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革战狼的起源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了疯狂的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在这起事件中，北京的红卫兵们为了声援香港六七暴动，展开了一场狂暴的“战狼外交”，烧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事实上，当时所发生的战狼事件不止这一起。那段时间中共的外交，可以说是中共自建政以来最为“战狼”的时刻之一。今天这一讲，我们就来谈一谈当时发生的另外一些“战狼”事件。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对当时中国的外交状态有一个认识。自中共建政以来，中共在美苏对抗的冷战中，曾长期选择“一边倒”跟随苏联的外交路线。不过，在斯大林死后，毛泽东逐渐认为苏联方面产生了所谓的“修正主义”问题，由此爆发了中苏论战，中共和苏共在1966年断绝了党际关系。虽然中苏双方没有正式断交，但双方在实际上已经撕破了脸。因此，在文革开始后，中共一边在国际上反对所谓的“美帝”、反对冷战中的自由世界，一边又反对所谓的“苏修”、反对当时世界上的大部分共产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外交就进入了一种空前孤立的状态。

不过，在当时激进意识形态的加持下，中共并不认为自己真的非常孤立。在毛泽东看来，文革不光是在中国内部进行的，也是在全世界展开的。在文革前夕的1965年8月，毛的接班人林彪曾经发表过一篇名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长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实际起草人是毛派骨干王力，它的写作过程则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密切关注。文章里面这样说道：

“从全世界范围看问题，如果说北美、西欧是‘世界的城市’，那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农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北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由于种种原因被暂时拖延下去，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运动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整个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共产主义责任。”

这篇文章还谈到了对外输出革命的问题，认为虽然革命的“条件”不能输出，“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是不能输入的。但是，这并不排除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相互同情和支援。我们对各国革命人民的支援，正是有助于他们自力更生地进行斗争。”

1966年8月，中共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会议上肯定了林彪这篇文章的观点，提出国际形势是“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1967年5月1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布了庆祝五一劳动节的社论文章，题目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文中表示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如同马克思创造科学社会主义、列宁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影响着世界的前途和命运”，还说“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以及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在给整个旧世界以摧毁性打击”，所谓“美帝苏修”和“一切害人虫”被“彻底埋葬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可见，当时的中共认为，是时候对所谓的“美帝苏修”展开一场大规模的总攻了。在这一背景下，中共官方亲自下场，在全世界全面推行起了毛主义的“战狼外交”活动。

根据文革史学者程映虹的研究，当时中共官方亲自输出文革的情况是这样的：

“为了推动世界革命的高潮而必须全力输出文革意识形态这个总路线确定后，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了宣传方针、打破了宣传界限，甚至取消了外交业务和宣传工作之间的分工。1966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作为驻外使领馆的主要任务（和很多文化大革命时期重要文件不同，中共中央这份‘批准’的具体内容至今未见公开）。这就是说，中共外交工作就是宣传毛主义和文化大革命。为了贯彻这个‘批准’，中宣部随即‘批准’向海外出口《毛主席语录》。从两个“批准”的1966年10月到次年11月，根据新华社统计，毛著外文版25种460万册发行到世界148个国家和地区，新华社说这个宣传攻势‘将使毛泽东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从而唤起世界广大劳动群众，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旧世界发动声势凌厉的总攻击，争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

（见程映虹：《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华夏文摘》增刊第六一〇期，2007年11月）

在中共官方亲自下场的情况下，大规模的战狼外交就全面铺开，在全世界各地发生了不少暴烈的事件。

二、与缅甸方面的激烈冲突

在缅甸方面，中国驻缅外交人员于1967年6月不顾缅甸政府劝阻，在当地强行散发毛语录和毛像章，引起了缅甸方面的强烈反对。缅甸政府方面制定了法令，不允许学生佩戴外国徽章。当时，在缅甸的一些华侨学校里，校方要求学生摘下毛像章，一些激进的学生并不答应，由此引发了缅甸社会中的不少冲突。在6月27日、28日两天，缅甸民众包围并冲击了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突破了缅甸军队的阻拦，冲入大使馆中杀死了一名中国经济专家。

