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

近期，全国多地逐步推进落实普通高中双休制度，浙江杭州高一、二年级全面停止周末返校；江苏扬州、南通等地高一、二双休，高三调整为单休；湖南长沙部分高中下发周末放假通知，其中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行周末双休制。

这份名单还在不断加长，有可能成为一个趋势。

相信不少人揉了揉眼睛，“什么，双休还要下通知？”是的，这就是现在的高中生态，什么法律规定，不存在的。

这对于学生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最起码他们可以过得更像一个生活在现代世界的人了，有了基本的休息权利。

然而，这么一条看似利好的消息，却遭到了不少家长的集体反对。有家长洋洋洒洒地写下了4点理由和2点建议，投诉到了市民问政平台。

据凤凰周刊报道，即便是目前并未推行高中“双休”的衡水，家长们都陷入了提前“恐慌”，有家长甚至直言“让高中生双休，完全是胡搞”。

如今，一种非常坏的情况还是发生了。一个所有人都知道更好的政策，却遭到了受益者的反对。这种反直觉也反常识的情况，终究是一种悲哀。

01

双休，听起来似乎是个天经地义的权利。不过，如果放到高中，就会发现有点尴尬。

双休到底从哪来的？其实是劳动相关的法规。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自1995年5月1日起实行双休日，这就是双休日的缘起。

也就是说，职场才有双休，高中当然不能说是职场。

也有人大概会问，现在不是“双减”吗？研究一下就能发现，双减针对的是义务教育，高中也不在其中。

2023年，教育部等四部门《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课后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也提出，学校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应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作好衔接。理论上高中跟这个规定没有关系。

于是，高中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劳动权利云云，和它挨不上边；减负云云，也享受不到。

高中就这样成了一个非常“残酷”的地方，它可以是“高考工厂”，也可以“军事化管理”，教育阶段那些令人窒息的画面，高压的环境，刷不完的题，精确到分钟的作息，几乎都发生在高中。

而且近些年，“高考工厂”的模式明显有蔓延的倾向，高中明显在进一步加压。在社交平台上也能看到，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还在说自己当年能双休，而现在双休已经基本消失，甚至一个月休一两天的情况都不在少数。

这有多恶劣，几乎是不用论证的事。谁都可以扪心自问一句，娱乐、休息统统消失，睁眼闭眼都是做题，你想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吗？

这也带来了巨大的副作用，首当其冲的就是一些高中生身心被摧垮。《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高中生抑郁检出率已达到40%。至于一些极端案例，更是频频见诸舆论。

这种无限压榨体力的高中模式，自然引发了学生和家长的反弹。也正是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一些地方开始下文改正，如今渐成趋势。

但家长群体也不是铁板一块，有一些家长对这种变革明确反对，甚至用上了一个词“胡搞”。

他们是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吗？

02

要相信一句话，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当然，这里的“深远”是他们的认知范围内所能理解的深远。

家长不知道996、007的作息不好吗？不知道孩子身体吃不消吗？他们不想孩子“快乐健康地成长”吗？

他们当然知道，但他们更知道，孩子要高考。

那些所有的大道理都对，孩子要多休息，身体最重要，青春期的孩子要多运动，等等。听到这些，家长也都会“嗯嗯嗯”的赞同，但回头就是一句，“高考怎么办？”

无论人们如何用理想主义的玫瑰色去妆点教育，但教育的一重底色无法改变，这是评价、竞争、选拔，并以此关联一个人的阶层，这很无情，但也是现实。就像特朗普说要解散美国教育部，一个理由不就是美国学生数学也不行、阅读也不行，成绩太差了？

舆论和家长的态度反差，是因为根本上的处境错位。对于舆论来说，传递一种正确的理念就够了；而家长，却是真的在进行“项目管理”，他们要为“成本收益”负责——理念不必然带来效益，但高考真的会，考不上好大学的后果，舆论不会管，家庭必须承担。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高考的区域竞争模式。高考以全省排名，那么一所高中、甚至一座城市的高中双休，在一些家长看来都是“利益受损”：别的城市孩子还在猛学呢。

而且有意思的是，仔细看看这些宣布双休的地方，都还是一些省会或是发达地区，也是人们认知里比较“文明”的地方。

这可能是个很尴尬的现实，越是相对开明的地方，越能认同科学理念的地方，监管相对完善的城市，在现有的考试框架里，却也可能是先“受损”的一方——届时的考试排名，就会给出一个结论。

由此家长的反弹，也就更能理解了。

03

那么难道问题无解吗？倒也未必。

比如有一种可能，即以一种超强的强制力贯彻下去，彻底打破囚徒困境，保证所有学校都实行双休，而且还不允许私下变相补课，强行把所有人拉回同一起跑线。

至于这种可能性有多大，那么不妨看看现在职场双休、带薪休假的情形，也能有所预判了。

而且也正如前面提到的，高考竞争以城市为单位，是一地的政绩。此前就发生过奇怪的情况，学生举报学校违规补课、提前开学云云，反倒被工作人员怼了回去。

这背后的动机也可窥见一二，本质上学校的升学率云云和一些部门是利益一致的。在这个背景下，所有地方整齐划一地贯彻双休，难度恐怕不小。

那么另一种可能，就是改革现有的考试选拔制度，把学生从刷题中解放出来，着重综合能力的考察，让他们可以更自由地凭兴趣探索，别这么内卷了。

只怕听到这些很多人都笑了，“高考就是最公平的！”“没了高考，普通人还有出路？”

这些话没错，而且是历史经验传递出来的。快乐教育也好、素质教育也罢，似乎都没有给高考提供成熟的、公正的替代化方案，很多人根本不敢相信由学校自己主导的招生、以“综合素质”为标准的评价模式，对芸芸众生会是个利好。

所以，人们纵然知道应试教育有这般那般不好，但慑于公正性丧失的恐惧，也只能匍匐于前：刷题、内卷、苦熬、抑郁，我都全盘接受。

这其实就是最大的无奈。人们明知一个事物有问题，到了必须有所修正的地步了——40%的抑郁检出率，相信没有家长会无动于衷。但是对公平公正的紧张，几乎封闭了所有的改善路径，也只能在这条内卷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家长反对双休，终究是令人辛酸的一幕。从人性来说，没有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轻轻松松，但他们知道，自己的孩子现阶段还不配享有“轻松”。

这，不是他们的认知问题，而是人生经验，是他们对社会水温的感知，是社会对他们的教育。

不知道是我胆子太小了还是想象力太贫乏了，无论如何，中国出兵攻占澳大利亚这种事情我从小到大真是没有动过一丝一毫的念头。

我也是万万没想到，一些雄心勃勃、信心满满的中国同胞，已经在畅想甚至规划拿下澳大利亚之后的国际局势了。

“拿下澳大利亚”这一提法的出现，以及这些帖子至今仍然在网络上广泛传播，是近年来对我世界观冲击最大的事情。

越过临界点了。

在此之前，有说中国经济赶超美国，3000人民币生活远胜2000美金的；

在此之前，有说兔酱的战机早就超越鹰酱，一旦台湾有事他们绝不敢轻举妄动的；

在此之前，有说要踏平小日本，让越南和菲律宾纳贡称臣的。

很自信，相当自信，但还是有限度的：

一方面是这样的自信更多限定在理论推演的嘴炮层面，对象也是美国、日本、英法这些有历史恩怨或现实纠葛的“死对头”国家。

另一方面是基于这些自信所衍生出来的主张，还是限定在“拿回曾经属于我们的领土和地位”这个范围。

但是澳大利亚不一样，完全彻底的不一样。

虽然也被称为五眼联盟成员，虽然经常和中国有摩擦，但要论“生死仇敌”那是远远排不上号的。而且澳大利亚和中国没有任何的历史归属关系或现实的领土纠纷，甚至不是相邻国家。

正如前面那条帖子里所写的，某些人要拿下澳大利亚的主张，是完完全全基于扩张领土的野心，更是基于“拿下澳大利亚如探囊取物”的爆棚自信。

冲击我世界观的主要有两个点：

第一，原来这些年“遥遥领先”的宣传和教育已经累积出了如此惊人程度的民族情绪。厉害，太厉害了。

第二，原来俄乌战争的局面对于中国人的观念冲击已经达到如此惊人的程度，以至于很多人认为侵略野心已经到了不再需要隐藏甚至可以堂而皇之付诸实践的程度。没想到，真是没想到。

关于这个话题，我没什么好评论的，更没有什么建议，单纯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所受到的震撼。

人心，可真是变啦。

菩萨保佑吧，来自一名科普博主的真诚祈祷。

2025年“三八”国际妇女节期间，全国各地的商圈都出现了相关的广告，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许多地方的广告文案都带有明显的女性主义色彩。

例如成都的广告文案，“你可以不必是一朵花……你可以是豌豆颠，永远鲜活；你可以是折耳根，从不迎合；你可以是香菜，爱憎分明；你可以是花、是树、是流水、是飞鸟、是万物！”就在微博上引发热议。

此外，还有诸如“妇，不是从女持帚，妇，是能够推翻大山的女性。”、“祝所有女性都做飞鸟，有指引航线，而非锁链。做大树，而非菟丝花。做炬火，做灿烂星光。祝你昂扬，祝你铮铮，祝你挣脱枷锁击碎天花板，祝你扎根大地挺直脊梁。”等等，都获得了网民的好评。

有网民表示：“今年三八妇女节刷到了很多令人回味的标语，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正视女性权力而非虚假的王冠，这次我们回到了女性本身，回到了“人”这个本来的命题。这是大家多年不断发声的结果，可喜可贺，未来也不要放弃自己的声音，生为女性，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务必保持敏锐，保持清醒，为了真实的权力与应得的权利大声争取吧！”、“特别喜欢今年很多地方的妇女节大屏 slogan 设计，其中不乏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方，但它们依然成功落地了这些动人又富有力量的标语。从策划到得以成功落地，想必离不开许多女性的托举，这背后意味着有人在看不到的地方努力，努力让更多人看到有越来越多女性力量在崛起。”

微博话题“#妇女节大屏文字每个都震耳欲聋#”：

3月3日，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新闻稿《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新闻稿仅援引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对此次会晤的评论和采访。特朗普称：“我已经确定，如果美国介入，泽连斯基总统就没做好和平的准备，因为他觉得我们的介入会给他在谈判中带来很大的优势。我要的不是优势，我要的是和平。”卢比奥则称：“我的目标是支持以实力求和平。”

但该篇文章下的留言一边倒地反对和讽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对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态度，以及美国在处理此次和谈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微信公众号文章下的留言只有经过作者审核通过才会公开展示，所以有网友戏称“美国驻华大使馆这是带头弃暗投明了”。

以下留言由中国数字时代编辑精选自该文章下方留言：

日月：美国的耻辱日。

顾：自由女神蒙羞日。

岭南黎庶：特朗普和万斯丢人现眼。

ddt：川普的外交行为，符合俄罗斯战略利益。损害美国的盟友。他是俄罗斯的利益代理人。

V：美国200年梳理的形象，被2个混球20分钟毁了。

此号被限制（…：整个世界奉行了100年的价值观，让你们的伟大总统几天就给干塌了！丢人啊！丢人！

大海：比侵略者更坏的是支持侵略的人！

追风的少年：特朗普的行为就像一个流氓做派。

Mr.K：会晤挺好的，下回别晤了，全世界都看到了，川普总统和万斯副总统的待客之道！

王林庆：特朗普和万斯态度恶劣、素质低下。

飞云：每一个有良知的美国人都应该为川普和美国感到羞耻。

Roger_Zhai：只要和平？正义呢？绥靖会带来和平吗？珍珠港事件和911忘记了吗？能独善其身吗？

Paris：美国前所未有的草台班子，彻底摧毁了自华盛顿杰佛逊以来伟大的美国价值观和美国精神！我为美利坚哭泣。

国富民泰：美国唯一霸凌总统，使美国人民蒙羞！

㡕：普京原来的目标是基辅，谁想意外占领了白宫……

江南：川普现在不是美国总统，它是美国国王。美国不该让一个罪犯——注意，不是犯罪嫌疑人，而是罪犯当总统！

陈自强：骗子，打着和平的幌子欺负小国，美国已经抛弃了自己的价值观。

开年牛：如果可以把这些话同样说给俄罗斯，那才能证明总统是一视同仁，而不是欺软怕硬。

化茧成蝶：怀念拜登政府！怀念布林肯国务卿！

江风：不论怎样，他是一国总统，被你们赶出了美国，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家的人民，你们尊重吗？

一

今天发一个非常坦诚的文，可能只有不多的一部分读者能看明白。

我越发觉得，人类或许已经错过了自救的时间窗口了。

你可能纳闷：什么自救？

就是所谓常识普及的速度，必须迎头追上人类变蠢的速度。

这是一场史诗型的惊心动魄的追逐，比什么小行星或者冰川期都险恶得多。而窗口期或许就是2010-2020这十年。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愚蠢曲线下降很快，比急支糖浆还快，常识追不上，还被越甩越远。

这十年里，随着移动智能的飞速普及，先哲们谁也想不到的场景出现了：聪明的智商根本没有占领高地，反而是全球的蠢人都找到了彼此，并且迅速抱团、固化，被野心家利用，以大显身手。

人们将蠢得越来越快；人类所设计的所谓最“完美”的民主制度，选出来的人会越来越邪恶，然后全球将无限迫近一个奇点：

愚蠢一骑绝尘，恶将会无限循环，地球人陷入上诈下愚的无尽黑洞，直到被AI收割。

当然咱们会没事，中国人会找到一处古迹躲好的。老祖宗都想到了。

二

用金庸小说举一个虚构的小例子，你就明白了。

比如，北宋绍圣元年前后，那个疯狂追杀乔峰的时间节点上，江湖群雄开武林大会，草根们兴奋地选盟主，可能选出谁？

金庸给出的答案非常可怕，搞不好是丁春秋。

公开演讲中，他一句“老夫乃山东曲阜人氏，生于圣人之邦”，赢得满堂爆彩。

这种言行反差带来的新奇审美，鸡贼迎合造成的虚幻自豪，以及他“杀伐果断”“挥洒自如”“真性情、不装逼”的人设，都是对苦闷群雄的极度制服诱惑。

如果再加上几句“三个月内把乔峰人头取来”的许诺，丁春秋会成为广场政治上乘风破浪的哥哥。

退一百步说，就算丁春秋失手落选，群雄当时选出来的人也可能是游坦之、慕容复，总之不会是什么好鸟。

最没市场的必然是段誉，苦口婆心什么仁爱宽容，上天好生之德，没有一个人愿意听，大家都觉得他是傻叉，恨不得丁春秋吃了段家的大户好给自己发钱。

三

人类历史上，丁春秋这样的不鲜见，何以文明能够延续发展？

那是因为远未濒临那个临界点。

二十一世纪之前直至上古，任何暴君，无论所谓夏桀商纣、尼禄、伊凡雷帝、蒙古诸首领还是血腥玛丽之流，都无法断绝人类延续。换句话说，他们都无法阻止人类缓慢地变聪明。

根本原因，还是杀人效率太低，而制造蠢人的成本又太高。

一个谣言，需要翻山越岭，才能从伊比利亚传到东欧平原。

等千辛万苦传到奥得河、第聂伯河的时候，搞不好两年已经过去了，听得懂这个谣言的韭菜已经死了，你又要重新造新谣言。

古代，一个格拉斯哥的野心家，除是天才，否则很难知道怎么煽动喀尔巴阡山脉里的农夫，因为啥也聊不了，一个不懂种地，一个不懂船。

一个斯德哥尔摩的人也无法告诉高加索的人去仇恨什么。

没有普遍的仇恨、狂热，灭世的病毒就没有宿主。毕竟古代人不容易批量产键盘侠，更多的状态是麻木和漠然。相比于狂热鸡血，美好的文艺和先进的生产力在那个时代更加普世，知识和智慧就能借助它们缓慢传播。

尽管暴君从未停止大肆屠戮——郭靖的蒙古好兄弟拖雷屠莫夫城，自己坐在一把金椅上，欣赏男人、女人、小孩被分开砍头，鲜血和屎尿遍布平原。他的姐姐秃满伦公主屠尼沙普尔，连全城的小孩都有一座专属人头塔。

然而用刀杀人是很累的，暴君发现自己杀不完全世界的人，更扯的是，没有新媒体，暴君之间互相也不认识，就不方便联手杀，你从东杀到西，我从西杀到东，最后咱们交换马仔杀着玩儿。

只要杀不完，人就总会想用新工具，享受新文艺，然后缓慢地拥抱新文明，直到启蒙的火花开启。

四

然而谁能想到，文明的抛物线居然就到达了一个拐点。

一小部分人太聪明了，激发生产力和创意的制度太先进了，导致人类拥有了毁灭自己的力量，而大伙儿的智力还赶不上来。

于是拐点就出现了。

我查资料看到，2004年，Facebook刚在哈佛宿舍上线，维基百科的词条数突破100万，TED演讲开始侃侃而谈黑洞与量子力学。当时人们还以为，全民的心智会升级成2.0版本。

结果，当每个人都拥有了手机，看起了短视频，先插上翅膀的是谣言和偏见。

一个北美的谣言，一秒钟就可以到达巴伐利亚。

真知灼见必须身披重甲才能前进一米，而谎言和偏见只需套上“震惊体”短裤就能光速绕场三周。

公众阅读和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崩塌，连手机也看不了两屏文字，但他们的不安、愤怒却在加倍。

专业主义成了扫兴的背时货，逻辑是过气的老秋裤，只有被诱拐的愤怒和发泄。发现没有，人们已经开始冲塔文学经典了，几年之间，煌煌巨著的屁股都歪了，曹雪芹歪了海明威也歪了，经典最后只沦为两种，一半是老登文学一半是仙女文学，剩下的是小将们暂时还不知道的。

阴谋论成为流量硬通货，反智主义化为打赏金标，“知识平权”最终演变成愚昧众筹。

公众对媒体也开始逆淘汰。人们纷纷嘲讽百年的权威媒体是“被操控的”，然后每天看自媒体里的惊天真相，一遇到质疑就反驳：

“你敢说你们就是百分之百客观吗？”

纵观各国，洋洋自得的本科生企图回去改造父老的思想，却突然发现他能做的只有缄默，几年过去，自己的时薪没有怎么涨，家庭群深度用户的声势却已蔚为壮观，不知不觉间，自己已处于伪科学、偏见、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十面埋伏之中，他连“母子连心针”打不得、三伏贴可能烧伤小孩子这样的话都不敢说了，否则要被三舅骂成翔。

而三舅去做了大手术拣回一条命，回头感谢张大师给他网上消灾消得好，张大师现住加州，祖上是加州钦天监的。

五

愚昧，一定会被野心家利用。全球的野心家突然发现，这是几千年未遇的好时代。

放眼国际，只要你搞民粹，又有一个流氓人设，就不存在人格破产。撒谎、欺骗、不学无术、欺凌弱小，都不是任何问题。

他们唯一的危险，只存在于被更危险的人迭代。

之前不理解《新三国》里为什么让曹操拉开裤子掏出jj当众撒了泡尿，后来才顿悟：当下无知者心目中的酷帅强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这叫“性情”。如果你彬彬有礼，你是虚伪的；但如果你痛骂女人践踏弱者当街撒尿还心狠手辣，你就是“性情”的，你一定会向着穷人。

哪怕你暂时霸凌穷人，穷人也会相信你是下一盘大棋为了穷人。

最有意思的，是全世界公众面对“大道理”的态度。

人类悟出一些“大道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数不尽的硝烟战火，才使它们成为全球共识，起码，是表面上的共识。

比如不寻求任何领土扩张；主权与自治；免于恐惧和不虞匮乏的自由。

这本来是不言自明的：“大道理”不是保护强者的，而是保护弱者的；强者并不那么需要大道理，而弱者才需要。

野心家需要冲破这个“大道理”的防线，他们需要拖雷的金椅子和肆无忌惮砍人、堆人头塔的平原。所以这一幕就发生了，在全球坏人默契的拐骗下，全球弱者开始先瞧不起“大道理”，谁说“大道理”就嗤之以鼻，觉得是老土、傻缺、假惺惺、没流量。

而谁敢公然践踏“大道理”，对着比中指，还拉一坨翔上去，无论是欧洲的还是美洲的，谁就牛逼，“他到时候一定会向着我们的”。

有趣吧，穷人一定不会认为邻居里最能砍人的会向着他，但却莫名觉得全村最能砍人的会向着他。脑子不蜕化到一定程度，很难有这样的认知。

放眼世界，政客网红化、公众饭圈化是一个肉眼可见的趋势。

那么，如果经济下行、动荡加剧，会导致国外那些野心家和僭主的崩塌吗？答案令人失望，不但不会，只会让他们更有市场。

因为他们能轻易找到替罪羊去口诛笔伐，而不安且焦虑的公众反而会给他们更大流量。这就是之前我所谓的奇点已过。

并且他们还会迭代，更恶更坏的会取而代之。懵懂的、胸无大志、只图和情人苟安的庄聚贤会被野心勃勃的慕容复取代；而慕容复则会被底线更低、更无人伦的丁春秋取代。

六

和一位好友交流时，她发给我把柏拉图《理想国》里的论述。

你不得不深深佩服先哲的智慧。

在柏拉图说的四或五种轮回的制度里，民主的繁荣之后是僭主，他们利用公众的骚动和不满上台。

但眼下，可能没有“轮回”的机会了。

2010-2020这十年，大概是追回智力下降曲线的最后十年，但显然，失败了。

所以人类也就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完成下一个重大任务：想好如何面对AI。

AI眼下就像斡难河畔发迹的蒙古人，而人类则比当时的金国还昏聩。如《射雕》里写的，当铁木真老虎一样的眼神看着完颜洪熙，下场可知。

人类搞不好会成为统治地球时间最短的生命，哪怕从新石器时代算起，也不过一万多年，和恐龙的1.6亿年相比，比放个屁的时间还短。

当很多年后，硅基生命给碳基生命建了一个纪念碑时，大概会写着：

他们好扯犊子啊。

年前一则演员王星被人以“到泰国从事拍摄工作”为由诱骗到缅甸电信诈骗园区而失踪的新闻引发了一阵惊恐。电诈行业的猖獗不仅意味着我们手头的钱财会被骗个精光，还包含了被人骗去某个园区而失去人身自由的危险。

电诈行业为什么落地在东南亚地区？什么样的人会成为电诈从业者？他们进入园区后会经历什么？骗术何以屡试不爽？关于这个行业，有许多值得追问的问题，也有许多令人五味杂陈的故事，日日如情节跌宕的电影。

2023 年底，靳锦跟随一位拍摄纪录片的朋友来到柬埔寨金边，那位朋友对救援被困于电诈园区的同胞这一题材很感兴趣。有一天，他们来到了一家留宿中国人的旅馆，靳锦在交谈中开始被老板媛媛和这座旅馆所吸引。救援队的故事可谓惊心动魄，媛媛和这座旅馆也不失波澜。

媛媛是四川人，2019 年初来到金边做中介生意，后来也经营旅馆，到这家旅馆留宿的，多数是被诈骗行业甩出来的曾经的从业者。去年，靳锦多次前往金边拜访“媛媛的旅馆”，她写下这位四川女人富有坚韧生命力的经历，也通过这个旅馆里来来往往的人，逐渐还原出电诈行业的真实面貌。

今天单读分享《媛媛的旅馆》节选，全文收录于《单读 40·全球真实故事集Ⅱ》。（📢：《单读 26·全球真实故事集》的封面设计就取自书中描写的一个细节，《单读 40》也延续了这一设计思路，读者朋友可以在本文中找找设计师的灵感来源。）

媛媛的旅馆（节选）

_撰文：靳锦_‍‍‍‍

1

午后闷热，金边市中心一处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两边的排屋虚掩着门。这种联排房屋是柬埔寨人传统的住宅形式，面窄而幽深，通常有三四层高，一楼作为商铺。

推开一扇浅绿色的铁门，屋内并不比外面凉快多少。进门处是一个放摩托车和杂物的空间，往前走，视线顿时暗了下来，房间进深数米，挑高很高，眼睛甚至要适应一会儿，等白炽的马路从眼球上消失。厅里摆着几张黑色的皮沙发，上面横七竖八坐满了年轻人。他们穿着背心短裤，露出手臂上凌乱的刺青。外人的闯入并没有令他们抬起头，他们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手机上，脚抵在茶几，撑住佝偻着的腰。只有媛媛姐站起来，一身白色的裙装，妆容精致，像从暗处浮起来的萍。她是这家旅馆兼旅行社的主人，墙面上写着她的名字和业务范围：办回国证明！签证！补办护照！驾驶证！营业执照！结婚证！劳工证！旅行证（加急）！！！

“来了”，媛媛姐招呼我。她刚刚四十岁，四川人，说话温婉，没有墙面上那些感叹号的声量。她给我在沙发上腾出一个位置，让我坐在这群年轻人中间。准确地说，是年轻的男人。有几个人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见到我，抬手让一根。我摆摆手拒绝。他们是这家店两重业务的客人：因为没有护照或签证无法回国，来找媛媛办理证件；在等待证件的日子里，他们住在这家每天 10 美金的旅馆里。

至于为什么没有护照、签证，在这里几乎是无须讨论的问题。他们是从柬埔寨各个园区里逃出来的人，要么护照被公司扣留，要么因偷渡本身就没有护照。园区代指“网投园区”，是这里的一个高频词汇，虽然它听上去像高新技术开发区，实际上是入驻诈骗公司的封闭写字楼群落。

西哈努克港的园区（摄/靳锦，如无特别说明，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跟在新闻中日进斗金的诈骗分子不同，他们看上去更落魄。通常只身一人出现在旅馆门口，最多拎个塑料袋装几件随身物品，来了之后，第一件事是去市场上买换洗的衣服。他们中的小部分人被公司赶了出来，大部分人无法忍受公司的苛刻待遇，费尽心机逃了出来。高速运转的诈骗行业每年吸纳大量新鲜人手，同时将无法适应、没有利用价值或因为个人问题不愿继续的从业者甩了出去，像一场巨大的新陈代谢。这些人就是被代谢掉的从业者。

每天都有人走进这个旅馆，惊恐或者焦虑地询问如何能获得回国的证件。护照丢失的话，需要先到警察局挂失，然后去使馆补办，使馆会将资料传回中国的公安局确认身份，然后他们再去移民局登记；签证逾期需要重新办理并缴纳每天 10 美金的滞纳金。如果是偷渡没有护照，则需要到警察局办理报警单，到大使馆办理回国证明，到移民局交罚款，然后再依据具体情况看是被拘留、遣送，还是办理离境签回国。办证中介是金边华人圈常见的业务。

最近新来的住客是一位从公司四楼跳下来的幸存者，他拄着拐，一步一瘸从旅馆的二楼下来，费劲坐进沙发。媛媛指着他的右小腿，那里有大块的淤青，“他刚来的时候，我帮着换药，里面都是脓”。他看上去非常年轻，果然，才十九岁。在这个客厅里，所有人熟练地抽烟，甩出一个个黑话，一问年龄，基本都是 00 后。

几个月前，阿寒向公司提出要回家。主管将他叫到办公室，拖来两个人，拿电棍电击一个人，又拿有尖刺的棍子敲打另一个人的脑袋，告诉他，这就是不干活的下场。阿寒依然要走，公司要求他赔付 17 万多，按照惯例，赔付费用是偷渡他来柬埔寨费用的三倍。他家里拿不出这笔钱，仓促谋划下，他与在办公室被虐待的两个人决定从四楼宿舍的窗户跳下。

阿寒是第二个跳的。他站在四楼的窗户口，看第一个人跳下去，然后从地面上站起来走了。这给了他信心，他也跳了下去。巨大的疼痛感贯穿了他。右脚外折近 90 度，胫骨穿透肌肉和皮肤，暴露在空气中。他挣扎着想给第三个人发信息，告诉他别跳了。信息还没发出去，只听见砰的一声，人已经落地。那个人腰部受伤，没有能力起身。阿寒疼晕了过去，被路过的保安看到，又送回了公司。

他无法描述当时的恐惧感，暂停了一下。马路上突突车的声音、人的叫喊声填进了我们的暂停之中，补上叙事的断裂，让人误以为生活仍在继续。公司让介绍人送阿寒去医院，给了 12000 美金的医药费。介绍人藏下 4000 美金，被公司发现后，阿寒没能继续留在医院恢复，又被抬了回来，在一处角落躺着，三四天没有吃饭。看不过去的“同事”会给他一个馍。主管看他失去价值，指着他骂，“我要把你丢到海里”。他们所在的公司在西哈努克港（简称“西港”）一个封闭的岛上，将无用之人丢入大海，是盛行的江湖传说。在阿寒的叙述中，他的获救纯属偶然：公司的大老板回来后，得知他的情况，决定放他一条生路，派人将他送到中国大使馆门口。他被放在路边，身无分文，没有任何证件。

西哈努克港的园区

近几年中国反诈高压之下，柬埔寨的园区和公司有着微妙的角力。园区需要保持一定的口碑，吸引公司入驻，同时为避免给自己招来方方面面的麻烦，不允许公司对员工有虐待行为。当然，这是明面上的规定，园区的核心诉求是，公司不要惹出事端。人命就是事端，阿寒不能死在园区。

媛媛的丈夫三哥每天早上会去大使馆门口等活儿，接收被园区丢在这里的人。他把阿寒带了回来。

大多数时间，阿寒待在二楼的铁皮床上躺着刷手机。这是他一个月来为数不多的下楼时刻。他的头发已经板结，衣服皱皱巴巴，“如果说我不知道来这里是干什么的，那也不是，但当时介绍人说，我是来给她做司机的，不是诈骗”。他的语调很缓慢。我与媛媛对视了一眼。她曾告诉我，搞诈骗的人最常说的一句谎言是“我是被骗来的”。我无法判断阿寒是否真的不知情，但他在公司应该过得并不好。他的公司做欧美盘（指主要面向欧美地区的诈骗），为弥合时差，晚上 12 点上班，6 点多吃早餐继续上班，直到中午 12 点下班。他学了两天打字，快的时候一分钟 103 个字，慢的时候 58 个字。公司希望他冒充离异少妇去吸引男人，在网上找到真人照片养号，和人在 Telegram 上通过翻译器聊天。

