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足：我招谁惹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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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也许是在对牛弹琴，也许是想与虎谋皮。但无论效果如何，我们大致能够看清，一个没有敬畏、没有底线的社会，如果再没有“法治”的保驾护航，将会很快沦为活地狱。

4月25日，北京律师李国蓓通过社交媒体披露，她在长沙第一看守所会见当事人谢阳时，谢阳被要求接受极端羞辱性的检查，甚至被“全身脱光、掰开p眼”。

而此前，湖南益阳“414案件”中，当事人罗树中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受了令人发指的虐待：肋骨被打断，被逼吃粪便、喝尿液，身体遭受严重摧残。

这些事件，犹如一块块巨石，重重砸在法治中国的公信力之上，让人们不禁要问：法治的尊严何在？司法的底线何在？  

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完全超出人类的想象力和行为底线，不仅是对当事人人权的粗暴践踏，更是对法治精神的公然亵渎。

法治的本质是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而非成为某些权力滥用的遮羞布。当执法者以暴力凌虐代替法律程序，当看守场所成为羞辱与折磨的舞台，法治的权威如何能够立得住？公众的信任又如何能够经得起这样的摧残？  

法治的尊严，体现在对程序正义的坚守，也体现在对人性底线的守护。无论是羞辱性检查，还是暴力虐待，归根结底都指向一个问题：权力的滥用、监督的缺失、执法者人性的彻底沦丧。

执法者将法律赋予的权力异化为对他人尊严的随意践踏，甚至将看守场所变成“法外之地”。这不仅违背了法治精神，更与全面依法治国的目标背道而驰。试问，当司法程序沦为羞辱与暴力的工具，法治中国如何能够赢得人民的信赖与拥护？

令人欣慰的是，公众对这些事件的关注与讨论，展现了对法治的热切期待。社交媒体上的广泛传播，舆论场中的强烈反响，无不表明：人民对公平正义的渴望从未减退，对法治尊严的捍卫从未动摇。这些声音，既是监督的力量，也是改革的动力。司法机关应当正视这些呼声，以刮骨疗毒的勇气直面问题，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动整改。  

要重塑法治的尊严，首要的是严惩违法行为。无论是羞辱性检查还是暴力虐待，相关责任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严肃追究。违法者不被惩处，法治的权威便无从谈起。其次，要完善监督机制。看守所等场所不应成为监督的盲区，必须引入更加透明的外部监督，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此外，还要加强对执法人员的法治教育，让每一位执法者都明白，手中权力的边界在哪里，法律的底线不可逾越。

法治中国，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每一件司法案件，每一次执法行为，都是法治公信力的试金石。公众对司法的信任，正是从这些具体的细节中一点点积累起来的，也可能在“掰开p眼”之类的丑闻中一点点被消耗殆尽。

司法高层应当深刻反思：如果连最基本的尊严都无法守护，法治的根基又如何稳固？ 今天，人民的p眼被可以被肆意扒开；明天，可能就会轮到你们的p眼、b眼！

全面依法治国，是新时代的庄严承诺，也是亿万人民的共同期盼。让我们以对法治的信仰、对人民的敬畏，守护好每一点尊严，捍卫好每一寸正义。起码，请给“法治中国”留住p眼！

编者按：该文章已经在微信平台被404，但是在网易上仍可正常浏览。

文 | 难得君

一

2025年4月，珠海格力电器股东大会的聚光灯下，71岁的董明珠以压倒性优势开启第五个任期。

这位曾带领格力从年产值不足2000万的小厂蜕变为千亿帝国的"铁娘子"，本应在这个时刻展现企业家的睿智与格局。然而，当被问及管理层年轻化议题时，她的发言却让全场哗然："绝不用一个海归派，海归派里有间谍！"

这句话犹如投入湖面的巨石。

次日，"董明珠称海归有间谍"的词条在社交平台阅读量突破10亿，某知识社区相关话题下，留学归国人员集体发声："我们带着技术回国，不是为了当’背锅侠’。"

舆论场上，支持者搬出"国家安全"大旗，反对者则翻出格力发展史，从朱江洪时代引进日本压缩机技术，到2013年设立美国硅谷研发中心，格力成长的每个关键节点都深深烙着国际化的印记。

二

当情绪化的争论甚嚣尘上时，智联招聘《2024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给出客观答案：2024年回国求职留学生同比激增20%，其中79.3%拥有硕士以上学位；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战略领域，海归优先岗位平均月薪达15440元，较本土毕业生高出28%。

深圳海归专场招聘会上，某新能源企业HR坦言："我们需要既懂国际技术前沿，又能理解国内市场的复合型人才。"

这些数字背后是鲜活的故事：斯坦福材料学博士张晓琳放弃硅谷期权回国，带领团队攻克钠离子电池寿命难题；剑桥教育学硕士陈默在云南山区推行双语教学改革，让2000多名少数民族学生获得国际交流机会。

正如北京海外学人中心的统计显示，海归创业企业2024年贡献税收超千亿元，创造就业岗位120万个。

三

董明珠的言论之所以引发强烈反弹，源于格力自身发展历程的悖论。1995年，正是朱江洪力排众议引进日本大金空调技术，才让格力摆脱"组装工厂"的困境；2016年与德国博世联合建立精密模具研发中心，直接推动格力空调能效比跃居全球前列。当下格力布局的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等产业，核心技术专利中35%来自国际研发团队的贡献。

这种矛盾折射出传统制造企业的转型焦虑。在空调市场趋于饱和的背景下，格力手机折戟、新能源车尚未打开局面，2024年财报显示研发投入占比降至3.2%，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当技术创新乏力时，"不用海归"的宣言更像是对国际化战略受挫的情绪宣泄，而非理性的人才策略。

四

将"海归"与"间谍"简单划等号，暴露出三个深层次问题：

其一，在全球化退潮的背景下，部分企业家的开放心态正在萎缩。某跨国企业高管指出："如果连最渴望报效祖国的群体都遭质疑，我们如何吸引真正的外籍专家？"

其二，反映出某些企业对人才评价体系的懒政思维。网络安全专家李明认为，"与其搞’海归洁癖’，不如建立科学背调机制，某某对全球人才’敞开大门+严格审查’的模式值得借鉴"。

其三，暴露出传统制造业在转型升级中的认知局限。正如某投行分析师所说："当特斯拉上海工厂30%的工程师有海外背景时，排斥国际化人才实质是自我封闭。"

更深层的危机在于社会信任纽带的撕裂。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留学生回国率从2000年的23%升至2024年的82%，这些带着国际视野归来的建设者，不应因个别案例被污名化。

国家安全固然重要，但防范风险的正确方式绝不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五

解决这场风波需要多方理性作为。对企业而言，应当建立"能力本位"的人才观，某汽车集团的人力资源总监分享经验："我们既招聘清华博士，也引进麻省理工团队，关键是用专利贡献、项目成果等量化指标考核。"

深圳近期试点的"人才信用积分"制度，通过整合教育背景、专利记录等20个维度数据，为用人单位提供参考。

对社会舆论，则要警惕将个别现象群体化的倾向，就像不能因某地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就否定所有餐饮从业者。

格力事件最终演变为公共议题，恰恰说明在百年变局下，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凝聚共识。

从钱学森、邓稼先到当今的海归创业者，历史反复证明：一个国家的进步，既需要自力更生的骨气，也要有海纳百川的胸襟。

当我们谈论人才战略时，真正要防范的不是留学背景，而是封闭僵化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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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宇琛

河北，一片古老的燕赵之地。这里的人们，据说慷慨悲歌，但也见证了太多法槌落下时的沉重与回响。那回响，有时带着金属的冰冷，有时带着血的腥气，久久不散。

近些年，有三起案子，像三根鱼刺，卡在河北司法的喉咙里，吞不下，吐不出，时不时就引发一阵剧烈的咳嗽：

它们都打着河北制造的烙印。

都共享着刑讯逼供、冤假错案的标签。

甚至，都见证了生命的消逝：

陈国清，暴钦瑞，原伟东。

三个名字，三段被司法洪流冲刷、扭曲的人生。他们或他们的家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遭遇了相似的命运：被卷入一场看似正义的追捕，却在程序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最终发现：

所谓的证据链条，要么脆弱不堪，要么根本就是人为编织的谎言。

他们共同指向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

那条通往正义的道路，怎么在河北，就显得如此崎岖、如此漫长、如此充满难以预料的曲折？

1

故事的指针，要拨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

1994年，承德。避暑山庄名扬天下，但那个夏天，笼罩这座小城的，不只是酷暑，还有挥之不去的恐惧。

7月30日深夜，一名出租车司机被发现死在车内。利器刺入身体，财物不翼而飞。仅仅半个多月后，8月16日，几乎是同样的地点，几乎是同样的手法，又一名出租车司机倒在了血泊中。

出租车，这个城市流动的风景线：

突然变成了移动的灵堂。

司机们慌了，晚上不敢接活儿。市民们议论纷纷，治安亮起了红灯。

市局的电话，估计快被打爆了。压力，像乌云一样压在每个办案人员的心头：

破案。必须尽快破案。

给死者交代，给市民安心。

然而，线索渺茫。时间一天天过去，案子像进了死胡同：

几个月，毫无进展。

直到11月，转机似乎来了。警方将目光锁定在了承德市大石庙乡庄头营村。一个叫陈国清的村民，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当时的《承德日报》，用充满敬佩的笔触记录了这一辉煌战果：

经验丰富的刑侦人员，运用出色的审讯策略……

这出色的策略效果显著。报道称，陈国清陆续交代了：

十多个犯罪嫌疑人。

像撒网捕鱼，一网下去，捞上来一堆名字。警方挨个排查、审讯，最终，精准地锁定了四个同村的年轻人——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朱彦强。

警方宣布，两起出租车司机劫杀案，成功告破。还在陈国清家中，搜到了一件关键物证：

一把带血的刀。

经过鉴定，刀上的血迹，与第一起案件被害司机的血型，一致：

铁证如山？

2

时间是最好的侦探，它总能在不经意间，揭开幕布的一角，让你看到背后隐藏的真相，或者，是更大的疑团。

很多年后，当案卷摆在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面前时，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细节，浮出了水面。

比如，那把作为铁证的带血的刀。更准确地说，是第一起案件出租车内提取的血迹，以及据称从陈国清家搜出的刀上血迹的鉴定报告。报告的出具日期：

竟然早于陈国清等人被抓获归案的时间。

这是什么操作？人还没抓到，定罪的关键证据之一——

血型鉴定，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是办案人员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还是承德警方掌握了超越时空的侦查技术。

再看第二起案子。警方在遇害司机的车里，找到了一截烟头。又是一份鉴定报告，称烟头上的唾液与嫌疑人杨士亮的血型一致。

报告给出的匹配准确率，高达99.06%：

听起来，无懈可击。

但是，这份鉴定报告的日期，是1994年8月23日。

而杨士亮，是什么时候被抓，什么时候被提取唾液样本的：

1994年10月。整整晚了近两个月。

这烟头是穿越时空，提前找到了它的主人？还是鉴定报告本身，就自带了预言功能？

这些反常的细节，像一个个巨大的问号，砸在案卷上。

河北高院的法官们，也坐不住了。在日后一次次将案件发回重审的裁定书和《发还提纲》里，他们罗列了长长的疑问清单，据统计多达23项，质疑的矛头直指案件的核心：

赃物的下落？

作案时间能否确认？

人未捕获，血型、唾液鉴定如何做出？

人未招供，破案报告为何已出笼？

关键证人（比如那位幸存者）的证言是否受到威胁或引诱？

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获取口供？

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把小锤，敲打着这个案子看似坚固的外壳。

问询被送回了承德中院。但这些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答。

案子，依然在判。

3

从1996年一审开庭，到2004年终审落槌，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朱彦强这四个人的命运，如同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在生与死之间反复颠簸。

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共判了四次：

前三次，判决结果高度一致——死刑，立即执行。

理由很充分，抢劫杀人，连夺两命，手段残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也驳回了三次。

理由同样一致：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每一次发回重审，都意味着将皮球踢回了承德。补充侦查，重新审理。但每次报上来，证据似乎还是那些证据，疑点依然是那些疑点。

这像一场旷日持久的司法拉锯战。一边是地方顶着巨大压力的杀声，一边是省级法院面对疑点重重的卷宗，不敢轻易按下核准死刑的按钮。

拉锯到第三次发回重审时，河北高院的《发还提纲》里，出现了一句极具指导意义的话：

如查证没有新的进展，就留有余地地判处。

留有余地这四个字，像一把万能钥匙，试图打开这个死结。既然证据搞不扎实，杀头的事就缓一缓，但也不能轻易放人。毕竟，两条人命在那里摆着，社会影响在那里摆着。

于是，2004年3月26日，河北高院的终审判决书来了。这一次，没有发回，直接改判：

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三人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朱彦强，被判处无期徒刑。

判决书的措辞，也颇有艺术。

承认四被告人罪行极其严重，其中陈、杨二人按情理应判处死刑，但是：

考虑本案的具体情节，决定对二人可不立即执行死刑。

这个具体情节，究竟是什么？判决书语焉不详。或许，就是那些河北高院自己都觉得没搞清楚的二十多条疑点吧。

更妙的是河北省检察院的表态。他们认为这个判决是适当的，理由是：

尽管本案某些证据上存在不足和遗憾，但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

不足。遗憾。

然后是，基本清楚，基本充分：

这个基本，用得炉火纯青。

它像一块巨大的遮羞布，盖住了证据链上那些无法弥合的窟窿。

就这样，四个年轻人，在经历了四次死刑判决的惊魂之后，虽然暂时保住了性命，却被永远地打上了“杀人犯”的烙印，投入了漫漫刑期。

他们在法庭上无数次翻供，嘶喊着冤枉：

坚称自己是被打出来的口供。

这一切，在留有余地的判决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早在2001年，田文昌等国内顶尖的刑法专家，就曾对这个案子进行过论证。专家们的意见，掷地有声：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改判被告人无罪。

承德公检法机关在办理本案中存在明显严重的程序违法行为，使得本案的办理过程严重违反了司法公正原则，也直接导致本案根本无法认定有罪。

专家的声音，没能阻止最终的有罪判决。

那个叫刘成金的在押犯人，举报的真凶另有其人线索，也被河北高院以经查，所谓真凶在另案被讯问时，均对此予以否认为由，轻轻带过：

否认了。就等于没这回事了？

没人知道，当年的调查，是否真的穷尽了所有可能。

4

时间，是磨灭记忆的橡皮擦，也是考验信念的试金石。

二十多年，弹指一挥间。监狱的高墙，足以磨平棱角，改变容颜。但对陈国清案的四个人来说，有些东西，从未改变。那就是，喊冤。

他们的家人，也从未放弃。奔波于承德、石家庄、北京之间，递交申诉材料，找律师，找媒体。一年又一年。

2021年8月25日，朱彦强，走出了监狱的大门。他在里面待了整整：

25年。

当年进去时，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出来时，已是年近半百的中年人：

我一天都没承认过。我要继续申诉，直到无罪。

他的母亲杨淑霞，头发全白了。她说，二十多年，家不像家。儿子进去时，孙子才几岁，如今：

重孙子都快出生了。

2021年3月，何国强也出来了。他减了七次刑。杨士亮，据说也已刑满释放。

只剩下陈国清。因为始终不认罪：

不配合改造，他在监狱里的时间最长。

2025年才能出来。从1994年被抓算起，他将在失去自由的状态下，度过整整：

31年。

2023年初，已经重获自由的朱彦强、何国强、杨士亮，在家人的陪伴下，又一次走进了最高人民法院。

他们递交了最新的申诉状，带着律师整理的厚厚材料。

最高法的接待人员，收下了材料，说了一句很官方，但也留有想象空间的话：

案情复杂，需要进一步研究。建议他们，补充更多细节材料。

研究。还要研究多久？

从1994年案发，到2024年，整整三十年过去了。

几代法律人，从田文昌到后来的赵军律师团队，接力棒一样传递着这个案子。媒体也一次次报道，《四次死刑，四次刀下留人》的标题，曾震惊一时。

这个案子，甚至被写进了某些大学的法学课堂，作为疑案、错案的典型案例：

可它，至今没有翻案。

前途是光明的：

但曲折的，是他们。是那些被偷走的人生，和永无止境的申诉之路。

5

镜头切换。时间快进到2022年。河北省会，石家庄。

如果说陈国清案是一部跨越世纪的司法悬疑剧，充满了证据漏洞和程序疑云，那么接下来要讲的暴钦瑞案，则更像一部：

惊悚片。

它短促、惨烈，并且直接撕开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个法律术语背后，可能隐藏的黑暗与暴力。

