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基本常识｜那些你以为“大逆不道”的话，在地铁站大屏播出来也没啥

近日，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作者、媒体人项栋梁在广州地铁一广告屏付费投放广告，广告写道：

如果你了解并认同以下基本常识：

传统医学是文化，现代医学是科学；谴责侵略战争是文明世界的共识；消费也会缴税，我就是光荣纳税人。

迎扫码成为同温层好友。

不少市民和网友前往该地铁站广告屏拍照打卡。项栋梁也发布文章对此事进行评论。然而，不到一周，广州地铁便单方面毁约下架了该广告。“基本常识”所发布的文章也遭到当局删除。
文中提到：

关于“中医能不能治病”的问题，相信很多人都有强烈的观点，也都知道这个话题最容易让亲友之间删除拉黑反目成仇。

治病不看中医不吃中药的人们基本都有一个概念，自己的观点只能在私下讲讲，最多在群里说几句，是万万不能做成标语出现在报纸电视广告牌等公开场合的。在当前的国家政策与社会氛围下，批评中医博大精深是“大逆不道”的。

然而，我偏不信这个邪，我偏要公开普及这个基本常识：

传统医学是文化，现代医学是科技。文化可以传承学习，但最终归宿应该是博物馆，科技需要创新发扬，用来在医院治病救人。

关于“俄乌战争你支持谁”的问题，本来中国人应该是可以客观公正讨论的，然而耐不住宏观环境有明显的立场偏向。

支持乌克兰的言论会被举报汉奸，谴责俄罗斯侵略的文章会被平台删除，渐渐地，人们逐渐悟出来一个道理，在公开场合谴责俄罗斯侵略是“大逆不道”的，可能给自己带来危险和麻烦。

然而，我偏不信这个邪，我偏要公开普及这个基本常识：

谴责侵略战争，是文明世界的共识。俄罗斯出兵攻打主权国家乌克兰，是任何借口都无法掩盖的侵略暴行，是和日本军国主义打着“大东亚共荣”的旗号侵略中国一样性质的暴行。

关于“我是群众还是公民纳税人”的问题，答案其实很简单，但把“我是光荣纳税人”这个振聋发聩的答案大声喊出来，还是会让很多人感到害怕。

与纳税义务相对应的，是纳税人的权益，是纳税人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和决策的合法权益。只是有些人不希望广大纳税人有这个意识，不喜欢大家讨论这个话题。

然而，我偏不信这个邪，我偏要公开普及这个基本常识：

中国既有个人所得税这样只覆盖少数群体的直接税，也有消费税这样包含在部分商品价格里却没有体现在小票上的直接税，更有覆盖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最终由所有消费者买单的间接税，也就是增值税。生活在中国的每个人，无论收入水平高低，无论社会贡献大小，只要有消费行为，就是一名光荣的纳税人。

广告遭下架之后，“基本常识”再发布文章进行声明，称“会通过法律程序维护正当权益”，但该文同样也被删除。

• 相关阅读：【404文库】基本常识｜地铁投放的基本常识被撤档，文章也被删除啦

二、唐师三百手｜“学霸就餐区”，养成权威主义人格的温床

12月中，有网民发布一些照片，曝料称四川成都石室成象中学学生食堂设立普通学生就餐区以及“学霸就餐区”。该消息引起网民热议。微信公众号“唐师三百手”作者发文对这一教育现象进行反思。

文章写道：

近日，网传成都某知名中学食堂开辟了所谓的“学霸就餐区”。图片中展示的“高一学霸就餐区“，有专门特供的配好餐的精致木盒，有新鲜水果，有汤品。配菜有三荤一素，木制餐盒装得满满地。

图片中的这间成都某知名中学，招收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从全成都各初中掐尖的“学霸”，也就是说，这间高中按照分数招收的最后一名学生，在他原来的初中班级里也是妥妥的学霸。

就是这样由全成都各初中掐尖录取生源的知名中学，在学霸中还要再度区分学霸中的学霸，并给予公开的特权。

“不平等”简直就是这间中学的座右铭，核心价值观。

我不知道这间中学教不教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的“平等”讲起来算不算阳奉阴违。

中学阶段（初高中）是一个学生情绪、人格和社会性发展的关键敏感期。直白地说，就是学生终其一生人格塑造的最关键时期。

如果学生处于一个享有公开特权，且又被严格和苛刻管理限制的校园里，那么，这样的学生最可能就是发展为权威主义人格。

权威主义人格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概念，指的就是崇拜和服从比自己权力更大的人，但对不如自己的相对弱势者倾向于充满偏见和苛刻对待。

知名中学通常对学生都有着严格乃至苛刻的管理限制，例如不得携带手机等电子产品进校园，男女生不得有亲昵嫌疑的交往；甚至上厕所、说话也受到严格的限制。

人格发展的关键时期，个性不能自由舒展，那么就必然扭曲发展。所以，中国的中学教育大概率会培养出人格扭曲的学生，一代一代地培养。同时，校方滥用权力加以管理，使其中大部分学生养成慕强的人格，也就是崇拜和服从拥有强权的人和机构。

同时，因为天赋和不算艰辛的努力就能享有校方赋予的公开特权，这种不做什么就能比别人艰辛努力更优越的经验，培养的不是安全型的高自尊，而是自恋。

一个慕强的自恋者，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瞧不起比自己弱势的他人，不仅会以片面且负面的刻板印象来看待弱势者，而且也会倾向于以惩罚性方式苛刻对待弱势者。

这就是权威主义人格的一体两面：慕强和凌弱。

权威主义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概念最早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学家阿多诺提出。他试图用这个概念来解释二战时期第三帝国社会的人格基础。

没错，权威主义人格就是第三帝国社会的人格基础。

可以想见的是，能够坐在“学霸就餐区”的“学霸中的战斗机们”，成年后大概率能够顺利跻身社会菁英阶层，有机会成为掌控权力的“大人物”。

他们压根就看不起，也不在意比他们弱势的人群，包括培养他们的中学教师群体。

三、鸡蛋bot｜多位律师旁听刑案被法警喷辣椒水？当事人：法警禁止带手机，拍摄取证遭暴力执法

12月25日，网传内蒙古锡林浩特市法院一刑案庭审现场，多位旁听律师疑遭法警喷辣椒水等“暴力执法”，引发广泛关注。

微信公众号“鸡蛋bot”作者联系到两位受伤的旁听律师，并发布文章对该事件进行报道，但很快便遭到审查删除。

作者写道：

旁听律师李普（化名）称，他从外地赶至锡林浩特，参与旁听锡林浩特市法院一起备受争议的刑案庭审。“今天法院安排了两个通道，一是律师通道，一是旁听人员通道，两个通道都需安检。最开始，法警要求所有律师必须安检，被辩护人拒绝。后来主审法官下来沟通，律师才进入法庭。”

当李普和其他旁听律师试图进入法院时，却被法警告知，“所有旁听人员都需存包、存手机、不得携带任何（电子）物品进入法庭。”

旁听律师要求法警出示相关依据，“来了一个法警队的领导，说根据他们的规定，律师也得安检，不允许携带包、手机。一律师要求出具书面文件规定，对方拒绝。”

李普称，现场的旁听律师遂使用手机拍摄取证，随即遭到数名法警抢夺手机。“我和王某某律师正要制止法警的违法行为，也被法警围起来。之后，我们四个人（旁听律师）在安检大厅被法警轰出来。”

期间，连同李普在内的四位律师被锡林浩特市法院法警采取了喷辣椒水等措施，“有三位律师是最严重的，都是左右眼（被喷辣椒水）。还有两位律师手机被抢了。”

北京律师蓝泉（化名）也是上述被喷辣椒水的当事人之一。其表示，“整个事件（喷辣椒水）发生的非常之突然。”

“我们在跟法警理论能否带电子产品的问题。”随后，蓝泉遭到法警驱离，期间被喷数次辣椒水，“应该是喷了很多下辣椒水，我当时眼睛就睁不开了，非常非常痛苦，痛苦到绝望那种感觉。现在整个头皮、脖子、手腕，所有裸露在外面的皮肤都非常疼。”

蓝泉和李普表示，事发后，她们已对锡林浩特市法院法警对旁听律师暴力执法一事报警，锡林浩特市希日塔拉派出所已处警处置，“110出警后先将律师送往医院治疗，现在去派出所，要去做笔录了。”

另据网传视频显示，另一位涉事旁听律师王某某称，他在质疑法警执法行为正当性时，被喷了辣椒水，“我过去要看警号时，法警就直接一甩手说，让你看警号，然后就朝我脸上喷辣椒水，我眼睛睁不开。”

司法实践中，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刑事案件，一般允许旁听人员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入法庭。我国相关法律亦未对此作出禁止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进一步规范庭审秩序保障诉讼权利的通知》中表示：“对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一般允许携带进入法庭，但仅限于记录、法规查询、证据展示等辅助性诉讼事务使用，并要求当事人等诉讼参与人和旁听人员将手机等设备调成静音状态且不得开启录音录像功能。对重大敏感案件和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禁止携带电子设备进入法庭，采取屏蔽网络信号等必要技术措施，防止庭审活动信息被不当传播，确有使用必要的，需经人民法院准许。”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大家通过电报(Telegram)平台 向我们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作出你的贡献！

了解更多投稿信息，请阅读中国数字时代征稿说明

欢迎读者访问 CDT播客 和 CDT视频 收听/观看更多相关内容。

【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进一寸有进一寸的艰难。】

1

法院宣判，尘埃落定，邯郸三个未成年杀人埋尸案，有结局了。

2024年12月30日，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张某某、李某、马某某故意杀人一案，对被告人张某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被告人李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被告人马某某依法不予刑事处罚，相关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依法决定对马某某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三个人，一个无期徒刑，一个十二年徒刑，一个不予刑事处罚。

没有死刑。

所以，不少网友们还是很激愤，认为判罚太轻。

实际上，真要是细致了解过中国法治进程“改进”的人，就会明白，此判决，已经属于“巨大进步”了。

（影视截图：《少年法庭》）

2

刑事责任，一直都有一个年龄门槛，就是要满16周岁。

【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

所以，多数时候的校园霸凌，其‘主要犯罪嫌疑人’都是因为未满16周岁，而被避免于刑事责任追究，一般都是“训诫警告处分”完事。

正是因为这种“宽宥处罚”，使得校园霸凌以及一些恶劣的低年龄犯罪事件，都没有起到严惩警示的震慑作用。

直到2021年3月1日。

新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由14周岁降至12周岁。

其中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而此次邯郸事件，三个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害人，年龄都是13岁。

正好卡在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这个空档里。

而同时，《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

此外，可能也难以判处无期徒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对未成年犯罪人“一般不判处无期徒刑”。

正是因为法律条文里的“慎杀”原则，再加上“未成年”这个护身符，使得低年龄犯罪案件的最终判决，往往与激愤的民意相悖。

就是真追究13岁小恶魔的刑事责任，得先提交最高检核准、然后公审，最后顶天了可能就是个十年二十年的有期徒刑。

尽管此次邯郸案件首犯判了无期，但是通常来说，无期徒刑最后都会变成有期徒刑二十年。

法律的“人性化”，看似以人文本，但往往也容易滋生盲点，让犯罪分子钻了空子。

3

邯郸事件此次判决，许多网友表示愤慨而且不满。

但是翻看过往同类型案件，你就知道，此次判决，已经是“巨大进步”了。

大家还记得，大连那个13岁的小恶魔奸杀10岁女童案件吗？

【因蔡某某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警方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对其进行3年收容教养。】

大连这个小渣滓奸杀幼女事件，其恶劣程度、其全国影响力，不亚于邯郸事件。

最后，牢都不用坐，直接三年收容教养训诫完事了。

另外，2021年陕西勉县“13岁男孩杀害6岁男童案”、2023年湖北荆州“未满12岁男孩杀害4岁女童案”，一次次引发公众的震惊。

每每发生此类案件，舆论除谴责“小恶魔”，还有对未成年人犯罪惩处标准的争议。

单单是一个“第二十条”的正当防卫，呼吁了多少年，多少次血的代价和教训，才换来了最终的微小一步。

于海明，记住这个名字，要不是他引发的昆山龙哥被反杀案引得举国轰动。

估计正当防卫这个词，还在“故意伤害”和“防卫过当”后面当替补。

可能也正是因为之前大连13岁恶魔案件最后的“3年收容教养”引起了巨大公愤，所以此次的邯郸事件同样掀起舆论风暴下，高层的人，不得不考虑社会影响和大众情绪了。

由此，也可见法律条文修改的“滞后性”。

它并没有前瞻性的从源头适当调整，以“宽宥好人、严惩恶人”的姿态来约束犯罪宣扬良善，多数时候的“进一寸欢喜”，都是靠着巨大的舆论裹挟和民意倒逼，而不得不做出妥协改变。

当初大连那个案件，就应该从重判决，全国各中小学大屏里滚动播放。

恰恰相反，非但没有以此警钟为诫，看看这些年，中小学校园里，都干了些什么鸟事？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普宁学校学生家长发布家长会相关照片，一张PPT页面显示，要求“爱校教育要从家庭做起、从父母做起”，还提到“谁敢说学校的坏话，就要群起而攻之，内部问题内部解决，绝不允许别人说三道四”。

广东普宁一中学出具的反对校园欺凌承诺书上，有“若出现校园欺凌事件，坚决不拍照、不录视频”的内容。

广东梅州五华县水寨中学要求所有学生签署承诺书，承诺出现自杀、自残行为均与学校无关，不会以任何理由向学校主张赔偿。

“辽宁本溪一学校食堂被指疑似给学生吃垃圾桶剩菜”事件。

看见了吧，校园净土里，尽出这些幺蛾子肮脏事。

食堂的破事，就不说了，现在要学生签承诺书，“自杀与学校无关”；“出现校园欺凌事件，坚决不拍照不录像”；“学校是我家，谁敢说学校坏话，我们就要群起攻之”。

简单来说，这是个好地方，有的只是好人好事正能量，出了事，你闭嘴不要说，死了人，我们低调冷处理，“你死了事小，闹大了影响了学校声誉，事大”。

13岁的学生被杀了，17岁的学生跳楼了，23岁的研究生、26岁的博士生，被压榨被凌辱不堪忍受跳楼自杀了。

怎么办？

对相关责任人，训诫警告处分；对当事人及家属，深表歉意；对后世人现身说法，“开一堂心理课，让他们周六过来接受心理治疗”。

最后再发一个通告：深刻反思，举一反三，感谢群众监督。

我去年买了个表。

4

案件审判固然不能受舆论裹挟，但法律毕竟搭建在民意之上，理应符合公众惩恶扬善的朴素愿望及对司法公平正义的期待。

我就闹不明白了，那些恶意讨薪的都有可能因为寻衅滋事进去蹲几天，这TMD都杀人抛尸了，收容教养也能完事？

我更不明白，卖芹菜获利14元的，都要罚款10万元，这把人家的一个孩子都给杀了，刑事责任“从轻发落”，民事赔偿一分钱没有？

一个炮弹，一个飞鸟撞击，飞机可能就会从天上掉下来，一两百个人，可能就会死掉。

一次不公正的判决，一次严惩好人、宽宥暴徒的、与大众惩恶扬善朴素价值观相悖的公审裁决，其恶果、其深远影响，不亚于十次飞机失事。

法律的终极目标，其实应该只有一个：

让好人敢于做好事，让坏人不敢做坏事。

现在看来，似乎世道颠倒了。

01 归属感

刚开始做外卖员的时候，我没有太多的抗拒，但会有一点点胆怯，因为要主动给一个陌生人打电话，后来慢慢就习惯了。其实不是说我适应或者不适应，更多意义上，我确实暂时没有太多别的办法。

第一次送外卖是去年夏天六七月份，系统给派了一个蛋糕，20厘米大小。蛋糕很难送，是易损品。万一碰坏了得赔钱，那估计要挣一两天。但我也没办法，只能小心点慢慢走。

那时，我还在一所职校教思想政治课。职校的学生太不好管了，抽烟打架。一个男生13岁，上了很多年武校，家长让他回来到这里上学，上着课，他就把前面那个女生的头发割了一段；两个人吵架，他又照着那女生的头扇了一巴掌。

最后只能报警。作为老师，你什么也改变不了，只能教好自己的课。因为这门课不高考，学校又是民办的，要考虑利润、经营成本问题，这个课就变得可有可无。这两个因素结合到一起，你就知道以后肯定会取消（这门课）。

我没有太多焦虑，但会去想接下来怎么办？要不要学一些技能。但像我们普通人，要学一个东西，需要碰见某个特定的机会，慢慢试才行，不能只空想。最后只能去送外卖。当时我也想过送快递，但还得整一辆三轮车，好一点的电三轮也要七八千，不便宜。送外卖是因为家里本来就有一辆电瓶车。

刚开始都是晚上有空跑一会，提前适应一下。大概半年前，职校老师的那份工作就没了。我开始全天跑。每天大概十几二十单，每个月收入就3000块钱吧，加上家属的（收入），基本够家庭开销。

偶尔会遇到比较善意的人，就是打赏。一个男孩给一个女孩买水果，让我送到学校门口，但那个女孩要5:30才下课，我在那里等了一会儿。结果，那个女孩连男的叫啥都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这俩人应该是网友。就这么点事，那个男孩打赏了6块6。还有一些就是写错地址，离得近，我就给送过去。比较烦的就是有些保安不让电瓶车进小区，只能走路进去。

外卖这个工作没什么特殊，网上讲的那些段子，我都碰不着。大部分时间，你都见不着人，门缝一开，伸出来一支手，闪一眼，把东西拿走就行了。

骑手们没事了会聚在一起聊天，像今天跑了多远，拿了多少单。跑外卖的大都是本地小年轻，说实话，可能也没上过什么学，只到初中毕业，五六十岁的人也有，但不多。其实，我觉得外卖员不至于那么辛苦，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开小电车。

我本科在天津一所大学，毕业后，在我们当地一个金属制造企业上班，2012年就（在老家）买了房。当时，我每个月的工资到手只有1000多块钱，后来考研，2012年考上了广西一个211大学的行政管理专业。毕业后，我很顺利地就到北京一个互联网大厂做内容运营。

但往后我没有走好职业之路。我在北京待了大概两年，虽然不能说那是最好的时候，但它有新鲜感。我做的内容纯搞笑，每天都在不停地看东西，因为每个小时都有要求，我们要审核多少条内容，工作压力不算大。

那时跟人合租，（房租）一个月3000多块，工资八九千块，每个月能剩一点，但最后也都被我花了。我没什么爱好，喜欢买一点零碎的东西，比如充电宝会买好一点的。我经常去知春路那个沃尔玛，我觉得超市还是比较友好的，多逛逛能发现一些奇奇怪怪的小东西。

有时候想起买房就没有归属感。夜里上到9点10点，走到楼下，还有灯是亮着的，到处都有人。我会觉得没什么意思，就像一个小螺丝钉。门口的保安长期都是固定的那两三个人。

大部分同事工作一两年之后陆续走了，一般大家都会说“多多保重，以后常联系”这样。我当时也会感触，想想将来自己可能也会回去。2017年春天，决定离开的时候，我也犹豫了一下。父母只说你自己想清楚就行。但房子我是没办法解决的，就还是回去吧。

02 选择与落差

回老家的时候，我没有太多积蓄，大概就几万块钱。最早我对工作满意的标准就是每个月工资三四千块钱，但必须要交五险一金。

我找过行政、人力和文员。实话说，我原来是学管理学，但河南是农业大省，（安阳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都不发达。现在我们这跟互联网最相关的工作就是主播，前几年少部分的传媒公司在招公众号编辑。

有些工作属于“被动”离职。之前，朋友介绍了一个大专老师的兼职，做了大概一年，民办学校的学生没那么多了，就不再需要兼职老师了。我还在物业公司干过，前台打杂修电啥都干，一个月3000多块钱，干了三个月，也是属于被动离职，因为老板安排了一个亲戚进去。

还有一些就是属于客观意义上的不合适。我在一个建筑公司待过三个月，进去以后让我写文件，内容就是公司的长远规划。但这个东西我显然不懂，它不是随便百度一下看看就能整出来的，写不出来我也没办法。实习期结束我就离开了，因为这个事我确实不会。

前两年我在书店做过图书管理员。这是街上贴的小广告，当时去也是没办法，我暂时只能找到那份工作，但是钱太少了，（月薪）只有1000多块钱。

很多人问我为啥不考公？我考过七八次，事业单位、公务员都有，慢慢放弃了。我数学不好，看那个题就跟外星文一样。每次结果出来也不会很失望，因为真的不会，比如数学的排列组合，我到现在都搞不明白。

●大树的视频作品。图源@慢叔叔来看看

渐渐地，我觉得回来不是一个很好的决定，但那时的感受不像现在这样深。当时还觉得有希望。这也因为我不太了解本地情况，熟悉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个城市的发展就是这样，民营企业少，经济也不是很发达，再怎么费力可能也就这个样子。

我也想过去做小生意，但没有资源。之前我工作过的书店，就是我从小买书的地方。它属于民营企业，从90年代到现在没倒闭，不说挣多少钱，但在这个城市里，不管是资源还是关系，它肯定有自己的分销渠道。我没有这些资源，可能10年、20年都做不起来。

做过的这些工作里面，比较满意就是书店管理员。它不算轻松，但我比较精通，而且它跟文字相关，我的接受程度会快一点。比如我瞄一眼这本书，就大概知道它在说什么。

其实我也浪费了很多时间，一部分时间在家闲着，一部分时间在寻找的路上，就是找各种事儿干，还有一部分时间是做自媒体，最后也没有成。

自媒体能发财，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事情，谁不想发财对不对？当时网上谣言太多，我就专门找一些辟谣的文章，直接复制过来，算是转载的一种。我从来没想过去做原创，直到这两年我才明白，做自媒体需要一个固定的形象，要持续不断地输出内容。所以这就是我不太聪明的地方，脑子确实慢了一点。

事实上，虽然心里有落差，但每次有新工作，只要我会就行。不过，所有的落差都不如办公环境来得直接明显：有一回，我到一个医药工厂应聘人事。那个办公室就是公路边的一间民房，类似移动板房，只不过是砖砌的，周围没有楼房，就是一片村子。

落差不是因为环境本身，而是让我觉得，这个地方的发展就这样了。这也是我不太聪明的地方，得看见了才能感觉到，看不见就感觉不到，没有超前意识，想事情比较单一。

我找了很多工作，但还是没有一个稳定的职位。慢慢地，我就开始接受了。毕竟稳定的不是很好找，但你可能会遇到需要钱的时候，所以，我短时间内就只能做这个（外卖）。这就是现实，你只能接受它。这种心态很像上学的时候，绝大部分学生都想考好，有人可能努力了，但方法不对。

