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四，又一名在美华裔人士被控充当中国政府在美国的代理人。据美国司法部的诉状，该名华裔曾帮助当地一名政治人士参选议员并获得成功。中国对美国的渗透是否正在从联邦转向州县政府，这些工作的方法和目的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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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州长前助理被指控为中国政府代理人
• 两名中国男子承认在美充当中国政府非法代理人和行贿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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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司法部周四（19日）表示，现年64岁的加州居民孙耀宁（Yaoning Sun）涉嫌在替加州市议员竞选期间，充当中国的非法代理人，因此被美国警方逮捕。

孙耀宁被指控与另一名同样被指为中国代理人的陈军（Chen Jun）串谋。陈军早前被美方指控贿赂美国官员、涉嫌充当中国政府非法代理人，并于今年11月被判处20个月监禁。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周五（20日）表示：“关于你提到的案件我不了解具体情况。我要在这里强调的是中国从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到底是谁在肆意的干涉他国的内政，国际社会看得很清楚。”

(中国外交部官网截图)

孙耀宁做了什么？

根据美国司法部周四发布的声明，64岁的孙耀宁在2022年担任南加州一名政治人物的竞选经理和亲信，这位政治人物在2022年竞选地方公职。他还与陈军合谋如何帮助上述政治人物当选，陈军随后与中国政府讨论中国如何能“影响”美国的地方政治人物，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

根据诉状，2022年11月，在这位政治人物当选后，陈军指示孙耀宁就这次选举准备一份报告，这份报告送给了中国政府官员，他们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并表达了谢意。

诉状指出，在该议员当选大约一个月后，陈军安排了与孙耀宁等人共进午餐，陈军向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描述说，这次午餐是“核心成员午餐”。

根据诉状，2023年初，陈军指示孙耀宁为中国官员撰写另一份报告，描述他们两人“促成和协助”那位政治人物的“成功”。2023年2月，在最后敲定给中国官员的第二份报告期间，孙耀宁向陈军转发了一项打击“反华势力”的建议，方式是参加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美国独立日游行。孙耀宁提议中国政府提供8万美元预算来支持他和陈军在美国的努力，他们还计划索要“100面鼓”和可用于游行的“中国红”服装。

在陈军和孙耀宁讨论了访问中国与“领导人”见面的旅行计划，以及陈军指示孙耀宁安排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与那位政治人物会晤之后，孙耀宁与那位政治人物在2023年8月去了中国。

美国媒体指出，司法部声明并未指出这名政治人物的名字，但据Arcadia市网站记录，根据2022年2月盖章的竞选声明文件，孙耀宁是该市议会候选人Eileen Wang的竞选财务主管。

孙耀宁周四在洛杉矶附近奇诺山的家中被捕。如果罪名成立，孙耀宁将因非法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而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还可能因串谋从事针对美国的犯罪活动而面临最高5年的监禁。

根据网上的公开信息，孙耀宁长年从事与中国的文化艺术交流，导演过在美华人春节晚会，并参加在美侨界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和建政的周年纪念活动。

中国政府在美渗透已转变方向？

该案检察官马丁·埃斯特拉达（Martin Estrada）在接受《纽约时报》的电话采访中表示：“我们看到一种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试图影响我们国家的政治体系，他们采取广泛的方式，包括可能是地方政府官员，也可能是尚未登上国家舞台的政府官员。”

他还认为，在扩大对华盛顿的影响力遭遇挫折后，中国政府已转向美国的城市和州，希望获得对北京来说重要的支持，例如遏制台湾自治的呼声、反对香港的任何民主运动以及打击反共宗教法轮功。

旅美独立学者吴祚来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共对美国政要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统战思路，这种方式是从中共延安时期就开始的，他们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并且是利用华人特殊的群众基础的一种长期的行为。只不过美国政府才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才开始把它列入打击对象而已。”

他还强调，中国政府并不从先后考虑问题，“最开始就是普遍的撒网，它是一盘大棋。”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锋锁也持同一观点。他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抓得还不够。在加州有很多这样为中国政府服务的人。中国采取的一种全方位的渗透，它（中共）利用所有的中国人，不管你是长期居留、侨团侨民还是短期的留学生，还是来做投资的、做研究的、行业协会的……它一个都不会放过的。对我们来说，这是人所共知的。”

他举例说，2008年中国华人在加州迎接奥运圣火，民主人士也在那里举行抗议活动，却被殴打。“那是美国史上最大的一次华人聚会，大概有10万人，但我们只有几个人，有人脑袋上被打出血块，警察在旁边，我们说是美国公民，要求警察保护，都没有人理我们。这是到今天还发生的事情。如果不是亲共的政府，那解释不了是为什么，为什么美国会花纳税人的钱来保护一个专制独裁者。

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法制办原副主任、旅欧学者杜文告诉自由亚洲电台，统战工作在中国是一个国家工程，“习近平上任后他提出了两条战线，一条战线是在国内煽动反美情绪，形成一个意识形态的对立；第二就是加大了对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的渗透，这些渗透不是一朝一夕的，是有着非常久的历史的。它有一个说法叫布置‘闲棋冷子’，要求放长线、钓大鱼。所以并不存在一个转变的过程，只是西方国家比较幼稚吧，过去没有发现。”

独特的中共透露方式

在吴祚来看来，中国对西方国家的渗透多是以一种独特的中国方式进行。“比如同乡会、商会、同学会这样的一些组织，利用亲情。而且在美国，民间组织游说议员等这是一种公开的、合法的方式，议员也需要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群，了解他们的需求，时间长了，你就发现自己被作进局里了。”

他就曾接触过一位有统战背景的中国人，向他吹嘘在美国请议员吃饭有多么容易。这个人士不只请议员吃饭，还请留学生喝酒、跳舞等等，“就是说他们已经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统战方式，而且一直都在做，美国人有些事情不想那么深，不断地吃饭做朋友，有感情了，他请你帮个忙，就制造一个政治事件出来了。”

