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恩来潜入武汉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在1967年7月，毛泽东来到武汉处理当地的武斗问题，结果武汉军区独立师发动了兵变，毛泽东在7月20日这天被武汉军区支持的当地保派组织“百万雄师”和军人包围，被困在了他位于东湖宾馆的行宫，毛泽东的跟班则是直接被军人们抓了起来，遭到了毒打。这件事情，史称“七二〇事件”，可以说是毛泽东在文革当中遭遇到的最大危机。那么，毛泽东要怎样脱离这样的困局呢？今天的这一讲，我们就要来谈一谈这个问题了。

1967年7月20日白天，百万雄师在武汉市内举行了大规模的军民游行。他们不但冲入湖北大学攻击造反派，打死了一个人，还呼喊着“打倒王力”的口号。当时社会上甚至还出现了说法，叫做“抓那个来游泳的人”——毛泽东很喜欢游泳，不但东湖宾馆里有供他使用的游泳池，他也曾在文革刚爆发时在武汉游过长江，这句所谓“抓那个来游泳的人”，实际上就是说要抓毛泽东。

当时，随同毛泽东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向北京方面发出了告急电文，得知这一消息的江青连忙哭着找到林彪，要求林彪和叶群赶快去武汉保护毛泽东。而在这个节骨眼上，承担起了救毛泽东脱险任务的人是周恩来。此前，周恩来在7月14日乘坐飞机飞抵武汉，在处理了当地的事物后于18日先行返回了北京。

得知毛泽东陷入险境之后，周恩来赶忙在7月20日这天下午飞回了武汉。然而，由于他的行踪暴露了，上百名武汉军区独立师的军人以及“百万雄师”的卡车气势汹汹、冲进了周恩来本来准备降落的王家墩机场。这些人身上携带着武器，高声呼喊着：“我们要见周总理！要向周总理告状！”

得知这一情况之后，林彪的死党、空军司令吴法宪赶紧作出反应，让周恩来的飞机降落在了距离武汉达60公里的山坡机场，而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秘密降落到王家墩机场。接下来，就是曾经做过中共特科负责人的周恩来，展现他特务潜伏职业素养的时候了。

二、毛泽东、王力脱困

1967年7月20日入夜之后，周恩来进行了化妆，穿上便服、带上墨镜，偕同少量随行人员悄悄坐上了两辆吉普车，在空军派人开路的情况下，偷偷潜入了东湖宾馆，在那里迅速安排了毛泽东的撤离。深夜时分，林彪的另一个死党、中共军队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也抵达王家墩机场，在那里迎接毛泽东。凌晨时分，毛泽东成功逃到了王家墩机场，在那里得到了邱会作的迎接，邱会作把江青致毛泽东的信件和林彪对毛泽东表示关心的话，都转达给了毛泽东。感到情况很严重的毛泽东就要求准备飞机离开武汉——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和朝鲜的金氏独裁者一样，往往不愿意乘坐飞机。但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明显是有些着急和恐慌了，不再讲究使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了。

这样，在7月21日，毛泽东乘坐飞机成功离开了武汉，前往了上海。另一方面，在周恩来的要求下，武汉军区方面释放了王力。其后，周恩来、王力都乘坐飞机回到了北京，听命于林彪的空降兵第15军则向武汉方向开进。25日，北京举行了超大规模的百万人大集会，对王力的脱险表示欢迎。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林彪等人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王力则是成了最耀眼的“政治明星”，坐着轮椅坐在了最中间的位置，连周恩来和林彪都只能站在他的两边——王力这种极为高调的亮相，是林彪安排的。按照林彪和江青对王力的说法，这样的做法不是为了王力，“而是为了主席”——也就是说，在这时候，王力被看作了毛泽东的代言人和大功臣，这无疑是他的人生巅峰。然而当时谁也想不到的是，仅仅过了一个月之后，王力的政治地位就从九天之上跌落到了九地之下，失去了对毛泽东的利用价值，被毛泽东给无情地抛弃了打倒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先暂时不讲述，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再详细解答。

7月26日，经中共中央讨论和毛泽东批准的文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正式出台。这份公告这样说道：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市发生了冲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派来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谢富治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第一副总编辑王力同志的住地的严重政治事件。谢富治副总理遭到推打、围攻，王力同志以及工作人员张根成同志和北航红旗的革命小将遭到绑架和殴打。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