03 “接受自己的现状”

以前的那些同事大部分都回老家了。唯一有联系的一个男生在武汉，通过自学，现在在做程序员，但武汉毕竟是大城市。我有一些同学在做管理层，有时候在送餐的路上，我就会想，这个差距是怎么造成的？

当然现在去想的话，其实我应该在（回老家）时找人指导，或者多问，了解清楚当地有什么产业，可能（境遇）会好一些。像小地方，比较体面的工作就是公务员和老师，如果想好要回老家，当初就应该学文学专业，回来当老师，这个规划就会好一点。

更多的时候，我不是对某个具体的选择后悔，而是后悔一直在变的状态。

这几年我想明白了几件事情：比如在小城市，你可能要从事一些跟实体相关的工作；第二这个工作可能必须有人带着你，他可能愿意跟你说某些事情。有时候，我也会觉得人生的际遇被很多因素影响，比如一个好同事，一个好领导；还有家庭因素，比如说开公司的同学，家里一直以来都在做生意。

家里人（对送外卖）没有太多想法，觉得只要合理合法挣钱就行了。我爱人在辅导机构当老师，送外卖之前，我跟她提过，她没有太多特别的反应，就说去吧。有时她也会劝我去当老师，这可能也是一个选择，但你要重新捡起初中的课本，我一般会说没问题，有时间会看一下。

除了家里人，没人知道我在跑外卖。我跟以前的同学都没怎么联系了，现在联系最多的就是一个在超市做拣货员的男生。过年的时候，亲戚会问，父母都说我在当老师，因为我以前确实也做过老师。我比较能理解，这也很正常，毕竟外卖处于“鄙视链”的底端。我一般不会在家里穿（外卖服）出门，一般电瓶车走个三分钟（再穿）就行了。

●大树的外卖车。讲述者供图

从我们普遍的认知来说，外卖员就是最差的了。在我评论的下面，有人的说法很过分。比如会说，送外卖是走投无路的人才干的。至少还有这样一条路，怎么能说走投无路？其实外卖真的就是一份工作而已，无非就是天天在跑。

话说回来，某种意义上，外卖和快递可能是最稳定的工作，因为没有失业的风险。收入再不好，只要你下劲去做，它也能维持正常生活。一般我就是早上10点左右出门，然后三四点回家歇一会，五点再接着出去，一般八点就能回家，小城市你基本只要在比较热闹的地方等活就行。

我也会怀疑读书的意义，读书跟挣钱之间的关系。但每个人的经历比较复杂，现在社会跟几十年前也不一样，职业高度细化，挣钱跟读不读书，确实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对于小孩，我觉得还是先让他上学读书，成绩要尽量好，毕竟他还是要往社会地位高的职业上去啊。

我不是迷茫，就是比较无力你知道吗？有劲没地方使，不知道要怎么使，往哪里使？这两年，这种感受特别强烈，随着年龄往上走，很多你会想得越来越明白。但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不想了，没什么意义，接受自己的现状。

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开个小超市，因为我觉得第一稳，第二可能相对离家近点，什么事都好照应。你看有大超市“完犊子”的，我还没见过家门口小超市完的。但这个事情估计挺难的，怎么也得十几二十万吧。

（文中讲述者为化名）

都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能在2024年年底，迎来年初新闻大事件的后续，实属不易。

我说的就是2024年3月，三个初中生，用铁锹，把被他们长期霸凌的同学活活打死的事情。

当时亮哥就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就叫《全国的霸凌者，都在等这三个小畜生的判决结果》。

就在今天，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下来了：

张某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李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马某某依法不予刑事处罚，只需要接受专门矫治教育。

我在之前的文章里说，在未成年人犯罪日益低龄化的当下，这个案子的判决，将会影响很多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的命运。

如今，一个无期，一个12年，一个无刑事责任，虽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样“解恨”，但这已经是无数网友旷日持久的关注之后的结果了。

仔细看判决理由，张某某提议杀人并纠集他人参与，提前进行犯罪准备，直接实施致被害人死亡的行为，是主犯，判无期。

李某积极参与预谋并实施杀人行为，事后与张某某平分赃款，在共同犯罪中亦系主犯，罪责小于张某某，判12年。

而马某某在去作案现场途中才得知张某某、李某欲杀害王某某，并跟随前往。在目睹实施杀人时，即离开现场，后帮助毁灭被害人的手机卡，但他未参与犯罪预谋，未实施具体加害行为，案发后，他首先交代并指引公安人员找到埋尸现场。故不予刑事处罚。

而且鉴于他们犯罪时均是13周岁，最高刑期只能是无期徒刑，现在已经是顶格处理了。

没有因为是未成年，就不负刑事责任，这已经算是一种进步了。

但在大众情感层面，这样的结果，肯定是和大众的期待存在落差的。

我完全能理解这种感觉，这件事情，太超出大众的认知了，太让人震惊了。

不过是初中的学生，而且还是初一，才十三四岁，是有多大的仇，多大的怨，才让他们用铁锹把同学给活活敲死，还打得面目全非？

又是有怎样的心理素质，多么坚硬的内心，才能有预谋作案，分两次挖坑埋尸，在杀人时如此地默契分工，杀人后若无其事地去上学，又能心不惊肉不跳地撒谎，还能干扰警察的调查方向？

有预谋，有分工，能串供，心狠手辣，手段之凶残，心理之强悍，让人匪夷所思。从内到外，都如此老道，不要说是初一的孩子，就是凶残的成年罪犯，也要甘拜下风。

这样的恶魔，无期也可以各种减刑，说不定十来年就出来了，判12年的出来也不过26岁。

想想这样凶残的两个人，出来时还是年富力强，怎么能不让人担心啊。

可现实就是这个样子，顶格处理了，也不过如此。

不知道全国其他的霸凌者，看到这样的结果，会作何感想？

CDT编者按：该文在《三联生活周刊》网站仍能显示，但微信公众号内已被屏蔽。

2024年3月，河北省邯郸市郊的旧店村因为一桩命案成为网络舆论的热点。村里13岁的初一学生王小军被杀害，犯罪嫌疑人为王小军（化名）的三名同班同学，同样均未成年。本刊记者当时走访了受害少年与三名嫌犯所在的村庄，了解到他们都是留守儿童，王小军家庭条件相对稍好，在外做生意的父亲时常转给他一些零花钱。命案发生前，三名嫌犯在学校的表现不算差，表面上看并非典型的不良少年，平时还常和受害人一起玩耍，这也让周围的老师、家长没能及时注意到其中隐藏的矛盾和危险。

2024年12月30日，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张某某、李某、马某某故意杀人一案，对被告人张某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被告人李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被告人马某某依法不予刑事处罚。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邯郸市人民检察院提出司法建议、检察建议，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相关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依法决定对马某某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消失的少年

从邯郸市区中心往东开车40多公里，当周围从高楼变成萧瑟的林地和麦田，道路上挤满了运货的重卡，两旁见不到行人时，距离旧店村就越来越近了。

旧店村位于G309和G230国道的交会点附近，这里的农村盛产小麦和玉米，产业结构单一但交通便利，所以村子里很多青壮年从家门口的国道出发，顺着高速北上，到北京、天津务工。村里散布着一排排灰白砖房，由于年久失修和雨水冲刷，墙体斑驳，不少裸露出红砖底色，平日里村里人很少，能看到的大多是老年人和孩子——一个常见的普通北方村庄。

但2024年3月10号之后，旧店村因为一桩命案成为网络舆论的热点。村里13岁的初一学生王小军被杀害，犯罪嫌疑人为王小军的三名同班同学，同样为未成年。四人都是留守儿童。

3月19日，本刊记者来到旧店村时，初春的天气还偏寒，两旁的树木只剩下枯枝。村里有不少未建完的砖房和被打碎的围墙，上个世纪的邮局遗址和棉花专业技术服务站蒙着白灰的铁门紧锁，半面墙壁也已经垮掉。路边能看到的村民都是50岁以上的老人，用探询、警惕的眼神，盯着本刊记者从村头走到村尾。

这起村庄命案，从作案到遗体被发现，间隔仅一天左右。死亡陷阱的开局看起来很平静。王小军的姑姑对本刊回忆，王小军离家是在3月10日，星期日的中午，“说张庄村的同学带他去玩”。奶奶记得，孙子“高高兴兴出门”，但下午5点仍未归家，手机也打不通，奶奶便着急地出门寻找。

王小军今年13岁，刚上初一，身高接近一米七，身材偏瘦。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异，父亲组成了新家庭，平时在山东做生意，大约半年回来一次。母亲离婚时带走了妹妹，王小军独自跟爷爷奶奶在村子里生活。爷爷奶奶的文化程度都不高，以种植苹果为生。对他们来说，如何正确养育并管教一个进入青春期的孩子，是一份琐碎又沉重的任务。知情人士对本刊出示的聊天记录信息显示，班主任日常和王小军家庭的沟通，都是给奶奶发微信。当王小军在学校的餐费没有及时缴上时，她垫付餐费后再通知王小军奶奶；当观察到王小军“不吃午饭”“在学校里游荡”，班主任发信息提醒奶奶对其进行安全教育，并嘱咐“不要再打他”。

3月10日下午5点左右，奶奶开始四处寻找王小军并报警。有不同点位的监控视频显示，当天下午，王小军曾和班上三名同学一起玩耍，下午3点时还坐在其中一名同学张某某的电动车后座。王小军奶奶联系上一名出现在监控中的同学，询问孙子下落，此时对方正躺在家里床上打游戏，并否认知道王小军的下落。案发后第二天，这三名同学仍然正常上学，直到被警方传讯。经过连日侦查，警方初步认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犯罪案件，为掩埋尸体，犯罪嫌疑人3月9日、10日分两次在废弃大棚进行了挖掘，经技术部门勘验，埋尸地点坑深0.56米。确定是未成年嫌犯单独作案，没有成年人参与。

王小军的遗体在北营村南的一处废弃蔬菜大棚内被发现(ICphoto 供图)

3月11日下午4点，警方根据审讯搜集到的信息，找到了藏尸点。地点位于北营村南的一处废弃蔬菜大棚，距离张某某家约100米。3月18日凌晨，王小军家属陪同法医进行尸检，见到了孩子的遗体。其代理律师臧梵清告诉本刊，孩子“面目全非”，头部有多处被类似钝器敲打导致破裂的痕迹，而且全身上下布满不同类型的伤痕，有的是圆形小孔洞，有的则是弯状伤痕。

由于当时尸检报告未出，还无法判断哪一处是致命伤。但律师说，其中两处可能与孩子的死因有关——一处是颈部的严重击打伤，一处是后腰的贯穿伤。

为何行凶？

事发当时，网上传闻这起命案是学校霸凌的延续，说王小军和三名嫌犯是同班同学，在学校时长期遭受三名嫌犯的霸凌。但在三月份案件调查的初期，一位接近权威信源的知情人士告诉本刊，尚没有证据证实三名嫌犯在学校内对死者有明显的霸凌行为。学校的监控视频也显示，四个孩子曾一起在走廊尽头游戏，也因此班主任一直以为他们是朋友，没有察觉到孩子之间的矛盾。以至于3月10日王小军失踪后，其奶奶向班主任询问孙子下落时提到，王小军“高高兴兴出去”找同学玩，班主任立刻联想到的就是平时和王小军关系紧密的同学张某某，因为平时经常看到他们“黏在一起”。

王小军和张某某是同桌。在此之前，王小军曾短暂入读过肥乡区第五中学，那里距离旧店村近20公里，是肥乡区教学质量较好的初中。但开学后不久，不确定什么原因，王小军转回了本村的旧店中学。

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旧店中学(视觉中国 供图)

当地村民告诉本刊，旧店中学建于1958年，是北高镇唯一的中学，接受寄宿和走读，附近村里的孩子都到这里读书，辐射十余公里。每天早上，住得远的孩子们骑着电动车蜂拥而至，村里很是热闹。村民们认为，旧店中学的教学质量一般——通常在小升初阶段，成绩靠前的一半学生会被拨到市里的中学，剩下的便留在旧店中学读书。留在这里的学生，注重成绩的不多，逃课和打架倒“比较常见”。

三名嫌犯都就读于旧店中学，也都来自破裂贫困的家庭。知情人士告诉本刊，张某某母亲瘫痪在床，另外两名嫌犯家里是贫困户，“有的父亲跑了，有的母亲跑了”。但和网络传言“三名嫌犯平时就是学校里的‘小混混’”不同，在命案发生前，三名嫌犯在学校的表现并不算差。本刊记者看到其中两名嫌犯曾在学校获奖的照片，“张某某之前曾获得学校颁发的进步奖，另一名嫌犯学习成绩在年级前15名，平时看上去表现也不错”。这些孩子表面上看并非典型的不良少年，却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让学校老师和家长都感到吃惊。

和三名嫌犯相比，王小军的家庭条件是最好的，或许是因为这一点，他成为了被谋财的对象。“家里做生意，父母离婚后，都会给他一些零用钱，所以手上钱比较多。”知情人士说。微信记录显示，王小军失联的当天下午5点左右，他的微信账号给张某转账了191元。而在这次的法院判决中，更明确地披露了作案动机：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张某某、李某（均时年13周岁）与同班同学王某某（被害人，殁年13周岁）存在矛盾，经张某某提议，二人多次共谋杀害王某某后平分王某某钱财。张某某选定一废弃蔬菜大棚为作案地点，并提前携带铁锹挖坑进行犯罪准备。

2024年3月10日下午，张某某将王某某骗出，因李某的电动自行车需置于被告人马某某（时年13周岁）家充电，李某骑马某某的电动自行车载马某某，张某某骑自己的电动自行车载王某某，共同前往张某某事先选定的蔬菜大棚。途中，李某受张某某指使将二人欲杀害王某某一事告知马某某。四人进入大棚后，张某某首先持铁锹动手并直接实施杀害王某某的行为，李某帮助控制王某某，马某某见状离开大棚。张某某、李某共同致王某某死亡后，将尸体掩埋。三被告人骑电动自行车逃离现场，张某某将王某某手机微信账户中的钱转入自己微信后与李某平分，将王某某手机卡取出指使马某某砸毁，将手机交由李某扔弃。案发后，马某某首先交代并指引公安人员找到埋尸现场。

回到2024年3月案发的时候，当时案件调查刚刚开始。在本刊记者的走访中，无论是认识这些孩子的村民，还是接近调查的人员，都无法理解这起案件的原因。他们对本刊猜测这些年少嫌犯的作案动机，提到是不是打闹过程中导致的斗殴升级，失手误杀？或者是嫌犯们模仿血腥电子游戏中的场景作案？但都无法想象，这是一桩有步骤的预谋，且动机如此明确的犯罪。

（文中王小军为化名，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13期，有删改）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又到了 2024 年底，今年你过得怎么样呢。一如往年，我们又给各位读者整理了各种数字服务与 App 的年度报告。查看全文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六神磊磊读金庸｜年轻人已经够老老实实服服帖帖了

近期，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学者王宪举在公开场合询问哈萨克斯坦官员“如何让女大学生多生孩子”，此消息引发网民怒批。

对此，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发布文章对该学者进行嘲讽，并为中国年轻人发声

作者提到：

一位专家问老外客人，怎么让年轻人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生孩子，引发很多讨论。

专家原话的槽点特别多。就没忍住，简单聊几句吧。

这届年轻人其实已经够老老实实服服帖帖了。

他们有情绪、有压力，以自己化解为主，不怎么制造麻烦。换句话说，本届年轻人在自我开导方面特别会。

最近某宝上的二十大年度商品，知道都有些什么吗，水培香蕉，谐音梗“禁止蕉绿”，一个链接卖十万加。大家就这样自己宽慰自己，怎么不老实呢。

让玩，他们就玩一下，走到玉林路的尽头，走到小酒馆的门口；不让玩也不说什么。允许过的节日过一下，不提倡过，就收起道具，低头假装路过。多好的人儿。

他们爱网上骂骂老板，但好像也没真对老板做什么。你看那些报复社会的糟心事件，还是中老年干的多。年轻人干什么了。

他们看的诗歌、小说、摇滚、嘻哈，哪一样不老实的，我觉得我小时候看的东西都刺儿得多。连网络小说现在都是以“苟”为主，苟道流行。早几年的男频网络小说，主角都要“在生死之间磨砺”“越级挑战”，现在不磨砺了，都苟起来。

还要怎么老实服帖呢。

如果一代人很喜欢猫狗，却不想要孩子，说明不是因为缺爱的能力，而是因为后顾之忧。消除后顾之忧才是最有效的。总想靠做思想工作解决问题，不太好使。

教授还忽略了一件事，老老实实、服服帖帖，这八个字是个互相伤害的循环。

想着让人家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回头又会有人让你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可千万不要有自居食物链上游的幻觉。

毕竟生孩子和炒股不一样。想让大家都去炒股，就会有人自告奋勇出来，扮演炒股，直播炒股，回头去邀功，显示引导得多么新鲜卖力。生孩子演不了啊，咋引导，你得真生。

二、基本常识｜丰县铁链女之后没有全面清查，所以才有“收留”女硕士的荒唐

12月初，一名失踪15年的女硕士在山西农村被寻回，并被官方称为是被“收留”的新闻在中文互联网上引起网民关注。

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发布文章，提及同样是涉及拐卖妇女且被官方严厉审查的铁链女事件。该文很快便被删除。

文章写道：

“收留”一个精神病女人做老婆生孩子，花钱买一个被拐妇女做老婆生孩子，稍有常识的中国人都知道，这种事在很多地方都曾经存在，到现在依然存在。

但是，被舆论公开的有几个，被法律制裁的又有几个？

我们都关注过江苏丰县铁链女的绝望人生，现在也知道了山西晋中一位女硕士的悲惨遭遇，那，还有其他在病痛和禁锢中挣扎的女性等着被解救吗？很显然，还有的，而且数量不会少。

然而，江苏丰县公安部门与山西和顺县公安部门一定会用坚定的口吻告诉大家：

本地没有发现其他受害女性。

丰县没有去全面清查，江苏没有去全面清查，远隔千里的山西，自然就更加没有动力去主动清查了。

也因此，在山西和顺县被“老实男人”强奸禁锢了十多年的女硕士卜某及其家人，很可能在2022年和我们一样看到过铁链女相关的新闻，很可能也在心潮澎湃期待着很快被公安解救。

然而两年多过去了，受害女硕士没有等来警察叔叔的解救，反而成了“被好心老实男人收留”的正能量新闻女主角。

荒谬是真的荒谬，但意外却是一点也不意外。

丰县铁链女事件被定性为偶发个案的那一刻，其他被拐卖、被拘禁的精神失常妇女的命运就已经被宣判了“维持现状”，不太可能再有什么曙光。

从“实用主义”的社会治理角度来考虑，假装不存在，假装看不见，绝对是最稳定、最经济、最省心的做法。

解救一位被拐卖强奸的精神失常妇女，后半辈子治病和养老的钱得地方政府来安排，收买并强奸拘禁妇女的男人得抓起来关几年，家里的孩子可能也得政府来收养。在解救被拐精神失常妇女的过程中，可能遭遇群众的不理解甚至暴力反抗影响社会稳定，还可能会被媒体曝光影响本地领导的仕途……

是的，如果考虑划算不划算，那公安部门主动去清查解救一名被拐卖强奸生了孩子的精神失常妇女，绝对是一件方方面面都严重不划算的事情。

只是他们可能忘了，在判断一件事情划算不划算的时候，还需要考虑人生而为人的尊严价值，在判断一件事情该不该做的时候，还需要考虑国家法律和社会正义。

他们可能忘了，被铁链锁住的八孩母亲小花梅是个人，被“收留”十三年生育多个孩子的女硕士卜某，也是个人。

三、往事与随想｜你指望卜小花在低福利的石叠村能得到什么？

微信公众号“往事与随想”同样针对此事进行评论，但文章也很快便被审查删除。

作者写道：

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不是网络曝光，什么事都不会有。村里人不会觉得有问题，当地警方和宣传系统不觉得有问题，外来的寻亲志愿者也不觉得有问题，甚至卜小花的家人也不觉得有问题。所以，一方面是网络舆论对现实的纠偏，但反过来看，则是网络与现实的断裂。

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懂法，不懂尊重女性，价值观太low？并不是，也许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知道现实是什么？

现实就是：这个政府指望不上。

假设回到2011年7、8月的和顺县青城镇石叠村，你指望卜小花在那里能得到什么？

很多人会说，他们应该去报警，然后警方会把卜小花送到救助站，寻找一段时间后，再把她送回亲人的身边。

而实际上，这里面每个链条都是断的。

你觉得石叠村的村民会有这个认知？谁会告诉他们应该这样做？现实是，在他们的人生经验中，这些都是没人管的，从小到大，他们看见的乞讨人员政府管吗？隔壁村那个精神病人政府管吗？顶多会有长辈做示范给他们打碗饭吃，这就是好人，若有人收留，这就是大善人。在农民眼里，政府从来是令人畏惧的存在，饿死你也没人管的好不好？所以，你准备批评他们认知有问题？

好，即便他们上报了，你觉得警方和救助站就会管？如果找不到家人，你觉得当地精神病院/福利院就会养她一辈子？你觉得当地财政有这笔预算，如果没有这笔预算，上级部门和中央就有这笔拨款？

这就是网络与现实的断裂。我不是说要把现实合理化，我最不满的是，大家好像漏骂了什么。

这一轮网络舆论，被骂得最惨的是那个所谓“丈夫”张瑞军，然后是认可张瑞军“收留”卜小花的当地警方，再有就是麻木不仁的当地村民，但是，最应该骂的，难道不是那个权力最大资源最多牛逼哄哄无所不能的汲取性政府吗？

我最不能忍受的是：这似乎只是一个单纯的刑事案件，只要把张瑞军给判了，把当地警方通报批评一下，这事情就完了。

我们经常听到说中国人口众多，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总之中国没钱，这不搞笑吗？中国人这么勤奋，怎么会没钱？

今日中国，所有人都应该认识的一个问题：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分配不公，而最大的不公不是资本家占有太多，而是政府占有太多，然后分给了自己。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大家通过电报(Telegram)平台 向我们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作出你的贡献！