据他自己的描述，2024 年 3 月 15 日，他来到园区，28 日就因为跳楼去了医院，手术从上午 10 点一直做到了下午 2 点。4 月底，当我在媛媛旅馆的客厅见到他时，他右小腿的骨头已经归位，但仍需要休整至少一年的时间才能正常活动。他打算过几天就通过“走国门”的方式回国。

走国门，指的是经由中国边境口岸入境，告诉边境警察自己是中国公民，这对很多人而言是最快速的回国方式。如果重新办理回国证件，除了时间漫长，还有可能面临柬埔寨移民局的监禁处罚，关在条件欠佳的遣返中心，花费不菲，也没人告诉你要等多久。走国门回国的人，除非早已在国内被登记为在逃人员，大多数情况是自陈经历，由边境报告给当地公安机关，接受公安机关的调查和监管。作为中国公民，他们有权利通过这种方式回国，但很多人在国外的行为难以被追踪和溯源，造成了一定的监管难度。

阿寒回国之心热切，他来柬埔寨已经半年了。他告诉我，2024 年农历新年前夕，他决定跟着一位允诺他可以挣钱的熟人大姐偷渡，临行前，他去看了抚养自己长大的爷爷奶奶，买了两条烟、一些水果，还去看了已经出嫁的姐姐。他给姐姐丢下 200 块钱，说自己要出去一段时间。没有人知道他要去哪里。他来到郑州，有人开车接他去南宁，然后走到边境，穿过一个桥洞过河，到达越南。除夕夜，他在蛇头家吃饭，“太清淡了，吃不惯”。经过超过二十次摩托车和汽车的分段接力，阿寒被送到了西港的园区。

现在，他要往回走这条路。我问他是否恨那位带他来的熟人大姐和那个威胁将他丢进大海的主管，他摇摇头，说“都是我自己作的”。阿寒出生于河南农村，四岁时，父亲因涉黑被判二十年，母亲远走上海做育婴师赚钱，母子几年见一面。十三岁时，阿寒辍学，十八岁刚成年，他因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被判六个月。出狱后，一位熟人大姐找到他，问他是否需要一份高薪的工作。

2

旅馆里养了两只猫和一条狗，都是媛媛收留的流浪动物。它们在人们的小腿之间转来转去，活泼的黑猫偶尔会跳上沙发，穿着短裤的男人怕被抓挠，不断将兴致勃勃的它放回地面。

那只黑色小猫

2023 年底，我跟随一位拍摄纪录片的朋友来到金边。这里有一些专门做救援的人，解救被困于园区中的同胞，朋友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我随他见了不少救援队成员，听他们讲述如何跟园区周旋，如何惊心动魄地与时间赛跑，寻找被绑架者的所在地。有一天，我们去了一家留宿中国人的旅馆。我在那里见到了媛媛。在朋友的纪录片中，她不是故事的主角。救援者们的故事显然更刺激，他们深入园区，与诈骗分子谈判放人的筹码，或者帮忙处理死者的身后事宜，将骨灰带回国。在渡生和渡死的过程中，媛媛的旅馆只是个中转站。初见面时，她有些腼腆，一直低着头。我问她如何来金边做生意，她抬起头看着我，一口气讲了几个小时。我惊讶于她汹涌的表达，更惊讶于她的人生经历和旅馆每日的状况，于我而言，她的故事中蕴藏的波澜一点也不逊于救援者们。那次匆匆一面后，我一直想回到这个旅馆。

2024 年，只要有空或者能请到假，我就会来到金边。每次在金边，我下午会去媛媛的旅馆，和遇到的旅客聊天。这里的人们熟练使用俚语和黑话，“走水路”指偷渡来的，做诈骗的老板是“盘总”，惯常使用的通信软件 Telegram 俗称“飞机”，“跑分”“通道”是洗钱，每个进入园区工作的人都会分到一个代号，比如“阿寒”。代号也延续到这个客厅里。他们来自天南海北，身上基本都有刺青，但通常没什么具体的含义，是为了“好玩”或者“好看”。我曾见过一个男性的左小臂上刺了一个年轻女性的形象，经提醒他才知道那是一个艺伎。坐在一群浑身刺青的男性之间，看他们吞云吐雾，听他们接二连三地蹦出一个个黑话，我很难不联想起小时候看的武侠小说中对江湖上法外之徒的描述。

但这里多是江湖的险恶，而非浪漫与侠义。有天我发现客厅的茶几上有火烧过的痕迹，三哥告诉我，昨天与我聊过天的一个穿棕色短袖的男人，夜里在大门口与人接头，然后在客厅里吸毒。三哥在客厅的监控里看到了这一切，今天将他赶了出去。住客鱼龙混杂，媛媛和三哥很少问他们具体从哪个园区里跑出来，并且告诫新来的人，不要互相打听。你并不知道与你睡在一间房的舍友究竟是何居心。逃出来的人，如果跟原来的公司还有利益纠纷，会被挂在“飞机”群里的“通缉令”上重金悬赏，更无法保证人身安全。

拖欠房费是常有的事。有些人身无分文，一天一天地熬。有些人甜言蜜语，拖欠几天甚至几个月房费之后，突然和行李一起消失了。三哥有时会在朋友圈里曝光这些人的照片和身份信息，但这里不是国内，曝光这些除了抒发愤怒之外，无济于事。不过三哥又是个嘴硬心软的人。我常见到有人要求缓几天交，态度好一些，他就同意了，还倒贴钱给人买饭买水。媛媛曾为此和他发生过矛盾，认为他想表现出男子气魄的一面。她对欺骗和谎言更为敏感。搞诈骗的人常说的第二种谎言是“我再也不来东南亚了”，事实上，有很多逃出来的人回国几个月之后，又会给她发微信，问柬埔寨还有没有“工作机会”。她处在一种很矛盾的位置，每次看到这类留言，她会告诉对方，如果你抱着挣快钱的想法就不要来这个地方，很容易被骗；但另一方面，这些根本不听劝、执意要来的人，支撑起了她和整个金边的中介生意。媛媛见惯了住客为了利益说软话、狠话，又对自身的欲望缺乏想象，“你越是让他清醒一点，（他就觉得）哎呀，你就挡我发财路吧”，“他们是那种自己也没多大能力，工资比较低，然后又嫌弃工资低，看到这种快钱就禁不起诱惑的人”。她不相信他们。

每天多加 5 美金，可以包两顿饭。厨房飘来浓重的辣椒味道，保姆是本地人，做的却是很地道的川菜。保姆性格活泼，爱买漂亮的衣服、化浓妆，我每次见到她，她穿得都不一样。她三十多岁，离异，有一个孩子放在父母家里，在旅馆负责打扫和做饭，每个月能挣 300 美金。这差不多也是柬埔寨人的正常工资水平。她会说简单的汉语，不管听不听得懂，总是在笑。我以为她天性开朗，很少有烦恼，直到有一天媛媛与三哥的女儿贝蓓告诉我，这里住店的客人也曾欺骗她。一个男人在住店期间追求保姆，与她谈恋爱，贝蓓告诉她，这个男人在中国有老婆小孩。保姆找男人确认，男人坚持不承认，跑到打印店打印了一张单身证明，上面只有“单身证明”四个大字。保姆信以为真，还拿自己的钱去贴补男人。男人回国后与她分手，保姆伤心了许多天。

“那个男的还有皮肤病和癫痫。”贝蓓说。她在金边上学，闲时来店里帮忙，负责给客人拍证件照、录入信息。男的骗女的，也互相骗。有的住客会给别人热情介绍园区的工作机会，说那边工资高，我带你去吧，实际只是将他转手卖出。贝蓓无法理解为何如此拙劣的骗局依然能频频得手，“上次那个人就是这样骗人，他的车费都是我妈妈给垫的，他能挣多少钱？这都有人相信，愿意跟他走，我也是无语”。我看着她，她才十七岁。即便这个客厅里上演的都是电影，我想她还未到观看的年纪。

客厅里展示着浓缩过的人间现实。这里也帮忙代办结婚证，很多中国男人低估了与本地女人领结婚证的难度，他们需要提供国内无犯罪公证书、未婚公证书（离婚证）、劳工证等等，还需要 2500 美金的收入证明。贝蓓小小年纪已经看穿了跨国婚姻背后的某种复杂性：“他们感觉在国内娶一个老婆要那么多彩礼，或者说年纪比较大，长得没那么端正……就认为在这里娶老婆（容易），而且大把的人跟你。结果他们已经生了小孩，男方又想把小孩带回国，才想起来必须办结婚证才能回国。到了大使馆一问，结果费用这么高，各种证明一大堆，办下来至少都得大半年。”贝蓓刚到金边的时候，曾震惊于种种“人性之恶”，现在是“见怪不怪”，媛媛和她说过，多看看旅馆中的人和事，擦亮眼睛，不要轻信他人。

奸诈的，愚蠢的，与贪婪的，每日都见到。无奈的，木然的，与可叹的，同样让人难以忽视。一位从园区逃出来的小哥坐在沙发一角，一动不动，连手的姿势都长时间保持静止，问他话，也没有反应。我递给他一些水果，他摇头拒绝。他来这里已经两天了，没有钱付房费。三哥联系到他在国内的家人，家人完全不信任三哥，怀疑他是人贩子，随后拉黑了他。小哥紧紧攥着手里的塑料袋，眼神茫然。他能说出的语言非常有限，只告诉三哥，他的母亲已经再嫁，父亲也不管他。

不知道什么时候，小哥走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这里很多人与家庭的关系疏离，当他们逃离园区，终于和家人联系上时，家人只关心他们是否挣到了钱。媛媛给我看过许多她与住客家人的聊天，对方经常以种种说辞不愿提供帮助，“家里实在没钱”“他爸妈都不管，我也管不了”“你好人做到底，再帮帮他”，有时对话以一个红色的感叹号结束，对方删除了她的微信。

很多园区的人的家属不希望他们回国

排屋一楼没有空调，只有一个落地的电风扇。坐在客厅，能够清楚地听到外面车来车往的声音，电风扇扇出阵阵热浪，烟灰随风落在沙发上、茶几上和地板上。

媛媛突然拎着一团黑色的东西从里屋走了出来。她去上厕所，发现了已经僵硬的黑猫。没人发现它什么时候溜进了厕所，因为什么而死亡，原先在人们小腿之间转悠的、能灵活跳上沙发的四肢，现在直挺挺地垂着。媛媛将它装进一个塑料袋里，放在铁门旁，过了一会儿，三哥出门把黑猫放在路口，等捡垃圾的人捡走。

客厅里短暂热闹了一会儿，又恢复了寂静。仿佛从来没有一只黑猫来过。沙发上的住客经常变动，大家习惯了突然的闯入和消失。

这是媛媛在金边的第六个年头。她有川渝女性的秀气，与混合着烟灰和黑话的客厅显得格格不入。2019 年初，她揣着 800 块人民币落地金边，决定给自己一周时间，看能否在这个陌生的国度找到生计。柬埔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免签或实行落地签，每天有大量外国人在边境口岸获取入境签，如果想在这里工作，可以很方便地申请到劳工签证。当时的她处在一种生活的困境之中：与丈夫关系恶劣，没有足够的钱养活自己，又不想回到家乡，让家里人看不起自己。她想到了前一年，在金边工作的朋友邀请她来旅游，即将要返程的那天，她的护照被偷走了。她只能多留几天，找了一个中介帮自己申请回国的证件。中介收了她 480 美金，除去到警察局办遗失证明的 70 美金，来回跑腿打车的几十美金，这一单中介能挣约 300 美金。她想，这的确是一门生意。

个人可以在柬埔寨大使馆的网页上找到办理业务的流程，但实际操作中，有的人时间紧急，有的人看不懂流程、不知道如何与当地部门打交道，有的人想要确保万无一失，都需要中介帮忙，这创造了一个新的市场。媛媛在一家简陋的旅馆住下，第二天就到大使馆门口转悠。很快有人靠近她，问她是否需要办证。她谎称自己只有身份证，问对方怎么办。这是她的策略：向有经验的从业者学习流程。前后问了两个中介之后，她了解到目前的市场行情，400 美金。第三天，大使馆门口排队的人中有一个向她走来，问你是办证的吗？她说，是。对方说，我的护照被公司扣住了，我要回国。她说，你要办旅行证。对方问，多少钱。她说，300 美金。

媛媛用在金边挣的第一笔钱请同学吃了饭。第四天，她学着老中介的口吻主动和人搭讪，大哥你办什么证？我可以帮你弄。她又拉了两个客户。生意多少有点眉目了。

中介们很快察觉到了竞争对手的存在。原先询问过她是否要办证的中介说，原来你也是代办的，你为什么低价抢我们的客户？我希望明天不要在这里看见你。媛媛在金边唯一的人脉，却是这个行业中非常关键的角色。她告诉我，在金边移民局做翻译的同学得知她被威胁，专门来到大使馆门前和老中介们说，这是我同学，以后请你们多多关照。老中介们说，不会不会，领导。晚上老中介们请客，说他们携家带口在金边，办证件要跑移民局、警察局，来这边大家都是为了挣钱，那就不要把行情搞乱了。双方达成一致，每单 400 美金。

现在回望，媛媛去金边的 2019 年是中国投资者在柬埔寨的关键年份。在此之前，中国资金和投资者持续涌入柬埔寨，其中包括大量网投公司。以西港为例，2017 年很少见到五层高楼，2019 年在建、未完成的建筑工程就超过 1000 栋。柬埔寨实行瑞尔和美金的双货币体制，这意味着外国投资者在柬埔寨的投资所得可以无条件转移到国外，不存在外汇管制的问题。这是灰产在柬埔寨迅速发展的一个经济基础。在柬埔寨的金边和西港，似乎有两个世界，一个世界里到处是中文标识、中国商铺，大型商场与国内并无二致，同时用美金结算比国内高得多的物价；另一个世界是柬文的世界，5000 瑞尔（约 1.25 美金）可以吃上一餐。两个世界同时存在，却可以互不相通。如果你选择忽视，甚至看不到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对于普通的中国商人和打工者来说，在柬埔寨工作意味着挣的是美金，汇率令工作的性价比更高。2019 年 8 月 18 日，柬埔寨政府发布了针对非法网络赌博的禁令，要求网络博彩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前撤离柬埔寨。这就是改变了许多人命运的“8·18”事件。禁赌令一出，大量的网投公司开始往别处迁移，数十万从业者离开柬埔寨。

金边一家“沙县小吃”的物价

2019 年，媛媛的生意刚开始滚动起来。最好的时候，她一天有十三个客户。她同时意识到一个需求，客户在等待证件的时候会问她，哪里有便宜的住处。她找到一个房东，以每间房 11 美金的价格租下十一间客房，然后以每间 20 美金的价格租给有需要的人。如果十一个房间全部住满，那么她付给房东的租金还要更优惠一点。在抵达金边四个月后，准确地说，是三个月零二十九天的时候，媛媛开了第一家自己的旅馆。

在金边打工的第五个月，媛媛换了一家新的旅馆经营，这次有二十六个房间。她把自己赚的钱投到旅馆上，从国内买了床、空调等设备，雇了四个小工帮忙，信心满满地开始了自己的事业。

那个时候，她的丈夫三哥还不知道她身在何处。他以为和往常一样，那只是一次简单的夫妻争吵，媛媛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几个月找不到人后，三哥去了媛媛老家，正好遇到她母亲和她打电话。媛媛还是把丈夫从黑名单里放了出来。丈夫打来视频，“我就看他眼泪已经流到这里来了”，媛媛在脸颊上比画了一下，她再次心软了。

……

金边郊区的一个游乐场，是作者在柬埔寨看到的最温馨的画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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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一点基本常识：

当年中国强调“弱国无外交”，是为了让国民铭记屈辱，是为了激励国民奋发图强，而不是拿“弱国无外交”作为借口让国民心安理得接受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更不是拿这句话来劝说弱小的国家放弃外交努力任强权摆布。

今天，一场发生在美国白宫的争吵成了全球舆论的焦点。怎么解读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谈判不欢而散呢？

在中文网络上，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弱国无外交，所以泽连斯基作为弱国总统才会在外交场合被当面训斥，遭受羞辱，如果泽连斯基不认怂，与美国的协议肯定会泡汤。

然而，现实并不是这样的。

第一，“弱国无外交”的国际政治局势早就是几十年前的老黄历了。

当今的世界主流格局恰恰相反，对一个军事和经济领域都比较弱小的国家来说，最有力的武器和最值得依靠的力量就是外交，乌克兰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弱国不仅能够通过外交有所作为，而且至关重要。

众所周知，乌克兰与俄罗斯军事实力悬殊，自2022年以来，乌克兰持续3年抵抗住俄罗斯的入侵，当然离不开乌克兰军人的英勇奋战与牺牲，但更重要的是乌克兰通过外交努力争取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多数国家的大力支援，这才能支撑到现在。

如果国际政治真的是“弱国无外交”，如果乌克兰举国上下都坚信“弱国无外交”而决定孤军奋战，那乌克兰领土早就被俄罗斯全面占领了。

正是由于乌克兰在战争开始之前就积极开展外交求援，正是由于泽连斯基在国家被入侵后所展现出来的悲情但英勇坚定的国际形象，乌克兰才得到了如此广泛的国际支持。

泽连斯基在和平峰会上与各国领导人合影

泽连斯基的外交策略不仅是从利益角度让欧美意识到坐视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严重后果，也是从价值观层面激发全世界反侵略爱和平人士的强烈共情，继而促动各自政府加大对乌军事援助。

特朗普上台之后，基于价值观的外交策略在全球范围内都遭遇空前挑战，在特朗普与普京眉来眼去的同时，乌克兰的外交努力也一度陷入困境。然而，这并不代表乌克兰的外交武功全废了，因为基于现实利益的外交策略仍然是有效的。

对乌克兰来说，只要不断宣讲俄罗斯吞并乌克兰之后会对欧洲与美国构成的实际威胁，在外交领域就仍然有努力的空间。

这一点，也是特朗普在和普京眉来眼去一段时间后仍然邀请泽连斯基到白宫谈判签署协议的根本原因：美国可以不顾乌克兰人民的死活，但绝不敢无视俄罗斯对美国及其盟友国家的现实威胁。

泽连斯基不仅把乌克兰留在了谈判桌上，而且已经非常接近与美国达成矿产合作与安全保护协议，这正是弱国外交的成果。

第二，在外交层面，发生在白宫的这场不欢而散，恰恰是乌克兰和泽连斯基的外交胜利而不是失败。

中国网民经常有一个认知误区，以为在外交场合挣回了面子就是胜利，丢了面子就是失败……

但实际上，真正的外交胜利从来不是领导人被高规格接待给足面子，而是本国国民的安全与利益在不利局面下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捍卫。

泽连斯基与特朗普、万斯的这场谈判之所以没能达成一致，根本原因是双方就某些重要条款还没完成讨价还价，而不是什么泽连斯基不尊重特朗普，或者特朗普万斯联手羞辱泽连斯基。

注意，双方是因为合同没谈妥才通过“吵一架”的方式各自展现强硬形象下台阶，而不是因为吵了一架所以才谈崩。

非要讨论输赢的话，这一局其实是泽连斯基和乌克兰争取到了更多国际支持与舆论同情。

乌克兰重新坐在了谈判桌上，本身就已经是不利局面下取得的胜利，在这场争吵以及谈判中断后，更多欧洲国家展现出了更强烈的军事支持乌克兰的意愿，更是乌克兰在战争三周年之际取得的重大进展。

第三，乌克兰与美国的“矿产换安全协议”大概率会最终签署，美俄联手不会成真。

从特朗普近期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反复可以看到，他亲近俄罗斯的那些表达更多是用来威慑乌克兰和讨价还价的策略。虽然这种放狠话的谈判策略为人所不齿，但好在特朗普团队还没有昏聩到真要和普京结盟的程度，翻来覆去几番，终究还是回到了与乌克兰讨价还价争取更多利益的主轨道上。

泽连斯基以什么方式走出白宫并没有那么重要，关键是他走进了白宫，开启了与美国的实质性谈判。这意味着美国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总体还是站在乌克兰这一边的，双方分歧在于乌克兰需要为此付出多重的经济代价。

简而言之，美国作为“安全保障”产品的卖家，销售意愿是明确的，销售对象就是乌克兰，现在只是对价格还不满意。而这正是美乌双方外交努力的巨大空间。

个人判断，乌克兰与美国的“矿产换安全协议”今年内大概率会签订下来。

第四，以为国家强大了就可以轻视外交是短视而愚蠢的。

所谓“弱国无外交”的理论，还有一个与之紧密相连的推论是“强大的国家不需要外交技巧”。这是更加短视，并且对中国发展危害更大的论调。

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变得强大，之所以能持续维持强大，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离不开其他国家的互利支持。

某些网民以为国家强大了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不顾国际道义，就可以不顾反侵略的全球主流价值观，那一定会在国际上搞得众叛亲离，只留下一些趋炎附势打秋风的“小兄弟”继续边吹捧边吸血。

何其愚蠢！

吉斯小鹰在大凉山长大，成为一名沪漂，后来又回到县城。武侠、玄幻小说曾是他少年困顿生活里的甜头，后来他开始在网文里建构自己的小说宇宙。

他的成名作里，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鬼。在小说主角遇到难关时，他会启动作者的“金手指”，开启特殊设定，帮角色在危急关头逆天改命。很爽，但小说里超能力的来源，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想。

就像20多年前，在失学泥淖中挣扎的他，意外被一位陌生人的金手指改变人生。如今，他决定出手，去扶另外1000个孩子一把。

回到大凉山

第三次从ICU病房出来，34岁的吉斯小鹰幸运地被安排在了靠窗的位置。床位在病房的最里边，安静，每到夜晚，他半拉上深蓝色的布帘，就进入自己的世界。

世界在一方电脑屏幕上展开。在这里，他的名字变成了“彝人烟火”。

这个有点黑、不算瘦，鼻子插着输氧管，下巴上的胡子足有一指长的男青年把床板摇起，靠成一个半坐半躺的姿势，再支起小桌板放上电脑，戴上眼镜，开始打字。长久的输液让手背上的针孔处有些肿，药液像小球，带着刺痛顺着血管一路前进。输液让一只手动不了时，他更新网文，单靠右手敲字完成。

这是2024年7月，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医院的值班女护士拍下的一幕。3个月后，这则视频在互联网上传播开来。这位在网文世界有上百万订阅粉丝的小说家，一个进过三次ICU的心脏病患者，才为公众所熟知。

在布拖县，“彝人烟火”是本地人心中的小小英雄。他靠写作出名，还私底下资助着一批本地孩子上学，最新的数字是495位。出租车司机认出他，硬是不肯收钱；一上街，到哪都被人拉着合影；就连考驾照的时候，教练都专门来鼓励他，“好好考，我是你粉丝。”

这些时刻都让彝人烟火感到满足。“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知道自己不会太长寿，要抓紧时间做点响当当的事呀。”

8年前结束沪漂回到布拖时，他还是个失败者，有些迷茫。他不喜欢在小城中过躺平的生活，便憋在设备房小角落的工位上写小说。

更新是网文作者的生死线。起初他在贴吧写作，每天雷打不动地更新两章，后来又在网站连载，勤奋地写到快50万字，收藏不到300。惨淡的日子坚持了大半年，一天，他收到一条站内短信，“您的作品已符合签约资格，请联系您的编辑。” 他兴奋地在家里“啊”地大吼，边吼边“咚咚咚”锤床，妻子、母亲都被惊动。

写作是他从小到大，奇怪梦想中，最强烈的一个。

从凉山州府西昌开车走山路3个小时，才能抵达布拖县城。县城很小，比不上外面的一个镇，从南走到北只要半个小时。

图 ｜布拖县城，四周都是山

他在县城最初的家安在城乡结合部，是一个个废弃的汽油桶剪开的铁皮焊接起来，歪扭破烂。他的父母来自周遭农村，进城后，母亲游荡在县城做小生意，父亲是位赤脚医生。

但这个贫穷的家庭重视教育。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他3岁时识字量就到了500，能读懂报纸的大致意思。这在当时普遍不识汉字不讲汉语的彝族孩子中，极为罕见。8岁，他在碎纸片上动笔创作起故事。小学六年，他的成绩都在学校保持着断崖式的领先。

不幸，初一时，彝人烟火的父亲因肺癌去世，此后，家中靠母亲和他一起拉扯弟弟妹妹长大。下巴上的胡子，就是那时候开始留的。他决定蓄须明志，时刻提醒自己，“你现在是这个家最大的男人”。上学之外，他四处捡废品卖钱，最喜欢捡书，捡到什么读什么。即使如此，他仍差点辍学，后来依靠老师发动全班同学捐助，才能继续学业。

写小说成为这个被迫早熟的少年珍贵的情感出口。中学时代，他边写作边投稿。他去报刊亭假装买书，把后面的投稿地址抄下。武侠类的投给《今古传奇》《武侠故事》，青春情感类的投给《男生女生》。高一，他原创的一个故事获奖，拿到了1000元奖金。

写作带来的收入，曾点亮过他的生活，但当时还没能带他走出贫困的循环。高考放榜，这个县中的状元最后只录上一个成都的大专，动画专业。

大学时，他在盗版网站追更网文，看到头部作者年收入已经到千万级别，彝人烟火第一次坚定了写网文的念头，“上限高的职业值得一搏。”

他最初使用一台200元的老式手机，按键式，能上网，写作时用的是手机的短信功能。一条短信限字50，太不方便，他便借钱买了台神州笔记本，3000多块。一直写到大一下学期。写了50万字，只收获了97个收藏。

2012年，彝人烟火大专毕业。他和现在的妻子留在成都，很长一段时间都找不到对口工作，网文事业又迟迟没有起色。两人一起去了上海，进了当时国内一家大型动画公司。他形容那段动画生涯，“实在太苦，收入也太低”。每天从早干到晚，月薪只有三千，在上海，生活捉襟见肘。

他想过改变，尝试去做销售，苦战3个月，结果认清自己不是那块料，又回来做动画。辗转来去，在上海打拼的第4年，动画事业终于有了些起色，他在公司从初级员工当上副导演，月入过万，生活也逐渐稳定下来。

这时，弟弟离家去上大学，母亲开始每天给他打电话哭诉。在凉山，家里没有男人在的家庭，容易受冷眼和欺凌。母亲希望大儿子能回家。彝人烟火没了办法，照母亲的心意报考了老家的记者编制。“准备了13天”，顺利考上了。就这样，他又回到了从小长大的布拖县。在县城记者的闲暇生活中，他重新捡起写作，开始在贴吧上更新小说。

写作将命运又重新勾连到一起。2018年签约后，他终于靠写网文挣到了钱，虽然不多，写了快300万字，最后赚了不到5万块。后来，他开始在县城学习摄影剪辑，运营自媒体账号，每月外快能挣一两万。

故事本来可以拐向励志故事的结尾。他拥有一份县城体制内的体面工作，贷款买了两套房一辆车，有两个孩子。凭借运气、勤奋、天赋和向上的野心，在而立之年，收入可观，家庭美满。

直到2023年2月，他出现眩晕等症状，随后在医院确诊心脏三尖瓣关闭不全。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并给出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是股动脉入路，从大腿根部伸一只机器手进去手术，对身体伤害小，要20几万；一种是开胸，要把胸骨“锯”开，只要10万。当时，彝人烟火主副业的收入能支撑起每月1万多的贷款，结余却不多。他选择了后者，卖了一柜子的镜头，凑了四五万，勉强交上手术费，之后连进两次ICU，生死关头闯了一遭。

图 ｜做完开胸手术的彝人烟火

怕自己倒在手术台上，他遗书都写好了，给老婆的那封，重点交待了哪个单位还没给他结项目尾款，“这笔钱够你用一段时间了”。

开胸手术的痛苦难以尽述。在手术室里，顶上的手术灯已经在眼前跳舞，护士给了他一巴掌，他听到了影视剧里那句，“不要睡过去！”术后要自主排痰，每次咳嗽，被劈开的胸骨就一刀刀地疼。

那时，他躺在床上，连起身都困难。兼职摄影的工作做不了了，没有存款，还有四五十万的贷款要还，生活好像又回到了原点。

打怪升级的番茄小说家

手术留下的刀疤是狰狞的，缝合处愈合后变成凸起的棕色条状，伤口膨胀、肌肉撕裂，总是隐隐刺痒，像一把把小刀在割。彝人烟火的心里有了恐惧，“如果有一天我的孩子也生了病，也要因为贫穷要受这样的罪吗？“

他痛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挣钱，他再次想到了写作。

这次他没有着急动笔。先是花了1个月时间，刷榜，刷教程，做笔记，学习成功作品，总结心得。“就像好莱坞流水式的大片，什么时候该有一个爽点，什么时候该有冲突，反派如何作死，正派如何反击”，他把这些都归纳成一套公式。他有信心，只要照着这个公式写，无论在哪个平台，月入过万肯定没问题。

在选择写作平台时，他看中了番茄小说的体量，觉得未来属于番茄。还有，他喜欢番茄直观的数据反馈，今天有多少读者，多少收入，第二天12点就有显示。“你能看到，哪天写得差了，大家直接就走了”，迅速的反馈让他不能懈怠。

在选题材的时候，他也分析过，如果写网文圈里传统的玄幻题材，番茄已经有很多很好的作者和作品了，一片红海。后来定下末世题材，竞争相对少，又能容纳冲突激烈的情节。

什么样的末世呢？冰河、野兽、还是鬼怪？一天凌晨3点，彝人烟火躺在床上睡不着，他脑子里冒出“百鬼路”的灵感。能不能把这些鬼弄成一个序列？譬如这个鬼第一阶段是逆死鬼，第二阶段就升级成水猴子，第三阶段又变成河童。吊死鬼就可以先变成拘魂，再变成青天大老爷，最后变成牛头马面。他直想到凌晨五点，越想越觉得，“好像有点搞头”。他兴奋起来， 坐到电脑前开始写。那一天，他写了70多种鬼。