周锋锁警告说：“中国一直强调‘民间外交’，但实际上中国没有’民间‘，没有NGO，‘民间’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包括所有他派到一些组织去的人，都是官员，这些都是为政府服务的。但是它很会利用美国社会里的这些规则，给民间组织特别大的空间，来完成渗透。”

在这种中国特色的统战工作中，所有人也可能都会被动员起来。杜文说，他在从中国逃到比利时后，还没有下飞机，就有人打电话来说要接机，甚至有大使馆的人要请他吃饭。“我要真和他们接触上我就说不清楚了。”

杜文介绍说，统战工作在中国并不是统战部一个部门在管，而是有非常多的条块分割，并且有着“天价”的预算：“中国对外统战渗透是有专门的研究布置的，它的经费没有上限，而且是很多个部门一起，并不是只有统战部门一个部门在搞。比如说文化统战，这个由文化部来投入，外交援助就是外交统战，通过侨联、对外友协这些机构，还是商贸统战就是商务部这一块儿。中共内部的说法是说中共的统战经费是远远超过军费的，是极其庞大的开支。”

举国之力，意味着世界上其他国家很难有同等能力加以抗衡。

“而且他们特别会投其所好。”杜文说，“比如你喜欢打高尔夫，那可能就要找个会打高尔夫的人去接近你，或者找专门的教练去培训要接近的人。”

“白蚁”计划的目的

在周锋锁看来，中国对外国大规模的渗透和统战工作，一方面是希望美国政府做决策时能做出有利于中国政府的决策，另一方面是利用亲共的州市政府打击海外民运人士，此外，“中共的目标是要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它要破坏、要控制美国。”

吴祚来提到，在一些华人较多的市县，出现了在中共周年庆的活动中唱中国国歌、升中国国旗的现象，“但是如果民运人士要做一些活动，或者藏族、维吾尔族群要举办一些活动，就会遭到他们的打压和控制 ，就能看出来一些政府是非常亲共的。”

杜文说，在中共内部，对外渗透统战有一种说法叫做“白蚁计划”，意思是通过长期的渗透、洗脑和统战，最后掏空这个社会，摧毁这个社会的价值观。

在他看来，最成功的例子就是香港，“有解密文件曝光，当时国务院外事办港澳组副组长吴荻秋对香港代表团谈话的时候就说，要学习白蚂蚁精神，要掏空它，要有长时间工作的准备，要能融入到对方，别人反共的时候你也要喊口号。你看，几年之间香港就变了。中共对香港的渗透就是中国一切对外渗透的实验场，也是最成功的案例。”

责编：梒青 网编：洪伟

2024年中国连续放宽对外国游客的签证政策，临近年末再次针对54个国家，将过境免签的时长从144小时提高到240小时，这样的政策能否起到预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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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12月17日发布公告，宣布即日起全面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新政策将外国人在中国过境停留的时间由原72小时和144小时均延长为240小时（10天），适用对外开放口岸由原有的39个增加至60个，符合条件的有俄罗斯、巴西、英国、美国、加拿大等54国人员，政策适用省份由原有的19个省增加到24个省市行政区。

此前即享受短期过境免签待遇的的54个国家中，有38个国家的公民已在过去一年中获得中国单方面免签待遇，入境停留期限为30天。

中国政府的解释是：在过去144小时过境签时长的基础上，80%以上的外国游客临近期限届满才离开，很多人希望有更充足时间、到更多地方旅行活动，“有所呼，有所应”！

(路透社图片)

主要吸引欧美游客

马里兰洛约拉大学商学院副主任丁弘彬认为，疫情解封之后中国一直在努力吸引境外的观光客。

2023年12月，中国开始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马来西亚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

今年3月，中国宣布将该政策扩展至比利时、瑞士、爱尔兰、匈牙利、奥地利和卢森堡。6月，波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被纳入其中。9月，葡萄牙、希腊、塞浦路斯和斯洛文尼亚也被纳入其中。

11月，中国宣布将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扩大到斯洛伐克、挪威、芬兰、丹麦、冰岛、安道尔、摩纳哥、列支敦士登和韩国，同月又宣布扩大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黑山、北马其顿、马耳他、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日本。

丁弘彬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这次把原来的144小时的过境免签时间延长到10天，主要是针对欧美这些国家的游客。尤其从北美过去，坐飞机还要坐一两天，飞那么久，只能观光五天，那明显是不划算的。而且有观光客到自己国家来消费，实际上也是把自己的产品外销，但是又不用付运费，还赚了外汇，这个意图是很明显的。”

在时政评论人蔡慎坤看来，这也恰恰说明疫情之后外国人赴华人数不足的问题。他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疫情之后尤其是中国施行一系列的对外不友好的政策之后，外国游客实际上成了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尽管中国政府一直不断地开放，但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旅游目的地的旅游，一直没有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据中国官方机构的最新统计数据，2024年1月至11月，有2900多万外国人入境，同比增长86.2%。其中，免签入境17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3.3%；但在2019年，外国人出入境中国的数据是9767.5万人次。

大力吸引外国游客的另一个原因仍是中国大陆经济的下降。蔡慎坤说：“中国整个社会商品消费的总额一直上不来，中国政府也提出了很多政策，尤其是对家电商品大规模补贴，对电动汽车等新三样的政策补贴，但是对经济拉动的效果依然没有显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希望再来一次过境签的延时，它真的想对经济做出一些调整。”

旅美经济学者黄大卫则认为，此举还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他说：“中国一直受到西方国家对其人权、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批评。这次的放宽，政府主要针对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游客，这些人可以成为‘民间大使’，帮助中国改善其国际形象，形成一种民间友好但政府冷淡的局面。”

能否拯救下滑的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11月27日，美国政府下调了到中国旅行的警告级别，取消了标注非法拘押的“D”字标注。

蔡慎坤并不认为这意味着中美关系正在回暖。他说：“双方可能都在互相试探。因为新的总统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主动伸出橄榄枝，看看下一 步能不能彼此之间达到一些有执行力的协议。”