了解更多投稿信息，请阅读中国数字时代征稿说明

欢迎读者访问 CDT播客 和 CDT视频 收听/观看更多相关内容。

·  编者按  ·

彭仁郁老师是中研院民族所的专任副研究员，台大心理系毕业后，她负笈法国，获得巴黎狄德罗大学临床人文学院心理病理即精神分析学博士，回到台湾后，她的研究关切从乱伦性侵受创者的主体经验扩展到慰安妇、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的创伤疗愈。最近几年，她跨出研究者的舒适区，在台湾树起“政治暴力创伤”的大旗，通过家庭访问、工作坊的方式让深埋于历史的受苦经验得以被诉说，在抚慰伤痛的同时促进代际对话。同时她也积极与艺术家合作，在语言的尽头开辟另类的疗愈空间。在访谈中，彭老师分享了她对“创伤”这个词的理论与社会脉络、以及新冠疫情和台湾MeToo浪潮的看法；我们也聊到了她在促转会进行政治暴力受难者创伤疗愈工作的经验与思考，威权的幽灵如何盘踞当下，疗愈如何成为一项必要的社会工程。和彭老师的对话让我意识到，当我们追溯历史记忆中的伤痛，不只是在哀悼或招魂，也是在思考如何走向未来。

采写 / 安孟竹

采访时间 / 2023年9月

纸版刊于《te:镜中寻步》

这是人们会说起的一年，

这是人们说起就沉默的一年。

老人看着年轻人死去。

傻瓜看着聪明人死去。

大地不再生产，它吞噬。

天空不下雨，只下铁。

——布莱希特 1940《这是人们会说起的一年》

（黄灿然译）

01 灾难时代的集体创伤 

安孟竹（以下简称安）：谈到“创伤”这样的概念，人们会联想到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精神医学史上，这个诊断范畴的发明与越战相关。创伤对我们而言曾经是个舶来词，但如今也已进入大众生活、变成日常用语了。在台湾，“创伤”这个词是如何被大众接纳的？人们对于这个概念的一般性理解是什么？

彭仁郁（以下简称彭）：PTSD原本是精神医学脉络里一个指称疾病的专有词汇，指的是一种与有生理基础的痛苦所不同的受苦状态。如你所说，这个疾病的建构原本是为了让国家投入公共资源来照顾那些从战场回来后出现暴力、酒瘾、社会适应等困境的军人。当这个概念进入DSM（《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之后，这个词汇反而“去脉络化”（decontextualized）了。台湾很早就开始跟随北美精神医学。从1980年代开始，只要有新版DSM手册一出，我们马上就会翻译。

在台湾，“创伤”概念真正流行起来是从1999年的9·21大地震开始。在这场灾害中，第一次有大批精神医学及临床心理学的专业人员投入救灾。他们带着PTSD的创伤量表到达现场，同步进行助人实践和创伤研究。随后，公共媒体上开始广泛谈论PTSD。后来的每一次公共安全事件，从八仙乐园彩色派对火灾到太鲁阁号列车出轨，临床工作者和媒体都共同推动了大众对PTSD的知晓度。

921震后，救援人员从倒塌的房屋中抬出遗体。图源：端

如今这个词开始被用在所有“生活逆境”场景里，似乎所有负面经验都可以产生创伤，这个词使用的场景光谱开始变得非常广。大家在用这个词的时候，也忽略了它原本是一个非常病理化、标准化的疾病名称。这并不是台湾专属的现象。法国人类学者迪迪埃·法桑（Didier Fassin）的《创伤的帝国》（The Empire of Trauma）里也写到，“创伤”开始入侵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人们已经习惯于用这个词去正当化自己受害者的立场，于是就产生了“受害者竞争”的问题。（【注】：受害者竞争指的是，受害者各自都认为最惨的受害者是自己，且是他人造成了自身的困境，但实际上往往是整体情势在伤害所有人。）

安：“创伤”可以是大规模的共同遭遇吗？比如刚刚过去席卷全球的疫情，在您看来，可以算是我们这代人的集体创伤吗？

彭：狭义来讲，集体创伤源于某个集体共同面对的生死交关、危及存活的事件。最常被提到的例子就是纳粹集中营。无论是酷刑、非人化对待、瘟疫般的屠杀清洗，纳粹的迫害对亲历者来说就是这样一个集体性的创伤事件。

弗洛伊德把“创伤”视为“心灵包被层的大规模破裂”，也就是说，心灵的内容物失去了内外区隔，内在的自我丧失了一个与外在现实对焦的基准，于是会跟当下的现实脱节；当一个人离开了暴力的时空场景，不会把过去的经验带到之后遭遇的新关系中；但创伤状态的人很难再信任其他人，每段新关系的开始都可能是对过往的重复。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创伤状态的人会失去对自己所处现实是否安全的判断力。弗洛伊德谈论“创伤”的背景是一战后的欧洲。当时战争在欧洲造成了上千万人的死亡，这种大规模的死亡让作为集体的人类共同面临着一个迫近自我毁灭的危急处境，人们对其他人类他者的基本安全感、信任感已经丧失了。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刚刚经历的Covid算不算集体性的创伤？疫情一开始，由于缺少维护安全的充分条件，大家会进入到了一种“我可能会染疫，染疫之后可能会死”的集体焦虑中：你要一直不断洗手、戴口罩，口罩戴出门一次就要换掉，似乎我们浸泡在一个看不见的病毒环境中，病毒随时会入侵、夺走我们的性命。我们害怕自己因为流动把病毒带给家人，也害怕跟自己接触的人。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这些的确是必要的防疫手段。但现在各国政府和流行病理学家已经告诉我们，Covid病毒经过好几次演化已经流感化了，致死率降低了很多，我们也早就有了疫苗，你可以出门了，不必再那么紧张。但这些科学数据和信息似乎很难进入到大家心里。直到现在台湾还有很多人延续疫情期间的保护措施，公车捷运上依然有大把的人在戴紧口罩，人们好像没办法回到Covid之前那种放松的状态。外在的客观情景转变了，我们的内在却无法跟上外在时空，依然受着死亡焦虑的影响。

---

后新冠时代的创伤被媒体称为“风暴之后的风暴”。图源: The Conversation

这样的“过度反应”需要一定的时间去缓和。医学对创伤的恢复期有一个正态分布的描述，告诉我们95%的人过大概多久就恢复常态了。然而PTSD诊断标准给出这个“大多数人”的恢复信任感、安全感的时间是很短的，只有六个月到一年，而且没有对不同形态的创伤事件做出区分。实际上，每个人恢复的时间的确不一样。9.21大地震到现在，还有很多人经过事故现场附近时会感到惊慌。总有少数人落在这个“正常”的恢复时间之外。

02  我们与政治暴力创伤的距离

安：似乎集体创伤是一种共同的存在主义危机，对往下如何继续生活而言，过往的日常仿佛也失去了参照意义。也就是说，“创伤”这个词隐含着某种巨大的断裂感。然而也有一种通俗的看法会强调时间的力量，仿佛随着时间的流逝，伤痕也会慢慢淡化、消失或遗忘。从您作为心理学专家进入促转会后，一直面对和处理的是历史深处的创伤。根据您的工作经验，创伤真的会随时间而消逝吗？经历了几个世代，现在的人要如何去处理这种追溯到遥远过去的创伤？

彭：常民智慧里总说，让过去的留在过去，往前看；英文的俗谚里也有“时间会疗愈一切”的说法。但这样的说法或许恰恰证明了我们的无能为力。积极一点看，它告诉我们，即便在无能为力之中，还是得试着前进。同时它也说明了我们对自愈能力的信念。不止普通大众，临床工作者也相信人有自愈能力。所以即便经过了生死交关的暴力事件，对绝大部分人来说，那些“症状”表现确实可以得到缓解，这也是临床观察的结果。但问题是，所谓自愈能力是不是那么个人化的东西？

我们刚进入政治暴力创伤的工作现场时，各种政治阵营的人，甚至“二二八”（1947年，国民政府的圆环缉烟、公署卫兵开枪事件演变成了2月27日至5月16日间台湾各地因长久对政府不满而爆发激烈的官民冲突，民众要求政治改革，最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遣军队武力镇压，史称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的受难者本人和家属、做转型正义研究的学者，都觉得我们没必要做这些，因为时间已经过去太久。从一般社会标尺来看，这些幸存者有家庭、有小孩，仿佛真和其他人一样过着正常生活，连他们自己都会说“我们能活到现在的人都已经好了”。确实有人可以通过自己的人际网络、资源去完成自我疗愈。尤其是，一些较早站出来作见证的受难者，被视为转型正义中的“台面人物”。大家常以他们的状态来衡量整个社会从政治暴力创伤中恢复的情形。但更多的人是无声的，他们没有以受难者（及家属）的身份进入公共空间，而是选择隐匿。但当他们选择不被看见的时候，我们就根本不清楚他们的状态。

我的策略是，作为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我要首先现身，先从国外的经验来谈政治暴力创伤。从2014年开始，我开始高强度地阅读一些文本，并且在公共空间谈论这个议题。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台湾的政治暴力创伤究竟长什么样，但我总认为，大家不可能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威权统治后毫发无伤。国外文献也告诉我们，这样的伤不会因为当事人的过世而终止，留下的家人往往承接了创伤的状态。此外，口述历史文献里开始出现很多关于创伤的描述。我去问这些口述历史学家，你们听到的这些受难者、家属的创伤表述后有做什么处理吗？他们却回答说，自己只是把这些经验记录下来而已。

当我开始通过社群媒体、工作坊谈这个问题，陆陆续续有受难者后代来找我。其中包括我大学班上两个同学，他们是“白色恐怖”（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是指1949年《台湾省戒严令》的颁布开始，到1991年《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废除为止。这个时期国民政府借公权力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塑造了全台恐怖的政治氛围）受难者二代，可我在大学期间完全不知道他们的故事，直到二十年后我在脸书上写了一些（这个项目的）东西，他们才私下跟我联系。

电影《返校》。电影主题曲《光明之日》的演唱者雷光夏也是一位白色恐怖受难者后代。图源：电影宣传海报。

这些一开始来找我的后代里，有许多人是自己或家中兄弟姐妹曾被诊断为严重的精神疾患，但他们直觉上都认为这跟自己父辈的受难经历有关。他们把我拉进他们的家庭，观察那些没有走到台前的受难当事人的实际状态，我才有机会去理解政治暴力创伤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有的是1950年代的受难者后代，有的则是父亲在“二二八”时被枪杀，当时自己只有十几岁，现在都已是老人家，过去六七十年来从来没有因此哭出来，直到跟我说了之后，郁积在胸口的的东西才得到释放，眼泪才流下来。一个个案例的见证让我发觉这个社会有太多“沉默的幸存者”，他们中间陆续浮现出严重的创伤样态，已经不能不去处理。于是我们开始培训心理工作者进行入家工作。

一开始，“政治暴力创伤”对我而言有一个旗帜效应。我拿了这样一个名词出来，让受难者和家属可以借着它去言说过去一直难以言说的焦虑和恐惧，让他们找到这样一个名词去对应自己的状态。它并不是一个基于科学证据的疾病名称，而是如同“性暴力”或“家内暴力”这种词汇——这些词汇都不能准确涵盖生命经验，但我们需要这样的词汇让自己复杂的难言之隐有个可以指认的方向，它的效益和作用就是帮大家去正当化那些自己认为没有资格被讲述的经验。

一个新名词的出现总是会召唤思考和自我觉察。很多受难者，尤其是那些勇于现身作见证的人，是有一些英雄主义情结的，好像再怎么苦自己已经撑过来了。过了一两年之后，那些之前说自己“完全没事、不需要疗愈”的前辈陆续跑来告诉我，他们才慢慢意识到，自己身上依然有“症状”。比如有人到现在晚上都会做噩梦，大喊大叫、拳打脚踢，还有人说自己能闻得到当初受酷刑时便溺的味道。有时创伤反映在身体的惯性上，比如吃完饭会站起来不自觉地绕着室内走动，因为四十年前坐牢时，狱中的活动空间太狭小，为了保持基本的身体激励，狱友们形成了饭后循着同一个方向绕圈走动的默契。

对我来说，最意外的创伤表现是受难家庭对外部社会现实的焦虑。我们2018年开始做家访，原本有六十个家庭愿意接受我们去访问，入户工作从十月份开始，结果到11月底，地方县市长选举国民党大胜，本来答应我们做家访的家庭接连打电话来拒绝。当时我们家访才做了不到一半，第一时间也没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才不得不去问一些前辈，他们告诉我，国民党上台，大家害怕了。我们这些没有威权时代生活经验的人会觉得，2018年了，大家还怕什么呢？直到前辈们跟我说了拒绝我们来访的原因，我才意识到他们创伤的程度远超我的想象。那时候我深深感觉到，我们就像在不同海域里生活，这边看起来风平浪静、只有微微波动，但对于那些受难的前辈和他们的家人，已经是风暴等级的恐慌。

匈牙利纪录片《我不是幸存者》（Born in Auschwitz）讲述在集中营被生下的大屠杀受难者后代如何长大。图源：公视主题之夜

03  难以命名的苦 

安：所以“政治暴力创伤”这个名词的提出在您的工作中更像是一种方法或行动策略，通过发明这个词汇来调动受伤者的言说。这样实践方式与一般临床心理工作有很大不同。临床上，通常是个体创伤浮现后，受创者主动找心理师，干预才开始进行。但您似乎秉持了一种强介入式、行动引领的姿态来做创伤修复工作，不知道这样的策略是否遭遇过争议？

彭：心理工作者在理解一个人的受苦状态时，面对的确实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关注这个人自己的状态。我渴望理解的是，整个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压迫究竟会造就怎样的心理状态？在我听受难前辈“作见证”的时候，发现他们通常都在诉说别人的苦——家属如何，后代如何，然后召唤大家进行改革。自己的“苦”反而很难命名。当时我就在想，怎样让这些苦有一个更好的出口、让他们可以去自我察觉和指认，而不是停留在对政治立场的强调？“政治暴力创伤”的确是一个粗糙的、功能性的概念，它的提出只是想让更多经验被挖掘出来。先有这样一个词汇，你才可以去经营它的内涵。过去一个人总要先讲一大串故事，才能让听者感受到自己是受伤的。但当这样一个名词出现，你可以用“我有……”这样的句式让别人意识到你在受苦。

我刚开始挥这杆大旗的时候，一些受难者后代会对这个词很生气，因为这让他们直接联想到去脉络化的PTSD、觉得我在用临床医学的方式给他们贴标签，强化受害者消极被动的负面形象。他们会质疑说“你凭什么说我们有伤？”但当他们这样质疑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他们的苦是更加幽微、无法用一个粗暴的名词就说尽的。但攻击也好、反对也好，当这个概念提出来，大家至少可以在这个旗帜之下开始言说了。当他们开始理解我并没有要去扁平化他们的遭遇、消解他们痛苦的复杂性，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实际上，一些受难者和他们的家人得到过各种精神诊断，从躁郁症、抑郁症、焦虑症到睡眠障碍各种身心症状，但几乎没有人被诊断为PTSD。因此我无法借助现有的诊断范畴去争取关注，只能强调这些人的创伤因“政治暴力”而产生。

白色恐怖受难者蔡焜霖（1930-2023）。图源：纪录片《有正义感的人活不下去的年代》

安：为什么由政治暴力导致的创伤会变得难以诊断，或是常被指认为其他精神症状？这些精神医学难以捕获的症状在日常生活中有什么体现？

彭：PTSD的第一个诊断标准就是要“说出暴力事件”。但受难者避之唯恐不及，因为对他们施暴的人就是这个政权。当他们被政权污名化成为叛乱者、暴徒，要怎么指控？他们怎么能确定这些经验说出来的时候，对方能站在自己的立场，而不是跟从政治宣传机器的话语？因此这些受难者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告诉别人自己遭受了什么。**这一点非常像家内性侵或性暴力。**如果不是1970年代女性主义的临床工作者不断强调性暴力造成的伤害，这些受伤的经验就总是销声匿迹，甚至无法言说，因为伤害你的是家人啊！恰恰是这些看似拼贴、不准确的名词构造了一个松散模糊的空间，允许当事人把他们的遭遇说出来，我们才意识到这种暴力带来了多严重的伤害，才能去探究那难以言说的究竟是什么。

很多受难家庭的二代、三代并不知道上一代经历了什么，但在日常亲子相处中，他们会吸纳当事人的负面情绪，变得不相信人、没有安全感。他们承受着家庭带来的影响，却很难讲述，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接收了什么。上一代人维系安全感的方式会让下一代人不明所以，有的后代从小就收到家人神秘的“禁令”——不可以轻信、不可以交朋友、不可以碰政治。很多二代自己被长辈监控的力度不亚于父辈被情治单位监控的力度。你会看到政治暴力创伤的代际复制。这种复制恰恰是因为他们的上一代没办法讲述自己经历了什么，但又想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高雄海洋科技大学教授黄春兰，父亲黄温恭医生曾因“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燕巢支部案”而遭到枪决，他写给妻子女儿的遗书六十年后才交到黄春兰手中。图源：https://www.nhrm.gov.tw/w/nhrm/News_21090613303649172。

安：心理工作非常重视“讲述”，言说似乎也是疗愈旅程的开始。但带入到政治暴力创伤造就的“失语”情境中，讲述受伤经验或许也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在您看来，究竟是什么限制了受伤者的表达？您在工作中会用哪些具体的策略和方法来调动难以言说的经验、让它们得以浮现？

彭：的确很难想象受难的前辈以他们的年纪、文化经验，能够在这种西方来的、一对一的治疗空间里对着一个所谓专业人士袒露情绪。复杂的临床状况需要我们准备多元疗愈的情境。所谓“疗愈”，其核心并不是专业的外在形式，而是关系的建立。这个关系要足够安全，可以让当事人放心地把尚未整理好的种种困扰、焦虑吐露出来。伤本来就是破碎的、血肉模糊的，大部分“伤”是很难讲述的。因为一旦开始回忆自己被羞辱对待的经验，还想维持一个“有尊严”的形象就不再容易。关键的是让受创者知道，不管你说什么，都只是你在我心里复杂形象的一个补充。

“创伤”像我们生命中的一块心灵地景（landscape of the mind），一个我们不想回去、却一直影响着我们“当下”的地方。疗愈的过程就是让受伤者在另一个人的陪伴下不断重返那个过去无法言说的暴力场景。很多受伤者此前从未用意识状态重新经历发生的事，也无法使之成为叙事、对它形成某种掌控感。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暴力过于真实地笼罩着他，让他一旦接近，就被淹没。建立了充分的信任关系后，我们在此刻定下一个锚，让受伤者身上先绑一根救生索，然后带着我们回到那个一直在追逐他、但他一直试图逃开的暴力现场，去理解当下的状态和过往经验之间的关联。我们的存在和陪伴就是让他意识到，他不会因为接近自己的内在而变得脆弱，当他被吸进那个伤害发生的黑洞时，旁边有个人能把他拉住。

受创越是严重的人，越是被卡在过去。一开始进到一些前辈家中，我觉得他们好像生活在一个碉堡里、通过一台望远镜来远远观看外在世界的变化。当我们开始重复进入他们家里，让他们通过面对真人而建立对这个世界的安全感，他们对社会的想象也开始变化。

除了诉说，疗愈也可以借助多元媒介。我们请了在地剧团帮我们排一出关于白色恐怖记忆的戏，把这出戏带回当年发生过重大案件的现场去演（注：这里指的是由再拒剧团创作使用声音剧场与说书形式创作的、演绎白色恐怖历史的戏剧《明白歌》）。表演地点不是大剧院，而是社区活动中心、受难者故居，或是某个小学，来看的人都是当年受难者的邻里乡亲。有的老人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还是孩子，只是模糊地听长辈说起村里哪个邻居被抓走了。直到1980年代，国民党的监控体系还密布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当下公务员系统里的威权思维也没有完全消失。由于政治环境的钳制，在乡间基层，人们都在避免谈论挑战执政当局的话，很多事只能以私密方式流传。**绝大多数人早已习惯了不去谈论，甚至到今天已经忘记为什么不能讲了。**虽然二二八、白色恐怖的叙事对于生活在台北的人几乎成了政治攻防的工具，可一旦到了乡里一层，这或许是当地人五十年来第一次谈论这件事。他们的某个层面也被封印在过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没办什么公民论坛，而是用一种软性的、唤起情感的方式制造一个安全的空间，让那些冻结的记忆可以被言说，地方隐没的历史才重新被召唤回来。

再拒剧团《明白歌》在乡间的演出。图源：再拒剧团facebook

04  言说的悖谬，疗愈的可能 

安：政治暴力的漫长阴影，如同德里达的hauntology（幽灵学）。虽然世界好像变了，但历史的鬼魅一直萦绕于当下。创伤疗愈针对的是这样的历史，但也隐含着未来的面向。一个我们必然会去思考的问题是，伤害已经发生了，往后大家该如何继续共同生活？这样的工作必然要面对年轻世代。出生于不同环境的年轻人如何理解这段历史？在创伤修复工作中构建年轻世代和上一代的对话是可能的吗？

彭：鬼魅之所以会重复出现，就是因为我们拒绝朝向过去、回头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暴力的记忆就会被冻结在那个地方，让你没办法往前走。

世代差异也的确存在，出生在新世纪的年轻人，从有公民意识之后，就会接收到的大量政治投机客释放的网络信息。对于曾经威权统治的历史缺少感知。但我身边也有不少人从国、高中就开始关心“转型正义”（注：转型正义指的是民主化之后，就前专制政权所做的种族灭绝、人权侵犯等暴行造成的社会创痛进行平反、道歉、赔偿、司法追究等形式来进行弥补，从而为正义的未来奠基。）的人。台湾每年会举办面向年轻一代的共生音乐节，每年会有上千人参加。不止有灭火器、闪灵这样的独立乐团来表演，也有受难者和家属来做见证，表演舞台周围也有各种人权团体举办的活动。“陈文成基金会”举办的“绿岛青年体验营”也一直由年轻的志愿者在维持运转（注：绿岛体验营是通过让参与者重返政治犯被关押的历史现场、倾听受难者讲述，从而体会威权时代历史经验的公共教育活动）。我们还会搞“人权办桌”这样的活动，把政治受难者和无家者、过去和现代的人权议题进行结合，今年已经办到第七年，声量和规模都在持续扩张（注：人权办桌是通过共桌吃饭的方式，促进无家者、政治受难者和公众对话的一种形式，背后的理念在于，无家者和政治受难者在人权被剥夺的角度上有着相似的处境，造成他们苦痛的是同一种暴力体制）。

