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女硕士卜小花患精神疾病走失13年被寻回，这件事很容易让人想起丰县事件，很多话以前已经说过，并不想说，但看了我很喜欢的两个公号的评论，反而想要补充说说。

一篇是项栋梁的《丰县铁链女之后没有全面清查，所以才有“收留”女硕士的荒唐》（已经打不开了），一篇宋志标兄的《一篇消失了的宣传稿》，基本上都是在批评公安部门的不作为，把犯罪当“收留”。

如志标兄所说：“一个有精神障碍的女子，在她不幸走失的过程中，只要被有意或无意地引向替男人生养的结果，就是拐带行为。在这个黑暗过程中，任何人以任何名义支付金钱，就该被定义为人口贩卖来论罪，并同时追究其中的胁迫、囚禁、强奸及虐待罪行。”

这些我都很同意，但总觉得，仅此并不够。

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不是网络曝光，什么事都不会有。村里人不会觉得有问题，当地警方和宣传系统不觉得有问题，外来的寻亲志愿者也不觉得有问题，甚至卜小花的家人也不觉得有问题。所以，一方面是网络舆论对现实的纠偏，但反过来看，则是网络与现实的断裂。

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懂法，不懂尊重女性，价值观太low？并不是，也许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知道现实是什么？

现实就是：这个政府指望不上。

假设回到2011年7、8月的和顺县青城镇石叠村，你指望卜小花在那里能得到什么？

很多人会说，他们应该去报警，然后警方会把卜小花送到救助站，寻找一段时间后，再把她送回亲人的身边。

而实际上，这里面每个链条都是断的。

你觉得石叠村的村民会有这个认知？谁会告诉他们应该这样做？现实是，在他们的人生经验中，这些都是没人管的，从小到大，他们看见的乞讨人员政府管吗？隔壁村那个精神病人政府管吗？顶多会有长辈做示范给他们打碗饭吃，这就是好人，若有人收留，这就是大善人。在农民眼里，政府从来是令人畏惧的存在，饿死你也没人管的好不好？所以，你准备批评他们认知有问题？

好，即便他们上报了，你觉得警方和救助站就会管？如果找不到家人，你觉得当地精神病院/福利院就会养她一辈子？你觉得当地财政有这笔预算，如果没有这笔预算，上级部门和中央就有这笔拨款？

给大家看个案例，链条的每个环节是怎么断掉的。2005年，湖南29岁的张衡生（疑似精神病人）被车撞伤之后，当地茶恩寺镇扶桥村村民先后拨打电话与湘潭县110指挥中心、湘潭县交警大队、茶恩寺镇派出所、茶恩寺镇民政所取得联系，可5天内无人过问，直至张被冻死。

这里面最重要的细节不仅是5天内无人过问被冻死，而是据当地村民反馈，经常有救助站把精神病人扔到他们那里就不管了。有人亲眼目睹一群精神病人从车里被推出来，而就在衡生冻死的那个路段，当地村民就埋葬了4个男精神病人，3个被车撞死，1个活活饿死。大家可以搜索《湖南遇车祸青年苦撑五天冻死路边事件完全调查》，“衡生之死”是那一年全国皆知的热点新闻，距离卜小花走失的2011年不过6年。

如果你觉得中国进步太快，这是太久远的极端个案，我再找一个，2013年新京报的《解锁重症精神病人》系列报道：“关在笼中、锁着铁链的精神病人，偶见于新闻事件，而记者采访发现，这样的‘笼中人’其实是个庞大数字，仅河北省便有约10万人。”“重症精神病患者超过1600万，能够住院治疗的不超过10%。”“据调查统计，2011年，有的省获得基本药物免费治疗的重症精神病患者，尚不足1%。”

不需要我再找了吧。现在我想问，2011年出现在石叠村的卜小花，被饿死、落水死、被车撞死（7、8月间被冻死的可能性不大）的概率有多高？“收留”这个词令人很不适，但在更严酷的现实面前，真的有那么难以令人接受吗？

这就是网络与现实的断裂。我不是说要把现实合理化，我最不满的是，大家好像漏骂了什么。

这一轮网络舆论，被骂得最惨的是那个所谓“丈夫”张瑞军，然后是认可张瑞军“收留”卜小花的当地警方，再有就是麻木不仁的当地村民，但是，最应该骂的，难道不是那个权力最大资源最多牛逼哄哄无所不能的汲取性政府吗？

