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下调了中国经济增长预测，从5%调至4.8%。这次下调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担忧消费复苏不及预期”。

其实，从国庆前一周至今，官方出台了相当多的政策惠及房地产、股市、企业，也包括居民消费。“刺激消费”一度成为媒体报道提及频率最高的词汇。

中国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这是老生常谈了。光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也几乎成了各方共识。然而，尽管专家大力呼吁，政府也出台了不少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消费还是不够强劲。原因何在？

从根本上说，消费是人的自然需要，也是收入的自然结果，消费低迷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收入问题。那么，消费是可以被“刺激”的吗？或者说，要想促进消费，除了“刺激”，是否还有其他途径？

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低，影响消费能力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消费者的当期收入可以分为永久性收入和临时性收入两部分，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是由当期收入决定的，而是由可以预计到的长期收入决定的。因此，当政府试图用短期的政策来影响消费时，往往不能奏效，因为人们增加的收入是临时性的，不会立即增加消费，更可能转化为储蓄。

例如，当政府试图用税收政策影响消费时，如果减税或增税是临时性的，消费就不会有大变化，只有永久性税收变动，政策才会有明显的效果。

简单说，一个人的消费取决于他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消费能力是指一个人最多能消费多少，大体上相当于他的可支配收入。消费意愿指一个人愿意将多少收入用于消费，主要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非常关键的是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人们对未来的收入的预期越乐观，消费意愿就越强，甚至愿意借钱消费；反之就会将更多的收入存起来。

让我们再回到居民的消费能力。居民的消费能力，依赖于国民收入在部门间的分配状况。也就是说，个体层面上的消费能力，在宏观层面上是由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决定的。

根据殷剑峰等人的研究，从2001到2020的二十年间，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平均61%，美国为76%；同一时期，中国居民消费倾向是63%，而美国是92%。那么，要提高中国的居民消费率，有三个途径：

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二是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三是同时提高两者。

自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以后，在居民消费倾向趋于上升的同时（直到新冠疫情期间被打断），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基本没有变化，2019年的数据甚至低于2012年。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不低，即便是人均GDP，也距高收入国家水平仅一步之遥，那为什么会出现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严重偏低的情况呢？

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投资为主导的，其中又是以建设投资为主导。统计显示，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建筑投资与设备投资之间的比值，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5上升到了2017年的3.9。

这种投资结构也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土地谋发展”的结果这个事实，相应的，作为土地出让者的政府，财政收入也不断提高。在土地越卖越少或房地产市场冷却下来之后，不少地方政府仍可以通过举债获得建设投资所需的资金，即便出现暴雷等问题，也往往通过超发货币解决，实际上再度把国民收入从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转移到了政府部门。

国民收入集中到政府手中后，投资决策由政府做出，会改变经济运行的信息基础，即从分散的、私人投资，转变为集中的公共投资，这也是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向往政府、事业单位和国企等体制内工作的一个原因。

但这种集中投资，往往效率不高，且可能挤压了企业家得以涌现和成长的空间。

与其刺激消费，不如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大体相当于劳动报酬；财产性收入包括利息、红利、租金等。财产性收入和劳动报酬一起构成了初次分配的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则是指政府通过再分配途径给予居民的收入。

殷剑峰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居民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不算太低，因此要提高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需要增加的是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

众所周知，中国居民的财产结构并不是非常合理的，一方面实物资产占比过高，另一方面金融资产中存款类资产占比过高。现在，很多人仍然将更多的资金从权益类资产转为存款，如将理财、股票投资转为存款。

许多人观察到，60后、70后和80后，相比95后、00后，对未来还要更乐观一些。有些95后、00后，显得很“佛系”，不如他们父辈的70后、80后那么有叛逆性、独立性和奋斗精神。这其实与这几代人对财产的直接感受不同有关。

许多出身普通家庭甚至贫穷家庭的70后、80后，虽然面对迅速变化的世界也有迷茫和焦虑，但仍有激情，相信通过自己努力和奋斗，可以拥有一定的财产，包括在大城市置业买车之类。他们知道自己的财产的难得和可贵，知道财产权利的价值和重要性，因此也更愿意投资，对获得财产性收入很有信心。

