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系2011年写的旧文，原发表于《南方周末》，后增加了“补记”，收入《洛城论学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近见有帖子转载此文，但删去了材料出处，现重发全文于此，并另写了“补记二”，以备参考。“补记二”提供的材料甚为重要，敬请留意。
作者：胡文辉
中国旧制度影响美国的几条线索
我们都很了解，近代以来，美国作为世界上最迅速崛起的、最强大的国家，对中国的影响是压倒性的；以至于我们很少留意，中国作为一个延续到近代的最繁盛的古典文明，对新兴的美国曾产生过什么影响。约半世纪前，美国哈罗德·伊萨克斯（即伊罗生）曾这样描述：
中国痕迹点缀于我们的日常现实生活中，这一点可谓老少皆知。一个多世纪以前，由新英格兰航海家引进的中国式的房屋装饰风格，至今还伴随着我们。在最近几年里，中国式的风格已扩展到女性时装，甚至是面部化妆中。在本世纪20年代，麻将热席卷全国，然后消失，但中国餐饮却已成为美国城市风景中令人熟悉的一部分，杂碎、炒面和许多十分精致的碟子已经被这块拥有许多烹调技术的国土所吸收，变得很自然。因为对这些餐馆的熟悉，或是由于过去从爆竹包中撕下的包装纸，或是由于唐人街五颜六色的招牌，几百万美国人无疑可以辨认出中国字来。根据大量一般的知识来源，我们很小就可以轻车熟路地一眼认出中国农民戴的圆锥形草帽，或是中国式样房顶向上翘起的角。我们知道中国谜语、中国棋、中国灯笼、中国红、中国黄——事实上，《韦氏新国际词典》中几乎有三栏密密麻麻的带有“中国”前缀的单词，其中包括一些我们最喜爱的花卉，这些花是很久以前从中国带回来并移植于我国的，如杜鹃花、木槿、牡丹、紫藤。（《美国的中国形象》，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页84－85）
但除了这些生活风情的片断，还有吗？在观念和制度上，还有更深刻的影响吗？
伊萨克斯已提及，富兰克林、杰斐逊都曾受到欧洲重农学派的极大影响，这样就等于是间接地受到了中国思想的影响。富兰克林就表示：
假使我们非常幸运地能够引进中国的工业、他们的生活艺术和畜牧业的改良方法……在将来的某一天，美国可能会变得像中国一样人口众多……（据《美国的中国形象》，页124－125）
此外，我近时偶尔留意到几则个案，对此问题还可以作一些补充。
首先是商业担保制度。清代广州洋行（十三行）实行所谓“保商”制度，由官方指定的行商垄断对外贸易，但行商必须承担约束外商、保证关税上缴等责任；而行商之间有连带责任，假如一行倒闭，全体行商都要共同分担其债务，包括对外商的债务。荷兰汉学家包乐史指出，这种债权担保制度，直接成为1829年纽约设立“安全基金”（the Safety Fund）的样板——而这一“安全基金”是世界上最早的银行存款保险计划之一，也是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雏形。当时“安全基金”的倡导者佛门（joshua Forman）写信给纽约州长说明：
让银行对彼此而言变得可以信赖的适当性，可以从广州的行商身上看出来。在那里，一群各自行动的人，在政府的允准下拥有与外国人交易的排他性权利，同时在彼此生意失败时，对彼此的债务是可依赖的……这个抽象的公平原则已经经过了70年的现实考验，而在其下行商的连带已经获得了全世界的信任，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可以超越它。将这个原则调整并使其适应我们共和体制的温和特质，就成了这个系统的基础。（《看得见的城市：东亚三商港的盛衰浮沉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61－62）
当时参与中美贸易者也多赞誉广州的洋行制度，甚至说它“与世界上任一地方的制度相比，都更简单而非更复杂”，没有任何港口能像广州那样“让贸易进行的快速而规范”（《看得见的城市》，页62）。事实上，正是由于这种债权担保制度的有效性，外商遂大量向行商放贷，形成所谓“商欠”问题，使行商制度在鸦片战争前就已左支右绌了（可参章文钦《清代前期广州中西贸易中的商欠问题》，《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广东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
其次是考试制度。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在补充华裔学人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西传考》一文时指出：美国最早提出实行文官制度的任克思（Thomas A. Jenkes），在其1868年的报告中就有“中国之文官制度”一章；同年爱默生（Emerson）在向中国外交使节演讲时，就提及任克思的提案，并说：
……中国是走到我们前面了，也走到英国同法国前面了。同样，中国社会上都非常尊重教育，也走到我们的前面，这就是中国值得光荣的唯一凭证。
他还特别强调著名传教士丁韪良为了给美国政府提供借鉴，也在同一年发表了《中国之竞争考试》，“很可能影响到美国的改革运动”。顾立雅总的看法是：
英国文官考试制度的起源，我们可以很有理由地断定是受了中国公开竞争制度的影响。至于美国文官制度所受中国的影响，似乎也用不着详述，因为美国的制度大部分系采自英国，一部分系采自德国。……美国采行文官考试制度似乎也可能有一点是直接受了中国的影响，然而更直接的影响则为英国的。
（见《中国考试制度西传考》附录《美国文官考试制度所受中国之影响》，《邓嗣禹先生学术论文选集》，[台]食货出版社民国69年版。按：《美国文官考试制度所受中国之影响》一文在内页中未另外标明作者，但全书目录《中国考试制度西传考》一条下注明“附顾立雅教授续考”，似乎就是指附录的此文。）
上面提到的丁韪良一文，见中译本《汉学菁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影响力》第四卷第十七章（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