后来大爆的小说《让你契约鬼，你契约钟馗？》就此出炉。

图 | 彝人烟火的书桌墙上，贴着激励自己创作的小纸条

一开始，小说的目标定得很清楚，他要写一本“打脸小白文”，塑造一些令人生厌的反派，主角把反派解决后，读者就会获得快感。总体路线就是主角一路过关斩将，打完这个打那个。

这样写到一百章的时候，彝人烟火渐渐感到疲惫。之后，他开始改变叙事的方式。节奏放缓，不再是闭眼通杀，而是设计环环相扣的情节，主角一路成长，一步步靠近真相，最后回收前面埋下的大伏笔。

有时，他会启用“金手指”。

“金手指”是网文写作里的一个核心爽感工具，在危机关头能让主角实现“逆天改命”。譬如他写了一个叫“精卫”的角色，在书中其实是主角的一根“金手指”，但为了掩人耳目，一开始扮作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那时读者们都对这个角色厌恶至极。最后，精卫却排除万难，将主角带到弱水旁，告诉他“弱水是你的了”。

那天，打赏和评论都爆炸了。以前他使用通关打怪的写法，吸引来一部分读者后又流失一部分，现在的写法反而吸引来很多忠实读者。

转变思路之后，写作的速度就慢了下来，环环相扣的情节，框架要精心搭建，有时好几天都卡在原地。还有，心脏不好，缺氧的时候，手会抖，身体也会抖，更难的，头脑会不清楚。他想说一句“我吃了一顿饭”，嘴里说出来就成了“我和饭打架”。不愿断更，他逼着自己码字，但不愿水文，日更改成了周更。

在写作过程中，一段尘封的往事也渐渐浮现出来。

20多年前，这个初中的尖子生也一度面临绝境，属于他的“金手指”在危急关头不期而至。

那天他趴在家门外的地上画画，几张烂纸拼在一起，画上七个民族拿着武器对准一株罂粟。凉山日报的记者宋明正好经过，彝人烟火告诉他，带自己长大的表哥因吸毒丧命，自己恨毒品。那时的布拖毒品泛滥，宋明报道这位小反毒斗士的故事，其中提到他困难的家境，和这个孩子在读书和绘画上的天赋。

图 ｜ 2001年，彝人烟火作为禁毒小斗士被报道

后来彝人烟火很突然地收到一张200元的汇款单，附了一封信。是西昌市一位叫张云的退休女干部寄来的，她在报纸上看到他的故事，决定资助他。就这样，困扰着他夜不能寐的学费问题一下子解决了。资助从初一持续到高三，资助金额也随年级增长从200涨到300、500，最后一学期是1000元。

每学期，两人会有一来一回的通信，张云给他寄过照片，白头发的一个老奶奶，很瘦，看着有些憔悴。她的字写得斜斜的，会拉出长长的笔锋，总勉励他好好学习。他回信：谢谢张云妈妈，我会努力。

“金手指”回馈故乡

只考上大专，彝人烟火觉得羞愧，不敢向张云妈妈汇报高考成绩。他渴望以后闯出一番名堂，再回去见她。但后来的很多年，他都过得不太如意。

2017 年，当年促成资助的记者宋明出差到布拖，两人碰上。宋明对他颇有意见。

“怎么这么多年不跟张云阿姨联系？”

彝人烟火试图解释，却听到宋明说，“阿姨已经去世了。”

他顿时沉默。

在小说的宇宙里，他有主宰一切的权力，可以在任何时候给主角开个“金手指”。回到现实，“金手指”并不那么容易降临。如果没有张云阿姨的资助，他会怎么样呢？他多年来的不联络，像是一种忘恩负义，想弥补也没有机会了。

张云阿姨的去世，和自己屡次进出ICU的日子，让彝人烟火对生死、遗憾的感受更多，他决定做些什么。

2023年年底，他偶然得知当地一对父母双亡的姐妹，姐姐读中专，妹妹还在上初中。姐妹俩住在由水泥大砖砌成的房子里，砖缝中间水泥灰都没塞，四处漏风。身上穿的衣服袖子短了，女孩们的大半个小臂都露在外面。

那时他的小说收入已经有了起色，但债还没还完。他回家想了很久，最后还是跟妻子商量，把资助计划定了下来，两姐妹每人每月500元，一直到她们成年。

后来，他又在母校布拖中学遇到3个女孩，在食堂打一碗免费的白米饭，就着一盘青菜就是一餐。他意识到，身陷困境的孩子还有很多。

那时，番茄小说有个模式，一个读者点进文末广告，作者就可以收到一毛钱，网文圈管它叫“为爱发电”。《让你契约鬼，你契约钟馗？》正在番茄连载，每天的阅读量能稳定在50万左右。彝人烟火便在小说文末呼吁读者点击“为爱发电”，帮忙解决小孩的学杂费、生活费。

很快，读者们将“为爱发电”的金额点到四五千。他凑整1万块，联系了学校资助办的老师。老师跟他一起定下了每人每学期1000块的资助计划，还告诉他，学校里光是单孤双孤就有500多个。

思来想去，彝人烟火决定再次求助番茄网友。2024年9月，他在书里写，“有孤儿，有贫困儿童，有残疾孩子，他们生活很困难，大家有没有意愿和我去一起资助呀？”这一次，有7位番茄读者响应，这就算是第二期了。项目进展到今天，2025年2月，助学金已经发放了四期，总共资助了495个孩子。

2024年年末，番茄组织了一次创作者大会，会前给作者们拉了群。那时，这位番茄小说家靠写作资助学生的事迹在互联网流传。有番茄作者把他的故事发进群里。随后，陆续有6位作者参与资助了25个孩子。

其中一位番茄作者叫老贼，资助了10个孩子。他开车带着父亲玩了半个中国，边玩边写，每天还不耽误更新，彝人烟火说他“是个神人”。

曾子墨子呷是第三期的受资助者之一，她在布拖中学念高二，家里还有兄弟姐妹。学校要交钱的时候，父母就会发愁，长长地叹气，这让曾子墨子呷觉得愧疚，“如果我不上学了，去打工，是不是还能为家里减轻一些压力？”曾子墨子呷语气哽咽。

图 ｜ 彝人烟火和被资助的学生在一起

布拖中学的老师说，这种心态在学生中非常普遍，特别是女孩子。当地的彝族家庭里子女多，父母经济压力很大。1000块钱不多，但“减轻父母的压力”对学生来说很重要，会减轻“读书花钱”给他们带来的愧疚感。

曾子墨子呷知道，彝人烟火是个小说家，这个平时爱看言情小说的女孩也开始想，“也许哪天，我也能动笔写一部小说”。

彝人烟火觉得，自己只是个“有点小爱心的普通人”。布拖中学的主教学楼上挂着张桂梅的画像，他说“张桂梅那种是圣人，我们普通人先自己吃饱喝足”。现在，稿费收入和网友们的支持让他有了更大的力量，那就多资助一些。

发了钱后，彝人烟火不会管孩子们怎么用。一个被资助的孩子说家人都没吃过炸鸡，想请父母和弟弟到街上的享哆味炸鸡店去吃一次炸鸡。有孩子拿着资助款请朋友“吃大餐”，恰好彝人烟火路过。两人对视，对方有些不好意思，彝人烟火赶紧摆手，“没事，你吃你的”。

彝人烟火的理念是，“穷人也有享受生活的权利。”就像他小时候第一次收到200元资助金，毫不犹豫地去书店，花78块买了一本梦寐以求的正版《倚天屠龙记》，那是困顿生活里，至今让他记忆犹新的一点儿甜。

2025年，他把资助孩子的目标更新成了1000个。最近，他几乎天天都在忙着资助的事儿，对接学校和资助人，连写小说都搁置了。

他喜欢干这件事，成为别人的“金手指”是幸福的。他想把这个助学金一直办下去，最好资助的人越来越多，能走出凉山州。“世界那么大，我能力有限，先拯救一点点。”

2月20日，妙瓦底首批200名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国。

生于1980年的闵永星喜欢感慨时间，2023年2月20日，在朋友圈发出“别问青春剩几许”的状态后，他从朋友圈里“消失”了。

2023年3月到2025年1月，“消失”的22个月，他被困在缅甸电诈园区，历经了诈骗团伙的三次“转移”，从位于缅甸瓦邦的勐能县，途经两个临时落脚点，最终来到缅甸掸邦的万海华盛园区。

2024年底，闵永星所在的公司被老板转卖，在公司交接过程中，他终于抓住了一次出逃的机会，于2025年1月2日逃离园区，用了8天辗转回到中国。

由于长期在园区遭受体罚和殴打，闵永星自称手指已经不能伸直，牙齿和面部有多块术后钢板，下巴不能灵活活动，说话费力。

2025年2月中旬，大批缅甸诈骗园区人员经泰国被押送回中国，看到新闻的闵永星相信，只要持续关注，“里面”的人早晚会回来，“只是时间问题”。他每天关注着中缅泰三国联合打击行动的最新动态。

闵永星同时也需要时间疗愈自己。他告诉北青深一度，目前他正在收集证据，“里面有9个人伤害过我”，他要通过法律途径，让那些人最终得到制裁。

闽永星入境的勐阿口岸（也称勐连口岸）以及他回国时接受的处罚决定书

园区老板的 “虫草茶”

闵永星22个月的缅北遭遇，始于一个“两年能赚5000万”的“商机”。向他抛出橄榄枝的，是朋友的朋友。

2023年3月，一位久未联系的女性朋友与闵永星聊天，说在云南边境附近做生意，“随便开个酒楼，一个月赚四五十万轻轻松松”。

这种生意可信吗？闵永星不是没有怀疑过，但他解释，自己曾在2009年做过年入千万的买卖，接触的朋友都是“有层次的”，“再说，生意能不能做，现场一看便知，大不了就回来”。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根本没有回头的机会。

按照朋友的说法，只要到了云南边境的指定位置，步行10分钟即可到达。2023年3月，他从福建乘动车抵达昆明，上了朋友“安排”的商务车。抵达临沧市后，闵永星换乘了一辆越野车，陪同人员也随车更换，晚上10点，他们到达了云南临沧边境的一座山脚下，陪同的三个人告诉闵永星需要爬山，“我当时就后悔了，但他们收了我的手机，我已经走不了了”。

闵永星爬了8个小时山路。他描述，翻山的路全程陡坡，最陡的地方有10米垂直落差，“护送”他的人随身背着绳子，到了险处，对方把他用绳子绑好，直接拉上去。

下山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6点多，闵永星回忆，他被押上一辆车后，有一个男人用长枪抵住他的头，告诉他这里是缅北，同时抱怨说“别人走4个小时，你为什么走8个小时”，闵永星不敢回话，“看到枪，我整个人都蒙了”。

途中，闵永星短暂的拿回过自己的手机，他联系朋友和亲戚，告诉对方，如果自己没有每天联系他们，请他们帮忙报警，并想办法联系把自己介绍到缅甸的“朋友”，想办法救人。

7个小时车程后，闵永星抵达了目的地——缅甸瓦邦（掸邦第二特区）的勐能县。车子在一栋10层左右的大楼前停下，周边有持枪保安看守，他注意到，他一进门，就立刻有人将门反锁，楼内的窗户都是焊死的。

在3层的一间办公室，他见到了日后的“老板”——花名“霸道”。闵永星事后推测，对方可能是在找“合作伙伴”，“他们可能看中了我身边人脉多，想让我帮忙弄人过去”。

闵永星说，“霸道”开车带他去见了一位“大老板”——花名“大姚”。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对方沏了一壶“虫草茶”招待他。大姚没有明说做什么，只说“想赚多少钱，要看自己，两年赚个3000万也是赚，5000万也有可能”。

闵永星不敢当面多问，只说会想一想。随后，大姚以要去参加当地镇长女儿的婚礼为由结束了这次碰面。闵永星跟随“霸道”回到公司，住进了12人一间的宿舍，这时候，他已经确定自己落入了诈骗组织。

三天之后，闵永星与家人、朋友的聊天记录暴露，被叫到办公室问话后，遭到进入园区后的第一顿毒打。“我醒过来时已经两三个小时之后了”，闵永星发现自己有牙齿脱了，下巴也脱臼了，但对方并没有给他医治的意思。十天后，霸道等人再次把闵永星叫到办公室，劝其“不要一条道走到黑”，闵永星假意顺从，前提是要得到医治。

由于勐能县的医疗水平有限，手术需要的钢板和耗材都是从中国国内订好寄到当地的，闵永星接受手术时，距离被打已经过去将近一个月，医生都说“太晚了”，并因此留下后遗症，直到现在说话下巴仍无法灵活活动。

手术后的一个多月，闵永星被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看守，直至身体恢复。

原勐能县县长肖岩块（何春田）2023年10日被我国警方确定为电诈团伙成员，左为网传他的照片，右为警方悬赏通告

组织、业绩、纹身、惩罚

在电诈公司，人是最大的成本。据闵永星了解，像他这样从国内被骗到缅甸的人，公司老板需要向“中间人”支付约8万元的费用。在园区里，每个人头的保护费一个月约1.2万元，住宿费约3000元；吃饭也不便宜，园区的馒头10元一个，如果一个人不肯工作，对公司来说就意味着亏损。

2023年5月27日，闵永星结束了“吃闲饭”的日子。老板“霸道”提醒他，伤好了就要上班。“开工”第一天，他再次被叫到办公室，签下了一张5万元欠条，是他看病做手术的花销。

公司的工作室位于大楼3层，他被分配到的部门叫“精聊组”（精神聊天部门）。这个部门一共有24个小组，每组10人，每个小组有一个组长。此外，精聊组共有4位总监，每人负责管理6个组。负责管理总监的人叫“大鸟”，再往上就是公司的领导“霸道”。请他喝“虫草茶”的大姚，则是整个园区的负责人，公司的物业费、房租等费用都要交给大姚。

“上岗”后，闵永星拿到了一部工作手机，并且得到了一个花名——“王林”。在园区内，大家彼此称呼花名，仿佛彻底换了一个身份。

闵永星告诉老板，自己不会摆弄电脑和手机软件，“这个工作干不来”。但老板安排组长，手把手教他操作流程，并发了聊天中常用的“话术手册”。

他的客户都是女性，聊天中，他的“人设”是一名退役军官，“先聊感情，再骗对方投资”。闵永星说，他的“好友”多数是公司买来的，在此之前，已经有“前端”的人和“好友”聊出感情，他们接手的时候要先阅览前面的聊天记录，由于话术、语气类似，手机那头的“好友”根本察觉不到已经换人聊天了。

“精聊组”也被称为“快杀组”，一般三天左右就会“收网”，除了这个部门外，还有负责长线诈骗的“资金盘”部门，“那个组的客户资金实力更强，一般会在一个客户上花费三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才会收网”。

闵永星说，他会刻意把生意谈黄，“我觉得一旦骗到手，这辈子可能真的无法回头了”。

园区里的作息时间限定，每天早晨7点40起床，15分钟早饭时间后，就要坐到工位上开始工作，开工前还要一起高喊公司的口号，“公司的名字经常换，我已经记不清了”。再次离开工位的时间是中午12点，届时大家可以去食堂吃饭。闵永星一天的活动量就只有工作室往返食堂的300米路。

“从缅北出来的人一眼就能被认出来”，闵永星说，由于长期的驯化，这里的人彼此很少交流，很少对视，“假如你从身后拍了一个人，他转身的速度都是缓缓的”。

在公司，所有人的业绩都会被公示出来，由于一直零业绩，闵永星的名字被画了很多个圈圈，“像个大圆球”。到了月底，公司会按照个人累计的获利金额按比例分配收入，“新人的话，赚了100万，可能才分到1万”。

据闵永星了解，即便赚了钱，老板也不会发现金，而是发一张卡，可以在园区里消费。园区里的消费水平是“一盒泡面50元”、“一瓶可乐50元”。如有哪位员工业绩好，拿到了5万以上的酬劳，那可能会被组长“邀请”去纹身，纹一只手是2.5万元，纹全身是10万元起。

作为新人，第一个月没有业绩可以原谅，到了第二个月，就要遭受体罚。在闵永星的讲述里，办公楼的4层是专门用来体罚的地方，整个楼层目测有上千平米，他多次被带到那里，被人用PC管抽打，“身上常是青紫的”。

“上班”的时候，如有机会，闵永星会告诉“好友”自己被困在诈骗集团，并让对方帮忙联系朋友和亲人。今年已经44岁的闵永星离婚后，孩子跟着母亲生活，已经没有直接联系。他能联系的亲戚只有家里的叔叔，还有两个朋友。

为了防止被发现，闵永星会及时删掉违规的聊天内容，但后来公司换了一批手机，可以监控使用者的操作痕迹，自那以后，很少有人再敢私自联系外界。

三个月没有业绩是公司的底线。“到了这一步，要么被打得很惨，要么被卖去其他公司”，闵永星属于被打得很惨的那类。

1月30日至2月16日，缅甸已审查控制1030名非法入境的外国人

三次搬家，再次建起“铁皮房”

从进入园区的第一天起，闵永星就在寻找逃跑机会，但几乎没有可能。平日里，所有人都不能靠近焊死的窗户，园区里外有几百个持枪的保安，若敢越过雷池半步，保安很可能开枪。

闵永星也想过利用缴纳赎金的办法脱身，但在此之前，公司里曾有过交了钱也不放人的先例，最后不仅人没走成，反而赎金越交越多。

第一次逃跑的机会出现在2023年10月。当时，瓦邦勐能县迎来了一次针对电诈行业的大规模打击行动。

根据佤邦新闻局媒体2023年10月14日的公开报道，当时，佤邦司法委干警与驻地部队官兵通力合作，在邦康、勐波、勐能三地一举端掉20多个电信网络诈骗窝点，抓获涉案人员2680人。其中，包括2350名中国籍人员，查获电脑1370台，手机5207部。

彼时，身在电诈园区的闵永星并不知道外界的打击行动。但他清楚记得，2023年10月13日这天，老板询问过大家是否有人意愿交钱回家，一人25万元。据闵永星说，共有80人报名，大家交给公司的赔偿金从十几万到二十多万不等，他也报了名，但当时只能凑到2万元，最后，有60人被送了出去，他怀疑，那是公司交给军方的人。

那次打击行动之后，勐能县原县长肖岩块（何春田）被认定为电诈集团人员，公司也不得不搬离勐能县。2023年10月20号，闵永星坐上一辆“后八轮”的土方车，“五六十人挤在一起”，和全公司400多人被送往一座矿山。“这个临时落脚点可能是有所准备的”，闵永星记得，到达矿山时，已经建好了一座铁皮房（园区里的人管它叫“仓”），大家临时在那里落了脚。

相较于勐能县设施完备的公司，矿山的铁皮房比较容易出去，一天晚上，闵永星和同伴们围在一起，合计着逃跑，陆陆续续有70多人表示愿意一起逃，但等到晚上去开门的时候，只有23个人冲了出去。“一到外面我们就慌了”，闵永星说，一方面周边荒凉，不知道要往哪里跑，另一方面，逃跑的人数太少，一旦里面的保安追出来，恐怕也无法抗衡。果然，十几分钟后，里面的人就开车追了出来，结果18个人被押送回铁皮房，5人跑进山里不知去向。

在矿山躲藏了20多天后，听说军方的打击还在继续，公司组织大家继续“搬迁”，这一次，他们钻进原始森林，到了江边一个窝点。汇集到江边的还有其他公司，据闵永星不完全统计，陆续有1700多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在这里。

江边的生活堪比露营，晚上，大家钻进竹棚睡觉，头顶上盖上塑料布，几个人用一床被子，每天就吃放了盐巴的稀饭度日。在江边的时候，闵永星已经不敢再逃。他们看见，另外一家公司有三个人试图逃跑，其中两个人丢了命。

2023年11月下旬，公司搬离江边，来到了掸邦万海华盛园区，在万海住了一两个月竹棚后，公司重新建起了铁皮仓，在这里陆陆续续恢复了“业务”。闵永星目测，园区里一共有17个仓，大概运营着15家公司。

由于一直没有业绩，此时的闵永星已经被送进了“严管组”。严管组的成员每天有例行早、中、晚三次的蹲马步体罚，回到宿舍后，彼此不能说话。此外，中午开饭时也不能到食堂吃饭，只能在工作区打饭，业绩差的人最后打，“轮到我的时候已经没什么菜了”。

2024年春节前，闵永星再一次请“客户”帮忙联系家里，公司发现后，他被狠狠打了一顿。“先用电棍，然后往鼻腔里灌水，十根牙签一起扎进手指”。那之后的四个月，他身上都是黑紫色的淤青。有一次老板说他“死期将至”，问他有没有什么想吃的，闵永星当真想了想，说出了“吃西瓜喝冰水”的愿望，结果又被嘲笑一番。

闽永星在社交网络征集证据并提供给警方

“里面的人都会回家的”

对于组长、总监们的嘲笑和谩骂，闵永星已经“免疫”了。“他们不过是一群亡命之徒”，闵永星只能以“反面教材”存在，组长开会时会说，“没有业绩，就要像‘王林’（闵永星花名）那样被打”。

2024年8月，老板“霸道”选了七八个人，到园区外的一个四合院打杂，闵永星是其中之一，“他们觉得我已经被打得言听计从了”。闵永星推测，老板们住在四合院，是预防有人突然来查，方便跑路，在老板的房间里，他看到了枪支、毒品和现金。

“洗衣，做饭，收拾屋子”，在闵永星的讲述中，老板们早上10点起床后，他就没有闲暇的时间，因为长期沾水吹风，他脚底都是裂开的。

到四合院后，他可以独自住在厨房，没有了业绩压力，很少再被殴打，甚至活干得好，老板们还会给一些钱。

更重要的是，他有了接触本地人的机会。

闵永星说，自己曾从事过餐饮行业，做饭好吃，老板们也喜欢吃他做的鸡汤。在园区内部，一只鸡要480元，于是他从本地员工手里以100元的价格收购本地家养鸡，再以200多元的价格卖给公司里的人，从中能赚100多元的差价。

他用赚到的钱去“讨好”本地人，并尝试借用他们的手机联系家人，“用一次我就付给他们100元”。

在与本地人接触的过程中，闵永星会放出“我家很有钱，我想回家”的信号，他还会让有手机的人看他以前的抖音账号，在他的视频里，他多穿着皮鞋，系着名牌腰带。他希望以此吸引对方，找到那些愿意为自己“行方便”的人，闵用星说，他在里面攒下的钱也是为了将来逃跑铺垫。“身上一分钱没有是不行的”，准备之下，他只差一个成熟的时机，就逃离这里。

机会终于来了。

2024年12月底，闵永星发现老板们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他打听得知，公司被转卖了，“我很担心新的老板会把我送回铁皮房搞诈骗”。

2025年元旦前，“霸道”等公司领导拿钱离开，闵永星说，四合院里养了一只从山里抓来的小熊仔，临走前，他们把熊杀了吃掉。2025年1月2日，新老板接手了公司，那天早上5点，正在厨房睡觉的闵永星发觉有人推门开灯，新老板见他还在，便关灯离开。“我必须得走了，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他心想。

按照以往经验，老板们一般会在10点之后起床，找他干活。当时天还没亮，闵永星就找机会离开了四合院，“从6点到10点，我只有这4个小时的最佳逃跑时间”，在逃跑途中，闵永星用身上的钱寻得了一些帮助。

从缅甸万海园区到位于中国普洱市的勐阿口岸，闵永星用了8天。途中，他仍掉了穿了2年的睡衣，换上了一身干净衣服，晚上就住在本地人家里歇脚。

1月10日，闵永星从普洱市勐阿口岸进入国门，由于他出境时没有合法证件，依据我国出入境管理法，普洱市西勐佤族自治县公安局向他下达了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在缴纳3000元罚款后，他正式入境，告别了缅北。

补办电话卡后，闵永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那个骗他来云南做生意的朋友发了条消息，“我从缅北万海华盛园区安全归来，接下来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一件都不会漏”，同时，他也把这条消息发到了社交媒体上。

“我好像老了20岁，再也回不去了”，从缅北回国后，闵永星并不忌讳在朋友圈和视频账号上透露自己的经历，但始终不愿意放上一张现在的照片，“手指伸不直，说话不清楚，头发白了，记忆力也下降了”。

闵永星回国之后的第二天，他关注到一个名叫王星的演员，也从缅甸诈骗集团被解救回国。“我们名字里都有星字，朋友也喊我星星，他用了三天脱离了诈骗集团，而我用了22个月”。

“里面的人都会回家的，只是时间问题”，闵永星想说出自己的经历，也是希望更多被困其中的人能早日回家。

眼下，闵永星每天都关注着中缅泰三国联合打击诈骗组织的最新动态。

2025年1月底，中国公安部派出工作组先后赴泰国、缅甸，就进一步加强中缅泰三方执法合作，建立联合打击犯罪机制，共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人口贩运等跨国犯罪达成一致。

2025年2月5日，泰国切断了泰缅边境缅甸地区5个地点的电力、燃油供应及互联网连接；2025年2月12日，缅甸向泰国移交261名电诈园区被解救人员。泰国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普坦还表示，缅甸近期还将向泰国继续移交约7000名电诈园区人员。2月15日凌晨，将王星骗至境外、非法拘禁的10名要犯归案并被押解回国。2月20日，妙瓦底地区首批200名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经泰国被中国公安机关押解回国。

“我不会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闵永星说，他曾在园区里向家人发送过部分内部的情况，并且已将这些资料交给警方。

回国之后，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征集线索的悬赏视频，“里面的人，他们可以看到我的账号”，他希望看到视频的“内部人”能向他提供更多证据。他记得，园区里有9个人伤害过自己，他希望有一天，这些人可以被法律制裁。

2月10日，网上出现一则实名举报：百色市高中教师唐某某涉嫌性侵未成年女学生符晞，导致其长期抑郁，最终自杀身亡。

符晞家人控诉，直至今年1月，22岁的符晞去世，网盘中的日记与聊天记录才揭发这起早在女孩15到18岁期间出现的伤害。

截至2月底，案件还在侦办中，唐某某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了还原事实，我在社交平台找到女孩同学、朋友、男友，后来又到当地与她的父母、表姐见面。

所有人都在为女孩奔忙，仍然很难串起完整的证据链。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信息拼凑出一个藏在案件之下的“社会系统”：女孩发出过哪些“疑似被性侵”的信号？这些信号为何在学校、家庭，甚至网络世界里一步步隐没，让那些本该救济、支持的时刻失灵？当取证艰难，司法如何保护受害者追诉的权利？

随着采访深入，我发现这些正成为未成年性侵案件里最基本、却常常被忽视的疑问。就像一位律师和我所说，打破集体的沉默不能仅仅依靠勇敢。

当系统出现一道裂痕，罪恶难以惩戒，伤害或许加深。

嫌疑人唐某某 图源举报资料

最初的信号

至今没人能说出伤害开始的准确时间。刘悦第一次意识到异常，是在2018年符晞高二时。

有一天，她接到班主任唐某某的电话，说符晞晚自习不知道跑哪去了，老师和同学找不到她。

在刘悦印象里，女儿没有过如此叛逆的举动。当时她还在旁边的县城出差，拨不通女儿的手机，只能发消息问：“你跑哪去了？晚上那么黑又不安全，要早点回去休息。”很久后女儿答复，“已经回了”。刘悦向唐某某求证，符晞的确自己返回宿舍。

结果没过数月，唐某某第二次找到刘悦，说符晞开始在学校割腕。

刘悦直接“蒙了”，她第一次得知女儿有自残的倾向。她赶到教室时。同学已经帮符晞包扎好伤口。刘悦拉起她的手问道：“你怎么这样？不疼吗？”符晞没说话。

看着对面的沉默，刘悦又想起女儿的童年，责怪自己的“亏欠”。

在刘悦记忆里。小时候的符晞尽管内向，和所有人还是玩得很开心。他们一家住在农村，附近有个小湖，女儿几乎天天和同龄的孩子去湖里游泳，把皮肤晒得黝黑。

符晞六岁时，刘悦和前夫符家强离了婚。她决定去外面打工，留下符晞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等到符晞初二，刘悦又觉得“女孩长大了和父亲住不方便”，便在学校500米外买了套房，把符晞接到身边。

刘悦记得，那时候符晞的话已经变得极少。很长一段时间里，刘悦和符家强都自责两人“婚姻的问题”，各自对女儿的陪伴有所缺席。意识到这点后，他们想对女儿多表现一些关心。

每个月，两人会给符晞打一笔生活费，金额从最开始的500到后面的1000。符家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一千多元，有时还得加点利息去借钱。他总担心，女儿想要什么会买不到。

但符晞在学校的生活，和他们始终隔着一段距离。

符家强刚好在符晞就读的初中当保安，每天放学都在值班室看守。张望到女儿的身影后，符家强大喊：“快点回家，不要东走西走的”，符晞没有回应。符家强不明白女儿的冷淡，从符晞离开他的身边起，他几乎每天会给女儿发消息，她最多回答“嗯”“懂了”。

回到家后，符晞洗完澡倒头就睡，一早爬起来上学。刘悦觉得“她没有时间和我说话”。刘悦也反思过，那时自己都不成熟，常常因为感情的事抱怨这、抱怨那，女儿大概是看着烦心，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习上。

符家强印象很深，符晞在中考时直接拿了9个A+。许多人都和他说，你女儿那么乖，是清北的苗子，根本不用操心。

他记起来，女儿为数不多的主动是在高一后不久，和他打电话说“想要换班”。

我询问符家强的第一反应。“自己哪有人脉？”符家强说，况且刚去不久，不会有什么大事。他回复，“换什么班呢？又不是在初中，我可以帮你。”那次他还思考过，是不是女儿觉得父亲能力不行，平时遇到什么事才不愿意讲。

直到割腕事件的发生，两人开始频繁进入女儿的高中。

那天后，刘悦去学校的频率越来越高，尤其在符晞高二下半学期，她几乎每隔一周就会接到唐某某的控诉，表示符晞又割腕了。

类似的电话，符家强也接到过五六次。他不得不开车两个多小时，去学校把女儿接回家里休整，有时是一个星期，有时半个多月。期间符晞会自己提出在家闷了、想回学校。也有好几回，符家强还在去学校接她的半路上，唐某某又过来说，符晞已经找到，不用过去了。