当时，尽管缅甸政府屡屡表示愿意和中国保持外交关系，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却对此很不买账，表示“报纸的调子可以高于政府声明，群众的调子可以高于报纸”，试图对缅断交。从6月29日起，北京有数十万人在缅甸驻华大使馆外举行超大规模游行示威。曾担任中国外交部长的黄华，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当时的狂热情形有这样的回忆：“从6月29日起，北京几十万群众连续在缅甸驻华大使馆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当时，在缅甸驻华使馆前，一支支抗议队伍首尾相接，怒吼声震天动地。缅甸使馆外的墙上和门前马路两旁，贴满了密密层层的声讨大字报和大标语。在那种极左的氛围里，群众游行示威和报纸上的高调宣传，周恩来难以阻止。但是，绝不能让示威群众‘以牙还牙’，去冲击缅甸驻华使馆。为此，周恩来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群众只许在使馆外面示威，绝不能冲入使馆，更不能伤害使馆人员。在卫戍区部队的严密控制和疏导下，连续几天的群众示威没有出现冲砸缅甸使馆的情况。7月初，又有一些造反派操纵部分群众准备冲击缅甸驻华大使馆，周恩来及时制止了这一行动。”

三、莫斯科红场事件

可见，在这样的局面下，周恩来在试图维持外交方面的一种“稳定”。但实际上，他只是在勉强进行支撑。因为，当时的“革命群众”们不但在向缅甸大规模开火，还把文革的火焰直接烧到了苏联，导致了莫斯科红场事件的爆发。

红场事件的发生，是在1967年初。在1967年1月24日，有60名中国留法学生和5名政治辅导员取道苏联回国，在莫斯科遇上了另外4名正从芬兰回国的留学生，这69人准备一同乘坐1月26日的火车回国参加文革。25日，这些人一同来到莫斯科红场，进行向列宁墓送花圈的活动。他们首先把给列宁的花圈抬到了列宁墓的入口处，借着又准备把给斯大林的花圈也抬到列宁墓，被现场的苏联军官制止。于是，这些中国师生就在列宁墓旁全体脱帽默哀一分钟，而后开始大声朗读毛语录，呼喊其中的所谓反“苏修”口号。苏联军警对此加以制止，表示严肃的红场不能大声喧哗，而这些中国“革命师生”随之更为激动，开始手挽着手大声唱起了《国际歌》。现场的苏联军警和特工随即出动，以武力制止这些中国“革命师生”的行为，造成30名师生受伤。约半小时后，这些中国师生撤出了红场，乘车返回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并在车辆经过闹市区时打开车窗，高呼“打倒苏修！”“打倒勃列日涅夫！打倒米高扬！打倒柯西金！”等口号。当晚，中国驻苏大使馆举行了一场“控诉苏修血腥镇压我留欧学生罪行大会”。这一消息在传到中国之后，周恩来和陈毅代表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向这批“革命师生”送去了慰问电，这些“革命师生”则随即给毛泽东回复了一份致敬电。1967年1月29日，这封致敬电被全文刊登在了《人民日报》的头版。

除了上述这些事件之外，在1967年的北京还发生了另一场极为暴力的事件，那就是焚烧蒙古国驻华大使专车事件。这起事件的荒诞和疯狂，要比上述两起事件听起来更加匪夷所思。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将在下一讲当中，对这次事件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述。总而言之，在当时，中国在外交领域可以说是全面奉行“战狼”政策，四面出击，在全世界各地展现着毛主义的所谓“威力”。而这些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就是中国在外交上的异常孤立。

近日，在南加州的洛杉矶，随着当地大火持续，有越来越多居住在当地、来自中国的民运人士投入了救灾活动之中。本台采访了其中多位参与救灾的人士，听他们讲述了相关的见闻。

• 洛杉矶大火 旅美中国民运人士投入救灾

民运人士组成救灾队 一次捐赠物资价值超过七千美元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成员，最近在洛杉矶组织了一支救灾队，展开了广泛筹集资金和物资的活动。救灾队队长李家亮表示：“我们第一天筹集了资金，第二天租了个货车，在好市多（Costco）购买了相应的物资。先去了帕萨迪纳的物资接收点，但是那边接收满了，我们又去了阿卡迪亚。”

这支救灾队在1月12日进行了第一次救援物资运送行动，运送的物资包括水、食物、生活用品，他们筹集到的物资和捐款来自五十多人，总额超过了七千美元。李家亮说：“种类很齐全，基本上涵盖了正常生活用品的所有东西。”