尽管放宽政策中提到了会极大方便商务人士，但丁弘彬也不认为此举能够带动外商进入中国。他说：“如果外商要到中国投资的话，本来的五天时间也是够用的，外商是不是到中国投资，更看重的是投资环境。现在的投资环境还是没有和之前有明显的差别，很多制造业还想着要脱钩、离开中国，所以，如果想要用这个手段吸引外商投资的话，那目前是看不出来会有什么影响的。”

黄大卫认为，在中西方对搞加剧的背景下，尤其是在目前的国际舆论背景下，西方游客未必能够因此对中国产生正面的印象。

外国人对到中国旅行仍有顾虑

丁弘彬认为，除了签证问题，外国人在中国旅游还有诸多不便之处,最明显的是其独立的支付系统。“我在2019年去过中国，那时候就发现连路边很小的店都需要用微信支付这些，现金好像不值钱了一样，但当时我是没有办法绑定海外的信用卡的。”

在海外论坛中还有不少列举外国人到中国旅行的不便之处，如中国网络的防火墙使得很多国外的APP无法使用，Airbnb等方便廉价的住宿渠道在中国消失，以及外国人必须住在有接受外籍人员许可的酒店、警方要求的登记制度等等。

蔡慎坤认为，如果中国真的希望通过境外游客带动旅游经济，就不应该只延长过境签的时间，“如果必须还要有一个第三国，外国人还是会嫌麻烦，不如就直接免签入境30天。”他还建议，开放外国人最感兴趣的地方，“现在新疆、西藏这些地方外国人还是不能随便去，其实就是向外国人开放了，也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问题，但这些恰恰是对外国人最有吸引力的地方。”

国际航班至今仍然没有恢复是另一个掣肘因素。据中国民航数据，至2024年第三季度，中国民航的境外航班已恢复疫情前的77%，但其中北美航线目前仍只恢复到疫情前的20%。

黄大卫也认为，从短期看，此举能够吸引到的游客有限。他总结说，如果中国真的希望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或专业人士，除了免签政策，还需要改善网络自由度、增加支付方式的国际化选择、创造友好且多语言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中国某些地方的‘粉红战狼’行为、对外国人的暴力事件，可能会让游客感到不安全。中国需要降低自己的民族主义色彩，避免让外国人感到在中国的活动会受到威胁”。

责编：梒青 网编：洪伟

中国的网络文学审核逐年收紧。今年又被曝出有不少网络作者被抓，他们多是台湾网络文学网站海棠文学城的作者，其罪名多是“网络传播淫秽作品牟利罪”，且刑罚多高于三年，引发舆论热议。不少网友和读者质疑：写个小黄文，危害大于强奸和偷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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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持续近半年、对台湾成人网络文学平台“海棠文学城”的作者抓捕事件算是有了结局。

12月初，一个笔名为“从此没此作者“的微博发文，讲述自从八月被抓后，“犹如坠入地狱“，“恐惧让我几乎夜夜失眠“，”觉得天塌了“。他庆幸自己得了一个缓刑两年的结果，虽然“不知何时能还清欠款过上真正正常的生活“，但还是觉得“在外面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并警告说“我们郭家不允许写就是不允许写，就算在外站写只要你在这片土地就都会被抓，不要有侥幸心理”。

随后几天，网络上传出一些被抓捕作者的结果，一位已退赃的海棠头部作者被判刑“四年半“，一位没有钱退赃的作者被判了五年半，还有一些小作者通过全额退赃、预缴了一倍罚金获得了缓刑两至三年。但在中国的裁判文书网上，至今并没有案件的判决文件，大家只能从网络上零散的信息猜测罪名是“传播淫秽色情作品牟利罪”。

“对，没有看到官方文件。我觉得这件事情诡异就在这里。”有十余年网文阅读经历的李华（化名）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我感觉政府每次处理这一类型的事情的时候，好像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你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抓，也不给你一个说法，也不给你一个标准。”

“我早就不觉得新鲜了。”另一位曾是中国网络文学作者肆月舒（化名）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每年都有一些网络作者被抓，被判刑，现在大陆的平台基本都收得很紧了，海棠的特点是个台湾平台，现在就连在海外平台上的写也不安全了。”

中国时评人小武（化名）认为中国大陆对境外平台的中国作者开展审查也附和其一贯的逻辑。他在电话中对自由亚洲电台评论：“台湾的也好，香港的也好，只要是用中文写作的这种平台，那最大的读者市场肯定还是在中国的。如果从《国安法》的逻辑看，中国就是觉得他有权力管的。”

(微博截图)

审核标准的随机性

据澎湃新闻2024年3月发布的《网络文学平台生态抽样调查报告》，至2023年底，中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已达到3458.84万部，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产生了《庆余年》《莲花楼》《开端》《步步惊心》等成功改编为影视作品的IP，在2022年时，用户规模就已达4.92亿，正在改变中国文学的传播路径。

肆月舒从初中开始就成为了中国同人小说（以现有漫画、小说、影视作品中的人物角色、故事情节或背景设定等元素进行的二次创作）的作者，在多个平台都有创作经验。“网络文学最开始兴起就是因为门槛低，只要有兴趣，谁都可以写写。”她说。

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发现自己发布的内容消失了，这才知道，原来网络文学有“审查“。但回想这么多年的网络创作经历，她最大的感受并不是审核的存在，而是审核标准的随机性，“就是其实你也并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可以写的，什么是不能写的，原来能写的，随时就可能不能写了”。

具体到此次抓捕所涉及的“黄色内容“，肆舒月和李华都表示，网文作者门槛低，质量参差不齐，早年间有很多色情内容存在，有些是纯粹的“黄文“，但有些色情内容是为了情节发展而存在，“写爱情小说不可避免会涉及一些性的内容”。

