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什么花期，都要热烈灿烂。”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

CDT编辑注：3月5日，自由亚洲旗下的中文新闻杂志“歪脑”发布文章《武汉封城5年之后，那些点滴的创痛印记，以及在日常中抵抗失忆的普通人》。新冠疫情爆发后，武汉从2020年1月27日至4月8日封城76天。以下为文章节选，点击这里访问“歪脑”阅读全文。

互联网上，令国人自豪、可与chatGPT媲美的人工智能DeepSeek回答不上“李文亮是谁？”这个问题。一行字显示：“你好，这个问题我暂时无法回答，让我们换个话题再聊聊吧。”

消失的一款咖啡，名字叫“吹哨者”，以及“哦，那个死去的医生”

武汉地处长江与汉江交汇处，是中国中部最大的城市，九省通衢，同时也是中国铁路网、公路网和华中地区航空的主要枢纽。

2025年的1月23日成了武汉人难忘的日子。五年前这天，武汉宣布封城，在佛山做钢材生意的喻先生当时正在从广东赶回武汉老家过春节，他在路口被拦住做选择：要么现在掉头，要么就走不了，等解封。他选择了回武汉的家，“肯定是要回家过年嘛。”5年后的这个2月，采访中，他对我说。

在武汉，至今“76”都是一个特别的数字。从2020年1月23日封城，到4月8日解封，武汉人整整经历了76天被封锁在家中，几乎完全失去自由的生活。

尽管作为武汉人经历了那样艰难的时刻。但对很多人来说，如今在这座城市，并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体现出那一段时间武汉人承受的这一切——没有纪念碑、没有展览馆。对他们的痛苦，没有真正的纪念。

第一批接受病患的金银潭医院。这是医院汉江北路的健康管理门诊部。（祖唯纳摄）

但总是有一些地方，提醒着人们疫情曾经席卷过这个城市。

疫情爆发后第一批接受病患的金银潭医院就是其中一个地标。这家医院是著名的传染病专科医院，2024年4月，医院宣布正式将感染性疾病区和日常综合医疗服务分区，这象征着它向综合型医院的转变。

医院的健康门诊部位于江汉北路。坐落在社区里，显得静谧，不见了当年的紧张和忙碌气氛。中午十二点多，对面的卤肉大饼店排起了长龙。

同济医院也是首批接诊大量患者的医院，疫情期间特别收治了许多危重症患者。医院的汉口主院区坐落在硚口区解放大道，这条贯穿城市南北的主干道如今车流如织。医院正门旁位于医院一层的急诊部，暮色中，红色标识格外醒目。

钱师傅说，他唯一能想起的、在公开场合能看到的关于疫情的纪念，在同济医院附近的天桥上。那里标记了当年各地不同省市驰援武汉疫情的医护人员人数。

不过他记成了栏杆上有具体的外省医院医护人员的名字，而实际上只有一个个统计数字。凑近看，其中“西藏医疗队”是“3人”。

同济医院附近天桥上的各地医疗队“驰援武汉”人数标记，是武汉为数不多的对那场疫情的公共纪念。（祖唯纳摄）

李文亮医生工作的武汉市中心医院，一度是医护感染最严重的医院之一。

医院位于南京路，对面是历史文化街区咸安坊，红砖外墙，里弄布局。现在除了一些连锁的餐厅店，这里还有许多特色的小资店铺。关于疫情的记忆，偶尔也会在这里跳出来。

“吹哨人”李文亮医生曾经工作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外观。（祖唯纳摄）

医院附近有一家结合了咖啡和复古胶片的小酒馆，开业一年，但老板说已经算是“开了蛮长时间了”。还有一间结合了中古首饰和设计师服饰的咖啡厅，去年十月份开业，店员小杨说“这边咖啡厅更换得太快了。”

2021年时，附近的一家咖啡厅餐牌上，曾有一款咖啡名为“吹哨者咖啡——100%有争议”，还有媒体报道过。如今，这家咖啡馆已不复存在。在一家装置显得先锋的酒馆里，有许多女性主义的布展，很多顾客留下书和推荐语，书柜上有很多探讨关于死亡的留言、还有本关于眼科学的书，但没有任何痕迹有关李文亮医生。似乎人们心照不宣，没有人会公开提到李医生。

武汉中心医院附近一家小酒馆里的“女性主义”主题展览。（祖唯纳摄）

当时在武汉中心医院做眼科医生的李文亮，后来被称为新冠疫情的吹哨者，因在疫情初期率先在校友群“预警”注意防范病毒，被当局训诫，并说成是“造谣者”。2020年2月7日凌晨，武汉市中心医院宣布年仅34岁的李文亮去世，在互联网上引发了极大的社会震动。

在武汉循礼门地铁站F出口，距离李文亮工作的医院骑行八分钟左右的地方，是一个大型商场，和中国其他城市有着类似的奶茶店、美食打卡地标、美容院。商场对面一家换手机膜的街头小店的老板，边用酒精棉擦拭着手机边说：“李文亮是谁啊？我不认识啊！”

没听说过李文亮的贴膜店老板。（祖唯纳摄）

再一问，原来他不是武汉人，三年前才从湖南来武汉工作。武汉本地人大多听说过李文亮，如今再提起这个名字，有人会说道：“哦，那个死去的医生。”

在李文亮曾工作的医院，专家墙上不见这位已逝医生的名字。服务台的工作人员回答起关于他的问题也相当谨慎：“他以前在这工作，但我们不认识他，不是很清楚。”医院门口报刊亭的老板娘说，“人死都死了，疫情都结束了，我也不是很了解，这东西不能瞎说的。你自己上网了解下。”

2025年2月，有病患走过武汉市中心医院里的“专家墙”。（祖唯纳摄）

互联网上，令国人自豪、可与chatGPT媲美的人工智能DeepSeek回答不上“李文亮是谁？”这个问题。一行字显示：“你好，这个问题我暂时无法回答，让我们换个话题再聊聊吧。”

不过在有些地方，李文亮从未被忘记。新浪微博上，他当年最后一条公开的内容，永远停留在2020年2月1日：“今天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尘埃落定，终于确诊了。”

这条微博下面的评论在那天之后，每一天都在更新，已经超过一百万条。2025年情人节这天，有人在评论区跟他“絮叨”：“元宵节和情人节分手了，知道分的对，但是这事谁会开心呢对吧。要去考科目三了，希望能一次过。” 还有人这样表达想念：“老李，北京的花快开了。”

武汉没有纪念他的痕迹，但还是有无数的中国人在纪念他。

CDT编辑注：本文中包含的一张图片声称白宫新闻秘书Karoline Leavitt说：“昨晚，我为我们冰球队输给加拿大而哭泣，并向上帝祈祷，这时我感到内心有某种东西升起——那就是我们的总统。 ” 经 CDT 核实，这句话实为虚构的网络 meme。本文中其他截图均为真实。据《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2月初报道，美国政府机构至少有 8000 个网页被删除。

【白宫网站】

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这又是美国人民充满无尽胜利的一周。

【白宫新闻秘书】

“胜利每天都在白宫继续。”

【白宫新闻秘书】

“昨晚，我为我们冰球队输给加拿大而哭泣，并向上帝祈祷，这时我感到内心有某种东西升起——那就是我们的总统。 ”

【特朗普电视采访】

“我打败了乔治·华盛顿。我喜欢打败乔治·华盛顿。”

【白宫网站】

2月28日，当三位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直播吵架后，白宫新闻网站的标题：“特朗普总统和万斯总统为美国人民挺身而出。”

【白宫网站】

支持如潮水般涌来。

【白宫网站】

当在白宫网站搜索1994年美国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布达佩斯备忘录》时，出现了我们熟悉的画面。

【特朗普国会演讲】

“我总统任期的首月，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一个月。”

“更令人惊叹的是，你们知道第二名是谁吗？”

“乔治·华盛顿！”

【国会演讲的热烈鼓掌】

99分钟国会演讲，共和党人鼓掌110次，25次全体起立，鼓掌频率和力度冠绝全球。

【白宫网站】

特朗普总统的历史性演讲让美国人民着迷。

【白宫网站】

周一早上的胜利：称之为“特朗普效应”。

没有比庆祝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取得更多重大胜利更好的方式来开始新的一周了。

……

世界人民看到的大统领工作日程是：

周一：我要加关税。

周二：延迟加关税。

周三：我要加关税。

周四：延迟加关税。

周五：发表本周赢麻了演讲。

周六：高尔夫。

周日：海湖山庄PARTY。

世界人民看到大统领上台后做成了哪些事呢：

1、成功将除以色列以外的盟友全部变成敌人。

2、成功让欧洲再次团结，让中国再次伟大。

3、成功让纳斯达克100指数下跌9.43%，标普500指数下跌5.74%，特斯拉下跌38%；成功让港股上涨19%，让大A上涨4%。

4、成功让鸡蛋价格火箭上涨，批发价8美元/打，近5元人民币一个蛋。

5、成功掐断武器和情报网，把乌克兰逼入绝境。

6、成功把小国推向拥核，波兰、德国、韩国等已在讨论。

罗马非一日建成。毁掉它只需要1个月。

《催稿拉黑》的听众朋友们对美国最高法院前大法官露丝·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想必都不陌生。2020年9月18日金斯伯格去世，第二天我参与录制了《小声喧哗》（Loud Murmurs）纪念她的播客节目。《小声喧哗》如今已经停播，网上也找不到原先的节目录音，所以我想借今天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机会，重发一下这期节目。

相关阅读：

2021.3.22【CDT推荐】本周推荐媒体：中国文字狱事件盘点，小声喧哗
2022.1.29 【网络民议】小声喧哗｜停更声明

播客中谈论的许多内容，尤其是金斯伯格的功绩成就，大家在其它许多地方也都能读到听到；但除此之外，我还讨论了一些别人在聊金斯伯格时不太涉及的话题，比如我对比了金斯伯格与另一位女性自由派大法官索托马约尔之间微妙的观念差异，并讨论了当代泛自由派文化圈为何只把金斯伯格作为偶像符号，却对其实观念更加进步的索托马约尔没有那么热衷；由此衍生出我对当代泛自由派文化圈的一些观察与批评。虽然这些观察与批评作于2020年，但和我最近在特朗普赢得第二任期之后的一系列讲座与对谈中，对泛自由派阵营或者说泛进步主义阵营的反思，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相信，即便金斯伯格已经被很多人聊过写过了，这期播客还是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信息、思考和启发。

收听链接：
https://www.xiaoyuzhoufm.com/episode/67cbe0b4b47e8edbe93e9149

CDT编辑注：3月6日，英国伦敦法院裁定28岁的中国留学生邹振豪（Zhenhao Zou音译）强奸罪成。该案件在微博、微信等平台受到审查。3月7日，公众号“没药花园”的文章（CDT根据网友分享的截图转录文字，截图附在文末）和微博账号 @没药花园案件 帖子均被删除。其他部分帖子也被404。

28岁的邹振豪（Zhenhao Zou音译）是伦敦大学学院的机械工程学的博士生，最近因为连环强奸案在英国被定罪。

2025年3月6日，伦敦刑事法庭判他的一连串罪名成立，包括11起强奸罪（2起是针对同一个被害人）、一起非法拘禁罪、三起偷窥罪、三起持有管制药品并用于性犯罪、两起持有内容极端的色情图像等等，总计28起罪行。

这些罪名是他在2019到2023年间在中国和英国两地犯下的，究竟会让他坐多少年牢，法院将在6月宣布。

负责调查的英国警察指出，目前发现的被害人有60位，甚至可能多达上百人，并说邹振豪“可能会成为本国(英国)历史上最恶劣的连环性犯罪者之一。”

邹振豪的作案对象都是华人女子，大部分人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报案。而他最终被抓是因为一名被害人的举报。

2023年11月，这名女子向伦敦警方报案，称邹振豪在他的象堡公寓（Elephant and Castle）里强奸了她。

在她报案两天后，邹振豪就飞回了中国。2024年1月，邹振豪返回伦敦，被大都会警察局逮捕。

01

邹振豪，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市，于2017年到英国留学。他自称在中国时学习努力，成绩优异，他的父亲在国有企业工作，母亲是一名教师。他还称，自己在中国读书时只接受了政治教育，没有性教育。（是想怪在学校教育上？）

（邹振豪）

2017年，邹振豪先进入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就读，随后于2019年进入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攻读机械工程硕士，2021年就读博士。

2020年疫情期间，他返回中国，住在父母的房子里，疫情结束又回到英国。

来到伦敦后，邹振豪开始吸毒，涉及的毒品包括氯胺酮(K粉)、可卡因和摇头丸。他的社交生活主要围绕着夜店和伦敦的华人圈，他还通过Bumble、微信、小红书等交友软件与女性约会。

（邹振豪公寓里发现的毒品）

警方推断，邹振豪通常在社交场合或通过交友软件认识潜在被害人，以聊聊学习或者喝点东西的名义，邀请她们到他的住所，然后他在饮料中偷偷下药，并对失去抵抗能力甚至昏迷的被害女性施暴并录像。

2024年1月，邹振豪被捕后，警察们搜查了他在南伦敦租的公寓，他们发现他过着奢侈的生活，他住的位于39层楼的豪华公寓每月租金高达四千多英镑（约40000元），里面有许多名牌包、珠宝、一块劳力士手表、名牌衣服，其中一些仍然挂着标签。

此外，他们还发现了大量视频，都是他用四个隐藏的摄像头偷拍的性侵视频，供自己事后回顾。

（邹振豪公寓中的隐藏摄像头）

警方共发现1270段视频，1660个小时的影像资料，其中58段视频拍摄了邹对女性的强奸行为，还有大量照片拍摄了昏迷的女性。此外，公寓内还发现了如摇头丸等毒品，以及多种麻醉药品，譬如被称为“失忆水”或者“听话水”的GHB，以及医用麻醉剂氯胺酮。它们都会导致被害人迅速陷入昏睡状态并伴随记忆丧失。

（邹振豪公寓内的丁二醇瓶，用于迷奸）

58个视频以及大量照片成了邹振豪犯罪的最直接证据，但警方无法识别其中八人的身份。警探理查德·麦肯齐（Richard Mackenzie）表示，他的团队不得不逐帧分析视频，寻找线索，以确定袭击发生的国家。

他举例说：“我们注意到视频中出现了英国的插座。”他说，“在一些视频中，可以看到伦敦公寓的内部环境。”

根据视频分析，十名被害人中有七名是在中国被性侵的，但她们的身份未知，被称为B、C、D、E、F、G、H。这些女性都被下药后都显得意识模糊，有的受害者在说话时含糊不清；有的明显情绪崩溃，但由于药物的影响，完全无力反抗；还有些陷入沉睡发出鼾声，甚至
彻底失去意识，就连邹振豪扇她耳光，也没有醒来。

（邹振豪）

在其中一段视频中，邹振豪直视摄像头，而他的受害者则左眼及颧骨周围布满淤青。视频中的音频（普通话）记录了两人的对话。受害者求他放过她，还抱怨实在太痛了，但他却嘲笑她。

另外一些视频的内容更加复杂。药物的作用可能也会让部分人短暂表现出兴奋感，进一步加大了案件的调查难度。

以下为CDT编辑摘自微博网友评论：

ppBEARintheRye：转发了这条微博，一会儿就被限流了，现在也没有查看权限了，真是莫名其妙。

Ashley–hhh：没药说说发了半天就被删了 她微博也没有了

Speechlesstim：微信的文章没了

豆腐花生很可爱：博主你真勇啊，博主我爱你

這原來是會員暱稱喔：这个人是不是有点背影

菠萝菠萝熙：新闻说他住4000磅一个月租金的公寓

电饭锅煮饭-：wx上也是，昨天看到标题点进去就没了

翠花上菜切黄瓜：xhs上也是删得很快，估计都是从活跃用户最多流量最大的平台开始删

东榆里的桑榆：我用ds翻译bbc关于他的报道，ds翻完秒撤回

电饭锅煮饭-：图片评论

奶酪快到这里来：微信公众号里面的这篇也被举报没有了[允悲]我还在想这种上了电视台的新闻，哪里涉及到敏感内容了[允悲]看了评论区估计是家里在出老大钱删。但是小红书里相关帖子还好多。希望他最后能被定罪吧！（看新闻很多受害者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受害了）奶酪快到这里来：不过还是很喜欢英国的报道方式，犯罪的人直接高清大图视频全部送上，但是对于受害人信息极度保护。希望国内也有这样一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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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

吕侠：乡镇中年一线教师，清醒、痛苦、孤独的女性主义者，女性与媒体读书会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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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简介

三十多年前，吕侠第一次确切地产生了这种感受：儿子是重要的。当时，她大姐的眼睛不小心被剪刀戳到，母亲从邻居口中得知家里娃受伤了。听到消息的她连忙从地里跑回家，看到是姐姐后，母亲松了一口气。她脸上微妙的表情，吕侠现在还记得。吕侠知道母亲内心的想法——还好不是儿子。

这种隐隐的不适在进入婚姻之后变得更加清晰。孕期时，丈夫和婆婆面对性别为男的体检表有多开心，她就有多愤怒。她觉得自己只是生育工具。当时她还不知道女性主义，她不知道自己的痛苦有名字。

挣扎和冲突中，吕侠又如此生活了十几年。2022年，她在网上搜索女性主义，遇到了一群能够理解她的社群伙伴。一个生长于 70 年代的女性从觉察到自己的不适到真正将其与女性主义联系起来，吕侠花了43年的时间。

吕侠，46 岁，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她读马克思恩格斯，读上野千鹤子，读波伏瓦，读最近的新书《性别打结》，她说她自己读得很慢，要读很久很久。

她在学校申请建立生命社团给学生科普性教育，在课堂上告诉学生不一定非得跟爸爸姓，对于教材上性别刻板印象的内容坚持反馈。这样的她，却常常感到孤独，常常觉得自己的力量太小，觉得自己那么微不足道，不能够真正做出什么改变。她想要自由，想要学习更多知识，想要真正地成为自己。

自我找寻的这几十年，受伤和痛苦难以避免，吕侠说“我宁可结节，宁可乳腺增生，也不要糊涂。”

交谈过程中，她多次抽泣，我们也反复哽咽。未来会变成怎样仍未可知，但今天是我们的节日，此刻，我们的泪水将为连接和勇敢而流。祝福朋友们节日快乐。

以下附上吕侠写的诗：

小时候我是谁？ 
街坊邻居会提了我父亲的名字
说，这是谁家女儿？

结了婚之后我是谁？ 
街坊邻居会提了我丈夫的名字 
说，这是谁媳妇儿 
或者提了我公公的名字
说，这是谁家媳妇儿

有了儿子之后我是谁？ 
他提了我儿子的名字 
说，这是谁谁谁的妈妈

我是父亲的女儿
我是丈夫的妻子 
我是公公的儿媳妇儿
我是孩子的妈妈 
唯独不是我自己

但是我多想是我自己 
我不是他们口中的那些身份 
我只想做好我自己

>

**系列介绍**

“女性与解困”系列由解困式报道中国案例库”联合“女性和媒体”读书沙龙平台联合推出。每期聚焦一个女性领域的热点话题，探讨每一道“困”住女性的难题如何破解，通往一条解困之路。


**时间线**


**本期提到的书影音**

**书籍：**

《性别打结》

《始于极限》

《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第二性》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

**电影：**

《老娘与海》

《出走的决心》

《好东西》

**报道：**

《平原上的娜拉》

**音乐：**

《雾冬》

《lullaby》


_**END**_

CDT编辑注：本文在“水瓶纪元”公众号上已不可见。

五颜六色的废弃共享单车汇聚在此，装着纸壳、塑料瓶的塑料编织袋堆放在人行道上栽种的树间，靠里的花坛旁走几步就有一套垫子被褥，大推车上堆放着生活用品、凉席和一年四季的衣物。这些是街友们的全部家当。

2024年的最后一天，一溜大红灯笼好似门帘，红红火火从路边店铺大张旗鼓蹿进路人眼里，红包春联剪纸摆得拥挤，年味四溢，广州塔的灯光秀三百六十度宣布着2025年的到来。

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儿童医院院区在广州最繁华的北京路步行街附近，这里是另一个世界。没有炫目的高层商场，矮楼独栋居多，家家户户门边墙上钉着“天官赐福”的红木牌和香炉——古老的光孝寺坐落在两条街外。而一旁的人民高架桥下，水顺着乱糟糟的电线往下滴，地面濡湿，桥墩上则贴有“严禁在高架桥底露宿或堆放物品”的蓝牌告示。

五颜六色的废弃共享单车汇聚在此，装着纸壳、塑料瓶的塑料编织袋堆放在人行道上栽种的树间，靠里的花坛旁走几步就有一套垫子被褥，大推车上堆放着生活用品、凉席和一年四季的衣物。这些是街友们的全部家当。

晚上十点，王大姐和她的丈夫已经蒙头睡去。喜庆的气氛打扰不了他们，但这天有些不一样。推车上放了白馒头、罐头、矿泉水、橘子，那是不知名的好心人送来的新年礼物。有三四个街友一起包了饺子，风卷残云后，剩下没煮的饺子白白胖胖地躺在砧板上，昏暗杂乱里很是显眼。

街友们自己包自己煮的饺子

欠薪和讨薪

许诚和他的小狗还没有回来。

我在前一天晚上遇到了他。他身形高大，寸头，五官狭长扁平。他穿暗红色卫衣，枕着书包在粉色被子里刷手机，身下浅黄色的垫子已经破损，露出里面的棉花。这条粉色被子是他从身后的垃圾站里捡回来的，原来的被子被偷了。他把被子用绳子绑好扔进珠江，让江水冲刷掉污垢，再提起来搭在石栏上晾晒。

许诚今年32岁，甘肃天水人，在外打工十九年。他自称，祖父是民国大学生，教他写七律写词。他上学早，十岁就读完了小学，但家里穷困，初一没读几天就被拉到新疆给家里干活，父亲开大货车，他帮忙上货卸货。

他闲暇时在一本线圈本上写诗，封面是水墨画，印着张继的《枫桥夜泊》。他写了一首名为《自省》的诗：“钻营求高禄，竭虑为金石。见利攀亲故，逢迎趋势之。凡凡皆如此，芸芸趋弊之。千机谋尘俗，泯然无省思。古有君子弃，何以不能求。伤怀非国事，悲慨愤家思。”

许诚写的诗

因为不让上学，他和家里怄气，十三岁从阿克苏“扒火车”，逃票前往广东打工。生活有富足的时候。他在一个老板手下开车送货，到水泥厂、盐厂、迪厅。他清楚地记得，最多的时候老板一个月给了12800元，那是2009年。

直到他将手里的四十多万元投进开烧烤店，遇到疫情，情况急转直下。“钱全赔了，一辆本田车卖了九万，冰箱也卖了，拿去还债。”隔离耗掉了他最后的积蓄，“在珠海隔离花了四千，去济南祭祖又被隔离花了六千，在深圳租房一个月花了一万多，食物很贵。”

他回到工地打工，又遇到欠薪。工地卖力气时薪二十元，有时候会连续干一天一夜。许诚不能拒绝，工钱是一年一结的，走人就拿不到工钱，年尾结钱也不会结清，总要留点，以便拴住工人来年继续干活。他找包工头说了很久，只做半年，从2023年的3月做到8月，但最后只拿到一千，还有三万元至今没有拿到，干活时，他脚被钉子扎穿，包工头也没给他医药费。

广州城投大楼前睡着十多位讨薪农民工。其中一位农民工张兴告诉我，他们在这里坐了半个月，警察安排他们住了几天宾馆，他们在城投大楼的大厅睡了两天，被赶出来后睡在门口，前一天去派出所做了笔录。

城投大楼门口的农民工

他们中有来自四川的、广东的，被拖欠一亿工程款，讨要了三四年。工程是在珠海的一个养老院项目。

提起回家，张兴说，自己身上连火车票钱都没有，回家不拿钱出来还要找亲戚借钱，怕被人耻笑。他的灰蓝薄袜脚跟处已经被穿破了，裂成一条一条的。旁边一个农民工在手机上玩斗地主，手机屏幕脱出去，电子元件露在外面。

城投大楼位于政府办公楼集中区域，对面就是广东省财政厅仓边路办公大楼。广州越秀区人民法院离城投大楼不到150米，紧邻一系列配套司法机关，广州司法局法律援助大厅、广州公证处、广州市公民无犯罪记录证明办理处、广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晚上八点十分，城投大楼工作人员已经下班，大厅灯光暗下来，地上的工人不见了。原本工人占据的地方整齐地站了四五排人，十多个人站成人墙将门口走道挡住。

小偷和防身刀

许诚也干过外卖和快递，但都干不长。“送外卖危险，总是超时，不闯红灯就超时。送快递也不好，干过一个多月，拿了快递说没拿，丢了要你赔，不好干。”他在客村送外卖时，电动车停在楼下，丢了两次，一次交警没收，一次被人偷走。

他开始四处找零工活计。到东莞长安镇的工厂，他不满招聘和实际工作内容不符，“说的开叉车，其实是流水线”，当场想走，但身份证被以办厂证的名义收去。干了半天活，他“爬上楼顶，上百人围观”，威胁工厂归还身份证，拿到一百元的工钱才走。

许诚骑自行车从东莞到广州的路上捡到了这只小狗。

在开锁的许诚和他的小狗

他在东莞租单间住了快半年，月租一千多。每月电费好几百，他觉得电表被房东动过手脚。押金也被扣了，他觉得被坑了，不想再租房，于是睡到了路边。他现在有时去给人搬货，一天一百多，去北京路溜达顺便捡些塑料瓶，也能入账十元钱。

他出去干活，小狗就留在街边，周围的街友会喂些菜饭。谈话间，外卖送到了，是他给小狗点的米粉。它嗅嗅，没吃，许诚伸出手指点点它的头，“一会儿给你买鸡腿吃”。

他打算年后去浙江找活，“那里不欠薪，只在广东被欠过”。如果自行车不被偷，他现在可能已经在去浙江的路上了。“骑了几个省都没被偷，在这里被偷了。”许诚愤愤道。他指了指旁边的一群人，说“这里小偷特别多”。

另一个捡废品的街友帮他捡回来一辆共享单车，他怕再被偷，花十元买了一条锁，把车绑到路灯柱子上。他的手机也被偷过，他现在晚上不敢睡觉，整夜警觉，白天才能睡个安心觉。为了提醒其他人注意财物安全，他在电箱上刻：“流浪汉偷手机，这里乞丐偷外卖”、“小偷开会处”。

许诚在电箱上写的提醒

黄译是2024年“圣诞劫”物资援助活动的统筹。这个援助活动最初由粉酷乐队发起，已接力持续两年。志愿者穿上“圣诞老人”的衣服，去申请被“打劫”的人那儿收集捐助物资，在平安夜前发到街友手上。

“圣诞劫”的志愿者们会穿上“圣诞老人”的衣服，去申请被“打劫”的捐助人处收集捐助物资。

他观察到，广州街友群体包括建筑工人、拾荒者、残障人士等不同类型的人群。有一些街友会结成小团体，可能会哄抢物资或转卖所得物品，因此志愿者们会特意去找落单的街友，他们往往比聚集的街友更需要帮助。前者住的地方不固定，行李更少，且通常只拿自己真正必需的。

“圣诞劫”志愿者们拎着大袋小袋的捐助物资

许诚说，他不愿意和“那些人”凑到一块儿，所以找了个靠边的地方睡。但他也不准备远离他们，因为他们是“护身符”，人多势众，城管不会把他们轻易赶走。城管有时候也会网开一面，让他把东西清走，等拍完照交差再放回来。

警察经常过来“问东问西”，许诚抱怨：“查一遍就好了，天天查。” 他猜测，警察不是来抓小偷的，是来查犯罪逃逸的人，“抓流浪汉没有用，抓了连五百块罚款都交不起。”他说，胆子小的偷流浪汉的，胆子大的偷电动车，有人过来收这些来历不明的物品。

他也被偷过随身物品。他确信是“那个湛江胖子偷的”。扭打到派出所，他亮出了用来防身的30厘米长刀，被警察没收。“湛江胖子”没履行签字赔偿的承诺。许诚说：“经过这些事，我这几年心态有很大变化，以前为自己考虑，现在不在乎了，这些人谁惹我，我一刀干了他。”

