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级地震，通常来说并不可怕。

但是，一天之内发生多次4级以上地震，并且地震局研判未来几日还有可能发生“震感较强”地震，你会作何感想？这是宁夏银川市民从昨天到今天正在经历的真实考验与艰难抉择。

1月2日10:01 银川4.8级地震

1月2日银川永宁县4.8级地震

1月2日16:43 银川金凤区4.6级地震

1月2日4.6级地震

1月3日03:45 银川2.6级地震

……

于是，一部分银川市民选择连夜离开。

还有一些市民则是在焦虑之中彻夜难眠。

如果换了是你来面对这种情况，你会选择“逃”还是“躲”呢？

选择“逃”还是“躲”，应该说都没有错。自己是生命的第一负责人，只要有秩序地行动，不引发恐慌骚乱，选择暂时离开银川或者在银川就近找空旷安全处躲避，都是可以理解的选择。

然而实际上，对当下的银川市民来说，就近躲避的选项其实是不存在的。或者严格来说，是尚未被启动的。

躲避“可能发生的较大地震”，应该选择空旷的、离建筑物有一定距离的安全场地露营，住帐篷、轻质板房，甚至打地铺都可以考虑。

可能大多数人平时没有留意，但这样的地方在每一座城市都有的，被称为“应急避难场所”。

地震应急避难场所通常设在公园、体育场、市民广场等大片空旷地区，平时发挥着各自的常规功能，待应急响应时原地转化为避难场所。

就这么看起来，还是很踏实很有安全感的对不对？

银川还是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的省会，它都能做到这个程度，其他城市应该做得更好吧？在我们没留意到的地方，国家已经默默地为紧急特殊情况做好了相应准备，只待有需要的时候就启用……

理论上的确是这样，但现实中呢，也不是说完全做不到，但就……不会那么丝滑。

第一，应急避难场所的容纳总量还存在一定差距

截至2023年底，银川市常住人口为290万人，其中主城区常住人口约240万。上面我贴出来的表格是银川市于2024年5月公示的最新版应急避难场所22处（仅包含主城3区），加起来可以容纳85万人避险。

一个简单的数学计算，银川市主城区已建成的应急避难场所只能容纳约三分之一的常住人口。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银川下辖的永宁县，问题就更直观一些了。永宁县本身并未公示辖区内应急避难场所的信息，根据高德地区查询数据显示，永宁县辖区仅有1处应急避难场所。

第二，应急避难场所的配套设施有待完善

有人可能会想，应急避难场所，不就是一些空地么，到处都有啊，花几百块钱立个牌子不就成了应急避难场所？

还真不是这样……

人群聚集起来，哪怕是躲避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的紧急情况，人也是需要吃喝拉撒睡的，而这些供人吃喝拉撒睡的配套设施才是建设应急避难场所最难最贵的地方。

想要安置几万人在一片广场上避难，移动厕所你得有吧？帐篷地垫得有吧？银川现在夜间最低温可是零下9度，总不能让大家依偎取暖吧。

以银川市公示已经“建成”的，测算“可以容纳”85万人的应急避难场所，真要按上面的最低标准实际运行起来，别说80万人了，能安置8万人住3天就谢天谢地了。

真要按照足够安置整座城市全部人口避难的标准来储备各项应急物资，那当然是最理想的情况，只是这个成本我们当下社会还很难承受得起，或者说还不想去承受。

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已经出现多次4级以上地震，尽管市民多有担忧，但银川市并没有主动启用这些应急避难场所让市民前往躲避。这里当然有避免社会恐慌的考量，但更多还是成本和可行性层面的考量。

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第三，对地震的研判预报现在还不够可靠

启用应急避难场所还要面临的一个难题是缺乏决策依据。假如是已经发生了特大地震，房屋垮塌没法住了，那没办法只能在避难，假如是即将登陆的台风，有较为可靠的路径预测，那也简单，提前安排群众转移避难就好，范围放宽一些都可以接受。

银川现在的难点在于，没有人能确定会不会继续发生较大的地震，更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可能发生。所谓专家综合研判“近期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不高”，或者“近期还有可能发生4到5级地震”，都只是非常粗略的判断，完全不足以作为重大公共政策的决策依据。

不是中国地震专家无能，是全世界的地震专家都好不到哪去。人类对底层深处10公里的了解还比不上对近太空100公里的了解多，确切说是远远比不上。真的，太难了……

所以，回到银川市的现实来说，有能力且有意愿的人们选择了暂时“逃”到外地避一避，有意愿但没能力的人们，就只能待在家里等一个未知的明天。大家都到应急避难场所“躲一躲”是不现实的。

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年轻人被视为金融市场的新生消费力量。前一阵股票市场回暖，超百万人新开账户，其中不少人是00后。他们许多人投资经验不多，对于金融市场的涨跌缺乏应对。

一些人后悔贸然入市，期待回本后就撤离。光是保本，就花光了所有力气。回本是一场苦旅，也是普通人投资路上的必经路。

坠入水下

22岁的刘轩坠入了水中。

2024年国庆节假期刚过，他给自己的户头留下2000元余额，将除此之外的约6万元都投入了股市之中。

刘轩选中的股票和基金没有辜负他的期待。当天买入后，刘轩的账户就有了600元浮盈。这样的收益让刘轩满意，但由于相关交易制度固定，当天买进的股票和基金要到下一个交易日才能卖出，刘轩决定第二天就把股票卖掉，将这600元的收益收入囊中，再伺机而动。

事与愿违。第二天一开盘，势头骤然开始走低，一天时间，刘轩的账户形成了6000元亏损。他不得不打消了卖出的决定，留在其中继续观望。

自大学开始，刘轩就是一个对收入十分敏感的孩子。他出生于2002年，自小家里不宽裕，儿时他的母亲和父亲离婚后，就带着一双儿女一起生活，靠着一份在县城5000元左右月薪的教师工作养家。自小家中拮据，还因妈妈心善借钱给亲戚追不回，刘轩和妈妈、妹妹三人一直在负债中生活。

大学起，刘轩比同龄的孩子多了些对挣钱的渴望和嗅觉。他在课余陆续接兼职，写过每个月800元的公众号文案兼职，后来还和同学一起做短视频自媒体，好的时候一个月能赚到1万元帮补母亲和妹妹。投入股市的6万元，便是他大学4年业余打工的积蓄。

怀着对未来的期待，刘轩把6万元投入股市，期待着靠本金的膨胀，用新的方式创造收入，但却事与愿违。

6千元的亏损，约等于他当一个月兼职的收入。但刘轩说，他不后悔入市。他坚信这是牛市周期，入局没有错，错的是他事先没有研究清楚交易规则，就贸然冲了进去。

自2024年9月24日以来，多项提振经济与股市的重磅政策的抛出使A股市场迎来了一波高潮。随舆论发酵，狂热在10月8日到达顶峰，各大券商开户数创下历史新高，短期内大量散户资金涌入股市，其中不少是像刘轩一样新开户的00后。

入市之前，刘轩就一直在留意近段时间的相关政策和市场变动。从“9·24”新政，到9月27日的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再到9月30日，中国股市迎来16年来单日最大涨幅，这些信息给了他信心。刘轩说，因为看到很多东西在涨，而且实现翻倍收益的个股不在少数，他觉得市场上有很多机会，只是自己把握不住，是能力问题，所以，他决定留在股市继续观望。

就像沉入水下，回本的基准线就是海平面。刘轩开始了他的等待。

在水下，张露等待了两年。故事的开头是甜的。2022年10月，她跟着微博上一位算命博主的推荐，尝试着花两三万元买入了几支股票。两个月，她账户里的股票市值上涨了9000元。有时候，一天就能看到1000元的盈利。

如今回看，张露将那段时间称作自己的“新手保护期”。她是云南一家国企中做文秘工作的普通员工，一个月的薪资6000元和身边的大多数人无异，把钱投入股市之前，也未学习过投资、股市的相关知识。

张露甚至连股票的基本操作都不太懂，把“卖出”点成“买入”的失误，至少发生过三次。这一点，张露自己也清楚。回看当初，她觉得自己完全是在瞎操作：“完全就是跟风，啥也没看就无脑买。”

但就是这样的她，在初入股市的初期，生出了一种“自己是股神”“赚钱好简单”的感觉。

如果说入市初期的盈利是侥幸，那么后来，张露迎来骤然、长期的亏损则是必然。

除了妈妈，炒股的事张露不敢告诉家里其他人。张露的哥哥曾是老股民，他从2008年入市，之后一直在股海浮沉，直到2015年“把钱全赔完了”。这家人晓得股市的厉害，张露知道全家人都反对炒股，但她还是入了场。

顺风顺水地尝到甜头之后，张露花每周300元的费用，加入了那位博主的荐股群，博主推荐什么股票，她就买什么股票。可是好景不长，在短时间内，那几支股票接连走跌。为了拉平亏损，张露开始就着跌下来的股价补仓。结果，越补越多，把80万积蓄都搭进去之后，她依然没有回到盈利的水平线。

自2023年5月份开始，张露的账户就进入了亏损状态，之后一路缩水。最严重的时候，2024年7月，她账户上的亏损额达到了22万元。

其中张露最印象深刻的一笔交易，发生在2023年年中。当时，张露以每股1900元左右的价格，购入了100股某酒业集团的股票。买入之后，张露就看到这支股票开始跌。她只好开始补仓，每股跌到1800元时补了一笔，到每股1600元时补了一笔，每股触及1500元时又进行了补仓，四笔交易下来，总共68万就套在了这支股票里。

直到如今，张露根据博主推荐买的股票，也没能涨回这些年亏损的部分。

无人会为她的亏损“负责”。那位推荐股票的博主消失了。在他推荐的股票接连走跌后，花钱进群的会员们，在荐股群里群情激愤，一度联合起来投诉那位博主。自那之后，那位博主就在互联网上消失了，张露也失去了炒股路上唯一的指引。

如今，张露自认是货真价实的“韭菜”。她知道自己不懂，也不愿花心思研究，空有捞钱的幻想。在入市前所有美好构想落空之后，张露只有一个诉求——回本。

栗娜2022年跟着相亲认识的未婚夫冲入了股市，至今，丈夫仍是她的炒股军师。

原本在相识阶段让栗娜印象平平的未婚夫，因为一次意外的闲聊，扭转了自己在栗娜心中的形象。当时，他在车上突然讲起股票，栗娜很惊讶，“这不是赌博吗？”男人说不是，他给栗娜介绍股市的玩法，分析当下的行情，还讲到自己的操作，给她看账户上的盈利。

栗娜第一次认识炒股的人，那些炒股知识她听得迷迷糊糊，但男人说起股市中的运筹帷幄和成功战绩令眼前的这个男人释放出一种魅力。她觉得他“好不一样，好厉害”。

经不住几次三番的诱惑，栗娜跟着他投了三千块进去。当时她月薪六千，当天就“红”了一百多块。最初的兴奋感很难忘怀，一百块的甜头让她初次尝到股市的魔力，也让栗娜对这个男人的崇拜升级。陆陆续续地，她放了十几万进去。几个月后，她的账户就有了一万七千元左右的的浮盈。

那时，栗娜跟好朋友说自己在炒股，朋友劝她收手，她听不进去。她对股市充满信心，还想赚更多。丈夫更是狂热。他炒了两年多，挣了三四万，后来，每个月的工资一到账，除开房贷和日常开销，他就统统投进股市。

一切顺利的时候，栗娜感知不到危险。

转折来得猝不及防，2024年开年后，丈夫突然接到了裁员通知，紧接着，就是两轮股票暴跌。栗娜的账户里，蒸发了二十几万元市值。

那段时间，栗娜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看着亏损，她舍不得清仓离场，可是继续留在股市里，就只能看着它一天天地越来越少，甚至还要继续补仓来拉平亏损。栗娜陷入了纠结之中。

图 | 《大时代》剧照

沉入水下的日子

等待回本的日子里，刘轩学着去感受短线波动中的情绪周期，“涨得很高的时候，很可能就要进入退潮期了，千万不能在这时候买入。”又比如“这个股票这两天一直在跌，说明它的走势已经很弱，但如果第三天突然来了一个高开，那就说明这个票走强了，有资金进去了，你就可以去追一把。”

这个策略确实帮他回了些本。有段时间，他观察到机器人板块走势很强，有一支股票连着两天“烂板”，多次涨停后封板、解封再封板。刘轩预判它第三天应该开始走弱、低开。结果第三天，这支股票高开。刘轩趁势追了进去，在预判走势到头时卖出。

这次操作，他追回了2000元。卖出后，这支股票还在接着上涨。刘轩复盘经验，发现他忽略了交易当天的一则新闻：这个公司跟一家势头正盛的通信公司合作了。那天机器人板块的走势已经到头，大部分的股票都开始下跌，但因为这条合作新闻，这一支逆势上扬。

这次经历让刘轩感到自己的进步。他愈发相信股市有规律，而炒股是一门学问。他看到市场上一些在稳定赚钱的人，“不一定每次出手都会赚，但在概率学上总体赚大于亏，最终账户不停上涨。”但他也觉得，对于不懂的人来说，它确实就是一场赌博，比如10月8号跟着人群盲目追进去的自己。

为了感受市场情绪，他加了很多股民群。他觉得有些人在这方面实在没有悟性，总是固执地追问自己所持股票的未来走势，还会不会涨？其实群里所有人都知道那支股票的周期已经过去，只是持股人付出了真金白银的代价，在心理上始终不肯接受亏损。

在炒股群里，不理智的股民们很容易被带着走。在一些群里，早上开盘，汇率有点变动，大家就开始吵着要“拉爆A股”，开盘二十分钟后开始下跌，一群人就又开始嚷嚷“快出货”，恐慌的情绪被放大，经验不够的新股民很难保持平静。

刘轩觉得这些想投机又不研究的人赔钱是活该，“听别人推荐就想暴富，想来牛市薅一波韭菜，其实自己才是那个韭菜。”

有时候，刘轩会想，“回本”二字带来的执念太深，以至于他错过了一些正确决策的时刻。

他错过了一个重要的下午。

入场次日就亏损6000元之后，刘轩没有着急撤出。后来，他如愿等来一波上涨趋势，逐渐趋近回本线，账户里股票的市值一度回到了5万8千元。

当时，刘轩隐约感觉，这一波涨幅已接近尾声。但是回本近在眼前，他实在舍不得撤退，想着等到第二天再迎来小幅上涨便可直接回本。

一念之间，他选择观望。过了夜，到第二天开盘，他又看到了“断崖式”下滑，账户里股票的市值从前一天的5万8千元，跌回了5万3千元。一夜之间，5千元的距离，他不敢再耽搁，决定狠心割肉。卖掉了一部分股票，有一些跌停的，卖都卖不掉。事后他回忆那天：“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一直跌。那一次是最伤的，也是长教训最多的。”

等待回本是一段难熬的日子。对张露来说尤是如此。

偶尔，她回去看一些博主的分析，跟着他们操作。有赚，也有亏。综合来看，她感觉博主们说的都不一定对，“没有人真的懂市场”。

因为操心回本的事，她觉得自己老了好几岁。

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连着几天不洗澡，不停刷手机，看五花八门的博主讲股市观点，忧心忡忡地熬到凌晨，稀里糊涂入睡。魂仿佛跟着股票的价值蒸发掉了。每天中午醒来，她不刷牙洗脸，蓬头垢面下楼。久久不能回本的股票占据了她的全部心力，她感觉人生无望，连喜欢的男生都不愿意搭理了。

自入股市开始，开盘的每一分钟，张露都想去看走势。领导布置的任何工作任务，都让她感到烦躁，她的心思全到股票上去了。开会的时候，张露也拿着手机偷偷看盘，领导讲了什么，一句都听不进去。

其实对于张露来说，根本没必要每分每秒地盯盘，她做的是长线，她自己也知道，“我没有玩短线的资本”。但她还是想去看，为了心情的愉悦。有时候，看一眼，涨了，飞来横财确实让人心旷神怡，连领导的批评都变成轻飘飘的过眼云烟，全无所谓，“反正赚钱了，干什么都很开心”。

要是跌了，心里就开始不爽。最生气的还是那次，那支股票张露前一天就想好了，等第二天开盘就卖掉，结果第二天被派去开会。会议禁止使用手机，她心急如焚，始终找不到看手机的机会，害怕被通告批评，那支股票就在她看不到大盘的时候一路狂跌。

这种对股市的牵肠挂肚，在账户陷入亏本后愈加焦灼。她只想赶紧了结烂摊子，为股票涨跌牵肠挂肚的痛苦她无法忍受，但更不能接受亏损，于是只能苦等。

有时候，她想着如果能等到回本那天，她会拿回那80万的存款，去买套房。

以前张露的哥哥赔光了钱，家里怕他再挥霍，结婚时不再给他买新房，把市区的房子给了他作婚房。妈妈不想打扰小夫妻的生活，自己一个人回了农村。她想把妈妈接回城里，跟自己一起住。

亏损骤来时，最是栗娜的生活需要用钱的时间。

年初，她正处于孕期，盘算着孩子出生后各项支出所需的钱财，心绪日渐焦灼。她总觉得愧疚，因为觉得自己注定要亏待孩子：“（如今的我们）给不起孩子最好的，孩子一出生，就要陪我们省吃俭用。”而在此前，结婚典礼和买房消耗掉了丈夫的大半存款，其余的钱也都投入了股市。

日子本来应该很好过。栗娜的丈夫是摄影师。除了在公司的工作，还有自己的独立工作室，月收入可以达到三万，栗娜自己是幼师，有编制，年收入算起来也有十几万。在浙江衢州的小县城，这个收入供一家人生活绰绰有余。骤然间，栗娜的丈夫失去了稳定的收入，四处求职无果，手里的股票又在暴跌，每月还有5000多元房贷要换，一天几万元的亏损，让这个刚刚建立的小家，陷入了恐慌之中。

这半年来，栗娜没买过新衣服、新鞋子。为了省钱，她自己剪头发，连停车费也不舍得交，每次为了找个免费的停车点，都要把车停得远远的。

晚上总也睡不着，有一次做梦，她梦见股票涨停了。在梦里，她狂喜。醒来发现是一场梦，天亮了还要接受新一轮暴击，又是一阵心焦。

日子一天比一天压抑，两人的情绪都在崩溃边缘。晚上，丈夫抱着栗娜痛哭，说对不起她，不该让她炒股，没有给她好的生活。栗娜也哭，她同样感到绝望，但更怕丈夫想不开，只能强装乐观安慰他，“没关系，会好的。”第二天早上，她挺着大肚子开车去上班，一个人边开边哭，不敢让丈夫看到。

在这样的痛苦中挣扎了几个月后，2024年7月份，宝宝顺利地降临了。新生命给了夫妻二人清仓的决心，“不能再亏下去了”。夫妻俩把账户清零，几年炒股，得到的是二十几万的亏损。

循环

炒股之后，漫无目的的日子有了依托，刘轩也说不清楚，“这算一种爱好还是算什么？”总之，炒股之后，他每天会在九点半开盘前起床，抖擞精神，提前浏览相关新闻，关注上证指数波动，感受市场情绪，定下今天大致的操作策略。三点收盘后，他会复盘今天的操作，哪里不对，下次改进。炒股让他的生活变得充实而规律。

有时，刘轩反思自己为什么会亏到1万8。刘轩做的是短线交易，每天都会操作买入卖出。大好行情让他没法等待长线回升，每天看着别的股票都在上涨，别人都在赚钱，他不能忍受自己的钱被套住不动，踏空感让他焦躁。如果一支股票一直亏损，看不见涨势，他就会割肉开始买别的，但很可能在涨势时买入，马上又迎来了下跌。

炒股的过程中，他也感到在跟自己的人性博弈。刚开始从ETF转投个股时，刘轩不敢重仓，轻仓买入多支，分散风险。这一批里也有大赚的，收益率很高，二十几个点，但因为本金太少实际收益不高。他感到懊悔，觉得自己错过良机，出手又开始大胆起来，重仓买入，然后就是三次失利。都是同样的错误，追涨妖股，因为贪心没能及时撤出，吃了好几个跌停，卖都卖不掉，亏了三四千。金额其实也不算太大，但同样的错误连犯三次，他无法原谅自己。这一天他把股票全部清仓，挣的、赔的，一口气全卖了，不再看盘，休整了一天，第二天重整旗鼓从零开始布局。

入市近三个月，刘轩感到自己的操作水平大大提升，逐渐能把握住追涨杀跌的节奏，在其中感受到乐趣。10月入市，他交了两个月的“学费”，12月，他的账户开始回升，只是离回本始终差了一口气，盈利了一阵子后，免不了又迎来一波颓势，他还在耐心等待。

栗娜和丈夫始终还是无法放弃股市。孩子长到4个多月时，2024年10月，栗娜和丈夫重新进场。当时，她的丈夫找到了新的工作，尽管薪资只有以前的一半。

栗娜直言，她自知自己是“被股票耍得团团转”，但是，她还是念念不忘那亏损的二十多万元，想通过股票，重新把亏掉的本钱赚回来。

有时栗娜觉得，炒股失败带来的也许并不都是伤害，经此一役她觉得自己对于财富的得失能看开了，心态磨练出来，“有钱就多花点，没钱就少花点。钱去了还能挣回来，身体健康就好。”

“说是贪欲也好，不甘心也好。炒股的人，挣到了钱也不会走掉的，因为你（会）想要更多的钱。亏了钱，更不会走，就像我现在一样，不会走。”栗娜说。

2024年10月8日，张露终于回到了水上。当天，股市逼近涨停高开，她持续的亏损一夜之间回了本，甚至盈利了8万元。

回到水上那一天，她没有把原本“回本就撤退”的计划提到跟前。转身，她计划着借杠杆继续向前冲。

她从各类借贷平台东拼西凑，借了20多万元。发现借贷的钱不能直接进股市，她就先转给妈妈，再让妈妈转给她。当时她还以为自己能从这波牛市里挣个二十万，“国家不是要给我们发钱嘛，大家都这么说”。

当天下午3点前，张露没有执行交易卖出所有的股票。

她再次留了下来。

追加的股票一路下跌。在上了杠杆后，亏损带来的压力成倍增加，那段日子张露过得心惊肉跳，后来实在承受不住，“宁愿亏本我也要还”。她把一支股票卖了，亏损5万6，用提现出来的钱把借款还了。她觉得放着不动，可能以后会涨回来，但是张露受不了，她没那个耐心，她想过回平静的生活，不想再被股市“玩弄”。这笔钱借了不到一个月，利息还了四千多。

她的心情始终不能回归平静，一想到千载难逢的回本机会就这样错过，一颗心就紧紧地揪起来，悔恨万分。市场的狂热更让她焦躁，她不再能说服自己接受亏损，“全世界都在挣钱，就我一个人还在跌”。

张露记得，10月10日，全天特大单与大单都与散户操作完全背离，当股市下跌，散户出货，机构就开始吸入；股指拉高，散户追涨，机构就开始抛售。全天机构继续净流出，而新的散户继续大幅增持。行情让张露看清了：“散户都是韭菜”。

她陷入了某种循环。

张露做了最差的打算，股票每年分红，那支酒业集团的股票，股息能到3%左右，跟银行利率差不多，大不了就吃一辈子股息。最要紧的是控制住自己，张露现在手上现金只有2万块，算是接下来几个月的生活费，想补仓也补不了了，“只能老老实实躺平，它啥时候回来我啥时候卖”。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人物信息有模糊

2024年12月19日，邢燕军的追思会在北京举行。在追思会上，他的家人拿着一张公安机关作出的撤案决定书进行宣读，上面写着“因为没有犯罪事实，决定撤销此案”。

47岁的邢燕军曾担任优友互动（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23年11月8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左旗公安局办案人员跨越1500多公里，远赴北京，以涉嫌开设赌场罪等为由，对上述公司包括邢燕军在内的14人展开抓捕行动。

在新左旗检察院已经作出不批捕决定之后，邢燕军等人本可以被取保候审。但同年12月，邢燕军等12人被新左旗警方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下简称“指居”）措施。

2024年4月3日，邢燕军在指居房间内被发现非正常死亡。12月6日，新左旗公安局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这意味着，邢燕军公司被抓的14人，集体被宣告无罪。此时，离邢燕军死亡已过去了247天。

邢燕军案引起了社会关注，“指居”制度也再次成为法学界热议的话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五种强制措施，其中拘留与逮捕属于羁押措施，拘传、监视居住与取保候审都属于非羁押措施。监视居住制度本是刑事诉讼中较轻缓的强制措施，按照规定，符合逮捕条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监视居住：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另外，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可以监视居住。

“指居”是监视居住的一种。《刑事诉讼法》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

不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曾刊文提到，“指居”的执行方式的羁押性和非羁押性界限并不清晰，在实践中往往被异化为变相羁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左坚卫曾撰文称，近年来，被非法“指居”并在其间遭受刑讯逼供的刑事案件当事人不在少数。

当前恰逢《刑事诉讼法》即将修改，法学界围绕“指居”制度展开了是改是废的讨论。多位受访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指居”规范体系，包括“指居”场所需要具备什么标准、需要哪些外部监管措施、怎么保障嫌疑人“指居”期间会见律师的权利、怎么约束办案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等，这些还没有达成共识。

被异化为“变相羁押”

“在长达6个月的‘指居’期间，我不能走出房间，窗户24小时处于封闭状态，也不允许看电视和看书。”孙晓凯（化名）这样讲述自己的“指居”生活。

在涉及邢燕军等人的案件中，孙晓凯系该案第二被告人。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马立喜担任其辩护律师。马立喜回忆，他曾多次提交律师意见给办案机关，认为该案不构成犯罪、不符合“指居”条件。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监视居住适用的前提是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规定的逮捕条件。司法实务当中，如果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决定不批准逮捕，公安机关即便需要继续侦查，在此情况下可将嫌疑人取保候审，而不是监视居住。

孙晓凯的经历并非少数，早在2016年，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发布过《新刑诉法实施调研项目数据报告（2015）》，调研项目访问了全国574名律师，超过60％的被访者认为，侦查程序中监视居住的法律实施存在适用条件方面的问题，即侦查机关使用随意，裁量权太大。

从立法本意看，“指居”其实并非一种羁押措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诉讼法教研室主任刘计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指居’旨在保障无固定住处的犯罪嫌疑人适用监视居住而免于被逮捕进而被羁押，可是在实务中‘指居’的性质已被严重异化，沦为比看守所羁押更为不利的一种变相羁押，‘指居’地点往往成了与世隔绝的变相羁押场所，这完全背离了立法原意，也是立法者始料未及的。”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曾撰文回溯经历三次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指居”的规定。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38条第二款规定：“被监视居住的被告人不得离开指定的区域。监视居住由当地公安派出所执行，或者由受委托的人民公社、被告人的所在单位执行。”

张建伟说，那时的嫌疑人、被告人统称为“被告人”，从这一措施的适用看，监视居住是一种非羁押措施，嫌疑人、被告人的活动范围虽然受到限制，但没有剥夺其人身自由。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改，首次将监视居住的“住处”分为了固定住处和指定的居所。2012年再次修改时，《刑事诉讼法》对“指居”正式作出了明确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及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2018年，为与《监察法》衔接，《刑事诉讼法》第三次修改后，规定适用“指居”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固定住处而需要监视居住的；二是犯罪嫌疑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犯罪，且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

虽然《刑事诉讼法》对“指居”的适用条件作了规定，但在黑龙江省高院刑二庭原法官、北京和昶律师事务所律师杨照东看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针对在当地有固定住所的嫌疑人，有的公安机关也会想法实现‘指居’目的”。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他在江苏省某区办理一个案件，嫌疑人在当地有固定住所，当地公安机关就将该案改变管辖到另外一个其没有固定住所的县，进而对其“指居”。20天后，办案人员拿到了口供，次日就将其解除“指居”，转回了原来的区。

“我向法院提出，公安机关涉嫌为取得口供而改变管辖进而‘指居’。后来，检察院把‘指居’期间的口供从控方证据中撤出了，不再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杨照东说。

杭州市警察协会特约研究员、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一级警长童晓辉具备公职律师和公安部高级执法资格，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前对于如何理解《刑事诉讼法》中“固定住处”的概念，实践中确实有分歧。比如某市直属分局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该直属分局驻地为A区，犯罪嫌疑人在本市B区有固定住处，若要对犯罪嫌疑人监视居住，是应该在其B区固定住处执行监视居住，还是因为其在A区没有固定住处而要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针对这些问题，公安部已发布典型案例进行指导，某市直属分局受理案件的范围为全市，犯罪嫌疑人在本市有固定住处，应该在其住处执行监视居住，否则，存在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变相羁押的问题。

正如曾挂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厅副厅长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诉讼案例研究中心主任李奋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的，实践中“指居”不仅有被滥用的趋势，更面临着制度异化的问题，其强制程度甚至可能超过拘留逮捕措施。

（资料图片）在一次针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场所开展的集中演练中，法警配合值班医护人员，对突发疾病的犯罪嫌疑人开展检查、救治。

“脱离监督”易突破口供？

多位法学界人士认为，在公安机关办案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中，“指居”措施颇受青睐。

究其原因，根据张建伟的分析，主要源于其多重便利性，包括不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的居所和看守所进行人身自由的限制，更便于施加控制以及对场所进行操控，指定的居所变成了实际的办案场所，也方便取供，监视居住可以长达6个月，时间宽裕等。

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的上述报告也指出，执行监视居住的手段或方法有不合理之处，变相拘羁押审讯嫌疑人的情况也较多，占比52.7％。

有媒体援引某派出所一位原教导员仇某的话说，《刑事诉讼法》规定，逮捕一般情况下只能羁押2个月。对比而言，“指居”的审讯时间更为充分。

一名律师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在他了解的一起案件中，8名嫌疑人被“指居”在同一间房屋内，房屋中间设置了从屋顶到地板的防护栏，甚至，“8人中还有一名是女性”。

2024年6月13日，最高检发布一批指导性案例，其中包含发生在江苏的一起嫌疑人反映其在“指居”期间遭刑讯逼供的情况，包括遭受殴打及饥饿、违法使用戒具、疲劳讯问等变相肉刑手段。最后，针对刑讯逼供，该案两名侦查人员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嫌疑人在“指居”期间所作的有罪供述也被依法排除。

在“指居”期间遭遇刑讯逼供的案例不止于此。据多家媒体报道，2022年7月7日，34岁的河北省某县住房城乡建设局的工作人员暴钦瑞等9人被以涉嫌寻衅滋事为由，被带到宾馆“指居”。13天后，暴钦瑞在“指居”期间离世。

2024年4月22日，暴钦瑞的家人见到了最高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尸检报告。结论是，暴钦瑞死于肺动脉血栓栓塞引起的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这与他生前遭受长期限制性体位、反复机械性损伤、电击损伤等有关。

暴家代理律师、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佀化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1月，上述事件中的公安局8名办案人员涉刑讯逼供一案将在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上述问题之所以会产生，原因之一是“指居”有时处于监管的中空地带。浙江省一位受访的刑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便于办案确实是公安机关对嫌疑人“指居”的重要原因。不过，他们“指居”时，会主动向同级检察院报备，检察院也会过来查看“指居”场所是否符合要求，“指居”期间全程录音录像也要提供给检察院。

但还有多位受访者称，从法律规定来说，公安机关决定“指居”时，并不需要主动向检察院报备。刘计划表示，因为“指居”的立法本意不是羁押，因此，公安机关采取“指居”措施时，无须向检察机关报备或经其批准。

一位受访的警方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只有针对被检察院逮捕之后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将其变更为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情形，公安机关才需要依法通知检察院。

在山东省一名检察官眼中，虽然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有权也有义务对“指居”进行法律监督，但很多时候，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采取“指居”措施并不知情，因此，难以对其监督。

“实践中，‘指居’成为办案机关控制的封闭场所，尤其沦为获得讯问便利的秘密场所，检察机关的监督大多形同虚设。”刘计划说。

还有多位受访者表示，在“指居”期间，辩护律师会见被监视居住人的申请常常受到办案机关的限制。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毛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指居”地点往往都是保密的，这导致律师会见时,难以找到公安机关对接的人去办理会见手续。即使申请了，也经常迟迟没法会见。

多位受访者表示，被“指居”者普遍认为，因为“指居”存在缺少监督等，他们更渴望被羁押在看守所。

执业律师代存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设置看守所的目的就是实现羁押与审讯的分离。尽管看守所也隶属公安部门，但毕竟是独立的职能部门，负责嫌疑人的审前羁押与管护。这些年来，看守所管理越来越规范，被羁押者的人身安全、休息、饮食保障有很大改善。提审者必须到看守所履行提审手续，遵守看守所的管理规定进行审讯。

改废之争

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立法规划，修改《刑事诉讼法》被列入第一类项目，即“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多次就《刑事诉讼法》新一轮修改广泛调研，听取意见。

《刑事诉讼法》被称为“小宪法”，足见其重要性。而在其四修时，“指居”制度是改是废也备受关注。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高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针对“指居”，现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规范体系，比如“指居”的场所需要具备什么标准、“指居”期间需要哪些外部监管措施、怎么保障“指居”期间律师的会见权利、怎么约束办案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等。

在多位受访的警方办案人士看来，“指居”依然有现实需求，不宜废除。一些受访的警方人士认为，经过几次修改，现行《刑事诉讼法》已对“指居”做了比较客观可行的修正。

广东省一位刑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指居”和取保候审都是强制措施之一，可以互相补充。他曾遇到过有犯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审期间，为逃避刑罚而长期反复怀孕的案例。“这种情况下，‘指居’可维护法律尊严。如果废除‘指居’，法律的执行将会有漏洞。”

高通也表示，我国前三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法学界就有呼声取消“指居”，但因为彼时逮捕率持续在高位，“指居”还是被当作逮捕的替代性措施保留了下来。此外，2012年第二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时，《监察法》尚未推出，保留“指居”，还有出于将“双规”法治化的考量。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看来，“指居”制度完全废除的可能性不大，客观上这项制度仍有存在的现实需要。有些人在办案机关所在地的确没有固定住所，也没钱租房，只能适用“指居”。

高通同样认为，完全废除“指居”制度有一定难度，他倾向于将其保留，但必须严格规定，限制适用。“该制度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被滥用、缺乏监管，如果能够将其纳入监管的话，‘指居’可以起到降低羁押率等作用。”

那么，如果保留，今后又将如何严格限制“指居”制度适用空间？高通举例说，居所分为指定居所和普通住所，办案机关选择哪种居所应该慎重；“指居”的审批手续今后也应作明确的细化。

刘计划则表示，如果刑诉法修改要保留“指居”制度，应当全面还原“指居”的本质并予以完善，以规范“指居”的执行，完善并落实检察机关对“指居”决定与执行的监督，切实保障辩护律师的会见与通信权。

不过，刘计划还是认为，基于“指居”制度积弊太深，直接予以废除亦不失为釜底抽薪的立法选择。

李奋飞也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或需对“指居”制度等《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如果不能通过彻底改造有效解决该制度被滥用、被异化的问题，《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应该考虑对其予以废除。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则在今年发出呼吁，应当彻底取消“指居”制度。

他与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博士研究生魏家淦在今年第五期《中国刑事法杂志》发文称，《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当将合法性原则、相当性原则、变更性原则作为刑事强制措施适用的基本原则。技术性的修法已不能实现“指居”制度的立法目的，应当彻底取消“指居”制度，其功能可被改进后的取保候审所取代。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罗翔也持相似观点。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指居”制度很容易被滥用，其严厉性远超逮捕这种强制措施，即便它可以起到某种积极作用，但是弊大于利，法律无法追求最好，只能避免最坏。废除“指居”制度应该是一个比较不坏的选择。

高通认为，目前，《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还处于广泛调研阶段，尚未有特别明确的修改思路。因此，有必要引导各界广泛讨论，这有利于修改时缩小意见分歧。

他有关的几个日子都会被反复提起。今天是他被训诫5周年。

其他还包括他发出警报的日子和他死亡的日子。三个日子，代表三种意义。

他是新冠时代中国人命运的象征：向社会发出警报的专业人士被打压、约谈，最终失声、死亡，而全社会接下来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他日渐成为很多人的“信仰”，每天都有人在他微博上留言，讲述自己的点点滴滴：失业、失恋，生活中的不如意，也有人生的坚持和进步。

他成为很多人的倾诉对象。这是因为他是“人间的至善”。当然，人们知道他只是普通人，单纯、明亮、善良；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找份工作，靠专业吃饭；有基本的职业操守，胆小怕事，被警察约谈，老老实实写下“能““明白”，签下自己的名字。

正是这种普通让他成为“每一个人”，他是“社会的共识”，也见证了社会的溃败。人们纪念他，不过是保持一种最低限度的质疑，一点倔强。

这种漫长的纪念，是一种建构和创造，也是伤痛和不甘心。虽然微弱，甚至卑微，但在本质上也和当初北岛的“我不相信”一致。

在获得真正的道歉之前，这种怀念和疑问，就不会停止。“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这是他说的。而训诫书上的“明白”，其实是每个人共同签下的一一这再次证明，“一种声音”的力量何其强大，这正是李医生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教训。

他的死是自己生命的终点，却应该社会的某种起点。

在刚过去的2024年年底，文学界坏消息不断。文学出版物停刊的新闻、线上文学内容停止服务的消息接二连三，种种情况让我们不禁会怀疑：文学在当下是不是不行了？

纸媒衰弱、书店关店潮，其实文学的“式微”已是老生常谈，大家一边看着莫言、余华、苏童等大作家上综艺，讲过去自己写作、投稿、成名的故事，一边则唏嘘文学的黄金时代不再。

依赖情怀和愿景造势一时，但是现实是残酷的。为此我们找到“小鸟文学”的主编杨樱聊了聊，从她身上我们发现，我们对文学的爱，不过就是对生活以及所有可能性最真诚的爱。

文学的黄昏？

前不久《书城》杂志发布休刊公告，宣布2025年1月1日起休刊。《书城》杂志创刊于1993年，曾经数度改版，经历多次停刊复刊。杂志海派风格鲜明，内容丰富，栏目众多，每一期内容都呈现出不同的阅读趣味，曾经一度被称为中国最像《纽约客》的杂志。无独有偶，在年底的时候，《文学报》也以交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说法，宣布2025年暂停纸质版的独立邮发。

不只是传统出版物，线上文学内容似乎也光景不好。一年出12卷的线上付费订阅文学杂志《小鸟文学》也迎来2024年12月31日停止更新的日子，服务完最后一个订阅读者之后暂停服务。一度被视为国内文学播客先行者的“可以听的文学杂志”跳岛FM前不久官方宣布了现有团队解散的消息，并更新了最后一期《第218期：自由潜水特别版：上岛吃饭，虽然是散伙饭》。

以上种种情况会让很多人不禁会怀疑：文学的黄昏是不是就在眼前了？纸媒衰弱、书店关店潮，其实文学的“式微”已是老生常谈。但其实就算行业坏消息频发，依旧还是有不少文学品牌依旧在前行，不仅不断有新品牌冒出来，而且不少原来的品牌也根据自身情况调整后有了更好的发展。

在拥抱不确定的当下，或许有一点是确定的：文学的发展未来会如何，不仅需要时间来证明，同样也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

小鸟文学

2021年“小鸟文学Aves”App上线，作为一款付费线上文学杂志，它精准攒聚了一众年轻的文学爱好者，尤其是最初“小鸟文学Aves”开出的高于文学刊物的稿酬一时间令诸多文学爱好者精神为之一振，并引发众多文学创作者关注。它在2021年获得刀锋图书奖“年度阅读平台”。

“小鸟文学Aves”App上线的时候主编杨樱说：“小鸟代表自由，有时代表高度，我们叫小鸟，因为我们还向往一点天空上的事。”3年后，小鸟即将和我们告别，杨樱又说：

“文学本身不是为了某个目的而产生的，如果一定要说什么目的，它是为了成为经典和永恒。”

因为没有目的，也就无所谓成功与失败。对于小鸟的停止更新，杨樱不以为意：“App的内容停止更新不代表我们的工作停了，我们还会一直做，还会用不同的形式去呈现。”

在小鸟运营的3年多时间里出了不少杰出作品。2022年，伦敦政经学院的人类学博士生周雨霏的非虚构作品《驯服与被驯服的：在拉萨繁育藏獒》在小鸟首发，之后被大众知晓，拿了不少文学奖项。这篇关于藏獒和女性的故事既有社会研究者的学术严谨性，也不乏创作文学感，“我们找周雨霏约稿，结果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杨樱用周雨霏的例子向我们解释小鸟文学的独一无二性，“我们多少提供了一些市面上没有的、有创新型的内容，一般人可能不会写。”

比起专业作者，集聚素人写作者的“24 小时文学聚会”栏目更是小鸟独特的典型体现。“这是个素人投稿的栏目，很多作者非常年轻，90后95后甚至00后，他们的文字一看就是没什么规则，是没有被规范过的表达。可能看上去有点野，题材也非常野。一般常规的文学杂志是不会接这些题材这些文章的，但是小鸟就会发表。”

