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饮鸩止渴，中国强取豪夺

2024年11月14日，习近平出访秘鲁，以视讯方式参加秘鲁钱凯港开港仪式，并在秘鲁媒体《秘鲁人报》发表题为《让中秘友好之船扬帆远航》的署名文章，表示将实现“从钱凯到上海”的“繁荣之路”。

秘鲁在2013年就与北京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最早加入“一带一路”的拉丁美洲国家之一，习近平更把秘鲁形容为“太平洋对岸的邻居”（隔着太平洋也能成为邻居，中国的野心比太平洋还大）。中国连续十年蝉联秘鲁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钱凯港则是中国在拉丁美洲发展“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这意味着习近平在美国的后院再下一城，他能不踌躇满志、顾盼自雄吗？

习近平的文章引经据典，从中国古文明和秘鲁印加文明谈起，声称中方愿同秘方一道“共同落实好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然而，有多少秘鲁人明白，习近平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是腐败共同体、独裁共同体、狼狈为奸共同体？

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盛大欢迎习近平，对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拜登表现冷淡，显示左派的秘鲁政府抛弃同为美洲国家的美国，投向远在亚洲的中国的怀抱。博鲁阿尔特在APEC论坛上提到钱凯港，形容它将“替贸易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并替该国经济“注入活力”，对中国感恩戴德、山呼万岁。

近年来，秘鲁政治动荡，6年换了6个总统，“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左派政客，个个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博鲁阿尔特原本是卡斯蒂约的副总统，2022年底，卡斯蒂约遭到罢黜并逮捕，她就捡漏当上了总统。随后，卡斯蒂约因收受3500万美元贿赂被判刑20年6个月。博鲁阿尔特声称她将打造“两袖清风”的政府，谁知她本人很快就深陷弊案——她被拍到手上戴着昂贵的劳力士手表，遭到司法部门调查。检察官和警察先后搜查其官邸和总统府，找到十支劳力士等品牌的手表和卡地亚珠宝等奢侈品，指控其涉及非法致富。此前，她解散了调查自己哥哥尼卡诺贪污案的特种警察部队，涉及滥权。

博鲁阿尔特很可能步前任后尘，锒铛入狱。习近平的来访，成了她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如果中国修建的钱凯港真能点石成金，让秘鲁低迷的经济焕发生机，那么将近三分之一深陷贫困线以下的国民的生活将大大改善。民众若能吃饱穿暖，就会对政府感激涕零，同时忘记或原谅总统的贪腐行为。秘鲁再贪腐，比起中国来，也不过是九牛一毛——中国基层官员中频频出现亮眼的“表叔”、“表哥”，而到了习近平的级别，已不需要像博鲁阿尔特那样靠戴名表来显摆了。

秘鲁官方将中国视为救星，却不知道，这是与虎谋皮。博鲁阿尔特和习近平茫然不知钱凯当地居民早已怨声载道。记者发现，钱凯市区奄奄一息，海鲜餐厅大部分空无一人。在港口正式运作之前，渔业和旅游业已经凋零。港口防波堤改变了水流，破坏了良好的冲浪条件；在俯瞰水岸的一面墙上，被喷漆写上“不要大港”。40岁的居民科昂提斯说：“这座港口像是怪兽，来这里搞乱我们的生活……很多人来这边，觉得‘哇，好壮观！’但他们没有看到现实是什么。”

习近平的“一带一路”，不是金流滚滚的“新丝绸之路”，而是掘地三尺的“新殖民之路”。秘鲁不是第一个受害的国家，钱凯也不是第一个“中国租界”。

一带一路，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钱凯和秘鲁明明有多个前车之鉴，可惜博鲁阿尔特等政客故意“选择性失明”，然后马不停蹄地奔向万丈深渊，最终必将车毁人亡。

被人民起义推翻的斯里兰卡女总统拉贾帕克萨，在位时将中国的“一带一路”视为拯救凋敝经济的灵丹妙药。斯里兰卡有一座中国人兴建的汉班托塔港，这座港口成为拉贾帕克萨狂妄自大的象征，导致该国陷入混乱，并引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为其仓皇逃亡埋下了伏笔。为了偿还部分债务，斯里兰卡不得不向一家中国国有公司授予为期99年的港口商业活动特许权——正好跟当年英国租借香港的时间一样。包括该港口在内的若干中国兴建的大型项目，被人们描述为大而无当的“白象”——这个词取自泰国的一个传说，指的是所有这些不成比例的投资，这些投资导致了国家的毁灭。

汉班托塔港并没有为斯里兰卡带来工作机会和经济成长，反而严重破坏了当地环境，加剧了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当地环保人士罗山指出：“港口所在的地区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今天，什么也没有剩下了。村民们因为放弃了港口周围地区的家园而得到了可怜的补偿，中国人将在那里建造新建筑。当地面被清理干净时，我有一次看到港口周围有500头大象群。500头，你能想象吗？……在当地政客的支持下，港口和众多村庄的建设侵蚀了它们的自然栖息地。”

