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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计划|从“抵制杨笠”到《再见爱人》,如何看待愤怒背后的三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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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从“抵制杨笠”到《再见爱人》,如何看待愤怒背后的三组理由?
作者:郭兆凡
发表日期:2024.10.24
来源:C计划
主题归类:杨笠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我问一位男性,“你会感到被杨笠的段子冒犯吗?”

“还好,我就是觉得不太好笑。”

不好笑,我完全可以理解。对一段表演,不同的人完全可以有不同的感受。

但杨笠的表演激发起如此广泛的愤怒,本是让我有所困惑的。

脱口秀中本来就充满了“冒犯”。冒犯甲方,冒犯富人,冒犯老板,冒犯精英——似乎都没有引发广泛的愤怒和抵制,为什么冒犯男性,就会让不少男人感到愤怒呢?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脱口秀演员去“冒犯”那些更强势的群体时,ta得到了观众作为乙方、打工人、工薪阶层强烈的共鸣;杨笠的段子虽然得到很多女性的共鸣,但很多男性并不认可他们是一个更强势的特权群体,不认为女性是这个社会中受到压制、剥夺的“弱势群体”,不认为性别不平等真的普遍存在并真的在造成一系列问题。

对这些“不认为”,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我可以有无数的例子、数据来回应。当下正在热播的综艺《再见爱人》,其实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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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再见爱人》第四季

离婚综艺《再见爱人》第四季刚开播,黄圣依和杨子上了热搜。我以前写过分析第一季第三季的文章,在我看来,4季共12对嘉宾,多数的模式非常相似,女性提出想离婚(例外是艾威、李行亮和刘毅),核心冲突几乎都与性别不平等直接相关。

第一类,男嘉宾控制欲强,喜欢说教、替女方做主或限制女方的言行,贬低女方,女嘉宾容易陷入自我怀疑,感受越来越糟,情感和需求得不到基本的尊重。第四季杨子和黄圣依,第一季王秋雨和朱雅琼,第三季纪焕博和王诗晴都很典型,有此倾向但稍微好些的是第二季艾威和Lisa。

第二类,男嘉宾受传统男性气质的影响,容易冷漠(王秋雨、第二季宋宁峰)或愤怒(第一季KK),好面子,内心渴望被崇拜(KK,第一季章贺),所以很难沟通,难以换位思考,或者难以表达自己。

第三类,男嘉宾受传统性别分工的影响**,**一方面被妻子的独立和能力吸引,另一方面又希望妻子遵循传统,生孩子、做家务、照顾孩子、给自己面子、顺从。夫妻可能对分工无法达成共识,男嘉宾担不起或不愿担自己那部分责任,尤其是育儿或家务的责任,有的也包括经济责任,女嘉宾会感到自己承担了太多,不堪重负。又或者夫妻表面达成了共识,但妻子会感到实非自愿,或感到不被看见、价值感低。例如第三季刘毅和傅首尔、张硕和王睡睡,第四季刘爽和葛夕、麦林和李行亮,第二季苏诗丁和卢歌。

好吧,12对都谈到了。

当然,不是说女嘉宾在婚姻中是完美的,每位女性也都有自己的课题。但在性别不平等这个结构性问题之下,如果有更多权力、受益更多的男方不愿意作出改变,那关系很难不破裂,即使不破裂,质量往往也不高。

上面这三类情况,在现实生活中非常常见,这也是这个离婚综艺非常火爆的原因之一。

所以说,男性的很多痛苦,恰恰也与性别问题有关。依然想要拥有婚恋关系的男性,或是对传统性别气质或传统分工感到不适的男性,或是在“雄竞”中不占明显优势的普通男性,也很可能感到痛。(逻辑提示,并不是说“感到痛的都是’雄竞’的失败者”。)

