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恩来潜入武汉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在1967年7月，毛泽东来到武汉处理当地的武斗问题，结果武汉军区独立师发动了兵变，毛泽东在7月20日这天被武汉军区支持的当地保派组织“百万雄师”和军人包围，被困在了他位于东湖宾馆的行宫，毛泽东的跟班则是直接被军人们抓了起来，遭到了毒打。这件事情，史称“七二〇事件”，可以说是毛泽东在文革当中遭遇到的最大危机。那么，毛泽东要怎样脱离这样的困局呢？今天的这一讲，我们就要来谈一谈这个问题了。

1967年7月20日白天，百万雄师在武汉市内举行了大规模的军民游行。他们不但冲入湖北大学攻击造反派，打死了一个人，还呼喊着“打倒王力”的口号。当时社会上甚至还出现了说法，叫做“抓那个来游泳的人”——毛泽东很喜欢游泳，不但东湖宾馆里有供他使用的游泳池，他也曾在文革刚爆发时在武汉游过长江，这句所谓“抓那个来游泳的人”，实际上就是说要抓毛泽东。

当时，随同毛泽东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向北京方面发出了告急电文，得知这一消息的江青连忙哭着找到林彪，要求林彪和叶群赶快去武汉保护毛泽东。而在这个节骨眼上，承担起了救毛泽东脱险任务的人是周恩来。此前，周恩来在7月14日乘坐飞机飞抵武汉，在处理了当地的事物后于18日先行返回了北京。

得知毛泽东陷入险境之后，周恩来赶忙在7月20日这天下午飞回了武汉。然而，由于他的行踪暴露了，上百名武汉军区独立师的军人以及“百万雄师”的卡车气势汹汹、冲进了周恩来本来准备降落的王家墩机场。这些人身上携带着武器，高声呼喊着：“我们要见周总理！要向周总理告状！”

得知这一情况之后，林彪的死党、空军司令吴法宪赶紧作出反应，让周恩来的飞机降落在了距离武汉达60公里的山坡机场，而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秘密降落到王家墩机场。接下来，就是曾经做过中共特科负责人的周恩来，展现他特务潜伏职业素养的时候了。

二、毛泽东、王力脱困

1967年7月20日入夜之后，周恩来进行了化妆，穿上便服、带上墨镜，偕同少量随行人员悄悄坐上了两辆吉普车，在空军派人开路的情况下，偷偷潜入了东湖宾馆，在那里迅速安排了毛泽东的撤离。深夜时分，林彪的另一个死党、中共军队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也抵达王家墩机场，在那里迎接毛泽东。凌晨时分，毛泽东成功逃到了王家墩机场，在那里得到了邱会作的迎接，邱会作把江青致毛泽东的信件和林彪对毛泽东表示关心的话，都转达给了毛泽东。感到情况很严重的毛泽东就要求准备飞机离开武汉——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和朝鲜的金氏独裁者一样，往往不愿意乘坐飞机。但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明显是有些着急和恐慌了，不再讲究使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了。

这样，在7月21日，毛泽东乘坐飞机成功离开了武汉，前往了上海。另一方面，在周恩来的要求下，武汉军区方面释放了王力。其后，周恩来、王力都乘坐飞机回到了北京，听命于林彪的空降兵第15军则向武汉方向开进。25日，北京举行了超大规模的百万人大集会，对王力的脱险表示欢迎。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林彪等人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王力则是成了最耀眼的“政治明星”，坐着轮椅坐在了最中间的位置，连周恩来和林彪都只能站在他的两边——王力这种极为高调的亮相，是林彪安排的。按照林彪和江青对王力的说法，这样的做法不是为了王力，“而是为了主席”——也就是说，在这时候，王力被看作了毛泽东的代言人和大功臣，这无疑是他的人生巅峰。然而当时谁也想不到的是，仅仅过了一个月之后，王力的政治地位就从九天之上跌落到了九地之下，失去了对毛泽东的利用价值，被毛泽东给无情地抛弃了打倒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先暂时不讲述，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再详细解答。

7月26日，经中共中央讨论和毛泽东批准的文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正式出台。这份公告这样说道：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市发生了冲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派来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谢富治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第一副总编辑王力同志的住地的严重政治事件。谢富治副总理遭到推打、围攻，王力同志以及工作人员张根成同志和北航红旗的革命小将遭到绑架和殴打。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

这份公告中还直接点了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的名字：

“我们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尤其是陈再道对上抵制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领导，对下压制打击群众意见。长期地、顽固地坚持错误，以致发展到造成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中央军委、反中央文革的“七·二○”叛变事件。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对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将迅速作公开检讨，并坚决、彻底改正……”