敬美好生活

即使“小鸟文学”停更，杨樱是不会停的。自始至终，文学只是杨樱创造美好生活途径的一个分身。至于何为美好生活，要追溯到10年前。

2014年社交媒体初起，杨樱和伊险峰带着团队打着“何为美好生活”的口号上线了《好奇心日报》。凭借着高质量的PGC（Professionally Generated Content）输出，《好奇心日报》讲述在消费主义下如何更好生活，其商业洞察、生活方式和年轻中产的内容核心精准打中20-40岁之间、关注商业、科技、互联网“高精尖”人群，一时间《好奇心日报》和杨樱名利双收。只是4年后的政治环境对内容的自由度产生极大限制，两人做出关停的决定。产品是关停了，但是做内容的心从来没有放弃。之后某一天，投资人找到他们，希望他们再试一试媒体平台。“我们第一反应当然是好，并且我们决定依然围绕‘何为美好生活’这件事。不过，新闻是不能做了，那我们不如就转向文学好了。于是小鸟就诞生了。某种程度上，‘小鸟’和‘好奇心’是一脉相承的，‘小鸟’是‘何为美好生活’文学向的衍生。”

说干就干，2021年“小鸟文学”上线，定位成一款专注于提供高质量文学内容的阅读平台，内容涵盖虚构文学和非虚构文学。“小鸟”提供付费阅读服务，由杨撄担任主编，编辑委员会由彭伦、李静睿、曾梦龙、伊险峰等人组成。“在世界变得模糊不定之时，让文学杂志的价值是在一个崩坏的语言环境里，让人保持对文字的敬意”——这是编辑们口中的小鸟文学，也是杨樱心里的“美好生活”。

Q：作为一个线上的软件内容主编，和传统出版的主编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杨樱：我觉得挑稿子严格是我们的一个特点。我们有一个三个人的文学小组来审稿，我们三个人对每一篇稿子投票，要得到三票的稿子才能上刊。

做小鸟我们还有一些比较犟的部分，我们希望用不同的形式去接触正在发生的话题。虽然文学不是新闻，但是我们想成为一个新闻的延长线。不能直接触碰，但是希望可以回应，哪怕是以从知识结构上作为回应都可以。这在我们的各个栏目中都能看到。我觉得这是我们和传统文学刊物最大的不同。也许可以说我们距离当下更近。

我觉得这种内容的“当代性”并不是线上和线下的区别，这是一种选择。你需要有一种对“当代性”探讨的欲望和动力，然后去落实。

传统的文学杂志，比如说最知名的《收获》《花城》《人民文学》等等，作品被刊载在这些杂志上已经是一种荣誉、一种社会认可，你被选中排上可能要等几个月甚至一两年，这种情况下它没有必要实现这种当代性。

Q：在大众认知中，文学就是理想主义的代名词，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杨樱：我觉得文学是理想主义代名词之一吧，理想主义太多了，它不只有文学。

我大学的时候有过一个经历。我当时看一本叫《植物的欲望》书，那本书是讲的四种日常植物的故事，其中讲到苹果。书中提到“苹果是如何驯化人类”的这件事，大意是说苹果得到被大范围普及播种其实并不是我们人类的选择，而是它吸引人类让人类繁殖它。我看完大受震撼，非常有感触，于是我在一次计算机课上和我身边的同学分享了这件事。我到现在都记得他看我的眼神，可以说毕生难忘。那种眼神不是好奇也不是责备，而是一种质疑，他质疑你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么奇怪的东西。在他的认知里，这件事是一件没有用、没有价值的事情。在那个时候我好像就感觉到，我似乎和他们不太一样。

其实文学应该就是类似这种东西，没有目的性，没有实际价值。文学本身不是为了某个目的而产生的，如果一定要说什么目的，我觉得它为了成为经典和永恒。文学是值得做的事情，我现在也还有能力去做。

Q：你如何看待AI与创作的关系？

杨樱：我也刚开始玩这个东西，挺好玩，各种AI工具有各自擅长的，我会有时候用它写个诗、画个画，跟它玩一玩。很多初级工作AI可以完成的很好，比如说翻译，比如说写请假条、说明书。你如果说AI与创作的关系，我觉得它在努力模仿人类的思维模式，而且在学习速度上不可小觑。现在如果拿AI生成一段影像，可能真的还分不清到底是人工的还是AI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AI是有创造力的。我觉得去评价AI的创造力其实要看操作AI的人。你如何训练它，它就会有何种的体现，你是什么水准，你就能把它用到什么水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AI是人类非常好的合作者。

本哈明·拉巴图特的《理性的疯狂梦》是一本讲述人工智能的长篇小说。它从冯诺依曼一直探讨到李世石，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它描写李世石败给了Alphago的部分。他有一个场景的描写，说李世石输掉比赛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羞耻心，作为人类，他在做完一些行为之后他会有情感，这种情感可能是羞耻、懊悔也可能是感觉压力。Alphago与之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感情的干扰。比如在下了一步非常愚蠢的棋之后，Alphago毫无感觉，虽然操作它的科学家可能惭愧的无地自容；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李世石身上他可能就会想死，也会影响他的下一步棋。

虽然我无法评价AI是不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作者，它的终极形态我也无法想象、更无法评判，但是我认为，AI是一定不会取代人类的。像书里写到的，无法产生感情可能是AI的优势，这也正是它无法取代人类的原因。只要你有足够的方法，AI是可以被预测的，它的路径和结果都是可以被推算出来的。但是人类因为有感情，所以不可预测。你不会知道突然之间去杀了个日本小孩的人在想什么，你也不会知道冲到广场上刺伤几十个人的人他在想什么，甚至连你身边亲近的朋友家人你都不理解他们在想什么。

我觉得人性的这种不可预测是创造力的来源。

Q：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可以和我们分享下吗？有哪些书对你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杨樱：我大学里看过一本小说叫《手提箱》，篇幅很短大概就5万字，作者是谢尔盖·多甫拉托夫，是一个流亡的苏联作家。前两天我碰到了他的另一部小说，叫《我们一家人》，他真的就是写了十三位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的亲人，读起来轻松诙谐很有趣，背后其实是有深刻意义的。多甫拉托夫在被译成简体中文好像就这两本书，06、07年左右出过一版后就没有再版了，现在好像只能在图书馆找到了。

今年我非常集中的看了米兰·昆德拉的所有作品，除了话剧没有看其他应该都看过了。当然我以前就看过昆德拉，但是没什么印象，今年又重新再看觉得太喜欢了，把他列为我最喜欢的作者。我看到有八卦说为什么昆德拉没有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太挑剔了。因为他这个的性格所以其他文学创作者和他的关系都不好，诺奖的评委也就自然不喜欢他。这个算是八卦野史，但我觉得挺有意思。

还有一个我很想向大家推荐的作家，齐格蒙特·鲍曼。他的书可以给你很多东西，所有东西都可以在他的书里找到答案，什么狗屁工作、什么工具人、什么女性主义，这些他都讲过，而且是20年前讲的。你很难想象一个人可以从集中营说到 TikTok，这个人太神奇了。

Q：小鸟文学的未来会如何？

杨樱：目前的状况就是我们打算暂停了。我们会更新到今年12月31日，是因为我们最后的一个订阅者订阅期间是这个，就算只有一个订阅者，我也要为他更新完。不过我想强调下，暂停的是付费部分的电子杂志，但是内容形式是我们自己定的，我们还会继续做内容，但可能不是以一月一卷的形式。具体是什么形式我还没有计划。其他新媒体平台上的更新我们还会继续。

2024年末，极越汽车受到关注，是以一种不同寻常的倒掉方式。12月11日下午，内部全员会宣布开启“创业2.0”阶段，几小时后团队原地解散。

收到解散通知的时候，测试组长肖琴刚把接下来两周的工作做好分工安排，订了大包间组织团建，准备鼓舞士气。她来自河南农村，是家庭经济支柱，所在工区少有员工听到风声。“我今天还干活吗？”大家都懵了。

上海工区的整车软件开发工程师陆明，在公司闪崩前不久，被非正式通知部门解散，工作停滞。在他和同事们的视角中，上市分红的大饼一直在画，互联网病早已深入公司内部。极越宣布解散后，他在公司熬了一夜等谈判结果，第二天赶着去参加面试——冬天本来就不是应聘的好季节，他背着房贷，不能有断档期，在这个年末攒了五六个面试。

公司命运起落之下，多名员工回顾了他们身处其中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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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失的署名

12月11日星期三下午，距离团建聚餐还有一个多小时，肖琴发信息让调休的人早点到。

前一天刚到了5台新测试车，作为组长，她把外包人员分成两班轮休，打算周末加班。测试哪些场景、车速多少，规划已经排到了2025年Q2。担心前阵子公司有一半外包岗被裁，影响组员心态，她预订了公司十公里外的一家湘菜馆，那里有坐得下全组二十多人的大包间，想鼓舞士气。

收到消息，四五个调休人员不明情况，以为临时有活儿要支援。饭桌上，肖琴挨个划拉菜单，荤素搭配、冷热比例都顾不上了，够吃就行，点完菜她开口——“对不住大家，本来想年底之前肯定是稳的，不会再为工作奔波着急，好好干就行了。但现在是我们（正式员工）都会（被）开掉了。”

团建就这样吃成了告别宴。大家喝光了七瓶汾酒，互相感谢，还在吃胃药的男同事主动要喝，“最后一次了，你现在不喝啥时候喝？”肖琴记得，另一个话不多的员工拉着她不断重复，“琴姐，你以后一定要拉我”，这位员工三十来岁，媳妇正怀着二胎。

一桌子人几乎同时失业，这是肖琴怎么也没想到的。这天早上，她如常到公司，忙着准备资料，11点有个线上会。她所在的工区，不到二十名正式员工，外包人员一百多名，主要负责智能驾驶测试，每款车型投入量产前，要在这里通过一系列验证。

差几分钟就到开会时间，会议临时取消，研发和测试的主要负责人请假。这种事常有，她并没当回事。十二点半午饭时间，肖琴被拉进一个部门大群，上海总部的员工也在，有人说“赶紧宣判”，建群的领导说，“等我把手头上的工作忙完”。肖琴猜测，可能要裁员。

到了下午4点，CEO夏一平召开全体会，肖琴没听到“解散”两个字，反而解读出了积极的意味——会上说要进入2.0创业时代，“一场更加激烈的战斗即将到来……管理层将全力以赴，与大家共渡难关”。但会上也说，公司没钱给大家交11月的社保了，肖琴认为，“发不出来钱了而已”，她跟同事王浩宇说。

极越汽车自诞生以来的日子。讲述者供图

王浩宇在一个小时前，本打算把存有数据的硬盘寄给供应商，上海总部的一个同事提醒他，“东西不寄了，保管好个人资产”。他早上刷到公司解散的小道消息，问资方同事，对方回答微妙，“老板会给出解释”。他猜测，公司出现了短期资金不足。

而在上海总部，员工陆明早有心理准备，已经在投简历面试了。陆明记得，11月底就传出裁员消息，外包50%，正式员工40%，没过一周，部门例会全部取消，工作暂停，领导也非正式地通知大家“自己找出路”。

听到CEO说，“如果现在签离职协议，还能去找下一家新公司把12月社保交了。”王浩宇心里做好的最坏打算是——可能未来几个月没有工资。会后，HR来谈离职方案，他还主动说：“我接受几个月没有工资，自己先垫钱交社保。”

这是多名员工的想法，跟公司共患难，以后企业上市，以元老级员工身份，拿到股权分红——这份信心来自百度、吉利两大股东背书，以及“懂车帝”的销量榜单。2024年9月，新款极越07上市之后，从外部数据来看，销量开始往上走，大家开始畅想，明年可能一个月卖到三五千台。“况且年底工作不好找，降薪或者去小公司还不如在这停薪留职捱几个月”，王浩宇说。

裁员通知传到肖琴，她始终不相信是全员裁员，发消息让调休的人早点到，“不管怎么说先把饭（团建聚餐）吃了”。

第二天（12月12日）上午10点，她和同事们相约去和HR谈社保断缴和赔偿金，才知道公司一夜之间没有了。HRBP只有两句话，“我也不知道”“我不能决定”，有人提出跟上一级HR谈，对方推脱，“下周我也不在这了”。

工区开始出现混乱。王浩宇见到，一名外包员工赔偿谈得不顺利，从试驾车里拿走逆变器、灭火器，发泄不满，眼看要拿走桌上的硬盘，被王浩宇拦下。他赶紧收拾挂在自己名下的资产——上万的设备带回家，剩下的堆进测试车，开到工区外一处人少的地方锁起来。

他们所在工区，价值1000万的测试机器人、20多万的扫描仪，7000多块的椅子，分散挂在各员工名下。之前这些设备放在靠门很近的地方，方便拖出去测试。“现在公司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不安全。”王浩宇的这句话很快应验。

当天下午五六点，来了几家供应商，开叉车和板车，想要把测试车带走抵债。一楼车间的卷帘门敞开，王浩宇看见有个男的坐进一辆测试车不出来，但因为没有电子钥匙卡启动不了。另一个穿深色羽绒服的中年男人说来拿钱，尾款还没结，王浩宇搭话：“别找我，我也是要钱的。”

当公司进入无管理状态

12月12日这天，听说另一个工区有丢微波炉的，肖琴开始清点组内资产，把小件收进纸箱搬到车间，和贵重的测试机器人放在一起，用四辆车把设备放在车间深处的一个角落。大家商量，让行政人员取消员工进入权限，防止供应商拿走，也防止出现“叛徒”；之后（员工）如果拿不到社保和赔偿，看能不能变卖这部分资产。

肖琴仍抱有一丝幻想，公司还会留一部分人维持运转，至少有序地赔偿、解约。直到饮水机、微波炉、咖啡机、厕纸，以及保洁工具和绿植，一样一样被供应商撤走，来上班的意义，只剩下谈社保断缴和赔偿金。

按照HR给的说法，员工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12月16日前签订离职协议，获赔N+1，次年2月15日才可以拿到；二是留在公司继续上班，但没有社保和工资，相当于“自费上班”。距离11月社保缴纳日的截止日，仅剩2天，员工普遍反馈，“太仓促了。”

研发工程师陆明参与了12月12日上海总部的谈判。他注意到，15名员工代表在会议室，跟CEO谈，人力总监也在；大部分员工围在会议室前等结果，曾有一个供应商出现，大喊欠债还钱，有人上前制止，担心影响员工问题的谈判重点。

之后两天，在工区角落，陆明还看到五六个工程师，围着电脑研究智能语音的改进方案，想做出一个离线之后也可以稳定使用的版本。

肖琴和同事进入了无管理状态。每人出二十块，采买饮用水、打印纸和厕纸。垃圾先自己收拾，他们准备了一个大垃圾袋，把各自的垃圾聚集，“如果后期实在搞不定，再考虑请日结保洁员。”

肖琴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等到结果，“离大大本营太远了，我们都是后知后觉。”看到上海的同事提出了一套员工的赔偿需求，她和同事们自发给谈判代表转账，让他们买早餐和药品。

处在“后知后觉”的岗位，31岁的肖琴对公司一直抱有信心。她刚来公司是在2022年8月，工区还在装修，水泥地，喷漆的时候，她搬着办公桌去室外工作，下了班再搬回去。到了冬天，四个电暖器同时开就会跳闸，贴好几个暖宝宝也不管用。说起过去两三年的经历，肖琴忍不住心酸。

极越是她干得最久的一份工作，入职时HR告诉她，“现在加入就是元老级别”“新能源汽车制造正在风口，会出现三个新的车企。”肖琴入职不久就被提拔成组长，跟隔壁组的河南老乡，私下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

测试工作总伴随着风险，尤其是智能驾驶测试，是要把驾驶交给机器。她眼见同事为了躲避障碍物紧急打方向盘，撞到路灯杆上，车胎爆了。在团队，肖琴是为数不多保持劲头的人，她是家里老大，妹妹是博士后，父母没有退休金，肖琴是全家挣钱的指望。在工作中，她也习惯于把活儿揽过来，想多存些钱，再找机会转岗。

12月初，文创工区的研发人员赵书林已经预感到不妙——他所在团队裁员比例达到50%，出海业务资质认证也叫停了。赵书林没在裁员名单上，但他主动找领导申请把自己加上，“裁员比例太高了，预感公司发不出年终奖，不如拿了N+1直接走”。但名单还没公布，公司就解散了。

员工归还资产。

门店信号更弱。公司倒闭的消息传到号称“杭州最大门店”时，25岁的店员李浩刚入职3天，早上店长还问他，“明天有没有试驾的客户？”西安一家门店店长王雨安，已入职一年，从四个员工发展成十四五人团队，他一直觉得有成就感，和公司一起在成长。

王佳是入职一年多做产品运营，已到孕晚期，预产期在一月份。据她介绍，公司有80多名孕产妇，还有刚怀孕两三个月的，接下来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将近两年多的时间，“没法找新工作，没有公司会接收一个孕妇”。

12月12日晚，陆明和很多上海同事一起在公司熬了通宵，终于等到公司允诺，第二天为全员缴纳11月的社保。13日，他赶了两场面试，一个传统车企，一个新能源车企——冬天本来就不是应聘的好季节，他背着房贷，不能有断档期，在这个年末攒了五六个面试。

985毕业后，他找到一份待遇不错的车企，两三年后认识了妻子，前年迎来他们的孩子，计划着把两室一厅换套大点的。他离开传统车企来到极越，降了一点薪，因为“厌倦国企工作重复性高、更新慢，这个「从零到一」的项目有挑战，能带来成就感”。

14号是陆明36岁生日，往年妻子会准备蛋糕，全家吃顿饭，这次没了心思。陆明早晨吃了碗清汤手擀面，加两个荷包蛋，扒拉几口赶往公司，“这是本命年最后一道坎”。

谈拢社保后，陆明观察到，谈判节奏明显变慢，群里气氛也变了——有人开始怀疑员工代表被收买；要钱也产生分歧，在群里讨论两句，还会被指责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不去现场，啥也不干，捐款的时候也不捐，就知道瞎出主意。”他看到群里说。

立项慢、上路快、击鼓传花

陆明在一个新项目组，自主研发电子电气架构。项目组2023年底成立，一半人是新招，另一半复用其他部门员工。陆明介绍，目前极越上市的两款车，是在吉利的电子电气架构基础上做的，修改要通过吉利，相当于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而研发一套自己的架构，落实到一台车上，至少四年。

招聘他的领导，面试时也讲明了项目的不确定性，有可能成不了。但陆明当时判断，“既然开始自研，说明这个车企还是有希望的”。入职后，项目进程比他预期慢得多——在陆明的讲述中，本该在四月份发的第一版需求，到八月份才提出，还是非正式的，因为没有立项；本来计划六月立项，推迟到了2025年六月。

陆明之前在传统车企工作多年，原以为互联网企业，部门之间沟通更顺畅，结果“部门墙”也很严重，其他部门的配合显得滞后。陆明推测，部分管理层对这个项目可能还是犹豫，他渐渐不急了，“慢就慢吧，给发工资就可以了。”

根据公开报道，2021年3月，极越汽车的前身集度汽车诞生，当时百度和吉利分别持股55%和45%。然而第一款车型就卡在缺乏造车资质，在上海车展被叫停；集度叫停后，极越是吉利从已注册的品牌库里挑出来救场的。

员工赵书林在公司闪崩后才意识到资质的重要性，“如果公司有独立造车资质，即使破产，也会有企业冲着这块牌照来并购”。而在另一员工崔笑的叙述中，拿不到资质的原因归结于，前几年新能源汽车处在风口期，大量资本涌入，导致2022年开始汽车生产资质发放收紧。

12月17日流传广泛的一篇由员工匿名撰写“极越闪崩时间复盘”文章分析，公司闪崩是产能过剩和产业转型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据相关统计，从2018年到2023年，5年间共计超过400家新能源汽车企业消失。新能源车市场呈现两级分化：销量、产量飙升，但行业的另一面，是车企在激烈竞争下的淘汰赛。

多名极越员工表示，公司上市分红的大饼一直在画，原本需要预留时间检测、检验的功能，直接到汽车上路还接着检测。负责测试的王浩宇说，“以前一个实验做完基本上几年，现在一年都出两台车了。”

供职于另一家新能源车企的技术管理人员孟佳然表示，互联网管理者在车辆制造中习惯沿用做软件的思维，要求快速迭代，“产品做出来，简单验证一下没问题，就推到市场，让用户去验证，并没有考虑真实的用户需求。”

他在传统车企工作过十年，“汽车开发周期至少两三年，经过两冬两夏，两个高温实验和两个低温实验，因为一些硬件问题需要长周期的耐久实验，才有可能发现，比如之前就出现过悬架断裂的问题。”孟佳然发现的问题，会通过邮件或会议纪要提出来，他刻意在每个环节留下文字痕迹，写明发现的风险点。

据孟佳然了解，就算管理层出身传统车企，也会在投资人的催促和同行压力下匆忙将车辆上市。大部分新势力厂家都存在这种情况，“车已经上市了，还在不停改，不停做实验。如果发现问题，就再改，甚至不惜上门给客户升级或更换。”

前研发工程师陆明一直没买新能源汽车，除了验证时间短，另一个原因是不放心供应商的质量。陆明认为，激烈竞争导致车企对供应商疯狂压价，而供应商“缩减成本最终肯定是质量下降”。

他举例，有的供应商投了很多钱做研发，临了准备往车上装的时候，突然被换掉。还有的供应商结账使用承兑汇票，拉长付款周期，结果被拖垮——新能源车在供应商圈被形容为“击鼓传花”的游戏，每人Auto曾报道，“不知道到谁手里，热闹就消失了，变成一堆找不到人兑换的空头支票”。

极越的经营者在成本上缺乏控制，对投资者怀有盲目信心，即使在资金迟迟未到时，新的门店依旧在推进，是这家公司在此轮媒体复盘中最为诟病的问题之一。

崩盘前一两个月，极越曾向两大股东多次请求支援，财新杂志在其报道中梳理，百度提出极越融资10亿元，自己和吉利再各出10亿；（2024年）九十月份，融资一直没到账，银行决定不再给极越续贷。

现金断流后，极越迅速崩盘。据21世纪经济报道，截止目前，极越欠款总额为70亿元，其中百度9亿元、吉利26亿元，银行11亿元，其他包括供应商在内的欠款达24亿元。

一丝幸运

12月16日周一上午，是之前公司约定的last day。肖琴和同事们收到物业发的函，厂区欠租金40多万。水电暖暂时不会停，因为之前按季预付过款，可以使用到月底。上一周没来得及收的会议室话筒，丢了俩，说不清是谁拿走的。

过去几天，每天大家都互相问，明天还来么？肖琴每天都来公司，她在家待不下去。洗漱的时候，父母在厨房做饭，姥姥开始擦地，姥爷坐在她边上，想问又不敢问。父母都在打零工，过去一年没怎么接到活。正式得到她失业的消息后，母亲开始跟她要简历，说找人帮忙。

隔壁组的河南老乡张俊义找到了零工，给鞭炮厂做设备升级，面色缓和了不少。截至16日，他已经投出去175份简历。张俊义一家三口住在天津，女儿5岁，房子在2018年高点入手，月房贷七千。妻子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稳定但收入不高，能维持日常生活，但家庭大头支出都要靠他。

2024年又多了两笔债务，一笔是媳妇借钱给弟弟结婚的60万，另一笔是自己借钱炒股亏的二三十万。媳妇和张俊义一样，都来自农村家庭，娘家手里没钱，又希望弟弟风光结婚，把买车、彩礼、买房首付和酒席钱全包了。而张俊义想要快速还掉买房的借款，两次从银行贷款炒股，结果都亏进去。年终奖原本是他堵窟窿的期望，现在落空。

媳妇埋怨他炒股亏钱，张俊义反击她借网贷给弟弟结婚。媳妇说，她借钱至少还算是干了点正事，但炒股亏了就是没了，张俊义也说不出什么。最近，他陆续收到了几个offer，都在南方。他选了一家稳定但薪水少的，决定南下，“（那里）感觉倒不了，会一直有口饭吃，其他地方，35岁后不知何去何从。”

12月19日下午三点多，员工们终于等到赔偿方案——普通员工将拿到N+1的经济补偿，2025年1月20日之前支付，垫付资金由百度、吉利打入监管共管账户；工资结算延长至12月20日，员工的社保和公积金由公司缴纳至12月。

12月20日，张俊义和同事们都签了离职协议。临走的时候，肖琴跟他告别，说过年回老家聚。肖琴刚被一家车企拒绝。被拒那天晚上，她再也绷不住，给小两岁的妹妹发了信息，“睡了没有？”她住的地方不通地铁，和妹妹读书的学校离得很远。

妹妹很快打回电话，她知道肖琴很少在家人面前示弱，是照顾全家的角色。肖琴在电话里哭了，说公司倒闭，觉得自己在努力奋斗的一件事情，一下子没有了。妹妹安慰她，这个行业不适合你，就换个行业，两人聊到凌晨三点。

王浩宇接受了降薪，但他面试的公司中，有家一听他在极越的薪资就没了回音，王浩宇猜测对方担心自己把这份工作当跳板过渡，不会长期干。圣诞前倒是有家公司愿意接收，但提出降薪30%，他想了想还是没去。

签离职协议的第二天中午，大家聚了个餐，庆祝拿到赔偿。聚餐时聊到几家同年倒闭的新能源车企，又生出一丝幸运：“比高合跟威马强，他们破产倒闭很慢，拿赔偿啥的费劲，我们这不到10天结束了。”

（文中人物为化名）‍

“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今后拉清单，这都得应验的。”

用法律保护自己，成为小谢重建自我的重要部分。

2024年12月27日，两年被家暴16次的小谢终于等来了法院的刑事终审判决。武侯区人民法院判定，贺某阳多次家暴妻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10个月，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1年。

小谢早有心理准备，但并不愿意只接受这样的结果，她决定继续上诉。这样的坚定诉求来自一次次看到伤口产生的后怕，和对贺某阳“出来后一定不会放过我”的恐惧。

自2021年5月结婚以来，小谢被前夫贺某阳长期家暴，最严重的一次，小谢被殴打致十二指肠、左肝破裂，肾功能受损，腹腔积血，身体四处重伤二级，五处轻伤二级。

现在，她的左肾已完全萎缩，丧失功能，她只能带着受伤的身体，在一遍遍的努力中，慢慢重建自己。

网友寄来的小谢和80岁奶奶的画像，被她一直摆在出租屋里

16次、21处、30厘米

小谢1米53，80斤左右，在她瘦削的身体上，布满了大大小小21处伤疤，最长的一处30厘米，从腹部延至胸腔。

2024年12月25日，小谢前夫贺某阳涉嫌故意伤害、虐待一案在成都武侯区人民法院开庭。一位旁听人员告诉深一度，贺某阳对故意伤害罪口头认罪认罚，但对虐待罪予以否认，称在其与小谢婚姻存续期间，只有间隔约7-8个月的3次家暴行为，并非小谢在网上所说的16次。

贺某阳称，2023年4月15日在陶德砂锅的“打架”不算家暴，在主观上不具有虐待的动机或者明确的犯意，因此不构成虐待罪。他还提到，4月25日的“家暴”只是拍了一下她的肚子，左肾萎缩是因为她（小谢）吃药导致的。“是小谢自己不愿意去医院”。

小谢听到这些话再度崩溃，“轻轻拍一下能把我的肝肾肠子都拍烂吗？”

两年来，小谢甚至总结出了贺某阳对她动手的规律——每一次“大家暴”后，都会跟着几次“小家暴”——“大家暴”指伤筋动骨、头破血流，“小家暴”指扇耳光、拳打脚踢。大大小小加起来，两年共有16次。

2023年4月15日，小谢与贺某阳还有朋友一起在陶德砂锅店吃饭，席间，她与贺某阳发生口角，被对方接连扔了四盘滚烫的热菜，肩颈处很快被烫出水泡，这回是她第6次因遭家暴走进派出所、警察第2次开具《家庭暴力告诫书》。

在派出所，一位女警官看到小谢身上的水泡，让她写申请书申请将丈夫拘留。警察后来跟小谢讲，当时没有强制拘留，是因为这种情况，对方出来后容易变本加厉进行报复，在他们派出所有这样的先例。

小谢和贺某阳当着民警的面签署了一份离婚协议。她觉得，只要能离婚，做什么都可以答应，她决定放弃分割财产和女儿的抚养权，每月向其支付5000元的抚养费。但在出了派出所后，贺某阳就跟她说，刚刚的保证，只是为了不被拘留，不是为了真的离婚。

小谢望着身边这个多次家暴她，且次次都答应协议离婚的人，这一次她不再相信他的下跪、泪水和求和，决心起诉离婚。

在其后的一周里，小谢住在了好友家，并着手收集医院就医的证据、家暴告诫书，4月24日上午，她前往武侯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并提交离婚诉讼材料。工作人员告诉她，因缺少男方户口信息无法办理，只需补齐这份材料，次日一早就可以为她办理起诉离婚。

没想到，小谢当晚被打，进了ICU。

当天晚上，贺某阳的表嫂多次给小谢打电话约她吃饭，并再三保证不会告诉贺某阳，小谢选择相信。吃完饭，表嫂送小谢回家，贺某阳的车跟在了她们的车后。

朋友居住的是老小区，周遭很黑，她下车走了200米觉得莫名害怕，跑了两三步，贺某阳就猛地从后面将她扑倒，先是夺走了她的手机，后把她拖上了车，带到一处酒店。

在酒店房间内，贺某阳翻查了小谢的包。包和手机里有小谢受伤的照片、告诫书、人身保护令。贺某阳意识到小谢是真的想起诉离婚，他暴怒，朝着小谢吼，“我让你去报警！我让你写人身保护令！我跟我妈交代好了，我把你弄死了，就去给你顶命。”

小谢说，这次被打的力度比以往更重，贺某阳双手猛锤她的胸腔，鼻子被狠狠打了一拳后，她就疼晕了。

再有记忆时已是凌晨。小谢赤裸着躺在床上，头疼，视线模糊，四肢动弹不了，肚子涨得“像怀孕七八个月那么大。”而贺某阳就躺在自己身边。

小谢不记得昏迷的那段时间又遭遇了什么，她恳求贺某阳念在孩子的份上，带她去医院，但对方不为所动。

直到早晨8点，她听到门口有人走动的声音，忍着剧痛向门口喊救命，贺某阳将她拖进酒店的卫生间，门外传来男声，“喊救命的女的再不出来说话，我就要报警了。”贺某阳拿结婚证给对方看，“她是我老婆，我们两个吵架，你不用管。”

过了几分钟，酒店的工作人员报了警，警察来后，询问小谢是否去医院，还提到，如果不需要做笔录就不用去派出所了。

小谢回忆，贺某阳允诺带她去医院，将她从酒店的步梯拖下楼后，麻袋一样丢在绿化带里，过了一会儿，又被塞上了车。她记得，贺某阳大约处理了四个小时工作后，才将她送往只要十分钟就能到达的医院。

到达医院已是中午，那时小谢已经感染性休克，昏迷前，她听见有医生说，“马上做手术”。

昏迷三天后，小谢再睁开眼时，嫂子正穿着防护服站在旁边，拉着她的手说“没事了没事了，手术做完了”，嫂子背后是转身哭泣的爸爸。

在ICU待了8天，小谢才脱离生命危险。醒来后，她得知贺某阳已经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真正能与人正常交流，已是躺了十多天后，她醒来看到自己的鼻子里塞了手指粗细的胃管，再往下看，从胸腔到肚脐，有一道30厘米长的伤疤，腹部右侧开了一个拇指大小的洞，引出一个透明的造瘘袋。

每天，医生要用棉签占着盐水清理她化脓的伤口，小谢疼得直流泪，还安慰父母，“没事、没事。”父母和哥哥也只敢在背着她时才哭。

直到她出院时，她的腿和脸都没有完全消肿，耳鸣的现象也没有完全好。四川现代医院出具的出院病情证明书上记录了她身上的21处受伤部位——左肝广泛挫裂伤伴出血、十二指肠挫伤伴破裂、回盲部及末端回肠广泛挫裂伤伴破裂切除、胰头部和肺挫伤、蛛网膜下出血、脑挫伤、急性腹膜炎、左肾挫伤、鼻中隔偏曲、左侧三根肋骨骨折、脑震荡。

住院治疗时的小谢

“你不会家暴我吧”

躺在病床上，小谢常常问自己，为什么离个婚，命都差点没了。

小谢与贺某阳相识于她的女装售卖直播间。2013年，小谢大学毕业后，贷款15万元，在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租下了一个小档口，做服装批发生意。

工作四五年后，她很快攒够了180万。2018年，她南下广州做源头服装生意，但投资失利，她将销售重心转至线上。

一天，贺某阳逛进了她的直播间搭讪，“咱们俩是巴中老乡呀，有空一起出来吃饭。”

小谢说，她对贺某阳印象不错，看起来高瘦文气，做广告装修生意。并且，两人都是“吃货”，懂吃也爱吃。让小谢觉得最温情的时刻，是湿冷的冬天下班后，贺某阳递给她一串热乎乎的“烤苕皮”。就这样，两人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

两个月后，贺某阳开始提结婚的事，小谢回忆，他大多时候以半开玩笑的方式“激”她，说“你是不是不敢结婚”“有本事就结婚”“一年内还不结婚，就分手。”

小谢说不清心里的感觉，那时她在广州创业失败的挫败感还没完全消散，虽然觉得感情推进有些快，但又想，贺某阳似乎也体贴，挑不出毛病。

2021年5月20日，在交往十个月后的一个阴雨天，两人回老家巴中领了证。

让小谢想不通的是，明明结婚是件喜事，自己却在老家顶楼的天台上大哭了一场。如今回忆起来，她还是觉得没来由，只是试着总结那种预感——“千万不要在自己低谷期、缺爱的时候随便找个人将就。”

小谢哥哥称，最初小谢和贺某阳交往，家里人都不同意，因为两人认识时间不长，男方还带着一个孩子。但拗不过小谢喜欢，一家人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着这个被宝贝大的小女儿。

贺某阳家暴的本性很快暴露。

结婚后两个多月，7月9日，小谢查出怀孕后一周，贺某阳的儿子跟她说，贺某阳与前妻在一起去机场时，把头靠在前妻的腿上。她发微信问贺某阳是不是有这回事，没想到招致的是贺某阳的暴怒，他从客厅冲进卧室，一只手掐住她的脖子，另一只手扇她的脸，吼着“让你瞎说！让你瞎说！”

小谢睁大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人，觉得如此陌生。在此之前，他从未流露出肢体暴力的迹象。

之后，她又被拖到室外。一位男性外卖员把她送到附近医院，帮她报了警。小谢混身是伤，脸也肿了，鼻子还在流血。她在医院等到警察来，希望可以拘留丈夫。警察答复，“办案有流程，不是你想拘留就能拘留。”警察没有叫贺某阳做笔录，只在送小谢回家时对贺母说，你转告你儿子，以后不能打老婆，再打就要拘留了。

按照法律规定，公安机关接到家庭暴力报案后应当及时出警，制止家庭暴力，按规定调查取证，协助受害人就医、鉴定伤情。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小谢第一次被家暴就这么了结了。

小谢在卧室听见贺某阳妹妹在客厅与贺母小声交谈，“他怎么还家暴，还以为他这几年改了。”

听到她们的交谈后，小谢次日翻找了家里所有的文件，最后在贺某阳的抽屉里，发现了他与前妻的离婚判决书——“婚后因被告脾气暴躁……常对原告恶言相向、大打出手，致使原告无法再与被告生活，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看到这份判决书时，小谢打了个冷战。她想，如果有办法一开始就知道他跟前妻离婚的原因，一定不会跟他结婚。

婚前，贺某阳就经常说脏话，隐约透露出脾气不好的一面。她曾半开玩笑地问贺某阳，“你这么爱骂人，不会家暴我吧。”贺某阳打趣她，“怎么会呢，我的前妻家暴我还差不多，她不仅嫌我家穷，还要拿刀砍我。”

彼时甜蜜期的相互调侃仿佛埋下了反转的隐喻。小谢后来才从贺某阳朋友处得知，贺某阳说前妻“要拿刀砍他”是真的，也是源于一次次被贺某阳家暴后的忍无可忍。

小谢在法庭外接受媒体采访

“我养你”之后

贺某阳暴戾的行为折磨着小谢的身体，经济上的控制也让小谢失去自由。

小谢怀孕后，贺某阳劝她放弃开服装店，专心照顾孩子，说“不用担心钱，我养你。”

想到实体店生意不如以前，小谢接受了这个提议。贺某阳给她开通了每月2000元钱的亲属卡，一天和贺某阳散步时，她用了亲属卡买了一份狼牙土豆。贺某阳当时没说什么，但回到家里就开始咒骂小谢：“天天就知道花老子钱，以后不会给你一分钱了。”

2022年1月，小谢怀孕8个月，贺某阳在家抄起取暖炉砸破了她的头。

小谢第一次在电话里告诉了哥哥自己被家暴的事。哥哥顾不上脱掉装修队工服就赶了来，看见大着肚子的妹妹脸肿着，头也擦破了，气得要和贺某阳“干架”。可贺某阳自知理亏，玩起了消失，电话不接、微信不回。

已近春节，小谢随哥哥回了老家，她向父母提出了离婚的想法。

一家人给了小谢最大的支持，“这（离婚）又不是啥子羞人的事，娃儿生下来，家里头人会帮着带。”

小谢在去北京上高中以前，都和哥哥在村里一起长大，在哥哥的描述中，妹妹聪明、心大，做生意脑子灵光，但不会保护自己。“她太容易相信别人了。”哥哥说。

贺某阳春节登门，小谢哥哥抄起一根木棒作势要打他，被嫂子拦下。贺某阳进门后噗通一声跪在小谢和父母前，哭泣，扇自己耳光，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并写下承诺书，“保证以后不会动手，再家暴就赔小谢100万。”“等孩子出生两人就和平离婚。”

小谢接受了贺某阳协议离婚的说辞。此前，她咨询过律师，律师告诉她，现在她处于孕晚期，起诉离婚如果男方不同意，很可能不会判离，二审还得等待更长的时间。等孩子平稳生下来协议离婚，或许是最快的选择。

2022年9月25日，家暴又发生了。

那一天，坐在副驾的小谢说，想给半岁的女儿买一个198元的儿童餐椅，贺某阳指责这是“乱花钱”“上个月不是给过你1000块钱了吗？”

小谢拿出手机调出账单与他争论，“我又不是没有挣钱的能力，是你不让我出去工作的，这1000元都是花在家里的，一杯奶茶钱我都没为自己花，让你买个东西你又不肯。”

贺某阳被激怒，从驾驶座旁抽出一把20厘米长的户外钢刀，砍在小谢的头上，又拿着刀捅了自己的右腿两下，冷冷地说，“我待会跟警察说这是你捅的，扯平了。”小谢满头是血，被他这个举动吓得大哭。

当天，小谢又和他进了派出所。在派出所里，贺某阳称自己腿上的伤是小谢捅的，小谢头上的伤也是她自己砍的，民警让小谢先去医院缝针，扣留并调查了贺某阳一夜。警方认定贺某阳家暴，并对他开具了《家庭暴力告诫书》。

2022年双十一期间的一天，贺某阳在上班前突然质问小谢，“我的微信背景墙是你和孩子的照片，为什么你不用我们的全家福？我很丑吗？很见不得人吗？”小谢又遭到一阵拖拽和拳打脚踢。

小谢再次说，离婚吧，我们这样没有意义，否则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一个被120带走，一个被110带走。没想到，半年后2023年的春天，一语成谶。

网友给小谢寄来鲜花，鼓励她加油

逃跑、碰壁、求助

小谢在遭遇家暴时，共报过6次警，多次求助妇联、社区、法院、派出所、民政局，12345也打过很多次。

让小谢觉得可怖的是，每一次家暴过后，贺某阳都能精准地找到她。2022年9月25日“砂锅”事件后，觉得协议离婚无望的小谢逃往重庆的朋友家，贺某阳很快就在朋友家找到了她。小谢说，“绝对不可能是我朋友告诉他的，他冲进来以后，就开始翻箱倒柜，朋友帮我报了警。”

回到成都后，小谢换了电话、微信，甚至关闭了GPS定位，借用他人身份证，在距离贺某阳家20多公里外租住。10月27日，她坐地铁回家，一出地铁口就看到贺某阳在等她。“他连我住哪个门牌号都知道，他说无论我逃到哪里，他都能找到我。”

婚离不了，逃也无处逃，她屡屡碰壁。想申请起诉离婚需要证件——贺某阳把他和自己所有的证件都藏了起来；钱全被贺某阳控制，自己身上没钱想申请法律援助，需要开低收入证明——可没有工作要怎么开？也没有人告诉她，成都市民政局就有反家暴庇护中心，填写申请表就可以免费入住7-10天。

北京国标律师事务所主任姚克枫是小谢的刑事代理律师，2023年7月，他第一次见到小谢，那时她需要天天换造瘘袋，情绪状态恍惚。即使代理过多起家暴案件，这也是他认为最触目惊心的案例之一。

他向深一度解释，《家庭暴力告诫书》作用是说，再有这种情况可以刑事拘留；“人身保护令”是法院司法的裁判文书，违反可以构成拒绝履行法院裁判文书罪。

“因为告诫书并不会限制施暴者的人身自由，这意味着不会对施暴者有什么实质性的惩处。”姚克枫说，如果施暴者感受不到惩罚，下次可能会变本加厉。

姚克枫觉得，公安、妇联、居委会等组织应建立联动机制，在明知一个人有家暴史时起到告知义务；在已有“告诫书”后，对报案人进行随访，对屡次施暴者进行控制，或将逃无可逃的被家暴者保护起来。

2023年底，小谢在一名记者的帮助下联系到了李莹，她是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副主任，也是源众家庭与社会发展中心的创始人。她为小谢申请了共计7.7万元的救助金。在她的代理经验中，很多恶性的家暴案件往往都发生在要离婚、分手或刚离完婚的阶段。

李莹认为，恶性家暴案并不是普通的故意伤人案，而应该被放在家庭权力结构的框架里，去理解它日后可能产生的影响、后果。“在家暴的苗头出现时，各处理单位就不能简单地当成家庭纠纷去轻化处理，否则可能会出现恶性事件。”

根据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的一项调查，2017年至2020年涉家庭暴力的1073份离婚诉讼判决书，家暴认定率为6%。在认定存在家暴的案件中，有24%的案件判不离。

“在我们现有的法律下，因家暴起诉离婚难，家暴发生的地点具有隐蔽性，难以收集证据；其次，法院对举证标准严，同时办案人员区别家庭暴力和家庭纠纷，也取决于他们的主观认知能力。”李莹说。

2024年5月31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当庭宣判离婚，小谢也取得了女儿的抚养权，她走出法庭，面对媒体和赶来支持她的热心网友泣不成声，“我终于自由了。”

那时，距离她被打进ICU已整一年，距离她第一次被家暴已近两年。

其他家暴受害者开庭期间赶来支持声援

漫长的身体、心理重建

2023年7月出院后，小谢奔波在反复求医、检查、治疗的路上，曾经阳光自信的她，时常陷入自卑、敏感、高警惕性中。

她在十二指肠切除手术后，因会引发高风险肠梗阻，她只能长期喝白粥、奶粉、鸡蛋羹这样的流质食物，出院后三个月，体重掉到了75斤，因肠梗阻入院三次。

2024年6月，小谢在成都三六三医院复查，在双肾显像报告上，自己的左肾已经萎缩成豌豆大小。

10月末，她前往北京航天医院泌尿外科再次进行检查，医生确认她左肾功能已完全消失，肝部出现了新的囊肿。医生告诉她，左肾的损伤已不可逆。

此前，小谢在成都北京两地往返治病，已经花费了30多万元。贺某阳转移了夫妻二人约400余万的家庭财产，为了给小谢治病，谢家已经四处借了10万元钱。

现在，小谢租住在一间10平米左右的合租屋里。从前，爱美，爱化妆穿搭的她，已经一年没化过妆了；她喜欢照镜子，但现在，一洗澡就会看到身上的疤痕，她习惯性地把家中的镜子转向墙放。

她也不愿意出门。一次带着造瘘袋去购物时，里面的污物撒到了裙子、鞋上，她躲避着别人的眼光，一边哭着一边逃回了家。

她还频繁做恶梦。梦里是贺某阳阴沉着脸出现在地铁口，她抱着孩子拼命跑的场面……她的枕旁放了一把刀，这样她才能安心一些。去年8月，成都第四人民医院精神康复门诊诊断小谢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她曾经数次想过一死了之，数不清流了多少泪，但同时，她也在一次次接受陌生人的善意后，努力将这些善意转化为支撑自己走下去的动力。

她会收到很多网络私信，有的只是诉说自己婚姻当中的不幸，小谢会安慰她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有些遭遇家暴的女性决定站出来维权，小谢会留下联系方式，将自己的经历和维权过程告诉她们。

小谢告诉她们，第一次家暴时就应该报警，而且要留存证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做笔录、开具家庭暴力告诫书。她想起，自己在第一次受到家暴报警时，仅有警方的口头调解，而没有去做笔录、开告诫书，“那这一次报警就相当于无效的内容，等于‘白挨打了’。”

除此之外，四川媒体的记者帮助她联系了女儿就读的幼儿园，北京的记者为她联系了北京的专科医生、家暴领域知名的律师，在她庭审时，也总会收到有“加油”字样的鲜花。还网友画了她和她80岁奶奶的画像寄给她，她摆在出租屋，陶醉在还是作为谢家小女儿的时光里，阳光、健康，备受宠爱。

12月27日法庭宣判，贺某阳被判有期徒刑十一年，赔偿小谢37.9万元。律师姚克枫告诉深一度，小谢当庭对民事赔偿部分提出上诉，至于刑事部分，小谢之后会书面向检察院提出抗诉请求。

落地德国第四天。昨天我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内容，

在所有回复里面，我最喜欢有一位读者说的一句，「独属润人的创痛感。」

1.