目前，他们的救灾活动仍在进行。李家亮表示：“我们现在还在陆续收到捐款，然后我们会看一下这几天能筹集多少钱、统计一下，把剩下的款项再捐到红十字会或者消防局。”

参加了这支救灾队的闫现鹏表示，在刚开始筹集物资时，他们发现：“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能筹到的钱并不太多，只能去买一些急需的物资。有的地区物资已经收集得差不多了，反而是有些其它地区物资不全，我们就看哪个地方继续需要物资。”

他告诉记者，他们进行的第一次救援物资运送行动也有所不足：“因为我们第一次做这种事情，并不是特别专业，很多人都没有通知到。我们把物资捐完以后，持续地还有人在捐款。等捐得差不多了，我们会直接购买物资，或者把多余的钱给红十字会和消防局的网站。”

(李家亮提供)

救灾队成员：大量民众自发投入救灾 捐赠物资担任义工

日前，在小红书、微博等多个中国社交媒体上，出现了美国民众不能自发救灾的说法。亲身参与了洛杉矶救灾行动的受访者表示，这种说法不是事实。参加了救灾队的朱晓娜说：“我们到了第二个捐赠物资点，把物资捐赠了。那边有很多自愿的义工，看到他们的情况，我觉得我能到现场，对我感触非常深。”

(微博截图)

李家亮告诉本台，他认为这种表示美国民众不能自发救灾的说法，明显带有中共不实宣传的成分。他亲眼看到的情形，是非常多的民众都自发投入了物资捐赠中：“现场救灾的情况非常地积极。像我去的第一个安置点，他们接收物资的量已经达到了不再接收（的程度）。所以说，在美国受灾的情况下，普通民众的（救灾）积极性和热情是非常高的。”

责编：嘉远　网编：洪伟

近日，美国南加州洛杉矶地区发生火灾，一批居住在当地的中国民运人士也投入了与救灾相关的救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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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倡议 迅速筹措物资送往庇护所

本次活动的组织者、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执行长界立建表示，这次救灾援助是紧急进行的，从发出倡议到采取行动的间隔时间很短：“我们是1月9号上午紧急（出）的一个援助（倡议）。这个倡议一出，我们在群里一呼吁，很多人筹备响应。当天（准备的）时间非常短暂，很多人就请假。因为老板听说这个事情是做援助火灾灾民，就特批假期。”

(范英龙提供)

短时间内，响应本次援助活动的人数就达到了二十多人。他们在1月9日当天午后聚集在位于洛杉矶阿罕布拉的超市，购买了大量食物、矿泉水、卫生用品，也有人捐出了上百条毛毯和枕头。随后，他们组成车队前往位于帕萨迪纳市政厅的灾民庇护所。

界立建表示：“我们联络了庇护所，这都是他们紧急亟需的一些产品。”

在这支救援车队到达灾民庇护所后，他们将运送的救灾物资交给了在那里的工作人员。

(范英龙提供)

中国民运人士筹备更多援助计划

界立建谈到了他们进行这次援助行动的一个重要目的：“我认为，是中国政府迫害我们，美国给了我们一个安全的港湾、一个家。美国有难，我们应该力所能及地去帮助美国。我觉得，这是美国伟大的一个原因，人人有爱。”

曾参与过上海白纸运动的房兰峰参加了本次援助活动。他告诉本台，中共的极端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华人的形象：“我们和他们是不同的，我们是怀着善良、友爱的世界公民，愿意为文明社会贡献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我们也呼吁更多华人朋友能积极参与到救灾捐助活动，让我们共同用实际行动、爱心去守护家园。”

(范英龙提供)

目前，洛杉矶当地的中国民运人士还在筹备其它参与救灾援助的计划。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洛杉矶执行长王中伟在1月9日接受了本台采访时介绍了相关情况：“稍晚一点，我们会投入一些行动，去筹措一些受灾区的人可能会用到的日常用品，比如说一些服装、一些个人卫生用品，或者饮用水等等。”

责编：何平

以香港反送中运动为主题的纪录片《宁化飞灰》，目前正在美国各地陆续上映。现居英国伦敦的该片导演刘健伦，在1月7日接受了本台记者孙诚的专访，讲述了他拍摄这部纪录片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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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简单记录到超过1000小时的视频素材

