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n“每个人都以为自己会死”：空难幸存者的创伤后遗症
“每个人都以为自己会死”：空难幸存者的创伤后遗症
CARLY LEWIS
今年1月，珊迪·布鲁尔搭乘阿拉斯加航空的班机，从俄勒冈州波特兰飞往加利福尼亚州安大略去给祖母庆生。她坐在第11排，一边是父亲，一边是一位陌生人。起飞后不久，布鲁尔和其他乘客听到了一声巨响。她没有看到，在她身后15排的地方，一扇舱门脱落，乘客们暴露在近5000米的高空中。
氧气面罩滑落，乘客们开始祈祷。她以为要坠毁了。当飞机在俄勒冈州进行紧急降落时，布鲁尔一边搂着父亲，一边搂着那个陌生人，希望能录一段视频，跟母亲道别。
现年30岁的布鲁尔说，将近11个月过去了，空中不到20分钟的恐慌所造成的精神痛苦本身就是一种伤害：“人们会说，‘这架飞机上没有人因此死亡’——但我们本来可能会死的。”布鲁尔去看心理医生，做呼吸练习，但偶尔还是会做噩梦，梦见自己坐在没有门或框架的直升机上，紧紧抓住座位，不让自己飞出去。她还害怕巨大的噪音。国庆日那天的烟花的声音让她感到“极度恐慌”，不得不躲在室内。
“乌云一直笼罩着我，提醒我随时可能死去，”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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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讨论飞行恐惧时，他们经常会被提醒，飞机是相当安全的交通工具。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在2022年对商业航空安全所做的分析，“在过去20年里，美国的航空事故显著且持续减少。”该分析发现，飞行安全“提高了逾40倍”。
但对于一个无法在脑海中停止回放令人不安的事件的人来说，统计数据几乎没有意义，尤其是当令人震惊的突发事件不断出现在新闻中时。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的临床心理学家、兼职临床助理教授丽贝卡·B·斯科尔尼克说，“很多人在这些事件发生后都会产生严重的焦虑。这不仅仅是所发生的事情本身，还有影响到他们思考世界的方式，尤其是对飞行的看法。”
布鲁尔和那架阿拉斯加航空航班上的其他30多名乘客正在起诉航司和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理由是“严重的压力、焦虑、创伤、身体疼痛、闪回和对飞行的恐惧，以及客观的身体表现，如失眠、创伤后应激障碍、听力损害和其他伤害”。根据诉讼，其中一名原告跟布鲁尔一样也认为飞机正在坠毁，在飞机上给母亲写了一张便条：“我们戴着氧气面罩。我爱你。“
“我活了下来，但我的生活受到了影响。”
在过去的一年里，航空业因多起飞行安全问题而受到关注，例如飞机偏离跑道、液压泄漏和轮胎脱落——所有这些事件都发生在飞机有载客的情况下。今年5月，一架新加坡航空的航班遭遇严重气流颠簸，导致一名乘客遇难，83人受伤，不得不紧急着陆。今年7月，一架从西班牙飞往乌拉圭的航班也因严重颠簸致40名乘客需要留院。
（需要住院的极端气流颠簸相对罕见；根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数据，2023年报告了20起严重颠簸伤害事件。但气候变化研究表明，由于大气中二氧化碳水平的增加，颠簸情况将会变得更加严重。发表在《地球物理研究快报》杂志一项2023年的研究发现，1979年至2020年，严重或更高级别的晴空湍流增加了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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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一架从休斯顿飞往佛罗里达州迈尔斯堡的飞机发生引擎故障，在墨西哥湾上空起火。飞机后来安全着陆，但28岁的乘客多里安·塞尔达说，这种经历让他难以忘怀。当时他坐在靠窗座位，距离近到可以感觉到大火的热量。在飞机上，他紧张地等待着最终并未发生的爆炸，他为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录制了一段视频，告诉他们，自己爱他们。
塞尔达说，现在，在考虑旅行的时候，“总是会想到这件事，”尤其是因为他有一个年轻的家庭要养活。他说自己变得更加多虑，担心这种情况会再次发生。“我坐过五架飞机，其中一架着火了，”他说。“我的几率是20%。我不会拿我的性命去赌20%的可能性。我活下来了，但我的生活受到了影响。”
临床心理学家马丁·塞夫表示，许多与飞机相关的恐惧者患有预期性焦虑，这意味着他们害怕可能发生（或再次发生）的事情，即便逻辑表明并不会发生。“感到焦虑和感到自己真的处于危险之中没有区别，”他说。“在焦虑的神经机制下，存在着杏仁核被激活的快速反应，然后是让焦虑持续的想法或叙述。当你处于这种意识改变的状态时，这些想法就很有可能发生。”
斯科尔尼克还说，回避坐飞机“让恐惧得以维持，因为这会让大脑知道坐飞机是危险的”。对于一些人来说，哪怕是收拾行李或者在网上浏览票价，都会诱发焦虑。
研究表明，创伤性飞行经历会影响心理健康，特别是对空难幸存者来说。201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空难幸存参与者当中，47%的人在九个月后有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风险，35%的人在九个月后有患上抑郁症的风险。201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78%的空难幸存参与者在空难后表现出情绪或情感症状，如过度警觉和睡眠困难。