除此之外，这份公告也提到，会将被武汉军区逮捕的造反派头头释放。

三、湖北政局的翻转

在这样的情况下，听命于林彪的空降兵第15军进驻了武汉，将直接发动东湖宾馆事变的武汉军区独立师作为叛军解除了武装，控制了武汉的局势。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则被押送到北京关押了起来。在这之后，当地保派“百万雄师”土崩瓦解，一朝得势的造反派在湖北展开了针对百万雄师的激烈报复，在许多单位有大量的人遭到毒打，甚至被活活打死。根据中共官方目前承认的数字，在造反派的报复当中，有600人被打死、6.4万人重伤、18.4万人轻伤。然而，根据武汉当地文革史研究者彭祖龙的观点，在这波报复中的死伤是17人被打死、400余人被打伤。文革史学者杨继绳认为，中共官方提供的数字是夸大了的，彭祖龙提供的数字则是缩小了的。总而言之，不管实际的死伤人数究竟是多少，首先是武汉军区和保派大肆屠杀造反派，接着随着政局的翻转，造反派又打死了很多保派。在这种翻烧饼的政局之下，血雨腥风笼罩了荆楚大地。

在这之后，7月26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于京西宾馆召开了针对陈再道、钟汉华的批斗会。在这次批斗会上，周恩来说道：“你陈再道对毛主席对党是叛逆行为！”参与本次批斗会的空军司令吴法宪、武汉军区副司令刘丰等人则撤掉了陈再道、钟汉华的领章和帽徽，对他们做了“喷气式”式的批斗酷刑；吴法宪甚至亲自上阵进行“武斗”，打了陈再道几个耳光。吴法宪还在批斗会上调门极高地给陈再道罗列了罪状，说道：

“（陈再道）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在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陈再道办到了。陈再道盘锯的武汉军区是个奸贼窝。”

在这次周恩来主持的批斗会后，针对陈再道、钟汉华的批斗会就连场展开了，“批斗会人数多的达几万人，少的千余人；既有军队组织的批斗会，又有学校、机关、厂矿组织的批斗会；时间短的半天，长的达一天一夜。京城的大小批斗共计53场。”（《陈再道在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前前后后》，湖北政协官方网站，2014年9月15日）一时之间，陈再道和钟汉华成了当时的所谓“人民公敌”。7月27日，武汉军区司令、政委的职位，由听命于林彪的曾思玉、刘丰两名将领担任。

看到这里，大家一定会认为，陈再道和钟汉华肯定是彻底完蛋了。然而，尽管因为这两个人曾在武汉支持保派制造了一系列血案，事后造反派进行报复时又打死了不少保派，但在毛泽东的眼里，这两个老干部的命比造保两派民众的命可是要重要得多。在毛泽东还没死的1972年，钟汉华就复出担任了广州军区副政委和装甲兵政委；同一年，陈再道也宣告复出，担任了福州军区副司令。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在被审查了几年以后，只是被降了半级，继续可以出来做大官。至于那些死去的湖北两派民众，则是永远失去了生命——这就是所谓文革“大民主”的真相！

总之，经过七二〇事件之后，武汉军区的旧有权力结构瓦解了。很大程度上，在这一情况的推动下，文革在1967年7到8月间也进入了自一月风暴以来的又一个激进高潮。在这场激进高潮中，中共的外交部遭到了严重冲击，许多军队将领和部门也遭到了猛烈的攻击，甚至周恩来本人也成为了激进造反派的攻击对象。那么，这又一波激进高潮，究竟会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呢？

现居美国加州湾区、来自广东东莞的郑永华今年34岁。在2020—2022年中国新冠疫情封控期间于南京、东莞、广州等地从事过外卖员的工作。他在近日接受了本台专访，讲述了他在封控期间作为一名“外卖小哥”，与当局的封控政策“打游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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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华在疫情期间的经历

郑永华告诉记者，在2020年1月时，他正在南京做外卖员的工作。当时，新冠疫情刚刚爆发，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由此而来的恐怖气氛：“到处都是散发出那种恐怖气息，街上都没有人，除了送外卖的。小区里面，因为南京那边部队比较多，所以说他们基本上很多都有武警把守，他们非常的严。”

在那之后，郑永华很快回到了广东，首先乘坐飞机在深圳落地，而后被朋友接回了东莞。刚回到广东时，他还没有感受到南京那种程度的恐怖气氛。他说：“后来我就在东莞跑外卖，没有那么多钱，然后感觉去广州好一点，就去了，在广州应该有两年左右。”

在广州时，郑永华继续从事着外卖员的工作，先后在棠下、小洲、棠东三座城中村租房居住过。他感觉广州的封控政策不像南京那么严，但在广州时，他还是与当局的封控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对抗。他说：“很多人都不怎么会对对付共产党，我对付共产党是有一套的。对共产党，你在面对它实力比你强一百倍的时候，不能跟它硬拼，你必须要用其它的一些渠道跟它拼。”

郑永华对封控政策的“游击战”

郑永华表示，他所居住的城中村曾遭遇过很多次封村，并说道：“反正它一封村，我连房子都不住了，我就连夜提桶跑路了。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控制不了我。其实它每块铁板中间都打了钉，你一脚就可以把它踢开一个小洞。”

就他告诉本台，在每次封村开始前，都会有一种“预警信号”：“一般都是凌晨（封村），其实很少人知道。因为我是夜不归宿的那种，我晚上去珠江新城这些地方玩。当我差不多进村的时候，人特别多，凌晨不可能有那么多，（一般）最多就一两个治安仔。突然之间一晚很多治安仔，肯定有问题。”