长期关注原住民土地权利问题的巴奈在共生音乐节上的表演。图源：共生音乐节

我这一代人的悲剧和限制在于，成长于经济起飞的时代，可以把自己藏在在党国教育提供的安定感里。下一代或许没有那么理想的环境了。但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有对生命的热情和向往。只不过是今天年轻人的欲望、对美好世界的期待很少跟大的政治理想挂钩，反而他们跟脸书、Instagram靠得更近，每个人都在贴私人网志和照片。目前转型正义的推动者，包括受难者们自己，都在提醒我们这些中年人不要把话讲那么沉重。很多前辈甚至问我：“可不可以用搞笑、幽默的方法来推动转型正义？”那部带到乡间的戏剧里有一场蛮地狱梗的，就是把“一个人可以怎样在威权时代活下来”用一种机智问答的方式来呈现。我们原本很担心，受难前辈们看到了会不会觉得被冒犯，没想到他们反而看得很开心。他们认为想让年轻人接受，就要用这种方法。

安：曾经监控密布的社会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亲密、信任的破坏，理想的疗愈情境却需要身边人去提供亲密的支持。我自己这代人是对“创伤”这个词更加敏感的一代，但常常发生的情况是，我们想帮忙的时候，却会因为没受过专业训练害怕说错话。面对身边人经历的重大创伤，无论它是政治暴力抑或性暴力，我们这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究竟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

彭：我的答案是case by case。对很多人来说，或许什么都不做，光是聆听就好了。但也要看情况，在MeToo运动里，大家会发现，当事人讲述的情绪状态差异很大。很多人觉得“聆听”就是朋友之间的聊天。但聆听创伤经验需要去承接和想象对方的受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也很难不受冲击。

对于受创者来说，Ta们要回到那个被羞辱、对自己产生很多疑惑的场景里，说的时候也会担心聆听的人会怎么看自己。特别是在人际暴力的案例中，受害者会有罪恶感、会自责，因为她们总想拿回一些掌控权，即便是承受暴力、难以反抗的状态下。她们不愿承认自己当时是彻底失控的，因为那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生存恐慌。所以受创者在回到暴力场景时，总是努力反思自己“原本应该做什么”、“如果当时做了什么就好了”。这样的话如果善良的人听到，第一反应是跟对方说，“你已经很辛苦了”、“我知道不是你的错”。这种努力的背后是你消除对方的罪恶感，但这样做的时候你有可能也在取消言说者当下复杂的情绪感受，反而让当事人觉得“你不懂我在说什么”。然而，如果不取消对方的感受，聆听的人好像又觉得自己没起什么作用。所以聆听创伤并不是一种舒服的状态，过程中双方都有一些情绪要处理。我们的训练是，需要停在那些复杂的、暂时没办法解决的冲突与不适之中。但现实是，绝大部分聆听者都想带着当事人逃开那个不舒服的状态，这是本能反应。

除了听之外，光是陪在受创者身边做些日常的事，比如吃饭、运动、散步，找回一些基本的生活节奏，就是很重要的事了。恰好这些日常的事也是专业人士不能做的。

在评论文章《台版MeToo浪起后，我们如何跟上浪，可以一起走多远？》中，彭仁郁老师反思了MeToo浪起之后，对于受创者的创伤平复缺少关注和资源分配、对专业助人者缺少支持的现实。图源：端传媒

安：在台湾这一波Me Too运动中，社群媒体上的许多证言都用清晰的逻辑、真诚而有力的表达来还原事件。网络时代，这种借助社群媒体的公共发言能算一种疗愈吗？

彭：这一波MeToo中，的确有很多人都能用与受伤经验保持一定距离的方式，和强大的叙事能力、细腻的情绪笔触来讲述自己的遭遇。但必须看到的是，往往是经历过对创伤的爬梳、甚至做过临床治疗，才能有这样的表述。那些爆炸式、情绪宣泄的文章很少有人转发。大量转发的都是这种逻辑清晰、表述有力的文章，因为它让我们感受到受害者是有力量的。

一些媒体采访披露过，即便是那些很多人转的帖子——尤其是指名道姓指认作为明星、教授的加害者的时候，留言区也往往会出现大量情绪性发言。身边的朋友会告诉当事者别去看，但有的言说者还是想要知道别人的感觉、忍不住去看。所以在网络上讲出来就有疗愈到吗？或许有，但二次伤害可能也很大。我在给《端》的文章里写，“能说的就说吧”，意思是可以承担言说后果的就去说，还不能说的就不要强迫自己在这个时间、尤其不要用这种平台去说，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会招来什么反应、也无法掌控别人的评论。

记者房慧珍基于台湾MeToo的言说浪潮发起的实体信件展览《38号树洞》。图源：38号树洞网站

安：矛盾在于，如果把它视为一场社会运动，见证和言说本身就是重要的行动。可一旦讲出来，就可能演变成对受创者的二次伤害。所以面对难以承受的伤痛、或二次伤害的恐惧，也可以选择/允许“不说”对吗？

彭：没错，“说”本身就是有难度的。我有两个长期谈话的对象，一个谈了六七年，另一个谈了十一年，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很多时候当事人诉说的节奏、能说什么、能说到什么程度，并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同一个创伤场景可能要回去五六十次，每次被说出来的只有一个面向。所以心理治疗里的诉说并不是一段有前因后果、明确结构的完整叙事。相反，当事人的心理节奏非常重要，每一次我们让她绑着安全绳索陪她回去，到达她暂时可以到达的地方。如此不断循环往复，一点点去推进那个可以被诉说的边界。

安：您作为心理工作者，介入的都是关乎公平正义的社会议题。当然，没有一种痛苦是没有社会面向的。然而当专业心理工作者介入进来，社会苦痛就被放置在了一个封闭空间里去面对、处理。这种微观修复行动的目标并不在于撼动结构。最后一个问题是，当我们选择去用这样的方式处理社会苦痛，在何种程度上，我们还可以说疗愈工作也是在追求社会正义？

彭：我们自己也是人，面对一些议题时我们的身份会变成公民、社会运动参与者，但就心理治疗工作而言，我们的确无法直接调整外在世界。心理学不可能解决社会问题。我们能做的就是跟着受苦的人，看他卡在怎样的处境里，厘清他的向往是什么，帮他们找到替代的可能。

比如在家庭暴力或家内性侵的情境中，我们难以改变这个施害的家庭，但我们处理的首要问题是，受害者为什么离不开这个暴力的结构？我们需要去帮受创者梳理，她在这个结构里难以承认的欲求是什么。很多有累积型暴力创伤的孩子一直卡在自己的受虐经验中，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获得爱，在受虐中自我工具化为满足他人欲望的物件。这成了她们唯一的价值感来源。治疗师的介入不是去修理好受创者，而是和她一起进行新的关系练习，让她们意识到自己的渴望不必通过受迫害的关系而达成，不让他们继续在未来的其他关系中复制这种受害经验。治疗师与受创者的关系可以成为她建立新关系的雏形。等她们好一点，就可以离开了。

【受访者简介】

彭仁郁，巴黎狄德罗大学心理病理暨精神分析学博士。现任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员。浸淫于交织着个人生命史与社会集体史的人际暴力创伤“临床田野”逾二十年，探索精神分析与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论及方法论介面，并致力于与受创主体同行的跨专业疗愈实践。代表作包括《乱伦试炼》（法语专书，2009）《“不要碰政治”？：转型正义疗愈工程的心理学介入》（2022）、《放逐于自身之外：乱伦创伤主体的心灵地景》（2018）、《过不去的过去：“慰安妇”的战争创伤》（2014）等。

相关阅读：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14368.html

李宜雪的通报出来了。

因鉴定为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她被“依法”强制送诊。

送到哪没说，大概率是江西省精神病院。两年前，她就因同样的原因，被送进过这个地方。

那是整个事件的起点。

01.猥亵

2022年3月14日，李宜雪因民事纠纷，向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丁公路派出所报案。

由于派出所不予立案，且多次讨要说法无果。她就想着“闹一闹”，以便尽快解决此事。

4月14日晚，李宜雪抱着威胁的心态，顺着一家商场的墙外楼梯，来到三楼天台。

李宜雪散心的商场楼梯丨图片源自中国新闻周刊

有人报警后，她被带到了派出所。接待她的，是当班辅警赖某。

次日，赖某以沟通案情为由，通过私人电话联系了她，说可以帮忙，但要见面聊。

当时疫情严重，李宜雪所在小区正处封控，进出麻烦。为了工作方便，她住在附近酒店。

因此，在接到电话后，她提出在酒店大堂约谈。但赖某以酒店离西湖分局太近，容易遇到熟人，说话不方便为由，提议在房间碰面。

出于对其职业的信任，李宜雪同意了。于是，4月15日下午5点多，赖某身着便衣进入了李宜雪的房间。

起初的十几分钟，赖某还在交流案情，但随后话锋一转，说“你要是我女朋友的话，我就能给你把这个事平了，还用得着整天往派出所跑？”

见李宜雪没有接话，赖某起身，从窗边的凳子上冲到床前，将李宜雪扑倒，实施了猥亵。

由于李宜雪反抗，并声称要报警，赖某停止了侵犯。但他抢走了李宜雪的手机，拦在门口不让她离开。

接着，赖某跪在她面前，扇自己巴掌，说他在派出所见到李宜雪时就非常喜欢，还说自己多不容易，有抑郁症，希望可以放过他。

赖某一边诉苦，一边道歉，就这样，两人僵持了一晚，直到早上6点，他才离开。李宜雪因心软，没有选择报警。

当天晚上，赖某发短信道歉。

李、赖二人聊天记录丨图片源自新黄河

第二天，赖某又约她见面，地点是酒店大堂一侧的餐厅。依旧是下跪、诉苦、道歉，由于动静太大，惊动了酒店工作人员，赖某自行离开。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02.送诊

自从此事发生后，李宜雪经常失眠。4月21日晚上10点，睡不着的她出门散步，又走到了先前的商场。

本想去三楼天台吹吹风，结果被保安发现，以为她要跳楼，便报了警。

李宜雪与到场的民警僵持了很久，聊到最后，她将赖某猥亵她的事说了出去。

按照李宜雪所言，听到这番话的民警们，第一反应是将执法记录仪关掉，并把保安支走。

接着，她被拽下楼梯，塞进警车，带到了丁公路派出所。

民警没让她下车，也没理会她要跟赖某对峙的请求，只是拿了一沓材料，便驱车前往江西省精神病院。

此刻的时间，是4月22日凌晨1点左右。

江西省精神病院丨图片源自网络

到达医院之后，民警告诉李宜雪，只是检查检查，弄完就放她回去。

面诊时，医生问了她两个问题：心情是不是不好？是不是经常为一些事纠结？

李宜雪给了肯定回答。

在她回答问题时，民警出具了一张肇事肇祸证明，内容大意是，情绪不稳、有自杀倾向、行为异常。

随后，她被带走，只剩下民警和医生单独交流。等她再次回来时，住院手续已经办好，并由民警签字确认。

最终，在没有征得家属同意、没有获得法院许可、没有经过详细鉴定，仅仅是面诊的情况下，李宜雪被强制入院治疗。

03.起诉

当晚，因为哭闹，李宜雪被束缚带绑在床上，直至天亮。

她的主治医生告诉她，现在已进入为期两个月的强制医疗阶段，家人也接不走，探望都不行。

之后的日子，就是每天早中晚，服用奥氮平、曲舍林等精神病类药物。

不吃就会被绑在床上，强行灌药。再不配合就打安定，绑个好几天。

被束缚带捆绑的淤痕丨图片源自新黄河

5月下旬，李宜雪多次晕倒在病房，巨大的折磨让她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因此，主治医生想对她采取电击疗法。但电击需要全身麻醉，家属签字才能使用，被她父亲拒绝了。

6月17日，李宜雪出院。

依旧没有任何诊断证明，只有一张出院记录，还是拍的照片。记录显示，李宜雪患有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甲状腺结节。

李宜雪出院记录丨图片源自南方都市报

出院后，李宜雪开始了维权之路。

她先是联系酒店，想调取监控录像，但被告知录像已被覆盖，无法查看，且当时值班的工作人员也早已离职。

于是，她选择举报丁公路派出所，可打遍了电话，皆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

她认为，丁公路派出所一直坚称她是精神病，所以她只能先告赢江西省精神病院，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才能接下来告派出所。

李宜雪精神鉴定结果丨图片源自南方都市报

她去一家省级三甲医院，做了精神鉴定，在得到无异常的结果后，7月20日，她将江西省精神病院告上了法庭。

04.罗生门

由于开庭时间遥遥无期，自8月起，她便将自己的遭遇，公布在社交媒体，很快引发了舆论关注。

8月10日，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督察大队，主动找到李宜雪了解情况。随后，赖某因此事被停职调查，于9月主动离职。

四个月后，12月6日，该案件在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开庭，历经两个小时的庭审后，法庭宣布择期宣判。

李宜雪认为，对自己的精神病认定存在问题，医院收治程序也违反了《精神卫生法》中，自愿住院和经家属同意原则。

而医院则称，他们是按照“肇事肇祸”程序收治入院，警方送来的手续材料齐全，属于依法依规收治。

另外，对于“猥亵”，赖某并不承认，他说李宜雪在房间内精神状态有异样，行为让他感到害怕。

随着该案被媒体广泛报道，12月21日，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就此事发布了通报。

12月21日的通报丨图片源自网络

首先，认定赖某不存在猥亵行为，不予立案。只是对其私自回见纠纷当事人的行为，给予了批评和停职。

其次，李宜雪曾先后4次在公共场所扬言自杀，并称自己患有抑郁症、晚上睡不着觉。

出于对她人身安全的考虑，丁公路派出所依法，将李宜雪送到江西省精神病医院，经医院精神障碍诊断后收治入院。

对于这个通告，李宜雪并不认同，理由跟起诉江西省精神病院时一样。

她表示，在此次民事诉讼宣判后，她将对精神病院、丁公路派出所，提起刑事诉讼，前者是非法拘禁与虐待，后者是非法滥用职权。

05.失联

转眼到了2024年12月，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已久的李宜雪，突然发了两则视频，称公安局派了十余人闯进她家，还破坏了门外的摄像头。

“救救我，救救我，他们太可怕了。”这是视频中她的求助，之后便没了音讯。

由于互联网上流传着她失联的消息，12月17日，官方发布通报，说李宜雪没有失联，亦没有被传唤，她一直都在家中。

失联传闻的通报丨图片源自网络

然而，当有人前往她家核实情况时，却发现屋子里空无一人。

5天后，另一份通报出炉，李宜雪再次被诊断为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由街道社区“依法依规”送诊。

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只是不知这一次，她要在精神病院待多久了。

在广大网友的关注下，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终于发了通告，这次不再是什么西湖区融媒体中心了。

读完这个通告，不由得让人喟叹：不是这个冬天太冷了，而是这片土地实在太冷了！

这份通报当中最大的一个漏洞是，虽然声称依法依规将李宜雪送诊，却完全不敢提李宜雪父亲同意了没有。

而没有家属的同意，《刑事诉讼法》第三百零三条规定：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应当由人民法院决定。

公安机关发现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

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或者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的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

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

没有法院的决定，任何机关都无权将公民关入精神病院。

而且进行强制性治疗还有个大前提：强制医疗的对象只能是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

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才可以予以强制医疗。

而李宜雪实施过暴力行为吗？

有暴力倾向么？

危害公共安全或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了吗？

是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吗？

通报里可是明明说“实施违法行为时辨认、控制能力完整，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

鉴定书敢公布吗？

现场视频敢公开吗？

多么自相矛盾！

多么为所欲为！！

呜呼哀哉！

一国14亿人，当初救不了小花梅，如今又救不了李宜雪！

耻辱啊！耻辱啊！！

这份通报下面落款是两个部门，写得也很长。我仔细看了几遍，尤其是最后两段，愣是没看懂，看的是一头雾水。

最后两段是这样写的：

12月21日，北京安定医院作出鉴定意见：被鉴定人李某雪诊断为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实施违法行为时辨认、控制能力完整，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

鉴于李某雪当前病情状况，12月22日街道社区依法依规将其送诊。

我不是医生，应该相信医生的专业判断。但是，“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这个危害性大吗？到了必须“依法送诊”的地步吗？

为什么不是由李某雪的父亲“送诊”，而是必须由“街道社区依法依规将其送诊”？

如果李某雪有侮辱、诽谤他人的违法行为，而且“实施违法行为时辨认、控制能力完整，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那是不是应该接受治安处罚？该拘留就拘留，该处罚就处罚，而不是“依法送诊”吧？

一方面说诊断为有病，一方面又说“完全责任能力”，这怎么看都有点别扭。

通报中说的是“依法依规将其送诊”，但没有说送到哪家医院，那这“送诊”是送哪里去了？有没有送到江西省精神病院去呢？

要知道，李某雪正在与江西省精神病院打官司，如果被街道社区“依法依规”送诊到江西省精神病院去了，那就是把原告送到被告手里，想想都替李宜雪捏一把汗。

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我所欣慰的是，今天，仍有人在朋友圈里孜孜不倦地普及法律知识。

他们有的是律师，有的是法学教授，有的是自媒体人。向他们致敬。

也有人跟我留言说，你敢聊聊法治吗？

我一听，就拍案而起！

你说得什么话？！在法治社会，法治有什么不能聊的！我们要天天聊、处处聊、人人聊！只要不裸聊，怎么聊都可以！

我们难道不就是要形成人人聊法治、人人盼法治、人人懂法治的美好社会吗？

人人可聊法治，是法治社会的基础标志。如果一个社会连法治都不能聊，那它算哪门子的法治社会！

还有人跟我说，你敢聊聊依法执法、依法送医吗？

这又是什么糊涂话！“依法”二字后面，只要不是加违法的东西，加任何内容都可以。执法、送医加在依法后面，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执法者还能跑到法律头上不成？

真的不明白，有些人问这些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干什么。你想说什么？几个意思？

依法执法，这四个字，肯定没问题。谁要敢说这四个字有问题，那么他一定有问题。我这么说，没问题吧？

当然，说归说，更关键的是做。比如，依法送医，依的是什么法？谁有权力送？送去哪？这些细节既然有人质疑，就有必要解释清楚。

很多人把“依法+”简单地理解为对公民个人的要求，比如违反相关规定会如何处理，不服从管理要求会如何处置等等。这其实是片面的，甚至都没有抓住重点。

在依法执法的工作中，政府是主导部门，也是权力部门、管理部门、服务部门，因此在具体的施策、执法过程中，就更加要注重守法有序，这既是践行依法治国，也是为了公平正义。

所谓“遵纪守法，人人有责”，领导干部要带头，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一线执法者更要知法守法、执法守法。

没有一定的法律授权，没有必要的法定程序，不可以轻易地对普通居民要求什么。这个底线就是法治的底线，就是依法治国的底线。

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能突破“依法”的底线。谁要是突破这个底线，就该让他尝尝法律的铁拳。

在《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检索“依法治国”，可以看到，“依法治国”出现在标题中的次数为600多条，出现在正文和标题中次数是1万多条。

随便拎出来一些话，都可以作为依法送医的行动纲领：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是一个整体，要准确把握、全面贯彻，不能畸轻畸重、顾此失彼。执法的最好效果就是让人心服口服。”

“坚持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努力实现最佳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

“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

……

以上，我为我说的话负责。我就不信，这些方方正正的文字，浓眉大眼的道理，敢情还有人说它错了。我觉得登在《人民日报》上都没有问题，我可以不要稿费。

你们说，是也不是？

看了李宜雪的通报，没看懂街道社区把她送到精神病医院的操作。这年头，街道社区是什么势力，这么神勇的吗？居然有权力想把谁送精神病医院就把谁送医院，他们是谁的部下？

通报里称警方从北京找来了专家，鉴定李宜雪是“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我压根没查到这是什么说法，只有一个叫“强迫性人格障碍”的东西，而那本身是不必送医的。

莫非分开写，是为了强制扭送精神病医院？

就算是李宜雪的家人要这么干，至少也得拿出她伤害别人或者伤害自己的证明才行。否则别人是精神病，她天天在家里睡觉，关你p事？

这不叫防患于未然，没有发生的事情就是臆想，仅靠一点臆想便伤害他人，难道不比精神病更可怕？你根据梅超风练了九阴真经滥杀无辜的现象，就要炮决其他练过九阴真经的人，防止他们作恶。郭靖冤不冤？

这显然比被警察拘留更可怕。被拘留了，至少得说明你违什么规，犯什么法。但把你关进精神病医院则不需要，因为此时你已经失去了“解释权”——一个精神病的话怎么能信呢？

更讽刺的是，通报本身让人看不懂，李宜雪被送精神病医院的理由，似乎是因为她在网上说了什么，言语攻击了谁，这才导致现在又被强行扭送精神病医院了……这行为真的不违法吗？当然，我是说李宜雪，她违法了你们应该批捕她；比如造谣、损害他人名誉权，甚至不能直接批捕，那不公平和透明，这不就是诉讼的意义吗？

至少得给别人一个证明清白的机会，这样的社会才能让人安心。

可他们把她再一次送到了精神病医院里，是的，再一次。第一次把李宜雪送到精神病医院是2年前，当时李宜雪报警控告有一名辅警猥亵她。之后也不知道怎么了，就说李宜雪要跳楼轻生是个精神病，把她送精神病医院关了56天。

说来也神奇，56天出来后，当初那个要跳楼轻生的人，竟然不跳楼了，也不轻生了，而是开启维权之路，起诉江西省精神病院，甚至把这家精神病医院告上了法院。

而可怕的是，现在他们把一个原告再次送到了那个被告手里。双方本就是一种“仇恨”的关系，把其中一方交给另一方“处理”，我只能说可怕。

网上有人说，没有人比精神病医院更懂怎么把人变成精神病。我不是很相信这种说法，但一个正常人在一群精神病的世界里，时间长了，恐怕精神很难不崩溃。然后成为真的精神病！

最后还有一点，这起事件按理说人们应该相信警方的通报，可为什么引起了那么大的舆论，那么多的热搜，那么多的质疑和谩骂？

很合理，毕竟同一个地方，弄出过提灯定损，弄出过鼠头鸭脖这些荒诞至极的事情。尤其是鼠头鸭脖，市监局拿着去鉴定，一口咬死就是鸭脖，最终被啪啪打脸，这是对信任何等程度的破坏？

千万不要再搞一次！

CDT编者按：2024年即将过去，中国数字时代为读者整理了年终专题，共7篇，包括年度每日一语、年度404文章、年度报告汇、年度敏感词、年度播客、年度视频和年度人物。

本文是年终专题第4篇，下一篇是《2024年度报告汇》。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数字时代【404档案馆】累计发布160期播客节目。包括【CDT周报】、【404文库】、【404媒体】、【CDT报告汇】、【CDT网语】、【中国哭墙】等栏目。此外，还新增栏目【CDT关注】，更完整地记录了中国墙内外反抗中共审查的声音。