但是，在飞行中遇到紧急情况但实际上并未坠机的乘客所受到的伤害还没有得到同等的研究或认识。塞尔达乘坐的飞机引擎起火后，航空公司向他提供了一张15美元的餐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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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航空管理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都没有关于紧急情况后乘客心理健康的处理原则或建议。联邦航空局的公共事务专家米娜·卡吉说，该机构的“首要任务是提高国家航空系统的安全性”。她还说，“我们在履行对美国公众的责任方面一直是积极主动、始终如一和审慎的。”
“我们和乘客有着同样的感受。”
艾琳·罗德里格斯从事空乘工作38年，是运输工人工会556分会的突发事件压力管理主席，该分会代表着西南航空公司数以千计的空乘人员。如果航班上发生紧急情况，罗德里格斯会在几小时内与空乘人员联系，以确定如何提供帮助。“我们经历过可怕的事件，”她说。“要度过难关，可能需要休息时间和大量的支持。”
罗德里格斯刚入行时在美国航空公司工作。一次颠簸的飞行导致她头部和背部受伤，脚部骨折。身体康复后，她回到该航空公司的一个地区品牌工作。第一次事故发生不到一年之后，她作为一架小型螺旋桨飞机上唯一的空乘人员，遭遇了一次紧急迫降。她请了六个月的假去接受治疗，应对由此形成的飞行恐惧。她最终回到了工作岗位，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渡期。“我非常焦虑，”她说。“任何轻微的震动、声音或任何不熟悉的东西都会让我感到恐惧。”
罗德里格斯指出，今天空乘工会提供的那种紧急事件支持可能会对当时的她有所帮助。“我们和乘客有着同样的感受，”她说。
空乘人员工会协会员工援助项目主任希瑟·希利说，公众可能错误地认为空乘人员不会受到飞行带来的情感创伤。随着时间推移，重复发生的事件会加重可怕经历的影响，任何人都是这样。“与其说每件事都在加固你的盔甲，不如说它们都在给你的盔甲增添裂缝，”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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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利说，医护人员和警察等急救人员经常会被提供在其他环境中工作的机会，让他们在创伤事件发生后重新得到复原能力，但空乘人员没有同样的恢复期规定。“要么回到飞机上，要么不回。”
“我希望能说我有了很大进展，但事实并非如此。”
对一些人来说，这种创伤会持续多年，无论是在飞机上还是在飞机下。2016年，在从波士顿飞往芝加哥的航班上，艾玛·拉扎罗夫乘坐的飞机突然暗了下来。飞行员通过对讲机紧急通知空乘人员就座，飞机开始摇晃，发出巨大的响声。飞机感觉像在俯冲。“我们被甩到座位上，”拉扎罗夫说。“机舱里到处都是行李。每个人都以为自己会死。”经过大约五分钟的混乱，飞机似乎在上升，窗外黑色的天空渐渐露出了夕阳。飞机安全着陆了。
今年32岁的拉扎罗夫不知道事故的原因——飞行员没有告诉乘客，航空公司也没有告诉她——但这件事已经造成了严重而持久的影响。飞行后不久，她开始出现惊恐发作、闪回、噩梦和恶心的症状，这些症状一直持续到今天。今年，她终于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阿普唑仑有助于她的继续飞行。“总的来说，我比以前易怒得多，”拉扎罗夫说。“我有一种非常夸张的惊吓反应——如果有人放下一只杯子，我会吓得尖叫。”
今年35岁的雅各布·莫顿说，2016年从圣路易斯飞往洛杉矶的航班“在我的脑海里烙下了印记”。飞机起飞几分钟后，他听到了类似爆炸声的声音。凭借航空航天工程的背景和之前的飞机设计工作，他正确地猜出飞机撞上了一只鸟，他知道这种情况并不严重，飞行员都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但当引擎停止运转，他闻到了烟味，飞行员指示空乘人员做好准备时，每个人都惊慌失措——他也一样。“从那以后，每次起飞我都紧紧抓住座位，紧张得发抖，”他说。他会一直关注速度和高度，这得益于他对飞行力学的了解，但他能做的也只有这些。“我只是咬紧牙关熬过去，”他说。
今年61岁的玛娜·加特林从小就开始坐飞机。她的祖父是一名飞行员，在一次飞机失事中幸存。她说，20多岁的时候，她经历了两次事故，一次是剧烈的湍流，另一次是飞机液压系统出现问题，导致飞行员指示乘客采取坠机姿势。她说，那一次，飞机着陆“又猛又快”，但是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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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进一步加深了她的恐惧。“这给我带来了全新的焦虑心理障碍，”她说。“我不再坐飞机了。”2008年，为了不让儿子继承她的创伤，加特林参加了心理治疗，以便能带全家去旧金山。她十分恐惧，但还是挺过来了。
加特林多年来尝试了很多治疗方法，包括催眠和一个针对害怕飞行者的项目，她没能完成该项目，因为需要登上短途航班。她甚至咨询了一位灵媒，后者告诉她，她在前世经历过一次飞机失事。
“我希望能说我有了很大进展，但事实并非如此，”她说。
她现在偶尔也坐飞机，虽然还是放松不下来，这要归功于她有了自己的一套方式：在来到机场之前吃一片安定，在飞机上做呼吸练习。她尽可能预定最早的航班，因为早上的颠簸少一些。到达目的地的第一天，她会在酒店里减压。
“我的情绪被掏空了，”她说。“这种心病就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