我最不能忍受的是：这似乎只是一个单纯的刑事案件，只要把张瑞军给判了，把当地警方通报批评一下，这事情就完了。

这也是城市和农村的断裂。别动不动就说什么“盲山”了，这个词比“收留”更让人作呕。一群人对另一群人遭受的不公孰若无睹，怎么还有脸去对别人进行道德批判？中国农村精神病人没人管，农村老人一个月只有一百多块养老金，怎么就不见人义愤填膺如坐针毡呢？石叠村不是“盲山”，如果是，那村外的人同样也都瞎了眼。

所以，你指望卜小花在低福利的石叠村能得到什么呢？

卜小花本身的遭遇是巨大的悲剧，这还隐含另外一层的悲剧：如果卜小花不是硕士，不是城里人，不是家庭情况还不错，事情很可能不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假设卜小花出生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那么，她走失可能家人根本就不会去找，即便找到家里人也不会接受，这并不鲜见。我忍不住会想，这种隔膜，永远只有等城里人极其偶然地到了农村，遭遇伤害之后才会看见。远的如知青文学，近的是卜小花。但是，如果我们的社会，有接近一半的人生活遭遇极其不公平的待遇，而其他人视而不见，你想的安全即可得乎？

之前我感慨“中国农民不是人”，有朋友问：有没有人算过直接给一定年龄以上的农民上社保需要多少钱？我的回答是：应该算即便目前的社保支出不变，如何调整才能保障农民享受均等的养老福利？也许这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无法实行，但凭什么就不可以呢？

我们经常听到说中国人口众多，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总之中国没钱，这不搞笑吗？中国人这么勤奋，怎么会没钱？

今日中国，所有人都应该认识的一个问题：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分配不公，而最大的不公不是资本家占有太多，而是政府占有太多，然后分给了自己。

比如：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两个“事实孤儿”能得到什么样的照顾？政府能参照上面的标准给全包了吗？

从2023年到今年4月，仅广州一城，就有近万家企业遭遇了‘远洋捕捞’。

最近，#两警察私带警用装备跨省抓人索财#话题登上微博热搜。

该话题背后是一起性质非常恶劣、有损司法公信力的案件，详情如下：

2023年5月下旬起，外省某县公安局民警杨某某、协警占某某为谋取个人非法利益，私自携带警服、手铐等警用装备驾驶车辆前往浙江、江苏等地，意图以帮忙处理案件为由向企业家索取财物。

同年6月11日，两人以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案件为由，将企业家沈某从江苏吴江家中带走，沈某趁二人不备在浙江湖州德清县境内跳车逃跑并报警。

刚开始，德清县警方认为两人可能在冒充警察，准备按“招摇撞骗罪”展开侦查，结果发现二人真的是司法人员。

最终，杨某某、占某某被判犯有滥用职权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有期徒刑七个月。

该案件是11月20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在“检察护企”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的，由此引发热议。

杨某某和占某某奔赴外地抓捕并处罚民营企业家的做法，被官方称为“异地逐利性执法”，民间说法则是“远洋捕捞”。

近年来，“远洋捕捞”事故屡有发生，对民众信心和民营经济造成了不小的伤害。4月15日，有人在《广东省情内参》上披露，近年来，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发达地市已成为异地执法的高发地，众多民营企业因此蒙受巨大损失，以广州市为例，自2023年以来，近万家企业遭遇了异地执法。

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毅智认为，异地逐利性执法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它不仅破坏了法律的公正执行，还对社会秩序、经济发展和公众信任造成了负面影响。

某种意义上讲，“远洋捕捞”已成为全社会的一个隐疾。

1 围绕“远洋捕捞”的斗争

上一次“远洋捕捞”登上热搜，还是在今年9月。

9月3日，“浙商杂志”公众号发表了一篇原创文章《知名浙企疑遭“远洋捕捞”式办案 上百亿资产或不翼而飞》，为浙江新湖集团鸣不平。

2010年6月，浙江新湖集团斥资2.045亿元从易某、马某、胡耀尹等自然人股东手上购买了华易隆鑫公司100%的股权，从而获得了新疆宜矿公司50%的股权。而后经过多次股份变更，华易隆鑫公司持有的新疆宜矿公司的股权减少至41.075%。