暴钦瑞。一个普通的名字。时年34岁。

2022年7月7日，凌晨。许多人还在睡梦中。暴钦瑞的人生，却被一声粗暴的敲门声打断。

石家庄警方正在进行一场：

代号5·25专案的集中抓捕行动。

目标，据说是当地一个涉嫌寻衅滋事、殴打民工、放高利贷、非法拘禁的团伙。

暴钦瑞，以及他的父亲暴继业、哥哥暴韶瑞、叔叔暴纪涛，还有几个同村的乡亲：

一共10个人，被从各自家中带走。

带队的，是石家庄市公安局裕华分局、新乐市公安局、高邑县公安局三家单位组成的联合专案组：

阵仗不小。

但接下来的操作，却不按常理出牌。

这10个人，没有被送往看守所。看守所，毕竟有《看守所条例》管着，有相对规范的管理，有监控，理论上律师也可以会见。

他们被拉到了石家庄下辖的新乐市，安置在一家宾馆里。

对他们执行的强制措施是：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简称，指居。

这个词，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但在法律圈，它越来越像一个：

敏感词。

《刑事诉讼法》里有规定，理论上，指居是介于取保候审和拘留逮捕之间的一种措施，适用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特别重大贿赂等几类犯罪：

或者普通案件中嫌疑人无固定住所等特殊情况，且需要经过严格审批。

立法的初衷，或许是在保障侦查顺利进行和嫌疑人权利之间，寻找一种平衡。

但在某些地方的实践中，指居的味道，似乎变了。

它有时会变成：

一个不受《看守所条例》约束的变相羁押点。

一个律师难以介入、家属无法探视的封闭讯问室。

一个更容易让嫌疑人交代问题的压力锅。

一个合法的黑屋。

暴钦瑞和他的父亲、哥哥、叔叔们，就被关进了这样的黑屋。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6

仅仅13天。

2022年7月20日：

暴钦瑞死了。

死在了被指居的第13天，死在了新乐市医院的抢救台上。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的父亲暴继业，当时也被关在同一家宾馆，就在隔壁房间。他后来痛苦地回忆，那天晚上，他隐约听到了儿子房间里传来的惨叫声：

声音凄厉。

不久，他听到门外看守他们的保安在低声议论：

完蛋，电疵了。

暴钦瑞被带走后，再也没有回来。

当天深夜，发生了一些反常的事情。办案人员突然给其他被指居的人：

松开了手铐脚镣，还破天荒地送来了比平时丰盛许多的饭菜。

这突如其来的优待，让暴继业等人心里充满了不祥的预感。

第二天凌晨，噩耗传来。医院宣布，暴钦瑞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抢救，无效死亡。

死因是什么？

后来的官方尸检报告给出了结论：

死于肺动脉血栓栓塞，引起的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

听起来，像是突发疾病。

但是，报告的关键在于后半句。法医明确指出，暴钦瑞的死亡，与其生前遭受的多种因素直接相关，这些因素包括：

长时间限制性体位约束，反复机械性外伤，电击伤害。

这份专业的法医报告，翻译成大白话就是：

人，是被折磨死的。

怎么折磨的？

随着检察机关的介入调查，那个宾馆黑屋里的场景，逐渐被还原。

后来的起诉书指控，新乐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民警张旭光、邢子超、王子谦、吴玮涛、马林炫等5人，直接对暴钦瑞实施了刑讯逼供。

他们用了什么手段？

长时间将暴钦瑞铐在特制的铁椅子上，固定姿势，动弹不得。

反复殴打。

使用手摇式电话机，对暴钦瑞进行电击。

手摇电话机，这个几乎只存在于老电影里的物件，摇身一变，成了21世纪的刑具。两个电极，连在人的身体上，这边疯狂摇动手柄，那边电流瞬间通过。

那是怎样一种痛苦？无法想象：

据说，同案的暴纪涛，也被打断了两根肋骨。法医鉴定为轻伤二级。

暴钦瑞，就是在这样的折磨下，熬过了12天，最终在第13天，生命走到了尽头。

7

一个年轻的生命，在警方的指居点里戛然而止。这事，无论如何也捂不住了。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

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此案列为重点督办案件。

河北省检察院启动了异地管辖程序，以排除地方干扰。保定市莲池区检察院、望都县检察院，分别对涉案的新乐市公安局和石家庄市裕华分局的共计11名警务人员（包括民警和辅警）：

以涉嫌刑讯逼供罪、故意伤害罪，提起了公诉。

而就在暴钦瑞死亡后不久，那个曾经动静很大的5·25专案，突然就：

偃旗息鼓。

同案被抓的其他9名暴家亲属和村民，先是被取保候审，没过多久，又被公安机关正式解除了强制措施。

理由是：

公安机关经过进一步侦查，发现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这个结论，无异于承认：

当初抓错了。

所谓的“涉黑涉恶”团伙，根本就不存在。整个案子，很可能就是一场闹剧。

闹剧的源头，指向了同村一个叫暴增强的人。据查，他可能因为跟暴继业家有私怨，于是向警方捏造事实，举报暴家涉嫌犯罪：

这个暴增强，后来也被抓了。

罪名是，涉嫌诬告陷害。2025年1月，检察院对他提起了公诉。

整个事件，形成了一个悲凉的闭环：

有人报假案 > 警方兴师动众抓人 > 采取指居强制措施 > 在指居点刑讯逼供 > 逼死一人，打伤一人 > 回头发现原来的案子是假的，撤案放人 > 起诉刑讯逼供的警察 > 起诉报假案的村民。

一连串的操作下来，似乎：

每个环节都依法了。

最终坏人（诬告者和施暴警察）也受到了追究。

但那个在指居点里死去的暴钦瑞，他付出的代价，谁来偿还？

8

死了一个人，还是在警方的控制之下。带队的警察，不可能不慌。

后来的调查显示，就在暴钦瑞死亡当晚，掩盖行动就已经开始了。地点，新乐市医院。带队的张旭光，开始指挥手下：

删除手机里所有跟专案有关的信息。

并且，要建立攻守同盟。

第二天一早，张旭光召集专案组成员开会。指示：

对外要保密，尤其是不能让宾馆的保安乱说话。

5·25专案还要继续办下去，尽快形成笔录。

人已经死了，但案子还要继续办，口供还要继续完善。这逻辑，令人不寒而栗。

会后，胡伟要求大家退出案件微信群，以防聊天记录被查。他还以市局领导的身份，分别找了负责审讯暴钦瑞的邢子超和王子谦谈话，叮嘱他们顶住压力。

张旭光也曾叮嘱，千万不能在检察院调查时说出刑讯逼供的情况：

监控硬盘已经销毁，检察院拿不到实质证据。

如果说了（刑讯逼供），大家一起完蛋。

要一条心。

他还让辅警马帅，去处理掉那些要命的物证：

宾馆的监控硬盘。

审讯用的铁椅子。

那个手摇电话机。

还有一个铁笼子。

铁笼子？

这玩意儿是干什么用的？细思极恐。

张旭光甚至组织大家进行了模拟问话，排练如何应对检察官的询问。他特别叮嘱那个看起来比较紧张的马林炫，对外就说自己只是负责跑腿办手续的，没参与审讯：

一整套反侦查措施，部署得有条不紊。看起来，经验相当丰富。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或者说，那个叫马帅的辅警，可能是整个链条中最薄弱，也可能是尚存一丝良知的一环：

他，并没有完全照做。

专案组的微信群聊天记录，没删。

那些要命的物证，铁椅子、手摇电话机、硬盘、铁笼子，也没来得及彻底销毁。

检察机关后来介入时，从马帅的手机里，提取到了关键的5·25专案成员分工表等文件。

更重要的是，在马帅的宿舍和住所，检察官起获了那些本该消失的作案工具：

1个铁笼子。

10把铁质约束椅。

若干部手摇电话机。

存有宾馆监控录像的硬盘。

这些冰冷的物件，静静地躺在那里，无声地指控着发生在那个宾馆“黑屋”里的罪恶。它们成了起诉涉案警员的有力证据。

2025年2月13日，保定市莲池区法院。庭审现场：

大部分被告人，对自己在侦查阶段承认过的逼供行为，当庭翻供。

主犯张旭光，矢口否认曾对暴钦瑞刑讯逼供。

其他几名直接参与者，则辩称自己的行为与暴钦瑞的死亡，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甩锅，是他们的本能反应。

辩护律师甚至试图将部分责任推给看守的保安和抢救不力的医院。

但被害人代理律师当庭反驳，那要命的铁椅子，是谁安排搬进指居点的？是张旭光。暴钦瑞死后，又是谁安排把铁椅子抬走的？还是那些办案人员。保安只是辅助看管，真正的虐待，是办案人员直接实施和默许的。

庭审持续了两天。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结果，尚未公布。但等待他们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

9

暴钦瑞案，像一道刺目的闪电，照亮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巨大风险。

法律条文写在纸上，看起来很美：严格适用范围、保障嫌疑人权利、通知家属、律师介入：

但现实，有时是另一回事。

当这项权力被滥用，当指居点变成缺乏有效监督的封闭空间，当一些执法者为了获取口供不择手段时，悲剧就可能发生。

暴钦瑞，不是第一个倒在指居期间的人：

内蒙古呼伦贝尔，科技公司老板邢燕军，指居期间死亡。

湖北红安，盗窃嫌疑人袁时宏，指居期间死亡。

江苏泰州，一名嫌疑人在指居期间被限制饮食和睡眠，最终成了植物人。

这些案例，一次次敲响警钟。

指居，这项2012年刑诉法修改时被寄予厚望的措施，本意或许是为了平衡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但在实践中，却屡屡异化为一种比看守所羁押更缺乏透明度、更容易滋生问题的超羁押措施：

它太容易变成一个合法的黑屋。

暴钦瑞案曝光后，关于指居制度存废的争论，再次甚嚣尘上。

法学界、实务界，观点不一。

无论最终走向何方，改革的呼声已经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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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陈国清案的关键词是证据疑云和马拉松审判，暴钦瑞案的关键词是指居黑屋和酷刑致死，那么，河北廊坊的原伟东案，简直就是一部：

集大成之作。

它几乎囊括了所有冤假错案的典型要素，并且将冤屈与拖延这两个词，演绎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这个案子，早就被媒体和法律界称为：

第二个聂树斌案。

甚至有人说，从证据角度看，它的荒谬程度，比聂案有过之而无不及。

时间，再次拉回到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

地点，廊坊市代管的霸州市，一个叫胜芳的古镇。

五年之内，这个镇子接连发生了两起灭门惨案。

1995年11月29日，以蹬三轮拉货为生的杨长林和他两个年幼的儿子，在家中被残忍杀害。女主人张金萍，因为当时回了娘家，侥幸逃过一劫。

2000年12月22日，胜芳镇税务稽查队的队长刘德成，以及他的妻子王俊玲、儿子刘根，一家三口在家中遇害。

手段都极其残忍，现场惨不忍睹。两起灭门案，时间相隔五年，都发生在同一个镇子，难免让人联想：会不会是同一伙人干的？

恐慌，再次笼罩小镇。破案的压力，如同泰山压顶：

又是几年，毫无头绪。

直到2001年，一个叫魏春江的小偷被抓。为了争取立功减刑，他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他说，他的姐夫陈瑞武，曾和本地人原伟东、杨洪义一起喝酒。席间，这三人曾预谋抢劫刘德成（2000年案被害人）家：

这条线索，成了破案的突破口。

警方立刻将原伟东、陈瑞武、杨洪义等人锁定为刘家灭门案的重大嫌疑人。

在侦查过程中，警方大概觉得原伟东这个人很有嫌疑，于是，合理推断：1995年那起杨家灭门案，是不是也跟他有关：

于是，并案侦查。

原伟东，一个常年在天津打工，偶尔回东北老家的人，就这样，被强行与发生在胜芳镇的两起灭门惨案，捆绑在了一起。

一同被卷入的，还有胜芳本地人汤凤武，以及另外5名嫌疑人。总共7个人。

原伟东为什么会被警方看中？

多年后，他的家人和律师分析，可能跟他的一些特征有关：

他外号叫老黑。

他性格比较直，有点刺头。

他和被害人杨长林、刘德成，都曾有过一些生意上的往来或纠纷。

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这些看似无关的细节，可能就成了警方眼中“可疑”的理由。

有时候，破案靠的不是证据链，而是：

人物画像和合理怀疑。

随着原伟东等7人的落网，这两起悬了多年的灭门惨案，似乎终于找到了凶手，进入了司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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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谁也没想到，这司法程序，一走就是二十多年。而且走得如此跌宕起伏，反复无常。

从2001年9月被限制人身自由算起，到2024年底，原伟东在看守所和监狱里，一共待了：

8507天。

23年多的时间。人生最宝贵的年华，都在高墙内度过。

这期间，他和同案的汤凤武，经历了堪称中国司法史奇观的审判历程：

至少6次被判处死刑（包括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执行）。

案件在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之间，来来回回，像个烫手的山芋。

廊坊中院判死刑。

河北高院觉得证据有问题，发回重审。

廊坊中院再审，可能还是维持原判，或者稍作改动。

河北高院再审，可能再次发回，或者自己改判。

这个过程，持续了近十年。直到2009年11月12日，河北高院做出了一份极其分裂的二审判决。

对于2000年发生的刘德成一家灭门案：

全案宣告无罪。

包括原伟东在内的5名被告人（陈瑞武、杨洪义、王晓敏、尚志红），全部无罪释放。理由？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事实不能成立。

但是，对于1995年发生的杨长林父子三人遇害案：

河北高院维持了对原伟东、汤凤武的有罪认定。

但将刑罚，从之前的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这个判决结果，充满了无法解释的矛盾。

既然认定了原伟东等人与2000年的刘家灭门案无关，那么：

当初警方并案侦查的基础是什么？

那个小偷魏春江提供的关键线索，价值何在？

更重要的是，对于2000年这起案件，原伟东有着几乎是铁板钉钉的不在场证明：

案发时，他远在几百公里之外的黑龙江省呼兰县老家，正在办理缴纳农业税的手续。有火车票为证，有当地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为证。

这个证据，当年警方不是不知道。他们派人去调查过：

但调查的结果是，不予采信。

警方甚至认为，原伟东的妻子李杰，提供这些证据是在包庇丈夫，也对她进行了强制措施和审讯。李杰后来在网上实名控诉，称自己当时也被铐在老虎凳上，遭受过电击威胁。

一个有着完美不在场证明的人，最终虽然在该案中被判无罪，但此前却一直被作为主犯侦查、起诉、审判了近十年。

那么，排除了2000年的案子，剩下1995年的杨家灭门案，认定原伟东、汤凤武有罪的证据，又有多扎实呢？

根据法院历次判决和律师的分析，定罪的主要依据，只剩下两个：

原伟东、汤凤武两人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

该案唯一幸存者，杨长林的妻子张金萍的辨认。

我们先来看有罪供述。

从被抓之日起，原伟东和汤凤武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喊冤。他们坚称，所谓的认罪口供，完全是在警方的刑讯逼供之下，屈打成招的结果。

他们描述了遭受的酷刑：

坐老虎凳。

被电棍电击。

被毒打。

这些指控，并非空穴来风。案卷中，可以看到一些旁证，比如两人入所时的体检记录、受伤的照片、以及同监室人员的证言等。

多年申诉和律师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在2020年廊坊中院的再审一审中，迎来了突破：

法院依法排除了原伟东在侦查阶段的全部有罪供述。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也非常罕见的决定。它意味着，法院在法律层面上，承认了这些口供的非法性。

