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恩来潜入武汉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在1967年7月，毛泽东来到武汉处理当地的武斗问题，结果武汉军区独立师发动了兵变，毛泽东在7月20日这天被武汉军区支持的当地保派组织“百万雄师”和军人包围，被困在了他位于东湖宾馆的行宫，毛泽东的跟班则是直接被军人们抓了起来，遭到了毒打。这件事情，史称“七二〇事件”，可以说是毛泽东在文革当中遭遇到的最大危机。那么，毛泽东要怎样脱离这样的困局呢？今天的这一讲，我们就要来谈一谈这个问题了。

1967年7月20日白天，百万雄师在武汉市内举行了大规模的军民游行。他们不但冲入湖北大学攻击造反派，打死了一个人，还呼喊着“打倒王力”的口号。当时社会上甚至还出现了说法，叫做“抓那个来游泳的人”——毛泽东很喜欢游泳，不但东湖宾馆里有供他使用的游泳池，他也曾在文革刚爆发时在武汉游过长江，这句所谓“抓那个来游泳的人”，实际上就是说要抓毛泽东。

当时，随同毛泽东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向北京方面发出了告急电文，得知这一消息的江青连忙哭着找到林彪，要求林彪和叶群赶快去武汉保护毛泽东。而在这个节骨眼上，承担起了救毛泽东脱险任务的人是周恩来。此前，周恩来在7月14日乘坐飞机飞抵武汉，在处理了当地的事物后于18日先行返回了北京。

得知毛泽东陷入险境之后，周恩来赶忙在7月20日这天下午飞回了武汉。然而，由于他的行踪暴露了，上百名武汉军区独立师的军人以及“百万雄师”的卡车气势汹汹、冲进了周恩来本来准备降落的王家墩机场。这些人身上携带着武器，高声呼喊着：“我们要见周总理！要向周总理告状！”

得知这一情况之后，林彪的死党、空军司令吴法宪赶紧作出反应，让周恩来的飞机降落在了距离武汉达60公里的山坡机场，而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秘密降落到王家墩机场。接下来，就是曾经做过中共特科负责人的周恩来，展现他特务潜伏职业素养的时候了。

二、毛泽东、王力脱困

1967年7月20日入夜之后，周恩来进行了化妆，穿上便服、带上墨镜，偕同少量随行人员悄悄坐上了两辆吉普车，在空军派人开路的情况下，偷偷潜入了东湖宾馆，在那里迅速安排了毛泽东的撤离。深夜时分，林彪的另一个死党、中共军队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也抵达王家墩机场，在那里迎接毛泽东。凌晨时分，毛泽东成功逃到了王家墩机场，在那里得到了邱会作的迎接，邱会作把江青致毛泽东的信件和林彪对毛泽东表示关心的话，都转达给了毛泽东。感到情况很严重的毛泽东就要求准备飞机离开武汉——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和朝鲜的金氏独裁者一样，往往不愿意乘坐飞机。但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明显是有些着急和恐慌了，不再讲究使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了。

这样，在7月21日，毛泽东乘坐飞机成功离开了武汉，前往了上海。另一方面，在周恩来的要求下，武汉军区方面释放了王力。其后，周恩来、王力都乘坐飞机回到了北京，听命于林彪的空降兵第15军则向武汉方向开进。25日，北京举行了超大规模的百万人大集会，对王力的脱险表示欢迎。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林彪等人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王力则是成了最耀眼的“政治明星”，坐着轮椅坐在了最中间的位置，连周恩来和林彪都只能站在他的两边——王力这种极为高调的亮相，是林彪安排的。按照林彪和江青对王力的说法，这样的做法不是为了王力，“而是为了主席”——也就是说，在这时候，王力被看作了毛泽东的代言人和大功臣，这无疑是他的人生巅峰。然而当时谁也想不到的是，仅仅过了一个月之后，王力的政治地位就从九天之上跌落到了九地之下，失去了对毛泽东的利用价值，被毛泽东给无情地抛弃了打倒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先暂时不讲述，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再详细解答。

