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者按：2024年12月6日，端传媒发表文章《他们在后疫情时代里幸存，在不被承认的死亡中受难》，讲述了多个新冠丧亲者家庭的故事，记录了那段时期不被数据统计的死亡，没有集体悼念的集体受难。

2022年12月7日，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发布了放宽新冠防疫政策的“新十条”，放弃了长达三年“清零政策”。放开来得突然，前一天许多城市仍要求市民每天上报核酸检测结果。接下来的一个月，疫情在全国爆发式扩散，12月25日，中国卫健委宣布停止持续近三年的感染人数统计。

以下是本文要点：

新冠丧亲者家属通过微信群相互支持，称自己是“被遗弃的羚羊”，在群内共享经历和痛苦。家属们认为这些死亡是“人祸”，而非“正常的生老病死”，因为放开政策的仓促和医疗资源的短缺直接导致了许多死亡。

政策发布一周后，星星的父亲感染了新冠，由于官方宣传新冠只是「大感冒」，怕女儿操心，父母瞒着没说。几天后，星星发现父亲呼吸困难时，本地的几家大医院早已人满为患，她打电话托关系，跑了四家才找到空床位，随后的CT检查显示，父亲肺部的30%因病变出现白色阴影（俗称「白肺」症状）。2023年1月24日，星星的父亲去世了，那天是春节的大年初三。

这个微信群里有一百五十多人，都是放开政策下的丧亲家属。有的父母感染后听从政府宣传居家隔离，最后在家里去世；有人及时住院，但医院的抗病毒药物早已断货，轻症拖成重症；有人全家定居海外，疫情期间父亲回国看望亲友，不久赶上放开政策，父亲再没能离开。

医疗挤兑、居家隔离、白肺——随着新冠成了大陆社会在重振中急需摆脱的记忆，这些名词很快被抛诸脑后。偶尔有人在网上呼吁不要忘记，但在那些呼声中，叙事呈现出明暗区分：封控时期被视为某种集体创伤，关于放开时期却讨论寥寥，难有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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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时期到底死了多少人？群里流传着各种猜测，五百万、上千万，但一定不是政府公布的数据。按照中国疾控中心的统计，放开政策发布后的两个月内，全国在院的新冠死亡人数约8万3千人。但《纽约时报》综合四个流行病学团队的研究估算，大陆放开后的两个月里可能有100万至150万人因新冠死亡。而在2023年7月，浙江省政府曾发布报告称，本年第一季度的火化遗体数同比增长72%。该报告很快被删除。

家属断定政府在数据上「撒谎」，因为多数群员的亲人不被医院承认是新冠去世。秋然是群员之一，她的爸爸生前没有基础病，感染新冠后就医，在去世前他的核酸检测转了阴性，医生判断死亡原因不能写新冠，因而不符合当地的新冠全额报销要求。「医生都说是按照新冠肺炎指南给你治疗的，怎么可能不是新冠？」但秋然没有力气去争，当时殡仪馆的火化名额紧张，一系列后事等着她办。

秋然不是个例，群里多数人拿到的死亡证明里，新冠都不是主因，取而代之的是「重症肺炎」、「心脏骤停」。对此，各地医生的说辞不同，有的说新冠逝者无法走正常的丧葬程序；有的开门见山，说「上面」有要求。

群成员们复盘放开期间的经历，揭示了医疗资源匮乏、死亡统计缺失以及政策的混乱带来的深远影响。复盘过程既让人了解真相，也伴随自责和痛苦。

秋然很快投身于激烈的复盘讨论。在群里，「复盘」指的是家属们一起回忆和分析放开时期的经历。我在2023年3月进群时，每天都能收到几百条关于复盘的群消息，讨论从早上六点持续到凌晨两点。

复盘确实让家属弄清了一些事，放开时各地的混乱图景在讨论中清晰起来，很多遭遇并非个例：新冠危害性在政府宣传中被弱化，死亡证明上不允许写新冠，医院没有足够的药物储备——原本分散而原子化的死亡，在不同人交织的讲述中汇集成集体性的死亡。

在群里交换信息后，秋然发现她的每一步都滞后了。她过去三年对新冠的认知都来源于主流宣传，放开政策公布的当天，她还和同事在午餐时把这件事当新闻讲，没有意识到要抢药或口罩。爸爸感染后，秋然以为送进医院> 就能安心，很快发现护士不会安装高流量的氧气设备。直到父亲病情恶化，她意识到问题严重，不得不「自救」——上小红书和抖音搜寻各种新冠治疗案例。而更多关于新冠的药物和各类指标，她是后来进家属群才了解到。

「不复盘难受，复盘更难受」，有人这么说。信息共享带来了新的悔恨，送医太晚、没及时抢药、送进或没送进ICU，每个人都在复盘中认领自己的罪状。随着群人数的增加，悔恨与悔恨之间建立起比较级。秋然坦言，她隐隐期待着某种对比带来的安慰。

群内有人尝试通过宗教灵媒寻找精神慰藉，或将亲人的死亡归因于“命运”。这种解释既是一种自我安慰，也避免了持续的自责。但也有人明确指出这些死亡是政策和医疗失误造成的“人祸”，并尝试向政府申诉和追责。

但随着时间推移，群成员逐渐减少，有些人选择退出，试图摆脱痛苦；而另一些人仍然选择留下，希望有人记住这段历史。这些家属群承载了未被主流叙事承认的痛苦与记忆，成为一种另类的历史记录方式。

那天夜里，李杨把孟姑发的小红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另一个世界、转世、轮回，她希望这都是真的。她加了孟姑的微信，花299元预约了一次线上服务。沟通很顺利，孟姑要了她父亲的姓名、生日和忌日，选好日子，答应帮她下阴间看爸爸的情况。

约定当天，孟姑在微信上发来文字。她说自己去看了李杨的父亲，父亲在那边的状态不好，总想着给女儿托梦。孟姑算了李杨父亲的阳寿——70岁，正是他感染新冠的年龄。

孟姑告诉李杨，阳寿是固定的，她父亲的阳寿既然已尽，如果不是新冠也会因为别的事情去世，否则阳间「装不下」。李阳问孟姑，如果提前算出家人要走，你能不能救。孟姑回答生死注定，无法被人左右。

「阳寿到了」，后来李杨在群里几次重复这句话。她宁愿相信孟姑说的，「无论如何都会走」。这是父亲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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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消息的震动提醒越来越少，很少再有新的家属进来，星星感受到人们在陆续离开。每次封群后，总有几个人婉拒她发来的新群邀请，有人说自己「好像能稍微往前看了」。面对退群的人，星星从最初的复杂情绪逐渐过渡到坦然，不是所有人都要把后半生葬送在这件事上，她告诉自己。

