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追求绝对安全、不容丝毫闪失的公共安全观念，已经搅动了巨大的资源投入，某些大城市的地铁安检成本已经占运行成本的大头，一旦财政无力承担，就会出现滑坡，前面的投入等于零。

文| 唐凯兰

12月9日是数以十万计的广州打工人的“黑色星期一”——他们在早高峰乘坐地铁赶往公司上班时发现，被堵在了地铁安检门，拥挤的队伍甚至排到站台外的地面。原因只有一点，地铁安检执行了新的安检政策，不仅“人过门，物过机”，随身带的充电宝和水要接受人工安检，口袋里要掏空给安检员检视。

大概10小时之后，这项苛刻的安检新政被废，9日晚高峰已经如常。新快报记者12月10日在广州三号线、五号线多个站点实测，发现已经不用再接受比坐飞机还要严格的安检，地铁乘车的节奏恢复了。

到目前为止，人们并不清楚地铁安检加码的具体原因。一些未经证实的坊间传言说，地铁安检被有关部门暗访发现了漏洞，作为应对之策，安检于是提高了戒备，上马一套加强版的安检流程。

这个说法至今没有得到任何部门证实，也许是真，也许是假。但涉及两三百万地铁客流的一项安检新政确实短暂存在过，虽然它不知何以起，没有人认领，地铁公司在发言中也谨慎表态，但结果却是，民众对着空气痛骂，直到新规退缩。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事，如果地铁安检升级是必要的，那就应该有正儿八经的政策说明，列明升级的必要性。如果在执行后，发现新规有不符合实际的地方，那就公开说明调整的必要。可影响大半个城市出勤人口的公共安全政策，来去就像儿戏一样，很难不让人怀疑负责公共安全决策者的水平。

地铁安检有其必要性，不过安检究竟要执行到什么地步，即度的问题，始终需要平衡太多因素，大致是在安检投入、安全筛查、市民义务及通行效率几个主要变量之间求取最大公约数。

理论上讲，要做到万无一失，安检投入应该无限大，市民应该绝对服从，不惜牺牲自己时间，公共交通也牺牲效率来配合。可在现实中，如此不惜成本的安检，除非城市陷入某种紧急状态，否则想都不要想。

广州地铁安检的短命新政，本质上就是不顾这种平衡，在不扩大安检投入的前提下——比如相应增加安检机、增派安检员——却将安检成本甩给百万量级的出行市民，大大地降低地铁通行效率。

稍微想一下，这种安检强度在常态下难以维系，安检新政成为“拍脑袋”规定快速流产，也是喜闻乐见的。

安全投入不可能无限制，它的沉没成本非常高，一些国外地铁不设安检，就是从这个经济规律出发，做出的适当让步，也就是容忍一定的乱象。

那种追求绝对安全、不容丝毫闪失的公共安全观念，已经搅动了巨大的资源投入，某些大城市的地铁安检成本已经占运行成本的大头，一旦财政无力承担，就会出现滑坡，前面的投入等于零。

公共交通受累于公共安全的过度追求，无论财务成本还是时间成本，都由民众分担，这个不能说是公平合理的决策模式，广州地铁安检的短命新规，再次证实这一常识。

朝令夕改，或许让坐地铁的广州人松了一口气，可那些出台这个短命新规的部门及个人，若真为公共安全着想，都要听听全城的骂声，而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或者换个地方、换个时机再来一遍。

也许，导致广州地铁新政撤回的原因，不是市民的怨声载道，而是升级之后的安检拦截了更多人拥堵在安检机前，聚集在一起的人群构成新的安全隐患，最终让决策者两害相权取其轻，继续维持安检旧规。

可以想象，负责公共交通安全的官员，与依赖地铁出行的市民，两下焦虑的东西，将继续并存在安检这个环节，有没有最优解，谁也不知道。

我只相信这类教育的动机，是最大可能地提升成绩，进而提升自己的教学业绩，从而达到功利性的利己目的。在这样的教育中，学生从来都是工具，是产品，而非完整的、鲜活的、独一无二的人。