现年47岁的刘健伦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告诉本台，他是在2019年5月反送中运动大规模爆发前夕开始拍摄这部纪录片的素材的。一开始，他是自己做简单的记录：“那时候我没有想过要拍一个什么纪录片，我自己是一个电影制作人，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是记者。到后来，我帮德国一个电视台去拍香港的一些运动资料片段，所以我才做了一个记者。就在这个很巧妙的情况下，我才有这个机会去做一个记录。”

他说，那时他没有想过反送中运动持续了很长时间，之后又有了“国安法”，而他则一直拍到了2021年，拍下了超过一千小时的视频素材：“那时候因为‘国安法’，我有很多记者朋友就离开香港，或者是被抓了。所以我就走了，因为我觉得在香港不太安全。在香港，我有很多不同的素材，当时因为在油管（YouTube）、很多社交媒体里面已经看不到2019年的一些片段，所以我拿着所有我的视频片段离开香港。”

他坦言，在2021年5月离开香港时，他感受最深的时刻是上飞机的时候，还有和家人吃最后一顿晚饭的时候：“因为我没有想过在这样的情况下离开香港。在这个纪录片里面我就把自己的感受跟香港2019年的运动剪辑在一起，就有了这个纪录片。”

(刘健伦提供)

五年过后 当年香港街头的场景历历在目

回顾拍摄这些视频的两年时间，刘健伦表示，他一开始是辛苦的：“通常游行集会在中午的一点钟开始，但是它一直持续到午夜两三点钟。我就一直从中午一点拍到凌晨两三点，所以觉得很辛苦。”

他说，但是慢慢地，他就觉得并不辛苦了，因为他成长在香港，他的所有家人朋友都在香港，他此前还没有经历过反送中这样的场景、没有经历过香港有这么大的游行和动荡的时代：“所以我自己后来就没有觉得辛苦，因为我有一个责任去记录这个历史，记录香港的变化，记录香港人在这个大时代里怎么样找自己的定位、身份，怎么样去保护、维护香港人一直都有的自由、人权，一直都有的集会自由、言论自由。”

刘健伦表示，尽管现在离他在2019年拍摄这些视频素材时，已经过去了五年，但直到现在，他对每一个街头、街景在当时发生过的事、人们说过的话都记得很清楚，其中有几个场景令他记忆最深刻。他谈到其中一个说：“我自己哭得很厉害的，第一次就是在机场的时候，有一对年轻的男女朋友，我当时做直播，现场拍摄记录了一个警察怎么样把他们抓捕了。我当时很内疚，因为我没有提醒他们警察追上来了，当时警察是警车开到公路上，有警察跳下车追他们。”

刘健伦在拍摄香港街头抗争的过程中，拍下过不少示威者被捕的时刻。他说：“每一场的抓捕的时候，我记录了很多很多被捕人士说出他们的身份证号码、名字，我全部记录下来。他们都说，这个记录就是他们最后的一个救生艇，因为有很多时候就算律师（要）找他们，但是也找不到，所以我的记录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他表示，这也是让他决定把这些视频素材剪辑成一部纪录片的重要动机之一：“我自己去剪一个这样的纪录片下来，让全世界知道当时香港发生什么事情，让这些被捕的人对我记录的影片不失望。”

他谈到了这部纪录片向全世界展示香港人的用意：“我们离散的香港人要怎样去找我们的身份，怎样保持我们香港人的身份，这是很有挑战性的。这也是这个纪录片的目的，就是让全世界不同的人知道，香港人为什么要逃到不同的国家，我们面对怎么样的困境，我们是怎么样的一群香港人。”

(刘健伦提供)

前线记者遭遇的危险：“我还有一个遗书在这里”

刘健伦告诉本台，在反送中运动时，据他所知，拍摄街头画面的记者都被警方的催泪弹、橡胶子弹、水炮车、胡椒喷雾等等武器击中过：“所有的我们都试过，我们所有（人）都中过弹，不止是我自己。我自己中过很多次。”

刘健伦讲述了他自己遭遇过一次非常凶险的攻击。他指着自己头部的左侧太阳穴位置说，那是在2019年9月一天晚上的旺角：“有一个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个催泪弹，当时我戴着一个头盔，这个催泪弹‘嘣’一下打到我这里，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接着，他又指着自己的前额说：“然后这个催泪弹撞到我这里，我这里还有一个东西，这个是最危险的。”

