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候当一家向中国销售或从中国采购的美国跨国公司可不容易。随着美中两国政府针锋相对，它们也在逼迫企业选边站。

看看福特。今年1月，美国国会两个委员会的负责人要求拜登政府调查四家中国公司，他们称这些公司参与了福特在密歇根州建电池厂的计划。这两名委员会主席声称，那四家公司与中国军方、中共、朝鲜政府，以及中国在新疆地区侵犯人权的行为有关。

或者看看苹果。如本报报道，“多年来，苹果一直屈服于北京方面的要求，屏蔽了一系列应用程序，包括报纸、VPN和加密消息服务。”苹果“还在中国建了一个数据中心，用于存储中国公民的iCloud信息，包括个人通讯录、照片和电子邮件，”时报的报道写道。

这两家美国公司都曾把在中国开展业务视为一大亮点，现在却多次被迫艰难地做出解释。例如，福特对路透社说，“我们的所有业务”都遵守美国政府的法规。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大谈公司的美国特色：“我知道像苹果这样的公司只能来自美国，而且我们一如既往地致力于回报我们伟大的国家，”2022年，他在亚利桑那州说。

由12人组成的专门研究企业与中国关系的商业情报公司“战略风险”周一发布的分析称，在市值排名前250的美国上市公司中，福特在面对中国的风险方面排名第一，苹果排第三。（排第二的是供暖、通风和空调公司开利全球。）其他分析师可能会把这些公司排在更靠后的位置。可以论证被“战略风险”排在第四的特斯拉比福特、开利或苹果面临的风险要高。不过，这份排名的公布还是令人们审视美国两家最著名公司的中国战略。

困扰美国首席执行官的问题是，如何把握与中国公司的“亦敌亦友”关系：这些公司既可以是合作的朋友，也可以是竞争的敌人。中国市场利润丰厚，但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已将宝贵的知识产权交给了中国——有时是自愿的，有时不是。

随着中国公司在技术方面迎头赶上，并在某些情况下超过美国公司，美国公司面临的新问题是，是付出巨大代价、试图重新返回领先地位，还是将市场拱手让给中国公司，成为它们的客户。

这就是自2020年以来一直担任福特首席执行官的吉姆·法利这些日子里面临的两难选择。《华尔街日报》9月报道，法利今年5月从中国访问回来后，对中国公司在电动汽车领域的进展感到惊讶，他对福特董事会的一名同事说，“这是个生存威胁。”

福特预计，其电动汽车业务将在2024年亏损约50亿美元。这还是在高额关税阻止了中国电动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情况下。福特今年8月宣布，公司停止了一款全电动三排座运动型多用途车的生产，并将电动大型皮卡车的推出时间推迟18个月至2027年。

法利在中国问题上正在采取中间路线。福特正在接受美国政府的补贴，在密歇根州生产电池。但它也在从中国最大的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获得电池技术许可。这等于承认了中国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同时也致力于国内制造。

为了跟上中国竞争者的步伐，法利的最新策略是在洛杉矶地区建立一个设计彻底全新电动汽车的新机构，这些汽车将以新电池为基础。

这也许能成功，也许不成功。一些华尔街分析师对此持怀疑态度。“专注于你的核心业务，”美国银行的分析师约翰·墨菲在今年6月的一次讲话中说。他说，福特、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母公司斯特兰蒂斯应该专注于在北美销售汽油驱动的卡车，这些车仍利润丰厚，同时“随着时间推移，最终投资自动驾驶的联网和电动汽车”。（福特称其中国业务已实现盈利。）

尽管苹果在中国仍广受推崇，但它正在失去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并遇到了政治阻力。虽然苹果一直试图博得政府的欢心，中国政府部门和得到政府支持的公司已禁止员工在工作时使用iPhone和其他外国设备。据时报报道，乔恩·斯图尔特去年停止了在苹果流媒体服务上的节目，部分原因是节目中可能有涉及中国和人工智能的话题，在苹果高管们中引起不安。

苹果已采取措施，降低在零部件方面对中国承包商的依赖，但进展缓慢。据《日经亚洲》今年4月的报道，苹果曾在2023年增加了来自总部设在中国的供应商和中国制造点的零部件使用，同时减少来自台湾、美国、日本和韩国供应商的零部件使用。苹果今年3月表示，正在扩建上海的一个研究中心，并在香港附近的科技中心深圳开设一个新实验室。

“每个企业都面临着同样的两难选择”，既担心过度依赖中国，又担心如果退出将失去竞争力，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副总裁詹姆斯·安德鲁·刘易斯对我说。“大家都在两面下注以对冲风险。”

即使苹果想那样做，“摆脱中国也将需要十年时间，”Counterpoint Research的研究主管杰夫·菲尔德哈克对我说。“这不只是制造设备的问题。这涉及到一个庞大的零部件生态系统。”

