作战。

顺便说一下，赵晓卉的淘汰段子，网友们都以为是纯现挂，还呼吁能不能让晓卉一直参加外卡赛保持神发挥。但晓卉自己发微博说，是输了之后在颜怡颜悦家里熬大夜写的，“小fool人”的姐妹们一起陪她写稿改稿提醒她保持情绪。这是姐妹互助后的神发挥呀。

王梓晗在播客中引用波伏娃的话说：“女性之间的交往是源于她们共同的命运，我们这种演出就是把命运做了切片去相互印证，你看，你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

张慧说“强势的女人不要命”，套用一下这句话，讲笑话的女人也不要命。因为她们是把生命经验豁出去在创作。

在这些女性脱口秀创作里，我们作为女观众，感受到的是人生里曾经有过的困惑得到了回响，我们可以和说笑话的女人一起前进。

当女人们开始讲笑话，这是一种来自于共同命运的创作过程。

讲笑话的时候，她们是强势的，但更是柔软的。因为我们在彼此诉说，彼此治愈，我们会把自己的天空拓宽。

相关阅读

今天必须夸鸟鸟

\~更新的文章总是被大家错过\~

\~点开主页加我星标好吗！\~

↓↓↓↓↓↓

KENNETH R. ROSEN( Coda 特约编辑) / 文

PicaPica / 译

BY KENNETH R. ROSEN, “In South Korea, women are fighting to end digital sex crimes”, .coda, Dec 20, 2022, https\://www.codastory.com/authoritarian-tech/molka-digital-sex-crimes-south-korea/.

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它用途。

---

（一）

在韩国首都首尔繁华街区新村（Sinchon）附近的一家快捷宾馆的房间里，朴秀妍（音译）睡在她的闺蜜身边，这时她被床脚靠近的什么东西惊醒了。

一个年轻人站在她旁边，他的脸藏在智能手机后面。他把手机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准备换个角度看光睡在秀妍身边的闺蜜。秀妍跳了起来，入侵者吓得拔腿就跑。她追赶出快捷旅店，来到街上，但他速度太快，消失在一条小街上。

她认为入侵者是撬开了锁或以其他方式进入。“我很生气，因为我的钱包在那里，我的钱也在那里，”徐妍告诉作者。入侵者不要她的钱。他是来拍她照片的。

她怒气冲冲地向汽车旅馆老板投诉，敦促他尽快报警，并询问她是否可以查看汽车旅馆经理办公室的闭路监控录像。但店主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告诉她没有这样的监控。但是秀妍后来得知老板对她撒谎，并从警方那里得到了事件发生时的视频。但这样的回应却很能说明问题。

年仅 17 岁的秀妍有理由确信她是网络性犯罪的目标，并且该男子会在成千上万发布女性非法照片和视频的网站中发布偷拍她睡着的照片. 很少有机构可以帮助秀妍。没有摄像头，没有政府官员，也没有执法机构提供太多帮助，尽管像这样的事件和袭击变得越来越普遍。三个月后，闯入者被捕并被判刑，但由于他是未成年的青少年，他被保释释放。

朴秀妍在首尔的家中。Jeong-mee Yoon 摄。

对于韩国的许多年轻人来说，这样故事听起来并不陌生。尽管多年来公众的愤怒和立法努力遏制数字性犯罪，但韩国仍然保有一个颇具利润产业集团，该行业利用未经同意的女性照片，而且其中许多是未成年人，甚至强迫她们进行性行为，并在网上拍摄和传播。这种偷拍甚至有自己的名字：韩语是몰카molka”，意思是针孔相机，隐藏式相机的缩略语。

몰카

[moːɾkʰaː]

2018 年，一名男子因在快捷宾馆的房间安装针孔摄像头而被捕时被发现拥有20,000 部非法拍摄的视频。韩国当时总统文在寅此后不久承认非法偷拍摄影已成为“进入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同年，数千人走上街头，要求对针孔偷拍犯罪采取立法行动，作为全球#MeToo 运动的一部分。但时至今日，有关为非法拍摄而安装摄像头的故事仍然经常成为头条新闻。

秀妍的一些朋友也曾经是数字性犯罪的目标，他们的隐私照片被潜伏在浴室、地铁站或快捷宾馆房间的陌生人用针孔摄像头泄露到网上。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图像和视频是由匿名者拍摄的。但也有些时候，他们被愤怒的前伴侣传播到了社交媒体上。秀妍自己没有发现过她被拍摄的内容。但是她也不想看到。

相反，她想找到一种方法来阻止这些罪行的发生。秀妍组建了一个名为“Digital Sex Crimes Out”的组织，该组织从 2017 年到 2022 年初一直寻求更严厉的法律打击韩国的非法拍摄和数字性犯罪。她化名为guerre Ha Yena，因为她的活跃的行动和宣传教育，公众和执法部门了解这些数字犯罪在现实世界中的后果的严重性：这危及儿童，引发跟踪事件并引发巨大的心理伤害。有时甚至以自杀告终。

作为Ha Yena，她成为了韩国一个预防并和数字性犯罪斗争的小组织中的一员。进入#MeToo 时代后，秀妍和她的同龄人发现自己处于隐私保护和犯罪预防之间的十字路口，这与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政府出台旨在遏制网络犯罪的立法时发生的许多斗争情况也相呼应。

（二）

韩国是一个高科技社会——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但它也是一个习俗和传统对社会规范和公共政策产生强大影响的地方。但这里技术及其用途也在不断超越政治和促进社会改革。