在那段时间，他也见过其他记者受伤的样子：“有一个印尼女记者，我就在她后面相差一个身位，她的眼睛被射到了，她现在永久失明。”

2019年10月1日，香港警方在街头开枪发射实弹，击中了18岁中学生曾志健的胸部。对刘健伦来说，那天的气氛也是令他最难忘的：“当时知道警察疯狂地使用枪械、使用武器，可以随便用枪械、子弹去打示威者。当时因为我们没有防水背心、没有避弹衣，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如果中弹我们就完蛋了。”

刘健伦表示，当时他曾有过不想去街头记录的想法，但是他又想到，如果他不去记录的话，站在街头的示威者又会怎样呢？他说：“当天我记得，我自己写下了律师的电话，然后许了我自己的一个遗言，准备有什么问题、事情，被子弹射到了、死了、受伤了，我还有一个遗书在这里。当时这个感觉是很慌很害怕的。”

但是，他还是克服了恐惧，继续走上街头拍摄视频。他说，他这样做一是因为要见证香港如何经历这样的历史时刻，二是街头年轻抗争者的勇气给了他很大的动力：“因为他们都不怕死，他们比我更危险，他们都可以站在街上，为什么我自己不可以？所以当时我这样想。”

(刘健伦提供)

艰辛的剪辑制作过程与创伤后遗症

刘健伦回忆说，在他离开香港前，一个教授曾看过他拍摄的视频素材，对他说：“你拿着这么多素材，是很珍贵，是记录香港的历史，记录香港年轻人怎样保卫自己的自由，去对抗这个政权，是很有价值的。”

他告诉本台，这位教授还说，香港的2019年和1989年的六四很相似，六四的大量片段和场景人们已经看不到了，反送中运动也会面对一样的情况。随着许多支持民主的香港媒体关门、以及黎智英及许多记者被捕，这种情况确实在发生。刘健伦说：“所以他叫我快点走。我自己因为在香港成长四十几年了，我没有见过香港这样的状况，所以我决定拿着这些片段、相机就走。”

而在到达伦敦后，刘健伦开始了自己剪辑视频素材、制作纪录片的工作。对他来说，这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除了我要看1000个小时之外，我要处理我自己的情绪问题。因为我开始剪辑的时候，没有想过我重新再看这些片段的时候，自己的情绪是这样的。我根本控制不了自己，后来有些（时候）我不断地哭，或者是我看五分钟就已经看不下去了。”

再后来，有朋友告诉刘健伦，他应该是有了创伤后遗症，他因此去看了心理医生。回忆这段经历，他说道：“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

刘健伦坦言，直到现在，他还有这样的创伤后遗症。2023年10月，《宁化飞灰》纪录片在韩国釜山电影节首映。刘健伦表示，在这部电影上映以来的一年多里：“我们去过很多电影节，拿了奖，也在不同的国家播放。但是每一次播放，我都不敢去看，就算在电影院或者是一些内部放映我都看不下去。可能每一次看了头五分钟，我就自己出来去附近的咖啡店坐下来，到播放完了我才回去（参加）问答环节。”

他表示，与现有的其它反送中纪录片相比，《宁化飞灰》最大的特色是从他自己作为一个前线记者的角度，去贯穿整个反送中运动。他谈到，有不少反送中前线记者都和他一样，出现了创伤后遗症：“因为我认识的一些记者朋友告诉我，他一听到警车的急救声，他们的心跳就会加速，然后有汗。他们的心理压力很大很大，但是没有人去关照这一群记者，所以我就用这个角度去唤起其他人对记者注意。对2019年站在街头的记者，这是我向他们致敬。”

今年将继续全球各地放映 “香港是我们的家”

目前，《宁化飞灰》已在韩国、新西兰、意大利、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多国上映。去年12月14日，这部纪录片于洛杉矶进行了在美国的首映。刘健伦表示，在今年，这部电影还会在全世界更多地方上映：“2月1号的时候在挪威奥斯陆有放映。我们在伦敦也有放映，在1月19号。在美国，我们2月22号在休斯顿有一个放映，3月1号在旧金山夏博剧院（Chabot Theater）也有。3月底的时候在台湾，7月的时候在日本。”

他说，如果人们想看到香港反送中运动很多被忽略的片段和场景，或者是当时抗争者、记者的心路历程，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纪录片，而他也将出席很多场放映的问答环节。

