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然不会忘记，1931年的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自编自演自导了所谓炸毁南满铁路事件，并以此为借口突袭多个中国城市，由此掀起了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序幕。

但不忘历史，并不等于将仇恨转移到当下，尤其是，怎么可以将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主导下的罪行，反过来复仇到手无寸铁的平民身上？

就在近三个月前的苏州，一位朴素的中国女性勇敢地用身体保护了两位在华日本人的生命安全，却不幸遇难，当时，苏州警方给出的结论是 “偶发事件” ，外交部的声明中称，“中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我们始终欢迎外国人来中国旅游学习、经商、生活，我们也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在华外国人的安全。”

无论从任何角度看，生命至上，永远是人类最朴素的价值观基础。于是，我们必须哀悼昨天在深圳不幸遇难的日本少年，并对那个正在陷入巨大悲痛的日本家庭表达最真诚的善意及安慰！

这是基于生命的朴素情感。

我很难相信，甚至无法理解，如果有人会在理解这件事的过程中表现出哪怕一丝快感、兴奋、愉悦，那么，他与禽兽何异？说得更直白一点，与当年在我们的国土上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军人何异？

当我们跳出这一不幸事件的本身，甚至跳出过去几个月来连续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多起外国人遭受侵害事件的本身，从经济、文化、人口、国际关系等方面审视时，就会发现，不幸事件中真正受到伤害的，不止是那些个体，更大的受害群体其实是中国——包括中国在国际上的整体形象，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很多指标，中国文化中那些我们曾经以为牢不可破的价值观，而这一切，最终必将反馈到每一个作为个体而存在的中国人身上。

疫情结束后，中国政府一直想方设法恢复与世界的联通，用各种途径吸引海外游客来华旅游，让更多的外国人亲自来到中国，消除对中国的偏见，亲眼见证一个开放、包容、强大的中国。

效果非常好。

但我们付出这么多的努力，最后很可能就因为这样几件“偶发事件”，付诸东流。

一个客观的现实是，日本是与西方世界走得最近的东方国家，无论从过往的经济连接上，还是文化输出上，欧美国家对于日本的了解程度都更高。

日本通过动漫、电影、音乐等流行文化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力，这些文化产品往往能够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让西方人更容易接触和理解日本文化。

日本人连续“偶然”在中国受到侵害之后，对于中国国际形象施加的负面作用，难以估量。

在一些人看来，“国际形象”可能是个比较抽象的概念，那么，国际形象的背后，就是关系到每一个中国人切身利益的经济发展问题。

近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的核心要义就是引进外资，打破壁垒，包容多元文化在中国的落地生根。

深圳与苏州，作为最近两起“偶发事件”的发生地，具有非常明显的标志性意义。

一来，这两座城市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非直辖市或省会的城市；

二来，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两座城市在引进外资方面都堪称典范。

1984年，江苏省第一家合资企业就是日本企业在昆山设立的，到去年年底苏州引进了175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其中近1/3是日企，高居外企国家之首。

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专门请求日企赴华投资，并在深圳蛇口建成了第一家日本独资企业，成为最早投资深圳的国家之一。截至2000年底，日本在深圳投资了近千个项目，投资额超37亿美元。

近几年来，受多种因素影响，中国经济的大环境出现了一些状况，留住外资，避免外资流失，一直是中国政府的政策方向。

就在今年年初，国务院刚刚印发了《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

几个月前，本次“偶发事件”的发生地深圳，还专门发文《深圳市进一步加大吸引和利用外资实施办法》，要求为跨国公司投资深圳提供更多机会。

中国为什么要留住外资？

即便不讲宏观层面上的整体逻辑，普通人也应该明白，外资在华的多元化投资和强大的活力，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率的提升，都有着极大推动作用。

深圳事件发生之后，令人欣慰的是，公众意见中的主流声音都在谴责行凶者，哀悼遇难者，这也是文明的底限，不可动摇的底限。

但是，在泛舆论场中，我看到了一些非常刺耳的声音，也就是在社交媒体的评论区，出现了对于生命权的漠视，对于“家仇国恨”的曲解，对于中日关系的逆向定义。

不要忽视泛舆论场中的这些声音，这些声音，就是苏州警方当时所说的“偶发事件”的源头所在。

深圳事件的发生，对于在华外国人社群的心理安全感，以及对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信任感，都会产生我们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这些负面影响发生之后，如果我们不进行主动挽回、积极引导，那么，这些影响所导致的连锁反应，就一定会波及到中国经济，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安定团结。

这不是“偶发事件”，这是考验中华文明与国人共识的重要时刻。

再一次为那个不幸遇难的日本少年默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