他从书包里拿出五本书给我看，有一本《资治通鉴》。他说，原来有十几本，不好带，扔掉了一些。2024年的最后一天，他一大早就出发去了白云山，16公里，骑了两三个小时，中午到达。他牵着小狗，爬山看风景，玩到半夜才骑回来。

许诚的书

身份证、单车和自由

黄大叔睡在一个售卖听力器的店铺玻璃门前。这里关门早，他经常来。他把一辆共享单车放倒在自己旁边，阻挡路人靠近。他枕在一堆衣服上，近乎光头的短寸头露在绿色被子外，红色加绒卫衣两臂蒙住脸，垫子是明黄色的，两条袜子摊在台阶上，灰扑扑的鞋子放在一边。耳旁有一瓶指甲盖大的风油精，他涂在脸上防蚊子。有时他也会把风油精滴进牙齿缝里缓解牙疼。

黄大叔和他放倒在地上的单车

他今年六十岁，流浪到广州两个月。他送过报纸，也在政府里“打过杂”。他回忆，那时候村里没路，得靠他徒步把基层选举的投票箱搬到村子里，还帮着收过农业税，但因为被拖欠了工资，一气之下不干了，九十年代出来打工。

他是从2018年左右开始流浪的，骑着单车天南地北地跑。他曾经从福建骑到北京，想进长安街，却因为没有身份证进不了，失望下骑到了天津。

他遗失了他的第一代身份证。一开始，他没觉着这是什么问题，“以前没身份证可以贷款，花几千块一万就可以开个小店铺”，也不知从哪一年开始，打工的地方都要看身份证，开网上店铺也开不成。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帮他问过老家的乡镇，没了下文，他也不再怀有能补办的希望。他觉得，如果能有一个身份证，他就可以做一点小生意，不会在地上睡，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实现生命的价值。

还在打工的时候，他去书店看书，想“一天做工浑浑噩噩的，为什么会这样子？”他想，“人不能做太多无聊的事，不能作恶多端，要有善意。”

他每到一个城市都会去图书馆和书店。但在广州很少，图书馆不允许带行李进去，他就放在单车的篓子里进去看书。冬天过完，他会把臃肿的衣服全都扔到垃圾桶。他喜欢夏天，一套衣服天天洗，可以空手进图书馆。

他爱干净，不愿意捡废品，白天吃一吃光孝寺的斋饭或者好心人派送的盒饭，看看书，去江边想想人死后意识会去哪里，这样度过一天。

广州市越秀区光孝寺

在我们谈话期间，有一只拳头大的肥硕老鼠贴着台阶向我们跑过来，被我的惊呼声吓走。流浪的生活改善了他的身体。他说，打工的时候，宿舍里工友打牌抽烟，二手烟吸多了，他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流浪后，外面空气好，病自己好了。

疫情在他的印象里甚至比现在更好，新冠病毒没能感染他，而封控让街头安静下来，车水马龙消失了，街边没人走动，睡觉清静。他没有身份证也没有手机，不做核酸，骑单车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行程卡也追踪不了他的足迹。

天一亮，他就离开露宿的地方，把衣服、垫子和被子捆好带上，骑一辆没锁住的美团单车满广州逛，“乱转会开心一点”。但不巧，我见到他的这一天，这辆美团单车被美团公司“收回去了”。

骑不了单车的日子是无所事事的，他觉得这样很快会得精神病。他说，他不会在广州待很久了，来年想再找辆单车出去“乱逛”。

“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人民高架桥下的人民北路，我的目光被两面写满字的白板吸引了。这些“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字迹属于左大叔。

左大叔推车上的两块白板

他戴着黄色的安全帽，上身的绿色卫衣写着“中国供销合作社”，坐在桥墩底部的突出的石墩上，大声播放着收音机。这是他花了几十元从电子城买的，伴随他的空闲和睡梦时光。白板插在大推车上，随他在广州城巡游。路过的老人看到，咧开嘴，笑起满脸的褶子，朝他远远竖起大拇指。

左大叔今年六十多了，在广州流浪了近十年。他是湖北应城人，读过高中，当时六百多人考，录取率不到20%，他没考上大学。后来他留在村里做农技员，教农民农药怎么用，什么时候该插秧、打药。两年后去武汉打工，认识了一个开书画培训机构的孙师傅。他经常去孙师傅那儿看教书法，孙师傅看他是打工人，没让他交钱，他免费学了一年多。

九十年代，他去了深圳打工，做过装修工、搬运工、保安，五十多岁时“没有了生活的热情”，到广州捡废品。他长睡的地方在中山八路的一个公厕旁，“扫地的是我的一个老乡”。他像写住址一样把睡的地方背后的商铺仔细写在泡沫板上。“写字是我的一个爱好。”他说，“连附近派出所五十多岁的警察都夸我的字写得好。”

他写的大多是习主席的讲话。左大叔自称“崇拜习主席，人品各方面都一流”。他很欣赏“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提法：“世界上有一千多个民族（注：实际是两千多个），一百九十多个国家，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人，不管是民还是官，都是八十亿分之一，都是平等的，不能干坏事。”

他举了一个例子向我解释他的想法。他在中山八路捡瓶子时，有个三十多岁的靓仔路过他，对着他啐了一口，他回应：“你人很漂亮，但心很肮脏。”他觉得，人要“不忘初心”，这个初心是“人之初性本善”的善心。“仁者爱人，仁的两横是平行的，这代表着人人是平等的。”他说：“捡废品也是上班。”

和我从其他街友那里听到的不一样，他告诉我，他和警察“日久生情”，没有被驱赶过。“新时代，新思想，新作为，新担当。”他振振有词，不满我对警察的刻板印象，“你怎么思想守旧，警察比你笨些吗？你悟性很差。”

左大叔写的“理解万岁”

我问，“街头生活还适应吗”，他说，降低期望值，就提升了幸福值。“习主席说过，要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安全现在基本有保障，不像加沙、乌克兰那样在战争里，幸福感就是饿不死。”

从五点到六点，等了一个小时，他口中的“阿弥陀佛”骑着电动车来派饭了。那是一个中年男性，也许是光孝寺的义工，电动车脚踏板上叠了两摞白色饭盒。左大叔接过饭盒打开，今天有长豇豆、白菜、胡萝卜、豆腐。“阿弥陀佛”用眼神问我要不要，我摆摆手。

义工派发给左大叔的盒饭

我离开后，左大叔站起来，隔着车流向我挥手：“年轻人，不负韶华！业余时间再来视察！”

“不想成为工具”

分布在不同地区的街友生活来源有差异。光孝寺附近的街友大多不用担心挨饿，寺庙、教堂或附近饭店会在固定时间沿路派发盒饭。珠江上的海印桥、广州大桥、猎德大桥下也有街友们的踪影，他们有的睡在行军床上，从江里捞鱼果腹。

网传广州大桥下有外卖员搭帐篷露宿，在视频平台上受到关注后被清理。我在海心沙亚运公园见到了路大哥，他就是近期被清理人群中的一员。他说，大桥下住的不仅有外卖员，也有许多无业的流浪人员，还有像他一样的日结工。他记得，流浪的有一对母女，女儿二十多岁。他买了饭会分给她们，但不知道她们现在到哪里去了。

海心沙亚运公园

我是在人民高架桥下的一个垃圾站里见到王大姐的，她在寻找垫在地上的布。她身高不到一米五，短发蓬乱，额前扎起一只小辫防止遮挡视线，满口只剩三颗歪斜的黄牙戳在牙床里。她告诉我，她是梅州人，今年38岁，一直和丈夫靠捡废品为生。我们在最深处的黑色垃圾桶里翻出了泛着潮气和尿骚味的布料，塞进袋子往回走。

高架桥下的垃圾站

王大姐捡到的布料

她睡在街头，“晚上12点从高架桥上会往下喷水”，她和丈夫找了个水喷不到的地方。她和来往的居民们友善地打招呼，“他们经常给我们送东西”。她说，和丈夫捡废品一天可以挣三十元。我问，月经来的时候怎么办？她说，会买卫生巾，但已经好多年没有月经了。她的丈夫在一旁抽着烟。

跨年夜好心人送给王大姐的食物

阿花是连续两年参加“圣诞劫”活动的志愿者。她的观感是，广州气候比较温暖，适合街友过冬，女性街友比较少。“在街头的这种弱肉强食更明显的环境之中，女性街友往往安全风险更高，容易成为性暴力的受害者，例如强奸，或被迫用性交易换取必需的衣服食物等。”她谈到，“流浪多年的女性街友很少。”

“圣诞劫”志愿者向街友们派发过冬的捐助物资

政府和市民对街友的态度相对宽容，“但我们和几位街友的交流中得知，街边也会有喷头，是一些店主要求相关机构安置的，防止他们睡在店门口。”阿花说。很多街友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但内容可能半真半假。一些街友在街头生活了多年，有自己的社交网络和生活方式，他们中有些并不愿意接受帮助或“回归社会”，更享受目前自由自在的生活。

正在洒水的商铺

公园的草地上扎着许多帐篷，有游客野餐庆祝生日，路大哥和周围闲适的气氛有些格格不入。他戴一顶黑色鸭舌帽，穿蓝色珊瑚绒睡裤，脱掉洞洞鞋，背对阳光和广州塔，盘腿光脚坐在光滑的石质长凳上，讲着刘强东和奶茶妹妹故事的AI男声从手机里传出来。

他骑一辆山地车，两侧把手挂了被子和一年四季的衣服。把手上还有一把大锁，用来锁汽车轮胎大概都绰绰有余。这把锁花了他一百多元，一般钳子剪不断。他说，其实以前是骑电动车的，晚上绑在路边的防护栏，第二天起来不见了。他怀疑是把防护栏从白色涂成黑色，又把它从黑色涂成白色的城市维护人员拖走的。

路大哥的家当

他的活动范围不大，只在广州市内转悠。他会去快餐店买十几元的饭吃，怀念城中村里3元一杯的奶茶，“海心沙这里30块钱都买不到一杯奶茶！”他前一天做日结赚了八十，早上五点睡到下午四点才起来，这一天目前还没花一分钱。

他颇为得意地提起当年，如何因为太帅受女孩追捧，被高中校外帮派威胁退学；如何二十出头出来打工，油头粉面摩丝皮鞋，却弃置女孩芳心一头钻进游戏里。“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语带黯然。他现在的生活和“三和大神”差不多，做日结，拿到钱去玩游戏，钱花完了，再去做日结。

我问他，想没想过找个固定的工作。他说，做十块钱只能拿到一块钱，一年到头不停上班也剩不了几个钱，钱交了房贷，房子还只有七十年产权，“我不想成为别人的工具”。

*张兴为化名，感谢风油精对本文的贡献

01 茶话会 缺位的劳动健康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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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55期小报副刊中，我们提到了劳动者的健康问题，介绍了尘肺病劳动者健康受损的情况。实际上，无论蓝领还是白领，都可能因为劳动而导致健康问题，健康权益的保障对于劳动者来说始终至关重要。劳动者是否获得了应有的健康保障？为什么职业病、工伤等问题层出不穷？这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路，抑或是对劳动者健康的系统性剥削？

读者 k同学 在工厂打小时工，明显感受到了身体的变化：重复的肢体动作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就导致了关节炎症；在劳保用品不到位的情况下，听力损伤也是可预见的。这些损伤大多是慢性的，即使未达到职业病的程度，仍然会给工人的生活带来持久的痛苦。我们从ta的分享中不仅可以看见劳动损伤的普遍存在，也能见到劳动防护的匮乏——这是劳动保障现状的一角。

我目前在工厂打小时工，已经工作接近两个月。发现很多问题。我工作时间每天12小时，在工作两周时我的手部关节开始疼痛，询问相同岗位工作接近一年的同事，也有相同症状，每天睡醒手部关节活动受限，在醒来一段时间后恢复，但还是能感觉到轻微不适。在我看同事的手时，发现关节明显的粗，和我查阅的资料相似，应该就是某种关节炎。因为我还算年轻只是过渡，感觉可以在几周后离开工厂恢复。

还有需要反复弯腰的工友，休息时无法久坐，会找牛皮纸箱躺在角落。
工厂提供的劳保用品也不能按需取用，最普遍的耳塞都会用好几天。因为我的岗位噪音相对小一些，但如果长期下去，我认为听力也会受损。这些疾病因为很普遍，我个人感觉很难被工厂认可为职业病。

读者 小辉辉来咯 认为，劳动防护的不足与工人对此的认识不无关联。一些高龄工人未曾接触过劳动防护与劳动健康权益相关的知识，甚至有轻视劳动防护的错误观念，这些因素使得一些高龄工人在劳动健康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有些在工地上做苦力的工人都是上了年纪五六十的，甚至七十岁的都有，有的从小就没上过什么学，从小就是穷苦人出身，也不了解一些专业知识，就知道干活给钱就行，有的打扫库房什么的灰尘特别大，口罩都不戴，还照样抽烟，这样的有了就觉得自己命硬，也有可能是无知，也有可能是为了工作效率，想要快点干完，快点结账，甚至有的人觉得这样保护自己太麻烦太繁琐，甚至这些有的人都觉得这样穿防护服是穷讲究。

当然随着社会越来越进步，信息传播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自身健康的重视和关心了，现在也逐渐有越来越多的打工人在遇到危险性工作或者是对身体有危害的工作时，确实会进行一些保护措施，有些甚至懂得了劳动合同，以及劳动协议，劳动仲裁的重要性。

读者 klz 认为，劳动者在关于自身健康的问题上，常常别无选择。

我发现很多人都将肥胖视作「不运动」「熬夜」等自己的问题，但这些本就是自己不可控的因素。据我观察，身边的医生朋友/重体力劳动者都有明显的过度肥胖。

读者 _myj _持有类似的看法：

在劳动防护和健康权益方面，各个劳动者的关注度有所不同。一些劳动的损伤是长期慢性的，短时间内无法察觉，又或者表面的损伤程度不高，很容易让人放松警惕。再加上一些劳动防护设备和防护程序会拖慢行动速度，在工作中造成很不舒服的体验，确实有劳动者会主动减少防护。一些文化观念上甚至会把防护工作和损伤管理视为胆小、娇气、慢性子、缺乏男子气概等品质的表现。
这些意识匮乏或错误意识并非与劳动者个人完全无关，但放任这种情况的延续，甚至于事实上创造特定的环境滋生这种对劳动健康权益的漠视，这正是劳动力市场的责任。一些用人单位过分催逼劳动者工作，迫使ta们把劳动健康放在次要地位（外卖员、矿工、996.icu…）；一些制度因素使得劳动者被迫频繁周转于不同用人单位，无法得到稳定的劳动保障和相关培训，在损伤发生后不能得到及时且到位的补助——即使不是一种系统性剥削，那也可以算是劳动健康保障的系统性缺位。

如果读者朋友对于以上讨论有想要继续回应，或者对本期话题有更多想分享的内容，欢迎填写以下问卷，我们会将其逐步刊登在此网页上：https://forms.office.com/r/a1VpJWNirN 下一期茶话会将在两周后刊出，同时欢迎读者朋友通过问卷提议感兴趣话题。

02 工运谈 1989年中的工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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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块自2023年9月开始，以时间为轴，以各类工人群体意识发展、组织状态、行动方式为主线，梳理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公有制解体及私有经济建立发展过程中工人身份、处境变化，及相应的重要背景环境和事件过程等等。我们希望通过一段时间的连载，能够描绘出中国在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工人阶级的面貌和行动的大概轮廓，帮助我们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又在哪些因素的影响下走到了今天。欢迎读者朋友参与进来，提供材料、提出问题、补充观点等。全文与注释点击阅读：《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人史札记》

（一）学生和工人运动的兴起与差别

1989年4月15日，在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中具有崇高声望的胡耀邦的逝世为新一轮的学生运动提供了绝佳的契机。政治嗅觉敏锐的学生们迅速在大学校园内张贴大字报，悼念胡耀邦和批评政府。绝大多数内容主要聚焦于新闻自由、结社自由、政治民主、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和学生待遇、官员腐败等七个方面。当晚，一些出身于高干家庭、与党内知识分子有密切联系的学生率先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摆放了花圈。4月17日多所高校的学生涌向天安门广场，并于次日凌晨向人大常委会提出了七项要求。学生运动追求的是资产阶级意义上的自由与民主，并未涉及任何与工人阶级相关的内容。七项要求中的第五项进一步表明了这场运动的精英主义特征。

与此同时，零星的青年工人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每天晚上下班后相互交流彼此的意见和看法，表达对工厂专制、惩罚性管理、官方工会的无能、官僚腐败以及通货膨胀的不满。工人们意识到，只有在工作场所建立独立于官方工会之外的自我组织，才能真正维护自身的权益和代表广大工人来表达意愿。这并不是中国工人第一次尝试成立独立组织，在1980年的工人抗议浪潮中，就出现了要求成立独立工会的呼声。

4月20日，学生在新华门前遭遇警察的暴力对待后，几十名愤怒的工人因同情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讲。工人们认为，这场抗议不仅仅是学生的运动，而应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斗争，于是号召更多工人加入其中。很快，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成立，并以“北京工自联”的名义发表了两份传单，谴责政府对学生的镇压和官员的特权生活，同时将物价的飞速上涨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下降归咎于“独裁官僚的长期统治”。在大多数人为生计而挣扎的时候，上至邓小平、赵紫阳等各级党政官员及其子女，下到企业干部，他们凭借自己的行政权力中饱私囊，享受着骄奢淫佚的生活。工人继续在第二份传单里质问道：邓小平的儿子在香港赛马下了多少赌注？赵紫阳夫妇打高尔夫有没有掏钱？党中央领导人拥有多少套住宅、别墅？中国在改革进程中拿了多少外债？为什么中央制定的控制通货膨胀的措施没有奏效，物价还在不断上涨？

工人们固然非常关注与自身生计直接相关的经济问题：失业的威胁、高通胀、工资停滞、猖獗的官倒和腐败、强制购买国库券等问题，使得工人积累了大量的不满。但与许多观察家和学者论述所不同的是，工人们对通货膨胀和腐败的批评并非局限于经济层面，也不仅仅是要求改善经济利益，而是带有深刻的政治性和鲜明的阶级立场。另一方面，几乎所有关于1989年工人活动的记载都强调工人更关注经济问题，而学生和知识分子则关注政治问题。但实际上，无论是在1986-1987年还是1989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同样关心改革中自身的物质利益损失。

不同于学生将腐败视为阻碍了更彻底的自由市场改革的观点，工人们认为，腐败和官员特权的问题根源在于市场化改革本身，它加剧并创造了新形式的阶级不平等，让本就掌握巨大权力的官僚们进一步巩固和扩展自身的既得利益。换句话说，通货膨胀的加剧和腐败的泛滥，正是官僚体制和市场化改革相辅相成的产物。官僚阶层对经济管理的无能，以及对普通公民的死活全然不顾，让改革服务于少数人的利益，并由全体人民买单。他们的行为不仅不受约束，还完全不需要承担任何后果，而使这种现象得以持续的关键正是民主的严重缺失：

“为什么这些年来官僚们越来越无能、越来越腐败？你们这些官僚把中国搞得一团糟，你们要把我们带往何方？光说摸着石头过河还不够，那些掉进河里淹死的人怎么办？我们已经改革了十年，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官僚们养肥了，人民却在挨饿……没有真正的民主，官倒和腐败就不可能彻底消除，而想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就必须废除终身制。”

工自联的成员在分析中进一步指出，通货膨胀的根源不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双轨制或自由市场活动空间不足的结果，而是源于长期的官僚独裁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官员和厂长们为了谋取超额利润，滥用其在市场改革中获得的权力，操控商品定价和流通环节来不断哄抬价格。高干子女更是利用其父母的政治资本，在进出口贸易中迅速获得垄断地位，抬高进口商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

工人们对官僚制危害的感受更是直接源于生产场所。事实上，与自由派知识分子过于关注工人在改革中得到的物质利益，从而简单地将工人视为城市改革的受益者相反，工人在生产场所直观地感受到了严格的劳动控制和专制管理。更为重要的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忽视了工人物质待遇短期的大幅提高，正是他们在工作场所内民主权利被剥夺的结果。扩权十条的颁布和厂长负责制的推行，让工人们见识到一人专制可以使厂长们多么的独断专行。厂长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和工厂内的庇护网络，加剧了工会的无能和职代会的衰落，使得工人失去了原本有限的决策权和福利分配权。正如一位工自联成员所说的：

“为什么很多工人认同民主和自由？……在车间，到底是工人说的话管用，还是领导说的话管用？我们后来谈到了这个问题。在工厂里面，厂长就是独裁者，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如果你从工厂出发看这个国家，就能发现其实是一回事：一人专制……我们的目标不高，我们只是希望工人有自己独立的组织。”

在争取民主和推翻专制的斗争过程中，工人和学生对于民主有着截然不同的想象。深受西方抽象自由民主思想影响的学生，将中国的种种弊病归因于封建专制和落后的黄河文明，认为这些问题阻碍了中国融入“蔚蓝汪洋大海”的进程。他们秉持着新威权主义思想，把希望寄托在党内存在一位开明而强硬的领袖身上，期待其能够听取知识分子关于如何进行更自由化的市场改革的意见。与此相对，工人们则因工作场所内具体可感的压迫，提出了更加具体的民主方案。

正如张跃然所说，工自联的民主愿景与对官方工会的批评深刻的交织在一起。在他们看来，全总既不能维护工人的利益，也无法为工人做主，只有在工作场所组建一个不受政府和企业管理者控制的独立组织，才能维护广大工人阶级的利益。因此，工自联的成员声称，它的建立是为了“代表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意愿提出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主张”，希望工人有建立完全独立的自治组织、集体谈判和监督共产党与企业法人代表的权利，保障工人真正的做为企业主人翁。换句话说，正是工作场所民主的衰退，激发了工人们反对工作场所官僚独裁的意愿，推动他们要求组建独立组织的诉求，并进一步指向生产车间和劳动过程的自我组织和管理，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重新结合起来。

1989年，工人阶级中仍存在企业主人翁和自身作为社会领导阶级的意识。对于被称为主人翁的工人而言，如果只是一个在专制管理下出卖劳动力的被雇佣者，被所谓的“人民公仆”侵占了他们用血汗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那么他们将会与所谓的先锋队完全分离，并组织起来攻克“这个二十世纪的巴士底狱，这个斯大林主义的最后一个据点”。因而，贯穿了整个80年代并深深困扰着统治阶级和影响中国市场改革走向的车间动乱和工人民主，将会在1989年5月底以一种更为激进的行动主义出现，提出更为深刻和颠覆性的民主诉求。

03 法律与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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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遭性侵刑诉后，以创伤后遗症认定工伤

2023年9月22日，国内某汽车零部件制造公司的营销总监崔女士在杭州与上司王某出差过程中遭到性侵。2024年4月，王某因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虽然赢了性侵官司，但崔女士事后出现了严重的抑郁、焦虑症状，她需要《认定工伤决定书》来继续追究公司责任。崔女士以性侵导致的创伤后遗症申请工伤认定，经历了九个多月的奔走，终于在2024年12月3日收到了工伤认定书。目前，崔女士正在整理诉求，为争取工伤待遇提起劳动仲裁。阅读原文

劳务外包、劳务派遣、混同用工到底有何不同？

外包、派遣和混同用工是外包劳务中常见但易混淆的概念。在实际操作中，大量公司利用信息差对劳动协议进行伪装，以外包之名行派遣之实。文章通过举例详细梳理了这三种用工形式的不同之处，以便劳动者可以快速辨别用工单位的劳务外包性质，劳动者只有明确自己在为谁工作，在发生纠纷时才能更精准地找对目标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阅读原文

04 资源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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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天》是许立志的诗集，收录了他自2010年以来写作的近200首诗歌，其中大部分是他在富士康打工期间完成的。他的诗“朴素、斩截而又强烈，兼具抒情性与批判性，常以荒诞的或令人震惊的笔触书写悲辛底层生活与幽深的诗意”。在打工文学式微的今天，重新回顾许立志十年前的作品，我们将再次感受到他笔下那个由流水线、车间宿舍和高楼围墙构成的现实，以及其中朴素而又锋利的生命。许立志诗集

05 图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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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厂得先做俯卧撑，工人称这是“杀威棒”

06 劳动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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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到工地打工，又遇到欠薪。工地卖力气时薪二十元，有时候会连续干一天一夜。许诚不能拒绝，工钱是一年一结的，走人就拿不到工钱，年尾结钱也不会结清，总要留点，以便拴住工人来年继续干活。他找包工头说了很久，只做半年，从2023年的3月做到8月，但最后只拿到一千，还有三万元至今没有拿到，干活时，他脚被钉子扎穿，包工头也没给他医药费。
广州城投大楼前睡着十多位讨薪农民工。其中一位农民工张兴告诉我，他们在这里坐了半个月，警察安排他们住了几天宾馆，他们在城投大楼的大厅睡了两天，被赶出来后睡在门口，前一天去派出所做了笔录。

来自《广州桥底居民们的新年》

很多时候，不够敏锐的司机们意识不到问题，甚至还会主动给公司找借口，觉得自己不够努力。胡振兴签的合同要求每月流水租金12880元。第一个月，他没达标，月考核结算的时候不仅没拿到工资，还欠公司373.75元。他想，是自己每天只开了10个小时，不够勤奋。
第二个月他有时候开到凌晨，离家远，就在车上睡了，睡得不好，第二天精神很差。但还是没达标，财务用微信转了他1776元工资。他这才知道不是自己的问题。

来自《我租车开网约车，三天后倒欠公司7400元》

李莉作为教学秘书，每学期有120个课时，并时刻准备着回答学生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有时甚至到了晚上12点学生还在向她询问问题；作为班主任，她还要组织班会，关注学生思想动态、学习成绩以及同学间的矛盾等。

来自《“忙得分裂”，大学“青椒”宁赔10万也要辞职》

“AI对我们的直接影响，就是大幅压低了市场价格，”张文洁说。AI生成的网文译文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尤其是与文化相关的内容。对于译者来说，校对并非简单的工作，必须先完整阅读原文再修改，有时甚至要完全重写。她认为，校对不过是减少了打字的时间，但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步骤，还会影响译员的思考和判断，工作量并没有降低太多。“问题不在于AI取代了译者，而在于这份工作的性价比已经低到让人无法生存。”

来自《受AI冲击，网文译者转型校对，收入缩水近半》

CDT编辑注：美国国务院3月4日宣布因经费原因终止使领馆的空气质量监测项目。该项目创立于2008年，当时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在屋顶安装了监测装置，每小时在推特上公布北京PM2.5污染物的数据。中国政府曾多次针对该项目提出抗议，称美国此举干涉中国“内政”，要求美国停止公布相关数据。被美国拒绝后，中国政府从2013年开始公布自主测量的PM2.5数据。在监测项目被叫停前，全世界多个城市共有80多个美国使领馆采集并公开所在地空气质量数据，包括印度、巴西、秘鲁、哥伦比亚等地。一项研究表明，美国使领馆的空气质量监测项目帮助改善了多地的环境状况。以下评论搜集自新浪微博。

飞天面条神教：美国“全球空气质量监测”项目创立于2008年，项目运作期间位于多国的80多个美国使领馆在屋顶上安装了空气质量监测器，并将采集的空气数据通过美国环保署旗下的网站进行实时共享。《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称美国国务院3月4日当天宣布该项目因拨款问题正式终止，此前采集的历史数据将对外开放至本月底。该项目的经费在川普上台后就被叫停。

可惜了，这个项目当年在中国虽然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但是在推动中国的空气质量方面，我认为是起了正面作用的。

paingod：还记得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空气质量指数吧，特朗普砍预算的大刀砍到它头上了。实时数据今天已经停更了，虽然现在也几乎没什么人关心了。本来这个检测点是美国大使馆为了跟华盛顿要补贴的，恶心北京只是顺便，从2008年8月京奥期间开始公开。但现在北京这空气质量，于私，补贴也很难领了，于公，现在绿色环保议题中国成了世界灯塔，美国成了流氓国家，只会反过来恶心自己，不利于美国的大外宣。所以不砍你砍谁