相比之下，有些95后、00后，对财产权利没有这种直接感受，似乎很早就打算接受整个世界了。他们一方面更向往有稳定的工资收入的“铁饭碗”，另一方面刚开始上班就考虑退休后的生活，于是很早就开始存钱。

有人呼吁，要刺激消费，就要让居民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上文已阐明，影响消费的主要是长期可预期的永久性收入，因此最重要的是让居民获得更高、更稳定的财产性收入。

（以上内容部分引用了殷剑峰先生的文章“为什么中国人不消费？”）

当女性变得好笑时

人们喜欢会说俏皮话的人，因为有趣。但只会说俏皮话还不够，还得有思想，这叫有料。有趣又有料的talk，你一定以为我说的是脱口秀。不不，我说的是法学院的刑法课。

怎么才能把“高深”的思想或“不招人待见”的观点变得有趣？这听上去很难，但刑法圈擅长这件事的人很多。比如罗翔老师，他那些关于张三的段子，让人笑到过瘾，还顺便普法。据业内人士说，“这是脱口秀应该有的样子”。

刑法学的另一位老师车浩，写的段子也很好。在他的新书《正义的决疑》里，有如下表述——“我们连打嘴仗和打飞机的禁止尺度都没整明白，还去讨论打真枪的禁止尺度，有点浪漫主义了。”令人笑到拍桌子。但这个段子有知识壁垒，一旦需要解释，就没法第一时间发笑了。

以上两个例子都是男老师，这可能来自人们的刻板印象——不管讲什么内容，女老师想讲得笑声四起，太难了。一位女性朋友曾经在民间教育机构管过一阵儿教学，想跟新东方学习，打造名师。于是要求老师们备课时在教案里面加笑点，十分钟一个大笑点，五分钟一个小笑点。女老师们的反对声浪最大，宁肯不要满意度，也坚决不肯讲笑话。她们都怼她说：“要不从你做起吧？”

于是，她就在各种课堂实践了一把，收获了稀稀落落的笑声，分外悲壮。

那时候，流行的T恤上写着一句话“where is my fucking skinny?”女老师的真实心声是：“where is my fucking funny？”别人很同情地总结：“女的，就是没那么好笑吧？” “也可能是太美了，所以才不好笑”。 “观点那么正确，所以不需要好笑”。

以上这些借口，很难不让人频频点头。但在这季脱口秀，这些借口通通不存在了。小鹿、唐香玉、山河、菜菜、鸭绒、Echo、步惊云、漆漆……她们轮番登场，我们发现：女生们原来可以那么好笑，比男生更好笑；甚至，又美又好笑、既正确又好笑。竟然可以这样吗？

长久以来，幽默仿佛就是男性的专属。如果女性是幽默诙谐的，那她一定悖离了公众对于女性美丽、端庄、持重的基本期待，同时也侵入了男性的传统领域？若有女性愿意走幽默这条赛道，那就意味着她得放弃淑女和美女的标签，比如此前的大笑姑婆吴君如，再比如后来的贾玲。

所以，当贾玲变瘦变美之后，公众会想当然地觉得她不再好笑。这是女性要为幽默付上的代价。虽然很难说这就是父权制的产物，但它至少代表了某种性别规训，就如我们期待男性要阳刚，女性要温柔一样的性别规训。

但令人欣喜的是，伴随越来越多的女脱口秀演员走上舞台，这种刻板印象和性别规训也被渐渐打破。公众同样开始接受，女性一样可以非常好笑，而女性的诙谐幽默不会再被轻易地归入轻浮轻佻，甚至也无需再和扮丑捆绑销售。