在本期【年度播客】中，三位主播将以对谈的形式，分享过去一年里制作播客的感受。

---

以下是对谈文字记录：

播客之路：最大的收获与意义

Elijah：

本期节目是年终播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三位主播会一起回顾这一年来制作播客的点滴，聊聊收获与挑战，也会探讨在中国越发严厉的审查环境下，我们是如何记录这些消失的声音的。

今年一年，我们播客做了不少内容，话题从各种社会事件到中国经济以及对各种审查与反审查的记录，而且我们还新增了【CDT关注】等新节目。

你们觉得自己在播客制作上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有没有哪一刻让你觉得，“这份工作，我真的做对了！”

Rumu：

对我来说今年最大的收获就是正式入门了，我负责的两个项目是【CDT关注】[和【404维修站】。【CDT关注】主要是关注墙外媒体的比如说像莽莽、柴静、不明白播客等等。

因为以往，CDT更多注重的是对中国大陆的反审查与抗争，但是其实我们觉得海外的声音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就单独开设了这个栏目。

然后【404维修站】是一个我们即将要推出但是还没有推出的一个栏目。它是用来修复和补足那些因为言论审查被迫删改的词语和句子。就是我们通过“维修”的方式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被改过的原文。

Frank：

过去一年最大的收获可能是整个【404档案馆】编辑部把各个节目、各个类别现在开始非常有针对性地分门别类了。比如说我们有对于海外媒体的节目，我们有关于每周的记录，我们有对于敏感词审查的节目;

我们也有对于网络民议的节目，类似【CDT网语】。

所以我觉得既然我们节目的总标题叫【404档案馆】，我们首先是一个档案的性质。所以如果能够有条理地去整理或者是收录或者是归纳记录一些过去一年中国社会发生的各种大事小事，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如果说某一刻让我觉得这份工作特别有意义的话，其实每一刻我觉得都挺有意义的吧。有时候会突然听见别人他也会说“诶，最近有一篇文章被删了但是后来在中国数字时代上面找到了”，那我就会觉得那一刻，我包括所有其他的同事编辑大家的工作就是有意义的。

Elijah：

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觉得过去一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对于中国更复杂的审查机制以及公众舆论的动态有了可能更深的理解。特别是比如说在做【404文库】选读以及【404媒体】的时候就能看到：通过挖掘这些被删除的内容以及被封禁的账号，你能够发现更多来自普通人的真实的声音，以及一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情绪，而不是单纯的来自官方的一些宣传或者报道。

Frank：

对，我也有这种感受。就是这两年开始我觉得我们收录了很多的比如说【404媒体】或者是一些文章其实它不是一些来自非常大的、具有很大影响力的网络大V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是一些很普通的微信公众号，可能只是突然讲了一个话题然后成为了一个爆点。然后官方就这样就把它封禁掉了。这两年可能这种审查的影响逐渐从更广的对于大V、对于大影响力作者的层面已经逐渐下降到普通百姓的层面了。

Elijah：

我觉得我个人有这样的感受，尤其是像对于我们【404档案馆】来讲，我们对这种声音的记录本身就也是一种对抗遗忘的力量。这本身就是会让我觉得在做这种去记录以及去对抗遗忘的工作的时候，每一个瞬间都是有意义的。当然就是说在做这种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通常我们还是伴随着特别多的困难，尤其是像我们做播客这种涉及到中共敏感议题的时候，有时甚至会觉得寸步难行。

---

幕后难题：制作中的挑战与意外

Elijah:

那过去一年中你们有觉得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挑战是什么呢？

Frank：

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挑战可能是，有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自己在跟时间赛跑。因为我记得像当时有几篇播客是关于梅大高速事故的，然后那几篇文章删的非常快。包括上个月关于无差别伤人事件，那些文章真的是出来一篇被删一篇，出来一篇被删一篇。

然后像我们做播客的时候，可能你在做你在录制时，文章就巳经被删除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一种你个人或者是你这一个团队在跟整个审查系统进行抗争的一个过程。包括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在对于一些可能比较敏感的话题或者是比较触及官方神经的话题的文章的收录上面，也需要进行非常迅速非常高效率的收集或者是整理。因为很有可能下一秒你刷新的时候它就已经被删除了。所以这是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Elijah：

播客的挑战对我来讲的话，就是对一些信息的真实性的验证以及我自身的一些情绪的平衡，以及在我们收录的时候对不同文章不同观点的一些情绪上的平衡。比如说最近像珠海无差别杀人事件，包括像日本人学校男孩遇害事件中，在我们选读的时候，我们关注的观点仍然是可能带有我们主播个人的一些偏好的。

所以在在做播客，在为读者们选读一些内容的时候，对我而言我觉得最大的挑战还是对这种情绪以及信息的平衡。而且很多素材的获取（过程中），尤其是像我们在中共技术性审查之下，让我们去获取一手的资料其实很困难，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通过一种所谓的非传统的渠道来获取一些素材。

• 相关阅读：
  【CDT周报】第195期：只有通报，没有真相；蝼蚁之命，轻于蝴蝶
  【404文库】“闭上眼睛，鬼怪并不会因此遁去”（外二篇）

Frank：

另外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比如说像之前我们一直在做的【中国哭墙】就是对于李文亮医生新浪微博评论区的网民留言的精选。其实这个方面就让我觉得非常触动。因为像每一期每一条留言，网民真的是在跟李文亮医生或者是他们心里的那个所谓的李文亮医生在掏心窝子的讲自己内心的话。

然后你会看到其实中国普通百姓或者是中国社会阶层层面的普通人，他们其实是很朴素的。他们真的是每天需要为了吃饭、为了生活、为了交房租去挣扎的。但是他们没有地方倾诉，因为整个审查系统的压力他们没有办法去宣泄自己的这种情绪。所以他们唯一能找到的渠道就是中国哭墙就是李文亮微博的评论区。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在这种时刻你去朗读或者是记录或者是收录他们的文字，其实你个人也会非常触动。然后我觉得其实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作为主播，作为一个播客的主持人，我们其实得保持一定的理性，但是很难保持理性。所以说就是要在理性和感性中间寻找到一平衡吧

• 相关阅读：
  【CDT百科】李文亮医生的微博评论区为什么被称为“中国哭墙”？
  【中国哭墙】如果你不愿走在前面（11月1日-11月30日，2024年）

Rumu：

我觉得我觉得两位说得都很好，然后先说我个人的一个困难，就是纯属于我个人的，当然还是跟练习播音技巧有关系，以及还有一些技术设备上的问题。这些都是后来慢慢改善的，从中感受到的一种进步也算是一种带来成就感的东西。

然后刚才Frank说的那个和时间赛跑我是很有共鸣。

每当看到一些被删除的文章，尤其是自己很喜欢的或者是觉得很重要的议题，都会感到一种很深的无力感。我们不得不去努力备份，与这种审核赛跑才可以。

然后播客也是一个特别注重时效性的东西。就是说我们要很讲求效率嘛，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录一些已经删掉的内容或者是一些要很快（制作）出来的内容，包括我们现在年终的时候也是我们必须要很快的把每一篇内容都录好才可以。

---

情绪低谷：如何应对政治性抑郁

Elijah：

刚刚Rumu说看到各种404的内容其实会觉得很无力。那在这种无力之下其实我很好奇你们会不会因为长期关注这些敏感甚至所谓的“负面”的议题，而感到疲惫或是政治性抑郁？

Frank：

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中国人或多或少的都有政治性抑郁吧。尤其是如果你有渠道有机会接触到其他国家、民主体系的方面的话，我觉得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政治性抑郁。

然后如果长时间长期的接触这些话题当然肯定会有一种疲惫，但我觉得这个疲惫倒不是说对于中国言论审查系统本身的疲惫，也不是说对于这种个人抵抗的疲惫。而是一种“我很多时候会觉得自己的行为或者说自己的努力到底能不能改变一些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吧。

这种情绪很难克服了，就我个人的观点啊，我觉得如果中共或者是中国一直保持这种高压的审查系统，然后一直保持这样子的政治环境，那我觉得这种情绪其实也没有必要去克服。因为它可能会长期的存在。

Rumu：

说到政治性抑郁这个话题，我确实是有过一段很严重的政治性抑郁的，尤其是在曾经疫情的时候。然后我可以在这里就是分享一下我个人就是消解政治性抑郁的一些方法，可能比较私人一些。

第一个方法就是退网以及关注“附近”。

“附近”是人类学家项彪老师提出的一个概念。不过解释起来倒也可以很简单，它可以就指的是你的家园方圆五里地的那么一个小的生活空间。比如说你去公园，你去菜市场，去家门口附近遇到一些人。

因为有些时候就是我们我们干的事情是跟新闻相关的，我们很容易接触到的是一些很遥远很宏大的叙事。包括现在的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会使人们有这种遗忘“附近”的倾向。就是大家都沉淀在那个屏幕上的世界，然后这也是造成政治性抑郁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这种时候 就是能够从这个世界中稍微退出来，然后去观察去投入生活中具体的个体。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用的方式。

然后另一个能给我很大安慰的就是，你会发现找到同类或者说找到同道之人可以给你很大的安慰。

就是当你以为你自己是很孤独的，然后就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关注这些东西，你找不到其他的人的时候。就是你去遇到这样的社群或者是去看一些跟你有相同想法的公众号呀这些发言的人，你就可以会有一种不再孤独的感觉。

---

难忘瞬间：触动心灵的一集

Elijah：

在过去这一年，两位在制作某些内容的时候，就像你们刚才说一定会被触动到的有哪些具体的内容或者一些重要的话题你们想分享的呢？

Frank：

那我讲一讲我吧，我可能这一年工作里面更多的话题都是关于中国经济的。

我觉得中国经济今年就非常的……用一个词叫抽象吧。

我觉得挺抽象的就是，一方面官方大张旗鼓地在说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包括各种方面都在讨论中国经济如何如何的好，GDP增长如何如何的稳定。但是另外一方面从各种的社会事件、各种的底层事件，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在年底的一些讲座上透露出来的信息都是中国经济在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就会觉得其实有一种对峙在里面。就是官方知道他们在造假，也知道这样的信息、这样的数据可能是不可靠的。但是为了一定的需求依然要维持这一套说辞。另外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已经察觉到了身边中国社会、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当他们想要通过某种渠道去反应去反馈这些问题的时候，反而会被中国的审查系统快速打压，迅速的压制。

所以我觉得我们工作的职责就是替很多的普通人，替很多的中国普通百姓去传达他们的诉求，去宣泄他们的需求。尤其是在中国高压的审查体系之下更需要像我们这样或者是越来越多的无论是微信公众号，无论是墙外的媒体，无论是墙内墙外的各种各样的组织，通过大家的宣传，通过大家的引导让更多的百姓了解到中国社会到底在发生什么，中国的经济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到底有个什么样的未来。所以我会觉得这一年对于中国经济的正面或者是反面的各种讨论辩论对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话题。当然我也希望2025年有关中国经济的讨论可以越来越多，我也希望更多的文章、更多的微博、更多的演讲不会被删除，不会被封禁。

• 相关阅读：
  【CDT报告汇】上海美国商会：会员公司盈利创历史新低，对中国市场预期悲观（外二篇）
  【404文库】“砸了今日锅，去还昨日债，谁为明日忧？”（外二篇）
  【CDT周报】第175期：收30年前的税，放50年后的债

Rumu：

就是有一个让我有一点印象深刻的话题就是吴柳芳的擦边事件。

可能跟我就是作为女性的身份有关系吧，然后同时我觉得这个事情背后折射出的很多角度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它同时包含了很多种不同的叙事。

一方面是两性叙事，就是他很明显跟一些以前的对于这些荡妇羞辱的这些批评，然后还有就是对于女性权益越来越多的关注。

另一方面就是大国叙事。因为我们都知道吴柳芳是一个这个奥运运动员嘛。然后呢就会有一种很常见的说法就是按照以前经典大国叙事来说就是“她既然是一个运动员怎么还可以去擦边？”“就是丢国家的脸”之类的。就是运动员是一个神圣的职业，所以她不可以这么做。

但是同时我们可以感觉到现在的社会舆论的风气反倒是从大国叙事开始有一些向同情个体的方向去转变了。

我记得之前看六神磊磊评价这个事件的文章，他的说法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他说“网民们把国之重器的共情范围悄悄缩小了，但是把人艰不拆的共情范围悄悄放大了”。

就是跟整个环境的变化有关系，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被铁拳砸中的感觉，每一个个体都变得更加能够去理解那些其他个体的处境。

因为他们也会觉得如果她不干这个的话，她能干什么？以及包括就是很多运动员，他们必须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养活自己。

而且呢，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在干的所有反审核的抗争，也是在“擦边”，因为什么是“边”？谁规定的“边”，“边”究竟代表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值得去思考的问题，某种意上我觉得墙也是一道“边”，就是“擦边”的背后它实际上是社会权力还有舆情的那条隐形的动态线。

中国网民一直都很擅长于进行这种“擦边”的反抗。我觉得就是通过那种各巧妙的方式来绕过审核和不能碰的红线，然后用各种和谐的隐蔽词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小小的反抗。但我觉得这种反抗它其实就是一种”擦边“。

• 相关阅读：
  【404文库】吴柳芳“擦边”：“恰恰2024年的人接受了这个故事”（外二篇）

Elijah：

是的在【404档案馆】中我们也不断去强调这些话题。但是你仍然能看到在中文互联网上对女性的不友好，甚至就像Rumu说的吴柳芳事件中对这个曾经的运动员的一种荡妇的羞辱，到最后就恰恰是2024年大家对吴柳芳有了更多的共情。某种意义上也是像Rumu说的，其实中国的普通人都是在不断的“擦边”，不断的擦了各种各样的“边”。

记得有一期【404媒体】中也有提到一位女性医生的处境，她也是在社会权力、男权社会下给她界定的一个边界上不断地去做着小小的突破，可能只有一毫米、一微米的突破，但是她也是在做着所谓的强权不愿意让我们做的事情。

恰恰就是因为这种普通人的不断“擦边”，我们对强权进行反抗，对这个社会进行反思，才有了我们需要记录下来的一些东西。

另外一个让我今年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可能也是每一年CDT，包括我相信各位都在关注的话题就是，一些记者、媒体人们所面临的一些困境。

我记得在今年年初的一篇【CDT报告汇】中有提到中国的在囚记者人数仍然世界第一。（注：国际人权组织"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简称RSF）2024年12月12日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记者监狱。全球四大记者监狱——中国124人，包括香港的11人、缅甸61人、以色列41人和白俄罗斯40人——关押了全球近一半的被拘记者。）

所以尤其像今年张展出狱再入狱、很多媒体人的账号不断被封，还有像此前一些律师受到的迫害，他们的子女甚至都无法正常的上学入学。这个也是让我今年仍然很感慨的事情。

• 相关阅读：
  【404媒体】“她们本不该成为被牺牲的那部分，没有人理应成为被牺牲的那部分”(外二篇）
  【CDT报告汇】中国在囚记者人数高达121人，连续5年成为世界最大记者监狱（外二篇）

---

工具与资源：审查材料的收集之道

Elijah：

既然我们聊到了这些各式各的话题以及我们的一些幕后的制作。其实（在制作播客时）收集素材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两位在搜集并且分析这些素材材料的时候会用哪些资源呢？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听众读者很好奇的问题。

Frank：

对我个人而言，一些比较主流的资源肯定是很关键的。当然第二点我觉得我们同样也完全不能够忽视中国官媒的一些作用。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一些很大的舆论导向、一些很大的政治或者是经济上的导向，其实都能从官媒发布的文件或者是文章中发现它。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官媒的微信公众号甚至包括它们的微博账号，其实也需要很重点关注。

而且你也能看到其实大家在它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微博，尤其是微博上，其实普通人的抵抗还是挺多的。包括如果这条微博被精选评论的话，那很多人会在转发里面阴阳怪气；如果他没有精选评论的话，基本上每一条官媒的微博评论几乎都会翻车。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大家获取一些不同观点、不同渠道的地方吧。

Rumu：

刚才Frank说的这一些，很多也是我在用的资源。

中国互联网上确实一直有这样反抗的声音，其实知乎上也常有，只不过知乎的那个问题经常动不动就被封了。不过可以通过被封的知乎问题来看出它的那个动向。

除了这以外我平时会关注一些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些国内常见的新闻或者是左派、自由派相关的人士，很多类似的我想就是我们的观众应该是在CDT网站上会经常看到他们的名字。

还有以及各种各样的墙外媒体。

除了这以外我觉得CDT本身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用的渠道，而且我觉得这也正是让我觉得CDT在干的是很有意义的这么一个原因，因为CDT在把各种各样的资源和新闻就是以一种整合性的方式，能够让大家更快和更系统的去接触他们，就是能够方便大家。

Elijah：

对，对我而言我觉得CDT本身就是一个我获取信息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包括两位有说不管是墙内还是墙外我们获取资源的方式仍然是有限的，因为很多内容一发出就会被删除，尤其是墙内。

---

机制变迁：审查的新趋势与影响

Elijah：

我们刚才提到这种审查机制，两位有注意到今年中国的一些审查机制有哪些新的变化吗？这种变化有对我们的内容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Frank：

我之前经常会整理知乎平台的一些文章，或者是一些讨论。然后从今年开始，知乎它有所改变，就是在过去你在谷歌或者是百度直接点知乎的链接你就可以点进去，而现在你必须要登录之后才能够看到具体的内容。它现在变得有一点像微博了，因为微博就是如果你没有登录的话你没有办法看。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就是进一步控制个人信息，包括很严密的对于谁来看这个新闻、谁来看过这个问题进行控制，那可能在未来他们如果想要追溯回去的话，他们就可以找到。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感受到的审查机制肯定是越来越严的。

Rumu：

就是 Frank说的这个我也有同感，就是不只是在知乎，在其他平台上也会出现的就是这几年我能明显感受到的一个是显示IP地址。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取消匿名。曾经的知乎的匿名板块我觉得也是有一些有用的内容。

今年让我觉得印象比较深或者比较忧虑的一个东西就是网证制度吧。

而且就是我觉得就可以体现出早有前科呀，很多方面都是，比如说所有平台就是在国内你都必须要用身份证实名或者是绑定手机号。然后所有不同的软件其实都使用的是同一个用户。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说的这些IP地址还有取消匿名，它可以构成一条很明显的就是这种言论空间越来越紧缩的这么一条线。

• 相关阅读：
  【404文库】“持证上网：就像持证呼吸一样荒诞”（外二篇）

---

创作智慧：如何绕过审查的限制

Elijah：

嗯，的确有时候会觉得当前我们收录的很多作者还在保持创作，会对他们的勇气而感到钦佩。所以两位有在收录这些内容的时候注意到一些比如说这些内容创作者对审查的一些有趣的应对策略吗？你们有任何发现他们绕过审查的一种方式吗？

我会发现最经典的方式就是所谓的正话反说或者反话正说。尤其像一些官媒翻车言论下你总能看到网友似乎是在附和，但是不管是用狗头的方式还是用一种阴阳怪气的方式来绕过审查。

Frank：

我个人的感受就是有很多微信公众号的作者包括很多的网民他们很喜欢用代指或者说用历史借古讽今吧。我觉得在中国现在的社会对于审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因为我记得像普里戈任的事件，包括关于俄罗斯、关于朝鲜出兵乌克兰的很多事情，中国网民就会用很多很多北宋、明代、清代、唐代的一些故事去讲。

那我觉得只要读者是一个对于时事新闻有所了解的，对于历史事件也有所了解的人，他就能很自然地懂得作者或者是这个网民他想表达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大家在审查的系统之下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我觉得是在中国社会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包括一些很有趣的词语吧，比如说像“东大”现在是指中国，就是“东方大国”的代称。我之前一直在想我说“东大”是什么？

然后包括像“西朝鲜”，然后什么“北越南”，很有意思。

然后包括很多网友会说“原来你讲的是越南，我还以为你讲的是越南呢”。我觉得大家这种幽默真的是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能够逃避或者说绕过审查的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你甚至不需要说什么对面就知道你在说什么。

Rumu：

因为我觉得这个跟汉语本身的特点是有关系的，因为就是汉语是一种内容含量很高，同时它又是一种语境文化。所以就是可以包含很多这种比较隐晦和复杂的内容。然后它也很方便谐音一类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河蟹”“草尼玛”等最早的互联网四大神兽。然后包括刚才Frank提到那个就是用明代唐代，也其实是我们的文化自古有的。这不就跟那个“汉皇重色思倾国”是一个样子的，说的是“汉皇”，但其实他在讲的是唐朝。现在也这样，然后就是用其它的什么这个越南、印度来代指中国，但不说中国，用一个代指的，大家都知道说的是谁。

Frank：

对，甚至我觉得就是可能中国它的语言的特点，中文是表意文字，所以就导致“习近平”这三个字后来出现了“刁近平”，然后出现了“刁近干”、“刁远干”。就虽然它最后已经抽象到从读音你已经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但是只要你是个中国人你懂汉语你看到这三个字，你就会知道这个代指的是谁。

包括我们之前收录过的那个音调“↗↘↗”，我到现在都觉得那是一个最搞笑的一个敏感词。大家居然能理解，其实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也反向代表了大家已经被整个审查系统折磨成什么样子了。

Rumu：

确实，还有那个就是像“六四”常用的代称是5月35日，这个也是一个让我觉得很巧妙而且印象很深的一种代指。

感觉之后大家在【404维修站】也可以听到更多相关的内容。

除了这以外还有一个让我觉得最绝妙的一个就是白纸运动。因为我觉得白纸运动算是把就是讽刺审核这个事玩到极致了。就属于是就给你举了一白纸，这个纸上什么都没有写，但是看到纸的人明白你想要传达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以一种没有传达任何东西的方式传达想要传达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已经是从审核之中大家切实地创造了一种艺术，我觉得它已经解构了审核本身了。（注：这场运动表达形式——手持空白纸张——来自一个苏联笑话；2020年，这个笑话在香港成为现实：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抗争者手持空白纸张静默伫立，遭到警察的驱赶和拘捕。2022年，这种表达形式在中国成为一场大规模抗争运动的标志。详见CDS词条白纸运动）

Elijah：

对，甚至包括上海万圣节，“万梗节”，我们看到各式各的装扮，其实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在解构都是在做讽刺。

Frank：

对我觉得它的核心的思想就是“不服从”。

Elijah：

是的，就是不服从。

• 相关阅读：
  【CDT周报】第193期：“万梗节”无法被禁止，它不在巨鹿路，就在其他路
  【404文库】“他们扮的是‘鬼’，但他们只想活得像人！”（外二篇）