韩国高度数字化的社会和闪电般的网速让非法视频的传播变得更容易。一旦文件出现在网上，即使不是不可能，但也很难一劳永逸地完全删除它。在一起刑事案件中，非法视频和照片被发布到网上，并且可以按月支付订阅费。偷拍影片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其色情内容，还在于其盈利能力。两项估计表明，在线共享的未经同意的偷拍视频每 GB 可以卖到 1,667 美元到 4,167 美元，这大约是一个半小时的影片。

据首尔市政府称，截至 2020 年 12 月，该市至少有 75,431 台闭路电视摄像机在运行，大约每 132 名居民就对应一台。该国有保护个人身份信息的法律框架，但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情况，例如允许执法部门和其他机构相对密切地关注感兴趣的人。但是围绕监视似乎也有一种例行公事的气氛。人们似乎接受了它作为日常生活中确保相对安全以防止暴力犯罪和抢劫，这也有助于韩国应对新冠疫情，因为这套系统也有提供接触者路线和追踪的能力。

但是，如果在首尔意味着监控永远存在并且需要接受监视，那么一种跨领域的隐私文化也很盛行：车窗通常带有防紫外线和隐私的防窥膜，也很少有邀请其他朋友做客，无论一个人与某个人的关系有多亲密。数以千计的闭路安全摄像头会削弱市民对个人领域的控制的感觉。

尽管经常对散布偷拍视频录像或被发现携带偷拍录像的人处以罚款，但他们似乎很少能阻止进一步的犯罪，这让整个国家都处于紧张状态。允许女儿婚前住在外面的父母（这在传统的韩国家庭中很少见）告诉他们的孩子要住在顶层的公寓，以免因为住在一楼被窗户外或走廊摄像头拍到。

1997 年，韩国连锁百货公司现代（以汽车闻名）在其位于首尔的大厦的洗手间中安装了数十个摄像头。即使此前高管们提到了小偷将商品藏在手提包中冲进洗手间的事件，但是 公众的批评一边倒，监视摄像机也很快撤下了。但很快，相机在全国范围内的使用蓬勃发展。在首尔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商店和摊位上，电子产品变得便宜且容易买到。到 2000 年代初，大多数韩国人的口袋里都装着同样的设备——手机。

隐私和安全之间的争论推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与任何技术一样，一些摄像头的安装目的是正当的——监控私人财产、在疗养院监控病人或监控婴儿睡觉——而其他摄像头则有更卑鄙的用途。摄像头可用于监视休息室和浴室中的员工，或者以隐藏式摄像头闹钟的形式作为礼物赠送给毫无戒心的同事，然后可以对其进行跟踪偷窥。

2010 年，全国警方数据显示，发生了1,100到1,400起偷拍犯罪。到2018年，这个数字增长到6,400。在2012年至2017年间因非法录影而被捕的16,201人中，98% 是男性，而在此期间被录影的人中有 84% 是女性。甚至包括 K-pop 明星在内的著名文化人也在这段时间被指控贩卖此类影片并被定罪。

数字性犯罪受害者支持中心（The Digital Sex Crime Victim Support Center）成立于 2018 年 4 月，通过删除流传视频并为刑事和民事调查、医疗和法律援助提供额外支持来帮助数字性犯罪受害者。在 2018 年至 2021 年期间寻求该中心帮助的人中，超过 76% 是女性，其中青少年和二十多岁的比例最高。

偷拍犯罪成为韩国#MeToo 运动的中心主题。通常情况下，肇事者会支付少量罚金或短时间的服刑后轻易释放脱身。2018 年夏天，超过 70,000 名女性走上首尔街头，要求制止偷拍犯罪，并抗议政府和司法部门的不作为和漫不经心的回应。

2018年在韩国举行的反对“摄像头偷拍犯罪”的集会变成每月一次的活动，包括静坐和女性剃光头抗议，打破记录成为该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女性示威活动。从上至下：Ed Jones/AFP 图片来自 Getty Images；Jung Hawon/AFP 来自 Getty Images；Jung Hawon/AFP 来自 Getty Images;STR/AFP来自 Getty Images。

犯有偷拍罪的人可能面临最高五年的监禁和超过 26,000 美元的罚款，但数据表明他们很少面临如此严厉的处罚。从 2014 年到 2016 年，超过 60% 的被指控犯有数字性犯罪的人平均被处以低于 2,200 美元的罚款。这些罚款通常是针对传播视频的人罚款的，或当场抓获的，但这样似乎不足以防止进一步的犯罪。

如何起诉这些罪行并消除其长尾效应的问题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在韩国，虐待儿童的图片是非法的，色情内容也是如此。在涉及色情的刑事案件中，参与其创作的所有各方——包括那些出现在电影或图像中的人——都被认为是有责任的。在处理数字性犯罪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与处理非法色情制品的方式相同。在人们不知道他们正在被拍摄的情况下，警方的处理已经开始表现出一些偏见观念。也就是，这些事件的普遍存在暴露了一种流行的假设，即偷拍犯罪的目标受害者是要以某种方式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负责。

执法部门的性别歧视和偏见似乎是一个促成因素。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 2021 年的一份报告发现，在警方调查期间，官员对那些报告未经同意被拍摄的人表示怀疑，暗示她们以某种方式邀请或挑起了这些事件。官员们会斥责人们穿着暴露的衣服或向他们的亲密伴侣发送图像，当局认为他们首先不应该这样做。

在新冠大流行高峰期的检疫限制期间，数字性犯罪达到了新高。在韩国原州医院的新冠隔离病房，一名男子因在女性淋浴间偷拍而被捕并被判处 10 个月监禁。

这种上升也可能归因于该国对 5G 网络的快速实施和采用。韩国是世界上互联网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到 2022 年初，该国 98% 的人口都使用互联网。