辩护律师认为，汤凤武的有罪供述，虽然形式上有些不同，但内容与原伟东的高度相似，且同样是在刑讯逼供的持续影响下做出的，也应当一并排除。

无论如何，定罪的第一根支柱，实际上已经垮塌了。

现在，只剩下第二根支柱：幸存者张金萍的辨认。

张金萍，作为灭门惨案的唯一生还者，她的证言无疑是重要的。她在案发后不久，以及多年后的审判中，都指认原伟东和汤凤武就是当晚闯入她家行凶的人。

但是，辨认，尤其是时隔多年的辨认，以及在极端恐惧状态下的记忆，其可靠性是存疑的。

更要命的是，这位张金萍，有一个无法回避的污点：

她当年，还辨认过另一个人，叫赵某辉。也言之凿凿地指认赵某辉是凶手之一。

结果呢：

赵某辉，后来被彻底排除了嫌疑，证明是无辜的，并且获得了国家赔偿。

这个事实，就像一把重锤，砸在了张金萍辨认的可信度上。

2024年6月5日，河北高院对原伟东案进行再审二审开庭。已经获得国家赔偿的赵某辉，第一次走上了证人席。

他当庭证实了两点：

他当年也被警方刑讯逼供，被迫承认参与了杨家灭门案。

张金萍确实辨认过他，并且指认他是凶手。而他，是无辜的。

赵某辉的证言，其杀伤力是巨大的。它几乎彻底否定了张金萍辨认的可靠性：

既然她能把无辜的赵某辉认成凶手，那她对原伟东、汤凤武的辨认，又有多少可信度呢？

至此，支撑原伟东、汤凤武有罪的两大支柱，全部倒塌：

口供，被排除了。

辨认，被证明不可靠了。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客观证据：

凶器？警方说，找不到了，遗失了。

现场提取的指纹、脚印等痕迹？无法与原、汤二人对应。

其他证人证言？大多是传闻，或者前后矛盾。

辩护律师在2024年的庭审中，几乎是摊开了说：现在指控原伟东、汤凤武故意杀人的证据体系，已经彻底崩塌了。被告人口供没了，被害人辨认不可信，客观证据又严重缺失。

按照中国的《刑事诉讼法》，按照“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标准，按照“疑罪从无”的基本原则，这个案子，接下来应该怎么判：

答案，似乎只有一个——宣告无罪。

13

然而，现实，再一次给所有期待正义的人，泼了一盆冷水。

2024年10月29日。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原伟东、汤凤武故意杀人案，做出了再审的终审判决。

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维持的是哪个原判？是廊坊中院在2020年左右再审一审作出的判决（具体刑期未公开披露，但应仍为死缓或无期）。

这意味着，河北高院，依然坚持认定原伟东、汤凤武有罪：

即使在非法证据被排除、唯一目击证人辨认的可信度被彻底动摇之后。

这已经是原伟东，第六次，听到法院对他判处死刑类的刑罚（包括死缓）：

第六次。

这个判决结果，像一块巨石，投入了原本就波涛汹涌的舆论场：

为什么？凭什么？证据都这样了，还要硬判有罪？

人们无法理解。

各种猜测再次浮出水面。是不是真的像外界传言的那样，案子拖得太久，当年参与办案、审案的公检法人员，很多已经走上了更高的领导岗位：

比如，当年霸州市公安局的负责人，后来升任廊坊市政法委的领导。

比如，当年审理此案的一些法官，后来成为了廊坊中院乃至河北高院的院领导。

如果平反，就意味着承认当年的侦查、起诉、审判存在重大错误：

谁来承担这个责任？会不会影响这些已经高升的领导的前途？

这种猜测，虽然无法证实，却在逻辑上似乎解释了为什么河北高院宁可做出一个在证据上明显站不住脚的判决，也不愿宣告无罪：

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太难了。

河北。聂树斌案的阴影，似乎从未散去。

当年，聂树斌案也是真凶出现多年，证据疑点重重，但河北方面就是顶着不办。直到最高法下决心，指定山东高院异地复查，才最终沉冤昭雪。

原伟东案，最高法其实早在2013年，就已经注意到了问题，并指令河北高院进行再审：

但最高法的指令，似乎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

河北高院，把这个再审程序，拖了整整十年。十年磨一剑？最后磨出来的，还是那把指向原伟东、汤凤武的“有罪”之剑。

辩护律师在庭审时，曾当庭提出，鉴于河北司法系统与此案牵扯过深，难以保证公正，请求：

将案件移送河北省以外法院审理，或者由最高法直接提审。

这个合理的请求，没有被采纳。

14

就在河北高院做出这份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仅仅两个月后。

2024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

当人们都在准备迎接新年的时候，一个悲伤的消息传来：

原伟东，死了。

他因为胃癌晚期，多器官衰竭，在羁押他最后时光的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去世：

终年55岁。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2023年，他被查出胃癌晚期。在医院做了胃部切除的大手术。

他的家人，曾向法院发出过绝望的呼喊：

要么现在就判他死刑，给个痛快！

要么就让他保外就医，回家等死！

别再这样折磨他了。

但这些请求，都石沉大海。

因为，他的身份，在法律上依然是死刑缓期执行罪犯。保外就医的程序，异常复杂，且需要监狱管理部门和司法机关层层审批：

最终，原伟东没能获得保外就医的机会。

据报道：

在他做完胃癌大手术仅仅十天后，就被重新押回了看守所。

他就这样，在病痛和冤屈的双重折磨下，熬过了生命的最后一年多。

直到死，他都没能等到洗刷罪名的那一天：

8507天的羁押。

6次的死刑判决。

23年的喊冤。

最终，他带着无尽的遗憾和不甘，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的母亲，早在2003年，就因为承受不了儿子蒙冤的打击，悲愤交加，一病不起，早早离世。

他的妻子李杰，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为了给丈夫申冤，奔走了23年。从一个年轻的妻子，熬成了一个两鬓斑白的中年女人。她收集材料，写申诉信，找律师，跑遍了各级部门。她说：

我坚信他是冤枉的，我从来没想过丢下他。

只要我们家还有一口气在，就不会罢休。

他的儿子，当年父亲被抓时，还是个孩子。如今，已经长大成人。他没有享受过多少父爱，却过早地背负起了为父申冤的沉重责任。

一个冤案，就这样，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吞噬了一个无辜者的生命，也碾碎了一个原本普通的家庭。

而那些可能造成这一切的人呢：

媒体报道中提到的那些当年办案、审案后高升的官员，似乎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影响。

这种强烈的对比，让公众在为原伟东一家的遭遇扼腕叹息的同时，也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了更深的疑虑和愤慨。

原伟东死了：

河北，真的赢了吗？

如果赢的代价，是用一个公民的生命，一个家庭的毁灭，来维护所谓的司法权威和某些人的政绩，那么这种胜利，不要也罢。

15

原伟东走了，但案子还没有结束。

同案的汤凤武，还在监狱里服刑。他已经年近半百，从死缓减为无期，但杀人犯的帽子，依然沉重地压在他的头上。

他的家人，和原伟东的妻子李杰一样，表示绝不会放弃申诉。

代理律师们，也没有停下脚步。他们计划继续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情况，提交新的证据和法律意见，争取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或者检察院抗诉等非常规途径，为这个案子寻求最后的正义。

中国的法律规定，即使当事人已经死亡，如果发现原判决确实存在错误，依然可以启动再审程序，改判无罪，还死者一个清白：

呼格吉勒图案是这样平反的。

聂树斌案也是这样平反的。

原伟东案，是否也能走上这条“亡者归来”的平反之路？

希望，依然存在。

但这条路，注定不会平坦。尤其是在河北这片土地上。

回顾这三起案件。

陈国清案，证据硬伤累累，四次死刑三次发回，最终：

留有余地判了死缓无期。

当事人喊冤三十年，至今未获无罪清白。

暴钦瑞案，因不实举报被抓：

在指居黑屋中遭酷刑致死。

虽施暴者被诉，但暴露出的制度之恶令人心惊。

原伟东案，集冤案要素之大成：

六次死刑判决，完美不在场证明被无视，刑讯逼供证据确凿。

最终当事人含冤病死狱中，至今未能平反。

三起案件，都发生在河北。都指向了刑讯逼供，都充满了程序瑕疵和证据疑点，都让当事人和家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仅仅是巧合吗？

我们常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但对于陈国清、暴钦瑞、原伟东，以及那些仍在申诉路上的蒙冤者和他们的家人来说，光明在哪里？

他们感受到的，似乎只有无尽的曲折，和几乎耗尽生命的等待。

这曲折，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冰冷的手铐，是昏暗的审讯室，是刑具留下的伤痕，是一次次被驳回的申诉状，是某些司法人员的冷漠、推诿甚至阻挠。

这曲折，也是看不见的，是破案压力下的有罪推定，是稳定考量下的息事宁人，是地方保护主义织成的关系网，是问责机制缺失导致的错判无忧：

这曲折最终落在了我们每一个具体的公民身上。

不知道，还要走多少曲折的路，付出多少代价，那光明的法治前途，才能真正照耀到每一个角落，温暖每一个在黑暗中等待的人？

前途是光明的，曲折的，真的是我们。

写于2025年4月23日

本文参考资料：

澎湃新闻，河北22年前劫杀疑案4当事人向最高法申诉，高院曾两次驳回，2016.

红星新闻，四次死刑被驳回，服刑25年刑满释放者朱彦强：将继续申诉直到无罪，2021.

财新网，河北陈国清抢劫杀人案22年申诉无果，2016.

财新网，喊冤20余年 河北陈国清案三被告人再次向最高法申诉，2023.

南方周末，等待939天的庭审：被“指居”者死亡，8名办案人员被控刑讯逼供，2025.

南方周末，多起死亡事件背后：“指居”走样，陷存废之争，2024.

南方周末，被“指居”者离世：公安称其余同案人员“不应当追究刑责”，2023.

中国新闻周刊，河北廊坊两起灭门案背后：两个20年没等到结果的“死刑犯”，2021.

界面新闻，法治面｜廊坊灭门案再开庭，原伟东妻子：坚信是冤案，从未想丢下他，2024.

澎湃新闻，被羁押22年后身患癌症，廊坊灭门案被告原伟东申请现场出庭被拒，2023.

简单梳理一下时间线：

4月17日上午9点8分，我发布《连云港，扛起了中国魔幻主义的大旗》

4月17日12点14分，深圳连云港东海商会秘书长打电话给我求删贴

摘要：深圳连云港东海商会秘书长求删贴的电话：“因为我是深圳市连云港东海商会的秘书长，所以说有时候家乡来招商，我就在西乡商会大厦接待。然后老家领导就第一想到我在这边，我让我跟你沟通一下。” “看看能不能（把稿件）给撤了呗”。

这位秘书长倒是坦率：“污染是事实，毫不（夸张）” 。

并且当地政府和商会秘书长还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这位由当地政府找来的商会秘书长，不仅知道我的身份证姓名全称（我的名字基本处于匿名状态，基本上没有人知道我姓什么，更别说知道我的身份证名字）、我的电话，还知道我目前临时住的地方（坪洲）。作为一个长年居无定所的人，朋友们都不太清楚我住在哪里。

4月18日，连云港东海县青湖镇委托江苏东方金牛律师事务所向我发出律师函，要求删帖。

4月20日晚10点，我取到邮政发来的律师函。

这是我第一次接到这么正规的律师函，挺稀罕的，感谢当地政府的大力表演。

1、连云港东海商会商会作为民间组织，无权以政府名义要求公民删帖。若秘书长以个人或政府关联身份施压，可能涉及滥用职权或民事侵权，根据《民法典》第1032条，电话施压可能侵犯公民人格权中的“生活安宁权”。地方政府通过商会施压，构成变相行政干预。

2、连云港青海县地方政府或深圳连云港青海商会秘书长或江苏东方金牛律师事务所，通过淘宝获取用户姓名、电话、住址等敏感信息，且无明确法律依据，可能构成《刑法》第253条之一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若信息被用于施压删帖而非公共治理，则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4条关于“不得超出必要范围”的规定。

3、在非履行法定职责（如配合司法调查、公共安全等）的前提下，淘宝向地方政府提供用户信息，涉嫌触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9条“”规定经营者对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必须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非法提供、《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明确要求网络平台处理个人信息需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且需取得个人同意、《民法典》第1034条“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禁止非法收集、使用、传输他人信息”。

4、目前不清楚，江苏东方金牛律师事务所，是否因政府指令发送律师函，如果是，则违反《律师法》第50条关于律师独立执业的规定，构成行政权力干预法律服务市场。

5、律师函或投诉删帖本身属于法律手段，但若用于压制合法舆论监督，则可能构成对公民知情权、监督权的侵犯。部分案例显示，地方政府可能将删帖作为“舆情应对”的优先选项，而非公开回应或澄清事实。这种“合法化删帖”可能被滥用，需警惕“以法律之名行压制之实”。

公众期待更透明的回应机制，而非简单删帖压制。

附“证据”之一：

秘书长电话录音全文（前面十几秒没有录到）：

秘书长：因为我老家是连云港的，东海的，对，老家人，刚才打电话给我讲，说有这个事，刚好在宝安。我说那我跟汪总沟通一下。我说离得这么近。

坚果兄弟：怎么称呼你？

秘书长：我姓苗，苗 Jian Fang。

坚果兄弟：你是西乡商会的？

秘书长：对对对对对对，西乡商会。我办公地点在西乡商会大厦。对，一看我们离那么近，我说坪洲地铁口是这样子。

坚果兄弟：但你是想聊什么呢？

秘书长：就是看看能不能给撤了呗，就这样。对，因为老家现在这几年都不是很好干。因为我是深圳市连云港东海商会的秘书长，所以说有时候家乡来招商，我就在西乡商会大厦接待。然后家里领导就第一想到我在这边，我让我跟你沟通一下。

坚果兄弟：但是这个发的文章都是媒体报道过的，而且也是中央督察公开的信息。这个都是真的。

秘书长：对，事实是事实。这个毫无那个（夸张），是事实。王总你待会儿在哪？你有没有空？

坚果兄弟：我可能不方便。

秘书长：不方便。对，那加个微信还是怎么呢？看看能不能方便，可以先撤下来。撤下来的话，反正咱们离这么近，老家的事咱们能帮帮一把。无非就政府担心这个后续会发酵，你感觉呢？

坚果兄弟：但这个事情其实不是说我撤下来就能解决问题。问题是那个事情因为隔了（5年），你看从2022年到现在都五年了。这个事情你怎么看？你自己也是当地人。这个事情其实很好办，就是当地政府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秘书长：是要正面回复的，该改就改，是吧？

坚果兄弟：对，我觉得。

秘书长：这个事情，对，是。

坚果兄弟：公开回应是最好的，所以你是说撤（稿），撤（稿）也解决不了问题。

秘书长：至少要政府要面对要解决这个事情。

坚果兄弟：因为这个事情说实话跟我关系也不大，我也不是当地人，但你看我一个外地人都知道这个事情，那说明这个事情你不解决迟早都会（曝光）。不是我就是其他人，或者就是其他的媒体都进来，所以你说，最好的就是解决问题。

秘书长： 对对对，那肯定是这个既然是社会关注，肯定当地政府一个是要回应，二来事实上要把这问题解决好才行。

坚果兄弟：对，你现在又不是几十年前，你可以通过一些非法的手段解决问题。

秘书长：那不可能。事实存在的。

坚果兄弟：对对对，你怎么去构陷，现在也是扫黑除恶，很多事情也都不是说你一个地方政府能说用权力，用其他的能搞定这个事情是吧？

秘书长：对，别的我们就不说了。王总看看这这您这边的，看看能不能暂时先撤下来，然后看看后续咱们肯定离这么近，总要见个面坐一坐，是吧？

坚果兄弟：这个撤不了，这个撤不了，这个撤不了。

秘书长：行行，那我知道了。好，我给家里回复一下。行，好好。

坚果兄弟： 拜拜。

附“证据”之二：

连云港，扛起了中国魔幻主义的大旗

连云港生态环境局：2023年7月，曾发现磨山水库北侧的连云港鑫昌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涉嫌接收无锡、南通等地印染污泥等一般固废违规堆放问题，截至2024年5月，涉案的11.439万吨固废已全部清理转运，根据清挖验收和损害评估司法鉴定，鑫昌达公司厂房外裸露土壤区域及水下区域已无明显可辨识固体废物，满足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功能使用要求，土壤和地下水环境不需要开展修复。2024年8月，对磨山水库岸北采石场66处坑塘挖掘摸排，又发现2处坑塘填埋固体废物，仍为鑫昌达公司2021年填埋，经鉴定不属于危险废物，已于8月底完成清理转运工作。