对中国最忠顺的“兄弟之国”巴基斯坦，也曾将“一带一路”视为脱贫之路。其中，瓜达尔港被认为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枢纽和旗舰项目。十多年前，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对参加开港仪式的人群说：“今天是新时代的黎明。”然而，十多年之后，这个港口空空荡荡，周边民众陷于赤贫之中。谢里夫本人因贪腐而被捕，被判刑七年。

世上从来没有免费午餐。中国的所谓“援助”，已被很多国家视为“流氓式援助”。巴基斯坦学者哈立德指出：“中国在所有项目中都占了大头。以瓜达尔港为例，相当有限的收入中有90%归中国营运公司所有。巴基斯坦政府获得10%，而俾路支地区政府则分文未得。”德国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前分析师、长期报导“一带一路”的记者马德尔表示，中国的运作模式是：中国的银行贷款给这些国家的政府，这些政府再把贷款所得转给中国的建筑公司，然后慢慢向中国的银行还债。这意味着，这些钱基本上从未离开过中国，“而还款及利息最终由其他国家的纳税人来承担。”

近年来，中国在非洲展开前所未有的“圈地运动”，让这片黑色大陆陷入更深重的苦难。美国学者博黛蓉在《红色大布局：中国钱进非洲的真相》一书中指出：“中国现在在非洲是一支强大的力量，而且中国人也不会离开非洲。他们对非洲大陆的拥抱是战略性的、有计划的、长期的。”法国学者和记者米歇尔、巴瑞特和伍德在《黑暗大布局：中国的非洲经济版图》中更严厉地对中国的新殖民政策提出批评：为了发挥金钱与时间的力量，中国向所有工地、所有国家输出数以万计的劳工；中国在自己国家发展简易的科技，然后完美地套用到非洲的需求上；中国贩卖大量武器给陷入战乱的国家，而且往往同时卖给作战双方；中国支持被西方制裁的独裁政权，却美其名曰“尊重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和“互不干涉内政”。他们警告非洲各国，不要再相信中国的那些“友谊万岁”的鬼话了。

南非前总统姆贝基的弟弟、政治评论家莫莱齐·姆贝基指出：“非洲向中国卖出原料，而中国向非洲出售成品，这是一种危险的方程式，只是在复制过去非洲与强势殖民国的关系。”2006年，姆贝基在一场对南非大学生的演讲中，引用了弟弟的这段话，并警告说：“非洲不应该让自己封闭在与中国的‘不平等关系’里，就像以前外来的殖民强权一样。”

笃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习近平，拒绝承认自己是新殖民者。然而，事实的真相是：帝国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而且更是中国式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立场）

与中共合作的科学家，跟与纳粹合作的科学家有什么不同呢？

2034年11月23日，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造访香港科技大学，获颁工程学荣誉博士学位。

如果在纳粹时代，一个美国公民、美国科学家或企业家，跑到纳粹控制下德国大学去接受荣誉博士学位，绝大多数有良知的美国民众会认为，这是对祖国的背叛，对美国价值的背叛，在道德上具有严重缺陷。

英国学者菲利普·鲍尔写过一本名为《为第三帝国服务：希特勒与科学家的拉锯战》的书，讨论了普朗克、海森堡和德拜三位顶尖物理学家与纳粹合作的历史：普朗克顺从希特勒对科学界犹太学者的清洗，施加压力迫使爱因斯坦辞去普鲁士科学院的职位；海森堡建议被占领的丹麦的前同事，必须为了德国的胜利而团结一致；德拜一直担任德国物理学会的管理职位，并签下那份有“希特勒万岁”字眼的效忠信，却又声称自己是“科学家中的科学家”、真正的“非政治化”。

在专业研究上，这三位科学家都是佼佼者，但在黑暗时代的道德征战中，他们都是失败者。正如学者哈柏雷尔所说：“科学家们的失败出自于他们在道德上的迟钝，以及他们没有定义、描述或甚至认知责任问题的能力。”纳粹政权成为可能，不是因为人们无力阻止，而是因为人们没能采取有效的行动——事实上，连觉察到这样做的必要性都没有——直到为时已晚。

与他们相反，作为希特勒统治下的公务员和德国抵抗运动的一员，吉尔维斯指出：“在这场德国的灾难中，我们必须从中学到的其中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平心静气地看待一个民族会陷入无所作为的困境，接受每个人都有可能堕入太过算计、机会主义或胆怯，以至于迷失自己，再也无法回头。”

吉尔维斯八十多年前的批评，对于今天富可敌国、动见观瞻的黄仁勋来说，仍然切中肯綮、一针见血。黄仁勋施施然地到访已沦为警察城市的香港，去接受一个可有可无的荣誉博士学位，很多人觉得理所当然——英伟达是美国数一数二的高科技企业，在全球包括中国都有布局，作为辉达的老板，接受这个学位，有何不可？

然而，我们必须面对一个铁的事实：中共政权的本质与纳粹政权并无二致。难道科学家可以只专注于科学技术本身，企业家难道可以只在乎帮助股东赚钱，不必有基本的是非善恶判断吗？黄仁勋是美国公民，英伟达是美国公司，如今美国与中国、自由世界与极权世界，已经开始生死搏杀，美国公民和美国公司仍然要继续过去三十年“两边通吃”的“好日子”吗？