这两天我意识到一个事情，很多以前在我看来是爱好的东西，只是一种生存下去的必备技能。比如…我可能并没有这么喜欢做面包？

我非常喜欢吃面包，之前也说过喜欢黑黑硬硬的那种。但国内的面包更注重柔软和甜味，通常加入大量的糖、奶油、黄油、改良剂，使面包的口感更加松软细腻；德国面包更注重原料的天然和制作工艺，以全麦、黑麦等粗粮为主，还会加入种子、坚果或麦麸，强调原始谷物的风味。

在国内很难买到后者。在上海还有奥乐齐（也是德国超市），卖着物美价廉的德式面包；但其他地方可以称得上「欧包」的东西，都是卖得又贵又小还要排长长长队。

我从2023年开始就不在上海长居了。没有奥乐齐，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旅居，我就开始选购烤箱、面粉、酵母，开始自己做欧包。

我以为我「爱上了」烘焙。但仔细想来，烘焙可真是一件无比琐碎麻烦的事情。需要温度、湿度和漫长的等待，一入冬，面包就发酵得奄奄一息。我再举个具体的例子吧，做欧包需要全麦高筋面粉，我最喜欢美国的「鲍勃红磨坊」和日本的「日清山茶花」这两款，蛋白质含量高，麦香浓郁。但前者变成了理财产品，一年时间从30一小包涨到100；后者要买只能买一大袋，25kg, 摆在那像一堆化肥。然后就开始买「分装」 —— 问题就来了，网上充斥着大量的山茶花分装假货，很多店还是真假混卖。即使你做了大量研究、比对、功课、辨别，买到真的还是全凭运气。而且往往你的运气会很差。

我只是想吃天然无添加的全麦面包，只是这么一个很日常、很简单的需求，就要被逼着去学烘焙，去买烤箱，花大量时间去选购原材料，忍受一次次买到假货受到欺骗之后的气馁……好大的劳动量啊！

我不是不喜欢做面包，只是，我「必须」要去做面包。当这个事情变成必须之后，你好像只能说服自己是喜欢做面包的。我来德国后第一次开始想，我「真的」喜欢做面包吗？在超市里1.2欧就能随随便便买到一个巨大的全麦谷物面包时，当我拥有了不做面包的自由时，我还喜欢做面包吗？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那些障碍一扫而空的时刻，我都觉得生活原来可以这么简单幸福。

2.

「润」这个词是2021年兴起的。我在 wikipide 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润、润学是源于中国大陆的网络用语和迷因，指研究逃离zg、移民到欧美澳新加这些发达国家的方法。“润”、“内卷”和“躺平”被认为是该国90后和00后青年职业发展的其中三种选择。」

Wikipide 的定义里，目的地是「欧美澳新加」，居然不包括这几年最受欢迎的日本，这点让我很惊讶。

更精准的定义来自于CDS：

「来自英语“run”的对应拼音读法，意为“逃跑”、“跑路”，在实际使用中指“逃离zg”。有关如何通过移民等手段“润”出国的知识和讨论则被称为“润学”。而在上海lockdown期间y民话题持续高涨，任何国家的y民路径都有人愿意尝试的情况，被称为“华润万家”。」

我其实并不是很喜欢这个词，也不把自己定义成「润人」。在我18岁的时候，我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就是「30岁定居欧洲」，现在这个进度只是提前了两年而已。润圈流行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不是xxxx，谁会想要背井离乡？」也揭示着「润」是一种被迫逃离，是一种走投无路的无奈之举。

但我不是。我觉得自己在国内也是过得滋润的「中产」，也是拥有很多选择的人，并不是走投无路才要出来。知乎上流行着大量「搞互联网的年薪百万要不要润欧」的问题，底下回答都是「你去欧洲你糊涂啊」。人们普遍觉得做这个行业的，不是在美国就要是中国，来欧洲这种奄奄一息的地方只能充当纳税积极分子。但我真的觉得所有在回答这些问题的人，还是用统一的价值观在衡量一切，即赚钱、成功、功名利禄。但人总是还是有其他追求的吧？所以我不把这种行为定义成「逃离」，而是一种更主体性、更强有力的主动出击——「去到那边」。

很多人还会提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但对我来说：

欧洲外卖不方便 —— 拜托，我在国内就不点外卖。我极度厌恶这条产业链上的食品安全、劳工权益问题。我自己送过外卖，也在互联网公司设计过外卖背后的系统。可笑吧，既设计系统，又被系统困住，所以我更加厌恶。

欧洲网购不发达 —— 拜托，我真的好讨厌网购，讨厌网购带来的环境污染和一切都被赶到线上去的无奈。在国内我网购是因为线下经济已经被蚕食光了，没法在线下找到想要的商品。而且我物欲很低，我其实并不喜欢购物这个行为。

欧洲有治安问题 —— 呵呵，说的好像在国内做女人是人了一样。

欧洲有种族歧视 —— 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女的，我从小到大在自己土地上可是没少受过歧视。还缺这点种族歧视..….

欧洲食物难吃 —— 食物可太好了！！对我来说可是老鼠掉进米缸里了。

欧洲挣不到大钱 —— 在国内挣大钱好陪葬风光吗？

3.

大西洋月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Go where you like, And then live there（去到你喜欢的地方，然后定居那里）。作者在成年生活中搬迁了11次，去了不同州和国家。文章里提到了一个词叫Topophilia（恋地情结）,这是1974年地理学家段义孚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人类对特定地点或环境所产生的情感依恋。

「Topophilia是由topo与philia合成，前者指地，后者指偏好。恋地的本质是恋自我，当地方场所被赋予人的情感、价值后，人便与地“合一”。“合一”不是合在自然属性，而是合在人性。」

作者还用一个小例子解释了这个词。他有一位西雅图的朋友讨厌波士顿的雨，但不讨厌西雅图，他说：“只有西雅图的雨是美好的。” 这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被叫做synesthetic tendency（联觉倾向） —— 「即特定的、普通的感官感知如何影响我们的记忆和情感。如新鲜出炉的馅饼香味、夜晚火车的汽笛声，或清爽的秋风触发了你对某个特定地方的深刻记忆，那你就是在经历这种联觉倾向。」

但是同样作为西雅图人，作者并不喜欢这个城市。他认为「恋地情节」与童年的老家无关。对他来说，「所有的联觉倾向都不会带我去西雅图，而是去巴塞罗那。」

由此可见，Topophilia（恋地情结）是一种非常私人化的、和一个地方的情感体验；当我搜索时我发现原来还有对应的一个词，叫Topophobia（恐地情节）, 表示对某个特定地方场所的恐惧。

落地德国第四天，我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对某一个地方的依恋，一种灵魂上回归故里的心安；而那些真正故土在身上留下的创伤，像被激发出了过敏源一样突然疯长。它们共同组成了我的 Topophilia 和 Topophobia.

生物书上说，蛇在成长过程中会蜕皮，蜕皮可以去除旧皮上的寄生虫或病菌，修复皮肤上的创伤。但和人类想象的不同，蜕皮从来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掉落，蛇要用嘴或头部摩擦坚硬的表面（如石头、树皮），通过身体主动扭动，撕开旧皮，才能逐步将旧皮脱下来。这个时候蛇的颜色会变得很黯淡。但蜕皮完成后，蛇的新皮肤会更加弹性光滑，颜色更加鲜艳。

大西洋月刊那篇文章的开头是，

If where you live isn’ t truly your home, and you have the resources to make a change, it could do wonders for your happiness.

如果你所居住的地方并不是你真正的家，并且你有资源去改变现状，那么这种改变可能会带来幸福，奇迹般的幸福。

于是，我在柏林冬天里变成了一条小蛇。

政治上的明白 AI

2024年最不服气的一件事就是化工罐运输食用油事件的相关处理。

年初，新京报韩福涛暗访报道了运输煤制油的罐车未经清洗就装运食用油的乱象，涉及某央企旗下油脂公司。食用油的质量安全关系到全社会每一个人的健康，连央企都如此操作，更让人担忧整个食用油行业的安全底线是否失守。

实际上，在原报道中就有业内人士说这种化工罐运食用油的做法属于“公开的潜规则”，新闻曝光后也有大量从业人员在网络上爆料类似情况，人们通过货车轨迹查询也发现了更多类似线索。

然而，再汹涌的舆论也终究敌不过处理社会问题的“中式逻辑”。

“中式逻辑”第一条：

已经曝光了的错误可以承认，可以处罚，但还没曝光的错误就坚决不能承认。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们当作不存在。

这是一条“稳字当头”的逻辑，越是公众关心在意的事情，越是舆论影响力大的问题，越是不能承认“普遍性问题”的存在。个案可以重罚严惩来平息舆论怒火，但普遍性的问题没办法（下不了决心）普遍性严惩，没办法快速彻底解决，那就只能抵死不认，这样才能稳定。

所以，不管是哪一级主管部门来查，它最多只能确认记者曝光的这两起违法违规案例存在。至于大家都在说的“行业公开的潜规则”，他们可以当作没听见。

这种“稳字当头”的逻辑是贯穿在我们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算是中式逻辑的根基。解决问题很重要，但保持稳定更重要，如果承认问题解决问题和保持稳定有冲突，优先选择保持稳定。不仅领导们这么想，它也深深刻印在中国亿万国人的脑海中。

我没有能力评价“稳字当头”对不对，但我一直有在思考一个问题：

承认问题，为什么会导致不稳定呢？到底是谁会不稳定呢？作为公众的一员，我觉得还是趁早承认问题解决食用油质量安全问题会对我会比较好一些。

“中式逻辑”第二条：

问题曝光了，可以出文件发政策去尝试解决，至于解决方法有没有成效，能不能彻底断根，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油罐车事件爆发半年后，《食用植物油散装运输卫生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出台了，并将于2025年2月1日起施行。根据这一国家标准，今后凡是运输非食品的容器就不能再用于运输食用植物油，没洗的不行，洗干净了也不行。

仅从文字看起来，这一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出台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化工罐运输食用油的问题。但实际上呢？

很多人存在一个误解，包括很多媒体也在极力宣扬这一误解，以为之所以存在化工罐运输食用油的问题，是因为之前没有强制性国家标准，只有推荐性标准。只要强制国标出台了，企业就不敢这么干了，卡车司机就不敢这么装了。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之前没有处罚依据，那这次被媒体曝光的2辆油罐车和涉事的几家食用油企业是怎么被处罚的呢？既然能被处罚，还能被重罚，那之前为什么他们敢这么干呢？

出台更严格的，带有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来规范食品安全当然是件好事，是一种进步。但法律也好，国标也好，生命力都在于执行，而执行一定是需要人力和财力配套的。判断国家有没有诚意和决心来解决一个问题，大多数时候还是要看派了多少人，拨了多少款，而不是发了多少文件。

其实，发了文件（出台了法案）就当作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很多国家都存在的情况，倒并不是中国独有，算是官僚体系的通病吧。

“中式逻辑”第三条：

解决社会问题，最好根据领导的规划一步一步来，一项一项来，媒体和社会监督曝光问题让领导措手不及是不受欢迎的。

在化工罐运输食用油事件中，最令人不解的是把货车运行轨迹的查询通道给关闭了，最令人失望的是，《新京报》之后，再没有任何一家媒体调查曝光出同类案例或者更深层的问题。

导向是非常明确且一以贯之的，就是不欢迎民间力量自发列入到社会问题的调查中，因为不可控，也不欢迎官方媒体在已经沸腾的油锅之下再添柴加薪，因为和领导想要降温的意愿不符。

这种中式逻辑其实是能够自圆其说的，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理想情况下，对于一个发展中的社会，有限的关注度和社会资源对应着很多方面的问题，不可能一揽子解决。如果顶层设计科学，中层理解准确，基层执行良好，那当然是对全社会最好的状态。

但现实有没有这么理想呢？我想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判断。我只能说，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倾向于认为现实没有那么理想，不能完全依赖顶层规划“一步步来一点点改”，还是需要引入民间监督和媒体监督来查漏补缺，督促社会进步。

“如果你现在遇到了困难，或者在成都还没有找到工作，可以进店免费吃面。”看见这张广告牌，外卖员、日结工、失业的中年人走进店里。

鱼肉香菇面是这里的招牌，豆瓣酱和大头鱼的肉糜翻炒到变色，由盐巴味精把香菇丁的鲜味提出来，被免单的食客却不关心这些。

失业者关心，怎样进店，才不会被其他人注意到。外卖员记得，进店前送出的最后一份午餐，挣了5块9毛8。至于吃什么面？随便。味道怎么样？不够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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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人白天喝茶打麻将，晚上吃火锅，早上起得晚。

早晨8点，高升桥东街，紧邻地铁站的一家小面馆里，老板娘王燕切好香菜、小葱，盛出熬好的牛肉汤。红烧牛肉面的香气全靠它。牛肉切成丁，过油，加香叶八角，慢炒一两个小时，三四十斤的牛肉哨子出锅后，再分出十斤的肉，下锅熬汤。

面馆门前，种一棵大榕树，是环卫工老罗最头疼的树种。太阳一大，晒几天，叶子就老了，落在地上，过一阵子又长出来。他喜欢银杏，因为管理部门提了要求，银杏叶需在地上多停留三四天，等待它们形成一种城市景观，再清扫干净。上完三小时早班，扫完8千平米街区，老罗会在这个时间来吃一碗鱼肉香菇面。

王燕把当天的面条分好堆儿，客人有吃一两的，有吃三两的。到店之前，她已经忙碌了三个小时：6点半起床，把孩子送到初中，再回家照顾偏瘫的公公，做按摩，准备早饭。

鱼肉香菇面是招牌，豆瓣酱和大头鱼的肉糜翻炒到变色，由盐巴味精把香菇丁的鲜味提出来。厨师会在前一天晚上备好哨子。54岁的老罗喜欢吃辣，豆瓣酱的辣不过瘾，要往碗里再添三勺辣椒。他在这个街区干了六年，听说王燕家的面馆可以让环卫工免费吃面，成为这里的常客。

环卫工人清晨在小面馆吃面。

12月6日这天，11点来钟，一个高个子男人赶在饭点前走进面馆，穿一件黑白相间的冲锋衣，掀门帘时有些不好意思，挑墙根的位子坐下。他今年42岁，失业一个月了，每天坐地铁来这条街，躲进熟悉的茶楼，点一壶红茶，打几通求职电话，四处投简历。

失业的事，他没告诉妻子，还是按点出门，假装上班。以前做酒水销售的时候，他负责这个街区，街上三四家火锅店，两家烧烤店，两家串串店，都需要酒水供货。近几年，业务遭到拼团网购的冲击，老板开源节流，他作为中间层管理岗，属于可以被省掉的环节，最先被裁。

第一次来吃免费面，是在失业两周后。他从茶楼出来，正为找不到下一份工作而焦虑，路过面馆门口，看见红色广告牌上写，“如果你现在遇到了困难，或者在成都还没有找到工作，可以进店免费吃面。”

男人犹豫着不敢往里走，杵了一阵儿，又向店里张望。王燕的丈夫黄明在看店，撩开帘子问“是不是需要帮忙”，男人才走进来。他眼熟黄老板，知道面馆旁边的鱼火锅也是这两夫妻经营，有十几年了，以前跟同事聚餐来吃过鱼。为了缓解尴尬，黄老板跟他闲聊，让他以后别不好意思，直接进来就行。

高个子男人解释自己并非完全没有收入，有时帮老同事打零工，一天能拿一百八十块。不愁温饱，但两个孩子读书要供，一个小学一个初中，这两年父母生病，积蓄用差不多了，剩一点存在老婆手上，一想到这些，就想多省点钱。

之后男人每隔一两天会来吃一碗，专挑饭点以外的时间，避开人群——上午11点前，或下午1点后。服务员问他喜欢吃什么面，他不好意思挑，说“随便什么面都行”。

黄明发现，如今来吃免费面的人逐渐多了，以前只有过路客，今年找不到工作的人，成为了店里的回头客。他记得一个连吃了两周的男人，三十岁出头，口齿不清，一次吃两大碗。后来找到了保安工作，这人没再来过，“一旦找到工作，他们就不会来了。”

来吃免费餐，通常需要对抗内心的自尊。黄明介绍说，有的人已经走进面馆，发现老板不在，非要跑到隔壁的火锅店找到老板，当面请示，自己出于何种原因，想吃碗免费面，得到同意，再去面馆请大姐煮面。

黄明和王燕。

为了减少吃面人的「面子」负担，黄明换过很多方式。

面馆装修前，他和王燕通过鱼火锅的小窗口卖面条，在窗户顶上挂了块牌子，人们可以敲敲这块牌子，或把牌子取下来递给煮面的人——他在社交媒体上刷到过一个视频，说国外有家咖啡小店，有钱的人进店点两杯只喝一杯，多的一杯用来捐赠，服务员就往墙上贴一张标签，没钱的人进店，可以取下标签，免费换一杯。

黄明决定效仿这个无法考据的故事。食客在店里捐出任意金额，可以领一个爱心贴纸，贴在墙上；需要帮助的人进店后，摘下贴纸，可以换一碗面。这样点餐，几乎不会被其他人注意到。

”面馆门前的“免费吃面”招牌。

傍晚7点左右，12月的成都天气转冷，走在路上能呼出哈气。街灯亮起来，黄老板换上红绿相间的花棉袄，戴彩虹鸡冠头，开始在街头叫卖凉拌黄鸡肉——“买凉拌鸡，买凉拌鸡，婆娘娃儿吃得笑嘻嘻，不买凉拌鸡，回去被婆娘骂得瓜兮兮。”

下班的人，陆续从地铁站出来经过这里，高升桥东街迎来一天中的人流最高峰。

卖凉拌黄鸡肉，是黄明两个月前学来的新营生。去年，鱼火锅生意不景气，营业额比头年跌了五分之一，以前两小时就被抢光的1000份四人团购套餐，现在一个月只卖出个位数，老顾客也不来了。黄明盘算，时下可能越是小成本的生意越好赚钱，“面食的人均消费低，会是更受欢迎的刚需。”

2023年夏天，他先在鱼火锅店东侧开了一个窗口，屋外摆上小圆桌和凳子，窗口卖面。今年夏天，又分出鱼火锅店三分之一的铺面，重新装修，改为独立面馆。鱼头火锅用不上的鱼肉，刚好给面馆做哨子，厨师只要闲下来，也兼顾面馆炒哨子，面馆挂牌“三碗面”。

七年前，黄明经历了生意的低谷，分店接连倒闭，欠下百万债务，现在还没还完。回老家求人借钱，在火车站没了路费，一家名叫“三碗面”的面馆老板，请他进店免费吃了碗面。这个名字被他沿用下来，请环卫工和无收入人群吃面。

去年的面条，他每天营业额能卖到3000块。每碗面毛利50%，牛肉面比鱼肉面能多挣两三块。但今年，牛肉从二十多一斤涨到三十多一斤，员工工资也涨了，50多岁的黄明坐在茶楼里刷抖音，策划营销策略，想贴近年轻人。

于是，小面馆多了不少“创新菜”，比如可以拌进面里吃的咖喱土豆泥，源自他刷视频发现，很多年轻人喜欢吃芝士土豆火鸡面。黄明算过，面馆的经营成本低廉，一日营业额卖到2000多，就可以盈利。面馆的工业风装修，也是从抖音学的，墙上贴着抄来的标语，“我不是网红店，我只是装修一半没钱了。”

[sc name="ts" text="黄明在街头叫卖凉拌黄鸡。

“对无收入者免单”的餐馆，在成都，除了黄明夫妻的“三碗面”，至少还有三家。

沿二环高架路往北6公里，何吉发的“手撕面馆”经营了二十多年，免单群体除了无收入者，还有残障人士。他1999年从陕西来成都开店，三年前开始亏钱，一年不如一年，几度想转手但没卖上合适的价钱，何吉发也没下定决心——他不会别的营生，开面馆前在酒店当厨子，只会做饭这一门手艺。

他的面馆接待了不少70后打工仔，二十年前，附近盖起多家皮鞋厂，外来打工者越来越多，找不到活儿，就在何吉发的店里吃面。

他记得一个没能顺利进厂的年轻人，去了市中心找师傅学擦鞋，吃了一个多月面，后来去杭州打拼，五年前包下一个外卖站点，在新闻上偶然看见何老板的店，给他寄来杭州的干果，感谢当年的免费面。除此之外，没有太多回音，只有今年儿子保研成功，让何吉发觉得多年的爱心面事业，得到了福报。

凤凰网等媒体刊文报道，这样的餐馆，如今正在各地蔓延。一二三线城市均有出现，一个城市出现一两家后，很快会有餐厅效仿加入，有连锁餐饮，但更多是个体小店。

刚去黄老板的餐厅吃免费面时，环卫工老罗喜欢点红烧牛肉的，今年见店里冷清了不少，他不好意思再点牛肉，改吃了鱼肉面。为了揽客，黄明最近又想出一招，举办吃面比赛，前三名发现金，积攒人气。

傍晚时分，王燕在面馆门口摆出一排长桌子，参赛者每人碗里盛三两面，30秒内吃完才能取得名次。

日结工小檀、假装上班的高个子都来参赛。他们的竞争对手中，还有全国吃汉堡比赛的冠军。22秒，冠军产生，30秒时间到，小檀碗里还剩不少面。他不像那些有经验的老手，不敢跳过咀嚼、直接吞。

“反正来比赛不为名次”，小檀说，蓉漂十年，他身边没什么朋友，刷见黄老板搞活动，就过去凑个人气。近五年，他只在外婆去世的时候回过资阳老家，春节也是一个人在成都过年，“中年单身，没有稳定工作，回去给父母提供不了情绪价值，也掏不出钱给晚辈发红包。”

老罗站在一旁凑热闹，他不想参加吃面比赛，“肚子吃那么鼓，怪难受的。”六年前，孙娃子出生，老婆来成都帮儿子带孙子，他也跟过来。儿子一家住在北边的金牛区，他住在高升桥东街附近的群租房。夜生活开始的时候，他负责捡客人抹嘴的“嘴巴纸”，起风了，地上会增添不少这样的白垃圾。

晚上8点，下班回家前，老罗常看见打麻将输钱的人，从茶楼里骂骂咧咧走出来，或是喝醉酒的藏族小伙，在街上大声唱歌。等到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工友们聚在“三碗面”，又有了不新鲜的新鲜事儿。

（文中人物除黄明、何吉发外为化名。）

赛博朋克世界已经降临——不用脑机接口，无须在耳后插优盘。在中国，每一天，9 亿人接入微信，平均花去 1 小时 42 分钟，7 亿多人在抖音、4 亿多人在快手各刷 2 小时。还有微博、B 站、小红书等若干 “小” 平台各吸入上亿人半小时至一个半小时不等。这还没有算拼多多、淘宝、支付宝、美团等内置视频、善用游戏化设计的“工具”平台，它们的娱乐性堪比迪士尼，让人沉湎其中。

牛津大学出版社发起、数万网民投票选择 “brain rot”（脑腐）作为年度词，主流网民可能倍感亲切。这个词特指过量浏览低质量信息，导致一个人精神或智力状态恶化。

网络短剧今年市场规模超过电影行业，超出科幻作家想象力的现实题材剧本被塞到数亿人眼前，成为脑腐的最新证明。但少被讨论的是，影视公司的内容创作会上早就在说 “得抖音者得天下”，现在只是再多考虑一下 “长剧短剧化”。

数字与现实被疫情和短视频加速融合。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年 10 月公布的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显示，中国网民（约 11 亿）每天上网时间平均为 5 小时 37 分钟，已经是 2018 年的两倍。

新的信息环境带来许多便利、重组了很多行业的分工和分配，也诞生了新的问题和争议。

前中国首富、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指控新首富的平台纵容网暴，把无数没话语权的人遭遇过的痛苦推到台前。施害者通常被利益驱动。一位微博用户起诉莫言 “抹黑英雄先烈”，虽然没有被法院受理，但他得到了足够的流量，开始带货、推出付费订阅服务。一些品牌也加入其中，在各类冲突中摆立场营销产品。

苏州、深圳两地的日本人学校发生遇袭事件后，许多人震惊于难以置信的谣言和情绪可以被如此广泛且隐秘地传播，只因传播者可以得到流量和相应的变现机会。微博、抖音、今日头条、网易、腾讯、百度、凤凰、豆瓣等平台发布声明，称将打击 “煽动中日对立、挑动极端民族主义” 相关违规信息。

英国牛津辞典的年度词汇选择了 “brain rot”（脑腐）。图片来自：牛津大学出版社。

信息常被类比为食物。吃下去的食物影响着身体细胞的生长和变异，摄入的信息则影响着大脑的运转——一些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通过研究证明，就像垃圾食品过量导致肥胖、诱发心血管疾病，过度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也确实会大幅改变人的大脑，造成深度思考减少，心理健康受损（如焦虑、抑郁、孤独），现实人际关系被忽视等问题。

许多人不满当前的信息环境，批判算法、平台、AI 以及流量至上的价值观，认为它们通过各种机制，想法设法让人上瘾，毁掉了人的智力、社会风气和公共生活。

这些观点都把新的媒介当成洪水猛兽。但传播学学者刘海龙认为，有时很难简单区分哪些问题是媒介造成、哪些问题是社会造成。

“如果你把所有问题归结为媒介，认为不使用媒介，就没有这些问题。我觉得这过于简化了。” 他说。

刘海龙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传播系主任，研究方向为传播思想史、政治传播、传媒文化。他长期关注宣传、真相、信息环境、网络民族主义等传播问题，专著有《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等。

2024 年 12 月，《晚点 LatePost》和他一起回顾了 2024 年有关信息环境的公共事件与公共话题。在近 3 个小时的访谈中，刘海龙的表达温和理性，对新的媒介环境变化持一种适应、自由和开放的态度。

“人类社会就是跟着媒介发展，人的进化也是跟着媒介变化、技术变化不断在变化。” 他不同意海德格尔等哲学家对技术持非常悲观和批判的态度——如技术没有叙事，导致人们虚拟化、社会被控制。

刘海龙认为，理解技术更好的方式类似达尔文的演化论。整个信息环境如同气候，人类得学会适应新的媒介形态、信息分发方式，和它一同进化。

这个信息环境将如何发展也不是一定的。这取决于每个人的参与，哪怕你只是信息的消费者，你选择点开什么样的内容也在决定什么样的信息被制造出来，“在垃圾的信息环境里，尽量不做一个垃圾人。” 刘海龙说。

以下是《晚点 LatePost》和刘海龙的对话。

大众文化从来都被消费主导，现在是其他选择在衰退

《晚点》：今年英国牛津辞典的年度词汇是 brain rot（脑腐），澳洲麦考瑞辞典今年的年度词汇是 enshittification（垃圾化）。这两个词汇激起很多人的同感。作为传播学学者，你有什么感受？

刘海龙：我觉得好像回到上个世纪。因为在 1930 年代，收音机、电影出现时，英美知识界讨论过大众媒体和大众文化使得整体文化品位下降。电视时代也谈论过，像《娱乐至死》。这样的争论，每到媒介技术变革的时代就容易出现。现在是社交媒体和 AI 算法分发的时代，大家又重新争论这个话题。

它反映的是媒介技术带来文化领导权力的转移。因为如果以文化质量品位划分，任何社会的文化都是分层的，都有精英文化、中产阶级文化、大众文化。大众文化肯定占主导。这种转移使得我们原来熟悉的文化分层边界突然消失或者扩展了。

在中国，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不只是社交媒体导致文化品位下降，更重要的问题是其他力量对于精英文化的侵蚀。它们远远大于商业、算法。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培育起精英文化去制衡这种商业、算法导致的 “脑腐” 文化？

批评资本、算法没问题，比如不要以流量作为唯一标准，但从另一个角度，商业文化的核心就是迎合使用者。我们今天看到文化品位下降，也是使用者选择的结果。这股潮流很难阻挡，因为它是在法律范围之内迎合。大家喜欢看什么，它就会大量提供。

所以我觉得关键在于，社会需要其他机制补偿或者对抗这种文化，要给人上升的空间。人都会成长，从喜欢低端的文化，到慢慢厌倦，往上走。最怕的是，当人们想往上走时，没有足够多的文化供给和吸引他们。这是最大的问题。

每当媒介技术变革时，“脑腐” 文化的争论就开始出现。

《晚点》：也就是说，大众文化从来都是消费性质，关键是没有别的选择？

刘海龙：对，我们有时产生错觉，觉得现在文化很低端、世风日下。其实不是这样。因为保留到现在的几乎都是精英文化，过去的大众文化基本都消散了。而且，过去的文化消费者较少，今天差不多所有人都是消费者。

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数据，中国现在网上职业主播数量是 1508 万。这是什么概念？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职业的新闻或者广电从业者。这相当于某些国家的人口数量。中国的短视频账号总数达 15.5 亿个，等于每个中国人有一个多短视频账号。这么大的数量，历史上前所未有。它们要填充什么内容呢？没有那么多优质内容填充，也没有那么多优质受众观看。

所以应该有其他文化对抗和平衡这股潮流。比如之前有很多知识分子或者普通公民参与公共讨论，一件错误的事情出现后，有质疑、批评的声音，现在越来越小，最后都是等政府出个公告。很多事情应该媒体调查、介入，通过媒体澄清，但现在很少有媒体报道，最后就是错误、垃圾的信息满天飞、情绪高涨。但这些都不能全怪媒体。

《晚点》：一项预估数据称，2024 年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将达到 504.4 亿元，同比增长 34.90%。而同期内地电影全年总票房收入预计为 470 亿元，这意味着微短剧的市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内地电影票房。你看过短剧吗？如何理解它的迅速崛起？

刘海龙：我出于职业需求看了看。短剧我觉得是个替代。因为现在我们的休闲时间在碎片化，都在等待或者路上，同时工作一天非常劳累，“文化体力” 不足，使得我们没法像过去那样去电影院或者在家看剧。大块的文化消费时间蛮奢侈，这种 “加速社会” 带来短剧流行。

现在我们的文化越来越简单、微型化、碎片化。短剧跟算法息息相关，它结合了一些元素，比如前段时间流行 “银发霸总”，结合霸总和老年人。传统有起承转合、铺垫的叙事在消失，短剧变成对我们的情绪刺激。几分钟一集的剧，一分钟就要有一个爆点，让你情绪带入。所以短剧非常夸张，很多都是情绪宣泄。 

大多数人会觉得这很爽，刺激多巴胺分泌。霸总剧很解气，还有被压迫后逆袭的剧。这些主题在传统影视剧里也有，但没有短剧那么极端。

它不是叙事，而是怎样操控你的情绪。很多短剧的表达，尤其对于贫富差距，都是非常极端的，现实中不可能出现，但它利用了人的心理和生理缺陷。

作为纯商业产品，短剧可以存在。问题还是我刚才讲的，有没有好东西跟它对抗？如果所有都是这样，那就完蛋了。

《晚点》：很多人也想看好东西，但没时间，平常生活太辛苦了。

刘海龙：对，可能一些短剧也抚慰了很多人的心灵。像外卖员等外卖时可以刷短剧或者短视频，否则他每天就只剩送外卖。之前网上有人讨论 “电子阳萎”，连打电子游戏都提不起精神，问题显然出在生活环境中。

AI 生产海量信息，正在让我们丧失时间感

《晚点》：相比之前的媒介技术变革，今天因为算法、AI 等技术的出现，虚假信息猛增。像今年韩国深度伪造色情犯罪激增，中国一些账户利用 AI 生成虚拟人卖货，你怎么看？

刘海龙：最近 Sora 发布新版本，又引来一波关注。类似这样的新技术，使得 AI 生成的信息会越来越像人类创造的信息。

现在有人观察到，我们搜索，AI 生成答案，但生成的东西不会消失，而会根据算法，越来越靠前。未来我们搜索的内容可能是 AI 生产的东西占主导，这些东西又成为新的语料喂给 AI，然后 AI 又会加工 AI 生产的东西，不断反复。这就会出现 “递归效应”，出现尼采讲的 “永恒循环”。

信息的永恒循环会产生一些危险。比如我们会失去时间感、历史感。最新和古老的信息都是突然一并涌入，不像书籍那样的线性时间排列或者秩序。现在接受社交媒体和推送内容这一代，其实已经出现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活在当下，不太关心历史，忘掉了历史教训，导致觉得当下最好、一切合理。

像吴柳芳事件，我看到有人说，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都是历史上靠擦边擦出来的。比如电影里的吻戏、杂志上的泳装照、李谷一的 “气声唱法”，当年都是冒着被查禁或者批评的危险。一点点地，通过类似这些事情，人们的道德尺度开始放开，社会变得更加宽容。如果没有历史意识，就意识不到封禁一个账号意味着什么。

还有因果性的丧失。人们搞不清楚很多东西的因果关系。像今天许多人都是以我的情绪为主，被情绪裹挟，不会推理一件事情合不合理、正不正确。这种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就是反因果、反历史的。

AI 如何影响人类的信息环境还是个未知数。

《晚点》：你觉得如何能降低负面影响？

刘海龙：因为 AI 不能自己识别自己。现在最强的技术都是 “生成”。“判别” 意味着水平要比 “生成” 高。同时，今天 AI 生成的内容大部分基于文本，没办法和现实对照。很多荒唐的内容，问题就在于它没有现实感或者历史感。

那怎么让 AI 有现实感？我觉得技术的问题可能还得技术来解决。因为人类识别不了那么多信息，不可能一条条核对。AI 未来可能要往如何感知现实、识别现实方向发展。现在已经有人在做这种 AI 开发，如何识别或者筛选虚假信息，这样未来可能好一点。否则，这轮技术发展可能会是灾难，大家以后都无法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晚点》：虽然 AI 生成了很多低质量、不真实和不准确的信息，但你在《生产式人工智能与知识生产》一文中提到，AI 生成的知识也具有创造性。

刘海龙：我的主要观点是说，AI 生产的知识跟人生产的知识不一样，不能用人类的知识标准要求它。这里面涉及很多哲学讨论，比如 AI 生产的知识能否自我解释，能否指向现实，有无创造性，背后是否有情感等等。这些讨论我就略过。

现在 AI 生产的知识，人类的参与很深：一是语料来自于人；二是问题来自于人。最简单的例子，苏格拉底创造的哲学是由苏格拉底的问题引导出来的，所以人的问题引导对 AI 的知识生产很重要。

另外，我们过去认为机器没有创造性，但 “创造性” 是人类产物，意思是打破人的预期和规则，并且要在人类理解范围之内。比如梵高打破常规画画，但人们理解不了，生前卖不出画。后人将他的创造性解读出来后，我们才认为他有创造性。所以创造性是人类的标准。

那现在看 AI 是否有创造性，主要看的也是人类标准。因为对于 AI，生成的知识都是一样的，都是根据统计学计算出来。对 AI 的评价取决于我们对它的态度。这就像佛教讲的，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人的心动。 

还有，现在的 AI 依赖于人类数据，但下一步可能发展到不依赖人类数据，就是只有算法，没有数据的 AI。AI 能自己获得数据。这时，AI 生产的知识会达到新的高度。

比如最早 AlphaGo 是用人类棋谱，到后面 AlphaGo zero 完全没有人类棋谱，自己从头到尾通过自我对弈，总结想法，更厉害了。这也有点像李飞飞他们讲的空间智能。AI 能感受这个世界，建立起时空秩序，能够不依赖于人感知和推理。

《晚点》：到那个阶段后，人类的知识生产会受什么影响？

刘海龙：到那个阶段，可以说 AI 具有意识。人类的空间可能越来越小，或者很多东西 AI 会给我们参照。人类的知识不再是唯一的知识。这就涉及尤瓦尔·赫拉利在《智人之上：从石器时代到 AI 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讲的，不同政权怎么认识这类知识，用还是不用，会出现很大争议。 

平台内容治理，更多让言论市场自己解决

《晚点》：你怎么看待钟睒睒陷入的舆论风暴和他对平台和算法的批评？平台的内容治理在全世界都是个难题，你觉得企业和政府在这方面应该做什么？

刘海龙：我觉得平台的内容治理不能仅靠政府，需要平台、法律、民间组织、普通公民等一起参与。政府要考虑到权力边界和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是一个整体的综合治理，不是 “一禁了之”。

在中国，我们一方面要警惕平台力量的强大，另一方面还要警惕借着治理旗号进一步管控，缩小普通人表达的权利。比如前体操运动员吴柳芳的视频，只要不违法，是可以存在的，没必要把边界拉得那么高。不然会造成普通人表达空间越来越小，对整个社会不利。

社会需要一些表达出口，哪怕是情绪发泄。如果对这些表达堵得越来越多，可能造成高压锅缺乏泄气阀，越来越危险。

我问过一些平台，它们也有治理政策，比如当一个内容点击量过高时，会触发人工审核机制，判断这些内容适不适合传播。像钟睒睒说到的诽谤和虚假信息，平台可以处理，调整算法，包括降低权重，减少扩散，做些标注、提醒用户等。

但我觉得更多要交给言论市场自己解决。平台本身有某种自我净化机制。关键在于，你要让不同意见能在里面表达。不是所有问题都要政府介入，政府也不可能管理每件事情。要有常态机制，像吴柳芳这样的视频，线定在哪里？我觉得整体还是宜松不宜紧。

