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香港反送中运动为主题的纪录片《宁化飞灰》，目前正在美国各地陆续上映。现居英国伦敦的该片导演刘健伦，在1月7日接受了本台记者孙诚的专访，讲述了他拍摄这部纪录片背后的故事。

• 反送中纪录片《宁化飞灰》美国首映
• 反送中五周年 《宁化飞灰》纪录片在加拿大上映

从简单记录到超过1000小时的视频素材

现年47岁的刘健伦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告诉本台，他是在2019年5月反送中运动大规模爆发前夕开始拍摄这部纪录片的素材的。一开始，他是自己做简单的记录：“那时候我没有想过要拍一个什么纪录片，我自己是一个电影制作人，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是记者。到后来，我帮德国一个电视台去拍香港的一些运动资料片段，所以我才做了一个记者。就在这个很巧妙的情况下，我才有这个机会去做一个记录。”

他说，那时他没有想过反送中运动持续了很长时间，之后又有了“国安法”，而他则一直拍到了2021年，拍下了超过一千小时的视频素材：“那时候因为‘国安法’，我有很多记者朋友就离开香港，或者是被抓了。所以我就走了，因为我觉得在香港不太安全。在香港，我有很多不同的素材，当时因为在油管（YouTube）、很多社交媒体里面已经看不到2019年的一些片段，所以我拿着所有我的视频片段离开香港。”

他坦言，在2021年5月离开香港时，他感受最深的时刻是上飞机的时候，还有和家人吃最后一顿晚饭的时候：“因为我没有想过在这样的情况下离开香港。在这个纪录片里面我就把自己的感受跟香港2019年的运动剪辑在一起，就有了这个纪录片。”

(刘健伦提供)

五年过后 当年香港街头的场景历历在目

回顾拍摄这些视频的两年时间，刘健伦表示，他一开始是辛苦的：“通常游行集会在中午的一点钟开始，但是它一直持续到午夜两三点钟。我就一直从中午一点拍到凌晨两三点，所以觉得很辛苦。”

他说，但是慢慢地，他就觉得并不辛苦了，因为他成长在香港，他的所有家人朋友都在香港，他此前还没有经历过反送中这样的场景、没有经历过香港有这么大的游行和动荡的时代：“所以我自己后来就没有觉得辛苦，因为我有一个责任去记录这个历史，记录香港的变化，记录香港人在这个大时代里怎么样找自己的定位、身份，怎么样去保护、维护香港人一直都有的自由、人权，一直都有的集会自由、言论自由。”

刘健伦表示，尽管现在离他在2019年拍摄这些视频素材时，已经过去了五年，但直到现在，他对每一个街头、街景在当时发生过的事、人们说过的话都记得很清楚，其中有几个场景令他记忆最深刻。他谈到其中一个说：“我自己哭得很厉害的，第一次就是在机场的时候，有一对年轻的男女朋友，我当时做直播，现场拍摄记录了一个警察怎么样把他们抓捕了。我当时很内疚，因为我没有提醒他们警察追上来了，当时警察是警车开到公路上，有警察跳下车追他们。”

刘健伦在拍摄香港街头抗争的过程中，拍下过不少示威者被捕的时刻。他说：“每一场的抓捕的时候，我记录了很多很多被捕人士说出他们的身份证号码、名字，我全部记录下来。他们都说，这个记录就是他们最后的一个救生艇，因为有很多时候就算律师（要）找他们，但是也找不到，所以我的记录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他表示，这也是让他决定把这些视频素材剪辑成一部纪录片的重要动机之一：“我自己去剪一个这样的纪录片下来，让全世界知道当时香港发生什么事情，让这些被捕的人对我记录的影片不失望。”

他谈到了这部纪录片向全世界展示香港人的用意：“我们离散的香港人要怎样去找我们的身份，怎样保持我们香港人的身份，这是很有挑战性的。这也是这个纪录片的目的，就是让全世界不同的人知道，香港人为什么要逃到不同的国家，我们面对怎么样的困境，我们是怎么样的一群香港人。”