今天，在 Naver（韩国的主流搜索引擎）上随便搜索一下，就会发现数十起年轻人因数字性犯罪而寻求帮助的案例，通常是与执法人员发生摩擦，而执法人员对虚拟空间的案件毫无同情心而可能造成的损害一无所知。

——

2020 年 5 月 15 日，一位海报写道：“有人在公交车站跟着我，我听到他的智能手机相机快门声响了，但他否认他给我拍过任何照片，并删除了所有照片，所以没有证据。所以我想找一位律师来代理我的案子，以保护像我这样的其他受害者。”

——

另一位用户在 2021 年 10 月 26 日写道：“我和我女朋友在一家汽车旅馆，她发现街对面有一个摄像头，并报了警。警察在三周内抓住了他。警察识别了录像并确认这是视频中的我的女朋友。……但是我如何检查偷拍视频是否在持续传播？

——

另一位用户在 2022 年 6 月 7 日写道：“我在汽车旅馆洗完澡后，男朋友偷拍我， 我内心无法从中走出来。我感到非常羞愧和自责。……如果我向警方提出指控，我能知道调查的进展吗？”

这些发帖者愿意举报这些罪行的态度与几年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大多数立法者可能仍需要迎头赶上，但许多年轻人和技术专家对罪责应归于何处以及如何为目标伸张正义已经有了更细致的观点。

（三）

在秀妍的汽车旅馆房间被闯入两年后，她和学生活动家崔瑞希（音译）一直在打电话到深夜。作为一个名为 Project ReSET（在 Telegram报告性剥削英文：Reporting Sexual Exploitation in Telegram）的成员，瑞希会使用 VPN 和各种假身份登录 Telegram、Discord 和流行的韩国聊天应用程序 KakaoTalk 上的聊天室，在那里她会加入聊天 这些是性剥削视频主要被分享的几个平台。

一年多来，她一直在关注媒体关于性侵犯和儿童色情视频通过私人加密消息应用程序传播的报道。网络钓鱼式攻击和社会操纵——网络钓鱼、在线约会、K-pop星探——导致用户被制作剥削性内容，然后这些内容被用来勒索他们获取更多图像和视频。

男性主导的聊天室和在线社区已被瑞希向当局报告，但警方基本上忽视了这一威胁。像 瑞希 这样的学生记者和活动家开始进入每一个聊天房间并向 Telegram 和警方报告他们看到的情况。根据 瑞希的说法，社交媒体应用程序毫无建树。当局表示，他们无力追查像 Telegram 这样的国际公司。该公司没有回应对这篇文章发表评论的请求，但其服务条款确实禁止在公开渠道发布非法色情内容。

瑞希查看并报告了她发现的令人不安的镜头。她会看到年轻女性的照片被贩卖，视频和其他媒体被出售。而且通过加密货币接受付款。

年轻男女之间的加深的壁垒很快被利用，以用于帮助2022年初的保守派尹锡悦在选举中进驻青瓦台：他建立了一个反女权主义的平台上并在上面挥斥方尊，该平台承诺废除韩国的的性别平等和家庭部。除了竞选承诺，竞选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新政府将把保障被遗忘权和加强对数字性犯罪受害者的保护和支持作为一项国家任务。”

与此同时，监控成了瑞熙反复出现的噩梦。她的作品开始受到关注，但她也成了辱骂的对象。一些网上言论妖魔化了她和她的活动家伙伴，认为他们是性别平等和家庭部和前总统政府雇用的激进、危险的女权主义者。

崔瑞希，Project ReSET 的主要成员， 照片来源Lily Vetch。

“举报完了这些事情后，我本该睡觉的，但我只记得受害者和那些影片，”瑞希告诉我。“我的毯子感觉像是着火了。” 有时我一身战栗。有时我也会哭。

媒体报道和瑞希自己的工作导致这些社区的存在不断被揭露。特别是在两个群聊中，参与者分发性剥削视频并勒索数十名女性在线分享私人视频。他们分享的一些镜头包括强奸。超过 103 人，其中 26 人是未成年人，将他们的视频或图像卖给了 60,000 多人。被称为“N 号房”和“医生房”的聊天室最终被关闭，频道背后的用户被捕并被定罪。2020 年 11 月 26 日，控制同名聊天室的 26 岁“医生”赵周彬因勒索和性骚扰被判处 40 年徒刑。

尽管案件令人震惊，但数字性犯罪的危害和现实世界的影响，更不用说围绕监管和起诉的困难，已经不是第一次显而易见了。追查和预防此类犯罪已有先例。在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中被描述为“韩国色情”的网站 Soranet 于 2016 年下线，部分原因是荷兰政府与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联合行动，因为该网站的服务器托管在美国 在搬到荷兰然后在荷兰被扣押之前的国家。Soranet 的联合创始人被判处四年徒刑，许多活动人士批评这一刑期太轻。但关闭一个网站并逮捕其创始人对此类材料的扩散几乎没有影响。图片上传速度越来越快，分享范围越来越广。

当瑞希在一个又一个聊天室中滚动浏览时，她在屏幕上看不到最近的愤怒浪潮和警方行动会有很大改变的希望，即使逮捕和起诉的报道总是出现在黄金时段的新闻广播。在 N 号房丑闻之后，法律似乎仍将性剥削视为一种色情犯罪形式，并将各方视为同谋。

“人们不明白分享传播非法性剥削视频是一种犯罪行为，”瑞希说。“所以我们想就这个问题对人们进行教育。这不是色情片，而是性剥削。在 N号房之后，我们得到了很多没有兑现的承诺。所以我们只是将受害者的信息转达给警方。”

她想让警察和公众记住这些视频是一种侵犯；她们是非自愿的，必须被视为严重的罪行，而不是天真和放荡的后果。瑞希说，N 号房间既不是异常现象，也不是为偷拍犯罪行业带来真正变革和问责制的转折点。