郑永华所说的“治安仔”，是村中雇佣的治安维持人员。每当发现这样的情况时，就是郑永华“跑路”的时候。有时候，他在逃走时甚至连行李都不要，因为值钱的东西都存放在他位于东莞老家的村里。他表示：“我的电瓶车，有时候是放在村外面，有时候是骑到里面，有时候我连电瓶车都暂时不要，放在村里面，等它封控完了我就进去骑走。”

郑永华说，在封村的情况下，普通的方法是没法出村的：“包括我认识的一些治安仔，他也没办法让你走，说‘你看，现在我们这条村有一个红码，万一你连累其他人呢？’包括跟你关系很好的，他也不让你出，这是共产党文革时代留下来的一些残骸。”

不过，郑永华也谈到，他曾见过一次治安仔“放水”的情况：“当时我最记得，有一个人在我前面，看到他红码，所有的治安仔第一个反应是‘赶紧走’，没有抓他。治安仔不抓，警察会抓。因为如果他红了的话，是不是会让这些治安仔自己变红？所以他们这么怕他。”

至于如何逃出村子，郑永华也有一套自己的方法。他说：“基本上，如果你经常跑外卖，去了很多的地方，有一些地方，连那些治安仔都不知道其实有路可以走出本村，甚至连本村的人有些地方都不知道。所以说，你想出去随时都可以出去，要用其它的办法，不能用常规的办法。”

郑永华已经不记得他多少次这样逃出城中村。他说：“因为很没办法数得清楚。它一封村我就提桶跑路，我就回东莞，然后看新闻，（看到）广州没验到有红码的，我又回广州。”

封控期间的生计：外卖员生意由好变坏 城管处境好

郑永华说，在疫情封控的几年里，外卖员的生意有一个从好到坏的变化：“这两三年，前期还可以，前面的一年半载还可以，后面就不行，因为有很多人失业了，全部都出来。白领也好，什么人也好，全部出来跑外卖，因为（跑）外卖不需要成本。”

他谈到了在生意环境变差后，外卖员的收入：“只要去街上问任何一个外卖小哥，外卖小哥都会跟你说，现在没有办法跟以前比，现在已经卷到不行了，以前可能6块钱一单，现在3块多钱，都有人去跑。”

他也谈到了他和同行们交流后得知的情况，表示：“我问过其他同行，基本上从十点开始跑到下午一两点以前，没有疫情之前这几个小时是跑到200块钱。有疫情了之后，这几个小时很多人就跑到100块钱出头。”

据郑永华的了解，在他认识的人当中，还是有人受到封控政策的影响很小：“其他人受的影响蛮大，唯一的是我的堂哥受的影响最少，反而（处境）最好。因为他是做共产党的一些工作，他是城管。所以说他反正也有工资发，封不封跟他没关系，他也可以去上班，他可以自由出入。”

郑永华谈到，在封控的时候，村内最痛苦的是外来人口：“其实本村人还好了，因为没有压力，房子是自己的，菜也买够了。外地人反而更惨，有些外地人跟我一样找各种漏洞走出去。”

他表示，他之所以和当局的封控政策进行这种对抗，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当局的这些规矩并不合法，并说道：“我认为它的制度有问题，它没有经过人民的同意，他们所谓的法律都是完全不合法的，所谓的人大代表我都不知道谁代表的我，我都不知道人大代表是什么东西、是谁选出来的。”

责编：嘉远 网编：洪伟

展现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纪录片《宁化飞灰》，12月14日下午在洛杉矶举行了美国首映活动。本次放映，由在美港人团体洛杉矶香港论坛与《宁化飞灰》制作团队主办，美国香港人会馆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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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有未公开镜头 主办方发言人表示对放映会满意

洛杉矶香港论坛发言人林先生接受了本台采访，讲述了他对这次放映活动的感受：“这次放映会，有不少在洛杉矶的朋友来看，我们也相当满意。而且这套影片，有一些大家没看过的片段。”

林先生介绍说，虽然《宁化飞灰》导演刘健伦拍摄的一些片段被其他纪录片采用过，但《宁化飞灰》中仍有一些首次公开的影像，此前没有在其它纪录片和新闻中公开过。他表示：“有一些影片（片段），其实是我们从来没看过的。对于很多观众来说，有一个震撼性。”

《宁化飞灰》这部纪录片，是香港导演刘健伦在自反送中运动爆发到2021年间拍摄了约一千小时的影像素材，其后剪辑完成的，全片片长近两个小时，片中展示了许多反送中运动的镜头。在电影放映结束时，影院中响起了掌声，以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打倒共产党”的呼喊声。

(美国香港人会馆提供)