「希望大家用温暖的怀抱迎接每一位新来的朋友，也能用真挚的祝福送别每一位伙伴」，星星在群公告里这样写，她希望留在这里的人慢慢变少。

星星有一天会退群吗？她被问题逗笑了：「我退群肯定是因为我挂了。」她相信自己是被留到最后的那个人。

编者按：目前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小粉红”言论甚嚣尘上。不少评论人士将这一情况和二战前的日本进行对比。近日，波士顿书评转发了一篇对旅日学者、神户大学教授王柯的专访，解析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建构和歧路。以史为鉴，这篇专访也许可以让我们更加理解当下的中国。

旅日学者、神户大学教授王柯，图片来自原文

短短几十年中，日本在各自为政的割据状态上迅速建构起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发展出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忠君思想，并最终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将世界和自身都卷入战争的泥潭，给人类文明带来深重的灾难。这一切是如何形成的？这其中，历史又能给我们以怎样的启发？2022年5月，记者对话王柯，交流有关民族国家、共同体、民族主义和近代日本政治等一系列话题。访谈首发南都观察，经作者和王柯教授授权，波士顿书评转发。

在访谈中，王柯指出，“民族主义”在日本的形成经历了三个关键阶段：

1、自由民权运动阶段：受法国大革命思想影响，日本在19世纪开始引入“天赋人权”与“社会契约论”等概念。此阶段民族主义的内涵偏重个人自由与平等，但这一阶段的民主化尝试因缺乏对西方思想的深入理解而受到限制。
2、国粹主义阶段：随着明治政府确立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逐渐与文化共同体的概念相结合。德国式国家主义对明治宪法的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进一步强化了天皇制国家的中央集权属性。
3、国体论阶段：日本民族主义最终以“天皇神圣性”与“血缘共同体”为核心，构建了单一民族国家的理论框架。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成为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

王柯强调，现代意义上的“nation”原本是法国大革命中追求平等与自由的政治共同体概念，但在日本，它被改造为强调国家至上与忠君思想的“民族”观念。这种转变反映了日本政治精英在近代化进程中的特殊选择。

之后，王柯进一步分析了日本如何从民族主义发展为军国主义。军国主义以天皇为中心，强调国家至上的国体论是核心驱动力。王柯指出，明治维新后的底层武士群体借助民族主义完成了社会上升，而这些精英通过军队体制积累了特权，最终在20世纪推动了日本走向极端的军国主义道路。

国体论源自江户时期的古学学者本居宣长和贺茂真渊等人，国体论主张，日本在国家形式上是一个具有“皇运无穷、天皇神圣和忠孝一体”三点特征的“神国”。所以在江户幕府的体制之下，国体论是受到打击的，因为国家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幕府将军的手中。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向中央集权体制，需要一个具体的国家统合象征，国体论中的“万世一系”、“八纮一宇”等事项迎合了这种需求，而之后出笼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从制度和精神两个层面上将国体论变成了日本的主流国家思想。

国体论将全体国民在生物学上说成是一个“血缘共同体”，但实际上从日本国家的规模来看，这本来是件不可能的事情。“皇国论”、“神国论”，以及天皇血统的“万世一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虚构和宣传，其目的就是为了改造江户时代“人民只知有大名，而不知道天皇和中央政府”的意识，培养日本国民对日本国家的忠诚。

当历代天皇是你的祖先，而现在的天皇可以说是你的堂兄堂弟时，你怎么能不去保卫他呢？当把“日本民族”塑造成一个地域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血缘共同体以后，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也就彻底定型。

日本之所以会由一个民族主义国家走向军国主义国家，是因为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治体制中，具有政治野心的日本军人、尤其是“青年将校”（青年军官）们，逐渐成为以“国体论”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的主要载体。

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力量来自于长州藩和萨摩藩的底层武士。在地理上，这两个藩都属于边缘地带，而因为德川幕藩体制的崩溃，武士阶层的传统阶级上升途径消失。既处于地域边缘，又处于社会边缘的底层武士都希望找到一个可以进入政治舞台中心的捷径，最好的选择就是成为维新政府的军人。近代日本军队的阶级制度和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制度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权力与权威的金字塔。尤其是在《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中，规定军队直属于天皇而不是政府，这更使军人变成一个新的特权阶级。

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出身于地方武士家庭的中下层军官发现，自己的家人并没有能够享受到经济成长的成果，而日本政府面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也表现得软弱无能。这时他们发现，可以借以国体论为中心的民族主义的口号，名正言顺地“清君侧”和“下克上”，甚至刺杀天皇身边的元老和重臣，提高自己的社会存在意义。就这样，国体论为这些出身于边缘的军人群体，提供了一个干涉政治的合法手段，使日本逐渐由民族主义发展到了军国主义的阶段。

此外，王教授提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引入也是将日本推向军国主义的关键。哲学家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 的“物竞天择”思想被日本政治精英改造为“国家竞争”理论，为军国主义提供了正当性基础。此外，统治者通过煽动危机感，迫使社会进入“无责任体制”，普通民众和政客放弃了自主判断，最终导致战争灾难。

这一变化的发生，还与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传入日本有着直接的关系。1880-90年代中，日本翻译了许多斯宾塞的著作，甚至被称为“斯宾塞时代”。近代日本社会在接受斯宾塞进化论思想上，是各种思想流派各取所需。自由民权运动强调其自由主义的侧面，而明治政府和国家主义者们强调其保守主义的侧面。

在达尔文那里，进化论“物竞天择”的单位本来是个体，但到了斯宾塞，单位被换成了国家/社会这样的人类共同体。斯宾塞强调，国家间的关系就像自然界一样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正如列文森所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法则，使国家在生存竞争中成了最高的单位。”

社会进化论的适者生存说，为近代日本的国家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正当性理论根据。这种思想对加藤弘之、德富苏峰等自由主义者具有非常大的影响，他们纷纷转向，抛弃社会契约论立场而转向社会进化论、转向国家主义。

但是究竟是以“主权在民”思想还是国家主义主导日本国家的未来？这一明治晚期就已存在的争论并没有完全消失。到了大正时期，这种争论愈演愈烈，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提出了“天皇机关说”，主张天皇只不过是一个行使统治权名义的机关，而实际的统治权则属于法人的国家。美浓部达吉的观点之后遭到了日本的右翼，甚至是海军军令部部长加藤宽治的猛烈攻击。