又是从新闻里看到“自己”的一天。

近日，山东聊城柳女士向媒体反映，15岁儿子这几天感冒，她交代孩子一定要多喝水，可是上晚自习近两小时，班主任不让学生上厕所，要去得先开医院证明。

柳女士称，孩子因憋时间太长，晚饭也不敢喝汤。她去找班主任沟通，遭对方反驳“别的孩子怎么不去”“不跑操得有医院证明，上厕所也得有证明。”

这让我想起自己的中学时代。午休时间也是不允许出教室，包括上厕所。有一次吃坏了肚子，一开始想遵守规定，忍到午休结束，但是生理极限实在不允许，我只好在同学们“错愕”的目光中走出教室。不出意外，在楼下遇到了值班老师，他们不容解释和商量，让我在广场罚站。

我很听话地站了大概一分钟，实在忍不了，总不能光天化日之下在广场方便吧。于是再次央求值班老师，结果对方严厉地质问我需要几分钟，我下意识说“十分钟”，对方斩钉截铁道，“五分钟！快去！”我只好一路小跑去厕所。蹲坑的时候，我是数着秒度过的，匆匆解决后，一路小路回教室。

在上楼的那一刹那，听到那位值班老师得意道，“我就说吧，给他五分钟足够了。”

这段经历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成了青春期的一道阴霾。

十几年过去了，当我看到还有学生经历和我当年一样的难堪，下意识的想法便成了：我真的要生孩子吗？真的要让他（她）再重复我所接受的教育、我的人生吗？

这样的焦虑一点都不过分，而是像“想上厕所”一样自然，甚至是生理性的。

当我们对某段记忆、某项事物充满厌恶，如果没有看到改变，它再次以某种方式呈现在眼前时，会产生生理性排斥。

班主任反怼家长，“别的孩子怎么不用上厕所”，在有关教育的对话里，我们经常会听到类似的句式。这种比较既伤害人又强词夺理。

孩子们不是一个模具里生产出来的机器，每个人的身体素质、性格特点以及喜好特长都不一样，有什么好比的？比来比去，不过是为一刀切的教育方式找借口。

晚自习要去厕所，身体不舒服不能跑操，都要开医院证明，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要开证明的言外之意是，不信任一个人的自述和袒露，只相信官方的、带有公章的信息。

就好比一个人感冒了，本来是可以通过看、听等基本观感判断的，但班主任却不相信学生，可能认为学生是趁机偷懒，只相信医院证明。人都有三急，如果开证明才能自由去厕所，那学生最好都先去趟医院，这不更耽误学习？

报道里有个细节，柳女士坚持没去开证明，班主任又让孩子站了一节课。如果家长说法属实，这种做法透露出威胁的味道：如果家长不依不饶，给老师找麻烦，遭殃的会是孩子。这样一来，即便还有家长反感，恐怕也敢怒不敢言。

柳女士是个勇敢的家长，没有被孩子罚站吓住，而是跟班主任周旋到底。班主任说是学校规定，她就去找学校和教育局，对方都不承认有这种规定，强调是个别老师的不当行为。

我们又见到了经典的避责式回应，每个环节的踢皮球技法都胜过国足。事情发生在学校，哪怕只是班主任的“土规则”，学校难道制止不了？

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无意中透露一种更普遍的现象——“原来是有家长反映晚上上厕所的问题，还有家长反映不让学生抬头，这都不是学校检查的那种，不是纳入班里考核的内容”。

既然之前有家长反映过这类问题，教育局有没有管？管了班主任为何还敢这么做？还是说，这些奇葩规定不纳入班级和学校考核，教育局就不管？

当一种教育方式或管理理念表现出明显的反人性特点时，我很难相信所谓的“都是为了孩子好”。

恕我直言，我只相信这类教育的动机，是最大可能地提升成绩，进而提升自己的教学业绩，从而达到功利性的利己目的。在这样的教育中，学生从来都是工具，是产品，而非完整的、鲜活的、独一无二的人。