逐渐符家强也感到疲惫。“我不懂为什么。”提及过去他始终没有抬头，反复念叨“实在想不通”。

符晞高中时成绩优异。 图源举报材料

从“支持”到“同意”

去当地前，我便与符晞的堂姐符馨予取得联系。在所有姐妹里，她和妹妹的关系最亲近。符晞初中时几乎每隔几天都会找符馨予聊天，等上了高中，却很少再主动给姐姐发消息。

符馨予推测，伤害早在妹妹高一期间便已出现，只是以一种更为“隐秘”的方式。

夏梦最早是符晞的同班同学。高一后不久，学校将学生按照成绩分班，唐某某才成了符晞的物理老师兼班主任。

夏梦和符晞再无联系，两人偶遇时，夏梦目睹符晞总是独自走路，显得很消沉。后来同学们都说，符晞多次自残，经常请假回家，又被担心成绩的父母送回来。

高二时，夏梦看见唐某某多次叫符晞去办公室，关上窗帘和大门。办公室里有好几位老师，有一回夏梦的班主任发现门被锁住，她打了数次电话，唐某某才来开锁，解释正和学生谈心。不过班主任和围观的同学们没有看清里面的女生是谁。

夏梦没有诧异，她以为那就是寻常的“心理支持”。“我们有心理室，预约完要等好几天才能去。”夏梦说，学校的心理老师经常听学生讲到一半，就要匆匆下班，有时还会和其他老师透露学生隐私。因此大家遇到情绪问题，基本都得找班主任开解。

一位女生的说法有所不同：唐某某已是年级主任，有单独的茶水间。自己休学找他签字，唐某某在抽烟，看到学生进来时表情很意外。不同于其他老师的淡漠，唐某某签完字后还询问了她的心理状况，安慰了几句。“让我对他的印象挺好的。”

他们强调，何况唐某某有“特殊”的地位。每次集会上他都会发言，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像只憨厚的唐老鸭。很多学生对他有过崇拜，一个班级为还此在班服、班徽画上了唐老鸭的形象。

随着我和符馨予找到越来越多的学生，部分说法指向了一段全然不同的师生关系。

举报公开后，一位符晞的同班同学联系符馨予，表示高一时唐某某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指责15岁的符晞勾引自己。从那之后，越来越多人认为两人之间的关系“没那么正当”。这段证词，也成为了符晞家人判断伤害开始的依据之一。

郑瑜和符晞曾在社团共处。高二时，郑瑜听到同学们私下议论，看到唐某某和符晞在教室转角接吻。逐渐在大家口中，符晞和唐某某就成了一段双方同意、自愿的师生恋。

然而实质上，这是一种未被察觉的伤害。我查阅了法律资料，“同意”是完全出于个人的意志而接受某件事情，是界定性侵犯罪是否成立的关键。

16周岁的未成年人心智没有完全成熟。这样的“同意”不能算数，因为它没被负有教育责任的那一方（老师）解释清楚，进而叫停这段关系的发生。

这种伤害也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代理过多起未成年性侵案件的律师李莹和我说，师生之间本就存在一种特殊的权力关系，老师对学生意味着权威、压力。这样的象征容易让受到性侵的女孩产生错觉。曾有一位在16岁时受到老师性侵的女孩向李莹求助，坦承自己对施害的老师产生了爱情。

李莹将此形容为一种“防御”。她的当事人们被侵害后感到痛苦，不理解老师为什么这样做。她们反复劝慰自己，两人的行为是自愿的，来减轻内心的伤痛。很多人还因此有很深的自责，觉得自己不够勇敢。

我在符晞的日记里找到了这些心理的痕迹。2020年她在看完《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后回溯了自己的曾经，写下：“我成了有罪之人，只能一遍遍告诉自己，我爱他。”

女孩生前的日记（部分）。 受访者供图

疑云如何散去

其间没有人提出过怀疑吗？面对我的问题，郑瑜说，“公开讲出来”对于当年的他们而言，是一件很羞耻的事。

保持沉默的不止于此。多位符晞高中的学生和我说，唐某某和其他女生也加过微信，传过绯闻。一次有女同学发朋友圈，问哪里的证件照拍得好，学校拍得太丑了。唐某某会在底下评论，怎么会，你怎样都很美。有几个晚上，唐某某还会去女生宿舍查寝，这是其他男教师没有过的举动。“那时完全没有意识到问题。”一位女生说。

长大后的郑瑜回想起来，其中有性教育缺失的缘故。三年里，学校只有过一次性科普讲座。她去听过，讲座中就说了女生的痛经，完全没有提到两性关系。

而符家强回答我，其实他在学校时产生过疑虑。

高二符晞割腕后，他陪女儿坐在教室里。符晞的情绪渐渐平复，听到父亲的询问还会点点头。符家强看见，等唐某某一靠近，女儿立刻从衣服兜里掏出一把美工刀，往自己的手腕上划。

还有一回是在晚上11时，符家强去学校接符晞。他刚抱女儿上车，唐某某就走了过来。符晞突然变得激动，把手机直接摔在地上砸烂了。

回家后，符家强试探女儿，“老师是不是对你做了过分的事？”符晞不说话。符家强也找不到证据，怀疑搁置。

转而他又看见另一番温情的场景。符家强记不清是在女儿高二还是高三，他把休整完的符晞送回学校。唐某某等在校门迎接。符晞穿了一件连帽衣服，看到唐某某后就扣起帽子，把自己整个头遮住。这时唐某某过来把女儿的帽子掀开，摸了摸她的头发。

“后悔。”符家强叹了口气，自己当时“想得太简单了”：可能是老师太久没见学生，想要关心一下。他也没有找唐某某询问。

令我没想到的是，符家强记不起是从女儿高二的哪一天起，听到了她“暗恋”班主任的传闻。

传闻里没有两人进一步的关系。符家强推测，是因为女儿小时候缺少父爱，老师对她好，就感觉像父爱一样，才会产生暗恋的念头。“我想不到是老师用暧昧的目的来跟我们小孩怎么样。”符家强说。

符晞的表姐农淳钰和我证实，多年前的下午，母亲（符晞姑姑）无意间和她说符晞“暗恋”班主任。当时她没有在意，真的以为“就是一段传闻罢了”。

等到符晞高三那年，流言最终蔓延到刘悦处。

她收到微信消息，女儿的小学同学发来一张截图，里面记录着符晞和一位男士的聊天。刘悦模糊记得，截图那头的人叫女儿“小可爱”“小宝贝”。那位小学同学说，符晞好像和高中班主任“有点问题”。

看完后，刘悦感到说不上来的“奇怪”。她当面问女儿，“你是不是和老师有点什么？还是那个老师对你做了什么？”符晞一句话没说。

刘悦又给唐某某打电话，质问道：“唐老师，你是不是喜欢我女儿？你对她做了什么？为什么要叫她小宝贝？你作为一个老师，叫学生小宝贝，这个好像也不是老师该说的话。”唐某某只答复她，没有这回事。

我多次询问刘悦下文，她说自己停留在了“有点怀疑”的阶段。她发现，那天之后女儿自残的频率越来越高，突然闹脾气，表示一定要离开学校复习，如果要继续留在学校，就不参加考试了！刘悦问过原因，符晞依旧沉默。

“我都没想到会是这个、这个（事）。”说到这里，刘悦的语调骤然升高。她几乎没有和女儿讲过男女之间的事。“怎么去讲？我自己的婚姻也没那么幸福。”

唐某某与符晞的聊天记录。 图源举报资料

抑郁的“罪名”

在刘悦的印象里，2019年9月，符晞高三第一学期，她在割腕后和一位同学去医院就诊。从医院回来时，女儿把检查单拿给刘悦看，上面圈着结果“确诊重度抑郁”。

那张纸在刘悦手里，像是一份沉重的判决。此后，刘悦和符家强常常以为，很多异常的“罪名”是女儿生了病。

符家强通过刘悦和学校，得知女儿抑郁症的存在。他说，自己当时想过，应该是孩子的学习压力大，要不就是小时候太过内向，时间久了就积累成病症。“我估计就是抑郁症，让她一直想自残。”符家强感到无奈，他不好主动询问女儿自残的原因，害怕刺激到她的病。

他和刘悦开始监督女儿吃药治疗。两人分别带女儿去看过几次医生，配了抑郁症的药物。刘悦记得医生说，要坚持吃药，多运动，心态自己放好，女儿却不太配合。

“她总说，我没病我没病。”刘悦记得，第一次就诊完符晞把药按时吃了，第二次就诊后不愿意再吃药。刘悦推测，是女儿害怕吃药会胖。“那一次吃药确实长胖了，胖了整整20斤。”

起初她试图找女儿谈心。2019年，在高三的符晞多次哭闹下，她找了一套学校里面两室的公寓，让符晞和另一位女生拼租。租房的头两个月，刘悦见到女儿的情绪有所好转，

她去公寓打扫卫生，还买了女儿最爱吃的草莓。晚上她问符晞，“要不要和妈妈一起睡？”符晞摇摇头。刘悦撒娇，“沙发太硬了，妈妈睡不着。”符晞这才答应。到了晚上睡觉时，刘悦刚要凑近说话，符晞把头转到一侧。用被子把自己捂了起来。

刘悦很多次和我形容，那天之后，她总觉得女儿心里像是有个结“打不开”，她渐渐对此习惯了。

而在学校里，郑瑜觉得“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过符晞为什么这样”。

郑瑜说，班级里的同学都在埋头学习，一周有六天半的时间用来上课。她身边也出现过几位抑郁休学的同学，没有人会去追问背后的缘由。

我在郑瑜的描述里感受到一种矛盾。她说，除非有人表现得很异样，别人才会注意。但也正是因为符晞常常割腕显示出异样，大家觉得她很夸张，想要主动关心的同学纷纷开始远离。

情绪最后爆发在了高考那天。符家强和哥哥、朋友一块去学校接女儿。符晞当着父亲的面撕烂了准考证。符家强什么也没说，把女儿接回老家。

后来，刘悦去问了符晞合租的室友。女孩记得，高考第一天全班一起去考场，符晞走得慢一些，唐某某就在那里吼了她一句，不过符晞还是上了车。那位室友的妈妈问刘悦，你女儿怎么会变成这样？刘悦回答，“我们也不知道，她突然就这样了。”可惜了，对面说。

听到这些话，刘悦先是羞耻，然后感到愤怒。女儿弃考，学校没有一个人来问过她，到底孩子是什么情况？

不久后，唐某某和刘悦联系，说同学已经帮符晞收拾好课本，让刘悦去拿。刘悦问道，“好好的，她怎么就不考试了？”她听到唐某某说，我也不知道，赶紧来把书拿走吧。

等刘悦到了学校，唐某某提着两大袋书给她，送到路口时，唐某某一句话也没说。等刘悦上车后，他转身离开了。

刘悦回忆，自己当时也没有主动开口。她只有一种绝望的感受，她对女儿有期待，平时那么好的成绩，肯定能考得上大学。其他的事，“哪里还想得这么多”。

2019年时的检查单。 图源举报资料

揭开又沉寂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能隐约感受到符晞似乎有过一些“交心”的朋友。她也曾试图向他们揭开心里那道难解的“结”。

符晞的堂姐农淳钰给我发了几张聊天截图。2021年，她和一位高中男同学在QQ上聊天。男生问她，“和我同桌时感觉不到你会自残很严重，有段时间为啥突然变成那样了？”

符晞回复他，“那段痛苦的时间”就是2019年9月后，唐某某多次在办公室、车上对她实施身体上的侵害行为，自己在一本日记里写的都是这件事，她强迫自己喜欢上唐某某。符晞和这位男生强调，不能和别人说。

第二位证人是符晞的前男友杜俊。2020年的一天，他在打英雄联盟的游戏时认识了符晞。直到2022年6月，两人刚好发现家里都住在南宁，便约了电影、吃饭。没过多久，他和符晞双双抑郁症发作，进入当地的医院治疗。

杜俊住在情感障碍的科室，采取全封闭管理。他回忆，符晞走到他的楼层，两人隔着好几道铁门望向彼此，传递了一张缴费单。符晞在皱巴巴的纸上写着：我对你的喜欢不是朋友那种，是男女之间。那天起，他们正式谈了恋爱。

出院后的一个晚上，符晞突然和杜俊袒露，自己在高中时受到过班主任唐某某性侵。侵害集中在自己高二和高三时，唐某某不止一次进入刘悦给她租好的学校公寓内侵犯了她。

符晞和杜俊说，自己没有告诉过爸爸妈妈这件事，害怕他们知道后去学校抗议受到牵连。她也不敢报警，生怕说出来没人相信。

直到2023年的一天，两人在网上刷到唐某某的视频。

不甘、痛苦，杜俊已经难以形容两人全部的感受。屏幕上的唐某某早就成为名师，得了很多奖，受到一众学生的欢迎，“不要看了。”杜俊制止道。

符晞随后在其中一条视频下留言，“唐某某曾在高中时对女同学做过很肮脏的事，那个人就是我。”结果没过多久，这条内容被指向造谣、抹黑，被视频的发布者删除。她和杜俊又去微博发了相似的消息，没几分钟这条微博也被下架了。

后来，两人找到符晞的高中同学，把符晞拉进那一届的班级群。符晞在其中发送了多条对于唐某某的辱骂。20多分钟后，群聊被唐某某解散。

杜俊记得，之后只有一个同班男生加了符晞的微信。结果两人等来的不是相信，对方上来就说，自己是来看戏的。

此刻在学校里，这些抗议也曾短暂地激起过涟漪。

仇奕是唐某某2021届的学生。2023年2月，她在微信里看到了符晞辱骂的群聊截图。图片已经在班级扩散开来。

“大瓜大瓜。”仇奕收到消息，有人说是女生高考时精神状态出现问题，对唐某某记恨在心。也有人传言，两人真的恋爱了，只是唐某某不承认。那时唐某某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大家觉得很扯。”

仇奕说，一周内，唐某某便在年级大会上解释，不要再传播老师的不实谣言。“他没有讲得很明白。”仇奕和同学还是会议论，她每次见到唐某某时会想到传闻，泛起排斥、抵触的情绪。

但时间久了，她又觉得班主任好像还行，不太相信他会这样做。两周后大家没有等来后续，就渐渐忘了这件事。

这便是我获知的，符晞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抗争。

2023年2月， 女孩在班群中的发声。 图源举报资料

创伤加剧

听完杜俊的回忆，我想到了找李莹聊天时，她反复提到“二次伤害”。

李莹见过，一些学校常常将受害者的抗议视为“丑闻”。她的一位当事人曾找过学校的心理与德育老师，诉说了自己被侵害的经历，表示想要报警。对面当即制止了她，“不要对外讲出去。”“你这样的话学校声誉就完了！”。听到这番话后，女孩立刻没了举报的勇气。

李莹自己也找过一些学校的管理部门反映情况。对方的反应经常是，我们会处理的。李莹等了很久，并没有看到主动处理的结果，消息反而被掩盖下去。

李莹说，更大的阻碍源于身边的污名。一些当事人在举报时遭到陌生人甚至亲人的质疑，“为什么当时不反抗？”亲人觉得她们变得“没有价值”，人生都被“毁掉了”。许多当事人因此出现了更严重的精神疾病，在融入社会时遇到重重困难。

尽管我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在符晞的抑郁症与侵害之间建立关联，但我想探寻这场伤害对女孩病情、生活的影响，这对理解未成年侵害案件中受害者的创伤很重要。

“过去我对她的了解，可能还不如举报之后这几天来得多。”符晞的大学室友柳芳抱歉地和我说道，符晞2021年考上大学，两个多月后便提出了休学一年的申请。她主动在班级群里说，自己要接受抑郁症治疗。

柳芳等了很久，2023年初，符晞曾询问开学的时间，表示给每个室友准备了一枚小戒指作为礼物。然而复学的申请没有成功。学校认为符晞的状态并不适合回归校园生活，按照杜俊的说法，符晞想要复学，需要有监护人陪读、不能挂科。学校对她进行了劝退。

符晞休学后，刘悦在南宁找了工作，带她定期治疗。刘悦记得，2022年符晞除了重度抑郁，还被确诊有“精神分裂”。她经常产生幻觉，想要跳楼。最严重的一次，符晞在医院住了21天。

杜俊做过笔记，2023年，符晞在举报失败后症状加剧。当年3月30日至4月12日间一共发病13 次。一次他接到警察电话，符晞差点就要跳桥自杀。

在符晞生前的网络留言中，晚上一位醉酒男子骚扰她，让她想起关于性的阴影，随后拿出刀疯狂自残，“我控制不了这种行为。”

当年8月，符馨予接到刘悦的电话，对面传来哭声，“你妹妹又自杀了，你能不能开导一下？”

符馨予给妹妹拨打了视频通话。“你对以后有没有想法？”符馨予问。符晞摇摇头。“你有什么想做的？”符晞回答，自己喜欢塔罗牌。符馨予提议，不然就来长沙这边找个咖啡馆打工，等学了些本事，“姐姐就帮你在长沙开一个塔罗牌主题的咖啡馆。”

隔着视频，符馨予眼看着妹妹眼睛发亮，连连点头。她便把符晞接到长沙，在家附近的咖啡馆给她安排了工作。

那时，杜俊和符晞天天视频聊天。符晞和他说，以前自己害怕面对社会，害怕手抖把杯子给摔了，也没法拉花。熟练之后，一切原来没那么难。

然而不到一个月，咖啡馆给符馨予发来消息，符晞做咖啡时动作有些慢，被店员骂了。外卖员来拿包裹时又说了她一通。情绪崩溃的符晞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在手腕上割了很深的一道口子。

“妹妹很聪明很乖，但是真的有点不太合适。”咖啡馆的人也很无奈，他没法保证客人和骑手的感受，建议符晞回家好好休息、调整。

去年过年后，符晞便自己回到南宁。刘悦在市区的老公寓租了间房，靠着开理疗店的收入维持两人的生活。

女孩的休学申请，去医院诊疗的回执。 图源举报资料

符馨予与咖啡馆的聊天。 图源受访者

死亡与举报

许多人回想起来，符晞对这场死亡同样发出过信号。

去年12月，符晞问刘悦，你以前和我爸是怎么谈恋爱的？我有出生证明吗？刘悦笑了，哪个小孩没有出生证明啊？女儿又追问，你觉得谈恋爱累不累？“累，但开心的时候更多吧。”刘悦说。

刘悦记得，接下来女儿的话仿佛在交代后事：我死之后，你会不会烧点画给我？你们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累了？

今年1月2日，符晞和刘悦说，想回家看爸爸，想爸爸了。那天晚上，她住到了外婆在老家的住处。

晚上21时，符家强还在和女儿发消息，“回老家啦？”符晞回复，“嗯。”符家强打了语音，很久后女儿没有接听，也没再回应。他打不通刘悦电话，只好叫符晞外婆去找找。外婆敲门没有人应，拨打了119，最后一行人撞开房门，将企图自杀的符晞送往医院抢救。昏迷两天后，她醒了过来。

1月5日，符晞和符家强发微信，自己算塔罗牌赚了钱，她给爸爸微信转了900多元。

聊天最终停留在1月15日。符晞问父亲用不用支付宝？符家强说“我不用”。符晞回复，那就算了。此后符晞再没回过父亲的消息。

刘悦记得，1月17日，符晞刚刚闹完情绪，她出去办事，等凌晨回家后，发现了自杀的女儿。送到医院时，离符晞去世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

符家强事后得知，那一天早上11时，女儿给她的朋友支付宝转了2000元，和朋友说，这是我的遗产。

符晞火化后，符馨予和农淳钰都回到老家，整理妹妹的遗物。

她们先在符晞一堆书籍里发现了一封检讨书。刚开始，她们只在感叹妹妹的字迹很漂亮，结果农淳钰仔细一读，上面写着2018年4月，妹妹对高中班主任“唐老师”的道歉：自己未经批准私自请假，特此公开“请罪”。

农淳钰有些疑惑，检讨书全部都是文言文，其中又充满了妹妹的敌意、老师的压迫。她突然想到多年前那段“暗恋”的传言，班主任的身份随即指向检讨书上的“唐老师”。她让刘悦拿来符晞的手机和平板，破解了密码。

符晞换过手机，微信里已经没有太多记录。在她的百度网盘中，农淳钰找到了五张日记的截图还有四张她与唐某某的聊天记录。似乎是妹妹主动保留的“罪证”。

直到这一刻，这段最早可以追溯到2017年的伤害，才显现在符晞家人眼前。

看到妹妹的日记，符馨予先是愤怒，紧接着感到一种“窒息”。她想起妹妹在出事的两天前还在网上找过工作，试图好好生活。

农淳钰和符晞在高中后鲜少联系。她说，大概是觉得自己之前为妹妹做过的事太少，想着能为她做些什么。

她们决定对唐某某举报、追诉。符家强同意了，他感到一种“不服”，好好的孩子，被老师打乱了后面的人生。“如果女儿还在世，看到他受惩罚，心里的石头也能消掉一半。”

符馨予写好材料，农淳钰提出以自己的名字举报。农淳钰解释，与符馨予不同，自己是自由职业者，受到举报的影响会更小一些。

2月10日晚19时，这则举报材料最终出现在网络，很快就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

妹妹过世后，农淳钰与符馨予发现了一堆书籍及其中的检讨书。 图源受访者

填补系统的裂痕

不久后，我便在网上看到了这份举报材料。

在二周的采访里，我发现符晞的家人很难收集到足够、完整的证据。根据符馨予与农淳钰的说法，她们目前有三、四位证人的证言，都来自妹妹的叙述与证人的听闻。直接证据是妹妹的日记、聊天记录。

她们也曾试图寻找妹妹的同班同学，“那些同学，仿佛一夜之间全体消失了。”农淳钰说。

直到我和李莹交谈，才意识到在绝大部分的未成年性侵案件中，都存在着“取证艰难”的困境。

李莹见过太多这样的情形。要追究施害者的刑事责任，往往需要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受害者身体检查中陈旧性的破损、与当年案发相关的证人、证物，受害者的日记与聊天记录能够作为案件证据，要与其他证据之间相互印证。然而由于追诉时离案发已经过去太久，许多证据难以再次获得。

似乎陷入了一种绝望的循环：受害者时隔数年举报求助、时间久远证据不足；公安机关无法立案或检察院无法批捕，嫌疑人被释放；最后，更多受害者没了追诉的勇气。

因此李莹说，记者常常会问她，是不是要鼓励受害者站出来？她很难回答。在此之前，如果没有一个足够完备的社会系统提供救济与支持，便无法托起她们的勇敢。

在她眼里，前些年，系统中更多是出现了法律制度的进步。

2020年，国家九大部门共同建立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学校、医院、基层组织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者，发现未成年人遭受、疑似遭受不法侵害时应立即报案。

刑法也对“同意”进行了修正。2021年刑法新增“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教育等特殊职责的人员，与该未成年发生性关系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但李莹发现，人们的观念并没有随之转变：社会对于未成年人所遭受的性伤害，仍未形成一种共识与重视。

她见过办案人员反复对受害者表现出质疑：“为什么当时不反抗？”“为什么要待这么久？”从而造成了二次创伤的出现。她期待更多司法机关能为未成年受害人营造出保护、信任的办案环境，鼓励社会工作者的介入、协助。 

而“女童保护”广西团队的负责人张钰哲告诉我，制度的执行不能仅仅依靠个体的自觉。

他的团队正在搭建学校与基层部门的协同机制，形成一份红头文件。从而让学校对强制报告制度的执行，从下至上有完整的链条。链条上每一个基层部门都有明文规定的报告义务，对应着更为严厉的问责机制。

张钰哲说，更重要的是从源头上，推动学校与家庭教育理念的变革。

他有些无奈，团队给乡镇的家长发放过300份问卷。在问卷调查结果里，绝大部分家长仍然认为，孩子的教育是学校的责任。

但在升学至上的环境里，学校很难持续开展性教育、心理教育的课程，从而忽视了许多孩子的心理困境。一些孩子的内心深处关爱的缺陷，给了个别恶意侵入的切口。“好的教育，可能看不到短期的效果。”张钰哲说，“这是一个漫长的、默默前行的过程。”

从当地回来后，我决定写下这段故事。一些伤害本就不该发生，但发生之后承认它的存在，不再遮掩地公开讨论，或许才能推着更多人去填补系统的裂痕。

符晞生前的绘画。 图源受访者

（除符馨予、农淳钰、李莹、张钰哲，其他为化名。实习生黄子睿对本文有贡献）

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张赞波最新的非虚构作品《大景：内蒙古“皇家”草原上的奇异风景与欲望游戏》，以80万字剖析当代中国的权力结构与群体命运，通过草原网红直播、观光景区运营等微观场景，揭示“所有生灵都被囚禁在极权的铁笼里”的宏观图景。日前，台湾独立媒体报导者对张赞波进行了专访。

张赞波在访谈中强调，新冠疫情将中国推向“极权体制最强盛时期”，严苛的封控政策不仅剥夺民众自由，更暴露法律制度形同虚设的本质。这种集体命运的意识源自其两次疫情中的创作转折——2003年SARS期间作为电影学生错失纪录契机，到2020年主动记录封控现实，形成从“无知觉”到“自觉抵抗”的蜕变轨迹。

张赞波将摄影机视为对抗极权的武器，其代表作《天降》记录卫星残骸对底层民众的伤害，《大路》揭露高速公路工程中的农民生存困境。疫情期间即便素材无法成片仍坚持“记下来再说”，这种“无产者唯一有力”的信念，最终演变成用影像“将权力者钉在耻辱十字架”的创作伦理。但坚持直言使他遭受网暴，更发现施暴者多属底层民众，导致其陷入“在中国，石头和鸡蛋都是一个样的”的人性危机。

以下为这篇访谈的节选，可以点击此处阅读访谈全文：

“这片土地俨然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囚笼，每个人都难逃被封控、被隔离、被监视的命运。”张赞波在《大景》中写道：

“过去十多年来，独立拍摄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本，也是我飘零于这个危险而动荡的世界中所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对我来说，透过深入现实、立足于事件现场，进行及时而细致的拍摄纪录，既能对抗极权，同时也能化解自己内心时不时升腾起来的抑郁和绝望──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极权症候群，一个正常的人身处极权国度没法避免的心理症候。”
张赞波继之强调，独立创作是他人生的意义，也是“无力者唯一的有力”，唯有如此，才能避免自己沉沦和屈服，“然而现在（因疫情而封控），这个简单的愿望也终成幻影。”

相比两次疫情，中国的政治社会控制更为紧缩，且严酷。而张赞波这个拿摄影机的人，在前一个大疫时能记录却不知要记录；在后一个大疫中，想记录却无法去记，他将自己远远地隔绝在湖南山区，以抵抗这种强加的控制，实现“一个人的反抗”。

……

他相信影像的力量，也认为，当代科技发展，不仅改变历史的书写方式，也打破历史诠释的阶级。换句话说，过去书写历史的权利，是在权力者或既得利益者的手上，而历史的关注点，也只是帝王将相，落不到底层身上。但不论是小DV或是智慧型手机的出现，都让记录变得容易，叙事权也随之转移。而这就是中国第六代导演贾樟柯所说“业余电影的时代来临”的意义。

“在这个时代，我们无权无势，被一个那么大的国家压制着。但尽管我这么卑微，还是拥有可以对抗极权、对抗体制的力量。那就是书写历史的新方式。”张赞波不断强调，这就是“无力者唯一的有力”。

而张赞波对于他在《大景》中所呈现的“直播宇宙”的好奇与探询，也是出于同样的问题意识与观点──直播平台出现时，他直觉，这将是一个“翻转阶级”的工具。

“北京的知识分子和文化圈，看不起这些搞直播的底层，认为这就是土味视频嘛，”但张赞波认为，新形式的传播方式，能够突破权力的壁垒，让原本由官方电视台替观众决定能看或不能看什么的权力，下放到底层。毕竟，如今不但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机，又有行动通讯、直播平台的辅助，都让“传播”更为平等，且平常主流视角不会关照到的所在，都可以透过这些工具，在众人面前展现，“这不就是独立纪录片想干的事吗？ 打破权力者的话语权、关注底层，关注这些眼光照不到的地方。”

……

张赞波对群像式故事的兴趣，源于他自身的社会性思考──即从《天降》开始察觉的“群体命运”，是一致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面对的是一种群体命运。”他认为，无论是北京的艺术家或是知识分子，都跟农民一样，头顶上都被“国家意志”压着：“就是不把人当人嘛。”

“有个比喻很好，我本来要写进书里，但忘了写进去，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在一架飞机上，虽然有人坐头等舱，有人坐经济舱，但当飞机出事，所有人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张赞波解释，这就是在极权国家的状态，平时没有人察觉，一旦悲剧到来，所有人都躲不开，都要面对群体性命运，“灾难之所以没有降临在你的头上，只是因为你这时候运气好。”

而3年COVID-19疫情，正是这个集体命运的写照。

……

“那些被封控的人，哀声一片的人，吃不上饭的人，如果不曾为自己、为身边的人维权，那么今日遭到这样的局面，也是应得的。”张赞波承认这番话有些“政治不正确”，只是时至今日，他确实深有所感。在他眼里，更可恶的是那些非但不维权，甚至还对维权者冷嘲热讽、排挤指责的人──或许因为他自己就是因维权而被暴力对待的受害者。

因直言不讳而“惹祸上身”的张赞波坦言，过往自己在石头与鸡蛋之间，他都是站在鸡蛋那方，但这几年的体悟却是：“在中国，石头和鸡蛋都是一个样的。”

“那些说要打断我的腿、撬开我家祖坟、开除我的湖南籍、强奸我家女人的，都是底层的人。”张赞波的家人、邻居，原本都不知道他都在做什么，但在他被揭底网暴后，老家受到波及，家人遭到骚扰，让家乡的人也跟着斥责他。这使得张赞波愤怒又难受，于是一个一个帐号点进去看，这才发现发帖者并非五毛或网军，而是寻常老百姓，甚至是弱势底层，深受打击的他，此后只要走在路上看到人，都会怀疑这个人是不是也曾在网路攻击他、羞辱他，以至于，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面对人群，哪怕是出门买个菜，都不愿意。因为要与人接触。