同样在大正时期，还有很多人对国体论也进行了隐晦的反思。思想家吉野作造提出的“民本主义”也是出自这一目的，它其实是日本特殊国情下民主主义的改良版本，但是为了避免与国体论者之间发生争议，吉野甚至避免使用“民主主义”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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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媒体人董郁玉因“间谍罪”判刑七年，家属声明中文翻译

北京一法院11月29日以间谍罪判处媒体人董郁玉七年监禁。现年62岁的董郁玉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曾任官媒《光明日报》资深编辑，在一些文章中对当局提出批评，曾获得多项新闻奖。他还曾为外媒撰稿，并在美国和日本的高校访学。2022年，董在北京与一位日本外交官会面时被捕，而后者被短暂拘留后获释。

董郁玉的家人在英文声明中表示，法庭在判决中将董与日本前驻华大使垂秀夫以及另一名日本外交官的接触作为他与间谍组织特工会面的证据；判决书仅在法庭上宣读，未交给董的律师和家人。这份判决是对董多年来撰文批评政府的惩罚，也是对“每一位致力于与世界友好交流的普通中国公民的沉重打击”。

CDT将家属声明翻译为中文，该声明写道：

今天的判决不仅是对董郁玉及其家人的重大不公，也是对每一位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中国记者以及每一位致力于与世界友好交流的普通中国公民的沉重打击。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判处董郁玉七年徒刑，向世界昭示了中国司法体系的彻底破产。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对董郁玉定罪，而这一罪名要求检方必须证明被告在明知的情况下为“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行事。
……
随着董郁玉被定罪，每一位中国公民在与日本大使馆或可能任何其他外国大使馆及其外交官接触时，是否都需要意识到中国政府可能会将这些使馆视为“间谍组织”？中国公民也应清楚，外国外交官在中国法律的定义下有可能被认定为“间谍组织”的代理人。

每一个理智的中国公民都应该对这种推理感到愤怒。所有希望与中国及其人民进行有意义交流的外国人也应感到不安。
……
董郁玉正因其在新闻工作中展现的独立性而遭受迫害。在被拘押之前，董郁玉就因发表文章而多次承受巨大压力，我们认为此次针对他的指控只是进一步加深迫害的借口。

董郁玉还因为其与外界保持原则性接触而成为攻击目标。他曾获得日本和美国多所大学的奖学金，其中包括享有盛誉的哈佛大学尼曼奖学金，但这些经历却受到中国当局的高度关注。这些当局暗示，这些奖学金是外国政府对董郁玉“服务”的回报。中国互联网上的水军甚至把尼曼奖学金当作“美国间谍”的证据，还列出历届中国籍尼曼学者的名单，呼吁当局逮捕他们。

这些指控完全荒谬。然而，这些指控连同今天的判决，为成千上万曾在海外参与学术或职业交流的中国学者和专业人士敲响了警钟。任何这样的奖学金现在都可能被中国法院认定为外国势力的“报酬”，并作为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罪的证据。
……
尽管今天的判决丝毫无损于董郁玉在国际社会中知晓他工作价值的人的声誉，但中国国内的宣传无疑会误导他的同胞，而董郁玉为他们奋斗了一生。他现在将在国内被污名化为“叛国者”，而不是被视为一名始终为建设更美好中国社会而奋斗的人。对董郁玉爱国之情的无端攻击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将全力支持董郁玉对判决的上诉。

二、颜纯钩｜国家失义政府失能，社会失序百姓失魂——一个没有凝聚力的国家没有未来

连日来中国爆发了多起无差别杀人事件。

11月26日，香港作家颜纯钩在自己的Facebook专页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总结了这些悲剧频发的四个深层次的原因：“国家失义、政府失能、社会失序、百姓失魂”并指出“中国民间的怨气正在快速上升，满地干柴只等一粒火星”。

CDT在此节选，请访问颜纯钩Facebook专页阅读全文。

中国数字时代节选了该文的部分内容，作者写道：

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家已基本失义。国家的道义是什么？国家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是带领国民走上共同富裕和平等自由的发展道路，舍此国家对国民没有任何意义。但今日中国，国家只是中共一小撮贪官污吏奴役国人的工具，人民供养中共，让中共压迫和剥削人民，人民要解决中共面临的所有问题，中共永不解决人民面临的所有问题。

国家失去它赖以存在的意义，这是中共的绝症。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一开始就是中共的私产，中国的财富不属于中国人，中国的管治中国人无权过问，「人民」在国号中不具备任何实质含义。国家与人民之间应有的从属关系被颠倒了，国已不国，民则难以为民。

第二个深层次原因是政府已严重失能。政府的职能是有效管理国家，以正确的国策带引国人发展经济，提高生活品质，开拓广阔的前景，但当政府自己制造各种难题，面对难题又失去正确处置的能力，政治经济每况愈下，内外难题堆积成山，所有难题最终都落实到人民身上，令他们的生活日益不堪。

第三个深层次原因是社会失序，这是国家失义和政府失能的必然结果。正常社会的运转，有一套可行的传统逻辑，有法规和社会良知作道德底线，政府有自律，民间有信任，上下级有规矩，官与民之间有共识，人与人之间有友善和同理心，但这一套约定俗成行之有效的秩序，却因中共自己长期的破坏而迅速瓦解。

第四个深层次原因是百姓失魂。一个民族有千年传统文化，一个国家也应有正向的意识形态，中共国的精神内核，是从马列主义正装革命导入，毛泽东将之与中国封建帝王思想捏合出来的「四不像」。时至今日，马列毛思想已不足以解释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文明，中共的洗脑灌输越发显得离地和空洞可笑，马列主义不可行（行不通)，资本主义不可走，普世价值不可说，封建主义不可留，中国人的灵魂，早已处于四分五裂不成体统的悲惨境地。

国家失义，政府失能，社会失序，百姓失魂，大陆正处于一种空前的离散状态，从社会底层开始，一种肉眼可见的崩解正在发生。历史不可违逆，人力不能回天，无差别杀人事件只是个别人的发泄，从下跪到躺平，从自杀到杀人，从个体到群体，从经济到政治，从偶发到遍地开花，这一条路没有多长。