7月26日，经中共中央讨论和毛泽东批准的文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正式出台。这份公告这样说道：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市发生了冲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派来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谢富治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第一副总编辑王力同志的住地的严重政治事件。谢富治副总理遭到推打、围攻，王力同志以及工作人员张根成同志和北航红旗的革命小将遭到绑架和殴打。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

这份公告中还直接点了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的名字：

“我们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尤其是陈再道对上抵制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领导，对下压制打击群众意见。长期地、顽固地坚持错误，以致发展到造成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中央军委、反中央文革的“七·二○”叛变事件。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对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将迅速作公开检讨，并坚决、彻底改正……”

除此之外，这份公告也提到，会将被武汉军区逮捕的造反派头头释放。

三、湖北政局的翻转

在这样的情况下，听命于林彪的空降兵第15军进驻了武汉，将直接发动东湖宾馆事变的武汉军区独立师作为叛军解除了武装，控制了武汉的局势。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则被押送到北京关押了起来。在这之后，当地保派“百万雄师”土崩瓦解，一朝得势的造反派在湖北展开了针对百万雄师的激烈报复，在许多单位有大量的人遭到毒打，甚至被活活打死。根据中共官方目前承认的数字，在造反派的报复当中，有600人被打死、6.4万人重伤、18.4万人轻伤。然而，根据武汉当地文革史研究者彭祖龙的观点，在这波报复中的死伤是17人被打死、400余人被打伤。文革史学者杨继绳认为，中共官方提供的数字是夸大了的，彭祖龙提供的数字则是缩小了的。总而言之，不管实际的死伤人数究竟是多少，首先是武汉军区和保派大肆屠杀造反派，接着随着政局的翻转，造反派又打死了很多保派。在这种翻烧饼的政局之下，血雨腥风笼罩了荆楚大地。

在这之后，7月26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于京西宾馆召开了针对陈再道、钟汉华的批斗会。在这次批斗会上，周恩来说道：“你陈再道对毛主席对党是叛逆行为！”参与本次批斗会的空军司令吴法宪、武汉军区副司令刘丰等人则撤掉了陈再道、钟汉华的领章和帽徽，对他们做了“喷气式”式的批斗酷刑；吴法宪甚至亲自上阵进行“武斗”，打了陈再道几个耳光。吴法宪还在批斗会上调门极高地给陈再道罗列了罪状，说道：

“（陈再道）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在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陈再道办到了。陈再道盘锯的武汉军区是个奸贼窝。”

在这次周恩来主持的批斗会后，针对陈再道、钟汉华的批斗会就连场展开了，“批斗会人数多的达几万人，少的千余人；既有军队组织的批斗会，又有学校、机关、厂矿组织的批斗会；时间短的半天，长的达一天一夜。京城的大小批斗共计53场。”（《陈再道在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前前后后》，湖北政协官方网站，2014年9月15日）一时之间，陈再道和钟汉华成了当时的所谓“人民公敌”。7月27日，武汉军区司令、政委的职位，由听命于林彪的曾思玉、刘丰两名将领担任。

看到这里，大家一定会认为，陈再道和钟汉华肯定是彻底完蛋了。然而，尽管因为这两个人曾在武汉支持保派制造了一系列血案，事后造反派进行报复时又打死了不少保派，但在毛泽东的眼里，这两个老干部的命比造保两派民众的命可是要重要得多。在毛泽东还没死的1972年，钟汉华就复出担任了广州军区副政委和装甲兵政委；同一年，陈再道也宣告复出，担任了福州军区副司令。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在被审查了几年以后，只是被降了半级，继续可以出来做大官。至于那些死去的湖北两派民众，则是永远失去了生命——这就是所谓文革“大民主”的真相！