他对人性的失望，并不只如此。从《大路》到《大景》的田野过程，都让他看到黑暗丑恶，甚至遭到故事人物的背离、利用，最后难免与之争吵裂绝。凡此种种，都让他对于田野调查产生阴影，访台期间，数次落话：“我不想要做田野了，不想写非虚构了，我改写小说算了。”

一直以来，外卖平台最为大众、商家和骑手诟病的，有三大“历史污点”。“高佣金盘剥商家”、“算法压榨外卖骑手”和“不给骑手缴纳社保”。

随着各大平台高调宣布要为骑手缴纳“五险一金”，社保的事暂时偃旗息鼓。但另一条重要新闻似乎被热点掩盖了，即美团开始在某些地区试点“超时配送免罚款”新规，乍一看似乎是善举，最终效果如何？需要深入分析和推演。

超时一般不能怪骑手，是其他环节导致的

据澎湃新闻2月14日报道，美团宣布将于本周开始在广西部分城市正式上线“超时免罚”试点，将众包骑手的超时扣款改为积分制度，并辅以支持策略，如培训帮扶新骑手、优化出餐调度和申诉通道，持续改善骑手的配送体验。此前，美团已从2022年开始探索在专送骑手中试点扣款改扣分，推行“服务星级”激励机制。

这可以说是“算法向善”之举，目的是回应社会呼声，让骑手可以在路上“走得慢一些”，以保障更安全。

“超时免罚”的核心，是将原先单一的超时罚款制度转变为一个“积分制+容错率+投诉联动”的复合体系。

首先，骑手准时送达外卖订单，可以获得积分，在极端高峰期、恶劣天气等特殊时段里，骑手送餐可以得到奖励积分，并且对新手启动积分保护机制，确保“新手期”的骑手不会接到难度大、易超时的订单。当然，骑手因超时会被扣分。此外，如果骑手积分过低（以至于无法接单），那么还可以通过参加线上或线下的辅助培训恢复积分。

其次，引入“超时单率容错阈值”，例如每跑1000单，就允许3单超时。

再次，即便超时，如果客户表示认可，没有提出投诉，那么仍然可以免责。

除了取消超时罚款之外，美团还成立了“算法顾问委员会”，由法学、社会学等领域专家组成，并通过季度恳谈会吸纳骑手、商家与用户意见，纳入平台的算法。

至少从表面上看，将超时罚款制度改为积分制度，意味着从负向处罚转为正向激励，这当然是管理手段从刚到柔的转变，也是算法向善的一个表现，对于保障骑手案例，引导骑手提高服务质量，可能是有益的。

更重要的一点是，正如许多骑手都强调的，超时并不只是“骑手在路上花了太多时间”所导致的。事实上，超时的最主要的原因往往不在骑手身上。

从客户下单到商家备单，再到骑手取餐送餐，这个过程中涉及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会耗费额外的时间，例如取餐点分散、卡餐、进不了小区、电梯拥挤，等等。超时罚款制度，几乎将超时的全部责任都压在骑手身上，确实存在有失公平的嫌疑。

有人还指出，外卖服务的消费体验并不应该单纯依靠“快”来支撑，只一味追求“快”反而掩盖了服务水平的多元维度。

外卖食品安全、餐品的完整度和骑手的有效沟通，同样是消费者在意的评价指标，而这些仅靠超时罚款是无法做到的。这种观点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超时免罚”现在似乎成了美团保障骑手的劳动者权益，并把这方面的美誉度作为平台获取客户、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尽管这也可能是迫于现实压力的举措，因为在去年，有关部门开展了“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行动，提出了算法导向正确、公平公正、公开透明、自主可控、责任落实等一系列要求。

关键的考验是，这种改变是不是能够提高消费者的体验。请不要忘记，在外卖行业，消费者的核心体验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来看依然是准时送达。如果“超时免罚”会导致骑手送餐变慢了，那么就可能无法维持下去。

“超时免罚”可能会损害“想卷的骑手”的利益

有人认为，从超时罚款改为“超时免罚”反而会促进骑手更加准时送餐，原因是，“总部”会额外给钱，骑手的准时率越高，积分就越高，获得的额外奖励额度也就越高。

确实，以前准时送餐没有奖励，现在变成有奖励了，不是可以促使骑手更加努力地去追求准时送餐吗？

其实没有这么简单。

从原则上说，骑手是愿意努力用尽可能短的时间送餐的，因为这样他能获得更高的收入。但是“努力”这两个字本身就表明，他们这样做绝不是没有代价的。

正如许多人指出的，超时罚款对于保证外卖准时送达之所以特别有效，一个原因在于“损失厌恶”的心理倾向。

“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指面对同等的损失和收益时，人们会感到损失带来的痛苦比收益带来的快乐更加强烈，因此更倾向于规避损失而不是争取收益。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等人的研究表明，损失带来的痛苦，至少是同等的收益带来的快乐的两倍。在超时罚款制度下，超时会导致本来可以获得的送餐收入遭受损失，使得骑手觉得特别可惜甚至痛苦，因此他们会努力去“抢时间”。

不难看出，在改为“超时免罚”之后，损失厌恶给骑手带来的这种驱动力基本上将不复存在。（由于超时会导致无法获得积分或被扣积分，而积分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钱，因此损失厌恶这种心理效应仍然会起到一定作用，但是与超时罚款时相比肯定会弱得多。）

因此，虽然有统计数据称，在2024年1至10月，美团外卖的总体超时率相当低，仅为0.75%左右，但这是超时罚款制度下的结果，改为超时免罚后，总体超时率是不是仍然可以保持在这么低的水平上，有待观察。

更重要的是，以往的经验已经证明，超时罚款是一个动态稳定的制度，而超时免罚则很可能是一个动态不稳定的制度。

这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说：

第一个角度，超时罚款是封闭系统，外卖订单的结果可由算法确定，而超时免罚是开放过程，包含许多不可控因素。例如，若规定"客户不投诉则骑手超时免责"，不仅侵蚀了客户要求准时送达的基本权利，还需要用户付出额外时间成本。骑手与客户的沟通过程中若出现争执，更可能损害平台声誉。此外，关于免责场景的认定也易产生争议。超时罚款制度的优势在于，用统一算法化解了这些时间成本、沟通成本和权利界定成本。

第二个角度，每个外卖订单涉及平台、商户、骑手和客户四方关系，这些方面都可能产生冲突。超时罚款制度将四方冲突简化为平台与骑手间的冲突，客户和商家则可以作为"大数据"被算法处理，实现了成功地降维。让客户重新介入意味着升维，这不仅是技术上的倒退，还会增加算法开发难度。

第三个角度，就骑手间互动而言，超时免罚可能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准时送餐需要付出努力，而部分骑手可能不愿付出。超时免罚对这类骑手约束力较弱，他们会影响整体送餐效率。平台不得不将部分订单转给努力的骑手，而这些骑手可能无法承接更多订单，最终导致他们的绩效受到影响。在超时惩罚制度下，不努力的骑手对努力的骑手影响较小，但超时免罚制度下，不愿努力的骑手会影响整体效率。

因此，严格实施"超时免罚"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会削弱平台的系统优势。

“超时免罚”实施效果如何，关键看用户体验

在美团等外卖平台出现之前，外卖业务也是存在的。例如，当金额达到了一定额度且距离较近时，有些餐厅可以提供送菜上门的，只是送餐速度通常很慢。

外卖行业是在美团等外卖平台出现后才得到飞速发展的，关键因素就是许多人极力抨击的“算法”。由于成功地匹配了需求，外卖平台极大地降低了外卖的整体成本（主要体现在价格下降和等待时间减少这两方面），进而提高了客户可以获得的价值，放大了潜在消费需求并使之变成现实的消费行为。

很显然，这里需要形成一个“飞轮”——客户如果无法在较短的时间就可以吃到饭，那么就不会愿意支付配送费，或者干脆改回堂食或自己做饭，那样外卖业务就成了无源之水。

商家出餐、骑手送餐的效率如果不够高，那么能够送达的订单数量就会很少，骑手的收入就上不去，那样也就没有什么人愿意来当骑手。外卖订单数量上不去，商家也就没有能力提供价格低廉质量尚可的产品。

所以，最终的检验还是消费者的体验，或者说，能不能让客户觉得有性价比。

就外卖而言，除了价格之外，时间是性价比的关键要素。一个人既然决定吃外卖了，也就不会对“色香味”等方面有太高的期望，但对时间还是非常在乎的。点了外卖后，每多等一分钟，都是对客户的耐心的折磨，会严重影响性价比。

因此，上面这个“飞轮”也可能会倒转过来。一旦客户觉得不满意，开始减少外卖订单，到一定程度后就可能引发向下的正反馈，从而导致风险。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美团已经在多年的市场竞争中形成了强大的护城河，还看不到这个风险。

业内专家指出的，外卖行业的壁垒要高于电商，因为外卖要求商家、用户和骑手三者都达到规模经济。

如前所述，要做到“快”，并不仅仅取决于骑手跑得多快。从客户下单的那一秒开始，对算法、对平台的运营能力的考验就开始了—-有足够多的商家入驻平台了吗？平台让商家做到自动接单了吗？平台帮助商家实现备餐流程的标准化、数据化了吗？平台是不是有骑手随时待命？平台能不能为骑手规划最优路线……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导致快不起来。

美团已经在外卖的整个链条上占据了巨大优势。它打败了饿了么、阻击了滴滴和抖音，就是证明。不过，万一美团面临了其他真正的风险时（例如抖音收购饿了么并大打价格战？），这个“超时免罚”制度也有可能成为一个相当致命的因素。

海外港人杂志《如水》2月27日在其 Facebook Page 宣布将会在今年7月一期出版后休刊，并即时解散编委会，开展小组探讨重组工作。该杂志去年底起疑被港府封锁。

《如水》的休刊公告称，现时面临资源有限、人手缺乏等挑战，必须重新思考如何重组以延续工作。公告同时强调，休整重组并非终结，而是反思调整的机会，将重新评估运作模式、强化团队结构，有新进展会再公告。

《如水》杂志于2021年1月于创办，设有网站及纸本杂志，至今已出版14期，亦不时举办网上及现场讲座。该杂志主要以深度报道方式剖析香港及离散族群相关议题，涉及文化、政治和社会等不同面向。目前主编为张昆阳，其他编辑委员包括流亡德国的黄台仰、邝颂晴，以及港大学生会前会长冯敬恩、前台湾经济民主连合研究员江旻谚等。

以下为《如水》休刊及重整公告全文：

感谢各位香港人一直以来对《如水》的支持与鼓励。

今年适逢《如水》创刊四周年。自 2021 年 1 月创刊以来，我们致力于推动香港人社群的对话，关注海内外公民社会的发展。创刊号以“绊”为主题，探讨香港人在暴政之下，如何坚稳如冰、流动若水。

过去四年，我们在有限的资源与空间中，逐步发展出独立研究、深入报导、社群活动记录等多元项目，并成长为一个更有规模的团队。我们衷心感谢所有记者、作者、艺术家与读者长期以来的支持。然而，随著组织规模逐渐扩大，我们也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确保工作的可持续性，并在组织架构内维持高效协作。

此外，过去数年，《如水》内部亦经历人事更迭，编辑部的扩展与行政工作的负担，让组织运作面临不少挑战。此外，《如水》内部亦在人手缺乏的情况下，在制度化的进程上面临许多困难。因此，在资源日渐匮乏的情况下，必须重新思考如何重组与延续现有的工作与架构。

在审慎评估当前形势与内部架构后，编委会决定《如水》杂志将会在今年7月一期出版后休刊，直到休整完成后以全新面貌与各位见面。因此，编委会自今日起正式解散，并随即开展小组探讨重组工作，以更好地回应当下的各种挑战，并探索未来的发展方向。

休整与重组并非终结，而是一次反思与调整的契机。 我们将利用这段时间重新评估运作模式、强化团队结构，并寻求更可持续的方式延续我们的工作。我们深知，媒体与公共讨论空间的维护至关重要，未来如有新进展，我们将适时向大家报告。

感谢所有曾经参与、贡献与支持《如水》的朋友们。正是你们的关注与投入，使我们得以持续发声。在此，我们诚挚邀请大家与我们保持联系，共同探索未来的可能性。

如水编委会

日期：2025年2月27日

2021年8月，埃隆·马斯克来到了位于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太阳能屋顶安装基地。他的暴脾气又一次大爆发了。

他的一位管理人员得意洋洋地汇报说，他们的团队刚刚创造了一项纪录：一周安装了74个太阳能屋顶。但马斯克大怒，他要求的数字是10倍。

所以他自己登上了屋顶，动手安装屋顶太阳能。但是他遭遇到了巨大的挫折：因为构件太多了。他马上把设计工程师找了过来，痛骂了一通，因为按照这种设计，根本没有可能达到他要求的安装速度。

他解雇了负责人和工程师。但是，2022年4月之后，他再也没有过问过SolarCity的太阳能屋顶安装业务。事实上，之后每周的安装速度只有30个，离他要求的1000个遥遥无期。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收购SolarCity的交易诉讼他赢了。

这家公司是2006年他和两个表兄弟一起创立的，他是主要投资人。2016年，特斯拉斥资26亿美元收购了SolarCity，并且赶走了他的表兄弟，把1.5万员工几乎全部遣散，只剩下了几百名员工。一个名为丹尼斯·斯科特的退伍老兵员工，写下了被裁员之后的痛苦经历。马斯克甚至和他有过互动，但却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后悔的意思。

马斯克在SolarCity的经历，今天简直就是在DOGE（美国政府效率部）的行动中的再次翻版：野心勃勃，翻天覆地，冷酷无情，一事无成。

01

特朗普上任一个月的时间，DOGE就已经掀起了多次腥风血雨。

首当其冲的是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10000名员工突然被通知休假，被封锁在工作系统之外，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宣布暂任主任。

接着是美国财政部，DOGE团队肆意进入财政部支付系统，检查支付数据。在财政部员工进行了短暂的抗拒，甚至有联邦法官颁布了紧急禁令之后，新任的财政部长宣布允许马斯克进入系统。

特朗普手下的许多部长，已经宣布同意马斯克进入他们的系统，包括国防部五角大楼、教育部，甚至是国土安全部。也就是说，几乎所有涉及到美国最核心的国防、安全和财政部门，都已经向马斯克敞开了大门。

当然，马斯克也是非常聪明的，他并没有急着进入这些非常配合的部门，而是突如其来地要求进入IRS，即美国国家税务局。这几乎可以说是美国联邦政府的禁忌之地：因为所有国民的纳税记录，都在IRS登记在案，获取了IRS的数据，几乎可以等同控制了全体国民的身家性命。

IRS的战争才刚刚开始，税务局的雇员正在进行生死抗争。能够坚持多久不得而知，但是按照近期马斯克与美国多个政府部门过招的状况来看，马斯克的赢面很大。

几乎整个世界都已经知道了，DOGE团队背后是6个平均年龄只有22岁的人工智能天才构成的。他们多数在马斯克的多个公司中兼职或实习过，其中3个人还在大学中没毕业，还有一个肄业生，年纪最大的也只有25岁，还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过种族歧视言论。但是，他们确实是一群革命精神高涨的年轻人：放弃7位数的年薪，每周工作120个小时。

为什么要使用这些乳臭未干的“革命小将”？把他们的能力吹得神乎其神无出其右其实根本不合实际。在美国联邦政府各个机构中的各类天才和获奖者不计其数。分析他们的背景其实与马斯克极其相似：政治局外人，没有家庭负累，拥有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

因为是局外人，所以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任何的政治负面影响，是一个可以轻易甩掉的包袱；因为没有家庭负累，所以下起手来很黑，对于裁员这样会带来巨大生命痛苦的事情，毫无感知力；对于所谓政治腐败，浪费纳税人血汗钱深恶痛绝，所以可以“狠斗私字一闪念”，可以以绝对暴烈的手段横扫一切机构。

他们不仅仅是和马斯克是一样的人，连他们在政府中的定位，也与马斯克一样：莫名其妙。

特朗普在解释马斯克的位置时说：马斯克并不是政府效率部的职员，他只是一个顾问，不具有执行权。

这种回答显然在回应包括14个州检察长联合提起的对马斯克的诉讼。这些检察长认为，马斯克既非民选官员，又非通过参议院质询投票所认同的公职人员，如何能够拥有包括进入财政部、教育部这样毫无限制的权力？

现在，美国政治进入了一个极其混沌的状态：DOGE并没有得到联邦政府的授权，但是在总统和主要核心部门部长的支持，却拥有了调阅全美最核心数据的权限，这到底算什么？

02

可是，无论在美国还是简中世界，马斯克几乎成为了一个不计得失成败的悲情英雄。

他已经第15次修改了遗嘱，这次暗示如果他遭遇不测，已经指定了一位神秘接班人。

网上甚至有人晒出马斯克裹着睡袋睡在政府效率部地板上的照片——不过，AI软件判断该图是AI生成照。

网上流传的照片（图/网络）

马斯克和他的团队每周工作120个小时，没有任何报酬。每天发布100多条X动态，不断宣称发现了多少税款被浪费的消息，并且迄今为止已经节省了数以百亿计的款项……

但是，几乎所有的一切都经不起推敲。暗示民主党可能对他动手简直就是无稽之谈。民主党在Woke运动（追求极致的政治正确）和DEI（“多元化、平等和包容”计划）的道德绑架之下，现在核心的问题是软弱而不是强硬。那些支持民主党的科技大佬，几乎在一夜之间全都倒戈了，哪有什么战斗力可言。

每周勤奋工作，却在X上投入了大量精力，这是做戏呢，还是做戏？

而所谓发现腐败，节省税款更是根本就没有什么确实的证据。以USAID为例，马斯克放出来，经过特朗普首肯的那些指控，几乎全部无法成立。

切尔西·克林顿获得8400万元，辟谣了；网络政治杂志Politico收取USAID资助，并不属实，不过是每年花费的订阅费用；花费5000万美元给加沙发放避孕套，更加是无稽之谈，在白宫记者见面会上，自己亲口承认了错误……

但是消息就这样放出去了，后面的澄清几乎没有任何意义，而根据这些虚假指控所导致的USAID的关门，却变成了实际后果。

员工和支持者聚集在华盛顿的美国国际开发署总部外抗议（图/网络）

USAID有没有问题？美国国防部有没有问题？美国教育部有没有问题？有，问题还很大。浪费事实存在，而且很大。

在过去，有许多案例被披露出来，例如美国遗留在伊拉克的武器，被军事基地和当地人联合低价出售；USAID许多项目根本无效，甚至资助了自己的敌人。教育部在经过这么多年努力之后，美国学费成了世界上最沉重的家庭负担……

但这些问题是因为冗员所造成的吗？恰恰相反。由于美国联邦政府年年在预算上的政治斗争与彼此倾轧，导致了许多问题悬而未决，投入的资金和项目无人监管，效率低下，所有部门和人员都超负荷运转。

对于USIAD的封闭，基本上是对美国最有效率的一个部门的奇耻大辱和巨大冤屈。因为10000名员工大多数在世界上最贫穷落后和危险的区域中工作，解决贫困、疾病、腐败等败坏整个世界进步的工作。

马斯克和他的革命小将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复杂性运转，与公共事务运行的系统性根本不予考虑，以所谓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计算，抹平一切世界、人道与人性的差异性，而且是以所谓的标准化或者一致性，进行一刀切的削减，从而给整个美国政府制造了巨大的混乱。

但公众并不了解，也没有兴趣了解这些。公众对于政府腐败，滥用公帑，扶助外国势力有着天然的仇恨与愤怒，所以当特朗普和马斯克公布他们的税金都被用以中饱私囊的时候，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支持特朗普与马斯克。

当下的民调中，有超过60%的美国公众支持特朗普和马斯克的行动。

这就是公众直接参与政治的巨大风险：因为他们没有经过严格的政治训练，无从分辨政治谎言与真相。当公众的情绪被马川（马斯克与特普朗）煽动起来之后，支持清算民主党的过往政策，就变得顺理成章。

03

现在已经极少有人注意到：马斯克曾自曝患有严重的双相情感障碍问题。患有这种疾病的人，无从正确辨别和感受他人的情感，所以情绪总是处在抑郁与躁郁中反复横跳。

政治是一种协商、妥协与谈判的职业，无论是在政党彼此之间，还是与公众之间，还是与敌人之间。无从感受他人的情感，无论是竞争者、公众还是敌人，就无从进行协商。

这或许就是马斯克对于SolarCity始乱终弃的原因。他根本无从理解丹尼斯·斯科特被解雇的痛苦。这个公司就是他的一个玩具，或者野心的一个呈现。他对它不具情感，更加没有责任。所以收购、解雇和放弃，这是他的生命常态。

但是，公共事务不同，它需要甄别，那些是浪费，哪些是必须，哪些是必须的浪费。它需要延续。因为如果放弃对一个疾病地区的救助，那么疾病就会快速复归，后面所付出的代价可能是原来的十倍百倍。它更加需要协商和妥协，因为任何刚性关系，都会变成相互毁灭的大爆炸。

有些人认为，特朗普与马斯克的交易式行政，或者商人型政府，或许能解决人类的政府效率问题。这显然是一种自欺欺人。一个公司的成败，大概率只会影响一批人的使用习惯，因为有大量的替代性产品。

但公共事务和公共物品与商业天壤之别。政治和公共事务的提供，建立在道德、法律与专业的共同建制之中。

这也就是美国为什么两党轮替，却从来不会影响公共事务的稳定性的核心原因。因为在长达200多年的时间中，建立在这些政治准则上的专业人群已经形成，价值中立，职业至上。

而马斯克根本无从、也不愿意了解人类或者人群所面临的巨大的困境。在他看来，技术是一切东西的解药。在这种治国处方之下，是国之乱政，而不是善政。

马斯克和特朗普在白宫总统办公室（图/视频截图）

但特朗普洞若观火。

大多数反川派其实严重低估了特朗普的政治智力。他需要一个外来者，对华盛顿进行深度动刀。

MAGA是一场在下层发动的运动，并没有得到政治精英，包括共和党的政治精英的认同。怎么办？通过国会授权或批准的人行动，显然会遭到建制派的狙击，尤其在各个部门内部，一定会受到掣肘。

但是对于一个外来者大刀阔斧的行动，那些建制派简直生不如死。他们反对不了一个局外人，他们只能通过诉讼。但诉讼漫长而低效。即便赢得了官司，世界早就已经改变。

04

无论包装得如何清新脱俗，或者悲情雄壮，或者奇形怪状，MAGA和马斯克的DOGE，其实都不过是现代技术时代中的民粹主义运动。

煽动中下层公众对于现行政治的不满，利用技术手段对国家和政治进行干预，绕过现有的法律与政治秩序进行行动，破坏原有行之有效的国家机制，这都是民粹主义改造国家的惯用手法。

他们充分利用的只有一点：公众对于政治缺乏训练，从而易于操控，对于国家机制进行变更。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说，这是一场政变。其实并没有比这更加贴切的形容。

马斯克不会死于民主党的暗杀，他更大的可能，会是价值失去之后的抛弃，或者来自内部阵营权力集团的反噬。

但是有什么关系呢？他是一个南非人，一个局外人，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人。

阅读全文：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16151.html

🤦

随着京东的参与，外卖骑手的劳动保障问题再次成为热点。许多人将焦点放在骑手是否需要社保上，但从更深层的社会视角来看，或许应该反过来问——与其说是骑手需要社保，不如说是社保更需要骑手。这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社保基金的现实压力，更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与灵活就业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张力。

一、骑手真的需要交社保吗？

表面上看，为数百万外卖骑手缴纳社保是出于关怀、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骑手们对社保的需求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迫切。原因很简单：社保缴费的成本对他们来说过于高昂。

目前，大多数外卖骑手的月收入在五六千元左右，少部分优秀者能够月入过万，但他们的工作强度和时间付出也远超常人。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缴费标准，个人每月需要拿出1000元左右作为社保费用。

对于这些每天风里来雨里去、以单量为收入核心的骑手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即便骑手有缴纳社保的愿望，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更倾向于把这部分钱用来应对日常开销或其他紧急需求。

更何况，即便平台为骑手增加补贴，比如每单额外多支付1元，骑手也更可能选择直接拿到这笔现金，而不是用于缴纳社保。

原因在于，对于这些以“短期谋生”为目标的群体来说，眼前的生存压力远比未来的养老或医疗保障更加紧迫。

换句话说，骑手的首要诉求并非社保，而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赚取更多收入、实现基本的生活质量。

二、社保为什么需要骑手？

与骑手对社保的“低需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保基金对骑手的“高需求”。

近年来，我国灵活就业群体规模迅速扩大，外卖骑手正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据统计，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人，其中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群体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然而，这些劳动者大多游离于传统社保体系之外，导致社保基金的缴费来源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与此同时，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剧，我国社保基金的支出压力不断增加。根据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社保基金的收支缺口呈现扩大趋势，部分地区甚至面临入不敷出的风险。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扩大缴费基数、增加社保基金的收入，成为摆在政策制定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而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群体，无疑是填补这一缺口的潜在“金矿”。

作为一个庞大的劳动群体，如果能将他们纳入社保体系，每年可为社保基金带来数百亿元的增量。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人社部门和外卖平台频频推动骑手参保。

与其说是为了改善骑手的生活质量，不如说是为了缓解社保基金的压力。

三、比起交社保，骑手更在意什么？

比起社保，外卖骑手更在意的是平台算法的限制和束缚。

外卖行业的工作强度之高，早已为人熟知。骑手们每天在高压的时间算法下奔波，稍有延误就可能面临罚款或差评。

平台对骑手的管理更多依赖冷冰冰的算法，而非人性化的关怀。对于这些每天奔走在城市街头的劳动者来说，他们需要的并不是一份遥不可及的社保，而是更公平合理的劳动环境。

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外卖骑手并不将这份工作视为长期职业，而是为了应对短期的生存压力。

正因如此，他们更希望看到的是平台在收入分配、劳动时间、工作安全等方面的改善，而不是被动地被纳入社保体系，增加一笔额外的支出。

四、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下的行业规范

实际上，推动外卖行业“正规化”的背后逻辑并不简单。表面上看，这是为了保障劳动者权益，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也意味着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口红利逐渐消失，高度“丛林化”的灵活就业模式正在被迫转型。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外卖行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支持。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为外卖行业输送了源源不断的骑手。

然而，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供给逐渐减少，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发展的模式难以为继。在这样的背景下，外卖行业的“正规化”不仅是对劳动者的保护，更是对整个行业的重新调整。

对于外卖平台来说，规范化意味着更高的用工成本。无论是为骑手统一缴纳社保，还是改善劳动条件，都会增加平台的运营负担。

而这些成本最终可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导致外卖价格上涨。这也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追求公平与效率之间，我们该如何平衡？

近日，多个外卖平台发布公告，将逐步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保，引来欢呼一片。

不过，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保的“为”字，是值得推敲一番，值得深挖几层的。到底由谁来承担缴纳社保的成本？到底是谁更需要这些社保？可能跟你想的很不一样。

第一，缴纳社保的成本大概率不会由平台来承担，而是会通过外卖涨价来转嫁给消费者，也就是点外卖的你和我。

据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如果按照美团平台公布的口径，为全职及稳定兼职骑手缴纳社保，预计涉及82万人。如按最低基数缴纳五险一金，每年需要支出约155亿元，即便不缴纳公积金，也需要133亿元。

作为对比，美团整个集团2023年归属股东的净利润为138.56亿元，如果上述外卖骑手的社保费用全部由平台承担，光这一项就能直接干到亏损。

由此可知，平台不可能全额承担起外卖骑手的社保成本，连承担一小部分都要伤筋动骨。

所谓平台将为骑手购买五险一金，只是由平台牵头为骑手开立社保账户，每月代为划扣资金而已，并不会是大家想象中的平台出钱提高骑手的福利。

第二，比起骑手需要社保，现在的情况是社保基金更需要数百万骑手的加入。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骑手认为自己需要社保，是可以按照灵活就业人员自行开户缴纳的，并不是说平台不配合开户骑手就交不了社保。

当然，月入过万的外卖骑手始终是少数，让月入五六千元的骑手自己每月拿出一千多元来自己缴纳社保，绝大部分人是舍不得的。即便每送一单多1元钱，每月多出一千多元收入，骑手也很可能更愿意拿现金而不是交社保。

这也是为什么人社部门的要求和平台的公告提出的都是（统一）为骑手购买社保，而不是增加骑手的收入让他们自行决定买社保还是买手机。

说到底，推动这项改变的人，真正关心的并不是骑手收入的提高与生活质量的改善，而是社保基金每年数百亿的增量。

现实中，骑手真正需要的意外伤害保险和本地化的医疗保险，前者是外卖骑手职业属性安全风险较高所决定的，后者主要是解决骑手们现有的农村合作医疗在工作地城市报销不便的问题。

至于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你去大街上随便抓个骑手问问就能知道大家是什么态度……

第三，骑手社保会推广，外卖也会逐步涨价，这个事情是确定无疑的。

可能有读者关心，既然外卖骑手没那么需要社保，或者说不需要那么完整的社保，那这个事情有没有可能不推行呢？

答案是不行的。

之所以这一轮各家外卖平台都发公告表态，会逐步为骑手缴纳社保，并不是如传言中所说京东率先打了个好榜样，其他家不得不跟上。那是瞎扯的！

实际上，京东所谓的承诺给骑手买社保，说的是为即将新建的全职外卖骑手购买社保，而这批骑手的规模预计在1万人左右，占比不到京东全部骑手的1%，连美团承诺购买社保的骑手数量零头都不到。

不过，不管各家当前承诺的范围多么谨慎，为骑手购买社保这项工作是一定要推下去的。因为这不是来自市场竞争的需要，而是来自人社部门的要求，更是来自社保基金的渴望。

而且不止是外卖骑手，所有的以年轻人为主的灵活用工形式，包括网约车司机、上门按摩技师，都将逐步纳入社保。作为对比，以中老年人为主的保洁、家政等群体，人社部门就不会催着企业给他们缴纳社保。