如果性别更平等,男性也会成为受益者,拥有更多元的选择,减少经济的压力,和伴侣建立更好的关系,能表达自己的脆弱、恐惧和需要,减少挫败感和孤独感。

很多人可能依然会反驳,综艺里的女嘉宾,很多经济能力挺强。但现实中,很多女性既要求男性婚前加名买房、赚钱养家,又要求男性做家务育儿,是典型的既要又要。

在经济方面,男性确实普遍承受更大的压力,尤其是90后的男性,似乎成为抵制杨笠的主体。这一代年轻人,赶上高企的房价、增高的失业率、下行的经济、激烈变化和内卷的社会、权利意识觉醒的女性,要能承受住经济的压力,又找到对自己满意的女性伴侣,是非常不容易的。

平等意味着,男性也可以提出经济上平等的诉求,男性的压力会更少,也会从性别平等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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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再见爱人》第四季

但是,事情更加复杂。

有一些看似是女性得到的利益,更可能是女性在漫长的抗争中争取到的一些“补偿”。例如因为性别不平等,女性结婚生育后往往承担更多家务和育儿责任,这本身就容易影响工作的投入,而职场又存在普遍的性别歧视,包括招聘歧视、同工不同酬、女性晋升天花板、性骚扰等,男性的经济投入就成为对家庭和女性的保障。

但这依然是基于不平等。

要打破这种不平等,突破口并不应该是要求女性先做出改变。女性主动放弃“补偿”,并不能换来平等。因为女性一旦进入婚姻,生育后代,如果大环境和男性不改变,女性的选择依然非常非常有限。

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当然需要整个社会为男性和女性提供同等的职业机会,对家庭提供更多支持和保障,这也正是很多女性主义者的诉求。

在这些实现之前,在关系中,选择权依然主要掌握在拥有更多权力和资源的男性手中。例如一位男性可以共担家务,平等尊重和支持女性的职业需求和主体性,共担育儿责任,在此基础上,也可以提出经济共担的期望,这样的话,找到合适伴侣的几率,总比“既不共担家务育儿,又要求女方共担经济”的几率要大得多。

退一步说,确实有的女性采用双重标准,既要又要,可能她们的一部分诉求是不合理的。逻辑学上有个思维谬误,叫“你错我也错”,不能因为你犯了错,就证明我的错误也是正当的;另一个思维谬误,叫“以偏概全”,不能因为部分女性的诉求不合理,推断出“多数女性要求平等权利的诉求是不合理的”。

在追求男女平等的道路上,很多女性和男性都还不能完全理解何谓平等,我们都需要一起学习。这意味着,人与人之间需要很多的对话、说服、倾听、学习和反思。

至此,我列举了一点亲密关系中的例子。而性别不平等在多个领域广泛存在:女性有着更少受教育机会(尤其在农村)、更少的管理权(管理层女性比例低)、遭受更多职业歧视(同工不同酬、晋升难、招聘歧视等)、更多性别暴力(性骚扰、家庭暴力、性侵受害者更多为女性)、性别刻板印象(顺从、美丽)、家务分配不公(更多承担育儿、家务)、自主权被剥夺(生育权受限、话语和选择受限、被说教或训诫)……

不少人对杨笠感到愤怒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觉得她激发了性别对立

杨笠的话,确实成为一些女性表达的工具。

不过性别的冲突,不是杨笠造成的,而是长期不平等的现状决定的,是女性的权利意识提升和男性的经济压力增加等因素决定的。

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是大势所趋,这和女性整体的经济、能力、智识、选择提升有关,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有关,和世界文明和科技的发展有关,也和女性长期、普遍遭受着某种程度的不公有关。女性对男性的依赖减少了,甚至不存在了,必然会要求拥有相同的权利,被平等对待。

而当某些男性被要求作出改变,被要求放弃一部分既得利益,这种需求本身,可能就会造成冲突,无论人们用什么样的话语去表达。

很多人不再考虑脱口秀的特殊性——**调侃现象、调侃权力上位的群体,带给人幽默和反思。**杨笠,可能是出现在风口上的一个靶子。从数据来看,全球范围内,年轻一代的性别冲突,比父母辈更大,这也很能说明问题。