总之，经过七二〇事件之后，武汉军区的旧有权力结构瓦解了。很大程度上，在这一情况的推动下，文革在1967年7到8月间也进入了自一月风暴以来的又一个激进高潮。在这场激进高潮中，中共的外交部遭到了严重冲击，许多军队将领和部门也遭到了猛烈的攻击，甚至周恩来本人也成为了激进造反派的攻击对象。那么，这又一波激进高潮，究竟会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呢？

现居美国加州湾区、来自广东东莞的郑永华今年34岁。在2020—2022年中国新冠疫情封控期间于南京、东莞、广州等地从事过外卖员的工作。他在近日接受了本台专访，讲述了他在封控期间作为一名“外卖小哥”，与当局的封控政策“打游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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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华在疫情期间的经历

郑永华告诉记者，在2020年1月时，他正在南京做外卖员的工作。当时，新冠疫情刚刚爆发，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由此而来的恐怖气氛：“到处都是散发出那种恐怖气息，街上都没有人，除了送外卖的。小区里面，因为南京那边部队比较多，所以说他们基本上很多都有武警把守，他们非常的严。”

在那之后，郑永华很快回到了广东，首先乘坐飞机在深圳落地，而后被朋友接回了东莞。刚回到广东时，他还没有感受到南京那种程度的恐怖气氛。他说：“后来我就在东莞跑外卖，没有那么多钱，然后感觉去广州好一点，就去了，在广州应该有两年左右。”

在广州时，郑永华继续从事着外卖员的工作，先后在棠下、小洲、棠东三座城中村租房居住过。他感觉广州的封控政策不像南京那么严，但在广州时，他还是与当局的封控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对抗。他说：“很多人都不怎么会对对付共产党，我对付共产党是有一套的。对共产党，你在面对它实力比你强一百倍的时候，不能跟它硬拼，你必须要用其它的一些渠道跟它拼。”

郑永华对封控政策的“游击战”

郑永华表示，他所居住的城中村曾遭遇过很多次封村，并说道：“反正它一封村，我连房子都不住了，我就连夜提桶跑路了。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控制不了我。其实它每块铁板中间都打了钉，你一脚就可以把它踢开一个小洞。”

就他告诉本台，在每次封村开始前，都会有一种“预警信号”：“一般都是凌晨（封村），其实很少人知道。因为我是夜不归宿的那种，我晚上去珠江新城这些地方玩。当我差不多进村的时候，人特别多，凌晨不可能有那么多，（一般）最多就一两个治安仔。突然之间一晚很多治安仔，肯定有问题。”

郑永华所说的“治安仔”，是村中雇佣的治安维持人员。每当发现这样的情况时，就是郑永华“跑路”的时候。有时候，他在逃走时甚至连行李都不要，因为值钱的东西都存放在他位于东莞老家的村里。他表示：“我的电瓶车，有时候是放在村外面，有时候是骑到里面，有时候我连电瓶车都暂时不要，放在村里面，等它封控完了我就进去骑走。”

郑永华说，在封村的情况下，普通的方法是没法出村的：“包括我认识的一些治安仔，他也没办法让你走，说‘你看，现在我们这条村有一个红码，万一你连累其他人呢？’包括跟你关系很好的，他也不让你出，这是共产党文革时代留下来的一些残骸。”

不过，郑永华也谈到，他曾见过一次治安仔“放水”的情况：“当时我最记得，有一个人在我前面，看到他红码，所有的治安仔第一个反应是‘赶紧走’，没有抓他。治安仔不抓，警察会抓。因为如果他红了的话，是不是会让这些治安仔自己变红？所以他们这么怕他。”

至于如何逃出村子，郑永华也有一套自己的方法。他说：“基本上，如果你经常跑外卖，去了很多的地方，有一些地方，连那些治安仔都不知道其实有路可以走出本村，甚至连本村的人有些地方都不知道。所以说，你想出去随时都可以出去，要用其它的办法，不能用常规的办法。”