“非要严格管控的话，很多文学作品也有涉性的内容。”小武对中国政府在“扫黄“上的坚持一直不理解，“莫言的《丰乳肥臀》、陈平原的《白鹿原》还有贾平凹的小说都有大量的露骨内容，这些算不算呢？要我看也算的。”

对一些靠网文为生的作者来说，色情内容有时候也是获得流量的手段。李华介绍说，网文的竞争非常激烈，尤其是新手作者，要想被读者和平台看到，有时候会设计一些这样的情节，希望获得一些流量。“靠网文为生的作者也很辛苦的，据我所知，很成功的作者，一般一天更新三章，得一万多字，一个月的收入最多就是两万块钱吧，这还得被平台推荐的，大概是一千次6块钱左右。大量的作者其实不赚什么钱，我看过作者一天就赚0.1块钱。”

肆月舒也表示，尤其是在同人小说圈内，靠兴趣支持的作者更多，是否赚钱是其次。

事实上，中国境内的网络文学发布平台如晋江文学城、起点中文网等，从2015年起，就逐渐收紧对内容的审核。李华说，“原来还可以有一些隐晦的写法比如“大战八百回合“或者“水乳交融“什么的，现在这种也不行的，脖子以下都不能写也看不到了。所以这轮抓的作者都是海棠的，因为这类内容在境内平台已经完全不可能发布了。”

中国网络上流传着不少调侃晋江文学城审核的笑话。该平台的机器审核会自动将不符合规定的字词替成“囗囗“，比如，当作者写道“他生性爱自由“，最后只会显示“他生囗囗自由“，如果作者写“他蹲下身捡起……“，最终会显示为“他蹲囗囗捡起”。

这种审核不只针对色情，也包括时政敏感词汇，尽管作者本意与政治无关。李华举例说，“如果你写八九不离十，最后就会变成：囗囗不离十。”

不过，在各大APP垄断流量的背景下，一些中小平台又会利用一些色情内容去争取读者、扩大流量。小武就曾接到过一些中小平台的邀请，并明确说希望能写一些“擦边“（中国互联网用语，指使用非直接的但容易让人联想到色情的挑逗行为或文字）内容，“还告诉我说比写时评赚得多“，他认为，“平台也不是无辜的，也会利用这些漏洞扩大自己的收入，政府查起来再收紧。”

标准的随机性存在于各个环节。肆月舒曾计划过在中国漫展——中国最大的同人作品交流展会——将自己的作品印刷出售给粉丝，都已经征集好册数，做好了印刷前的出版和设计，但在印刷时被印刷厂拒绝，理由是“接到通知，不能印刷这类作品”。

“我们也知道可能会需要书号，之前很多作者也都印过，所以想试一试，没想到就是不行。但是，今年在杭州举办的漫展，杭州要大力推广，市长和文旅局长都去了，又能印刷出版了，你看，那些法律还是存在的，但有时候手松一下，有时候紧一下，你就更搞不清楚什么时候是可以的。”

厌倦了几年一次的波折，肆舒月现在只在国外的平台发表自己创作的同人内容，她用一种很无奈的口气谈到这种选择：“我觉得真实的原因就是审核它是一个政治任务，是网警的工作，所以它永远是在进行中的，永远都会存在，它不可能改变，也不可能停止。”

(微博截图)

被规训的读者与红色基因作者

让作者们困惑的不只是模糊的规定、暧昧的平台，还有读者。

小武认为，网络文学在中国能够获得大量的读者，根本原因是中国普通百姓获得快乐的成本很高。“在中国普通人想要放松一下，读这种文章的话门槛就比较低，一个手机，有网，有时候充十几块钱就可以享受服务了，但现实社会中你就跟朋友去一次KTV他也要消费好几百块钱，在这种比较逼仄或者压抑的社会状态下，又没有排解或放松的渠道，所以才有大量人涌入网络小说或者抖音这种网络视频的渠道，这其实就是一种低成本获得快乐的渠道。”

已经读研究生的李华喜欢看网络小说。她坦率地承认，“我有时候就是想体验一下这种单纯的感官刺激，我觉得这也是人类的本能。“她现在在国内一个网文平台阅读，阅读不收费，但有广告。嫌看广告烦，她还是购买了会员，“一年也就一百多块钱”。

但对肆月舒来说，读者也正在成为审核系统的一部分。这个风气其实2019年晋江文学城在一次“被喝茶”后引入的机制，鼓励读者去举报作者，以帮助平台完善审核机制。

“现在发展成读者要干涉你写的内容，比如你写一部校园恋情小说，但还想写他们从学校毕业后的发展，那你需要在作品前面打tag，如果你不打tag，就会有读者投诉；或者我写A和B的感情，然后我又引入C，但有读者不喜欢C，他就要举报你。”肆月舒觉得自已本来是就是出于兴趣才写作的，“但我现在既要被系统审核，还要被读者审核，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

但在李华看来，因为读者中有许多“小粉红“，网络作者也要向红色转变。她看过一个修仙小说，女主角从现代社会穿越到了一个人们生活很不好的修仙时代，写到三百多章时，作者突然解释为什么选择这个女主角去穿越，“主要原因是这个女主生活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且不单纯是社会主义社会，而且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人民过得特别好，他希望这个女主穿越过去也把那个世界改造成这样的社会”。

李华说：“我看了以后红色教育真的是入脑入心入肺，要么就是红色基因本来就是在这些作者身体里面，真的很恐怖。”

肆月舒认为，网络风向就是社会风向转变的体现。“读者现在可以因为你写了他不喜欢的人物举报你，将来就可能以你不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来抨击你，作者就完全失去了自己创作的自由，也就没什么乐趣了。”

“你自己就可以过得那么快乐，还要我政府干什么呢”

此轮被抓捕作者的罪名多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根据中国《刑法》，这一罪名是指以牟利为目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罪行，通过互联网复制、分享、展示亦属于传播的一种。

而对于这个罪名的量刑标准是2004年出台的一份司法解释。其中规定：点击次数超过1万次或收入超过1万元以上即可立案；点击达到五万次以上或收入达到五万元以上，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区间量刑；如果点击次数达到二十五万次以上或收益超过二十五万元以上，即可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区间量刑。