这并非危言耸听。那个“晚饭不敢喝汤”的孩子和“试图憋到铃声响”的我，不都已经成了被驯化的“忍者”吗？

孩子终将长大，时间也许会慢慢冲淡一切，但总有些伤害难以和解。

连2024都只剩二十来天了。希望孩子们能过得好一些，至少比当年的我好一些。

如果城管执法的自由裁量只剩下处罚小商贩，而没有宽待小商贩的表现，所谓的“酌情处理”“从轻处罚”，也会让人感觉是恃强凌弱。

文 | 唐凯兰

12月4日、5日，广州与宁波两起与城管相关的新闻，让人一言难尽。

广州这件，是一帮城管“突袭”一家水果店，拿走了价值500元的阳光葡萄，理由是东西摆放超出店铺30公分，被认为是占道经营。宁波那件，是一名摔断腿的女摊贩生活窘迫，在公共场所出摊被城管抓住，要罚款50元，女摊贩央求只罚30元行不行，说罚30元还能跟别人借一下，被城管拒绝，后者问“30元能借，50元不能借”。囊中羞涩的她向好心人借了50元交罚款。

宁波这事引发关注后，当地城管部门发布通报称，执法人员在巡查无照经营过程中，存在言语不当的行为，已对其进行批评教育。经查，当事人荣某某无照设摊行为存在，依法对其作出从轻处罚决定。考虑到当事人的实际困难，我局专门上门看望慰问当事人，对执法人员的不当言语表示真诚地歉意，得到当事人谅解。

也许有人说只要有法可依，城管罚款就没问题，商贩不占道、不无证经营，不就没事了吗。确实，看起来每一张罚单都有根有据，可要是仔细捋一下这两桩事，还是能感到小商贩的辛酸。

被没收葡萄的水果摊贩，叫屈的是城管完全可以让她收进去，她肯定会照做。可城管搞突然袭击，不问青红皂白就没收。东西被拉到城管中队后，要去赎就得交数百元罚款，而且拿回来的葡萄被摔烂，根本卖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她最好的选择就是不交罚款，听天由命。而这种不交罚款的行为又会被城管“记账”，搞不好会被“重点关注”。

宁波女摊贩就更让人心疼了。知情人说，她骨折刚卸下石膏，腿还没好利索，“按理要再休息一段时间，可房租都欠着，吃饭钱都没了，只能勉强出摊”。行动不便的她不能像其他小商贩那样逃跑，最后只能落入城管“法网”，任其发落。

知情人说，他们这些流动摊贩被抓住，现场得交100元罚款。女摊贩争取到了“宽大处理”，只罚50元。可坚持对这么一个交不起房租、身上拿不出50块钱的人罚款——她不是故意扮可怜“示弱”，城管当场翻了她的手机，确认只有30多元，于心何忍呢？要说执法者冷酷，并没有冤枉他们。

水果档口超出30公分，或实在没活路了摆个摊，巡查看见了，教育两句就好。街头需要一些秩序，但街头更是小商小贩谋生的地方，并不是说罚一次款就万事大吉了，哪怕每次搞到抢水果、拉走煤气罐的地步，小商小贩还是得做生意养家糊口——那种以为只要让小商贩付出代价，就可以免除管理成本的想法过于简单了，罚款起不到效果，客观上就成了为难小贩的手段。

这个道理不复杂，城管也懂，可似乎就是放不下这点街头权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宁波城管部门的领导说，“遇到情况困难的，会适当酌情处理”。既然有这么个规定，可见执法弹性是有的，可女摊贩好说歹说，把手机交给城管翻查，也还是没被免于处罚。官方通报里也只认为错在言语不当，对50元的“从轻处罚”没有异议。不知执法者有没有想过，罚款都要借钱交，摊又不能继续摆，她接下来要怎么生存，怎么度过这个难关？

透过广州和宁波这两起城管与商贩的冲突，可以看到，如果城管执法的自由裁量只剩下处罚小商贩，而没有宽待小商贩的表现，所谓的“酌情处理”“从轻处罚”，也会让人感觉是恃强凌弱。小贩的来源形形色色，有太多可怜人，如果城管不克制权力冲动，不节制以罚代管的模式，不加区别地机械执法与野蛮执法，很难走出被谴责的道德洼地。

除非，城管完全不在乎这个，可假如一味拒绝执法道德上的自救与监督，那也就无话可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