这份公告中还直接点了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的名字：

“我们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尤其是陈再道对上抵制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领导，对下压制打击群众意见。长期地、顽固地坚持错误，以致发展到造成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中央军委、反中央文革的“七·二○”叛变事件。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对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将迅速作公开检讨，并坚决、彻底改正……”

除此之外，这份公告也提到，会将被武汉军区逮捕的造反派头头释放。

三、湖北政局的翻转

在这样的情况下，听命于林彪的空降兵第15军进驻了武汉，将直接发动东湖宾馆事变的武汉军区独立师作为叛军解除了武装，控制了武汉的局势。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则被押送到北京关押了起来。在这之后，当地保派“百万雄师”土崩瓦解，一朝得势的造反派在湖北展开了针对百万雄师的激烈报复，在许多单位有大量的人遭到毒打，甚至被活活打死。根据中共官方目前承认的数字，在造反派的报复当中，有600人被打死、6.4万人重伤、18.4万人轻伤。然而，根据武汉当地文革史研究者彭祖龙的观点，在这波报复中的死伤是17人被打死、400余人被打伤。文革史学者杨继绳认为，中共官方提供的数字是夸大了的，彭祖龙提供的数字则是缩小了的。总而言之，不管实际的死伤人数究竟是多少，首先是武汉军区和保派大肆屠杀造反派，接着随着政局的翻转，造反派又打死了很多保派。在这种翻烧饼的政局之下，血雨腥风笼罩了荆楚大地。

在这之后，7月26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于京西宾馆召开了针对陈再道、钟汉华的批斗会。在这次批斗会上，周恩来说道：“你陈再道对毛主席对党是叛逆行为！”参与本次批斗会的空军司令吴法宪、武汉军区副司令刘丰等人则撤掉了陈再道、钟汉华的领章和帽徽，对他们做了“喷气式”式的批斗酷刑；吴法宪甚至亲自上阵进行“武斗”，打了陈再道几个耳光。吴法宪还在批斗会上调门极高地给陈再道罗列了罪状，说道：

“（陈再道）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在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陈再道办到了。陈再道盘锯的武汉军区是个奸贼窝。”

在这次周恩来主持的批斗会后，针对陈再道、钟汉华的批斗会就连场展开了，“批斗会人数多的达几万人，少的千余人；既有军队组织的批斗会，又有学校、机关、厂矿组织的批斗会；时间短的半天，长的达一天一夜。京城的大小批斗共计53场。”（《陈再道在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前前后后》，湖北政协官方网站，2014年9月15日）一时之间，陈再道和钟汉华成了当时的所谓“人民公敌”。7月27日，武汉军区司令、政委的职位，由听命于林彪的曾思玉、刘丰两名将领担任。

看到这里，大家一定会认为，陈再道和钟汉华肯定是彻底完蛋了。然而，尽管因为这两个人曾在武汉支持保派制造了一系列血案，事后造反派进行报复时又打死了不少保派，但在毛泽东的眼里，这两个老干部的命比造保两派民众的命可是要重要得多。在毛泽东还没死的1972年，钟汉华就复出担任了广州军区副政委和装甲兵政委；同一年，陈再道也宣告复出，担任了福州军区副司令。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在被审查了几年以后，只是被降了半级，继续可以出来做大官。至于那些死去的湖北两派民众，则是永远失去了生命——这就是所谓文革“大民主”的真相！

总之，经过七二〇事件之后，武汉军区的旧有权力结构瓦解了。很大程度上，在这一情况的推动下，文革在1967年7到8月间也进入了自一月风暴以来的又一个激进高潮。在这场激进高潮中，中共的外交部遭到了严重冲击，许多军队将领和部门也遭到了猛烈的攻击，甚至周恩来本人也成为了激进造反派的攻击对象。那么，这又一波激进高潮，究竟会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呢？

一、武汉的大武斗

在上一讲中，我们谈到了在1966、1967年之交时底层劳动者的抗争行动，以及临时工、合同工的组织全红总被当局镇压的过程。通过镇压全红总，毛泽东给文革又加上了一个沉重的镣铐，那就是民众在文革当中展开的群众运动必须要跟随毛泽东的所谓“伟大战略部署”，不能进行在自由国家非常普遍、民众为自身权益而进行的社会运动，更不能组建跨省的“全国性组织”。

尽管如此前所述，毛泽东否定了上海人民公社取消科层制官僚制度的实践、镇压了以全红总为代表的底层民众抗争运动，但他在1967年上半年仍未放松对所谓“走资派”们的攻势。随着二月逆流被毛泽东打了下去，以及1967年4月《军委十条》的发布，军队无法再直接随意逮捕造反派，造反派也随之重整旗鼓，对各地的干部、军头们发动了一轮更为猛烈的冲击，从而导致了一片天下大乱的局面。在一片混乱之中，武汉的局势成为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关键所在。