“这只是冰山一角，”她告诉我。“以前发生过，现在还在发生。”

自 2020 年以来，瑞希已停止监控互联网上的数字性犯罪案例。目睹这些罪行的间接创伤对她造成了伤害。她到了一个地步，觉得自己无力影响改变。她告诉我，如果她停止监控和报告一分钟，当她回来时，就会出现更多的房间和第三级对话。如果她停下来一晚，把手机收起来，这样她就可以在下一天的到来前休息，但是那样网络上就会出现成千上万的受害者。

瑞希也对数字性犯罪数量不断增加的前景和一个不尊重女性的社会感到沮丧和难过。她解散了 Digital Sex Crimes Out，部分原因是社会人士对他们工作的抵制越来越大，以及对她个人安全的威胁。

“网上存在不平等，”她说。“但现在我只是完全避开那些环境，所以我更少考虑到不平等。”

相反，秀妍决定专注于她作为软件工程师的职业，以此作为一种反抗。“我想了解计算机技术，以便了解如何推动法律来防止数字性犯罪，”。秀妍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仅仅因为我们有一项新法律，这并不意味着现在一切都运转良好，”她谈到她为韩国法院就数字性犯罪起诉提供建议的工作时说。

“我不认为这只是一个韩国问题。在美国和英国等国家，非法偷拍性爱视频是一门大生意，”她说。“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数字时代。”

秀妍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这不仅仅是韩国问题的人。就其技术基础设施的质量和无处不在的相机而言，韩国可能只是比大多数其他国家更明显。

“在某种程度上，我将这些女性视为煤矿中的金丝雀，”人权观察妇女权利部副主任、韩国数字性犯罪报告的作者Heather Barr告诉我。“我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个特定的问题——非常反乌托邦，但也预示着我们其他人可能要朝向何方。”

（四）

在首尔繁华的江南区，在一扇锁着的门后面和一个不起眼的大厅里，是 Santa Cruise 公司的办公室，该公司自称是“数字洗涤服务”的提供商。

偷拍犯罪在韩国的盛行不仅催生了像 ReSET 这样的团体，还催生了数字声誉经理行业。该公司每月花费大约 2,000 美元，竭尽全力清除这些数字痕迹。一些客户有 10 年的订阅期。其他人每隔三个月、六个月和 12 个月支付一次。

“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做这份工作，”Santa Cruise 首席执行官金浩镇（音译）说。Santa Cruise 最初是一家模特和人才经纪公司。但很快他的客户在网上受到攻击，对谷歌和 Naver 的指责和谣言四起。“因为恶意评论，他们无法上学，进入精神病院。”

金浩镇开始向搜索引擎提出删除材料的请求，并取得了一些成功。有类似问题的人开始寻求他的帮助。现在，金浩镇的客户中有许多艺人、K-pop 明星和公司高管。

如今，Santa Cruise 超过四分之一的业务来自那些认为自己是数字性犯罪目标并希望管理自己在线声誉的人。每个月，金浩镇的年轻研究人员团队都会将发现和删除的数据报告发送给他们的客户。青少年约占金浩镇业务的一半，而 20 多岁的客户约占其客户的 30%。

Santa Cruise 公司首席执行官金浩镇，摄于2017年，Jung Yeon-Je/AFP via Getty Images

数字娱乐文化对于韩国的许多青少年和年轻人来说至关重要，他们从社交媒体或电视上的偶像身上汲取社会价值，甚至他们的信仰体系。在过去的几年里，这种数字和现实存在开始模糊。具荷拉、金钟铉和张紫妍等著名的 K-pop 人物自杀身亡，他们都在二十多岁时因被非法拍摄而死 私人或伴侣在性行为期间。这些视频随后被传播或在线播放。

网上的仇恨言论和贬损性评论也导致自杀死亡。虽然韩国严格的等级文化可能根深蒂固，但它在数字世界中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些是年轻人无法区分的世界。K-pop 明星也使用偷拍相机拍摄毫无戒心的自己的伴侣或陌生人——这些事件让这类犯罪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接受甚至很酷。

2019 年，Big Bang 的韩流明星胜利和一家夜总会老板因涉及偷拍摄像机视频、卖淫和挪用公款等一系列其他罪行的丑闻而被判有罪。胜利被指控挪用了 951,000 美元，但仅被判处三年徒刑，后来在上诉后减刑至一年半，并减免了罚款。

2019 年 5 月 14 日，李承铉（又名胜利）在离开首尔高等法院时被记者围住。摄影：Ed Jones/AFP，来自 Getty Images。

这个问题也通过电视进入了全国的时代精神，其中一个受欢迎的节目描绘了年轻人将隐藏的偷拍相机作为礼物送给同事（“剧集：商业计划书”），另一个节目讲述了偷拍受害者自杀身亡的情节（剧集：“德鲁纳酒店” ”）。

“这些年轻人有很大的力量。所以问题不在于这些人做了什么，而在于社会如何回应他们，”加利福尼亚媒体心理学研究中心的社会科学家兼主任 Pamela B. Rutledge 博士告诉我。

“你在媒体上看到了一些东西，然后你就去做了，”她说。“你看到一些东西，你在你的社会心理环境中处理它，然后你观察那个人会发生什么，同时评估这是否是你真正可以做的事情，同时也要看看他们是否受到奖励或惩罚，”Dr. Rutledge说。

在 Santa Cruise 的办公室里，除了希望摆脱因错误或遗憾造成的持久破坏的互联网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的。但是，一场责备和羞辱的游戏仍然被强制执行。对于无力支付 Santa Cruise 提供的服务费用并且感到羞愧、尴尬或担心告诉父母他们需要帮助的青少年，金浩镇提供无偿服务，但有一个警告。他们被要求写一封关于数字公民身份的“反思信”以及导致他们成为这样结果的选择。