退休干部雷女士在歌剧院广场向某政法部门领导递交信访材料后，即被警方以“寻衅滋事”带走行政拘留。雷女士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相关行政处罚、复议决定，但两审均未获得理想结果。雷女士称，4月15日，她又向公安部递交了相关举报材料。

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涉及雷女士因在非信访场合递交材料而被行政拘留的描述，包含日期、地点和处理结果等信息。

雷女士是黑龙江省大庆市一名退休干部，曾多次向相关部门举报黑龙江华汇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套路贷、非法暴力讨债等问题。她认为，当地公安机关未全面调查相关情况。

2023年6月29日晚，第五届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暨第一届黑龙江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论坛在大庆市开幕。

当天上午9时许，时年60岁的雷女士来到开幕式主会场大庆歌剧院。雷女士称，当时广场和平时一样很安静，只有几个游人在拍照。自己恰巧看到某政法部门领导从歌剧院走出来正要上车，于是便走到车右侧轻喊了一声。

“该领导听到后从车上下来，我向他说明是反映华汇案件的材料后，他将材料接过去回到车上。”雷女士说，广场及车周围没有设警戒线，其在递交材料时身边也没有警卫和执勤人员，当时没有人拦截、劝阻她。该领导的车开走后，曾有其他领导批评她不要以该种方式送材料，随后便让她离开。

雷女士告诉“法度law”，此前几天，自己本想将材料递交给另外一名领导但未成功，因此便一直放在包里。旅发大会当天，因自己家离歌剧院并不远，便想过去看看热闹，刚好看到某政法部门领导的车。

“我当时挺高兴的，我就走过去了。”雷女士当时感觉，周围没有人，“因为没有人拦我，要不然我也过不去呀。”

雷女士回忆，交完材料后，原本可能站在附近的警察也已经走过来了。领导看了一眼材料便上车，车开走后，自己还与警察说了几句话，在她快走出歌剧院广场时，又被两个人追上带到警局。

不过，警方的说法与雷女士的说法存在明显不同。

雷女士提供的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大庆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下称“高新分局”）认为，2023年6月29日9时许，在大庆市召开旅发大会期间，雷女士手持信访材料，到非信访部门歌剧院以拦截领导车辆，拒不听从警务人员指令的方式，强行向领导递交信访材料，决定给予雷女士行政拘留7日。

在雷女士提起的行政诉讼中，高新分局辩称，根据雷女士的询问笔录，雷女士通过小区邻居了解到旅发大会开幕式的地点，并提前到达歌剧院门前试图递送信访材料。根据现场监控视频、现场执勤民警等出具的情况说明，当天在领导以及警务人员上车后，车辆即将启动时，雷女士快速来到领导专车右侧，在数名警卫执勤人员对其进行劝阻和拦截时，拒不听从警卫执勤人员指令，仍然强行向领导递送信访资料。

2023年12月4日，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了警方的说法，判决驳回雷女士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书显示，法院未准许雷女士关于对警方出示视频进行鉴定的申请，以及雷女士关于要求相关人员出庭质证的申请。
雷女士上诉后未出庭，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按雷女士撤回上诉处理。

雷女士告诉“法度law”，上诉后，自己要求鉴定《案件来源及抓获经过》的叙述内容、以及两个签名是否真实，还要求警方相关人员出庭。“发生争执后，我口头要求延期开庭，未被同意，所以我就没出庭。”

雷女士还质疑，警方提供的多份证据材料中，对案发时间的描述不一致。

4月18日，“法度law”多次致电该政法部门但未果。

关于雷女士的行政诉讼案，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杨轶群律师向“法度law”表示，信访需按照信访条例的规定进行，但当信访人到了“在非信访场合递交材料以寻求领导干部帮助”的地步时，是否也说明了其他问题？

杨轶群律师提出，在雷女士一案中，是否确实存在固定申诉流程失效的情况？雷女士提出的问题是否属实？政府是否应当及时履职、尽快处理？另外，公安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当持何种执法尺度？

杨轶群律师认为，如果雷女士是首次做出这种举动，那么被行拘7日的必要性有待商榷。无论是警方作行政处罚决定时，还是法院审理时，都需要谨慎考量。

“社会管理与民意表达之间应当取得平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政府应当坚持的原则。”杨轶群律师说，“只有言路畅通，只有争议能够得到实质性的解决，‘邀车驾’的行为才会越来越少。”

北京市京哲律师事务所张天增律师向“法度law”提到，《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证据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鉴定意见以及勘验笔录、现场笔录等。

张天增律师说，最直观证明雷女士是否“拦截领导车辆”“拒不听从警务人员指令”和“强行向领导递交信访材料”的就是现场视频或现场的执法记录视频。如果高新分局无法举证处罚决定书载明的上述违法行为，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雷女士可以在行政诉讼环节中查阅、复印公安机关提交的视频资料。

不过根据判决书记载，公安机关提供了一段视频，说明现场视频提供给了法院，而雷女士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从法院查阅、复印，取得现场视频的。

张天增律师表示，当事人向市政府领导递交情况说明、举报材料等，实质上属于信访行为，根据《信访工作条例》第二十条“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单位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向领导递交信访材料应当在指定的场所，本案中，雷女士在非指定场所提交信访材料，显然是不合法的。

但关于雷女士是否就应被拘留，也要看此种非法信访行为是否达到了被行政拘留的程度，应当根据其非法信访的次数、非法信访的地点、对社会的影响程序等综合评判。如果雷女士存在处罚决定书中所描述的“拦截领导车辆”“拒不听从警务人员指令”和“强行向领导递交信访材料”等情形，应当属于情节严重行为，可以对其拘留；但如果没有处罚决定书中描述的上述行为，警方对其行政拘留肯定就超过了必要限度。

◆◇◆

文 | 难得君

清晨六点，北京某条背街小巷里，三十岁的外卖员王建国正蹲在电动车旁啃冷馒头。手机突然震动——系统派发了1.5公里外的早餐订单，限时15分钟。他匆忙咽下最后一口，头盔下的脸庞被寒风刮得通红，这个河南汉子已经在送餐路上度过了第三个春节。

4月21日，京东发布《致全体外卖骑手兄弟们的公开信》。

京东表示：近期，有竞对平台再次玩起“二选一”游戏，强迫各位骑手不能接京东平台的秒送订单，如有违反，会采取封杀措施。过去，各位骑手都是在三大平台之间自由接单，才能保证自己的收入。因个别平台“二选一”行为，大家的收入会降低16-25%左右，我们对各位的遭遇深**表同情，也对个别平台违法违规行为表示谴责。**

（某平台那两个字不能提，写出来对方律师就会起诉，牛逼的不行）

这封措辞激烈的公开信，像把尖刀挑破了行业结痂的伤疤：头部平台强制骑手“二选一”、十几年未缴纳社保、每百名骑手中就有三人遭遇交通事故……字字句句都在指向外卖江湖的“隐形霸主”。

在朝阳区某配送站点，四十多名骑手挤在十平米的休息室里传阅这封信。墙面贴着“单王月入过万”的横幅早已褪色，角落里堆着磨损的头盔和护膝。

“去年冬天老李摔断腿，平台给了200块慰问金。”来自河北的骑手老张摸着膝盖上的膏药苦笑。他们最关心的不是企业商战，而是公开信里那句“未来三个月招聘十万骑手”，这意味着本就稀薄的订单要再被分流。

海淀区某三甲医院门前，二十多辆电动车挤在树荫下。两个骑手盯着手机叹气：“抢单外挂越来越多，我们这些老实人连汤都喝不上。”其中曾是房产中介的小刘掏出记账本：上月跑了287单，被扣超时费9次，实际到手5832元，刚好够付群租房租金和老家孩子的补习费。

这不是个别现象。平台用精准算法制造着“甜蜜陷阱”：新手期派送轻松好单，三个月后路线越来越绕；雨天加价吸引接单，到达时补贴突然消失。更残酷的是“微笑行动”，骑手每天要随机自拍三次，任何一次没露齿笑就扣分。

在算法的精密操控下，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被驯化的数据。

夜幕降临，朝阳区某商业街亮起密密麻麻的外卖灯箱。在这片“幽灵厨房”聚集区，80%店铺没有堂食。油腻的过道里，三家共用的厨房正同时制作着“轻食沙拉”“老北京炸酱面”和“广式煲仔饭”。来自重庆的厨师老陈边炒菜边吐槽：“平台抽成从18%涨到26%，不用料理包根本活不下去。”

这些挣扎最终转嫁到骑手身上。某次暴雨夜，骑手李大海连续收到五单某连锁品牌的“爆款粥品”，送达时才发现五个订单来自同个料理包加热点。当他浑身湿透地恳求顾客别打差评时，手机又响了，新订单配送费比平时多2元。

那个让全网揪心的脑瘫女骑手，或许是最残酷的隐喻。七年送餐73000单，磨损的六辆电动车见证着她比常人更多的跌倒与爬起。当她在镜头前努力控制面部肌肉挤出笑容时，评论区却充斥着“身残志坚”的感动。

没人追问：为什么社会保障网漏掉了这样的群体？当我们在短视频里为励志故事点赞时，可曾想过这是制度缺位的耻辱？

更荒诞的是企业塑造的“逆袭神话”。某平台宣传的“单王骑手开奔驰”，经媒体调查发现是区域代理商的儿子；刘强东送外卖的温情视频背后，是京东要求骑手每日在线12小时的考核新规。这些精心编织的童话，正在将系统性困境转化为个体奋斗的鸡汤。

在亦庄某骑手权益研讨会上，法学教授展示了一组震撼数据：外卖员时薪已从2018年的21元降至2023年的15.8元，而交通伤亡率三年上升140%。

值得玩味的是，京东公开信发布后，多个城市悄然出现骑手休息驿站，虽然多是企业合作的广告点，但至少提供了免费热水。

改变或许正在萌芽。杭州有骑手自发组建“配送联盟”，通过集体议价争取保险费；深圳出现首个“骑手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就连被诟病的算法，也有平台开始测试“10分钟弹性缓冲期”。这些细碎的火星，能否点燃行业变革的篝火？

凌晨两点，国贸桥下车流稀少。刚刚结束晚高峰配送的老周，把电动车停在24小时便利店门口。玻璃窗映出他开裂的手套和结霜的眉毛，店内电视正重播着某经济论坛的豪言：“数字经济创造千万灵活就业岗位。”

此刻，三公里外的写字楼里，程序员正在优化新的派单系统；五公里外的居民楼，创业者在策划下一个“颠覆性配送模式”；而在城市毛细血管般的街巷中，百万骑手仍在重复着抢单、飞驰、赔笑的动作循环。

当我们将外卖视为现代生活标配时，或许该听听朝阳医院急诊科医生的忠告：“周三晚上最容易接到骑手车祸伤者，那是平台会员日冲单高峰。”

在这个被算法重新丈量的世界里，每份热气腾腾的外卖，都可能沾着某个父亲的汗水、某个儿子的鲜血。

刘强东上个月在朋友圈所写：“利润、市值和财富，不应该建立在底层百姓无保障的生活之上。”

平台战争终会落幕，资本故事总有新篇，但那些在红绿灯间穿梭的蓝色、黄色身影不该被遗忘。

他们用肉身丈量着城市的温度，用速度透支着生命的长度。

当某天我们不再把“困在系统里”当作时髦标签，当社会保障真正覆盖每个风雨兼程的身影，或许才能说：这个时代对得起那些托起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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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权力任性

是真没想到，3天了，三河这地方竟然还在上热搜。并且3天了，居然只有城管部门在连续回应，搞得好像所有的错全在于城管。

这地方是没有上级吗？

如此方式，的确是一绝。领导有权力处罚城管，城管部门主动帮领导担责，那还处罚个屁？这般一来一回之间，出来回应、抢头功的地方城管，硬气的令人害怕。

事发前，多次上门要求必须更换颜色。甚至“现场盯着商家改”。

事发后，即便舆论铺天盖地，他们依旧坦然无惧，不仅没有对当时要求商家更换颜色的原因作出解释，还公然说道，

“如果不怕麻烦、不心疼钱，可以改回原颜色。”

何等的高傲、冷漠，他们根本就没认为自己有任何一点问题，之前要求沿街商铺改招牌颜色，甚至连医院的红十字都必须改成“蓝十字”……即便到了此刻，也天经地义：只要领导下达了命令，你们就得改，为什么需要给你一个理由？借助舆论倒逼地方领导，那你们再花钱改回去呗，看看最后，到底谁更“麻烦”。

是这个意思吧，否则不至于说出如此“荒诞”的回应。

权力的傲慢，尽露无遗。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按照当地的规定，以及前两天的回应，这种“必须改色”的要求似乎留有余地：不允许用红蓝底色或字样（意思是其他的颜色，随便选。）

当时我就很好奇，那为什么那里的人统一选了绿色，不是随便选吗？

关键在于，后面还接了一句话：要与整条街区相匹配，要和城市格调相统一。

这两句一加，前面的便全是废话了。因为此刻，这个统一的颜色，完全可以由个别人说了算。

这也间接解释了上面城管面对如此舆论的淡然和底气来自何处，说句实话，从沿街商铺，到医院，到消防车，甚至到社会核心主义价值观……都能全部改色。城市规划部门，还没这种能量。

所以，如此荒诞、无理，俨然胡闹般的一幕，究竟出自什么由来？即便是权力的傲慢，也不能无理由的钟情于绿色吧？

我看到一种说法，很多领导公开讲话上，都出现过推进“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之类的内容，于是，有些人以及他们的手下，用另一种近乎离谱的方式，重新定义了何谓“绿色化”。

这样的人当领导，挺悲哀的。

我们理解的绿色化，虽然也是环境，但限于青山绿水之间。可另一些人则不同，他们有其他的看法。

当然，也或许这只是手下人自己翻译出来的内容。可至少，上面的人没有阻止。那就是一种默认。

行为虽然很愚蠢，但手下的人明知愚蠢还要往里冲，不正是权力带来的快感吗？

可与此相对应的，是普通人因此忙前忙后，在本就入不敷出的境地里，继续额外的支付着无效的劳动，浪费着时间与金钱。

其实相比医院、消防之类，我更关注的还是最初那家改成绿色牌匾的蜜雪冰城。我在景区舍不得喝20一杯的水时，这家连锁店提供了4块钱一杯的冰柠檬水，在酷热的夏天，让人感激。

所以，个人更能看见这些东西。那个蜜雪冰城的门面，原本安安分分的经营，突然有一天，不得不连夜把招牌刷上绿色，然后又在舆论曝光后改回红色，现在事情的风头越来越大，身心俱疲的店主或许又要开始考虑一下改回红色会不会得罪人，要不要再次改成绿色……

画楼人未醒，风雨落残灯。

荒诞的背后，是一次次用力过猛的“向上表演”，是一场给普通人的生活添堵的“艺术创作”。从绿招牌到绿十字，再到绿消防车、绿标语，这些不是规划，而是用人们的生活当画布，临场作画。

前者狂飙技术。后者，就像那家改来改去的蜜雪冰城，只配身心俱疲。

说实话有点老生常谈了，昨天晚上看到一条新闻，某个地方沿街商户的招牌又在按照“上级领导”的统一部署进行修改，这次的要求有点奇怪：禁止用红、黑、蓝三种颜色作为底色。

我猛一看甚至有点怀疑这位领导是出于私人恩怨不喜欢意大利的米兰，因为国际米兰的队服是蓝黑条纹，AC米兰的队服是红黑条纹，禁止用这三种颜色，就可以精准避开这两支球队的元素——当然，把红蓝的巴萨也给禁了也是符合我赵大胖本人的情感需求的。