以下评论由CDT搜集自新浪微博：

啊哦卓越的5253 ：现在还要对地球环境开战[允悲]

芳菲7989：他们忙着操心自己是否在裁员名单里呢

风吟听竹：特朗普政府此举或引发争议，停止发布空气质量数据可能影响公众对环境状况的了解，开放历史数据至月底也算一种交代。

冬季山人 ：让我们知道了pm2.5

看看小V怎么说：停的好！灰常正确！@特朗普 什么时咱给太平洋名个字啊？！期待中……

甜咖啡_苦莲：作为中国人真的感谢这个项目，当初美使馆这个空气监测让pmq2.5这个概念传遍大江南北，糟糕的空气质量让全国人民痛心疾首，然后有关部门下定决心大力治理，让蓝天在全国很多地方得以重现

Vet_Woo：知道他们目的不纯，也知道太阳不是鸡叫出来的，不过还是感谢一下。

云幕_：居然更了这么多年

奉天靖难记：科普PM2.5、带货瑞典blueair空气净化器，都是美帝的阴谋

小澜孩2023：我们靠风解决空气污染，您不造吗？

偏向榆关那边行：当年我的那个号发过一篇微博，叫做—《东风，雨》，现在那个号被封三年了

jnsmine：美国没钱了

ya楚力克：完成历史使命了

元素_原子_源头：应该说：这个项目让普通民众受益了。重视了环保

peanutkuma：我还经常在雾霾天的时候看下它的实时数据，没想到被砍了

独立媒体 “端传媒” 2月刊登特约撰稿人胡卯的报道《B站、推特与跨性别医疗：中国青少年药娘的生存之旅》，文章讲述几位跨性别青少年的故事，记录ta们如何通过互联网寻找伙伴、探索自我性别认同。几位受访对象分享了自己如何通过与墙内互联网审查玩“猫鼠游戏”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

B站很早就形成了区分度极高的社群风格，用户甚至会抵制审美相左的内容：持续刷视频的用户最终会进入同一个文化认同层——高度动漫化、二次元化的人群，对游戏、动漫、美妆、音乐等等板块有极大兴趣。

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博主生活vlog也处处与二次元文化呼应，漫展准备vlog、舞蹈区vlog和恋爱vlog都带有浓厚的二次元风格。近年来，生活区观点型博主异军突起，她们制作发布的视频里，有记录同性恋人日常生活的vlog，也有LGBT社群议题关联的内容。这些视频关注度极高，弹幕和评论区也很友好，会有很多留言写“保护”——保护视频不被审核下架、保护尊重博主的生活方式。

Up主们小心翼翼，因为于大陆政府在性别议题上始终讳莫如深，审核制度也逐渐收紧。B站审核部门管理人员说，虽然政府不希望看到内容创作者宣传LGBT议题，但对于审核员来说，在大量标着“生活类”的经验分享视频里，很难辨别什么是LGBT。这位审核人员透露，最后B站终审部门内部达成一致，只要“不明目张胆出现彩虹旗，就随它在生活区里呆着吧”。

图：Rosa Lee

文章写道，一些跨性别群体成员以“药娘”一词指代自己，这是一个比“跨性别”更具有包容性的概念：

“希冀成为另一个性别，或正在扮演另一个性别的所有阶段的人，都可以被称为药娘……它柔软而友好，可以帮助人们跳过‘谁是跨性别 / 跨到什么程度’的种种争执，开启更实质性的对话。”

文章中一位受访对象还分享了自己到墙外社交平台上组建社群的经历：

赵曦梓涵是陪伴互联网生长的Z时代，在她眼里，网络好比蜘蛛盘网，信息就是风起时被带上蛛网的昆虫、虫卵和沙石。从丈量蛛网的大小到用蛛网震动的余波摸出第一缕风的痕迹，她觉得这才是现代人学习的方式。

[…] 2010年代前叶还是百度贴吧时代。当时贴吧盛传一张《二元性别对照表》。这张表根据人的外形特质、生活习惯和社会表达，将人群粗暴分为二元性别里的男女两类，而横亘在中间的群体被赋予一个很不好听的名字：变性人。

很多跨性别受访者都提到过这张表格。虽然年久失传，没人能找出原本，但对她们来说，表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们由此认识了“跨性别”这个名词以及“变性手术”这件事。

她拿这些词去学校里问讯，但课本上没有答案，老师不仅拒绝回复、还鄙夷愤怒地凝视她，觉得她“寻衅滋事”。这些关于个人身份认同、关于人之所以为人的紧要问题，没有一个得到“体面的回答”。相反，“学校只关心习近平讲了什么。他的讲话并不会直接影响我的生活，我的生活不会因为他的讲话而变好，他的政绩也不会让我的生活变好，那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学这些傻瓜知识？”

当她认定校园不能告诉自己“什么是真正的生活”，她选择出走，在九年义务教育还没完成的时候离开了学校。她建立自己的“学校”：网吧、手机屏幕，只要能帮助她立刻获取有益于当下生活的信息网络，就是校园。

有天，搜索习近平讲话相关材料时，她发现中文互联网的上限是一堵墙。但翻墙科学上网也不难。她买好梯子，去墙外探索，发现了推特。

[…] 正是在推特的药娘社群里，赵曦梓涵和克克们找到了她们最需要的信息——如何成为想变成的那个身体。对于身在中国大陆的她们来说，在墙内找到“怎样在大陆申请成为跨性别”的答案几乎不可行。 […] 药娘社群有默契：如果一个药娘把自己的尝试在推特公开，或许就能帮助到同一个地区有同样需求的伙伴。每个药娘的每次问诊和买药经历都可以发推公开，医生开出的所有身体检查项目，都可以发推公开。医生开出的药物和剂量，公开。医生要求的文件，公开。在整个过程中自己的体验和心情，公开。

这些信息流编制出一条能飞的魔毯，有相关需求的药娘都有可能搭上它找到自己的路。

端传媒还制作了播客节目《在网络和现实之间，成为一个中国药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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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本期重点 百亿票房背后的超负荷劳动

春节档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下称《哪吒》）百亿票房的成功，再次证明动画已成为一种具有巨大经济效益的文化产品。然而，与一般工业产品不同，生产这类产品的劳动者的处境更鲜为人知。

动画是如何被制造的？ 以《哪吒》为例，全片有2400多个镜头，其中特效镜头超过1900个，动画师用“磨人”来形容动画的制作过程，“一个镜头开始做半个月甚至一个月都很正常。很多东西做出来才发现不一定好，需要继续改。”《哪吒》导演本人直言，制作过程中“加班到四五点钟”是常态，笑称“不至于连续通宵”。《哪吒》参与制作公司也透露，“大年三十都在加班”。轻松又略带自豪的玩笑话背后，是无限压缩工期、高强度工作、常态化加班的行业现实。长期高强度工作使动画人普遍面临着颈椎病、腰肌劳损、腱鞘炎、干眼症等职业损害和工伤的困扰，但不相匹配的是低廉的薪酬，有从业者在网上晒出工资，月入两千块并非罕见。百亿票房的分红、影片成功的光环更是与ta们毫无关系。

《哪吒》分镜镜头，“一个分镜至少要改7遍，改10多遍都正常”

相比同样零工化的平台服务业劳动者，如骑手、网约车司机，在国内很少听闻有文化产业的劳动者爆发群体抗议。这与其用工关系的高度分散有关，动画公司普遍采取多级外包模式，个体动画师以“自由接单”或“工作室”等形式存在。因而，动画师不仅被分散在不同制作环节，且多以短期项目的形式与上游公司“合作”。从大洋彼岸的迪士尼，到一衣带水的日本诸多知名动画公司，如MAPPA，无不推行着相似的外包模式。

此外，文化产业的“热爱”叙事也同样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动画制作被浪漫化为“艺术创作”，很多从业者怀抱理想，尽管薪资微薄、健康受损。“热爱”的情感成为资方合理化日常剥削的手段。在一些网络采访中，常能见到类似的说辞：“大部分人还是抱着单纯的热爱，即便工资不是很高，加班吃了很多苦，作品上映时还是会与有荣焉的”。在“艺术创作”的包装下， 片尾字幕中一闪而过的劳动者们被默认“同意”了这种剥削。

在天才论仍盛行的今天，鲜花和掌声总是献给导演、编剧、制作人等少数人，而真正支撑起文化工业的无数动画人，却只在片尾字幕中短暂地、象征性被看见。片尾字幕滚动的速度，仿佛诉说着资本是如何加速将劳动者的付出从公众视野中抹去。当文化产业以牺牲劳动者为代价创造商业奇迹，我们需要追问，是谁正在为票房奇迹买单？ 多重外包下被浪漫化的“热爱”，不过是掩盖行业剥削、否定劳动价值的温情面纱。

02 工人动态

—— 工厂工地——

埃及“一带一路”中资项目欠薪，工人罢工封锁工地大门

1月25日，因埃及新首都中央商务区（CBD）项目长期欠薪，数十名工人集体罢工并封锁了工厂大门。该项目由中国建筑集团与埃及住房部于2016年签署，是中资企业在埃及承接的最大工程。然而，早在2024年8月，已有多名工人发帖称该项目临近尾声，但工人工资却迟迟未能到位。今年2月7日，有工人因讨薪遭保安殴打。该项目工人漫长且艰难的维权，是中资“一带一路“项目中工人权益受侵害的缩影。来源1，来源2

河南三门峡9名墙绘师遭景区欠薪，投诉后反被威胁“撤诉否则重罚”

1月末，河南三门峡市大禹公园景区被曝拖欠9名墙绘师共计8万元工资，自2024年4月完工至今未付。墙绘师郭先生表示，经包工头介绍，他和8名工友为该景区大熊猫苑项目绘制墙绘，工期近一个月。工程结束后，工钱却迟迟未能结清。为讨薪，他们于11月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景区项目负责人竟要求撤诉，否则“一条投诉件扣除 10万”。 被迫撤诉后，郭先生收到一份盖有国有企业三门峡润塬实业有限公司公章的《付款承诺书》，《承诺书》显示该项目有220万元工资仍未支付，称将于2024年12底前拨付200万元工程款到农民工专用账户。然而，承诺再次落空。 新年伊始，工人们的血汗钱仍无着落。来源

广西柳州融创江南林语建筑工人被要求“依法讨薪”

1月底，广西柳州融创江南林语的建筑工人聚集讨薪，工人急于拿到工资回家过年，但劳动保障监察队工作人员却要求他们“依法讨薪”，建议工人到劳动保障监察中队投诉处理。工人们深知投诉程序繁琐、效率低下，且很可能最终还是拿不到工资，因此决定采取自己的方式讨薪。尽管他们也知道这一方式可能面临牢狱之灾，但在他们看来，这是最有效的讨薪方法。来源

东洋轮胎江苏工厂数百工人集体罢工，抗议公司规避赔偿

2月17日，日本东洋轮胎江苏张家港工厂数百名工人罢工，抗议公司通过股权转让规避赔偿责任。2月14日，东洋轮胎宣布将张家港分公司86%股权出售给辽宁恒达盛投资有限公司，但未提出任何员工赔偿方案。工人们担忧，新控股方可能在未来劳资纠纷或工厂关闭时推卸经济责任，影响自身权益，要求东洋轮胎在交易完成前提供合理赔偿方案。来源

—— 服务业 ——

MANNER咖啡师集体讨薪，质疑公司随意克扣年终奖

2月中，连锁咖啡品牌MANNER咖啡克扣员工年终奖，引发上海、南京等地咖啡师在社交媒体集体“讨薪”。多名咖啡师表示，公司招聘时写明13薪年终奖，实际发放却设置重重障碍。有员工质疑，公司频繁通过监控抓员工违规，警告单数量成为克扣年终奖的手段，但评判标准极不透明， “大区经理也无法给出合理理由”。此前，MANNER咖啡已多次因员工情绪失控与顾客产生冲突等事件引发争议，员工普遍认为，薪资与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管理压力不匹配。来源

网约车司机因车厢异味被长期封禁，“以罚代管”仍未消

2月初，多名网约车驾驶员在网络平台发帖称，因乘客投诉“车厢异味”或“服务态度差”遭遇平台严厉的账号封禁，部分封禁期限竟长达75年。在网约车市场趋于饱和、驾驶员数量充裕的背景下，平台片面追求乘客满意度，“以罚代管”，肆意损害驾驶员权益。部分驾驶员表示平台仅惩处驾驶员，却无意稳定运营价格，完全无视驾驶员生计。这种过于严苛且缺乏合理性的惩罚机制，引发了驾驶员群体的普遍不满，平台与驾驶员的矛盾或将进一步加剧。来源

武汉百佳医院拖欠数百名员工工资数千万元，引员工抗议

1月16日，武汉百佳妇产医院突然宣布倒闭，引发了持续多日的讨薪行动。该医院拖欠了医护人员、月嫂、保洁等数百名员工工资，总额高达数千万元。1月20日，部分员工登上天台抗议，持续至深夜。一名月嫂因情绪激动而昏倒在天台。为讨薪，超声科员工暂时“保管”医院的部分设备，待工资结清后归还。一些员工认为，医院倒闭与老板转移资产、资金链断裂有关。受欠薪影响，部分员工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尤其是月嫂和保洁人员。来源

—— 白领——

武汉一企业要求员工提交心得体会，字数不符最高罚款6990元

2月11日，有网友发文称武汉天源集团的员工因心得体会字数不符，被公司通报罚款。据公司文件，员工需围绕董事长的年终讲话撰写心得体会，字数800-1000，需感悟通透、文字精炼。心得超出或不足字数者均按5元/字的标准处罚。通报显示，共有381名员工需缴纳罚款，罚款最高者需缴纳6990元。然而，用人单位并不具备罚款权。如此荒谬的企业管理措施显然是对员工权益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漠视和践踏。来源

03 深度与评论

I. 工事有料｜在闪崩之后：极越维权经验的总结

作为经济危机下少数异军突起的行业，新能源汽车产业近两年却频现企业倒闭、暴雷、集体维权等事件，引发人们对行业繁荣背后投融资结构、供应链及劳动者权益的讨论和担忧。极越的突然关闭，是这一行业多事之秋的最新发展。除行业背景，极越员工在维权行动中展现的勇气、策略与可能性也值得关注。文章指出，极越员工维权的正当性源于公司管理层对经营决策的隐瞒、产业发展弊病与高管阴谋，劳动者成为无序竞争的牺牲品，维权成为必然选择。文章亦梳理了员工在谈判的不同阶段与资方和政府斡旋，运用社交媒体、关系网络和专业知识，以法律和舆情为阵地凝聚团结的策略。文章最后反思了本次维权中的经济主义等问题，指出不断积累抗争经验、提高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阅读原文

II. 刻度DeepLab｜车企暴雷后，被遗忘的供应商

以极越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暴雷和破产，影响的不仅仅是公司本身的员工，整个汽车供应链上的供应商、供应商的员工们也承受着巨大的风险。如果大的供应商还具备一些坏账的承受能力，对小供应商来说，这往往是致命的。然而，更大的风险承担者往往是员工，一些供应商公司采取压员工2个月工资的方式转移资金压力，另一些公司则让销售业务员背锅，一旦出问题把责任全部推到业务员身上。阅读原文

III. 水瓶纪元｜拼图无锡职校凶犯：学生工，多头借贷者，“宅左”与“浪人”

职校生徐加金行刺案揭示了“小镇做题家”之外，另一类小镇青年的困境。与仍有机会通过努力和运气实现阶层跃升的“做题家”不同，徐加金们出身工人阶级家庭，成长过程中经历了教育、医疗、住房私有化的加剧，被甩出阶层流动的通道，职业学校成为他们的归宿。然而，不断膨胀的职业教育系统却成了困住他们的牢笼。相比法律判决中或媒体报道中的单一、妖魔化、加罪化的论述，这篇文章触及徐加金的工作学习生活的不同方面，为我们塑造了当代小镇青年的另一个群像。阅读原文

IV. 工事有料｜钢铁业的寒冬：日照钢铁的慢性裁员

本文详细梳理了日照钢铁慢性裁员的细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赔偿从2n+1减少到了n*0.8和n*0.75，过程中员工几乎没有话语权，尽管人社局曾对日钢违规裁员进行调查，但显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日钢的状况，在民营钢铁公司中并非个例，自2015年钢铁产能置换启动至今，粗钢产量不降反增。近几年，房地产行业下行引发钢价和原料价格下跌、钢厂亏损，在这股连锁反应中，民营企业首当其冲。在漫长的产能控制期，它变成地方政府的“眼中刺”，由于它的存在，当地钢铁产能受到限制，国营钢铁公司要建新项目也无法获得批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需求存在矛盾，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也存在竞争冲突。不幸的是，这些竞争冲突的后果往往是由基层工人来承担。阅读原文

V. 镜相工作室｜985硕士进厂做数据标注，自嘲像个「包工头」

Deepseek的发布引发了赞扬创始人理想主义、自豪中国人AI与创新的风潮，却遮蔽了风光背后无数劳动者的贡献。这篇报道聚焦AI 技术进步的背后，数据标注行业劳动者及其劳动状况的变化。一方面，当大模型公司的竞争重心逐渐转向应用端，市场对专家型数据标注工的需求日益增加；另一方面，对如阿娟一样的普通数据标注工的需求则在减少。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当AI变得越来越“聪明”，ta们同样面临着失去工作的风险。阅读原文

VI.工事有料｜在烟与光中熔掉的寿命：劳保用品、职业病与焊工

焊接产品无处不在，但焊工面临的工伤与职业病风险却甚少进入公众视野。主流媒体常将问题归因于焊工防护意识不足，忽略了焊工职业病实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症候。由于焊接需求零散，许多焊工流向小型工厂、成为外包或零工，这意味着合格电焊面罩和防护口罩的配备更难落实：厂方或给工人配备劣质、一次性的面罩（如N95口罩）；或推卸责任，让工人自行购买。这使得焊工长期暴露在高温、高辐射、金属烟尘与有毒气体的环境中，罹患电光性眼炎、金属烟热、尘肺病等职业病，不管是即时性工伤，还是慢性职业病，都对工人的身体机能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阅读原文

VII. 中国劳工通讯｜2024年中国劳工通讯工人行动地图分析

本文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总结了2024年中国工人行动的状况和趋势。虽然目前主流媒体聚焦新业态就业人员，但就集体行动来看，建筑业仍是抗争活动最多的领域（733起，占48.6%），数量居次的制造业案例（452起，占30%）较2023年（434起）有所增加。其后依次为服务业（148起，占9.81%）、交通运输与物流业（64起，占4.24%）、重工业（21起，占1.39%）、教育行业（15起，占0.99%）和采矿业（12起，占0.80%）。报告主要从工会的视角，分析和探讨工人不得不走上街头、被迫上访乃至形成冲突的原因。阅读原文

VIII. 劳动趋势｜中华全国总工会：挂羊头卖狗肉与政府的工会外交

作者Frank Hoffer准确地描述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以“工会”之名行镇压工人自主活动之实、以及国际层面上工会对话的两难境况，并批评国际工联的方针为接纳包括全总在内的由非民主政府支持的工会，这并未实际帮助这些国家的工人。遗憾的是，作者最终又落于“霸权东方vs资本主义西方”的二元对立的叙事窠臼，把焦点放在批评权力膨胀的工会机构，而没有进一步分析这种情况给工人和工人运动造成的具体影响，并未探讨工会组织在除了议会民主自由资本主义体制以外的其他可能性，更未涉及工人运动与工会在更广泛的社会变革中有可能充当的角色。翻译；原文

04 调查与报告

1. 智联招聘：《2024中国新型灵活就业报告》
2. 地铁的真相：《2024年地铁从业者国庆收入》
3. 智联招聘：《2024年职场人满意度指数调研报告》
4. 前程无忧：《2025离职与调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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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小报周期（2025/1/17 – 2024/2/18）
撰稿：可丽饼、鸡腿堡、汤圆、西兰花

前段时间，因为厌倦婚姻生活而选择离家出走，自驾游历全国的苏敏女士爆红网络，网友纷纷称她为“当代娜拉”。而以其故事为原型的电影《出走的决心》，则进一步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将女性离家出走与娜拉精神挂钩。可见，“娜拉”，在人们心中早已成为女性解放的精神领袖，一种不言自明的固定喻体。

可被我们频繁提及的“娜拉”是谁？她从哪里来？她往何处去？她的出走，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连串问题，甚少得到深度的讨论。

自20世纪初易卜生与《玩偶之家》漂洋过海被引至中国后，“娜拉”这一极具反叛精神的新女性形象迅速引起社会震荡，其“离家出走”的行动甚至成为了一种现实与文学中的范式。自然，学术界关于娜拉的研究也不胜枚举。但似乎鲜有人注意到，娜拉传入中国并非是一次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经历了一个被反复阐释与重构的漫游过程。且尽管娜拉在易卜生的剧本中代表着自由与女性解放，但当其被置于中国复杂的社会语境之下，自由的象征却成为了一个被男本位思想紧紧包裹住的、随时等待被召唤以配合男性叙事的形象。

此外，当社会高悬娜拉精神时，女性处境并未如想象中的随之改善，在社会性别秩序不变的情况下，宣传自由的娜拉精神也许会为女性套上双重枷锁……对此，台湾学者许慧琦试图在其书《“娜拉”在中国：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变，1900-1930》中，将这些被掩埋的问题一一挖掘出来，以时间为线索，通过对社会历史环境的考察，追溯“娜拉”这一形象在中国的生成与传播，并试图分析形象背后错综复杂的权力运作。

01 去性化、被启蒙的中国娜拉

1918年6月，《新青年》出版 “易卜生专号”，剧本《玩偶之家》正式被翻译、引至中国，“娜拉”这一形象迅速在中国形成 “娜拉热”。在文学创作中，不少五四作家纷纷以“娜拉”为原型，创作出一系列敢于反叛封建礼教、从旧式封建家庭之中出走的新女性形象。如胡适笔下的田亚梅、郭沫若笔下的“三个叛逆女性”、丁玲笔下的莎菲……而在现实生活中，亦有不少新青年效仿娜拉，做出反抗旧式婚姻等举动。

在《浮出历史地表中》，学者孟悦、戴锦华也曾说过，娜拉对中国五四新女性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不论是在文学还是在现实中，新的女性恐怕都是在娜拉式的精神、娜拉式的思索的示范下，迈出她们区别于旧女性的第一步，离开父亲及丈夫的家的。由此，娜拉形象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女性之影响可见一斑。

但人们也许没注意到的是，“娜拉是女人”这一在今天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实，放置于二十世纪初的语境中，却是需要打出一个问号的。作者在书中指出，当五四学者大张旗鼓地宣扬这样一个女性解放代表时，他们却并未站在性别立场将娜拉当作一个“新女性”去塑造，而是挪用了娜拉原有的内涵，通过“去性化”的表述，将其当作男本位的“新人”理型去宣扬。

对此，作者在书中通过细致的史料分析，重返历史现场，考察了娜拉被译介入华的时代背景、娜拉在欧洲的传播以及娜拉在中国的接受过程，梳理探究了这些一直被忽略的问题，揭示出了背后隐藏的逻辑。

在启蒙救亡的时代主旋律背景下，五四知识分子高举个人主义旗帜，急于推翻旧封建宗法制度，完成社会变革。此时，强调“我是一个人”并作出“出走”这一象征性举动的娜拉，恰好契合了急于摆脱封建家庭束缚的知识分子的需求。因此，“娜拉”这一形象便被五四知识分子们锁定，将其奉为“反封建典范”加以大肆宣扬，鼓励青年男女们出走。

在这一过程中，娜拉这一形象就已悄然变了味道：作为觉醒了的反叛女性，其原本的对立面本该是父权制。而五四的知识分子为完成自己的表述，则将娜拉的对立面置换成了封建制，为其反叛行为赋予了启蒙救亡、推动社会进步的意义，而非性别平等的诉求。自然，在娜拉背后所映射出的一系列性别问题，如家庭分工、社会性别秩序、女性的经济权、女性的母职与妻职等也被有意地忽略了，娜拉的女性特质与个体性变得模糊，一种集体性与人性中的叛逆性则得到了强调。

可见此番表述的核心不是“男与女”，而是“父与子”。五四的逆子们唤醒女性们成为逆女、与他们共同完成“弑父”，其目的表面是解放女性，实则是为了使自身顺利接替“父”的位置，完成由他们主导的革命大叙事。

再者，五四时代的这场以宣扬娜拉为主线的“妇女解放运动”实则依旧是男性主导的，女性并没有掌握运动的话语权。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创作中，男性会永远以“启蒙者”的面目出现，而女性却被框定在了“被启蒙者”的角色之中，顺从地按照男性的需要被捏造成为各种形象，成为社会革命的试验品。

在这一以女性为名的运动中，女性再度沦为她者。

02 娜拉必须出走吗？

如前所述，为了完成由男性主导的社会革命叙事，知识分子们挪用了娜拉原有内涵，抹杀了其原有的女性特质。而关于“具体如何挪用”“娜拉主义对现实中的女性实践产生了什么影响”等问题，作者接着进行了详细的探究，拨开重重历史论述迷雾，再现娜拉之于中国女性的真实影响。

如果对比《玩偶之家》剧本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关于娜拉的叙述，会发现二者有着明显的不同。首先，在易卜生的原剧本中，娜拉因不想再做丈夫豢养的金丝雀，选择抛弃母职、离开夫家。而在中国，由于现代中国特定的反封建使命，娜拉则被转述成为追求自由恋爱而违抗父命、离开父家的形象。也就是说，中国娜拉们为了自由费劲力气，到头来竟只是走到了易卜生的娜拉所处的起始位置——在夫家。

其次，作者通过对各方材料的分析，发现易卜生在剧中最后赋予娜拉的，其实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尾。“出走”作为一个象征，只是娜拉探索自我的一个起点，而非终点。易卜生写作娜拉“出走”的情节，意在引发观众对于女性地位、婚姻制度以及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反思，并不是鼓励女性都出走。至于娜拉出走后究竟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易卜生也并未挑明。

而在中国的转述中，“出走”这一动作却被几乎窄化为女性求解放的唯一出路，成为了一套刻板的新女性实践模版。这依旧与前文所提及的革命大叙事有关。“出走”象征着突破以往的格局、摆脱束缚，这无疑暗合了走出传统、走进现代的时代主旋律，对饱受旧封建家庭束缚的新生代青年有着致命吸引力。因而，娜拉在中国几乎与“出走”划上了等号。很明显，这种强调同一性的简化抹杀了女性群体内部的多样化与差异性，也忽视了女性解放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复杂过程，为这场出走运动涂上了厚厚的理想色彩。

由这种观念所主导的出走解放运动当然无法成功。由于社会性别秩序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改变，受到鼓动的女性们大多通过“抗婚”而离开父家。但当她们冷静下来后才发现，社会除了“女儿”“妻子”“母亲”的角色外，并没有为她们提供新的身份，她们只能走入婚姻。但尽管她们走入的是所谓自由结合的新式婚姻，社会旧有的性别观与家庭秩序却并未发生改变，加上女性没有经济权，所以女性被压迫的现状没有改变，依旧无法拥有主体性，走上的竟仍是那条旧路。

诚然，因为倡导婚恋自由，离婚的自由也逐渐被大众接受认可，也许当中国娜拉在婚姻中幡然醒悟，依旧可以沿着原娜拉的路走？但其实在现实中，一般情况是已婚男子为追求自由恋爱而与父母为他挑选的妻子离婚，那么利益受到最大损害的则是这些被抛弃的旧式女子。而女子主动提出离婚的情况较为少见。一则是社会传统的贞操观并没发生改变，社会对离婚女子的偏见很深。其时吸引社会关注的“抗婚娜拉”主要是未婚女子，而真正走入了“夫家”境地的已婚女子，若想离婚出走，仍然难逃淫妇之名或道德遣责。二则就如前文所说，社会根本没有为女性提供实现自我价值的公共平台，虽然因为时代变革，部分女性走入了职场，但却因其在公共空间“抛头露面”，被男性冠以了“花瓶”“摩登女子”的戏谑之称，其所从事的工作也难以与“性”“外貌”脱钩。