(刘健伦提供)

前线记者遭遇的危险：“我还有一个遗书在这里”

刘健伦告诉本台，在反送中运动时，据他所知，拍摄街头画面的记者都被警方的催泪弹、橡胶子弹、水炮车、胡椒喷雾等等武器击中过：“所有的我们都试过，我们所有（人）都中过弹，不止是我自己。我自己中过很多次。”

刘健伦讲述了他自己遭遇过一次非常凶险的攻击。他指着自己头部的左侧太阳穴位置说，那是在2019年9月一天晚上的旺角：“有一个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个催泪弹，当时我戴着一个头盔，这个催泪弹‘嘣’一下打到我这里，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接着，他又指着自己的前额说：“然后这个催泪弹撞到我这里，我这里还有一个东西，这个是最危险的。”

在那段时间，他也见过其他记者受伤的样子：“有一个印尼女记者，我就在她后面相差一个身位，她的眼睛被射到了，她现在永久失明。”

2019年10月1日，香港警方在街头开枪发射实弹，击中了18岁中学生曾志健的胸部。对刘健伦来说，那天的气氛也是令他最难忘的：“当时知道警察疯狂地使用枪械、使用武器，可以随便用枪械、子弹去打示威者。当时因为我们没有防水背心、没有避弹衣，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如果中弹我们就完蛋了。”

刘健伦表示，当时他曾有过不想去街头记录的想法，但是他又想到，如果他不去记录的话，站在街头的示威者又会怎样呢？他说：“当天我记得，我自己写下了律师的电话，然后许了我自己的一个遗言，准备有什么问题、事情，被子弹射到了、死了、受伤了，我还有一个遗书在这里。当时这个感觉是很慌很害怕的。”

但是，他还是克服了恐惧，继续走上街头拍摄视频。他说，他这样做一是因为要见证香港如何经历这样的历史时刻，二是街头年轻抗争者的勇气给了他很大的动力：“因为他们都不怕死，他们比我更危险，他们都可以站在街上，为什么我自己不可以？所以当时我这样想。”

(刘健伦提供)

艰辛的剪辑制作过程与创伤后遗症

刘健伦回忆说，在他离开香港前，一个教授曾看过他拍摄的视频素材，对他说：“你拿着这么多素材，是很珍贵，是记录香港的历史，记录香港年轻人怎样保卫自己的自由，去对抗这个政权，是很有价值的。”

他告诉本台，这位教授还说，香港的2019年和1989年的六四很相似，六四的大量片段和场景人们已经看不到了，反送中运动也会面对一样的情况。随着许多支持民主的香港媒体关门、以及黎智英及许多记者被捕，这种情况确实在发生。刘健伦说：“所以他叫我快点走。我自己因为在香港成长四十几年了，我没有见过香港这样的状况，所以我决定拿着这些片段、相机就走。”

而在到达伦敦后，刘健伦开始了自己剪辑视频素材、制作纪录片的工作。对他来说，这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除了我要看1000个小时之外，我要处理我自己的情绪问题。因为我开始剪辑的时候，没有想过我重新再看这些片段的时候，自己的情绪是这样的。我根本控制不了自己，后来有些（时候）我不断地哭，或者是我看五分钟就已经看不下去了。”

再后来，有朋友告诉刘健伦，他应该是有了创伤后遗症，他因此去看了心理医生。回忆这段经历，他说道：“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

刘健伦坦言，直到现在，他还有这样的创伤后遗症。2023年11月，《宁化飞灰》纪录片在韩国釜山电影节首映。刘健伦表示，在这部电影上映以来的一年多里：“我们去过很多电影节，拿了奖，也在不同的国家播放。但是每一次播放，我都不敢去看，就算在电影院或者是一些内部放映我都看不下去。可能每一次看了头五分钟，我就自己出来去附近的咖啡店坐下来，到播放完了我才回去（参加）问答环节。”