“即使是受害者也应该受到指责，”金告诉我。“他们拍摄自己的事实首先是错误的。他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成为偷拍摄像头受害者的人也应该受到指责，因为他们不够小心。” 他补充说，“如果他们不同意写这些信，我不会为他们删除非法内容。所以他们必须同意我的看法。”

（五）

Santa Cruise 和 ReSET 浮出水面并报告的罪行是通过通俗称为“N号房法”的法案。在 N号房法案之后，韩国电信商业法修正案对大型社交媒体公司提出了新的非法内容过滤和透明度报告要求。但是大多数人直到法律生效并且过滤通知开始出现在他们的手机上时才意识到法律的含义。

在群组或公共聊天中，如果您上传了任何内容的视频——从一只可爱的猫到睡在他们床上的一个浑然不觉的裸体——您会收到一个看起来像这样的通知：“根据新的电信商业法，韩国 通信标准委员会正在审查内容是否违法。”

另一条类似的信息是：“识别和限制非法拍摄的内容：视频。通过群组公开聊天室发送的压缩文件，如果被相关法律认为是非法拍摄的内容，将被审查并限制发送。如果发送非法拍摄内容可能会受到处罚，请谨慎使用该服务。”

公众对审查制度的强烈抗议很快掩盖了人们对 N 号房案以及针对数十名妇女和女孩实施的性犯罪的记忆。早在公众和政治领域的愤怒蔓延之前，该法律的最大反对者之一就提出了宪法申诉。旨在为互联网用户维护自由和开放的非营利组织 Open Net Korea 表示，该政策侵犯了公众的言论自由和知情权。

Open Net 的法律顾问崔智妍在该组织位于首尔的办公室告诉我：“当国民议会做出某事时，我认为它会安抚公众，我们会继续前进。” “但我们不应该继续前进，除非它真的得到了照顾和解决，而现在还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

过滤法于2021年生效，但大多数韩国以外的大公司尚未完全实施该流程，部分原因是它存在一些技术障碍。根据法律规定，公司可以建立自己的过滤系统以防止发布和分发非法内容，也可以使用韩国通信标准委员会建立的系统。那些选择使用自己的系统的人必须经过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过滤是所有在韩国运营的网站的强制性要求，这些网站每天处理超过100,000 名用户，并为用户提供某种方式来发布原创内容。

2019 年 11 月，韩国通信标准委员会在首尔成立了16人数字性犯罪特别工作组。摄影：Ed Jones /AFP via Getty Images。

该委员会的系统模仿了微软开发的软件，谷歌和 Meta 等主要科技公司都使用该软件来打击儿童性剥削和性交易。它为包含非法图像的照片和视频分配一个唯一编号（类似于条形码，但在技术术语中称为哈希值），以便在重新共享或发布时更容易找到并从网络上删除它们 . 然后将此信息放入由委员会维护的数据库中。这可以防止警方发现或用户报告的镜头再次传播，例如在 Santa Cruise 和 ReSET 工作的那些人。

但是，当然，该系统无法防止新的犯罪。“它并没有将实际活动本身定为犯罪，”Open Net的崔智妍说。“这项法律本身并不能有效地阻止人们回到 Telegram，甚至更深入暗网，继续做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它只是要求公司限制分享的内容。” 这样做，她说，“我们应该盲目地相信他们正在做他们的工作么。我们没有关于 [哈希数据库] 更新频率的信息，或者他们如何假定知道此内容是否是非法创建的。因此，透明度存在很多问题。”

它给公司带来的负担是双重的：鉴于韩国政府开发了该软件，一些人担心他们正在签署未来的审查机制。更重要的是，服务器和网络功能的增加可能会给无法负担这些额外成本的小型社交媒体平台或特殊兴趣论坛带来不适当的负担。

虽然像 Meta 和 Alphabet 这样的外国公司获得了延期，可以实现自己与政府哈希值数据库的连接，但 Pinterest 是唯一一家在韩国运营的外国公司同意使用政府的专有软件来审查其用户的内容。（Pinterest 没有回应 Coda Story 的置评请求或更多信息。）

“许多公司误解了过滤技术。认为当上传视频时，我们会查看内容并对其进行过滤，”负责监管韩国通信标准委员会的韩国通信委员会消费者政策局非法和有害数字内容响应部门的 金美贞说。. “不是这样的。已经有一段视频被[委员会]认定为非法。当用户上传视频时，从技术上讲，只是通过比较特征信息来判断视频是否违法。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误会。”

该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它只针对“公共公告板，群聊，而不是私人消息”，尽管其中许多公共公告板也还包括匿名聊天室。

“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任何人如果给别人的身体拍照都会受到惩罚，”韩国妇女律师协会的律师兼理事李英美说。李指出，这样一部法律的好处在于，它可以改变公众对是非的看法，挑战人们长期以来对等级森严和父权制社会的看法。

“就减少被剥削 儿童的数量而言，我认为这非常好。这是积极的，”李谈到过滤法时说。但是，她补充说，像苹果这样的公司没有充分配合执法部门和政府要求移交数据和信息。她说，公司应该减少对隐私的关注，而应该更多地关注调查使用技术（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进行伤害的犯罪分子。

京畿大学犯罪心理学家 李秀宗 告诉我，即使颁布了法律，也很难改变文化。她解释说，作为 K-pop 文化的副作用，人们如何通过随机聊天和非法信息寻求明星地位。与此同时，“我们的文化也指责受害者，”她说。

“我们说世界变了；我们说[指责受害者]是不可接受的。但它只发生在表面上。在那表面之下，还有一种让人在乎的纯洁感。尤其是对女性的歧视。”