所以，当社会的性别结构和权力关系未曾发生改变时，盲目地出走，只会让女性堕入虚空之中，不仅要面临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还不得不面对自我认知的迷茫和身份的缺失。

无法逃离的两难境地

正如我们一直所强调的，“娜拉”这一形象在中国始终难逃被权力操控的命运。当社会盛行个人主义之时，娜拉被热情地召唤了出来并被赋予了“新人”的象征含义。而随着知识分子们在现实中碰壁，逐渐意识到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局限性时，他们又对娜拉的形象产生了深深的犹疑，发出“娜拉走后怎样”的疑问。

到了三十年代，因社会动荡不安与世界经济的混乱，国民政府开始实施对女性人身自由的严格限制。于是社会上又开始出现“告别娜拉”的论调，鼓动女子回到家中，谨守传统性别分工原则，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为社会安定做出贡献。

当然，当这种倒退思潮出现时，社会上也存在着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复古气息越浓厚，反传统者就越祭出娜拉作为反抗的思想武器。在他们的观点中，娜拉所谋求的不止是个人的解放，而是全社会的解放。在硝烟弥漫的社会背景下，新女性们不该回家，仍应效法娜拉出走——只不过不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国家与社会。

此处可见，“娜拉”的形象内涵再次被挪用，且不同于五四时代所强调的“反叛性”“启蒙性”，此时在人们心中，娜拉不再是学生、抗婚的小姐、离婚的太太，而是求生存的无产大众，其身上的“阶级性”与“集体性”得到了强化。这种论调其实赋予了女性新的身份角色——走入革命，走进战场，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

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娜拉”再一次被“去性化”，甚至是“男性化”。受到鼓动的“新女性”们要放弃自身的女性特质，投入到历来属于男性的那片天地之中，向男性看齐，以男性的标准来衡量自身。如同《浮出历史地表》中所说：“她们并没有作为一个社会性别群体而出现在政治舞台。”走向社会公共平台的代价是忘却自身，这也许就是新女性的宿命。

戴锦华在评价当代耽美写作时说这样一段话：“女性仍然没有创造自己‘社会性’的模版，一旦进入社会性表述的时候，女性要么就是花木兰式处境，要不然就必须在她的社会表达当中退回到女性的模版或者女性的规范之下。”这段话无论是用来概述二十世纪的中国娜拉的命运、还是当下女性的处境，都不无道理。当今女性面临的进退维谷之境，正是要么是回到家中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要么便进入到公共领域当中，以男性标准审视自身。

结语

娜拉在中国显然发挥出了充沛的能量，对一代又一代的女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国，娜拉由自救、到抗婚、再到追求职业成就的形象变化，不仅是宏观历史中理想女性的范式变迁，更是微观历史中个体女性的成长轨迹。

但倘若我们重返历史现场，则会发现，在娜拉被本土化的过程中，多种权力纵横交错，不同的意识形态始终在其背后进行着隐形书写，其形象不断被男性本位的思想曲解、宰制、重构，以服务于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定政治议程。《娜拉在中国》一书正是多方位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动态过程。

在当下，审视这段历史仍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在社会秩序尚未完全改变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来时经历了什么，才能知道如何不再重蹈覆辙。

出走百年，对于女性而言，时至今日最迫切需要解答的，或许并不是“娜拉”出走后要往何处去。而是我们如何从“娜拉”的话语中出走——从那个父权制建构的男性中心主义的观念世界出走——走到新天地。

给骑手缴纳社保如同一枚炸弹，瞬间引爆开年的社会舆论。京东宣布自3月1日起给旗下全职外卖骑手缴纳社保，美团、饿了么相继跟进。

振奋人心的消息却让平台旗下的众包骑手们倍感尴尬。事实上，作为搅局者出现的京东，旗下达达集团也拥有130万众包骑手。他们中许多人穿着印有京东字样的衣服接受京东业务调用，但同时，达达又独立于京东自营体系外，员工不与平台签订劳动合同。

有专家测算，仅仅是给达达骑手群体缴纳社保就要花掉京东2024年几乎全部利润。许多已全职工作四五年的骑手的社保梦，可能仍需等待。

01 消息

刷短视频时，张涛第一次听说给骑手缴纳社保的消息。

几乎是一划而过。当时张涛并不觉得这个新闻跟自己有关。在北京东部的一家众包站点，骑手张涛是单王，他常常在仓库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刷视频是许多骑手休息间歇的调剂，张涛划走视频重新陷入忙碌。

直到配送站的同事们私下互相打听，缴纳社保的文章也开始在骑手群里传播。消息说，京东官宣从3月1日起为京东的全职外卖骑手缴纳社保，美团、饿了么也相继跟进。

全职是什么？众包算不算？配送站前等待派单的骑手聊了起来。骑手们在站点外聚集等待派单的时间只有十分钟。张涛常常躺在自己的电动车里刷视频，不参与讨论。接单后就翻身下车，下到负一层的仓库取单。他为自己规定，一天要接满50-60单，意味着工作时间除了吃饭无暇他顾。

张涛和骑手同事们所在的站点属于上市的达达集团，日常工作则主要是京东相关业务的外包配送。达达集团的活跃骑手规模约有130万人，分布在全国2600多个县区市里。长久以来，达达一直处于京东的控制下，宣传资料也称“集团全面融入京东生态”。在京东生态，配送员的工装常有两种颜色，红色是京东自营，蓝色则是达达众包。

隶属于达达站点的张涛则穿着绿色工装，摩托车背后的配送箱是京东自营的红色，上面写着“京东超市”的字样。眼下他和站点大部分的同事，都是为京东自营的七鲜超市送货。这种混搭配色与字样，让站点许多骑手感到模棱两可：一方面没有签署劳动合同，而是通过达达骑手APP注册后进到体系内；另一方面，许多人进站点后一直在为京东业务送货，并没有给其他平台送过货。

图 | 送件中的张涛，还戴着红色的京东帽子

看到骑手们半信半疑地讨论着，张涛也有所触动。像张涛这样在达达站点工作了四年的骑手。也会被同事们视作全职骑手，当然只是自称那种“全职”。

张涛所在站点决定就缴纳社保的消息召集骑手们开会。2月下旬的一天，站长刘伟让骑手在仓库货架之间排排站好，亲口确认了消息的真实性。刘伟并没有接收到上级指示，也没有站点具体缴纳社保的消息，只是考虑到骑手们议论纷纷，各种小道消息频传，他觉得有必要告诉大家确定的消息，安顿人心。

消息离骑手张涛越来越近。开会当天，张涛正在跑单路上，事后听同事转述了站长的讲话。

社保这个词一直很少在张涛的生活里出现。2017年，27岁的他只身一人从农村到北京打工，前几份工作在家具行业，收入和他过去做木材生意相当，一个月两三千。工作有的有社保，有的没有，他不在意。当时留守老家的一儿一女相继进入小学，家庭开支剧增。张涛深知挣钱养家的重要性，有社保但挣不到钱也没用。

等到2021年，张涛开始跟着站长刘伟做外卖。初做骑手，一个月赚四五千，收入翻倍。张涛是站点2023年的单王，月薪最高能到一万七，这都是他早六点半出门晚十一点半回家，一天16个小时，一单一单跑出来的。接着他因透支身体心脏不好，回家休息了半年，再上北京跑外卖，人胖了，烟也不能抽了。

为了省钱，张涛和另外两人合租在一个10平米位于城郊的房间里，睡上下铺，一个月付600多块。但在北京，张涛个人月度开支还是得3000多，加上3000元的房贷、儿子上私立高中的年学费4万元、女儿公立初中的费用8000，平均算下来，过万的收入基本月光。

只是随着孩子们长大，自己身体变差，张涛逐渐感知到社保的重要性。到2月底，京东补充宣布，将会为签约的外卖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的所有成本，包含个人所需缴纳部分。这一消息彻底搅动了骑手们的心思。

张涛偶尔也会畅想一个好的未来：拥有五险一金，自己的薪资也不会下降。即使未来每月多扣几百社保费，他是想出的。有了社保，他愿意再多拿出从三十多岁到六十多岁的小半生，全压在外卖骑手这一行上。有了社保，他也可能在北京定下来，把老婆孩子接过来。

02 身份

站长刘伟自始至终都对骑手缴纳社保的信息抱有一种谨慎怀疑。他管理着有50多个骑手的达达配送站，一直负责着京东七鲜的送货业务，但即使他本人也从来没有获得达达或京东的社保。目前，他将社保挂靠在了其他公司，每月要自己从工资里拿出3000元。因此，他清楚骑手们对社保的疑虑与期望。

早年他刚来北京找不到工作，也是从外卖员做起，直到2021年面试成为一名站长。这些年，他看着骑手的单价从十几块一单，经过平台轮轮砍削变为如今的五六块一单。最近一次公司又要砍骑手们的单价，砍去3毛，骑手一个月就要损失600块，他向公司争取少砍了1毛。

他替追随自己的骑手们打抱不平：“他们就是京东员工。但社保啥也没有，单价和同行业持平，都是外包。”

置身在京东、达达以及骑手间，作为站长的刘伟深知骑手们身份的悲哀：这些人甚至没签劳动合同，没有基本工资，从来都觉得自己只是个体户。而社保是属于那些在公司里坐着的人。多数达达的骑手只是注册了APP，交300元押金就可以跑外卖，升级到500元或1000元档，就能解锁送快递的权限。在618等大促节点，骑手们往往被派往京东快递站点，和自营快递员一起承担高强度的配送任务。

说到底，京东控制着达达，却也在劳动关系上与130万骑手完成了切割。近几年，京东多次宣称要将内部的快递员、保洁都纳入劳动合同缴纳社保，不允许一个员工做外包，但都没有涉及达达。

加入站点一开始，张涛以为自己是京东骑手。2021年，他收到免费的红色制服，和京东快递员一样，还有红色头盔、外卖箱。开始引起他怀疑的是，有时有身穿蓝色达达制服的人在他们站点进出。站点接了七鲜超市的业务后，张涛保留了京东超市的红色头盔，电动车后的红色“京东超市 自营买菜”尾箱，但需要购买新的绿色冲锋服，价格为110元。衣服上面印有京东字样，肩袖上有一只白色小狗。

有一次，张涛为七鲜超市送货，客人打开门看见他这一身新颜色，愣了一下，质问他怎么不是京东？他不得不解释，我们同样是京东超市。对方于是罢休。这在他心里留下印象，京东红色制服背后代表的品质才是顾客真正想要的，是更好的一种颜色。

王强，另一位北京的京东快递站长，同时管理着自营和达达两种身份的快递员。“达达你可以理解为日结工，临时的干两天就撤了。”但是双方干的活是一样的，“接单权限一样，其他都一样”，但只有达达不享受五险一金。

缴纳社保的消息让骑手群体内部开始注意到自营和外包的身份问题。刘伟的站点也有两名真正的京东正式员工，都在20多岁，是经过京东面试入职的仓库经理。

仓库经理是全站唯二享有社保的人。刘伟记不清他们享有的是七险还是八险，扣除社保后，还能到手八九千。他们干的活并没有什么特别，甚至在刘伟眼里，这两个毛小子“没有管理经验，只会吼人。”一名30多岁的骑手，被其中一个仓库经理骂得眼泪汪汪，听到“不想干你就走人”之后真的离开了。在京东生态内，达达的骑手们一直是最边缘的一群人。

站长和有社保的仓库管理的职级上下，不如有无社保区分得彻底，骑手说走就走，站长或走或留，仓库经理铁打不动。有他们在，刘伟觉得自己都不敢在仓库里大声讲话。去年，一次剧烈的争吵后，刘伟以自己出走相威胁，“你看我带走这帮兄弟，你还招不招得到人。”

03 边缘

2025年1月27日，达达集团公告，京东拟收购其剩余股份，将持有达达100%股份，进一步布局本地即时零售服务。

2月28日，京东与首批京东外卖全职骑手代表举办签约仪式。3月1日起，全职骑手们便将与京东签署正式劳动合同，未来五险一金的所有成本包含个人所需缴纳部分都由京东承担。签约仪式中作为代表的刘师傅和妻子戴师傅，正是在北京昌平跑了8年达达的骑手。

但从公开信息看，出现在签约仪式现场的骑手只有二十几人。全职签约、承担社保的招募标准是什么？究竟会招多少人？现有的130万达达骑手，有多少能入选？

图 | 京东全职骑手签约仪式的现场

接二连三的消息与讨论，再度引发了广大骑手们的联想：达达成为了京东的子公司，那么骑手们也有可能获得缴纳社保的机会。

事实上，部分达达骑手确实接到了京东的电话，催促他们参与新骑手的招募。

穿着紫衣、骑着带紫色外卖箱电动车的达达骑手杨志祥，日常主要为山姆送货。派单间隙，他和其他骑手抽着烟半躺在车上聊天，烟雾和他们的话都在傍晚无灯的漆黑角落里飘起来。“那个谁不是接到电话了……催他赶快交材料……他有北京户口……”骑手们在聊最近的人心骚动，很多人有意成为京东的全职骑手，以享受免费社保。

杨志祥其实是达达的外包万送的骑手。中介层层盘剥，他一个月跑单赚8500，到手只有6600。山姆送的货物很重，从站点走出的骑手，要用肩膀、脖子挂购物袋，小心翼翼地将其组装进电动车的各个部位。杨志祥领到的一单重达60斤的货品，一单34斤的西瓜，和重一包纸的单子价格一样，都是7块钱。

讨论里，有人说想成为全职骑手也不简单，老不能太老，小也不能太小。有的说，都是做外卖，能有多难。但是一切都要等待3月1日之后，京东出台具体政策。杨志祥没有向接到电话的人打听，因为他已经决意转行，不再做一天十几个小时的累人活了。

站长刘伟知道手下骑手也有人接到了电话。骑手追随自刘伟四五年，很多都像兄弟一样，接到电话后一口回绝对方：“我已经是七鲜的员工了，是京东旗下，京东外卖员有的待遇，我们应该也有。”

站点的几十名达达骑手每天或靠在车上，或坐在台阶前，人行道被两排京东红的电动车挤出只剩一条通路。一旦手机里新单派定，他们就起身走入站口的窄门，乘电梯下到负一层。地下的仓库里，披一件黑色京东背心的拣货员，穴居般留守在配送站内，提着筐举着清单，穿梭在千百平的货架之间。那里被灰蓝色的灯光照亮，湿冷，时刻飘着一股熟烂香蕉的味道。

一侧墙上挂满标语，其中有一句“坦诚真实、说到做到”。

对于单王张涛而言，跳槽去京东或许是不错选择，但他一时还放不下一直跟随的站长刘伟。有专家测算，京东要将达达骑手们全部纳入社保一年成本将近500亿元，这远远超过京东如今的盈利。因此企业能选择的方式，要么是缩小缴纳社保的全职骑手范畴，要么下狠心全部纳入，这意味着企业也立即产生巨额亏损。

如今京东选择从达达全职骑手里招募新骑手赋予社保，让骑手们的社保梦多少有些掉色，一则是开了口子，跳槽到京东就可能拿上社保；二是这个口子有多大，全都由企业说了算。只有一点是确定的，对于这些处在边缘的130万骑手来说，他们身份目前不是京东的。他们仍是外人，这个身份鸿沟更清晰了。

刘伟几乎每天都在站点和身边的骑手们聊起缴纳社保的政策，他讲话越来越谨慎，嘱咐骑手们“具体拿到社保再说”。他清晰记得平台历来的苛刻行为，意外险一个月300，一件绿色冲锋衣要卖110元，而骑手自己购买保护膝盖的皮裤只花了十几块。商品破损扣10块，意味着骑手一单倒贴3块，还有超时、抢点送达等扣罚名目，数不胜数。

但眼下，刘伟却也顾不上那么多，他发现京东用社保招募新骑手的措施正在让自己的站点变得边缘。北京目前有一千多名全职在七鲜配送仓库的骑手，刘伟担心，这些骑手干着京东的活，自视为京东员工，如果不享受同等待遇，一定会不愿意。

京东直营待遇更好，七鲜的骑手肯定要跳槽去京东，那谁来跑七鲜的单？可七鲜本身就是京东的啊。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信息有模糊

• END-

前几日写过去采访故事的文章后面，有人留言说见过的记者都是搞敲诈勒索的，所谓的舆论监督都是敲诈不成才发表的。

这样的人，真的很可怜：一辈子没见到真记者，身边全部都是搞敲诈勒索的。

我并不怀疑他所说的“见到的记者都是敲诈勒索的”这话夸大其词，行走江湖二十多年，知道专事敲诈勒索的所谓记者真的不少。二十年前，你如果有一个记者证，在山西专门保护那些超载的运煤车，一年轻轻松松可以赚上百万。2007年，我去吕梁采访时就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偶尔，我会看到有些地方发布宣传稿，说当地开展集中整治假记者敲诈勒索的专项行动，战果斐然，打击各类假记者上百人、团伙几十个。看了这些宣传稿，稍有脑子的人都会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搞敲诈勒索的记者在你们那里遍地都是、到处横行而别处没有这么多呢？

2009年，去山东某县采访。县公安局长有一天告诉我，又来了一个记者，当着他和县委书记的面说，“30万，少一分让你县委书记和公安局长都下课。”

我问局长：敢敲诈勒索你公安局长，抓啊！

局长说，也做了抓人的准备，但按对方指定的账号把钱汇过去后，发现人家收款账号是其所在的媒体公账，不敢抓了。

你们为什么要按这些人的要求汇款？这个问题，局长没有回答。

一个地方，经常来敲诈勒索的记者，多半是从官场到民间都很脏，所以不管是官员还是商人，都怕被曝光，来一个所谓的记者就给钱，久而久之，臭名在外，那些专门搞敲诈勒索的人自然就渐渐聚集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人，也就容易总是遇到搞敲诈勒索的记者。

试想，如果一个地方风清气正，即便地方在发展中出现一些问题，被媒体曝光后能正视问题并改正问题，根本不会用花钱消灾或者其他下三滥的方式解决问题掩盖矛盾。如果有敲诈勒索的记者来了，抓他一个两个当作典型对全社会公布，其他类似的坏东西自然也就不敢再去了。

地方的大环境坏了，其中的人自然很容易跟着一起堕落。

一个人一辈子见过很多记者，但都是敲诈勒索的，那我就很好奇了，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近十年，新闻信息行业每年都有100多万人从业，因为很多人一直在这个行业，数据会有重复，那保守估算近三十年中国的媒体从业者总数应该也还是有几百万，就算有一半人在搞敲诈勒索的，那不搞敲诈勒索的人也仍可以百万计。如果一个人说自己总是遇到记者，但全部都是敲诈勒索之流，几百万不搞敲诈勒索的记者居然一个都没遇到，那我只能怀疑是这个人有什么问题，以至于太招敲诈勒索的记者了。

2007—2017年，我先后服务过两家报社，这两家报社对记者要求都很严，差旅费都一律由报社承担，不允许让采访对象接待。这两家报社，高峰时记者加起来可能有三四百人，至少会有50%的记者严格遵守这些规定，仅仅这两家报社起码也有100人是不搞敲诈勒索的。

以我个人为例，别说敲诈勒索了，就是写文章帮人且很有效地帮到了人，也从不找人要钱。当然，不是我有多高尚，也不是我多有钱，纯粹是胆子小，怕稍有不慎就被抓进去踩缝纫机。

另外，脑子稍微能正常运转一下的人都会明白，就算一个人这一辈子只遇到过三五个记者，全部都是搞敲诈勒索的，这人可以说自己没有见过或者遇到过真记者，但这并不等于这个世界上没有真记者。仅仅因为他没遇到过不搞敲诈勒索的真记者，就认为所有的记者都是搞敲诈勒索的，只能说明这人脑子有问题。

所以，有人跑到我写新闻采访技巧和讨论新闻伦理、职业道德的文章后面说自己见到的都是敲诈勒索的记者，直接或者隐晦地表达这世上没有干净的记者的意思，不用多想，这人自己多半不是什么干净的好东西，他的身边多半都是坏东西或者伪君子，所以才不断有敲诈勒索的记者去当地去找他。这样的人，看看他的IP和名字，记住并远离他，也尽量远离他所在的地区。

这样的人，可怜，多半也可恨。

2025年2月28日

泰国政府星期四（2月27日）将40名从新疆逃离的维吾尔人遣返中国。据《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报道，这40人于2014年从中国逃离，试图经由泰国前往土耳其申请庇护，途中被泰国当局扣押并监禁至今。一个月前，几十名维吾尔人在泰国狱中绝食，要求泰国当局停止遣返行动。包括联合国难民署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多次呼吁泰国不要将他们遣返到中国。

一同被泰国扣押的维吾尔人共有300多名，泰国政府几年前将其中一部分人送往土耳其，还有一部分人送往中国；另有几人在几年前越狱逃出泰国，并在国际组织的帮助下抵达土耳其。目前据信还有10人留在泰国监狱中。据美联社报道，泰国用于关押这些人的监狱条件恶劣，至今已有五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儿童。

与所有涉及新疆和维吾尔人的信息一样，此次泰国遣返行动的消息在中国媒体上也受到审查。中国官媒在报道称这40人为“中国籍偷渡人员”，未提及他们的民族或籍贯，并强调中国和泰国“依法合作打击偷渡等跨境违法犯罪”。在新浪微博上，许多网民以为这些被遣返的人是“电信诈骗”从业者；也有人隐晦暗示他们与新疆有关。

新浪微博截图

polyhedron：西域？不是電詐？
红-袍-萤-火-虫：不是。是囗族。
才哥要打好数理基础：是豆奶，偷渡去泰国再去土耳其，结果被泰国逮了，西方要求泰国不要引渡给中国，但是泰国还是引渡了

美国维吾尔人协会前主席伊利夏提·柯克博尔在X平台上援引维吾尔诗人穆罕默德∙热希丁的诗句，对遣返行动表达愤怒与失望：

今天，又是维吾尔人愤怒、无助、无奈的日子。

无耻泰国政府，在正义世界混沌、沉默鼓舞下，在中国政府淫威下，将多年前逃离中国种族灭绝40名维吾尔人，关押11年多之后，于昨日遣返中国。

他们将面临无法用语言描述的苦难，酷刑、重刑，甚至于死刑。

我苦难民族！无助的我，只能借这首诗表达此刻心情 https://t.co/GiCqoOYSQP

— Ilshat H. Kokbore 伊利夏提 (@HKokbore) February 27, 2025

维吾尔人权律师热依汗·艾塞提（Rayhan Asat）写道：“没有哪个政府像中国这样对流亡者纠缠不休。中国新闻已经证实了（遣返），我感到无言以对。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帮助和怂恿中国的暴行。许多国家多年来一直保持沉默，而其他国家则从中国对维吾尔人的奴役剥削中获利。最终，只有受害者在受苦受难。”

近年来多家媒体报道过维吾尔人逃往土耳其申请庇护的艰辛历程。去年11月，现居瑞典的维吾尔记者Nyrola Elimä和柏林的自由撰稿人Ben Mauk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历时两年完成的深度报道，讲述维吾尔人哈桑·伊玛目（Hasan Imam）的逃亡之路。Matters网友“Never Forget”将其翻译成中文。文章写道：

在伊玛目计划离开之时，每个月有成千上万的维吾尔人逃离中国，而这场迁徙的小高潮很快就会被新疆的大规模拘留行动阻断，据估计有超过一百万的突厥裔和穆斯林人口被非法拘禁。边境逐渐封闭，几乎没有办法再逃出去。但在拘禁营出现前的几年里，一些家庭已经感受到了危险在与日俱增。

这些人的行动有一个名词：希吉拉（hijrah），有时被翻译为“出走”或“大逃亡”。逃离中国的维吾尔人大多数想去土耳其，土耳其穆斯林人口占多数，有庞大的维吾尔侨民社区。到2012年之前，维吾尔人离开新疆通常要穿越中亚的山脉，但中国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达成安全协议后，这些国家开始逮捕和遣返维吾尔人。在2013年前后，一条新的路线建立起来，维吾尔人冒险走东南亚，通过陆路越境到马来西亚，在那里有蛇头网络帮助他们申请或者伪造旅行证件，再前往土耳其。

中国当局将所有这类移民都归为“希吉拉恐怖主义”，要求其他国家逮捕并遣返寻求庇护的维吾尔人。而中国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难以拒绝。自从大迁徙开始以来，中国以投资、援助和军事协议等方式显著增强了在东南亚的影响力，随之而来的是，中国能够在任何地方对维吾尔人进行追踪。对维吾尔人而言，许多人离开家十多年后仍然没有找到一个安全的容身之处。有数百人被强行送回中国，另有数百人被监禁或长期拘留。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已经抛弃了他们。

纽约时报报道截图 文章作者：Nyrola Elimä, Ben Mauk

2014年，伊玛目和其他几百名维吾尔人偷渡进入泰国后被当局羁押。泰国没有加入联合国1951年的难民公约，也未签署1967年的议定书，不承认难民或庇护地位，而是将所有寻求庇护的人都视为非法移民。泰国当局拥有几乎无限的权力拘留非法入境的外国人。

被关押三年后，伊玛目与20多名同伴冒险越狱逃到马来西亚，又在当地被投入看守所，最终在人权组织和律师的斡旋下获释并前往土耳其定居。

《纽约时报杂志》的文章写道，中国近年来不断向泰国施压，要求其遣返这些维吾尔人。除东南亚国家外，北京还向欧洲、中东、北非等地施加压力，并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等跨国机构压迫维吾尔难民和流亡者。文章写道，即便离开中国，“维吾尔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真正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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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李小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致力于的性别研究，被称为中国当代女性研究的开拓者。2月12日，74岁的李小江因病逝世。独立媒体“低音”梳理了李小江的生平和学术贡献。

文章写道，李小江生于1951年，成长于毛泽东口中“男女平等”的时代，读书和下乡插队期间并未感受到性别方面的压力，也“没人特别照顾你”。直到70年代步入婚姻，面对母职带来的压力，李小江认为自己掉入了“一个历史的、关于女人的陷阱”。但当时中国没有妇女研究的理论和机构，于是李小江逐渐成为这一领域的开拓者。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女性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新困境逐渐显现，而“男女平等”的政治主张掩盖了这些问题。例如，1980年，“感情破裂”作为法定离婚理由被写入新的《婚姻法》，这个法条看似增强了女性在婚姻中自主性，但却没有为离婚后陷入经济困难的女性提供解决方案，更加暴露出婚姻与经济地位之间复杂的关联。此外，女童失学、女工下岗等问题，也并没有因为法律上的“性别平等”而自动解决。

李小江在2016年题为《妇女解放？女性乌托邦——女性主义的历史命运及其学术作为》的演讲中还举了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平等，在新中国是立国的原则，可是一直长期难以落实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间。我们今天不愿意讲，但一定要讲的是什么？是城市里的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于所有的农民。我想说所有的，不管你在城市里没有工作，户籍上都给你有保障，你在这个方面，在城乡二元结构上，中国城市妇女在地位上高于（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男女平等的诉求不可能像西方女权那样的单纯。也就是说，缺乏了社会公平的基本内涵，任何貌似平等的立法，在实施中间都会打折扣。这也是女权主义在中国社会缺乏成长空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对“妇女”的讨论，是否足够关注到她们具体的生活处境，而不仅仅是围绕政治理念展开？对“男女平等”的诉求要怎样才可以更接近人们的生活？作为一个在地的学者，李小江希望通过“地缘”的方法论，来讨论这些现实的问题。

她索性走了出去，在工厂，个体摊贩，婚介所等各种地方做一线社会调查。她其实很早就退休，开始过一种隐居的生活，但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她在还在大量整理女性口述资料。2003年三联出版的《让女人自己说话――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四册从书，就是李小江将妇女史和口述史联结在一起的成果。为了做这个在当时算得上是最大规模的女性口述史研究，李小江走访大江南北，采访了包括抗战时期的女性军人、普通农妇、慰安妇等上千名女性。