---

展望：对2025年的期待

Frank：

那我想问一下两位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聊了过去一年对于2025年【404档案馆】甚至对于中国数字时代整个网站整个团队大家有什么期待吗？

Elijah：

我个人的期待是更及时地做出一些对当前审查与反审查记录的工作。越发严厉的审查机制下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会越多，希望能做出更多的记录。

Rumu：

我的期待就是希望未来一年我们能够落实更多的一些愿景吧，作为一个保留的惊喜吧，就是我们希望接下来可以推出一些我们想要做的栏目。

Frank：

对，然后顺着Rumu的话，我对2025年的期待可能是希望我们会有更多的听众吧，或者说也希望现在的听众大家可以把我们的栏目、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组织分享出去、介绍出去。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抵抗的力量，然后无论你是在墙内还是在墙外我觉得你都可以尽所能地向身边人、向你熟悉的人、向你信任的人去介绍我们的网站介绍我们的栏目，然后也是把对抗中国审查的声音传播得更远吧。这就是我的2025年的期待

Rumu：

我觉得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就希望CDT可以找到更多的同道之人，同时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让观众们感觉到自己找到了同类，并且不再孤独。

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大家通过电报(Telegram)平台 向我们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作出你的贡献！

了解更多投稿信息，请阅读中国数字时代征稿说明

欢迎读者访问 CDT播客 和 CDT视频 收听/观看更多相关内容。

湖南45岁的单身母亲王静，生活刚刚好起来——儿子的白血病有所好转，抑郁症也不再频繁影响她了——然而世事难料，这一年来，助她改善处境的一个“配捐”项目，在11月爆雷了。

“配捐”是一个公益术语，但王静遭遇的，是以配捐为名的一个病友之间运作的资金盘骗局。

在一个白血病友共同参与的“配捐”群里，王静投入了20多万。同为白血病人的群主黄南此前承诺，病友们只需先投钱，之后会通过“公益机构的配捐”，一两个月后获得更高的回款，就像投资保障收益的理财产品一样。

11月末，多名位于河北陆道培医院的白血病患者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诈骗案。钱要回不来了，他们投入的金额有10多万、20万、60万，高的至上百万元。

无可奈何之下，他们将矛头对准了微信头像写着“发财的风，吹到你这了”的群主黄南身上，认为是她卷走了病友们的救命钱。但直到病友们蜂拥到她家对峙，才发现黄南还有一名“上线”，名为孟祥龙的东北男人。

受害群友告诉南风窗，此案被骗人数270余人，受骗金额约在4000万。11月29日，三河市公安局针对报案病友被诈骗案正式立案。12月14日，三河市公安局发布通报称，公安机关已对犯罪嫌疑人黄某、吕某某二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正在全力抓捕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孟某某。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警情通报/图源：平安三河

众多大病患者，再度因打着公益慈善名号的“配捐”项目，进入绝境之中。案件背后，暴露了一个问题：在最痛又最难的大病救助领域，为什么近年诈骗丑闻频出？

1 报 警

12月的燕郊，气温骤降，寒冬临近。在中国最大的民营血液病专科医院集团旗下的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以下简称陆道培医院），很多等着钱用的白血病人是这时候发现被骗的。

爆雷群聊——“万事如意”的群主昵称黄畅，真名为黄南。“楠”和“难”读音相似，黄南曾解释，她希望自己将来顺畅，改名为了黄畅（身份证没有改）。她希望病友都这么叫她。

房产中介，同时也是白血病患者家属杨志华对南风窗回忆，黄南36岁，身高1米6左右，短头发。他曾因租房子与黄南见过面，回想起来，觉得她平时看上去和颜悦色的。

黄南自己也是一名白血病患者。2018年时，她在安徽省立医院做脐带血移植。2023年末白血病复发，她于是来到河北陆道培医院做了二次移植。

黄南在群里晒出自己的身份证/受访者供图

几名受访病友也曾听说她的悲苦人生。“她出生9天就被抱养，生（白血）病之后告诉亲生父母要求配型做骨髓，亲生父母又拒绝了。”

共同的生病与化疗经历，让经济拮据的白血病人，选择了相信黄南，参与她口里的“配捐项目”。这是一个慈善捐赠的舶来术语，最早诞生于美国，指的是个人配捐者向某个非营利组织捐款之后，企业以约定好的比例向相同机构再捐赠一笔钱。

在中国，这一形式最早出现于2015年，互联网大厂为了激励更多人参与公益，拿出了9999万的配捐额度。网友每捐1元，腾讯基金会对获捐基金会再配捐1元，配捐比高达1:1，也给人们传递了信号：个体捐得越多，公益机构获得的回馈越大。

互联网推高了个人捐赠热情的同时，也让一些机构和个人以此钻空子。一些基金会、民间团体从而衍生出让成员先进行大额捐赠，以套取平台配捐。此后，他们再给病友或捐赠者分配善款，也就是所谓的“套捐”。

黄南完美地利用了“配捐”概念，衍生出了她的项目。她自称背后有十余家基金会，基金会每个月给她一万元工资。但这1年多里，她从没和病友准确说出过基金会的名字。

她还信誓旦旦地说，即使自己离世了，也不用担心无法回款。“机构基金会那是有你们资料的，到时候因为我死了，这个项目的确进展不下去了，基金会联系你们，直接给你们打款……”

黄南向群友保证基金会会按照收款账号回款/受访者供图

患白血病8年的李林于2023年7月26号进入群聊。他记得，黄南的配捐项目多种多样，参与方式也是在不停地变化，例如交4万，可以配2千，相当于一个月后回款4.2万元；交4.6万配4千，相当于1-2个月后，回款总计5万元。还有交5万配1万，以及5+3项目（交5万配1万，3万配1千）等等。

回款周期也因为数额的大小有所不同。多数情况下，这些项目需要两个月回款，一次回总额的一半。据多次参与公益基金会配捐的病友透露，黄南的“配捐”手法，与正规公益基金会的操作有相像之处。在参与她的项目之前，病友需要提交发票、身份证、诊断证明、低保证明等材料，以证明自己的艰难处境。

如果发票金额不够，黄南还会让患者买发票。“你可以去找xxx买发票，在我这里可以过。”“一次多给我点发票，省得我一次次找你们要。”

黄南在群里的聊天记录/受访者供图

但直到现在真正吃了亏，人们回想起来才会察觉到端倪。与公益机构一般采用对公账号进行转账不同，最初做项目的时候，黄南让病友将钱转到了孟祥龙和吕子鑫的个人账户上。黄南曾在群里解释，“孟祥龙是基金会的财务，吕子鑫是基金会的法人。”

再到后来，约是2023年末开始，每到回款的周期，黄南会让部分报名参与配捐项目的病友直接给需要回款的病友转账。剩下的则转账给她指定的账号。整套下来，类似“空手套白狼”。

除了转账方式上的区别，作为“配捐”发起人，黄南还有相比慈善基金会更多的“配捐”项目。李林回忆，正规的慈善基金会组织的配捐活动一般在99公益日前，一年就一两次。但他记得，黄南的项目频率很高，有时候甚至每天都可以参加。

唯一不同的是，最开始项目名额比较少。每天上午10点，黄南在群里发接龙，群友需要拼手速参与配捐，“像饥饿营销”。

黄南在群里发起接龙，群友拼手速参与配捐/受访者供图

一个项目最早只有七八个名额，慢慢地十几个、四五十个……名额越来越多，项目也在增长，群友不用抢也能参加了。李林回忆，今年9月开始，黄南每天发起的配捐项目都有四五十人参与。她甚至还对病友说：“人太多了，这样下去我们（以后）减点人。这样人太多了，算了脑子都疼。”

危险却在2024年末收关之季降临。11月23日，本该收到回款的病友没能收到钱，开始感到着急了。黄南则回应，先把支付宝的50万转给大家，但她很快又称，自己的账户被限制转账功能。

11月27号，274人的微信群里，每个群友都在盯着手机，等着她承诺的回款。黄南也在群聊里说：“一个小时后不拨款，我就跟你们一起去报警。”

18点后，钱还是没回来，群里一片哀嚎。

病友共同报警了。

2 燕郊病友圈

如果一切按照黄南的安排那样走的话，王静本应收到72万元。

但现在，所有的钱都打了水漂——给黄南投入的20多万，是她和已经成年的儿子在各个平台借来的。采访过程中，信用卡工作人员还在电话催账。她又回到了两年前儿子确诊时的绝望状态，吃抑郁药也不管用了。

王静并不孤单。据报案病友统计，被黄南卷入救命钱的病友有270余位，总金额约4000万元。这是过去几年“配捐”为名的涉骗案中金额最大的一宗。其中，一位病友家属给黄南的项目投入了103万。

重要的是，查看各自的过去，钱追不回来的人们，共享着一些相似的苦难。

他们多是恶性白血病患者或亲属，出生在欠发达地区。疾病将他们掏空，他们被迫将求助之手伸向身边人，人脉也因此耗尽。现在，多数人都在通过网贷、借钱、打零工维生。聊天记录显示，黄南与病友曾相互讨论网贷经验，还分享了自己是如何向各个平台借到最高额度贷款的。

黄南与病友相互讨论网贷经验/受访者供图

无一例外地，他们从天南海北来到了擅长做干细胞移植手术的燕郊陆道培医院。因为聚集着太多白血病人，陆道培周围的城中村落被称为“小白村”。

在血液病患者眼里，陆道培医院是他们最后一棵救命稻草。34岁的李林是河北人，患白血病8年期间，他曾经战胜过病魔，却在2021年又复发了。他告诉南风窗，像他一样白血病复发、又难治的病人，一些大的公立医院是不愿意接收的。“人家这边（河北陆道培）在现有的医疗条件下，只要有1%的希望，你有能力去负担医疗费用，它就会选择给你治疗。”

王静也是在大学本科刚毕业的儿子确诊白血病后，才知道这个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陆道培创立的私立医院。来到这之前，她曾辗转到武汉、长沙、北京的医院看病，最后，是陆道培医院收治了病重的儿子。

私立医院有“低门槛”的好处，但同时，收费也更高昂。王静回忆，儿子在陆道培出院后的半年内，一个月一次大查，一次大查近两万元。除此之外，她们还需要负担每个月一万多元的医药费。这些手术、体检费用，以及各种白血病人用到的救命药，医保只能报销很少的部分。

王静的儿子 / 受访者供图

生活与病痛压弯了白血病人以及家庭的时候，同病相怜之人的抱团取暖显得格外珍贵。资深公益人薛飞告诉南风窗，在陆道培医院周围，出现了很多由病友自发形成的筹钱机构或者社会组织，这些机构大多未接受过专业的志愿培训。

也因此，所谓的“配捐”在陆道培的病友群体，有其生长后变形的土壤。从2014年开始接触大病救助领域的薛飞回忆，“99公益日之外，我是没听说过（公益基金会）有什么正规持续的配捐活动，但陆道培医院（的病友圈）那边做配捐的不少，而且是常年。”

而事实上，根据我国慈善法的规定，正规的配捐活动，必须是符合慈善法第十条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有资质的慈善组织来向社会公开募捐，捐款资金也是统一打入慈善组织账户，而非个人账户。

此外，慈善法十五条明确规定，慈善组织的财产只能根据章程或者捐赠协议的规定用于慈善目的，不得在发起人、捐赠人以及慈善组织成员中分配。总结来说，自捐自用的配捐，是违反慈善法的。

但在白血病人圈子中，因为对钱的需求太大，鱼龙混杂、真假难辨的筹钱人和社会组织却长期存在。在这过程里，像黄南一样有人脉、掌握外部信息的病友成为链接各方的关键。

黄南在群里的聊天记录/受访者供图

李林对南风窗回忆，他之前也参与过各类“配捐”活动，都是病友之间相互介绍参加的。病友之间的信任与温存对陷入绝境的人们尤其宝贵。这是黄南等人凭着没有依据的慈善机构名义，就成功筹资的前提。

王静也记忆深刻，今年10月，她带着儿子来河北大查时，儿子又吐又拉。

她在群里问：“谁有布地奈德（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具有抗炎、抗过敏和免疫抑制作用）”，黄南表示她有。王静便去到了黄南的住处。她知道黄南是一个患者，便没进屋，站在门口。

黄南给她倒了六颗药。她要转钱，黄南也不愿意收。

3 无法照顾的灰色地带

钱似乎要不回来了。

直到与黄南当场对峙，病友们才得知，黄南并非属于任何机构的员工，学历是小学毕业。她还有“上线”——孟祥龙，那个转账账户上出现的名字。

黄南表示，孟祥龙自称是中华慈善总会的人员，自己被他骗了，投了几百万进去。

公开筹款信息显示，来自黑龙江的孟祥龙也是一位白血病患者家属。2020年，孟祥龙1岁半的儿子患神经母细胞瘤，曾通过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过救助儿子的筹款活动。

受访者供图

后来，他自己也成为了病友之间的筹款人。有病友回忆起，他在2022年就已经参加过孟祥龙组织的配捐活动。根据该病友给南风窗提供的回款单显示，当时，孟祥龙代理的基金会为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他曾为此发起配捐项目，并成功让病人获得基金会的回款。

“他（孟祥龙）这些年很了解病友的心理和最近几年配捐的细节。”该病友评价道。

除了黄南、孟祥龙一案以外，据经济观察报报道，近日，陆道培医院周围还出现了两起以配捐为名的诈骗案。

回顾中国大病救助历程，薛飞记得，2014年以前，公益圈尚未出现配捐丑闻。2015年以后，儿慈会等专做大病救助的机构因筹款能力突出，获得了平台的高额配捐，这一赛道越来越被人关注。

在这期间，薛飞说，“在陆道培医院这个环境里，（大病救助领域筹款丑闻）最大的问题在于‘中间商’，以及配捐的钱从哪里来”。

这首先是基于国内能直接有效服务到大病群体的公益慈善基金会数量不多。覆盖范围也有限，多集中在北京、广东等省份，集中在省会或东南沿海发达城市。这给了“中间商”操作空间。

自然而然地，在全国各地，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在很多医院的大病患者中间，出现了帮病友链接基金会、服务机构的个人或小团队。

“他们（中间商）如果私下收费，这就是套利空间。在专业社会服务机构不足，对大病救助项目监管不严的时候，如果有大额长期配捐活动或流量扶持项目，这些团队的空间就很大。”薛飞说。一些老病友从这些真空地带中发现有利可图，也开始当“中间商”。

《再见吧，少年》剧照

除了利润驱使，配捐“骗局”从此流行，还有一个互联网发展的大背景——最近几年，短视频等平台的蓬勃发展，互联网筹款成为主流。在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互联网平台的时代，一些在民政注册服务领域涉及医疗救助的机构或者小团体逐渐发现，通过给平台投流（即花钱买曝光度），可以获取更高的筹款额。

这一较有效的筹款途径，也让一些“中间人”铤而走险，先以“配捐”为由从病友及家属处筹到大额资金，用来在互联网上投流，发布患者信息和筹款文案，获得网友的捐款。接着，再凭借互联网筹到的款项，给病友们回款，让资金链得以延续。

据媒体报道，早期，通过投流，卖惨式的大病筹款视频或网络链接，投资回报比可高达1:1.5-1.6。

原本给予患者希望的互联网筹款背后，衍生出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

相关乱象直到2023年9月得到了大量曝光，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项目四部9958廊坊团队主任柯善孝以配捐为名，涉嫌向患病儿童家长筹集资金，骗取了上千万元。事情被揭发后，柯善孝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从此，以“配捐”为名的资金操作，开始得到监管部门、相关平台的重视。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关于 9958 儿童紧急救助项目的声明

薛飞告诉南风窗，早期，民间的“配捐”大多是做资金池，通过民间借贷、参与99公益日抢配捐来回款。“后来可能主要是通过广告投流卖惨筹款回款。因为有回款，所以一直没爆雷。”

但最近一年，他观察到，“广告投流，卖惨筹款的回报降低到可能收不回成本，加上年初民政筛查整治投流卖惨筹款的团队，这就把这些人的主要增值回款路径切断了”。而这正是众多柯某孝等民间“配捐”团队，相继于近年爆雷的大背景。

4 生了大病的人，怎么办？

出人意料的是，过去1年多里，面对黄南的配捐项目，王静、李林等人都对此曾经怀疑过是骗局。

王静等多位病友告诉南风窗，他们收到过反诈中心带来的电话。通常情况下，在黄南的指导下，他们也有应对话术，回答“我们没有受到诈骗，是转给朋友的”。或者，“我转钱用来治病的。”

黄南在群里指导群友应对反诈中心的话术/受访者供图

今年8月份，吉祥如意微信群也出现了谨防诈骗的提示。他们又建了“万事如意”微信群做备用。

对风险的来临感到麻木，一步步进入“配捐”的贪婪欲望之中，是王静在过去一年多来的心路历程。她来自湖南，今年45岁，是一位重度抑郁症患者，长期服药十余年。一直以来，抑郁症不定时复发，她只能靠打零工补贴家用，再加上亲戚的帮扶，勉强维生。

2022年末，儿子刚出现身体危机时，王静正在江西给客人洗头洗脚，一个月挣5000元左右。

去年2月，儿子在陆道培医院进行骨髓移植以后，出现了并发症。5月25日，他上吐下泻，医生怀疑他出现了肠道排异。看着一天一万元左右的住院费，王静只能到处借钱，网贷的额度也到了最大——实在借不到钱了。

住了约二十天时候，王静花了17万，医保大致能报销3.7万元。

2023年6月，王静无奈做出了给孩子出院的决定。她至今清晰地回忆起，有老乡当时气急败坏地说：“你不能（让儿子））出院，肠道排异出院，真是开玩笑。”

王静的儿子 / 受访者供图

“你们是没有走到这一步，人到了这一步必须做出一个选择。”她回答。

某种程度而言，求助无门时，王静的转机正来自于黄南的“配捐”项目。2023年7月，老乡把她拉到黄南群中。看到别人在这里赚了钱，王静也参与了两次“配捐”，成功回款。

参与两次大额转账后，经他人提醒，她也怀疑过项目的真实性。她于是在群里选择观望，发现群里病友都在夸赞她时，王静又放下了疑心。今年1月，缺钱的王静重新加入了黄南的配捐群接龙。接着，这11个月来，她越投越多，靠着配捐还网贷、信用卡、交医药费。

与王静相似，群里的白血病患者大多数都经历过因病返穷。据《公益时报》报道，按照我国现行报销体制，一旦离开县域后，报销比例越低。比如，乡村百姓在县域医院看病，新农合报销70%-80%，市、省两级只有50%-60%。此外，有基金会测算，一次大病花费的交通、住宿等非医疗成本是直接医疗成本的1.5倍，而这一部分却未有任何部门纳入到救助范围之中。

王静在给儿子看病过程中花费了160多万元，她为此卖了县城唯一的一套房子，把亲友的钱借了个遍。她的姐姐把儿子的婚房抵押在银行，贷款了24万元给她。

生病8年，李林花费了70多万元，主要是靠父母、弟弟以及信用卡等贷款来维持治疗的费用。最艰难时候在2021年，骨髓移植手术前，医生让他们家准备60万。最后，是他务农的父亲不停在外借钱交上的。

无助之中，借“配捐”为名的灰色筹钱项目，成为了大病病友以及家属以为自己可以抓住的救命稻草。万万没想到的是，2024年，“配捐”项目相继爆雷，很多大病患者也开始警惕，“配捐”已经被有心人士滥用，存在诈骗的风险。

受访者供图

只是，没了灰色地带的筹钱项目后，缺钱的大病患者又该怎么办呢？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贾西津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指出，对于大病患儿，一定要有不同层次的责任。虽然健康的第一责任在家庭，但对于医疗费用，国家对儿童的医疗保障应起到兜底责任。在她看来，大病医疗领域，公益救助永远是一个非常小的部分，不应该成为主体。

薛飞认为，公益机构该回归到最原本的属性，即公益性、慈善性，开展慈善时活动应遁循非特定受益人原则，以确保慈善资源的公平秩序。

“（公益机构）做大病救助的最终目标从来不该是筹了多少钱，或者不计成本、不择手段去救了多少人命，而是在尽可能守住自己与他人尊严和底线的前提下，激活求助者的自主性，并通过公益慈善专业手段来支持服务求助者。”他在一篇随笔中写道。

比拼筹款能力不该是公益机构的首要任务。薛飞写道：“理想状态下，除了筹钱筹资源之外，这个过程原本大家可以一起相互支持，推动资源、信任及社会认可的正面公共价值的流动。”

（文中王静，杨志华，李林为化名）

“工资回去了，但是物价没回去啊”

01

农村出身的读者朋友们，你们家有柴火灶吗？

我老家就有，两口大锅，灶里的柴火燃起熊熊大火，锅上的热气氤氲到整个厨房，锅盖一掀，馒头、大米饭和饭菜的香气四处飘荡，那是一家人的人间烟火，那是远方游子忘不掉的乡愁。

可最近看新闻，说河北邢台市新河县，一村民家中的柴火灶被贴上了封条，不允许用了。

灶台上交叉所贴的黄色封条上写着：

“燃气安全隐患仍未整改，我公司已作停气处”。

贴封条的是新河县中裕燃气有限公司，原因是该用户家中同一个房间内存在燃气灶和柴火灶，存在安全隐患。

值得注意的是，封条今年8月份就贴了，不知道这家人到现在有没有把封条撕掉。

而该公司工作人员却底气十足，表示贴封条的做法符合行业规范，用户可以拆除柴火灶或者燃气灶，自由选择，但用户至今没有整改。

02

这就有意思了。

第一，燃气公司担心双火源造成事故，怕承担责任，可以理解。

但问题在于，你完全可以把气给停了，凭什么封人家的柴火灶啊？

口口声声说可以在柴火灶和燃气灶之间“自由选择”，你把人家的柴火灶封了，选择权在哪呢？

选择燃气灶，或者选择挨饿吗？

第二，一个燃气公司，顶天是个国企，哪来的执法权？

堂堂法治社会，国家执法机关是吃干饭的吗？轮得到一个公司来执法？

燃气公司可以且有责任对燃气设施做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可以要求用户整改，不整改的，也可以依照合同约定停气。甚至，燃气公司也可以协助执法部门进行调查和处理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和证据。

但，一个公司，无权给老百姓的柴火灶贴封条，那是只有执法部门才有的权力。

贴封条的权力，一个公司哪来的资格？

03

最最搞笑的是，《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去询问“燃气公司有无执法权”，新河县多个部门竟然都表示不清楚。

