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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流通处|更多的进口药,将从医院消失了

CDT 档案卡
标题:更多的进口药,将从医院消失了
作者:里约热泪奴
发表日期:2024.12.15
来源:微信公众号“常识流通处”
主题归类:医疗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今天要说的是一件事关每个人——如果有人要钻牛角尖,我可以修改为事关绝多数人——的大事。

它夹杂在韩国总统遭弹劾、叙利亚变天、谷歌开发量子芯片等一众吸睛的国际新闻中间,没有引起必要的关注,却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那就是,12月12日,第十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正式开标并产生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有62种药品采购成功,覆盖高血压、糖尿病、肿瘤、心脑血管疾病、感染、精神疾病等领域,234家企业的385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预计全国患者将于2025年4月用上本次集采中选产品。

之所以说它是一件大事,是因为,很多药品降价幅度在90%以上,价格之低超乎正常人的想象。

比如,硫酸特布他林注射液降幅超过96%,利格列汀片降幅超过94%,甲硫酸新斯的明注射液降幅超过94%,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素注射液降幅超过94%,马昔腾坦片降幅超过94%。具体来看,氯化钾注射液最低拟中选价格为0.16元,产品为10ml:1.5g*1支;间苯三酚注射剂最低拟中选价格为0.22元,规格为4ml:40mg*1支——这价格,比超市里的矿泉水不要低太多。

此外,西格列汀口服常释剂型最低报价降至每片0.18元;阿司匹林肠溶片,在这一轮集采中报价达到3分钱一片……你有没有被这样的价格惊出一身冷汗?

药品集采,初心是通过国家层面组织集中采购,让药品企业最大程度形成规模化优势,进而大幅降低价格,医保基金和患者的支出负担都能减轻。但是,灵魂砍价,将价格砍到了如此地步,差点令我惊到灵魂出窍。

一分钱一分货大体上是对的。通常,人们在选择商品的时候,会怎么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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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最便宜就选什么吗?应该不是,而是会去看综合性价比。或者说,在消费降级的大背景下,人们可以在其他方面省一点,比如买便宜的衣服、下便宜点的馆子,但是,生病吃药,应该不会专门挑便宜的,而是会在价格与疗效方面做一个平衡选择。

比如,阿司匹林肠溶片,中老年三高患者预防血栓心梗的必备药品,每片3分钱,一天一片,一年下来才几块钱,你是会觉得它帮你省了钱而高兴,还是因成本极限压缩,担心它的质量而在吞服前心存疑惑?

如果砍价有这样的神奇效果,是不是可以经验推广,让他们帮我们把一户房子砍到10万,一辆汽车砍到1万,一部手机砍到100?

与此相对应的是,这次集采中,大部分外资原研药都没能谈成。比如,优时比、大冢制药、默沙东、勃林格殷格翰等原研产品报价偏高;辉瑞和拜耳,手握4款原研药入场,却连价格申请环节都未参加。

这意味着辉瑞的卡前列素氨丁三醇注射剂、哌柏西利胶囊、氨苄西林舒巴坦注射剂、枸橼酸托法替布缓释片,拜耳的瑞戈非尼片、尼莫地平注射剂、环丙沙星注射剂和阿司匹林口服常释剂型都将远离院端市场。

结合国采整个趋势,未来外企原研产品将会逐渐淡出国采视野。

也就是说,更多的进口药,将从医院消失了。

说实话,我还是有点小担心。担心我或我的孩子生病后,在医院开不到价格可能贵点但疗效更好的药,免不了多遭罪。人活于世,挣钱的意义之一,就是让自己更有安全感,如果可能,我愿意用钱来买这一份安全感,来免除不必要的痛苦。

我还是那个观点,第一,药品集采将虚高的药价打下来是好事,但不能变成某种意义上的某购某销,不能变成低价者得,将药价打到匪夷所思的程度的同时,也要能回答民众关于药品质量的疑惑与担忧。第二,要给消费者选择权,我们不是吃不起也不是不配吃好一点儿的药。

不是吗?

【CDT周报】第198期: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

上期周报: 【CDT周报】第197期:中国恢复对日免签,到底还恨不恨?在线等

过去两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章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2件,刊登读者投稿2篇,投稿请点此

编者的话:

11月30日—12月7日这一周。

韩国总统尹锡悦于3日晚间突然宣布戒严,理由是“来自朝鲜的威胁”和“国内反国家活动”,随后数百名收到命令的戒严军人进入国会内部。但大约六小时后,戒严令的解除与宣布来得一样突然,韩国国会以190人出席、190人赞成通过了要求解除戒严的决议,总统尹锡悦最终迫于压力撤走了戒严军队。此次戒严是近半世纪以来韩国首次颁布戒严令,上一次已是在1979年朴正熙总统遇刺之后。对于经历过那段恐怖戒严时期的韩国民众而言,这一决定无疑带来了严重的感情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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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风波震惊全国之后,在接下来的数天时间里,韩国多地发生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谴责总统尹锡悦的行为“严重越界”,破坏了民主制度,并要求其立刻下台。据悉,对于尹锡悦来说,进行这场政治赌博或是出于沮丧和危机感,例如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在野党推动国会通过了对16名政府高级官员的弹劾动议案。此外,总统夫人金建希也不断被爆出受贿、干政等丑闻,国会甚至还发起了一项《金建希特别检察法》,以对其不当行为进行监查。而尹锡悦不惜以类似政变的方式压制反对派,这一做法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对民主本身构成了极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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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官方媒体都对韩国戒严风波进行了详细报道,其中央视新闻更是发起了微博热门话题“#韩国政坛现实中的大戏还在进行#”,有网民评论说“韩国是劣质民主的典型”、“内斗的唯一好处就是有新的电影题材了”。不过,其它的细心网民细读戒严令后却发现,原来“原来韩国的戒严状态,就是中国的日常生活”、“原来尹锡悦是想把韩国变中国”。例如,戒严令提到“禁止一切集会和示威活动”、“禁止一切的罢工和停工行为”、“所有媒体和出版物都要受到有关部门控制”等。讽刺的是,当有人批评“韩国军队太过软弱不敢对民众开枪”,以及有人吐槽“皇帝没权可不行,必须集权”时,相关内容遭到了清理,而这大概构成了中国正处于戒严状态的有利证明,看来专制统治本就是建立在长期紧急状态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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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的现代政治历史中,戒严令的颁布往往伴随着政治动荡和社会不安。因此,已经被总统尹锡悦点燃的“导火索”,很难就此立即熄灭。有反对派领导人就警告说,尹锡悦正在把韩国带上“独裁统治”的道路。而首尔大型抗议集会上,有抗议者称“我曾在一个充满恐惧的环境中长大,戒严令激起了我恐惧的回忆,这也提醒我们,民主是多么容易受到威胁”。目前,韩国国会正举行全体会议就总统尹锡悦弹劾案进行投票表决,尹锡悦提前结束总统任期或已很难避免。但无论如何,此次韩国的“快闪戒严”虽然揭示了本国政局不稳的尴尬现状,但也同样展示了该国的民主制度仍然具有足够韧性,简单以“劣质民主”形容未免过于草率。诚如网友所言,相较之下,中国的民主仍然还是一个有与无的问题,“没有没有没有”的全过程民主,才更像是一个世界级笑话。

本周,经济学家付鹏及高善文的两篇演讲文章引发了网络关注,两人都直陈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严峻问题,其中,付鹏直指当今中国存在中产阶级殒落、有效需求不足、贫富差距扩大、信息严重封锁、人口红利消失、房地产市场风险等严峻问题,也坦言官方救经济措施已无法像2008年般奏效。而高善文则“更加敢讲”,他指出2021至2024年这3年来,中国GDP增速每年被高估了3个百分点。而疫情爆发后,累计有4700万劳动力,无法正常找到工作。此外,中国社会也出现了“老年人生机蓬勃、年轻人死气沉沉、中年人生无可恋”的怪象。在两篇演讲受到广泛关注后,它们很快就遭到了网络屏蔽。有网友发现,高善文微信公众号(高善文经济观察)疑似已遭到封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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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友调侃,两位经济学家所言,均符合去年年末官方提出的“唱衰中国经济论”标准。其中,对于GDP数据,高善文甚至怀疑数据被高估,而付鹏则相信数据真实,只是部分行业和普通个人感受不到。然而,就在4日当天,人民日报突然发文称“当前的中国经济,不是简单以GDP论英雄”,并明确表示“全年经济增长在5%的左一点或是右一点,都可以接受”。早在今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全国人大报告中表示,政府会在2024年寻求“5%左右”的经济增长。现在看来,当局似乎已用数个月的时间逐渐接受了经济现状是一种事实,而非观点。关于中国经济的真正问题,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人提到——“根子在政治”。例如,上月末中国已是第四次申请CPTPP失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因为在几个重要指标上无法达标,其要求“工会独立、公务员财产公开、禁止网络封锁、不得对国营企业补贴”。想要达标,除非真正开启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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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即便经济走入前所未有之困局,那中国有无可能真的开启政治、经济改革呢?人民日报于5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实际上已明确给出了答案。该文提到,习近平曾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强调“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对于什么是该改的,习近平的阐述是“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那什么是不该改的,习近平明确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等不能改,否则就有可能出现犯颠覆性错误,发生国家“改变颜色”的危险。有网友感慨,说到底其实就是“涉及权力和地位的坚决不改”、“涉及改变国家戒严现状的坚决不改”,对任何足以动摇统治根基的结构性变化都严厉反对,这也难怪“毛病不改,积恶成习”了。另有网友提醒,12月7日是“新十条”发布两周年的日子,两年前的这天官方间接宣布了放弃清零,而当局当初对于动态清零的坚持,又与当前的“不该改坚决不改”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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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荐读:

2024年11月,中国数字时代搜集整理了过去一个月(2024.11.6—2024.11.28)期间反映国内热点事件的网络视频,以时间为序进行混剪制作了本月月度视频——《十一月之声(2024)》。我们谨以此片向这部匿名作品致敬。本项目也将持续更新,直到《四月之声》及同类影片在中国解禁。

亚洲协会近日发布了一份全球对华好感度数据库 (Global Public Opinion on China, GPOC)。结果发现,在将人口加权之后,全球对华好感度平均值为 -12%,负面看法多过正面。该数据库规模庞大,收集了自 2000 年以来的 160 多个国家的 2500 多份英语调查,以及 3000 多份其他语言的调查。之后,亚洲协会将这些数据“再编码”整合到一份数据库中,最后找到了许多有趣的发现。

北京一法院11月29日以间谍罪判处媒体人董郁玉七年监禁。现年62岁的董郁玉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曾任官媒《光明日报》资深编辑,在一些文章中对当局提出批评,曾获得多项新闻奖。他还曾为外媒撰稿,并在美国和日本的高校访学。2022年,董在北京与一位日本外交官会面时被捕,而后者被短暂拘留后获释。最终董郁玉被以间谍罪判刑七年。

如今,杨斌虽远在异国他乡,但她仍未停止用自己的方式为司法改革和社会公平而努力。当被柴静问及“假如有一天,即使你已经付出了很大努力,你能够去说话了,但你发现在异国他乡没有人听,你怎么面对”,杨斌回答“上帝挚爱赤子”。

BBC调查发现,意大利企业从因涉嫌强迫劳动而被制裁的新疆企业进口西红柿,并作为“意大利番茄”在世界多国超市中出售。14位受访者讲述在新疆亲身经历或目睹过他人被迫参与西红柿种植。通过海关进出口信息等公开资料,BBC发现新疆出产的西红柿通过火车运到哈萨克斯坦,再经过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最后被运往意大利。

一周词条:

本周数字空间更新了一系列与香港民主抗争有关的词条,包括 何桂蓝香港47人案CDS专页:香港抗争颠覆国家政权罪 等。

一周关注:

改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改革,首先要明确改什么、不改什么,否则就可能南辕北辙,产生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守正就不会迷失方向,创新就不会停滞不前。坚持守正创新,把该改的、能改的改好、改到位,把不能改的坚决守住,破立并举、先立后破,必能激发改革的强大活力,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

房子如果纯换手,到底是什么东西?我200万买的房子,600万卖给年轻人,我拿走的就是年轻人未来40年青春的当期现金折现。我可以为我的未来40年潇洒了,他背上这40年的债务,他要还的。如果没有收入的增长,他要硬硬地还40年,他就是失去的,我替他多活40年了,就这么简单。

2022年12月7日下午17时许,全国解封。病毒就地消失,从此告别动态清零。两年了,恍然如梦。早在前一天,我们还在为封楼与物业、社区进行抗争。2022年12月6日凌晨7时许,我所住楼栋一名邻居被发现新冠阳性。不就是感染个新冠嘛,现在看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可当时他们却如临大敌,物业、社区、街道、疾控紧急出动,大批人马把小区围得水泄不通,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又是消杀,又是搭棚子,又是拉警戒线,终于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把整栋楼给封了。

即便是未遂的政变或戒严尝试,也足以破坏军民之间的壁垒,提醒政治体系中的每个人,权力欲强的政客或自私的军官,能够在一瞬间摧毁数十年的民主进程。确立军方不涉足政治的准则,是军装与西装双方经过多年共同努力的结果,而破坏这一准则可能仅需一个错误的决定。

当代大学生作为未来生育的主力军,婚恋观念发生了明显变化。例如,56.9%的同学表示目前并不想谈恋爱。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之所以不愿意谈恋爱,最主要的原因是不知道如何分配时间来平衡学习与恋爱的关系。这一结果表明,由于缺少系统、科学的婚恋教育,大学生对情感关系的认知较为模糊。

12月5日,比特币价格正式突破10万美元大关,迎来历史新高。不少中国网民开始“恶意转发”人民网于2013年5月发布的一篇报道,以讽刺中国政府对比特币的打击、限制,使得中国错失了对于数字币市场的定价权,以及整个市场算力、升值、交易等所带来的巨额利润。(2017年,中国关闭了国内加密货币交易所。2021年,中国全面禁止了加密货币挖矿和相关交易)

一周惊奇:

《皇帝的新装》,一个愚蠢的皇帝被两个骗子愚弄,穿上了一件看不见的、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新装,赤裸裸地举行游行大典的丑剧,深刻地揭露了皇帝昏庸及大小官吏虚伪、奸诈、愚蠢的丑恶本质。褒扬了无私无畏、敢于揭假的天真烂漫的童心。

有的车企,压供货商的价也就罢了,人家货款一压一年,甚至利用自己的资金池给供货商放贷吃息差,再比如给这个轮胎厂搞15%利率的国企,还有一些不能说的,你们少弄点这些乱七八糟的,企业是不是就能喘口气,工人是不是多收个三五斗?