于是，在不远的将来，你和我每点一单外卖，每打一辆车，就等于为社保基金的充实做出了一份力所能及的贡献。

为国解忧，无上光荣。

一点建设性意见：

支持提高外卖骑手的福利待遇，改善外卖骑手，这是对整个社会有利的。

但不一定要通过社保的途径吧？

前天听说京东、美团相继宣布为部分外卖骑手缴纳社保，当时就觉得这个题撞我枪口上了：最近连续写了几篇农民养老金，这个话题我熟啊。

然后朋友听说我想写，就发了一条骑手发的视频给我，看完我就说：“这个人说得太好了，我都不想写了！”

就是这条视频，请大家一定看完，再接着往下看。

下面所说，基本上是给这位骑手小哥做脚注，有些他说得不够明白的，我帮他说明一下。

之前就有人做过调查，不愿意缴社保的骑手不在少数。千万别觉得别人笨，没远见，谁比谁笨还不知道呢？这次新闻出来，一堆人叫好的（包括媒体评论），要我说，大部分人的头脑都比不上这个骑手小哥。

“钱不会凭空产生。”

小哥开宗明义就是这么一句，说得特好。很多人连这个意识都没有，总觉得只要是企业承担，就不关自己的事情——别觉得好笑，这样的人一抓一大把。

“谁来承担这个成本？”

小哥紧接着在后面说了，往上让客户承担，往中让平台承担，往下让骑手承担。小哥认为最大的可能性是最后一种，这里我略有不同意见，大概率是上中下都要承担一部分，具体多少不好说。但是，不管是谁承担这个成本，都有相应的代价。

让客户承担，以中国人消费的锱铢必较（不同商家不同平台的打折券都要反复比较），消费量必然减少，最终导致整个市场缩小，骑手数量必然减少，目前就业如此困难，跑外卖属于所谓兜底的职业，如此一来，也要兜不住了。

让平台（企业）承担，我之前在《关于“谁养活了谁”说几句》里面讲过企业税负，这里再补充讲几句。很多年前财税专家李炜光提出过“死亡税率”这个词，意思是很多企业利润可能才10%，税负就有40%，所以称为“死亡税负”。这里面最核心的是“社保税”（小哥也点出了这点），又叫劳务税，李炜光原话如下：“劳务税即五险一金，2016年中国总税率68%，其中48.8%是劳务税，而世界平均水平仅为16.3%，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在会计记账上，它是五险一金当作职工福利，但它其实是作为企业的一个税费。”

再多说两句，很多人不明白中国目前社保缴纳比例有多离谱。就拿养老保险来说，中国是企业16%+个人8%，合计24%，加拿大是多少呢？企业5.95%+个人5.95%，合计11.9%，差了两倍。至于中国为什么比世界平均水平高这么多，你们问社保部门去。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让DeepSeek帮我算了一下，假设营收一亿，利润三千万，工资成本40%，中国加拿大企业税负各自多少？

不同企业不同地区可能有出入，但大差不差了。这里面别的项目都差不多，最大的差距就是社保税，中国是加拿大的3.17倍，加上公积金是3.8倍。朋友，所谓“死亡税率”，关键就在这里啊，利润薄一点，交社保是可以把一个企业交倒闭的。如果是腾讯抖音这样的企业，单个员工创造的利润足够高，这么交社保没问题，但是像外卖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老老实实交是会交倒闭的。不转嫁是不可能的，应该说，能转嫁才是不幸中之大幸。

最后，骑手必然要承担一部分，就看比例了。但正如前述，不管是客户承担还是平台承担，最终多少一定会体现到骑手身上。当然，这里有一个划不划算的问题，小哥紧接着又指出了要害所在。

“送外卖有多少人跑了一辈子的？外卖是个流动性很大的行业。”

外卖骑手里面不少是农民工，这又撞到我之前写农民养老金上了，在《农村不是“缓冲器”和“蓄水池”》里提到过：如果没有在当地缴满15年，个人账户的8%可以转走，企业承担的大头16%，其中4%”贡献“给当地，剩下12%如果你没钱继续缴纳每个月上千元的职工养老保险，也跟你无关，“贡献”给所在省份职工养老基金了，你只能按城乡居民保险计算，个人账户+基础养老金，最后能拿个三五百块就不错了。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几十年后，中国老龄化加剧，又是现收现付，你能拿多少养老金，还得看当时的年轻人的社保缴纳情况。所以小哥又说：

“你来跑外卖，你要的是现钱啊。”

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现钱才是最值钱的，什么公积金养老金，都不如现金。那些说“帮你存起来的”，你一定要留个心眼，项栋梁今天写的那篇说得很对：是社保需要骑手，还是骑手需要社保？

“只有一种可能，有可能是最近的什么民营企业家会议，上面给他们压力了，社保的缺口太大了，这么大一个体量的骑手，平台你们自己想办法，把这些人的社保都给交起来，要不怎么叫社保税呀。”

我猜也是如此，原来是这么鼓励民营企业家的啊。要我说，慷他人之慨可以休矣，拿出真金白银把农民的基础养老金提高到800元/月，这才是真正是为民谋福利。

在⼩院⾥，他被放进⼀个铁笼⼦⾥吊起，脚⼏乎挨不着地，有办案⼈员往他头上浇⽔，然后⽤电线绑住他的后腰进⾏电击。

新乐市公安局刑警⼤队⼤队⻓表示，裕华分局经常办理涉⿊案件，可以让队⾥的年轻⺠警跟着学习学习，于是就选择了近两年来新进的6个年轻⺠警。

暴钦瑞死亡当晚，销毁证据、建⽴“攻守同盟”的⾏动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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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2月12日，是农历正月十五。

那天晚上，即便吃了安眠药，暴继业还是睡不着。第二天，对他儿子暴钦瑞实施刑讯逼供并致其死亡的办案人员即将受审。这场庭审，暴继业等待了939天。

2022年7月7日凌晨，暴继业和儿子暴韶瑞、暴钦瑞等10人分别被警察从家中带走。他们被认为参与殴打民工、放高利贷等。此案被命名为“5·25”专案，由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裕华分局、新乐市（石家庄代管的县级市）公安局和高邑县公安局联合办案。

暴钦瑞和同案9人均被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3天后，2022年7月20日，34岁的暴钦瑞死亡。同案人均被取保候审，后又被全部解除取保，原因是“发现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2022年7月20日凌晨，在被“指居”13天后，暴钦瑞死亡。（受访者供图）

2023年9月19日，《南方周末》报道此案。（详见《被“指居”者离世：公安称其余同案人员“不应当追究刑责” 》）。

2023年11月25日，“5·25”专案办案人员涉嫌渎职犯罪一案经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由保定市人民检察院异地管辖。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此案由最高检督办。

侦查终结后，新乐市公安局8名涉案人员由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石家庄市公安局裕华分局3名涉案人员由望都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南方周末记者获悉，石家庄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胡伟也牵涉此案，目前已因涉嫌妨害作证罪等罪名由安国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2025年2月13日上午10点，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对新乐公安8名涉案人员涉故意伤害罪、刑讯逼供罪进行公开审理。裕华分局3名涉案人员的案件尚未审理。

庭审中，被控刑讯逼供罪者在不同程度上对侦查阶段供述的刑讯逼供行为翻供。

2025年2月14日将近24点，为期两天的审理结束。法官宣告休庭，择期宣判。

讯问之前先“培训”

2025年2月13日上午10点，庭审开始。8名被告人由法警带入被告席。

除第一被告张旭光外，其余7名被告人都是“90后”，当中还有两人是“00后”。起诉书显示，张旭光是新乐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事业编职员，邢子超、王子谦等6人系刑侦大队民警，马帅则是辅警。

一张在案的“5·25”专案组成员分工表显示，张旭光和裕华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耿春远是专案组指挥，负责“领导专案组侦办工作，协调各单位工作分配”等。审讯组共有10人，分成5组，负责审讯2名嫌犯，新乐市公安局6名民警均在内。

马帅的名字不在这张分工表上。公诉人在庭上指控，马帅按照张旭光指示准备了审讯的工具，也曾参与过具体的刑讯逼供行为。

涉案民警中，有人在进入专案组时工作不到1年，尚在见习期，也有的是第一次参与办理涉黑案。案卷材料显示，让他们参与此案，有让他们跟着积累办案经验的想法。

张旭光在讯问笔录中称，2022年6月的一次饭局上，耿春远告诉他，他们“经营”着一个高邑县涉黑案，办得差不多了，但主要的犯罪嫌疑人在石家庄（裕华区）有房，没法办理指居（注：办理指居的一个条件是，犯罪嫌疑人在办案机关所在地的市、县内无固定住处），想用新乐市公安局的手续，到时可以分扫黑除恶的成绩。

张旭光向新乐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汇报后，大队长表示，裕华分局经常办理涉黑案件，可以让队里的年轻民警跟着学习学习，于是就选择了近两年来新进的6个年轻民警。

多名被告人提到，由于大家没有经验，开始分组审讯前，他们有过几天集中审讯，张旭光向他们演示了如何讯问。审讯要求新乐市公安局所有办案人员参加，带有培训的意味。

邢子超在笔录中称，第一遍讯问时，被指居者不好好说，张旭光就扇耳光。其他人不动手。到第二遍，就让马帅上工具，最开始用的是PVC管打手心、 脚心，后来暴钦瑞和暴韶瑞很不配合，主要针对他俩用过好几次手摇电话机，还用过皮带、镐把和电棍。

“张旭光有没有给你们说过，如果不按他的要求做会怎么样？”法庭上，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询问邢子超。

“我们其实都不太愿意做，都是从学校刚出来。（如果不照做，张旭光）可能会评价这个人不适合干这行之类的。”邢子超回答。

还有人供述，张旭光说过“不敢下手就当不了好警察”“警察不会动手就是窝囊”。

张旭光在庭上否认了自己指挥过其他年轻民警进行刑讯逼供，他也不是专案组负责人，称自己只负责后勤。他表示，自己只是事业编职员，没有警官证和警衔，在新乐市刑警大队也没有具体职务，是“打杂的”。

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认为，“5·25”专案中的刑讯逼供行为是“有组织、系统性的”。

石家庄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胡伟作为石家庄市局督办、指导“5·25”专案办理的负责人，向专案组提出过刑讯逼供的指示。

根据另案处理的耿春远的供述，嫌犯到达新乐宾馆两三天后，胡伟和办案人员开了次会。胡伟说，嫌犯态度不好，要加大审讯力度。按照耿春远的理解，胡伟说的“加大审讯力度”就是“加大刑讯逼供的力度”。他认为，跟着石家庄市局扫黑队办过扫黑案子的人，都明白胡伟的意思。张旭光亦在口供中有同样的解释。

不过，在庭审中，当被问及胡伟是否曾说过“加大审讯力度”时，多名被告人予以否认或表示自己记不清了。

2025年2月13日至14日，8名“5·25”专案办案人员在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法警训练基地受审。（南方周末记者韩谦|图）

多人翻供

手摇电话机、电警棍电击，镐柄、PVC管击打，皮带抽打，吊笼子，扇耳光与拳打脚踢。

这是检察院起诉书中指控的，2022年7月7日至7月19日，张旭光、邢子超、王子谦、吴玮涛等8人查办“5.25”专案期间，为获取暴钦瑞、暴纪涛、暴韶瑞等人有罪供述时采取的刑讯逼供手段。

刑讯逼供除造成暴钦瑞死亡外，还造成暴纪涛左侧第六根、第七根肋骨骨折，被认定为轻伤二级。

庭审中出示的张旭光讯问笔录显示，审讯暴韶瑞的过程中，张旭光扇过耳光，对暴卓瑞使用过手摇电话机电击。是他先动手打人，“其他新乐民警看见我动手打被指居人后才动的手”。

吴玮涛的讯问笔录中记载，基本上年轻民警在审讯暴韶瑞时都有过扇耳光、用手摇电话机和电棍电击的行为，张旭光曾让民警电击暴韶瑞的生殖器。

针对审讯暴钦瑞的情况，吴玮涛供述，对暴钦瑞集体审讯了三、四次，对暴钦瑞用过“开飞机”，扇耳光，用手摇电话机电手指、脚趾等，“参与审讯的人基本都用过这些手段”。

暴继业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手摇电话机的外表是墨绿色的长方体铁盒，有两根电线，办案人员用夹子把电线夹在他的左右手，再摇动电话机。电流通过全身时，“双手不受控制地颤抖，全身抽搐”。

除了在新乐宾馆内被刑讯逼供外，他还曾被带到新乐市一处农家小院审讯。

暴韶瑞回忆，在小院里，他被放进一个铁笼子里吊起，脚几乎挨不着地，有办案人员往他头上浇水，然后用电线绑住他的后腰进行电击，“这次电流特别大”，“身体一下就绷直了，感觉电流从指尖和头顶窜出来，心脏要蹦出来了，呼吸困难上不来气”。按照多名被告人在讯问笔录中的说法，是张旭光摇的手摇电话机。

庭审中，8名被告人均不同程度否认了在侦查阶段讯问时承认的刑讯逼供行为，多数被告人否认使用过手摇电话机和电棍。

其中，张旭光几乎对指居期间的讯问笔录（认可了看守所里做的）全部翻供。在被询问自己在刑讯中用过哪些工具时，张旭光表示“忘了”。他还说自己仅对暴韶瑞进行过刑讯逼供，也没有使用过手摇电话机。

张旭光称，案发后，他自己在被指居期间也遭受了刑讯逼供，其间的讯问笔录内容不属实。其辩护律师指出，在张旭光被指居期间，他多次申请会见张旭光但未被许可。陈泽平则表示，他的讯问笔录存在诱供，是检察院侦查人员在给他看过其他人的笔录后让他记忆，再按他们说的做笔录。

二人的辩护律师已在庭前会议上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

庭审中，审判长宣读了调查结果：合议庭调取了审讯同步录音录像，未发现侦查机关对张旭光采用了暴力方法或变相肉刑手段。对陈泽平提出的被侦查人员诱供，合议庭经审查未发现上述问题。

嫌疑人死前，发生了什么？

抢救三个多小时后，新乐市医院宣告暴钦瑞死亡，时间是2022年7月20日凌晨。这是他被指居的第13天。

新乐市医院的抢救记录显示，2022年7月19日21点38分，医院接到急救电话，暴钦瑞随后被送到医院。对于送医前发生了什么，民警和暴继业有不同的说法。

新乐宾馆曾是新乐市政府招待所。按照多名被告人的说法，酒店一楼西北角是指居区，与酒店大厅有扇大门阻隔，内有两三间指居室，不讯问时，嫌犯就待在里面，屋内有铁质审讯椅、铺在地上的垫子等。二楼、三楼是办案人员住宿的房间，审讯工作在房间内进行。

法庭上，当庭出示的邢子超笔录称，7月19日上午，他和王子谦提审暴钦瑞。核实问题时，暴钦瑞没说重点，他就用皮带、 PVC管打他。暴钦瑞是出了名的不服管教。王子谦在笔录中表示，他对7月19 日的事情想不起来了，但记得问过暴钦瑞资产情况。二人在庭审中均对此翻供，称当天没有提审暴钦瑞。

他们的辩护律师称，案件中被恢复的新乐宾馆三楼楼道的监控录像显示，暴钦瑞当天没有被带到三楼审讯。

不过，按照暴继业和暴韶瑞的回忆，除了被带去三楼，自己也曾在一楼的房间被讯问。

2022年7月19日晚，暴继业听见屋内保安低声议论，“完蛋，电呲（音）了”。虽然脸上蒙着眼罩，他还是能透过缝隙窥到指居点屋内的情况。他注意到，约半小时前，和自己同屋的暴钦瑞被办案人员带走讯问。一开始，隔着房门，他还隐约能听到惨叫声，后来，声音就消失了。

对如何发现暴钦瑞身体不适的情形，邢子超供述的版本是，7月19日当晚，王子谦和张旭光等人出去吃饭了，晚上8点左右，他和吴玮涛、陈泽平3人在房间内打游戏，后决定去一楼指居区转转。三人进去后，暴钦瑞说要出去透气，就打算把他带到宾馆一楼大厅透气。刚出指居区大门，就听到扑通一声，暴钦瑞倒在了地上。

吴玮涛的供述显示，当晚，在指居室内，他看到暴钦瑞戴着手铐坐在铁质审讯椅上。

按照邢子超的说法，暴钦瑞在晚上八点多倒地，而医院接到急救电话的时间已逾晚上九点半。

中间一个多小时内发生了什么？邢子超在法庭上的回答是，他记错了时间，他们去指居区时应该是晚上9点多，暴钦瑞倒地后就有人打了120。

庭审中，被告人均称自己在办理“5·25”专案时，不清楚嫌犯在指居区的居住条件如何，是否有长期被固定在审讯椅等情况。他们称，指居区由保安负责管理，办案民警很少去指居室，提审时是保安将人从屋内提出，交给民警。

有10名看守保安作为证人接受保定市人民检察院询问。公诉人出示证据时提到，据保安描述，指居室内，嫌疑人都在铁椅上坐着，戴着手铐、头套、脚镣，平时不让说话也不让动，每顿饭给一个馒头、一点咸菜、一杯水或者汤。

“5·25”专案期间，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电击时使用的手摇电话机。（受访者供图）

第一份尸检报告不被采信

起诉书指控，对暴钦瑞实施刑讯逼供的，有张旭光、邢子超、王子谦、吴玮涛、马林炫5人。他们的行为导致了暴钦瑞死亡。

庭审中，张旭光不承认对暴钦瑞有刑讯逼供行为，其余4人则认为自己的行为并非导致暴钦瑞死亡的原因。

关于暴钦瑞的死因，出现了两份结论不同的鉴定报告。

一份是山西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经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委托在2023年4月作出的。鉴定报告中的结论是，暴钦瑞的死因排除机械性损伤、中毒，不排除窦房结病变引起心电紊乱、心脏骤停。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向暴继业出示这份鉴定意见时，暴继业不认可结论，没有签字，并申请重新鉴定。

2023年9月19日，南方周末报道此案。最高检督办后，最高检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了第二份鉴定，意见是，暴钦瑞死于肺动脉血栓栓塞引起的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肺栓塞由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并脱落导致，与他生前遭受长期限制性体位、反复机械性损伤、电击损伤等有关。

莲池区人民检察院采信了第二份鉴定。公诉人说明了未采信第一份鉴定意见的理由：山西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孙俊红在接受保定市人民检察院询问时指出，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材料太少，“当时我就不想做这个鉴定了。但为了案件能够继续进行，也是校友找到我，我最后还是同意做这个鉴定”。

多数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亦认可第二份鉴定意见。针对暴钦瑞的死因，控辩双方争议焦点在于，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暴钦瑞肺栓塞形成，是长期被固定在审讯椅上久坐，还是电击或用镐把、PVC管等的击打？

受辩方委托出庭的法医胡志强认为，暴钦瑞符合肺栓塞死亡，全身无致命性损伤，多处浅表损伤未达到体表面积的6%，不构成轻伤；肺栓塞的发生是多因一果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意外性和偶然性。

受辩方委托出庭的另一名法医张继宗论证了马林炫的行为是否导致暴钦瑞死亡。在案证据显示，在农家小院审讯时，马林炫用镐把将暴钦瑞的一只脚底板打破了，流了血。尸检时，检出暴钦瑞脚底部有伤。张继宗认为，不论是参照哪份鉴定意见，马林炫的行为都与暴钦瑞之死没有因果关系。

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提出，在指居场所负责看守的保安和医治暴钦瑞的医院也需要为暴钦瑞的死亡承担责任。

他们认为，暴案涉案人员在指居室内由保安看守，是保安而非侦查人员造成了暴钦瑞的长期限制体位。而新乐市医院在急诊时因误判暴钦瑞有心脏疾病，未采取治疗肺栓塞的针对性措施，延误了最佳抢救时机。

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对此作出回应，认为将暴钦瑞送医的办案人员向医生隐瞒了其遭受长期限位限制、电击和殴打的事实，即便医院误诊，也是公安机关的责任。

至于将责任归结于保安的说法，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指出，用于限制体位的铁椅子是张旭光安排民警拉进指居点，暴钦瑞死亡后，也是由民警抬出指居点。况且，民警每天都会提审暴钦瑞，如果是保安擅自作出的虐待行为，暴钦瑞可以即时反馈问题。诉讼代理人认为，保安是办案机关的辅助，限制体位虐待行为得到了办案人员的直接安排和长期默许。

“攻守同盟”

暴钦瑞死亡当晚，销毁证据、建立“攻守同盟”的行动就开始了。

按照邢子超供述，2023年7月19日晚，还在医院时，张旭光就让他们删除了手机里所有涉及暴钦瑞专案的信息。

在案材料显示，石家庄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胡伟目前已因涉嫌妨害作证罪等罪名被保定安国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胡伟曾供述，2023年7月20日早上，他与张旭光、耿春远在一楼大会议室召集全体办案民警开会，要求大家对外保密，对内要监督保安不要向嫌疑人透露相关信息。此外，“5·25”专案还要继续办理，尽快形成笔录。

之后，胡伟与张、耿二人开了小会。会上，胡伟要求解散或退出该案的微信群，避免检察机关获取群里之前的聊天记录。胡伟还以市局领导的身份在7月20日见了负责审讯暴钦瑞的邢子超和王子谦，意在给他们增加信心，避免在检察院调查中顶不住压力说了刑讯逼供的情况。

指居点的监控录像、审讯椅等物品，由马帅处理。马帅在讯问笔录中称，7月20日凌晨， 张旭光就让他把监控录像中的两块硬盘拆下来。出事后的一两天，张旭光又让他找个地方把新乐宾馆和小院的铁椅子及铁笼子藏起来。

多名被告人称，此后，张旭光又在不同场合与他们交谈，告诉他们要“一条心”，宾馆监控的硬盘已经让马帅销毁，检察院找不到实质性证据，“如果说了（刑讯逼供），大家一起完蛋”。

为应对检察院调查，张旭光还让他们进行模拟审讯，讨论检察院可能会问什么、该如何应对。演练时，由于马林炫比较紧张，张旭光担心他成为突破口，故让马林炫称自己是综合组的，负责跑手续。

多名被告人在庭审时承认在事发后试图建立“攻守同盟”，张旭光则当庭翻供，称对此自己没说过，也没听见过。

事实上，马帅最后未清除专案组聊天记录，也没有销毁铁椅子、手摇电话机、硬盘等物品。

庭审中，公诉人出具的证据显示，侦查机关从马帅手机中获得了前述“5·25”专案成员分工表。公诉人还提到了物证来源：从马帅好友处查出铁笼子1个，铁质审讯椅10把；在马帅宿舍柜子内发现手摇电话机1部；在马帅家中查出手摇电话机3部和存放监控录像的硬盘。

2023年9月14日，新乐宾馆一楼，部分房间的四壁均为软包墙。暴继业称，他们曾在这里被监视居住。（南方周末记者韩谦|图）

案中案：最初举报人被控诬告陷害

“5.25专案”最终并未查出暴继业等人有犯罪事实，但一开始又缘何立案？

此案最初的举报人，是与暴继业同村的暴增强。2024年4月25日，暴增强因涉嫌诬告陷害等罪名被保定市平山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25年1月2日，该案由平山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起诉书指控，暴增强与暴记忠（暴继业弟弟）、暴继业家族有矛盾，2022年年初，暴增强通过实名举报信的方式向石家庄市公安局、河北省公安厅等部门举报暴记忠等人涉黑涉恶线索。

2022年4月，石家庄市公安局将暴继业等人的犯罪线索交裕华区公安分局调查核实。核查过程中，暴增强指使包工头孙会强等8人作伪证，故意捏造事实。

暴记忠回忆，和暴增强的过节发生在2020年，因为村里要修路，便清理了暴增强房后占道的杂物。当时，他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事发后，暴增强多次到村委会和他家里闹事，索要赔偿。

孙会强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坦言，自己当时的确做了伪证。他曾参与过暴继业的瓷砖厂厂区建设，双方关于工程款数额有20万元的出入，2022年年初，正处在协商阶段。暴增强许诺孙会强，只要按他说的做，说在讨薪时被暴继业、暴记忠等人殴打，不但工程款能要回来，甚至比他提出的数目更高。

2023年9月，南方周末记者曾联系上暴增强。他提供的说法完全相反：是暴继业、暴记忠等人从指居点出来后，通过“威逼利诱”的方式，收买举报人孙会强等人，让他们翻供。

除被控诬告陷害罪名外，平山县人民检察院还指控，暴增强涉非法拘禁、寻衅滋事、保险诈骗、敲诈勒索等罪名。

三年了，超过1000个日夜，曾引发舆论海啸的江苏徐州“丰县生育八孩女子”小花梅目前仍在医院治疗，没有回家生活，也没有回过她的老家云南福贡县子里甲乡亚谷村，但据丰县当地村民介绍，其子女得到当地政府的妥善照顾，有专人负责给孩子生活提供保障。

据江苏徐州丰县欢口镇当地多名知情人士介绍，小花梅从2022年2月初被送到医院，至今三年尚没有回村生活，一直在丰县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她在医院住单间，有专人负责照顾，是VIP，吃饭也不跟其他病人一起，有专人负责安排”。根据早前政府通报的内容，经鉴定小花梅患有精神分裂症（衰退期），被评定为精神残疾二级。

丰县董集村，网图

新华社记者2023年4月5日在治疗小花梅的医院采访了管床医生滕晓婷。滕晓婷说，小花梅入院以来她一直参与治疗。治疗措施主要包括药物治疗、心理辅导、康复训练。医院邀请上海、南京等地专家18次对其进行会诊，并安排2名护工照料其生活起居，每天监测病情变化，及时优化调整治疗、康复方案。经过一年多的医疗和照料，小花梅病情得到控制，身体状况稳定。目前能够在医生、护工帮助下穿衣、吃饭，可与医护人员简单交流，但仍然存在认知障碍。小花梅长子董某港说，妈妈住院以后，医院请了不少专家给她看病，还安排了2个护工轮流照顾。“去年入院前她有时连我都不认识，现在不仅能认出我，还能叫出我的名字。”他说。　

小花梅的孩子，网图

对于患有精神分裂症（衰退期）且被评定为精神残疾二级的患者是否需要长期住院治疗的问题，我咨询了DeepSeek，DeepSeek思考片刻后认为需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社会功能状态、家庭支持及医疗资源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评估。若患者仍存在严重的幻觉、妄想、攻击行为或自杀倾向，住院治疗可提供密切监测和专业护理，确保安全。衰退期患者可能以阴性症状（如情感淡漠、意志减退）为主，若症状稳定但功能严重受损，可能更适合社区康复而非长期住院。

而精神残疾二级通常表示患者生活需他人协助，社会功能严重受损。若患者无法自理（如进食、穿衣）或存在自我忽视风险，住院可提供全面照料；若有一定自理能力且家庭支持较好，可尝试居家或社区康复。DeepSeek的建议是，若患者症状稳定、家庭支持良好，应以社区康复为主，结合定期门诊治疗，避免长期住院的弊端。或者根据病情波动灵活选择短期住院（如症状加重时）与居家护理的结合模式。

小花梅，网图

另外，村民介绍说因小花梅“丈夫”董志民判刑入狱，除了小花梅的大儿子27岁，其他七个子女尚未成年，目前由村、镇政府安排了专人进行照料，孩子们生活和学习上都没有问题。可以印证的是，据2023年新华社报道，小花梅大儿子董某港说，前几年已有低保、医保，现在政府又帮其弟弟、妹妹办理了困境儿童救助。弟弟、妹妹都在上学和上幼儿园，村里“爱心妈妈”经常到家里来帮助我们洗衣、做饭。镇里、村里的干部也常到家里看望。

有外村村民说，可能是因为小花梅事件的影响，董集村近两年整修了马路，村容村貌也得以提升，但气氛仍有一丝紧张，外村人去该村做生意、拉活儿，想要进村还会受到村里值班的人询问，外地来的亲戚朋友就得先跟村民取得联系才能进去。　

小花梅，网图

小花梅的老家是云南福贡县子里甲乡亚谷村，近日据该村的村民说，三年来没有见过、没听过小花梅本人及亲属回村探访过，目前小花梅父母当年的房屋均不存在，只剩原址的宅基地，但宅基地已转让给了其他人，村里也没有了小花梅的土地，其父母均已死亡，其妹妹远嫁河南，小花梅即使再回原籍村子也找不到家人与情感寄托。

根据政府通报及法院判决，刚到董家时，小花梅生活基本能够自理，能与人交流，有时存在痴笑、目光呆滞等表现。1999年，董志民与小花梅生育长子。2011年至2020年，二人先后生育七名子女。2011年、2012年小花梅生育二子、三子后，精神障碍症状逐渐加重，2017年生育六子后病症更加明显。

2017年7月至案发前，董志民对小花梅实施了布条绳索捆绑、铁链锁脖等虐待、拘禁行为。其间，小花梅的饮食起居得不到正常保障，时常挨饿受冻，居住场所无水、电、阳光，生活环境恶劣。董志民的虐待行为，致小花梅人身健康遭受重大伤害。

2022年1月至2月，江苏徐州“丰县生育八孩女子”杨某侠遭遇铁链锁、生活条件差的事件曾引发全社会广泛关注。后经公安机关侦查，该女子来自云南福贡县子里甲乡亚谷村，名为小花梅（少数民族名称）。2022年2月23日，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发布关于“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综合DNA检验比对、查阅小花梅云南户籍底册和调查走访，认定杨某侠即小花梅（户籍登记姓名为小花梅，出生日期为1977年5月13日，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人）。