稍有常识的人都看到结局，中共也看到了，其实，看到看不到，结局都会到来。

三、莽莽｜中国人的下沉年代：破产的城市精英与失败的人生重启

11月22日，独立中文杂志《莽莽》发布了题为《中国人的下沉年代：破产的城市精英与失败的人生重启》的报道，作者为Xiaochuan。文章记录了中国的中产阶级在经历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腾飞后，如何面对裁员潮、内卷和不确定的未来。

请访问《莽莽》的网站阅读全文。

几位受访者中，有人背上沉重的房贷后被公司裁员，有人卖掉房子却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求职环境中屡受打击，有人历尽辛苦拿到新的offer却收到HR发来的“霸王条款”。

在经济紧缩和外资撤离中国的背景下，劳动者面对企业的议价权日益缩小。信息的不透明更让普通人难以对经济走势做出准确判断，成了被“时代的灰尘”击中的人。

以下为文章的节选内容：

毫无预兆的失业彻底打乱了李嘉明的规划。在原本的人生畅想中，作为毕业于某知名985高校的工科学霸，拥有一份在互联网大企业的光鲜工作， 在一线城市买房、买车，将来把孩子送去国际学校，自己和太太每年有一到两次的国外旅行，是李嘉明规划中的完美人生轨迹。

但遗憾的是，现实捆绑着他坠向了完全相反的轨道。

2020年9月，李嘉明所在的南方某一线城市房价罕见地出现了多年来的第一次松动，彼时的他，以为自己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于是毫不犹豫地掏空了夫妻二人以及父母、岳父母的钱包，以单价每平米12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上车”（注：中国互联网术语，买到房统称为‘上车’）了一套87平米的三居室。这套房子位于李嘉明公司附近，为了拥有它，他们首付了425万元人民币，接下来每月需偿还2.2万元人民币的贷款，还贷时间30年。

出生于1991年的李嘉明，2016年硕士毕业后，便搭乘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东风，进入一家总部位于某东部沿海省份的互联网公司当程序员，初入职场的他，年到手工资便有30万元人民币。当时，中国政府尚未出台层层管控措施去限制资本的“无序扩张”，因此两年后，李嘉明成功跳槽到发展如日中天的另一家互联网巨头公司，并和当时还是女朋友的太太一块搬到了这家企业总部所在的一座南方城市，工资相较最初毕业时，也涨了一倍，达到了近60万元人民币。

李嘉明一直以为这种节节高升会是人生的常态，直到裁员到来。

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并没有迎来市场期待的强力复苏，反而一路下滑。虽然官方一直强调中国经济“稳中向好”，但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持续处于收缩区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增速疲软，经济陷入通缩。房地产熄火，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引爆了存在多年的地方债危机。为了缓解财务困境，有些地方政府对企业进行税务倒查，甚至出现了“远洋捕捞”式的异地执法。营商环境持续恶化，给民营企业生存造成了威胁，经济进入恶性循环。这更是直接导致了大量民营企业缩减规模、降本增效， 甚至在政策和市场双重挤压下直接破产，随之而来的裁员、失业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当今社会的常态。

中国数字时代曾报道过美国政治学家裴敏欣关于介绍中国监控体系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建立在其最新研究成果——新书《哨兵国家：监控与中国独裁统治的生存》之上。

12月5日，美国历史学家宋永毅在中国民主季刊上撰写了一篇书评，赞扬裴敏欣教授的工作成就，称其揭开了“存放于黑箱中的中共监控史的机密”。

仅就该书的选题而言，就是一本罕见的、至少是用英文发表的研究中共对整个国家和人民进行的监控史的第一本专著。更为可贵的是：它的着墨重点不在于已经过去的毛泽东时代，而是还在发展衍化中的习近平时代。对于研究一直处于黑箱操作中的独裁政权，学者们常常感叹当代人写当代史的极端困难。但是裴敏欣教授的专著表明：只要敢瀚海行舟并皓首穷经于当代中国的一切有关资料、在一切公开和不公开的文献中下滴水穿石般的研究功夫，仍然有可能揭开存放于黑箱中的中共监 控史的机密，写出言之有据的三百多页的厚重之作来。

宋永毅指出，这本书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比如：

当今网络上报道中共的监控体系时都说它是奥威尔的《1984》式的，完全是靠技术。但是裴教授认为：中共最拿手的并不是它的技术，而是组织。中国引进高精尖技术是在过去大概 20 年的时间内，但苏俄列宁主义式的严密的监控体系早就存在了。

之后，宋永毅介绍这本书的一些重要研究和观点，包括中国监视体系发展的三个阶段、脱胎于苏联又不同于苏联的特点和中国监视体系中的“线人”制度。

最后，作者还赞扬道：

裴著还第一次涉足了中共的“监视对象和规模”以及晚近出现的“高 科技监视”等议题。

对于前者，裴敏欣教授根据中央和地方的数据推理， 中共监控体系主要有两大监控项目，一类是很正规的，叫“重点人口”， 专门有公安机关(派出所)管理，而且公安部有明文规定如何管理……对于后者，裴著认为，中共把高科技用于监控是从 90 年代开始。中国的高科技计划的实施是有步骤的，第一个是信息化，把公安系统的信息管理系统达到世界水平，同时中国防火墙要过滤外来信息，这就是金盾工程 (2001-2006)，到 2006 年基本上就完成了。第二步是它建造的天网工程 (2004)，天网工程就是摄像头跟各种各样的监视感应器，在城市里建立监视体系。第三步是雪亮工程。从 2015 年开始建造。它基本上是一个天网工程的扩大化，是“天网工程”向农村的延伸(也包括天网工程的升级)，由政法委管理。等到习上来的时候，中国这套系统已经是很完美了，所以习近平对整个中国监视体系的贡献，基本上没有概念上的突破和组织上的突破，他只是在投入上加了一个雪亮工程和现在正在试验的社会信用体系。目前还有“网格化管理”，这是劳动密集和技术密集的结合。

CDT编者按：12月7日，柴静的YouTube个人频道“柴静Chai Jing”发布了题为《前“明星检察官”出走海外：“我们之所以一路溃退，是因为过于恐惧”》的一期视频，该视频采访了知名的中国前检察官杨斌，请她解答、还原四年前纽约时报一篇报道《从检察官到维权律师，从“改革派”到“绝望派”》的某个重要细节——“一个对政府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许志永），为什么会向一个司法系统工作过23年的前检察官，一个共产党员寻求庇护？”

我们之所以一路溃退，是因为过于恐惧——杨斌在接受柴静采访时这样说。杨斌曾是受到体制表彰的明星检察官，希望利用手中的权力推动公平和进步，后因公开对司法制度提出批评而受到排挤。2015年辞职成为辩护律师，代理过一系列政治敏感案件。2020年被吊销执业证，目前在海外一所法学院访学。