制片人与观众互动 讲述影片制作过程及全球放映情况

本次活动有近百人到场观影。除电影放映外，活动现场也举行了观众与《宁化飞灰》制片人汤美如的问答互动。汤美如互动中讲述了这部纪录片制作过程的艰辛，表示现居英国的刘健伦用了几年的时间才完成这部影片，说道：“他花了三年的时间才完成这部电影，因为他不能看那些录像。每次一看，他就会做噩梦，心跳加速。他住在伦敦，没有得到像他在香港时那样的支持。我住在纽约，基本上是我在支持他。我们一起工作。”

(美国香港人会馆提供)

参与本次活动的香港青年易碎君，在现场提出了关于香港的事如何获取西方世界关注的问题。汤美如在回答中说，《宁化飞灰》这部电影之所以用英语而不是粤语进行制作，正是希望全球观众都看到这部电影。她表示：“幸运的是，这部电影在韩国上映了，我们参加了新西兰的电影节，在新西兰获得了最佳影片奖。上个月，这部影片还参加了意大利那不勒斯人权电影节，也获得了两个奖项。我们希望这部电影能由一家美国公司发行，我们正在和他们洽谈。这家公司专门从事于亚洲电影、纪录片和人权电影。”

洛杉矶香港论坛发言人林先生告诉本台，据他所知，这部电影还有在其它地方继续公开放映的计划：“有其它城市（的人）已经对这套影片有兴趣，和制作团队有联络。我们希望，这套纪录片在其它城市也能陆续放映。”

责编：嘉远 网编：洪伟

展现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纪录片《宁化飞灰》，12月14日下午在洛杉矶举行了美国首映活动。本次放映，由在美港人团体洛杉矶香港论坛与《宁化飞灰》制作团队主办，美国香港人会馆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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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有未公开镜头 主办方发言人表示对放映会满意

洛杉矶香港论坛发言人林先生接受了本台采访，讲述了他对这次放映活动的感受：“这次放映会，有不少在洛杉矶的朋友来看，我们也相当满意。而且这套影片，有一些大家没看过的片段。”

林先生介绍说，虽然《宁化飞灰》导演刘健伦拍摄的一些片段被其他纪录片采用过，但《宁化飞灰》中仍有一些首次公开的影像，此前没有在其它纪录片和新闻中公开过。他表示：“有一些影片（片段），其实是我们从来没看过的。对于很多观众来说，有一个震撼性。”

《宁化飞灰》这部纪录片，是香港导演刘健伦在自反送中运动爆发到2021年间拍摄了约一千小时的影像素材，其后剪辑完成的，全片片长近两个小时，片中展示了许多反送中运动的镜头。在电影放映结束时，影院中响起了掌声，以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打倒共产党”的呼喊声。

(美国香港人会馆提供)

制片人与观众互动 讲述影片制作过程及全球放映情况

本次活动有近百人到场观影。除电影放映外，活动现场也举行了观众与《宁化飞灰》制片人汤美如的问答互动。汤美如互动中讲述了这部纪录片制作过程的艰辛，表示现居英国的刘健伦用了几年的时间才完成这部影片，说道：“他花了三年的时间才完成这部电影，因为他不能看那些录像。每次一看，他就会做噩梦，心跳加速。他住在伦敦，没有得到像他在香港时那样的支持。我住在纽约，基本上是我在支持他。我们一起工作。”

(美国香港人会馆提供)

参与本次活动的香港青年易碎君，在现场提出了关于香港的事如何获取西方世界关注的问题。汤美如在回答中说，《宁化飞灰》这部电影之所以用英语而不是粤语进行制作，正是希望全球观众都看到这部电影。她表示：“幸运的是，这部电影在韩国上映了，我们参加了新西兰的电影节，在新西兰获得了最佳影片奖。上个月，这部影片还参加了意大利那不勒斯人权电影节，也获得了两个奖项。我们希望这部电影能由一家美国公司发行，我们正在和他们洽谈。这家公司专门从事于亚洲电影、纪录片和人权电影。”

洛杉矶香港论坛发言人林先生告诉本台，据他所知，这部电影还有在其它地方继续公开放映的计划：“有其它城市（的人）已经对这套影片有兴趣，和制作团队有联络。我们希望，这套纪录片在其它城市也能陆续放映。”

责编：嘉远 网编：洪伟

在新冠疫情封控期间居住在西安的张博、张科兄弟两人，向本台讲述了他们当时的艰难经历。除了面对生意失败、饥饿以及家中生病老人断药的问题外，他们也谈到了封控之下人心的变化，以及应该向谁问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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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年可以说是毁了我的人生，也毁了我儿子的人生。”

现年49岁的张博在疫情封控期间居住在西安市区，经历了生意失败和饥饿。他告诉记者：“这三年可以说是毁了我的人生，也毁了我儿子的人生。很糟很糟。”

在封控刚刚开始时，张博的儿子正在上初中。张博说，封控导致他儿子在最需要教育的时候，无法正常前往学校上学，总是接受线上教育：“他在上初中期间，几乎没有上过几次课，再加上因为经常在家里头，跟他母亲经常发生矛盾。毕竟他在家里头，没有朋友。他的性格确实（有）非常大的改变。”

张博讲述了他儿子性格变化的情况，说道：“他以前爱说爱笑，我们给他报了舞蹈班。反正这三年，由于他经常在家里一个人，跟他母亲吵架，最终他的性格变得寡言少语了。”