电信诈骗的打击是需要,但说实话就像大马路上会出现车祸一样,不能因为某个司机出了车祸,就把这条马路禁止了,或者说,不让每一个人开车。若不这种行为属于一刀切了,而一刀切是最省事的,但一刀切的概念则是给更多的人造成了麻烦和困扰。

卜某本是一名拥有硕士学历的高材生,毕业后出现精神分裂的情况,于在家休养期间走失….按照和顺公安部门的通报,卜某流浪到本地之后被居民张某收留,如今已经生育了2个孩子。这么简单的法律常识,和顺县公安是真的不懂,还是为了和稀泥装作不懂?按照这个说法,丰县铁链女当年也是一路被人好心收留,最后成了生育八孩的英雄母亲?扯淡呢!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收留二字都是绝不可能成立的。

一周讽刺:

本周,全球标准最高的贸易组织CPTPP在温哥华举行会议,同意成立工作组,负责审议哥斯达黎加加入CPTPP的申请。这意味着,哥斯达黎加入盟之门已经打开。自2022年8月申请加入,迄今正好两年多。而我国2021年与英国同期申请加入,英国已于去年7月入盟。

据媒体报道,郑州某公司用购物卡代替现金给员工发工资,更奇葩的是,这些购物卡限制只能在一家商场使用,更有甚者,每月仅能使用一天,当天消费限额300元……其实我倒是有个建设性意见:以后郑州市给公务员发工资就不要发人民币了,毕竟人民币还只能在中国境内使用,以后发欢乐豆更好,不仅在中国能用,在全世界任何国家只要能联网就都能用,岂不美哉?

一个敢骗,另一个敢信。一个敢产,另一个敢吃。之前还有人给我推荐“俄罗斯牛筋肠”,据说那是某平台上销售量最好的食品之一。结果第二天我就看到了测评博主发的视频:“俄罗斯牛筋肠,不是俄罗斯生产的,更不是俄罗斯的牛,而是来自国内的鸡。

一周声音:

这么多年我有一个观察,逼良为娼的社会里,人人都爱劝人从良,就像每一家夜总会包厢里的屏幕上,总是轮播着严禁卖淫嫖娼。更像是前阵子很多地方为了防止跳桥自杀事件发生,桥栏边安装上了带巨大尖刺的防护网,更可笑的是还挂着块牌子:严禁自杀,违者罚款。这些东西,在这次吴柳芳被封又被解禁的前滚翻后空翻又单臂大回环的全能过程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仅仅五年前,人们说起公务员,普遍评价还是前景一般、适合躺平的铁饭碗,体制外才是实现个人价值与财富自由的最佳去处,那时的国考人数仅为133万。三十年前下海,三十年后上岸,这种社会心态的转变是谁都无法预料的,只是那些下海者们带职或带薪去“锻炼”是为了发财,而如今的毕业生们在残酷的赛道上竞争仅仅是为了生存。

很多人都说琼瑶小说虚假肤浅,虽然不想冒犯逝者,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些话也有道理。任何一个成熟的阅读者,都不可能认为琼瑶女士的小说有多高的文学性。一个社会整体的心智性情,往往是由那些通俗的大众读物来决定的,而不是由那些深刻的学术读物来决定的。就像现代我们所处社会的整体心智性情,恐怕也更多地由抖音和小红书来决定,而不是由豆瓣年度高分书籍来决定。

一周故事:

关于催收,有很多常规的方式,比如电话、短信;再不行,就发函、起诉。但要想拿到钱,或许得靠更柔和的方式,比如请吃饭。去年底,上海一家日料店包厢内,陈立雄和妻子带着两瓶茅台和茶叶,桌边露出了一份施工确认清单。这是一个要债的“饭局”……结果是,“客人”吃得很开心,但拒收陈立雄的“礼物”,包括那份要签名的清单。

村庄里的女性,常常因大龄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原因被夺权……这是一条漫长、艰难的道路。每日人物曾去往浙江和广东,见到了几位“出嫁女”。她们有的相当年轻,刚因为结婚而失去了土地补偿款,眼里还有不甘和铮铮;有的被家人和村庄“驱逐”,磨得没了心气,蜗居在昏暗的出租房里;还有的住在村庄边缘,当我们走在村里,她会缩起脖子耸着肩,小心翼翼地溜着边儿。但相同的是,她们都坚信,自己不应该因为性别而失权。