也有很多人说,“我们可以谈不平等现象,但不要说什么男人、女人,说人就好。”但我们真的能在推动性别平等的同时,不谈论男性和女性吗?就像我们真的能在减少贫困的同时,不谈论阶层分化或固化的问题吗?如果所有的讨论都走向“人”的权利,去掉性别、阶层等其他维度,那很多复杂的讨论会被消解掉,很多诉求根本无从谈起。

还有人对杨笠感到愤怒的一个原因,是觉得“普信男”这个标签攻击的是弱势的男性,例如外卖员、矿工,而不是最有权力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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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口秀大会》第三季

我确实认为没有必要对这个标签过于滥用。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带有过强攻击性的言论,我都是不支持的。

不过我比较怀疑,是否真的会有女性,主要用这个标签去攻击一个外卖员。我个人的感受是,它更可能指代那些很喜欢说教、显摆、命令女性的男性。

但也可能会有这种情况,那难道说社会底层的人也会是权力结构的上位者吗?这里引入了阶层的维度,外卖员的权力可能比中产女性低,但对于外卖员的妻子,更多农村女性来说,男性外卖员也更可能成为有更多权力的人。性别问题依然是无处不在的。

而每个人对“普信男”的理解也会不太一样,这里包含了很多女性体验。比如有的人可能认为杨子是一个“普信男”,明明是靠着黄圣依赚取了那么多流量和金钱,怎么能表现出如此的自大感和说教感。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段子似乎也并不是针对弱势的男性。

当然,人有感到不适的权利,有表达不同观点的权利。冲突对推动性别平等,是不利因素,也可能成为有利因素,关键可能是冲突的程度,以及冲突后人们的反应。

  • 有的人不认同杨笠的观点,觉得她表达得有些绝对了;

  • 有的人不喜欢杨笠的语气,觉得感受到不被尊重;

  • 有的人不喜欢杨笠这个人,也不欣赏她的幽默;

  • 有的人不认同“普信男”的标签,在网络上表达滥用这种标签的坏处;

  • 有的人不购买杨笠代言的产品;

  • 有的人去京东发起抵制,威胁京东取消她的代言。

上面的言行都在法律允许的自由范围内,但程度却很不同。

最后一种,可以获得最显眼的“胜利”,但对整个社会去面对、探讨、弥合性别裂痕,促进性别平等,却是最不利的。

不论男性还是女性,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对话、反思、倾听、协商,更多理性和建设性的沟通。

拥有更多权力的人先去改变,是必要的、重要的,我们需要一起去讨论,如何让这成为可能。政策制定者、企业各层级管理者、法律制定和执行者、媒体从业者、教育工作者、多数亲密关系中拥有更多权力的男性(可能处于不同阶层、年龄)……每个在某一角度中处于权力上位的人,都可以更加善用权力,推动性别的平等。

不但如此,我们的孩子,更是应该从小就接受好的性别教育。更年轻一代的性别冲突,可能会更强,孩子们可能也会面临更多困扰。为此,教育工作者和父母们,需要做更多。

我们C计划也不断尝试在课程体系中加入一部分性别教育,促进男孩和女孩都参与对话、反思、倾听、说服、合作……

《朱家故事》讲到性别角色与家务分工,

《穿裙子的小男子汉》讲到对男孩的性别刻板印象,

《顽皮公主不出嫁》讲到对女孩的性别刻板印象,

《女法官金斯伯格》讲到识别性别歧视,

《居里夫人的故事》讲到打破性别偏见,

《通往特雷比西亚的桥》讲到男女间的友谊和反思性别刻板印象,

《绿山墙的安妮》反思容貌焦虑,

《印第安人的麂皮靴》讲到完美主妇规训,

《我是你爸爸》反思父权制对男性和女性的压迫,

《骆驼祥子》讲到容貌规训与荡妇羞辱,

《82年的金智英》讲到全职妈妈的处境,

《简爱》看到被关在阁楼上的疯女人背后的规训与话语权的剥夺,

……

还是看到了不少希望!