在被这些女演员们一次次逗笑的过程中，我们甚至开始发现原来好笑的女生竟如此生动和美丽，比如胖胖的漆漆娇羞地讲自己如何恋爱脑，憨直的菜菜讲2米9的卫生巾可能要大过自家的客厅，还有堪称女性互联网嘴替的唐香玉直接开怼宝宝碗，大声宣告女性不仅要争取上桌吃饭的自由，还要争取上桌吃饱的自由。

所以，作为曾经羞于在课堂上讲笑话的法学女老师，我甚至憧憬，或许未来也可以再试试，如何将那些看似深奥的法学原理用更好笑的方式讲出来。只要我们不再自我设限，未来不管在培训圈还是法学院，是不是一定也会出现一群很好笑的女老师？

如果说幽默、自嘲、调侃都是对羞耻感的超越，是对外在处境的另一种对抗，那女性是不是同样可以拥有这种禀赋和权力？这就是女脱口秀演员们带给我们的胜利，是她们用一场场颠覆性的表演带给我们的胜利。

脱口秀里的女性表达

当越来越多的女性脱口秀演员站上舞台，自然就会有更多的女性表达。也是在这季的脱口秀中，我们看到了有更多女演员讲熟悉的催婚、催育，而女性议题的广度也从职场、婚姻、家庭拓展到外貌焦虑、月经羞耻、生育问题，甚至是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给女性造成的持久伤害。

这些优秀的女演员们以轻松诙谐的方式，揭示出男女不平权给女性带来的尴尬、困扰甚至痛苦。大笑之余，我们同样为这些女演员输出的女性力量所吸引。如果说幽默已经代表了一种反抗，这些打动人心的女性表达中，同样包含了异常强大的女性力量。

印象深刻的一期，是菜菜讲女性的月经羞耻。她讲外卖小哥怕暴露，最终还是将代买的卫生巾放在了牛奶箱子里，而将牛奶放在了透明塑料袋里。这个爆梗和她的“我是来赚经费的”一样，将深埋在每个女性心里的月经羞耻彻底摊开在阳光下。在感受羞耻背后的荒缪时，内心那个曾经因裤子渗了经血而被男生讥笑，那个每次从书包里取卫生巾时总会左顾右盼，生怕被别人看到的小女孩，好像被彻底治愈了。

可当越来越多的女脱口秀演员诉说女性议题时，争议也越来越多地冒了出来。比如唐香玉第一期讲催婚异常火爆，第二期还将这个主题进行到底时，竟然连女性点评嘉宾也在提醒她，“更希望看到的是你怎么走出困境的？”“你又回到熟悉的话题里去了，如果你有更大的视野用这套方式去讲，也会很好。”

但这些要求背后其实忘了，脱口秀本身就是要从自己真实的体验出发，揭开自己最狼狈、不堪甚至自卑的一面，嘲讽自己娱乐他人，也在这种娱乐中袒露真相，并与自己和解，也向世界宣战。所以，要求女脱口秀演员不要只讲女性议题，就跟要求黑灯不要只讲盲人的人生体验，要有更广阔的视角一样荒谬无礼。黑灯在总决赛时说，我一直在说盲人的生活，可我感觉说的还不够，你们感受的同样不够，所以我还要说，即使在总决赛也还要说；而杨笠在串场时也说，我们女演员就会说这个，我们也就愿意讲这个，如果你觉得冒犯，那就看点别的吧。

有人说，总是围绕着女性困境吐槽，近似于祥林嫂的“我真傻，真的”，开始会让人同情、产生共鸣，反反复复就会让人避之而不及。但这种担心，不正是一份恐弱的心态吗？不想听到这些困境被反复言说，不愿被称为弱者。而恐弱又是因为，自己身上有软弱的部分，有羞耻的部分，所以才格外激烈地排斥，对相关表述表现出了强烈的厌恶。

二战之后，犹太人几乎不讨论纳粹大屠杀，因为这令整个民族感到羞耻。但明明遭受了那么大的罪恶，为什么还不能说呢？我们现在明白，一个人、一个民族都得非常自信，才能把过去的伤疤暴露出来。后来，犹太人终于正视大屠杀了，这是历史正确的方向。而女性的处境，我们身在其中，反复感受，为什么不能说呢？那些尴尬的、可耻的、不公的、无处不在的困境，也必将通过言说和暴露，最终得以治愈。