[…] 在一些访谈和与其他学者的通信中，她屡次提到对于权力，“主义”和“政治正确”的警惕。 在接受谷雨访谈时，李小江分享了一件事。在主编“妇女研究丛书”时，出版社曾希望邀请一位妇联的官员来做顾问，她谢绝了这个提议。在后来出版的另一套丛书里，她为自己的行为做了解释。她写道：“为了保证让女人自己说话、避免不必要的打扰和干扰，项目执行期间，没有任何官方机构介入，也不曾得到官方资助。”

她对做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的坚持，和对政治、名声的警惕，来自于自己和家人在“文革”中的经历。她说，“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决定了你的人生命运中什么是红、什么是黑，我们昨天还是接班人，今天就是黑五类，又是为什么？”在她日后的妇女研究里，她非常强调不为某个群体，或者女性整体“代言”，并且与“女性主义”讨论中的“政治正确”保持距离。

[…] 除了“妇女研究丛书”，李小江还参与组织翻译了一批女权主义经典著作，包括《第二性》和《女性的奥秘》。李小江是最早向国内介绍女权主义理论的学者之一，也是在那个年代，少数强调做妇女研究同样要注重理论发展的学者。这两本书在当时的中国不太受欢迎，这让李小江开始思考西方的女权理论和中国妇女现实之间的割裂。她觉得，和女权主义保持必要的距离，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够和中国妇女真实处境靠的更近一些。

请访问“低音”官网阅读全文。

吃了个大瓜。

财新一篇已删的报道《谷爱凌训练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引关注，金额超过4700万元》，仍在社交媒体上热传。

报道内容来源可靠，北京市体育局日前公布2025年财政预算，列支4814.819636万元支持冬奥会冠军谷爱凌、花样滑冰名将朱易代表北京出赛并力争在冬奥取得佳绩。此事引发关注后，删去了谷、朱的名字，相关表述改为“用于我市优秀运动员训练保障”。

财新网报道还提到，在北京市体育局2023年、2024年度财政预算中，曾分别纳入谷爱凌、朱易的训练保障经费，各涉及项目资金4737.9万元和145万元。

这就意味着，如果2025年预算得以执行，仅仅为这两名优秀运动员，北京市就将花掉将近1亿元的财政资金。

相较于北京市体育局2025年19亿元总预算，这个数目只接近二十分之一，但也足以让人就像当下重庆人流行的吃轻轨一样，张大了嘴巴。伙颐！有些人真是大手笔啊。

大几千万、近亿元资金，眼睛都不眨一下，就那么“撒币”出去了。而且，从2023年到今年，居然连续搞了3年，今年更是相当于前两年支出的总和，这是为了表明财政收入越来越好了吗？可即便每年增加个百十亿的财政收入，似乎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按照未删改前的表述，之所以花这笔银子，系因“谷爱凌、朱易将继续代表北京参加各项赛事，提升我市冰雪运动竞技实力和水平，力争在入围2026年米兰冬奥会并取得优异成绩”。

走的依然是花钱买锦标的老路。是否提升了北京市冰雪运动竞技实力和水平不知道，但“入围2026年米兰冬奥会并取得优异成绩”怕才是终极目的。为了这个终极目的，自然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很多人表示不解，全民健身的时代已经到来，作为负责全市体育的政府部门，不该实实在在地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以“增强人民体质”，怎么还在搞“金牌至上”“金钱金牌”战略？

与其花钱买运动员，不如把有限的财政资金花在完善体育健身设施、提升校园体育水平、增加群众体育活动等等，这样也能覆盖更多人群，从而在增强人民体质的同时，也能刺激人们增加更多体育消费。

即便是讨论竞技体育，由财政花这样一大笔银子，也更像一笔糊涂账。

网球运动员郑钦文每年付费1200多万用于训练、参赛，其收益相当可观也归属清晰；而谷爱凌一边拿着天价的财政训练费，一边拿着天价的收入，据说仅代言费就有2亿元，这笔账该怎么算？

如果地方财政只是为了一个竞赛成绩，完全不考虑财政投入的质效，也不考虑老百姓的感受，如此“只顾耕耘，不问收获”，未免过分。

尤其是，当此事引发关注，居然删改财政预算解释，这也太让人失望了。如果认为这钱花得必要，物有所值，不妨公开说明；如果心虚，不妨修改调整，难道说，把谷、朱二人名字删掉，换上个“优秀运动员”的马甲，就能遮掩天下滔滔议论吗？

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不是以后类似信息公开，会不会越来越含糊？

一直以来，每次看到女足捉襟见肘的训练经费时，就会莫名难受；每次看到张桂梅在大山中拉扯着女孩子苦读时，就会潸然泪下。很多时候，身处困境的人往往想不到，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地方其实并不缺钱，缺的是花钱的伦理。

这当然让人生出一种无力感，嗒然若失。

每一次类似的风波过后，只会让人更加警惕平均数，但也仅此而已。平均数高固然喜人，但落在众人头上，就像一组组曾经来过又消失了的数据。音容宛在。

CDT编辑注：财新2月25日援引政府公开数据报道，北京市体育局在2025年预算中列出4814.8万元作为滑雪运动员谷爱凌和花样滑冰运动员朱易的训练保障经费，其中谷爱凌的经费超过4700万元。财新网报道还提到，北京市体育局在2023年曾为谷爱凌拨款4737.9万元。财新的报道已删除，微博和微信亦有相关讨论被404，点击这里阅读CDT存档。以下评论摘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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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飘零任平生：给两人花了近1亿，为何还怕纳税人知道？

清风不问流年Ta：让牛马知道了，还怎么让牛马给他们拉磨。

@飞呀飞_777：聪明，链接会被和谐，图片寿命长些，不过，你少了一张有名字的图

风雨飘零任平生：回复@飞呀飞_777:有名字审核过不去，只能靠 #谷爱凌# 点名！

全球证券市场：财新：谷爱凌 训练经费 4707万 在奥运投入的资金 折算下来 奥运金牌 一块平均1亿美金

粉龙星人：我不反对给运动员花钱，但是我希望纳税人的钱能花在中国体制内运动员身上。她入籍了吗？进体制了吗？

用户7739243963 ：等着被删帖吧

北冥小咸鱼 ：好奇这个帖子会不会被删

论衡1998：我不反对给运动员花钱，但应该由市场出钱，梅西那么高收入没人反感反对。

思想部队：谷爱凌的财政预算4700万，这些钱怎么花呢？难怪人家愿意代表中国参赛，妈的，这搁谁不想呀。。。

大鼻子虎鲸：

九九渝：金牌……还这么重要么

CDT编者按：本文2020年2月19日原载于公众号“剩余价值SurplusValue”，原文已被删除。剩余价值SurplusValue是一档由三位女性媒体人发起的泛文化类中文播客，入选“2019年苹果最佳播客”。

 

2月7日，罗新在微博上写了八个字，“一生所学，只为此刻。”这是一个怎样的此刻？有谁同在感受此刻，铭记此刻？一位历史学家的一生所学可以如何解释或烛亮此刻？站在这一时刻望向过去和未来，我们能看见什么，又能相信什么？

在一场罕见的春雪之后，剩余价值邀请罗新老师一起录制了这样一期节目。我们把“此刻”细细分割剖解，从瘟疫封城聊到语言污染，从战时状态聊到民族主义，从饭圈用语聊到个体叙事，最终我们发现，所有的一切收束于“人”。

我们说人，是说人是最高贵的，哪怕死亡近在咫尺，作为人的内心的很多东西是不应该去掉的，否则便不再是人。我们说人，说的是作为权利单元、而非利益单元的人，其基本权利是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不能破坏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得到法律保护的。我们说人，是有别于体制的鲜活的人，是可以通过努力来维护语言、不说谎话、干净坦荡、与人共情的人。我们说人，是没有什么值得表彰的功绩却值得尊重的普通人，他们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人，是没有边界的人，无论身在何方、是何民族，跟我们一样的人。我们说人，因为相信人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础，每一代人都有自救的努力和途径，是因为希望不从别处来，而正从人身上来。

在这一个多小时的节目中，我们聊的是瘟疫、是历史、是中国，我们聊的也是社会痼疾、是此时此刻、是我们所有人。

01

疫情过后，我们可能会陷入相当长的心理创伤期

剩余价值：疫情期间隔离在家的这段日子里，你的状态如何？

罗新：我跟大家一样，最初阶段就是天天刷微博、刷微信，天天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这种疯狂的状况也不可能持续很久，大概过了不到一个礼拜，我就决心还是强迫自己每天只在很短的时间内看一看，其他时间还是应该看书。到再过一段时间就干脆恢复原来的工作，开始写东西。

我看的书跟自己这一阶段关注的问题有关，也就是跟疫情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比如我重新读了《瘟疫与人》，同时又读完了去年到处给人推荐自己却没有读完的《不平等社会》——这本书把瘟疫作为了改变不平等社会的人类有可能的4种方式之一。

剩余价值：我们也先后经历了被信息疯狂轰炸，到崩溃、情绪失控，而后是失语，再到现在逐渐趋于平稳的一系列状态，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感到了一种危险，即例外状态的常态化。

罗新：我们现在还处在伤痛的边缘，还没有到最危险最可怕的时刻，但是我们也知道，人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几个月以后很可能很多人都不再记得今天的情绪和思想，很可能会很快跟过去重新衔接起来。

不过我说的这种情况更接近2003年的SARS时期，大概这次和SARS不一样。不一样的原因不仅是因为这一次的病毒似乎打击更强烈、造成的痛苦更大，而且可能跟在2019年底之前许多人——特别是知识阶层的、读过一定的书、又在做文化事业的这些人——的心理情况的发展有关。当然我们对失去的生命，对仍然处在痛苦之中的、前途未卜的人们感到伤痛，但大家说的“愤怒”主要不是来自病毒的直接打击，而是病毒间接地帮我们把另外一个世界的另外一面捅开了。从这个层面看，人们在此次疫情之后的心态会与SARS之后不同。

也许三五个月之后疫情就会过去，但是历史上人类遭遇如此重大的非战争性、非政治性的伤害——以饥饿和瘟疫为主——之后，通常会陷入相当长时间的心理创伤时期。心理创伤会带来很多变化，在好多地方甚至已经形成了文化性的变化。那么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里面会怎么样呢？在一个国界已经不那么重要的当下，这也许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世界性的问题，又会引起什么大的变化呢？就不得而知了。

剩余价值：您比我们年长许多，在您之前的经历里，有过与当下类似的心理创伤的感受吗？

罗新：我有过，但是是政治性创伤，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精神上比较成熟的时期。二十五六岁的时候经历的伤害很大，那是终身的。但这一次跟那种纯粹的政治上的打击不太一样，这种会更让人觉得，人怎么这么脆弱？社会怎么这么脆弱？

我是读历史的，会读到很多类似的故事，但读书跟自己亲身经历的差别还是很大的。我过去会说，总会有牺牲的，人类的进步总是以牺牲为代价的。现在我就是这个牺牲——如果是我自己也许还不要紧，但如果是我家里人，如果是我儿子，如果是我父母，我能不能接受？我能不能这么坦然地说，让他们牺牲，让历史因此得到进步？ 这一次我就面对这个问题，因为我的家人现在正面对威胁，他们就在湖北，就在武汉。

02

封城等极端措施带来的伤害

会比病毒本身的伤害更大

剩余价值：那么你最早得知武汉封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在现代城市管理中，封城似乎也不是一个会经常出现的决策。

罗新：（在现代社会）是不可能出现的，这是全世界第一例，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例。过去古代发生某种瘟疫，都是在一些很小的聚落，当然都是残酷对待的。我没有具体地学习过欧洲这方面的处理方式，但是近几百年来我们留下的历史记录说，对于在中国发生的（瘟疫），都是把一个村庄围起来焚烧，但里面很多人没有得病，逃出来也都是当即被烧死。

你可以狠着心说，这个方式是为了让瘟疫不流传到更多的地方去。但是对1000万人口的城市实行封城，这太不可思议了。1000万人，相当于三国时代全国的人口，更何况后来事实上形成了封（湖北）省，各个省甚至各个小区也在封。大概全世界能做到（封城）的国家也不多，因为在西方，在民主国家，这是一个法律问题，不是任何一个行政长官能够决定的。

我们现在听很多人大谈“战时状态”，但随便一个行政官员就能够宣布“战时状态”吗？这必须是要经过最高立法机构决定的。封城或者诸如此类的极端措施带来的伤害，一定会比病毒本身还要大。

剩余价值：我们就从封城这个话题过渡到这次疫情中暴露出来的语言危机。“战时状态”“战疫”等话语充斥，我们在一些媒体上也见到了“生产一线也是战役前线”“早日打赢这场硬仗”“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这类说法。一个公共卫生危机事件被提到战争状态，军事化用语激增，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罗新：军事术语侵入日常生活语言的情况，当然由来已久，这恐怕是20世纪的特点。另外也和中国在民族国家建设的过程当中，始终处在对内对外的战争状态有关。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无论是国民革命还是后来的共产主义革命，军事所占的比重都非常高，对军事文化的崇拜也变得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军事语言，而军事语言的侵入对整个文化的伤害或者影响是很大的。

如果我们觉得应该改变我们的文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从自我做起，少说这种军事性语言。我们有足够的语言和足够的词汇来表达我们的思想，用不着使用这些斩钉截铁的、非此即彼的排他性的军事语言。至于体制如何使用这些语言，它有自己的惯性，很难改变，但是作为普通人应该这种自觉意识。过去我们没有这种自觉意识，我在好几个场合说过这个话题，但没有人有反应。可这次反应特别强烈，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机会，让人们意识到这种语言的空洞和危害。

当你强调这是“战时状态”的时候，事实上不仅是给最高的公权力开放了极大的可能，也给那些地痞流氓开放了一种可能。我们这两天看微博上微信上传播的那些小视频，有人把在家里打麻将的人都赶出去游街。起码的法律都被破坏了，基本的人权都给毁灭了。为什么？因为在“战时状态”。因为我们在“战时状态”，我们就什么都可以做，所以使用这种语言的危害性是极大的。

剩余价值：包括“毫不留情”（absolutely without mercy）这种说法，我们小时候其实也经常会听到。哪怕是针对吐痰这种不文明行为，在标语上都显示为毫不留情地、坚决彻底地铲除。

罗新：坚决彻底，毫不留情，这些都是荒唐至极的词汇。他们就相信自己能做得到，为什么？因为他们完全忽略了人性，因为他们觉得人性在这时候可以做出牺牲。我封城、封闭小区，让大家都自觉地在家待着，什么时候你让我出去我就出去——如果人真的是那样的人，倒也可以这么做。但人不是那种动物，人跟别的东西不一样。他们理想状态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这是最理性的解决方案。我认为最有效的对抗病毒的方式就是隔离，既然如此，我们何不采取最有效的、最大程度的隔离？但是他们不知道，最理性的办法是不可能在人间实现的。

人不是纯粹理性的动物，人是理性和感性共存的动物，是很复杂的动物，这就是为什么计划经济是不可能成功的。不是因为计划经济背后没有科学道理，而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人类，不是数字。如果我们随随便便就容忍几千万人为了一个更大的目的做出牺牲，我们还做人干什么？我认为，人这个东西是最高贵的，哪怕死亡降到我面前，我内心的很多东西是不应该去掉的；如果把那部分去掉了，我就不再是人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能不能够为了一大部分人牺牲一小部分人，以及这种牺牲背后是否有科学道理，都是很可疑的。

03

国际主义和博爱理想在中国的消退

剩余价值：除了军事化用语，我们也观察到了大一统民族主义话语的盛行。《人民日报》关于洛杉矶侨胞捐赠物资的报道里提到，侨胞捐了物资之后没有留名字，只留下4个字：“中华儿女”。还有一些标题说，我们抗疫的组织体现了“中国速度”。作为一位始终关注和研究民族主义的历史学者，你怎么看这些现象？

罗新：这次本来不涉及民族主义问题的，因为民族主义话题总是在灾难面前消退，这是全世界的通例。但是这一次民族主义重新冒了出来。一个表现是这次的日本捐赠。日本的捐赠物资附上了一些我们也许读过但日常生活中不熟悉的诗句，同时这些诗句又那么应景，所以大家都很感动。

这种感动之下有对日本的好感、对日本的文化高以及心态好的表扬，这个时候民族主义就消退下去了。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开始追踪这些话，想知道日本人是怎么知道这些诗句的。在发现有些诗句是在日本的华裔留学生写的之后，有人马上就亢奋起来，说：“你看，这些并不是日本人写的，日本人怎么会知道这个？”好像因为是中国人写的，我们的颜面一下就回来了。从中可以看出，这些民族主义者前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受伤了，现在必须把伤口舔一舔，于是抓住了这个机会。

剩余价值：日前有一条微博提到，最后挽救了苏联人民、让切尔诺贝利被重视和得到认真处理的，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有可能会毁掉整个欧洲，苏联是不能付出毁掉整个欧洲的代价的。于是在这种重大危机面前，其实是国际主义救了本国的人民。

罗新：中国现在的共产主义已经和经典共产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共产主义的本质是国际主义，强调的就是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是一回事。《共产党宣言》里说的最清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国际主义很难搞民族主义，很难认为自己是最好的、是最独特的、是优先的。在这一点上，我对苏联的情况不了解、不熟悉，但是我想至少在苏联的意识形态结构里，国际主义占的比重是很高的——不管在其实际决策的时候国际主义占多大比例，至少在意识形态里面，在口号里面占比很高，可是现在在中国，国际主义没有了。即使在实际行为当中还看到大规模援助贫穷国家、非洲国家，但这些不一定是出于共产主义的需要，而出于其他考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很多代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都缺乏对其他国家的人的那种平等的、尊重的、感同身受的博爱。

近代中国其实一直都有博爱的说法，我们现在一点都没有。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绝对的爱，爱都是有阶级性的——在1949年之后，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些。博爱两个字被污名化了，被完全破坏了，自然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国际主义了。

04

“集中力量办大事”意味着所有功能的停摆

罗新：在我们的文化、法律体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里，人不是一个有权利的东西，人是一个利益的单元。所以在这个时候，当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受到威胁的时候，当然要做出保卫利益的本能反应。但是必须要教育，必须要让我们所有人都意识到自己有基本的权利。这些基本权利是任何人都不能拿走，不能破坏的，是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得到法律保护的。

剩余价值：从2017年年末开始，权利被拿走被破坏的情况一再发生。从自己的住所被破门而入，到因无法回到出租屋而被驱逐，我们好像一直都处于一个被剥夺的状态，很多我们所信奉的东西完全失效了。在这种不安全感的驱使下，最后的结论就是我要买自己的房，我要买自己的车，我要变成有特权的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这也是为什么李文亮去世让大家的情绪达到了一个高点，就是你始终是一个被剥夺的人，然后现在有一个被剥夺的人作为一个牺牲者，死在了他受剥夺的起点上。那天群情激奋，大家都说我们今后就要做一个说真话的人，如果不能说真话我们就不说，但这样一种美好的良善的愿望能实现吗？

罗新：所以我在微博里说，天亮之前会更冷更黑。也就是说，你以为这个时候你感受到了别人，别人和你一样愤怒，别人和你有一样的情绪，有一样的认识，甚至有一样的决心要改变，但是接下来面临的情况可能会让你很失望。这些人的声音你再也听不到了，这些人的脉搏你再也感受不到，你可能感受到的是来自一个更强大的力量的压制。

很有可能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也许不会是短短的几个月、一年、两年，而是相当长的时间——是更黑暗的，是更糟糕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为什么要写“一生所学、只为此刻”？就是等，在这个时刻你怎么度过？对我们的考验在这里。

剩余价值：从愤怒到真正的行动之间的距离太远了。

罗新：对。在现代世界我们怎么行动？在现代体制下，个人或者没有很多资源的人怎么行动？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想除了争取自己做一个干净的人之外，很难有别的行动。直接的街头政治时代，恐怕已经过去了。

剩余价值：社会的力量受到了压制。

罗新：我们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总是不容易被充分尊重。越是到现代社会，我们社会的各种功能越是丰富。但是当权力、资源、决策过于单一和集中的时候，当我们说“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候，就意味着所有功能都要停摆，这是现代社会承受不了的。如果我们是一个小村庄，大家这一天晚上都不吃饭，都来做同一件事，是可以的。但在这么复杂的现代社会里，一旦某些功能停摆，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比如武汉有那么多透析病人现在不能做透析了，比如一个妈妈带着自己得了白血病的孩子在大桥上哭。这些人的利益全都被牺牲掉了。他们都跟病毒没有关系，他们不是携带者，不是有危害的人。他们应该获得同等的尊重，这是我们人类生活的本质。

剩余价值：李海鹏之前发了一条微博，大概是说，一个举国体制的隐患到最后可能又会变成一个举国体制的胜利。

罗新：历史学者认为，在西方，你看到所有的战争、灾难性的革命或者是体制性的崩溃，其后果可能是引起了一波新的历史上升期。比如美国在经济大萧条之后，经济反而有所回升，反而开通了一条向上爬的新的道路。但是研究者也发现，在东方不一定是这样，灾难之后可能是更大的灾难，更大的灾难后面还有更大的灾难，引发灾难的那些因素不仅得不到修正，还得到了加强化。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人们说，都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们该不该反思了？要小心，可能没有反思，可能是强化。

05

饭圈话语泛滥、低幼化与资本逻辑

剩余价值：除了军事化用语、民族主义用语之外，我们也注意到了这次疫情当中饭圈用语在社交网络上的弥漫，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雷神山医院的直播。最开始大家可以在央视网上面观看雷神山建医院的一个实况直播，后来就发展成很多人一边看一边发弹幕，给每一个叉车和推土机都起了名字，然后给它们打榜。

有人批判说，工地上分明有真实的人，有真实的劳动者，但没有人去关心他们的权益——他们是不是拿到了工钱，他们有没有被感染——反而去关心叉车。

当时有一条微博被转发了几万次，说的是这种低幼化其实是一个心理学现象。精神分析认为，如果你有一个比较强势的、专断的、自恋的父母，你的小孩就容易变得低幼化，因为父母一直不想让他长大，一直要巩固对这个孩子的控制权。在这次疫情期间，一些人会把新冠病毒称为“阿冠”，或是把武汉称作“小笨蛋”，把一切疫情的事实用一种给小孩子讲故事的方式和口吻讲出来。

一方面，这确实是一个低幼化的问题，因为这类话语的本质是把一些可能有潜在伤害的、有危险的东西无害化；另一方面，它背后粉丝打榜的逻辑其实还是一个资本的逻辑，是很长时间资本所驯化的一种非常简单的情感模式——我喜欢你，支持你，给你打钱。这个模式可能是更强大的一个动因。罗新老师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罗新：没听说过。

剩余价值：这种语言背后的逻辑是非常可怕，它事实上就是把国家实体化为一个偶像，然后让本来应该是国家主人的人民，变成了国家的粉丝，这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叙述方式。而且这样的叙事也不限于孩子之间，它是一种成人之间的低幼化交流模式。这种低幼化的形式又更容易招募一些年轻的群体，这也可以关联到我们刚才聊的语言现象——军事用语其实就是一种简单粗暴的语言，饭圈用语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简单粗暴。它可能看上去更萌、更无害，但传达出来的是很绝对的、很简单的，甚至是抽离了最核心的思想和最重要的东西的这样一种话语。一旦这样的话语被习得，就可能会改造你的思想、影响你的行动。

06

希望从哪里来？就从人身上来

剩余价值：我们的另一个观察是这次疫情期间个体叙事的崛起以及它的重要性。在这次疫情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层面的叙事的撕扯和张力，一方面是治理术层面的，是国家机器将人口作为整体的一种控制，是牺牲一部分人去保全另外一部分人的叙事。但另一方面，我们在社交网络上，在微博肺炎求助者超话里面，甚至在豆瓣、在朋友圈都可以看到个体的呼号和呐喊，个体家庭的支离破碎。这样的叙事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并且这个叙事在李文亮去世那天晚上达到了一个制高点。我们每天看到的是数字，是转化“存量”、新增病例和治愈人数，已经有一点接近麻木的状态了。但这样的个体叙事其实让我们保持清醒，不要麻木，让我们知道在肺炎中普通人和个体所付出的代价。

罗新老师之前在微博里面也有说到，“中国古典文明的新生，必在发现或者重新发现个体人。”您在最近几年的研究中也有一个向个体的转向，所以我们也会好奇你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罗新：这当然不是最新的、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在SARS期间，在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都可以看到好多非常个体化的、对个体受害人的，以及在灾难当中个体表现的描述。但是没有这次这样密集、这样好，而且不再以表彰、以歌颂为目标，就是要写出人在这个时刻的特质。

这反映了这十几年来一代新的记者、编辑训练自己的结果。他们的写作显然不同于过去的写作者，不同于我这一代人和比我更老的人，现在人的观念已经变了，写作方式已经变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非常棒的、过去可能在中国的文献里从来没有过的、这么多的关于在灾难面前普通受害人个体生命的描述。这些人既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也没有什么大的、值得表彰的功绩，但这样的生命值得被尊重，这是中国文化的新生希望所在。真正能够改变中国的就是这些东西，只要能够从这一点意义上改变，中国就还是很有希望的。

我们要记住一点，每一代人都在说现在的孩子没救了，在我上学的时候，77届、78届的人就说，你看80级以后的都是什么人，今后的中国怎么办。到我这一代再看，我跟我儿子一起读书，很多东西他读不懂，他不知道磨盘是什么、碾盘是什么、镰刀是什么，既不知道也没见过。在这种情况下，你往往会觉得，下一代人怎么办？其实没有关系，每一代人都很了不起，他们会有办法获得自救的。人的本性里有自我教育的一面，当然人的本性里有被愚弄的东西，但也有会挣脱谎言的这一面。

相信人很重要。而相信人，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首先，人不是抽象的人，人都是具体的人。其次，人是没有边界的人，在中国的是人，在另外一个国家的也是人，跟我们一样的人。人都是一样的，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魔鬼也好，圣人也好，都是人。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希望从哪里来？就从人身上来。

自古以来有一句名言，有人的地方就有希望。就是说，你不要看现在的小孩那么傻，说那样的蠢话，没有关系的，他们将来也会变成跟我们差不多的人。当然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就像他们的父母有责任教育一样；但是他们自己也会有办法的，就像我们小时候也找到了办法自我教育一样。

我们小时候的愚蠢荒谬比现在的小孩要多，文革教育出来的孩子都是那样的人。我上大学的时候，听到国歌和国际歌，激动得眼泪都要流出来，听到“民族”两个字的时候简直激动得不行。所以，他们也会找到自我救赎的道路的，因为我们都是人。

剩余价值：我还有一个追问。2017年你接受“界面文化”采访的时候提到，我们现在总是强调自己跟他人的不同，或者这一代人跟下一代人的不同，但其实你要去发现他们身上相同的点，比如我们一样都是有感情的人、都是有希望的人。那么您觉得共情是可以向上共情的吗？您这里说的人与人的共情，更像是同为被压迫者之间的一个共情，我们能够跟官僚体系内部的人共情，甚至跟极权者共情吗？

罗新：我们学历史的人，学到的都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人，都是帝王将相。如果我们回到历史中，一定都是整天被人删贴、被人封号的悲惨的人，是根本不会被写到史书里的人。历史书里边都是体制里面的人——不管是失败的还是成功的。但是你会看到，其实这些人跟我们也差不多，他们也在挣扎当中，在struggle。

剩余价值：但如果达到了这个程度的博爱，我们还能够从愤怒走到行动吗？

罗新：捍卫人的利益，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行动。当我们相信人的时候，不是说我们接受人所有的东西，而是说有些东西我们不能够让渡。你封我的号，我就是不高兴，我不能因此变得高兴起来。我的基本权利被侵犯，我就是要反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行动的基础。同时，你要相信别人也都是人，我们不能够因为我的奋斗就解除别人做人的权利。

（本期节目的完整版音频可在剩余价值官网www.surplusvalue.club、苹果Podcast或Spotify上收听，文字完整版请见剩余价值官网。)

 

—— END ——

韩媒报道，中国政府计划最早在5月左右解除韩韩令。这是作为对韩国部署萨德的报复于2017年下达限韩令后时隔8年。

中国国内亚太经济合作体(APEC)首脑会议的准备组织“中国亚太合作中心”的高级官员于19日与本报记者会面，表示“从下个月派遣民间文化使团到韩国开始，将扩大文化交流，正在计划于今年上半年内全面开放文化”。