在最近的总统选举中，过滤法成为政治炮灰。它在朝野党候选人之间产生了分歧，人民力量总统候选人尹锡悦在Facebook上写道，“如果可爱的猫和亲人的视频也受到审查，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是自由的国家？”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表示，“所有的自由和权利都是有限度的”。文化内部的分歧是沿着性别和言论自由的界限划分的，许多年轻人认为这项法律反应过度。

人们的创新速度快于法律的执行速度。有时，这种仓促处理国家或互联网安全的做法会与未来发生冲突。尽管现在使用该系统的目的是好的，但它可能会使该国走上未来滥用的道路。

“由于审查制度的蹩脚，我认为法律不严密，如果要防止非法物品的传播，我认为通过举报采取后续措施通常是正确的，”一名男性青少年 在首尔国立大学告诉我。他不想说出自己的名字。“我认为提前控制和审查事物会导致一个系统，所有用户都被视为潜在的罪犯。”

昌原地方检察厅统营分院前检察官徐智贤在接受电视直播采访时说自己被上司摸过头之后，被公认为韩国#MeToo 运动的先驱。徐智贤认为过滤法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尽管效果不佳。她说，那些批评它的人没有抓住主题问题需要解决的重点，欢迎采取任何进一步打击性剥削、人口贩运和数字性犯罪的措施。

她还认为，精心起草和深思熟虑的立法可以促进社会和公民变革。然而，尽管她去年在司法部数字性犯罪特别工作组工作，但变化不大。她的团队就如何起诉和处理数字性犯罪案件向国民议会提出了 11 项政策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如何有效查封和防止非法视频再分发的计划。但只有一项建议在 2022 年 4 月实施，即综合性幸存者支持申请流程。

Open Net Korea 的宪法法院申诉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得到解决。徐智贤表示，该法律对目标的帮助不够大，与此同时，“公司承担了很多责任，这可能对互联网有害。”

“让 [社交媒体公司] 对进入其平台的任何内容负责，只会让公司有动力不允许更多内容进入其平台，这对民主不利，” 徐智贤说。“公司必须通过不允许将任何内容上传到互联网来承担责任。这将阻碍互联网作为信息载体的作用，人们可以在这里举报或参与#MeToo 运动，这是民主蓬勃发展所需的一切。”

（六）

穿着相配的黄色背心，朴秀妍和金博敏驱车前往原州韩纸主题公园，这是一个致力于韩国传统印刷方法和桑树皮压纸的文化中心。公园的管理人员以老朋友特有的热情迎接他们。

秀妍在女洗手间外面放了一个黄色的 A 型框架，类似于“小心湿地板”的标志，并确保没有人在里面。博敏在水槽梳妆台上放了一个硬塑料储物盒，并拿出了一对针孔相机探测器。两个女人开始工作。

“这是一座新建筑，所以没有安装隐藏摄像头的孔，”素妍一边说，一边推开所有隔间的门，将摄像头探测器举到眼前。

闪烁的红灯在马桶和每个隔间的墙壁上闪烁，等待被隐藏的摄像头和发射器反射回来。然后她将仪器对准天花板，检查空调机组和灭火器系统。两个女人在任何类似孔隙的地方贴上蓝色的小贴纸。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垃圾桶、一个打火机或一个汽水瓶，我们就会调查它，” 博敏并指出针孔相机“可以看起来像任何东西。”

全国各地的女厕所都配备了检测和报告非法拍摄的告示，在最后一张图片中，文字上写着“我在看着你”，以及政府数字性犯罪受害者帮助中心的电话号码， 金博敏拍摄的照片。

如今，首尔 8,000 多名摄像头侦查人员几乎全部被裁员。官方的说法是，鉴于检查人员拆除摄像头的速度之快，他们发现的摄像头很少。他们现在进行抽查，有时会与像 Seohyun Security 这样的安保公司合作，每月检查两次洗手间。但在尹锡悦总统的任期内，数字性犯罪预计将大幅上升，尽管漏报仍然是一个问题。

负责遏制公共场所偷拍相机增加的各种韩国联邦和市政机构 – 包括首尔市政府的妇女安全业务团队和妇女与家庭部 – 拒绝对本文发表评论。

当我们开车返回市政厅时，秀妍告诉我，她为起到威慑作用而感到自豪，并认为她的团队的知名度减少了此类犯罪，至少在她所在的城市是这样。博敏的女儿住在首尔。“她非常害怕在地铁上或任何公共场所去洗手间，” 博敏说。“我们感到非常自豪，她也为我们正在做这项工作感到非常自豪。”

回到首尔，在亭子地铁站的红线上，一列列车缓缓驶入，月台门打开，一排通勤者下车，等候上车的人才进来，大家的礼貌且井井有条。

车门在乘客身后关上。地铁车门相遇时，出现了一个大型电子眼，即 HAL 9000 的原型视觉——一张公益海报。“禁止非法拍摄。你的快门声可能会导致入狱，”眼睛下方的文字写道，然后是一个明显的标签警告：#iwillwatchyou。

无需进一步解释。我们永远无法确定谁在看，谁在被谁看。

要报告涉及未经同意的亲密图像的犯罪，或了解有关如何支持幸存者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stopncii.org

---

日新说

我们的世界不止有一种声音

日新说（Copernicium）旨在创造一个多元化声音的非盈利平台，汇集世界各地优质作者，用以观点和知识的学习与交流，在利维坦的缝隙间绽放思想的花。

您的点赞、在看、关注、分享就是对我们莫大的支持，谢谢你们\~

这个社会的许多人都推崇“丛林法则”，张嘴就是“争当人上人”，认为只要成为“人上人”，有权有钱，就能过得很好，只要自己适应社会那一套，不管好的坏的，就能融入其中，成为受益者，成为“物竞天择”的赢家。