据杨斌的自述，我们得以了解她早年如何因坚持正义多次受到上级批评，最终被取消律师资格。在失去律所职位和官方庇护后，她又是如何顶着巨大压力，依然选择坚定地站在良知的一边。

2020年2月，异议人士许志永突然出现在杨斌家，这让她颇为惊讶，两人此前并无私交。然而，杨斌依然选择收留在逃的许志永。几天后，警察闯入她家，抓走了许志永，后者最终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杨斌因为庇护许志永，也因此受到警方长期监控，甚至有国保人员定期与她联系。对此，杨斌表示“我非常平静地跟他们打交道，而且我不认为他们是我的敌人。我们被赋予了不同的社会位置和角色，但我们本质都是人”。

如今，杨斌虽远在异国他乡，但她仍未停止用自己的方式为司法改革和社会公平而努力。当被柴静问及“假如有一天，即使你已经付出了很大努力，你能够去说话了，但你发现在异国他乡没有人听，你怎么面对”，杨斌回答“上帝挚爱赤子”。

以下是这期完整视频：

BBC新闻团队调查发现，有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西红柿经过中亚和东欧运往意大利，并作为“意大利番茄”在世界多国超市中出售。14位受访者告诉BBC，他们在新疆亲身经历或目睹过他人被迫参与西红柿种植。（点击阅读BBC英文和中文版报道。）

通过海关进出口信息等公开资料，BBC发现新疆出产的西红柿通过火车运到哈萨克斯坦，再经过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最后被运往意大利。在2020到2023年间，意大利番茄加工企业安东尼奥·佩蒂（Antonio Petti）从新疆冠农公司购入了3600万公斤的西红柿。冠农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旗下的公司，因涉强迫劳动受到美国的制裁。佩蒂集团为全球多地的大型零售企业供货。早在2021年，佩蒂集团就涉嫌将以新疆番茄为原料制成的番茄酱作为意大利番茄产品出售，并被意大利当局调查。意大利当局在突袭中缴获了一份文件，里面写明了将中国的番茄和意大利番茄混合在一起的具体步骤。另据美国、意大利和加拿大媒体报道，佩蒂集团的部分产品被售往北美。但在一年之后，这起案件在意大利达成庭外和解，佩蒂集团对外否认从中国进口番茄。

在调查中，BBC记者以商人的身份暗访佩蒂集团旗下的“意大利食品”（Italian Food）公司，在参观工厂的过程中，公司总经理帕斯卡莱·佩蒂承认公司在使用中国的西红柿，他说：“是的……欧洲没人想要中国西红柿。但如果是你，那就可以，我们可以找到一条路为你提供最好的价格，即使是采用中国西红柿。” 记者在工厂里用隐秘摄像机拍下十几个装着番茄膏的桶，其中一个标签上写着：“新疆冠农番茄有限公司，生产日期2023年8月20日”。

几名接受BBC采访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表示，自己曾在新疆被强迫参与生产番茄，被迫长时间工作并遭到殴打：

“（监狱当局）告诉我们这些西红柿是被用于出口的，”艾哈迈德（化名）说，如果工人没有完成指标，比如每天650公斤，他们就会遭到电棒击打。

2015年因旅行证件不规范而入狱的维族教师马木提（Mamutjan）说，自己曾因未完成分配到的高数量工作任务而被殴打。

关于新疆强迫劳动的报道屡见不鲜。2022年，联合国发布报告证实新疆拘留中心里存在虐待和强迫劳动现象。北京否认了相关指控，称联合国的报告则建立在“虚假信息和谎言”基础之上。

根据上述调查，BBC制作了一小时的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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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关注】Never Forget｜从中国冒险逃离后，他的麻烦才真正开始

CDT编者按：11月22日，独立中文杂志《莽莽》发布了题为《中国人的下沉年代：破产的城市精英与失败的人生重启》的报道，作者为Xiaochuan。文章记录了中国的中产阶级在经历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腾飞后，如何面对裁员潮、内卷和不确定的未来。几位受访者中，有人背上沉重的房贷后被公司裁员，有人卖掉房子却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求职环境中屡受打击，有人历尽辛苦拿到新的offer却收到HR发来的“霸王条款”。在经济紧缩和外资撤离中国的背景下，劳动者面对企业的议价权日益缩小。信息的不透明更让普通人难以对经济走势做出准确判断，成了被“时代的灰尘”击中的人。以下为文章的节选内容：

毫无预兆的失业彻底打乱了李嘉明的规划。在原本的人生畅想中，作为毕业于某知名985高校的工科学霸，拥有一份在互联网大企业的光鲜工作， 在一线城市买房、买车，将来把孩子送去国际学校，自己和太太每年有一到两次的国外旅行，是李嘉明规划中的完美人生轨迹。

但遗憾的是，现实捆绑着他坠向了完全相反的轨道。

2020年9月，李嘉明所在的南方某一线城市房价罕见地出现了多年来的第一次松动，彼时的他，以为自己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于是毫不犹豫地掏空了夫妻二人以及父母、岳父母的钱包，以单价每平米12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上车”（注：中国互联网术语，买到房统称为‘上车’）了一套87平米的三居室。这套房子位于李嘉明公司附近，为了拥有它，他们首付了425万元人民币，接下来每月需偿还2.2万元人民币的贷款，还贷时间30年。

出生于1991年的李嘉明，2016年硕士毕业后，便搭乘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东风，进入一家总部位于某东部沿海省份的互联网公司当程序员，初入职场的他，年到手工资便有30万元人民币。当时，中国政府尚未出台层层管控措施去限制资本的“无序扩张”，因此两年后，李嘉明成功跳槽到发展如日中天的另一家互联网巨头公司，并和当时还是女朋友的太太一块搬到了这家企业总部所在的一座南方城市，工资相较最初毕业时，也涨了一倍，达到了近60万元人民币。

李嘉明一直以为这种节节高升会是人生的常态，直到裁员到来。

[…] 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并没有迎来市场期待的强力复苏，反而一路下滑。虽然官方一直强调中国经济“稳中向好”，但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持续处于收缩区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增速疲软，经济陷入通缩。房地产熄火，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引爆了存在多年的地方债危机。为了缓解财务困境，有些地方政府对企业进行税务倒查，甚至出现了“远洋捕捞”式的异地执法。营商环境持续恶化，给民营企业生存造成了威胁，经济进入恶性循环。这更是直接导致了大量民营企业缩减规模、降本增效， 甚至在政策和市场双重挤压下直接破产，随之而来的裁员、失业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当今社会的常态。 […] 对于裁员，相较李嘉明的彷徨，陈晨显得格外坦然，“我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天的到来”，她说。