【CDT关注】莽莽|中国Z世代审核员:生存吃饭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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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中国Z世代审核员:生存吃饭最重要
来源:莽莽
主题归类:审核员
CDS收藏:人物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CDT编者按:10月14日,独立中文杂志《莽莽》发布了一篇深度对谈,标题是《中国Z世代审核员:生存吃饭最重要》,作者为王晓。这篇访谈采访了一名生于1997年,自2020年起开始从事某知名互联网企业内容审核员的陈立佳(化名)。他所在的审核团队,主要负责图文审核,其中政治内容是优先级最高的板块。对于成为审核员的初衷,陈立佳非常坦承,他说纯粹就是为了挣钱吃饭。而对于这份工作的道德争议,陈立佳个人认为,审核员工作无关正义,仅事关生存。

全文阅读:深度对谈 | 中国Z世代审核员:生存吃饭最重要

以下是这篇深度访谈的节选内容:

有关政治内容的审核:

Q:这些需要进行审核的内容中,哪个版块优先级最高?

A:肯定是政治安全。

Q:涉政的审核标准是什么样的?比方说哪些内容可以过审哪些内容无法过审?

A:标准其实和国内的新闻报道一样,哪些内容不能报道,哪些内容在我们这儿就不能过审。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涉及高级政治官员及其家属的内容、涉及共产党黑历史的内容,我们都是要必须删除掉的。还有每年六四的时候,关于六四的信息每年都有人发,我们都要审核掉,甚至临近6月4号的时候,我们都得加班加点的搞。

Q:所以像六四、十一国庆节这些特殊的时间节点,作为审核员,你们也要格外谨慎对吗?

A:当然!因为只要到这种时间节点,总会有人莫名其妙的想要加深大众的记忆,时间点一临近,就喜欢发一些东西。在我们看来,六四都成为一个民间节日了。在这种特殊的时间节点,审核规则和审核策略都会临时更改,平时的话是先发后审,敏感时期则是先审后发。

封号的操作:

Q:封账号需要走什么样的流程?

A:不需要流程。只要我觉得他(账号)发的东西有问题,我就可以直接封了,然后把被封账号的名单给他们(公司正式员工)就行了。

Q:只给账号名单吗?没有进一步的审核或者评议之类的流程需要走吗?

A:没有,封号其实很简单,但有时候需要附上封号的理由,比方说哪些是涉六四的,不过是永封还是有期限的封,我都是有权限直接说了算的。

工资与工时:

Q:方便透露一下你做审核员的工资吗?

A:一开始的时候是4300,扣掉税收的话到手在4000左右。待了一年多后,涨到了6800,扣掉五险一金,还剩6000块钱。

Q:作为外包,你们每天需要工作多长时间?

A:一开始说好每天就是工作8个小时,但并没有说工作量是多少,但后来我发现,工作量是不定的,干不完就得加班,还没加班费拿。所以后来工作量越来越大的时候,我就开始摸鱼了。

审核员日常接触的“违禁内容”:

Q:你都上报过哪些关键词?

A:比方说蛋孔,就是鸡蛋的蛋,旦炒饭,撒旦的旦,等等,还有“新”“疆”两个字和各种谐音字的组合,非常多,但都很琐碎。

Q:关于新疆劳动集中营的培训是怎么展开的?

A:就是给我们放了一个纪录片,看完就完事了,什么都没说。因为公司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知道真相,而是为了让我们删东西。用意不一样,所以行为方式不一样。也就是说他们希望作为螺丝钉的审核员知道这件事是敏感的,相关词汇出现了我们直接删了就行了,他们并不关心我们的感受和想法。

Q:那“解放军”一词可以提吗?

A:敏感节点时期,提都不能提。甚至歌颂政府、歌颂解放军平乱的也不行。这种审核的重点不在于规训大众如何对事件进行表达和评价,不管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不重要,重点是要通过审核去删除所有信息,然后让大家彻底的遗忘这件事。

Q:在现在的公司你参加过多少次培训?