特别声明一下，我刚才这一段只是开玩笑。

我此前就曾经说过，当我们觉得一件事情匪夷所思的时候，背后一定有我们没有掌握、或者叫没有资格掌握的信息。

你可以猜，可以推理，但是不一定能够得到准确的答案。

就好比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拜完祖坟之后把大伙儿叫到一起来，说自己想要迁都洛阳，因为开封周边没有天险御敌，万一敌人杀过来了守不住。

他的弟弟、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赵光义给出的反对理由是“在德不在险”。

作为一个资深的军事专家，宋太祖就觉得这个理由匪夷所思，打仗啊，兵临城下啊，血雨腥风啊，残肢断臂啊，这个时候你跟人聊什么“德”？

就好比川普这个老逼登，撒尿之前一个说法，撒尿之后又是一个说法，江湖人称“屙尿变”，他虽然叫“唐纳德”，但是他跟你聊“德”吗？

宋太祖猜不透他弟弟为什么要用“在德不在险”这么荒唐的理由来反对他，就像我们也猜不透领导为什么要禁止米兰双雄和巴塞罗那，猜不透，我就不猜，大不了他约我大雪天去房间里面点着蜡烛喝酒，我不去就行了。

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件事有两点办得很不地道。

第一个不地道的是，在文件还没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实施了，也就是说一个口头命令就让商家花时间成本、经济成本、情绪成本来干这件事。

为什么不下文件，我也不知道，但是如果是我这样做，我肯定就是怕担责，到时候上级问起来好说“我不知道，我没有下过文件，不信你问他们”。

这么做，既没有担当，又不符合流程，有点让人寒心。

第二个不地道的是，“相关科室工作人员”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很是不忿地说：“只要不是红色、蓝色、黑色，都可以呀。”

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我是能听懂她的弦外之音的：“人的视网膜能够区分一百万种颜色，我们只不过禁了三种颜色，禁用比例百万分之三，非常宽容了，还有那么多种颜色你都可以选，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非要这三种颜色。”

你看，说来说去还是商户和记者在胡搅蛮缠了，给你留了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七种颜色你不选，你非要选这三种，这不是杠精吗？【1】

她就是要用这样的措辞来回避解释“不能用红蓝黑”的理由，然后把责任推给商家和提问者，却全然不顾商家使用红蓝黑是完全合法的正当的需求。

我去过很多个城市，其实也经常看见这种整条街都是同一个风格店招的场景，出于什么原因，我其实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但是我不想说。

我想说的是，当下这个环境，看来是要大力促进内循环了，促进内循环，是让我们身边的商家活跃起来做生意，而不是活跃起来换招牌，这虽然能刺激做招牌的广告店的业务内循环，但是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才是花满园。

希望那些喜欢统一招牌的领导，你们暂时压抑一下自己心里的审美（或者其他）欲望，先不要管招牌的事，分点精力管管招商的事。

毕竟人民币的颜色也是五颜六色的，你说是吧？

【1】我知道红蓝黑其实也有很多种区别，此处这么写是使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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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出台后，全球股市巨震，美股大跌，日韩股市崩了，A股也大跌。甚至黄金，原油，加密货币也暴跌。

不知道多少人会瞬间破产。

现在针对美国的加34%关税政策，中国已经反制加34%，看到中国的反制特朗普又50%，中国这次又跟了。

对于中国的反制，我觉得还是正确的，因为川普在乌克兰的表现，就是典型的欺软怕硬，这次接受了，还有无穷无尽的要求。

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打关税贸易战，权贵的生活会受影响吗？不会。最受伤的都是两国的普通老百姓。

虽然美国很强大，但这场贸易战除了看双方的攻击力，更要看双方的防御力。

这就像是七伤拳，伤人先伤己。

所谓的关税，就是对外国商品征税，美国加的关税最后由谁来承担呢？

因为制造业利润本来就低，让中国企业承担不现实，而让美国的进口商来承担，比如沃尔玛，也不现实。因为亏本的买卖没人做。

加了关税，只能产品涨价，最后只能是美国的消费者来买单。

而中美两国主要出口的产品，中国主要是制造业的产品，人们生活必须的一些东西，比如手机、电脑、家电、电池、玩具等。中国进口美国的商品除了一部分高科技如芯片和波音飞机高端产品外，大部分还是农产品和矿产资源。

美国的产品在高端和低端两极分布，中国的产品分布在中间。

而谁在短期内的不可替代性最强呢？

对美国进口货征关税，直接会拉高很多产品的价格，特别是农产品。未来大概率会大豆玉米涨价，猪肉涨价，普通百姓的生活会越来越难。

但对美国普通百姓的生活，也会很难，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特朗普说每天收20亿美金关税，其实都是从美国人身上剐的油。

特朗普想让制造业回到美国，你让美国种地的红脖子去打螺丝，让中国打螺丝的打工人回去种地。

即使这样制造业回流，用工成本远高于中国进口，美国制造同样没有竞争力。

而中国制造的产品，之所以能在全世界有竞争力，除了有全产业链外，还有任劳任怨的打工人。全世界有谁是这种天生牛马？

我在从泰国到马来西亚的火车上，认识一位马来西亚的商人，他说他在浙江有厂，我们聊到很多中国的企业迁到东南亚，但他说还是中国的工人好用。

这些年大学的扩招，虽然就业率不理想，也学不到什么高端的东西，但如果要求不那么高，只要一个合格的工程师，还是绰绰有余。

只要经济形势好转，这些都是受过合格教育的工程师。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这么多物美价廉的工程师。

美国想摆脱中国制造，能在短期内找到同样性价比的替代吗？在短期内，一部分可能可以，但很多东西都不可以。比如中国制造的打火机可以几十年一直卖一块钱。其他国家能做到这个成本吗？

所以这个关税会直接反应到物价上，一定会推高美国的通胀。

所以说关税就是七伤拳，中国产品不好卖，美国也要通货膨胀，美国农作物不好卖，中国人的生活成本也会提高。涨，百姓苦。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自损一千二。

除了这点，还要看双方老百姓的耐受力，看谁更抗揍。同样是一鞭子，抽在牛马身上和抽在千金小姐身上，效果是不一样的。

中国老百姓啥苦日子没过过，耐受力比较强。而美国的老百姓，承平日子过太久，要他们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让他们踩缝纫机打螺丝，可能做不好也难以接受，而且美国人手上是有选票的，做不好下次就不会选你了。

现在全美已经爆发了很多次抗议游行，华尔街也对股市下跌不满。可特朗普团队依然我行我素，胡作非为，他到底是在谋国还是在谋身？

理解了加关税的本质，就知道受伤的都是中美普通百姓。

当我们看到未来猪肉涨价了，就要想到在大洋彼岸，也有一个美国人在超市里痛恨物价上涨。这都是特朗普的锅。

关税的海啸即将袭来，请系好安全带。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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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看到这样一个新闻。

台湾歌手Tank吕建忠到大陆来换了一副心肝。

对这个歌手不熟悉，我们先看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2024年3月份，他到浙大二院治疗，医生说他的病情很严重。需要进行心和肝同时移植。难度系数很大。

然后八九月份病情恶化，11月份已经吃不下东西，心脏和肝脏指标异常，已经万念俱灰，准备回去陪家人度过最后的时光。

可就是这么巧，11月21日，就有一个脑死亡的人捐献了他的器官，心和肝都是一个人的。然后浙大二院的医生就给他进行了心肝的联合移植。

手术成功，他活过来了，又可以活蹦乱跳了。

不知道这位歌手换一副心肝花了多少钱？

针对这个事情，新闻媒体主要报道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医学类的，亚洲首例心和肝联合移植，移植技术又突破了。

另一个是Tank在这篇感谢信里提到了台湾省，还感谢祖国，感谢杭州。媒体报道的重点是他提到了台湾省。

不是，台湾的医疗不是很好吗？前段时间的陆配亚亚不是还说很喜欢台湾的医疗吗？怎么一个台湾歌手会跑到大陆来治疗。

看来我们的医疗，细化一点，是器官移植技术，已经遥遥领先了。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更重要的是得有供体。

我们能在器官移植技术上遥遥领先，更主要的是有很多供体，不知为何，这些年突然脑死亡的人太多了。

同样是浙大二院，浙大二院的陈静瑜在去年7月份还在社交软件上发文称完成了这大二院的第100台肺移植。七个多月就一百多台肺移植。

而且陈静瑜从2002年至今由他本人操刀的肺移植手术已经超过1500台。

一个医生就做了这么多手术，一个医院有多少手术，一个城市有多少手术，全中国有多少移植手术。

每一台移植手术，都有一个捐赠者，当然现在技术先进了，也有一个捐赠者同时捐几个器官，救活几个人的报道。

有网友质疑过陈静瑜做这么多手术的器官来源，陈静瑜还说了每一台器官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都是合法的。

而现在Tank吕建忠换的是心肝，我看媒体报道既有偏医学的也有偏政治的，很少有人提到那个脑死亡的供体，他姓甚名谁都不知道。

只是Tank吕建忠在感谢信里提到了是脑死亡的捐献者。

他能活下来，有惊人的巧合，11月份病重，11月21号，就有一个脑死亡的病例。

器官移植最大的限制除了钱就是配型，而且配型的几率是很低的，可以说是万里挑一。

如果不是脑死亡，可能送到医院已经死了，器官能不能用都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而脑死亡了，器官还没死亡，这种半生半死间，正好可以用。这就是器官移植最好的状态。

所以说Tank的心肝来的太巧了，不但要配型合适，还要正好不知什么原因造成脑死亡，任何一步出错都不可能完成。

能给Tank这样的台湾歌手移植成功，大肆宣传还可以做个活广告，像在台湾都束手无策的手术，大陆都可以妙手回春。

可能未来还会有更多人慕名而来。

而这些厉害的技术对穷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即使碰巧配型成功，高价的手术费就能劝退大部分穷人。

所以大家还是要多注意身体，保护好自己的健康和隐私。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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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角色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面对川皇的关税雷击，最高党报昨日料敌在先，称「天塌不下来」。

但A股今日又打响了3000点保卫战，汇率也大跌，中央汇金还是在下午2点多宣布，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充分认可当前A股配置价值，已再次增持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未来将继续增持，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可见，这种跌幅还是超过了高层预期，不得不紧急干预了。

同时，我国目前可能是惟一一个直接怼美帝的国家《我才说心中有数硬怼川皇，你却下调我信用评级》，对等加税34%，体现了大国风范和气节。

到目前为止，相当数量的国家一边骂骂咧咧一边选择了妥协，主动与川皇联系商讨零关税的落地问题。

对，是如何落地，而非要不要零关税的问题。

这中间跑得最快的，是越南。

自加入CPTPP《越南达标CPTPP，正在发生惊人变化……》以来，越南铁了心要向美帝靠拢。最新的消息是，越南总书记苏林不仅表态愿意零关税，甚至主动邀请川皇访问越南。

而川皇也已经同意前往。

中国南边，注定起波澜了。

想想1978年，我国要改革开放，需要美国市场的配合。而要取信于人，就得彻底与苏修翻脸，说白了，得有投名状。

于是，我方出手教训了苏修支持下的越南社会帝国主义。电影《高山下的花环》演的就是这段历史，我们小时候都看过这部电影，非常惨烈。

有了这场战争，美帝放心地武装我国，甚至给了当时最先进的黑鹰直升机，以联手对付将原子弹对准我国的苏修。

就像二战时武装苏联对付纳粹德国那样。

如今即将半个世纪过去了，沧海桑田，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美帝的眼中钉，而越南却成了美帝的心头肉。

虽然是大国，但我国目前的处境定然有些艰难，毕竟要独力对抗美帝，压力很大。面对美帝的经济霸凌，本以为会一呼百应，拥立我方为盟主，一举冲垮美帝的关税壁垒，并抛弃美元推翻美元霸权进而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却没想到大都选择了妥协。

当然，我商务部昨日也召开美资企业圆桌会，通过企业向美方喊话：关税问题的根子在美国，希望美资企业追根溯源、澄清因果，发出理性声音，采取务实行动。

与会企业代表也很识相，纷纷表示将及时向总部报告。

人间正道是沧桑啊。

不仅他国，就连我国香港，这个独立关税区，也在批评美帝美国「加征关税是霸凌无理，违反世贸组织规定」之后，话风一转，选择了「不跟」。

特区财政司长陈茂波在网络上发帖，称香港对所有进口货品包括来自美国的产品都不设关税。

这意味着，香港也不会跟随内地向美国加征34%关税。

不但如此，陈司长还称，因美国商品进入内地需缴纳34%的额外关税，未来在香港购买美国商品可能存在显著价格优势，这种价差或将刺激更多内地游客赴港采购美国商品。

这是赤裸裸的向内地抢生意啊。

想到这两年，因为大批年轻人移民，香港不少中小学招不满学生，放宽了内地富豪和人才移民标准，已经在向内地吸血。

而在1978年刚改开时，港资是第一批、最大批的外资。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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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的重要性早已超越普通农作物范畴，它既是保障国民肉蛋奶供应的关键支点，也是食用油安全的战略资源。

中国每年消耗的1.2亿吨大豆中，80%转化为养殖业饲料，支撑着全球最大的生猪养殖体系。若没有进口大豆，中国养猪业将面临超6000万吨豆粕缺口，相当于减少2.5亿头生猪产能，这直接威胁到居民日均80克的蛋白质摄入水平。

与此同时，进口大豆每年产出1800万吨豆油，占国内食用油消费的六成以上。更值得警惕的是，国产大豆亩产仅133公斤，若要完全替代进口量，需新增7亿亩耕地，这相当于将现有耕地红线从18亿亩提升至25亿亩，在城镇化加速的今天无异于天方夜谭。

中国大豆进口版图呈现惊人的集中度：2024年从巴西进口7465万吨（占71%），美国2200万吨（占21%），两国合计贡献92%的进口量。

这种格局形成于全球大豆产业的深层变革，美国通过转基因技术将大豆出油率提升至19%，巴西则凭借亚马逊平原扩张种植面积，两国共同垄断全球80%的大豆贸易。

但这种“双头垄断”格局正遭遇地缘政治冲击：2025年对美加征关税后，美国大豆进口量骤降，巴西大豆单价应声上涨12%，暴露出供应链的脆弱性。尽管俄罗斯非转基因大豆价格低于巴西产品，但其年出口量不足200万吨，尚不及中国周均消费量，根本无法缓解困局。

中国大豆自给率不足17%的根源，在于耕地资源与粮食安全的残酷博弈。在必须确保三大主粮自给率95%以上的硬约束下，水稻、小麦亩产400公斤的效率碾压大豆的133公斤。

若将1亿亩主粮耕地转种大豆，虽能增产1300万吨大豆，却会导致4000万吨主粮缺口，足够1亿人口全年消耗。

这种替代成本让决策者陷入两难，既要维持“谷物基本自给”的底线，又需承受80%大豆依赖进口的风险。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品种结构，国产大豆蛋白质含量达40%，远高于进口转基因大豆的34%，本应占据食品加工高端市场，却因加工企业更倾向采购廉价进口豆，导致“优质难优价”的产业怪圈。

破解大豆困局需多维度突围。

在黑龙江、内蒙古等主产区建设千万亩高蛋白大豆基地，通过每亩400元补贴提升种植收益，2030年将自给率提升至25%。

中科院最新研发的“中育豆12号”出油率已达18.5%，较传统品种提升40%，有望打破进口品种垄断。

重构饲料配方体系，推广菜籽粕、微生物蛋白替代技术，2024年已减少豆粕需求300万吨。

在巴西马托格罗索州建立海外种植基地，中粮集团现已控制12个港口码头，形成2000万吨级供应链网络。

大豆危机实质上是农业现代化转型的缩影。当全球粮食贸易体系遭遇逆全球化冲击，既要守护主粮安全的生命线，又要在开放与自主之间寻找平衡点。这场关乎14亿人饭碗的产业变革，注定比芯片突围更为艰难，但也更为紧迫，因为粮食安全的底线，从来不容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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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能在这里发稿，你们之所以能阅读我的文字——我们享用着互联网以及现在的物质生活，而不用考虑饥饿的肚子晚上能否填饱，不用考虑全家人唯一一条打满补丁的裤子谁才能穿出去见人……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选择了市场化，逐步抛弃了计划经济。