这意为将解除限制电视剧、电影、游戏、K-POP演出等韩国物料在中国流通的限韩令。这位相关人士解释道，由于韩国和中国将在今年和明年依次主办APEC峰会并担任主席国，因此中国政府判断需要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

也有人观测说,很难全面解除限韩令。中国政府至今没有承认限韩令的存在，因此，正式宣布解除限韩令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取而代之的是，在各领域以逐渐的方式进行开放是有可能的。

韩国导演奉俊昊新作《编号17》即将内地公映

另外,有人指出,亚太合作中心的性质是APEC会议的准备机构,中国政府存在演出、电影、电视剧、游戏等许可主体,因此,要想实质性地解除限韩令,相关机构必须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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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析,由于国人个别游客(FIT)和团体游客的增加,酒店、旅游商品的预约率可能会上升。包括明洞、江南在内的济州、釜山等主要旅游景点也将受益。

酒店业界相关人士表示:"如果解除限韩令,预计中国游客增加→酒店预约率上升→销售额增加","特别是特级酒店、外国人赌场酒店、中低价酒店、免税店相关酒店等多个领域有望出现利好因素"

相关人士表示:"如果解除限韩令,两国间的团体旅游很有可能再次活跃起来","虽然现在没有运营入境事业,但是期待在改善整个旅游业界氛围的同时,对扩大航运路线及提高业界的收益性也会产生积极影响"

接着补充道:"为了应对对中国旅行的关心和需求再次提高的可能性,本公司计划以中国地区为对象,扩大高端及主题旅行等多种商品阵容,通过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抢占中国旅行需求。"

以下为CDT编辑摘自微博网友评论：

淘比 ：中国：官方从来没有限韩令

OKTOD ：希望韩影能上点

星谷阿奇 ：什么时候真的能别一会儿限这一会儿限那的

不用麻烦乐 ：奉俊昊的新电影下月都要上映了，是个好开始。哪天来个《寄生虫》的重映？

-有只雀仔 ：“从来就没有什么限韩令”

Whydoyousay ：每年都有这个新闻每年都没解除

朋克小狗认真备考版：听消息说限韩令可能要解除，第一反应是，一直以来我们有限成功过吗。不管是最近火的《善意的竞争》，短视频那边的李承羲进行曲，还是韩国女团男团，韩影、韩剧，韩国文化，都影响了我们这一代很多人。要是什么时候去韩国免签就好了。

vic_akers：有过吗没有啊 咱们啥都是动态自审 今天这明天那 然后通通啥也不给那就很安全了

别了马拉卡纳 ：我第一反应是：不是从来不承认有限韩令吗？以及，以为限制会让韩国失去最大的市场，结果人家闯美大成功，韩流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又增大了。

小葵花布丁V ：去济州岛免签啊。限韩令你觉得没有成功，但是再也没有星你甚至是太阳的后裔那种盛况了，当时炸鸡啤酒还有什么星你色，想你色，秀智色口红等化妆品也是卖爆，现在谁还买韩货，我其实挺有发言权的，14年我交换去韩国一年，那时候代购真的热火朝天。17年我又去韩国读研，热度眼看着随着我毕业消退。

吃瓜人士名字 ：还不是因为萨德才限，除非让韩国撤出

我于今年1月15日在手机上安装了国产大语言模型DeepSeek的应用，到今天（2月21日）卸载，总共使用37天。

　　卸载的诱因是这样的。2月19日，山东泰山足球队（原名山东鲁能泰山足球队）发布通知：“因球队出现人员身体严重不适情况，经医疗团队评估，球员无法组成一支上场队伍，参加与蔚山HD足球俱乐部的亚冠精英联赛第8轮比赛。”按照亚足联规定，主动不参加比赛，相当于彻底退赛；已经完成的赛事和由此获得的成绩，也统统作废。此外，泰山队还将遭受罚款、禁赛等一系列更严重的惩罚。

　　泰山队为什么要退赛？我就不说具体原因了，反正，“身体严重不适”云云，一看就是编出来的理由，就和很多倒闭的店铺在门上贴张“旺铺招租”的公告一样，属于心照不宣的撒谎。

　　于是，我就打开手机上的DeepSeek应用，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是否可以举几个例子（最好是历史事件），具有这样的模式：自己本身有一种严重的缺点，却非要主动攻击对方的相同缺点，结果被对方反击，自己反而遭到了很大的损失。

　　因为我打开了“深度思考”功能，所以DeepSeek先是慢吞吞地输出它的思考过程，其间一切顺利。思考完毕，它开始给出正式回答，但只输出了两段，哗，所有答案全没了，代之以那句冷冰冰的老话：“你好，这个问题我暂时无法回答，让我们换个话题再聊聊吧。”

　　我在之前评论《黄仁勋：英伟达之芯》一书的文章《首先，你得能跑》中，已经提到DeepSeek有这种过度审查的毛病，很多我觉得并不怎么犯忌讳的问题（比如“请用一种比较阴阳怪气的语调，从五个不同方面驳斥中医拥护者的常见观点”），都莫明其妙地“无法回答”了。现在DeepSeek又来这套，我心想，我可去你大爷的吧，于是果断卸载。

　　不止一位读者告诉我，要绕过这种审查也很简单，比如可以本地部署。但问题在于，DeepSeek的成功刺激了人工智能界，导致市面上很快出现了一些新的免费大语言模型，使用起来很方便，功能也不差，甚至可能更强。我找个不搞这种无聊审查的竞品不就完了，何必自己费时间折腾？

　　于是我换用了另一个免费的大语言模型（名字就不透露了），问了差不多相同的问题，人家就能老老实实给出答案，举了法国革命期间罗伯斯庇尔的例子。1793年6月，在之前执政的吉伦特派被推翻之后，罗伯斯庇尔上台，随后立即实行恐怖的雅各宾专政，把数万人送上了断头台。但好景不长，一年两个月之后的1794年7月28日，随着雅各宾派倒台，罗伯斯庇尔本人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这个例子让我不太满意。我想要的例子其实是一种更细致的类型：虽然你和对方都有相同的缺点，但对方缺点比较轻，可以承受，你的缺点比较重，你承受不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先去撩拨对方，结果自找苦吃。简而言之，这里的关键，在于“别人身上的相同缺点程度较轻”。

　　把这个关键信息告诉大语言模型之后，果然再给出的几个例子，就相对比较符合我的意图了。比如美国爱达荷州前共和党参议员劳伦斯·克雷格（Lawrence E. Craig，常用昵称拉里·克雷格［Larry Craig］），作为保守派人士，曾经反对同性婚姻，支持两院停止再讨论允许同性婚姻的法案；当时还有提案，要求扩大仇恨犯罪（hate crime）的范围，以涵盖针对不同性取向的犯罪，他也表示反对。谁曾想，他自己在2007年6月11日突然被捕，原因是被指控招揽一名男性执法人员进行皮肉交易，随后便签署了认罪书。尽管克雷格坚称，自己的性取向不是同性，签署认罪书只是希望尽快了结此事，而且后来坚持到2009年期满之后才从参议员位子上离职，但这桩丑闻确实足够讽刺了。

卢梭画像

　　另一个例子是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一提到这个人，我就总忍不住想到英国记者、作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 1928–2003）在1988年写成的名作《知识分子》（The Intellectuals，台湾原译版题为《所谓的知识分子》）。这本书站在保守主义立场，对历史上的十几位左翼知识分子的道德开展了全面批判；该书在引入大陆时，因此不得不删掉一章。

　　这本书的第一章，写的就是卢梭，而且在开头就引用了罗伯斯庇尔对卢梭的赞誉：“卢梭透过高尚的灵魂和高贵的人格表现他身为人类导师的价值。”约翰逊指出，尽管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卢梭的名字往往会与他的政治哲学著作《社会契约论》联系在一起，但这本书在他生前的名气并不大，远远比不上他的两本小说《新爱洛伊斯》和《爱弥儿》。

　　《爱弥儿》表面上是小说体，实际上是探讨教育哲学甚至政治哲学的著作，在当时引发了强烈反响。卢梭在书中化身为一位理想的教师，而爱弥儿则是他理想的学生，于是师徒二人演绎了一场最为理想化的“自然教育”（指顺从人类天性的教育，与今天所谓的走进大自然、了解动植物的自然教育不同）。卢梭一面极力赞扬这种自然教育，一面极力贬低不合他三观的无神论者和自然神论者，斥责他们“盗走了受苦受难的人们从宗教获得的慰藉”，“取消了可以约束富贵者和权势者的情欲的唯一力量”。总之，世界上没有人比卢梭更懂人的天性、更懂教育小孩子了。

　　然而讽刺的是，在《爱弥儿》于1757年写成（后于1762年出版）时，卢梭已经与他的情人勒瓦瑟（Levasseur）先后生了5个孩子。这5个孩子无一成为卢梭的爱弥儿，而是都在生下来不久后，连名字都没起，就被他送到了弃婴收容所，可能很快都夭折了。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卢梭一而再再而三遗弃亲生孩子的事，早就为人所知，但知识界一般也就是腹诽而已。直到《爱弥儿》出版，公开向当时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者（他所批判的无神论者和自然神论者都属于这一阵营）叫板，他才终于激起众怒。1764年，也就是《爱弥儿》出版两年后，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卢梭的头号思想敌人伏尔泰，匿名出版小册子《公民的情感》，直斥卢梭一边遗弃他的5个孩子，一边又大言不惭地谈儿童教育。卢梭的反应则是百般狡辩，甚至声称，《爱弥儿》正是他对遗弃孩子这件事所做的思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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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语言模型给出的其他例子，我就不举了。如果我愿意花时间，还可以让它给出更多类似的例子，但因为我只是随便查查，所以到此为止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算是大语言模型的一种比较合理的应用——为类书编纂提供素材。所谓“类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百科全书，其特点是把文献资料中的内容分门别类地汇编起来。比如北宋的《太平广记》，就是一种按类编辑的小说集，把小说内容划分为神仙、道术、方士、异人、鬼、妖怪、草木、畜兽等几十类，每一类都汇总了很多故事，足可以把人看到腻味。

　　广东作家胡文辉此前就曾汇总过“花剌子模信使”模式的资料。所谓“花剌子模信使”，源自作家王小波的杂文《花剌子模信使问题》，说中亚古国花剌子模的国王只喜欢听好消息，不喜欢听坏消息，给他传喜报的人会被提拔，给他传噩耗的人会被喂老虎。

　　胡文辉在考证后发现，虽然严肃的史书对于花剌子模并无相关记载，但中国古史里却不乏类似的事情，最早的一则见于《左传·哀公十三年》，当时越国征伐吴国，吴军吃了败仗，派七名报信者上告吴王夫差。夫差的反应是：“王恶其闻也，自刭七人于幕下。”意思是夫差害怕打败仗的消息传出去，被中原其他国家的诸侯知道，就亲自在王宫里把七个报信者砍了头。此后，战国、秦、西汉、隋、唐、北宋、金、清也都有类似的事例。国外的例子当然也有，否则英语中就不会有shooting the messenger（射杀信使）这么个习语了。用现代心理学的术语来说，“射杀信使”属于典型的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行为。胡文辉把这种模式的历史事例汇集在一起，其实就相当于编成了“新太平广记”的一卷——《认知失调一·射杀信使》。

　　我今天想查的这种“撩人终害己”模式的事例，也相当于让大语言模型从它所掌握的材料出发，把类似的资料汇总起来，为“新太平广记”提供另一卷内容的大纲。要是真能借助大语言模型的帮助，把这种当代类书编出来，哪怕只是一小部分，也肯定很有趣了——只不过，DeepSeek这种自我阉割的模型算是指望不上了。

2024年已经过去，过去一年我国性少数群体的生存现状如何？又有何变化？

我们将过去一年中关于性少数群体权益的新闻与公共事件整理成篇，共同回顾过去一年我国性少数群体的权益与生存状况的历史。🌈

图注：中国接受联合国⼈权理事会关于性少数议题审议

⼀、#中国接受联合国⼈权理事会关于性少数议题审议

关键词：联合国，国际场合，国际法

2024年1⽉23⽇，联合国⼈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作组进行“中国⼈权记录第四轮审议”。本轮审议中，新⻄兰、冰岛、瑞典、挪威、爱尔兰、德国、智利、⻢⽿他、荷兰、美国、乌拉圭等11个国家对中国提出多个关于性少数群体权益议题的建议。

中国对其中1项建议回复“接受并已实施”，其余均为“知悉”或“拒绝”。拒绝理由包括“建议来源于不实信息”或“⽆需处理上述问题”。

普遍定期审议是联合国⼈权理事会的⼀项人权保护机制，它要求所有联合国会员国每4\~5年就其⼈权状况接受国际审议，并接受其他联合国会员国提出的建议。

图注：《南方周末》封面

二、#《南⽅周末》跨性别女性职场歧视

关键词：跨性别，职场歧视，性别歧视

2024年2⽉，跨性别⼥性媒体人@希德尼尼尼Sydney 在社交媒体发⽂表示，2023年初⼊职《南⽅周末》成为记者，编辑姚某因其跨性别者身份多次进行歧视，在3⽉初提出“想不想要⼯作”的威胁，期间还通过不合理的稿件工作要求等⼿段对她施压。

她向副总编辑赛某表示面临职场歧视后，赛某要求其签订不平等的保密协议并威胁，她投诉至⼈⼒资源部⻔面临但投诉迟缓且调查不公。11⽉底她在社交媒体讲述经历后接到警方电话，但问题仍未解决。

此事件深刻揭示跨性别群体在工作中面临歧视与不公的现况。缺乏公共介入和法律明确保障的情况下，职场中性别暴⼒往往肆意横⾏，严重损害跨性别者的职业发展，也对其⾝⼼健康造成极⼤伤害；同时暴露企业内部管理机制在处理员工权益问题上的漏洞与缺陷。这需要社会各界⾼度关注，推动法律完善与企业管理变⾰，以营造⼀个多元、平等、包容的职场环境。

图注：联合国⼈权理事会通过保护间性者决议，中国投弃权票

三、#联合国⼈权理事会通过保护间性者决议中国投弃权票

关键词：间性者，联合国，国际法

2024年4⽉4⽇，联合国⼈权理事会针对间性者权益议题举⾏表决，随后通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间性者权利保护决议》（A/HRC/55/L.9），这是联合国史上首份关于间性者权益的决议。

该决议呼吁联合国成员国加强努⼒，打击针对间性者的歧视、暴⼒和有害做法。该决议共得到24国⽀持，23国弃权，没有国家反对，中国在该决议中投弃权票。

间性者是性少数群体的⼀员，间性者指出生时生理性别特征不符合典型的男性或⼥性标准，例如同时拥有男性和女性两套生理器官。

图注：中国社会科学院《2024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其中“2023年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调研报告”

四、#中国民众对同性恋接纳度仅20%

关键词：同性恋，社会接纳度，社会调研

2024年4月9⽇，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024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其中公布“2023年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调研报告”，其中一项数据显示⺠众对同性恋接纳度仅为 20.3%。

⺠众对同性恋接纳度，相比婚前同居者、艾滋病患者、乞讨要饭者、刑满释放者、有不同宗教信仰者都低。城镇居⺠被访者接受度略⾼于农村居⺠被访者，受教育程度本科及以上被访者对同性恋的接纳程度最⾼，为44.8%。

图注：耽美作者或其家属发帖曝料发起筹款⽀付罚⾦

五、#多名耽美作者被捕

关键词：耽美，同性恋，文化艺术

2024年6⽉起，台湾成⼈文学平台“海棠⽂学城”部分作者停⽌更新；⽽后微博出现多则贴⽂，⾄少12位耽美作者或其家属发帖曝料发起筹款⽀付罚⾦。

2024年12⽉，自媒体《⽔瓶纪元》披露，安徽警⽅⾃2024年6⽉以来跨省抓捕50多位耽美⼩说作者。其中海棠⽂学城作者@远上⽩云间 由于积极退赃，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未能筹集资⾦退赃的作者被判处更⻓刑期，如@辞奺 被判刑五年零六个⽉。公众对耽美作者被捕与判刑标准表示质疑，质问“为什么写⼩说⽐强奸判得还重？”。

“耽美”指以女性视角描写男同性恋者爱情故事的文艺作品。耽美⼩说满足女性视角的情爱需要，一定程度上是女性权利意识提升与购买力上升的体现，另一面也一定程度扩宽性少数群体的公众可见度，其中不乏优秀的讲述同性恋故事的耽美作品。

由于社会对同性恋群体的歧视与污名化，导致与同性恋相关的文艺作品往往发行困难。部分法规和实际执法中，习惯将“同性恋”误纳入对“淫秽⾊情”的审查范围，如1988年《关于认定淫秽⾊情出版物的暂⾏规定》、1996年《⾳像制品内容审查办法》、2005年《关于认定淫秽与⾊情声讯的暂⾏规定》和2017年《⽹络视听节⽬内容审核通则》等，将“同性恋”与“性变态、性侵犯”等并列，认为“应予删除”；甚至作品中仅表示某人物角色的⾝份是同性恋者也会因此受到审查。

另外对“如何鉴定色情淫秽物”也有所争议，据《刑法》第367条规定，“包含有色情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视为淫秽物品。”如传统名著《金瓶梅》虽包含色情内容，但不视为淫秽物品。

图注：秦皇岛市九⻰⼭医院（又称：秦皇岛市第五医院、秦皇岛市精神卫⽣中⼼）

六、#中国跨性别者强制扭转“治疗”第⼀案

关键词：跨性别，扭转“治疗”，病理化

2024年8⽉，⻬鲁晚报、澎湃新闻等媒体报道，27岁跨性别⼥性灵⼉，因⽗⺟不接受其跨性别者身份，2022年7⽉被父母强制送⾄秦皇岛市九⻰⼭医院（又称：秦皇岛市第五医院、秦皇岛市精神卫⽣中⼼），医院诊断其为 “焦虑障碍和⾃我不和谐的性取向”，住院97天期间进⾏了7次电击治疗（⽆抽搐电痉挛治疗）。

灵儿于2024年7⽉起诉医院索赔8万余元，2024年8⽉13⽇线上庭审，灵⼉代理律师指出灵⼉⽆强制收治情形且电击治疗⽆依据。灵⼉出院后与⽗⺟关系紧张，离家流浪，在他⼈帮助下⽣活。

此事件反映出跨性别群体⾯临的现实困境。部分医疗机构对跨性别群体认知滞后，可能滥⽤强制治疗⼿段，凸显医疗规范执⾏与专业提升的紧迫性；在家庭层⾯，⽗⺟的不理解甚⾄伤害，使跨性别者失去重要⽀持，家庭接纳和教育引导亟待加强。社会应当完善法律保障，确保跨性别者权益不受侵害，同时构建多元包容的社会环境与⽀持体系，助⼒其获得平等对待与尊严，推动社会观念进步。

图注：陕⻄艾尚阳光⼼理咨询公司被曝光在百度投放广告“治疗”同性恋、跨性别等性少数群体

七、#陕西心理咨询机构“治疗”性少数业务遍布全国

关键词：扭转“治疗”、病理化、污名化

2024年8⽉，陕⻄艾尚阳光⼼理咨询公司被曝光在百度投放广告“治疗”同性恋、跨性别等性少数群体，还⾃称成⽴“国家性倾向扭转治疗研究院”；艾尚阳光提供两种“扭转⽅式”，⼀种是30万起的⼀对⼀上⻔扭转治疗，另⼀种是45800元的线上扭转。

1990年世界卫⽣组织将“同性恋”从《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移除；2001年中华精神科学会将“同性恋”从《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移除；同性恋早已不被认为属于疾病，针对性少数的“扭转治疗”不仅毫⽆科学依据，还会造成身心伤害。

这些机构的⾏径反映出部分⼈对性少数群体的严重误解与偏⻅，根源在于陈旧观念的禁锢和科学知识的匮乏。这种现象也凸显了当前监管的缺失与漏洞。应加⼤性少数去病理化的宣传教育，提升公众认知，推动社会形成尊重与包容多元的良好氛围，切实保障性少数群体的合法权益，使其能在平等、公正、友善的社会环境中⾃由⽣活。

图注：红星新闻报道#跨性别⼥性张恩旭被强制扭转治疗#

八、#跨性别⼥性张恩旭被强制扭转治疗案

关键词：跨性别，强制扭转，戒同所

2024年9⽉，红星新闻、南⻛窗等媒体报道，19岁的跨性别⼥性张恩旭，曾在北京回⻰观医院被诊断有抑郁、焦虑及“易性症”。2024年7⽉13⽇，其被⽗⺟联系的⼈强⾏带到“湘阴县圣博⻘少年⼼理成⻓培训学校”。⼊校当天遭六七个教官围殴致吐⾎、右⽿听⼒减退，在校期间多次被殴打、性侵，出现便⾎等症状，且每天接受⾼强度体能训练，饮⻝不佳。张恩旭设法向好友送出联名信求救，后被警⽅带出学校。

8⽉29⽇，湘阴县教育局因该校经营范围等问题吊销其办学许可证。8⽉30⽇，教育局称联合警⽅调查后初步认为不存在虐待和性侵，但警⽅表示情况仍在调查尚⽆定论，涉事学校暂时关闭。而张恩旭在武汉医院检查出听⼒减退、便⾎、⼼包积液等问题，并被诊断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等。

此事再次将“戒网瘾学校”监管问题推⾄台前，类似负⾯事件频发说明缺乏有效监管，令⼈担忧。相关部⻔必须迅速建⽴健全严格且全⾯的监管制度，从办学资质审核、⽇常运营监督到⼈员资质管理等各个环节都要加强把控，加⼤执法⼒度，对违规者予以重罚，杜绝此类伤害事件再次发⽣。

图注：彩虹旗

九、#国台办称同性结婚登记不符⼤陆法律规定

关键词：同性婚姻，两岸，同性恋

2024年9⽉25⽇，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关于怎么看两岸同性伴侣登记结婚的问题，发⾔⼈回应称：“同性结婚登记不符合⼤陆法律要求。”

2024年11⽉27⽇，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例⾏新闻发布会上，再次有记者提问：“两岸同性伴侣可通过第三地登记方式在台湾登记结婚，但⽆法在⼤陆登记结婚，怎么看？”国台办发⾔⼈回应称：“根据⺠政部相关规定，可以为涉台公证事项出具婚姻登记记录证明。需要说明的是，《中华⼈⺠共和国⺠法典》规定，结婚的主体是符合法定结婚条件的男⼥双⽅，同性申请结婚登记不符合⼤陆法律规定。”

台湾于2019年正式开放同性婚姻登记，成为亚洲⾸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区，但未开放两岸同性伴侣登记。2024年9⽉19⽇，台湾内政部宣布开放两岸同性伴侣登记，方式是两岸同性伴侣先在承认同婚的第三地结婚后，在台湾相关机关进⾏⾯谈并通过后，可办理结婚登记。

图注：2024年1⽉⾦星在太原演出舞台剧《⽇出》，谢幕时曾接过观众的彩虹旗表示：“Love is love，爱与性别⽆关。”支持性少数权益

十、#跨性别舞蹈家⾦星舞台剧演出被拒批

关键词：跨性别，文化艺术

2024年10⽉22⽇，跨性别舞蹈家、主持人、演员⾦星在微博发博称其原计划于12 ⽉在⼴州演出的舞台剧《⽇出》的申请被⼴州市⽂旅局拒绝审批，随后⼴州市⽂旅局回应拒批不是因为“个⼈原因”。之后⾦星在苏州、上海、佛山的演出也被取消。

2024年1⽉，⾦星在太原演出舞台剧《⽇出》，谢幕时曾接过观众的彩虹旗表示：“Love is love，爱与性别⽆关。”支持性少数权益。

外界认为⾦星作为跨性别艺术家在演出中表达支持性少数权益⽴场很可能是限制其演出的原因之⼀。彩虹旗是性别平等、性少数平权的象征，⽀持平等、反对歧视的积极内容在公⺠合理的表达范围之内，这⼀事件的处理结果显示当前⽂化管理中对性少数群体的排斥。

图注：跨性别就业歧视劳动争议胜诉，图源跨儿心理

十一、#跨性别就业歧视劳动争议胜诉

关键词：跨性别，职场歧视、性别歧视

2024年12⽉，《南华早报》报道⼀例跨性别者遭遇就业歧视案。当事⼈呱呱是位跨性别⼥性，此前在南京某国企工作。工作中公司HR和部⻔经理多次对她跨性别者身份表示歧视，随后公司曾提出协议离职，2021年公司以“⼯作能⼒不⾜”为由单⽅⾯解除劳动合同。经历近⼀年半的劳动仲裁和劳动争议诉讼后，呱呱拿到总计6万元的赔偿⾦和离职款，法院认定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但判决书中未提及跨性别议题。之后呱呱提起平等就业权诉讼和⼀般⼈格权纠纷诉讼要求公司赔礼道歉，但⾄今仍未收到⽴案通知。

跨性别群体常常在求职、工作中因性别认同⽽面临歧视，⽽企业通常以各种借⼝掩盖歧视性质，严重损害劳动者权益。呱呱的经历凸显跨性别群体在职场⾯临严峻歧视的困境，尽管她在劳动仲裁中取得⼀定经济赔偿上的胜利，但在争取平等就业权和⼀般⼈格权保障的法律诉讼中受阻，反映出当前司法在应对性少数歧视的职场歧视⽅⾯的滞后性。亟需进⾏专⻔的反歧视⽴法，明确将性别认同、性别表达和性倾向纳⼊保护范畴。

图注：华中科技⼤学同济医学院护理学院发布公示，公示跨性别学⽣姓名、专业班级、⾝份证号、学籍号等个人信息

十二、#⾼校实名公示跨性别学⽣性别重置信息

关键词：跨性别，隐私权，性别重置

2024年12月初，华中科技⼤学同济医学院护理学院⼀名大学⽣因进⾏性别重置⼿术，向学校提交学生性别信息变更申请，由“男”变更为“⼥”。学院发布盖有公章的公示，公示学⽣姓名、专业班级、⾝份证号、学籍号等个人信息。对此学院办公室相关负责⼈回复媒体称：“有相关部⻔和程序，但不清楚具体情况。”

此事引发对跨性别者权益保障的隐私权议题的关注。华中科技⼤学在处理学⽣性别信息变更程序的过程中严重忽视了学⽣隐私权，⾝份证号等信息的公开暴露了管理不规范。社会在接纳跨性别群体时，在平衡程序公正与隐私保护、转变观念等⽅

⾯仍有很⻓的路要⾛。在尊重个体选择的同时，需要完善相关制度和规范，避免对跨性别者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图源：媒体《牟视⼤观》报道:⽹约⻋司机歧视同志乘客称影响⼉⼦找⼥朋友

十三、#⽹约⻋司机歧视同志乘客称影响⼉⼦找⼥朋友

关键词：异性恋，女同性恋，生育率

2024年12⽉29⽇，媒体《牟视⼤观》报道，⼀位男⽹约⻋司机在⼀位⼥同性恋乘客乘⻋期间，对乘客的同性恋身份进行辱骂：“不学好搞同性恋，如果社会都搞⼥同，我⼉⼦都没⼥朋友了。”事后乘客表示平台已将该次⾏程⽀付的钱退还乘客。

该司机的发⾔反映部分公众将性少数群体直接与“结婚率”和“⽣育率”挂钩，将同性恋视为“流⾏文化”和“学坏”的⾏为，暗示同性恋是⼀种后天学习且负⾯的，体现了来⾃异性恋霸权的偏⻅。随着法律法规和医学研究的进展，⼈们已逐渐意识到同性恋和不应视为疾病。

CDT编辑注：日前山东济南发布招标公告，为军队离退休干部购买生日蛋糕，预算为163万元。

我这都是为您好啊！

您说那生日蛋糕，满满的糖，厚厚的油，就算是500多一个的高级货，就算用进口动物奶油做，那也是纯纯的动物脂肪啊。

每一口生日蛋糕，都难免让您血糖升高两个点，动脉斑块加一层，就算有高干病房随便住，有免费医疗随意报，那也是您自己个儿身体受苦不是？犯不上。

而且，血糖血脂什么的还只是小事，作为退休干部，政治站位任何时候都不能歪啊。咱都是中国人，您还是国家退休干部，人民的好公仆，过生日吃个寿桃包，吃个长寿面多好，干嘛非吃个西方文化的生日蛋糕呢？

这让包场看哪吒支持中华传统文化的年轻人怎么看您？对吧？

而且，就为这区区一百多万的蛋糕钱，还要被不懂事的年轻人戳脊梁骨，不划算啊！

要说这些年轻人也真是不懂事，您一个月两三万的退休金，拿蛋糕当饭吃都不带眨眼的，还会在意这点小钱不成？

一点建设性意见：

要我说，您干脆就把这招惹是非的生日蛋糕给拒了，哪怕糊墙上，也别给穷小子们留下话柄！

您说是不是这个理？

以下为CDT编辑摘自微信网友评论：

暁の鍊金術師：美军咖啡杯一个多少钱来着

DingDongJail：对，只要这样比烂 生活就会好起来

Gojeonpa：军人打了一辈子仗，退休了生日吃一个高品质生日蛋糕也无可厚非

周大贵：我随便问一下啊，具体在哪里打了一辈子仗？

天台财经黄三石：很多农民种了一辈子地，交了公粮，一辈子不知道蛋糕的味道是什么

光：160万的蛋糕。。。

阿蒙：给一个省会城市的离退休吃的，平均到人头上没多少钱

Fleabag：用了您和我的税钱，您愿意，我不愿意。

混沌皮：数了好几次，生怕输错了，163 万呐[裂开]

寸草心：农民种了一辈子地，有几个吃得起高品质生日蛋糕?

