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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等待判决,命运取决于北京和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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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等待判决,命运取决于北京和特朗普

TIFFANY MAY, DAVID PIERSON
2020年12月,黎智英在获准保释仅数日后便被还押。
2020年12月,黎智英在获准保释仅数日后便被还押。 Yat Kai Yeung/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对香港传媒大亨、著名民主活动人士黎智英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审判于周四结束,但他是否被释放可能更多地取决于政治决定,而不是法律裁决。
这个案件悬而未决的问题与香港的法院是否会判他有罪关系不大——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中,法院几乎总是会做出有罪判决。真正的问题在于,面对外国政府的压力,中国会认为如何才对中国更有利——是将这位直言不讳的出版商继续关押,还是将他释放。
现年77岁的黎智英本周出现在法庭上,经历数年牢狱后,他看起来消瘦而疲惫。自五年前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以平息骚乱以来,他已成为言论自由在香港被压制的一个象征。他的律师周四结束了法律辩论,但由三名国安法官组成的合议庭预计需数月才能作出判决,他可能面临终身监禁。
法官们在周四上午表示“那么我们可以结束了”,并称将“适时”通知各方判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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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始于2023年底的审判进入最后阶段,外交官、记者和黎智英的支持者挤满了法庭,凸显出此案受到的国际关注。法庭工作人员警告旁听席上的民众不要向他表达支持,但当黎智英进入法庭时,许多人仍用手比划出心形手势。美国和黎智英的国籍所属国英国将密切关注判决结果。
进入法庭和离开法庭时,黎智英微笑着向家人和其他支持者挥手。
本月在香港,等待进入法庭旁听黎智英审判的人。
本月在香港,等待进入法庭旁听黎智英审判的人。 Isaac Lawrence/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当局利用《国家安全法》打击了长期以来使香港有别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公民自由,例如集会自由和新闻自由。
曾创办现已停刊的亲民主报纸《苹果日报》的黎智英被控两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检方称他是策划2019年席卷香港的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的“主谋”。
此案引发了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担心长期以独立性为傲的香港法院正面临来自北京越来越大的压力。北京一再明确表示认为他有罪。2020年12月,在他获准保释几天后,香港最高法院下令将他送回监狱,此前中国官方支持的媒体谴责了初审法院的决定。
现在,考虑到香港法院对国家安全案件的定罪率接近100%,他的家人和人脉广泛的支持者把获释的希望寄托在外交斡旋上。
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总统表示将竭尽全力“营救”黎智英,同时承认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恐怕不会太高兴”。
能否通过外交手段促成释放黎智英是对特朗普总统的一个考验。
能否通过外交手段促成释放黎智英是对特朗普总统的一个考验。 Doug Mills/The New York Times
华盛顿无党派组织“捍卫民主基金会”高级中国问题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指出,若北京采取战略考量,释放黎智英将成为“低成本的善意姿态”,有助于维持与华盛顿关系的稳定基调。
然而迄今为止,习近平似乎毫无妥协之意。其政府很可能将黎智英作为典型案例,作为挑战北京权威后果的警示。辛格尔顿预测,在特朗普公开表示将协助黎智英后,习近平将采取“极端路线”,将“本可解决的案件变成白宫的负担,可能令特朗普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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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特朗普政府将贸易稳定置于人权之上。本月,它将与中国的贸易休战延长了三个月,以避免紧张局势升级。
特朗普似乎也在试图降低外界预期,称自己仅承诺向中方提及黎智英案情,且已履行这个承诺。
“令人遗憾的是,人权不再是双边议程的重点。出口管制和工业竞争才是,”辛格尔顿说。“黎智英的案子在道德上是很明确的,但在目前围绕战略技术和关税展开的中美关系中,其政治影响力已趋边缘化。”
2月,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左)等人在日内瓦联合国欧洲总部举行的民主与人权峰会上。
2月,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左)等人在日内瓦联合国欧洲总部举行的民主与人权峰会上。 Salvatore Di Nolfi/EPA, via Shutterstock
2022年黎智英因另一项指控被判五年多监禁后,他的儿子黎崇恩开始游说国际领导人,希望促成父亲的获释。一些律师称,这一判决异常严厉,令黎崇恩对香港法院的独立性产生了怀疑。
“那时我才意识到我父亲永远不会得到公正的审判,”黎崇恩在近期的一次电话采访中说。“我个人认为,通过倡导行动才是让他获释的途径。”
历经三年多羁押——其中大部分时间处于单独监禁,黎智英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他的审判多次延期,最近一次是因律师称其出现心悸症状,需佩戴便携式心脏监测仪。黎智英还患有糖尿病,他的体重明显减轻,与他的仰慕者和反对者都会使用的绰号“肥佬黎”相去甚远。
香港政府谴责其所称的“外部势力和反华媒体”就黎智英案所发表的“诽谤言论”是对司法程序的干涉。政府表示,法律程序正在依法处理,在其惩教设施内羁管的人员均得到了医疗支持,此外是黎智英本人要求单独监禁。黎智英在香港的代表律师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2023年,黎智英在狱中锻炼后。
2023年,黎智英在狱中锻炼后。 Louise Delmotte/Associated Press
在法庭上,检方的重点是黎智英与美国政界人士的会面、他与官员的通信,以及他在接受新闻媒体或社交媒体采访时表达的观点。
黎智英否认了这些指控,并在长达50多天的庭审中表示他没有向任何海外人士寻求政治上的帮助,只是要求他们支持香港。他的律师在结案时辩称,支持言论自由,或向政府施加压力希望其改变政策,这些都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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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另外还面临一项串谋在《苹果日报》上发布煽动性材料的控罪。在证人席上,他为自己经营报纸的初衷进行辩护,称该出版物反映了香港人民的价值观。黎智英说:“我所做的,只是为了举起现实的火炬。”
一些观察家指出,有罪判决可能反而为北京打开一个窗口,使其可以考虑以医疗为由释放黎智英。
“一旦香港政府和北京拿到有罪判决,他们可能会感到有更多余地,允许黎智英以医疗假释的形式离开香港,”乔治城大学亚洲法律中心执行主任托马斯·E·凯洛格说。“归根结底,任何关于人道主义假释的决定都必须来自北京,而且很可能来自习近平本人”。
过去,中国政府偶尔也会对人权方面的外交压力作出回应。2018年,在德国外交官的游说和时任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的亲自干预下,中国允许民运活动人士、作家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以医疗为由前往柏林。刘霞当时已在家中被软禁多年,尽管从未被指控犯罪。
黎崇恩表示,他最担心的是父亲在狱中去世。他说,特朗普最近的言论“给了我们希望,他有一天会获得自由”。