武汉号称“九省通衢”，处在长江航运及京广铁路的中间位置，在中国的整个水陆运输系统当中处在位于中心的十字路口位置。自晚清以来，武汉就有规模不小的重工业，因此也存在着大量产业工人。中共建政以后，作为湖北省会的武汉不但是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政府的驻地，也是管理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广东、广西六省的中共中南局的所在地，还是武汉军区的核心，有着重床叠架的党政军官僚系统。除此之外，武汉有大量的高等院校，作为一座传统商贸城市的武汉又有数量庞大的本地市民。上述这些复杂的人群，以及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武汉的文革斗争相当激烈。

在1967年初时，武汉最大的造反派组织，是由产业工人构成的“工人总部”。在1967年3月17日，二月逆流的冲击波传到了武汉，工人总部的485名干部全部被军方逮捕。到了4月，随着《军委十条》的推出，武汉造反派展开了大规模游行，反对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然而军区却拒绝释放工人总部的头头。5月1日，由工人和学生组成的大批武汉造反派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五一节大游行，斗争目标直指武汉军区。

面对造反派一浪高过一浪的压力，武汉军区没有妥协，而是继续采取了强硬路线。

1967年5月16日，武汉军区组建了它的“御用武装”，名叫“百万雄师”，这一组织的口号一听就非常暴戾，叫做“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百万雄师的人数多达五十万，由武汉市委组织部直接领导、市人民武装部指挥，成员包括机关干部及家属、复员军人、工厂领导、老工人、民兵等等。总而言之，这些人都是当时体制的既得利益者。百万雄师的核心战斗队名叫“红武兵”，是一支标准的民兵部队，有多达两万人的、完全脱产的战斗队，其成员在战斗时每天可以拿到两元的工资。红武兵装备的武器，包括长矛、烟雾弹、消防车、卡车、毒气等，他们从不贴大字报、从不讲道理，专门进行武斗，作风极为残暴。在此后两个月内，武汉爆发了多达十七次大规模武斗，造反派被打死打伤的人数多达1218人，明显落入了下风。

当时百万雄师和红武兵的残暴程度，可以从一名这一组织中的17岁中学生所做的叙述中看出端倪。这名中学生曾有一段这样的自述：

“早上，我没吃饭以前，‘百万雄师’组织了一万多人。头头是武棉厂的一个（姓）李的。在江汉公园开会说：我们今天的主要目的是杀平武汉三镇的牛鬼蛇神，专抢砸偷民众乐园，撤消民众乐园联络站。’当时我听到这消息后，就和邻居两人赶至六渡桥，来到后我就用三角刮刀杀了5个小孩。当时我看到红武兵打死了‘九一三’36人。杀死后又赶快把尸体抢去。当时只要你碰到喊“打倒红武兵”就打死，当时还有一个女同志，她也拿刀杀了几个小孩。我杀了5人……全部是8、9岁。杀一个小男孩，可得20元；杀一个战斗队队员50元；杀一个思想兵、杀死一个造反的‘红武兵’50元。所有杀死了人的钱到红武兵头头那领(武棉)。杀人武器是红武兵在江汉公园训练时发的。”

（转引自马若德：《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第十二章《武汉事件》）

这段文字中所展现出的残暴、血腥、疯狂，已经无需多言。

二、“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军人冲向毛泽东的行宫

由于武汉的武斗日趋严重，毛泽东决定亲自去视察调解当地的局势。1967年7月14日，周恩来乘坐飞机到达武汉，毛泽东则坐火车到了武汉，下榻在他的行宫东湖宾馆梅岭一号别墅。随同毛泽东一同到达武汉的人，还有中央文革的王力和谢富治，这两个人视察了湖北大学，得到了学校中造反派的热烈欢迎。7月15日，武汉造反派展开了大游行，打出了“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这样的标语，遭到百万雄师的冲击，死伤了47人。此时，毛泽东决定向武汉军区施压，要求释放被捕的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头头，王力、谢富治在7月16到18日间连续和造反派进行了谈话。在7月19日凌晨，王力、谢富治又在武汉水电学院向造反派发表了讲话。在高调地对武汉造反派作出了一系列的支持动作之后，王力采取了进一步行动，在7月19日当天下午3时向武汉军区干部发表了讲话，直截了当地表示工人总部要翻案、说百万雄师是个保守组织。在当时，如果一个文革群众组织被中央文革戴上了“保守组织”这个帽子，那么它就会被视为不站在毛的政治路线一边，等同于被打入了另册。面对这种情况，百万雄师及它的后台武汉军区作出了激烈的反应。