他总结说，2020—2022年这三年，整个改变了他的家庭和人生：“我感觉这三年封控，对我、对我的儿子、对我的家庭、包括对我的父亲——因为我父亲以前病得没有那么重，但是买不成药，我又无法去看他——反正对我的人生的影响是，简直整个改变了我的人生。”

(孙诚拍摄，独家首发)

族人之间因封控造成的仇恨持续至今

在封控期间，47岁的张科与他患病的父亲居住在他们位于西安郊外的家乡西屯村。张科说，经历了封控之后，村里族人之间的关系变坏了。

张科回忆说，在西屯村，疫情封控政策经历了由松到紧的过程。在2021年底时，西屯村曾因出现了一个红码，展开了一场为期约一个月的封控。执行这次封控的人，是村委会临时雇佣的人员。他表示：“因为封控的太突然，没有提前告知就直接封控，然后派村里雇的临时人员，但是这些人又跟村里人带有宗族关系，互相之间成了仇人，打架的或者骂的。后来就是解封了，互相之间都看不顺眼，简直就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破坏。”

张科说，由于在封控的情况下，外村人无法靠近西屯村，因此村委会雇封控人员的都是本村人，这些人在封控中可以通过倒卖食物获利。在封控开始后，村子东南西北四个出入口都被这些人堵住了：“但是有的人必须要出去，至于为什么出去，那我也听别人说，比如说是到亲戚家或者到父母家。有的人是从外村来的要回去，他也不让人家出去，所以就吵架。而外村的人到这来，肯定是跟本村的张姓人认识，叫张姓的亲戚朋友来，（和封控人员）又吵架又啥的，反正就是发生矛盾。”

张科表示，族人之间在疫情封控期间产生的仇恨，直到现在依然存在：“到现在都是这样，我们堂兄弟之间还可以，但是有张姓的旁系那些，有的互相都跟仇人一样。哎呀，我感觉就是很愚蠢的事。”

张科还告诉记者，在疫情封控期间，他曾因为找不到工作，在村子附近的西安交通大学校区做过一段时间的保安。他说，由于当时他放行了学生：“因此我还受过处分，但是我一直还没改，后来我就辞职不干了。”

恐惧与宣传：封控下人们的心态

张博和张科也讲述了在封控之下，人们的心态发生的变化。张博表示，在封控下挨饿的时候，他不但胃病变得严重了，而且常做噩梦和饿醒。他讲述了他在当时的心态，表示上述情况和生意的失败，造成了他这样的状态：“反正是我感觉整个人病怏怏的，然后再加上恐怖，因为共产党一直在宣传这是一种非常恐怖的疾病，我们当时心里也非常的恐惧。那段时间真的很糟，我感觉到我都活不下去了。”

张博表示，他感到恐惧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封控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号称他们被政府赋予权力的人，就可以完全剥夺你所有的权利，包括你的生命权，包括你的所有的言论，包括你的行为，包括你的人身自由，全部可以全部剥夺掉。”

张博谈到，这些号称被政府赋予权力的人包括：“我见过大白，也见过我们的当地的街道办事处，也见过管理我们小区的保安。他们所有人都可以行使这种权利，那个时候他们要把你打死，都不用追究他们的责任。”

张科则谈到，在封控期间，他感觉身边的人们对当局的宣传非常相信。他说：“疫情，你也知道那段时间，新闻真真假假，来回的起伏。但是我们发现普通人，不管是村委会的人，还是包括普通人深信不疑。开始的时候说一个月结束，我们都信；最后说半年结束，他们也信；后来说绝对清零，他们还信；动态清零，他们也信。我感觉反正是有点傻。”

向谁追责？

在记者询问张博，他认为这些疫情封控期间的事应该向谁追责时，他有些激动地说道：“追责的话，肯定是共产党。”

张博表示，他的家乡属于泄洪区，村里的地在秋收时会被洪水浸泡，这导致他小时候就有挨饿的经历，甚至有两年是靠红薯度过漫长的冬天，而麦子只能交给国家。因此，他从高中的时候就对共产党没有什么好印象：“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就知道，遭了水灾，不会有‘解放军叔叔’来救你的，你连公粮都不能少，你必须把它交齐。而且也不会有解放军出来给你送粮的，必须自己解决，自己想办法找吃的。”

张科在谈到应该向谁追责的问题时，则是这样说：“在其位谋其政，你共产党既然是政府，你就是最大的责任者。这就跟一国一样，你是总统，你就负最大的责任，要不然你就别当。我认为就是，说你共产党‘是中国政府的合法代理人’，那就是你责任最大，不管百姓怎么配合，还是你领导无方的问题。”

责编：安克 网编：洪伟

在新冠疫情三年封控期间，住在西安的张博、张科两兄弟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日子。他们讲述了封控带来的破产、饥饿、老人断药问题，以及当地饿死人的情况。他们的故事，请听本台记者孙诚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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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的家具厂生意：“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