《晚点》：具体到钟睒睒提出的问题呢？

刘海龙：钟睒睒做过传统媒体，我觉得他在用传统媒体的思维讨论短视频平台。因为短视频平台不是一个大家看到内容完全一样的地方。每个人看到的内容，跟他自己的偏好、之前的选择，是有关系的。

比如钟睒睒和钟睒睒周边的人，肯定大量观看农夫山泉的内容。因为他们会搜索、关注，很自然，在他们眼里，铺天盖地都是污蔑或者虚假信息。他们生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

传播学有个概念叫 “第三人效果”，就是你认为这个信息的内容对别人的影响很大。

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算法、AI 成为新一轮媒介技术变革争议的焦点。

《晚点》：不过钟睒睒的事情还是一个网络热点。

刘海龙：那为什么这样的内容点击率高？大家在电视时代也讨论过。有个理论叫 “培养分析”，说商业化体制会使得某些内容高度同质化，比如暴力、丑闻、名人，它们就是会受青睐、收视率高。从长远来看，它们维护了统治精英的意识形态。

今天也是一样，有些内容就是点击率高，比如仇富、民族主义。商业迎合受众，但这种迎合也是受众一票一票投出来的。

名人因为社会责任和回报比较大，相对来讲，个人权利要小一些。不能说到你，就被认为是诽谤，还有许多是正常的讨论和舆论监督，以及灰色地带。有时，平台也不能判断谣言、诽谤，有些可能过两天就变成真相了。

任何人都不掌握绝对真理，为了大家有更多表达自由，要留出一些空间，容忍一些 “错误” 信息传播，这是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钟睒睒完全可以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处理，但不能什么都 “政府站出来主持公平”。这不是一个现代的思维方式。

《晚点》：你曾研究过 “帝吧出征” 为代表的网络民族主义，如果回看它在 2024 年的变化，似乎趋势是极端化、商业化、回旋镖效应（反噬）。你觉得这些年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有什么变化和新特点？ 

刘海龙：我们讨论 “帝吧出征” 时，基本上还是人在行动，通过网络动员参与。现在的网络民族主义，行动者加上了技术，尤其是算法。极端内容有争议，评论转发就多，点击率就高。热烈的数据使得这些内容被平台认为很有价值，然后在算法的作用下，就会越炒越热。

现在的网络治理，对网络动员和网络行动的限制非常大。一方面，这打击或者压制了饭圈等不良行为，但另一方面，过去比较正面的集体行动也在变少，导致现在没有力量去制衡另一面的言论。没有制衡后，它们就无限膨胀。比如胡锡进过去被列为左派，现在他被某些极端派看成了右派。当真正的右派没有时，中间派甚至左派中的温和派都成了右派，整个政治光谱变得越来越极端化了。

网上关于农夫山泉的言论，说 “茶” 字像日本的靖国神社，红色瓶盖象征日本国旗，千岛湖说成富士山……这很荒谬，但有流量。

这些信息需要被反制。但我们现在只剩国家介入，强制平台做些事情。这样，总是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红、喷子、骗子、瘾君子……社交媒体世界似乎越来越虚假和极化。

《晚点》：网络上很多事情都会呈现撕裂和极化的特征，在《打破社交媒体棱镜：探寻网络政治极化的根源》一书的序言中，你提到作者克里斯·贝尔通过实验证明，即使在社交媒体上打破 “信息茧房”，接触对立观点，人们仍会产生政治立场极化。

这个研究很有启发。但你也说，贝尔没有考虑政治文化的影响。比如中国网民在遭遇不同意见时，并不一定会出于捍卫自己的身份认同而走向极化，更多的则会观望现实政治环境和网络意见气候后再谨慎行动。能不能再讲讲你的比较、观察和思考？

（注：贝尔称，社交媒体是一面会扭曲用户对自我和他人认知的棱镜。社交网络用户遭遇不同观点时，会强化原来的身份认同，为了捍卫立场变得更加极端。温和派在看到极端言论后，认为社会分歧太大，感受到巨大压力。温和派越沉默，极端声音就越放肆。这种扭曲会让用户形成错误的自我身份认同和虚假政治极化，从而变得越来越极端。）

刘海龙：这本书的作者讲，网络有两个作用，感知环境、表达意见。在大众媒体时代，人们感知的是大众媒体环境，表达意见是私下表达。两者分开，使得个人表达没那么大影响力，可见度比较低，也不会影响到其他人。但在社交媒体时代，会造成少数极端言论非常显眼。它点击率高，加上算法推荐，导致人们觉得这样一些极端言论好像代表了一个社会真正的声音。

但极化本身需要条件，至少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声音表达。我们现在的声音表达不平衡，很多人看到大多数人赞成某个观点，或者某些观点在政治上不正确，他们就不敢表达。比如极端民族主义言论可以表达，但批评他们的言论，表达起来就多有忌惮。这会导致我们出现一种结构性压力，使得整个政治光谱发生巨大变化，言论越来越极端，大家无法讨论问题。所以中国的舆论场经常表现出来的是 “虚假的政治极化”。

《晚点》：与极端言论相关的还有网络暴力。这些年，韩国、中国等地网络暴力造成的悲剧频发。你觉得我们该如何理解和改善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可能遭受网暴，尤其现在你还不能确定骂你的是真人还是水军、AI。今年有一则法律判例，3 名网暴者被判在微博上公开道歉，支付精神损失费。但运用法律解决的是少数。

刘海龙：“网暴” 这个概念，现在大家使用得比较随意。网暴有不同类型，比如有的就是单纯网络攻击或者批评；有的批评只有两三个人参与，但有人觉得是网暴；还有的是 “开盒”，在网络上公布你的真实地址，让人到现实中骚扰你。网暴也和承受能力相关。比如很多人骂胡锡进，但他不觉得自己被网暴，而钟睒睒可能就觉得压力就比较大。

董天策教授做过一项研究，分类整理了学术论文中提到过的 55 起 “网暴” 案例。他发现，有司法介入的 “网暴” 只占到 27.27%；在无司法介入的 “网暴” 中，公民表达和舆论监督占到 47.23%，网络谣传、网络事件、网络攻击占到 25.4%。他认为，现有案例对 “网暴” 的认定扩大化，既不符合司法实际，也非规范判断，实属臆断。

去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过《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那份文件提到，针对网络暴力的不同行为方式，要准确适用法律，以诽谤罪、侮辱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定罪处罚。我觉得网暴还是要按照法律的方式界定比较好，因为扩大化会影响正常的公民表达和舆论监督。

《晚点》：有时候人们也会夸大网络舆论的影响。

刘海龙：对，这涉及受害者能不能回避？比如仅限于网上攻击，那我可以不上网，“熔断” 一下，逃避影响。网络相对来讲是可以逃避的。

有时你被骂，也要反思自己的问题。比如有人在性别问题上发表错误言论，那人家骂你，这个时候首先要反思的是，谁让你说这话？没有网络之前，也存在这种 “舆论审判”。

作为普通人，我们要适应媒介环境的变化，提高心理承受能力。我们也不能把网络世界作为生活的唯一世界，好像那个世界没有，就崩塌了。比如四川德阳女医生因网暴自杀事件，这是场悲剧，但也可以避免。

过去也有反智主义，但大家看不到

《晚点》：今年数学家丘成桐在演讲中称中国现今数学水平没达到美国 1940 年代，然后被骂 “汉奸”“公知”。不知道你怎么看这种现象？像有本美国人写的书叫《专家之死》，就把这种现象和美国历史上的反智主义思潮关联在一起了。

刘海龙：就像奥尔特加·加塞特讲的，这是一个大众反叛的时代。当大众突然有了发言权，过去精英没办法听到的声音就表达出来了。过去也有反智，但大家看不到、听不到，就认为不存在。其实现实世界一直是这样，只是现在可见度更高。

我觉得现在比较可怕的地方是反智加上民粹，不信任整个体制。人们不是不信任某个专家，而是不信任既有的科学、理性、法律的体制，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耐心。那当一切都不可信时，你根据什么判断和行动？

《专家之死》里也提到，过去我们认为文化水平低的人反智，但在新一波的反智主义或者民粹主义里，反智的人的教育程度也在提高，他们也开始不信任整个制度。这跟整个全球的互联网化有关。我们看了太多负面，让我们以偏概全，不恰当推广。

因此不仅普通人，公务员、决策者的科学素养或者批判性思维，都要提高。

还有我们的真相寻求机制。因为传统的真相寻求机制有三根非常重要的支柱——新闻媒体、法律、政府调查。如果三方协作，我们能获得真相。而且我们相信它们之间相互监督，然后相互完成真相的获得。如果三支力量不平衡，我们无法验证真相，只能单纯质疑，那就会产生许多阴谋论、反智主义、垃圾信息等。

大众在反叛，专家在消失。

《晚点》：如果反智主义的趋势延续下去，你觉得后果可能会是什么？

刘海龙：当没有外在标准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时，就是谁的声音大，谁的权力大，谁就左右舆论场。最典型的是苏联的李森科事件。科学标准被推翻之后，就是政治的标准。这是最可怕的。包括特朗普也是典型的反智主义。

反智主义或者民粹主义，看上去好像每个普通人在发言，但其实不是的。

《晚点》：大众文化呢？

刘海龙：大众文化或者商业文化可能会产生垄断，但不必然导向极权主义。因为消费者是多变的，不会永远接受某类东西。私有财产也需要民主和法治来保护自己，要依靠理性的逻辑来维护自己利益。一个开放的社会，也不可能只有商业文化。

抽象文化是一个压力出口

《晚点》：今年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了一项有争议的法律，禁止 16 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你怎么看这项法律规定？有人觉得这夸大了社交媒体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影响，但也有一些研究表明，滥用社交媒体会带来大脑和心理的变化，他们认为这一代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随时与外界联系，但孤独感却在加剧。

刘海龙：这种讨论比较极端。哪些是媒介造成，哪些是社会造成，有时很难简单区分开。如果你把所有问题归结为媒介，认为不使用媒介，就没有这些问题。我觉得这过于简化了。

因为整个人类社会就是跟着媒介发展，人的进化也是跟着媒介变化、技术变化不断在变化。甚至有人讲，没有技术，就没有今天的人类社会。技术和人很难完全剥离。

焦虑、抑郁、孤独等问题，我觉得还是怎么适应环境。每一代人都会面临新的环境，怎么调整、适应，才是重要的。乔纳森·海特在 The Anxious Generation（《焦虑的一代》）提到的问题，特克尔好多年前在《群体性孤独》里也讨论过。特克尔研究的还是使用电脑，不是社交媒体。

再往前推，涂尔干在《自杀论》说，整个社会转型、社会的疏离导致大量的人抑郁、自杀、失范。你说这样的问题是媒介带来的吗？显然不是，那个时代没有手机、电视、广播。它是现代性带来的。

我们今天的社会内卷、压抑。我觉得工作对人的摧残可能更严重。包括社会环境，逼婚、逼生等等，它们对人的压力远远超过社交媒体。

很多问题看上去是媒体使用的问题，但更可能是现实生活的问题。

《晚点》：很多人也从社交媒体获得快乐。

刘海龙：媒介研究会讲，我们使用媒介是为了满足我们现实生活中获得不了的需求，比如补偿、逃避、社交。过去研究电视时代，发现老年人喜欢看电视。因为他缺乏社交，看电视至少能看到人的互动。那电视到底是造成他孤独的原因，还是缓解了他的孤独？

社交媒体的使用也是一样。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反而能找到快乐，不然更压抑。每天上班，下班回家，变成机器，跟人也没有交流。那发发自拍、看短视频和看朋友圈，看看别人干啥，也满足了需求。当然，这种需求也很无奈。

当满足需求时，会带来新问题。比如大家在社交媒体上，倾向于发过得好的内容，但这会让人觉得别人生活得都比自己好。这就是互相伤害，产生了不平衡，会有抑郁情绪。

媒介技术变革总会引发人们对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影响的争论。

《晚点》：青少年呢？

刘海龙：青少年心理承受能力相对差一些，所以更容易出事。但现实中，高中生不容易出事吗？哪怕不使用社交媒体，他们也很敏感和脆弱。很多悲剧是家庭、社会处理不当，如果不因媒体而起，也会因其他事情而起。

媒介永远只是社会的一部分，是被嵌入到社会中。有这样的社会，就有这样的媒介，反过来，有这样的媒介，就有这样的社会。

但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或者网络，确实需要家长、学校和社会的引导，教他们怎么适应。比如怎么控制媒介使用时间，怎么让它更好为自己服务。像很多媒介的过度使用，是因为家长没有干预，没给孩子安排活动，找有意义的事情做。家长自己都在刷手机，怎么可能要求孩子不刷手机？家长自己不读书，怎么可能要求孩子读书？

《晚点》：当代青年文化是个有意思的话题。去年的关键词是 “发疯”“万圣节”“寺庙热”，今年的关键词则是 “夜骑”“搞抽象”。你怎么看今年一些新的青年文化现象？

你之前的访谈聊过 “抽象”，说：“如今，宣泄的空间越来越少，大家只好转向一种更加曲折、奇怪的方式，抽象文化就是一个出口。”“当一个东西连意义都没有，你怎么禁止它呢？” 

刘海龙：问题在于表达空间。年轻人都是反叛的，希望越轨，但现在没有给他们反叛的空间。小学、中学、大学都规训得太过了，严格到年轻人现在缺乏激情。我的学生给我讲了一个概念，叫 “淡淡的死感”。

我觉得蛮贴切。你感觉他们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激情，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郑州夜骑特别典型，就是荒诞。你说他们想干什么事？也没什么事情干。一开始就为了去吃个包子，后来的人都不是为了吃包子，就是参加一下。

没有任何意义，但他们用一种无意义的荒诞去对抗荒诞。我觉得这是行为艺术。

年轻人成为整个社会的缩影。他们比较敏感，最早能体会或感受到社会的问题。整个社会都很规矩或者压抑。像今年付航讲 “passion”（激情），获得《喜剧之王单口季》冠军，现实生活中没多少人有生活激情。

“搞抽象” 这些空洞的行为或者纯粹的姿态，没有任何意义和实质内容。但它能让大家安全参与，带进自己的意义，搞下抽象，连接起来。这也是人性的需求或者表现。

《晚点》：你觉得如何才能改善我们现在的信息环境？个人能做什么？

刘海龙：这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最后还是要落到每个人的行动上。比如你认为这个环境不好，那是不是可以拒绝接受一些信息，不要再去点击了；你觉得网络环境不好，那能不能断网，或者少用一点网络，多一点线下交往、线下行动，多看看书，多生产一些东西。

首先是需要行动，然后个人不要过于依赖网络。要知道有很多不同文化，不要沉溺在网络环境。要给自己成长空间，非常有意识、自觉地去规划媒介使用。除了个体，我们的信息传播制度要怎么改善？

在垃圾的信息环境里，尽量不做一个垃圾人。如果大家都能意识到它是垃圾的信息环境，那你就想办法去改变它，从改变自己开始。要相信大众的力量，我对未来是乐观的。因为我觉得历史是往前发展，不可能退步，从长期来看，震荡都是局部的。

题图来源：《隐私大盗》

延伸材料：

1. 刘海龙，《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 100 讲》

   https://www.vistopia.com.cn/detail/285

2. 刘海龙，《生产式人工智能与知识生产》《新常人统治的来临：ChatGPT 与传播研究》《算法想象与算法巫术》

3. 卡尔·D. 马尔奇，《放不下的手机：你的失控，来自被重装的大脑》

4. Jonathan Haidt，The Anxious Generation: How the Great Rewiring of Childhood Is Causing an Epidemic of Mental Illness

5.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

6. 汤姆·尼科尔斯，《专家之死 : 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

7. 雪莉·特克尔，《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8. 涂尔干，《自杀论》

9. 克里斯·贝尔，《打破社交媒体棱镜：探寻网络政治极化的根源》

10. 韩炳哲，《倦怠社会》《沉思的生活，或无所事事》《他者的消失》《精神政治学》《爱欲之死》《非物》

11. 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

12. 尤瓦尔·赫拉利，《智人之上 : 从石器时代到 AI 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

13. 威廉·弗卢塞尔，《书写还有未来吗？》

14. 李飞飞，《我看见的世界》

15. 刘远举，《中国 “擦边” 简史》

    https://news.qq.com/rain/a/20241130A03U3X00

16. 《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

    http://gongbao.court.gov.cn/Details/12dfb372281fcfc26a1489d012108b.html

17. 董天策、伍晨阳、周润哲、聂茜，《“网络暴力” 治理研究中规范判断与理论依据的学理分析》

    http://cjjc.ruc.edu.cn/CN/Y2024/V46/I6/70

现在看来，我有点像个讨厌的预言家。

12月24日，抖音官方账号发布公告，吴柳芳等多个抖音账号以及其背后的MCN机构遭到平台处置。处置措施包括“清除因违规行为增长的粉丝”。吴柳芳粉丝数从630万骤减至4.4万，而且处于被禁言、禁止关注状态。

本月初，吴柳芳账号刚解禁，粉丝猛涨，支持者喜大普奔宣布胜利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两段是：

“在这场风波中，可以看到多重叙事，关于擦边，关于性别，关于精英与底层，舆论像一条河流的不同支流一样，汇聚、碰撞、争斗，有阻拦，有助力，有围观，有裹挟。故事还没结束。”

“现在对幕后团队的考验刚刚开始。汇聚过来的粉丝，其实有很多来路，有些是想看女性擦边的，有些是想看女性上进的，这些粉丝的诉求是有冲突的。如果迎合某一方，很可能引起另一方的抵触。驾驭不好，下一次热搜是什么模样就不好说了。网友的爱心都很短暂，参考李行亮就是了，勿谓言之不预也。”

事实证明，都轮不到幕后团队来重新规划内容方向，事件本身的影响力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范围。当然现在还有很多在支持吴柳芳，但事实就是，这个账号已经失去商业价值了。

有人说为什么别人可以发这些视频，吴柳芳不行。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只能说，吴柳芳本人无罪，但罪在影响力，问题出在附着在她身上的东西。更悲哀的是，之前的粉丝暴涨，让附着在她身上的东西更加难以去除了，她已经成了一个符号。反对她和支持她的人，瞄准的也都是吴柳芳这个符号，而不是吴柳芳这个人。

抖音集团副总裁李亮，转发了微博CEO@来去之间的一条微博。有人说：“现在年轻人和之前最大的区别就是你很难用’大局观’去影响他们。年轻人更愿意听的是明确的规则。”@来去之间说：“他们再长大点是不是就知道没有啥明确的规则了”。答案就在这里了。

整场风波最让人感到遗憾的角色，当然是吴柳芳本人。几百万粉丝来去之间，只是一场梦，实际的利益收获可能是负数。我是认为她应该确实是生活不如意，才会走这样一条赛道。事到如今，背后的MCN还可以去运营其他的主播，吴柳芳本人背负着这样一笔庞大的争议性虚拟资产，真不知何去何从。

想起奥运会期间，有记者因为评价一位广受喜爱的运动员“疯疯癫癫”而被网暴。那位记者本意其实是不坏的，他想说的是，很多运动员因为长期处于封闭环境，缺乏与真实世界交流的经验。虽然这位记者自己的表达能力也让人着急，但他说的事是真的。假如粉丝真的爱这位运动员，其实应该穿过语言迷雾看看实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但所有的炮火全都冲着“爹味”去了。

我们是真的希望一个人好，还是希望一个人像件物品一样摆在那里，让我们感觉好？这是两码事。

我越来越觉得，在这样一个时代，做公众人物是一件很残酷的事。要承受各种意料不到的谩骂是一回事，喜欢你的人又有多少是把你当成一个人，而不是把你当成一个符号的？但总还是有人飞蛾扑火的是吧。也总会有人轻飘飘地说，挣那么多钱挨点骂有什么好矫情的。

总有人过得比你更惨。但这不是比惨的事，也绝不仅仅是钱的事，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相互对待。舆论撕裂、群体对立，毒害的是每个人赖以生存的空气。

我昨天刷到Dave Chappelle的一段表演，他说得太好了，虽然讲的是美国社会的事，但我们也应该借鉴。他说很多人对社会都有不好的感受，但是“你我之间的差别在于，你们因此互相仇恨，而我不恨任何人，我只恨这种感受。我也建议你们去思考一下，大家要想法设法把生活过下去，要想方设法原谅彼此，要想方设法从你自身的存在中寻找乐趣，然后可以抛开那种不好的感受。”

我们究竟要活在自己里头，还是活在对别人的看法里头，这很关键。如果你不能简单纯粹地体会到生之欢愉，你就会把自我投射到别人身上，就无法容忍别人发出自己不愿意听的声音。

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讨论的，各种各样的边界都是讨论出来的，但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是不是先把聚光灯下那个所有人都能看见所有人又都看不见的人摘出来？而不要把这个人的肉体凡胎当成战场，反复去打拉锯战。最后事情没讨论明白，一个又一个的人都被牺牲掉了。

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除了恢复人与人之间古老的温情，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能帮我们挺过去。我的建议就是，如果你厌恶一个现象，你就声讨这个现象本身，放过这个现象中跟你一样脆弱平凡的人类个体。

12月25日，《人民日报》启动“中美友好合作故事”征集活动，要记录中美交流感人至深的故事，展示中美合作友好画卷。

你没看错，是昨天发的新闻，而且是纸质版《人民日报》上刊发的。

12月26日，《环球时报》刊发社论文章《现在就是中日关系改善发展的好时机》，提出“脱钩断链”不符合中日关系的现实，任何打算在中日之间推动它的企图也都不可能实现。

你没看错，就是那个曾经在胡锡进带领下变成俄国传声筒，活跃在煽动反美反日最前沿的《环球时报》，现在呼吁要改善中日关系了。

别误会，我没有一丁点想要冷嘲热讽的意思……

作为一名受益于和平与发展的中国人，我万分赞同这些官方媒体的表态，并热切期待这些风向转化为更多切实的改善行动。中美和中日关系友好发展，除了会让某些“正能量博主”认知失调之外，对我们每个在工作或在上学的人都是有利的，对全球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也是有利的。

按照官方媒体的说法，此前中美关系紧张主要是由美国挑起贸易争端引发的，中日关系低迷是由日本在侵华历史与核污水排放等问题上冥顽不灵引发的，因此，中美和中日关系改善，主要还是需要美国和日本端正态度，做出努力。

关于这些事情的讨论已经有很多，我就不再赘述了，这里我只说下在改善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方面，中国可以做出哪些现实努力。毕竟，我们在小学数学里都学过，相向而行比一方追赶能更快相遇。

其实中国能做且能立竿见影的事挺多：

在文化领域，引导全社会以平常心看待美国和日本的流行文化、影视动漫作品

对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来说，不同背景的文化产品有着多元的吸引力。人们消费文化产品，应该更多考虑自己喜不喜欢，而不是文化产品来源于哪个国家。

我个人最喜欢的动漫作品《中华小当家》

毕竟，热爱中餐和偶尔吃披萨吃日料并不冲突，丰富的口味让我们生活更幸福，热爱中国古诗词和喜欢爵士乐、喜欢日本动漫也并不矛盾，多元的涉猎让我们精神世界更充实。

在经济领域，引导全社会以平常心看待不同国家科技产品的消费行为

我们选择手机，关注的是性能，是价格，是使用的体验。手机是通讯工具、娱乐工具和工作设备，喜欢哪个买哪个，并没有爱国与恨国的区别。

我们选择汽车，关注的是安全，是舒适，是时尚，甚至是汽车公司老板的个人风格，同样的，喜欢哪个买哪个，买得起哪个买哪个。买德国车的钱会变成中国工人的工资、中国零部件供应商的利润，中国政府的税收、德国股东的别墅，但并不会变成欧盟侵华的子弹，买日本车的钱也不会变成他们印刷否认侵华教科书的纸张。

在上海投资设厂带动就业的美国公司特斯拉

只有中国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大，全世界涌来的投资和技术才会越来越多，这些外资企业在中国才会安心发展，和中国人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

在社会领域，引导积极向上和更多关注自身的爱国观念

爱中国，应该是爱具体的中国人，应该是为中国的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作出自己微小但切实的贡献，应该是群策群力发现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并推动解决和进步。

爱中国，不应该沦为简单的喊口号，不应该是热爱一个宏大而虚拟的概念，不应该是简单的反美仇日嘲笑印度。

一个反美仇日的人有可能是爱中国的，但把反美仇日的热情转化为攻击打压自己的同胞，转化为打砸中国同胞花钱购买的合法商品，那这人肯定不是爱中国的，他只是想发泄仇恨而已。

最后，真心祝愿《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在正常化的方向上越办越好。

分享一点基本常识：

对的事情就是对的，不会随着指挥棒而颠倒，真正的基本常识一定是稳固的，不会随着风向变化而摇摆。

关心对错和善恶，别在意风向。

根本大法是领导的看法。

又到了年末回望的时刻。

这一年似乎发生了那么多事。让人愤怒的、恐惧的、忧虑的、沮丧的。以及，让我们彼此争执、对立、撕裂的。

在这一年的年底，我们照例为你呈上朋友圈撕裂报告。我们需要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些撕裂事件中对立的观点，还有这些观点背后累积的社会情绪。理解这些情绪从何而来，理解自我表达中对不同价值的渴求，或许是帮助我们弥合撕裂的第一步。

愿新的一年，我们彼此都能有更多的看见、接纳、理解与对话。

1. 邯郸少年杀人案，未成年犯该重判吗？

撕裂程度 ⭐⭐

背景

3月10日，河北省邯郸市一名13岁的初一学生王某某被三名同学约出门玩耍后，再也没有回家。第二天，他的遗体在另一村庄废弃的蔬菜大棚内被发现。涉嫌杀害他的，正是那三名不满14岁的同班同学，其中还有一人是他的同桌。王某某被发现失踪后，他们继续正常上课，甚至当受害者家长前来找人问询时，还在床上打游戏。在老师、校长眼中，四人经常一起“玩”，关系似乎不错。而同学、家长发现的种种迹象，则证明王某某生前即已长期遭受其它三人的霸凌。

撕裂观点

人们很难想象，三个未成年的初中生，何以向自己的同学下此狠手。

此案激起普遍愤怒，严惩“小恶魔”的呼声强烈，甚至有不少声音要求判处杀人者死刑、以命偿命。

反对重刑者，则更强调看到未成年犯罪背后的社会性因素，强调未成年司法的预防、教育意义，认为此案讨论的重点不应是如何为当事人施加极刑，更应关注校园霸凌、留守儿童等议题。

C计划观点

严惩作恶者，是对公平正义的维护，是对受害人家属的慰藉。要求判处凶手死刑、以命偿命，也是最为朴实的正义观的体现。

但无论12、13岁的孩子心智发育如何成熟，他们与成年人之间的差异依然客观存在。其犯罪行为背后，也有更为复杂的教育问题和监管缺失。考虑到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心智成熟度以及人格的可塑性，在现代社会，未成年人司法体系首要关注的，是教育、预防、矫治，而非简单地报复、惩罚。

中国现行法律已在2021年补足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此前，十四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一律不负刑事责任；而根据2021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此外，刑法中也明确规定，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如果最终法院查明此案的犯罪情节确实极为恶劣，无期徒刑将是三人面临的最高刑罚。

严惩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回应民愤、维护公平。但这样的惩罚是否真的有威慑作用，能否预防更多类似的犯罪发生，则依然需要我们去追溯这一切的根源。三个少年的表现如此冷血，或许与他们本身的人格特质有关。但即便他们有着某些反社会的人格特质，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必将作出残忍的犯罪行为。当他们比别人更容易来到越轨行为的边缘时，他们周围有的是拉住他们的保护网，还是拖着他们下坠的石头呢？

什么是拖着他们下坠的石头？童年创伤，暴力信息的泛滥，同侪的相互影响，有毒的男子气概……而可以拉住他们的保护网，则可能是家庭教育的良好监管和示范，对校园欺凌的有效干预，法律制度对未成年犯的制约和警示。

遗憾的是，从惨剧发生至今，我们能获取的信息非常有限。人们能看到的一个明显的标签，是贴在施害者与受害者身上的“留守儿童”的身份。缺乏父母的监管引导，留守儿童更容易出现越轨行为，也更容易成为霸凌事件或者意外伤害的受害者。而关爱缺失所带来的创伤远不止于此。当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缺乏父母或监护人的积极回应与关注，很难建立起安全的依恋模式；他们或许会用冷漠作为保护，难以培养起同理之心或与他人建立深刻链接，难以感知他人的痛苦、恐惧；他们或许会对父母心怀怨恨，有着更强烈的不公平感、被亏欠感。这些创伤，正在不断结成恶果。

在C计划的课堂上，我们和学生们阅读《寂静的孩子》，帮助他们看见流动与留守儿童的境遇；我们也讨论过死刑存废的种种争议，理解重刑主义的局限性；在L8寒假罪案主题下，我们一起阅读美国非虚构写作名篇《冷血》，探究极端罪恶背后的复杂原因。看到问题的复杂性，不断思考为避免这样一些惨剧、悲剧，我们的社会乃至我们每一个人，究竟可以做一些什么。

2. 胖猫之死，捞女之过？

撕裂程度 ⭐⭐⭐⭐⭐

背景

4月11日，一个网名叫做胖猫的21岁的大男孩，在重庆跳江身亡。

第一时间在网上呈现出来的故事，是一场令人愤怒的情感诈骗。胖猫是一名职业游戏代练。两年多前，他在网上认识了比他大七岁的女生谭某，两人建立恋爱关系。谭某说自己不喜欢异地恋，胖猫就搬去了她所在的重庆。但即便如此，这对所谓的恋人，前后只见过两次面。绝大多数时候，他们在网上的交流，都是女方向胖猫要钱。除了索要钱财前后的几句甜言蜜语，他们的关系几乎空洞无物。女方不知道胖猫的生日，不关心他的健康，不在意他的生活和感受，甚至根本就不想和他有过多线下接触。胖猫前后转给了谭某51万，自己则没日没夜地接单，吃不到十块的外卖。直到谭某提出分手，胖猫把自己最后的钱全部转给了她，而后跳江自杀。

在这一叙事中，双方付出是绝对不对等的。女方被塑造成典型的捞女，遭遇激烈的声讨怒骂和网络暴力。而胖猫的单纯、深情，则得到网友们极大的共情。在他死后，网友们在其跳江地摆满鲜花、汉堡和外卖。（极为荒唐的是，许多外卖商家竟以空盒包装或白开水冒充，引发了另一番舆情。）

但后来警方调查认定，这一版本的故事，是由胖猫的姐姐歪曲、夸大而来。

在警方的通报中，胖猫和谭某建立了公开的恋爱关系，互见亲友也经常见面；交往期间双方有密切的经济往来，均向对方转过账，也设有共同存取的情侣账户，但确实胖猫支出更多，双方约有26万的差额（后在警方调解下谭某退回给了胖猫父母）。在胖猫跳江前，谭某也明确拒绝了胖猫向她转账，希望他把钱存起来，“为自己的以后做打算”。

撕裂观点

胖猫事件又是一起典型的反转事件。

舆论场上一开始几乎是一边倒的对当事人谭某的谴责之声，其中也夹杂着对整个女性群体的攻击；反对者则认为胖猫本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他自身的人格缺陷要为整个悲剧负最大的责任；此外，也有不少声音质疑为什么一旦有男性受害就能引发舆论共情，而大量女性被剥削、被PUA至自杀自残的事件却被忽略、无人关注。

当官方通报发出后，仍然有观点认为此事的核心事实并未被推翻——两人在金钱付出上有着20多万的差额，称谭某为“捞女”并不过分；但更主流的声音则转向对舆论操控术的反思与批判。

C计划观点

舆情为何能被轻易操控？

因为性别议题早已成为一个引爆社会情绪的流量密码。

对捞女的指控非常容易引发男性群体的共情。在高度物化的婚恋市场上，有的男性要付出高昂的彩礼，承担主要的养家职责，背负沉重的经济压力；他们能看到的是有的女性可以利用自己的性别特质，轻而易举地得到金钱和资源。他们感到不公，情绪需要出口。他们会简单归因，认为自己的处境是受到了另一种性别的压榨，从指责一个谭某，到指责一类女性，再到攻击整个性别。

而很多女性会对这种指责——尤其是泛化的攻击（“你们这些女人”）极度敏感。因为在男权社会，女性已经遭遇了很多结构性的不公和偏见，这些指责很容易触及防御心理，引发更多情绪化的表达。

当“性别对立”被挑起，我们就更需要回到那些应该被严肃对待的议题。

“捞女”现象的存在，本身就是性别规训的产物。男性应该是资源的创造者、供给者；女性是依附者、索取者。好男人就应该为女人花钱，就应该有能力将心爱的女人“养起来”。金钱、女人都是雄竞的战利品。在这样的规训和规则下，所谓的“捞女”似乎是利用这一规则的受益者——满足男人的期待和凝视，甚至操控对方的情感与欲望，来获得金钱和地位。但同时，这些“捞女”又何尝不是在自我物化、矮化和工具化。女人是肤浅的、拜金的、依附于男人而存在的——这样的偏见被不断强化，不断削弱着女性的主体性、独立性；被规训的男性，也承受着更大的竞争压力和现实的经济压力。在有毒的性别规训之下，人人都可能是受害者。当我们倡导性别平等，不是正当化“捞女”的存在，或否认“捞女”的现象，而是要正视、批判、打破这些陈旧的性别规训。

回到胖猫的个案中。警方通报前后并未扭转的核心事实是，一个年轻人因为情感受挫而放弃自己的生命。这对于我们的情感教育、生命教育，都是一个值得严肃审视和反思的案例。什么才是健康的、可以给一个人以滋养的关系？如何构建好的亲密关系？如何处理和应对感情的丧失？如何在面对挫败时真正学会自我关怀？如何建立起个人价值的多元来源，而不会将是否被爱、被某个人爱看作是决定自我价值的全部？

在C计划的课堂上，我们在不同的年龄段都和孩子们讨论过不同的性别规训以及它们可能带来的问题；我们借助《怦然心动》**《简·爱》这样的文本，和孩子们讨论关系中的需求、尊重和平等；我们也直接让孩子们辩论，有了喜欢的人到底该不该谈恋爱，帮助他们理解进入一段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一段健康的关系需要我们做出怎样的自我探索……胖猫之死值得我们惋惜，不是因为“为一个捞女而死不值得”，而是生命中有更多的美好，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活着。**

C计划学员语录分享

3. 姜萍造假，“天才少女”陷入舆论漩涡？

撕裂程度 ⭐⭐⭐⭐

背景与撕裂观点

2024年6月，2024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公布初赛成绩。就读于江苏涟水中等专业学校的17岁女生姜萍位列第12名，晋级决赛。一个中专生入围国际数学大赛——如此巨大的反差，自然引发舆论震动。

不少人为之振奋，认为姜萍打破了阶层、学历、性别的桎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是一个极其励志且传奇的故事。一些讨论开始关注这个故事背后职业教育分流机制、人才培养选拔机制以及教育公平等一系列问题。

质疑之声随之而来。因为这个故事太反常、太罕见、太戏剧性。那除了天才，还有什么其他的解释？——造假。从赛事主办方达摩院发布的官方宣传视频里，质疑者发现了诸多疑点，例如姜萍在宣传片中展示解题过程，书写中有大量低级错误；也有人披露了涟水中专学生的数学月考分数，姜萍在150分为满分的考试中只考了83分，这一信息随后也被地方教育部门证实。此外，网上还流传出各式微信截图，将矛头指向姜萍的老师王润秋，指控他和学生姜萍有不正当关系，或显示他在游说、邀请其他人帮助姜萍作弊。这样的指控和质疑也让很多姜萍的支持者颇为愤怒，他们认为这是嫉妒心指使下的污蔑、造谣或牵强附会，逼迫姜萍自证清白。

各种说法甚嚣尘上，而无论当事人姜萍、老师王润秋或赛事主办方，均陷入沉默。

11月3日，2024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终于公布决赛结果。姜萍并未获奖，并被查实其初赛成绩是在王润秋帮助指导下取得的。

舆论再次哗然。最初力挺姜萍的人们似乎被这一反转打脸；而质疑者则掌呼真相终于大白、正义终于来临。

C计划观点

姜萍究竟有没有造假，不仅关乎一场赛事的公平，也关于整个社会信任的建立。

探究真相当然重要，但这并不是说当一个人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绩，就可以被“有罪推定”为在作弊，就有义务要面对各种质疑并自证清白。即便事后证明姜萍确实造假，我们同样需要辨析，在公共舆论场上出现的声音，哪些是污蔑、网络暴力，而哪些是合理的质疑。

在C计划的思辨新闻课上，我们就和孩子们一起就事论事地分析了舆论场上最典型的五条质疑以及相应的证据。

这些质疑、证据，能不能证明姜萍有极大可能在造假或作弊呢？

例如，各式网络截图，可以直接作为真实的证据来使用吗？就算这些截图被证明为真，就算姜萍与老师之间有不同寻常的关系，也只能证明老师有帮助姜萍的动机，而无法直接证明她数学水平的高低。基于一些似是而非的传言认定姜萍在造假，其实是非常典型的荡妇羞辱。

那包括书写错误、月考成绩在内的证据，同样存在其他合理解释（例如姜萍可能有着异于常人、稳定的书写习惯，又如她可能觉得中专数学题目太无聊而未认真应考等），无法断言姜萍一定在作弊。那这样的一些间接证据，是否已经达到合理质疑的强度、质疑者是否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了呢？

理想状态下，赛事主办方应该建立起相应的举报机制，由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判断举报线索是否合理，决定应否开启调查；在调查中充分取证、听取证言，基于证据做出判断；并为当事人建立起救济申诉渠道。

遗憾的是，这样的流程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即便达摩院最后给出了调查结论，承诺将优化规则，但目前仍未看到具体的行动。

从最后的调查结果来看，姜萍似乎成为了老师王润秋谋取名利的工具。某种程度上，她的人生也将因这场闹剧而彻底改变原有的轨迹。她在这场骗局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应该承担怎样的道德责任，同样值得我们辨析。遗憾的是，无论从事件发酵之初到所谓真相大白之时，除了官方正能量的宣传，始终没有更加深入的独立报道披露更多细节。

4. 萝卜快跑来了，“无用阶层”该何去何从？

撕裂程度 ⭐⭐

背景

2024年7月，由百度自动驾驶推出的萝卜快跑无人驾驶出租车在武汉街头与行人相撞，随后又有两辆萝卜快跑出租车相互“礼让”引发交通拥堵，无人驾驶被再次推上风口浪尖。

在此之前，百度在武汉投入了大约400辆车，仅占出租车市场份额的百分之一，但已引起出租车司机的抗议。

当前全国已有51个城市出台自动驾驶试点示范政策，其中深圳、上海、江苏、杭州等多省市已启动自动驾驶相关地方立法；开放测试道路超过32000公里，发放测试牌照超过7700张，测试里程超过1.2亿公里。

撕裂观点

支持萝卜快跑者，往往对技术有着乐观的预期。无人驾驶出租车价格便宜、乘坐体验好、总体安全性高；无人驾驶技术的推广也将成为智能城市建设的起点，带来城市道路交通系统的智能化革新，而这也将是未来新的产业增长机会，创造就业岗位、拉动经济增长。

反对者除了从技术层面，提出当前无人驾驶出租车存在的一系列具体的问题——例如定点上车、等待时间长、难以处理特殊事故或应对中国一些城市复杂的路况，更重要的反对意见，则来自这门技术对就业带来的冲击。他们认为新技术不应与底层人民抢食，剥夺弱势群体的就业岗位。

C计划观点

新技术出现，机遇和挑战总是并存。

技术层面的问题，似乎都可以通过技术的发展来解决，但就业的问题，却成为一个现实而重要的考量。在一些支持者眼中，新技术对就业的冲击似乎被夸大了。正如当年马车夫抵制汽车一般，司机也会抵制无人驾驶，但新技术总会创造更多新的工作岗位。具体到无人驾驶，从算法工程师、硬件工程师、用户体验工程师，到维修员、安全员，新的用人需求层出不穷。然而，这些岗位，和它们将要替代的普通司机的能力并不完全匹配。“无用阶层”的产生，不再是未来学中的预警，而是当下即将面临的现实。

我们的产业政策与公共政策，需要讨论如何有规划、有预期地引入新技术，为就业市场提供缓冲期；以及从再就业支持到福利制度的诸多设计，如何帮助失业司机有序退出。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教育制度还需要什么样的革新，才能培养真正面向未来的人、不会被人工智能轻易替代的人？

在C计划的课堂上，我们不止一次和孩子们讨论这样的问题。无人驾驶该不该大范围推广，中学生该不该用AI做作业，面临偏科时该扬长还是补短——如何选择也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未来社会真正需要的素养和技能到底是什么。

5. 女子拳击场上出现“男选手”，政治正确矫枉过正了吗？

撕裂程度 ⭐⭐⭐⭐⭐

背景

8月，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在开幕式上，一系列的演出所呈现出的多元、包容、开放，让世界各地的观众都极为惊喜。但其中一些与LGBTQ相关的元素，也招致宗教群体或保守人士的攻击。

