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10日上午，大批武装警察抵达香港最著名的民主派报纸《苹果日报》的总部。他们搜查办公室，寻找叛国的证据，押送着这家报纸的亿万富翁出版人黎智英，从他在三楼的新闻编辑室走过。根据新的国安法，黎智英很快面临与外国势力勾结的指控。马克·L·克利福德在《麻烦制造者》中写道，几个月后，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困境的严重性，他用WhatsApp向同事们发送了一条简短的消息：“全部删除。”这本书对黎智英的工作和生活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始终没有认罪的黎智英在今年秋天的审判中作证称，他所做的只是“高举火炬”传达现实中的香港的情绪。他的报纸曾大力支持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中的抗议者，该运动谴责北京在1997年从英国手中取得香港控制权后对它的控制日益收紧。

自四年前被捕以来，黎智英一直处于被收押状态中，而且经常被单独监禁。虽然候任总统特朗普夸口他可以“轻易”促成黎智英的释放，但大多数观察人士并没有那么乐观。黎智英本人决定留在香港，而不是试图逃离，他知道自己可能会在监狱中度过余生。“我号召我的人民去战斗，”黎智英在被捕前不久向前苏联异议人士纳坦·沙兰斯基解释道。“我不能让他们失望。”

《麻烦制造者》是一部圣徒传：虽然它并没有完全忽略黎智英的缺点，但最终呈现出来的还是某种在世圣人的形象。曾在香港一家报社任主编的克利福德也是人权倡导者，在黎智英的一家公司担任过董事。在书中，他突出了黎智英在捍卫民主和经济自由方面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勇气。克利福德写道，黎智英的故事最终揭示出“一个超越了监狱牢笼的人，发现自己在精神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

黎智英的人生旅程是一部扣人心弦的传奇，始于内战时期的中国南方省份广东省，他在那里度过了贫困的童年，后来他成为了香港最富有的人之一。1949年，毛泽东的革命颠覆了他的家庭生活。黎智英回忆说，他目睹党员干部强迫他的母亲跪在碎玻璃上。她在一个劳改地给人做饭，由于当时食物极其匮乏，她故意把米饭烧糊，这样就能带回家，让孩子们有口饭吃。黎智英记得在最艰难的日子里，自己还吃过烤田鼠。六岁时，他会去捡烟头，把烟叶残渣搜集起来，然后重新卷成烟再卖，赚取微薄的利润。他的父亲痛苦不堪，曾经试图在小儿子正在休息的房间里上吊自杀。

12岁时，黎智英决定偷渡到香港。他在工厂打工，失去了一个手指尖。在这个自19世纪以来一直由英国统治的殖民地，英欧文化无处不在。黎智英回忆道：“我注意到，所有的成功人士都说英语。”空闲下来的时候，他会认真收听美国之音，翻阅字典。

黎智英最后自己开起了工厂，在寻找低成本供应商的美国百货公司买家之间奔波，在快速时尚领域赚到了第一桶金。他成为了其所谓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和制度”的传播者，买来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四处送人，还成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朋友。

虽然克利福德没有用更多笔墨去说明，但黎智英也开始表现出无节制的资本主义的一些丑陋特征。在创立了他的第一个零售连锁几年后，他开着一辆金色的劳斯莱斯四处兜风，还拥有一处私人动物园，克利福德写道，里面“有几只孔雀、一只果蝠、鹿、一只猴子和一头喜欢喝奶油苏打水的宠物熊”。

黎智英的新闻事业同样带有过于低俗的色彩。他创办了《壹周刊》和小报《苹果日报》，为狗仔队购买摩托车，这样他们就能第一时间赶到车祸现场拍摄尸骨未寒的死者；他的报纸还对香港繁华的卖淫业做出了详尽的、迎合嫖客的描述。

然而，1989年北京镇压天安门广场抗议者后，黎智英发现了一种新的使命感。“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前，我对中国没有任何感觉，”黎智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突然间，就像母亲在黑夜里呼唤我一样，我的内心打开了。”黎智英与民主活动人士和西方权势人物建立了联系。当雨伞运动爆发时，黎智英和其他抗议者一起走上街头，坐在一家肯德基餐厅旁的草坪椅上主持大局，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尽管勇气可嘉且足智多谋，但在克利福德的笔下，黎智英是资本主义和西方路线的殉道者，这一点让人略感不满。我们现在已经清楚地看到，黎智英所信奉的那种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会导致不平等，从而助长仇外的民族主义。眼下的西方世界领袖，正是一个开始利用诉讼和恐吓来压制新闻界的人。克利福德所讲述的故事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受害者，其中就包括黎智英为之付出巨大牺牲的“西方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