女性议题对女演员到底是不是种局限？未来的脱口秀女演员们，是不是要想方设法地超越女性身份，去讲一般意义上的人，而不是只讲女性或与女性有关的事情？这就见仁见智了。

如果说高级的脱口秀是将个人经验引向社会议题，女性议题自然就是最重要的社会议题之一。至少在男女平权还未实现时，我们还需要有人站在台上，大声讲出女性的诉求和希望。

所以，在现阶段就要求女脱口秀演员不去演说日常女性的真实遭遇，又何尝不是隐藏在父权制下的厌女文化对如此严肃议题的轻蔑和鄙视？

被冒犯的男性和被抵制的女性

但脱口秀毕竟是冒犯的艺术，而当女脱口秀演员讲女性议题时，男性往往就会感觉被冒犯。比如杨笠最为大众所熟知的梗，就是她吐槽男性，“他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普通，但是却可以那么自信。”自此，“普信男”成了拥有性别优越感的男性的指代。很多男性却觉得被严重冒犯，而杨笠也因此被没完没了地一再抵制。

当然，很多男性对“普信男”的提法如此反感，有很大原因是话语本身的溢出效果。“普信男”的梗在剧场可以引起观众哄堂大笑，没有人会觉得被冒犯，走出剧场却引发如此多男性的“不耐受”，很难说不是脱离了文本和情境之后的断章取义和过度演绎。

很多人解释杨笠被抵制，是因为她挑起了性别对立；但动辄就将女性表达归类于性别对立和性别撕裂，从根本上也还是将男性放在那个不可被轻视、不可被调侃的有权者的高位，本质上也仍旧是为了维护既有的社会格局，而不愿意触发任何改变。

如果男性只是在听了“普信男”的梗就觉得被严重冒犯，如果一个社会还要以男女平权作为目标追求，那么广大男性是不是需要提高一下被冒犯的阀值，而不需要动不动就感到被冒犯、被伤害？

其实正如上野千鹤子所说，父权制将男性永远放在那个有权威、有话语权的高位，又何尝不是对男性的过度要求乃至隐形伤害？所以，恐弱与其说是很多开始主张自身权利的女性的反应，同样是那些抵制杨笠的男性的真实心理。据说，最反感“普信男”说法的群体，恰恰就是那些在婚恋市场上因为收入、学历、外貌而被女性嘲讽和挑剔的男性。

所以，男女不平权伤害的绝不只是女性，同样有那些从小就被寄予了必须当个成功者的男性。他们向杨笠发起反扑，却没意识到自己也是个受害者。

不过换一个角度，把男性的抵制看做公民意见表达的觉醒也未尝不可。有不少男性开始介入这一话题，为“普信男”或者类似的标签激动，甚至组团采取了行动。即便这个行动是抵制，也让人眼前一亮。这种主动性，哪怕是无意识的，在中国也很少出现。除了粉丝圈，人们很难为了喜欢谁、讨厌谁、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而进行站队，甚至采取行动。

上一次这样的尝试，还是2015年的超女比赛。那一年的夏天，从3岁到80岁的人，几乎都成了这场赛事的参与者。当你手中的票可以决定点什么的时候，某种主动性就在萌芽。尽管它未来还要学习如何对话、如何协商，但这个开始，也许就改写了顺从和沉默的故事线。如果我们的脱口秀女演员，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调侃自己的“被抵制”，这个世界是不是会变得更好呢？

小鹿在半决赛的段子里讲出“我想夺冠”，之前这个想法她一直都不敢说出口，这也许是她本季的最大胜利。因为让一个女生大声讲出她的雄心，几乎和要求女性既美丽又好笑一样困难。但这一季的脱口秀，有那么多女演员站在舞台，我们亲见女性的力量、女性的血肉在疯长，这何尝不是女性的胜利？