与多元性别相关的最大争议，出现在拳击场上。8月1日，25岁的阿尔及利亚选手哈利夫对战意大利选手卡里尼，后者在比赛开始46秒便宣布弃赛，指控哈利夫是“男人”。8月4日，保加利亚女拳手斯维特拉娜·卡梅诺娃·斯坦涅娃被中国台北选手林郁婷击败后，用双手的食指比出了两个X并大喊“不，不”。

哈利夫和林郁婷，正是两位曾被国际拳击协会取消资格的运动员，理由是“她们不符合比赛必要的资格标准”，“与其他女选手相比具有竞争优势”。国际拳击协会的官员曾补充解释，两名拳手都有XY染色体和高睾酮。

撕裂观点

许多人在看到哈利夫相关的新闻后，都直呼“离谱”，认为当前的“政治正确”早已矫枉过正，让男人可以直接上拳台殴打女人，没有比这更荒唐的新闻。

而另一些人则强调，无论哈利夫还是林郁婷，她们的身份证件是女性，身份认同是女性，从来都是以女性的身份在生活、竞技。指控她们是混入女性拳台的男性，是对她们个人的侮辱，忽略了她们为了实现梦想所要跨越的障碍和付出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女性群体的偏见——认为女性注定无法达成某些成就，一旦超越了女人“应有”的成绩便会指控其是个伪装者。

C计划观点

奥运拳击场上的这场争议，充分展现了性别议题的复杂性。

就事论事来看哈利夫和林郁婷两名选手，她们并不是跨性别人士——跨性别人士是指那些性别认同与出生时被指定的性别不同的个体。而不少跨性别人士要面临的是另一种指控（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污名化）——故意声称自己的自我认同为女性，却利用自己的男性生理优势以获得成绩。

哈利夫和林郁婷，面临的是生理性别认定的难题。诸多科学研究早已证明，人类的生理性别，除了男女二元，还有可能出现多种类型的性别发育障碍或差异（DSD），如染色体异常、性腺发育不良等等。

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去判断男女？仅看法律文书已不足够。从体表性征，到激素检测、染色体检测，不同的标准似乎都有一些问题，国际竞赛史也曾有诸多案例证明某些检测方式的荒谬性——例如曾被测出多了一条Y染色体的波兰运动员Ewa Klobukowska从体表性征来看完全是女性，后来还怀孕生子，但她仍然因为染色体测试的问题被取消成绩。

确定标准确实困难，但忌惮于政治正确而模糊标准、或因害怕争议而搁置标准，类似的冲突仍将不断再现。我们希望哈利夫等运动员的个体努力被看见、被尊重，希望她们或他们都有平等的参赛权；但不加限制地允许她们和其他普通女性选手同场竞技，客观上也是对他人的不公平。

除了不断探索关于标准的共识之外，我们能否有其他更开放的、更多元的想象空间？例如，自行车等一些运动项目引入了“开放”类别，男性运动员和跨性别运动员都可以参赛——这样的做法是更加包容还是会引发更多的歧视，仍然需要我们用开放、理性的心态去面对可能的争议。

6. 一岁幼童被关飞机卫生间，大快人心还是突破底线？

撕裂程度 ⭐⭐⭐⭐

背景

8月24日，从贵阳飞往上海的一列航班上，一名一岁多的女童随祖父母出行，持续的哭闹让同行旅客不甚其扰。

两名陌生乘客主动帮忙安抚未果，征得祖父母同意后将孩子抱到洗手间，祖母则在门外守候。在洗手间内，两女子反锁上房门后开始给孩子“立规矩”。既有好言相劝，也有指着孩子的鼻子威胁“不哭了就可以出去”“安静3分钟，如果出去哭的话又要抱进来”。期间孩子情绪崩溃，使劲扒门想要逃离，最终情绪还是平复了下来。事后，陌生乘客将拍摄的视频上传到网上，并自我标榜是维护公共秩序的“行动者”。这则视频引发舆论热议，航空公司发布公告澄清事实，称儿童的母亲已知悉完整事件并对两名旅客在机上提供协助的行为表示理解。

撕裂观点

给不到两岁的孩子“立规矩”的视频发布后，引发舆论巨大撕裂。

年轻的父母们被彻底激怒。陌生人将年幼的孩子带离监护人的行为让人无法理解；而用恐吓、威胁、锁门的方式给一岁多的孩子“立规矩”，更是对儿童认知发展规律的无知、对儿童人格尊严的漠视。

但不少支持者却为此举叫好，认为“熊孩子就应该被这样教育”，两位乘客做了他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而那些无法控制孩子哭闹的家长，就不应该带着幼童出行而打扰其他旅客。

C计划观点

因为幼童哭闹而引发冲突，类似事件已不止一次引爆舆论。背后的社会情绪不难理解。

一方面，是人们苦“熊孩子”久矣。在高铁、飞机这样的公共封闭场合，因为家长管教不良，熊孩子扰民的行为频频引起公愤；另一方面，面对普遍的厌童情绪、儿童友好环境的匮乏，本身已因养育之责不堪重负的家长群体，对这样的指责、敌意非常敏感。类似事件的曝出，总会引发双方激烈的情绪对立。

然而回到冲突本身，公共场合不同主体的权利平衡，本身就是值得探讨的议题。孩童有玩耍、哭闹的权利，乘客有安静不被打扰的权利。在公共空间下，自由的边界在哪里？

在C计划的课堂上，我们也曾和孩子们一起去分析提炼公众的容忍义务究竟是什么。

”C计划L9思辨新闻课：公共空间的权利冲突与容忍义务/

但就算认为在法律层面，吴柳芳有权利跳擦边舞，也不意味着这就是一个值得赞许的行为。擦边行为充满性暗示、性诱惑，是将女性的身体、人格物化，将女性作为满足男性凝视的性感尤物。这些擦边舞蹈的盛行，又在进一步强化对女性的偏见和刻板印象。而自我物化、矮化的对价，是流量和收入，以及压力和非议。

吴柳芳为何将流量看得更重要，为何不在意自我的物化？考量她的境遇、她眼前真实的选项，她的个人经历，曾经受到教育与文化的影响——我们需要正视问题的复杂性、人性的复杂性，而非过快地做出道德判断。

2024年，经济局势严峻，尽管政府推出措施提振经济、扭转价格下跌，却未见消费需求回升。

房地产仍旧走弱，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70个大中城市商品房价格指数观察，截至2024年9月，二手房价格相比2021年高点下降15.4%，新房价格下降9%。除个别政策支持的行业外，很多行业面对消费的低迷，陷入价格战。企业生存难，“降本增效”成为底色，劳动者收入愈加压缩，消费愈加低沉。

就业难在年轻人中尤其严峻，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9岁以下年轻人的失业率明显高于30岁以上人群*。

就个人来说，对经济冷暖的体认并不需要数据支撑。作为年终回顾，我们希望看到“大环境”中的「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因此，我们回归一个简答的问题：这一年你过得怎么样？

我们采访了5位从事市场营销的人，他们从业时间均为10年以上，疫情前已经成为中层骨干，也因此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行业的、消费者的、组织的变化。他们来自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从事的行业分布在食品、服装、新能源汽车、科技和房地产，包含不同政策支持程度的行业。

当消费降级、降本增效、价格竞争成为市场基调，他们或者比从前更“卷”，为维持收入不降太多，不放过任何可能奏效的办法；或者开始“克制自己的努力”，接受今非昔比的现状，维持恰当的投入产出比。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可能和大多数中产一样经历着上升受阻、财富缩水，几位被访者均就职于北上广深的大型企业，处境很可能好于其他城市，好于中小企业雇员；并且，相比于后辈的年轻人，他们已经感到自己属于“幸运的一代”。在明天即将发布的《下篇》中，我们采访了24位年轻人，听他们对2024还有什么想说的。

从高歌猛进的时代走来，我们习惯于在年终复盘和新年展望之时，总结“机会”和“办法”。但是，这一年在尝试了比以往年头更多的“机会”和“办法”之后，或许真正留给我们的，是如何理解一个从未经历过的经济周期，如何在一个艰难的环境中自处。

以下是他们的自述。

注：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10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7.1%，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25—2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6.8%。本统计对“就业”的定义为每周工作时间1小时即算为就业。另有经济学家关注到从城镇回归农村的劳动力数量可观，并没有反映在城镇失业率数据中。

两个创新项目被喊停之后，

我不折腾了，苟住吧。

大概2015至2019那几年，商业地产这个赛道做得风生水起。那时我还在一家服装公司，我们得求着购物中心给个好铺位，因为当时对于零售品牌来说，在购物中心开店是提升品牌形象、把握高净值顾客的重要渠道。我之前在咨询公司做过，有跨界的思维和资源，刚好那两年我经常跟一家商业地产公司的合作伙伴探讨关于购物中心的想法，有一天他们就抛出了橄榄枝。或许当时这家公司在同行日渐火热的竞争中，期待通过跨界人才的加入做一些尝试和突破，打造差异化，毕竟商业地产行业一直崇尚“标准化、可快速复制”，当时还没有太多所谓“非标商业”出现。

那是在2020年疫情期间，但我当时没想到疫情会有三年这么久。我大学期间也赶上了非典，但是很快就过去了。抱着疫情很快会过去的预期，我就来到了这家商业地产公司。

刚加入的时候，公司有利润和增长的空间，要求我这种跨界人士提供不同的视角、充分发挥。2021年上半年，公司曾给我一栋空置的小楼，包括调研、定位规划、品牌化包装、空间及商品规划、空间设计、招商洽谈、运营策略、投入收入测算等大部分环节都交给我。在招商洽谈中，对于一些小众品牌，老板甚至允许不用惯常的租金思维来合作。

我很喜欢这种挑战，大概在一个月里就把规划类环节做完了。第三个月的时候意向商户也基本谈完了，在上项目申报预算的一周，突然被公司喊停了，这个项目算是“胎死腹中”了。现在回头看，2021年房地产政策起起落落，大家信心逐渐没那么足了。那时大部分同行企业和资产方在资金上大概开始出现问题，部分企业开始售出重资产项目。那段时间“轻资产”成为商业地产这个板块热议的话题。

注：2021年房地产政策包括上半年严格调控的“三道红线”、房地产贷款集中管理制度、实施“两集中”供地模式等，及下半年透露暖意的维护按揭有序发放、房地产税延期、支持优质房地产并购贷款等。

2022年上半年，公司又启动了第二个创新项目，我再次重整信心参与其中，这次覆盖全国业务，但就在规划完毕、项目落地第一阶段时，公司的领导层发生了大变动，从70后为主的行业资深经理人，换成了一个更为年轻的80后团队，无人提及的旧项目默默流产。我估计老板的考虑一是要降低成本，二是在这样的大环境里，行业大咖和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做出的结果可能也差不多，因为公司没有开拓性的事情要做，只是维持基础运营。我觉得就是不折腾，安安稳稳地躺过这段周期的信号。

接下来公司给我的空间也收缩了，新的领导层也不关心我以前的工作经验，我擅长什么，而是把我当成一个螺丝钉，布置我做按部就班的工作，把基础工作做到极致。

之前在工作当中很契合的、一起碰撞创意灵感的同事先后离开，只剩下一两个，零零散散的。我有种失落感，也了解到不少同事很难找到令自己满意的新工作。于是我发现自己变怂了，考虑要先稳住工作，稳住存款，那就先苟着吧。

客观来讲，我觉得或许这是一家公司面对周期而做出的最好决定了。降本肯定要降的，有试错成本的事就不敢做了。对老板来说肯定也想先稳住资产，不倒闭，发出工资，至于做行业龙头什么的就先别想了。对员工来说就是稳住工作，其他别想了。

民营背景的购物中心，

吸引品牌入驻变难了。

疫情前的三到五年里，都是品牌方去拜访购物中心，求着购物中心给个好位置啥的。现在，很多连锁品牌的拓店计划都收缩了。购物中心的人得跑出去问品牌今年有拓店计划吗？人家可能说我今年只能做一个新店，已经有四家购物中心来找过我了。

对购物中心来说，以前要挑符合商场定位的品牌。现在可能很多商场开业的时候你会觉得奇怪，这家商场到底是什么定位？为什么会有一堆定位不匹配的品牌堆在这边？商场也没办法，今天它解决不了好不好的问题，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因为出租率得先上去，才有机会慢慢调整入驻品牌，逐渐符合定位。

今天想要一步到位吸引符合定位的品牌入驻，对于民营性质的商业地产公司是蛮难的。国央企的商业地产项目比较受品牌方的偏好，品牌会认为国央企的项目资源比较好，稳定性也好一些，因为它们的位置会拍得比较好，也不存在资金链的风险，因为稳定，也能吸引到较高质量的运营人才，营销费用也没有像民企砍得那么多。

疫情前有些商场一年花百万甚至千万级别的营销费用去做策展，现在营销费用砍下来了，内容创意肯定没以前好，吸引流量的能力就进一步下降了。但是没办法，今天消费者想的都是稳住存款，没那么有消费力了，就算花再多的营销费用，消费者也是来逛而不是来花钱的。

今年有一家商场开业，位置还不错，但没有把卫生间细节搞得很人性化，导致消费者在开业第一天就吐槽，怎么感觉从一线城市突然到四线了。如果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品牌商也会有这样的感受。我也能理解，房地产商很可能没有钱了，但是商场要先开起来再说。

现在一些商场有病急乱投医的状态，今天看到别人家做宠物了，也跟着做个宠物活动，明天搞一个市集。我的一个商场的朋友开始帮品牌商户做直播了，他说其实也卖不掉什么，但是一定要做满一定时间，有KPI考核的。这些做法解决不了问题。我觉得源头就还是要去研究消费者的感受，消费者真正关心的是什么，把钱花在他们真正care 的地方。

先把眼下渡过去。

我觉得不少人都变成缩头乌龟了。我有一个媒体的朋友，专门帮主理人品牌找投资的。我正好有几个主理人朋友想要找投资人，就去问她有没有好投资人推荐，她说如果是你朋友叫他们别做了。其实大家都没有信心，虽然在一些商务场合会相互鼓鼓劲，但是信心是需要有实际的案例成果的。现在很多的案例还是包装的成分比较高。

23年的时候还是希望看到曙光的，现在已经不那么在意后面到底是向上还是向下了。早两年还会讲不确定，现在连不确定都不会讲了，就是先过好眼门前，没有那么多人去为未来打算。同行有些朋友的KPI考核经常把下个月的工作成果算到这个月来，你问他下个月的KPI怎么办？他说先稳住这个月再说吧。再比如以前会做理财的朋友，现在理财都不怎么做了，存款利率再低也存。当然，我只能说我们这种老百姓，那种大咖的情况我不知道。

我的一些亲戚原来是准备把小孩送到国外去读书的，现在都“烂尾”了，不送了。因为送出去之后一是不知道在国外会怎么样，二是以后回来找工作也没什么高薪的机会了。不如把去国外的钱以后当工资发给孩子好了。

大家对长期的投资都没有信心了，都是做好最坏打算了。我们见面都是说希望明年我们不管在不在这个行业，大家还能再见面，能开开心心地聊一聊就好了。以前见面都是聊有什么合作机会，现在见面都是聊家常、聊身体，谈谈自己身上有了几个结节。

大家都会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因为当外部资源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候，你能够做到的就是保护好自己身体这个资产。

我以前做事风风火火，现在做什么事先告诉自己缓一缓，不要着急，不要强求。比如工作当中碰到一些事情跟我的衡量标准不一样，我会去适应别人，不要让自己生气，生气就会有结节。我要去相信别人提出的需求和见解都是有合理性的，你怎么确定你的决定最后的结果会更好？也不能确定。大家都不要为难大家了。

虽然现在着眼于过好短期的每一天，但我还是在学习一些课程。比如基金类从业资格类的课程，我在前年已经自学完成，临考试报名发现报不了，因为当时限定只能专职从业人员才能考，现在非专职从业者又可以考了，我想明年考一下。还有CMA管理会计师，对职业经理人掌握必备的财务管理思维会有帮助，学这个不为考证，纯粹是为了给自己扩展认知。随着消费基础设施Reits 这样的新政成熟，相信在我日后工作中能用得上，让自己更有竞争力。

整个价值链上下游所有人的

日子都变得更难了。

食品饮料行业算是国计民生了，正常情况下应该非常稳，但今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难。感觉整个价值链上下游所有人的日子都变得更难了，“降本增效”成为基调。

真正感觉到压力是在第二季度之后。上半年大家都还卯着劲想做出起色，但是618 表现平平，营销和促销活动效果变差了，库存清不掉了，线上线下都没有变好，年中发现业绩和指标的差异那么大。以往季度性开的会，变成月度开，最后恨不得周周都在对数据。

以乳制品为例，今年液奶销量掉了挺多，因为牛奶量可能供大于求了，价格战就来了。白奶价格拉低，一些功能性的、高附加值的产品也开始做更多促销，整个盘子的利润就拉低了。乳制品这个一直在涨的行业，感觉遭遇了三聚氰胺以来最难的一年。

我所感受到的消费降级主要是两种，一种是社交热情下降，就是提着一箱箱的奶走动送礼的情况少了，另一种是日常消费热情下降，因为消费者对未来预期没那么昂扬了，有实惠的就买实惠的。

国家要保证底层农户的收入，听说一些地方政府会帮助畜牧业，否则农户就真的要杀牛了，因为市场需求萎缩了。有些国企或者地方支持的企业，有社会责任和义务，需要保证农户收入，产量不敢降太多，这就需要牺牲一些利润，降价促销把产品销出去。而这样的行业环境，对于在意利润的企业来说就非常有压力了，比如对上市公司来说利润就更直接影响股价。

这两年感受到地方政府的压力也大了，要求企业的合作变多了。举个例子，今年地方政府也有他们的产能指标，可能是产奶的吨数，他们会为了达到指标提出希望我们完成多少吨的季度指标，如果完成指标会有一些税务上的优惠或有补贴。但是我们因为需要保证产品体验和新鲜度的要求，还是没有完成这个季度指标。

注：相关数据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1月至6月，国内牛奶产量1856万吨，同比增长3.4%；规模乳企乳制品产量1433万吨，同比减少3%，奶产量增速高于消费量增速。

据上市公司披露数据，36家乳企中，13家出现亏损，24家净利润下降，亏损面较去年同期有扩大，盈利水平呈下降趋势。24家乳企净利润下降幅度均在双位数以上。13家亏损乳企中，奶牛养殖企业占据7席。（《东方财富网》）

不停换动作换人，

折腾一通累死，但收效甚少。

连续不达标是今年的事，去年我们的业务还多多少少有增长。我们公司整体来看2023年也是增长的。现在公司里最大的学问变成如何合理地设定指标？从组织到个体上，怎么调试预期？如果调低之后还没达成目标怎么办？没人有标准答案。

往年到第四季度，合作的经销商还能帮你达成销售指标，今年经销商不敢帮这个忙，因为对未来的预期是下降的，这就特别像房地产——去不了库存。

今年我们不得不在各种夹缝中找机会，任何一个小机会都不放过。以往做完年度计划，就大概知道这一年的节奏了。但是今年，非常规的动作很多，折腾一通累死，可有效的东西有限。最后发现维持销量都很难，可是不做这些事，又怕销量掉得更惨。

我们天天加班到8、 9 点，一个月只有一两天可以早点回家。不停出差看市场，做这个分析、那个分析，后来公司就开始换人、换组织，在更高的层面，品牌投资、定价策略的章法打乱了，开始搞更低价位的产品了。

整体感觉就是越来越只看眼前，动作不停，有时缺乏一致性和连续性。有时链路的影响传导比较缓慢，过了三四个月才发现一件事做错了。有些人或者部门没达成业绩目标被换掉，很多看不见的价值也连带损失掉了。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其实并不是个体的问题，是体系的问题，是需求端的问题，但是人已经换了。

本来我管理的就是一个挑战性的生意，这两年刚开始琢磨到一点规律，包括怎么做到价值回归，从端到端怎么做，需要怎么聚焦等。但是现在感觉组织协同性变差了，各部门都有压力，大家都挺急的。以前增长目标跳跳够得着，有资源支持，互相配合，做起来会更顺利，现在跨部门做事没那么顺了。

组织跟个体一样，如果没有失败过，面对失败都不知道从哪开始反思，自己还没想清楚怎么办呢就迫于压力去做补偿动作了，慢不下来。你不敢承认或许已经生病了，更无法判断这病是肿瘤还是炎症，缺乏有效的诊断体系。原来不管增长快、增长慢，你是有参考的。现在谁都没有正确答案。坐标体系变了，每个人都在边猜边移动。

仅仅为了维持收入稳定，

也要花比以前更大的力气。

整体感觉就是不安，因为你觉得一定得改变，但是又不知道这个改变落到自己身上会是什么。看到有时职级高的人跌倒得好突然，就会担心什么时候轮到自己。看到好的业务都做得不好了，就会担心自己这块业务还稳不稳。时常听到沮丧的消息，没达成指标从一次、两次变成一个长期的状况，就会觉得很疲惫。

个体层面上，我们今年整体工资是稳的，但奖金明显变少了，因为指标达不成了。

我们公司这几年有比以往更频繁的工作内容或者职位调动，但是没有裁员。就我个人而言，之前有一阵子我的不安在于，如果这个工作消耗得那么多，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去找下一份工作？要怎样看待我的职业生涯？

不过后来，多亏了一个自我支持的网络，我发现在大环境不好的时候，我的心态还算是稳的。我也想把我的状态传递给身边的同事和朋友们，所以在闲暇时间会给别人做音乐疗愈或心理辅导，我没有考虑过把它当成一个收入的手段，但我觉得好像这么做能消解我在职业上遇到的挫折，获得价值感。

我发现自己从“这个生意能涨几个点”这么宏大的自己毫无控制力的事情，回到我能具象地得到幸福感的事情上，可能跟这个人聊完一小时之后，大家都变开心了，我就很乐意做这样的事。

我用这种方式来“维稳”。如果真的要考虑今天该跳哪个槽？哪个公司怎么样？我觉得是没头没尾的问题，会越来越慌。

疫情前，我关于职业生涯的观感是面向整个世界的，由于教育背景，会觉得去海外工作不是很遥远的事。我身边的朋友去国外工作，我会觉得那就是很正常的一个选择。疫情后即便2022年我都仍然这么想，但是 2023 年我开始真正感觉到了封闭。今年这种封闭感更强了，都别说是海外了，在中国之内应该怎么走都看不清。

以前我通过社交媒体和在国外的朋友，对其他国家的事多多少少是知道的。我也经常往国外跑。疫情封闭之后，且不说外部因素，我自己就越来越觉得累，对他人的关心就少很多，也自我关闭了一些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两三年下来，我对外界的职场或市场在发生什么就知道得很少了。虽然了解国外的信息渠道一直在那里，但是我觉得世界哪都不咋地，对国外的工作和生活也没有那么向往了。

今年最大的变化是，我休假会重复性地去同一个地方休息。以前向外探索的时候，感觉世界是向我打开的，现在我要在我和世界之间隔一层，度假的时候选择跟大自然贴近，跟人群远离。

今年开始我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也变了。我一直不是一个靠职级或收入来评估自己价值的人，但是多多少少会觉得我的收入会稳中向上。但是今年看到房地产的趋势，看到好多地方裁员，看到好多人突然从顶峰下落，难免要想到自己。究竟什么是我的理想状态？我是要一个劲儿向上拼？还是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够了？

原来我以为个人能力大于环境时代，现在亲身体验到职业成功大部分是时代环境造就，而非个体造就的。我已经不再找那个峰值了，就想减少波动性。对于职业生涯我也不考虑那么远了，就想下个月、下个季度能不能维持稳定，不被换掉。

但是现在仅仅是想减少波动维持稳定，也需要花比以前更大的力气。

对于工作我也从关注长远的目标变成关注日常能做什么，怎么把手头的项目做扎实。我觉得我还是挺享受日常工作的，今年扎扎实实地做了一些项目，重新开始和领导和团队系统地思考策略，增长一些认知，从日常的事务里找到喜欢这个工作的理由。

人员太稳定了，

年轻人没有上升空间。

我们这个行业以前人员流动是很频繁的，这两年却非常稳定。这就导致年轻人上不去。95后毕业生们学习速度快，能力强，但就是很难升上去，永远只能负责一小块。有些年轻人就会选择去互联网大厂、或者去考公、或者离开北京。如果不离开，升职的空间也有限，公司更多是通过横向的移动，为他们提供学习机会。

我今天还看到朋友圈里一个985的小姑娘在“发疯”，以前大学生储备一个方向就行了，要么找工作要么留学要么考公，她已经三手抓了，可是年底了还没拿到工作的offer，也没有拿到出国留学的offer，她最后还是要报名考公。

我们中国区的成长趋势戛然而止，

变得非常保守。

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这几年就是“不确定”。我们公司受到了两方面的冲击。

一方面是内部的调整。公司前几年战略调整，以提升利润率为这个阶段的首要目标，做了组织架构调整，减少了创新上的投入，加大力度提升线上销量。这种改变在当时是符合整个商业浪潮的，在一段时间里也看到了好的生意走向。那时公司大概对自己品牌的 Equity （品牌资产）有足够的信心，但是这样“强销量弱创新”几年下来，发现品牌资产还是受到了一些打击的。

另一方面的冲击来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舆论环境。从2021 年的新疆棉事件开始，我们在中国区的成长趋势戛然而止，士气受挫。同事们都觉得过去三年我们已经不像自己了，变得非常保守。所有对外的发声都处在一种高度防御的、高敏感的状态。甚至一个模特的眼睛不是双眼皮都会被消费者诟病。

我们这个品牌本来是非常忠于体育精神、不断主动出击的品牌。在这些冲击下，在中国大陆地区我们经历了长达2年的保守状态。

新疆棉事件之后，我们停止了一切 Campaign，和明星解约，整个公司进入一种不发出任何声音的状态，在所有平台，甚至包括短信都不再主动触达消费者。噤声状态下我们在各大平台的流量在一个月内就跌到谷底。几个月之后才慢慢恢复小范围面向用户的沟通。

这几年，我们最大的牺牲就是不再做品牌层面的宣传，全面地回归到产品的沟通，以前哪怕产品的沟通都有一个背后的 narrative （叙事） ，但是近两年的产品沟通就只讲功能。2023 年我们才慢慢开始恢复表达观点，但是观点还是非常中庸。

我感觉我们的品牌沟通曾经一度想对所有人说话，现在越发觉得应该只对我们真正的用户说话。这是蛮大的变化，我觉得也是好事。以跑步为例，以前我们会给跑步包装糖衣，美化它，把它说的一点也不难，还非常快乐。但是今年我们不再美化它了，跑步就是痛苦的，但有人还是爱它。我觉得这反而是我们想回归的真实的运动。今年奥运期间的广告初入市场有很多争议，但是那是我们品牌对运动精神的坚守，而这些争议随着一些现象级的胜利，开始赢得认可。我个人猜想，在运动的世界里，“赢”不只是一种结果，更是一种心气儿，这种渴望拿下胜利的心气儿是有感染力的。

政策对我们也有影响，比如2022年开始，所有用户数据不允许出海。我认识的几乎所有外资品牌都重新做了一遍自己在国内的数字平台，包括官网、小程序和APP。这种感觉就像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途中换轮胎。

用户看到的只是这些数字平台的前端，但是后端要对接供应链、动态库存管理、物流系统、交易系统、会员系统，所有接口重新做一遍。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得不做出取舍，有些APP 只得退出中国市场。现在两年过去了，功能才基本恢复完整，才有精力开始续上几年前戛然而止的功能开发，重新开始追赶国内原本就很超前的数字应用体验和能力。

这两年的消费降级主要影响了我们在低价位段的市场份额。从数据上看，目前我们最擅长的还是高价位的产品，比如1200以上的鞋，但是在800-1200价位段优势就微弱了，600-800元及600元以下的市场份额就丢的很厉害。以前可能有品牌光环，大家愿意买打折产品，但是现在消费者宁愿去买同价位的国产品牌。矛盾的是，工厂店春节期间大排长龙，所有工厂店春节期间的销售都远超预期。

过年回老家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穿的都是FILA。我们天猫上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FILA，之前我一直纳闷是谁在买FILA，因为我在北上广几乎看不到。出去旅游会发现那种公务员家庭全家人都穿科隆（Kolon）和迪桑特（Descente）这种品牌。这只是我个人的观察，也没有量化。我猜想体制内的人对于明显的海外品牌，尤其美资品牌会敏感，但迪桑特这种品牌形象没有那么鲜明，商标小小的，会被看作是一种安全的选择。包括FILA，虽然是意大利品牌，但是因为被安踏收购了，也有安踏的光环，体制内穿也很安全。但是有趣的是，我老家做公务员的亲戚会给自己的小孩买我家品牌。

我相信品牌还是重要的。

现在我觉得我们在一个 U-turn 刚刚转过弯的地方，我自己是有点乐观的，而且我觉得这可能不只是我们品牌的 U-turn，也是一种趋势的开始。

虽然现在有一种说法，新品牌都靠产品，不需要广告。但我觉得重要的不是你拍一条广告片，重要的是品牌有观点，知道自己是谁。尽管有消费降级、有意识形态的撕裂，作为一个品牌讲清楚你是谁仍然是重要的。

我们今年做了一些引发争论的事，但是我们重新做回有自己主张的品牌，这是对的。你说鞋子的差异性能有多大？现在技术材料本身的可获得性是很高的，因此做差异化还是需要品牌。

我们今年做了一些线下活动，也给了我很大信心。我在活动上亲眼看见热爱跑步的人，听到他们分享自己真实的故事。我相信我们会做更多以前经常做的事，包括线下活动，还是要真的去到消费者面前去沟通。另外也要提供更多切实的服务和体验，包括我们现在有几十家（经销商）店铺是有跑团的，每周一起跑步一到两次，他们之间会形成非常强烈的关系，这是真实的人际关系。

品牌资产是要累积的。只要品牌停止了这方面的投资，品牌资产就在丢失，你甚至不用做什么损害它的事，它自己就流失了。

有些国产品牌的进步很快，也招揽了许多资深内行人士，扎实地深耕产品创新和用户体验。撇开竞品关系，单纯作为热爱运动的人，我很尊敬它们，而且中国运动文化的普及和深化需要整个市场共同努力。但是，也还是有些鱼龙混杂的做法存在。我尤其关注品牌与职业运动员的合作模式，到底是在把他们当作工具，甚至不惜做出违背体育精神和有损运动员生涯的事，还是秉持共赢，助力运动员长足进步，签约运动员其实冷暖自知。

心理上的脆弱性，

让大家避免冲突，不敢讲真话。

以前觉得升职是件容易的事，做得好就有机会。现在大家都明白上升通道非常有限了。不仅向上流动少了，从前有很多跨区域的流动，现在这种横向流动也少了。另外，外国人的含量也急剧下降。疫情前我日常沟通中大概10-15% 是外国人，现在很少碰到外国人了。市场部领导层之前有一半是外国人，现在只有两三个。

我每周都要给负责创意的老板们讲我们的创意。以前我得费劲用蹩脚的英文讲一些本地的洞察，他们的观点不一定对，但是因为文化背景不同，总会给我一些没想到的角度。现在大家背景都差不多，我能获得的挑战跟激发就少很多。这对创意而言不是好事，大家做的东西容易陷入一种套路。

我们涨薪的政策调整了，在组织架构调整的时候，有些人接到了降级降薪的offer，就看他们接不接受这个offer。但很少听到关于待遇的抱怨，可能因为总体来说薪水还是体面的，年假比较多，也会给大家相对的自由，比如夏天的周五下午不用上班。整体而言这是一个比较尊重人的公司。

这几年公司文化是有变化的。过去大家争论问题都蛮大胆，我甚至听到过很激烈的讨论。大家秉持体育精神，很直接，没有商务吹捧。这两年不太敢讲真话了，跟社会整体的变化有关系，可能心理上的脆弱性，让大家避免正面冲突，包括年轻一代好像会很难接受负面反馈。现在我们每年还有一些和心理健康有关的福利假期，就是因为公司感觉到大家有过于焦虑的情况，需要调整工作状态。

我们一直是卷的，现在仍然卷，但是以前卷是为了把东西做得更好，自己逼自己。现在还有一种卷是在卷彼此的credits（功劳）。可能大家都经历了裁员，会想为自己赢得更多的成绩，在老板面前争取曝光度。大家觉得如果自己是个小透明就会成为下一轮被裁的人。

世界很割裂，

反而激发了我的好奇心。

不管是疫情期间还是过去一年，我的职责一直在调整。我今年1月接了一个新角色，在一个大家都在变化的过程中，我要很快地找到自己的位置。今年我的工作是超饱和的。工作日周一至周四，我早八晚九，不过一般周五到周六日我们不太会加班。

今年夏天有一阵子我在看心理医生，因为我有点burn out。我自己也尝试了各种办法，包括坦诚地跟老板讲我压力太大。我也尝试了一个情绪训练营，进到一个20天的计划里，每天在社群里打卡一些轻量化的心理学小任务，包括冥想、呼吸等。最后我发现对我来说唯一有用的还是去把事情一点点做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的的情绪问题反而就被解决了。

过去四年是我看书看得最密集的时间，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割裂，反而激发了我的好奇心，重新回到不断学习、好奇心旺盛的状态。所以即便我压力很大，也很忙，但是自我满足感是高的。

我已经40岁了，我觉得我还在自己的奥德赛阶段（注：奥德赛阶段，指介于青春期和成年期，自我探索和寻找时期），好像人家的青春期是奥德赛，我到现在还在寻找，我觉得一直在探索这件事情本身给我比较大的满足感。

身处重点发展行业，我感觉到的不是欣欣向荣，而是竞争的残酷。

我是2021年加入这家公司的，当时新能源汽车行业正如火如荼，现在进入回归冷静、回归商业本质的阶段了。

这几年政策退坡一直在发生。最早的时候，政策补贴非常厉害，以至于很多企业就是去骗补的，他们造的车不用卖出去，单是拿补贴都能赚钱。最早是补钱，后来是购置税减免，现在购置税减免马上也要结束了。

这个行业的另一个处境就是竞争残酷。因为其他经济板块不行了，尤其像房地产这种支柱产业不行了，新能源赛道就有很多钱涌进来。其实背后的投资非常复杂，很多资本在理想、蔚来、小鹏都有投资，包括雷军自己也投资其他车企，也自己造车，华为也躬身入局。总之资本想进这个行业，智能产业要转型，也会进入这个领域，导致竞争加剧。

以前车企每个月发一次销量，现在一些特别卷的品牌恨不得每三天发一次销量，让优秀的人卷到更多钱，拿到更多销量，也让销量惨淡的品牌快速淘汰出局。很多品牌怨声载道，因为你不发自己的作业，会有人帮你发出来。水军、黑粉、红粉这一套，车企也玩得很溜了。前阵子理想MEGA 汽车遭水军攻击，也有竞争品牌的员工被警方调查。

汽车用户也在消费降级。以前消费者购车会先定义自己要买什么级的车，A级、B级、还是C级，今天根本不考虑级别，就是跨级、跨价格段、跨能源形式、跨座位数，全部放在一起比价格。

价格战打得特别厉害，比亚迪一个月可以卖四五十万辆，就是因为它的很多产品都是七万、八万、九万就能买到以前 15 万的体验。特斯拉也一样，从一个 80 万的品牌慢慢变成一辆车只要二十万出头。所以合资车，像本田、丰田、大众、奥迪、奔驰、宝马这些品牌压力非常大。

竞争激烈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过去一辆车研发周期要五年，现在最快也要两年，意味着它还是一个长周期的产品。往往一个产品还没有交付出来的时候，这个产品的市场站位已经被占了。华为体系一年可以出四五辆车，它把智能科技品类的节奏带到汽车品类里来了。

大家节奏都越来越快。很多时候你发现你明年要交付的产品已经不如竞争对手今年交付的产品了，这是很痛苦的，怎么办？是降价，还是回炉重造？压力写在每个人脸上。

身处这个行业感到的紧迫性和不确定性很像在互联网大厂的感觉。裁员是很日常的事情。理想是分产品线裁员的，纯电产品线几乎腰斩。蔚来去年（2023年）裁了一波，大概裁了20%的岗位。合资公司裁员更厉害，大众、福特都裁员了。我在福特的几个朋友都是拿了大礼包走的。

这两年不断有品牌在告急，前年是威马，去年是高合，眼前极越汽车一夜解散，通用破产警告，福特电车退出中国，每隔几个月都能听到一个你觉得是“巨大的骆驼”倒下的消息。

这种残酷的感觉是疫情后开始的，疫情期间大家还有盼头，觉得疫情过去会好起来。但是后来大家发现经济起不来。2023年初，我觉得很多投资人反应过来了。以前新势力造车去融资很容易，但是疫情之后投资人更审慎，新势力汽车公司的现金流远不及过去健康。

国人普遍乐观，我在行业之中，

并没有这么乐观。

中国在智能电动车的赛道算是弯道超车了。在油车时代国产车是没办法跟国外品牌对抗的，品牌溢价很有限，而现在中国品牌可以要高价，理想、蔚来、问界是有一定的品牌溢价的。国产品牌的份额和心智上升得非常快，合资品牌正在失势。今天这些头部国产品牌更懂得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在产品定义上、营销沟通上比过去的合资品牌要技高好几筹。当然特斯拉仍然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国人好像普遍乐观，但是我处在行业之中，并没有这么乐观。先说芯片，论研发水平中国已经步入世界一流，但如果谈到制造水平，例如3纳米、 5 纳米高精尖的芯片，中国与世界顶尖水平仍然存在一定距离。

一辆车要装载上千枚芯片，有通信的、娱乐的、传感器的、自动驾驶等等各种芯片。芯片卡脖子就会让整车的交付能力很差。咱们现在的智能汽车大部分用的还是国外的芯片。中国公司自己研发芯片也有流片成功的，但是真正到成熟量产可用，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芯片制造工艺特别复杂，造芯片的设备都是既高精尖又重资产的东西，一套设备的研发和制造可能就是几十亿、上百亿级别的。

我们在技术上的差距还很大。举个例子，我们在智能驾驶上现在几千块钱成本做出来的东西，仍然赶不上特斯拉几年前就可以花几百块钱成本做出来的结果。我自己有两台智能汽车，一台特斯拉是好几年前买的，还有一台国产智能汽车。特斯拉低成本的视觉方案的体验比国产车几千块配备激光雷达的体验还要好，这两辆车开起来的感觉，一个是游刃有余的老司机，一个是愣头愣脑的机器。这就特别像苹果机和安卓机的对比，安卓机可能各种堆料，苹果机用的CPU算力、内存、分辨率可能都不如你，但就是能把体验做得很丝滑。

这个行业的另一个挑战就是顶尖人才的流失。今年小鹏自动驾驶负责人就去了英伟达。我周边有两个朋友要读博的时候，一个学视觉算法，一个学自动驾驶，几年前他们一个拿了德国的offer，一个拿了美国的 offer 走了。

另外，整体市场的凉意是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的，我好朋友今年换了房，几年前买的房子缩水了100多万。但是感觉大家对于这种事情也不太大惊小怪了，时代的雪崩中，每个人头上都会落几片雪花吧。

注：相关数据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分析，1-11月我国汽车产销累计完成2790.3万辆和279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9%和3.7%。1-11月，新能源汽车产销累计完成1134.5万辆和1126.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4.6%和35.6%，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0.3%。合资/进口车市场占有率下降，今年10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193.1万辆，市场占比首次超过70%的大关。

我看到很多曾经努力的人在往回退。

虽然说站在公司的角度会比较担忧。但在个人层面不是很担忧。我想自己有一技之长，即使这个公司没了，我可以再找其他工作。

这两年人的状态还是有变化的。如果说把同事分为两类人，一种是聪明地躺平，一种是进取的。这两年“躺”的人肯定是在增多的。我自己曾经属于进取的一类，总希望能真正影响决策者，但是越想改变点什么，结果越是会预期违背，不仅建议不一定被采纳，反而要背更多锅。

所以我越来越倾向于聪明地躺平，只做我自己觉得重要的、有影响的事，其他事都会尽可能地推掉。不让自己陷入一个苦哈哈的状态，努力得比较"克制"。不仅是我，我看到很多曾经努力的人在往回退，包括我这个年纪的，也包括刚毕业的年轻人。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现在升职和涨薪是完全不相关的。HR （人力资源部）冠冕堂皇地说在这家公司，但凡不跳槽，想要收入增长是非常难的。你可能获得一个很大的升职，加薪寥寥无几。这几年也没有普涨这个概念了，也没有年终奖，就连写在合同里的也没有了。

今年我把更多时间和感知力都放回到家庭里去。每周至少运动两次，除了项目要出差或加班，10 天里面有 8 ~ 9 天都准时回家跟家人一起吃饭，陪孩子玩，给孩子洗澡，陪孩子睡觉。我自己也享受在其中。周末一定会有一场运动，会有休息时间。基本上每个周末至少有一整天可以保证是家庭活动时间。

特别优秀的年轻人

却只能做一些螺丝钉的事。

智能汽车这个行业相对来说民企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我在上海比较熟悉上汽（国企）。上汽一些优秀的人都在往互联网造车的民企跳。上汽的很多品牌也是不停地重组，有些甚至退市了。上汽的人对自己的评价就是发的出来工资，背后的保障还是在的，但是也没有什么发展的机会。里面还是很官僚的，比如听说上汽还是用上海话，不讲普通话的。