亚谷村，2022年2月摄。亚谷村由政府统一建设的贫困家庭安置楼房，村民说免费入住，家具免费配置。

此事件在网上曾一度流传过多种猜测，比如很多人通过修饰过的照片比对认为是四川的李莹，还有一种说法是小花梅是另一个被拐卖的女子，但最终警方通过DNA鉴定技术确定了杨某侠就是小花梅。那些透过PS过度的两张照片就说是一个人的网民，简直跟中了邪一样，不相信科学鉴定结果，只相信PS的网图。更神奇的是，很多具有多年新闻报道经验的记者，也相信网络谣言，比如河中遍地死尸、老虎钳子拔牙、全村干部强奸精神病女子等等，当时的网络上如同叫魂乌烟瘴气，谣言昏天黑地，有一些人出于各种目的故意制造传播谣言。

亚谷村，2022年2月摄。在小花梅离家20多年后，亚谷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图为村里的篮球场。

在当代司法和刑事侦查领域，DNA鉴定技术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破案工具。由于DNA具有个体唯一性和稳定性，它能够准确地将犯罪现场的生物样本与嫌疑人、受害者进行匹配，从而为案件侦破提供强有力的证据。

根据2022年通报，经江苏公安机关会同四川公安机关将李莹母亲与杨某侠进行DNA检验比对，结果排除生物学亲子关系。后经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对李莹母亲与杨某侠进行DNA检验比对，结果仍排除生物学亲子关系。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鉴定，再次排除李莹母亲和杨某侠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据此认定杨某侠与李莹不是同一人。

DNA鉴定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大大提高了破案效率，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冷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比如白银凶杀案的破获，这桩28年前积案得以告破，是甘肃省公安厅通过Y-DNA染色体初步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经过指纹比对和DNA进一步比对，最终确定杀人凶手。据我了解，目前DNA鉴定早已不是高不可攀的技术，在社会中很多领域已经普及，一些公安分局、甚至派出所都能做此类基础的鉴定。

小花梅和母亲的照片对比，相貌特征相同，网图

根据2022年当时通报，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杨某侠、光某英（小花梅妹妹）血液样本与普某玛（小花梅母亲，2018年去世）遗物上提取的生物检材进行DNA检验比对，结果为普某玛与杨某侠、光某英均符合生物学亲子关系。2022年2月13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又对桑某罗（小花梅大舅）、李某元（小花梅小舅）、沙某付（小花梅大姨）、李某梅（小花梅小姨）血液样本进行DNA检验比对，与杨某侠均符合亲缘关系。

亚谷村老街，2022年2月摄

据新华社2023年4月7日报道，小花梅的“丈夫”董志民获刑九年。当日，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相关案件一审宣判，认定董志民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认定被告人时立忠、桑合妞、谭爱庆、霍永渠、霍福得犯拐卖妇女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十年、十三年、八年六个月和八年，并处罚金。庭审中，被告人董志民、时立忠、桑合妞、霍永渠、霍福得表示认罪、悔罪。

4月6日拍摄的庭审现场。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法院6日对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审理查明，1998年初，被告人时立忠、桑合妞将小花梅从云南省福贡县子里甲乡亚谷村拐骗至江苏省东海县，后二人将小花梅以人民币5000元卖给该县农民徐某东。小花梅与徐某东共同生活至同年5月上旬后去向不明。同年6月，被告人谭爱庆及其妻李某玲将在河南省夏邑县骆集乡潭洼村发现并收留的小花梅，以人民币3000元卖给被告人霍永渠、霍福得。霍永渠、霍福得将小花梅带至丰县欢口镇，经刘某柱介绍，以人民币5000元转卖给董某更（已故）及其子被告人董志民。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董志民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构成虐待罪，且致小花梅患精神分裂症不可逆转，具有致被害人重伤的加重情节；构成非法拘禁罪，依法应数罪并罚。被告人时立忠、桑合妞、谭爱庆、霍永渠、霍福得拐卖妇女，造成严重后果，构成拐卖妇女罪。

1998年参与拐卖小花梅犯罪嫌疑人共有7人，其拐卖行为均已超过追诉期。为从严打击拐卖妇女犯罪，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徐州市人民检察院对在拐卖妇女犯罪中作用较大、情节严重的时立忠、桑合妞、谭爱庆、霍永渠、霍福得等5人进行追诉，李某玲、刘某柱在拐卖妇女犯罪中作用较小、情节较轻，未予追诉。

这一事件可能是最近十年来影响最大的公共舆情事件之一，其影响至今仍在回荡。就像通报最后所说，“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暴露出“在基层组织建设、妇女儿童权益保障、特殊群体救助关爱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和短板，反映出少数党员、干部没有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法治意识淡薄，导致基层服务管理缺位，维护群众合法权益防线失守”。

小花梅家位于亚谷村房子的原地基，只剩一些砖石，2022年2月摄

“我们将深刻汲取教训，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社会治理，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人民情怀，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体察民情，增强法治意识，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兜牢民生保障底线。”

作为曾深入云南福贡县子里甲乡亚谷村里采访的前记者，在当时网上一片质疑、众说纷纭、信息混乱的情况下，我所做出的长篇报道比政府通报早了10多天准确证实了杨某侠就是小花梅，她生于1977年，籍贯是云南福贡县子里甲乡亚谷村，这些极为关键的信息起到了一锤定音、云开日出的作用。当时一些怀有各种利益和目的的媒体人、大V故意混淆事实、搅浑水，上演了一系列煽动、歪曲和伪造事实的闹剧，但真金不怕火炼，事实终究是事实，无论如何歪曲，时间会证明一切。

链接小花梅相关报道资料：1、云南福贡县亚谷村小花梅邻居桑开益介绍小花梅的情况29分钟无删节版录音，他准确无误认出了小花梅

2、记者节想起了小花梅

3、小花梅事件一周年：有人制造了惊天假新闻

4、我们去了丰县八孩母亲的老家，了解到了这些事

很多读者来问我这新闻是怎么回事，到底靠谱不靠谱。我………………

行吧，来活儿了，该辟谣的还是得辟谣，不然真的有患者被水货医院和无良媒体骗去纯中药治疗，我作为科普博主良心也过意不去。

所谓纯中药“抗癌汤”治好晚期肺癌，肿瘤完全消失，还入选国家成果库的故事，完全不可靠。

肺癌晚期，肿瘤完全消失，国家成果库，纯中药……每一个关键词看起来都非常厉害，都在创造奇迹。

但是，稍微查证一下就会发现，这条新闻还可以用另外几个关键词来概括：

宣传通稿、夸大其词、违背常识

第一，所谓“新闻”其实是宣传通稿

看新闻，最好不要看二手三手报道，要去看源头。所谓纯中药治疗晚期肺癌纳入国家成果库的“新闻”首发于厦门网，记者陈恩泽，通讯员江昌铭、黄语晴。

经过查证，陈恩泽是《厦门晚报》记者，而两位通讯员的身份就有意思了。江昌明是厦门市中医院宣传部副主任，黄语晴是厦门市中医院宣传部干事、公众号编辑。

基本常识注：厦门市中医院也称为北中医东直门医院厦门医院、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非媒体行业的读者可能不了解通讯员这个机制，这是中国体制内媒体的一种历史遗留产物：

一种情况，政府部门或者某个单位负责宣传的人给记者提供了新闻线索，协调了采访，会署名通讯员，作为对方工作的认可。另一种情况下，记者发布的是由某单位提供的宣传通稿，记者自己没采访也没写作，这时也要把对方列为通讯员，有时还会发稿费。

一篇稿件通讯员署名两个人的，只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发的宣传通稿。

很显然，这篇“新闻稿件”是由厦门市中医院宣传部编辑黄语晴执笔，再经该院宣传部副主任江昌明审批后发给媒体的一条宣传通稿。厦门晚报这位记者大概率并没有对内容进行采访核实，纯属转发。

宣传通稿和新闻报道在真实性方面的区别，相信不需要我多解释了吧。说得客气点叫宣传通稿，说得直白点，就是医院发的软文广告。

第二，抗癌故事严重夸大其词

很多人看到这条新闻标题或视频时，最受震撼的是“晚期肺癌肿瘤完全消失”了，在常人理解来看，这就是完全康复了，堪称医学奇迹。

那实际情况呢？肿瘤真是“完全消失”了吗？患者真的完全康复了吗？很遗憾，并没有，中医大夫终究不是刘谦，没法带我们见证奇迹。

据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报道，这位74岁的患者初诊时发现肺部肿瘤，伴淋巴结和肾上腺转移（基本常识注：初诊结论存疑），经过厦门市中医院近一年纯中药治疗后，肺部肿瘤在影像上几乎消失，而“转移肾上腺和淋巴结的肿瘤稳定了下来”。

所谓“稳定了下来”，就是说转移的肿瘤还在，没有变小，更没有消失。

如果真如厦门市中医院所编的故事，这个“抗癌汤”如此神奇，能够让晚期肺癌的肿瘤消失，那它居然还是个“靶向药”呢，只对肺部肿瘤有效，对其他部位肿瘤就完全没有效果？这种夸大其词的写法，算修辞还是诈骗？

夸大其词第二处：把中国中医药临床案例成果库简称为国家成果库。

这么缩写有什么问题呢？我打个比方你就能明白其中区别了。我老家之前有户人家孩子考上了北京的一所二本大学，家长逢人就吹自家孩子考上了北京大学……

都是北京的大学没错，可这能缩写吗？？？

报道里所说的国家成果库，听起来像是什么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库，实际上只是由中国科协委托民间团体中华中医药学会建设的“中国中医药临床案例成果库”。进入这个库的论文门槛之低，水平之低，我发个案例给大家感受一下。

北京西苑医院某位儿科医生的论文《推拿治疗小儿夜啼病》也是这个“国家成果库”收录的成果之一。这个临床案例成果库的水准如何，不需要我多说了吧？

直白地说，这个临床案例成果库就是给那些发不出正经论文的中医大夫“灌水”用的，而“灌水”的目的则是评职称。

这次爆出纯中药治晚期肺癌成果的厦门市中医院，就是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按照该医院规定，相关医生在这个临床案例库发表一个临床案例，可以冲抵两篇CN学术期刊论文。虽然也不是什么重大科研成果，但对于本身啥成果都没有的低水平医生来说，还是有相当吸引力的。

也因此，这个临床案例成果库每收录一条病例，都会给作者发这样一份《收录证明》，就是给作者用来冲抵论文用的。因为不是学术期刊，几乎可以来者不拒。大概率，交钱就给上。

没有实证我不能乱说，只能强烈呼吁纪检监察部门调查一下这里面的利益链条。

第三，相关报道违背基本的常识

IV期肺腺癌（无靶点）的治疗，在全球医学界都还是有待攻克的难题，如果有真实可靠且稳定的治疗晚期肺腺癌让肿瘤完全消失的方法，无论是传统药物还是现代药物，都是震惊全球的成果，都是价值百亿美元的成果。

这样级别的成果，不去国际顶级刊物上发论文还可以理解，怕洋人偷学去了，那怎么不在北大核心期刊发论文造福中国患者呢？怎么不参评国家科技进步奖为福建争光呢？

“纯中药治愈晚期肺癌”和“推拿治疗小儿夜啼”发在同一成果库里，是不是太委屈了点？

这么不计名利，这么谦虚的专家，你敢信吗？

一点建设性意见：

病急不能乱投医，病重更不能乱投医，多少骗子都在等着癌症家属上套呢。

生病了，看现代医学，对自己的小命负责。

2025年的春节档，被业内看作中国电影的生死档。没有人想到，在接连缩水的萧条影市，会诞生一部前所未有的现象级作品。

《哪吒之魔童闹海》自大年初一上映以来票房节节攀升，截至文章发出前已超过123亿，成为中国电影票房总榜第一、全球电影票房第八、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第一，打破了内地影史观影人次等112项数据纪录，电影带着春节档一同出圈，成为全民热议话题。

然而，这样一部百亿票房的爆款单品能改变中国电影的现状吗？这个异常喧嚣的春节档能为中国电影产业留下什么？电影，观众，档期之间存在着哪些内在的关联？也许我们可以从重新认识“春节档”和“春节档电影”开始，深入历史变迁、产业格局和创作者结构，探讨一个健康的电影市场该是怎样的。

除此之外，我们也想聊聊在这个春节档中缺席的女性和青年创作。它们共同构成了和春节档相对的中国电影另一极生态，也许这个生态的循环才是真正改变中国电影的突破口。‍

本期问题青年

小吓，青年志作者，影评人

陈琰娇，南开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影评人

余小卉，浙江师范大学教师，北京电影学院博士

《哪吒2》登顶：可能性与危机感

小吓：我可以先讲讲《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之所以能获得票房成功的表层原因。首先是春节档这个大档期的助力，第二是口碑比同档期影片好，第三是合家欢电影的属性。猫眼数据显示购买三张及以上的电影票的比例超过了30%，也就是说每个家庭可以贡献两到四张的电影票。第四，它算是中国电影技术的极致体现，会吸引大家走进影院看。除了这些，两位觉得还有原因吗？

陈琰娇：我觉得这部作品里面所有人物的人设都特别对，网上有大量的二创。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说，要的可能就是一种非常讨喜的人设。如果我们还是在按照传统的方式写剧本、写人物，可能就无法达到这么轰动的效果。

余小卉：我也觉得不同的人群都可以在《哪吒2》的角色里面找到很强的共情点。这回归到了一个剧作上很原本的问题。其实很多电影也会想怎么去跟社会议题做一些勾连，包括现在很多所谓的话题电影，但它们始终和现实的勾连太表面了，没有真正在人物身上做更多的挖掘。

再谈一点票房背后的构成逻辑吧。要达到像哪吒这种级别的票房，除了跟电影本身的质量有关联，也跟要吸引什么样的人走进电影院有很大关系。我们可以把春节档的观众分成三种不同的类型，它也代表了春节档票房的三个不同的阶段——电影的基本盘观众、档期观众和原本无意愿看电影的观众。档期观众需要电影通俗易懂、有话题性。而最后一种观众是否走进电影院，完全取决于前两种观众愿不愿意带家人去电影院消费。这就跟这部电影的类型很有关系了，它决定了票房的天花板在哪里。

小吓：《哪吒2》的票房成功也引发了很多讨论，有一部分讨论是基于中国电影整体大萧条的背景，会把它的爆火和去年电影总票房就缩水了120多个亿这两个现象放到一起谈。这当中有两种比较主流的观点，一种认为影视寒冬根本不存在，只要有好作品自然有人会看。另一种认为这不过是产业的回光返照，从原本的20%的电影拿走80%的钱变成10%的电影拿走90%的钱。大家怎么看？

陈琰娇：这两种观点其实就代表了从哪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普通观众，当然就是觉得不是我不看电影，只是之前都没有好作品。而后面这个观点很显然是行业里面的一种担忧，因为谁都不能保证自己的作品会成为拿走钱的少数。而且《哪吒2》现在的盛况，就像票房竞技，包括这个破百亿直播都是史无前例的，估计行业里的人都想不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余小卉：电影的寒冬（或者说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还是存在的。从《哪吒2》的票房看，我觉得现在中国电影产业的基建已经完成了，或者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票房一般就是两个因素，票价和观影人次。而观影人次跟银幕数直接相关的，现在中国已经有85000块银幕了，它可以支撑起任何体量的票房。但我们没有足够多的好电影去支撑这个数量的银幕在全年稳定产出票房。所以我们可以追问，在2017年之前，中国电影最火爆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制片生态和健康的人才培养机制？其实之前很长的时间，我们都在竭泽而渔，不停割韭菜，希望每一部片子都爆赚好几十亿的钱。那么现在整个经济环境不好了，投资电影越来越谨慎了，好像就寒冬了。但没有一批好的创作者和作品怎么走出寒冬呢？我还是比较担忧吧。

小吓：那今年春节档出现了《哪吒2》这个爆发点之后，对之后的春节档会有什么影响呢？

陈琰娇：最明显的就是这个档期的位置一定会越来越重要。假设说今年票房总体和去年一样是425亿，然后《哪吒2》顺利实现了150亿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加上另外几部春节档票房就是200亿。这意味着这一个档期就贡献了差不多一半的票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可能其他档期的影片的压力会非常大。

小吓：其他档期可能就会沦为给春节档电影培养 IP 受众。其实我们再回去看《哪吒》的第一部，它就是在当年的暑期档上映的，包括《封神》也是。可能之后，就是一定要确保这个 IP 有很广泛的受众了才会到春节档来竞争。

余小卉：这个结构是非常非常畸形的。它会辐射到其他档期，也会辐射到其他类型影片的拍摄，大家会越来越扎堆去押宝另一个《哪吒2》，那它另一端的生态多元性就会进一步萎缩。

陈琰娇：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因为我们前面聊了春节档的观众有一部分是原本没有意愿看电影的，这些人虽然去看了《哪吒2》，但平常还是不会去看电影。

我把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来说，我也并不会因为一部《哪吒2》就改变对春节档的预期或者看法。我更加期待的也还是在春节档之后的档期中，看到更多更好的，有意思的剧情片。因为一部电影的档期压力没有那么大，表达就会更完整更丰富。

余小卉：中国电影产业的质变应该是针对不同受众需求的不同类型、不同投资规模的好电影越来越多，票房被可能不均匀的分布在不同档期。

小吓：今年春节档对产业最直接的改变就是院线吧。如果没有《哪吒2》，很多影院肯定都要倒闭了。因为对于中国大部分的电影院来说，春节档的收入就占全年一半，甚至有些会达到80%，就是靠吃这一顿活下去的。

余小卉：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一顿其实也只喂饱了很少一部分人，而更多的公司是亏的。以前的春节档票房还是在相对平均分布在三到四部片子上的，辐射出去可能会有一二十家公司。那如果盈利集中在《哪吒2》和有限的几家公司上，接下来投电影肯定会更谨慎。

当女性观众说，我想贾玲了

小吓：我们看到，女性已经成为了影院观众的主力。今年很多片子营销是冲着女性观众来的，《唐探1900》有个词条#陈思诚镜头中女性的平视与勇敢#，《哪吒2》说石矶娘娘拒绝白幼瘦审美。但事实上，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全男的春节档，不仅没有一部由女性主导的电影，甚至女性角色的数量也很少。更别说内容上有很多性别不友好的元素。许多女性观众都会说好想贾玲。大家怎么看性别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维度，在春节档内外的呈现，包括它所引发的讨论？

《热辣滚烫》海报

陈琰娇：女性观众的崛起是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前年女性观众的占比就达到了58%，并且30岁以上的女性越来越作为观影主力。我们一定是需要新的故事的。但是改变就意味着打破原有的创作思路，意味着冒犯，一定会引发各种争议，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性别议题成了一个文化场上撕裂的入口。

我自己也常常感到一种强烈的分裂感。如果你想要看到还不错的女性形象，就只有去看女性题材的作品。传统题材作品中的女性人物总不让我们满意，但女性题材的很多表达又往往被指过于理想。所以这二者之间就有一种各顾各的感觉。

在学术研究里面，可能我们会说你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性别视角。但是对于创作者来说，我觉得就是不要把女性视角当作是一种外来的视角，而要看到这其实是我们内部的生命经验发生了变化。我也听很多的朋友讲过了，说现在片方也会非常的谨慎，会在最后定剪的阶段里去请各方的人来看有没有性别问题。这个当然是好的，就是创作者会去考虑更多了，但如果我们还只是从是与非，就谁赞成谁反对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话，就还是太浅显了。

我也觉得《哪吒2》作为一个全年龄向的动画电影，本应去倡导和培养更无毒的性别意识，这也是题中之义吧。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的误区在于，当提出《哪吒2》存在性别问题，别人就会觉得是在批判它。其实不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探讨的问题，也是完全相信我们的创作者是有能力的，即使不讲扯裙子或者童子尿也一样可以想出非常好笑的桥段，并且不会影响我们对于哪吒这个角色的理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够等到每次发生了重大社会事件才去做性别教育和性教育。

小吓：可以聊聊春节档上面为什么没有女性主导的电影，或者为什么主流商业竞争中只有贾玲这么一位女性导演。

陈琰娇：不只是春节档吧。院线导演当中特别是有票房号召力的女性导演，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少的。所以去年《好东西》会让女性观众感到非常的振奋，我也期待像邵艺辉这样的青年导演能够越来越多。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先得有更多的女性导演有机会去拍电影，才会有越来越多女性导演出现在重要的档期中。

小吓：会不会是一个死局？因为放在别的档期，很难达到一个特别出色的票房表现。就算《好东西》的票房已经超出预期了，有七亿，但其实《哪吒2》一天的票房就有七亿。那也很难证明自己可以操作大投资作品？

陈琰娇：别这么想，不要陷入到了资本主义数据体系PK中。我个人还是非常期待中小体量的好作品越来越多。就是投资也不太大，最后拿到一个几亿的票房体量就是非常好的结果。要这样的影片越来越多，才能够真正的培养起观众和影院间的一种亲密度。

小吓：而且我觉得现在中国比较受认可的女性创作者，大都是作者型的导演。她们本身的创作类型也不是特别适合春节档吧。说不定以后我们自己来弄一个妇女节档之类的。

余小卉：我觉得小吓说的这一点特别好。我们今天虽然是从春节档开始说，但如果要谈大的电影生态，其实也不要太关注春节档。你刚刚说是不是有女性导演的影片进入春节档，我觉得这本身是一个双向选择的问题。女性观众和女性导演会成为改变中国电影生态核心力量，但这些导演的影片不在春节档以所谓的大片方式上映，而是在全年的不同时段，有大量女性导演拍摄的中小成本的电影，一些有艺术水准的电影上映，能够吸引好的观众。每部电影虽然不是爆火大赚，但不赔，这部分生态就能够一直良性运转下去，说不定这会成为一股清流。

小吓：就不要玩他们的游戏了。

《好东西》剧照

青年创作与春节档的距离

小吓：二位怎么看年轻导演这个问题，TA 们有没有可能进入一些重要档期呢？

余小卉：青年导演难以进入春节档，这是电影作为商业文化产品的属性决定的。当我们用春节档来讨论产业时，它本身就是畸形的。一个健康的产业不可能全部押宝在一个档期上的。以好莱坞为例，它会有大档期和大片，公司会把主要的资金投到大片上，这个大片一定是非常保守的，一定是用大导演拍，用大量的明星，做铺天盖地的宣发。但它们同时也一定会分一部分钱去投很多中小成本电影，在这部分片子里尝试类型的创新与突破，尝试用新人。肯定很多是不成功的，但没关系，它赔的也少。可一旦里面有爆出来的片子，就让大家看到了新的可能，找到了新鲜血液。好莱坞有大量这样的片子，也有很多导演就是从B 级片起步的。这样就构成了一个不断改变的循环。我觉得现在中国电影市场最缺的就是这个循环。我们有新人导演冒出来，马上热钱就涌上去。第二部片子就堆大片了，人就完了。TA 没有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驾驭不了大片、明星和500人以上的团队。当 TA 在面临一两亿资金的时候，很多要求就来了，TA 的个人表达就不断的妥协，第二部片子就是烂片。

小吓：我想到影评人子戈说，很多创作者内心很恐惧，觉得现在拍什么都是错，拍什么都会被骂电影。他们觉得在这样的媒介环境和娱乐产业里，自己没有任何优势，比不上短视频、比不上游戏，但是电影偏偏又有着最强的公共话题性，大家对于现实的种种不满都可以无负担的去踩电影一脚。很多青年的创作基本上就是面对一个无解的环境，因为电影的商业性、现实性、公共性在这一刻都成为他的短板。

陈琰娇：我觉得还是要去应对这个变化，当下的青年创作者绝大部分还是在学院体系当中成长起来的，有一个完整的影像学习过程。但 TA们要想到的一点是：创作出来的作品需要面对观众。人家是没有跟着你的这一套电影史的发展成长的。所以这是两个空间。而且我觉得现在影像从业者的成长路线也跟以前不一样了。比如很多人将来可能进入到短剧行业，拍出好的作品，我觉得那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创作。

余小卉：其实开心麻花、陈翔六点半、叫兽易小星都是先从戏剧、网剧、短视频这些领域发力，然后又选择了电影的，关键TA们做的片子票房也很受市场认可。还有就是，我觉得年轻人可以考虑去拍些真正属于年轻人的东西，比如《宇宙探索编辑部》是年轻人写的，年轻人拍的，年轻人喜欢，也赚钱。这张艺谋陈凯歌绝对拍不出来。

小吓：现在这些仍然将电影作为自己首要创作方式的，刚刚起步的创作者，是一个怎样的创作样态呢？

陈琰娇：首先电影节的生态系统和我们今天聊的院线生态系统是非常不一样的。其次因为我们最近这两年看的都是短片，短片比较灵活。我觉得这样能够让创作者在一个比较低成本的创作下，去进行一些表达，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剧作层面。因为条件的限制，反而能够推动你去做一些表达。

余小卉：我们现在看到的短片其实都是年轻导演的毕业作品，TA们是要靠学校资助的。所以是现在各个院系的指导老师的审美决定了很多片子能不能被入选，然后被拍出来。这就会导致很多年轻人的片子在类型、故事和影像表达上，还是比较偏保守的。青年导演们也会试图去满足或者说想象这些人希望看到什么样的表达。

如果有更多样的创投和青年训练营，能够给年轻人一些资助的话，可能会生长出更有想法的东西。而且TA们也跟产业更近，会更希望去培养那些可以进入到商业体系内的导演。而另外一波从专业院校出来的创作者，可能更多走向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所谓艺术电影。

陈琰娇：其实创作者心里面非常清楚，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那个的影响，而是大家还看不看电影。

余小卉：怎么让走进电影院看电影成为当下的一种习惯，还是要让电影的当下性得到提升。

小吓：那其实就是要怎么样重建电影的社交属性。

我之前看到陈老师在“电影评论 FILM CRITICISM”写的《好东西》的影评，也提到了类似的问题：

许多理论家都反复强调过电影的“过去态”，认为影像展现当下，但自身并不属于当下，电视在艺术性上次于电影也是因为它过于当下。因此，拍得像电视剧的《好东西》也被认为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假如我们认可这一批评是正确的，那么这反过来正好解释了影片受欢迎的原因，它缓解了电影作为延迟的行动的尴尬，回应了当代观众对即刻影像的需求。这也是邵艺辉作品的最大特点，从《爱情神话》到《好东西》，虽然创作者的性别观察视角发生了变化，但其对影像作为行动的追求始终没有变。邵艺辉的电影是“正在发生”的电影。今天的观众可以在流媒体和小屏幕上完成绝大部分观影需求，也可以去影院看综艺、看球赛和看演唱会，影院的空间性和公共内涵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是否会带来从古典电影、现代电影到当代电影的视觉改写，或许是所有影像工作者无法回避的问题。

陈琰娇：就是什么样的电影才是好的电影呢？如果我们整体的“影像感觉”发生变化了的话，那么至少院线电影要生产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够更贴近大众？确实值得思考。

以下是孩子看完《哪吒2》写的影评全文：

今天晚上着完《哪吒2》了，写几句。

首先讲讲为什么去看这部电影。主要原因是，它的影响力之大。这部电影远远超过以往的票房定律，据说国内有超2亿人观看。那么，它所表达的观点一定与社会情绪有着高度共吗。

上一部影史票房第一的是《长津湖》，我看了，觉得很一般。但我明白一点，当时的社会情绪是爱国，讲主旋律。这种情绪算是《战狼》开启的，所以这些主旋律电影的票房也出奇的高。

当然因为是主旋律，所以估计有单位组织看，但它肯定也正好赶上爱国潮流。不过我觉得，是最后的爱国热潮。想必现在的社会情绪不是主旋律作主导了，今年《蛟龙行动》惨败。那现在的潮流是什么？现在的社会情绪又是什么？

《哪吒2》赶上了。现在的社会情绪与《哪吒2》想表达的一定高度统一，这是它取得巨大商业性成功的重要因素。那是什么？我想知道。

从《哪吒2》的制作上来讲，非常精良。我看的是3D，很多片段真是很宏大，围住陈塘关的岩浆，妖兽，天庭，之后的大战，天元鼎中的骷髅，进发出的树枝藤蔓，非常震撼。

听说哪吒突破穿心咒那一段，花了一年时间才做完。拿制作来说，和第一部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尽心制作影片，这一定是吸引观众的点。毕竟现在，用心去揣摩，制作的剧组很是少见了。

那么接下来是剧情。

整体剧情很起伏，不无聊。后面来了一个反转。我以为是申公豹屠城，却是神仙。它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身份的限定，最后虽是妖和神对战，但谁站在道德，已打破传统偏见。

它吸引大家的点是。这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好人与坏人，只有这样做事的理由。不再去强调刻板的黑白，而是缔造灰色世界，强调人性中的复杂。有欲望，有贪婪，有冷漠，也有温暖，血性。从人物方面讲，申公豹和无量仙翁塑造的不错。

制作吸引观众，人物吸引观众，那么最后，是主题。

先说说《哪吒1》的主题。我当时看的时候只有11岁。觉得拍的特别好，也很感动。但是现在再看《哪吒1》的立意，觉得还是有些浅。

“我命由我不由天”，11岁的我真是很天真的相信了。相信我们的命运由自己掌握，由自己控制，你是否成功，自己说了算。想必几年前的社会情绪，也是这样，相信个人努力能改变命运。

可是后面经历的这几年，我越来越发现，一个潜在的规则在限定你。我想这个规则是时代，所以反而是看了《活着》更有感触。人的命运哪是只靠自己就能改变的，人的命运主要被大时代所影响。一个政策，一条法律，一场运动，足以改变你的大半生。

我们每个人在时代中都是蝼蚁，个人努力如果没有遇到时运，真的没有多少成功的概率。如果现在还在强调只要努力就能成功，能打破时代对于你的限制，确实挺天真。不过19年的时候，社会风气是信这个的，所以《哪吒1》很受欢迎。

但近几年，世界大环境比较动荡，社会情绪有很大转变。

那《哪吒2》的主题关注于什么？它最后反派的反转就是他想体现的主题。这回，是强权影响个人命运。无量仙翁是最大的反派，他为欲望和贪婪而屠城，随意抓人抓妖炼仙丹，普通的百姓与妖族都是他可以随意割的韭菜。譬如申公豹和其他妖族，他们无论多努力，就是得不到神仙的重用，受到了诸多不公。这与现在大部分年轻人的境遇相呼应。