在访谈结尾时，刘健伦谈到，他希望已经离开香港的香港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都要努力生活下去，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勇气去等待光明的未来；他也希望仍在香港的人们努力地生存，保持安全。就他自己来说，香港是他的家，他每一天都想回去：“但是自己是很矛盾的。我想每一个香港人都是跟我一样，香港是我们的家，我们总有一天想回去，但是要等适当的时候才可以回去，没有危险地回去。”

责编: 嘉远 网编：洪伟

一、“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

在上一讲中，我们介绍了林彪把军内造反派给打下去的“五一三事件”。然而如前所说，在这之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着名为“新三军派”的军内造反派被打下去之后，林彪又借着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议题，试图与军外造反派联合，在军内发动一场清洗，把目标定为军内非林系山头的人。1967年7月25日这天，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欢迎王力从武汉归来的大会——在此前的武汉七二〇事件中，毛泽东的跟班王力曾被支持当地保派的武汉军区人员毒打。在这次会上，群众代表将矛头直接对准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呼喊了“打倒军内一小撮”、“打倒陈再道”的口号。根据毛派干将戚本禹回忆，一贯病怏怏的林彪在这次活动上显得异常亢奋，不但呼应着这些口号，而且公开表示说，“武汉问题是全国的问题。以前我正愁没题目做文章，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做大文章，把坏事变成好事。（林彪）还说，陈再道的这个部队过去是四方面军的，是徐向前领导的。谢富治也是四方面军的，谢富治还是他们的首长。现在他们连谢富治的话都不听了，那一定是有比谢富治还高的人在背后支持。”（《戚本禹回忆录》第二十五章《武汉“七二〇事件”》）

众所周知的是，林彪在中共军队内部，是属于红一方面军系统的，这一系统在历史上可以说是毛泽东的嫡系部队，而红四方面军则是属于旁系。林彪在这段话中提到的谢富治，时任中国公安部长，此人在文革中也是一个紧跟毛泽东的人物。林彪说出这番话，实际上就是在表示，军内还有更高层的清洗目标。而根据当时当红的清华造反派头头蒯大富的回忆，当时的情形是：“在天安门城楼休息时，林彪对周围的人说，武汉‘7·20事件‘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正好抓住大做文章。在与王力谈话中，我认为到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时候了。”

这样，随着林彪的这种表态，以及造反派的响应，一场大规模整治风暴席卷了军队。在1967年7月29日这天，也就是天安门广场欢迎王力大会后的四天后，蒯大富率领的造反派就抄了出自红四方面军的中共元帅徐向前的家。遭到造反派猛烈冲击的军队总政治部，则在这之后被以“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的口号冲垮。当时，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正化名肖力，在军队的官方喉舌、由总政治部主办的《解放军报》担任记者，并且在江青的关照下成了总政治部里的造反派头头——实际上，她就是毛泽东政治意志在军内的执行者。在1967年7月25日天安门广场欢迎王力的大会上，李讷见到了林彪，林彪在会面中对李讷表示了支持，提出“你们要战斗，要突击，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在这之后，军队总政治部被彻底搞垮，它的四名正副主任、四十多名正副部长遭到了揪斗，包括总政副主任袁子钦在内的17人被迫害致死。

二、百万人批斗刘邓陶

在此前后，除了中共军队内一片鸡飞狗跳外，1967年夏的第二波文革高潮也席卷了中共的最高层。1967年6月30日，大批造反派在中南海西门外聚集，建立了“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简称“揪刘火线”。在7月，大批造反派包围了中南海，并在这个月的18号首次正式揪斗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七二〇事件之后的8月5日，北京爆发了百万人批斗刘少奇、邓小平的大会，与刘邓二人一同被斗的还有曾在文革初期快速走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当时，陶铸由于在文革爆发后坚决支持所谓的“抓革命，促生产”，不愿意让文革运动影响到工矿企业的生产，而失去了毛泽东的欢心，与以江青为首的中共高层毛派也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结果在1967年1月4日被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直接宣布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和“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在这之后，陶铸成了继刘少奇、邓小平之后所谓“走资派”的第三号人物，“打倒刘邓陶”也成为一句当时很流行的口号。