还有经济调控制度。留美华裔学人钱存训在论述中国对美国的影响时特别举出一个事例：
我们这一代所亲身经历，完全经由学术途径传播的最有利而重要的实例，就是美国采用了中国古代的所谓“平粜”制度，那就是在丰收的年头由政府向农民收购米谷储藏，到歉收时期便以平价抛售给平民。这项中国古代的经济理论，最早是由哥伦比亚大学的陈焕章在其1911年的博士论文中加以讨论。1918年，华勒斯（Henry Wallace）先生主编一份周报，这篇研究论文正巧落在他手里，自此他对这一项中国古代制度极为赞赏。当华勒斯于1933年出任农业部部长时，这个中国的理想终于为美国所采纳。他运用此经济理论以控制不断增加的小麦及其他剩余农产品，当20世纪30年代中，美国剩余农产品的堆积，形成了1929年不景气的重要原因。1933年第一次颁布的农业调节法案（The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乃是罗斯福实施新政的主要措施，也就是“平粜法”这个中国制度在美国具体化的一个案例。
（《美国对亚洲研究的启蒙》，《东西文化交流论丛》，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另，书中《袁同礼馆长与国际文化交流》一文也提及此事。）
这个引出了美国“农业调节”制度的陈焕章，是广东高要人，曾在万木草堂受教于康有为，光绪末年考中进士，随后赴美留学，1911年以博士论文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孔门理财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这个履历在当时显然是很特别的。可他虽然当了洋博士，却是辜鸿铭式的保守派，返国后大力提倡“孔教”，曾为鲁迅所讥。作为逆思想潮流而动的人物，陈焕章长期声名冷落，就连熟悉经济学史的林行止，也是在写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时，才知道陈焕章系其中国门生（《克拉克奖的克拉克》，《经济学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鲁迅误打陈焕章》，《我读我在：林行止随笔三集》，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不过，陈焕章近年已受到重视，一个明显的标志是他的《孔门理财学》居然出了三个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中国发展出版社、中华书局）。
以上三例，完全是读书抄，其详细情形，我没有能力探讨，只是考虑到此问题似缺乏系统研究，故提供线索，期望学界于此多加留意而已。
关于中国文明影响美国的问题，自然是附属于中国文明影响西方这个更大的问题。大概说来，讨论中国对欧洲影响的，以往的研究较多一些，检点手头的文献，中国人的专著略有陈受颐《中欧文化交流史事论丛》（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59年版）、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严建强《十八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陈志华《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西人著作的中译本有 [德]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法]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按：又译作艾田蒲《中国之欧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而讨论中国对美国影响的，我就只有一本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了。
当然，这也是事出有因，不难理解。在近代早期，大约18世纪以前，西洋文明已如日方升，但中国文明仍在盛世，中国形象在西方人眼中还是正面的、积极的，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上还处于“出超”状态；而到了18世纪末以来，中国文明迅速衰败，西洋文明则以加速度兴趣，美国更是后来居上，此时中国形象则转向负面的、落后的，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上则变为“入超”状态。过去研究者聚焦于中西交流的黄金时代，自然就更注重中国文化“出超”的时代，更注意中国对旧欧洲的影响，相对地，就忽略其“入超”的时代，也忽略其对新大陆的影响了。
最后，顺带说几句题外话：像打着复古旗号的所谓“新儒家”那样，或者像惟哈耶克马首是瞻的秋风那样，在思想层面极力美化中国古代文明，我是无法认同的；但像开口闭口“大历史”的黄仁宇那样，在制度层面一味抹杀中国古代文明，我同样不以为然。我觉得，与其在思想层面空洞地礼赞传统，还不如在制度层面踏实地挖掘传统。如果我们从唐宋时代算起的话，一种延续了千余年的制度，必有其实用性和合理性，如果这样的制度是失败的，那么历史上还有什么制度是成功的呢？
附记：
此文写完以后，在网上搜索到李超民先生的论文《从翰林到博士：陈焕章〈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原理〉及其影响》，已引用了钱存训的文章；进而又知道他已著有专书《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年版），以华莱士（即钱存训文中的华勒斯）为中心，全面地梳理了“平粜”（常平仓）制度影响美国这一问题。好在我本来就是抄书，姑仍其旧。
补记一：