他表示，与现有的其它反送中纪录片相比，《宁化飞灰》最大的特色是从他自己作为一个前线记者的角度，去贯穿整个反送中运动。他谈到，有不少反送中前线记者都和他一样，出现了创伤后遗症：“因为我认识的一些记者朋友告诉我，他一听到警车的急救声，他们的心跳就会加速，然后有汗。他们的心理压力很大很大，但是没有人去关照这一群记者，所以我就用这个角度去唤起其他人对记者注意。对2019年站在街头的记者，这是我向他们致敬。”

今年将继续全球各地放映 “香港是我们的家”

目前，《宁化飞灰》已在韩国、新西兰、意大利、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多国上映。去年12月14日，这部纪录片于洛杉矶进行了在美国的首映。刘健伦表示，在今年，这部电影还会在全世界更多地方上映：“2月1号的时候在挪威奥斯陆有放映。我们在伦敦也有放映，在1月19号。在美国，我们2月22号在休斯顿有一个放映，3月1号在旧金山夏博剧院（Chabot Theater）也有。3月底的时候在台湾，7月的时候在日本。”

他说，如果人们想看到香港反送中运动很多被忽略的片段和场景，或者是当时抗争者、记者的心路历程，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纪录片，而他也将出席很多场放映的问答环节。

在访谈结尾时，刘健伦谈到，他希望已经离开香港的香港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都要努力生活下去，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勇气去等待光明的未来；他也希望仍在香港的人们努力地生存，保持安全。就他自己来说，香港是他的家，他每一天都想回去：“但是自己是很矛盾的。我想每一个香港人都是跟我一样，香港是我们的家，我们总有一天想回去，但是要等适当的时候才可以回去，没有危险地回去。”

责编: 嘉远 网编：洪伟

一、“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

在上一讲中，我们介绍了林彪把军内造反派给打下去的“五一三事件”。然而如前所说，在这之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着名为“新三军派”的军内造反派被打下去之后，林彪又借着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议题，试图与军外造反派联合，在军内发动一场清洗，把目标定为军内非林系山头的人。1967年7月25日这天，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欢迎王力从武汉归来的大会——在此前的武汉七二〇事件中，毛泽东的跟班王力曾被支持当地保派的武汉军区人员毒打。在这次会上，群众代表将矛头直接对准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呼喊了“打倒军内一小撮”、“打倒陈再道”的口号。根据毛派干将戚本禹回忆，一贯病怏怏的林彪在这次活动上显得异常亢奋，不但呼应着这些口号，而且公开表示说，“武汉问题是全国的问题。以前我正愁没题目做文章，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做大文章，把坏事变成好事。（林彪）还说，陈再道的这个部队过去是四方面军的，是徐向前领导的。谢富治也是四方面军的，谢富治还是他们的首长。现在他们连谢富治的话都不听了，那一定是有比谢富治还高的人在背后支持。”（《戚本禹回忆录》第二十五章《武汉“七二〇事件”》）

众所周知的是，林彪在中共军队内部，是属于红一方面军系统的，这一系统在历史上可以说是毛泽东的嫡系部队，而红四方面军则是属于旁系。林彪在这段话中提到的谢富治，时任中国公安部长，此人在文革中也是一个紧跟毛泽东的人物。林彪说出这番话，实际上就是在表示，军内还有更高层的清洗目标。而根据当时当红的清华造反派头头蒯大富的回忆，当时的情形是：“在天安门城楼休息时，林彪对周围的人说，武汉‘7·20事件‘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正好抓住大做文章。在与王力谈话中，我认为到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时候了。”