准备为奶奶创建一个虚假的营养专家团队——独立插画师李月发帖说出这个计划,引来304位年轻人。一个公号很快诞生,点开LOGO,是一朵线条绘制的素色莲花,关注后弹出一句「祝您幸福安康!富贵吉祥!」推文里高频出现「养生」「专家」「儿女」,字体加大加粗,再配上「震惊」「罪魁祸首」,和多个感叹号。

【网络民议】人民日报|该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改

CDT编者按:12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一篇评论文章《该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改》,文章提到“该改的没有改,不该改的又改了,这样的改革必然会失败甚至犯下颠覆性错误”。该文在微博、推特平台上均引发了网民热议,有网民讽刺“涉及权力坚决不改”,也有网民批评“说了一大堆的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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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全宝《人民日报》(2024年12月05日 第 09 版)

改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改革,首先要明确改什么、不改什么,否则就可能南辕北辙,产生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强调“该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改”,体现了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一,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综观历史,有的改革能够有效解决社会重大矛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有的改革反而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国家分裂,究其原因,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能否准确把握改什么、不改什么。该改的没有改,不该改的又改了,这样的改革必然会失败甚至犯下颠覆性错误。我们的改革历来都是有方向、有原则的。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澄清了思想谬误,校正了改革开放的方向。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阐述这一问题,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强调“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该改的坚定不移改,不该改的不改”,足见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新时代,正是因为坚决做到“该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改”,中国式现代化才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不断向前推进、展现广阔前景。

什么是不该改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改革中守正的内在要求,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再过多长时间也不能改。为什么这些都是不该改的?因为这些都是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体现党的性质和宗旨,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人民根本利益。如果在这些方面动摇了,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而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那改革就会严重脱离中国国情,就会有“改旗易帜”“改变颜色”的危险,就会犯颠覆性错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我们不能为改而改,不能稀里糊涂地改,在“不该改的不改”这一点上必须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

什么是该改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破除妨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这就明确了什么是该改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始终朝着总目标指引的方向前进,该改的坚决改、改到位。要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只要是符合这个总目标的,是对党和人民事业有利的,对最广大人民有利的,对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有利的,都要下定决心、铆足干劲,一心一意去改、一项一项去抓,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通过不断创新,有效解决阻碍发展的堵点难点问题,推动改革向纵深推进。

守正就不会迷失方向,创新就不会停滞不前。坚持守正创新,把该改的、能改的改好、改到位,把不能改的坚决守住,破立并举、先立后破,必能激发改革的强大活力,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

CDT 档案卡
标题:该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改
作者:人民日报
发表日期:2024.12.5
来源:人民日报
主题归类: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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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微博、推特网友评论:

568854cvh1:中文的重点在后面。

dddd咚咚咚咚:病情严重了,药量要加大。

Momoinsky:说明有压力了,无路可走了。

沉M滴羔羊:几千年的精髓都在这里了。

如水青云:涉及权力的坚决不改…

树20220420:无缘无故的,怎么突然发这个评论。

仇彦英:知道改什么,不改什么,这关乎智商甚至智慧,有点短缺。

李靖之:中文表达的极致:慷慨激昂的说了一堆废话。

twiiiiteruser:总之就是政权第一。

LawYue老岳的Round3:绕口令素材。

Mrpeanut1983: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

良心小散:那就是不改呗。

lam246807g69532:該退下來的不退。

shao1829:和坚决动态清零一样撑不了几天。

MakeIsNotWhite:不该改的一定是包子的地位。

Joelyan4:改和不改,原则只有一个,怎么保护红色江山不变颜色,请参考大清。

ziyouzainali: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毛病不改,积恶成习。

风声OPINION|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给近亲属用了,但为什么效果有限?

国家医保局2024年11月25日的消息称,目前,全国所有省份均已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共济,其中23个省份业已将共济范围扩大至“近亲属”。2024年1-10月共济金额达到了369亿元。

这可能是近年来医保改革的一个重要进展。2021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使用范围从职工本人,扩大到其参加基本医保的“配偶、父母、子女”。

2024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亲属的范围由其参加基本医保的“配偶、父母、子女”,扩大至其参加基本医保的“近亲属”:参加基本医保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进展值得欣喜,但是如果止步于此,那就太可惜了。

01 打破户籍、地域对老百姓享受医保的限制

毫无疑问,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使用范围扩大至近亲属,对于提高老百姓的医保获得感有很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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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风声|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给近亲属用了,但为什么效果有限?
作者:贾拥民
发表日期:2024.12.2
来源: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
主题归类: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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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使用范围仅限于职工的时候,“有病的人不够花,没病的人用不了”一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痛苦。