在盛大的典礼上，黄仁勋表示，英伟达25年前来到中国，在香港、上海浦东、北京、深圳的研究中心已经有很多香港科技大学校友、长期工作伙伴参与建设英伟达的事业，并帮助建立了中国的科技生态。他说：“从一开始，我们就有幸见证了中国令人惊叹的科技产业的形成。”

黄仁勋只说出了部分真相。中国确实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某些高科技领域做出惊人成就，正如纳粹德国和苏联也做出过同样卓越成就。但是，极权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往往是局部的、昙花一现的、不可持续的。当年，苏联在跟美国和西方的晶片竞争中失败了。1990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硅谷，硅谷科技大亨以沙皇等级的盛宴款待他——多年后，他们还会以更奢华的盛宴款待习近平。戈尔巴乔夫承认：“未来的概念与技术都是在美国诞生的。”

早在1983年，负责发展军事科技的苏联元帅奥加可夫私下告诉一位美国记者：“冷战结束了，你们赢了。”原因很简单：“所有的现代军力都建立在经济创新、技术、经济实力的基础上。军事技术是以电脑为基础。在电脑方面，你们远远超越我们。在你们国家，每个小孩五岁开始就有电脑了。”同样，中国必将在苏联失败的地方迎接其一败涂地的未来。

与恶人餐叙，却假装看不见坐牢的义人

除了台面上的典礼，黄仁勋还有隐藏行程。据中国媒体《快科技》报导，他在会后前往深水埗小吃店大快朵颐。黄仁勋是一位善于作秀的科技大亨，刻意在公众面前展现其平民色彩，在世界各地商务访问时，常常到路边摊品尝在地美食。此前，黄仁勋在故乡台湾访问时，也曾晒出其去过的餐厅名单，我仔细一看，发现他的饮食品味平平。这一次，他们去的也是一家大排档。不过，这次我关注的焦点，不是他吃了什么，而是他跟什么人一起吃饭。

最先发布餐叙照片的，是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同席之人，还有多位大学校长、富豪及科技界重量级人士。陈茂波在社群平台上所说：“席上有全球创科界的领军人物、本地大学和科研界的领袖、刚从海外回流香港的教授和正在这里就学的年轻人。”

陈茂波此前多次代表被美国制裁的香港特首李家超出席国际会议，出尽风头。此人在香港政坛声名狼藉，诽谤、酒驾、贪腐，丑闻数不胜数。更严重的是，陈茂波不仅是香港的财神爷，更兼任维护香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换言之，就是香港的盖世太保或香港的克格勃（KGB）成员。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曾公开谴责说：“陈茂波司长曾是试图洗白中共在香港的镇压的关键官员之一，他助长了这座城市的声誉受损。陈茂波应当面对美国的制裁，因为他参与破坏了香港的自由。”

如果一个稍有良知的人，不可能跟陈茂波这样的人权杀手把酒言欢，而会与之割席断袍。我无法想像黄仁勋在这顿饭中吃出了什么滋味，如果他真的吃得有滋有味，我只能白眼以对：你是世界资产第一公司的创办人又如何，我照样鄙视你。

就在这顿饭的四天前，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宣判，45位民主派人士被以《香港国安法》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刑期最重者监禁10年。这是《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人数规模最大一次的判决，也是对香港争取民主运动的雷霆打击。

其中一名被判刑4年3个月的年轻民主活动人士吕智恒，其母亲在法院外高举标语“义人得生、恶人必亡”，并于现场高声质疑：“为什么好人要坐牢？”

现年34岁的“立场姐姐”何桂蓝，被判刑7年。她慷慨陈词说，苦难令“我们”这个共同体出现，但不能令“我们”成长，真正定义“我们”身分的是“我们”如何面对苦难。“如果今日局面是香港无可迴避的命运，至少在2019年，我们选择了面对，而不是将问题推给下一代。”对民主自由，何桂蓝感悟说，民主自由从来都不保证岁月静好，真正的民主是众声喧哗的吵杂，而自由就是好好选择，要想、要挑选、要承担。她坚信：“历史不是由赢者书写，而是自由有意志的人书写。城市的躯壳不会消失，旧灵魂已死，而新生命诞生就必然是痛；香港的好不在井然安定，而在过火癫狂，无孔不入的规训和压抑下竟然滋生出如此蓬勃的多元，要你规矩行事，同时又逼你不断越界；没有人可以定义‘香港是什么’，但人人都可以拓宽‘香港可以是什么’。”

或许，对于黄仁勋来说，香港有没有言论自由和基本人权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香港还能不能赚到钱。中国古语说得好：“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在商言商，无可厚非。但是，今天你固然长袖善舞、多财善贾，但在中共眼中，你终将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对象。正如当年挺身反抗纳粹的尼穆勒牧师所说，当你对所有的暴行都保持沉默，有一天暴行降临到你身上，谁会为你出声？

与恶人餐叙的黄仁勋，可曾想到狱中的义人所承受的折磨和煎熬？可曾听到这些抗争者掷地有声的宣誓？他领取的博士帽，不是荣誉，而是耻辱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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