我一直觉得这种思维特别愚蠢，因为一个社会好不好，不能看有权或有钱的人日子过得有多么好，有多少特权，而是要看普通人能否安稳快乐度过一生。如果不能，那就意味着权力和金钱构筑的一切都是虚幻的，随时能够被权力更大的人剥夺。

即使你能安安稳稳过完这一生，你的孩子也未必会。因为我一直强调一句话——“一代人越是强调无底线适应社会，就越会给下一代带来更难适应的社会。”

这些年来，“越来越难适应的社会”已经肉眼可见。这两天，飞机上两女子带一岁小女孩进厕所“立规矩”的新闻炒得沸沸扬扬。

这件事让我很愤怒。一岁左右的孩子，在哭闹问题上经常是不可控的，她连话都不会说，只能依靠哭来表达自己的不舒服或恐惧。如果孩子在飞机上持续哭闹，那么空乘人员应该提供帮助。

结果呢？两个得意洋洋“立规矩”的女人，轻易禁锢了一个一岁小女孩，小女孩的监护人对这种陌生人侵害自家孩子的行为“表示同意”，后来连父母都“表示理解”，空乘人员竟然无动于衷，认为是乘客协商后的行为，连警察也持此论调。

文明社会会怎样处理这样的事情呢？两个打着“立规矩”霸凌孩子的女人会吃官司，学学什么叫做真正的规矩，小女孩的爷爷奶奶也会吃官司，因为监护不力给孩子带来了危险。航空公司会遭遇全社会的口诛笔伐，股价一落千丈，和稀泥的公权力也会被严厉批评……

许多人将这件事归结于“厌童”情绪，就像其他许多社会事件一样，最终被归因于民间的某种情绪。

我认同这一点。这个社会上当然有很多“熊孩子”，但熊孩子的存在肯定是因为熊家长，高铁上那些吵闹几个小时的熊孩子，很大几率会有开着手机公放刷抖音的父母。有一次我外出旅行，十二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前排有个三四岁的小男生（听妈妈口音是上海人），全程基本保持安静，最大声的一次是在清晨时分见到外面的云海，“哇”了一声。我在看电子书时，他趴在座位上探头看我，很好奇的样子，但不出言打扰，跟妈妈说话时也轻声细气。他当然有个好榜样，因为每次空姐提供服务时，他的妈妈一定会有一声“谢谢”，去洗手间时在过道碰到其他乘客的手肘，马上就会说“不好意思”。可惜的是，这样的人并不算多，高铁上尤其糟糕。

而且，这个社会对“熊孩子”的定义标准太苛刻了，有些人的标准更是高到非人类级别。即使再文明的家庭，也不可能教出那些人想要的孩子。因为他们的标准并不是人，而是一件不能随便出声也不能随便动的器物。我在海外旅行时常常在飞机或其他密闭空间见到哭闹的婴儿，同时见到的是孩子父母的歉意微笑和其他人的理解微笑。这种歉意和容忍的和谐，那些把“熊孩子”标准提升到非人级别的人是不可能明白的。

但仅仅归结于情绪，还是太浮于表面，它是传统，一种鲁迅笔下的“吃人”和“看客”的传统。我的不少朋友都不喜欢“国民性”这个词，认为鲁迅走得太偏，但我始终认为鲁迅是对的，因为有些东西确实深入骨髓。

两个中年女人拿一个一岁孩子“立规矩”，看起来真的好威风，但会让我想起这个社会上的许多人——那些只在安全的时候才勇敢的人。

在她们眼中，飞机上这个一岁小女孩是弱者，“立规矩”的本质就是“丛林法则”的精髓，也就是弱肉强食。如果是两个彪形大汉高谈阔论，她们有极大几率不会出来“立规矩”。如果带一岁小女孩的不是爷爷奶奶，而是五大三粗的爸爸，或者还有一大堆亲戚朋友同行，她们也有极大几率不出来“立规矩”。如果一岁小女孩是她们领导家孩子，她们可能还会赞美“这孩子中气真足”。

如果离开飞机这个封闭空间，来到她们的工作单位，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得好好甄别，但家里有背景的得供着，没背景的就可以欺负，领导讲话当然要听，退休了就另一回事，如果领导胡作非为，她们会给领导“立规矩”吗？当然不会。

所以，中国社会的“丛林法则”其实是摇摆的，强弱也是随时可以转化的。有时可以“吃人”，有时就可以摇头摆尾乞怜，有时可以装出义愤填膺、大义凛然或是道貌岸然的样子，有时就做个冷漠看客。

对于他们来说，批评社会阴暗面、批评公权力这些事情太可怕了，要求未免太高，但就算放低要求，他们也不可能去做。

比如说，广场舞扰民到处都是，有几个人敢去单挑一群广场舞大爷大妈啊？有些地方的暴走团严重阻碍交通，在马路上横行霸道，有几个人敢站出来讲道理摆事实让他们文明一点啊？高铁上那些开着手机喇叭刷低智抖音的人，有多少乘务员会管呢？她们只会不停提醒一两岁孩子别吵闹。那些喜欢插队的人，加塞的司机，会得到无数腹诽和白眼，但他们真的在乎吗？显然不，因为只要没有人站出来阻止他们，他们就已经赢了。在很多人看来，脸可以不要，尊严可以不要，只要能插队能找人办成事能钻空子，那就是“够灵活会来事”。