张博和张科是两兄弟，今年分别49和47岁，老家在西安郊外的西屯村，在2023年离开中国，目前居住在美国加州湾区。在2020—2022年间的封控到来之前，他们在西安当地投资开设了一间家具工厂。但随着封控的到来，他们的工厂经营不下去了。

张博讲述了疫情封控对他的工厂造成的影响，说道：“它完全就不让你开门了，整个都停止了，一切都停止了，所有的商业活动全部都停止。我感觉整个就是噩梦，就像一个高速运行的列车突然一脚刹了下去，然后一切人仰马翻，所有的东西全部都一团糟。”

他们曾经经营的这间工厂，运作模式是接别人的订单，为别人代加工家具。为了这间工厂，他们仅在货物进出、员工工资方面就投资了三四十万元人民币，这还不算包括一台价格在十七到二十万元的数控机床。在疫情封控到来后，他们的工厂又勉强维持了两年，最后实在无法维持，只能关闭。张博说：“我实在坚持不下去，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

他告诉记者，因为疫情封控，与他从事同一行业的人处境也很恶劣：“他们几乎都完蛋了。后来没有完蛋的，我知道的，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家具圈，有一对上海夫妇，他们认为疫情快过去了，他们就借了一大笔钱，继续把家具厂开下去。最后又封控，破产了。”

张博后来听说，这对夫妇在破产之后，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自杀了。

饥饿的滋味：“做了很长时间的噩梦”

在疫情封控期间，张博与他的妻子、儿子住在西安市区内的居民小区中，张科则回到了老家西屯村照顾兄弟两人生病的父亲。在西安市区被封控时，张博体会到了饥饿的滋味。

张博讲述了他挨饿的经历，说道：“我们年纪大了，有风险意识，我买的东西比较多。但是吃到后期，基本上就没得吃了，因为我也没想到会封这么长时间、会封得这么频繁，我真的没有想到。”

他说，他对封控的印象，一开始是一次封两三个礼拜，但后来变成了一次封一两个月，这让他无法忍受。在2022年初，西安传出了一名29岁女子因为封控无法进城，在路边的车上被迫住了十六天，因此冻饿而死的消息。而这段时间对于张博来说，也是最难熬的一段日子。他说：“我只记得封控得最长的那段时间，到了后期把肉都吃完了，虽然家里还有东西，但是我们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继续封下去。我们基本上就是一天一个人早晚各一个馒头，（把食物）留下来，因为我们不知道封控还会持续多长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饥饿，张博的胃病变得很厉害。他回忆道：“那段时间，我的胃病很严重，每天我们都害怕。给娃（按：西安方言称孩子为‘娃’）还是定量的，但是我和我妻子基本上就是早一个馒头、晚一个馒头，有时候熬一点稀饭。”

他讲述了饥饿给他的身体造成的损伤：“那段时间由于吃得少，胃反酸，最后就是胃病。后来到了美国了，我也很长时间不能饿，一饿的话就胃疼。我弟弟也一样，最后买了胃药了，经常吃胃药。”

张博说，在那段饥饿的日子里，他在手机上看到了那名女孩在车里饿死的事：“那个事情让我做了很长时间的噩梦。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无法理解人的灵魂会黑暗、漆黑到这种程度，我难以理解。它是活活地把人饿死。”

张博说，据他所知，西安在封控期间饿死人的事不止这一例，甚至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就有人饿死：“离我们那儿不远，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那种苏联式老楼、老小区，特别老，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多余的设施，厕所都不在屋里头、在外面。那种老式楼里头如果有老人的话，子女又没法过来照顾，很多老人就会得疾病或者饥饿导致死亡。就说我知道的，那边有老人被饿死的，有好几位。”

张博表示，这不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挨饿：“我也没真的没想到，这个年代我遇见了我童年遇到的饿肚子的情况。”

农村的封控：痛苦的断药老人

与封控期间住在城市的张博相比，当时住在农村老家的张科又有另一番经历。和城里相比，他的老家西屯村的封控相对没有那么严酷。张科说：“西屯村严格来说，大封就一回。平常如果发现一个黄码——因为红码在农村很少见——发现黄码那就暂时把你封起来。然后，过一段时间，两天做一次核酸，没有红码，那一个礼拜就解封了。”

张科说，西屯村仍有一次因为发现了红码被封了一个月。当时，村中的人们也得到过一次当局的食物补给：“反正就送了一回，我们农村好一点，它是个大箱子，里面有酱油、醋、蒜、菜啥的，这些可能在农村也不值钱，尤其是菜。但是它给上面报的是送了三回，（其实）一个月就送了一回。”

当时，张科与他患有肺病和前列腺炎的父亲居住在村子里。在封控的情况下，他父亲所需的药物成了一个大问题。张科说：“因为我父亲有严重的前列腺炎，他必须要吃德国产的药，农村没有卖的，只能在西安市买，所以我好几次都是让熟人弄过来。”

张科告诉记者，在封控期间有办法穿过封锁给他带药的人，是一些他认识的有门路的体制内人士。虽然如此，他的父亲也无法完全及时地获得药物，出现过前列腺药物断药的情况：“确实有一段时间，我父亲非常难受，他憋的难受你知道吗？肚子也胀，经常是小便出血，血块，老人是受了罪。”

