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道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亦真亦幻，亦实亦虚。

就说民营经济，一方面政策利好加持，官媒吆喝鼓劲，似有温暖宜人之风。

另一方面，几乎每天都有不幸的资讯传来，民企老板或泣血呼号，或身陷囹圄，或离奇殒命。

由此想到名著中的经典句子，“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依民营经济现实的情境，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能否迎来春天，恐怕还很难说。

这并非悲观论。针对“远洋捕捞”，官方话语声色俱厉，可是对此恶劣行径，你见过有被公开追责查办的么？

干成几票的，怕是正论功行赏，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大秤称金呢。

比如昨日媒体报道的北京民企老板邢燕军，被跨省区抓至内蒙古，其在“指居”期间非正常死亡，八个月后警方认定“没有犯罪事实”而撤案。

你觉得此事会追究到哪一级，会有几人由此得咎、“脱皮摘帽”？

跨省的“远洋捕捞”行情看跌，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基层总有无尽的创造力——富有首创精神的“近海捕捞”业已冒头。

前调查记者刘虎爆料说，河北唐山迁安市民营企业家杨立国，被跨市捉到石家庄鹿泉区侦办治罪，涉嫌罪名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杨立国名下企业被查封的现金超10亿元。其家人认为，“错就错在为了铁矿改造，公司账上现金太多。”

多名刑法学专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上述罪名不能成立；且鹿泉区既非犯罪行为发生地或结果地，也非杨立国居住地，该区司法机关对本案不具备管辖权。

杨立国涉黑案历经两次移送起诉、两次退回补充侦查、三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

相关报道的几处描述，令人头皮发麻。

——“律师在质证庭指出42份检察机关问询笔录中，有37份来自侦查机关的讯问笔录，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一模一样。”

——“杨立国不满庭审走过场，不能保障基本诉权，悲愤下在法庭上拿麦克风狠砸自己额头，顿时血流满面。”

——杨立国在法庭上悲号，“现在我再也不相信审判长了，审判长直接把我判了吧！”

有关该案一张截图的内容，更是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如此奸邪残酷、务求人罪、恣情拷掠，倘若不是得了堪称酷吏之首的来俊臣真传，决计干不出来的。

《酷吏列传》所叙十人，以郅都为首，以杜周为尾，皆以酷烈为声，似乎没有专拿男性人犯生殖器搞事情的。

这简直不啻为一种“伟大”的发明创造。来俊臣发明了令人闻风丧胆的“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著即臣、失魂胆、实同反、反是实、死猪愁、求即死、求破家”，却忽略了胯下之机神妙旨，较之当下之酷吏，多少有些相形见绌。

只不过这种创造的唯一价值，是让人再度见识了人性中隐存的某些“禽兽不如”的恶劣本性。

动物界同类自相残杀的物种虽也存在，但即使是凶残的野兽吃人或其他动物，通常都是满足生理本能的需要。

某些人变态折磨他人，与生理本能之需无干，而是为了满足心理上的虐待欲、征服欲、发泄欲、报复欲、羞辱欲等，实现对受害者人格和尊严的极度贬损与侮辱。

这种酷刑，就是把生命转变成一种 “反生命”；而它令人厌恶的方式与杀戮有别，却比杀戮为恶更甚。

史料记载，酷吏政治鼎盛时，官员们心有余悸，“每入朝者，必与其家诀日：‘不知重相见不’？”