年轻人在大城市里就业打拼,缴纳职工医保,他们的缴费基数相对较高,个人账户余额也多,但是由于身体健康,几乎不需要看病,因此对个人账户资金的使用需求很小。

相比之下,这些年轻人的家人和近亲属,特别是在异地小城市或农村参加城乡医保的老年人,缴费基数低,个人账户没有什么余额,但是使用需求却较高。这就导致个人医保账户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一种结构性“错配”,造成了部分医保资金的闲置,降低了医保资金的使用效率,也影响到了老百姓的医保获得感。

因此,扩大医保个人账户的共济范围,从最初的只能由职工本人使用,扩大为可以让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再进一步扩展为可以让近亲属(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等)使用,无疑是很有意义的。而且,与共济使用对象的扩大同步,共济区域也逐步从省内相同参保地共济到省内跨统筹区共济,再到跨省共济,从而从一个侧面打破了户籍和地域对老百姓享受医保的限制。

然而必须承认,个人账户共济范围扩大,虽然大幅提高了老百姓的医保获得感,但是实际价值可能有限。

一方面,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本来就没有多少钱,即便可以共济,对家人和近亲属的帮助也相当有限。这是因为,以建立门诊共济保障为目标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改革实施以后,无论是在职职工,还是退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收入”,都大幅缩水了。

在职职工个人账户的“收入”减少了一半。改革之前,个人缴纳工资的2%和单位缴纳的2%,都计入个人账户,改革之后,则只有个人缴纳的部分计入。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0698元和6834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8096元,其中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为198285元,专业技术人员为140935元,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为89502元,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为75216元,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为75463元。假设全国平均每个职工用来计算医保费用的月工资标准为8000元,那么每月计入医保个人账户的钱也只有160元。

退休职工个人账户的“收入”则减少了约三分之二。以武汉市为例,退休人员个人账户计入标准为全市上年度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的2.5%,2023年的计入金额为每月83元(据武汉市医保局披露,改革后武汉退休职工个人账户每年平均减少1992元)。

每月就这么些钱,买两次药、去一次医院可能都不够,就算全部省下来共济、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关键是要看医保个人账户的历年余额。数据显示,全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累计结存余额已经达到了13860亿元,似乎是一笔巨额,但是,职工医保参保总人数也达到了37095万人,平均摊到每个人的头上,不到4千元,这可是二十年的积累。

2023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出6097亿元。用这个数据来衡量,2023年个人账户累计结存仅可供使用2.27年,相比于2022年减少了1.7个月。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就是个人账户收入比2022年出现了大幅下降。

更重要的是,从常识可知,你既然愿意把自己的个人账户余额共济给家人和近亲属使用,那么就应该也愿意在他们患病需要你提供帮助的时候施以援手。如果个人账户的余额归属个人所有的性质不变,那么就可以算作个人的私有财产,拿个人账户的余额给他人使用,与直接给予他人现金帮助,似乎差别并不大。

因此,从能不能实实在在地减轻老百姓的医疗负担、为他们带来可见的经济效益这个角度来看,共济的实际价值只有在如下这种情况下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家人或近亲属就医时,你的个人账户中有余额、而手头却没有足够的现金时。在这种情况下,共济就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

02 个人账户共济的心理效应

从积极一面看,拿国家医保局公布的共济用途来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范围的扩大,可能有助于遏制城乡居民参保人数下滑。

2024年1-10月,在总计369亿元的共济金额中,用于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306.64亿元,用于支付在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个人负担的费用14.16亿元,用于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等的个人缴费44.54亿元。

用于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险的个人缴费的金额,大幅超出了用于在药店购药的支出,这是很值得关注的。

全国城乡居民缴费水平为平均410元上下,因此仅仅根据截止10月底的44.54亿元计算,就有大约1100万人是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支付了医保费用。而且,由于目前仍然处于城乡居民医保的集中缴费期,这个数字应该还会进一步增大。当然,由于不少省份前两年就已经可以用职工个人账户支付城乡居民医保费用了,因此这个数字不全部是增量。

扩大医保个人账户共济的范围,能够激励人们参加城乡居民医保,根本原因当然是要想加入共济,参保是前提。但是作为决策者,人们的心理感受也很重要。

首先,共济使得一个家庭的一部分“死钱”变成了“活钱”(尽管其使用范围仍然受到了很大限制),从而给人们带来一种心理上的满足。这种感受在某些情况下比这些钱从“死”变“活”所能带来的实际经济价值还重要)。

其次,在觉得身体不适打算求医和实际就医时,可以从一个账户中直接扣钱带来的“痛感”,要比直接付出现金轻得多。身在城市打拼的许多年轻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有时,父母生了病也不愿意上医院,倒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钱,也不是因为年轻人不帮助他们付钱,而是因为他们在付钱时觉得“心痛”,结果耽误了就医的时机。

让这些人通过职工个人账户共济的途径加入城乡居民医保,所能带来的最大社会效益,也就体现在了这里,在特定情况下,这确实可能会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

上面这两种心理效应,在比较困难的家庭身上往往体现得最为明显。

然而,心理效应这个词汇本身也就意味着,它们所能带来的效果本身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限的的,同时也往往是短期的。而且,从扩大共济范围这个政策本身的目标来看,提高医保资金的使用效率固然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应该还是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群、解决他们的看病就医的实际困难吧。

无论如何,共济是个好方向,但是不应该就此止步。

03 何时能扩展到普通门诊统筹待遇共济?

