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博主发帖说，她因为刷到一个爱国采访，于是上班时就效仿着采访了自己的同事，结果不采访不知道，一采访吓一跳，该同事不仅对日本哪年投降、香港何时回归一无所知，甚至连新中国的成立日期都答错了，国歌也只会一两句。

因为这位同事是其大学同学兼好友，她有些拿捏不准，于是求助网友，同事是不是间谍，该不该举报。帖子下面有一万多条评论给她分析支招，也不知道这位博主最终举报了没有，如果举报了，那可真是冤枉了好人。

并不是说相识多年、知根知底就一定可以排除间谍的嫌疑，而是世界上没有这么业余的间谍。

间谍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职业，除了需要在情报收集、行动隐蔽以及安全规避等技能方面的专业化之外，对文化适应能力的要求也是极高的。不仅要深入了解当地的历史源流、政治背景以及社会结构，还需具备超越自身文化的视角，能够敏锐地洞察和尊重目标文化的价值观和信仰，避免由于文化差异而产生误解或冲突。

比如在中国当间谍，为了更具有欺骗性，别说国歌了，古代史、近代史与当代史可能都是必修课，不说了如指掌，水平起码应该在普通人之上。除此之外，还得时刻保持敏感度，以免做出伤害中国人民族情感的行为，上述那位实诚的同事就是反面教材。如果有必要，甚至得积极迎合主流价值观，以达到隐藏自我的目的。

从这种意义上而言，真要抓间谍的话，也应该重点关注有“爱国”倾向的群体，而非那些一眼就能辨别出的“反贼”，毕竟最具威胁的敌人往往也最会伪装。

再说了，一个间谍天天待在办公室996，能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难道是为了窃取牛马养殖技术？

当然，这并非个例，近几年很流行用这种“对暗号”的形式来抓间谍，比如某些国家象征、历史事件甚至名梗和名台词都可以被当作识别工具，19年就有媒体报道过，有人因不知道“宫廷玉液酒”的下一句而被打成了境外势力。

这当然是很荒唐的，因为该台词的出处——小品《打工奇遇记》，是1996年春晚的节目，距今已经过去了将近30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清晰记得，哪怕这句台词再怎么家喻户晓，也不能因为大多数人记得，而去给遗忘的少数人扣上间谍的帽子，这是典型的暴民政治。更何况，不是每个人都看春晚，都对小品感兴趣，那个年代，很多地区甚至连电视机都还未普及。

换言之，明明有多种合理的解释，人们偏偏选择以间谍来为一个人盖棺论定，这不仅仅是认知的极化，更是一种用“正确的集体记忆”实现集体内部自我净化的手段。

所谓“集体内部的自我净化”通常是指，一个集体为了内部的团结与统一，通过自我审查、排斥异己、强化共识等方式，主动清除或纠正那些被认为与集体目标、价值观或规范不符的个体或思想，使其快速淘汰，以保持集体的“纯洁性”。

同时，对于那些符合集体标准的行为和观点，集体可能会给予奖励，而对于不符合的则可能会施加惩罚，以进一步强化内部净化的过程。特别是在一些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这样的倾向更容易形成，也更加顽固与激进。

因此，当一个人不会唱国歌、不记得建国日期、不知道“宫廷玉液酒”的下一句时，意味着他不具备多数人所拥有的“正确的集体记忆”，是污染集体纯洁性、需要被净化的杂质，尤其是在该集体面临外部威胁与压力的情况下，这种“杂质”往往会被粗暴地归类到外部势力的阵营，给予其声讨、网暴甚至举报、封号的惩罚。

对于个体而言，这样的过程通常是无意识的，很难察觉到逻辑与证据上存在的问题，哪怕察觉到，也可能会被自我审查机制所过滤，以便更好地适应集体、寻求认同和归属感，而这又反过来强化了集体的无意识，为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创造了土壤与环境。

这也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在抓间谍的时候总是喜欢以国歌、建国日等事物为判断标准，明明国旗内涵、建国历史以及抗战历史等也同样意义非凡，甚至相比于记住一个日期，了解整个历史进程更具有爱国教育意义，也更能激发民族情感。

根本原因在于，前者文本量小、学习成本低，哪怕是群氓也能轻易掌握，属于真正的“多数人的集体记忆”，具有非常广泛的适用性，能团结起更多的人。而后者则需要一定的学习兴趣与学习门槛，注定无法成为排斥异己的趁手工具，毕竟自己都没有掌握，怎么能以此去要求别人呢？

所以说，不会唱国歌、不记得建国日并不是什么值得上纲上线的事，最多只能算作公民责任与义务的范畴，再严厉的批评也不过是缺乏常识与国家认同，无法与间谍划上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