7月19日下午4时，在王力向武汉军区干部做了讲话之后一个小时，大批百万雄师成员和军人冲进了武汉军区大院，质问王力凭什么要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武汉军区独立师政委蔡炳臣、师长牛怀龙更是愤怒地离开了会场，回到武汉洪山下的师作战部。牛师长在他的部下面前情绪失控，不但拍桌子、摔椅子，而且大喊：“拼了！”于是，一场令人震惊的事变随之就发生了。

1967年7月20日凌晨0点半，武昌公安局的14个人向毛泽东所在的东湖宾馆发起了冲击。他们冲击了东湖宾馆的北门，随后大批百万雄师的人员和军人冲入东湖宾馆内，将王力抓到了武汉军区大院，对他进行了毒打。当时，紧张的气氛笼罩在了毛泽东所在的地方，毛泽东的随行人员中出现了传言，表示已经有人从东湖对岸嘴里叼着小刀游了过来。毛泽东的“大内总管”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赶紧向机要员谢静宜和樊一民交待道：“手里时刻拿着火柴，万不得已时烧掉密码，把密码机从窗户上沉入湖底。”此外，包括新华社摄影师在内的毛泽东随行工作人员也都拿起了木棒，防止毛泽东遭遇攻击。不过，这些冲入东湖宾馆的人始终没有直接冲击毛泽东本人。

到了7月20日上午，百万雄师在武汉市内举行了大规模的军民游行，并冲入湖北大学攻击造反派，打死了一个人，呼喊着“打倒王力”的口号。当时社会上甚至还出现了一个直接指向毛泽东的说法，叫做“抓那个来游泳的人”。毛泽东自青年时代起就喜欢游泳，为了满足他的这个爱好，东湖宾馆中自然也配备着游泳池。因此，这个所谓“抓那个来游泳的人”，实际上就是指要抓毛泽东。

三、毛泽东在武汉的行宫概览

在这里，需要讲一讲毛泽东在东湖宾馆中的行宫的样子，首先介绍一下其中的游泳池。毛泽东为了满足他在冬季游泳的需求，东湖宾馆内还装有长34米、宽约15米的室内游泳池，而且泳池旁的锅炉房能对泳池进行加热。至于毛泽东位于东湖宾馆的行宫内的其它设施，则更是豪华。根据文革史学者余汝信的研究，在行宫之中，有“男女主人套间各一（包括各自独立的8米长×8米宽×4米高卧室、洗手间和工作室，一个共用的休息室），可容纳20人左右的一个对外会议室兼接待室，厨房、餐厅各一个，约30位随行工作人员的住处”，此外“地面必须平坦不可以有踏步，遇到任何复杂的地形，采用斜坡道代替踏步”。设计者“力图使建筑物的各主要房间有向南的好朝向，同时也使房间具有好的景向，并可以在不同房间看到不同方位的东湖景色，但又考虑到确保各方向的安全”，行宫的总体设计风格“总的是希望突出人生活在自然之中，与自然紧密结合；周围适当种树，使得在里面活动的人观景便利与被观隐蔽。”除此之外，行宫又设有小会堂，“由多功能厅附小舞台、大接待室、前厅、休息厅、休息廊、厨房、备餐间等部分组成，多功能厅要求适应各种会议、小型演出、电影、联欢、文娱、舞会、宴请、会餐等活动。”总体而言，这座行宫的占地面积在11000平方米左右。凡此种种设施，无不表明所谓毛时代“清廉”的说法完全是一种中共编造的神话。作为所谓“无产阶级领袖”的毛泽东，过着相当奢侈的生活。

闲话少叙，让我们回到对历史进程的讲述上来。随着毛泽东在武汉陷入困局，北京方面也陷入了一团混乱。当时，汪东兴和中共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向北京方面发出了告急电文，表示“反革命分子已经冲进来了，快冲到主席住处。”得知这一消息的江青连忙哭着找到林彪，要求林彪和叶群赶快去武汉保护毛泽东。这无疑是毛泽东自文革爆发以来面临的最大危机，他究竟能否脱离这个困局、逃出险境呢？我们下期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