基于上面的讨论,本文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在适当的时机,进一步将共济延伸到普通门诊统筹待遇。

与个人账户余额共济相比,门诊统筹共济可以给普通老百姓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收益,进而更有效地鼓励人们参加城乡居民保险、落实社会保障“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原则。

回顾医保个人账户改革的历程,一个关键的节点是2021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事实上,这个指导性文件就是响应老百姓要求报销普通门诊费用的呼声的结果,由它启动的个人账户改革的核心是一种“权益置换”:把进入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减少一部分(其实是一大部分),然后用这些钱去充实统筹账户,作为交换,参保者可以按规定报销一定比例的门诊费用(同时,门诊统筹待遇是有上限的,全国平均报销限额大约为4000元)。

此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包括扩大个人账户共济的对象和地域、加强对连续参保人员和零报销人员的大病保险待遇激励等等,都是这轮改革的深化和延伸。将共济扩展到普通门诊待遇,同样符合这个思路。

从作为决策者的个体层面来看,门诊统筹待遇共济的激励作用要比个人账户余额共济大得多。个人账户余额共济,尽管确实有效,但是给老百姓带来的实际收益增量并不大,因为这种共济所涉及的钱,原本就是自己的钱。如前所述,这种收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心理效应。

相比之下,门诊统筹待遇共济则可以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因为整个家庭的报销额度将得到大幅提高。

说到底,个人账户缩水,相当于个人收入降低,本来是应该加以补偿的。门诊统筹待遇共济,也是补偿的一种形式。而且,在宏观的层面上,无论是从进一步加强医保保障能力看,还是从提升医疗服务人性化程度看,普通门诊统筹待遇共济都比个人账户余额共济更加有效,这一点几乎不言自明。

关键是,要看到普通老百姓在面对医疗问题时最担心的是什么?难道他们最担心的是我自己或我的亲人的医保个人账户中的钱用不完吗?不是的,他们最担心的是无法报销。

【旧文重温】谌旭彬|皇上不喜欢好人抱成一团

CDT编者按:原文发布于2019年5月,于近期再度受到网民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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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不喜欢好人抱成一团

来源:史料搬运工

文 | 谌旭彬

庆历五年(1045)初,范仲淹罢参知政事,离开中央,去邠州做了地方官。

CDT 档案卡
标题:皇上不喜欢好人抱成一团
作者:谌旭彬
发表日期:2024.11.28
来源:微信公众号“失語者Aphasia”
主题归类:辱包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庆暦新政”宣告失败。

这场北宋建国八十余年后启动的改革,主要目的是重塑国家的官僚系统。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曾奉命向宋仁宗“条陈十事”,列举了十条亟需改革的问题,其中八条涉及到对官僚系统的整顿。

第一条叫做“明黜陟”。简单说,就是要废除文官三年升一次官、武官五年升一次官的“论资排辈”旧例。只有做出了“大功大善”的官员,才能得到升迁。

第二条叫做“抑侥幸”。简单说,就是减少官二代、官三代靠着“恩荫制度”,不必参加任何选拔历练就可以直接做官的比例。公元1213的统计显示,宋代靠着“恩荫出仕”的官二代、官三代们,占到了官僚总数的56.9%(在宋真宗时代,比例可能更高)。

第三条叫做“精贡举”,简单说就是科举考试要公正、要加大选拔难度。第四条叫做“择官长”,简单说就是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针对官僚系统的监察、举荐制度。第五条叫做“均公田”。简单说就是整顿官员名下的“职田”(用作俸禄之用,离职时交回朝廷),多的吐出来,少的补上去。

第六条“厚农桑”、第七条“修武备”(恢复府兵制),与整顿官僚系统关系不大。第八条“减徭役”,具体的做法是合并行政区域(比如合五县为一县),来减少官吏的总量,进而减少民众负担。第九条“覃恩信”,严格考察官僚对朝廷恩泽(赦书中及民之事)的执行情况;第十条“重命令”,严格考察官僚系统对命令(宣敕条贯)的执行情况。