虽然这是常识，但我感到越来越多人正在抛弃这个常识。尤其在某些大V们宣扬下（所谓“人民经济”），重新开始怀念计划经济的人越来越多。

这其中，尤其是以没吃过计划经济之苦的年轻人为众。

对经济史的解释，对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观念，但我们必须尊重一些最基本的常识。

这个常识就在于，中央全权指挥经济、按人为的计划而不是按市场需求为特征的经济模式，已经被证明会导致物资的匮乏和经济的僵化，从而带来贫困和饥饿。

这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教训，而是许多曾走过这条路的国家的教训。

国企不是自己的，那么谁又会为国企操碎了心去好好经营呢？

八十年代之前中国是学习苏联模式，虽然中间也有过民间自由经济的极微小的尝试，但主体是完全确定的：政府对经济生产及流通进行直接计划和控制。

这个模式看似是有道理的：在我们的想象中，政府拥有着关于经济全局的信息，也拥有着最聪明的脑袋——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那么就应当由政府来指挥经济生产，哪儿更适合生产就直接在哪建厂，哪儿有需求就直接供应哪儿。

然而正是这个美好的想象，以及它带来的社会实验，让无数人付出了惨痛代价。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种惨痛，因为我的父母亲都曾经历过长期的饥饿。

市场经济为何有效？因为从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开始，西方经济学家们就发现了一点——市场自己具备调控的功能。

他们发现，如果不去管市场，市场会自己产生商品价格，而商品的供应量也会随之波动，那些参与生产和流通的人们也会自然流动，钱也会自然流动，经济自己就会变得繁荣。

亚当·斯密的创举在于，他第一次正式承认了人性的自私其实是一件好事。

他认为，正是自私的人性和自利的本能，让个人不断提升自己的利益——但这并不会毁坏社会，反而会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提升。

所以他说，这是“看不见的手”，也即是市场的自我调控。

尽管这只是现代经济学的起点，也是非常简单朴素的想法，但其石破天惊的程度不亚于牛顿发现了地球引力。

跟万有引力一样，古典经济学也被后来的新理论不断修正和完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被证明并非一定是错，从而让经济学走向“政府干预究竟到什么程度”才适合的争议。

但有一个基本前提始终不变，那就是法治优先——政府即便要干预经济，也必须遵守法律程序。

市场经济和法治的结合，恰好限制了政府直接控制经济内核的“贪婪之手”。也就是说，经济内核是市场决定的，政府只能在法律赋予的权限之内，做一些修补的工作。

当我们认识到这个“底层逻辑”，再回看中国经济的历程和它带给我们的影响，就会理解很多事情了。

在政府全权控制经济的时代，虽然也有一些好处，比如强行调配了资源去那些资本不愿意自然流去的地方，也有利于在国家还是极度贫困的时候，建设一些基础工业、大工业，但它的缺点也是致命的。

这个缺点就是，真正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没办法发展起来。这也是为什么当年的中国能在饿肚子的情况下搞出核武器——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为什么都能搞出核武器了，我们还必须要饿肚子？

因为在很多经济领域，政府的调控都必然走向失败。

这是因为，市场的起点是每一个独立的个人。比如说你现在想吃饺子，这个需求就产生了，而你的购买行为也就自动调控了市场，无数个像你一样买饺子吃的人，就决定了饺子的市场供应量。

但政府无法知道每一个人想吃什么，可能它认为你想吃盖浇饭，但你实际上想吃饺子。

正是这样无数细微个体的需求，以及时刻都在变化的需求，组合起来，让宏观市场产生了。

然而在相反的极端情况中，政府会预估农民能生产更多的粮食，于是收走了农民的全部粮食，农民就挨饿了。

这就是政府管控存在的重大缺陷。

所以，当八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中国走向市场化之后，仿佛一夜之间，我们就拥有了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市场自己有力量。

我们的命运就这样被拯救了，直到现在。

那些没有挨过饿的人，请不要继续抱着那种“全知全能”的政府可以帮你搞定一切的想法，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存在，全知全能而且总想对你好。

市场经济，是人类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市场经济再加上被法律所约束的政府调控，就是我们目前所能达到的最美好状态。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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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宇琛

王成刚警官办了不少案子。2025年春天，他把自己办进去了。

3月25日下午，临沂市纪委监委发了条消息：

沂南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大队长、一级警长王成刚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消息很短，事儿不小。因为王成刚这个名字，连着一桩在临沂拖了八年的命案——二苏案。

2017年，王成刚还是沂南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教导员，主持工作。那年冬天，沂河里捞上来一具男尸，手脚被绑，还系着砖头。死者叫苏庆春。

很快，同村的两个远房亲戚，苏纪峰和苏晓峰，两个快70岁的老头，被锁定为嫌疑人。王成刚正是这起案子的全程主办人。

据后来家属和律师的控诉，王警官和他的同事们，为了破案，手法相当利落：

隐匿了白天清晰的监控视频，只拿出晚上模糊的光点说事。

采用了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硬是从俩老头嘴里“问”出了杀人、沉尸、沉船的全套供述。

案子迅速告破，王警官后来也高升了，当上了经侦大队长。

只是，被他办进去的两个老头，苏纪峰和苏晓峰，一个生于1949年，一个生于1950年，至今还在看守所里。他们被临沂中院两次判了故意杀人，现在一个死缓，一个无期。

1

王成刚进去了。但在他之前，当年指挥这起案子的顶头上司，早就进去了。

2017年案发时，沂南县公安局的局长叫刘星。苏晓峰在法庭上哭诉过刘局长亲自审讯他的情景：

踢我、扇我巴掌，我往外吐血，他说我吐的恶心。

这位刘局长，后来调任临沂市公安局河东分局当局长。2020年12月，官方通报：

刘星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罪名一长串，贪污、受贿、违反各种纪律。网上还能搜到他情人的判决书，一个比他小22岁的女辅警，帮他收了50万。

一个公安局长，把自己活成了段子。

有这样的局长，这样的队长，难怪家属说：

这样的公安，不办理冤错案才是意外。

只是刘星落马的原因里，没提他在“二苏案”里的刑讯逼供。王成刚现在进去了，通报里也没明说是不是因为“二苏案”。

但他们都进去了。

2

说回2017年11月。沂河里的那具尸体，苏庆春。

他被发现时：

身着黑色外套，颈部套着白色尼龙绳，双手被黑色布绳反绑在身后，双脚踝也被黑绳捆住并系着一块空心砖。

苏纪峰和苏晓峰被抓后，很快就认罪了。公安给出的故事版本是：俩老头晚上收网没啥收获，去偷苏庆春网箱的鱼，被发现后遭辱骂，遂起杀心。苏晓峰划船靠近，苏纪峰抡起木棍猛击苏庆春后脑，一击毙命。然后绑石头沉尸，再把苏庆春的船弄沉。

情节完整，逻辑闭环。

但疑点从一开始就像沂河里的水泡，咕嘟咕嘟往外冒。

两位老人见到律师就喊冤，说被打了，不让睡觉，被逼着认罪。可证明刑讯逼供的录音录像呢？警方说：

派出所当时停电，无法同步录音录像。

但是，纸质打印笔录却有。

律师问：

停电了，怎么打印出来的？

后来，警方补一个说明：

监控和打印机不是一个线路。

检察院说，虽然头两次没录像，但后来在看守所录了，口供稳定，能用。

一审开庭，俩老人想当庭翻供，被法官频频打断。最后，苏纪峰死缓，苏晓峰无期。判决书认定：

二被告人被刑讯逼供的辩解不成立。

3

案子判了，但家属和律师没放弃。前后七位律师接力辩护，都坚持无罪。他们发现，这案子几乎就是个口供案，物证链条千疮百孔，甚至互相打架。

警方只提供夜晚模糊的监控，一个移动的光点（据说是头灯），以此推断作案时间和路线。

辩方质疑为何不提供白天同一角度的清晰录像进行比对？

检方说，是“根据案件关联性调取”：

这种选择性取证，指向性明显。

监控显示，俩老头晚上收网比白天下网多用了约30分钟。

控方说，这30分钟就是作案时间。

辩方做了模拟实验，证明晚上收网因为光线、操作等原因，多花半小时是常态，根本没空杀人抛尸。

警方也做了实验，找了个年轻渔民在白天快速划船，证明时间够用。

律师说：

让年轻渔民在白天替代眼花手慢的老人在夜间操作，这样的实验毫无可信度！

一审判决依据法医鉴定，死者胃内“充满食物”，推断死亡时间是饭后1小时左右，正好落在控方认定的作案时间段。

但是，卷宗里配的照片却标注“胃内空虚”：

文字和图片南辕北辙。

几年后，警方又补充了一张“胃内容物”照片，说：

之前标错了。

这张迟来的、模糊的照片，来源成谜，内容不清，更添疑窦。

该案的凶器，按口供是根木棍，随船沉了。

但警方始终没找到。

杀人凶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一个叫巴成发的狱友作证，说苏纪峰在看守所向他承认了杀人。这是唯一的人证。

但律师发现，巴成发的笔录签名是警察代签，理由是：

他不会写字。

可后来视频提讯时，巴成发：

自己签了名。

以上这些打架的证据，在一审都被强行统一了。

4

二审在山东省高院开了五天半。

这次，法庭给了被告和律师更充分的时间。

家属做的模拟实验视频也当庭播放了。

狱侦耳目巴成发也通过视频出庭接受了质证。

庭审的细节，让一审判决的根基摇摇欲坠。

2022年10月，山东高院裁定：

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

案子又回到了临沂中院。

为了寻找真相，苏家和苏晓峰家公开悬赏50万寻找真凶。

5

临沂这片土地，似乎特别盛产这种荒诞的司法故事。

任艳红案，农妇被指投毒灭门，两次判死缓。

起因是：

临沂警方找了个算命先生，算出她是凶手。

她被关押8年后，无罪释放。

张志超案，15岁中学生被指奸杀女同学，判无期。没有物证，时间对不上，全靠刑讯逼供诱供。关押近15年后，无罪释放。真凶至今未找到。

当年，临沂警方骗他说：

未成年人不用判死刑。

贺法田案，村霸1987年持枪杀人判十年，结果一天牢没坐，纸面服刑。37年后，再次杀人。

当年为何没服刑？

临沂公安机关说：

因当时办案人员亡故或年老记忆不清等原因，未能查清。

抓错的往死里关，该抓的查不清。这司法生态，有点东西。

值得一提的是，“二苏案”的检察官朱学珍，也曾是张志超案的公诉人。

据说她在法庭上，不管是对当事人、对法律、对事实、对证据：

她经常会发出轻蔑地笑。

“二苏案”的一审法官陈刚，也曾审理过任艳红案。

套路相似，坚决维护侦查结论，盲信笔录，否定刑讯：

在临沂，办冤案的人，似乎总能在下一个冤案里找到熟悉的位置。

6

刑警队长王成刚进去了，公安局长刘星早就进去了。

当年参与“二苏案”刑讯逼供的副政委曹繁荣、警察李文杰、麻海亮等人，还在外面。

检察官朱学珍还在给其他检察官讲课。

法官陈刚还在继续审案。

炮制冤案的流水线，似乎从未停歇。

2025年3月21日，发回重审的一审判决，在临沂中院再次敲响。结果呢？

苏纪峰、苏晓峰，仍然构成故意杀人罪。

苏纪峰从死刑改判死缓，苏晓峰维持无期。

八年关押，两次庭审，无数疑点，等来的就是这个。从死刑到死缓，看似轻了一点，家属却看穿了门道：

这样它们两家就可以规避最高人民法院来死刑复核这个案件了。这种卑鄙的手段，它们在任艳红案中也使用了。

判死缓，只需山东高院核准，最高法的阳光，就照不进来了。

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这操作，临沂司法界堪称专业。

两位老人当庭表示不服，坚决上诉。家属说，这结果，他们早就预测到了。在他们眼里，临沂市中级法院和检察院：

论制造冤案的能力，它们两家是最专业的，先后办错了全国著名的任艳红案、张志超案、焚童案，本案只是它们两家炮制重大错案的又一力证。

他们说，办案人员从不认真审视事实：两个七旬老人有没有时间杀人沉尸？有没有力气在黑夜里抱着几十斤的水泥砖飞跑？尸体到底怎么捆的？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口供稳定，案子闭环。

家属还提到一个细节，宣判时，审判长陈刚捧着判决书的双手：

在发抖。

陈刚法官，何许人也？他审过任艳红案，审过焚童案，如今又审“二苏案”。办了一起又一起后来被证明是错案的案子，不仅没被追责，反而：

一路高升，从副庭长升到了庭长。

这就是临沂的司法生态：

一个自我循环、自我肯定、自我嘉奖的冤案宇宙。

犯错的人步步高升，喊冤的人日渐衰老。

重审程序本身，也被家属指为“糊弄鬼”。还是那个审判委员会做的决定：

自己审自己，怎么可能推翻自己？

开庭前，法院就宣布，附带民事判决已经生效，等于提前认定了犯罪事实。这场重审，不过是走了个过场。

现在，皮球又踢回了山东省高级法院。两位老人，苏纪峰和苏晓峰，一个76岁，一个75岁，在看守所里已经熬了八年。体弱多病，风烛残年。

八年前，他们只是沂河边两个普通的打鱼老头。

八年后，他们成了这个冤案宇宙里的悲剧主角，名字和任艳红、张志超排在了一起。

临沂的土地上，这样的故事似乎总在轮回。

有些人，注定要用一生去证明自己的清白，或者，用一生去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道歉。

不知道两位老人，还能不能等到走出看守所的那一天。

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话：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只是这恶，有时并非来自张牙舞爪的凶徒，而是来自那些穿着制服、手握法槌、口称“人民”的人。

他们冰冷地运转着一台碾碎人生的机器，面无表情，甚至，带着微笑。

沂河的水，依旧向东流去。河底的淤泥，掩盖了多少秘密？岸上的看客，又能记住多久？这世上，或许真有两种悲剧。一种是好人蒙冤，一种是坏人横行。而临沂，似乎两者都不缺。

写于2025年4月3日

胡德华先生于昨夜（30日）11时左右突发心脏病，骤然离世，年仅76岁，他深夜摔倒在客厅，等家人发现时已经基本没有生命体征，大家对于他以这样的方式离去，都扼腕叹息。德华先生自2022年中秋节前后被检查出患有一种贫血，不定期要输血，不过病情一直控制不错，没想到却被心脏病夺去生命，同他的父亲胡耀邦同志一样，走的这么突然。

胡德华生于1948年11月，至于出生在哪里，连他的母亲李昭也无从知晓，因为当时傅作义军队在偷袭石家庄，临产的李昭被拉上一个运货卡车往太行山区逃难，东躲西藏好几天，路上生下她和胡耀邦的第三个儿子。而当时担任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正在太原战役前线，战争打的非常惨烈，无暇顾及私情，只是从电报中知道了儿子的出生，等到父子第一次见面，儿子已经半岁大了。

1950年代初的胡耀邦一家在川北

德华先生早年就读于育英学校和清华附中，由于母亲李昭在北京东郊十里堡担任国棉一厂厂长，无暇回家照看孩子，所以长期住校寄宿。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文革的中心旋涡之一，不过德华先生是逍遥派，1969年被分配到北京市政二公司当筑路工，工作地点在周口店，干非常繁重的体力活。

“文革”后期胡德华考取重庆通信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通信学院（今天的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教书，所以德华与长兄德平的儒雅不同，他身上有些“理工男”气质，虽然时间很久了，他讲起各种物理学原理，还是如数家珍。德华先生在南京工作九年，过着非常平民式的生活，1986年转业到中科院软件研究中心，90年代初下海，从事科技相关的商业，他在商场保持洁身自好，从来不干官商勾结或沾国家利益的事情，一直凭本事吃饭，所以也就没有发什么大财。