这样，随着林彪的这种表态，以及造反派的响应，一场大规模整治风暴席卷了军队。在1967年7月29日这天，也就是天安门广场欢迎王力大会后的四天后，蒯大富率领的造反派就抄了出自红四方面军的中共元帅徐向前的家。遭到造反派猛烈冲击的军队总政治部，则在这之后被以“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的口号冲垮。当时，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正化名肖力，在军队的官方喉舌、由总政治部主办的《解放军报》担任记者，并且在江青的关照下成了总政治部里的造反派头头——实际上，她就是毛泽东政治意志在军内的执行者。在1967年7月25日天安门广场欢迎王力的大会上，李讷见到了林彪，林彪在会面中对李讷表示了支持，提出“你们要战斗，要突击，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在这之后，军队总政治部被彻底搞垮，它的四名正副主任、四十多名正副部长遭到了揪斗，包括总政副主任袁子钦在内的17人被迫害致死。

二、百万人批斗刘邓陶

在此前后，除了中共军队内一片鸡飞狗跳外，1967年夏的第二波文革高潮也席卷了中共的最高层。1967年6月30日，大批造反派在中南海西门外聚集，建立了“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简称“揪刘火线”。在7月，大批造反派包围了中南海，并在这个月的18号首次正式揪斗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七二〇事件之后的8月5日，北京爆发了百万人批斗刘少奇、邓小平的大会，与刘邓二人一同被斗的还有曾在文革初期快速走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当时，陶铸由于在文革爆发后坚决支持所谓的“抓革命，促生产”，不愿意让文革运动影响到工矿企业的生产，而失去了毛泽东的欢心，与以江青为首的中共高层毛派也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结果在1967年1月4日被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直接宣布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和“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在这之后，陶铸成了继刘少奇、邓小平之后所谓“走资派”的第三号人物，“打倒刘邓陶”也成为一句当时很流行的口号。

在1967年8月5日批斗刘邓陶的百万人大会上，尽管会议的主会场是天安门广场，但刘邓陶三人则是在中南海里与他们的夫人一同被造反派批斗的。在这天，毛派干将谢富治、戚本禹曾亲自与揪刘火线的人员见面，戚本禹对他们面授机宜，表示：“刘、邓、陶躲在洞内怎么办？中南海里造反派斗争，听会议实况录音，中南海同志到他家里放大会录音，监督他听，新闻记者去他家拍照片，向红卫兵同志们放。开辟两个战场，一个是天安门，一个是在中南海。中南海战场监督他听，建议新闻记者拍电影，给你们看。”据军内作家顾保孜所作的《中南海人物春秋》一书所述，在这次批斗会上，刘少奇和他的妻子王光美遭到了中南海造反派们相当残酷的对待：

“几个彪形大汉把刘少奇、王光美架进会场，他们一会儿强按下刘少奇的头，把他的手扭到背后，强迫他做出卑躬屈膝的样子，还让他做喷气式；一会儿又揪着刘少奇稀疏的白发，强迫他抬头拍照；最后，他们把刘、王押到会场一角，硬把他们按下去向两幅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鞠躬。此时的刘少奇已被打得鼻青眼肿，他的鞋也被踩掉，只穿着袜子……

“批斗会后，刘少奇被押回办公室，他虽疲惫已极，但余怒未消，立即按铃叫来机要秘书，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严正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么对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扞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

“尽管秘书当夜就写了汇报，但刘少奇的抗议没有收到任何回答。

“8月7日，刘少奇给毛主席写信，抗议给他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书面提出辞去现任职务，并告诉毛泽东‘我已失去自由’。

“信是送上去了，可刘少奇的腰也伸不直了，右腿也被打伤了，走路一拐一拐的，妻子和孩子们与他在同一个院子里，却不能相见，更不能相互照顾。十几天后，这种在同一个院子里的待遇也没有了，9月13日，刘少奇的孩子们被赶出了中南海，王光美也被捕入狱，刘少奇则被强迫抽去腰带，被‘严加看守’起来。”