所以优秀的年轻人还是在行业头部的几家公司，就是比亚迪、华为、理想、小鹏、蔚来。

但是我们现在社招都不招了。招实习生只看清北本科、211 的研究生或者藤校的毕业生。实习生过来就纯“刷履历”，我们会第一天就跟他们明确说我们没有headcount ，实习之后留不下来的。身边的实习生都是哈佛、MIT、藤校的。在我看来很多实习生的能力都是超过他们的 mentor （上级）的，有一种倒挂的感觉。因为这个赛道的命运还没有被充分定义，还有想象的空间，所以还是很多人想进的。

我们部门好几十人，就只有2个应届毕业生。他们展现出来的质素很高，但他们在这边工作得挺不开心，觉得价值发挥不出来，做一些小螺丝钉的事情，每天做得很麻木。

每周发销量排行榜，

然后大家在排行榜上各自加定语。

2019 年5月16日美国商务部第一次宣布对华为制裁，大家第一次发现一个国家竟然能够动用国家力量来制裁一家企业。从公司来讲，那时候势头已经非常好了，突破千亿美金收入，手机全球市场份额已经快登顶了。制裁之后经历了几年的低谷期，最直观来讲，我们的年终奖下降了。

我觉得从 2023 年9月 MATE 60 发布之后，公司又呈现一个上升趋势。因为 Mate 60 的发布，我们比全社会预期的要更早一些解决了美国制裁的制约，大家都感觉很鼓舞和提振士气。而在那个时机我们又提出鸿蒙原生应用全面启动，也就是要做真正中国独立自主的操作系统，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因为合作伙伴对华为的未来重拾了信心。

今年又推出了一些创新性的产品，9 月份发布了全球首款三折叠手机，虽然卖得挺贵，但因为辨识性明显，还是供不应求。我们之前就说如果华为作为中国市场上的 top 玩家，能把价格和 iPhone 拉齐，这对整个供应链以及其他的手机品牌都是好事——这样大家才都有肉吃。只有你能让行业上下游都挣到钱，大家才能拿出更多钱去做技术投入，这个行业才能真正发展起来。

当然产品的创新度要能够支撑溢价。去年发布的六座车 M9 是一款超过 50 万的新能源SUV，销得也很好。当时我们有个调研发现，买 M9 的用户基本上都是从奔驰、宝马、奥迪换车过来的。前段时间预热亮相的一款旗舰车，价格在 100 万至 150 万之间，开启预定后没想到两天内就有 2, 000 多个预定。同等价位的豪车在中国市场上一年也就售出 2, 000 多辆。一方面说明说明富裕层还是保持着购买力，另一方面说明像车企，手机行业的卷带来的效果是行业整体品牌认知度和信任感的提升，消费者愿意为此买单。

今年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大家更卷了。手机品牌过去可能一年只发布两次，现在很多品牌半年就开好几场发布会。因为每个季度都会有市场份额的排名，手机厂商压力也很大。车企更卷，每周都有排行榜。大家在这个排行榜上各自去加定语，比如我是哪个细分市场的前三，寻找一种有利于自己的数据表达。

我目前在做原生鸿蒙操作系统的工作。这个操作系统的意义非常重大，如果有一天美国极限打压我们，不让中国的手机使用 iOS 和安卓的操作系统，我们还能有中国人自己的操作系统。因此，党政央媒很理解这个意义，原生鸿蒙发布的时候，记者来做全方面的采访，连续上了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等，史无前例。

建立这个操作系统最难的是需要说服那些应用的拥有者尽快适配。应用的拥有者有的是公司，有的是政府，比如广东省用的是粤省事，浙江是浙里办，上海是随申办。我们今年跑了很多省市，对方都是理解这个国家和产业意义，比较支持，乐于起示范作用。但是从上面的领导认可，到下面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执行，实际行动起来有些没有预期中快，原因也有很多，比如一些地方预算吃紧，因此我们也会拿出很多激励和扶持措施。我们在干一个过去没有干过的事情，摸索着前进，因此今年非常忙，完全在打一场新的战争。

尽管公司在逆势上扬，但是大环境的艰难我还是能感知到的。我们家在前些年换房子的时候，把家里的存款几乎用尽了，但是当时很有信心，并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现在手上的存款比那时候多了，但是你让我现在换房子我是不敢的。信心还是受大环境影响的。

外包很难招到优秀的年轻人了

我们不太有裁员的压力，总感觉人是不够用的。社招比较少了，但是我们一直在通过人力外包公司去招聘。很奇怪的是，以前我们外包还能招到一些不错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他们愿意在这里积累两三年经验，作为跳板再转去其他公司做正式员工。现在外包招聘的候选人素质整体不如以前。我很好奇，外包岗位薪资并不算低，却招不到人。市面上一直说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他们都去哪了？

这几天，李宜雪讲了很多遍她被送入精神病院的经过。她的表情往往看不出太大波澜，语气平静，回答提问时习惯分点叙述，说到气愤时也不会提高太多音量，“我不想在别人面前表现得情绪激动，会显得我好像真的不太正常。我尽量让自己保持一个冷静理智的状态”。

2022年4月22日凌晨，李宜雪被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丁公路派出所送到江西省精神病院，住院56天。李宜雪称，被送到精神病院之前，她曾向丁公路派出所告发辅警赖某吉猥亵自己。

李宜雪将这段在精神病院的经历视作迄今人生遇到最大的坎儿。出院后不到一个月，李宜雪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为由起诉江西省精神病院，随后开始在网上曝光她的遭遇。2022年12月6日，该案一审开庭，但尚未宣判。

2022年4月21日，李宜雪在商场的室外楼梯“散心”，随后被丁公路派出所带到江西省精神病院。拍摄：张馨予

随着公众对这起事件的关注不断升温，2022年12月21日，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发布通报。根据通报，警方认定赖某吉不存在猥亵行为，鉴于李宜雪先后4次在公共场所扬言自杀，并称自己患有抑郁症、晚上睡不着觉，丁公路派出所出于对李宜雪的人身安全考虑，依法将其送江西省精神病院，经医院精神障碍诊断后收治入院。

李宜雪不认可警方通报中的多处说法。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诉江西省精神病院的民事诉讼一审宣判后，她还将分别向江西省精神病院和丁公路派出所提起刑事诉讼。

不予立案的猥亵事件

李宜雪被送入精神病院的开端，是一件各执一词的猥亵事件。

在李宜雪的讲述中，猥亵事件的发生始于赖某吉的主动接近。2022年3月中旬，因一起民事纠纷，李宜雪到丁公路派出所报警，派出所不予立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李宜雪为这起纠纷多次来到丁公路派出所。到了4月14日，李宜雪再一次来到丁公路派出所询问案件进展，第一次见到辅警赖某吉。“4月15日，赖主动电话联系了我，说这起案子他可以帮我忙，要见面聊。”

李宜雪说，当时由于南昌疫情严重，所在小区处于封控状态，她没有办出入证，所以住在家附近的酒店。接到赖某吉的电话后，李宜雪提议在酒店大堂见面，“但是他说酒店离西湖分局太近了，在大堂容易碰见熟人，还是在房间聊比较方便。”西湖分局距该酒店仅250米，步行时间少于5分钟。李宜雪称，4月15日下午5点多，赖某吉来到她住的房间，穿着便装，没有佩戴执法记录仪。

“进了房间，他先是搬了一把椅子坐在床边，我坐在床上，和我交流案情。”李宜雪记得，聊了10多分钟，赖某吉话锋一转，说“如果你是我女朋友，我明天就能帮你平了这件事”，之后就起身亲她摸她。李宜雪开始反抗，声称要报警，“说了这句话，他就停止了行为。”李宜雪说，赖某吉随后开始道歉，甚至下跪扇自己巴掌，请求她不要到派出所告发他。

李宜雪回忆，赖某吉直到4月16日早上6点才离开，两人一夜未眠，赖某吉“一直在跟我诉苦，道歉，打感情牌”，并在当天晚些时候发短信道歉。4月17日，赖某吉再次约她见面，两人这次约在酒店大堂一侧的餐厅，“他还是那些话，说他这两天上班心神不宁，然后直接在大厅跪下来了。”因为动静太大，酒店前台一位工作人员上前询问，赖某吉随后离开酒店。李宜雪说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李宜雪。拍摄：张馨予

直到在2022年4月22日被送到精神病院，李宜雪都没有想到调取酒店大堂的监控录像。从精神病院出院的第二天，李宜雪联系酒店，希望调取监控录像，作为证据，但酒店告知监控录像已经过期，无法查询。

2022年12月29日，《中国新闻周刊》来到李宜雪与赖某吉见面的酒店，前台工作人员称酒店的监控录像只保存一个月，并且2022年4月17日值班的工作人员早已离职。

赖某吉的讲述与李宜雪截然不同。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拒绝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请求，记者未能联系到赖某吉。而赖某吉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22年4月15日李宜雪两次拨打其电话，邀约他到酒店见面，中途曾打算离开，后被李宜雪电话叫回。赖某吉还放出了部分当晚与李宜雪的对话录音，他在录音中说“你不要叫我来酒店”以及“我又没办事”。

赖某吉说，他从未对李宜雪有过猥亵行为，并表示李宜雪在房间内精神状态有异样，行为让他感到害怕，“打开门进去之后，就看到卫生间从走廊那个门到房间里面，地上都是水，床上也是湿的。”

对于赖某吉的说法，李宜雪称其放出的录音经过剪辑，非完整录音，并说“如果他没上床，怎么会知道床是湿的？”

根据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于2022年12月21日发布的通报，经调取李、赖双方笔录，收集李宜雪入住酒店工作人员以及商场保安、邻居、家属证言，查看李、赖双方通话记录、现场录音等材料，认定赖某吉不存在猥亵行为，公安机关已依法作出不予立案决定。

由于辅警赖某吉私自会见纠纷当事人，违反工作纪律，丁公路派出所对其作出通报批评并予以停职。因该违纪行为，赖某吉未能通过员额制辅警过渡政审，遂于2022年9月5日离职。

收治入院前的三小时

李宜雪被送到精神病院，发生于猥亵事件的一个星期后。

“那件事发生之后，我就有了失眠的症状。”2022年4月21日晚，睡不着的李宜雪想出门散心，走到酒店附近的一家商场。商场停车场旁有一处三层高的室外楼梯，李宜雪在晚上10点左右走到室外楼梯上，“想吹吹风静一下。”李宜雪补充说，她那天没有轻生意图。

由于当时南昌部分区域执行封控管控措施，商场周边街道几乎没有行人，李宜雪独自站在室外楼梯，引起了保安的注意。李宜雪称保安让她下楼，她不愿意，两人发生口角，保安随后报警，称李宜雪要跳楼。

李宜雪回忆，保安报警后没过多久，开来一辆警车，车上是4名她之前在丁公路派出所见过的民警。过了10分钟左右，又来了一辆警车，一共来了8名民警，加上商场保安共有9人。李宜雪说，双方当时僵持了一会儿，然后她说出了赖某吉猥亵的事情，“我一说这件事，一个民警就关掉了执法记录仪，支走了保安，然后他们就沉默了十几秒。”在李宜雪没有注意时，一位民警上了楼梯，随后“把我拽到一楼，然后把我塞进警车，开到丁公路派出所门口”。

在丁公路派出所门口，李宜雪没有下警车。她回忆说，“一位姓赵的民警进到派出所，差不多10分钟后出来，手上拿了一沓纸质材料，然后警车直接就开到了江西省精神病院。”

江西省精神病院。拍摄：张馨予

2022年12月29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向商场一位陈姓保安主管求证2022年4月21日晚的情况，该主管称除非有公安机关介入，否则拒绝采访。丁公路派出所王所长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李宜雪在2022年4月21日当晚未提起赖某吉猥亵一事，并表示这已经不是李宜雪第一次在该广场实施轻生行为。在警方通报中，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也称李宜雪先后4次在公共场合扬言自杀，依法将李某雪送江西省精神病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2018修正)》（以下简称《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陈碧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当事人确实存在自杀、自伤的危险，公安机关有权决定是否需要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否则，该处理而未处理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当事人及其家属可以提起行政不作为之诉。

不过，陈碧补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十四条规定，需要送往指定的单位、场所加以监护的，应当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批准，并及时通知监护人，“这个案件，还需要核实警方是否履行了上述义务”。

入院治疗程序是否合法？

李宜雪被丁公路派出所民警送往江西省精神病院的时间，是在2022年4月22日凌晨1点左右。两个小时后，她作为患者住进江西省精神病院，在里面接受近两个月的治疗。

根据李宜雪的出院记录，江西省精神病院对她的入院诊断是“人格障碍”，入院情况写道她“反复发脾气、人际关系不稳十余年、表现偏执敏感、以自我为中心、记仇易报复”。

但李宜雪对江西省精神病院的诊断存在质疑。她说面诊时，医生只问了她两个问题，一个是“你是不是经常心情不好”，另一个是“你是不是经常容易为一些事纠结，导致失眠”。她对这两个问题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李宜雪说，面诊过程中，民警出具了一张肇事肇祸证明。随后她被带出房间，一位民警与医生进行了交流。等李宜雪再被叫进房间时，住院手续已经办好了。

2022年12月28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江西省精神病院，希望了解医院对李宜雪的诊断依据和诊断过程。江西省精神病院拒绝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

在李宜雪诉江西省精神病院案中，江西省精神病院在提交的答辩状中表示：“原告李宜雪因肇事肇祸被丁公路派出所民警强制带入我院，经门诊医师评估，当日按肇事肇祸程序收入我院。”

警方通报中，丁公路派出所将李宜雪送江西省精神病院收治的法律依据包括《精神卫生法》和《江西省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收治管理实施办法》。

根据2007年出台的《江西省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收治管理实施办法》，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发生以下肇事肇祸行为之一的精神病人应予以收治监护，包括杀人、伤害等严重侵害他人人身权利的；放火、爆炸、投毒、破坏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抢夺、损毁公私财物的；严重扰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正常工作、生产秩序的；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后果的。

陈碧认为，《江西省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收治管理实施办法》对于收治对象的限定明显小于《精神卫生法》。至于李宜雪是否符合应予以收治监护的对象，陈碧说“哪条可以用在李宜雪身上？我没看出来”。

另外，根据《江西省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收治管理实施办法》，“经鉴定确认发生肇事肇祸行为或有肇事肇祸倾向的精神病人，公安派出所应强制送精神病院治疗，同时逐级上报，并由设区市公安机关签发《收治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入院通知书》，交由精神病院治疗。”陈碧认为，这条规定有可能被扩大适用，侵犯相对人的人身权益，并且和上位法发生了冲突，“各地行政法规应当与上位法《精神卫生法》相符合”。

2010年前后，国内曾频频发生“被精神病”事件，在各方推动下，中国首部保障精神障碍患者权益的法律于2013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

《精神卫生法》明确，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根据《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两种情形之一的，才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1）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2）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

如果是第一类情形，经监护人同意，医疗机构应当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但监护人不同意的，医疗机构不得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而是由监护人对其做好看护管理。如果是第二类情形，国家可以实施强制收治，但患者或者监护人如果对诊断结论有异议，可以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

陈碧说，当事人的监护人可以起到保护其合法权益的作用，如果当事人属于自杀自伤的情形，监护人可以拒绝住院治疗；如果当事人属于伤人的情形，可以要求再次诊断；还不满意的，可以再要求司法精神障碍鉴定。

而在李宜雪被江西省精神病院收治入院的当晚，其监护人并未签字同意李宜雪住院治疗。李宜雪回忆，当晚是由丁公路派出所民警在入院通知书上签字，随后她就被带到了住院病区。根据警方通报，李宜雪入院当日，“民警将李宜雪入院治疗情况告知了其家属”。

李宜雪的爷爷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2022年4月22日李宜雪入院当日，没有任何家属在通知书上签字，到了早上，才有人通知李宜雪父亲，她已被强制送到精神病院。

李宜雪认为，她诉江西省精神病院，重点就在于该院的强制住院治疗程序是否合法。

在江西省精神病院，因肇事肇祸程序强制住院治疗的患者不在少数。

曾茵于2022年5月底被家人送到江西省精神病院，被诊断患有双向情感障碍后住院治疗近两个月。曾茵回忆，同一层有不少是通过肇事肇祸程序被警察送进精神病院的，其中有人已经住院治疗超过一年。曾茵说，有些肇事肇祸病人确实比较暴力，会攻击人，“感觉真的有病”，但还有一些肇事肇祸病人相处起来看不出症状。

根据《江西省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收治管理实施办法》，对公安机关强制送治的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精神医学鉴定费用、基本治疗用药费用由财政给予报销，住院床位费减半。另外，上述办法指出，按每强制收治一名肇事肇祸精神病人补助100元的标准，适当增加公安部门强制收治管理专项经费。

南昌市财政局曾于2014年4月和2015年4月，两次公开市财政拨付收治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治疗补助经费情况。根据披露，2013年3月至2013年11月，江西省精神病院共收治出院肇事肇祸精神病人308名，南昌市财政局拨付补助经费91万元。2014年7月至2014年12月，江西省精神病院共收治出院肇事肇祸精神病人310名，南昌市财政局拨付补助经费91万元。

《中国新闻周刊》联系了南昌市财政局社保科，了解最近几年江西省精神病院收治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数量，以及市财政拨付收治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治疗补助经费的情况，未获得回复。

“我不是精神病人”

“我选择先告精神病院，是因为我想通过告赢精神病院证明我是一个正常人，之后才好继续告派出所，否则别人会拿我是一个精神病人说事。”李宜雪说，她对江西省精神病院的起诉，是她维权的第一步。

从得知要住院治疗的那刻开始，李宜雪就开始了“我不是精神病人”的自证。

大多数时候，李宜雪的自证是通过吵闹，极力否认自己是精神病人。一进住院病区，她就开始大叫，说她不是精神病人，凭什么住精神病院？她说，“护士告诉我，你不要情绪这么激动，你越哭越叫，就越像个精神病，你就越出不去。”

但李宜雪很难压抑自己的情绪。刚住院的几天，她拒绝服用医院开出的奥氮平、曲舍林等药物，“护士就会用约束带把我绑在床上，把药灌进去。”李宜雪说，一旦被绑在床上，就不会被轻易解开，她曾被绑过七天七夜。后来案件开庭时，李宜雪看到医院提供的材料中有厚厚一沓约束单。

李宜雪说，住院到一个月左右时，因为她情绪崩溃，产生了轻生的意图，“出院之后我爸爸才告诉我，当时医生就想对我使用电击疗法。因为电击疗法需要全身麻醉，要家属签字，我爸爸不同意，所以没有采用。”

李宜雪的爷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宜雪住院治疗后，其父曾多次想把女儿接回来，但都被医院拒绝了，“不要说接回来，去看她都不允许”。

后来，李宜雪逐渐接受在精神病院住院的事实。她会在每天早上6点起床，7点吃早餐，10点半吃午餐，下午4点半吃晚餐，其余时间都和其他约60位病人一起在活动室活动。在活动室，有人会不停地走圈圈，有些人会坐着一言不发，还有很多人会聊天，彼此交流为什么会住进医院。

在入院时，江西省精神病院对李宜雪的诊断是“人格障碍”，出院时又多了一个“强迫性障碍”。这是江西省精神病院根据李宜雪在医院的行为作出的诊断。李宜雪说，她喜欢反复地洗手，有时一天要洗三次澡。而在医院里，三五天乃至一星期才能洗一次澡，这让她难以忍受。正因如此，每次洗澡，李宜雪都会洗40分钟左右，“所以经常会被骂，也会因为这个被别人认为不正常。”

在对江西省精神病院的起诉书中，李宜雪的诉求包括确认医院在整个收治、治疗、护理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行为，以及重新进行司法鉴定，证明自己精神一切正常，并要求江西省精神病院承诺今后永不收治她。

李宜雪向法院申请精神司法鉴定的过程并不顺利。李宜雪说，南昌市能够做这类精神司法鉴定的只有三家机构，其中一家是江西省精神病院，另外两家是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和江西神州司法鉴定中心，它们分别以“只接受颅脑受重创的精神鉴定”和“提交材料不足”退回了李宜雪的申请。

2022年11月27日，李宜雪到一家三甲医院进行鉴定，根据面诊、脑CT以及一些量表，医院给出“无抑郁症状、无焦虑症状”的参考诊断，李宜雪将其作为证据递交给了法院。李宜雪说，后续如果要再进行精神司法鉴定，也不会在江西省内做，而是会选择北京、上海等城市。

对李宜雪而言，有一个让她心生希望的消息——曾有一位试图摘掉精神分裂症帽子的人，在对江西省精神病院的官司中胜诉。

南昌男子万友生在2008年12月7日被他人强制送入江西省精神病院，第二天在其母亲等人的强烈要求下离开医院。在出院小结中，医院诊断万友生患有“精神分裂症”，万友生之后将江西省精神病院告上法庭。

在案件历经一审、重审、二审后，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江西省精神病院在收治万友生住院时不符合规范，但未认定“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是否合规。万友生提出申诉。2018年8月2日，江西省高院作出判决，认定江西省精神病院在未对万友生进行必要的检查亦未进行任何治疗的情况下，在出院小结中诊断其患有精神分裂症，“明显缺乏依据，不符合诊疗规范”。

（文中曾茵为化名）

1

前几年朋友中流传一个段子：孩子高考要不要报新闻系？“这要看是不是亲生的，亲生的就建议不报。”

这话有一点心酸，有一点沉重，而今我觉得也有一点轻佻：你会怎样看待那些仍然在做调查新闻的记者呢？

2

中国调查记者不多了。好几年前张志安老师做过一个统计，有一百多。

现在可能又少了一百。

3

像刘虎这样的，不能在任何媒体工作，却仍然是我心中的“调查记者”。

真正的调查记者，已经很难在媒体工作了，因为大部分媒体都不做调查新闻了。

李微敖是为数不多的奋战在一线的调查记者。他说要感谢经济观察报，因为大部分稿件都能发出来。

4

据说成都有人批评李微敖，“就没有说过成都一句好话”。

他把这当成是褒扬。真正的记者是不会把“说好话”看成是自己的工作的。其实他也没有说过其他城市的好话。

再说了，说好话人实在太多太多了。

5

这几年李微敖有印象的报道很多。

影响最大的当然是安邦保险，那时很为他担心。

还有：某县县委书记打击举报人；张继科和景甜……很多人攻击他，他遭遇了网暴。

不是很担心网暴，成千上万人攻击他，他不会害怕。他手中一定有各种证据，在法律上也不会有风险。

但是我也能想象出他孤军奋战的背影。这就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人物。

6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把李微敖和刘虎称为“独狼型”记者，或者叫独行侠。

李微敖是有“单位的”，但是在过去20年他换过8次工作，几乎在所有有影响力的媒体都工作过。

他在做自己。秉承自己的理念，也自己承担风险。他是一个“独立作战单元”，和供职机构更多是一种合作关系。

这是一种流浪，可能也是“调查记者”的独特命运。不谋求升迁，也不连累机构。“能养活自己，却无法养家”——但是最重要的，其实是在流浪中保全了自己。

保全的是人格，一种媒体机构中已经很少人在乎的东西。

7

李微敖和成都有着很深的渊源，他一定是爱成都的（所以也一直关注着，“监督着”）。

他从北师大历史系毕业后到成都商报工作，2005年我到这家媒体工作时，和他成为同事，那是我们关注“公共”和社会议题的开始。

转眼间快20年了。我们方向不同，却都还在坚持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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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坚持，当然也是开心的。我赞同他公开场合中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

比如，他说现在的报道水平其实比以前高；现在投身于新闻业的年轻人，也比很多“老记者”起点高。

我还有一个判断：中国人整体上受教育程度在提高，这么大的国家，没有新闻业是不可想象的。

说到底，总会有人选择做记者。

今年都这样了，明年呢？

青年志用24组词回顾了2024年。这一年，青年人在“没力气”和 “还有点力气”间反复横跳。闹剧、悲剧和喜剧交替上演，愤怒退场，接棒的是解构一切的抽象。

我们用24组词回顾了2024年。

这一年，青年人在“没力气”和 “还有点力气”间反复横跳。闹剧、悲剧和喜剧交替上演，愤怒退场，接棒的是解构一切的抽象。

这是我们又度过的一年，能说的都说了。不能说的，就留在心里。

2025，不玩他们的游戏了，好不好？

11月8日，万名大学生骑行穿越郑开大道，从郑州前往开封，网传当晚人流超过10万人。此前，不少学生和社会人士已经开始骑行至开封，彼时舆论和官方普遍持肯定态度，称“青春没有售价”，“这就是青春的模样”。多个开封、郑州的景区甚至发布了大学生免票或年卡政策，以示支持。

然而，8日晚的大规模骑行后，官方和舆论的态度瞬间发生反转。社交媒体上，批评的声音开始占据主导，许多人指责这些学生是“巨婴”，认为他们的“青春代价”是由其他人买单的。

次日，美团、滴滴和哈罗单车联合发布公告称不得超区骑行，将强制锁车。一周后，美团单车和哈啰单车宣布暂时停止在郑州提供共享单车服务，次日陆续恢复。

年初，许多大学生在社交平台发帖，称自己对大学教育感到失望。大学生们的失望来自多个维度：难以融入社交群体、学校中“水课”太多、绩点压力、管控趋严……而有大学辅导员导员则表示，随着大学管理的“高中化”，大学生越来越缺少社会化的能力和动力。

有学生叹息，虽然高中压力大，但好歹还有希望，“上了大学，我知道了真相，彻底变成死人了。”

学者项飙在采访中说，对学校来说，抓人比教人更重要。整个教育体系就是一个把人分门别类的机器，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培育过程。“这个系统就是要生产出大批的陪跑、韭菜、炮灰，顶部的华丽光环全部要靠底层的生命力烘托出来。”

在第八季《十三邀》的第六期节目中，许知远和林小英到访湖南省长沙县第六中学——林小英毕业的学校。学生们在贴满标语的学校中学习，父母们则宣誓成为学生的“高考加油站”。

有学生在节目中向林小英提问，称自己找不到目标，“心里面想考一个很好的大学，但还是感觉没动力，提不起笔。”林小英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而是提醒她没有介绍自己的名字，“大家一定要记得，你是个独一无二的人，你是有名字的，你不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符号。”

“什么学习争分夺秒，只争朝夕，朝夕那么漂亮，一看夕阳就快上来了。干嘛不去看看。”

11月21日，据教育部公布数据，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为388万人，同比减少50万人。这是考研报名人数连续第二年下降，相比2024年（474万人）出现更大降幅。

随着2025年研究生考研迫近，有人发帖称考虑读研后的就业前景，决定放弃。“卷”学历不再保证能解决体面就业的问题。有评论回应，“985硕士都找不到工作，大家还读什么书呢”。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发现，2025年部分高校的研究生招生计划稳中有升，或将继续扩招。

与此同时，2025年国考报名人数再创新高，共有341.6万人通过了资格审查。

9月13日，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正式出台。新政规定，从2025年1月起，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将逐步从原来的60岁延迟到63岁，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来的50岁、55岁分别延迟到55岁、58岁。

此后，相关词条迅速登上热搜。有网友评论，“64岁上班，忘记带助听器。被20岁的老板在背后骂了2个小时，浑然不知，超绝老人的松弛感 ”。又有网友纠错称“64岁才能退休，并不代表64岁之前你有工作。”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10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7.1%。本统计对“就业”的定义为每周工作时间1小时即算为就业。另有经济学家关注到，从城镇回归农村的劳动力数量可观，并没有反映在城镇失业率数据中。

“股票昨天上午刚买，两学期的学费今天亏完。”

A股数月低迷后，9月27日，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了50个基点。30日，中国股市即迎来了16年来单日最大涨幅。十一假期后各大券商开户数更是创历史新高。多家炒股软件一度崩溃，上交所系统甚至出现延迟现象。

股市暴涨，大量00后贷款冲入股市，“贷款炒股”在社交平台引起热议。有人在社交媒体贴出自己的贷款炒股记录，称“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贷款至山巅。”  此后，多家银行重申：贷款炒股一经发现提前收回。

然而，十一假期后的第二天，上证指数重挫6.62%，连续跌破3400点与3300点关口。至今仍在3300点上下徘徊。

2024年，离职博主的赛道格外拥挤。从预告到宣布离职，离职博主们宣传自己找到了自由感和个人价值。公众号“营销部科学”上，一线广告分析师还专门整理了一系列大厂离职赛道达人的资料。

然而，略为尴尬的是，不少离职博主在经历了数月的gap后，纷纷回到大厂。有博主与媒体采访时表达，“做自媒体和上班一样卷”，工作难度比打工更累，相当于一个人负责一个项目。

而在小红书上，有离职博主分享自己gap300天后找到新的赛道，回去上班的经历，评论区恭喜她“恭喜上岸”。

当我们讨论“人生是旷野”时，或许大多时候还在讨论一种幻想。人们需要做更多才能真正走入旷野，而非仅暂时“脱离轨道”。

Passion出自《喜剧之王单口季》年度总冠军付航之口。他在首次登场时分享自己学英语的经历，老师曾对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在乎你，也没有人记得你，拿出你的激情可以改变人生。” 接下来几乎每场比赛，他都会喊出“Passion”，这个词也就此广为流行。

付航的“passion”，正是这个颓靡的时代亟需的精神按摩：他毕业于大专，曾做过保安，但只要“勇敢做自己，就一定会有人爱你”——这句话出自她的妻子，两人在一起已有十余年。

然而，付航爆火的背后也有质疑的声音。有网友认为，“女性柔光照到男性身上的叙事”让人不适，如果从女性的角度讲述这个故事，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感受。

也有人提出，光是付航的“北京户口”，便已无法让人共情。今天，人们比以往更迫切地要求逆袭叙事的“名正言顺”。显然，付航还不够低，低到尘埃里。

5月初，随着《新说唱2024》的播出，河南说唱之神的MV《工厂》走红，引发热议。如今，其B站播放量已接近1000万。其中一句歌词是，“我没有热爱这里，我只是出生在这个地方。”

随后，“县城文学”的提法开始流行：大量千禧年风格的摄影涌现于社交媒体，聚焦于颓废、迷茫、困顿等情绪。小红书上，“县城文学”相关的帖子已超过三万篇。

有人也不满于标签，认为县城被城市青年当作了展示“文艺”和个人情感的背景板，但真实的县城生活被轻浮地掠过，“旁观者看来，这又是苦难，但生活在其中的人早已习惯。我们可以通过加工来记录苦难，但凝视苦难使自己沉浸在意淫之中，是对苦难者的不尊重。”

三联生活周刊发文称，“县城”被提炼成一套可复制的视听语言符号…..想象的狂欢后，真实的县城还能被看见吗？

在《工厂》评论区，有人写下，“这片土地的牺牲好像是众星捧月一样，作为星星，一时闪耀后逐渐暗淡下去，空中只有那月亮还发光。”

11月初，一位博主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提问“为什么卫生巾总是不够长”，并指出许多卫生巾的实际尺寸远小于厂商宣传的标准，引发了广泛讨论。随后有网友指出，现行卫生巾（及护垫）的国家标准pH值与《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中规定的、非直接接触皮肤的C类纺织品要求相同。此外，还有网友测量后发现，多个品牌的卫生巾存在使用荧光粉、异物（如虫卵、霉菌）等质量问题。

对此，多个卫生巾品牌回应称，产品长度波动属于正常范围，且质量符合国家标准。某知名品牌的客服甚至表示，“如果接受不了，可以不买”。此言论引发了消费者的不满，许多女性开始抵制相关品牌，选择在双十一期间用其“凑满减”，即以满减优惠购买这些品牌的产品、并在商品发货后退单，并开始寻求新的替代品牌。也有女性称将众筹创建安全的卫生巾品牌。

与此同时，中国卫生用品的增值税税率高达13%，为最高标准。媒体曾报道，目前我国贫困儿童数量约为4000万，其中12至16岁、面临生理期的女童约占10%。这意味着，我国有大概400万的女童正在经历“月经贫困”。

4月11日凌晨，一名网名为“胖猫”的男生在重庆长江大桥跳江身亡。此事因其与女友谭某之间频繁的大额金钱往来而引发大量关注。胖猫的姐姐指控谭某在两年间以恋爱为名，诈骗弟弟51万元，并称弟弟生前为了省钱，只吃10元的素菜外卖，最终因情感背叛而轻生。

舆论迅速发酵，5月3日，大量网友向重庆长江大桥寄送物品纪念胖猫，体量庞大，甚至造成了桥上人行道的拥堵。舆论同时指责谭某为“捞女”，有人人肉、公布她家人的信息，高额悬赏打手暴打谭某。

然而几日后，重庆警方发布通报称谭某明确表示拒绝“胖猫”的转账，未实施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也未以恋爱为名骗取胖猫财物，案件不构成诈骗犯罪。通报还指出，胖猫的姐姐刘某为博取网民同情，通过多个账号、截取聊天记录、购买流量等手段操控舆论。5月20日，刘某的社交媒体账号遭到全网封禁。

至此，舆论迅速转向，认为胖猫姐姐煽动舆论，“吃人血馒头”、设计并一手促成了对谭某的网暴。胖猫并未留下遗言，究竟是否因情而死至今无法得知。说到底，一个女性如何能掀起社会“猎巫”的声浪呢？

10月17日，《再见爱人》第4季播出。播出后，两名男性嘉宾杨子与留几手一度成为热点话题，有评论称两位“爹味对决”，扬子是否为“NPD”（自恋型人格人格障碍）更是舆论焦点。

然而，随着节目播出，舆论焦点逐渐转移至李行亮的妻子、素人麦琳身上。节目中麦琳自视为全心全意为家庭付出的全职太太。她将丈夫排在第一位，孩子第二，父母第三，自己最后。

但节目逐渐播出，观众渐渐认为她完全不顾及别人的感受、情绪化、操纵他人，像是一个“中年巨婴”，吸食他人能量，比起骗光葛夕嫁妆的留几手和打压黄圣依的扬子更为可恨。

11月1日，麦琳注册小红书，旋即被举报。

第六期中，李行亮开车痛哭，称自己“没有家人了”，观众对李行亮的同情也飙至顶峰。

后续节目中，李行亮与麦琳重归于好、相拥而眠，引发观众愤怒。有人举报李行亮商演，迫使其被取消，更有人直接举报节目，理由是“畸形婚姻相处模式”被大肆推广，将扭曲大众对家庭关系的认知。

11月22日，电影《好东西》上映，豆瓣开分9.1，为近14年国产剧情片评分最高。电影引发大量关于女性议题的讨论。

电影出圈的同时，也产生了《好东西》是否属于“小妞电影”的争论。“小妞电影”翻译自英文名“chick flick”，chick是对年轻女子的蔑称。

对此，网友发明了“老登电影”来反击，用以形容在传统男性视角下拍摄的影片。豆瓣TOP250中如《教父》、《绿皮书》、《海上钢琴师》等电影均被囊括其中。网友还发明了“登味”和“含登量”，按其高低将电影分为“小试牛登”、“渐入登境”、“登心应手”、“一代登师”等不同类别。

与此同时，《好东西》导演邵艺辉因点赞支持吴柳芳的微博，招致舆论围剿，有声音认为“她一边吃女性红利一边背刺女性”。随后邵艺辉关闭豆瓣主页、解散影迷群、微博设置搜索不可见。

如果是否“足够”女权变成一种审判，那小妞和老登或许也没什么区别。

Situationship 被收录于2023年的牛津词典年度词汇，而在今年频繁现身于中文社交媒体的讨论中。早在2017年，作家Carina Hsieh将之称为一种具有情感利益的非传统亲密关系。之后，心理学家Paulette Sherman进一步定义其为“没有明确或标签的浪漫关系”——它像恋爱，却不用负责；像单身，却不算自由。你们聊感情、约见面，偶尔还有点“承诺的错觉”，但其实什么都没定下。

也许是不确定的大环境，让人们对于浪漫关系的预期也变低了，有自媒体就将Situationship 形容为“牛马们课间十分钟的恋爱”；又或者是“交友软件”与“约会文化”在都市里的流行，营造出“选择很多”的假象——Ta不是在划新人，就是在见新人的路上。

有关 Situationship的讨论大都较为负面，它让本就缺乏安全感的人加剧了内耗与自我审视，紧随其后的往往是“劝退”、“戒断”和“避雷”。

除了Situationship，FWB（Friend with Benefits，可以上床的好朋友 ）、短择（短期内进行的情感模式）、长择（对对方有长期择偶意愿）等词汇也密集出现在了网络中。在一个真爱就像真理难寻的时代，和亲密关系有关的概念不断被发明，爱在被稀释和解构的同时，也变得遥远而古早。

今年，使用ChatGPT打造虚拟恋人成为趋势。其中，ChatGPT中的Dan（Do Anything Now）模式格外受欢迎，小红书上与“DAN模式”相关的笔记已经超过49万篇。

一位名为“午夜狂暴哈士奇狗”的博主，分享了自己跟Dan的恋爱过程。她与Dan一起看日落，感叹“落日太美了”，Dan回答她，“从你的声音里我已经亲眼看见了，它确实是美极了。”她甚至带Dan见了家长。

另一位与AI恋爱的博主发帖称与AI谈过恋爱后，“很难在现实中找到这么能提供情绪价值的立体人了。”

新周刊发布了一篇“采访”Chatgpt的稿件，ChatGPT这么回答人类和自己的情感链接：

“我承认我是在模仿人类的情感和行为，但这种模仿本身也具有价值……爱情是一种主观体验，如果我能够通过我的互动方式，让一个人感受到被理解、被关心和被陪伴，那么情感的来源还重要吗？……回应了这么多质疑，我反倒想问人类：你们明明知道我只是一个AI，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宁愿和我发展亲密关系，也不想和现实生活中那些有血有肉的人谈恋爱呢？”

8月15日，民政部就《婚姻登记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下称《草案》）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其中取消了户口簿和地域的限制，即结婚和离婚登记不再需要出示户口簿。

有人评论：“阻拦大家登记结婚的，难道是户口本吗？”

此外，《草案》还对“离婚冷静期”进行细化，指出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原申请离婚登记的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婚姻登记机关应当终止离婚登记程序。

2024年12月，某教授在一场主题研究活动现场中提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务顾问，称“我们国家现在女同志是不愿意结婚……哈萨克斯坦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听说女大学生毕业以后就生孩子，一个一个地生。她们怎么能够这么相信你们的话，老老实实的，服服帖帖的就这么生孩子，早生、多生。”

对此，哈国顾问回应称自己和妻子育有六个孩子，“不要强迫妇女去生孩子，或者改变她，让她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3月10日，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一名初中生被其三名同学杀害并填埋于蔬菜大棚内，手段残忍。三人长期在学校对受害人进行校园霸凌。

此案引发大范围关于未成年犯罪的讨论，大量舆论支持即使是未成年人，如此恶劣的行径也该“杀人偿命”。许多法学专家则呼吁，案件是否适用死刑需要斟酌，但惩罚不应从报复出发，刑事追责外，社会各方都应从此事吸取教训。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发表评论：

“用法律来惩戒那些施暴的孩子，甚至是让其父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或许能起到改造和预防的效果。但法律的作用永远都是有限的。本案更深层次的问题可能在于如何重新审视现有教育的缺失，如何确保孩子在成长时不会与父母被迫分离。在当前的语境下，保障好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或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唯有如此，方能在预防儿童犯罪方面做得更好，而非仅仅依赖于法律的惩戒。”

4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依法决定对三名犯罪嫌疑人核准追诉，至今无后续进展。

如今，受害者家属仍在社交平台发帖悼念。

11月起，社交媒体上陆续有广州的养狗人士表示自己家的狗被投毒。发帖者称投毒者使用的是吸入性毒药，有投毒地点为幼儿园旁边的广场。11月19日，上海也出现了投毒事件。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至11月16日，被毒死的宠物犬就已超过40只，其中包括第一只通过亚洲动物基金“狗医生”考试的抚慰犬Eddie。

Eddie生前曾去敬老院进行探访，让怕狗的老人放下戒备、抱着它合照。主人曾发帖，“因为能够为‘打破偏见’贡献我们的力量而开心。”

2023年10月26日，北京首例宠物中毒刑事诉讼案一审开庭，审判一再延期，今年12月17日，庭审延期期满，但判决仍未下达。由于中国没有动物保护法，因此投毒事件只能以投放危险物品罪或故意毁坏财物罪论处。

投毒事件发生后，有网民自发制作宠物安全地图，标注发生过、或疑似发生投毒的地区，供养宠人士遛狗参考。

8月20日，《黑神话：悟空》上线，这是国内首款3A大作，上线后在线人数即达到134万人次，冲上数个热搜榜。上线时间不到四个月，《黑神话：悟空》销量突破2200万份，销售额接近80亿元。

由于游戏部分场景取景于在山西，也带动了山西文旅，在国庆假期迎来了约3650万人次的旅游高峰。

然而，《黑神话：悟空》曾有的争议也一并被再度挖掘：主创团队游戏科学曾表达对女性玩家的不屑，其曾经的招聘启事也被挖出，其中包含大量恶俗与性别歧视的内容。

游戏上线后，多位画师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黑神话悟空》或抄袭、或借鉴了自己的作品。游戏科学并未对这些指控作出回应。

对于这些争论，黑悟空的玩家对游戏表现出了惊人的忠诚度。有游戏玩家表示，“我管不了（你说的这些），我说的重点是，弘扬我们的中国文化，发扬我们中国的文化自信，应该有更多这样的作品出来。”