社会情绪变了，努力被放到后面。这也是为什么李佳琪卖眉笔的事一下子触发了那么多人的雷点。

“有时候找找自己原因，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现在大家发现，不是说努力，认真工作就能得到晋升，我们受到太多不公。

那么，这些不公要归咎于谁，《哪吒2》将其归为个别强权作恶，比如无量仙翁。我想，这里的强权应该就是指现实中的贪官和资本家。我们现在的社会情绪是，认真，努力不一定成功，因为受到太多打压和不公，而这些，是强权作恶的后果。我混的不好，就是老板的问题，就是企业单位的问题，是上面那些资本家的问题，甚至是境外势力的问题。而《哪吒2》的主题正好与此情绪契合，所以得到高度肯定。

但，我们受到的不公，真的就只是强权的剥削吗？

这是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

这些资本和贪吏为什么能做这么多恶？他们为什么没有受到约束？只是自身的贪婪和欲望吗？不，这是体制的纵容。普通民众根本就没想到这是结构性的问题，大环境本身就在纵容这些恶霸的产生。这是归因错误。而这部片子好像对整体规则没有什么反思，只认为不公和所有悲剧都是这些恶霸造成的。

里面有一句话，敖闰说的，“世界规则由谁所定”所以她得出的结论是要依附强权，才能闯出一条生路。敖丙说，若前方没有路，他就踏出一条路。哪吒和敖丙最终用力量打败了强权。

但，他们打破规则了吗？若不是灵珠，也不是魔丸，没有这种力量，能打败吗？所以说，他们才不是杂草，是天生有力量的人。我们在座的各位从来不是哪吒敖丙，只是陈塘关可以随意被屠杀的百姓。

哪吒敖丙打败无量仙翁，只是一个强权打败另一个强权，就像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至于整体规则的反思，没有多少。为什么还是帝制？为什么对权力没有约束？如果不改变规则，只是改变谁是强权，真的对民众来讲没有什么用。你只是遇到了一个明君，那要是遇到昏君呢，体制对强权没有任何约束，你还是被随意践踏，侵害。只是这些问题，本片好像从未思考。

而且，当整体规则出现问题时，阐教最上面的元始天尊就没有问题吗？这不也是他的纵容吗？他怎能置身事外？他有想改过规则吗？为什么妖族魔族理所当然被歧视？升仙的途径为什么这么单一？体制对于强者是否有约束？对于弱者是否有保护？这个体制，只是为强者让路，让他们方便管理；而对于弱者的权利，那是丝毫不在意。

哪吒和敖丙，打倒的只是一个强者，并非整体规则，所以这样的事还是会一再发生。

规则不改，再怎么努力，你我仍皆是草芥，仍是可以被强权随意踩死在脚底的蝼蚁。

扎心了

脱口秀演员唐香玉有一个段子，说在脱口秀出名之前，家里的族谱上关于她只写着 “唐氏四子长女”。出名之后，家里连夜修改家谱，改成了 “唐氏四子长女香玉，括号：上过脱口秀节目”。

在传统家族叙事里，女性的名字往往或模糊或消失。在家的历史里，她们是女儿、母亲、祖母、姑姑，是家庭的托举者，也是家族叙事里沉默的背景板。

但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努力，让老一辈的女性在家的历史里显现：八十多岁的杨本芬在厨房里把母亲的一生写成了《秋园》，让隐藏在 “杨仁受之妻” 的母亲，以 “秋园” 这个名字，重新走进大众视野。《韩家往事》把韩德常，一位中国女性的名字，写在第一页第一行。作者在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把读者的视线从宏大的成败叙事，推向被遗忘在历史边缘的韩家五个姐妹。

如今，更年轻的一代正在用“新家史”，记录奶奶、姥姥等长辈的故事。有人用三万字回忆录，记录外婆跨省支边几十年的人生脉络，有人在网上发出“寻根”笔记，拼凑属于过世姨妈的往事，也有人找出了奶奶写下的自传，希望能让更多人读到她的文字。

《小红书2025年新春家庭纪实报告》显示，2024年关于"家史"的笔记同比翻了一倍。在这场年轻一代寻找来时路的集体书写里，一个个被遮蔽、被遗忘的老故事，与故事里的她们，也得以被重新发现和看见。

重新被记住的名字

吴天一是支边三代，去东南沿海求学。在外多年，不免常被问到“你是哪儿人”。但这样的问题却让她有些难以回答，她身份证上印着新疆，但家族的故事里，总能提到广西的山水、河北的麦田和湖北的码头。

在她翻开刘倩冰樟木箱一样的记忆时，这个答案似乎变得清晰了一些。

刘倩冰是吴天一的外婆。去年，吴天一辞掉杭州的工作，回了乌鲁木齐，第一个想法就是为家里的老人写回忆录——她想知道自己从何处来，也想了解家人是怎么过的这一生。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位90后女孩窝在外婆旁边，听外婆如裁缝一样，滴滴答答地缝补往事。

三万多字的回忆录里，外婆以刘倩冰的形象，变得清晰而立体起来。

18岁时，刘倩冰和周先生买了车票，私奔，一路跑到新疆，进了宣传队和加工厂。70年代，家中尝试经商失败，赔了不少钱。刘倩冰又做裁缝，又买拖拉机做活，把家里拉成了“万元户”。后来周先生工作出了问题，刘倩冰卖了她的拖拉机还债，从万元户变成街边小裁缝。周先生癌症去世，过了头七，回到吉县，刘倩冰没日没夜地缝与裁，还了债，还在乌鲁木齐买了房。

她对孩子们说：“我能学会裁衣，学会哈萨话，你们也能考上大学，今年不行明年再来。一家人回到凤山老家的时候，人们纷纷惊叹那个“死了娘”、“爹不管”、“到处讨饭”的女娃，居然教出来四个大学生。

刘倩冰年轻时的照片

“写她的回忆录，好像也在重塑自我。”吴天一说。当她写下这些故事，她能感受到和外婆之间的情感纽带更加紧密，“有一股细细的河流跟着时光趟过来，她做的很多反叛的事情也会鼓励我。”

在吴天一写下的故事里，刘倩冰不断搁浅，又不断奋起，有着“与众不同的女性叙事，是当之无愧向下生长的植物。”

吴天一把这些故事命名为《写给刘倩冰》，她不想说那是自己的外婆，也不想说那是“周家媳妇”，她希望刘倩冰这个名字，被记住的是属于自己的故事。

一个故事，往往首先源于一个名字。去年年初，研究生宫采薇在家里找到了奶奶的另一个名字——妞子。妞子是奶奶的小名，大名叫做邹文敏。

邹文敏1936年出生，1999 年，她找到了一本作业本，写下了第一个字，并命名为《妞子的故事》。

采薇在家里翻出来这捆笔记。她学文学，反复读了几遍，惊诧于只上过两年学的奶奶，居然能写出这样生动的文字。她从两三岁起，就与奶奶一起生活，但读完这些之后她才意识到，原来邹文敏远远不止是自己那“节俭、注重教育”的奶奶。

从1999年到2007年，邹文敏用了快十年的时间，写下自己快半个世纪的故事，将“一个人一生可能经历的各种坎坷浮沉”都写到了。

邹文敏的手稿

在自传的开头，她这样描述自己：“曾几何时，说起话来像滚油锅炸豆子，噼噼啪啪的，走起路来带点小跑，干起事来一铆钉一眼的认真劲，其速度像旋风样麻溜的妞子，由于岁月的几经付出，由于孩子的成家立业，最后老伴的离别，她像霜打的茄子，枯了枝、散了架。”

她是年少时为了念书逃出家门，带领全乡人抗洪抢险，人到四十得到一份税收工作，还会找来《税务通则》《会计学》《成本核算》彻夜研究的妞子，“有着超越时代的觉醒和力量，和与时俱进的韧劲”。

习惯分享的采薇，开始整理奶奶的自传，并发到网上。未曾想到，短短几天时间，居然获得了二十多万人的阅读和评论。有用户评论道：“这哪里是故事，这是历史”，还有用户说，奶奶就是另一个“秋园”。

过去，刘倩冰、邹文敏们的故事，很难被写进家史、家谱里。当老人去世，一个人就简化成一行墓碑上的字，一段短短的悼词，再过几十年，她们渐渐被忘记，留在世界的痕迹也慢慢消失。

但如今，越来越多的“秋园”，开始被软磨硬泡、穷追不舍的后代挖掘出来，她们在时代沉浮里闪着微光的女性叙事，也开始被更多“催更、爱看”的后辈所记住。

寻找从中国来的祖母们

当吴天一在乌鲁木齐的裁缝铺还原"刘倩冰"的姓名时，远在大洋彼岸的Khimera也在用放大镜辨认姨妈留下的中国老照片。

传统、习俗或者偏见有意无意的共谋，让一些普通人的故事被遮蔽与忽略；而另一些故事，则在移民迁徙与文化碰撞中，被遗失、淡忘了。

同样在探寻家族记忆的Khimera，想要找回姨妈的故事。

她没有见过姨妈，出生前姨妈已经过世，流传下来的只有一个模糊的在华生活片段：上世纪20年代曾前往上海担任传教士，被指派去教导当时名流家庭的孩子。姨妈把当时和学生拍的照片带到了美国。但没人知道照片里的是谁，当时过着怎样的生活，现在怎么样了。

今年春节，Khimera 也和很多外国网友一样，有了自己的小红书账号。她想到那些姨妈的黑白照片，于是一口气发了几十张，想要找到姨妈当年生活的更多痕迹。

很快，评论区就有网友通过照片背景，认出了姨妈所在的学校是中西女中，一个网友则帮她翻出了在1927年的报纸，也认出了照片里学生叫周粹英。

慢慢地，他们拼凑出更多姨妈的生活细节，知道她教数学、英语，和宗教，最终，他们找到了半个世纪前跨越大洋前，她所用的中文名字：王紫英。

网友找到了中西女中历史书中的Julia 姨妈

网友拼起来的种种线索，让姨妈那段八十年前的上海往事有了轮廓。

与Khimera一样，不少早期移民、迁徙潮的后代，开始沿着网线，在小红书上整理、寻找被遗忘的家史故事，试图打捞起那些潮水里的记忆碎片。

"connection"（连接）、"identity"（身份认同），这些简单的词，正是驱使新一代回溯家族历史的动力。新时代的浪潮越发汹涌，人们便越需要找到那个坚固的根系。 

身在英国的Vita，是欧亚混血，常被长辈说自己和华人曾祖母长得很像。不过，在她出生之前，曾祖母已经去世。

今年1月，带着对她的好奇，也带着对自己的好奇，她找出曾祖母1957年的照片，把这位过着奢华生活、周游世界、热爱时尚并有一些秘密的曾祖母的生平整理出来，发到小红书上。

在她的叙述里，照片里这位穿貂皮大衣的华人女性，有着传奇的一生：她最早曾在上海当模特，后来搬去香港开皮草店，又逃离香港富商丈夫，来到瑞典，和一个小自己二十多岁的瑞典人结婚，度过余生。

Vita的曾祖母

沿着曾祖母的故事，Vita也开始整理、分享自己家族根系的历史。上世纪60年代，Vita有将近50位中国亲戚移民到英国做生意。母亲在英国开始了一段跨国婚姻，生了两个混血的孩子，后来又有了两个混血的孙子。Vita的祖母和祖父则一生都在中英之间来回穿梭生活……

属于Vita曾祖母、祖母、母亲们的故事，在一篇篇笔记里被拼凑重现。持续在小红书上整理、分享自己的华系血脉史，对于Vita来说，也是在整理自己的一部分，了解她们从哪里来，也是了解自己从哪里来。

每个家族的漂泊史，都是时代转型的毛细血管。当海外华人发出八十年前的旧照片收集线索，母语英文的老外求助族谱上的古繁体字，这些被移民潮冲散的历史碎片，跨过大洋，沿着互联网，最终在小红书上再次成形。

探寻者们不仅拼凑出了家族的过去，也在无形中勾勒出了自己的身份与归属，而那些曾经被遗忘在大洋浪花里的名字，也得以慢慢浮出水面。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奶奶

在这场集体的家史书写热潮里，越来越多的“奶奶”、“外婆”、“姨妈”，开始在小红书上“有了姓名”。

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关于家的故事在小红书被围观了近1.38亿次。这些普通人的故事，不仅成为了家人寻找来处的路标，也正在沿着网线抵达无数的远方。

一个或许会被提出的问题是，打开这些被遮蔽的故事，寻找被遗忘的名字，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呢？

对于家族内部的人，记录历史、寻找源头自然有意义。但对于大众而言，这些个体的琐碎故事，真的有价值吗？这些故事是否只能沿着血缘传递，在两三代人之后便潜入记忆的最深处，无人在意？

在这些个体书写的评论区里，许许多多普通人的回应已经给出了答案。

吴天一的外婆故事笔记下，评论区涌入了众多共鸣的年轻人，“和我的外婆很像”，“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外婆叫什么名字，好惭愧”，“我也要去采访奶奶，把她的的一生从头到尾写下来。”

宫采薇把奶奶的自传分享到小红书之后，持续有人留言追问采薇，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全集、“蹲出书”，陆续有七家出版社私信采薇——今年四月，奶奶邹文敏的自传《妞子讲故事》就要出版。

蒙蒙光在发布给家人写的回忆录后，和小红书结识的朋友建了个“回忆录陪跑群”，为有意给家人写回忆录的年轻人提建议。他发现，小红书上的年轻人对过去的时代很感兴趣，“几代人隔空碰撞，差点把评论区都掀翻了。”

采薇拿到奶奶的自传小说《妞子讲故事》

这样引起诸多共鸣的故事还有许多。当宏大叙事难以回应个体困惑时，具体可触的家的故事便成了一种集体的情感锚点。人们开始回望，通过寻找“来时路”来安放自我。而小红书上那些与家和亲情有关的个体故事，则成了连接每个人的细密网线，让分散在千万里之外的人有了共通、共振的情感。

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王洪喆看来，小红书上的家史和其他家庭故事，“是专属于数字时代的、活着的、有机的写作方式。”通过互动和算法的筛选与分发，有类似经历的个体有更多机会偶遇、相识，照见彼此，能激发更多击鼓传花一样的写作。

来自法国的Sandro在小红书发了一条标题为“我祖母不会扔掉任何东西”的视频。视频里，祖母拿着一个用了六十年的勺子，不断比划着。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听懂法语，但几乎所有人都有个类似的祖母。评论区里，“我曾经在奶奶家找出一桶1986年生产的罐头”、“我奶藏了好多大袋子，打开一看里面全是小袋子，袋子套袋子。”

Sandro Sciarappa 在小红书发的笔记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祖母。普通人的家史或许未必有多大的文献价值，但具体而微小的亲情故事，层叠的日常生活，却比恢弘的建筑更能连接起无数普通人。而当一个个私人历史连接在一起，一个时代的整体史便隐约可见。

历史成为“复数”的历史，是由无数个“刘倩冰们”的日常瞬间累积而成的。当更多普通人的故事被记录，被观看，被筑造成一座凡人博物馆，我们或许终将抵达一个更广阔、更丰饶的历史。

小镇做题家是近年来的热议话题，而作为他们阶层跃迁故事的背景，是那些一直没有机会离开村镇的人。他们受教育程度不高，留守村镇，隔绝于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家庭资源有限，城市生存经验不足，这些没机会离开小镇的人，将进城视为一种“妄念”。

小镇修理铺，日入三元

晚上约莫5、6点光景，王学勤和妻子杨凤珍开饭了。桌上摆着临街店铺卖的熟牛肉、炝炒过的自家种的青菜，还有一瓶太原高粱酒。王学勤边喝酒边吃菜，杨凤珍说话间，则不停对丈夫翻着白眼。

年前，两人闹了点儿矛盾，王学勤开一家家电修理铺，这天他不在，有人来取修好的电视机，杨凤珍作主收了三十元。王学勤回来后，立马发了脾气，他认为那三十块钱收“贵了”。而杨凤珍也丝毫不让理。“光图名声能图来钱？”提及此事，二人不免又是一番拌嘴。

争执间，一位老人来修电饭锅。开关坏了，王学勤为他换了副新的，连零件带修理费，只收了三元钱。按杨凤珍的说法，这就是开年后的第一份收入，听起来不免带着点儿穷酸。

这是2020年春节，正月大年初八，王学勤和杨凤珍夫妇守在修理店内，就这样度过了一个春节。

王学勤夫妇在镇上开修理铺已30余年。铺子就在自家自建房内，毋需房租。一年四季，王学勤大概都戴着墨镜，坐在一张旧木桌前，进行电路板焊接，杨凤珍负责招呼顾客。2014年她患上中风，落下半身不遂的毛病。身体状态好些时，店里一有人来，她仍会倚着门框走出，笑着招呼，要给人倒水、同他们聊天。

杨凤珍患病前，王学勤夫妇除春节或特殊节日，几乎都要开店、守着店面做生意。大儿子王大雷在镇子几公外的乡村开家电修理铺，二儿子王小雷在镇上开摩托车修理铺。顾客大都是四里八乡的熟人，店铺开在自家的房子，吃的是自家土地里产的粮食和菜园里的菜，肉去街上买，生活成本低，虽一年四季守在店里，但有钱赚，日子还算自在。

镇子位于山西晋南，这里丘陵和坡梁起伏，在此地靠种地挣不上钱。镇子十多公里外的东山，蕴藏有丰富的铁矿，上世纪90年代，一座铁矿厂矗立于此，昼夜不息地闪烁着火光，输送矿产资源的交通干道与镇子主街交叉，构成一条繁荣的商业地带。

王学勤夫妇是最早把握这波经济红利，从村里移居到镇上的人家。王学勤的父辈是农民，高考落榜后，王学勤开始自学家电维修技术，初来镇上干个体户时，只能住在租借的马房中，积攒财富后，才在镇上置地建房、娶妻生子。

那时，繁荣的小镇吸引来一波流入人口。有王学勤这样来自附近村子的农民，凭手艺开店，诸如小饭店，理发店、蔬果店、车辆修理铺等等。也有来自四川、湖南的外省人被矿场吸引，前来卖力气。

2005年后，矿场陆续关停，镇子的发展速度放缓。2012年前后，县城房地产生意红火起来，镇子迎来了人口外流时期。镇，作为城市与县城的中间态，曾被许多从乡下渴望到县城的人们视为中转站。镇子衰落，年轻一代纷纷选择离开，去往经济更发达的县城，或去省城务工，汇入浩浩荡荡的城市打工潮之中。

但那时，王学勤和两个儿子不想进城，也不怎么想出远门。他们的生存围绕本地的社会关系和人情展开，一家人也留恋故土。

王家第二代中，王大雷夫妻是最早选择出走小镇的人。2014年前后，他们苦于乡里的生意冷清，率先关掉修理铺，分别进入省城的家电城和电子厂。两年后，二儿子王小雷关掉铺子，为儿女读书，也搬往县城。

留守此地的王学勤，和镇上没落的邮局、家具厂、服装店以及坑坑洼洼的炮弹路一起，像是兀自构成守护旧世界的结界。

2015年，杨凤珍一阵阵犯头晕，她身形高大，自认为身强体壮，起初并未在意，直到一次，上厕所时差点儿晕倒，王学勤带她去县医院检查，人已患上脑梗。不久，杨凤珍爆发肢体障碍，住院治疗了一阵，因错过最佳治疗时机，落下半身不遂的毛病。县医院医生无奈告知，只能靠药物和锻炼尽量维持现状。

王学勤一面看顾维修铺的生意，还要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妻子、大儿子留守在家的两个孩子。他不堪重负。为给妻子看病，让她的日常生活可以自理，王学勤没少求医问药，从大医院到小诊所，从游医偏方到神汉假药，只要听说有用，他们都愿意尝试。年近60岁，为外出看病，夫妻俩才偶尔会闭店，离开小镇。

出走

作为小生意人，王学勤几乎一辈子未离开县域范围。本地人信奉扎根守业，王学勤也几乎将自己的大半生都奉献给小镇和家电修理铺。

王学勤的家乡在镇子十几公里外的乡下。他颇有些少年“天才”，年幼时在村子里拆卸组装家中的半导体收音机、村里广播喇叭，甚至能靠修半导体录音机挣上工分。70年代末，王学勤高考落榜，父亲一卷铺盖，将他送到镇上租借的一间闲置马房，王学勤干起了“个体户”。

8、90年代，王学勤抓住县城购买电视机、收音机等电器的热潮，靠看《无线电》杂志等自学，成为镇上最早的家电修理师傅之一。那时，镇上人对他最深的印象，便是他骑一辆二手摩托车，红色漆皮，超大油缸，发动机一开动，便发出破锣声响。行驶起来，更会拖出一条浓黑的尾烟。骑着这辆摩托车，王学勤也因此成为镇上最早的万元户之一。

随着业务扩展，王学勤的修理铺从马房搬迁到了镇上最热闹的庙场，赚到了钱，王学勤渴望在镇上安居乐业，他买下平房所在的地基，房子先起一层，又加盖一层，楼上楼下七八间，在镇上也称得上“豪宅”。

当时，县供电局甚至来挖“人才”，想安排他入编制，但王学勤觉得干个体也更自由，拒绝了这份“官差”。

或许是自学技术谋生给的底气，王学勤对儿子的学习不算重视， “读个九年义务教育就行”。大儿子王大雷从小爱跟父亲捣鼓家电，初中毕业后，王学勤教给他修理家电的技术。后来，将上门维修这部分工作分配给王大雷。2003年，王大雷结婚后，在距离镇子3公里的D乡开设维修铺，专注于“大锅”（卫星接收器）安装业务，父子二人修完大半个县城的家电，完全不愁生意，他们也成为亲戚中最阔绰的人。

小儿子王小雷15、6岁时，去一家摩托维修铺成为学徒。学成后，王学勤花费6万元，在镇子街道购置一块土地，为王小雷建造自建房，并开设摩托维修店铺，王小雷也成家并自立门户。

同年，王大雷的女儿和王小雷的儿子出生。儿孙满堂的王学勤迎来人生最高光的时刻。那几年每逢年节，王学勤家中格外欢闹，连鞭炮和礼花都要放得比别家要多，要响。

一派繁荣背后，也有暗面。2005年后，私挖乱采导致的事故频出，加之生态政策的收紧，大小矿场逐步关停，在镇上繁忙了十余年的炼铁厂火光冷却。这座炼铁厂一度是小镇经济繁荣的象征。在矿场打工的本地人在其中赚到了钱，成为镇上首先富起来的一批，前来打工的四川人、湖南人等外省人，都带动和促进了镇上的经济和消费。

矿场关停，本地和外地人都走了一批。王学勤那时并为想到，经济支柱的逝去，成为镇子营商环境慢慢衰落的起点。

直到2012年前后，亲戚间开始有人在县城或镇上买房、读书，向县城流动。但王学勤仍没有这方面的心思，两个儿子也“恋家”。他们喜欢吃本地的面食，住惯了宽敞的自建房，也走惯了泥土路。对于王学勤来说，乡土宛如身上的肋骨，抽掉后会感到切肤之痛。

不断更新的技术，也冲击着王家的生意。2012年，宽带网络和机顶盒在镇上逐渐普及，传统的“大锅”逐渐从各家各户的屋顶上消失，数字电视服务成为潮流。王学勤和王大雷的业务量一落千丈。为维持生计，王大雷在家电修理铺拓展了一块区域，开始兼营五金业务，效果并不理想。当时，有人跟他说了博彩这一赚钱门道。随后，他铤而走险，在店里顺带经营起黑彩网站的代理生意，能扩大收入，但也比不过镇上经济好时、家电维修铺的鼎盛期。

没过两年，这一非法业务就被打击和取缔。2014年，王大雷无奈关闭了维修铺，他远赴省城谋取机会，在一家大型家电商城担任维修咨询师，起初月薪3000元。他的妻子李玫随后也追随他前往省城，进入了省城的富士康电子工厂工作。

他们将在镇上开铺子时的经济头脑延续到省城。李玫在工厂工作2年，得了腮腺炎，厌倦电子厂的工作环境后，她退出工厂，做起产品直销，王大雷也被妻子带入了这一行。刚开始，夫妻二人顺利赚到了些钱，手头宽绰，消费也升级了，先是在县城买了地段最好的期房，后来又换了新车。

弟弟王小雷的进城务工之旅则相当曲折。大哥的家电修理铺关停后，他的摩托车修理铺在镇上勉力维持了2年。生意冷清，时间久了，他心气受挫，妻子看店时，他流连于附近的麻将桌。捱到2017年前后，镇上撤学并校，先是中学撤销，后是小学生源外流，教学质量滑坡。尽管不愿离开镇上的家，为了孩子读书，王小雷和妻子还是决定带着孩子前往县城租房陪读，一面打打零工以维持生计。

他先是由嫂子介绍进入富士康，在镇上开店自由散漫惯了，他不适应工厂里严苛封闭的工作环境，不久便离职而去。2017年秋，他由一位朋友介绍来到北京找工作，结果误入传销组织，最终由一位在城市工作的表亲将他接回。

自此，王小雷对城市心生排斥。回乡后，他选择留在家乡开金杯货车，接的活儿也围绕家所在的区域展开，不过，这样跑车能赚到的钱不多。

而这时，王学勤在镇上打拼的根基、经验与智慧，已无法再助力两个儿子在城市的生活。他同时自身难保。妻子患病后，家中大多积蓄都花在看病上。2019年前后，急于为妻子看病的他，曾花5千元买下据说有神效的“西藏灵芝”，杨凤珍服药后却出现高血压、便秘等症状，停用、送检后，才知道是假的。他又受“医托”鼓动，冲动买下去山东滨州的联程车票，打算去一家号称用“干细胞疗法”治疗、吹嘘得天花乱坠的民营医疗机构治疗。

幸好在出发前夕，在县城的小儿子王小雷及时发现并阻拦。为此事，父子俩一度陷入冷战。被传销欺骗过的王小雷认为“医托”不靠谱，王学勤则指责儿子怕出医疗费用。“医托”的骗子身份被揭露，山东之行不了了之。王学勤后怕，如果再去一次，怕是家底儿要空掉了。

这次经历，让王学勤也生了对城市“魔窟”般的想象。他性格本就沉默，不爱说话，那之后，王学勤鲜少再提去城里带妻子看病的事儿，有时杨凤珍向过路人打听哪个地方的医院好，王学勤只摆一摆手，脸上是听天由命的平静，“别想了”。

雪后的小镇

活成镇上基建服务的一部分

如今，王学勤还在努力维持着败落的生意。他有心研究电脑和手机的维修业务，但到底年龄大了，脑力和精力跟不上探索。

而他的修理铺仍在服务着镇上的人们。来修东西的多是上岁数的老人。老人们过惯节俭日子，送来的老物件拆调一番，换个不值钱的小零件，又能支撑个一年半载。一次，一台修好的旧电视长达一个月没人来取，连王学勤都忘了是谁，回头看到戴孝的人来，猛然记起那台旧电视。对方面容惨淡，叹一口气，“取不取也没多大意思，上次赶集之后的第二天，人没的。”这台电视到底没被拿走，王学勤硬塞了对方二十块，等于收个旧东西。

店里留有太多旧家电和物件，因“人情”一概堆积在店铺的角落。平生第一次，王学勤把油漆涂写的“家电维修”四个字明示在月亮门的墙面上，以此说明他还在干这一行。

固守镇子的两代人，似乎仍在等待转机。2022年，王学勤从他人口中得知，儿子和儿媳大打出手，据说要离婚。他询问后才得知，2021年，李玫搞直销过程中听信他人，误入网络“杀猪盘”，还拉了不少亲戚朋友下水，每家都出借了数千到数万元不等，结果对方卷款跑路，夫妻俩最终背上三四十万的外债。但得知后，王学勤无奈地说：“管不了了，自己解决吧。”

王小雷在大城市遇挫后，2017年后，他大多数时间，像候鸟般往返于县城和乡村，没事儿时，他还会回到村里的老家住上一阵。唯有在乡土，王小雷才觉得亲切和安全。2020年，他加入村委会，当起小组长，为母亲杨凤珍办理二级残疾证，争取到每月发放的50元生活补贴。

王小雷育有两个儿子，如今，一个已上大学，一个在上小学，都处在“花钱”阶段。他和妻子在县城租房住，妻子在快递点打包，王小雷则靠开小货车赚点儿小钱。

他挖空思想想赚钱。但没落的山乡小镇，如若不外出打工，实在出路难觅。2023年，王小雷去了趟吕梁的矿场，但险些遭遇矿难。这趟回来后，迷茫的王小雷多半时间选择了在县城“躺平”。没有拉货生意的日子，王小雷保留着搓麻将的爱好，赢了请客吃饭，输了则蹭吃蹭喝，状态看似潇洒，实则要靠拆借以及“撸口子（借网贷）”举债来维持。

眼见着儿子未能出人头地，现在的王学勤，只将希望寄托在孙子辈上，总想着哪天哪一个能出头，至于“能出头”究竟意味着什么，王学勤也说不清。

王学勤的家电修理铺仍在镇上矗立，但偏于一隅，像个垂垂老者，仿佛被时光所遗忘，再难找到结实的存在感，而承受着“摩托”风湿腿病的他，也同修理铺一道，正弯曲地步入他的暮年。

窘境同样悬挂在杨凤珍脸上。她如今靠着服药和锻炼，拖着病体，需要一点一滴算计过日子。一件拆封的快递衣服，说是拼团所购，试穿了，质量太差，样子也和网络图片不对版，要拿去退。她从不去镇上新市场的实体店买，在镇上的人看来，除了逢集或节日时，“那地方卖东西的比买东西的多。”

过去十年家中从小康陷入困顿的生活，她无法全然理解。有时，杨凤珍会想象当初丈夫进了供电局去了县城，今天的日子是否会不一样。 “发祥（王学勤的朋友）在供电局退休，现在一个月三四千。”她慨叹自己“没那个吃财政的命”。

提及镇上其他小店的生意，除了一家老字号的牛肉馆还很红火，王学勤对别的营生只有摇头叹息。不过，之前王学勤去买牛肉时店里要送上一块肉的习惯，店家已经悄然更改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信息有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