广东律师陈兆楠对这一量刑标准发表了评论。他以盗窃罪的量刑作为对比，在广东一类地区，盗窃金额在10万元以上，量刑区间才会超过三年；盗窃金额超过50万，才可能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区间量刑。他认为，在同一违法所得数额的情况下，“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往往面临较高的刑期，量刑标准是相对严苛的”。

陈兆楠还提到“海棠“作者的取证难题：如果是境内网站，公安机关可以控制服务器，调取内部数据，但因为“海棠“是台湾平台，公安机关只能依靠前台点击取证，但很多网络平台采取虚构、人为设置点击数的运营手段，导致目前无法获得“海棠”作者的真实阅读数据。

同时，一个作品不可能每个字都涉及色情，是否需要区分淫秽内容的收入与非淫秽内容的收入，以及具有艺术价值的两性描写是否能够定性为淫秽内容，都是需要讨论的。但现实是，鉴定一部作品是否为淫秽色情作品，根据相关规定，是“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治安部门“，”指定两名政治、业务素质过硬的同志共同进行，其他人员一律不得参加”。

自称网络作品《六朝》作者李鑫（笔名为龙璇、紫狂）家属的一篇博文就对此提出异议：一审在“短短14天内对39部作品总计2亿字书籍的审查——平均每天需阅读相当于23本《三国演义》“，鉴定李鑫的网络作品《六朝》为淫秽作品，“明显违反常识”，并以其在十余年写作中获利30万元，判处10年有期徒刑。

网络热议的焦点还包括量刑的起点仅从5万次开始，但以被抓捕的海棠作者“远上白云间”为例，其十年累计的点击量早已超过这一标准数千倍。

小武认为：“中共就是定一些入刑标准非常低的罪名，我觉得他们就是想用这个来钳制老百姓的生活，让你觉得时刻有一种很容易触犯法律的可能，让你形成一种恐惧感。”

肆月舒对此深有感触：“我第一次被删文就感受到了审查制度和它的恐惧性，因为这个东西是一种很直接的方式告诉你：你这个人不存在了。因为网络社会上是不能脱离信息存在的，如果你的信息都没了，你就直接消失了。”

她还认为，“如果真的想保护未成年人，我们可以使用分级制度，把各种级别作品的标准定义清楚，分清楚阅读的人群，包括影视作品，不就解决问题了吗？成年人看一点两性的内容，有什么危害呢？比在旅馆里放摄像头偷拍危害还大吗？”

“如果说伤害，我觉得色情内容不如战争片给未成年人的伤害大。”李华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看过的《七三一部队》：“吓得我好几天做噩梦。现在让未成年人看的很多爱国片，抗美援朝什么的，血腥场面都很多。小孩子其实理解不了一些色情的暗示，但是都能理解血。”

谈到网文“扫黄“的原因，李华的感受是，“就像大学生夜骑事件后来被禁一样，中国政府就是不希望你有未经允许的高兴，你要高兴也必须在它规定的方式里，为祖国强大高兴，为高铁又开通一条高兴，但你不能自娱自乐。你自己就可以过得那么快乐，还要我政府干什么呢？”

“道德越紧，反弹越大。”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刘晓蕾在评论《金瓶梅》产生的时代背景时这样写道：“当道德过于高调严苛时，文学却要为人性辩护，争取生存的空间。这也是明代色情小说泛滥的重要原因。”

中国历史上几次重演类似的场景，比如文革末期，大量流传的手抄本《一双绣花鞋》和《少女的心》。

李华觉得，这个景象可能还会重演。“就像小孩子，你越不让他动的东西，他就越想去动。你要去做一件社会上禁忌的事情，反而会产生更多的刺激。”

小武提到，大约十年前，微博上一些公共知识分子被以“嫖娼“的名义抓捕或判刑，可以看做看似“道德至上“实则“恐怖治国”这一逻辑的开端。只不过，那时大家还可以讨论一下案件的审判是否公正，但如今，这些案件连被讨论、甚至看到的机会，都没有了。

责编：李亚千 网编：洪伟

一辆黑色的奔驰车停在酒店楼下。GIGI和另外两个女孩每天固定坐这辆车，被送到到一个装修精美的LOFT里，打排卵针，做阴超，持续数日，直至医生判断她们的卵泡已经成熟，可以手术取卵。

看到新闻曝光号称“中国北方最大的代孕实验室”后，GIGI觉得，她当时去的，应该就是这样的实验室。从她体内取走的卵子，应该也进入了代孕环节。

GIGI今年25岁。这次“捐卵”是她人生中一段从未对人提起的隐秘经历。这个选择，使她获得了四万五千元人民币的酬劳，成为她在上海立足的“启动资金”。她租了房，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如今正在寻找留学美国的机会。

但在新闻面前，她是“坚决抵制”和“代孕入刑”的无条件支持者。

• 二胎政策效果不彰 官方罕有吁开放代孕
• 中国地下代孕产业面面观
• 评论:婚恋危机下的中国人口危机

近两周过去，新闻所曝光的中国北方城市——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仅发布了一条简短的通报：“针对网传该市某生物公司开展代孕一事，我委立即会同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核实相关情况。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中国女权主义者、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李思磐指出，地方卫健委所能依据的法规，仅是中国卫生部在2001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一条没有匹配惩罚机制的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这只是卫生部颁布的一个管理办法，依法依规，最后可能也只是一个非法行医的定性。”她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而且卫生部颁布的管理办法，也管不到医院和医务人员以外的地方。”

飘忽不定的女性地位、不能自主的生育权利、单薄的法律规定，以及公共讨论空间的丧失，在这个曾倡导计划生育的国家里，代孕正处于一个极为复杂的困境。

捐卵

GIGI最早是在大学生兼职群看到的“捐卵”信息。她的第一反应是：报警。但警察告诉她，管不了。

再次想起这条信息时，她即将毕业，想去上海。她需要买车票、租房子以及几个月的生活费。GIGI说自幼父母离异，祖父母也去世了，从小到大，她从没有在经济上获得过来自家庭的任何支持。“那时我觉得，这是我仅有的选择。”