新河县政府不知道燃气公司有无执法权，邢台市政府政务服务热线不知道燃气公司有无执法权，新河县政务热线也不知道燃气公司有无执法权，而管理燃气公司的住建局，电话根本打不通……

连AI都知道的简单问题，在新河县和邢台市倒成了一个难题，真是天大的怪事和笑话。

新闻里说，一位知情人告诉记者，他问了燃气公司，他们说这（封柴火灶）是规范赋予他们的权力。

也许，燃气公司才是说实话的那个，有可能正是相关部门赋予了他们贴封条的权力，他们才敢这么肆无忌惮且理直气壮。

你很难想象，为了推动一点工作，政府部门竟然将权力下放给一个公司，并且在事发后装聋作哑。

这是公然带头破坏来之不易的法治环境……

04

为了规避安全隐患，可以封柴火灶，也可以停燃气，但他们却选择了前者。

很明显，正如知情人说的，燃气公司就是逼着村民用他们的天然气，挣村民的钱。

而且还是打着规定的名义，打着为你好的名义。

这是合法伤害权的新形态，话语权在他们手里，解释权在他们手里，只要他们愿意，一切都合规，一切都是替你着想。

不让使用“劣质散煤”，是为了防治大气污染；不准私自熏腊肠，还是为了防治大气污染；不准农民自己炒茶，是为了标准化生产……

他们瞎胡搞时，总是振振有词，理由总是冠冕堂皇。

《人民的名义》里爱学外语的陈清泉说得好，要想让高总赢，我就能找出让高总赢的办法。

解释权在人家那儿。

嘴上全是高大上的主义，背后全是没屁眼的生意。

05

小时候看古装剧，一直很不理解，两条破白纸，交叉着贴在门上，为啥就没人敢进去了？不是一推门就把纸弄破了吗？

长大了才知道，那哪里只是两张破纸啊，那分明是权力的化身。

人们怕的哪里是那两张纸，而是凝结在纸上的权力啊。

以前，这种权力只有执法部门有，现在，连一家公司都要染指这种权力，用在老百姓身上了。

狐假虎威，什么牛鬼蛇神、阿猫阿狗都敢往上凑了。

20万一平的豪宅，把厨房改成开放式，也存在安全隐患啊，那么担心安全问题，怎么不去贴封条？

他们不敢，那不是他们能拿捏的对象，他们就只敢欺负欺负老实巴交的穷苦老百姓罢了。

这帮孙子！

【“什么样的人，在这个社会最难立足？”

答，“老实本分，守底线还讲良知，吃大苦还总能隐忍。”

法家锁喉，儒家捏肋，最为致命。】

1

扒皮黑心，鸡叫干活。是形容著名黑心奴隶主周扒皮的。

因为以前没有钟表等计时工具，地主家的长工们是从鸡叫起床开工，日落则收工。

那鸡要是偷懒了起来晚了，打鸣慢了，咋办？

周扒皮亲自半夜学鸡叫，使得那些长工们提早起床为他披星戴月地劳作。

（卖身契上明文规定：鸡叫就得起床干活劳动）。

故事过于离奇，以至于现实里，人们不敢相信，竟然会有人比周扒皮玩得更狠。

潇湘晨报今天报道了一则心酸打工人的新闻。

老凌，湖南娄底人，今年49岁。

此前他在广东打工，因妹妹在长沙工作生活，他便想着也来长沙找一份工作，在招聘网站看到长沙有招聘超市配送员的工作，沟通后，他从广东来到长沙。

招聘的人跟老凌说，“超市配送工作，一个月可以有五六千，还提管吃管住提供车辆，每天工作9到10个小时，一单算下来有六七元。”

全月午休，每天工作9到10小时，超市线上订单线下配送，许多订单都是些粮食米面矿泉水啤酒等大件重东西，这活，并不好干，相当于外卖跑腿了，就是五六千，工资其实也不算高。

到了长沙正式工作以后，老凌才发现被坑了。

每天8点半上班到21点半，要13个小时；平均一单六七元，但是“单量有限”，一天下来也就十几二十单。

并且超市也不提供电瓶车，对方让他去租的电动车。

老凌跑了18天，一共223单，按照一单6元算，也只有一千多块钱。

18天，挣1300块钱，非洲兄弟看了都要掉眼泪。

你以为，到这里，1300块钱就是“工资结算”了？

站点负责人又告诉老凌，“保险费用每天6元，18天要扣108元；电动车租金599元，也要扣除；离职申请要提前一个月，且离职前正常在岗，否则所有订单一律按照3元/单计算。”

总结，老凌18天应得工资：223*3—599—108=-38。

意思是老凌一分钱工资没有，还得倒贴38元…

老凌很委屈，求助了媒体，找来了记者。

媒体介入报道后，站点负责人表示，“薪资方案没有提前告知他，是我们的工作疏忽，会给他按照正常6元一单结算，但是租电动车的费用，我们不负责。”

所以，最终老凌的工资，应该是223*6—599—108=631元。

工作18天，每天13小时，到手631元，就问你服不服？

2

#王宪举 服服帖帖生孩子#，这个热搜词条，目前在微博上已经全部被夹了。

一个外国学者访问交流会上。

中国的专家学者王宪举老师，向外国顾问抛出了一个“本国难题”：

“我们国家的女同志，现在不愿意结婚生孩子，家长动员，领导做思想工作，她就是不愿意生，我想知道，贵国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她们怎么能够这么相信你们的话，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的就这么生孩子？早生、多生。”

外国顾问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自己有6个孩子，但我们从不强迫妇女去生孩子，都是遵照她们的意愿，而且我们国家现在正在议会一个【未来计划】，就是设立教育基金，每个孩子5岁的时候，由他们父母开设一个独立账户，然后由政府每年打入500美金，并且每年7%递增，到了孩子18岁的时候，他就有一笔自己的储蓄金了，可以用来买房结婚、或是继续求学深造。”

对了，这个外国顾问，不是什么北欧五国发达国家，而是我们的邻居，哈萨克斯坦。

#王宪举 服服帖帖生孩子#，这是逆天言论；这个逆天言论的词条现在被全网夹了，这是常规操作。

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当下的中国女性，不愿意结婚生孩子的“原因”？

3

东方的教育，一直贯彻执行的都是儒家文化里的“顺天命、从君上”。

就是主流派所代表的王宪举这类人思想：

老百姓就应该老老实实、服服帖帖、本分听话。

上位者习惯于下面的人顺从，“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的下属、妻子、孩子，是最受封建思想所待见的。

让你打工13天，给631块钱，你卖命干活，这就是好员工；

让你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相夫教子、上厅堂入厨房，三从四德，这就是好女人好妻子。

反之，就是“破坏社会安定团结的元凶”。

#王宪举 服服帖帖生孩子#生孩子的一边，是哈萨克斯坦未来计划给孩子每年发钱，与此同时，我们的另外一个邻国，也搞出了一条新闻：

东京都政府计划明年4月启动“上四休三”工作制，以扭转日本低出生率。

东京都政府称，此举旨在帮助员工可以更轻松兼顾工作和育儿，并希望将这一制度在日本企业中推广。

全世界的“顾问”，有钱的没钱的，发达的贫穷的，都知道生育率关乎国运，没孩子谈什么未来，所以，他们在放宽条件、开出价码、利民惠民，让女性有生育的“底气”。

只有我们这里的“王宪举们”，还在绞尽脑汁地想着如何让女性老实听话。

别人谈人文关怀的时候，强调“人的意志、人的权利、人的自由”，我们搞人文建设的时候，狗屁砖家、垃圾学者被奉为上宾，然后大放厥词代替官僚派当粗鄙喉舌。

“让大学生贷款买房”、“让女人服服帖帖生孩子”、“让农民买车住城里，再开车去乡下种地”。

你就是喊一句小日本“做四休三”、非洲兄弟也发钱补贴生育了，中必赢们也能跳出来吼一嗓子：

警惕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渗透，不要给境外势力递刀子。

我们要老实、我们要听话、我们要能吃苦、我们要学会隐忍，我们要敢于牺牲乐于奉献。

我们一定会赢的。

每次笑而不语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由衷地感叹一句，“和谐社会好啊，又救了这些烂人一命。”

——只是苦了那些真正老实善良的本分人。

安分守己者，吃不完的苦；偷奸耍滑者，占不尽的利；心有丘壑者，逃不掉的道德枷锁；无情无义人，尽坐贪官奸商堂前客。

3.5元的一桶泡面，他们都容不下，更何况是一个“服服帖帖”的老实女人。

你要小心，你要提防，那些满嘴仁义的道德圣母，他们总是鼓吹让劳苦大众去做一个听话的好人，然后他们包藏祸心，变着花样的去当一个卑劣坏人。

今天要说的是一件事关每个人——如果有人要钻牛角尖，我可以修改为事关绝多数人——的大事。

它夹杂在韩国总统遭弹劾、叙利亚变天、谷歌开发量子芯片等一众吸睛的国际新闻中间，没有引起必要的关注，却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那就是，12月12日，第十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正式开标并产生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有62种药品采购成功，覆盖高血压、糖尿病、肿瘤、心脑血管疾病、感染、精神疾病等领域，234家企业的385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预计全国患者将于2025年4月用上本次集采中选产品。

之所以说它是一件大事，是因为，很多药品降价幅度在90%以上，价格之低超乎正常人的想象。

比如，硫酸特布他林注射液降幅超过96%，利格列汀片降幅超过94%，甲硫酸新斯的明注射液降幅超过94%，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素注射液降幅超过94%，马昔腾坦片降幅超过94%。具体来看，氯化钾注射液最低拟中选价格为0.16元，产品为10ml:1.5g*1支；间苯三酚注射剂最低拟中选价格为0.22元，规格为4ml:40mg*1支——这价格，比超市里的矿泉水不要低太多。

此外，西格列汀口服常释剂型最低报价降至每片0.18元；阿司匹林肠溶片，在这一轮集采中报价达到3分钱一片……你有没有被这样的价格惊出一身冷汗？

药品集采，初心是通过国家层面组织集中采购，让药品企业最大程度形成规模化优势，进而大幅降低价格，医保基金和患者的支出负担都能减轻。但是，灵魂砍价，将价格砍到了如此地步，差点令我惊到灵魂出窍。

一分钱一分货大体上是对的。通常，人们在选择商品的时候，会怎么选呢？

是什么最便宜就选什么吗？应该不是，而是会去看综合性价比。或者说，在消费降级的大背景下，人们可以在其他方面省一点，比如买便宜的衣服、下便宜点的馆子，但是，生病吃药，应该不会专门挑便宜的，而是会在价格与疗效方面做一个平衡选择。

比如，阿司匹林肠溶片，中老年三高患者预防血栓心梗的必备药品，每片3分钱，一天一片，一年下来才几块钱，你是会觉得它帮你省了钱而高兴，还是因成本极限压缩，担心它的质量而在吞服前心存疑惑？

如果砍价有这样的神奇效果，是不是可以经验推广，让他们帮我们把一户房子砍到10万，一辆汽车砍到1万，一部手机砍到100?

与此相对应的是，这次集采中，大部分外资原研药都没能谈成。比如，优时比、大冢制药、默沙东、勃林格殷格翰等原研产品报价偏高；辉瑞和拜耳，手握4款原研药入场，却连价格申请环节都未参加。

这意味着辉瑞的卡前列素氨丁三醇注射剂、哌柏西利胶囊、氨苄西林舒巴坦注射剂、枸橼酸托法替布缓释片，拜耳的瑞戈非尼片、尼莫地平注射剂、环丙沙星注射剂和阿司匹林口服常释剂型都将远离院端市场。

结合国采整个趋势，未来外企原研产品将会逐渐淡出国采视野。

也就是说，更多的进口药，将从医院消失了。

说实话，我还是有点小担心。担心我或我的孩子生病后，在医院开不到价格可能贵点但疗效更好的药，免不了多遭罪。人活于世，挣钱的意义之一，就是让自己更有安全感，如果可能，我愿意用钱来买这一份安全感，来免除不必要的痛苦。

我还是那个观点，第一，药品集采将虚高的药价打下来是好事，但不能变成某种意义上的某购某销，不能变成低价者得，将药价打到匪夷所思的程度的同时，也要能回答民众关于药品质量的疑惑与担忧。第二，要给消费者选择权，我们不是吃不起也不是不配吃好一点儿的药。

不是吗？

近日，因为存在“双火源”安全隐患，河北邢台新河县一村民家的柴火灶，被新河县中裕燃气有限公司贴上了封条，引发争议，同时，“燃气公司有无执法权”的问题也激起了网民讨论。

12月16日，邢台市住建局双代办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事件引发关注后，昨天县级主管部门和乡镇工作人员到村民家中进行调查，将柴火灶的封条撤了。该村民也积极主动配合，将柴火灶拆了；并明确，燃气公司当然没有执法权，已经对燃气公司负责人约谈训诫。

同一房间“双火源”

被巡查认定存安全隐患

12月14日下午，有网友发视频反映，邢台市新河县一村民家柴火灶被当地燃气有限公司贴上封条。现场视频显示，灶台上交叉所贴的黄色封条上显示有“燃气安全隐患仍未整改，我公司已作停气处理”的字样。

柴火灶被贴封条

邢台市住建局双代办向记者介绍，今年8月，新河县中裕燃气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入户安检时，发现该村民家中同一房间内，安装了天然气还有柴火灶，也就是存在“双火源”，是一个安全隐患。

整改期未拆贴封条

燃气公司表示实际未停气

“根据《城市燃气管理条例》，不允许出现‘双火源’。村民解释柴火灶并没有使用，但是考虑到安全问题，工作人员当时下达了整改建议书。”邢台市住建局双代办介绍情况时表示。

据了解，贴封条前，燃气公司给了村民半个月整改期限。工作人员回访发现仍未整改，“担心村民会使用柴火灶，燃气公司在沟通过后，经过村民同意后贴上了封条。但是，一直没有作停气处理。”

进展：封条撤下，柴火灶也拆除

燃气公司负责人被约谈

双代办工作人员表示，事件引发关注后，12月15日，当地县级主管部门和乡镇工作人员到村民家中进行调查，将村民家柴火灶的封条撤下，并对新河县中裕燃气有限公司法人进行约谈训诫。“为了杜绝安全隐患，村民也积极主动地配合，把柴火灶的灶口拆了，只保留了台面放些杂物。”

对于燃气公司贴封条的行为，双代办表示，“虽然是为了村民安全考虑，但燃气公司没有执法权，行为确实不对，有些偏激了”。此外，也有部分网民质疑燃气公司此举是为强制推进使用天然气，工作人员对此进行否认，“这个肯定没有，对于是使用柴火灶还是天然气，村民自愿原则，但就是一个基本安全的要求，绝不能在同一个空间存在两种火源。”

律师：“封灶”属行政强制措施

燃气公司程序违法了

观点A：封灶涉嫌程序违法

四川鼎尺律师事务所律师胡磊认为，燃气公司“封灶”行为可初步认定为“行政强制”措施。根据《行政强制法》第17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即使该封灶行为视为行政处罚措施，该处罚的转委托也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

此外，被委托进行行政处罚的单位、人员，必须是符合条件的事业组织，其工作人员需经过培训符合上岗条件、有能力行使执法权，并且正式的执法委托书还要向社会公布。“现有证据显示，燃气公司没有对外公示过被行政机关委托进行行政执法的信息，‘封灶’涉嫌程序违法。”

观点B：封条无法律效力

北京首信（成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尚响军律师表示，燃气公司作为企业，主要职责是提供燃气服务并保障燃气使用安全，没有执法权。即使当地政府为此专门出台了《城市燃气管理条例》，规定不允许“双火源”的情况出现。据此认定存在安全隐患，燃气公司也不能代替政府执法部门对村民柴火灶进行封停，而是应该由相关政府部门依据法律法规，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处理。因此，燃气公司在不具有执法资格的前提下对住户使用封条，行为无效，也是越权、侵权行为。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中国数字时代长期关注中国大陆的审查与抗争，但是我们也留意到墙内墙外也并非泾渭分明。一方面，中共大外宣遍及全球，另一方面包括华人在内的全球民众也在戮力捍卫自由。为此，我们设立“CDT关注”栏目，旨在发掘并助推中国境外网络中反抗中共专制的努力，尤其是华人世界勇敢的声音和行动。

一、中国媒体人董郁玉因“间谍罪”判刑七年，家属声明中文翻译

北京一法院11月29日以间谍罪判处媒体人董郁玉七年监禁。现年62岁的董郁玉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曾任官媒《光明日报》资深编辑，在一些文章中对当局提出批评，曾获得多项新闻奖。他还曾为外媒撰稿，并在美国和日本的高校访学。2022年，董在北京与一位日本外交官会面时被捕，而后者被短暂拘留后获释。

董郁玉的家人在英文声明中表示，法庭在判决中将董与日本前驻华大使垂秀夫以及另一名日本外交官的接触作为他与间谍组织特工会面的证据；判决书仅在法庭上宣读，未交给董的律师和家人。这份判决是对董多年来撰文批评政府的惩罚，也是对“每一位致力于与世界友好交流的普通中国公民的沉重打击”。

CDT将家属声明翻译为中文，该声明写道：

今天的判决不仅是对董郁玉及其家人的重大不公，也是对每一位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中国记者以及每一位致力于与世界友好交流的普通中国公民的沉重打击。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判处董郁玉七年徒刑，向世界昭示了中国司法体系的彻底破产。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对董郁玉定罪，而这一罪名要求检方必须证明被告在明知的情况下为“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行事。
……
随着董郁玉被定罪，每一位中国公民在与日本大使馆或可能任何其他外国大使馆及其外交官接触时，是否都需要意识到中国政府可能会将这些使馆视为“间谍组织”？中国公民也应清楚，外国外交官在中国法律的定义下有可能被认定为“间谍组织”的代理人。

每一个理智的中国公民都应该对这种推理感到愤怒。所有希望与中国及其人民进行有意义交流的外国人也应感到不安。
……
董郁玉正因其在新闻工作中展现的独立性而遭受迫害。在被拘押之前，董郁玉就因发表文章而多次承受巨大压力，我们认为此次针对他的指控只是进一步加深迫害的借口。

董郁玉还因为其与外界保持原则性接触而成为攻击目标。他曾获得日本和美国多所大学的奖学金，其中包括享有盛誉的哈佛大学尼曼奖学金，但这些经历却受到中国当局的高度关注。这些当局暗示，这些奖学金是外国政府对董郁玉“服务”的回报。中国互联网上的水军甚至把尼曼奖学金当作“美国间谍”的证据，还列出历届中国籍尼曼学者的名单，呼吁当局逮捕他们。

这些指控完全荒谬。然而，这些指控连同今天的判决，为成千上万曾在海外参与学术或职业交流的中国学者和专业人士敲响了警钟。任何这样的奖学金现在都可能被中国法院认定为外国势力的“报酬”，并作为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罪的证据。
……
尽管今天的判决丝毫无损于董郁玉在国际社会中知晓他工作价值的人的声誉，但中国国内的宣传无疑会误导他的同胞，而董郁玉为他们奋斗了一生。他现在将在国内被污名化为“叛国者”，而不是被视为一名始终为建设更美好中国社会而奋斗的人。对董郁玉爱国之情的无端攻击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将全力支持董郁玉对判决的上诉。

二、颜纯钩｜国家失义政府失能，社会失序百姓失魂——一个没有凝聚力的国家没有未来

连日来中国爆发了多起无差别杀人事件。

11月26日，香港作家颜纯钩在自己的Facebook专页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总结了这些悲剧频发的四个深层次的原因：“国家失义、政府失能、社会失序、百姓失魂”并指出“中国民间的怨气正在快速上升，满地干柴只等一粒火星”。

CDT在此节选，请访问颜纯钩Facebook专页阅读全文。

中国数字时代节选了该文的部分内容，作者写道：

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家已基本失义。国家的道义是什么？国家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是带领国民走上共同富裕和平等自由的发展道路，舍此国家对国民没有任何意义。但今日中国，国家只是中共一小撮贪官污吏奴役国人的工具，人民供养中共，让中共压迫和剥削人民，人民要解决中共面临的所有问题，中共永不解决人民面临的所有问题。

国家失去它赖以存在的意义，这是中共的绝症。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一开始就是中共的私产，中国的财富不属于中国人，中国的管治中国人无权过问，「人民」在国号中不具备任何实质含义。国家与人民之间应有的从属关系被颠倒了，国已不国，民则难以为民。

第二个深层次原因是政府已严重失能。政府的职能是有效管理国家，以正确的国策带引国人发展经济，提高生活品质，开拓广阔的前景，但当政府自己制造各种难题，面对难题又失去正确处置的能力，政治经济每况愈下，内外难题堆积成山，所有难题最终都落实到人民身上，令他们的生活日益不堪。

第三个深层次原因是社会失序，这是国家失义和政府失能的必然结果。正常社会的运转，有一套可行的传统逻辑，有法规和社会良知作道德底线，政府有自律，民间有信任，上下级有规矩，官与民之间有共识，人与人之间有友善和同理心，但这一套约定俗成行之有效的秩序，却因中共自己长期的破坏而迅速瓦解。

第四个深层次原因是百姓失魂。一个民族有千年传统文化，一个国家也应有正向的意识形态，中共国的精神内核，是从马列主义正装革命导入，毛泽东将之与中国封建帝王思想捏合出来的「四不像」。时至今日，马列毛思想已不足以解释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文明，中共的洗脑灌输越发显得离地和空洞可笑，马列主义不可行（行不通)，资本主义不可走，普世价值不可说，封建主义不可留，中国人的灵魂，早已处于四分五裂不成体统的悲惨境地。

国家失义，政府失能，社会失序，百姓失魂，大陆正处于一种空前的离散状态，从社会底层开始，一种肉眼可见的崩解正在发生。历史不可违逆，人力不能回天，无差别杀人事件只是个别人的发泄，从下跪到躺平，从自杀到杀人，从个体到群体，从经济到政治，从偶发到遍地开花，这一条路没有多长。

稍有常识的人都看到结局，中共也看到了，其实，看到看不到，结局都会到来。

三、莽莽｜中国人的下沉年代：破产的城市精英与失败的人生重启

11月22日，独立中文杂志《莽莽》发布了题为《中国人的下沉年代：破产的城市精英与失败的人生重启》的报道，作者为Xiaochuan。文章记录了中国的中产阶级在经历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腾飞后，如何面对裁员潮、内卷和不确定的未来。