中微子：1637100，平均每天要吃掉4485块钱的蛋糕。与此同时一类灶餐标费用是11元每天。一天的蛋糕可以为400名普通士兵提供一天的食物。

天空：生日蛋糕就一定自己吃吗？也不一定都是买蛋糕！这是监管严格之后工会费唯有的几个合规用途，每月扣了钱，再以这种方式返还，公开招标，之后发个蛋糕卡，你爱买蛋糕也好面包也好！不懂不来瞎来拉仇恨。

DD-Y：我只知道，绝大多数牛马和社畜，都舍不得为自己买一个高品质的生日蛋糕！！！

近日听说，苏州中学公布录用的13位老师中，6名清华、4名北大，博士8人、硕士5人。

我常去家附近一个职业高中散步，宿舍外墙的马赛克发霉剥落，破破烂烂的图书馆里很少学生，名为“纺织实验室”的教室里只有几台旧缝纫机，唯一的篮球场上还经常停了车，最显眼的倒是饭堂侧面墙上的募兵宣传。

同样一个孩子，在窗明几净的校园里被名校毕业的老师教授三年，和在这残破发霉的职校里虚掷三年光阴，应该会差异很大吧？

但怎么会是同样的孩子呢？在中考分流的巨大齿轮下，每年有约40%的初中毕业生被划入职业教育轨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和城市底层家庭。

2011年《中国教育学刊》上一文指出，“初中后的首次分流过程表面上依据学业成绩，实际上与按照阶层水平完成的筛选并无二致”。¹

2021年《北京大学教育评论》上的一文指出，“中上及中产阶层的子女初中毕业后多进入高中，尤其是优质高中；普通阶层的学生多流入相对较差的职校”。²

2022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白皮书》显示，职业学校7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农村孩子已成为职业高中的主要生源。

学者们的研究论文表明：中考教育分流，表面上是筛选孩子，实际上是筛选孩子的家庭；表面上是筛选天赋与智商，实际上是筛选教育投入的资源。

一个天真无知的孩子，经过九年质量完全不同的基础教育之后，在他叛逆的青春期，迎来了中考分流。

而且，低质量的职业教育，没有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把底层的孩子永远固化在底层。

有一次去理发，洗头发的小工告诉我他只有17岁。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未满18岁就出来工作，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于是问他：“怎么没有上学呢？”

小工说：“上了一年职高，我不想上了，就退学了。”

我又问：“爸妈同意你退学？”

小工说：“刚开始不同意，我就把学校的视频发给他们，都在睡觉谈恋爱打游戏，我妈就同意了。我不想浪费家里的钱，还不如早点出来打工。”

虽然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在实行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分流，然而我们的职校并不像德国、瑞士、荷兰等欧洲国家一样，能够提供高质量的职业技术培训。

在教育投入上，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和增速均远远落后于普通高中。

一方面是清北毕业生进重点高中已经不稀奇了，榆林神木市实验中学、绍兴嵊州中学、马寅初中学等不少学校的招聘公示名单中都出现了名校硕博士生，这其中隐含招聘名校毕业生的巨额安家费和高薪。

另一方面，教育部督导报告显示，中西部地区43%的职业学校实训设备停留在上世纪水平。即使在沿海相对发达的地区，有汽修专业学生未接触过新能源车，有纺织专业学生未接触过数码剪裁印染设备，授课内容与产业需求严重脱节。

不少职校的孩子，住进还不如初中的校舍，吃着难以下咽的“鼠头鸭脖”，听着脱离现实的陈旧教案，心灰意冷、自暴自弃。

湖南某职高心理普查发现，68%的职高学生存在“失败者”认知，“读职高就是混日子”，这种心理创伤在打工子弟中尤为严重。

虽然职业高中学生理论上可通过“职教高考”升学，但现实极为残酷，根据2023年的统计数据，职教高考本科录取率不到10%，且多为质量较差的本科。

14-15周岁的孩子，尚处于懵懂之中，他无法理解，在他上学后的第九个夏天迎来的这场分流，大概率决定了他一生的职业和阶层。

三年后，当城市的孩子在准备高考、雅思、托福时，出身农村或城市底层家庭的同龄人将在工地上、流水线上、理发店里、外卖路上重复着父辈的命运。

参考文献

1. 蔡辰梅，刘刚. 论教育放弃与教育公平——教育公平问题的微观研究. 中国教育学刊，2011（03）

2.曹妍，唐珊珊. 普职分流与阶层间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1（10）

一些职场人正经历重回月薪3000元的现实。如同一种当代贬谪，收入的跌落，迫使他们重新适应紧缩的生活方式，调整职业和人生的预期。

01 月薪三千

2024年12月，在一家设计院的办公室里，建筑设计师李冉收到了工资，3381.12元。11月、10月，也是这个数字。9月，5563.54元。

一开始，同事们谁也没见过这么低的工资。大家在办公室疑惑地自问，哪里来的三百多元，哦不对，少看了一位，是三千多块钱。是退货吗？是奖金吗？这一天恰好是发薪日。同一办公室的人逐渐发现自己账头也多了三千多，往常的工资却迟迟不见。

作为在这家设计院工作13年的建筑设计师，李冉正常情况下的月薪是3万多。从2023年10月开始，就像海平面随着波浪一层层降下去，她的季度奖金、年终奖金逐渐被取消了，直到2024年末，她的月薪降至三千。

这两年因为房地产业衰落，设计行业的项目量骤降，李冉所在的公司开始无活可做。个人薪资本来按规定彼此保密，但在那个荒谬的时刻，所有人都明白了，无论什么职级、职称或是岗位年限，“月薪三千”的现实已平等地降临在每个人身上。

2011年，李冉从名校毕业后，加入一线城市的这家设计院。入职第4年，她就从项目助理晋升为项目负责人，独立带项目组，年收入超过40万元，“感觉能在这个单位干到退休”。那时她副业做社媒平台的Pr，一个月保底收入有一万元，有时高达四万。

后来，李冉不仅本职工作降薪，副业里可做的单量也骤降，从24年初的每月6000元收入，降到年中的3000元，直到11月归零。过去几十年的存款，还有2025年刚发的七千多块年终奖支撑着她的日常生活，每个月存不下来钱。

李冉的同事们开始陆续离开。二百多人的办公区，如今只剩下一百人出头。工位中间搬了两次，每次都是为了让大家集中坐一坐，反而将空出来的工位连成一片，令低落氛围形成包围态势。平日里，一部分同事出差，一部分同事藏在部门办公室或咖啡厅的角落里，还有一部分，顶着降薪得过且过，趁没活时相约去喝奶茶逛商场，下午三四点赶去接孩子放学。空荡荡的公司有一种直逼人心的散漫。

领导在大会上照例鼓励大家，宣布将来要把这段时间少发的工资补回来。群情激愤中，一人开口打断：“领导别画饼了，我可吃不下了。”

“要嫌噎你就滚呗。”领导的东北话脱口而出。李冉和同事接受了现状，常常自嘲：要么忍，要么滚。

40岁的小宅也经历了就业市场的惨淡。她在人力资源行业从事了15年，做到高级经理，2022年10月离职后，她全职投简历找新工作。结果半年来，度过一个金三银四，还是只有两三次面试机会，数量是往常找工作时的四分之一。

失业前，小宅在一线城市生活，有房有车，没背贷款，月薪3万。她用50多万装修出一间独居的90平法式复古小屋，每个月也无需刻意存款。那时，她满以为将来也可以维持此刻的高薪。

两个月后，2022年眼看过去，新工作遥遥无期，她才申请失业金。

每月2016元，成为她未来两年的稳定收入。2023年，全年的支出被她控制在2万左右，只满足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

这种生活让她重回到2008年。那时她刚毕业，房价是现在的六分之一，第一份工作月薪1800元，两年后的第二份工作才达到3000的水平。但那时她不太考虑节省，因为还年轻，“对未来有希望”。

新生活的细节透露出捉襟见肘的现实。装修时，小宅设计房中的每一砖每一瓦：卫生区域三区分离，衣帽间13门衣柜塞满了衣服包包，开放厨房摆出了一套表面光彩的西式厨具。

降薪后，她开始刷廉价的购物软件，发现一款挂钩，哆啦A梦圆手款式，价格低至一毛钱。到货后发现，随机发的颜色，无色透明，有一种极廉价的塑料感。她把挂钩贴在卫生间墙上，丑得可笑，格格不入。

小宅每晚焦虑地睡不着觉。她想过创业，去逛夜市都偷偷存着考察摆摊情况的心。在一个摊位前，她瞥见老板口罩上熟悉的眼睛，想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意识到他是过去某一家公司的同事的老公。

摊后眼熟的背影确实是自己曾经的同事。两口子守在一个卖袜子的摊位后面，所挣得无非是一些碎银。不清楚他们是失业了还是谋求副业，但她意识到，被口罩遮掩的面孔，属于一个个生活日渐困难的普通人。

在朋友建议下，春夏交接的季节，小宅在北京踏上社工的考场。2019年前还没人瞧得上的月薪五六千的社工，到2023年，一个区招1500人，报名人数高达2万。小宅有15年的高级职场经验，面对异常激烈的竞争，笔试准备不足，面试缺乏经验，接连5次社工考试，奔去城市的各个区，3次进面，无一成功。她难以想象，那些被招上的人会有多优秀？现在还能体面生存的人，必须有多优秀？

社工考试和失业金的生活持续了两年，父母一直没有发觉自己的真实生活。小宅不敢讲，有一种羞耻感，好像没有为父母争光。父母以为她在正常工作，她默许。

2024年，小宅上岸街道办事处，过上月薪三千的生活，才终于向家里坦白。

她不服输地投出一些简历，聊以缓解街道办的清闲。在简历中，她看见40岁的自己做HR十五年来，在私企受过的所有委屈。过去最长的一份工作也才做了3年。常常是做半年后失业，办离职、投简历、面试，再做3个月失业。

她算了一下，就算每份工作做3年，到60岁退休还有20年，她需要换7份工作。

这份简历如果穿越时空，投到30岁的自己手上，她会怎么想呢？小宅知道，看到一个高级经理40岁还在找工作，30岁的自己大概会有兔死狐悲之感。更何况，老板们早就发过话了，“年龄超过了35岁，就没必要推他们的简历了。”

1月的一个早晨，李冉在上班前醒来，刷到一条感恩父母的视频。她想念起家乡的父母，再看微信里的工作消息，抵触工作的情绪无法缓解，哭了一个小时。

随后她按时出门，开车去公司上班。通勤的早高峰，车流总是稳定有序的。一个开着立标奔驰的大叔，并道时和她的车刮蹭。不知道怎么回事，双方都情绪激烈。

她怒呛，你这人怎么开车的？大叔说，你一个奥迪凭什么两百块就和我私了？两个人僵在原地，等保险到场定损，把两分钟的冲突延长到二十分钟。与此同时，公司的会议开始，她又要请假、道歉。

李冉那天的暴躁是反常的，也许大叔也是。在那个早晨，她觉得生活看不到希望。多劳不能多得，整个行业都没有未来，生活“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没有奔头、没有希望。”领着三千的月薪，她讨厌自己。但不干这个，她又不知道还能干什么事情。

贬谪的生活

大城市的富裕生活，各有各的精彩，贫穷却有大致相同的归属。

收入骤降后，每一笔开销都成了建筑师李冉不想负担的浪费。在设计院月入三万时，李冉在北京租了一个月租过万的两居室大房子，搬进床和衣柜、双开门大冰箱、贴墙纸、养一猫一狗，时常允许父母从河北住进来照顾自己，把月租房经营得像家一样。

降薪后，李冉另找了一间6000月租的一居室，把家具电器统统或送或扔，单独和猫狗同居。生日时她看上了一条三万多的手链，转念一想，不如去买一条十几块的高仿，戴几天过过瘾，也许买的欲望就消失了。

搬家中和大件家具断舍离，李冉开始有种怀疑，自己将来未必会在漂泊的异乡继续待下去。过去这种怀疑被高薪、稳定工作和当地户口给遮蔽了。现在，她考虑自己腾空住宅，这样要回老家就可以轻装出发。

李冉抵触回老家。刚毕业，她在老家的设计公司实习过。那些公司出的效果图，让她觉得“很Low”，但又无法指出哪里不对，因为当地人有自己的制图习惯，不会按照严格的标准去规范。李冉自觉适应了大企业的标准，回去后很难适应当地环境。

生活费骤降后，比价超市、菜市场，小宅在拼多多囤爱吃的火锅蘸料，为节省的三块钱而心动。不舍得上千的名牌，发现国产化妆品用五分之一的价格起到同样效果。自己动手更换净水器的滤芯，每次能省50到100块。

阳台上堆起越来越多的塑料瓶，是她过去没有发现的财富。购物软件送来的大塑料袋，节省下来，装满捏扁的水瓶，1个1毛。

有天，她发现阳台快堆满了，拉着男友，两个人提了五个鼓胀的袋子，犹如提篮上岸的渔夫，下楼到菜市场出售，卖出15元钱。她后悔之前怎么随手丢了这些钱。

图 | 小宅在10平米的开放露台看书

30岁，原本做银行项目经理的啾啾，回到山东老家，转为国企的基层员工，月薪从三四万骤降至三四千。2024年7月，她清楚地记得，那个入账的数字是3095元。

老家寡淡的消费氛围，可以让一个人的生活过得很节省。因为工作远离城区，啾啾很少点外卖、咖啡、甜品。每天上班穿工服，她半年没有买新衣、配饰。除了在单位食堂吃饭，她做饭也可以从父母家拿些自家种的青菜。单位发的500元超市卡，用以购置青菜鸡蛋，足足花了整半年。

收入下降改变的不只是经济，新的处境和身份，也带来新的困惑。

啾啾过去做着项目经理的工作，压力何其沉重。常常，银行里会有“奋战100天”“开门红”及各种各样的业绩节点。为了冲业绩，她每天都要加班到10点甚至更晚。每天写总结，应付领导约谈，还要经常下市场和客户交流，最后交流到酒桌上，中午喝完晚上喝，休息一夜，第二天继续应酬，喝完自己去医院打点滴输液。

那样的日子过下来，啾啾发现自己内分泌失调，脸烂了，痘痘流出脓液，必须整日戴着口罩。

但刚回到老家时，她感到月薪三千的工作也有自己的压力。她的公司新被收购，各种绩效考核等内部管理需重新完善。部门包括她在内只有两个人。她还不能全权负责，而是拿领导的每个决策向上级层层审批。最小一分钱的报销，最多都要有6个领导的签字，真正付钱的时候，还要6个人再签一遍。

工作的热情被迅速消耗。临近年底，她每天在公司忙到9点。回到家，她在电话里对妈妈哭诉，自己为什么要回来，现在工资是过去的一个零头。

工作之外的生活，也时刻提醒着她处境的改变。周末和发小们见面，一个个都留在本地成家，嘴上谈的都是婆婆丈夫孩子。只有自己去大城市转了一圈，单身几十年，带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回忆：她想到自己过去在银行，6年从基层升到经理。营销部门聚在一起，想做某一件事，就发散思维，每个人出一点主意，即刻出门去各自负责的区域做起实验。大大小小的节日，她都要列个单子送礼。光一个商场，就要考虑总经理、财务部、活动企划部等客户，一天就送出去如今一个月的收入。

那种生活尽管有压力，但光鲜亮丽，充满机会与诱惑，让她怀念。

回到老家领着月薪三千，啾啾有种人往低处走的怅然。她感到这种生活不属于她，而是属于周围的人。年会上，子公司的其他同事，坦率透露自己每个月到手只有两千多，丝毫不以为意。单位的一个姐姐，月薪的3、4千，要用来照顾两个儿子、两家四位老人，谈不上任何消费，钱挣来为让大家生存。

下班后，本地朋友们回归家庭时，只剩下她这个大城市回来的单身女性，一个人开车兜风、看电影，花钱的机会都没有。

未竟的心愿

生活已然下沉，身在其中的人们，尝试着自我调适、接受现状，寻找贬谪古人般的豁达。

在啾啾回老家求职的那场面试里，领导问，“你的工资会比之前要少，这个事情你怎么看？”她早有预感，这个问题会被问到，它好像和自己求职的工作内容无关，又是所有问题的关键。

她早已为通过面试而准备了回答：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衡量标准，她既然回来了，就要尊重当地标准，适应当地的生活。回忆起来，过往的丰富多彩，也不过是“在外边打工，各有各的辛苦”。在银行，出门见客户，要精心准备一套行头，化妆、戴首饰，手上提着礼物。回到老家，洗一次车才不到20块，让她喜出望外。

李冉尝试去感受，紧缩的新生活也有好处。她37岁，未婚单身，靠存款付房租，工作早十晚七，账头只敢留一万块零花。在一人独居的整租里，父母不能再上门唠叨自己，自己想几点回家就几点回家，有时还可以在闺蜜家过夜，就像是刚毕业来北漂的学生那样，忽然拥有一种淳朴的自由。她经营起自己的账号，谋求副业的突破。在她的自白中，“985本硕、企业设计师、京户持有者”，在危机中也急需自救。她觉得“命运的转折”藏在凌晨的自媒体文案、深夜的方案大纲，以及坚持182天的健身打卡里。

对于小宅而言，在有房无债的情况下，其实3千元是一笔足够生存的数字。小宅和男友有整整一年时间，共同失业，两人凑出4千块失业金，每天在家吃吃喝喝。小宅增重了十多斤，男友从130斤长到快160斤。小宅清楚，这种乐观是由于她在降薪前就摆脱了房贷车贷，否则就不得不卖房了。

她现在有一种平和的心情。低薪足够维持生活，父母有存款，身体还好，即使生病也可以互相陪床。街道办事处也并不差，可以朝九晚五，准时下班，午休两小时还能回家吃饭睡觉，是一种40岁提前退休的安逸生活。

小宅所在的科室，七八个人一间屋，彼此之间没有隔断，只有用电脑屏幕区分一下私人领域。小宅最多的时间用来刷手机：看社交媒体，看腻了大数据重复推来的话题；刷购物软件，看视频一次奖励一分，每天打卡赚到上限的两毛。从屏幕上抬起头，同事们也尽在没活的空闲里刷着手机，无聊感充盈满室，避无可避。

她尝试从工作中重新找回自我的价值。日常工作，小宅需要给老人们发慰问品，帮老人修改报纸的邮寄地址。有时指挥老人点某个程序，老人道歉说，自己实在不会操作，她为之忧心，甚至想下班拐上门，当面帮一下老人。这种利他情绪贯彻她的事业始终，是她成就感的来源之一。过去她做部门经理，最喜欢看到手下年轻人迅速成长；做猎头，制造双方都满意的匹配，时常收到职位候选人电话来口头道谢。如今，服务老人带给她的成就感，是一种为自己积德的舒心。

人总要给自己找点盼头。小宅说，“事业已经没有了”，不敢再辞职去做不稳定的本职工作。在40岁提前退休，人生还剩下留学这一未竟的志向。

她想去日本或英国爱丁堡读一个心理学。她想象中的日本，富于亚洲人的文化氛围，城市间充满秩序感，居民比国内的收入高，生活成本却低一些。她还向往哥特式建筑风格、透出阴郁气质的爱丁堡。

失业中，她点进爱丁堡大学的官网，发现爱大心理学位列世界第27位，招生要求雅思总分在7.0以上，但她的英语并不算好。

曾经，手上有五十多万富余时，她跟父母提过去日本留学，被一口否决。钱最终花在了她此刻的50平米小家，日后帮助她安稳地忍受低薪生活。

她开始借助这个家尝试经营社媒，举起摄像头，拍摄露台外五点半日出的天空、立夏雨后开放的月季花墙，还有阳光穿过飘窗投在墙上的电影级光影。

在月薪三千的平静生活中，留学梦想变得越来越渺茫。父母一定不情愿她远离，更何况，经济上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唯一的希望，是她忽然生出破釜沉舟的勇气，卖掉车、房，苦学语言，再攒几年钱，加上留学期间打工的收入，一定能出去。

钱不是决定人生最重要的因素。她还设想了一种可能，假设自己“众叛亲离，工作也干不下去，房子也被人收走，你不出去就要饿死了”，梦想也会变相地实现。

但重回月薪三千的生活，主题是维稳而非突围。她觉得突围所必需的，正是目前自己所缺乏的，也是芸芸众生都提不起的那股勇气。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信息有模糊

• END-

按：旧文，曾发表于2020年12月13日另一个被停止的公号。今天时文发不出，与国内任何内容都无关，就是发不出。

婚姻对富人没意义对穷人很残酷

储殷教授谈到一个观点，认为出生率下跌，离婚率飙升，婚姻对富人没意义，对穷人很残酷。作为一名网红知识人，储教授谈他对婚姻的理解和看法，是他的权利，但也只是一家之谈。

在我看来，储教授显然对婚姻的意蕴理解太过偏狭，观点也过于悲观。他的观点要成立，就需要增加一个定语，“传统婚姻”。传统婚姻或许对于富人没意义，对于穷人很残酷。

问题是，现时代早已不是传统社会的文化形态，婚姻在现时代也有着新的意蕴。传统社会里，婚姻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必经之路，男人娶妻生子是正道，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女人出嫁是宿命，未出嫁的成年女人会被社会排斥，被社会舆论污名化。女人当且仅当作为某男人的太太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

现时代，后工业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婚姻对于一个社会人来说，不再是必选项，而是可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以及婚姻法里明确赋予了人民婚姻自由。也就是说，一个人结不结婚，与谁结婚，什么时候结婚；两个人的婚姻能够维系多久，是否达成共识离婚，或者是否不能忍受提出离婚，都是个人权利，他人不得干涉，亦不要置喙。

而且，现时代婚姻也呈现出多样性多元化的特点。一对夫妇，他们是愿意恪守传统习俗，还是愿意重新约定，共同遵循，完全是夫妇的权利。例如，形婚就是一种新型的婚姻形态，完全符合婚姻法的所有要求，但夫妇双方并没有恪守传统的道德义务。再例如，同志婚姻，虽然在中国大陆地区法律并不支持，但在中国台湾地区，法律是承认的，在欧盟、北美、澳洲，南美，甚至部分非洲国家，都是法律认可的。

不仅如此，传统婚姻绑架了性，婚姻从伦理上丈夫垄断了对妻子的性权力，但妻子却不能对丈夫的性权利实施垄断。现代婚姻则根据夫妇双方的意愿，由他们两口子决定婚姻是否限制性，甚至是否限制爱情。也就是说，婚姻、爱情、性这三者是否要捆绑在一起，取决于夫妇共识和约定。

既然婚姻变成了个人的自由权利，那么一个富人，他愿意选择婚姻，或不选择婚姻，以及选择怎样的婚姻形式，对他来说太有意义了。储教授认为富人得到性太容易，所以婚姻无意义，这样的看法显然太过浅薄，浅薄到以为所有的婚姻都意味着性生活许可证。

当然，如果社会贫富差距太大，穷人即便有婚姻的自由权利，却没有起码的婚姻选择资源，但这是社会经济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与婚姻以及婚姻的自由权利本身无关。例如，中国社会婚龄男性比女性多了数千万，这就是一个社会问题。用限制离婚的方式来挽救婚姻形态，只能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女子遭家暴40年起诉离婚被驳回

看了这则新闻，我只想说两个字：“我去！”。

这是一个很坏很坏的判例，当事人应该上诉。

之所以说它是一个很坏的判例，原因有三。

第一，从法理上违背了宪法规定的婚姻自由。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当夫妻之间达成共识，或者一方受到另一方的家暴、虐待、羞辱并不堪忍受，那么法院也好，政府部门也好，不能为离婚设置限制，否则就涉嫌违宪。（当然，在中国违宪缺乏纠正机制）。

第二，从常识上不难推断，这个判例在社会中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那些在婚姻内遭遇家暴、羞辱和虐待的受害人，将被逼到玉石俱焚的绝境。当婚姻易结难离，也将给社会未婚人群一个错误的示范，使更多的人宁可未婚同居，也不轻易踏入婚姻。

第三，这个判例的法官太自以为是了。当事人怎样才幸福，以及选择怎样的方式，是当事人的主观感受，更是当事人的权利，法官没有任何资格为当事人做选择或判断。事实上，处于糟糕婚姻的老年女性，无论生命质量还是预期寿命，都远远低于单身的老年女性。

如果遭遇四十年家暴的当事人自杀、杀夫，法官是不是应当承担责任？

离婚冷静期一方不同意离婚怎么办

先抛开离婚冷静期。离婚从来就分两种，夫妻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适用协议离婚；夫妻双方协商不一致适用诉讼离婚。所以，冷静期一方不同意，如果另一方执意要离，那就适用诉讼离婚程序，去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再来说冷静期。冷静期是针对协议离婚增加的冗余程序，是对宪法第四十九条“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的公然违反，显然是在变相限制、阻碍人民的离婚自由。

从法理而言，宪法是上位法，民法典的任何规定都不能违反宪法。民政部公布的条例是根据民法典规定制定的。

从常识而言，既然原来协议离婚就要求双方达成离婚共识，且对财产、子女抚养等要素协商一致，那么，再增加冷静期就纯属给民众添麻烦。

再从社会后果而言，冷静期的设置将大概率带来如下四个后果：

1、离婚诉讼案剧增，增加基层法院压力。

2、结婚率进一步下降。特别是对90后的年轻人，原本对结婚就不以为然，再加上离婚冷静期，下决心进入易结难离的婚姻需要更大的勇气。

3、婚外情、婚外性更为泛滥。客观而言，中国社会相当多数婚姻都是低质量的橡皮婚姻，有婚姻之名，却无婚姻之实。如果离婚难度增加，只不过推高橡皮婚姻的比例，维持着婚姻的残壳，婚外寻找爱情和性。

4、婚内枕边人谋杀案将成倍增加。对于在婚姻中遭遇家暴、羞辱、虐待的受害人，原本离婚就很难，再加上冷静期限制，难上加难，绝境中他们只有肉体消灭加害人，玉石俱焚。

2月17日，自由亚洲旗下的中文新闻杂志“歪脑”和独立媒体“低音”联合发布了《政治抑郁者的自白》，作者姬苏燕记录了四位中国大陆年轻人的政治参与和表达。她们是公益人、学生、记者，在工作和生活带来的政治压力下，她们“用自己的方式挣扎、抵抗、前行”。

以下为CDT节选。访问歪脑和低音阅读原文。

80后公益行业人士郑冰冰：从香港反送中到新冠疫情，“润”出去仍然没有摆脱政治抑郁

“你知道自己没亏心，可是这个国家告诉你亏心了。”