如我们之前所说，刘少奇在倒台之前，绝非良善之辈。事实上，他在文革前夕的四清运动中，以及文革初期派遣工作组时，都曾展开过血腥的政治迫害。在1964年12月时，刘少奇曾在中共中央的工作会议上不断打断毛泽东的话，毛泽东则手持宪法和中共党章来到会场，表示抗议。而现在，随着刘少奇遭到了毛泽东的残酷报复，又轮到刘少奇拿着宪法为自己说话了。可是，在中共的极权主义体制之下，宪法不过是个装点门面的东西。毛泽东和刘少奇这种中共最高层人物，在对他人进行政治迫害时，何曾考虑过这些残酷的行为是否合乎宪法？只有当他们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才会突然想起拿出宪法来保护自己。然而，正是他们自己把宪法当成了装点门面的玩具，他们拿出的宪法也自然并不能真的保护他们自己。这无疑是相当黑色幽默的一幕。

三、周恩来也难逃攻击

除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遭到了直接批斗外，在此期间，一部分造反派的攻击矛头还直接对准了周恩来。1967年5月底，北京钢铁学院学生张建旗等人成立了造反派组织“五·一六兵团”。6月2日，张建旗贴出了一封题为《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一连提出了质问周恩来的二十三个问题。6月30日至7月1日，一批反对周恩来的各校造反派学生组成了规模更大的反周组织“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在北京外语学院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并发布决议说道：

“周恩来是刘邓司令部的一员干将，是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是中国最大的卖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之一。解放以来两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第一战略阶段，他都逃走了，他是十二月黑风的煽动主角，是全国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后台，是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党内出现的一股资本主义暗流的总后台之一，是最近全国发生一连串大规模屠杀的客观支持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企图把水搅混，篡党，篡军，篡政伸手来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我们‘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誓与以周恩来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干将谭震林，李先念，陈毅，余秋里，谷牧等决一死战！”

在这之后，这些反周的“五·一六兵团”小将们将行动升级，于1967年8月8日、9日在北京各地广泛发放传单，对周恩来展开了猛烈攻击，表示“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周恩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叛徒”。除此之外，攻击周恩来的标语和大字报也在北京不少地方出现。

而就在周恩来也遭到造反派直接攻击的情况下，造反派们又冲击了周恩来力保的外交部，使局势变得更为暴烈。这场冲击的起因，则与当时香港发生的一件事有关。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讲到这里。让我们下周再见。

在美国加州，当地民众于12月28、29一连两天举行多场活动，声援已被关押22年、并在狱中度过77岁生日的中国政治犯王炳章。

• 政治犯王炳章生日临近 “全球行动”呼吁各界关注与救援
• 入狱已长达22年　王炳章身体状况不佳
• 王炳章获“自由之家“年度奖项　女儿感言父亲没被遗忘

洛杉矶：好莱坞、自由雕塑公园、中领馆外不断游行集会

在南加州的洛杉矶，一批来自中国的民运人士12月28日上午在好莱坞进行了要求释放王炳章的游行。其后，他们又前往自由雕塑公园继续进行声援王炳章的游行集会。在游行中，人们呼喊着“释放王炳章”、“邪恶中共下台”等口号，抬出了印有王炳章照片，写有英文“释放王炳章”及中文“全球联动救援王炳章”字样的大型条幅，并在上面印出了数字8197——这是王炳章身处牢狱的天数。

本次活动的联络人、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洛杉矶执行长王中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王炳章已被中国当局单独关押了超过22年，并说道：“我们知道，王炳章博士之所以被中共（施加）这么重的酷刑，是因为王炳章博士所取得的成就无人比拟。”

王炳章曾于上世纪80年代在加拿大获得博士学位，并多年从事民主运动，创办了刊物《中国之春》和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2002年，他在越南时被绑架到中国。其后，他在2003年被中国当局判处无期徒刑。

在12月28日当天下午，另一批集会者来到洛杉矶中国领事馆门外，展开了要求中国当局释放王炳章的抗议集会。本次活动由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主办，人们在中领馆外表演了展现中国警察单独关押王炳章情形的街头行动剧，并播放了王炳章本人曾经发表过的讲话录音，以及王炳章的妹妹王玉华的一段录音。现居加拿大的王玉华在录音中说，再过两天就是王炳章77周岁的日子，王炳章已经被单独关押了22年、累计接近一万天，并说道：“蝼蚁尚且群居，但是他却被单独关押。由此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是多么邪恶的一个政府。”