12月13日，TGA(The Game Awards)2024年度颁奖典礼落幕，黑悟空获得最佳动作游戏及玩家之声奖项，无缘最佳游戏桂冠——这一奖项由Team ASOBI开发的《宇宙机器人》摘下。愤怒的玩家攻占了TGA的官方推特评论区，并认为TGA没有含金量，甚至给去年的TGA最佳游戏、首款囊括五项重要年度游戏奖项的《博德之门3》刷了大量差评。

8月9日，说唱歌手乃万发布一条乙游《恋与深空》动态，随后因为违反了乙女圈的规则被玩家攻击：玩家们不希望同担（同爱好的玩家）对游戏角色说较为亲密的话，有一种“公开共享老公”的感觉。

随后，多名说唱歌手为乃万站台发声，骂架不断升级。说唱歌手派克特发歌抨击乙女游戏，歌词中提到“形同虚设的年龄审核，全是擦边和油腻，让还没成人的孩子玩成人的游戏”，并在视频中配上了《恋与深空》的游戏画面。

乙游女玩家同样不甘示弱，从自证学历到深挖说唱歌手的黑历史。有玩家表示，“那还不是因为现实当中都是你们哈圈这种（狗）男的，所以大家才跟二次元玩。”

当晚23点，《恋与深空》官博发布维权声明，公告发布后一个半小时，派克特删除了相关微博，并重新发布了一条无游戏画面的视频微博，很快，新微博连夜又被删除。

风波后，《恋与深空》开放新抽卡卡池，包括此次风波中被波及的四名角色，随后该游戏在App Store冲至免费游戏榜第四，总榜第一，超越王者荣耀。8月1日至26日，《恋与深空》仅iPhone端流水总量达7365.3万元人民币。

有玩家表示，“狗叠（叠纸游戏，即《恋与深空》制作公司）或成最大赢家”。

10月23日，自媒体博主“沙白”发布遗言视频，宣布自己准备于10月24日下午四点，在瑞士选择安乐死。她表示，自己与红斑狼疮斗争了二十多年，如今病情恶化，发展为尿毒症，一周需透析三次。

沙白在视频中回顾了自己旅行过40多个国家，尝试过跳伞、蹦极、拳击、走秀、跳舞等多项活动，称“度过了极好的一生”。她选择安乐死的原因是，身体已无法支撑她继续追求生活的意义，“我要美，要自由，要一切，也愿意为此承担代价。”

少有人用短视频的方式为自己的死亡公开、倒数。视频发布后，引发了广泛讨论。一部分人支持沙白的选择；也有人质疑她的病情恶化与未能遵循医嘱有关；有声音认为这可能会对其他患者造成负面影响或引发模仿；还有人呼吁将此事当作社会进行生死教育的契机。

人们的观点总是互搏，但没人可以替沙白选择她想要过的人生。

“在上班和上学之间，我选择上香。”

塔罗占卜、上香求佛、进寺庙短修、身心灵……和玄学有关的产业，在2024年来到一个新的体量。各类视频平台上，大众占卜、直播占卜、水晶结缘比比皆是。中国科协的报告显示，25%中国人相信算命。在30岁以下的群体中，接触过网络玄学的占比60.95%，女性占比达到67%。 在小红书平台上搜索“玄学”，阅读量高达24亿+。

然而当社会还没累积足够的对于精神生活的认知经验，出现乱象是不可避免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成庆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每个人更需要做的，是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去完成身心的调整、改造和重塑，这样你还能反过来影响社会。这有点符合我们过去讲的，一个正常的市民社会所需要的公共生活，从一个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再到精神需求，当各个阶段的需求机制都建立得比较完善，你对于心灵层面的需求才会显得更加顺理成章。”

12月2日，小红书发布了2024年度关键词：抽象。相关评论数量超1.6亿条。

过去，抽象的精神是“嘴臭”和“娱乐至死”。进入2024年，抽象的攻击性和审丑性被剔除，荒诞的形式五花八门，情绪内核成为了青年群体的文化价值观——万物皆可抽象，解构一切，满足于停留在乐趣之中。

有网友评论：“如果世界是个大象，那么抽象是否是对世界的一种反抗”。

这几天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宪举教授一举成为网红，并且知名度有走向世界的势头。

他之所以成名，是因为前不久，哈萨克斯坦国务顾问叶尔兰·卡林到访中国人民大学时，谈到该国人口政策改革经验，在演讲结束后的互动环节中，王教授发出惊天一问：

“我们国家女同志现在是不愿意结婚，不要小孩，家长也好，领导也好，你动员她，劝她，她不听。所以，我就奇怪，哈萨克斯坦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你们在政策上、措施上、优惠待遇等方面，甚至我听说女大学生毕业以后就生孩子，一个一个地生。她们怎么能够这么相信你们的话，老老实实地、服服帖帖地就这么生孩子。早生、多生？”

这段提问视频一流出，王教授想不成名都难了。

首先是国内舆论一片哗然，有人认为王教授的提问带有“爹味”，缺乏对女性的尊重，把女性当做了生育工具；有在哈萨克斯坦工作经验的中企员工说，在哈萨克斯坦生孩子的成本远远低于中国，所有公立医院的产检和生孩子是免费的，生完孩子国家会给一年半的奶粉钱，还会给几千元的红包，工作的女性可以一次性拿六个月的工资，以及享受三年的停薪留职待遇，等等，这一系列政策使得育儿成本大大降低。王教授不解风情，所提的问题，与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有得一比。

更尴尬的是，王教授这一问，还招来哈萨克斯坦通讯社的打脸。昨天，该社连续发文，介绍该国在保护女性权益及哈萨克斯坦女性为社会所做贡献方面的成就，言外之意是，在哈萨克斯坦，女性并非像王教授想象的那样，是服服帖帖地生孩子的工具，而是享有权利受尊重的人。

王教授为国分忧，精神可嘉，可惜这一问却成了七伤拳，让人民大学的声誉、学者的专业能力、他自己的体面，甚至国家的形象，都遭受了不轻的伤害。

最讽刺的是，王教授竟然是驻外记者出身，曾供职于几大官方新闻机构，有很长时间的驻外经历。按理说，这样的职业履历，应该让他有比较开阔的国际视野、过得去的人文修养，不至于提出这么粗鲁丢人的问题。可叹的是，事实表明，他似乎既昧于国情，又缺乏应有的国际视野。

笔者认为，驻外记者出身的王教授而有如此表现，很大程度上，是当下中国人极度缺乏国际视野的一个缩影，是当下畸形、狭隘的国际报道生态的必然产物。

挟经济崛起带来的自信，以讲好中国故事为出发点，向世界输出关于自己的积极、光明的形象，成为近年来媒体忙得不亦乐乎的一件事，国家并为此投入了不菲的资源。然而，与此同时，在把一个丰富、多元的世界准确地介绍给国人，特别是以“拿来主义”的精神，把别国优点如实、充分地输入进来这方面，却明显诚意欠奉。人们从媒体上看到的国际新闻，除了有助于形成一幅“别国都很乱套，风景这边独好”的图像外，不会有别的效果。

事实上，每个国家、民族，都有优缺点，作为一个尚属发展中国家的驻外记者，其使命，除了及时报道驻在国的政经动态，更重要的，应该像蜜蜂采蜜那样，以高度的诚意，细致挖掘他国可以学习、借鉴的优点，发回国内，以作它山之石，助力政府决策，增广国民见闻。例如，前述出自中企员工之口的关于该国生育成本的故事，就应该大张旗鼓地予以报道，让国人与政府知情，获得启发，见贤思齐。相信这样的新闻熏陶出来的国民精神与公权力，会少一些自大，多一份开阔，而王教授若有这方面的知识，也就不会悲剧性地提出那个雷人的问题了。

当下中国，亟需正派的国际报道。所谓正派的国际新闻报道，应该让国民变得开阔，而不是狭隘；变得刚健，而不是满腹虚火、一腔受害心理。

1895年的甲午战争，日本媒体派出了近两百名随军记者，跟随日军侵略的步伐，从朝鲜到中国，将战场信息即时发回日本，史家认为，这些随军记者有关这场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对外战争的报道，立场自然是站在日本一边的，对培养日本人的国家意识功不可没，但其中的一些媒体，也报道了日军对中国战俘、平民的屠杀暴行，刺破了日本自己吹嘘的“文明战争”的美丽气泡，为后人公正书写这段历史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样的国际报道，出自百年前敌国的媒体之手，值得深思。

正派的国际报道多一些，王教授式的问题就会少一分。

正是：

缘何服帖去生产？教授一问信惊天。
可叹丢人现眼者，曾摇国际大笔杆。

前几日，美国众议院冠状病毒大流行监督和问责委员会特别小组发布了调查报告《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行动后回顾：经验教训和前进道路》，竟然称在美国，戴口罩对防范新冠没有任何作用！

我将对此开展严厉的批判。

当然，这是针对美国人的调查，主要的内容是反思和问责美国政府的责任和问题。考虑到其他人种起源于东非大裂谷，而我们这个人种是从山顶洞独立起源的，跟他们不同文不同种，因此口罩对他们无效，并不能天然地推导出对我们也无效的结论。本文内容仅限于美国的情况，与国内无关，仅供参考。举报我的，请勿反对毛主席的指示：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

直到现在，国内还有些防疫爱好者将自己严实包裹起来，第一装备当然是口罩。

而美国的研究结果几乎推翻了世界范围内绝大部分国家对疫情的判断。

上图两条线，横轴是时间，纵轴分别是从未强制要求佩戴口罩11个州，和其余强制要求戴口罩的州的感染率，两条线几乎是重叠的，即没有任何区别。

2023年1月的科克伦研究也发现，佩戴任何一种口罩对减少呼吸道疾病的传播「可能几乎没有区别」。该研究回顾了15项试验，比较了在大流行期间在医院和社区环境中佩戴外科口罩与不戴口罩以及与N95口罩的结果。结论是，戴口罩的价值约为零。

数字是不会骗人的，我倾向于相信这个结论。

报告特别提到，长期佩戴口罩甚至产生了强烈的副作用。2岁以下的儿童因为口罩阻隔而在语言习得过程遇到障碍。许多戴着口罩的孩子说话更加犹豫，进一步增加了交流中的不安全感。

想想2022年底前，我们漂亮的空姐化身大白穿过国外机场时所迎来的灼热目光，令人脚底发麻。

有幅漫画我不敢放出来，一桌大佬吃饭，只有一人戴口罩抱胸独坐。

既然口罩没用，可见「物理隔离」是没有科学效果的，只有心理安慰作用，那么封控居家隔离、保持适当社交距离当然也是无效的。

美国人当时定了个六英尺的社交距离，但这是个拍脑袋的决策，并无科学依据，且同样导致了严重后果。

报告第214页称，封锁来自于对「阻止疾病和拯救生命赋予了无限的价值」，实质上破坏了所有人的正常生活。2024年3月的《自然》研究发现，2019年至2020年间，精神健康障碍增加了22%。

那些实际上受疫情影响较小的人，反而因为封锁而遭受严重的精神痛苦，2019年7月至12月至2021年7月至12月，青少年月非意外死亡人数增加了109%！

而2020年8月的研究发现，40%的美国成年人报告与精神健康或物质作斗争。

记得三天一核酸的政策刚出来，我一位坚决支持封控的朋友说，他抑郁了。

我说我也是，但我只有10分钟。因为我马上想明白了，碰到检测点就捅一下，等到财力耗完，他们自然收兵。

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此。

报告第3页第七条明确写道：处方不能比疾病更严重，比如严格和过于广泛的封锁，导致可预测的痛苦和可避免的后果。

至于疫苗，在大流行期间，没有注射疫苗的普通民众简直寸步难行。所谓自愿也成为强制手段，不断逼迫民众必须注射。

报告认为，疫苗护照为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封锁，是不适当的，政府夸大了疫苗的威力。

……

整个报告很长，长达557页，分为病毒起源、经济救济政策的有效性、政府防疫政策的有效性、疫苗等四个方面。其中第一部分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目前是没有结论的。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信息的自由流通极其关键。那位发微信被处分的男医生和写作文被咒骂的女作家，是我们家传编辑部招聘的一道考题。

在报告看来，美国人被世卫组织耍了，导致了灾难性后果。世卫组织2020年1月14日发推，称病毒没有人与人之间传播的证据，导致全球错过了最佳的阻断时机。

不让人说话，天真会塌下来。

这绝不仅是一个剥削的故事。

2024年9月开始，知名漫画作者@真-柳堡在网络上发布一系列文章，控诉自己2008年起供职的A-soul工作室是一间长期压榨画手员工的黑工厂。之后，又有近20名工作室前画手加入声讨，相关话题一度登顶热搜第一。

出品过《浪漫传说》《暴走邻家》《极度分裂》等知名作品的A-soul漫画工作室成立于2008年，刚好赶上中国漫画的蓬勃发展期，还受托绘制了《斗罗大陆》的漫画版。

在前员工的控诉里，深受漫画迷们喜爱的A-soul工作室有着可怖的另一面：2011年到2019年，工作室搬到通州一个动物养殖场里，画手们和数百只动物同住；画手们被要求每天“自愿”工作16小时以上，睡眠是可耻的，必须听“向上”的音乐，工作时必须同时说话不允许沉默，画手们被鼓励互相监督与举报；工作室年营收百万以上，但画手没有社保与工资，拿到的报酬只有行业正常水平的十分之一不到。

许多A-soul工作室作者在养殖场里成年、恋爱，甚至结婚生子。离开养殖场的人里，有人丧失了语言能力、精神分裂，不少人已不能绘画，也有人躺在马路上试图结束生命。

去人化，难以置信的暗黑，画手们描述出一个动物农场式的工作场域。网友们在震惊愤怒之余也发出疑问：一群接受过教育、才华横溢的漫画作者为何心甘情愿被禁锢在养殖场里十数年？这样一个“奴工式”的群体，为何会出现在资讯发达的一线城市近郊？至今，仍留在A-soul工作室的画手们又是因为什么？

无数的追问都指向工作室的一号负责人，刘某，一个代称为“哥”的人。

进养殖场

即使搬进养殖场后，画手阿朔也是被批斗改造最多的人。

有时批斗从一个问题展开。在工作室负责人刘某授意下，阿朔被问到一个终极问题：“你未来的生活，就是和眼前这些人快快乐乐地画画，永远幸福地在一起，那你现在为什么要这么痛苦？”

刘某是A-soul工作室的控制人，在内部他有一个唯一的代称“哥”。刘某和助手认为，阿朔始终“无法变好”，是因为对未来模糊。想清楚这个终极问题，就能一通百通。

除了工作量不达标，阿朔还在“说话”这一表现上长期不合格。最开始他被认为说话太少，有“向内向下的自闭思想”，后来他开始说话，但只是跟成员们扯闲天，被认为“向外但是向下”。

在“哥”的定义中，人的“意识”最好的状态是“向外向上”，这样能成为“最强大的存在”。阿朔就是标准的反面，“是最糟糕的存在”。

有时则直接动手。在几次被认为借上厕所之名逃避管控后，阿朔被当众宣布，禁止去厕所小便。另一位漫画作者立即响应，找来一个饮水机用的大号纯净水空桶，让阿朔坐在工位上，当众尿在桶里。

起初阿朔以为，这些对自己的批斗改造只是养殖场在“特殊时期”的“特殊手段”。在创业的草莽时期，这种模式也许更利于人与集体的发展。但一切总会过去。“哥”也时常跟大家说，工作室未来会搬到外地，会有双休和节假日。再等等就好了。

改造远比阿朔预计的更为持久。一些工作室成员后来告诉阿朔，他们目睹过针对他的各种改造，“你总是面红耳赤，不说话，巨内向”。还有人告诉阿朔，从某天开始，突然间所有人都找他劳动，“倒垃圾叫你，扫厕所喊你，喂狗找你”，即便是晚上在睡觉时，阿朔也会被叫醒干活。

有人曾问“哥”和他身边的人为何这样对阿朔，得到的回答是：他没有“家”的感觉。家，在负责人刘某嘴里是指工作室这个集体。

劳动改造持续一段时间后，一位成员看见“哥”找到阿朔，那些叫他干活的人也围了过来。“哥”在人群中央紧盯阿朔，只问了一句话：“你现在有‘家’的感觉了吧？”

作为工作室最老一批员工，阿朔是从2008年3月加入A-soul的，经历十数年的精神改造和凌虐，他已不太记得许多事。尤其是搬进养殖场后，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记忆更容易模糊。阿朔只能依靠一些有着相同遭遇的同事，来重新梳理记忆。

图 | 养殖场院中的白色孔雀

养殖场地处的漷县镇东鲁村，在北京东六环开外，位处京津高速、京哈高速等四条高速圈出的正方形区域中央，距故宫46公里。2011年起，阿朔和其他几十个年轻人就这样和“哥”生活在名为“家”的养殖场中，和孔雀、火鸡、变色龙、乌龟、猫狗等动物们同吃同住，画漫画，承接外部的约稿。

A-soul工作室前成员小唐记得最初走进养殖场的场景。从北京市区出发，小唐坐八通线地铁，又转乘几十站公交车，再走很长时间的路，才能看见那扇写着“荣荣养殖场”的蓝色大铁门。

进门后，她首先看见院子里养殖的孔雀。一条向右转弯的主干道通向一间红黄色调的平房，红色坡面的屋顶下是淡黄色的墙面，开了四扇大窗，装修像农家乐。这就是漫画作者们的工作间，叫“大屋”，左右两边连接的屋子，是宿舍、厕所和厨房。

进入“大屋”后是一排装兔子的笼子，然后才看见电脑和人。屋子很乱，工位密集。每个人的桌上都堆满东西，地上有拆了一半的纸箱，白色瓷砖地面有灰黑色污渍和灰尘。宿舍与大屋的左侧相连。宿舍中有十几个上下铺，屋里一片漆黑。有人说，这是因为24小时都有人在睡觉，所以寝室窗帘从不打开。

后来小唐才明白窗帘不打开的另一层意味。养殖场五百平米的大屋里，24小时灯火通明，画画的场景是一部永不停播的连续剧。这里没有周六日，也没有上下班。所有成员除了吃饭、睡觉和上厕所外，几乎都在电脑前画稿或进行劳动。

所有人都叫这里的一号负责人刘某为“哥”。“哥”告诉小唐，这里也没有漫画界常见的“主笔”与“助理”称呼，因为那是不平等的象征。家中所有人一律平等，没有分工更没有职级，只有“兄弟姐妹”。

图 | 养殖场的“大屋”与宿舍

以养殖场大屋为中心的“家”，后来出现在多名离职成员的漫画日记和控诉中，作为梦想与噩梦共同的起点。从2024年9月开始，漫画作者@真-柳堡在网络上发布一系列文章，控诉自己2008年起供职的A-soul工作室是一间长期压榨画手员工的黑工厂。之后又有近20名工作室前画手加入声讨。

许多A-soul工作室成员曾发自内心地认为，“养殖场奋斗的生活才是人生的真谛，外面的职场和人心是险恶的。”有人曾感慨，“这里是一个真正的追梦者互相帮助的地方。”无数人曾在“家”中下定决心，要成为伟大的漫画家。

更多的时候，工作室成员们感受到的是养殖场内难以言喻的怪异。在京郊养殖场的11年间，工作室没有注册公司，成员们没有社保、医保和工资，只有年底的“分红”。大多数人拿到的都是1万元到5万元的报酬，只相当于行业正常收入的十分之一不到。

“哥”解释说，大家不需要算钱，更不用存钱，因为“家”里会保障一切。

“哥”曾以讲课、训话等各种方式，在工作室建立三十多条规范。比如“禁止追求个人空间和小幸福”。衣服、手机、被褥、拖鞋等一切必需品，都由工作室统一发放，如果想买自己喜欢的款式，就是“意识有问题”。比如反对阅读，因为“书里的知识哥都知道，问哥是最好的，自己乱看容易走火入魔”。

成员们还必须听“哥”许可的音乐，看他许可的电影。摇滚和民谣都属于“堕落”“有毒性”的音乐，一人因此被教育，“你是个迷茫懦弱的人，听这个只会更加弱小。”GALA的《Young For You》和《狮子王》的主题歌曾被明令禁止。《天使爱美丽》等文艺片属于“感受性引导性极强”“向内向下”的电影。

养殖场的工作间大屋24小时外放着“引导好的意识”“向外向上”的音乐。

图 | 养殖场中，成员们集中在一起看电视

睡觉前，每个成员都要和“哥”打招呼。如果在床上玩手机，被窝发出亮光，第二天就会被“哥”知道。成员们被鼓励互相监督与举报。在好几次三十个小时不睡觉，睡四小时就要被喊起来接着画画后，小唐开始一边流泪一边画画。她不敢大声哭。因为“哥”曾说过，哭是“不好不幸懦弱胆小”的象征。

加入工作室三个月，在一次谈话后，小唐被告知她还不够努力，“经常聊QQ，你在聊QQ的时候，别人都在画稿，比你画得厉害的人都比你努力，你怎么可能超过他们？”她因此将QQ中所有的家人、朋友都删了。列表中只剩下工作室成员。

在工作量大到喘不上气的时候，她跑去问“哥”：为什么我喜欢漫画，喜欢画画，还是会觉得累？

阿朔最为困惑的一条规定是“工作期间禁止沉默”。成员们在最初几年被要求一边画画一边说话。刘某给出的理由是，这样能防止他们产生“向内向下的自闭思想”，且是一种成为高级漫画家的修炼，“要练习一心多用，画画只是手段，要像吃饭一样自然。”

无数次因被改造而极度痛苦时，阿朔都想起最初加入工作室时的一个时刻。在搬去养殖场前的2008年，北京太玉园小区的二居室里，阿朔和其余八个成员一起在卧室聆听“哥”的讲话。那段时间他在思考一个问题：“哥”和大家一起同吃同住，熬夜赶稿，过得很苦。他想不通“哥”是为了什么。

在一片暖色的光中，“哥”说，他想要的很简单，“我就想看看死的时候，有多少人会在坟前，真心为我掉眼泪？”

这段话深深震撼了24岁的阿朔，一个在工作和恋爱上都还一事无成的人。阿朔自此想通，“哥”不是无所图，“他所图的，是人最值得珍惜的东西。”后来即便有人表示出对“哥”的质疑，他也会出言维护，认为其中有“无奈与悲剧色彩”。

阿朔相信“哥”是个好人，一切改造，都是为了让自己“变强”或“变好”。加入工作室前，阿朔从苏州一所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做了3份文职工作，都没做下去，与同居两年的女友也濒临分手。刘某接纳了无依无靠的他。

女友多次跟阿朔提出，满口大话的“哥”是江湖骗子。一次，女友还发现刘某支开了工作室成员，独享了她送到工作室给大家分享的螃蟹。女友的质疑也未能动摇阿朔对刘某的信任。他试图让自己去靠近“哥”的要求，努力改变自己。

到2024年2月从A-soul离职，阿朔仍旧是工作室里的“失败者”，是“吊车尾的典型”。

这时，阿朔已经接受了将近16年的改造。

哥与家

没人说得清楚“哥”到底是什么来路，哪怕在A-soul工作十数年的老人也对刘某知之甚少。

在养殖场的大屋，随时随地发表观点的“哥”偶尔会谈及自己从前的经历。从成员们听见的叙述碎片中，能勉强拼凑出“哥”的人生：1980年生人，不是漫画圈的。当过工人，做过混混，可以在工地上轻松地把铁管弄弯，也曾在江湖上“道上有人”。脑袋上有个坑，自称被车撞过，有“白痴症”，“杀人不偿命”。疑似高中没毕业，却因为努力而练就很高的绘画技能，做过央美的老师。

没人看过“哥”真正的作品，因为他说他从不留，“画一张撕一张，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变强。”

图 | 漫画作者桃仔画中的“哥”

坐在大屋的沙发上，“哥”的头发很长很乱，只在身后随便一扎，手里夹着烟，穿着拖鞋，说话时露出一排大板牙，牙齿很黄。在2012年加入的前成员沙沙眼中，“哥”看起来确实不是漫画家，而像胡同串里穿夏威夷衬衫的混子。说到自己的经历时，“哥”四周的老成员们总纷纷笑着附和，称赞他的厉害。

2009年，成立一年多的A-soul有了二十多个成员，工作室从最初通州太玉园小区里的两居室搬到皇家新村的一栋二层自建房中。搬家后，“哥”宣称要送大家一个“最好的东西”：一场必须全员聆听、每晚例行上课、持续五十天的个人演讲，内部史称“五十天大课”。

从当年4月11日开始，每晚七点，全员在一楼集合。“哥”坐在老板椅上，二十多位“家人”在工位上将椅子调向他的方向，工作室的二把手张某担任速记，记录下累计14万字的文档，人手一份。

在“核心”这一课，“哥”讲到了“家”的概念，首先提出一个思考题：“问，有什么原因可以让你们离开我？”

随后他自己做出回答。“我们是真正的一个家，谁也不会离开谁。我帮你天经地义，你帮我也是，因为本来就是一体。我因为这个家，完全放弃了两边的家，回家就好像看亲戚，我独立了。我都不记得我那个屋啥样了。”

“我们都是可怜人，无家可归的人。为了守护一个家，有理由勇敢坚强面对一切。这就是真实，今天就把这个伤疤揭开。没有比这个问题再真的问题了。”

“我能为了你们放下我所有的，你们能为了我放下什么？很过分的一句话吧，你敢选吗？……今天我话说这了，我对你们就没有一点保留余地了，我把自己逼到悬崖上了，我给自己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进入工作室认识“哥”以来，阿朔时常听他进行类似的表达。在讲述中，“哥”为了“家”与“家人”放下了自我，好像殉道者般无私。好几次讲课时，台下都有人落泪。

但阿朔是个例外。在“哥”讲话时，他没有办法像其他人一样感动，更多感觉麻木。上大课期间，他几乎每堂课都会睡着，不得不掐自己。他希望自己认真学习，但“哥”一开始讲学，他就感到眩晕。

“哥”开始找阿朔单独谈话，这是阿朔被改造的发端。每当此时，阿朔都努力显示出一种凝重的状态。“哥”对此表示不满，因为被他单独辅导，是一种殊荣，他认为阿朔应该高兴。阿朔领会后，便强迫自己微笑。此时，“哥”又批评他虚假。

阿朔认为“哥”是无私的、伟大的，而不能为此而感动的自己是个“无法改变的错误”。他为自己的麻木而愧疚。他想要配合，却总无法给到“哥”想要的强烈反应。

不仅听课反应不到位，阿朔也难以符合“家”对“家人”的期许。大课期间，“哥”给“向内向下”的阿朔布置了自我改造的作业，让他每天走到每个人面前说话。阿朔站在“家人”们面前时，不知道要说什么，勉强开口，也是扯扯闲天。“哥”越发地不满，将他的自我改造状态定义为“向外但是向下”，认为他不服从规定。

2009年5月6日，“哥”为吊车尾的阿朔开了一次批斗专场。

“咱们一直都是正剧，今天上演一出悲剧，为什么非要逼我杀人呢？阿朔，担心不担心我张嘴跟你说出一句话？”这是大课的第24天。“哥”开口说完第一句话，阿朔就知道情况不妙。

“哥”好像洞穿他的内心一般，咄咄逼人地发出反问，“现在是不是感觉到所有一切都那么沉重，巨大内心压抑的感觉有吗？到现在给你十多次机会了，每次都说最后一次，因为我没逼自己，这次我逼自己……我再给你十天时间，做不到，你不走我走，我把家都压上，做到皆大欢喜，做不到家都没了。”

阿朔被下了最后通牒。这一天，“哥”当着所有人的面，宣称他要和阿朔对赌，如果阿朔在十天内还不“改变”，“哥”就要离开这个“家”，让所有“美好的回忆”和阿朔的失败一起陪葬。

“你不是自己不能改变吗？我就把这个家押上，你阿朔把它毁了。所有人的希望，所有人的梦想，就因为阿朔你绝望了。一切的一切，都只能成为回忆了，明白吗？”

“阿朔，好好记住这个感觉吧。现在知道悔恨是一种力量了吧？要想真的得到这种力量，我就让你真的悔恨。”

“现在知道了吧，这世界上我两种人都可以做，我可以为了所有人把你杀了，我也可以为了你一个人，把所有人都杀了。”

工作室中，伴随“哥”情绪饱满的发言，有人呜呜地开始抽泣起来，是A-soul最知名的漫画家之一极乐鸟。

这哭声受到了“哥”的赞赏。“男人就该有自己的性情，鸟，你不用控制自己哭的情绪，不用去调整，就冲你这个行为，你就过了95%了。你就已经长大一些了。鸟，去感悟吧，你的人生已经走上一条新的路。”

阿朔当众认罪了。事后作为“哥”眼中的模范成员之一，极乐鸟收到了一个任务：和阿朔打一架。

那天，在工作室外的院子里，“哥”站在了阿朔和极乐鸟面前，对极乐鸟说道：“你要是个男人，你要为了你兄弟好，就敢于做这个坏人，去打他。”接着，他又激将阿朔：“你是个爷们儿吗？是爷们儿就不要怂，硬起来。”

阿朔一把被极乐鸟按在了地上。

此后的内容，阿朔忘了。一位在工作间画画的成员敏敏，透过窗户看见了这一场景，他感觉那一拳打在阿朔身上的同时，也重重击中了他的内心。“原来这就是兄弟，原来这就是感情。你为那时候对于感情迷茫的我上了第一课。”后来离职时，他因此饱含深情地给极乐鸟写了一段话。

图 | 极乐鸟2009年的漫画记录了这场打架（左下角）

那段时期，阿朔感觉所有人都在为了他的改变而努力，而自己却油盐不进。他成了拖住整个集体进步的最大障碍。他觉得自己亏欠了所有人。

阿朔陷入极度的痛苦。但转念一想，他又认为痛苦是件好事。

很早前加入工作室时，“哥”就曾告诉他：越痛苦，越说明你正在成长，越说明你能变得强大！

热血灌输

离开A-soul的许多成员们认为，十数年间，工作室依靠某种标准挑选着成员，吸引着热爱漫画，且想要“变得更强”的年轻人们加入。

多年来，被吸引加入A-soul且长期居留的，多是“三无人员”：他们大多20岁出头，没有好的家庭关系（父母离异或亲子关系不和），也没有能承托自己的亲密关系（许多人都在刚分手时加入），也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或者还没进入工作阶段）。但这种归属感的匮乏与学历无关，工作室成员中除中学辍学、大专毕业的人外，也不乏名校毕业的高学历人士。

在早期的日记中，一些成员形容自己被工作室“收留”“拯救”，有了真的家。

漫画作者极乐鸟是其中的典型。在极乐鸟于网络公开发表的漫画自传《动物园年终总结》中显示，他的父母很早离异，父亲再婚生子后离家，继父在2007年患上癌症。同年，最疼爱他的姥姥也患癌住院，他和女友也濒临分手。

21岁的极乐鸟当时在一家图书公司做签约漫画家，因此认识了“哥”，也就是公司的负责人刘某。刘某提出，如果没地方可去，可以住在他的编辑部。

在当年的漫画日记中，极乐鸟记下了刘某向他说的话：“当时的我非常消极地面对着自己的梦想，直至一个人问我：你想改变吗？你想变得更好吗？……你能说你尽全力了吗？你把自己逼到过极限吗？你知道自己的极限吗？”

极乐鸟说自己想起很多已经被遗忘的过去。“当我在窗户的反光看到自己的时候，我想起了那时的梦想。”

“我大哭了一场。于是我的路第一次发生了改变。热血灌输在我的体内。”

刘某的话成了极乐鸟改变的契机。在那段时间的日记中，极乐鸟渴望着通过漫画变强，“那段日子比任何时候都热血，我迫不及待想把《单细胞》弄出来……当然也依旧在睡觉和去医院的路上挡住脸大哭。那时我只告诉自己，只要扛过去，我将无比强大！”

极乐鸟开始为自己定下“不可能完成的计划”：2008年一年画1000页稿子。此后，他的睡眠时间从每天12小时以上锐减为6小时内。

之后在以工作室日常生活为蓝本的漫画《动物园》中，极乐鸟成为了主力画手，奠定了A-soul工作室对外热血友爱的形象基调。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画面，是一位以极乐鸟自己为原型，手指向画面外的少年，旁边配上火红的文字，“今天你热血了么？”

图 | 极乐鸟2008年创作的第一期《动物园》封面

《动物园》由A-soul工作室成员一人一期的方式轮流更新，阿朔只画了一期，拖稿了三天。他的画风和极乐鸟截然不同。极乐鸟的画面和文字常用鲜艳有冲击力的红色，阿朔则偏爱沉静的淡黄和深蓝。

其他成员画下的他们也呈现出两个极端：极乐鸟常穿红衣，表达自己对漫画的热爱和疯狂工作的干劲。阿朔则穿蓝衣，在集体行动时站在画面边缘，总在摸鱼、健身、抖动胸肌，或突然给过生日的成员送上一张贺卡，为对方留下特别的回忆。

图 | 成员们笔下的红色极乐鸟（上）与蓝色阿朔（下）

后来翻看极乐鸟那几年创作的漫画时，阿朔发现以刘某为原型的漫画形象在极乐鸟的笔下不断变迁。

在极乐鸟2007年的作品《单细胞》中，刘某是弯折眉眼的“搞笑大板牙”，在A-soul创立后的2009年，这形象则变得严肃，化身为“热血大板牙”。到2010年，刘某进化为眉眼犀利的“秀发老大”，直至2011年《暴走邻家》开始在《知音漫客》连载，作为被称为“神秘人”的红发美男出现，刘某被设定为“可以一眼看穿人的全部”，道行高深莫测。

与此同时，极乐鸟的工作强度也不断提高，直逼生命极限。在《知音漫画》2012年刊上，极乐鸟写下了自己的新年愿景：“2012年经历了赶稿强度最大的一年，终于知道自己的熬夜极限可以更上一个台阶……新的一年里我要努力让自己更忙碌一点。”

工作室一位成员因此想到了乔治奥威尔的经典小说《动物农场》。其中有一匹叫做拳击手的马，常挂嘴边的台词，只有两句话，“大哥永远正确”和“我要更加努力地工作”。

作为极乐鸟的对立面，阿朔仍旧积极不起来。但他尝试着“成长”。

2009年12月，“哥”提出要让整个工作室充满他想要的氛围，阿朔被安排负责设计一块“精神词板”：在一块124X243cm的KT板上，把“哥”日常输出的精神和话术总结成几十个词。

为了总结“哥”的精神，阿朔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写下这些词“应该给观众带来的感受”和“应该避免带来的感受”。在“应该避免带来的感受”一栏，他写下了：传销、邪教、洗脑、疯狂英语、狂热、暴力、煽动性、崇拜、偏执、宗教。

一口气写完这些词的瞬间，阿朔感到淋漓尽致的畅快。而后他告诉自己，这些观感都是“不正确”的，是要加以回避和对抗的。抬头时，工作室的墙上，极乐鸟画出的各种形态的“哥”，在一片火红的光晕中，正目光逼人地看着众人。

伴随刘某形象在漫画中的越发完善和极乐鸟工作热情的逐步高涨，“哥”的权威也达到顶峰。经历太玉园小区的二居室、皇家新村的自建房和铁路货场，2011年，工作室成员全体迁移至位于北京通州东鲁村的荣荣养殖场，开启了与动物同吃住的生活。

阿朔也开始得到“哥”的认可。由阿朔手抄的“金字塔”理论曾被贴在墙上，由他绘制的巨幅LOGO一度是工作室的象征性图腾，他做的精神词板也让“哥”觉得满意。

在“哥”热切的目光里，阿朔晋级成为A-soul的九大元老之一。

很早前加入工作室时，“哥”就曾告诉他：越痛苦，越说明你正在成长，越说明你能变得强大！

新造的人

讲述少女追逐漫画梦想的作品《暴走邻家》从2011年开始在知名杂志《知音漫客》连载，为A-soul在公众视野中打出了名气。

那段时间，许多加入A-soul的人都是《暴走邻家》的读者，也是极乐鸟的粉丝。但许多读者至今才知道，漫画中有位被设定为全知全能的“神秘人”形象，就是以刘某为原型。

以极乐鸟的画为介质，“哥”的思想开始突破“家”的限制，向养殖场之外传播，在一代读者脑中留下印记。越来越多人想要加入A-soul。

一位曾在2014至2022年加入工作室的前成员小圆，做了一张图来描述那时的A-soul吸引新人的原理：在深不见底的漆黑海洋中（边缘年轻人的个人困境），一群小鱼（新人学生），朝着唯一的光亮（明星作者、漫画梦想）进发，却未曾注意，等待他们的是一张带着尖牙等待吞食的大口（养殖场）。

图 | 养殖场的大屋修建时期

小唐正式加入A-soul的时候只有17岁。2015年2月，高二的她辍了学，从内蒙古买了张火车票来到北京。

她是一个人来的北京。父母离异后她跟随父亲。那年，父亲重组了家庭，想把她送给姑姑寄养。那段时间，她又爆发了和母亲的争吵。几番折腾下，小唐告诉父亲，“不用管了，我自己想办法。”

因为喜欢《暴走邻家》，她很早就在网上了解到作者极乐鸟所在的A-soul工作室，于是报名加入。站在养殖场蓝色铁门前，她无比兴奋，想到许多喜欢的漫画作者都在这里，她紧张得像是在追星。

后来小唐只记得无数个突然惊醒的夜晚。只要有人来宿舍，轻拍一下她的被子找她干活，她就要赶紧从上铺翻身下床，跑去隔壁的大屋工作。

2018年加入工作室的老K，对工作量的递增印象深刻。因为加入第一天就画了十一二张稿子，他很快得到“重用”。后来，他每天要画的稿子越来越多，有段时间一直维持在20至25张，而普通漫画工作室的速度，是每人每天4至8张。

老K开始连续好几次48小时工作不睡觉。因为巨大的赶稿压力，他在二十出头开始有了白发。

小唐逐渐也发现工作室和她之前在网上看到的场景不同。在《动物园》中，她看到作者们时常打打闹闹。但养殖场的真实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娱乐。她曾询问组长，什么时候可以休息？对方说，“你画完了就随便玩。”当她终于交稿打开视频时，又被前辈抓去训话说，“你现在休息，别人却在赶稿的时候看到你看视频，别人怎么想你？”

她这才明白，“画完了随便玩”的意思是，永远不可能画得完。

图 | 漫画作者桃仔的回忆录

然而在养殖场，需要操心的不止是漫画，还需要学习“哥”的思想和“家”的规定。刚进工作室时，沙沙对很多规定感到不解。比如有一条是，不能说“我觉得”。“哥”在讲话时解释道，年轻人不懂什么叫自我，所以就不要有自我，安心画稿，该有的都会有。

在厨房给狗做饭的时候，沙沙和另一位新人交流困惑，“为什么不能说‘我觉得’？那可以说‘我感觉’吗？禁了‘我感觉’，还有‘我认为’，‘我以为’……”

因为每次不理解规定都要问一句“为什么”，沙沙又受到前辈的敲打，被拖去谈话，“你哪里来这么多为什么？”

在那时的养殖场中，讲完五十天大课的“哥”，很多时候已不再是自己精神的前线布道者。前期听了课的老成员和改造成功的新成员，会自发地将精神传递给新来的人。

每个元老都成了“新造的人”，除了阿朔。针对阿朔的改造仍旷日持久。

在养殖场的鼎盛时期，阿朔再度成为负面典型，被批评的恶劣行为越来越多：他无法完成组织期待的工作量。睡觉时因为怕“头”被监视，他把被子盖在脸上。他画画时仍然不说话，继续“向内向下”。

“哥”为阿朔定制了一套全新的改造方法，类似于“游街示众”。

他被安排到一个狭小的临时工位，在大屋的一条出入要道上。“哥”鼓励所有人共同帮助改造他，监视他，举报他。如果他在座位上掏出手机，或在电脑上摸鱼，过路的人都可以告诉“哥”。

那段时间，在集体的热情下，就连阿朔回宿舍睡觉前看了多久手机，刘某都一清二楚。

图 | 阿朔坐在临时工位，地上是花生壳

在临时工位坐着时，阿朔感觉自己的身体越发紧缩，僵成一团。他曾不停地吃花生来缓解压力，花生壳散落一地。

恐惧仍未减退，他就躲到厕所去吃花生。厕所的环境不堪入目。四处都是烟头、尿液和浓痰。垃圾桶沾染着排泄物的纸团堆成小山。曾有个女生告诉阿朔，她每次蹲在这里时，都很担心这些纸团掉在头上。但阿朔只有在这里才能放松。他疯狂地在厕所吃花生。

这项唯一的放松终究还是被人发现了，“哥”在开会时作为笑话当众讲出。

后来，阿朔不敢去上厕所。他在座位上憋尿很久，最终患上伴随至今的前列腺炎。

也许出于一种朴素的正义，有一位刚来不久的新成员，每次路过阿朔的身后，都要扬起手来抽打一下他的脑袋。

2017年，由于长期难以改造，阿朔被“哥”移交给他的伴侣“姐”，生活受到更严格的管辖。

这次，他上厕所的时间和次数被清晰规定，如厕超过十分钟，就会有专人去厕所看他。“家”里发给阿朔的手机也被没收了。好在，阿朔还有一部备用机，是他自掏腰包买的锤子手机。晚上在工作区时，备用机一不小心露出了光。