张科说，对于西屯村那一个月的大封控，他的感受是“不想回忆”：“真的，我是不像我哥，可能做噩梦啥的。连回忆都不想，我跟他的心态不太一样，你知道吗？我不太想回忆这件事情。”

责编：安克 网编：洪伟

一、武汉的大武斗

在上一讲中，我们谈到了在1966、1967年之交时底层劳动者的抗争行动，以及临时工、合同工的组织全红总被当局镇压的过程。通过镇压全红总，毛泽东给文革又加上了一个沉重的镣铐，那就是民众在文革当中展开的群众运动必须要跟随毛泽东的所谓“伟大战略部署”，不能进行在自由国家非常普遍、民众为自身权益而进行的社会运动，更不能组建跨省的“全国性组织”。

尽管如此前所述，毛泽东否定了上海人民公社取消科层制官僚制度的实践、镇压了以全红总为代表的底层民众抗争运动，但他在1967年上半年仍未放松对所谓“走资派”们的攻势。随着二月逆流被毛泽东打了下去，以及1967年4月《军委十条》的发布，军队无法再直接随意逮捕造反派，造反派也随之重整旗鼓，对各地的干部、军头们发动了一轮更为猛烈的冲击，从而导致了一片天下大乱的局面。在一片混乱之中，武汉的局势成为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关键所在。

武汉号称“九省通衢”，处在长江航运及京广铁路的中间位置，在中国的整个水陆运输系统当中处在位于中心的十字路口位置。自晚清以来，武汉就有规模不小的重工业，因此也存在着大量产业工人。中共建政以后，作为湖北省会的武汉不但是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政府的驻地，也是管理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广东、广西六省的中共中南局的所在地，还是武汉军区的核心，有着重床叠架的党政军官僚系统。除此之外，武汉有大量的高等院校，作为一座传统商贸城市的武汉又有数量庞大的本地市民。上述这些复杂的人群，以及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武汉的文革斗争相当激烈。

在1967年初时，武汉最大的造反派组织，是由产业工人构成的“工人总部”。在1967年3月17日，二月逆流的冲击波传到了武汉，工人总部的485名干部全部被军方逮捕。到了4月，随着《军委十条》的推出，武汉造反派展开了大规模游行，反对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然而军区却拒绝释放工人总部的头头。5月1日，由工人和学生组成的大批武汉造反派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五一节大游行，斗争目标直指武汉军区。

面对造反派一浪高过一浪的压力，武汉军区没有妥协，而是继续采取了强硬路线。

1967年5月16日，武汉军区组建了它的“御用武装”，名叫“百万雄师”，这一组织的口号一听就非常暴戾，叫做“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百万雄师的人数多达五十万，由武汉市委组织部直接领导、市人民武装部指挥，成员包括机关干部及家属、复员军人、工厂领导、老工人、民兵等等。总而言之，这些人都是当时体制的既得利益者。百万雄师的核心战斗队名叫“红武兵”，是一支标准的民兵部队，有多达两万人的、完全脱产的战斗队，其成员在战斗时每天可以拿到两元的工资。红武兵装备的武器，包括长矛、烟雾弹、消防车、卡车、毒气等，他们从不贴大字报、从不讲道理，专门进行武斗，作风极为残暴。在此后两个月内，武汉爆发了多达十七次大规模武斗，造反派被打死打伤的人数多达1218人，明显落入了下风。

当时百万雄师和红武兵的残暴程度，可以从一名这一组织中的17岁中学生所做的叙述中看出端倪。这名中学生曾有一段这样的自述：

“早上，我没吃饭以前，‘百万雄师’组织了一万多人。头头是武棉厂的一个（姓）李的。在江汉公园开会说：我们今天的主要目的是杀平武汉三镇的牛鬼蛇神，专抢砸偷民众乐园，撤消民众乐园联络站。’当时我听到这消息后，就和邻居两人赶至六渡桥，来到后我就用三角刮刀杀了5个小孩。当时我看到红武兵打死了‘九一三’36人。杀死后又赶快把尸体抢去。当时只要你碰到喊“打倒红武兵”就打死，当时还有一个女同志，她也拿刀杀了几个小孩。我杀了5人……全部是8、9岁。杀一个小男孩，可得20元；杀一个战斗队队员50元；杀一个思想兵、杀死一个造反的‘红武兵’50元。所有杀死了人的钱到红武兵头头那领(武棉)。杀人武器是红武兵在江汉公园训练时发的。”