王玉华也在录音中发出了呼吁，表示：“今天我们不仅是为王炳章呼吁，也是为千千万万个被关在中国这样一个大监狱的人们呼吁。”

在本次集会中，有人权团体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因全、远东青年自由同盟负责人韩应潮、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执行长界立建等多位人士进行了现场演说。集会者们写下了致王炳章的明信片，并绕洛杉矶中领馆游行三圈，呼喊了“自由王炳章”、“全球公审习近平，歼灭中共暴政”等口号。

(王中伟提供)

旧金山：中领馆外接连两日示威

在旧金山中领馆门外，当地民众于12月28日上午和29日下午接连举行了两场声援王炳章的集会。

12月28日的集会由人权团体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方政召集，集会者们拉起了写有“释放王炳章”及“王炳章无罪”字样的横幅，竖起了王炳章的大幅照片，并高声呼喊“释放王炳章”的口号，得到了过往车辆的鸣笛致意。12月29日的集会，则由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主办，人们在本次活动中拉起了写有“强烈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释放王炳章博士”的横幅，呼喊了“少壮不反抗，一生做人矿”，“中共不下台，百姓没希望”等口号。

12月29日集会的组织者、中国民主党成员崔允星也参加了28日的集会。他告诉本台，他想对王炳章说的话是：“您的精神我们没有忘记，我们会继续努力。我们希望您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也希望您早日获得自由，早日能实现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的理想。”

29日集会的另一位组织者、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成员袁学宝也向本台讲述了他想对王炳章说的话，表示：“感谢王博士，谢谢你的努力，你已经尽力了。我们这些后辈会继承你的理想，对中国民主的愿望我们总有一天会实现的、会帮你完成的。谢谢你。”

在旧金山的两次集会中，有多位活动参与者进行了现场演说。在29日集会中发表现场演说的张超表示，这是来自中国的他首次参与集体的政治活动。张超告诉本台，他之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并讲述自己的感受说：“我来美国（之后），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开始谈论政治，我感到很高兴也很激动。”

张超还告诉记者，王炳章是他最敬佩的一位民运人士，并评价王炳章说：“我觉得他是一个三观非常正，而且非常有勇气和毅力的民主先驱。”

责编:嘉远　网编：伍檫愙

一、文革迎来第二个高潮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来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之前的两讲当中，我们谈到了1967年的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全过程。在这次事件中，前往武汉调解当地武斗的毛泽东，遭遇了他自文革爆发以来的最大危机，一度被武汉军区支持的当地保派人员以及军人围困在他位于东湖宾馆的行宫。在这之后，周恩来通过化妆的方法潜入武汉救出了毛泽东，事后毛泽东乘坐飞机逃到了上海；听命于林彪的军队则是开进武汉，解除了武汉军区独立师的武装，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被押送到北京，遭到批斗关押。在此期间，毛泽东的忠实跟班、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一度被冲入东湖宾馆的人抓到了武汉军区，遭到毒打。王力在被释放后，进入了他在文革当中的巅峰时刻，于1967年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出席了群众大会。在这次大会上，王力坐着轮椅身处周恩来和林彪中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代表毛泽东接受群众欢呼的人物。

然而，毛泽东这个人的一贯行事风格，就是在一个人有利用价值的时候，看上去会对这个人好话说尽；但在这个人失去利用价值的时候，他就会无情地抛弃掉这个人。仅仅在这次大会之后的一个月，王力就宣告倒台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要讲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看一看在1967年夏天，继一月风暴之后的又一波文革高潮。