在陈晨被正式下达裁员通知前，外企撤出中国的趋势已愈发明显。据媒体报道，仅在2023年11月，便有多家外企撤出中国，例如思杰系统宣布退出中国市场的所有商业交易，并裁撤南京研发中心的所有员工，趋势科技因地缘政治撤出中国并裁撤大部分员工，德州仪器裁撤中国微控制器（MCU）团队并将原微控制器产品线全部迁往印度。

2024年6月至7月，包括美国互联网巨头微软、日本本田汽车以及日本制铁在内的多家全球知名企业均采取了裁撤在华员工、调整在华业务甚至直接关闭中国办公室的举措。8月，IBM一夜之间关闭了中国的研发中心，据经历此事件的员工表述，3秒钟内，便有超过1000名员工被裁。而叠加上下游产业链的裁员规模，IBM此番的裁员举措导致了数千名中国员工陷入了失业境地。

“世界正在通过这种方式来与中国划清界限”，陈晨说。

[…] “最近几个月的房贷我都是用公司给的赔偿金还的，但是快要坐吃山空了，下个月的房贷能从哪里出我现在都不知道”，陈晨说。

为了避免陷入这种困境，程亚男在2023年11月，即她失业的第一个月， 便和丈夫下定决心将他们位于上海郊区的唯一住房给卖掉了。

“房价降得太快了，我先生原本不同意卖房，想着等以后房价回升的时候再卖，但是我非常清楚自己在就业市场的位置，这种清醒的认知不允许我卖房的行为哪怕再多等一天”，她说。

最终程亚男以比购入价低70万的价格卖掉了房子。对于她而言，70万人民币是她和丈夫两人的工资在扣除家庭必要开支和孩子的教育经费后，需积攒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拥有的财富。

程亚男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院，作为某偏远省份县城中学第一个被复旦大学录取的学生，她当年的高考成绩在家乡引发了轰动。在村子里的人看来，程亚男已经鱼跃龙门，成功实现了阶层的跃迁。

如今再回想高考中榜时的欢欣雀跃，程亚男不仅感慨：“十年犹如黄粱一梦，到头来我什么都没能留住。我又重新回到了出租房，同时还失去了工作”。

而失业后的状况也确实如她所料，求职之路充满了坎坷。失业半年，程亚男在多个求职APP上投了不少于1000个职位，工资期待一降再降，但收到的回馈却寥寥无几。

“很多HR会问我孩子几岁了，在得知我女儿才两岁还没读幼儿园后，很多人就再也没理过我，我猜测他们是担心我会在孩子身上耗费太多精力，导致无法将自己全部的身心奉献给公司和工作。还有的HR会直接询问我是否会要二胎，即使得到否定的回答后，他们也不会再理我。中国女性在职业市场受到的歧视和遇到的困难是外界根本无法想象的”。

[…] 王旭明是微软撤出中国的第一批“受害者”，他原本期待微软在这轮外企撤出潮中能够多挺几年，如果过几年再撤出，他就可以直接退休，但事与愿违。2024年7月15号，事先没有得到任何风声，他收到了微软中国办公室的裁员通知。

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实现再就业基本不可能了，我今年已经45岁了，没有哪家（中国）企业会再要我，不管我的能力有多强，都无济于事，大家只要35岁以内的”，王旭明说。 而35岁门槛，即辞退年龄超过35岁的程序员的做法，恰恰同样源起于华为。

“所以这倒是个什么世道？处处作恶的公司居然可以在中国活得这么好，更糟糕的是它还引发了其他企业的效仿，然后直接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当牛做马，真是当下中国的时代精神”，李嘉明感慨道。

[…] 事实上，自2021年开始，阿里巴巴上的房屋拍卖数量曾暴增， 但很快，具体的法拍房数量和法拍情况就被平台下架。内部人士表示，下架相关信息是国家相关部门强制要求的，政府担心真实的法拍情况会引发社会恐慌，进而可能会损害国家的统治权威。

但据路透社报道，2023年中国的法拍房数量同比增长了43%。但对于具体的增加数量，因为中国政府信息不透明，不同的研究机构出具的数据也不尽相同。其中，中指数据显示，2023年全年包含住宅、工业、商业等法拍房挂拍数量为79.6万套，而纬房研究院、国信达数据的统计结果是53万套。甚至有消息称，曾担任重庆市市长的技术官僚黄奇帆曾在内部会议中指出，中国当前的法拍房规模已经达到了400万套。

对于这些数据，某知名房企研究院的一位资深研究员表示：“很多人对这一数据不以为然，但如果我们结合中国人口规模和家庭成员模式，不难发现，仅2023年中国便有上百万人陷入了失房困境”。

房子是精英们最后的堡垒，失去房子，意味着他们被挤出了原本的人生轨迹。

[…] 茫然是他们共同的感受。在中国当下宏观政治经济环境中，重启人生更是天方夜谭。“所以我们还能怎么办？难道只能成为新时代的奴隶吗？”他们问。

（节选。请访问《莽莽》的网站阅读全文。）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中国数字时代长期关注中国大陆的审查与抗争，但是我们也留意到墙内墙外也并非泾渭分明。一方面，中共大外宣遍及全球，另一方面包括华人在内的全球民众也在戮力捍卫自由。为此，我们设立“CDT关注”栏目，旨在发掘并助推中国境外网络中反抗中共专制的努力，尤其是华人世界勇敢的声音和行动。

一、莽莽｜一所独立藏语民族学校的坚守与落幕

11月13日，独立中文杂志《莽莽》发布了一篇关于吉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的深度报道，标题是《一所独立藏语民族学校的坚守与落幕——吉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的30年》，作者为段荆棘。

这所私立学校由藏族僧人吉美坚赞于1994年创办，在30年间为藏区五省免费招收学生，采用藏语授课，融合传统僧院教育与现代教育理念，培养了大量精通藏语且具现代知识的人才。