关于最早叙述中国考试制度的西洋人，邓嗣禹当时所知为克罗兹，系葡萄牙传教士，1556年来华；而近时研究者则指出此前已有维埃拉、加列奥特略有涉及，亦葡萄牙人，其中维埃拉系1517年来华（吴孟雪、曾丽雅《明代欧洲汉学史》第四章第二节，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针对邓著的结论，方豪曾表示质疑，其理由是：欧洲人在了解中国考试制度以前，已有自己的考试制度，只是在后来“中国热”的风气下，他们才“不知不觉”地误以为西洋考试制度系受中国影响。西人对于本土考试制度是否会数典忘祖，尚可存疑，但即使是方豪，也不得不承认一点：“西方所受中国影响的，换言之，真正为中国考试制度上所独有的，不是笔试，不是官吏考试，而是西方从前只有一校一院的考试，中国了是合各县、各府、各省的学子而举行规模不同、程度不等的会考。只有这一点，中国曾经影响了西方。”（《西方考试制度果真受中国影响吗？》，《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册，台湾民国58年自刊本）这样一来，方豪的质疑未免有些自相矛盾了。
补记二：
关于十三行“保商”制度对美国银行保险的影响，以后[美]葛富锐撰有专著，其结论是：十三行的商业实践，包括行商的债务危机，美国人并不清楚，但其商业共同责任制度这一理念，是准确地传达到了纽约州议会的《现代银行业的中国基石：广州十三行担保制度与银行存款保险的起源1780－1933》（何平、于焘瓮城、李纯元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20年版，第286－290页）。
关于科举制对于欧洲文官制度的影响，汤因比曾提及：“有些英国人非常欣赏中国社会的一些特征，比如英国第一批驻华领事馆成员之一的密迪乐就在1856年出版的《中国人及其叛乱》中推荐中国的科举制，认为英国应当仿效。”更有意思的是，他还另外指出：“维多利亚后期的公务员也和中国公务员一样，不仅要精通学术，而且也被期待、鼓励在履行职务期间继续学术研究。这也说明1905年以前，英国公务员有时间进行这两种活动，一个勤勉有章法的公务员有能力同时进行行政和学术工作（大多数通过考试选拔的公务员在行政和学术中都很有德行)，此外，这两种活动不仅并行不悖，而且互相成就。学术研究可以帮助公务员拓宽视野，免于沦落为无聊官僚，公务事业可以帮助学术研究更有方法，有时甚至可以在业余时间中写出伟大的作品，而如果他是个有大把时间却缺乏自律的大学导师，可能还创造不出这样的作品。”（《交游录》，李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18－119页）他表彰中国旧制度的学术官僚传统，是很可见其眼光的。
关于科举制对于美国文官制度的影响，卫三畏1879年写过一篇为中国移民辩护的文章，痛斥加州拟立法排斥华人，里面有这样话：“它诋毁了一个教会我们如何制作瓷器、丝绸、火药，给予我们指南针，展示给我们茶叶的用处，启迪我们采用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的民族……”（据[美]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顾钧、江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293页）卫三畏年代甚早，且熟知中美情形，而他明确认为科举制“启迪”了美国，这一认识是相当有力的。
此外，有个超出题外的事情，也值得附带提及：中国的货币制度可能也影响到欧洲尤其是德国的银行业。
马克斯·韦伯曾指出：“中国提供了储存银行的范例。在中国，铸币的贬值导致给商人的商业建立一种金属储存银行。重量单位既经确定，银的支付不是用个体商人对他存有银条的银行所开具的支票或类似支票的其他票据来进行，就是用铸成条的银块——银两——来进行，但后一办法和用支票进行的支付相比，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这样就建立了一种银行货币，银行货币不但是建筑在商人对金银块的持有上，也是与储存制度有关的人的专用支付手段。”他并且认为，西方在16世纪仿效了中国的这一“范例”（见《经济通史》，姚曾廙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56－157页；参旧译本《社会经济史》，朴太郑译，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第三册第275页）韦伯更认为，近代汉堡银行的会计制度（Verrechnungswesen）也是按中国模式建立的（据杨联陞《中国货币秘信贷简史》，《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杨联陞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又，有位瓦尔特·桑德尔也说过：“在18世纪，当国家的货币单位因为所谓的国家需要而不断波动，且因此在可知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不能再依赖货币价值的时候，汉堡的商人找到了一条可行的道路。通过创立汉堡直接转账银行和学习古代中国的银两体系，他们采用未铸造的、精确定义的银两代替政府货币作为账户的基本单位，从而开始独立于国家造币系统。这个银两被称为银行马克，成为了恒定的计算单位，后来为整个北部欧洲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据[美]托马斯·H·格列柯《货币的终结》转引，周琴、刘坤译，金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135页）这一关联若能确定，在经济史、金融史上是相当重要的。
总之，我觉得一般讨论中国对西方的影响，要么关注物质问题，要么关注思想文化问题，似罕及制度问题，这一缺憾理应弥补。但限于学识，以上仍只限于提供线索，更深入的探讨，就有待于专门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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