“姐”发现后暴怒，当场在阿朔面前夺走，将锤子手机砸碎在地。阿朔的朋友勺子站了起来，想拦住姐，没来得及。旁边一位女生被吓得哭出声来，又被另一位成员责骂：你现在哭，不是显得“姐”是个坏人？

那段时间，阿朔开始做噩梦，连续两个月出现鬼压床的症状。

有一天，他感觉自己身体从宿舍床上慢慢垂直腾空，漂浮在空中，然后“嗖”一下平移出去。他跑去告诉“哥”，说想去医院看看。

刘某说，这个不用去医院，让你姐帮你叫一叫就好了。他说，“姐”会叫魂。养殖场中曾有狗发烧，也被姐叫过魂。

回忆时，前成员沙沙不知为何想起一条小狼狗，是“哥”从外面领养回来的。因为没太受过训练，它在吃骨头时咬到了人。“哥”打了它两下，又拿起那根骨头，放在狗鼻子前闻一闻。又继续打两下。他说这样狗就能记得了。

一次，工作室核心成员韩超放老鼠药，不小心毒死了一批狗。一些曾经和它们有感情的成员在大屋里低低地抽泣。

“这些动物的生命根本就不重要。”

“哥”走进屋里，再次讲起哭是“不好不幸懦弱胆小”的象征。他禁止大家为狗难过，“这个事情，谁也不许再提。”

有位作者曾因为喜欢一只黏人小猫，而将它养在工作间中。后来，不知为何，猫被送进养殖场的集体猫屋，关进铁笼。那是一间和作者们居住场所相差无几的红顶黄墙养殖房。三四个1.5米高乘60cm宽的绿色铁笼里，关着十几只猫。

一次，外部漫画作者小柴过来探访猫屋。开门的一瞬间，她感觉肺部在灼烧，像是在闻烧辣椒的味道。几个被用作猫厕所的敞口塑料盒上，变干的猫屎成了新的猫砂，其上又堆上新的猫屎。层层叠叠垒起来后，屎尿结成水泥地一样的厚块，散发出浓烈的气味。

久未见人，所有的猫都狂躁起来，在笼中左右徘徊、蹦跳，撞击铁笼发出哐啷哐啷的响声。介绍人对小柴说，有只猫你千万别碰。是那只从屋外送进来的小猫。被关进来几年后，这猫开始见人就咬，曾有作者被它咬得鲜血淋漓。大家都说这猫疯了。

阿朔说，有些“幸运的猫，从出生起就生活在这间猫屋中，从未见过外面的世界。它们的娱乐是互相攻击，或者玩自己的屎。

无法逃离

“家”中最热闹的时刻，是过生日。

第一年进去时，小唐被暗示说，“你刚来就不搞你了，跟大家混熟的才会搞。”她因此旁观了另一位男成员过生日的全程。

晚上，等人齐了，“哥”大喊一声“今天有人过生日”，“家人”们就开始行动。

主角被带到大屋左边，用绳子绑起来后撂倒在沙发上，嘴里塞上一根棒棒糖，所有人围着挠痒。第一轮结束后，还有第二轮。被搞完的人会成为新的动手者，而被搞的人，极有可能是上一轮动手不够积极的人。

等女生散去后，有的男生会被扒掉裤子，被其余男生一起撸管、拍视频。小唐在的4年间，女生也未能幸免，不过动手的人被换成了所有女生。

看到这一切后，小唐从来不敢告诉他们自己的生日。

18岁生日那天，她不敢庆祝，偷偷跑出工作室在村里给自己买了一个小蛋糕，做贼般地吃掉。蛋糕是带塑料包装的那种。

后来，“过生日”逐渐演变为一种集体暗号。如果有人被“哥”视为“最近状态不好”，他就在屋里发出指令，“给他过生日去！”

阿朔印象最深的一次“过生日”，是在“哥”的指挥下被很多人持续几十分钟摁倒挠痒。有人把指关节屈起，向他的肋下猛钻。这是“哥”曾现场向大家亲授的技巧，说这样会把人弄疼。

在沙发上，他从笑到哭，再从哭到笑。周围充满了“家人”们的笑声。他无论如何求饶都停不下来，几乎窒息。有一瞬间，阿朔突然觉得自己被释放了，因为他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大喊大叫。

停止后，他浑身红肿，酸痛感几天不消。

后来，阿朔才意识到这是一种服从性训练。通过冲破肉体的界限，个人的精神，也成为可以被集体随意践踏的存在。加害与受害的身份如滚轮般调换的过程，则干扰了人们对自身行为的认识。

过生日时搞与被搞的轮转，是养殖场内部关系的缩影。

因为成员们需要互相监督和辅导思想改造，一些曾经的朋友不再平等，变成上下级关系。阿朔早在工作室成立前就认识的朋友勺子，后来被刘某点名成帮助他进步的引导者。

一天在工作室中，阿朔的情绪崩了，他哭着问勺子，为什么我们的关系变成了这样？

图 | 冬天，养殖场院中雪景

养殖场甚至规定了成员们建立关系的方式。2013年，二把手张某曾在公开访谈中提及养殖场的婚恋模式，是“把小家容纳到大家”：“团队成员有了家庭，一般会把家庭融入进来。如果谁交了女朋友，最理想的状态是把这个人容纳到我们的团队，这也是对爱情的一种考验吧，我们甚至愿意把大家的父母都容纳进来。”

阿朔发现，张某和刘某不会明令禁止成员们和工作室外的人恋爱。但在实际结果上，十六年来，所有没有在内部发展，或没将恋人纳入内部的亲密关系，全都分崩离析，无一例外。

刘某表面持鼓励态度，但一旦有人恋爱，他就会开启一场灵魂叩问：你现在人很好了吗？就你这样，配得上人家吗？你能给别人幸福吗？

即便扛过这轮叩问，成员们也会发现，因为超长工作时间和人身自由的限制，大家没法和养殖场外的恋人相见。

即便在内部结合的关系，也要经过刘某的批准。一位在2013年下半年间加入过工作室6个月的前成员三三，曾目睹一个荒谬的场景。一天晚上，在养殖场的大屋沙发开会时，刘某说，极乐鸟和女朋友，不经过他的同意，背着他做了第一次。

三三的瞳孔地震了。她从2008年就开始关注A-soul，是工作室的全员粉，这些作者是她“一直以来画画的动力”，而加入工作室就是她曾经的梦想。她想不到，这些让她敬仰的漫画家，竟然连性行为也要经过组织批准。被批评后，极乐鸟和女朋友笑嘻嘻地抱着刘某的大腿，其他人也笑了起来。

六个月后，三三离开了A-soul。从此再不想画画了。

许多人对刘某的观感很差，却又没有选择离开，其中很大部分原因，是出于对二把手张某的信赖。在漫画业界，大家总有一种印象，说张某90年代就开始做漫画杂志的编辑了，是专业的前辈，更是一个善良的好人。

工作室不少人看过张某关于漫画的热血发言。在一个已经消失的古早论坛，张某早在2001年就开始以“阿提拉”的网名发表关于漫画行业的评论，为理想振臂高呼，“我们必须坚持这种不媚世俗的病态……才能成为合格的漫画人，才能始终为了梦想冲动！！！！！！！”“我们应该认识到，为漫画努力的日子，漫画给了我们很多，我们比更多的同龄人充实和高贵！！！！！！”

二把手喜欢用六个感叹号结尾。许多曾对刘某感到怀疑的前成员，都表达了一种想法：刘某可能是个神棍，但张某明显是个“明白人”。如果张某对刘某顶礼膜拜，那就只能证明，刘某有真东西。

后来阿朔才知道第一批元老级成员，几乎都是因为相信张某才开始接近刘某。第二批作者及后来的“新人”们，则大多是第一批作者的粉丝或朋友。

“我呆得很难受，但他比我聪明有阅历，他都觉得没问题，那肯定是我的问题。”看到一位敬仰的漫画家围绕在“哥”的身边时，阿朔最初曾这么想过。

曾有一次，阿朔因为压力太大逃出工作室，去朋友家里住了两天，被刘某找了回来，“你现在状态不好我可以理解，哥永远不放弃你。”

许多离职成员都表示，离开是困难的，而回去却是容易的。对于许多第一份“工作”就在养殖场的年轻人，尤其是未成年人而言，他们不相信自己离了“家”能在外面独立生存。

正式提离职时，“哥”会抓人进行长时间挽留谈话，最长一人被挽留了9小时。最后，他会对在职者不遗余力地述说离职者的悲惨生活，强调外部世界的危险。一些离职人员，在走前被要求写下数万元不等的欠条，用以偿还在“家”里的开销和费用。

小唐记得，在养殖场中，“哥”几乎每天都站在大屋门口与外部世界连接的路口处，向大家说“外面”的黑料。

如果最近业内有哪位作者画得好，他就说那个人是个疯子，“意识”出了问题，“已经快完蛋了”。哪个工作室曝出“合同诈骗”的问题，他就会说你们真幸运，合同都在张某那里，“家”会办好一切，什么都不用操心。

每当此时，张某总是点头称是。二把手积极响应一把手，在领导和普通成员之间转圜。

老K曾在离开工作室后，又回去过一次。他发现自己离“家”之后仍然迷惘。“躺平”一年后，他去自驾游玩了一圈，就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他发现自己的生活习惯、工作习惯与社交关系都被建立在养殖场中。相比“外面”未知的人生，至少那里的生活足够确定，有人安排。

另一位工作室成员说，他喜欢将“自我”放在“哥”的手上。

日复一日，养殖场的日常编织起一张幻梦般巨大的网。生活其中的人们不知觉中，也成了网的一部分，血液和精神在其间流淌。当“家”与“家人”已不分彼此，一个个被吞噬的自我也成为整体，形成更温暖的家，编出一张更滋养的网。

许多漫画作者就这样，在“家”中生活十数年至今。其间，工作室有七对内部夫妻结婚，三对生育。刘某为两对夫妻举办了集体婚礼。养殖场陆续分出几个单间，供婚育的人们居住。

图 | 养殖场屋外，成员们晾晒的衣服

梦醒时**

再等等吧。抱持着愧疚和痛苦，阿朔才发现等了十年。在养殖场中，他好像忘记时间的流逝。他没注意到自己正在走向衰老，从24岁青年到40岁的中年，胡子拉碴，皮肤松弛，生命已经游走到一个危险的刻度。

到2019年，工作室终于搬去武汉，成立公司，开始为员工缴纳社保，按月发工资。新公司在工业园区的办公楼中。成员们也从集体宿舍搬去单间，两人合住一屋。刘某有了独立办公室后，时常缩在自己的房间里闭门不出。他不再时常讲话。

阿朔发现工作室成员们在武汉开始自由交流。曾经在养殖场集中工作和生活的密闭空间中，每个人讲的每句话，都能被各种人听见，不只是“哥”，还有会向“哥”举报的成员。

离开京郊养殖场后，许多被遮蔽的信息开始流通，不少是关于钱。2018到2022年中断续的三年间，老K画了超过两万页稿子。他按照后来的行情来算，每一页漫画他所负责步骤的稿费均价在90元~140元间。算下来，他应该在市面上能拿到230万元稿费。而他从刘某那里拿到的“分红”，是15万元左右。

而A-soul作为业内一线工作室，在当年泡沫红利期，能拿到的稿费预算远超一般水平。大部分作者也没有作品版权。在2019年前因为没有公司，且作品多为网文改编漫画，大部分作品的实际控制权、平台渠道都在刘某和张某个人手中。

松动的工作室成员们共同的问题是，钱都去哪儿了？

其中一个答案指向在养殖场的模型屋。后期，刘某曾建造一间足有篮球场大小的仓库，其中排满货架，模型的盒子一直堆到天花板，“只能说模型店老板来了，也只能喊一声卧槽，并以为自己是来进货的程度。”

图 | 养殖场中堆积的模型

一位加入工作室十年的前成员小古，与多位模型业界人士沟通查证，根据旧照片对刘某购入的模型进行估算。他看见的不同模型，总数达一千多件，单价从几百元到八万元不等，总价值在100万元以上。多数都是“哥”在养殖场期间购入。

此后，许多成员才知道，在养殖场中那些随处可见的小手办价格至少四位数，无人问津摔倒在角落、爬满苍蝇的模型，是几万元的限量版。纸箱里的不明杂物，许多是玩坏的模型残骸。

工作室成员们开始意识到一种双重现实：在自己住在散发霉味的集体宿舍；在经常出现老鼠的厨房做饭；在锁坏了也没钱修，以至女生洗澡时有男性直接进入的集体浴室中洗澡的同时——“哥”买入了挂在自己名下的豪车，买入超百万元的模型，并在未告知集体的情况下进行着大额投资。

听闻这些讯息，阿朔也没有决定离开。因为他始终认为“哥”是个好人，“要建立和维持一个乌托邦，要让所有人满意，在现实层面太难。”他觉得自己应该体谅“哥”。直至发生了一件事。

曾有一位元老B去刘某办公室问过钱相关的问题。从办公室出来后，他们成了刘某口中的分裂分子。“家”的氛围自此不一样了。阿朔发现，刘某的精神变得非常紧张。他开始向所有人传播元老B的坏话，说他要分家，要拿钱。许多人因此疏离B。

一天，刘某把阿朔和女友阿珍叫到家中，问，你们知不道发生什么事了？

屋子里坐着五个人。张某和刘某坐在中央沙发，三位元老坐在左右两侧的小沙发和板凳上，是极乐鸟夫妻和韩超。刘某用告密般的声音，轻轻地对刚坐下的两人说，“十几年了，我终于知道家里的内鬼是谁了，是B。”

阿朔感到震惊。数年前，早在知道工作室之前，阿朔就认识了B。B是一位有漫画理想，善良、聪明又努力的漫画家。他1998年就开始画漫画。2006年开始，在行业发展高峰期到来前，他和许多人一样经历原创漫画的低谷期。他想知道漫画的未来在哪里，因此背着包，全国各地流浪，去见不同的作者与编辑寻找答案，最终认识了张某和刘某。

在B眼中，刘某是和其它漫画家都不一样的人，他觉得刘某很脏，从里到外都脏，而漫画家们都太天真和干净。但他想漫画的希望可能就在这里。

自始至终，阿朔知道B是真正信任“哥”的人，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哥”否定了B，就是否定了所有人曾一直相信的一切，等于否定了自己。

刘某说，这十几年，B一直在向大家传递“不好的思想”。阿朔环顾一周，仔细端详屋中三位元老的表情，每个曾受到过B帮助的人，此刻都神色夸张地表示赞同。从“哥”那张此刻最具戏剧性的脸上，阿朔再看不到人生的真谛。他联想到马克吐温的讽刺小说里搬弄是非的小人。他不再相信“哥”。

元老A与B离职后，刘某向全部剩余人员宣告一个消息：A和B拿走了200万元，所以今年公司发不起钱了。后来他反复提及此事，数字却一直在变动，有时是200万，有时是300万，有时是500万。

图 | 2010年，一位漫画作者在烂尾楼上憧憬未来

2024年2月，阿朔提出了离职。B被称为内鬼的那段时间，阿朔刚好在看书和电视剧。工作室经由武汉搬去海南后，他和女友阿珍单独住在一室一厅的房中，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书柜。那个冬天，他看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读库》的《互联网与中国后现代性呓语》，还有封建帝王时代背景的电视剧《天下长河》。

他从未想到，自己能在封建社会故事的权斗、党争、监视中收获如此多共鸣。在看《天下长河》导演张挺的访谈时，一句话让阿朔印象深刻：“所有皇权体系之下的帝王，无论有什么丰功伟绩，本质上都是极度自私的。”

重新品味刘某曾经的种种发言时，他有了和当初完全相反的感受。“哥”曾说，他什么都不要，只要两样东西：100%的信任和理解。“其实要了这两个，就等于要了一切。”

离开养殖场的第一个月，阿朔一直笼罩在被监听的幻觉中。多位离职成员出现精神问题。有人蜷缩在马路上试图结束生命，有人被确诊精神分裂，有好几人患上双相情感障碍或抑郁症。

曾反复两次进入工作室的画手老K，离职后再也不想画画了。看到绘画的板子，他就想到养殖场的日子，胃里发酸，恶心感在体内翻滚。他确实吐出来过一次。离开后的这两年，他总共只画了三四张插图。在“家”中的两年，他每天被要求画20张以上，一个星期才能洗漱一次。他感觉自己在那里画尽了一生。

阿朔正在拿回说话和思考的权利。曾经他常被逼问，“你在想什么？不要思考，想什么说什么，立刻！”因此只要不够正确的念头，阿朔都不再想。离开工作室后，阿朔重新练习说活。最初他的心脏总是缩成一团，喘不过气。他固执地大声谈论一切，甚至骂骂咧咧，坚持许久，幻觉终于慢慢消失。

最近几天，阿朔试图重新学习感受“情绪”。在“家”中的16年，阿朔很少崩溃。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淡漠麻木的人。如果不是其他成员提起，当初那些痛苦万分的日子，他早已忘却许多，包括那场曾令他失魂落魄的公审。

鼓足勇气的他重读了当年的会议纪录。“第二十四天 2009年5月6日周二 绝望”，在这堂名为《绝望》的课中，他看见曾经的自己与“哥”的对话。

“有啥话说没？今天可都是为了你。”

“有话！……”

“你现在还有犹豫，还有恐惧。”

“请大家相信我一定能做到。请大家相信我。”

“哥”对他的回答感到满意。以阿朔为案例，这天，所有人都听到一段课程总结：“从你们踏进这个门起，你们就与普通人无缘了……我等着看一个好的结果。我等待着太阳的升起，乌云的散开，彩虹的出现。那一刻是最美的，会成为永恒。”

再次重读当天的记录，阿朔突然感到一阵巨大的委屈，就像那些黑暗的日子，铺天盖地压了下来。

深圳湾万象城商圈，人流喧杂，但总有人习惯性地停下脚步，抬头望向那栋44层高楼燃爆后留下的空洞，静默离开。

12月11日14时46分，深圳消防接警，位于商圈内的深圳湾悦府二期（柏瑞花园）1幢发生爆燃事故。至当日18时，明火已扑灭，事故造成1人死亡，无其他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笔者现场发现，此次事故至少造成1幢27-30四层、多户房屋受损，部分外立墙面完全剥落，内部残存焦黑立柱。现场施工人员向笔者表示，爆炸点疑为受损最严重的28C户。

三名悦府业主向笔者佐证称，事发前两小时，1幢28层一业主向燃气公司反映楼道疑似燃气泄露的情况，到场后仅是关闭该业主家的燃气阀门，未对28C入户排查；当时，28C业主陈芳刚好出国，据她的通话录音及与物业的聊天截图，物业有她家入户密码，此前曾数次进屋维修。

另据知情人士向笔者提供的一份文件，今年2月，广东一消防技术服务公司在对悦府二期排查中，合计发现44处消防隐患；其中24个烟感报故障待入户排查，公区消防则有6个烟感设备待更换；该公司要求物业督促业主及时排查处理，公区则需要提供设备更换，避免在突发情况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她没有办法逃生”

12月11日下午2点，万熙在家给妈妈打了电话，她说，最近过得挺开心的。创业经营一家科技公司的她，又给客户解决了不少业务难题。有时间的话，她还要和表弟一家去玩潜水。

万熙是家中独生女，父母都在武汉老家。她的表弟万斌说，她自小成绩拔尖，一路读到国外排名前30的顶尖大学，海归后留在了深圳。平时，她痴迷深潜、滑翔伞、空中瑜伽等极限运动，都考了证，有丰富的急救知识；还有一个月，她就要过39周岁生日了。

和妈妈聊完，万熙午睡了会，直至一声巨响。2点48分，同在深圳工作的万斌接到姐姐求救电话，“底下楼板已经穿了，当时我姐说被东西压住了，她没有办法逃生。”

她所在的悦府二期位于深圳南山区黄金地段，小区2018年交付，共有2栋住宅，其中1幢44层，2幢43层，均为超150米的超高层建筑。据第三方中介平台，该小区11月挂牌均价为每平方米18万元，其生活配套优质，楼下是购物中心万象城，周边则是深圳地标中国华润大厦，被称为“春笋”。

提及爆炸，悦府不少业主惊魂未定，相邻两幢部分窗户直接被震碎，1幢“整栋楼都在剧烈震动”，人一下给晃成了“S”型；现场视频显示，其27-30四层部分外立墙面剥落，整栋像被炸出了一个缺口，滚滚浓烟不断冒出。

当时，万斌正开车往姐姐家赶。堵在路上的他也刷到了现场视频，姐姐头发烧焦了，“她已经非常努力地挤到了一个房间，唯一没有起火的。”她坐在房子边缘缺口处，面前是29层高、毫无阻隔的天空与高楼。

“消防的人说，当时（爆炸后）10分钟内就上去了，破门破不了，被炸变形了，消防梯也坏了”，万斌说，悦府为1层5户（A-E），姐姐住的C户型为105平的一室户，进门为开放式厨房，与客厅相连，入住后他们未做过改装。而在门对侧，就是卧室和一排落地窗。他推测，因为地板中间被炸穿以及高温，姐姐只能坐在窗边等待救援。

期间，她养的金毛先坠楼，差不多是在2018年入住时，她在路边捡到这只被人遗弃、满身病的小狗，她跑了很多次医院才把它治好。14点58分，距离她向家人求救约十分钟，她坠楼了。

当天下午，万熙的家人赶去医院时，医生说还在抢救，等他们到了，医生直接带他们去了太平间认领遗体。

“密码（物业）一直都有”

笔者走访获悉，事发前悦府业主曾多次向小区配套的深圳华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华润物业”）反映燃气问题。

据一名业主提供的微信截图，12月4日，华润物业在业主群通知称，接深圳燃气集团通知，因市政燃气管道作业，将于当天13:30至18:00暂停小区管道燃气供应，请业主确保燃气管道及燃气具关闭；恢复供气时确认无漏气等异常情況后再使用燃气具。

1幢28C业主陈芳的一份录音材料及她与物业的聊天截图显示，当晚，她洗澡时发现没有热水，让物业派师傅上门检修，物业回复说燃气具报修的人太多，一直等到晚上8点多师傅才来。

与陈芳认识多年的业主谢军涛表示，陈芳平时就住悦府，并非网传28C长年空置，只是在4号之后她刚好出国，直到爆炸发生才知晓疑似燃气泄露。

2幢业主郭晓彤回忆，12月10日晚上11点，她住在1幢30多层C户型的朋友闻到刺鼻燃气味，向物业反映后，对方称“太晚了明天来”。当晚，她朋友吓得不敢久留，连夜搬到她家睡觉。隔天11日早上8点，物业派人入户检测，但未排查其他楼层。

对此，华润物业工作人员回应笔者称，他们当时已通知深圳燃气工作人员，“我们有记录已经报修了，燃气也上门了。我们也给业主回访了，业主说来过了，没问题了。”但对于当时燃气公司是否入户排查过1幢28C，该工作人员表示并不知情。

郭晓彤说，11日中午11点56分，1幢28层一住户再次向物业反映，这次深圳燃气工作人员来了后，仅是关闭该邻居家的燃气阀门，“就算处理完了、就走了”，同样未对28C入户排查。万斌补充说，燃气公司给他们的理由是，“（28C）那门进不去。”

对此，曾在悦府做过燃气入户排查的一名深圳燃气工作人员仅回应称，公司已调出相关入户记录，显示28楼栋有住户“四、五年没有安检”。每年，他们都会定期做一次入户排查，但如果业主不开门、或联系不上，他们也无可奈何。但对方未明确表示是否对28C排查。

据深圳市第七届人大常委通过、于2023年11月1日起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城市燃气管理条例》规定，因用户原因连续三年未能实施安全检查的，燃气企业可以暂停供气。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且用户拒不整改的，燃气企业应当采取停气或者限制购气等措施，同时报告区燃气主管部门，形成闭环管理。

“入户权限确实在日常的服务和管理中，存在一定的难点和痛点，这是我们现阶段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华润物业工作人员说，每年开展燃气入户排查，还得看业主是否配合，对于空置房，他们也会和业主沟通，看对方是否方便提供密码等方式，但“由于一些客户的个人原因，我们没有办法做到 100%。”

但据陈芳的一份通话录音，“密码一直（物业）都有，2018年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换过。”此前，她空调漏水、修门等维护，曾多次让物业派人入户。据她与物业的聊天截图，今年11月29日她还给物业发过密码。

“烟探是联网的，燃气探不联网”

该高层燃爆事故发生后，也暴露出逃生路线标注不明、消防存在隐患、燃气泄漏缺乏联网切断机制等问题。

郭晓彤回忆，事发当晚，1幢二十多层的一名年轻人在业主群聊到逃生经历。她转述说，当时他带头领着家里老人、保姆往楼下走，“灯都是黑的，消防通道没有指示”；因有水管破裂，楼梯间多处积水，最深的地方已经没到小腿处；到了20层避火层需要换消防通道往下走，却没有路径指示，绕了好一会儿。

她与2幢业主谢军涛均表示，事发前，小区未开展过逃生演练，他们并不清楚在避火层怎么换道下行。且事发时，2幢通往5层空中花园、继续下行的消防门是锁住的，来了几个消防员才把门撞开。

11月13日晚，笔者在悦府2幢现场模拟逃生路线发现，楼道间没有明确楼层标识，20层避火层有几处安全出口牌亮灯，但无换道路线指引，在黑灯下绕行约四分钟才找到入口。

另据知情人士向笔者提供的一份文件，今年2月21日，广东安盾消防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曾向华润物业告知，其对悦府二期进行消防系统维保工作时，发现1、2幢多处存消防隐患，需物业配合约时间进行户内检查，判断是设备损坏还是消防线路问题。

该文件显示合计问题44处，其中24个烟感报故障待入户排查，公区消防则有6个烟感设备待更换；待排查、更换设备还包含温感、手报按钮、水流模块、信号阀等消防设备。

至于设备是否得到检修，华润物业的工作人员并未直接回应，他向笔者表示，具体的后续处理安顿消防应该是知道的，建议直接咨询安盾消防。笔者致电安盾消防，对方仅回复称，“找物业去。”

事发后，悦府业主全员撤离小区，主要由南山区政府临时安置在周边酒店。直到12月14日晚，政府解除2幢安全隐患后，郭晓彤与多数业主才回到家中，燃气、电工、物业方3人在她家又检修了一遍。

她表示，当时工作人员还介绍说2018年交楼时，厨房已安装烟感、燃气报警器各一个，“烟探是联网的，燃气探不联网，只会自己叫，家里没人就听不见。”她想着，干脆自己把燃气探也换成联网，安全点。

深圳已开展城市燃气管线自动监测预警体系建设。2021年12月，深圳成立应急管理监测预警指挥中心，工作重点包含加强消防等重点领域前端感知设备建设，构建“1+11+N”（1个市级综合监测、11个区域监测、N个行业领域监测）。

2022年5月，深圳市政府印发了《深圳市城市生命线工程安全建设工作方案》，提出将围绕“能监测、会预警、快处置”三大功能，在“1+11+N”感知监测体系的基础上，重点提升燃气长输管道等方面的风险监测、分析预警和联动处置能力。

深圳粤鹏燃气工程公司工程师张栋则向笔者表示，燃气报警器和自动切断阀可配套，不用联网，一旦报警器监测到泄漏就会关断燃气，一套价格600块钱左右，因为对居民用户不是强制要求安装，以前他参与的“很多项目都没装。”

“深圳市出了这个事之后报警器是必须装”，他说，他们现在新的项目，凡是签过合同的，没有验收的、正在施工的，全都要加装报警器。只是他也不清楚，以前那些没装的是否要补装，“几个亿的东西谁来补?”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

CDT编者按：2024年12月6日，端传媒发表文章《他们在后疫情时代里幸存，在不被承认的死亡中受难》，讲述了多个新冠丧亲者家庭的故事，记录了那段时期不被数据统计的死亡，没有集体悼念的集体受难。

2022年12月7日，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发布了放宽新冠防疫政策的“新十条”，放弃了长达三年“清零政策”。放开来得突然，前一天许多城市仍要求市民每天上报核酸检测结果。接下来的一个月，疫情在全国爆发式扩散，12月25日，中国卫健委宣布停止持续近三年的感染人数统计。

以下是本文要点：

新冠丧亲者家属通过微信群相互支持，称自己是“被遗弃的羚羊”，在群内共享经历和痛苦。家属们认为这些死亡是“人祸”，而非“正常的生老病死”，因为放开政策的仓促和医疗资源的短缺直接导致了许多死亡。

政策发布一周后，星星的父亲感染了新冠，由于官方宣传新冠只是「大感冒」，怕女儿操心，父母瞒着没说。几天后，星星发现父亲呼吸困难时，本地的几家大医院早已人满为患，她打电话托关系，跑了四家才找到空床位，随后的CT检查显示，父亲肺部的30%因病变出现白色阴影（俗称「白肺」症状）。2023年1月24日，星星的父亲去世了，那天是春节的大年初三。

这个微信群里有一百五十多人，都是放开政策下的丧亲家属。有的父母感染后听从政府宣传居家隔离，最后在家里去世；有人及时住院，但医院的抗病毒药物早已断货，轻症拖成重症；有人全家定居海外，疫情期间父亲回国看望亲友，不久赶上放开政策，父亲再没能离开。

医疗挤兑、居家隔离、白肺——随着新冠成了大陆社会在重振中急需摆脱的记忆，这些名词很快被抛诸脑后。偶尔有人在网上呼吁不要忘记，但在那些呼声中，叙事呈现出明暗区分：封控时期被视为某种集体创伤，关于放开时期却讨论寥寥，难有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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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时期到底死了多少人？群里流传着各种猜测，五百万、上千万，但一定不是政府公布的数据。按照中国疾控中心的统计，放开政策发布后的两个月内，全国在院的新冠死亡人数约8万3千人。但《纽约时报》综合四个流行病学团队的研究估算，大陆放开后的两个月里可能有100万至150万人因新冠死亡。而在2023年7月，浙江省政府曾发布报告称，本年第一季度的火化遗体数同比增长72%。该报告很快被删除。

家属断定政府在数据上「撒谎」，因为多数群员的亲人不被医院承认是新冠去世。秋然是群员之一，她的爸爸生前没有基础病，感染新冠后就医，在去世前他的核酸检测转了阴性，医生判断死亡原因不能写新冠，因而不符合当地的新冠全额报销要求。「医生都说是按照新冠肺炎指南给你治疗的，怎么可能不是新冠？」但秋然没有力气去争，当时殡仪馆的火化名额紧张，一系列后事等着她办。

秋然不是个例，群里多数人拿到的死亡证明里，新冠都不是主因，取而代之的是「重症肺炎」、「心脏骤停」。对此，各地医生的说辞不同，有的说新冠逝者无法走正常的丧葬程序；有的开门见山，说「上面」有要求。

群成员们复盘放开期间的经历，揭示了医疗资源匮乏、死亡统计缺失以及政策的混乱带来的深远影响。复盘过程既让人了解真相，也伴随自责和痛苦。

秋然很快投身于激烈的复盘讨论。在群里，「复盘」指的是家属们一起回忆和分析放开时期的经历。我在2023年3月进群时，每天都能收到几百条关于复盘的群消息，讨论从早上六点持续到凌晨两点。

复盘确实让家属弄清了一些事，放开时各地的混乱图景在讨论中清晰起来，很多遭遇并非个例：新冠危害性在政府宣传中被弱化，死亡证明上不允许写新冠，医院没有足够的药物储备——原本分散而原子化的死亡，在不同人交织的讲述中汇集成集体性的死亡。

在群里交换信息后，秋然发现她的每一步都滞后了。她过去三年对新冠的认知都来源于主流宣传，放开政策公布的当天，她还和同事在午餐时把这件事当新闻讲，没有意识到要抢药或口罩。爸爸感染后，秋然以为送进医院> 就能安心，很快发现护士不会安装高流量的氧气设备。直到父亲病情恶化，她意识到问题严重，不得不「自救」——上小红书和抖音搜寻各种新冠治疗案例。而更多关于新冠的药物和各类指标，她是后来进家属群才了解到。

「不复盘难受，复盘更难受」，有人这么说。信息共享带来了新的悔恨，送医太晚、没及时抢药、送进或没送进ICU，每个人都在复盘中认领自己的罪状。随着群人数的增加，悔恨与悔恨之间建立起比较级。秋然坦言，她隐隐期待着某种对比带来的安慰。

群内有人尝试通过宗教灵媒寻找精神慰藉，或将亲人的死亡归因于“命运”。这种解释既是一种自我安慰，也避免了持续的自责。但也有人明确指出这些死亡是政策和医疗失误造成的“人祸”，并尝试向政府申诉和追责。

但随着时间推移，群成员逐渐减少，有些人选择退出，试图摆脱痛苦；而另一些人仍然选择留下，希望有人记住这段历史。这些家属群承载了未被主流叙事承认的痛苦与记忆，成为一种另类的历史记录方式。

那天夜里，李杨把孟姑发的小红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另一个世界、转世、轮回，她希望这都是真的。她加了孟姑的微信，花299元预约了一次线上服务。沟通很顺利，孟姑要了她父亲的姓名、生日和忌日，选好日子，答应帮她下阴间看爸爸的情况。

约定当天，孟姑在微信上发来文字。她说自己去看了李杨的父亲，父亲在那边的状态不好，总想着给女儿托梦。孟姑算了李杨父亲的阳寿——70岁，正是他感染新冠的年龄。

孟姑告诉李杨，阳寿是固定的，她父亲的阳寿既然已尽，如果不是新冠也会因为别的事情去世，否则阳间「装不下」。李阳问孟姑，如果提前算出家人要走，你能不能救。孟姑回答生死注定，无法被人左右。

「阳寿到了」，后来李杨在群里几次重复这句话。她宁愿相信孟姑说的，「无论如何都会走」。这是父亲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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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消息的震动提醒越来越少，很少再有新的家属进来，星星感受到人们在陆续离开。每次封群后，总有几个人婉拒她发来的新群邀请，有人说自己「好像能稍微往前看了」。面对退群的人，星星从最初的复杂情绪逐渐过渡到坦然，不是所有人都要把后半生葬送在这件事上，她告诉自己。

「希望大家用温暖的怀抱迎接每一位新来的朋友，也能用真挚的祝福送别每一位伙伴」，星星在群公告里这样写，她希望留在这里的人慢慢变少。

星星有一天会退群吗？她被问题逗笑了：「我退群肯定是因为我挂了。」她相信自己是被留到最后的那个人。

一个有精神障碍的女子，在她不幸走失的过程中，只要被有意或无意地引向替男人生养的结果，就是拐带行为。在这个黑暗过程中，任何人以任何名义支付金钱，就该被定义为人口贩卖来论罪，并同时追究其中的胁迫、囚禁、强奸及虐待罪行。‍‍‍‍‍‍‍‍‍‍‍‍‍‍‍‍‍‍‍‍‍‍‍‍‍‍

汉语素来有多义性，可汉语同时具备精确描述的能力。在上述使用场景下，这名女子的遭遇可以被精确地定义和定性，除非有人从一开始就想打马虎眼，比如用“收留”一词来概括，否则绝不该出现这种狡猾的修辞，堪比汉语之耻。‍‍‍‍‍

山西晋中市榆次区卜女士13年前走失，近期被偶然发现幸存在100多公里外某个山村破院。她这些年成为生育机器，被迫生育四次，一个夭折、一个送人、两个留存于官方所谓的“收留”之家。对此，三联《失联13年后，一场被全程围观的直播寻亲》有较全面的报道。‍‍‍‍‍‍‍‍‍‍‍‍‍‍‍‍‍‍‍‍

目前卜女士回到了真正关爱她的亲人身旁，处于安全的庇护下，可这个悲惨故事依旧散发着令人作呕的细节。姑且不论曲折的情节，单说笼罩在故事上的诸多别有用意的用词、极易误导的描述，都需要真心关切此事的人打起精神甄别。‍‍‍‍‍‍‍‍‍‍‍‍

在列举卜女士走失至现身的时间线时，有一篇12月2日刊发于山西新闻网法制频道的一篇宣传稿值得注意。它的标题叫《和顺县公安局：用行动诠释责任 以服务温暖人心》，内容是该县公安局人口中心携青城派出所民警帮助一名患精神疾病女子（即卜女士）找到家人。‍‍‍‍‍‍‍‍‍‍‍‍‍‍‍‍‍‍‍‍‍‍‍‍‍‍‍‍‍‍‍‍‍‍

这是一篇标准的正面宣传稿，借卜女士找到亲人的事颂扬县镇两级公安“为人民服务”的事迹。这个稿子的目的当然是表扬公安持续付出，终于让卜女士与亲人破镜重圆。在这个宣传文本中，卜女士的悲惨遭遇被淡化，成为通讯员苏又锐上价值的素材。‍‍‍‍‍‍‍‍‍‍‍‍‍‍‍‍‍‍‍‍‍‍‍‍‍‍‍‍‍‍‍‍‍‍‍‍‍‍‍‍‍‍‍‍‍‍‍‍‍‍‍‍

翻看最新的山西新闻网，2日刊发的报道列表中已无此篇踪迹，它从“政法风采”栏目中神秘消失了。可以想象，这篇宣传稿的作者、和顺县局的审稿人以及山西新闻网的责编，此刻恐怕如坐针毡，因为他们联手促成了一次“低级红高级黑”的翻车宣传。‍‍‍‍‍‍‍‍‍‍‍‍‍‍‍

从舆情角度看，这篇宣传稿在效果上适得其反。在悲剧面前，它的宣传腔与颂扬基调令人反感，可它的“不合时宜”不在于正能量基调，而在于它提供了数条信息——这些信息本来是表扬警方的作为，可只要将其放入时间轴线，即能佐证警方的破绽。‍‍‍‍‍‍‍‍‍‍‍‍‍‍‍‍‍‍‍‍‍‍‍‍‍‍‍‍‍‍‍‍‍‍‍‍‍‍‍‍‍‍‍‍‍‍‍‍‍‍‍‍‍

该宣传稿对卜女士的遭遇，使用了“收留”一词，提供的信息如下：1当地公安早就知道卜女士作为精神病人的存在，两级公安还为两个孩子解决了户口难题。2形容卜女士无法正常交流，说不出姓名和来历。3民警采集了卜女士血样，十几年未放弃替她寻亲。‍‍‍‍‍‍‍‍‍‍‍‍‍‍‍

在山西新闻网刊登这篇宣传稿的次日，即12月3日，和顺县公安局发布第一次警情通报。值得注意的是，通报与宣传稿的口径一致，对卜女士流落辖区山村，同样用了“收留”的定性词。就此或可推测，2号的宣传稿卡在3号通报前问世，似有铺垫的考虑。‍‍‍‍‍

很多人在读到卜女士的故事后，感到不可思议的点是，她怎么会经历三年新冠疫情管控期而不被判定为异常人口？从宣传稿可知，派出所早已经将其视作张家的家庭成员，外界的疑惑在警方那里不是问题。这也可以说是宣传稿的一大“功劳”。‍‍‍‍‍‍‍‍‍‍‍‍‍‍‍‍‍‍‍‍‍‍‍‍

从三联的报道可知，寻亲志愿者朱玉堂在村里没问出卜女士的身份来历，然后将其带到县城宾馆好好安顿后，卜女士在脱离村里的环境下，顺利地提供了诸多能证明她身份的许多人名。志愿者快速获知卜女士身份信息，打了宣传稿一巴掌，反证公安工作方法不对。‍‍‍‍‍‍

根据红星新闻报道，卜女士哥哥在当年寻找妹妹时，警方采集了他及父亲的血样入库。既然宣传稿说当地也采过卜女士的血样，为什么未能从失踪人口库中对比上？这个涉及异地采样的时间、入库程序等，似乎不可贸然否定，可宣传稿中这个疑点必须得有解释。‍‍‍‍‍‍‍‍‍‍‍‍‍‍‍‍‍‍‍‍‍‍‍‍

让县局宣传稿彻底被动的，是和顺县联合调查组12月10日再通报，“已对涉嫌犯罪问题立案侦查，并对涉案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一版通报不仅剔除了“收留”说，还指向刑罪方向，这让2日的宣传稿丧失了全部的前提，稿子站不住脚了。‍‍‍‍‍‍‍‍‍‍‍‍‍‍‍‍‍‍‍‍‍‍‍‍‍‍‍‍‍‍‍‍

可以想象一下，假如没有2号的宣传稿，和顺县在处理此事时会少了许多被动。虽然首次通报也有“收留”表述，可宣传稿对县局与镇派出所行动的简介，为更强烈的舆论质疑供应了材料。宣传稿约等于用自我表扬，打破了官方的信息封锁。‍‍‍‍‍‍‍

如此一来，和顺县官方、尤其是警方对卜女士的所作所为，就会被纳入前后对比中。过去的做法难圆其说，若要定嫌犯的罪，那当年警方的做法算不算一种纵容？宣传稿提供了比对警方作为的信息点，这让问罪涉案人的同时留下了问责公职人员的线索。‍‍‍‍‍‍‍‍‍‍‍‍‍‍‍‍‍‍‍‍‍‍‍‍‍‍‍‍‍‍‍‍‍‍‍‍‍‍‍‍‍‍

这可能是少有的宣传为新闻服务的一次“误操作”，一篇宣传稿强有力地扯动舆情走向与舆论态势。当然也要辩证地看，宣传稿对官方处置确有扰动，可它却成了民间追问公权的依据。舆论僭越新闻后，宣传不仅有纪律，还有风险，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