在讲述1967年夏天的这波文革高潮细节之前，我们先要对它进行一个总体性的描述。在这一波文革高潮中，发生了许多事件，其中包括中共军队内部造反派的大规模出击、大批军队将领被揪斗乃至打死的“揪军内一小撮”运动、百万人批斗刘少奇邓小平运动、造反派炮打周恩来运动，以及造反派砸烂外交部的行动。在此，让我们讲一讲这些运动的详情。

二、中共军队分成两派

在1967年上半年，随着社会上造反派的崛起，军队内部也出现了造反派。自1967年4月的《军委十条》宣布，不准军队把群众组织任意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之后，军内造反派的势头非常强劲。众所周知，军队是一种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命令、有严格科层制的组织。但是，在当时的中共军队内部，依然存在着造反派的活动空间。

当时，在中共军队的各军种总部、机关及驻北京的军队文体、军事院校中，军队机关干部和军校生们都分成了两派。在北京，两派壁垒分明，其中保派叫做“首都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简称“老三军派”，其政治立场是在空军拥护司令吴法宪、在海军拥护政委李作鹏、在总后勤部拥护部长邱会作，这三个人都是林彪的嫡系大将。属于老三军派团体的北京军区文工团“燎原战斗队”，在当时组织了海军、空军、工程兵、二炮等军事单位的文工团联合起来排练节目，而且好几次在北京军区礼堂组织了演出。

与老三军派针锋相对的，则是名为“首都三军革命造反派”的军内造反派联盟，简称“新三军派”，又叫做“冲派”，其成员来自各军事院校和军事机关单位的造反派。老、新三军两派之间的斗争焦点，则是希望在1967年的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二十五周年演出中占据舞台。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林彪在当时是毛泽东的政治盟友，在不少地方采取支持造反派的立场，但军队内部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林彪的天下，林彪集团在军内总体上扮演着一种保派总后台的角色。

三、刘素媛事件

就在老、新三军派激烈斗争，且军内造反派势头很盛的情况下，双方的天平却突然之间因为一件黑天鹅事件翻转了。这一事件的推动者，是中共军队空政文工团的歌剧演员刘素媛。刘素媛在1958年18岁时进入中南海给毛泽东伴舞，从此就和毛泽东产生了特殊的关系，成为了毛泽东内廷中的人，有不少机会能够向毛泽东说话。那时候，空政文工团中自然也是分成保造两派，其中一派作为老三军派，是保空军司令吴法宪和政委余立金的；另一派则属于造反派，是反对吴、余两人的。刘素媛那时属于保派一方的人，而且保派在空政文工团混得很惨，只剩下了区区五个人，遭受着猛烈的攻击。

在这种形势下，在1967年4月，刘素媛利用了她和毛泽东的特殊关系，向毛泽东哭诉陈情，询问毛泽东说：“对吴法宪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毛泽东的回答则是：“吴法宪可以炮轰、火烧，但是不能打倒。”有了毛泽东的这句所谓“圣旨”之后，刘素媛所属的保派就迅速咸鱼翻身，成了空政文工团的多数派，刘素媛甚至还混成了这一派的头头，变成了大名鼎鼎的“刘司令”，空政文工团也成为了老三军派的重要力量。

毛泽东究竟为什么要保吴法宪？一种常见的说法认为，这是因为毛泽东和刘素媛有特殊的关系，为了照顾这位“刘贵人”的情绪，毛泽东把私人情感放在了政治利益之上。然而如果稍加分析的话，就会发现这种单纯以宫廷斗争的角度展开的解读并不准确。当时，林彪集团是毛泽东推动文革的重要盟友。如果得罪了林彪集团，毛泽东将很难在文革进程中获得来自军方的强力支持。因此，从总体形势上来看，尽管作为造反派的新三军派更接近毛泽东的政治路线，但他们在这时非但对毛泽东没有利用价值，而且在给毛泽东的所谓“伟大战略部署”添乱。因此，毛泽东就无情地抛弃了新三军派。至于刘素媛的哭诉进言，在更大程度上则只是一个令毛泽东表态的契机。