[…]“我去过香港，身边也有朋友在香港读过书，我对它的专业主义、社会运行的秩序有很深刻的体会，并从中受益。而且香港对我的冲击并不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事情本身，而是我有一种带入感，一种兔死狐悲、唇亡齿寒的感觉。我当时做公益已经好多年了，还是处在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状态。香港反送中那个时候，恰恰是我前两年被别人剥削，被骗，处在一个一无所有的境地，经济和社会的支持都非常少，所以更加会在那个时期质疑公平正义的意义何在。其实你看一些调查研究啊，很多人的抑郁不仅仅是单一的政治事件导致的，也跟他当时自身的处境有关。你什么时候对政治会那么敏感，什么时候政治的东西会波动到你，同样是铁链女的事情，为什么你看了新闻会特别崩溃，有的人看了可能还好？我觉得跟当下个人的处境有很大关系。” […]“其实有和政治抑郁类似的一些概念也有人讨论，比如文化创伤这种概念，它强调一种集体回忆，比如南京大屠杀带来创伤，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创伤。我们国家以前也有很多伤痕文学。可是这个词并没有成为集体的词。政治抑郁能够流行也许和抑郁症大规模的流行和被接受也有关系。如果中国的政治不改变，我们可能一直会政治抑郁下去。” […]“我昨天晚上还在哭呢，我受到很大的影响。自从我被国安找过，就开始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我养宠物，如果我跟我的宠物在一起，天气很好的时候，可以喝一杯茶，吃个蛋糕，本来是很快乐很幸福的时刻，但我始终觉得不能沉浸其中，越是幸福就越觉得这些东西可能随时被夺走。而且我并不相信这种幸福，这种幸福是放弃了说话的权利得来的。”

白纸运动后被带进派出所的95后Yurii：“那一刻不是勇气的问题，而是一个不想选和更不想选的选择”

“后来我们想逛公园，结果公园也要看场所码，又逛到步行街那边，我这才看到那里有一个人站着。他举着一张纸，正面写的是，‘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背面是，‘我们可以做更多’，他绑着自己的眼睛。我看到他就想，我需要在那儿看着他，因为他只有一个人，我害怕出什么意外。”

“过了一段时间，有保安想驱赶他，因为他站在商场前，商场的员工把警察给叫来了。当时我在网上才看过一个视频，一个重庆的哥们对着警察说，‘为什么世界各地都解封了，我们还要这样？’当时也有警察想把他抓走，在场所有的重庆人都把他给抱住了，警察就没得逞。我想，我也要抱住他，然后我就抱住了他。”

“但是只有我一个人抱。”

“后来警察告诉我，监控中一共有五六十个人在那儿，‘为什么只有你抱？’他们问我。他们还说，‘你是他女朋友吗？你抱你男朋友也抱这么紧吗？’”

[…]“警察要带走那个男生，我根本抱不住一个人又抓不动，是他让我放开的。他说‘没事我没事，你放吧你放吧’，然后我就放了。我当时在想，我要跟上吗？围观群众里有个大妈跟我说，你跟上去他才安全。其实我觉得他安不安全和我跟不跟上去没关系，但如果我不跟的话，我肯定会为这个事情自责一辈子。”

“现在不是很多人爱讲勇气什么的吗，对我来说，那一刻不是勇气的问题，而是一个不想选和更不想选的选择。如果我真的是一个有勇气的人，根本就不会犹豫那么一刻，直接就去了。我其实是害怕的，但我更不想让自己一辈子自责。”

95后记者西柚：负面信息并不是我抑郁的来源，对负面信息的束手无策才是这种抑郁的来源

“我做过和酷刑相关的报导，每次在看我写的报道人物的自述时，都会觉得很创伤。我没有见过就是一个人被几天几夜不让睡觉，不让喝水也不让吃饭，在零下的晚上直接睡在水泥地上。那个报道人物是一位女性，她直接被搞到上厕所也上不出来，月经也停掉了，这简直是一种非人的遭遇。”

[…]“偶尔能够得到写作当中提到的那些人物的消息，结果发现ta们写完之后状况也还是那样。有的人现在还在监狱里面，我写完稿子之后，ta们的刑期也没有减少啊。有的人我写作的时候ta的一审刚刚结束，后面得到消息二审没有开庭，就被维持了原判，甚至来不及做出一些更深的报道，这个事情好像就已经铁板钉钉地维持原状了。一审开庭还可以写庭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家属这些年怎么过的，家属看到当事人是什么怎么样的，二审都不开庭，我也不知道这样一个信息传递出去有什么用，更不知道要怎么把这样一个非常短小的信息变成一个更容易理解的故事。我感受到一种愤怒，他们不允许故事发生。” […]“我发现我其实没办法要求自己今天一定要看一些积极向上的新闻， 因为我的职业要求我每天都要关注那些负面的东西。我觉得负面信息并不是我抑郁的来源，对负面信息的束手无策才是这种抑郁的来源。作为记者，我明明应该在社会问题的解决中有一些位置，但我被政治取消了行使工作的权利，这也是对我们能力的与价值的否定。我时常陷入到存在的焦虑之中，不知道作为记者这个社会里面到底要干什么，这个社会真的还需要我们吗？每天看到的负面消息跟我的关系是什么，我只是一个生产者吗，如果我是生产者的话，我要不要为此负责呢？心理上大概是觉得不用负责的，但我们明明可以做得更好啊。” […]“我没有怎么特别去回溯过为什么想要去做一个政治的人，为什么想要通过做新闻这件事来行使我做政治的人的权利，但我隐隐约约觉得这样做是对的。我原来的信念是挺强的，做记者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事情，你怎么能够去找到一份工作又能让你去了解社会、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又能满足你的好奇心，还付钱给你。但是现在我真是有点莫名其妙的，我不想推翻自己，不想成为过去的那个我的敌人，因为以前那么想也没有错，只是我现在开始觉得做对的事情所伴随的痛苦我可能承受不了，或者说那个痛苦本来就不该由我们来承受，它是一个不公义的痛苦。”

90后余虹：润出去落地生根

“我身边几乎所有22年从上海润出去的人，都被关了两个月。当时我还在跟前任谈恋爱，在封城之前，那是我们感情最好的时候。你想啊，又是春天，天气又特别好，你跟喜欢的人出去约会，好开心啊。现在回头看，我好像刚刚经历了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刻，就立刻被扔进最绝望的瞬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记忆力就变得很差，记不起来任何东西了。太痛苦了，经常突然开始哭，这样的状况可能持续了一两年，到今年才好一点。我现在不管怎么描述那段时间都非常苍白，因为我的记忆已经把那段时间给抹平了。我当时的对象不希望我整天愁眉苦脸，但我每天看那么多新闻，那个时候好像还有铁链女的事件，快乐好像是一件很有负罪感的事情。”

“那时我变得很恨所有人，对我当时的伴侣也不太尊重。我不知道哪来的火或者是哪来的不耐烦，谈恋爱真是一个好奢侈的东西，我根本就没有心思谈恋爱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像两个室友彼此照顾，恋爱需要的情绪价值根本没有办法提供，我每天自己都要碎了。我要开始想以后的出路，还要上班，情绪根本兼顾不过来，我平等地恨每一个人。以前我不开心了会开玩笑说‘恨你们所有人’，但从那个时期开始,我恨的对象已经有具体的人，他就是我周围的邻居、朋友、同事。比如说我的同事，他们觉得封城很好，宅在家里多爽，他还想再继续封下去。我开始恨这样的人。我也恨那些怅鬼，那些和体制一起作恶的人。”

[…]“那时我下定决心要润了，为什么一定要走呢？因为当时发生两件事情，一个是一只柯基因为防疫被活活打死，还有一个HR，他那天去看病，走了好多公里的路回家，好不容易快到家了，结果就死在路上了，他是猝死的。那个新闻一直记在我脑子里，因为他就是一个普通的，跟我一样在上班的人，我也可能是那个人。” […]“我看到一些比我年长的姐妹，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一开始是nobody，后来自己攒了些钱有了一些权利，她可以为后来的女生铺路，我喜欢这样的故事，我也希望自己能做出这样的影响。跟前任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带给她快乐了，我那时候已经不是完整的我了。现在我想，如果有人因为我和她单独相处而感到开心，我觉得我活着也很有意义。做一个独行侠这么久以来，我第一次觉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么的有意义。” […]“在上海的时候，我认识一个俄罗斯人，他邀请我去他家参观，他家里装饰得很漂亮。我当时想，他为什么要来中国，是不是因为俄乌战争回不去了？可他还是把家里装饰得那么好看，一个出租屋而已。我想到另外一些俄罗斯士兵，他们可以一下子就摧毁一栋楼，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具体的生活。买一个碗要精挑细选，买一个小小家具要考虑下放在哪里，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考虑过，你就不会想要摧毁别人的家。这又是一个父权制的问题，我觉得那些士兵可能从来没有做过饭，从来没有考虑过家里的窗帘是什么样的，所以当他把炮弹射向别人家里的时候完全不会痛心。我以前太长时间沉浸在自己的思考里，自己塑造假想敌，现在接触这么多人之后，我觉得她们不会想那么多，她们的价值观跟我没有那么不一样，只要跟善良的人在一起，不管i人e人都会获得快乐。这个世界的问题其实都来自于大家不爱自己身边的人，如果我去爱自己身边的人，我觉得那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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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病院被电击了多少次？”灵儿脱口而出：7次。

灵儿今年27岁，是一名跨性别女性。2022年7月22日，她被母亲送到秦皇岛九龙山医院。这是一家精神专科医院，她被诊断为“焦虑障碍、自我不和谐的性取向”，花四万元住了97天的院。

成长于传统的北方家庭，母亲是老师，父亲是厂子职工，是家里的老二也是唯一的儿子，灵儿没少和父母吵架。父母希望她娶妻生子，做出“男人该有的行为”，扔了她攒钱买的雌激素药物——这可以缓解灵儿的性别焦虑。为了避免进一步的争吵，她答应了去医院，却没想到被医护绑在病床上电到意识丧失。

在社群伙伴的鼓励下，出院近两年后，灵儿起诉了秦皇岛九龙山医院。她在起诉状中写到，自己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在清醒的状态下明确表示拒绝医院非合理或超出常规的医疗措施，但被强行留院治疗，权利被侵害，要求赔偿八万余元。

跨性别社工小米透露，在和律师谈起诉对象时，灵儿拒绝起诉把她送进医院的母亲。开庭前，灵儿也和母亲见了一面，母亲还是不认她这个女儿。“她希望各过各的”，灵儿绝望了，“这官司打了有啥意义？我要的不是赔偿，我要的是父母能回心转意，彻底接纳我。”

“有柜无家”是跨性别群体普遍面临的困境，但在前北京同志中心跨性别部门负责人鹿苹看来，“家长能否接受自己的跨性别小孩，更多是看家长和小孩的关系，或者说是靠他们本真朴素的爱。如果有这种爱在的话，我觉得接受TA是迟早的事情。”

跨性别与精神病

2022年10月，从精神病院出院，灵儿回到家中，发现自己的化妆品、女装和雌激素药物都被父母扔了。又是争吵。电击治疗没把性别焦虑的幽灵驱除，女性生活回到原点的灵儿换回了男装，内心却等待着再一次出柜的机会。以男性身份也更好挣钱，她要筹备资金继续买衣服买药。

灵儿打工攒钱买下的激素治疗药物。2022年12月，中国国家药监局发布的《药品网络销售禁止清单（第一版）》禁止了包括醋酸环丙孕酮（抗雄激素）和雌二醇（雌激素）等跨性别女性常用药物的网络销售。跨性别女性获取药物的渠道进一步收窄。（图_受访者提供）

入院档案记录了灵儿被父母带着四处求医的经历。灵儿大一开始喜欢穿古装，受到限制便发脾气，大二的时候父母先后带她去了一家三甲医院和一家精神专科医院就诊，医生认为无明显异常无需治疗。

灵儿没有和父母提过想成为女性的心思一年比一年重，直到毕业后的一年年底回家，父母见到了化妆长发女装的灵儿，治疗她的“精神问题”便成为这个家庭的心结。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父母带着灵儿去了两家精神专科医院，第一家诊断“焦虑障碍”，开了药，但灵儿没吃，第二家就是秦皇岛九龙山医院，将灵儿以“恶劣心境”收治入院。

秦皇岛九龙山医院，亦为秦皇岛市第五医院、秦皇岛市精神卫生中心。该院是秦皇岛市唯一一所精神卫生专业机构，承担该市多项公共卫生职能及精神疾病的预防、诊疗、康复等工作。（图_医院官网）

九龙山医院对灵儿的诊断是“自我不和谐的性取向”，它是否属于疾病成为了庭审辩论的一个焦点。8月13日，秦皇岛昌黎县人民法院一审线上开庭审理此案。据《红星新闻》报道，院方认为，灵儿男扮女装，参加同性活动，不符合日常观念，存在主客观不一致。针对灵儿代理律师郭彬提到的，按照“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简称ICD-11），和性取向相关的诊断编码均被删除，同性恋、跨性别已不是疾病。院方辩称，ICD-11在国内并没有完全执行，医院依然在执行ICD-10相关规定。 

灵儿在九龙山医院的入院记录，她被院方诊断为“自我不和谐的性取向”（图_受访者提供）

鹿苹证实了医院的说法。“目前来看，ICD-11在我国还没有大规模地实施，虽然在2018年，发布了‘2019年3月1日起全面使用ICD-11中文版疾病编码和分类’的通告，但之后由于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没有大面积执行”。

“但无论是ICD-10还是ICD-11，都不会把一个跨性别者送到精神病院做无抽搐电击治疗。无抽搐电治疗是什么？它用于治疗严重的精神疾病，比如精神分裂、双相情感障碍，不是适用于跨性别或同性恋者的治疗方式。”

部分公私立医院仍在提供所谓的“扭转治疗”，基于“性少数群体是需要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的错误假定，试图将其性别认同或性取向扭转为主流社会可接受的顺性别异性恋。（图_网络）

“从医院的诊断来看，他们没有搞清楚什么是跨性别，什么是同性恋”，鹿苹解释，灵儿是一个跨性别者，她的自我性别认同和顺性别_（指出生性别、生理性別与心理性別一致相同者）_不一样。灵儿的自我性别认同是女性，她喜欢男生，因而她的性取向按照通俗的观念来理解应该是“异性恋”，不是“同性恋”。医院的做法让鹿苹感到荒谬：“连这些最基本的概念都混淆，医院何谈治疗？”

北京同志中心发布的《2021全国跨性别健康调研报告》也显示，在受访跨性别者求助的精神心理专业人士中，“比较了解和非常了解跨性别知识”的尚不足20%。

2019年，艺术家武老白和同志警察林壑共同发起《恋人》艺术项目，受电影《三块广告牌》启发，他们给三辆卡车贴上反对性倾向扭转治疗的标语，在上海、南京和济南等多个城市巡回。（图_网络）

有柜无家

回到家，度过了一个春节，灵儿在2023年的秋天和家里断绝了关系。亲戚们在红红火火的热闹气氛里串门来往，而就连姐姐，也不知道穿着男装的灵儿想变成女孩的心思。

灵儿有过一段男女切换的日子，后来打工攒钱买了雌激素药物，服用了一年半。她再也不能忍受身心不统一的男性生活，穿女装让她感到轻松。挣扎着跨性别的时候，灵儿很少回家，但每次也都是男装，要么是还没完全适应女装，要么是父母要求她换回男装。家人对此事也讳莫如深， “觉得这是一种见不得人的、丢脸的事情”，灵儿说。

灵儿的自拍照（图_受访者提供）

鹿苹是前北京同志中心跨性别部门负责人，也是陪伴灵儿的志愿者，她在工作中接触了不少跨儿家长，也见证了令人唏嘘的亲缘关系百态。“很多跨儿在青春期，性征开始发育的时候，就会非常焦虑了，TA们可能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束缚生殖器、偷偷购买激素等等，来降低性别焦虑。父母发现这些举动后，因为没接受过关于跨性别的正向科普，不知道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孩子，第一反应就是去掐灭这种苗头。这个过程中，跨儿们可能会遭到家暴，接着是离家出走，然后可能会被诱骗，甚至被强奸，这些都是在社群中真实发生过的案例。”

经过鹿苹科普后，慢慢地，有家长会开始理解孩子，也会泪流满面，为自己孩子困难重重的人生感到担忧或不幸。但也有传统观念很重的家长，宁愿相信孩子是精神分裂，也不愿接受TA们没有任何精神问题，只是跨性别的事实。

因为不了解跨性别，网络搜索首页又往往是扭转机构的广告宣传，许多家长成为了这些江湖游医眼中的待割韭菜。跨性别社工小米接触过一个贫困的跨儿家庭，父母都在江浙的工厂里工作，家里用来盖房子的几万块钱都扔到了网瘾学校里，家底掏空也没将孩子“扭转”成功。有的家长绝望之下转向求神拜佛。小米参与的“有柜无家”线上展览里有一张佛像的照片，这是一个幸存者提供的。TA的父母觉得孩子是中邪了才想摆脱受之父母的身体，就带TA进了一座庙，要其跪在佛祖面前，跟佛祖忏悔。

“有柜无家”线上展览中，一个幸存者与佛像的故事（图_展览网站）

有的时候，父母接受孩子的性别认同是出于 “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朴素想法。一个领低保、残障的单亲妈妈对鹿苹说：“我的小孩是跨性别，如果我不让TA做自己想做的事情，TA会抑郁，会自杀。一个活着的小孩和一个死掉的小孩，我会更愿意要一个活着的小孩。我要支持TA的想法，我的小孩才能活下去。”

“很多家长可能这辈子都没办法理解跨性别，因为他们自己不是，但是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小孩，他们爱孩子，所以能接受。很多家长到不了积极支持的阶段，但至少他们不会过分干预小孩，不会动用身份地位资源围堵和矫治。小孩在外面受了苦难，遇到了危险，他们会去帮助，这样就挺好的。”鹿苹说。

灵儿谈到，自从和家里断绝关系，父母一个电话也没给她打过。她身体不好，多次因为胸痛晕倒要去医院看病，父母却没有过问过。在外，有一位同为跨性别女性的“闺蜜姐姐”时不时关照她的生活，但“闺蜜姐姐”的母亲不欢迎灵儿。“阿姨觉得我在破坏她们的家庭关系，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不去，你儿子就不做女人了？”虽然这位母亲不喜欢她，可她还是羡慕“闺蜜姐姐”能有一个母亲常来看望。

流浪：在公共空间与职场

灵儿离开家乡后，到过济南、成都等地打工，现在又到了天津。她没有住处，日常在外打地铺。在地上垫个蓝色的瑜伽垫，盖上格纹小被子，睡在地铁口或是广场。幸好天津的夏天也不那么难熬。

灵儿在天津露宿街头的家当（图_受访者提供）

三十多度的热天里，洗澡成了头等难题。灵儿平常会去“闺蜜姐姐”家洗澡，但她的母亲让灵儿实在难以招架，不太方便的时候她也会去公共澡堂。

有一回，灵儿穿着红色吊带裙，脚踩一双白色平底凉鞋，去了一个公共澡堂。能体验搓澡服务，网上团购价才三四十元，这对手头拮据的灵儿来说很合适。搓澡的阿姨对她的打扮很好奇，试探着问：“姐姐，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灵儿心里一阵难受：“天津人管任何女的都叫姐姐，你都称呼我‘姐姐’了，你还要问我是男的还是女的？！”

浴室也分男浴和女浴，她被推去了男浴。灵儿觉得自己全身上下没有一点符合男性的穿着打扮，要当着一帮男人的面脱内衣内裤，她不能接受。穿好衣服，灵儿退钱走人。

鹿苹同为跨性别女性，她在换衣间、公共厕所这样的集体私密空间里也找不到容身的位置。鹿苹留了长发，戴了耳环，一副女性化的装扮，她担心去男卫生间可能会让那些男士不适，而去女卫生间又容易招致一些女性的抨击。她的害怕也来自于如果被人发现，可能会被当成变态流氓，面临违法犯罪的风险。所以现在外出，她就会尽量不喝水，想上厕所的时候就憋尿，这也导致她的膀胱问题越来越严重。

鹿苹以前还喜欢游泳，成为跨性别女性后，她再也没有去公共泳池游过泳。由于使用激素，她的乳房已经发育了，这让她没法在男更衣室换衣服，女更衣室更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她注意到，在二元之外，中国还是有很多第三卫生间的，但可能会标注为残障卫生间，而不强调无性别的属性。即便去了明确标注“Unisex”（无性别）的卫生间，鹿苹也会被保洁拦住，要求按其指派性别（指一个人在出生时被分配或指定的性别）去男卫。

公共空间对她们的驱赶也蔓延到求职上。灵儿大专时学的是音乐表演，毕业后面试了不少直播娱乐公司，想找个网络主播的活。按她的说法，有一家公司的人直接骂她是怪胎，让她滚，然后就把她的微信拉黑了。直播公司也是按照男女来安排包装风格的，很难找到有专门培养跨性别者的。

第一年做主播的时候，直播公司让灵儿走男性风格路线。灵儿说，自己身材娇小，穿了高跟鞋差不多一米六，扮男性效果不好，后来改了女性路线。目前就职的公司则让她走反串路线，营造一个私底下女装的“异装癖”人设。灵儿也在抖音上开个人直播。观众鱼龙混杂，她收到“改装车”等冒犯性话语是家常便饭，其他主播也不愿意和她们这些“不正常的人”连线PK。

在济南、成都辗转打工时，灵儿发现餐饮服务行业还有些空间能让她进入。往往是她和老板聊得来，老板看她干活麻利又有眼力见，也就默许着招进来了，但这时手下员工又有意见了。一方面是不好安排工作，通常男的就给安排到后厨做厨师，女的就给安排做传菜员，灵儿“非男非女”，两边都不好安排；另一方面是住宿，岁数大的女员工不认可跨性别，年轻一些的女员工仍把她看作男性，害怕被侵犯。

现在她盼望着有一天能在天津找辆电动车跑外卖。外卖员不限制性别，如果有顾客在意她不协调的外貌和声音，带上口罩就解决了。相比睡路边，一天吃饭只花十几元，困难时翻垃圾桶找吃食的日子，跑外卖一天赚150元够她花销了。

灵儿分享自己的日常伙食，一份白粥配榨菜（图_受访者提供）

鹿苹也观察到，面对企业就业歧视，很多跨性别者会更倾向去做自雇佣的零工散活，随之而来的是收入的不稳定，进入传统企业甚至事业单位的少之又少。“比如社群里的一个男跨女伙伴，她在事业单位工作，已经做完手术了，但她依然按照传统男性的装扮去上班。她没有在公司里出柜，所以其实是过着一种双重生活。”

不出柜，是出于现实考量，毕竟耀眼的学历在跨性别后也会成为废纸一张。小米接触过一位复旦大学医学院毕业的跨儿白雨霏，她曾在跨国药企工作，辞职后刷爆信用卡做了性别置换手术，身份证性别也改了，但接下来的一年里都因为学历性别与身份证性别不符找不到工作。

雨霏告诉小米，她连街边一杯五块钱的奶茶都喝不起，被迫去了夜店面试一份保洁工作，去了才发现是要她陪酒，一番惊心动魄之后才逃离。因揣着假学历很难去大公司，广州性别教育中心的律师和小米等社工们协助她和教育部门交涉，正式修改了学历上的性别，后来她又回到了一家跨国医药公司上班。

2012年《青年报》对白雨霏求职困难的报道。2018年，在多方协助之下，她将申请寄到教育部高教司，终于收到回电，成功修改学历信息，成为跨性别社群中第一个成功修改学历的案例。（图_网络）

2014年教育部便有出台规定，“学历注册并提供网上查询之后，学校不得变更证书内容及注册信息；学位授予信息经报送审核后，原则上也不允许更改”。简而言之，毕业后不允许更改学历信息。很多跨性别者要工作一段时间才能攒够钱去做性别重置手术，手术完成是改身份证性别和学历性别的基本条件，但此时显然已经过了改学历的最佳时间。鹿苹说，也因为教育部近年来大力打击假学历，改学历政策收紧，以往通过请求高校给教育部高教司写信改学历的方式也受到影响，改学历越来越难。

“生为女人，就要一辈子当女人，生为男人，就要一辈子当男人，那这活着有什么意义？永远要为了所谓的生理性别而活。”灵儿的愤怒飘散在空中，又被无形的墙打回来。

拒绝“被精神病”：支持与自主

在答辩状中，九龙山医院依据《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和三十六条，以灵儿自知力不完整、“本人没有能力办理住院手续”为由，称家属代签知情同意书、收治灵儿入院符合法律法规和诊疗规范。

据《红星新闻》报道，灵儿的另一位代理律师郭睿庭上提出，灵儿无暴力倾向、无自杀行为、无危害社会的可能性，且具备完全民事责任能力，已经明确表示不需要住院治疗，不符合强制收治的标准，但医院仍旧予以了收治，存在过错。

在深圳衡平机构创始人黄雪涛律师看来，这是一个好打的官司，医院收治的法律瑕疵相当明显。

黄雪涛从2006年开始关注精神障碍群体强制收治议题。当时，她的委托人深圳女孩邹宜均，因为与家人意见不合、有利益冲突，被两次送入精神病院，强制治疗了3个多月。她仔细研究了各地的《精神卫生条例》，发现强行收治没有法定程序，医院剥夺患者人身自由如入无人之地。这促使她在2010年创立了衡平机构，并担任精神卫生项目负责人，推动立法。

2006年，为一家寺庙做法律顾问的黄雪涛偶然介入轰动全国的“邹宜均被家人强送精神病院”案，事件引发社会强烈舆论，院方迫于压力停止收治当事人。（图_网络）

灵儿代理律师郭睿依据的法条背后，就得益于衡平机构推动的改变。在《精神卫生法》经过全国人大讨论的审议期，衡平机构提交了五次立法建议，成功用“非自愿住院的危险性原则”取代了原来的“自知力标准”。现在的法律是，患者也有拒绝住院的权利。至于对自身、对他人的危险性可以再论述，而不是由医学术语粗暴定义。

《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院方以此辩称，因为灵儿母亲签署了非自愿住院医疗告知书、非自愿住院治疗住院知情同意书、非自愿住院治疗住院病情评估书等一系列文件，所以医院的收治有法律依据。但黄雪涛认为，家属的确有权强制诊断，但非自愿住院和非自愿治疗没有法律依据，法律上没有说无能力就可以由家属代签知情同意书。

“一个27岁的人，你凭什么说她是无能力的人呢？有病就没有能力吗？”黄雪涛说，“能力”——民事行为能力——这个词是一个法律概念，九龙山医院错误地理解成了“医学标准”。

院方辩称的灵儿“自知力不完整”也没有法律依据。“在精神科医生的话语体系里面，没有自知力等于没有能力，没有自知力就等于没有知情同意能力，十几年前就是这样，但这其实是偷换概念，用医学术语替代了法律术语。‘自知力标准’早从法律文本中废除了，但是在现实当中，这种遗传可能还存在。”

医院架空当事人自主权、医疗决策由监护人接管被黄雪涛称为“替代性决策”。她认为，当事人的法律能力不能被否认，能力欠缺的人也有自主决策权，但外界要提供支持。“甚至植物人，我们也可以用支持性自主决策的方式去对待。当一个人完全没有了表达能力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努力寻找TA本人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回忆TA有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而不是说‘我都是为了你好’而替你做决定。如果找到一些痕迹和证据证明我们的这个决策跟TA本人的决策有冲突的话，那我们还是应该放弃我们以为‘好’的东西。”

黄雪涛也是一个母亲。她可以想象，跨性别的家庭成员，自己也肯定面临着很多需要解决的障碍。作为父母，不能成为中间最大的障碍，加重孩子的痛苦，父母应该提供的是支持，帮助孩子面对外界的挑战和困难。

代理律师透露，开庭后两天，医院马上就透过法院询问灵儿一方是否接受调解，目前双方仍处于僵持阶段，未达成一致。律师也更倾向于调解，这样可以更快拿到钱，而对灵儿来说，她失去的天伦之乐却没有人可以赔给她了。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灵儿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