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孙子把爷爷举报到了民警那里，说爷爷的床头柜里藏着罂粟果子。其实那是爷爷的朋友10多年前给的，一直没用过，丢在床头柜里。

其实想想也肯定没用过，10多年前的东西，用过早没了。而且这也不应该叫“举报”，“告密”更合适。

但孙子完全不顾及这些，一手举报，把爷爷整的内心拔凉。有意思的是当地民警还特意赶到学校里，给这位“孙子”，发了张奖状。

一时间无语加懵逼，古代有个词叫“亲亲相隐”，在百科里是这么介绍的：出于人性中最真挚的情感对自己的亲人有所袒护、隐瞒，不检举亲人的罪行，在古代进而被延伸为了另一种原则，亲属之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的“不属于犯罪”，反之则要论罪。

床头的罂粟不可怕，长在心头的，那才没救了。

我当然不是把百度百科里的内容奉为圭臬，我只是想说，某些东西，连百度的品行都不如。什么叫“人性中最真挚的情感”，那是生而为人必须具备的人性啊，没这玩意儿连人都不算，居然还拿出来宣传，不知道有什么好宣传的。

“正义”至上，甚至不惜牺牲亲情？真正的正义、真正的人性之美，绝对不能少了分寸、温度和善意。

禁止毒品，人人有责。我也这般认为，但注意，“人人”有责，只跟人有关。

而且罂粟是在一些中药店、或者合法合规的药店真能买到的东西，你实在看不惯，或者想为禁毒出份力，偷偷帮你爷爷挖个坑埋掉拉倒，犯得着举报自己的亲人吗？

这种事不是第一次出现，上次也是一个“孙子”，马路上拦住警车举报爷爷在菜园里种植罂粟，警察都被他整激动了，光天化日之下还有此等嚣张之事，前头带路。

然后把战战兢兢的老人找来一看，哪里是什么罂粟，分明就是草本植物虞美人，虽然也算罂粟的亲戚，但那玩意儿是国家允许种植的，半点不违法。

事情的结局是闹剧一场，可想来还是相当恐怖的。虞美人和罂粟都是罂粟属的植物，民警都要找专业的人来分辨半天，普通人买错种子也是有可能的。然后，被自己的亲孙子送进大牢，轻则5年以下，重则想都不敢想……

严谨的法律固然不可或缺，但理应与善意同行。不然，冷漠的“正义”加持之下，人心、亲情的裂缝只会越撕越大，甚至草木皆兵。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写稿子这么久，被举报的删文不计其数，有时候一些人把文章举报到删了还不行，不解气，于是要加我来骂。上来就直接表明来意的，我大不了拉黑，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也懒得跟他们争论。但还有一类人极其可怕，他假装善意，鱼目混珠，就潜藏在你的“好友”列表中，窥伺你的一言一行。

比如这位，加我之后，说要送我茶叶，还好我婉拒了。估计举报了一段时间没见到成效，直接图穷匕见，自称“网警”。

这手段，在战争年代一定能混得风生水起，今天是敌军，明天是战友，周末双休，骑墙两边都不帮。

当然，我不是他爷爷，他也不是我孙子，我和这样的网民素未谋面，他爱举报就举报，是他的自由。和那些真正的孙子举报爷爷相比，显然还是后者更为可怕。

后者是基盘，前者则建立在其之上。当孙子都要举报爷爷了，互不相识的人们才会道路以目。

虽然从宏观、法律的角度，我无法展开来斥责那些“孙子举报爷爷有罂粟”的大义灭亲行为。但是作为一个正常人，我还是要说一句——这样的孙子，真特么有猫病。

有个博主发帖说，她因为刷到一个爱国采访，于是上班时就效仿着采访了自己的同事，结果不采访不知道，一采访吓一跳，该同事不仅对日本哪年投降、香港何时回归一无所知，甚至连新中国的成立日期都答错了，国歌也只会一两句。

因为这位同事是其大学同学兼好友，她有些拿捏不准，于是求助网友，同事是不是间谍，该不该举报。帖子下面有一万多条评论给她分析支招，也不知道这位博主最终举报了没有，如果举报了，那可真是冤枉了好人。