学校经历了资金困境、政策压力等诸多挑战，始终坚持传承藏族文化和教育理念。

2024年7月，这所被誉为"藏人的哈佛大学"的学校最终被迫关停，标志着藏区最后一所以藏语授课的私立学校的消失，引发藏族社会的广泛悲痛。

本文作者曾在这所学校担任网络技术员，经手许多数字档案，见证了拉加学校在这片土地上的创立、挣扎发展和最终被迫的落幕。如今已在海外的作者，听闻学校关停，但曾经的师友和藏人伙伴因审查机制无法传达悲痛的心情，写下了这篇文章。

全文阅读：一所独立藏语民族学校的坚守与落幕——吉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的30年

文中写道：

学校注重多语言教学，我还记得运动会校庆的时候台上的主持报幕有五种语言之多：安多藏语、拉萨藏语、康巴藏语、汉语和英语。藏地各个方言音之间可能会差距很大，一个安多人遇见拉萨人可能完全无法交流，甚至需要用普通话来沟通。而在过去，凡读过书的喇嘛则可以通过书面语交流，因为藏文的书写系统是被统一化的。在拉加学校，学生们不需要剃度出家，就可掌握这套书写系统和藏人知识分子通用的书面语。

在传统的藏区，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很有限，校长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从1997年就开始向当地教育部门申请建立一所女子学校，校长说：“女童的教育是母亲的教育，母亲的教育是人类的教育。”最终他通过各种渠道筹措资金，2005年在拉加神山下成立了草原女子学校，这是藏区第一所女子学校，学生也是来自各地牧民的孩子。校长认为，发展女校可以让女孩们自己独立办各样的活动，参与的机会不被男生抢走。

学校的教育理念一种是全人教育（Holistic Education），试图把学生培养成熟练掌握母语的民族通才知识分子。每个高三毕业生都有一两个毕业作品在手，有乡志、家谱、寺院史的书，还有画作、诗集、论文、MV、纪录片、剧情短片这些作品，形成了一大批活跃的独立出版物和独立影像。有时候我觉得学生的文化生活丰富得如同大学，区别是学生做这些毕业作品的目的并不是要满足毕业条件，而是单纯对文化的探索和渴望。

拉加学校的最后一课，没有人在黑板上写法兰西万岁。毕业生们在毕业典礼上听到了学校要停办的消息，他们身着绿色的绶带，听着台上老师对他们未来人生的鼓励，他们低下头，抹着眼泪。高一高二的学生也不会在拉加学校有毕业典礼了，毕业生走后，他们也被聚集在一起，听着老师说：学校要关了，你们今天也毕业了。

往常的毕业典礼，学生会手捧哈达从学校走出来，把哈达系在学校大门上，表达对母校的祝福。 这一次，学生们哭着用哈达和僧袍抹眼泪，泪水止不住地落下，没有什么语言可以表达他们心里的话。他们把哈达系在学校大门上，表达对母校的最崇高的敬意与不舍。

在微信上，学生们落泪的视频下的留言只有汉语的惋惜、祈求、悲叹和长长的哭泣表情符号，没有一条藏语评论，任何藏语的评论都发表不出来。如今，他们已经没有了用母语表达悲痛的权利。

县上的公务员开始向身边的人维稳，警告他们不要转发学校关停的消息和学生哭泣的视频，除了微信的零星视频外，小红书微博等社交媒体开始不显示拉加学校的相关消息。转发公众号文章的僧人被带到派出所，被质问：为什么要转发，对政策有什么不满？甚至逼迫僧人签署保证书、按红手印，保证不再发表违背国家政策的言论。

二、Never Forget｜从中国冒险逃离后，他的麻烦才真正开始

11月10日，记者Nyrola Elimä和Ben Mauk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历时两年完成的深度报道，讲述了维吾尔人哈桑·伊玛目（Hasan Imam）从新疆逃离定居海外的艰辛历程。

纽约时报报道截图 文章作者：Nyrola Elimä, Ben Mauk

这篇文章写道，2013年伊玛目和同行的几百名维吾尔人偷渡进入泰国后被当局羁押。关押三年后，他与20几名同伴冒险越狱逃到马来西亚后，又被投入看守所，最终在人权组织和律师的斡旋下获释并前往土耳其定居。

文章写道，目前仍有至少48名维吾尔人被关押在泰国条件恶劣的看守所和监狱，近年已有至少5人在羁押中死亡。文章记录了中国如何向泰国施压，要求其遣返维吾尔人。近年来，除东南亚国家外，北京还向欧洲、中东、北非等地施加压力，并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等跨国机构压迫维吾尔人。

Matters网友Never Forget将文章翻译成中文，本文是翻译的节选。CDT持续关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维吾尔人的境遇，并记录相关网络审查和抵抗行动。

节选部分写道：

非法越境且没有身份文件的维吾尔移民很容易受到勒索和人口贩卖之害。过去两年里，我们一直在调查维吾尔人从中国大规模逃离的现象，采访了30多名经过东南亚的走私路线幸存下来的人。路上常有人死亡或失踪。

一位女子告诉我们，她4岁的女儿就死在了路上，在柬埔寨坐船的时候，孩子从过度拥挤的船上掉下去溺水身亡。有孩子在肮脏的安全屋里出生，也有父母因为害怕被逮捕和遣返将孩子遗弃在医院。这些孩子的父母确实有充分原因心怀恐惧，2009年，柬埔寨将20名申请联合国难民身份的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据“人权观察”报道，其中一些人后来被判处死刑。

在维吾尔人出走的高峰时期，有人被缅甸驱逐出境，有人在试图进入吉尔吉斯斯坦时被枪杀，也有人在越南边境遇害。离开中国并不等于获得安全。

没有人知道在过去15年里有多少人逃离了新疆。在报道过程中，我们获得了一份中国政府的内部文件，该文件记录了这场大逃亡的规模：这是一份电子表格，创建于2018年之前，标题为《新疆涉嫌非法越境的高风险个体》，包含了17743名维吾尔人的姓名和个人详情，其中有许多人是我们采访过，还有目前在苏安普鲁在押的二十多名男子。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中国仍能够施加巨大的影响。近年来，有维吾尔人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印尼被遣返到中国。在其中一些案例中，相关国家是在中国请求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后完成遣返的，而国际刑警组织明令禁止在政治迫害案件中使用红色通报。

2021年，中国发出红色通报后，一名维吾尔男子在摩洛哥被捕，批评人士称其滥用红通，国际刑警组织随后撤销了该通缉令，但这名男子仍在监禁中；最近在2023年，欧洲人权法院命令马耳他停止遣返一对庇护申请未获批的维吾尔夫妇；在土耳其，数千名中国籍维吾尔人仍面临被遣返的风险。