通过微信，中介问了她身高、体重、爱好、家庭成员的健康情况后，给了她一个价格：四万五。“最重要的是学历，我是本科学历。”

三周之后，中介通知她有买家了，需要在线面试。

买家只有声音，GIGI需要开摄像头。买家尤其关注家族病史。GIGI的第一次面试就失败在这里。对方听说她爷爷和奶奶均在六十岁左右去世后，拒绝了。“中介告诉我，不能所有事情都实话实说。”于是，第二次面试时，GIGI的回答变成了：全部家庭成员都健在。

她通过了。

中介给她买了去上海的机票，带她在上海的正规医院做了体检。在这里，她唯一一次见到了买家。“30多岁的女性，挺白的，说话很温柔，感觉很有文化。”对方很满意，尤其赞赏GIGI1米70的身高。

体检结果一切正常，这个巨大的链条正式启动了。

GIGI和另外两个女孩被安排住进了酒店。女孩们不避讳地讨论起价格。她回忆，其中一个非常漂亮，5万；另一个只有大专学历，3万。但她们“捐卵”的目的让GIGI有些吃惊：一个是想去整容；另一个，只是想去三亚旅游。

黑色奔驰车每天接送她们往返于酒店和“实验室”，这个巨大的生产链条上有护士，医生，营养师，手术看起来专业而正规。从手术中苏醒后，GIGI感到小腹胀痛，之后几天，她迅速消瘦，没有食欲。所幸很快又恢复了。不幸的是，另一个女孩取卵后出现了严重的腹水现象，在酒店里连续输液三天，才勉强康复。

“可能我碰到的这个中介算是有良心的？他们要保证我们身体没什么问题，才让我们离开。”GIGI向自由亚洲电台回忆，“后来还会在微信里问我身体怎么样了，也许是希望有二次合作。”

买家

GIGI后来还是删掉了他的联系方式。

在回答“如果代孕入刑，应该是谁入刑”时，GIGI觉得，第一是买家——尽管她对那位买家印象不错，但“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中介排第二，因为他们赚到了钱。

但在美国GSHC代孕中心创始人申佳看来，许多“买家”也是受害者。这家创办于2016年的代孕中心，每个月接待一百余个咨询家庭，来自中国的约占六成。

申佳说，与外国客户相比，中国“买家”有一个显著不同的群体：失独家庭，或在中国放开生育政策后，想要二胎、三胎，但自身条件已经无法满足生育要求的人。

不孕不育人群当然也是代孕的主要需求群体。据新华社旗下《经济参考报》报道，2023年《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已婚家庭的不孕不育率约为18.2%，另一个被广泛传播的数字是约涉及5000万人。

但申佳说，不孕不育在中国虽然数量庞大，但有很多可以通过治疗改善而无需代孕。反而是失独家庭，或在人口政策放开后，希望再生育的人，由于自身年龄较大，不具备孕产的条件，成为了代孕的“刚需”群体。

至于因为害怕影响事业而选择代孕的明星群体，申佳说：有，但非常少。

从本科到博士后，从北大清华到加州理工，申佳学的都是药理学。直到有个中国朋友委托她在美国寻找代孕帮助，她转了行。

听到“代孕入刑”的说法后，申佳说，“批评别人总是容易的。但你怎么能够去批评别人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孩子的愿望呢？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这类受中国生育政策影响的群体，无法估计数量。同样无法预估的，还有同性恋群体。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妇权创办人张菁认为，至少将公益性代孕合法化是值得讨论的。“毕竟他们也是制度的受害者，为什么不能提供多一个选择？”

但在上官正义——这一系列代孕事件的“爆料人”看来，这个口子一开，势必会带来无法预期的后果。“代孕一定会带来倒卖出身证明，一定会带来贩卖婴儿”。他在今年五月接受的一次采访中斩钉截铁地说。

上官正义是个假名字。他最早是一名打拐志愿者，在网络上追踪拐卖儿童线索时，发现了代孕产业链，卧底了上百个微信群后，终于揭开了层层面纱。青岛地下代孕实验室，就是他向媒体提供的线索。

贩卖是一步步演变的。上官正义举例说：你想要一个孩子，但中介可能植入两个胚胎，最后两个都活了，要么，你再掏七十万买下第二个，要么，中介“送”掉第二个，有偿。

申佳认为，这恰恰是代孕亟需在中国合法化的原因。合法化，带来的是准入机制，以及相应的惩罚措施。如果所有环节都没有标准和规范，在金钱的诱惑下，一定会发生变异。她说，在美国，不可能发生为了保证成活率而植入多个胚胎的事情，“因为首要因素是保证孕母的安全，而多胎植入的后果是增加风险”，这是违反操作流程和规范的。

如果委托方最后无法抚养孩子，在美国成熟的收养机制下，也能够为孩子找到一个收养家庭。

今年八月，申佳就遇到了这样的例子。代孕妈妈在孕29周时发生了一点意外，申佳判断，这个意外带来严重后果的风险不大。但委托方在情感上无法接受孩子出生后还可能需要手术，希望终止妊娠。但这对申佳和代孕母亲来说，也是很难接受的事实。最终，是美国这套“收养制度”使三方达成一致，保住了孩子。

现在，申佳为这个努力感到欣慰，因为“孩子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

李思磐则说她有点“骑墙”。她认为代孕有很多伦理问题，同时，她觉得中国社会应该增加更多调剂手段，比如领养，比如放弃血缘上的执念。但她也希望大家都去正规医院的生殖辅助中心，看看另一个真实的女性世界。“许多中国女性为了生育这件事，不上班，常年往返医院，吃药，打针，用尽一切办法，那么卑微，那么无可奈何。”