除了第七条,其余九条“皆以诏书画一,次第颁下”,成了“庆暦新政”的改革内容。

在秦制时代,要推动这样一场以整顿官僚系统为核心目的、严重损害现存官僚系统利益的改革,毫无疑问,只能依赖皇权。

宋仁宗本来是愿意支持这场改革的。

官僚系统是秦制帝国的统治基础,但官僚系统的利益,与秦制皇权的利益,并不全然一致。皇权希望官僚系统“尽职尽责”维系社会稳定和汲取人力物力,官僚系统更在意“自己任内不出事”和“自己任内捞足钱”。

论资排辈、官二代官三代直接上位,这些很符合官僚集团利益的游戏规则,却未必符合秦制皇权的利益。它们带来了“冗官”(人员严重超编)、“冗费”(财政不堪负荷)和玩忽职守(反正熬够时间就可以升迁,反正有个好爸爸比努力工作重要多了),均不利于秦制国家的“长治久安”。

这些游戏规则,会严重降低秦制国家民众的耐剥削能力。冗官、冗费会提升剥削成本,玩忽职守会降低剥削总量,原本设计好了的“可持续剥削”,就会变成“不可持续剥削”,社会就会出乱子。

改革明显对宋仁宗有利。

但宋仁宗对改革的支持,只维持了短短一年的时间。

他发现,在整顿官僚系统的过程中,范仲淹等以“君子”自居者,公开肯定“朋党”,抱成了一团。

在秦制皇权眼中,官僚系统中的“好人(君子)抱团”,是远比“坏人结党”更有害的东西。后者为了腐败怠政,言行上往往选择迎合皇权的喜好;前者则相反,为了所谓的“政治理想”,常常会走向要求制约皇权。

对“好人抱团”这件事,宋仁宗毕生存有极高的警惕。

早在宝元(1038~1040)年间,他就曾问过大臣张士遜:

“君子小人各有党乎?”

张士遜的回答是都有,不过“公私不同”,好人抱团是为公,小人结党是为私。宋仁宗没有正面评价张士遜的回答。他转而强调“法令必行,邪正有别,則朝纲举矣”——所有的官僚都应该遵守、执行朝廷的法令。

图:宋仁宗

到了庆历四年(1044年)四月,当主持“庆暦新政”的范仲淹,因损害了官僚中的既得利益集团而被指责搞“朋党”时,宋仁宗对着范仲淹,又提出了相同的问题:

“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

皇帝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真的在提问,答案早已在他心中——小人自古爱结朋党,君子应该一盘散沙。皇帝要的,是以提问的方式,让范仲淹体察到他心中的答案,并希望范仲淹按照这个答案,去修正政治上的言与行。

上个月,皇帝刚刚在迩英阁向部分官员出示了一份“御书十三轴”,里面列有“治政要目”35项,其中之一正是“辨朋比”。

但范仲淹的回答,令宋仁宗非常失望。他说:

“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尔。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

大意是:我在边境带部队的时候,好战者会结党,怯战者也会结党。朝廷中也是一样,好人会结党,坏人也会。结党做好事,对国家能有什么害处呢?

但,“于国家何害也”,和“于皇权何害也”,是两码事。

同月,范仲淹的支持者欧阳修,又自划为“朋党”,公开撰文《朋党论》,送到了宋仁宗眼前。文章说,“朋党”是个很正常的东西。自古以来,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皇帝应该做的,不是禁止“朋党”,而是“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皇帝更加不高兴了。

他决定终止改革。

这年六月份,改革的反对者捏造了一个流言,说范仲淹有意废黜宋仁宗,另立新君。流言很蹩脚,毫无可信度,但宋仁宗已不愿再表达对范仲淹等人的信任——他只信任散沙式的范仲淹,而非与人抱团的范仲淹。为求自清,范仲淹只好以防秋为名,离开中央,去地方做陕西、河东宣抚使,另一位改革旗手富弼,也离开了中央,去地方做河北宣抚使。

这年九月,靠着恩荫进入体制的官二代陈执中被宋仁宗任命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宰相)。

限制官二代、官三代靠“恩荫”上位,是“庆暦新政”的核心内容。皇帝如此任命宰相,等于变相宣告新政已死。

十一月,又发生了“进奏院事件”。一班官员用卖废纸的公费,举行进奏院赛神会,饮酒作诗,召妓相陪,席间的某些言辞(如“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被有心人记下,成了弹劾的罪状。

宋仁宗并不在意这些酒后狂言,但参会者多有支持改革者,皇帝遂借题发挥,下了一份严厉的诏书,大谈盛世之下,只应有君明臣哲,绝不该存在“朋党”,痛斥了知识分子交游往来、赞贤荐贤的风气,命令相关部门“采察以闻”,对这些行为进行监视汇报。

诏书的指向非常明显。

心领神会的范仲淹,随即引咎辞去了参知政事一职。

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好人抱成一团”与“坏人腐败怠政”之间,宋仁宗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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