Tiffany May是时报驻香港记者,报道香港和更广泛地区的政治、商业和文化议题。

David Pierson报道中国外交政策和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与文化交互。他从事新闻工作已超过20年。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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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显示无人机在中国洪水中救出被困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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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显示无人机在中国洪水中救出被困男子

TIFFANY MAY, JIAWEI WANG
在中国南方,一名无人机操作员在为受洪水影响的村民转运财物时,发现一名男子困在屋顶。他告诉国家媒体中央电视台,当时洪水已经到了危险的程度,所以他用无人机把这名男子吊起,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这段在社交媒体上广为传播的视频显示,在广西一片浊浪翻滚的洪涝区域,这名男子吊挂在与无人机相连的长绳上,随后无人机将他放在一条道路上。
这次救援的发生与其说是有意为之,不如说是机缘巧合。央视报道称,这架无人机的主人赖忠新通常用它来喷洒肥料和运输建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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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周,中国南部和西南部地区遭受暴雨袭击,无人机成为了救灾工具。由于极端天气引发了大规模疏散和紧急警报,无人机吊着装满救灾物资的大帆布袋,飞越洪水和交通堵塞的道路。无人机还向淤泥覆盖的农田喷洒消毒剂。
北京从事空中出行咨询的德奥普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刘勇把营救这名男子比作在没有其他工具的情况下,在火灾中用挖掘机救人。
“通常情况下,人们不允许使用农用无人机将人悬在半空中,”他说。“但在紧急情况下,如果有人即将溺水,法律就会忽视这一点。”
“开发专门用于救援人员的无人机绝对是一个值得发展的领域,”他还说。“很多业内人士已经在尝试了。”
上周,南方城市深圳的消防队员进行了一次演习,他们使用无人机在一座玻璃摩天大楼上下飞行,喷射水柱。
无人机已经在深圳等城市广泛用于外卖和快递。今年3月,中国民用航空局批准亿航智能和合肥合翼航空两家公司开展商用载人无人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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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李强总理将“低空经济”(指该技术在1000米以下空域的应用)确定为国家重点工作以来,无人机的作用变得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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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曾因参加香港抗议活动入狱,至今仍被困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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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曾因参加香港抗议活动入狱,至今仍被困在原地