新疆宜矿公司是华易隆鑫公司与中部Y市国有企业的合资公司，旗下有一座面积比澳门还大、价值高达340亿元的露天煤矿。浙江新湖集团非常看重这块煤矿，打算好好经营它。

但是，一场行贿案打乱了浙江新湖集团的部署。经中部T市检察院查证，从2010年7月到2013年2月，华易隆鑫公司前股东前自然人股东胡耀尹累计向宜化集团前董事长蒋远华行贿2555.23万元。

东窗事发后，中部某法院作出判决，要求华易隆鑫公司（浙江新湖集团子公司）将所持有的煤矿股权返还给Y市国资委。

这样一来，浙江新湖集团就要面临失去这座大煤矿、损失上百亿元的风险。

有律师认为，Y市运用公权力掠夺了浙江新湖集团的财富，有违法理。

法院的判决还带来一个恶果，浙江新湖集团面向内部员工发行的理财产品出现兑付问题，金额高达46.8亿元。

与浙江新湖集团类似，武汉常相伴公司也宣称自己遭遇了“异地逐利性执法”。

去年4月，南方S区公安局以伴伴App（由武汉常相伴公司运营）涉嫌开设赌场为由，前往常相伴公司总部，将多名工作人员带走调查。

据武汉常相伴公司爆料，该公司约3亿元资金被转入S区公安局的账户，公司股东个人资金也被强行划走约2000万元。

武汉常相伴公司还称，“因账户钱款被公安违法强制划扣，公章、银行U盾被全部扣押，致使全体1600名员工工资，数十万平台主播及合作伙伴合法收益无法支付，依靠平台谋生的数十万人员陷入生计无着的境地”。

除了大企业，个体户的钱袋子也可能被异地执法机关盯上。

据《南方周末》报道，新冠疫情期间，义乌市多名商户老板都遇到了银行卡被外地公安机关冻结的烦心事。

据了解，很多义乌老板习惯用地下钱庄收付款，而地下钱庄里面可能有“脏钱”。他们可能在无意之中被卷入漩涡中，资金账户就会被外地公安冻结。

一颗老鼠屎坏一锅汤。有些案子的涉案金额可能只有几千元，但公安机关不管那么多，直接冻结卡里的所有资金。

更神奇的是，由于各地公安机关的办案流程相差较大，就会出现信息混乱。2021年3月，义乌商人陆放名下的一张银行卡同时被十几家地方公安局、派出所冻结，理由是涉外赌博。

一系列荒诞事件过后，“异地逐利性执法”成了企业家、经营者在商业竞争之外，最担忧的事之一。

9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重要会议，着重强调帮助企业度过难关，并提出要规范涉企执法和监督行为。

12天之后，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会上，国家发改委领导提出：要规范异地行政执法行为，建立健全异地行政执法协助制度，防范选择性执法、趋利性执法。

而在各类法律文件中，我们也能看到规范涉企执法的相关规定。《公安机关异地办案协作“六个严禁”》和《公安机关禁止逐利性执法“七项规定”》。

中央提供指导性文件，地方政府则需要落到实处。

2020年11月10日，为了保护本地商户的合法财产，浙江义乌成立了银行账户冻结援助中心。5个月后，义乌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又发布了《致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的一封信》，为普通商户撑腰。

今年8月，杭州市九堡派出所发布了一则名为《外地公安不得非法入企办案》的通知。

里面醒目地提及“如果外地公安没有在本地公安的陪同下，非法入企办案的，请立即：110报警+拍照取证”，此举获得全网一片好评。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第一省”，在11月20日的发布会上，浙江检察机关公布出了自己的成绩：排查查封企业资产2年以上且未解封的1.7万余条数据线索，帮助123家企业解冻账户资金7000余万元，解封房产6套，解除扣押汽车20辆。

浙江之外，广东、福建、江苏等地的态度也非常鲜明，要坚决与“异地逐利性执法”乱象做斗争。

2 “远洋捕捞”背后的经济账

从经济上来分析，结合新闻，实施“异地逐利性执法”风险不小，为何仍有地方机关趋之若鹜？这要从政府的收入构成说起。

一般来说，政府有两大收入来源：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也是我们所说的“卖地收入”。受房地产行情影响，今年前三季度，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3287亿元，同比下降24.6%。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可以分为两大类，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税收收入跟宏观经济形势高度相关，行情很难好转。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税收收入131715亿元，同比下降5.3%。