请访问《莽莽》的网站阅读全文。

几位受访者中，有人背上沉重的房贷后被公司裁员，有人卖掉房子却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求职环境中屡受打击，有人历尽辛苦拿到新的offer却收到HR发来的“霸王条款”。

在经济紧缩和外资撤离中国的背景下，劳动者面对企业的议价权日益缩小。信息的不透明更让普通人难以对经济走势做出准确判断，成了被“时代的灰尘”击中的人。

以下为文章的节选内容：

毫无预兆的失业彻底打乱了李嘉明的规划。在原本的人生畅想中，作为毕业于某知名985高校的工科学霸，拥有一份在互联网大企业的光鲜工作， 在一线城市买房、买车，将来把孩子送去国际学校，自己和太太每年有一到两次的国外旅行，是李嘉明规划中的完美人生轨迹。

但遗憾的是，现实捆绑着他坠向了完全相反的轨道。

2020年9月，李嘉明所在的南方某一线城市房价罕见地出现了多年来的第一次松动，彼时的他，以为自己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于是毫不犹豫地掏空了夫妻二人以及父母、岳父母的钱包，以单价每平米12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上车”（注：中国互联网术语，买到房统称为‘上车’）了一套87平米的三居室。这套房子位于李嘉明公司附近，为了拥有它，他们首付了425万元人民币，接下来每月需偿还2.2万元人民币的贷款，还贷时间30年。

出生于1991年的李嘉明，2016年硕士毕业后，便搭乘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东风，进入一家总部位于某东部沿海省份的互联网公司当程序员，初入职场的他，年到手工资便有30万元人民币。当时，中国政府尚未出台层层管控措施去限制资本的“无序扩张”，因此两年后，李嘉明成功跳槽到发展如日中天的另一家互联网巨头公司，并和当时还是女朋友的太太一块搬到了这家企业总部所在的一座南方城市，工资相较最初毕业时，也涨了一倍，达到了近60万元人民币。

李嘉明一直以为这种节节高升会是人生的常态，直到裁员到来。

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并没有迎来市场期待的强力复苏，反而一路下滑。虽然官方一直强调中国经济“稳中向好”，但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持续处于收缩区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增速疲软，经济陷入通缩。房地产熄火，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引爆了存在多年的地方债危机。为了缓解财务困境，有些地方政府对企业进行税务倒查，甚至出现了“远洋捕捞”式的异地执法。营商环境持续恶化，给民营企业生存造成了威胁，经济进入恶性循环。这更是直接导致了大量民营企业缩减规模、降本增效， 甚至在政策和市场双重挤压下直接破产，随之而来的裁员、失业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当今社会的常态。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高善文国投证券演讲｜泡沫破灭后，经济增速要回到正常水平，平均需要9年

近日，经济学家高善文在国投证券会议上发表演讲，该演讲中，他提及目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并提出一些反思和纠正措施。

但显然，高善文的言论与中共当局长期以来宣传的经济光明论相悖。因此，该演讲内容在微信等多平台遭到删除。高善文的个人微信公众号也被当局封禁。

演讲部分内容提到：

看中国30多个省级行政区的数据，纵轴是疫情前的消费增长情况，横轴是人口老化程度。

疫情前：年轻人占比与消费不相关。

疫情后：年轻人占比越高的省份消费越差。

一个省人口越年轻，消费增长越慢；一个省人口越老，消费增长越快。这个结论有些反直觉，被市场参与者归纳为三句话：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和生无可恋的中年人。

对老年人而言，未来可预期的退休金是可以按时发放，每年稳定增长，并高于通胀水平，收入预期没有任何影响，可以继续搞夕阳红，跳广场舞。

对年轻人而言，收入预期大幅下修，收入增长确定性大幅下修，找不到工作，找到的工作与预期有显著落差，年轻人纷纷节衣缩食关灯吃面。

我们看另一个数据：省级行政区的消费情况，和省会城市二手房价的涨幅。

疫情前，消费和房价几乎不相关。疫情后，房价下跌严重的地区消费更差。我们倾向于认为，疫情后，买房人总体是年轻人，一个地区的年轻人对未来越没有信心，他们的消费越弱，买房的意愿也会越弱。没有收入预期，没有消费能力，也不敢买房。

这一模式所得到的结果，和我们观察地区人口老化的结果，指向了类似的结论：年轻人收入预期下滑，消费信心和购房意愿都被显著抑制；但老年群体的收入预期没有被限制，生活幸福感强。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我们观察城镇和乡村就业人员数据，乡村就业人员累计增加了4100万人，与城镇就业人员的减少数量相当接近。

一个可能的解释：疫情后城镇创造就业能力的显著恶化，大量就业人口返回或者滞留在乡村，回老家之后，城镇失业率数据不显示，但在总就业人口中反映出来。

另一部分可能离开了劳动力队伍，四十多岁，工作没有了，公司破产了，开滴滴，在家炒股，或者在家呆着，在就业和失业数据上都看不到。

二、正面连接｜一场事先张扬的消防检查

11月底，潮州和汕头的很多商户关门停业。社交媒体传闻，国务院巡查组要到潮州和汕头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检查，如不合格就会罚款。传言中的罚款金额从几千到数十万不等。

传闻多是微信截图，从抖音传到微博、小红书，迅速发酵、蔓延，又与线下的风声一起，编织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巨网。商户们害怕被罚，却不知道怎么做才能避免被罚，只好躲避。

11月23日到27日，我们来到潮州和汕头，试图还原和理解这场风波。

上述文字来自微信公众号“正面连接”发布的被删除的文章《一场事先张扬的消防检查》，文中提到11月底潮汕大量店铺关门闭店“非暴力不合作”事件。

文中接着写道：

11月20日至23日，网传的街景影像中，潮州商家“集体关门”：多家工厂停工，沿街相连的商铺大门紧闭，路上连车辆和行人也少见。网上流传各种卷帘门上的闭店告示：老板心情不好，今日店休；猪脚被偷，休息一天；夫妻吵架，休息一天；怕鬼，今天休息。

还有潮州古城最著名的牌坊街，不少商铺闭店，明显比平日萧条。牌坊街是潮州最为吸引游客的景点之一，22座牌坊列于中间，两侧是骑楼建筑。一位抖音用户在视频中笑称：“今晚的牌坊街是真的来看牌坊的，大年三十都没这么安静。”她的镜头里，只有高大的牌坊矗立在街道中央，两旁商铺大门紧闭，往日熙熙攘攘的游客也不见了。

那时，潮州正在经历一场全国性的安全生产和消防检查。今年11月，22个国务院巡查组陆续进驻全国各省份，坊间称之为“国考”。广东省的检查时间为11月19日至28日，巡查城市为潮州和汕头。

商家“集体关门”是因为一些罚款传闻。根据网传抖音截图，一个IP地址为广东的用户称，一个灭火器外面卖五六十，但如果由相关部门来整改，就会变成两三百。另有自称是潮州商家的用户在微博评论区发言：抓到就罚好几万，不开门一天损失才几百，“我们不敢开啊”。

除了罚款，商户们的恐惧还来源于对消防检查标准的疑惑，他们不知道对方会挑出什么问题，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

三、三联生活周刊｜深江铁路5标段塌陷之后

12月4日晚，位于深圳宝安区航城街道洲石路的深江铁路5标段施工现场突发地面坍塌，13名现场作业人员失联。对此，三联生活周刊发布调查报道，但该报道遭到审查删除。

作者写道：

封路是从下午4点左右开始的。李欣的杂货店紧挨洲石路，这条8车道的城市主干道穿过深圳宝安区西南角，周边分布着多个工业区和一个大型学校，平时车流量很大，上下班高峰经常拥堵。12月4日这天下午，李欣注意到交警在路上指挥绕行，到下午4点左右，道路南向只留出一条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允许通行。李欣当时听路过这条封路段的人说，“修高铁有一点点塌陷”，“路面有些裂开”。

晚上9点，洲石路的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全部封锁，下班的人需要绕道回家。路边五金店老板庄辉告诉本刊，9点左右他接到街道工作人员通知，让他早点打烊回家，但没有解释原因。晚上接近11点，通知变成了“强制转移”。当时李欣的店还没打烊，街道办和民警到店里来，“没有讲具体是发生什么事，就说前面有危险，要强制转移”。家也在附近的李欣只好和家人到两公里外的鹤洲村找了个宾馆。

晚上11点左右，住在宝州工业区宿舍的王蕊听到楼下有大喇叭声传来，“所有人带好随身物品下楼集合”。“特别大声。”王蕊说自己“睡得懵懵的”，一开始没理会，只觉得烦躁，以为是后面的学校在开广播，给学生播放通知。直到听见隔壁宿舍不断有人开门、下楼的脚步声，王蕊才察觉到不对劲。她睡衣也没换就也跟着往楼下走。刚下到一层，就听到“外面塌得哄哄地响，像打雷。”夜色漆黑，王蕊模糊看到大门口方向，那里紧挨着洲石路，有一棵树掉下去了。

跑出来的人被要求远离塌陷位置。在王蕊前面的是一个中年男性工人，他拉着管理人员，说“哥哥掉下去了，联系不上了”。他一直拨着哥哥的电话。大门被坍塌堵住了，要出去只能砸围墙，“砸了半小时左右，没全部砸平，要抬一下脚才能出去，电瓶车都骑不出来。”在等待砸墙的时间里，王蕊跑回家里换了件衣服，“只拿了身份证，充电器都没来得及拿，拿东西的时候手都在发抖，被吓到了。”

12月5日凌晨，深圳市宝安区应急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称，12月4日23时许，位于宝安区航城街道洲石路的深江铁路5标段施工现场突发地面坍塌，接施工单位报告，13名现场作业人员失联。根据央视新闻发布的现场图片，坍塌位置的坑洞宽度横跨洲石路的7个车道，一直延伸到宝州工业区内的楼房下，坑深数十米，裸露出砖红色土，坑内积有水土混合的泥浆。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大家通过电报(Telegram)平台 向我们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作出你的贡献！

了解更多投稿信息，请阅读中国数字时代征稿说明

欢迎读者访问 CDT播客 和 CDT视频 收听/观看更多相关内容。

在 2024 年最后一个月，我们也按照往年惯例，挑选了一些精美的新年日历，一同迎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 2025 年吧。查看全文

“连大清都不如”

【指鼠为鸭、提灯定损、四孩非亲，都是些时代新词语，一如“张某收留”。】

1

“张某收留”这个时代新词里，主要汇集了三个主要人物：

精神异常、从家中走失的女研究生，卜某；

单身的农村老汉，收留卜某的“好心人”，张某；

窥伺所有机会的、新互联网流量投机者，张某的侄女。

1979年出生的卜女士，从小品学兼优，一路考上高中、大学，并于2008年研究生毕业，获得工学硕士学位。

然而，就在她报考博士时，却出现了意外。

因未及时更换二代身份证，无法考博士。后来，卜某患上精神分裂症。

2011年5月从家中走失，卜某离家失踪，从此杳无音讯。

2

走失后的精神病患者卜某，被张某好心收留。

走失13年，和张某共同生活了13年，并且生下两个孩子，大的现在已经12岁了。

写到这里，插播一部电影，《牧马人》。

“老许，你要老婆不要？你要的话，我马上给你送来”。

前段时间，这段台词曾经风靡抖音。

逃荒的秀芝，遇到了老许，老许细心照料，还给秀芝钱，让她回家。

最后，秀芝爱上了老许，两人结为连理。

看见没，一个陌生女人，突然“走失”到了一个陌生男人家里，这个男人第一反应，是让她回家。

现在，卜某一个“精神异常”的女子，走失到了张某家，你不送她回家，却好心收留了她，还让对方生了两个孩子。

“天上掉下一个傻媳妇？”

普个法，依照法律规定，卜某患有精神病，属于“无民事责任能力人”。

如果张某明知道对方是精神病人而且不能辨认自己的行为，还与她发生性关系，生育两个孩子，这很有可能涉嫌强奸。

不过，按照张某侄女现在的说法，“因有精神疾病，家人报了警，但婶婶（卜某）不和警察沟通，甚至还动手打人，无法寻找她的家人。”

如果这些属实，那么这个时候，警察、妇联、残联、公益人士应该出面，想办法将卜某信息核实好，送她回家。

退一万步讲，即便是当时无法给卜某寻亲及时送回家，也应该由专门的救助机构，来暂时看管照料卜某，而不是任由“张某收留”。

前脚收留，后脚就怀孕生了孩子，这是好心帮助人，还是有目的性的找老婆传宗接代？

再补充一个信息点，卜某的家，是在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是在城区；

而张某的家，则是在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青城镇，是在下面的乡镇；

从卜某家，到张某家，距离120多公里，那么，卜女士是如何到了和顺县的这个“家”呢？

张某怎么“收留”的？

是从市里面把她“带回来收留”，还是在家里等着卜某走失亲自上门误闯进了他家，“好心收留”？

3

剧情的高潮，不仅仅是“张某收留”，这个官方通报里的美化用词。

整起事件里，最让我觉得迷幻操作的，是这起事件的“曝光”诱因。

卜某走失13年，张某的亲属，没有“寻亲找人”。

突然，今年11月25日，张某的侄女张女士向寻亲志愿者求助，称其婶婶十多年前开始跟其叔叔一起生活，但家里不知道婶婶的任何信息，希望帮婶婶找到亲人。

就这样，在志愿者和警察的帮助下，11月26日，便找到并联系上了卜某的家人。

走失13年，找不到家人；新闻爆出来热搜挂一天，就找到了。

这是互联网时代的“流量红利”，还是种种手段之下的“心机巧合”？

更为经典的是，这边刚替“走失13年的嫂嫂”，一天寻亲计划就找到了亲属的“好心人”张某侄女，立马就着手准备直播计划：

“我要挣钱，替叔叔嫂嫂养他们的孩子。”

补充一个冷知识，近一两年来，各种热门上的“寻亲成功”感人故事剧本里，当事人最后都走向了同一结局：

开直播，“感谢家人们送来的大火箭”。

大概是窥见了这些寻亲成功后的流量密码带来的泼天富贵，张某的侄女，才选择了向志愿者和警察寻求“寻亲找人帮助”。

13年前，她走失的时候，你不帮她寻亲，留下她，叔叔张某有了老婆，还有了两个孩子，不用花钱、不用彩礼、不要房不要车、不用给岳父岳母送烟送酒送礼物，一分钱没有花，天上掉下来一个老婆。

得益于老婆的“研究生学历”基因，生的两个孩子都很聪明，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现在孩子大了，将来要上大学、要结婚买房子，都得花钱。

于是乎，无行为能力的“精神病老婆”，又发挥了第二波“功效”：

拿她做噱头，完成寻亲计划，然后登上热搜吃尽流量，开启直播全家人赚钱起飞。

无论是当年的“好心收留”，傻媳妇生孩子；还是现如今的“寻亲成功”流量光环下开启的直播计划。

我并没有看见“好心”，我看见的，全是“心机”。

4

天上掉个老婆，是《牧马人》老许送你回家，还是现实里张某带回生子，全看收留是否“好心”；

互联网上寻亲计划成功找到一个人，是耗时13年无果，还是一天就成功找到，全看“流量价值”。

执行力和观测点，全凭幕后操盘者的“主观能动性”。

好心收留，其实就是最好的台阶，除了卜某家人、除了义愤的网友，剩下的人，都是“大欢喜结局”。

“黄老爷一来，钱就到了；黄老爷一笑，鹅城的天就亮了。”

其他的都是草芥，并不重要。

正文开始前，有件事不吐不快。

因为写女硕士被“收留”一事，而被人冷嘲热讽，我是万万没想到的。

我一直以为，在这样的事情面前，每个人都能表现得像个人一样的。

但事实证明，有些人的麻木与冷血，已经超出了人类理解的上限。

在他们看来，有些人做了恶事倒没什么，可你要是把这事写出来，就成了讽刺这个、抹黑那个了。

于是，你就有了罪，而且因为没拿到一分钱而变得可笑。

哈哈哈，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挺好笑的。

说实话，我倒是想有人收编我呢，那样，我也不用被人这么奚落，还回不了一句。

写《文字游戏，可算被他们的通报玩明白了》一文时，我就看到所谓“收留者”张某的侄女要直播带货，没想到今天就看到了她真的直播和发视频了。

但张某的侄女（我不愿说她是卜女士或花花的侄女）的话却让人大跌眼镜：

“花花（女硕士）也有清醒的时候，她清醒的时候为什么不走？

为什么毕业了31岁都没有工作？因为她是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无用的人！哪个单位会用一个精神病患者工作？

我承认我二叔收留她，这个事是不对的。”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

你们都在骂，我勉强承认我叔收留她是不对的。但是，我叔叔收留了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无用的人，他们一家人和全社会都得感谢我们啊。她清醒的时候不走，就说明我们对她很好，她不想走。

但看过卜女士的哥哥嫂子的视频和直播就能知道，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卜女士和家人见面的时候，站都站不起来，穿得破破烂烂，面黄肌瘦，到医院一查，是严重的营养不良。

看到张某的侄女说“她是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无用的人”，我想起曾经有个类似境遇的女人，说过一句“这个世界不要俺了”。

后一句，让人无比心酸；前一句，却让人出离愤怒。

这种高高在上的无耻姿态，我在羊毛月和李佳琪身上看到过，但他们的无耻程度，却不及张某侄女之万一。

在肉体和精神上对卜女士进行了长达13年的摧残折磨之后，他们又试图将她污名化，好把自己的罪恶与无耻，包装成感动中国的好人好事。

这是对卜女士的二次伤害。

之前看新闻，说是张某的侄女拜托寻亲志愿者帮她寻找家人，我还以为她是个多少有点良心的人。

但看到她这番话，我越来越相信网友的说法了：

如今，孩子都已经生完了，长大了，卜女士的价值已经利用完了。可她又疾病缠身，精神不正常，帮她找家人，刚好可以把这个没用的包袱甩出去。

然后，还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积累流量，直播带货，又能赚一笔。

卜女士最后一点点残存的价值，也被他们榨干了。

从肉体到精神，再到最后的名声和新闻，卜女士被他们一家人安排得明明白白，吃得干干净净。

而这一家子人，非但不用承受法律的制裁，反而在等待赞美与掌声中，美美地把钱赚了。

这黑白颠倒的世界，艹！

我只相信这类教育的动机，是最大可能地提升成绩，进而提升自己的教学业绩，从而达到功利性的利己目的。在这样的教育中，学生从来都是工具，是产品，而非完整的、鲜活的、独一无二的人。

又是从新闻里看到“自己”的一天。

近日，山东聊城柳女士向媒体反映，15岁儿子这几天感冒，她交代孩子一定要多喝水，可是上晚自习近两小时，班主任不让学生上厕所，要去得先开医院证明。

柳女士称，孩子因憋时间太长，晚饭也不敢喝汤。她去找班主任沟通，遭对方反驳“别的孩子怎么不去”“不跑操得有医院证明，上厕所也得有证明。”

这让我想起自己的中学时代。午休时间也是不允许出教室，包括上厕所。有一次吃坏了肚子，一开始想遵守规定，忍到午休结束，但是生理极限实在不允许，我只好在同学们“错愕”的目光中走出教室。不出意外，在楼下遇到了值班老师，他们不容解释和商量，让我在广场罚站。

我很听话地站了大概一分钟，实在忍不了，总不能光天化日之下在广场方便吧。于是再次央求值班老师，结果对方严厉地质问我需要几分钟，我下意识说“十分钟”，对方斩钉截铁道，“五分钟！快去！”我只好一路小跑去厕所。蹲坑的时候，我是数着秒度过的，匆匆解决后，一路小路回教室。

在上楼的那一刹那，听到那位值班老师得意道，“我就说吧，给他五分钟足够了。”

这段经历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成了青春期的一道阴霾。

十几年过去了，当我看到还有学生经历和我当年一样的难堪，下意识的想法便成了：我真的要生孩子吗？真的要让他（她）再重复我所接受的教育、我的人生吗？

这样的焦虑一点都不过分，而是像“想上厕所”一样自然，甚至是生理性的。

当我们对某段记忆、某项事物充满厌恶，如果没有看到改变，它再次以某种方式呈现在眼前时，会产生生理性排斥。

班主任反怼家长，“别的孩子怎么不用上厕所”，在有关教育的对话里，我们经常会听到类似的句式。这种比较既伤害人又强词夺理。

孩子们不是一个模具里生产出来的机器，每个人的身体素质、性格特点以及喜好特长都不一样，有什么好比的？比来比去，不过是为一刀切的教育方式找借口。

晚自习要去厕所，身体不舒服不能跑操，都要开医院证明，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要开证明的言外之意是，不信任一个人的自述和袒露，只相信官方的、带有公章的信息。

就好比一个人感冒了，本来是可以通过看、听等基本观感判断的，但班主任却不相信学生，可能认为学生是趁机偷懒，只相信医院证明。人都有三急，如果开证明才能自由去厕所，那学生最好都先去趟医院，这不更耽误学习？

报道里有个细节，柳女士坚持没去开证明，班主任又让孩子站了一节课。如果家长说法属实，这种做法透露出威胁的味道：如果家长不依不饶，给老师找麻烦，遭殃的会是孩子。这样一来，即便还有家长反感，恐怕也敢怒不敢言。

柳女士是个勇敢的家长，没有被孩子罚站吓住，而是跟班主任周旋到底。班主任说是学校规定，她就去找学校和教育局，对方都不承认有这种规定，强调是个别老师的不当行为。

我们又见到了经典的避责式回应，每个环节的踢皮球技法都胜过国足。事情发生在学校，哪怕只是班主任的“土规则”，学校难道制止不了？

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无意中透露一种更普遍的现象——“原来是有家长反映晚上上厕所的问题，还有家长反映不让学生抬头，这都不是学校检查的那种，不是纳入班里考核的内容”。

既然之前有家长反映过这类问题，教育局有没有管？管了班主任为何还敢这么做？还是说，这些奇葩规定不纳入班级和学校考核，教育局就不管？

当一种教育方式或管理理念表现出明显的反人性特点时，我很难相信所谓的“都是为了孩子好”。

恕我直言，我只相信这类教育的动机，是最大可能地提升成绩，进而提升自己的教学业绩，从而达到功利性的利己目的。在这样的教育中，学生从来都是工具，是产品，而非完整的、鲜活的、独一无二的人。

这并非危言耸听。那个“晚饭不敢喝汤”的孩子和“试图憋到铃声响”的我，不都已经成了被驯化的“忍者”吗？

孩子终将长大，时间也许会慢慢冲淡一切，但总有些伤害难以和解。

连2024都只剩二十来天了。希望孩子们能过得好一些，至少比当年的我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