德华先生晚年把相当多时间用于胡耀邦研究，先是编辑了《我心中的胡耀邦》，里面收录了胡启立、费孝通、张爱萍、田纪云、朱厚泽、李昌等人的回忆，资料非常珍贵。他还组织张黎群等人撰写了胡耀邦传（三卷本），其中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三卷本由北京出版集团出版，这个传记质量写的非常好，具有很高的史料和思想价值，不过出版的时候删节比较多。

德华先生最近几年基本算是开始颐养天年，于是集中精力思考父亲胡耀邦的思想发展脉络，更对很多历史问题做了反思。他的思考点主要两个：一是胡耀邦如何与原教旨革命路线逐渐分道扬镳，二是胡耀邦因何在改革问题上与邓小平渐行渐远。他有很多视角独特的分析。

德华先生经常提起：1979年邓小平在访美的路上说，跟美国走的都富起来了，其实我认为问题的另一半也很重要，那就是“跟着苏联走的都穷了”，为什么穷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好好反思，但是这种反思还是很少。

德华先生说，在江西苏区时期，父亲听张闻天同志的谈话，张闻天说：“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这句话对耀邦触动很大。很多革命领袖训话、谈志向就是解放全人类这些空泛的目标，而张闻天把它落在生活上，事后证明张闻天是个讲民主、关心人民真实处境的领导人，1959年他因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被打倒。其实胡耀邦之后逐渐的反思、醒悟，也是认为革命理想如果脱离了人民的自由、幸福，那都是空谈，他的改革开放主张充满了人本主义、人性关怀的色彩，因此才有那么深厚的生命力以及跨时代的价值。

德华先生有次在会计司胡同住址，对我们几个年轻人说，他小时候从来没有觉得父亲有什么异样，直到一件事改变了他的看法。1967年10月，四个穿军装的年轻人登门拜访，德华先生去开门，以为又是造反派来抄家，所以吓了一跳，结果他们客客气气地说，我们来看看耀邦书记。四人自我介绍分别是秦邦宪之子秦铁、袁也烈之子袁勃、黄安生之子黄忠、杨春茂之子杨晓明，他们告退后，德华紧张地问父亲：糟糕了爸，这个秦邦宪不是博古吗？他和王明不都是坏人吗？我们应该跟他们划清界限才是，你怎么还跟他们聊得这么好？胡耀邦沉默了半天，一字一顿地说：你要记住，博古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高级领导人，一个值得尊重的人。德华先生才意识到，父亲是个有担当，并且有自己的思考、从来不人云亦云的人。

德华先生说，父亲很耿直，嫉恶如仇，但是又从来不记仇、与人为善，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团中央的很多下属，胡耀邦对他们都特别好，不仅关心工作，还关心生活，不过他们在文革时候都揭发过胡耀邦，很多亲密战友也曾经反戈一击，但是胡耀邦事后都选择原谅他们。有时候做子女的也都很着急，提醒父亲：爸您不知道他是个坏人！他背后干过很多伤害您的事情，您怎么还对他那么好？！胡耀邦微微一笑：我怎么不知道他是坏人啊？但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德平和德华都说，父亲是非常了解厚黑学、权术，但是从来不利用它。胡耀邦当了总书记说：你搞汉高祖、我搞曹孟德，咱们中国就不进步了，我们要身体力行，推动政治文明规则的进步。

德华先生继承了父亲的真诚、直爽、善良，陶斯亮曾经说：“耀邦叔叔的透明人格让无数人喜欢他亲近他，他的坦荡与赤诚是他最大的特点”，这句话用在德华身上也照样合适。他对人从无阶级之分，对服务员、司机、保安这样从来都是非常尊重，人家要他的电话和微信，他也不拒绝。

德华先生心地善良，他的好友元元、延滨最近两年先后中风，行动不便，尽管他也身体欠佳，还要经常输血，但是每次聚会，他都是自己开车近一个小时，从拥堵的东四环开到拥堵的西四环，用他的话说，身体好点的要照顾差一点的。

德华先生非常简朴，他以前陪母亲住北长街的四合院里面，平时跟大家聚餐无非是去泽园餐厅——毛主席厨师程汝明退休之后开的平民餐厅，点的餐无非是玉米粥、葱花饼、红烧肉之类。到了后来搬到甜水园后，每次去见他，最经常去的是庆丰包子铺和麦当劳，十五块钱六个包子，蘸上一盘醋，他会吃的津津有味，来餐厅就餐的食客，有谁想到他的父亲曾经是共产党的领袖呢？而我印象中，我们吃的最好的一顿饭就是徽商故里餐厅那顿花了1000元左右的“豪华大餐”了。

上图：胡德平、刘湖、胡德华三兄弟，与胡耀邦秘书高勇、沈宝祥等人；下图：胡德华与表兄，杨勇上将之子杨小平

德华先生向来身体健壮，看起来至少比实际年龄小十岁左右。耀邦同志73岁死于心脏病，他在过了73岁的时候，曾经轻松幽默地说，我算是过了这道坎了，没想到他还是没有躲过这个“历史宿命”。

德华先生尽管最后两年身体时好时坏，但是他从来都是乐观的，还制订了很多计划。春节后，他约几个人小聚，我们用阎明复先生晚年曾经得了同样疾病，但是最后战胜病魔，依然享寿92岁来鼓励他，他听了非常高兴，还要询问阎家子女是怎么治疗的。但是人之将终，都会有些预感，去年他去共青城给父亲扫墓时，非常吃力地爬上富华山墓园，在墓前沉思、绕陵走了好几圈、不肯离去，或许他也意识到这是对父亲的最后一次祭扫，在人间做最后的告别。

跟德华先生最后一次微信联系，是他发来一个约半个小时的谈话，回忆2014年访日拜会中曾根康弘和高田勇等老一辈政治家的情形。笔者觉得他跟中曽根的谈话非常重要，并告诉他可以用科大讯飞把这个录音转化成文字，并期待有机会再当面跟他请教细节。

没有想到德华先生这么快就走了，所有人都遗憾他骤然离去，给人留下的只有遗憾和哀思，以及在会计司、车公庄、世纪城、甜水园的那些音容笑貌。

春节后，最后一次见到胡德华先生，他依然很乐观，身后是胡耀邦的手迹：“身居最下游、志在最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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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主期刊：DeepSeek增强中共监控能力，中国输出数字极权威胁世界民主自由

2025年初，中国初创公司DeepSeek发布了一款开源人工智能（AI）模型，震惊全球科技界。该模型性能媲美ChatGPT，却能以极低的成本和计算需求运行。这不仅引发了硅谷的担忧，也促使多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限制其使用。

3月底，民主期刊发表了一篇题为《DeepSeek为何如此危险》的文章，作者是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中国数字极权专家瓦伦丁·韦伯（Valentin Weber）。文章指出，这项技术的真正威胁远超经济与技术竞争，更可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强化监控国家、输出威权统治的工具。

文章截图

韦伯表示：“尽管DeepSeek的成就对金融、经济、技术和国家安全的影响已被广泛报道，但其对威权统治的意义却鲜有人讨论。DeepSeek拥有巨大潜力，不仅能增强中国本已无处不在的监控体系，还将使中国共产党（CCP）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拥有自动化、自主性和科学化的镇压工具这一目标。”

他将中共的监控体系比喻为一场棋局，技术是其保持优势的关键。韦伯梳理了中国监控国家的三次演变：

1. 态势感知（2000年前后至2010年代初）：通过闭路电视和数据处理，中共得以掌握公民的行踪和行为。例如，面部识别技术帮助当局监控维吾尔族等群体。韦伯将这一阶段比作设置“棋盘”，了解“棋子”（即中国公民）的动态。
2. 决策支持（2010年代中期至今）：“2010年代中期，中国的监控产业实现了巨大飞跃。如今，人工智能监控网络不仅能追踪公民（棋子）的下落，还能为中共提供建议，指导其采取何种行动、使用哪些数据以及制定何种策略。”2016年，阿里巴巴在杭州部署的“城市大脑”系统成为一个转折点。该系统可实时处理数据，在抗议发生时为警方提供应对方案，甚至决定是否出警。韦伯将这一步称为“追踪棋子”，为当局的决策提供建议和支持。
3. 自主智能（正在发生）：DeepSeek标志着第三次转型的开端。韦伯指出：“随着中国监控国家进入第三次演变，这项技术开始从单纯提供决策支持，转向真正代表中共行事（即下棋）。”此外，他表示，第三次转型不仅局限于中国国内，AI技术的发展还可能助力中共监控全球。

韦伯设想，未来AI可能直接执行警务任务，例如取消异见人士的旅行计划，或通过电话分析情绪、警告潜在抗议者。他写道：“中共拥有大量中国公司的数据，可以利用DeepSeek以多种方式执行法律并恐吓对手。”

尽管DeepSeek增强了中共的镇压能力，韦伯也指出其潜在风险：过度依赖AI可能导致警方忽视对系统决策的审查，最终使治理失控。他问道：“在紧急情况下，警察会再次核查，还是简单点击‘确认’？”这种依赖性可能在系统层面引发中共内部危机。

最后，韦伯再次警告全球，DeepSeek的诞生“可能会让中共维持更长时间的统治，并推动中国人工智能监控系统向世界各地输出”，最终损害全世界的自由。

二、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2025年度报告指责中国宗教自由状况持续恶化

3月25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SCIRF）发布了最新的2025年度报告。报告继续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Country of Particular Concern, CPC），批评其宗教自由状况持续恶化。

报告封面

报告强调，2024年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仍是全球最差的国家之一。中国政府坚持推行“宗教中国化”政策，强制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融入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伊斯兰教、道教等宗教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宗教团体和信徒实施系统性压制。

报告指出，中国当局通过大规模监控、逮捕和拘留，限制宗教自由，尤其针对新疆的维吾尔穆斯林、西藏的藏传佛教徒以及法轮功成员等群体。

报告还特别提到，中国政府利用人工智能（AI）、大数据以及面部、声音和步态识别技术，对基督徒、法轮功成员和少数民族宗教群体进行大规模监控。中国还将这些“智慧城市”技术和产品出口到超过100个国家，威胁全球人权和宗教自由。此外，中国通过跨国压迫手段限制海外宗教异见人士，例如2024年9月美国政府成功促成被中国监禁近20年的美国牧师大卫·林（David Lin）的释放。

另外，报告记录了中国对多个宗教群体的持续压迫。2024年，中国当局对藏传佛教徒的宗教自由施加更多限制，美国国务院特别协调员乌兹拉·泽亚（Uzra Zeya）在会见达赖喇嘛时重申了对藏人人权的支持。在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继续面临严格监控和拘留。报告还提到，截至2024年，USCIRF记录了810名因宗教自由或信仰问题在中国被拘留或监禁的受害者，其中532人仍未获释。

最后，报告呼吁美国政府采取行动。USCIRF建议特朗普政府迅速任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并对中国实施更有力的政策，包括制裁侵犯宗教自由的中国官员和实体，以及限制对中国的相关技术出口等。

三、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中国多达65%的政府官员涉及腐败

3月20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ODNI) 发布了一份最新的报告，指出尽管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自2012年起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但腐败仍是中共政治体系的顽疾，高达65%的政府官员涉及其中，甚至包括中国最高领导层。

报告封面

其中，即便到了2024年，反腐运动的发起人、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家族仍保留着数百万美元的商业利益与金融投资。

公开研究显示，中共高层的家庭财富令人震惊。报告引用《纽约时报》调查报道称：“2012年，温家宝的家族——包括其母亲、妻子、儿子和兄弟姐妹——控制了至少27亿美元的资产。同样的，习近平的兄弟姐妹、侄女和侄子持有超过10亿美元的商业投资和房地产。”尽管“没有证据直接将这些投资与领导人本人联系起来”，但其政治地位无疑为家族提供了便利。

从2012年至2022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了近500万名政府及中共官员，其中470万人被判定有罪。然而，报告强调：“腐败是中国的固有特征和挑战，因政治体制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共、缺乏独立的官员监督以及透明度有限而得以滋生。”学术研究估计：“大约一半的中国官员曾参与腐败，尤其在地方层面。”贿赂和贪污平均可使官员收入增加四至六倍，高层官员因更大权限获利更多。

报告指出，这场运动不仅旨在清除腐败，更深层反映了“党主导的安全化”，即“针对不守政治纪律和意识形态不纯者的打击，特别是政府最高层”。此外，在反腐运动初期，打击明显针对与习近平政治对手有关的官员。

然而，报告提到：“政治关系如今并不能保护官员免受起诉，包括那些与习近平本人关系密切的人。”例如，2023年被免职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上将及2024年被调查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上将，“两人均被指控违反党的纪律”，显示反腐已超越派系斗争，旨在确保忠诚与效率。

最后，报告表示，目前中国的反腐运动仍在进行，但对其前景并不看好。“腐败在中国的结构性特征——集中权力、缺乏独立监督，阻碍了系统性改革。”习近平的反腐虽取得成果，但“中共不愿允许外部监督，反而优先考虑自我纠正”，使彻底改革遥遥无期。这一矛盾可能长期影响中共的合法性及其长远目标。

反正中国最棒！

编者按：在中铁十局联合承建的泰国政府大楼倒塌后，本文立即被中铁十局集团官方微信平台删除，但有部分网友将其截图、存档，并在网络上传播。

3月31日

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成功

中铁十局城建公司承建的

全局首个海外超高层建筑

泰国新建审计局办公大楼

主体结构顺利封顶

全面进入装饰装修施工阶段

泰国新建审计局办公大楼项目位于泰国曼谷市，主要包括新建办公楼、会议厅、停车楼各一栋，建筑总面积96041平方米。项目周边交通便捷，西临曼谷火车站，东侧与曼谷国家公园相望，建成之后主要为泰国国家审计局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服务，将是中铁十局在泰国发展的一张名片。

新建审计局办公大楼主楼高137米，结构形式为“核心简+无梁楼板”。核心简采用滑模施工技术，无梁楼板采用抬模安装工艺，外架采用爬架施工工艺。为保证超高层混凝土质量，开工伊始即成立了项目技术攻关小组，对关键技术进行研究。

滑模施工技术

滑模施工技术利用滑升装置将1.2米高的工具式模板沿混凝土表面进行滑升，控制每层混凝土的厚度不超过25厘米，实现模板的有效滑动。滑升过程中做好测量纠偏，滑模工作平台的水平偏差控制在1厘米以内。混凝土浇筑完成后，采用专业养护剂进行涂抹养护。该技术实现了滑模施工中模板滑升、系统安装、混凝土浇筑等工作科学管控。

抬模安装工艺

无梁楼板采用抬模施工工艺，利用抬模板材本身的刚度及四角支撑，实现了支撑体系的快搭快拆功能，保证了混凝土外光内实的效果。

爬架施工工艺

外架采用全自动附着式升降脚手架进行整体提升，施工速度快、安全性能高、节约了大量的周转材料。

安装工程施工前，项目安装小组提前筹划，将给排水、电力、消防、空调等各系统管线进行叠图，保证了线缆在狭小空间中的合理排布，实现了多向管线的零碰撞。

在安全管理方面，项目部制定并严格执行安全质量环保教育和培训计划，积极开展岗前、季节性、节假日、停复工等教育培训，确保百分百覆盖，不断提高管理人员、作业人员业务能力与素质。根据当地特种设备情况，对特种作业、质检等人员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杜绝特种作业人员等无证上岗作业现象。加强日常巡检，督促项目加强安全质量标准化管理，严格执行属地、国家及行业规定，做到安全质量管控措施到位。

审计局作为泰国最重要的政府职能部门，项目的建设备受泰国各方关注，泰国审计局相关领导曾多次到项目施工现场视察工程进度、安全生产等情况，对现场施工进度表示认可，对项目安全质量管理工作给予了积极评价。

泰国新建审计局办公大楼项目的高质量建设，丰富了中铁十局超高层施工业绩，也为中铁十局拓展东南亚市场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城建公司将蓄势聚力、赋能前行，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

泰国媒体Thai PBS今日报道，泰国审计署副审计长兼发言人素提蓬·本尼迪（Sutthipong Boonnithi）表示，受缅甸7.9级地震影响（泰国气象部门称地震达到8.2级），审计署位于曼谷乍都乍（Chatuchak）区、正在建设中的新办公大楼在施工期间全部倒塌。目前该项目施工进度已完成30%。素提蓬表示，他已紧急赶赴现场核查损失情况。