郑永华已经不记得他多少次这样逃出城中村。他说：“因为很没办法数得清楚。它一封村我就提桶跑路，我就回东莞，然后看新闻，（看到）广州没验到有红码的，我又回广州。”

封控期间的生计：外卖员生意由好变坏 城管处境好

郑永华说，在疫情封控的几年里，外卖员的生意有一个从好到坏的变化：“这两三年，前期还可以，前面的一年半载还可以，后面就不行，因为有很多人失业了，全部都出来。白领也好，什么人也好，全部出来跑外卖，因为（跑）外卖不需要成本。”

他谈到了在生意环境变差后，外卖员的收入：“只要去街上问任何一个外卖小哥，外卖小哥都会跟你说，现在没有办法跟以前比，现在已经卷到不行了，以前可能6块钱一单，现在3块多钱，都有人去跑。”

他也谈到了他和同行们交流后得知的情况，表示：“我问过其他同行，基本上从十点开始跑到下午一两点以前，没有疫情之前这几个小时是跑到200块钱。有疫情了之后，这几个小时很多人就跑到100块钱出头。”

据郑永华的了解，在他认识的人当中，还是有人受到封控政策的影响很小：“其他人受的影响蛮大，唯一的是我的堂哥受的影响最少，反而（处境）最好。因为他是做共产党的一些工作，他是城管。所以说他反正也有工资发，封不封跟他没关系，他也可以去上班，他可以自由出入。”

郑永华谈到，在封控的时候，村内最痛苦的是外来人口：“其实本村人还好了，因为没有压力，房子是自己的，菜也买够了。外地人反而更惨，有些外地人跟我一样找各种漏洞走出去。”

他表示，他之所以和当局的封控政策进行这种对抗，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当局的这些规矩并不合法，并说道：“我认为它的制度有问题，它没有经过人民的同意，他们所谓的法律都是完全不合法的，所谓的人大代表我都不知道谁代表的我，我都不知道人大代表是什么东西、是谁选出来的。”

责编：嘉远 网编：洪伟

在新冠疫情三年封控期间，住在西安的张博、张科两兄弟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日子。他们讲述了封控带来的破产、饥饿、老人断药问题，以及当地饿死人的情况。他们的故事，请听本台记者孙诚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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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的家具厂生意：“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

张博和张科是两兄弟，今年分别49和47岁，老家在西安郊外的西屯村，在2023年离开中国，目前居住在美国加州湾区。在2020—2022年间的封控到来之前，他们在西安当地投资开设了一间家具工厂。但随着封控的到来，他们的工厂经营不下去了。

张博讲述了疫情封控对他的工厂造成的影响，说道：“它完全就不让你开门了，整个都停止了，一切都停止了，所有的商业活动全部都停止。我感觉整个就是噩梦，就像一个高速运行的列车突然一脚刹了下去，然后一切人仰马翻，所有的东西全部都一团糟。”

他们曾经经营的这间工厂，运作模式是接别人的订单，为别人代加工家具。为了这间工厂，他们仅在货物进出、员工工资方面就投资了三四十万元人民币，这还不算包括一台价格在十七到二十万元的数控机床。在疫情封控到来后，他们的工厂又勉强维持了两年，最后实在无法维持，只能关闭。张博说：“我实在坚持不下去，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

他告诉记者，因为疫情封控，与他从事同一行业的人处境也很恶劣：“他们几乎都完蛋了。后来没有完蛋的，我知道的，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家具圈，有一对上海夫妇，他们认为疫情快过去了，他们就借了一大笔钱，继续把家具厂开下去。最后又封控，破产了。”

张博后来听说，这对夫妇在破产之后，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自杀了。

饥饿的滋味：“做了很长时间的噩梦”