再回到开头，对于所有喜欢听别人说俏皮话的女生，也许也可以试着出口：好笑，我可以，我也想试试。毕竟，幽默与勇敢、聪慧等所有人类的美好品质一样，绝非男性所专属，我们女性同样拥有。

京东在11.11宣传中邀请脱口秀演员杨笠参与营销，随后引发网友不满，甚至引发了京东男用户的抵制。10月18日，京东官微对此道歉，并表示“后续我们没有和相关演员的合作计划”。但这又引来京东女用户的抵制。

杨笠曾在脱口秀节目中因男女对立话题引发争议，比如“普信男”“男人还有底线吗？”，此前一直都有争议，一些商业活动也曾引发争议，但烈度都没有此次大。

关于此事件的文章不少。我觉得，商业分析要准确，而社会分析要讲价值观。

京东的男性用户大概率不是杨笠的抵制者

事件发生后，社交媒体上涌现出来的解释大致是，京东用户有大量男性，故引发抵制。这个解释，似是而非。

京东用户的性别画像，与其说是宅男性质，不如说是家庭。更何况京东女性用户及其消费的总量和增量都很大。而且，市场印象一般是，京东的产品质量是有保证的，物流是最快的，但价格也是更高的。所以京东的男性用户，层次相对较高。

这个解释的误导性，不仅掩盖了真正发生的机制，同时也导向了另一个陷阱：为了男用户的切割，又引发了女权用户的抵制。

毋庸讳言，中国的女权有很大的问题，在婚恋、生育等等问题上，煽动性别，激发愤怒，但几乎忽略诸如无痛分娩、女童安全等严肃话题。反而是我这样的，看似批评女权的人来写相关的文章。

杨笠以一句“他们看起来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嘲讽“普信男”成名。普信男涉及生活、职场中的多个场景，但本质是嘲笑婚恋市场上被估价的男青年。

层次较高的年轻男性，经济收入、学历、家庭背景都会较好，未来预期也会较好。他们能获得奢侈的自由恋爱，他们和女朋友能有感情基础。女朋友也更可能因为接受教育，而具有感情、价值观方面的偏好，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性诉求。这意味着，在克服婚恋的诸多门槛时，女朋友是和自己站在一起的。

但那些缺乏学历、收入较低、家庭背景较差、预期较差的男青年，往往只能通过相亲寻找配偶。缺乏自由恋爱的感情基础，基于其自身家庭、教育等，女方也会更在乎经济条件。女性会完全站在原生家庭的立场，对男性提出更苛刻的经济要求。

所以，“普信男”、杨笠本人，引起最大反感的群体，是那些在婚恋当中面对阶层、收入、彩礼等困境的年轻男性。这样意味着，男性层次越低，他就更可能会成为抵制杨笠的人。与此同时，他就更不可能成为一个京东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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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代言人的程序，其实很复杂，有专门的供应商公司，会做测试，会找受众客户来访谈，在几个待选中的明星中选择、谈感受。京东的男性用户，本不该因为杨笠而激动。所以，很可能这些程序中，杨笠都是顺利通过的。

当然，我不知道京东有没有这些标准程序，或者降本增效，把该有的成本降了。

杨笠之前也当过其品牌的代言者，有争议但不激烈。在双11即将来到的时候，一个合理的怀疑就是：商战推动博主，挑拨公众情绪，原本一些无伤大雅的调侃被用来激化舆论。

脱口秀里每个群体都可以被冒犯，不必上纲上线

并不否认，任何群体都有抵制的权利。但仅谈权利未免浅显了。权利之上，还有对与错，值得与不值得的判断。

杨笠冒犯的是群体，这是一个正常社会所需要的，这也是脱口秀的特征。我曾看过一个美国脱口秀，一个残疾人主动上台讲了一个冒犯残疾人的脱口秀。他的理由是，我们残疾人也应该被像其他群体一样对待，受到脱口秀的冒犯。