苏安普鲁的一些在押人员的亲属告诉我们，他们不敢发声，害怕因此失去居留身份。2019年，土耳其将四名维吾尔人遣返至塔吉克斯坦，他们随后被送往中国。维吾尔人权项目的研究员彼得·欧文说：“维吾尔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真正的安全。”

三、晓波助澜会｜关于47人案宣判的公告

被称为“47人案”的民主派“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45名已定罪的被告在2024年11月19日判刑。由起诉到判刑，横跨了3年8个月。其中，香港法学学者戴耀廷遭判刑10年，其余人士均在4年刑期以上。

对此，于2021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由身在香港的学者、记者、律师、NGO、社运等各界人士组成的晓波助推澜会自由香港委员会发布公告。

该公告写道：

今天，是香港自由被极权主义践踏的一天，人民、自由、法律在铁蹄下呻吟。

中共建政迄今的历史，就是一部践踏人类自由、公义、良知的历史，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邪恶的，建立在恐怖、暴力与谎言基础上的极权主义统治政权，为了维护专制制度。从来无视人世间的一切人性和道义，所以也从来容不下香港争取自由的烛光，他们害怕这自由的星火刺破这地球上最深的黑暗国度，点燃大陆中国人希望的烈焰。

所以，在利用完香港把中共政权在破灭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以后，在中共的极权主义崛起成为自由世界威胁的当下，在中共党魁习近平踌躇满志作出“东升西降”论的现在，随着在2014、2019年香港持续的两场争取自由的民主运动兴起，香港的自由社会对中共统治的威胁已超过其对中共经济贡献，为了防止香港的民主运动对中国大陆的民众形成效仿效应，进而威胁到中共的专制统治，中共悍然毁灭香港的自由，让香港从曾经的万马奔腾变成现在的鸦雀无声。在英国统治下经历一百多年港人筚路蓝缕栉风沐雨才绽放出来的东方之珠，现在已衰落破败。

然而，无论专制监狱的高墙筑得多牢固，也必然崩塌，这是所有专制制度的宿命。人类的历史就是自由战胜专制的历史。中共在习近平定于一尊的个人独裁下已走向了末路，帝国社会治理失败危机的全面爆发已迫在眉睫，共产极权大厦的轰然倒下已势不可挡，帝国终结的钟声已在准备震耳欲聋，历史的大势不是中共扼杀香港自由就能阻挡的。

值此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我们不但要记下中共党魁习近平、香港盖世太保李家超对香港人民所犯的血债，也要记下俯首听命为虎作伥的香港各级大小奴才官僚对香港人民所犯的血债。今天，我们特地记下践踏香港法治的三个刽子手的名字：陈庆伟、李运腾、陈仲衡。

某种意义上，陈庆伟、李运腾、陈仲衡以及其他为虎作伥的香港法官比中共极权主义更可恶，因为他们的法律专业知识让其知道法律的本质是保障自由与人权，知道极权主义是什么，在做什么，他们对罪恶不但是保持沉默更是同流合污，他们的为虎作伥，让极权主义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以捍卫法律的名义去践踏法律，以保障自由的名义去消灭自由，以保护人民的名义去强奸人民。

今天，晓波助推澜会自由香港委员会以人类良知的名义，判决陈庆伟、李运腾、陈仲衡有罪。晓波助推澜会自由香港委员会发誓，在中共极权大厦轰然倒下的不远将来，即使陈庆伟、李运腾、陈仲衡潜逃到天涯海角，也要引渡、抓捕回来接受自由香港自由人民的正义审判。

CDT编者按：连日来中国爆发了多起无差别杀人事件。11月26日，香港作家颜纯钩在自己的Facebook专页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这一悲剧的深层原因。CDT在此节选，请访问颜纯钩Facebook专页阅读全文。

颜纯钩引用网友统计，指出5月20日至11月16日中国发生了约20宗无差别杀人案件。然而，这样的现象仍在持续，11月21日广东佛山再次发生大巴司机无差别撞人事件。对于这一频发的悲剧，作者总结了四点深层次的原因“国家失义、政府失能、社会失序、百姓失魂”并指出“中国民间的怨气正在快速上升，满地干柴只等一粒火星”。

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家已基本失义。国家的道义是什么？国家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是带领国民走上共同富裕和平等自由的发展道路，舍此国家对国民没有任何意义。但今日中国，国家只是中共一小撮贪官污吏奴役国人的工具，人民供养中共，让中共压迫和剥削人民，人民要解决中共面临的所有问题，中共永不解决人民面临的所有问题。

国家失去它赖以存在的意义，这是中共的绝症。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一开始就是中共的私产，中国的财富不属于中国人，中国的管治中国人无权过问，「人民」在国号中不具备任何实质含义。国家与人民之间应有的从属关系被颠倒了，国已不国，民则难以为民。

第二个深层次原因是政府已严重失能。政府的职能是有效管理国家，以正确的国策带引国人发展经济，提高生活品质，开拓广阔的前景，但当政府自己制造各种难题，面对难题又失去正确处置的能力，政治经济每下愈况，内外难题堆积成山，所有难题最终都落实到人民身上，令他们的生活日益不堪。

第三个深层次原因是社会失序，这是国家失义和政府失能的必然结果。正常社会的运转，有一套可行的传统逻辑，有法规和社会良知作道德底线，政府有自律，民间有信任，上下级有规矩，官与民之间有共识，人与人之间有友善和同理心，但这一套约定俗成行之有效的秩序，却因中共自己长期的破坏而迅速瓦解。

第四个深层次原因是百姓失魂。一个民族有千年传统文化，一个国家也应有正向的意识形态，中共国的精神内核，是从马列主义正装革命导入，毛泽东将之与中国封建帝王思想捏合出来的「四不像」。时至今日，马列毛思想已不足以解释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文明，中共的洗脑灌输越发显得离地和空洞可笑，马列主义不可行（行不通)，资本主义不可走，普世价值不可说，封建主义不可留，中国人的灵魂，早已处于四分五裂不成体统的悲惨境地。

最后作者指出，中国正处在一种"空前的离散状态"：

国家失义，政府失能，社会失序，百姓失魂，大陆正处于一种空前的离散状态，从社会底层开始，一种肉眼可见的崩解正在发生。历史不可违逆，人力不能回天，无差别杀人事件只是个别人的发泄，从下跪到躺平，从自杀到杀人，从个体到群体，从经济到政治，从偶发到遍地开花，这一条路没有多长。

稍有常识的人都看到结局，中共也看到了，其实，看到看不到，结局都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