苹果发言人拒绝讨论公司面对中国的风险。该公司表示，苹果的所有产品都在加州设计，在美国有9万多名员工，相比之下，公司在“大中华区”（这是苹果将台湾包括进来的说法）的员工人数约为1.6万。

如果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继续加剧的话，同时在这两个市场做生意的公司面临的压力只会增加。没有简单的出路。

在口若悬河地向我介绍他的电池公司时，马泰奥·哈拉米约顺口提到他的电池“效率不高”。

哦。这不是好事吧？

这位Form Energy首席执行官说，也不尽然。效率是指你从电池中获得的能量与充电时投入的能量之比。当然，效率更高总是好事，但对于Form Energy所针对的市场来说，更重要的是降低电池的生产成本。

Form Energy的电池中没有用到价格不菲的锂。取而代之的是普普通通的铁，人们从铁器时代（大约止于2600年前）以来一直在使用的东西。Form Energy的电池通过铁的氧化反应来产生电力，而再充电则是通过电力将氧化物还原为铁。

Form Energy的目标市场包括电力企业，这些公司需要在电力充足时储存电力，在需求高峰时将其释放出来。世界上一些地方已经安装了大量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设备，以至于某些市场的电价经常为负值：电力企业实际上是付钱让客户用电，因为这比关闭发电设备更便宜。

对于电力企业来说，建设一个电池农场的成本很低，它可以吸收大量廉价甚至负价的电力，供以后出售，这听起来很划算，尽管它体积庞大，而且效率很低。Form Energy的首个商业项目于8月破土动工，客户是明尼苏达州的非营利性电力合作社Great River Energy。

手机或电动汽车可能永远不会采用铁-空气电池，但Form Energy并不打算征服每一个细分市场。正如英国人说的，各尽其善。

我拿Form Energy作为本文的开头，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喜欢从锈蚀中捕获能量的想法，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它是美国众多帮助这个国家试图重返电池开发前沿的企业之一。

美国已经将锂离子电池市场拱手让予他人。得克萨斯大学物理学家约翰·古迪纳夫因多个突破性研究而与他人分享了2019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包括在1980年开发出更好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一家试图将其商业化的初创企业从奥巴马政府那里获得了数亿美元，但最终破产。2013年，一家中国公司收购了破产的初创企业A123。就在美国企业退出撤出锂离子电池的生产之际，其他中国企业迅速进入了这个领域。

今天，中国完全主导了全球锂离子电池的生产，这些电池用于电动汽车、手机、笔记本电脑、无线工具等众多产品。根据韩国SNE Research的数据，今年前七个月，宁德时代占全球电动汽车电池产量的38%，而另一家中国公司比亚迪位居第二，占16%。前十名中没有美国公司。

需要注意的是，正如我的同事戴维·华莱士-威尔斯本月曾撰文指出的那样，中国在降低锂离子电池价格和太阳能电池板价格方面的成就（太阳能电池板有助于为锂离子电池充电）对于对抗全球变暖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如果美国人能制造更多这种拯救地球的设备，而不仅仅是购买，将有利于美国经济。

现在事情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两党基础设施法》和《降低通胀法案》中的激励措施正在推动对电池的重大投资，包括锂离子电池的国内生产能力。此外，美国能源部还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开发新型电池，包括前景广阔的固态电池，这种电池使用固态电解质代替液体或凝胶。相关项目包括一个“长时储能攻关”计划，目标是到2030年将储能时长10小时以上电池的储能成本从2020年的水平降低90%。

去年，拜登总统发布行政命令，规定“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开发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只要可行并符合适用法律，就在美国制造”。

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在去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联邦政府的举措“模仿了中国十多年前的做法，即利用供需两侧补贴以及政府支持来建立供应链”。

中国在锂离子电池领域遥遥领先，我很难想象美国能赶上来，能做到满足国内需求都谢天谢地了。我认为美国最有可能超越中国的途径是采用新技术，如Form Energy的铁-空气电池。

“用单一方案适用所有情况是经不起推敲的，”俄勒冈州威尔逊维尔市ESS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埃里克·德雷塞尔胡伊斯告诉我，该公司生产铁液流电池（不同于铁-空气电池）。“沙拉酱有多少种？无法相信一种储能技术会胜出。”

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是一家由科技界资助的智库，自2012年以来一直在呼吁美国重视电池的研发。该基金会7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美国在电动汽车问题上对中国的回应“应包括投资研发以加速技术创新、刺激消费者接受电动汽车（例如，通过充电基础设施的部署），以及防御性贸易措施”。

我与该报告的作者、基金会负责全球创新政策的副总裁斯蒂芬·埃泽尔讨论了美中电池竞赛的前景。“20年后，科技政策学者会将其视作一个案例，检验更强硬的政策能否取得成功，”他说。“我认为，只要我们真的把它作为国家的优先事项，我们就能成功。”

美国需要制定一项战略，以应对中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威胁，而特朗普高调的“美国优先”政策并不能实现这一目标。贺锦丽的机会更大，因为她相信加强联盟的力量。