（转引自马若德：《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第十二章《武汉事件》）

这段文字中所展现出的残暴、血腥、疯狂，已经无需多言。

二、“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军人冲向毛泽东的行宫

由于武汉的武斗日趋严重，毛泽东决定亲自去视察调解当地的局势。1967年7月14日，周恩来乘坐飞机到达武汉，毛泽东则坐火车到了武汉，下榻在他的行宫东湖宾馆梅岭一号别墅。随同毛泽东一同到达武汉的人，还有中央文革的王力和谢富治，这两个人视察了湖北大学，得到了学校中造反派的热烈欢迎。7月15日，武汉造反派展开了大游行，打出了“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这样的标语，遭到百万雄师的冲击，死伤了47人。此时，毛泽东决定向武汉军区施压，要求释放被捕的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头头，王力、谢富治在7月16到18日间连续和造反派进行了谈话。在7月19日凌晨，王力、谢富治又在武汉水电学院向造反派发表了讲话。在高调地对武汉造反派作出了一系列的支持动作之后，王力采取了进一步行动，在7月19日当天下午3时向武汉军区干部发表了讲话，直截了当地表示工人总部要翻案、说百万雄师是个保守组织。在当时，如果一个文革群众组织被中央文革戴上了“保守组织”这个帽子，那么它就会被视为不站在毛的政治路线一边，等同于被打入了另册。面对这种情况，百万雄师及它的后台武汉军区作出了激烈的反应。

7月19日下午4时，在王力向武汉军区干部做了讲话之后一个小时，大批百万雄师成员和军人冲进了武汉军区大院，质问王力凭什么要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武汉军区独立师政委蔡炳臣、师长牛怀龙更是愤怒地离开了会场，回到武汉洪山下的师作战部。牛师长在他的部下面前情绪失控，不但拍桌子、摔椅子，而且大喊：“拼了！”于是，一场令人震惊的事变随之就发生了。

1967年7月20日凌晨0点半，武昌公安局的14个人向毛泽东所在的东湖宾馆发起了冲击。他们冲击了东湖宾馆的北门，随后大批百万雄师的人员和军人冲入东湖宾馆内，将王力抓到了武汉军区大院，对他进行了毒打。当时，紧张的气氛笼罩在了毛泽东所在的地方，毛泽东的随行人员中出现了传言，表示已经有人从东湖对岸嘴里叼着小刀游了过来。毛泽东的“大内总管”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赶紧向机要员谢静宜和樊一民交待道：“手里时刻拿着火柴，万不得已时烧掉密码，把密码机从窗户上沉入湖底。”此外，包括新华社摄影师在内的毛泽东随行工作人员也都拿起了木棒，防止毛泽东遭遇攻击。不过，这些冲入东湖宾馆的人始终没有直接冲击毛泽东本人。

到了7月20日上午，百万雄师在武汉市内举行了大规模的军民游行，并冲入湖北大学攻击造反派，打死了一个人，呼喊着“打倒王力”的口号。当时社会上甚至还出现了一个直接指向毛泽东的说法，叫做“抓那个来游泳的人”。毛泽东自青年时代起就喜欢游泳，为了满足他的这个爱好，东湖宾馆中自然也配备着游泳池。因此，这个所谓“抓那个来游泳的人”，实际上就是指要抓毛泽东。

三、毛泽东在武汉的行宫概览

在这里，需要讲一讲毛泽东在东湖宾馆中的行宫的样子，首先介绍一下其中的游泳池。毛泽东为了满足他在冬季游泳的需求，东湖宾馆内还装有长34米、宽约15米的室内游泳池，而且泳池旁的锅炉房能对泳池进行加热。至于毛泽东位于东湖宾馆的行宫内的其它设施，则更是豪华。根据文革史学者余汝信的研究，在行宫之中，有“男女主人套间各一（包括各自独立的8米长×8米宽×4米高卧室、洗手间和工作室，一个共用的休息室），可容纳20人左右的一个对外会议室兼接待室，厨房、餐厅各一个，约30位随行工作人员的住处”，此外“地面必须平坦不可以有踏步，遇到任何复杂的地形，采用斜坡道代替踏步”。设计者“力图使建筑物的各主要房间有向南的好朝向，同时也使房间具有好的景向，并可以在不同房间看到不同方位的东湖景色，但又考虑到确保各方向的安全”，行宫的总体设计风格“总的是希望突出人生活在自然之中，与自然紧密结合；周围适当种树，使得在里面活动的人观景便利与被观隐蔽。”除此之外，行宫又设有小会堂，“由多功能厅附小舞台、大接待室、前厅、休息厅、休息廊、厨房、备餐间等部分组成，多功能厅要求适应各种会议、小型演出、电影、联欢、文娱、舞会、宴请、会餐等活动。”总体而言，这座行宫的占地面积在11000平方米左右。凡此种种设施，无不表明所谓毛时代“清廉”的说法完全是一种中共编造的神话。作为所谓“无产阶级领袖”的毛泽东，过着相当奢侈的生活。

闲话少叙，让我们回到对历史进程的讲述上来。随着毛泽东在武汉陷入困局，北京方面也陷入了一团混乱。当时，汪东兴和中共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向北京方面发出了告急电文，表示“反革命分子已经冲进来了，快冲到主席住处。”得知这一消息的江青连忙哭着找到林彪，要求林彪和叶群赶快去武汉保护毛泽东。这无疑是毛泽东自文革爆发以来面临的最大危机，他究竟能否脱离这个困局、逃出险境呢？我们下期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