彼时每授一官，宫婢们便私下议论：又多了一个屈死鬼。果然不出旬月，新官往往被捕杀。

现今的酷吏，对捕获的民营企业家用尽十八般武艺之余，另辟蹊径地拿生殖器大做文章，狼牙棒专打人胯下。倘若司马迁再世，是要将此写入《新酷吏传》的。

这么搞下去，往后民营老板们每每签个协议、干个项目、开个厂子，也会下意识先摸摸裤裆，那玩意儿耐受力极限几何？

从《酷吏传》记载中可以看出，只要社会治理出现危机，酷吏数量就会随之增长。

虽然它们的“酷”，更大程度上是出于表忠心意图而作的“表演”，但如《汉书》总是会补充的那句“上以为能”，即所施酷行是得到主子认可的，想必玩恶法于股掌者甚众。

当天下官吏以暴为治，以宽政为耻，“酷吏精神”就会带动一个时代的酷虐狡诈之风，成为一种吏治行事的风尚和常态。

当财富掠夺的成本比创造财富的成本更低时，整个社会的财富逻辑势必转变，人们不再热衷于以生产经营创造财富，而是想着如何去抢劫财富。

民企之生于是时，何其不幸哉。

“远洋捕捞”也好，“近海捕捞”也罢，说白了就是为了劣质利益以猛服民。这么继续下去，司马迁在史书中所说的“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则不远矣。

“近海捕捞”的网撒出去，网住一个杨立国，此并非孤例，未被公开曝光的，不知凡几。

仅我所知悉的类似案例，就有三四个。他们陷身于水火，受困于倒悬，则较死为苦也，将奈之何？

依它们这酷苛的架势，是要把民企老板搞绝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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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铁犯了众怒，在网上招致群骂。

主要原因是，进站安检规则在昨天突然加码，安检严格程度堪比机场，且事先没有提前告知，也没有增设安检口和安检人员。

乘客口袋里的手机钱包钥匙纸巾，总之不管任何东西，都必须掏出来让安检员查验过关。

背包里装有充电宝的，统统开包检查，由安检员确认容量符合规定才准予放行。

据说当天不少安检口的液体检测仪器，因为超强度工作“都被干坏了”。

其结果，是造成全城地铁安检通道大堵塞，数以百万计的上班族叫苦不迭。

在舆论的唾沫之下，广州地铁安检新政施行了差不多10个小时。即早上“突然加码”，傍晚“突然取消”。

该市地铁安检新政，在颁布后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在尚未被充分执行的情况下即被终结，这值得反思。

用书面语言说，这属于政策失败；通俗的说法叫“政策夭折”、“政策短命”。

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无法实现预期目标、惠及目标群体，反对者大于支持者、负面效应大于积极效应，那么它是怎么出台的？

广州地铁方面会说，为了确保公共安全。其正当性和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这就形成公共政策自上而下执行的层层加码，表现为加责任、加负担、加成本。

效果却是公共政策自上而下执行的层层递减，体现为减权利、减权益、减效益。

因此公共政策在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增进公共利益的过程中，出现政策无能状态，进而被迫终止。

说起“短命政策”，这玩意儿脸皮很厚，作风很顽强，在各个层面、各个地方屡见不鲜。

这些政策“看上去很好”，却因为盲目设定目标，常常造成公共资源投入零产出甚至负产出，打乱民众生活步调，造成社会相关领域的无序和混乱，有的还留下严重后遗症。

此种政策的实施，说客气点，是出于避责需求与邀功动机；说严重点，是源于权力的傲慢和自负。

开始很高调，结局较窝囊。好在广州地铁迅速纠偏，使正常安检秩序很快得以恢复还好没说厉行安检乃市民强烈要求。

怕就怕那些死不认账的政策失败。

有的政策做法，被民众腹诽心谤，甚至传为笑谈，决策方却不肯俯一下高贵的身段，跳出政策误区纠错止损，反而靠强调政治叙事的合法性，要将失败进行到底。

某件事情明明因为政策不当失败了，甚或成为集体性的痛苦记忆，还要开会进行表彰，要树碑立传，要总结规律性的宝贵经验。

以至于某些失败的政策在时过境迁之后，他们自己都不好意思再提及，还一厢情愿地认为大家都受惠、都认可、都感恩。

万分正确，十分打脸——如此情形，令人尴尬、无奈不已。

（题图为12月9日早高峰，广州地铁安检口实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