特朗普单打独斗的做法行不通，因为美国的实力不足以单独对抗中国。

西方经济学家和外交官多年来一直认为，中国可以通过消费更多自己生产的产品，而不是大量销往国外，来实现双赢的局面。提振国内消费——从而缩小贸易顺差——将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缓解外国工厂工人的压力。

但习近平主席无意采纳这些经济学家和外交官们的建议，弗里德伯格写道。要理解中国领导人，最好把他们看做“重商主义的列宁主义者，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获取和行使政治权力”，他写道。让普通中国人富裕起来并不是该计划的一部分。让其他国家在必需品上依赖中国则显然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

那么，请看弗里德伯格的解决方案。“只有联合起来组成贸易保护联盟——这是我跟亚洲的一位经济学家共同提出的想法——市场经济国家才能保护自己免受中国掠夺性做法的伤害，”他写道。（他不愿透露帮他形成这一想法的那位经济学家的身份，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

组建这样一个联盟需要放弃自由贸易者在世界各国之间不受限制的贸易的梦想，转而依靠“各国的一个核心子系统”——中国不在其中——“真正致力于开放、公平和互惠的概念，并愿意捍卫和遵守这些概念。”

根据弗里德伯格的说法，贸易保护联盟需要包括美国、欧盟，“很有可能”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日本、墨西哥、韩国、土耳其和英国。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也可能是潜在候选国，“以及任何其他寻求独立于中国实现工业化以保护其经济或军事安全的国家。”成员国将就“易受中国供应主导影响的关键产品”征收统一关税达成一致。

中国试图将部分生产或组装转移到其他国家，借此规避美国和欧盟成员国的关税。为了阻止这种情况，联盟成员必须更好地检测中国原产成分，并根据产品中中国成分的比例征收关税。这并非易事。

这种对中国商品的公然歧视将打破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但弗里德伯格认为，“中国已经歪曲和扭曲了世贸组织的原则，现在又利用该组织的程序来保护自己的歧视性做法不受审查，并避免合规。”

这真能奏效吗？联盟成员必须团结一致，才能抵制中国不可避免的反击，即通过向继续与其合作的国家提供好处来分而治之。

今年，在普林斯顿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办的一次会议上，我跟几位参加会议的专家讨论了弗里德伯格的观点。欧洲经济智库布鲁盖尔的高级研究员艾丽西亚·加西亚-埃雷罗，“如果没有一个联盟，美国不可能单独遏制中国。”她表示，贺锦丽在这方面会比特朗普做得好，原因就像我说的，“你需要一个相信联合起来才是解决之道的政府”。她说，各国现在就需要采取行动，以防中国与一些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阻止它们的加入。

总部位于柏林的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曾林(Max Zenglein)告诉我，他大体上也同意弗里德伯格的观点。但他说，中国已成为许多技术领域的领导者，联盟成员可能无法获得中国的创新成果。（例如：廉价的中国电动汽车。）他说，限制而非禁止从中国进口产品，既能保留获取中国创新的机会，同时也能确保受保护的国内企业不会变得懒惰。

我向另外两位专家发去了电子邮件。新加坡韩礼士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斯图尔特·帕特森支持弗里德伯格的结盟观点，并提到他在2020年曾为韩礼士基金会写过一篇观点类似的文章。

荣鼎咨询的联合创始人荣大聂(Daniel Rosen)负责这家研究公司在中国的工作，他写道，与弗里德伯格的提议类似的联盟，“是减少市场民主国家对专制经济体依赖的平衡联盟的关键要素。”

他与我分享了一份发给客户的报告，他在里面写道，“在我看来，毫无疑问，北京在战略上强烈期待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而不是贺锦丽的第一个任期。”

在这份给客户的报告中，荣大聂写道：“贺锦丽团队将对拜登总统的政策进行一些微调，这些政策巩固了美国的联盟关系，“但他们清楚已经取得的战略性飞跃。”

相比之下，“特朗普无视他那些称职的国安顾问提出的保护美国盟友的建议，并将在第二任期内继续破坏美国的全球伙伴关系，”荣大聂写道。“像这样的单方面退出竞争，对北京来说将是极具价值的。无与伦比的价值。”

对弗里德伯格的贸易防御联盟的一个潜在反对意见是，它有点矫枉过正——它会不必要地激怒中国，增加贸易战蔓延成真刀真枪的战争的风险，或者至少剥夺了世界从跨境贸易和投资中获益的机会。另一个反对意见是，它根本行不通：联盟成员会争吵和叛逃。中国及其势力范围以外的国家将没有精力、耐心或技能来重建早已失去的那些战略性行业产能。

近年来，“矫枉过正”的论点已经失去了说服力，因为习近平已经表明，他对消除西方的担忧并不感兴趣。“行不通”的论点则更难反驳。如果贺锦丽在11月获胜，并采取贸易保护联盟的路线，她将有机会证明怀疑者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