TIFFANY MAY
陈枳森曾因参与学生政治团体的活动被当局根据国家安全法逮捕,当时他20岁。
陈枳森曾因参与学生政治团体的活动被当局根据国家安全法逮捕,当时他20岁。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一个是蹲在雨伞后躲避橡皮子弹的软件工程专业学生​,一个是与其他民主抗议者一起游行的社工,还有一个是向行人分发传单、发表演讲的学生。
他们三人都是香港2019年爆发的抗议活动的参加者,都曾对更多的民主抱有希望。但这场运动最终遭到镇压,他们和许多人一样,被逮捕、判刑,送进了监狱。
那些以和平的大规模集会开始的抗议活动持续了几个月,但随着警方用武力回应,抗议活动有时也变得暴力。抗议活动期间有近1万人被逮捕,其中近四分之一的人被判有罪,罪行包括暴乱和危害国家安全。
香港2019年夏天的民主抗议活动吸引了很多民众参加。
香港2019年夏天的民主抗议活动吸引了很多民众参加。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中国从五年前开始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对香港进行镇压,平息了那些抗议活动,实际上用法律禁止了公开发表异见。许多参加过抗议活动的人已移居海外,或回到了他们以前的生活。
但重返正常生活对那些留有案底的人来说并不容易。他们中有些人发现自己被以前的职业拒之门外,还有些人因为同龄人已迈入新生活,而感到自己被困在了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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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他们中的三个人的故事:
职业受阻
社工阿枫(她要求本文只用她的部分名字)是在一次基本和平的街头抗议活动中被捕的。她因暴乱罪而获刑入狱,导致她五年的职业生涯就此中断。
由于父亲癌症恶化,身陷囹圄也让她遭受了其他苦难。监狱只允许她或在父亲临终前见一面,或去参加他的葬礼。她选择了去医院探视父亲,但只获准停留十分钟。父亲想伸手摸摸她戴着手铐的手时,警察不允许接触,并将她带走。
尽管拥有多年工作经验和硕士学位,阿枫一直不能重新获得继续从事社会工作的执照。
尽管拥有多年工作经验和硕士学位,阿枫一直不能重新获得继续从事社会工作的执照。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她曾在狱中和获释后申请复发社工执照,尽管有以前的教授和同事的推荐,但均被拒绝。
“我觉得我承担了我的责任,”她说。“我现在想move on(重新开始),重新投入社会。”
她目前在一家豪华酒店当礼宾员,但表示会继续申请社工执照。虽然很多朋友都移民了,但阿枫决心留下来。她不后悔。
“我对香港有很深的感情,”她说。“希望有一天它可以变好,可以好一点。”
失去的机会
陈枳森被捕入狱时年仅20岁,罪名是串谋煽动颠覆罪。他曾是一个学生团体的负责人,该团体引起当局的注意是因为他们在街头摆摊散发传单,警告人们,政府用来追踪新冠病毒接触者的手机应用程序可能被用于监控。
出狱后,他一直在试图弥补狱中失去的两年时间。
一些过去的朋友与他刻意保持距离。一名曾有加入公务员队伍计划的朋友给他发过短信,但没有与他见面的打算。最终,他们停止了联系。
许多曾与他一起争取民主的同龄人都已开始关心别的事情。在高中同学聚会时,昔日的同窗讨论买房子、生孩子的计划时,他只能沉默不语。
陈枳森一直试图弥补在狱中失去的两年,但因为朋友们开始关心别的事情,他觉得自己被甩在了后面。
陈枳森一直试图弥补在狱中失去的两年,但因为朋友们开始关心别的事情,他觉得自己被甩在了后面。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他们都完成degree(学位),做到他们想成为的人。但好像我无法成为我想成为的人,”陈先生说。
为了攒钱继续深造,他打过各种各样的零工,当过搬运工、餐馆服务员,还当过视频编辑师。他还拿了建筑工人执照,以备大学因案底而拒绝录取他时,能有一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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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现在正在攻读媒体与文化方向的学位,希望用制作视频和纪录片的方式来见证这座城市的变迁。“我可以让人们看到我眼中的香港,”他说。
不得不沉默
软件工程专业毕业的崔先生出狱后,发现香港已变得与他记忆中的样子大不相同。
崔先生要求本文只给出他的姓。他因暴乱罪入狱近两年半。获释后,他最初曾想公开揭露监狱中的恶劣条件,但朋友们警告他不要那么做。
让他感到沮丧的是,许多曾和他一起抗议的人似乎已搁置了政治理想,甚至频繁往返内地工作旅游。
让崔先生感到沮丧的是,许多曾和他一起抗议的人似乎搁置了当初的政治理想。但在不再容忍异见的香港,他也学会了开始自我审查。
让崔先生感到沮丧的是,许多曾和他一起抗议的人似乎搁置了当初的政治理想。但在不再容忍异见的香港,他也学会了开始自我审查。 Billy H.C. Kwo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他在一家私营大公司找到了一份当系统管理员的初级工作。他还竭力向新同事隐瞒服刑经历。
但每当办公室里有人讨论那些在他入狱期间流行起来的电影和歌曲时,他会感到格格不入。同事将苦差事与监狱生活作比较的玩笑也让他笑不起来。他还学会了避开某些话题,比如他为什么不去内地,或为什么不用微信等中国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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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在与他人聊天时会自我审查,并开始警告其他朋友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要谨慎。
“我们都已学会了如何在红线内跳舞,”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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