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精神障碍的女子，在她不幸走失的过程中，只要被有意或无意地引向替男人生养的结果，就是拐带行为。在这个黑暗过程中，任何人以任何名义支付金钱，就该被定义为人口贩卖来论罪，并同时追究其中的胁迫、囚禁、强奸及虐待罪行。‍‍‍‍‍‍‍‍‍‍‍‍‍‍‍‍‍‍‍‍‍‍‍‍‍‍

汉语素来有多义性，可汉语同时具备精确描述的能力。在上述使用场景下，这名女子的遭遇可以被精确地定义和定性，除非有人从一开始就想打马虎眼，比如用“收留”一词来概括，否则绝不该出现这种狡猾的修辞，堪比汉语之耻。‍‍‍‍‍

山西晋中市榆次区卜女士13年前走失，近期被偶然发现幸存在100多公里外某个山村破院。她这些年成为生育机器，被迫生育四次，一个夭折、一个送人、两个留存于官方所谓的“收留”之家。对此，三联《失联13年后，一场被全程围观的直播寻亲》有较全面的报道。‍‍‍‍‍‍‍‍‍‍‍‍‍‍‍‍‍‍‍‍

目前卜女士回到了真正关爱她的亲人身旁，处于安全的庇护下，可这个悲惨故事依旧散发着令人作呕的细节。姑且不论曲折的情节，单说笼罩在故事上的诸多别有用意的用词、极易误导的描述，都需要真心关切此事的人打起精神甄别。‍‍‍‍‍‍‍‍‍‍‍‍

在列举卜女士走失至现身的时间线时，有一篇12月2日刊发于山西新闻网法制频道的一篇宣传稿值得注意。它的标题叫《和顺县公安局：用行动诠释责任 以服务温暖人心》，内容是该县公安局人口中心携青城派出所民警帮助一名患精神疾病女子（即卜女士）找到家人。‍‍‍‍‍‍‍‍‍‍‍‍‍‍‍‍‍‍‍‍‍‍‍‍‍‍‍‍‍‍‍‍‍‍

这是一篇标准的正面宣传稿，借卜女士找到亲人的事颂扬县镇两级公安“为人民服务”的事迹。这个稿子的目的当然是表扬公安持续付出，终于让卜女士与亲人破镜重圆。在这个宣传文本中，卜女士的悲惨遭遇被淡化，成为通讯员苏又锐上价值的素材。‍‍‍‍‍‍‍‍‍‍‍‍‍‍‍‍‍‍‍‍‍‍‍‍‍‍‍‍‍‍‍‍‍‍‍‍‍‍‍‍‍‍‍‍‍‍‍‍‍‍‍‍

翻看最新的山西新闻网，2日刊发的报道列表中已无此篇踪迹，它从“政法风采”栏目中神秘消失了。可以想象，这篇宣传稿的作者、和顺县局的审稿人以及山西新闻网的责编，此刻恐怕如坐针毡，因为他们联手促成了一次“低级红高级黑”的翻车宣传。‍‍‍‍‍‍‍‍‍‍‍‍‍‍‍

从舆情角度看，这篇宣传稿在效果上适得其反。在悲剧面前，它的宣传腔与颂扬基调令人反感，可它的“不合时宜”不在于正能量基调，而在于它提供了数条信息——这些信息本来是表扬警方的作为，可只要将其放入时间轴线，即能佐证警方的破绽。‍‍‍‍‍‍‍‍‍‍‍‍‍‍‍‍‍‍‍‍‍‍‍‍‍‍‍‍‍‍‍‍‍‍‍‍‍‍‍‍‍‍‍‍‍‍‍‍‍‍‍‍‍

该宣传稿对卜女士的遭遇，使用了“收留”一词，提供的信息如下：1当地公安早就知道卜女士作为精神病人的存在，两级公安还为两个孩子解决了户口难题。2形容卜女士无法正常交流，说不出姓名和来历。3民警采集了卜女士血样，十几年未放弃替她寻亲。‍‍‍‍‍‍‍‍‍‍‍‍‍‍‍

在山西新闻网刊登这篇宣传稿的次日，即12月3日，和顺县公安局发布第一次警情通报。值得注意的是，通报与宣传稿的口径一致，对卜女士流落辖区山村，同样用了“收留”的定性词。就此或可推测，2号的宣传稿卡在3号通报前问世，似有铺垫的考虑。‍‍‍‍‍

很多人在读到卜女士的故事后，感到不可思议的点是，她怎么会经历三年新冠疫情管控期而不被判定为异常人口？从宣传稿可知，派出所早已经将其视作张家的家庭成员，外界的疑惑在警方那里不是问题。这也可以说是宣传稿的一大“功劳”。‍‍‍‍‍‍‍‍‍‍‍‍‍‍‍‍‍‍‍‍‍‍‍‍

从三联的报道可知，寻亲志愿者朱玉堂在村里没问出卜女士的身份来历，然后将其带到县城宾馆好好安顿后，卜女士在脱离村里的环境下，顺利地提供了诸多能证明她身份的许多人名。志愿者快速获知卜女士身份信息，打了宣传稿一巴掌，反证公安工作方法不对。‍‍‍‍‍‍

根据红星新闻报道，卜女士哥哥在当年寻找妹妹时，警方采集了他及父亲的血样入库。既然宣传稿说当地也采过卜女士的血样，为什么未能从失踪人口库中对比上？这个涉及异地采样的时间、入库程序等，似乎不可贸然否定，可宣传稿中这个疑点必须得有解释。‍‍‍‍‍‍‍‍‍‍‍‍‍‍‍‍‍‍‍‍‍‍‍‍

让县局宣传稿彻底被动的，是和顺县联合调查组12月10日再通报，“已对涉嫌犯罪问题立案侦查，并对涉案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一版通报不仅剔除了“收留”说，还指向刑罪方向，这让2日的宣传稿丧失了全部的前提，稿子站不住脚了。‍‍‍‍‍‍‍‍‍‍‍‍‍‍‍‍‍‍‍‍‍‍‍‍‍‍‍‍‍‍‍‍

可以想象一下，假如没有2号的宣传稿，和顺县在处理此事时会少了许多被动。虽然首次通报也有“收留”表述，可宣传稿对县局与镇派出所行动的简介，为更强烈的舆论质疑供应了材料。宣传稿约等于用自我表扬，打破了官方的信息封锁。‍‍‍‍‍‍‍

如此一来，和顺县官方、尤其是警方对卜女士的所作所为，就会被纳入前后对比中。过去的做法难圆其说，若要定嫌犯的罪，那当年警方的做法算不算一种纵容？宣传稿提供了比对警方作为的信息点，这让问罪涉案人的同时留下了问责公职人员的线索。‍‍‍‍‍‍‍‍‍‍‍‍‍‍‍‍‍‍‍‍‍‍‍‍‍‍‍‍‍‍‍‍‍‍‍‍‍‍‍‍‍‍

这可能是少有的宣传为新闻服务的一次“误操作”，一篇宣传稿强有力地扯动舆情走向与舆论态势。当然也要辩证地看，宣传稿对官方处置确有扰动，可它却成了民间追问公权的依据。舆论僭越新闻后，宣传不仅有纪律，还有风险，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