冒犯的群体越小，冒犯程度越高。而性别，是人类的第二大概念。对性别的冒犯都不能接受，那就不能接受对任何群体的冒犯。

人类之下，就是性别，这么一个庞大的概念，解决不了具体问题。一个男青年面对他的婚恋挑战的时候，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具体的人，而不是全体女性。他所面临的那些困难与其说是性别的，不如说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

反过来，女性在家庭中所遇到的老公好吃懒做，也不能外部化到社会变为整个男性。同样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女权领袖会说，我曾经叫我的老公（父亲）在职场竞争中，主动让位给一个女性。

女性权益问题的确存在，但网上那些以女权主义驱动的对婚姻、对小孩的厌恶；母亲带着小男孩进入女厕所等等热点话题，大多数场景下都成为了女性为难女性。带着孩子的母亲，因为体力上的弱势而更容易被指责被攻击。

所以，性别对立话题，只在网上有意义，只在积聚愤怒的时候有意义。它的本质，不是性别，而是抵制与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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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政治正确，离不开仇恨。西方以公平诉求为基础的种族、性别议题，也从仇恨中汲取力量。中国女权以及因中国女权而相应产生的中国男权，他们网络舆论操作也离不开仇恨。

方式也是类似的，通过微博挂人，煽动仇恨，发动粉丝去抵制、去举报、去消声、损害对象的利益。粉丝的愤怒获得压倒别人、损害别人的权力快感，博主收获指挥千军万马的权力快感之外，还收割流量利益。

所以，哪有什么性别争议，抵制就是为了抵制，而且与仇恨强关联。为了寻求仇恨的最强力支援，仇恨会不断循环，直到价值观的终点。

实际上，抵制杨笠的群体，在气质上和司马南的粉丝是高度相似的。比如，他们更多地采取一种保守主义立场，去看待女人。很多这样的男性谈到中国女性涉外婚姻时，他们会说，这是中国的女人，这是我们的女人，不能让他们和外国人结婚。

所以，任何群体，的确，都有愤怒的权利。但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在权利之上做出是非判断，那就是：容忍冒犯，保持宽容，促进自由，这是当下更需要的。

企业退缩，只会招来更大的恶意

面对舆情企业一定不能被动地等待，一定要积极干预积极反应，但是积极干预和积极反应并不等于是退让。面对愤怒、抵制，一味地讨好躲避、消除、退让，是不现实的。实际上，示弱、害怕，本身就是引发仇恨与抵制的原因。

当他们发现自己的仇恨、抵制，可以发挥作用压倒对方，伤害对方，这种仇恨就会更强烈。所以，短期主义的退让，会引来更大的恶意，会让自己陷入更大的麻烦。

所以，京东的退让立刻招来了另一波女性的抵制。因为不管女权也好，男权也好，都是这么操作的。这反映了中国舆论场上的残酷性。

所以，企业应该采取一些更长期主义的态度，甚至是牺牲当前的短期利益，勇敢正直，为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宽容去坚持。这需要社会的支持。

硬币的另外一面，商战是正常的，乃至舆论场中的商战也是正常的，只要不造谣、不违法。但是为了短期利益而搞坏中国的营商环境、舆论环境，搞坏民智，一波又一波的民粹煽动中，不会有长期的赢家。

所以，面对抵制杨笠，男女青年，都应该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塑造一种更健全的心态。京东的男用户，本不是这些仇恨的对象。而京东的女用户，更不应该是这种仇恨的对象。在我看来，女性对于抽象宏大的话题不感兴趣，反而能用更朴素的认知去接近现实。

总之，保持宽容，才是最重要的。接受冒犯的社会习惯，需要从最不敏感的地方开始，也就是最宏大的概念开始。人类，然后就是性别，接下来，可以是任何职业，任何观念。

弱势的男性年轻人，面对的困境是客观存在的。脱口秀，本该始于冒犯。但在愤怒与戾气中，严肃媒体退缩、畏惧，比京东更甚，反而倒是没人去承接脱口秀中呈现出来的社会现实了。

这是愤怒的年轻人们，没有意识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