A:大概7次。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关于新疆的劳动集中营的培训,但这种培训都非常水,不能指望从中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公司的意思是,你们只要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就行了,但是具体的、详细的内容和一些细节不需要记,甚至忘掉也可以。我相信,公司更希望大家看完就忘掉。

审核员陈立佳的“道德感”:

Q:所以你的目的只是单纯的想更好的拿到工资?

A:是的。我从始至终都没有负罪感,因为我做的就是这个工作。既然做了,我就得把它做好。所谓的枪口抬高一寸,这个东西首先是没有普遍性的,这也是我质疑它的地方。另外我觉得这句话是知识分子自己想象出来的,现实中真会有这样的事情吗?

“枪口抬高一寸”这句话最早的出处应该是关于柏林墙倒塌的事件吧?士兵整天被教官这样训那样训,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们的道德意识早就被消磨完了,怎么可能会发生把枪口抬高一寸的事情。而且士兵一旦悄悄的把枪口抬高了,这种行为如果被长官看见的话,他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对于他的下场,又有多少人会在乎?

Q:这种长期的审核或者与所谓“负面”信息为伍的工作,有给你的心理或精神健康带来困扰吗?

A:没有。如果你是指政治性抑郁的话,也没有。说实话,我工作期间唯一的压力来源是,出了错怎么办?我非常害怕自己在工作中会出错,也就是害怕没审核掉那些不好的内容。而且据我观察,我周边的同事也都没有那些负面情绪。大家对政治话题毫不关心的,因为这些话题跟我们的生活又不贴近,甚至我有同事无比热爱毛主席,在有些人看来,他们是在帮着国家平乱、在消除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我们怎么可能会有政治性的抑郁和焦虑。

Q:所以还是会有东西能让你产生负罪感的?

A:是的。比方说新冠肺炎还有郑州大水,还有包括一个叫江雪的人写的《长安十日》,删这些我真的有负罪感。但是这些是很明显的东西,我不删别人也会删掉,这些东西太张扬了,我想放都放不了。

Q:你有“负罪感”的表现是什么?

A:就是不想干这行了,但周边的人会开导我说,我不删也会有其他人删,而且朋友们还会反问我,问我不干这个还能干啥?大家都知道生存最重要,道德这东西是在生存获得保障后才能存在的。

但即使这样,2021年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年,西安的事和郑州大水的事都发生在那一年,那时候我的负罪感达到了顶峰,我那会儿非常想离开这家公司,再也不干政治审核了,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好的机会。所以后来涉政审核对我来说是一件比较矛盾的事,一方面我干起来确实轻车熟路,能让我吃饱饭,但另一方面确实……很痛苦。尤其是当我自己亲身经历了这个时代,我的负罪感就会更加强烈。

Q:那你会觉得自己悲情吗?以及如果让你跳出来的话,以旁观者的视角,你会怎么评价审核员这一职业?

A:确实很可悲。跳出来评价这一群体的话,我只能说这是一群为了吃饭、为了生存的人。真的就是简单的为了吃饭而已,没有太复杂的其他东西。对于所谓的“正义”与否的问题,真的没有人会深究,饭都吃不上了,还有什么正义不正义的。可以说这是底层人的无奈也好、悲哀也好,因为对底层人来说,哪有那么多选择权。

所以我从来不认可对这份工作的道德批判,道德批判不应该嫁接给那些中产吗?为什么要甩给底层人民?我现在反倒想问一下,审核员的职位是谁设计的?我们就是打工而已,这绝对不是这份工作的问题,而是设置这个工作的人的问题。所以应该把矛头对准问题的源头,而不是我们这些执行的人,毕竟螺丝钉是取之不尽的,没有我们,还会有其他人。

我觉得有句话说的挺好的,什么样的权利、什么样的地位,决定了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不能把过多的社会责任转嫁给普通人,普通人生存已经很艰难了,可承担不起那么多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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