新办公大楼项目为30层高层建筑，总建设预算21.36亿泰铢（约合人民币4.6亿元），自2020年启动施工，后因新冠疫情一度暂停。项目由合资企业ITD-CREC（意大利泰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国中铁十局（泰国）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承建。

监督施工的单位为合资企业PKW（由PN Synchronize有限公司，W. & Sahai Consultants有限公司以及KP Consultants and Management有限公司组成），负责主体建筑及附属设施的施工监督，合同金额为7465.3万泰铢，并将债务期限延长至2020-2026财年。

“我应该先报警还是直接起诉？”“如果组里有律师，可以告诉我起诉的流程吗”“当事人未成年，我应该起诉她本人还是监护人？”

自从百度副总裁谢广军女儿“开盒”网友以来，小可（化名）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帮被‘开盒’的孕妇网友打抱不平，我接连被两个人‘开盒’，其中一个就是谢广军女儿。”3月19日，南都、N视频曾重磅推出《“人肉开盒”再调查：网络灰产隐秘升级，记者买到自己的秘密》，全网关注度破亿。

越来越多的人决定站出来。3月23日，小可告诉南都、N视频记者，她计划起诉维权，目前已经共有10位受害者，“被‘开盒’后，有人不停收到短信骚扰，有人被迫搬家”。

南都、N视频记者对话了10位“开盒”受害者的代表小可。她表示，“维权成本真的太高了，很多人被‘开盒’后可能抱着‘算了’的心态，但我希望自己坚持下去，让网暴者和‘开盒’者公开道歉，赔偿精神损失费。”

文|实习生 赖魏楚 南都记者 韦娟明 敖银雪

本文来自南方都市报·南都即时

【对话10位“开盒”受害者的代表小可】

南都：你们是如何卷入这场“开盒”风波中？

小可：3月12日，一位孕妇网友在“粉丝心疼某韩国明星行程紧张”的帖子下留言，大致意思是“明星坐头等舱，粉丝没必要心疼”。而后，这条评论被粉丝围攻，孕妇网友也遭到更严重的网暴和“开盒”。她的个人信息被公布在微博上，还有人打电话、发短信给她的家人进行恐吓、诅咒。

3月15日，我在豆瓣刷帖时，了解到事件的始末，我认为网暴和“开盒”者做得太过分了。之前听说粉圈常有这种现象，我以为一般是群体之间的争执，但这件事却是一个群体对个人的霸凌，这太恐怖了。而且，这位孕妇并不是粉圈里的人，她只是刷手机时评价了一个明星而已，就遭到恐吓。

出于正义感，我在这起事件的词条里发表了大意为“粉丝开盒也太可怕了，简直目中无人”的评论。发表评论的当天下午，我就在豆瓣看到我被“开盒”的帖子，一个微博ID为“美**”的账号对我进行“人肉开盒”。豆瓣的发布者在搬运的时候并没有把我的个人信息完全打码，直到我看见这条帖子时，评论已经有五百多条了。

随后，我又在微博上收到了一条新的消息——ID为“妳的眼眸是***湖泊”的账号“开盒”了我的个人信息，这个账号后来被网友指出是百度副总裁谢广军女儿的账号。

南都：发现被“开盒”后，你采取了哪些措施？

小可：发现自己被“开盒”后，我马上录屏取证，并举报了相关微博。这两个账号还“开盒”了其他人，其中很多是在孕妇网友被网暴的话题里帮忙发声的人。

“美**”和“妳的眼眸是***湖泊”这两个账号，对我进行“开盒”的信息不完全相同。“美**”公布的信息中，只有电话是正确的，而“妳的眼眸是***湖泊”这个账号“开盒”的信息都是正确的，他们使用的数据库应该不一样。

3月16日，百度副总裁谢广军女儿“开盒”事件的话题热度持续攀升，“妳的眼眸是***湖泊”清空了微博。3月17日，谢广军在微信朋友圈道歉。

我感到非常气愤，在此之前，我根本不认识她，和她无冤无仇，只是带话题发表了一条评论，她就随意“开盒”我，公开我的个人信息，我决定起诉维权。

南都：目前你和另外9位“开盒”受害者的维权进展如何？

小可：我不追星，之前也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对相关法律并不了解，我在豆瓣上发布了求助帖，明确表示自己是被“开盒”的受害者，希望相关受害者共同起诉维权，以及获得支持和帮助。

一些有相似经历的受害者陆续联系我，他们都被“美**”或“妳的眼眸是***湖泊”曝光个人信息。目前已经有10位受害者，但由于户籍所在地不同，大家暂时只能各自报警维权，不清楚后续是否能够联合起诉。

大家被“开盒”后的受害方式和程度各不相同，有人不停收到短信骚扰，也有人因为家庭住址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不得已搬家了。

有成功立案的受害者反映，警方根据“美**”的账号追查实名信息，却发现“美**”只是“开盒”者购买的账号，并非其本人。若要起诉“开盒”者，就要先确认对方的身份信息等，否则起诉只能暂时搁置。我们根据“美**”过往发布的帖子，猜测对方应该是吉林一所学校的学生。

南都：你们对未来的维权持什么态度？

小可：目前我初步掌握了一些起诉所需信息，即使信息齐全，对于我而言，起诉维权仍然是一条艰难的路。一方面，我并不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一切必须靠自己去学习；另一方面，维权的成本相对高昂，我曾经咨询过律师，对方提出的律师费是5000元。更不必说起诉将要耗费的时间和人力成本。

尽管如此，我还是坚定地选择起诉，我们希望通过起诉和舆论的力量，让网暴者和“开盒”者公开道歉，赔偿一定的精神损失费，以及让学校、公司对相关方作出相应的处罚。

“开盒”对我来说，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攻击。因为我及时举报了相关微博，所以并没有对我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不管谁遇到这种事情，都会觉得挺倒霉的。

被两度“开盒”后，我的心情一直很低落。为了维权，只能不断压缩休息时间，每天还会收到很多负能量的信息，感到身心俱疲。

维权的成本真的太高了，所以很多人被“开盒”后可能抱着“算了”的心态，这也导致“开盒”和网暴的成本非常低。我不想这样，所幸在维权的过程中，收到了来自网友及各方的帮助和鼓励。接下来，我计划专心研究起诉维权的事情，希望自己能坚持下去。

央视新闻去年曾报道：2025全国返乡入乡创业者有望超1500万人。

《返乡入乡》《有望》——论语言素养，还得看权威机构，抛开事实不谈，回家种地怎么能不算《创业》呢。

但现在看来，1500万可能有点保守了。春节才刚过，全国各地竟兴起“返乡潮”：江浙沪民工滞留30w、广州返乡潮堪比春运、招二十来二百、近70%农民工无工可打…（具体可在短视频平台搜一下）

与此同时，刚结束的“23省联考”也迎来了一波“逆势增长”：报考人数超530万（计划招录16.6万），其中甘肃报考19.27万，较去年增长34%，湖南参考29.4万，较去年增长56%…大胆预计明年有望超过700万。

因为得益于22年的大扩招，26届毕业生数量将增长 30 多万！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这期简单聊一个现象，就是大众对“体制身份”，已经执着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

得益于同行的衬托，原地踏步也是大幅进步，无论是长辈间的攀比还是相亲市场的估价，铁饭碗工作已经一改往年“学历低、不上进者才会报考”的刻板标签，成为最有实力的加分项。

相比之下，程序员、律师、高校青椒、医生…这些原本“光鲜亮丽”的职业，似乎不是低薪内卷就是裁员，早已被贬得一无是处，在哪

但以风评下降最为厉害的程序员为例，并不是到了35岁就一定会被裁员，也并非人均996（体制内某些岗加班也很严重），相比之下就业面不要太广，不买房的话被裁前可能连养老金都能攒够…

（卷大厂当然不容易，但当下的春秋招牛马市场，计算机技术相关的专业，就是更好找工作、薪资也更高）

除了少数能回家做“全职儿女”的幸运儿，这两年没找到合适工作的待业毕业生，大部分可能都在备考公务员，过着与社会完全脱节的日子——仅豆瓣这种小众平台就聚集了几十万备考者，很多原本悠闲自在、文艺气息浓厚的小组，现在的日常话题“除了跳槽就是考公”。

考公同学间安慰人的永恒话术是，“考得次数多了，上岸就是必然”。但这显然不可能，就算低到30:1的报录比，依然意味着剩下那29个同学无论多努力，终究只是炮灰，二战到明年境况更惨，应届生的脑子更好用，刷行测真的会把人刷笨…

为什么职业歧视这么严重，为什么对体制又如此着迷…几百人竞争一个离家也不算很近的县镇岗，报高额培训班、牺牲生活体验，图什么呢。

按照中式幽默的逻辑，图的大概是某种“预制人生”，更稳定的工作带来更高的社会地位，更高的社会地位带来更优先的择偶权，更优质的伴侣带来更优质的子女…

考公的同学可能更多是出于无奈、没得选，但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Offer，竞争压力也不至于这么恐怖，在绝对的录取比例面前，一切努力最终都是自我感动的笑话。

从社会整体来看，仅用二三十万个岗位就稳住了近千万的年轻人的做法，无疑是社会工程的壮举，但换个角度，一个遍地范进、对稳定趋之若鹜的社会，大概率会走向固化和畸形。

最近对职业歧视的感受，真的有点深刻，但对于很多专业来说，除了考公又没有更好的出路。

作者——芬尼根守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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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青网法治研究院牵头，中国商报“尚法新闻”、中国企业报企业合规与治理研究院、新黄河客户端、指尖新闻等多家媒体联合发起，“法度研究院”独家支持的“公益普法热线”正式上线运营。

“公益普法热线”采取团队轮流值班模式。公益普法律师团队将依托北青网平台，向社会公众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解答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问题。

对于经济困难或特殊群体，“公益普法热线”的值班律师团将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帮助他们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经过抽签决定，杨在明律师团队将开始第二阶段的值班计划，值班时间为3月15日—3月28日。

公众可将自己的法律诉求发至指定邮箱（邮箱pfrx2025\@163.com），或以短信形式发至值班电话（15510411181），值班律师将认真接收整理相关诉求，做到服务耐心细致、有需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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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本文是被删后，进行修改后再发——日前，，自媒体“涛书评”公布了一份疑似原南阳市委书记朱是西的忏悔书。

在“忏悔书”中，朱是西简单的介绍了自己为升官绞尽脑汁、钻墙打洞，一边求神拜佛，一边四处奔走甚至轻信政治骗子的过程。

事实上，朱是西的经历绝不会是孤例。

翻开众多落马官员的犯罪履历，朱是西不过是当下官场的一个缩影。

关于朱是西，主政南阳前，他曾在驻马店担任市长。两地官场对他评价属于两级分化——有评价其是个做事的官员，但太急功近利，更多的评价则是负面，善于包装自己，善于借助舆论……人前一套人后一套。

根据公开资料，朱是西出生于1966年4月，河南禹州人。他毕业于河南中医学院中医系中医专业。

2011年，朱是西从郑州市二七区委书记任上履新郑州市副市长，后进入省委，担任河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2017年12月，他出任驻马店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次月任驻马店市市长。

朱是西2021年7月开始担任南阳市委书记，直至2024年5月14日任上落马。

实际上在驻马店担任市长期间，朱是西的工作还是可圈可点的：

据公开资料，担任驻马店市市长期间，朱是西数次亲自带队参加招商活动，并开始重点推进驻马店的城建项目。

据悉，小清河公园、练江河公园、开源河带状公园、西班牙小镇等项目，都是朱是西在任期间实施。

不过，按照朱是西事后的“忏悔书”所说，他拼命的工作就是为了“政绩”，就是为了有更多资本进一步升迁。

事实上，为了kpi拼命工作或进一步受重用本无可厚非，但错就错在他不但要当官，更要捞钱。

当然古云“千里当官只为财”，大把大把捞银子的朱是西应该挣了不少钱……这在他“忏悔书”中有部分记载：

如帮人一个忙，就能挣4000万元——估计仅仅这一笔感谢费，比很多上市公司一年的净利润都高。

当权力失去有效监管，就是为所欲为。

2021年7月，朱是西调往南阳市，担任市委书记。

资料显示，地处豫、陕、鄂三省交界之地的南阳，是河南18个市中面积最大、户籍人口最多的城市。

到任次月，朱是西就在南阳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上向全市领导干部接连提出一连串问题，包括“为什么那么多企业对营商环境不满意？”“为什么企业和群众找政府办事这么难？”“营商环境连续排名靠后，是我们笨吗？”……有报道指出，这些问题直击痛点，南阳的营商环境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

按照朱是西“忏悔书”的说法，这一切都是演戏。

朱确实是一位好演员。彼时，朱是西又提出坚持“跳起来摘桃子、实事求是走高线”，紧紧抓住项目为支撑，形成重点项目建设的高潮热潮。

在主政南阳近3年的时间里，因一些高调发言与行动，朱是西被称为“网红官员”。

朱是西最出彩一段戏是带着“针头”工作。

2024年初，朱是西带着“针头”开会的一幕也曾引发网络关注。据报道，在出席年初的一次工作会议时，朱是西带着刚输完液的“留置针”亮相。

当时有网友点赞称，“这一幕令人感动，好领导值得我们称赞！”不过，亦有网友表示，“最后别翻车啊！”

演技一直很好的朱是西，这次表演有点“用力过猛”，很快舆论开始质疑不断，尽管彼时当地官方发动众多官媒进行引导，但质疑之声不绝于耳。

实际上，事后称自己是“两面人”的朱是西在当时并不担心，据传，当时他还竟因此被器重自己的领导给予了“表扬”。

但在南阳市主政期间，朱是西确实饱受诟病。例如在南阳财政与经济情况之下，依然不顾实际大搞文旅产业政绩工程，在全市大兴土木，大拆大建。

他主政期间，大兴全市旅游建设之风，结果就是从市到各个县为了政绩强行借债近千亿盲目上马文旅项目，制造天量债务使全市债台高筑。

而轰轰烈烈的大建设与城市发展之下，实则是为了个人仕途而透支了全市未来的财政，让南阳人民与市政背上天价债务的恶行。

朱是西的行为不过是常规操作。放眼望去，朱是西的同道中人可以说数不胜数。

只不过，这次朱是西倒了大霉。按照朱的说法，如果不是乔天军的被抓，他估计很快就能手捧“小金人”，站在万众瞩目的镁光灯下。

据传“南阳乔天军诈骗事件”的“受害者”不止朱是西一个，但公开资料中很难查询到。

据传，另一个卷入此事件的官员河南省南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苌其林——不过上述消息并未被官方证实。

但该事件最终对南阳甚至南阳以外的河南官场产生了冲击。朱是西被查后不久即2024年7月26日，时任南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苌其林也落马了。

苌其林曾任南阳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2023年1月，苌其林当选南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24年7月，苌其林被查。

朱是西被查后的余波，至今还在不断传导。昨天即3月14日，南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高贤信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河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1月，与高贤信同时当选南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正是已经被“双开”的苌其林。

前不久，南阳市卫生健康体育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市疾病预防控制局专职局长韦保娟落马，而被查时，韦保娟在南阳市卫生健康体育委员会副主任这一职位尚未满一年试用期。

据材料显示，2024年2月22日，韦保娟被任命为南阳市卫生健康体育委员会副主任……彼时朱是西还是南阳市委书记。

再往前，南阳市文旅体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刘志华被查。

公开资料显示，南阳文旅体集团有限公司于2021年10月19日成立，为南阳市财政局旗下国有控股企业，主要经营范围包括营业性演出；旅游业务；住宿服务；演出场所经营；餐饮服务；体育竞赛组织等。

这一块正是朱是西主政时最重视的领域，另据河南籍知名媒体人何光伟透露，刘志华是朱是西在河南的“贴身马仔”，被朱是西先带到驻马店再带到南阳。

与刘志华几乎同时落马的还有时任河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书记、厅长张明体。

据资料，张明体曾长期任职南阳市，曾任社旗县县长、县委书记，南阳市副市长，南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南阳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