在1967年8月5日批斗刘邓陶的百万人大会上，尽管会议的主会场是天安门广场，但刘邓陶三人则是在中南海里与他们的夫人一同被造反派批斗的。在这天，毛派干将谢富治、戚本禹曾亲自与揪刘火线的人员见面，戚本禹对他们面授机宜，表示：“刘、邓、陶躲在洞内怎么办？中南海里造反派斗争，听会议实况录音，中南海同志到他家里放大会录音，监督他听，新闻记者去他家拍照片，向红卫兵同志们放。开辟两个战场，一个是天安门，一个是在中南海。中南海战场监督他听，建议新闻记者拍电影，给你们看。”据军内作家顾保孜所作的《中南海人物春秋》一书所述，在这次批斗会上，刘少奇和他的妻子王光美遭到了中南海造反派们相当残酷的对待：

“几个彪形大汉把刘少奇、王光美架进会场，他们一会儿强按下刘少奇的头，把他的手扭到背后，强迫他做出卑躬屈膝的样子，还让他做喷气式；一会儿又揪着刘少奇稀疏的白发，强迫他抬头拍照；最后，他们把刘、王押到会场一角，硬把他们按下去向两幅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鞠躬。此时的刘少奇已被打得鼻青眼肿，他的鞋也被踩掉，只穿着袜子……

“批斗会后，刘少奇被押回办公室，他虽疲惫已极，但余怒未消，立即按铃叫来机要秘书，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严正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么对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扞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

“尽管秘书当夜就写了汇报，但刘少奇的抗议没有收到任何回答。

“8月7日，刘少奇给毛主席写信，抗议给他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书面提出辞去现任职务，并告诉毛泽东‘我已失去自由’。

“信是送上去了，可刘少奇的腰也伸不直了，右腿也被打伤了，走路一拐一拐的，妻子和孩子们与他在同一个院子里，却不能相见，更不能相互照顾。十几天后，这种在同一个院子里的待遇也没有了，9月13日，刘少奇的孩子们被赶出了中南海，王光美也被捕入狱，刘少奇则被强迫抽去腰带，被‘严加看守’起来。”

如我们之前所说，刘少奇在倒台之前，绝非良善之辈。事实上，他在文革前夕的四清运动中，以及文革初期派遣工作组时，都曾展开过血腥的政治迫害。在1964年12月时，刘少奇曾在中共中央的工作会议上不断打断毛泽东的话，毛泽东则手持宪法和中共党章来到会场，表示抗议。而现在，随着刘少奇遭到了毛泽东的残酷报复，又轮到刘少奇拿着宪法为自己说话了。可是，在中共的极权主义体制之下，宪法不过是个装点门面的东西。毛泽东和刘少奇这种中共最高层人物，在对他人进行政治迫害时，何曾考虑过这些残酷的行为是否合乎宪法？只有当他们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才会突然想起拿出宪法来保护自己。然而，正是他们自己把宪法当成了装点门面的玩具，他们拿出的宪法也自然并不能真的保护他们自己。这无疑是相当黑色幽默的一幕。

三、周恩来也难逃攻击

除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遭到了直接批斗外，在此期间，一部分造反派的攻击矛头还直接对准了周恩来。1967年5月底，北京钢铁学院学生张建旗等人成立了造反派组织“五·一六兵团”。6月2日，张建旗贴出了一封题为《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一连提出了质问周恩来的二十三个问题。6月30日至7月1日，一批反对周恩来的各校造反派学生组成了规模更大的反周组织“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在北京外语学院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并发布决议说道：

“周恩来是刘邓司令部的一员干将，是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是中国最大的卖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之一。解放以来两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第一战略阶段，他都逃走了，他是十二月黑风的煽动主角，是全国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后台，是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党内出现的一股资本主义暗流的总后台之一，是最近全国发生一连串大规模屠杀的客观支持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企图把水搅混，篡党，篡军，篡政伸手来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我们‘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誓与以周恩来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干将谭震林，李先念，陈毅，余秋里，谷牧等决一死战！”

在这之后，这些反周的“五·一六兵团”小将们将行动升级，于1967年8月8日、9日在北京各地广泛发放传单，对周恩来展开了猛烈攻击，表示“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周恩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叛徒”。除此之外，攻击周恩来的标语和大字报也在北京不少地方出现。

而就在周恩来也遭到造反派直接攻击的情况下，造反派们又冲击了周恩来力保的外交部，使局势变得更为暴烈。这场冲击的起因，则与当时香港发生的一件事有关。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讲到这里。让我们下周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