“我想说的是，多数中国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就是生育跟养育。 如果我们全面禁止一个事情的目的是保护女性，我们是否想过，事实上的结果可能是什么？我自己并不知道答案。我的意思是，在这场讨论中，这些女性的声音也应该被听到和考量。”

卖家

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很多帖子描述代孕一旦合法中国女性可能面临的情景：一旦代孕合法，贫穷山村的女孩一旦具备了生育能力，就会沦为商品，被植入胚胎，等待雇主的挑选。

“在资本的刺激下，会使更多的人铤而走险。”一个名为“新洞察”的自媒体写道：“家庭条件不好？代孕吧。弟弟没钱娶老婆？你当姐姐的去代个孕不就行了！老公吃喝嫖赌不挣钱，回家打老婆:你立刻去代孕给老子挣钱！”

这个场景使GIGI感到恐惧。“你知道吗？湖北有一个代孕村，村里的妇女被丈夫、婆婆逼着出去做代孕赚钱。”

巧的是，湖北“代孕村”是由此次地下代孕实验室所在省——山东电视台曝光的。但多数受访者面对镜头时都表示这是自愿的。

一位姓练的老太太介绍，种田挣不到钱，而代孕来钱又多又快。她的女儿、儿媳妇都靠“生孩子”赚到了钱。儿媳妇已经四十五六岁了，她怕有危险，“但媳妇自己想要生，没办法”。

《中国新闻周刊》在2017年的代孕调查中，也讲述了一位代孕妈妈的经历。她只有初中毕业，每月打工只有两三千块钱。丈夫跑运输欠了债，听说代孕后，她动了心思，丈夫不同意，她一个人偷偷去做了胚胎移植。

一年后，她用代孕赚的20万，还了债，盖起了新房。没钱装修？这次丈夫没有反对。她出来时，还带上了几个村里的姐妹。

网友的预测虽然夸张，但张菁说，代孕妈妈的自愿中确实也有一种无奈。“这个社会给女性提供的机会是不够的，但支撑家庭的责任仍然落在了每个已婚女性身上。我们试想，如果提高工人的最低工资，如果务农的收入足够，这些农村女性是不是还必然会做出这种‘自愿’的选择？可能是不会的。”

即便是真实的“自愿”，代孕仍然有非常高的风险。申佳说，“在这么长的孕育时间里，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从保护代孕妈妈的角度来说，也只有依靠法律，才能规范这个漫长链条的所有细节。比如：如何保证代母能按约定拿到酬劳；怀孕过程如果发生意外，代母的医疗费用由谁支付；如果意外造成了代母的身体损害，应该如何赔偿；如果孩子生产后发生了问题，又应该由谁来负担费用……

“如果我们无法完全在中国禁止代孕，与其一边喊反对，一边忽略所有细节，不如将这些可能产生纠纷的环节全部提前规范好。”申佳说。

GSHC普通代孕的价格中位数是十四万美元，约有一半将成为代孕妈妈的补偿费，放在由律所掌握的托管账户里，在整个代孕的过程中按合同分阶段支付。另一个避免纠纷的手段，是为代母及新生儿购买全方位的保险，包括医疗、切除器官、人寿等。

而这些举措，在一个无法公开讨论、也不能从法律角度规范的环境里，无法强制实施。

自由亚洲电台试图联络多家自称地处中国的代孕机构，了解其运作过程，以及如何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有效保护代孕妈妈及新生儿的权益，均没有获得回应。

复杂的舆论场

在李思磐看来，对代孕这样复杂问题的公共讨论显然不够：到底应该全面禁止，部分合法化，还是全部合法化，其实有非常多的层次的。

而网络发声是有门槛的。新浪微博在2020年公布的数据，微博平台用户中，90后和00后占比接近80%，女性用户显著多于男性用户，主要生活在北上广深及东部沿海城市，受过高等教育、在城市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她们显然不会成为代孕妈妈，也没有生儿育女的固有观念。相反，她们中的绝大多数秉持着是不婚不育的观点。

“我当然认为代孕是对贫穷女性的一种剥削，会使女性子宫成为商品和工具，”李思磐说，“但一刀切地全面禁止，一旦你授权更多的国家暴力，国家很可能会加倍地行使这个权利，我觉得那是更可怕的。本来资本和权力都应该批判，但是现在年轻的一代只知道资本是应该批判的。”

这个场景曾在邻国柬埔寨上演。2018年，柬埔寨宣布将代孕视为买卖人口，买卖同罪。委托方——许多是中国同性恋——被判刑入狱，数十名代孕妈妈也因贩卖自己所生的婴儿被捕。获得缓刑的条件是妈妈们必须抚养孩子。这些本来渴望通过代孕摆脱经济困境的女性，反而陷入了更大的困境，有些因此离了婚。

李思磐曾在中国南方一家著名的报业集团工作十余年，2017年后，中国女权运动受到压制，言论空间紧缩，她选择去学校教书，低调地生活，疫情后，又到了美国。在她看来，中国对公共言论的管控，对民间力量的压制，以及社交媒体平台为了避免危险，有目的地扶持消费、娱乐、搞笑等内容，使得在公共空间理性讨论问题的可能性消失了，“大家看到的都是表态，都是情绪”，后果则是舆论的极化和泡沫化，一部分懂得表达，甚至从内容中获得名望和经济利益的人声音被放大，而以往可能被媒体关注的弱势人群的声音，却因为新闻业的式微和社交媒体的筛选机制而更加听不到了。

掐指一算，唯一与代孕相关的法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已经23年未变了。

张菁认为，中国在生育政策和制度上的僵化，根源在于“没有把人的个性和多样性放在第一位”。“他们希望的是，让你生你就生，不让你生你就别生，不要提什么额外的要求，这其实才是对女性最大的物化。”

李思磐则担心：“这样热闹的讨论，如果最终指向不是推动政策和制度的改变，只是变成一部分女性对另一部分女性的指责和伤害，那真是太遗憾了。

25岁的GIGI有时确实感到混乱。

她支持“代孕入刑”，但回想过去的经历，她没有感觉自己受到了剥削。“他们照顾我们还照顾得挺好的，而且我很清楚我是奔着钱去的，我不投入感情，就没什么感觉。”