在疫情封控期间，张博与他的妻子、儿子住在西安市区内的居民小区中，张科则回到了老家西屯村照顾兄弟两人生病的父亲。在西安市区被封控时，张博体会到了饥饿的滋味。

张博讲述了他挨饿的经历，说道：“我们年纪大了，有风险意识，我买的东西比较多。但是吃到后期，基本上就没得吃了，因为我也没想到会封这么长时间、会封得这么频繁，我真的没有想到。”

他说，他对封控的印象，一开始是一次封两三个礼拜，但后来变成了一次封一两个月，这让他无法忍受。在2022年初，西安传出了一名29岁女子因为封控无法进城，在路边的车上被迫住了十六天，因此冻饿而死的消息。而这段时间对于张博来说，也是最难熬的一段日子。他说：“我只记得封控得最长的那段时间，到了后期把肉都吃完了，虽然家里还有东西，但是我们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继续封下去。我们基本上就是一天一个人早晚各一个馒头，（把食物）留下来，因为我们不知道封控还会持续多长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饥饿，张博的胃病变得很厉害。他回忆道：“那段时间，我的胃病很严重，每天我们都害怕。给娃（按：西安方言称孩子为‘娃’）还是定量的，但是我和我妻子基本上就是早一个馒头、晚一个馒头，有时候熬一点稀饭。”

他讲述了饥饿给他的身体造成的损伤：“那段时间由于吃得少，胃反酸，最后就是胃病。后来到了美国了，我也很长时间不能饿，一饿的话就胃疼。我弟弟也一样，最后买了胃药了，经常吃胃药。”

张博说，在那段饥饿的日子里，他在手机上看到了那名女孩在车里饿死的事：“那个事情让我做了很长时间的噩梦。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无法理解人的灵魂会黑暗、漆黑到这种程度，我难以理解。它是活活地把人饿死。”

张博说，据他所知，西安在封控期间饿死人的事不止这一例，甚至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就有人饿死：“离我们那儿不远，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那种苏联式老楼、老小区，特别老，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多余的设施，厕所都不在屋里头、在外面。那种老式楼里头如果有老人的话，子女又没法过来照顾，很多老人就会得疾病或者饥饿导致死亡。就说我知道的，那边有老人被饿死的，有好几位。”

张博表示，这不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挨饿：“我也没真的没想到，这个年代我遇见了我童年遇到的饿肚子的情况。”

农村的封控：痛苦的断药老人

与封控期间住在城市的张博相比，当时住在农村老家的张科又有另一番经历。和城里相比，他的老家西屯村的封控相对没有那么严酷。张科说：“西屯村严格来说，大封就一回。平常如果发现一个黄码——因为红码在农村很少见——发现黄码那就暂时把你封起来。然后，过一段时间，两天做一次核酸，没有红码，那一个礼拜就解封了。”

张科说，西屯村仍有一次因为发现了红码被封了一个月。当时，村中的人们也得到过一次当局的食物补给：“反正就送了一回，我们农村好一点，它是个大箱子，里面有酱油、醋、蒜、菜啥的，这些可能在农村也不值钱，尤其是菜。但是它给上面报的是送了三回，（其实）一个月就送了一回。”

当时，张科与他患有肺病和前列腺炎的父亲居住在村子里。在封控的情况下，他父亲所需的药物成了一个大问题。张科说：“因为我父亲有严重的前列腺炎，他必须要吃德国产的药，农村没有卖的，只能在西安市买，所以我好几次都是让熟人弄过来。”

张科告诉记者，在封控期间有办法穿过封锁给他带药的人，是一些他认识的有门路的体制内人士。虽然如此，他的父亲也无法完全及时地获得药物，出现过前列腺药物断药的情况：“确实有一段时间，我父亲非常难受，他憋的难受你知道吗？肚子也胀，经常是小便出血，血块，老人是受了罪。”

张科说，对于西屯村那一个月的大封控，他的感受是“不想回忆”：“真的，我是不像我哥，可能做噩梦啥的。连回忆都不想，我跟他的心态不太一样，你知道吗？我不太想回忆这件事情。”

责编：安克 网编：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