这才是“丛林法则”的真相，那些“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争当人上人”之类的大道理，本质上都是怂人的意淫。因为他们很怂，所以他们只会在安全的时候勇敢，只会在虚假的环境下慷慨激昂。面对真正的丑恶时，他们就会扑上去“融入其中”，哪怕在粪坑里喘不过气来，也会挣扎着叫道：“看，我又适应社会了！”

可怜的是无辜的孩子们，他们别无选择，举目四顾，找个正常人都是奢望。

我曾经服务于民航业十一年，在这期间和之后的岁月里读过许多份情况通报，而以下截图里的这一份对我来说可以算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说实话，我不是很能理解这件事里的各方。究竟是什么航司，什么飞行机组，什么祖父母，什么同行旅客，会允许两个陌生人把一个据传只有一岁多的小女孩带到封闭的洗手间里进行所谓“教育”？为什么？凭什么？这难道不是机上劫持人质和非法拘禁未成年儿童吗？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可以毫无阻力地在航班上发生？

不敢想象一个一岁多的小女孩，被两个陌生人强行从熟悉的祖父母身边带走，单独关进狭小封闭的机上卫生间里是什么感受。人类不会做这种事情，哪怕动物都不会让自己的幼崽处在这样的状态下。剥夺安全感，人身控制，亲人分离，空间幽闭，这是什么一种行为？指望不上自己信任的亲人，被陌生人强行带走禁闭，这对于孩子是一种怎样的伤害？ta能理解发生了什么吗？ta还能相信自己身边的什么人和事？

最先人们只是在网上控诉旅途中遭遇的“熊孩子”，然后是指责“熊家长”，所有这一切都限于言论的范畴。最先带孩子的家长只是在网上陈情，讲述自己带孩子的艰难，请求大家将心比心。然后带孩子的家长最先开始行动，上飞机之后就要给所有旅客发糖发小礼物，事先争取理解和原谅。

现在旅客开始突破了言论的边界，也采取了行动，针对孩子的行动。在这之前，我认为无论言辞如何锋利，那是文明人之间的互动和冲撞，也是成年人之间的互动和冲撞。这是现代社会的特点，大家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可以争吵，甚至可以相互辱骂。通过这种互动和冲撞，大家可以确立相互相处的方式，也可以增强相互的理解，虽然过程可能不大愉快。

现在，有人越过了这条大家心照不宣的底线，不再把事情维持在成年人之间，而是突袭儿童，这在我看来就是恐怖主义。只有恐怖分子才不去区分“我反对孩子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哭闹”的言论和“我要抓住小孩子给他们上一课”的行动之间的区别，因为恐怖分子不会在意后者可能触及法律问题，更不会在意后者可能产生的伤害。事实上，他们要的就是伤害。

面对这种恐怖主义行径，孩子祖父母、飞行机组、同机旅客安静如鸡，任由两个旅客对幼童施为，这种静默和许可我不理解。仿佛是之前网上的海量小作文，汹涌的声讨声已经把所有人魇住了，人们针对公共交通工具上儿童哭闹不假思索的反感和愤怒，已经变成了一种公共意识，认为它已经接近于一种非法行为，认为它必须得到纠正或者中止，具有某种不言自明的神圣性。

从来就没有这回事。在公共交通中，承运人的责任是确保旅客安全、准点地从A地前往B地。旅客所能得到的服务，就是安全、准点地从A地抵达B地。这中间不包括所有旅客都应该洗干净，身上不带异味，不包括所有旅客在睡觉时不打鼾，在旅途中不生病—所有这一切，旅客们都在忍受，认为这是旅程的正常组成部分。

人们真正会抗议的是在机舱里有人打开手机平板外放，抗议有人用脚踩在椅背顶端或者反复踩踏，抗议幼童不断用行动骚扰周围旅客—会抗议是因为这些行为原本是可控的，可以避免的，但是有人任由它们发生。

儿童哭闹算是哪一类？一两岁的幼儿哭闹算是哪一类？属于旅途的正常组成部分。幼儿因为气压变化因为机舱噪音因为陌生环境而哭闹，和旅客有狐臭，睡觉打鼾，突发急病，在你身边吐了一地一样，是会对人造成不便，是会让人不悦，但这就是旅途，这就是人。在票面价格提供的安全方便快捷之外，每个人还需要负责自己忍受的那一部分，因为有天别人可能也需要同样忍受你自己。

你可以表示反感，你可以表示厌恶，你甚至可以表达你的反对，要求打鼾乘客和狐臭乘客单独组成一个航班飞行。但是，认为自己有权去“教育”别人家的幼童，那是两回事。这种权力主张和中小学后巷里的小流氓没什么不同，他们也认为自己有权去“教育”从学校里走出来每一个学生，乃至有权向他们“征税”。

而这件事情的流氓之处在于，老板模样的人在机上打电话他们不阻止，壮汉踩踏座椅靠背他们不呵斥，刺青大哥不允许他们放平椅背他们不抗争，面对老人和幼儿的时候，他们果断出手了，要带人去洗手间讲道理了？是因为老人和幼儿无法反抗吗？成功选取了最弱的环节吗？

以往发生任何针对儿童的恶行，网上的父母就会闻风而动，带入自己和孩子，陷入狂暴的状态。这一次很奇怪，大部分人安安静静。我认为这种默许是一种不祥之兆，因为它给陌生人“教育”自己家孩子开了绿灯，给外人破坏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纽带开了绿灯。那每家每户最好现在就开始祈祷，祈祷自己家孩子没有做未来也不会做任何网民反感的事情，否则陌生的叔叔阿姨就有权单独把孩子带到小黑屋里去，而周围所有的人都会安安静静看着。

这就是大家想要的社会吗？这就是未来小孩子需要面对的社会吗？整件事情里，最让我难过是通报里小朋友父母说的话：同时对机上两位旅客提供协助的行为表示理解。

我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