所以，地方政府必须在非税收入上多下功夫，来弥补“卖地收入”和税收收入的损失。

非税收入包含八个小项，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罚没收入、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政府性捐赠收入、政府住房基金收入和其他收入。

其中，上级监管最松、操作成本最低、资金到账最快的项目，就是罚没收入。

执法机关办案里的罚没收入是上交到地方财政，之后地方财政根据各个单位办案的贡献或当地惯例，分别以财政支出的形式返还。与其他收入相比，罚没收入更能“造富”执法人员。

罚没收入的处罚对象又分很多种，比如个人、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事业单位。

个别急功近利、胆大妄为的干部，就会命令手下执法人员严查境内各种经济活动 ，大搞“罚款创收”。

把本土民企都“割”完一遍后，他们的目光就会移向发达地区的民企，通过全国执法类信息系统查找外地民营的违法证据，然后就有了“异地逐利性执法”的戏码。

或许在违规执法者来看，“异地逐利性执法”是为单位寻找财源的无奈之举。

2 如何预防“远洋捕捞”

无论是出于无奈还是急功近利，“远洋捕捞”除了需要事后处理，也需要“事前预防”。

11月12日，接受《南方都市报》专访时，武汉大学法学博士、全国人大代表朱征夫提出了一系列专业建议。

朱征夫认为，解决逐利性执法最关键的是在法律上斩断逐利执法的利益链条，应考虑在审查起诉阶段将案件交回原地管辖，由企业所在地或企业家经常居住地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由相应的人民法院进行审理。

朱征夫进一步提出，从长远来看，可以通过修改法律或者作出立法解释，将刑法第64条规定的“刑事案件的罚没所得一律上缴国库”中的“国库”明确规定或解释为“中央国库”，即将刑事案件罚没所得统一上缴中央财政。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薛军看来，要从根本上遏制“异地逐利性执法”，需要对地方财政的基本需求予以有效保障，否则地方为获取财政资金，就会有额外的动力去进行趋利性执法。

除了以上技术性的细节举措，在意识层面，各地或许要将“异地逐利性执法”同“营商环境”强挂钩，前者是短期的利益，后者是地方招商引资，生活安居的无形资产。

当文章开头的企业家选择在浙江跳车时，便已经用脚投票，而在所有远洋捕捞事件中，表态最为坚决的，恰恰也是全国范围内，营商环境最好的城市。

“远洋捕捞”的恶意可大可小，但造成的危害却是全方位的。吴老师曾多次提到，**尊重企业家，给企业家的定力，其实只需要一点点的确定性、透明性和公平性。**

上次说完星巴克「消费落座」的事儿，转过头第二天就又有了咖啡师拿咖啡粉撒客人一脸以及后来的咖啡师打人那一系列事情。如果跟得太紧像是做时事评论了，我没有那个能力；但只是就这单独一件事来分个对错的话，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就一直搁着。

事实上这事也真不复杂，客人是时间紧着急走，店员是工作多人手少。互相一抱怨，小摩擦就升级了。网上讨论的声音分成多种，有说不能惯着这种客人的，有说服务人员就要有服务人员的样子的，也有说资本家不肯花钱多雇员工是在剥削的……大家说得都有些道理。现在突然又说这些，是因为我最近也看到在芯片、航天、基建、公共服务等等话题的讨论中一种强势声音：「承认自己国家强大了这么难吗？」两相对比，有些说不出来的感受梗在心里。

难道不是活生生的人站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才更应该这样问吗：承认对方值得尊重这么难吗？至于国家，为什么，须要，承认它强大呢？政府不事生产、不创造财富；是妳和我，我们生产、消费，供养着政府，使得它有资源可用。做出成绩是理所应当的，没做好是对妳我的辜负。为什么不可以抱怨呢？归根到底，为什么那个客人——事实上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人——会急匆匆奔波？为什么打工者会忙碌到无法调整自己的情绪？为什么企业会走压榨人工这种饮鸩止渴的路？为什么人们不能慢下来享受生活，为什么企业不能造福一方？这些，都可以并且应该抱怨：国家出问题了，政府应该承担责任！您可能会讲，那岂不是什么事都可以抱怨政府了吗？恭喜您，关于如何抱怨，您总算找对了方向。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