她支持保护女性的生育权，但当女性选择代孕时，她又有些“恨铁不成钢”：为什么一定要生？也可以选择不生！

如果以现在的年纪再回到当时，GIGI说肯定不会做同样的选择，但她又强调，这个选择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我就是一个那么幼稚的小姑娘，思考问题不成熟，身边连一个可以商量的人都没有。”

她提到，同时“捐卵”的另一个女孩也是父母离异，和奶奶相依为命，她说那种感觉很“孤单”：周围的朋友，大多有温暖的家庭，家庭有稳定的收入，父母有能力为孩子的梦想买单，而她不想用自己的困境换取同情，“感觉这个选择也是一种独立”。

那么，现在的GIGI，会觉得过去的GIGI正是自己所批判的那种人吗？她说，她要想想。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今年8月，中国首例单身女性冻卵案二审宣判。经过了三年两轮审判，原告徐枣枣败诉，她要求北大妇产医院提供冻卵服务的请求，没有获得法庭的支持。这也招来不少冷嘲热讽：你为什么要冻卵，是不是想着要去代孕？

近十五天过去，有关部门的处理结果仍未公布，公众的关心正慢慢降温。

“可以想像，此次事件后，法律上依然禁止，但地下产业链仍然在肆意运行，这似乎在宣告另一种形式的‘合法’……我们又能怎么办？”中国综艺奇葩说辩手詹青云在微博上写道，“有时我看得见希望，有时看不见。”

记者 朱丽叶 (应本人要求，GIGI为化名）责编：李亚千 网编：洪伟

据路透社报道，中国监控摄像头制造商海康威视于12月13日表示，其五家子公司已退出其在中国新疆地区的合同，这些子公司去年被列入美国贸易制裁名单。

海康威视在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中表示，与该地区五个地方政府的合同现已终止。根据该文件，这些合同始于2017年，原本期限从2018年开始为 10 至 20 年，但文件并未说明终止合同的原因。

这五家公司均位于新疆不同地区，去年被列入美国贸易抵制名单，即“实体名单”，原因是涉嫌协助镇压和使用高科技手段，监视该地区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

中国政府否认任何有关新疆侵犯人权的指控，并批评或针对那些将新疆公司从其供应链中剔除的公司。

责编：梒青；网编：伍檫愙

配送费人民币30元以下的单子不接，取货距离3公里以上的单子排除，筛掉易碎易坏的酒水或雪糕订单，1秒内自动刷新抢单10次……

• 中国餐馆倒闭百万家　北京外卖人员逆势增五成
• 钱难赚! 外卖骑手爆满
• 杭州五十五岁“单王“猝死街头 外卖骑手遭遇拷问社会

据大陆媒体《工人日报》报道，近期，“抢单外挂”在中国大陆外卖员群体——大陆称呼为“骑手”“——中迅速蔓延。在一位卖家展示的外卖“抢单神器”页面中，外卖订单的价格、距离、类型、物品、地址关键词等参数，均可自行设置。这样一款“抢单”软件的月费用为人民币298元。

据中国全国总工会2023年的统计资料，中国目前已有1300万名外卖员。中央社分析认为，竞争激烈是“骑手”外挂程序产生的原因。

《工人日报》采访的“骑手”比较了使用“外挂”前后的收入差别：使用“外挂”前平均一天接40单，每天收入200元左右，使用“外挂”后，一天可多接十几单，每天多赚100多元人民币。

报导指出，“抢单外挂”卖家只是产业链中的一环。背后还有金主、开发、破解、运维、引流、代理等多个环节。今年9月浙江省破获的一起骑手外挂案件，涉案金额达3000万元人民币。这种“外挂”程序也已从“骑手”群里蔓延到网约车司机群体。

《工人日报》认为，“外挂抢单”损害了外卖平台、消费者和其他骑手的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平台和监管部门不断加大打击外挂程序的力度，一些骑手建议外卖平台设立匿名奖励制度，鼓励举报“抢单外挂”及其使用者。

责编：梒青 网编：瑞哲

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与中国星期五(12月13日)签署了一项议定书，商定修改两国政府的《科技合作协定》(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reement，STA)，并将该协定有效期延长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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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协议签署是美中关系稳定努力的一部分，就在美国总统当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就职几周前，他承诺将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

该协议可追溯到1979年，几十年来每五年更新一次，包括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直到2023年两国外交关系跌至历史低点。

2023年6月，共和党众议员斯特凡尼克(Elise Stefanik)与其他议员联名致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敦促他在《科技合作协定》2023年8月27日到期时勿再续签。信中提到，他们对美国农业部与中国实体合作的联合研究项目感到忧虑，尤其是那些以灌溉管理之名而用于无人机影像分析的军民两用技术。

据法新社报道，一名美方官员表示，经修改的协定排除了“新兴或关键技术”，已由两国代表在北京签署，生效日追溯至2024年8月27日，为期五年。另一位美方高阶官员表示，新的协定限缩了先前协定中的合作范围，并加入了“护栏”，以确保“互惠、透明和开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月曾向媒体表示，中美两国的科技交流合作“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

但近年来，美中之间的科技合作面临批评，并引发国安疑虑。部分批评人士认为，科技合作恐怕会帮助北京强化军力。

众议院中国共产党特别委员会在9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谴责了美国的技术逐渐泄漏到中国。报告表示，“过去十年，美国联邦政府投入的数亿美元研究经费，为中国的技术进步和军事现代化做出了贡献”。

尽管美国和中国竞争激烈，但在科学研究、气候变化和芬太尼（一种在美国造成严重破坏的合成药物）贩运等多个广泛领域，找到了合作的理由。

上述美国官员表示，科学合作“是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广泛的竞争关系的一部分”。

责编：梒青 网编：瑞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