四、两批中共军人打起来了！五一三大武斗

这样，新三军派由于失去了毛泽东的支持，实际上就处在了一个很不利的位置。导致新三军派倒台的事情，则是发生于1967年5月13日的“五一三事件”。这天，老三军派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展开了《长征组歌》的演出。为了避免这次演出被新三军派冲击，一批军队高级将领坐镇剧场东侧的小楼，调集了北京卫戍区的两个连来保护演出现场。在此情况下，新三军派依然向这次演出发动了猛烈的冲击，双方随即展开了一场大武斗。

根据这次冲击的策划者、新三军派成员、海军军乐队队员白而强的回忆，当时现场的情形非常之混乱：

“到了北京展览馆前，尽管天色渐暗，却还是能看到偌大的北展广场上人头攒动，各色彩旗飘舞，车声、人声交织，广场旁边的通道、剧场前面的大广场、至剧场外面通二楼的楼梯上都挤满了来自各个单位的‘造反派’！全国闻名的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的大旗一面挨着一面，与军内文艺体育单位、各地军事院校“造反派”组织的大旗交集在一起，这很出乎我的意料——这么多单位来了这么多人，肯定不是我们前一天开的小会所能调动来的——我们下车以后，天色灰暗已经看不清彼此的面孔，只能大声叫喊着进行‘联系’，谁也不知道这么多人集在一起下一步要干什么，结果只能是大家各自为战，跟着感觉、跟着人群，拼命地往剧场方向挤上去了！

“我不知道先进去的人与演员之间发生了什么，只知道我进去的时候在剧场前厅看见一群人正在追打几个人，其中最容易辨认的是八一体工队的几个大个子。我不大认识这些人，也没和他们打招呼便径直往剧场里面走，一直挤到舞台前，看见舞台上已经是我们的人在挥舞占领中央高地的大旗；乐池里空无一人，一些大型乐器胡乱丢弃在那里……”

（白而强：《我策划了冲击三军演出事件》，《华夏文摘增刊》第八一六期）

可见，响应新三军派展开这次冲击的，还包括北京高校的造反派。在这场大规模打斗之后，新三军派看上去是获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这也是他们要倒台的前夕了。在5月14日凌晨，周恩来和中共军队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老、新三军两派的代表，传达了毛泽东的所谓“旨意”，批评了新三军派，并表示林彪支持的是老三军派。此后，周恩来、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在6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老三军派的演出。这样，老三军派就获得了胜利，新三军派遭到了清洗。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新三军派被打了下去之后，中共军队内部又发生了一场大乱，这就是“揪军内一小撮”运动。这场运动，实际上是林彪与军外造反派合流，对军内非林系势力的一次猛攻。在1967年7月25日天安门广场欢迎王力的大会上，群众代表呼喊了“打倒军内一小撮”、“打倒陈再道”的口号，林彪也响应着这些口号都举起了手。根据毛派干将戚本禹的回忆，在这次大会上，林彪的表现相当亢奋，可谓是一反常态：

“那天林彪还来得特别的早。平时中央开大会，林彪一般都不参加。有时请他来，他也不多表态，只是跟着主席的表态而表态的。但不知什么原因，他在那天表现得非常积极。我还没见到他在别的事情上这么积极过。他那天在天安门上跟我们说了很多话。他说，这件事一定会使右派更快地分化。武汉问题不只是武汉问题，武汉问题是全国的问题。以前我正愁没题目做文章，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做大文章，把坏事变成好事。还说，陈再道的这个部队过去是四方面军的，是徐向前领导的。谢富治也是四方面军的，谢富治还是他们的首长。现在他们连谢富治的话都不听了，那一定是有比谢富治还高的人在背后支持。”

（《戚本禹回忆录》第二十五章《武汉“七二〇事件”》）

众所周知，林彪在中共军队内部，长期属于毛泽东的嫡系，出自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则是另外的山头。随着林彪的表态，又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席卷了中共军队。

感谢大家，这个星期就先讲到这里。至于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