并不是说相识多年、知根知底就一定可以排除间谍的嫌疑，而是世界上没有这么业余的间谍。

间谍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职业，除了需要在情报收集、行动隐蔽以及安全规避等技能方面的专业化之外，对文化适应能力的要求也是极高的。不仅要深入了解当地的历史源流、政治背景以及社会结构，还需具备超越自身文化的视角，能够敏锐地洞察和尊重目标文化的价值观和信仰，避免由于文化差异而产生误解或冲突。

比如在中国当间谍，为了更具有欺骗性，别说国歌了，古代史、近代史与当代史可能都是必修课，不说了如指掌，水平起码应该在普通人之上。除此之外，还得时刻保持敏感度，以免做出伤害中国人民族情感的行为，上述那位实诚的同事就是反面教材。如果有必要，甚至得积极迎合主流价值观，以达到隐藏自我的目的。

从这种意义上而言，真要抓间谍的话，也应该重点关注有“爱国”倾向的群体，而非那些一眼就能辨别出的“反贼”，毕竟最具威胁的敌人往往也最会伪装。

再说了，一个间谍天天待在办公室996，能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难道是为了窃取牛马养殖技术？

当然，这并非个例，近几年很流行用这种“对暗号”的形式来抓间谍，比如某些国家象征、历史事件甚至名梗和名台词都可以被当作识别工具，19年就有媒体报道过，有人因不知道“宫廷玉液酒”的下一句而被打成了境外势力。

这当然是很荒唐的，因为该台词的出处——小品《打工奇遇记》，是1996年春晚的节目，距今已经过去了将近30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清晰记得，哪怕这句台词再怎么家喻户晓，也不能因为大多数人记得，而去给遗忘的少数人扣上间谍的帽子，这是典型的暴民政治。更何况，不是每个人都看春晚，都对小品感兴趣，那个年代，很多地区甚至连电视机都还未普及。

换言之，明明有多种合理的解释，人们偏偏选择以间谍来为一个人盖棺论定，这不仅仅是认知的极化，更是一种用“正确的集体记忆”实现集体内部自我净化的手段。

所谓“集体内部的自我净化”通常是指，一个集体为了内部的团结与统一，通过自我审查、排斥异己、强化共识等方式，主动清除或纠正那些被认为与集体目标、价值观或规范不符的个体或思想，使其快速淘汰，以保持集体的“纯洁性”。

同时，对于那些符合集体标准的行为和观点，集体可能会给予奖励，而对于不符合的则可能会施加惩罚，以进一步强化内部净化的过程。特别是在一些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这样的倾向更容易形成，也更加顽固与激进。

因此，当一个人不会唱国歌、不记得建国日期、不知道“宫廷玉液酒”的下一句时，意味着他不具备多数人所拥有的“正确的集体记忆”，是污染集体纯洁性、需要被净化的杂质，尤其是在该集体面临外部威胁与压力的情况下，这种“杂质”往往会被粗暴地归类到外部势力的阵营，给予其声讨、网暴甚至举报、封号的惩罚。

对于个体而言，这样的过程通常是无意识的，很难察觉到逻辑与证据上存在的问题，哪怕察觉到，也可能会被自我审查机制所过滤，以便更好地适应集体、寻求认同和归属感，而这又反过来强化了集体的无意识，为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创造了土壤与环境。

这也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在抓间谍的时候总是喜欢以国歌、建国日等事物为判断标准，明明国旗内涵、建国历史以及抗战历史等也同样意义非凡，甚至相比于记住一个日期，了解整个历史进程更具有爱国教育意义，也更能激发民族情感。

根本原因在于，前者文本量小、学习成本低，哪怕是群氓也能轻易掌握，属于真正的“多数人的集体记忆”，具有非常广泛的适用性，能团结起更多的人。而后者则需要一定的学习兴趣与学习门槛，注定无法成为排斥异己的趁手工具，毕竟自己都没有掌握，怎么能以此去要求别人呢？

所以说，不会唱国歌、不记得建国日并不是什么值得上纲上线的事，最多只能算作公民责任与义务的范畴，再严厉的批评也不过是缺乏常识与国家认同，无法与间谍划上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